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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8
星期六(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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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8年11月8日] 版次：[AA02] 版名：[社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08年，世界一片喧嚣。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那是风雪的声音，在新年的天空呼啸；那是火车的声音，在冰冻的铁轨上滑过；那是民工的声音，在拥挤的火车站焦虑；那是军人的声音，在滑坡的公路上抢险…… 那是地震的声音，在午后的大地轰鸣；那是灾民的声音，在垮塌的房屋中哭泣；那是父母的声音，在教室的废墟上呼唤；那是总理的声音，在瓦砾的缝隙中穿行；那是志愿者的声音，在爱的心扉颤动…… 那是奥运的声音，在古老的北京响起；那是火炬的声音，在潮湿的风中燃烧；那是古缶的声音，在奢华的展演中开幕；那是加油的声音，在斑驳的赛场上呐喊；那是金牌的声音，在激动的泪光中闪耀…… 那是华尔街的声音，在银行的倒闭中惊叫；那是股票的声音，在疯狂的下跌中嘶吼；那是房市的声音，在转折的路口彷徨；...... 2008-9-20
星期六(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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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同性恋社群浮出水面并走向组织化的艰难进程与现实乱象
北京，位于二环附近的一套复式楼内，灯光是橘黄色的，一对年轻的Gay（男同性恋者）刚刚在这里举办了婚礼，宾客的祝福还贴在墙上。来自美国的两位市长赶来参加庆典。西好莱坞市市长JohnDuran带去了他相恋九年的男友，他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John拍着男友的肩膀说，“九年以来，我们有时候吵架，有时候争论，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同意对方，但是我们的爱让我们每天在一起。”他希望今晚的新人也能相伴到永远。 不过，除了追求自身幸福、平等（比如同性婚姻）的权利，中国同性恋社群组织化也日益明显，并且将成为此后的主题。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推测，中国同性恋者人口数量为3600万-4800万，“互联网把他们推到现实中并组织起来，”中国知名的同性恋网站爱白网负责人冰蓝说，“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而艾滋病干预专家、马丁奖得主张北川教授介绍说，“现实中，同性恋社群组织数量也非常庞大。打着艾滋病防治旗号做事的各地同性恋志愿者小组，就有300多家”。20年前，他开始了中国第一部全面探讨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同性爱》的写作。 今年7月，张北川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MSM（男男性行为）社群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研讨会。全国100多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碰头，性情高涨，并商议成立一个制度化的联盟，“用来分享社区工作经验、协调志愿者小组之间日益锐化的矛盾。” “这是中国同性恋社群从匿名的虚拟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进程，”张北川说，编织于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网络已经浮现。 然而，对于另外一些清楚中国同性恋社群发展历史的人士来说，则有了一份担忧。 1.启蒙时代的地下活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点”的活动星罗棋布。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 “中国同性恋的社群形态始于‘文革’。一切正常的伦理秩序破坏了，熟人之间不可信任，转而到陌生人中间去，于是同性恋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隐秘活动出口———公共浴池、公厕、公园、公共阅报栏、公共车站等。随着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种类型的户外场所，很快成为约定俗成的同性性活动基地，俗称为‘点’。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点’的活动便星罗棋布了。” 58岁的童戈坐在家中，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天津，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条长达10多公里的同性恋者聚会线路，他说，“沿着海河两边，从下游的刘庄浮桥一直溯游而上，到上游的金刚公园，两边所有的公厕和在延伸线以外的公厕、公园都是他们的聚集点。” 童戈是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早期，他以“童戈”为笔名写同性恋小说。2004年之后，因为不想做“被人研究的小白鼠”，转而研究“自己”。当两本厚厚的专著《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和《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出版后，他成了同性恋社群的专家学者。 他观察到，当时在一些大中城市的中心区域，“点”的分布已非常密集，成为城市中同性性活动的主要场所。以北京为例：从北京站出发，再往前———崇文门三角地，再往前———台基厂，再往前———贵宾楼，再往前———南十字，再往前———到了天安门，其东西两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正是著名的“东宫西宫”（因一部由王小波编剧，张元执导的同名同性恋题材影片而出名）。然而路线并不到此为止，直拐往前走，前门过去，还有一个大花坛。这方圆一公里内，到处可觅同性恋的聚会场所。 相对于民间“点”的蓬勃发展，学界尚在启蒙当中。80年代以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概念，同性性行为，在法律上仍归属“流氓罪”。而此时，经历过“文革”的一些知识青年重新走入学界后，试图用科学的角度探索社会问题。 1989年，国内发生了几件事情：在上海，社会学家刘达临启动了对中国20000人的性文明调查，其中涉及到部分同性恋者；在北京，从美国回来后的李银河把“性别和性”作为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按照她的说法，是因为好奇心，继而与她的丈夫、著名作家王小波合作开始了对同性恋的调查；在青岛，40岁的皮肤科大夫张北川也开始了《同性爱》的写作。 这些表面看似孤立的事情，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方向———同性恋。 2.隐蔽“同志”破茧见光 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建立，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与两位社会学家不同，张北川进入同性恋研究领域是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按照他的说法，1988年，他在医学院的启蒙老师因同性恋身份暴露，招来诸多批判。当日他目睹了“这位优秀的老教授在楼顶上嚎啕大哭，一度想跳楼自杀后”，决定用科学寻找答案。1994年出版的《同性爱》则奠定了中国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理论基础。 8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记者在张北川位于青岛黄台路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老教授———秦士德先生。秦教授已经70多岁了，他的同性伴侣也在4年前去世，往事重提，老人倒是十分豁达和从容。一位记者问道，“秦老师，你一生过得幸福吗？”他回答说，“我是幸福的，我的一生是按着我的意愿生活。” 然而，在1997年的中国，还没有一个同性恋者敢站出来说，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当年夏天，几个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中国和外国男女同性恋者开会讨论建立了“BP机同志热线”，这是中国第一条同志热线，它的作用就是告诉隐蔽中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1998年，热线号码在广州《希望》杂志上公布之后，一张面向全国同性恋者之间的网络始见雏形。 而张北川创办的以同性恋人群为目标人群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也开始运作，并于第二年年初正式发行。从最初的几千册到如今的近2万册，涵盖了全国53个城市的同性恋者人群、2000多个个人、部分学者和媒体。这为日后形成的数量庞杂的志愿者小组夯实了基础。 这一年，大洋彼岸的英国银行家马丁·哥顿开始对张北川捐赠。而当时这位皮肤科大夫却战战兢兢将钱存起来，不敢动用一分一毫。直到2002年，他用这些钱，资助全国各省会城市有“公益心、愿意干事的Gay”成立了15个志愿者小组。在中国同性恋社群中，这也是比较认可的早期的同性社区网络。 “实际上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是功不可没的，”张北川说，“这个人叫陈秉中，是原中国健康研究所的所长，原来是卫生部的一个副司长，他挑起了一杆旗。” 翻阅历史，陈秉中也是被现在社会所忘却的一个人。1992年11月22日下午，他在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男人的世界”文化沙龙。在体制内，这是最早也是最大胆的举动。 1993年，在他主编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上，陈秉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文章，在中国第一个提出有关同性恋人权的保障问题。 文章发表后，当年8月20日，59岁的陈秉中接到了卫生部下达的退休决定书。紧接着，中国健康研究所又接到上级命令，向全国各地发函紧急回收刊登“同性恋”文章的第8期杂志。 在陈秉中离开岗位的第二天，他“最重要”的下属———万延海也被勒令搬离宿舍。这位年轻的体制内的医生，离开之后，在磕磕碰碰中，创办了北京爱知行项目。并利用从媒体朋友那里得来的信息，做成简报，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同性恋聚集地分发，最终建立起了自己的同性恋志愿者网络。 第二年，当张北川的专著《同性爱》出版后，他们碰头了，万延海感慨说，如果这本书早一年出来该多好啊。因为在当时，他们还找不到同性恋的理论依据。 “这也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同性恋话题还是个禁区，”现在的万延海，已经是中国同性恋社区里的知名人物。由他创办的北京爱知行项目，在很长的一段历史里，和张北川的《朋友通信》项目，相互辉映，一直是中国同性恋运动中的中坚力量。顺着这两股力量，其间蔓延了中国早期更多的同性恋志愿者小组。 而随着更多资源的注入和志愿者小组的兴起，他们之间也陷入了由合作到分歧乃至龃龉的乱局中。 3.同性恋社群初现端倪 1999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比这早一年，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秘密召开 接下来，艾滋病的蔓延，打破了政府与同性恋社区之间的壁垒，并最终将他们纳入到整个艾滋病防控体系当中。 1989年，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即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另据卫生部门报告，至1996年底，北京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48%是与男人有过性交关系的男人。1998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已有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约3340万人。据卫生部门公布，中国国内的携带者已达30万-40万人以上。 张北川记忆中，政府第一次把目光投向同性恋社群，是在1998年12月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艾滋病干预措施（国际）研讨会上。他受邀做了关于Gay的发言，来自天津的童戈则在那次会议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事情又基本上处于一个静止状态。 直到1999年第131届香山科学会议召开。这是由科技部（原国家科委）在1993年创办的一个“研究前沿问题”的制度性会议，所谓制度性，即在香山饭店设一个常设机构。由数名中国科学院的教授负责，并记录每次会议。通过他们的侧面观察，给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形成一份报告。 张北川和来自青岛的“同性恋者”代表在会议上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由童戈等人起草的《我们的希望与期待》提交到卫生部部长手中，这是第一份让政府承认同性恋社群在预防艾滋病中作为志愿者的文件。 香山科学会议，为政府和同性恋社群提供了沟通的渠道，鲜为人知的是，比这早一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同性恋社群开始走进现实。1998年秋天，北京同性恋者热线秘密组织召开了全国同性恋社群会议，会址是在香山大觉寺内。 参与并组织了这次会议的甄理回忆说，“香山大觉寺会议的背后，是两个香港人———周华山和卢健雄的身影。” 在“万马齐喑”年代，香港始终是内地“同性恋者”遥望的“圣地”。“同志”用于称呼同性恋者正是从香港传进来的。1998年和1999年，香港同性恋社团召开的两届全球华人同志大会，已经出现了内地同性恋代表的身影。甄理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同性恋社群最为活跃。周华山和卢健雄两人功不可没。 这年秋天，周华山和卢健雄联系上“BP机同志热线”，通过热线早年铺开的网络，召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位同性恋者，在北京香山大觉寺召开了秘密会议，分享香港的同性恋社区发动经验。而至今活跃在同性恋社区的，有相当部分人曾参与过这次会议。 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是：此时，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酒吧、歌舞厅的出现，丰富并冲击了“点”的形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告诉记者，他和“同志”们，以约定聚会的方式，逐渐将一些酒吧占据，最终形成了著名的“同志”酒吧。比如三里屯的“CityBar”和“HalfandHalf”。 4.“点”之后的网络时代 “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使中国同性恋社群呼之欲出的，是互联网开始进入了这个最为古老的文明大国。 1998年8月，北京同性恋社群尚在萌芽中，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24岁的英语毕业生诺哲在网络上建立起第一个“同志”虚拟社区。此时，他已经“忍受了一年多9.6k的拨号上网网速”。 这个名叫“广州同志”（www.gztz.org）的网站，首先改变了同性恋者们躲在公园的阴暗处徘徊的习惯，它让同性恋者之间的交往，变得如此便捷，又可以真心坦露。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联系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同性恋者们”。 这也让“点”作为同性恋主要聚会地的功能开始衰退。到今天，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的“同志”来说，互联网成为他们最主要的聚集场所。 通过网络、电子邮件和公告板，中国同性恋者可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交流和联系。当网络进一步发展时，一个新生的同性恋群体开始出现了。 到2001年11月，万延海在北京召开“中国首届同性恋者网站和艾滋病教育研讨会”时，中国同性恋者网站数量增到了250多家。这期间的同性恋者网站为其访客提供了极为详尽的同性恋生活指导。“交友是这个社群最大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诺哲说，网站中的交友专栏，永远是最火的栏目之一。 1999年初，一对同性恋恋人大K小K在厦门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站，并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爱情白皮书（简称爱白网）。这个网站到后来改变了中国同性恋者网站单一的形态。 起初，他们的内容类似现在的80后们热衷的博文，充斥着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即便这样，大K小K的爱情还是让旁人羡慕不已，他们那时已经通过了双方家长的认可，并住在一起。 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追随者，一年之后，两人移民加拿大，爱情白皮书交由志愿者们维系下去。 大K小K的故事，在同性恋社群里，有着神话般色彩；而爱情白皮书则开始转型，在现实空间里为同性恋社群文化和公民意识积极倡导。 “除了交友，谈情感，同性恋社群还应该有所作为，”爱白网现在的负责人冰蓝说。这个夏天，奥运会各种赛事正在进行时，他坐在冷清的人民大学校园的一套房间里，那是2005年11月成立的爱白北京“同志”图书室。在这里，存放了他们收集和整理的同志相关的图书资料和历史档案。 “青年同志是中国‘同志’运动的中坚力量，”冰蓝说，基于此，2006年成立的爱白成都青年“同志”活动中心，为成都及周边地区的青年“同志”（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大学生）提供了自我民主管理、锻炼志愿者能力和领导技巧的空间。 毫无疑问，年轻的“同志”更富有激情，一名从新疆大学退学到北京发展的拉拉（女同性恋者）白咏冰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为同性恋者们组织一次公开的大型活动。 除此之外，爱白之所以有如此倡导，是因为看到了在互联网这张无形的网的背后，一张有形的同性恋社群间的组织化趋势。 冰蓝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同性恋者网站只有10多家，但到2002年已激增至300多家，加上近年博客、QQ的兴起，内地同性恋者网络组织的数量已难以估计。” 在天津，记者找到了这张网的一种组织方式。这是在一个生活气息极为浓厚的大型小区内，天津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协调人嘎嘎坐在一台电脑前，为记者展示了网络在同性恋社群中更为广阔的前景。他点开聊天室，屏幕上顿时被密密麻麻的头像占据了。“700多人的聊天室”，或许在现实中，召开这样的大会也罕见。 如果仅仅是想找陌生人说说话，或许跟普通聊天室没什么两样。在这个屏幕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以看到主持人和演讲者在台上发言，同时，任何一个人想要发言的，镜头一切换，台下的都是你的观众了。这个聊天室从2005年开通至今，曾邀请过张北川、童戈等人同各地同性恋者互动交流。 目前，这个网络正在复制，它的开发商———DOSHOW公司营销经理林蓉告诉记者，通过与深蓝志愿者工作组合作，他们将面向全国各地的同性恋社群组织免费开放若干60人房间使用权，并视情况免费升级100/150/300人空间，以推广同性恋者NGO组织公益工作的开展。 “不久的将来，就可以把各地的同性恋组织都组织起来，形成一张大网络，”嘎嘎强调了“组织”这个词，并认为十分可行。 他说，“试想吧，坐在电脑屏幕前，你会看到一张无形的网，它的末端，是每一个同性恋者。” 5.防艾大旗下的志愿小组 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现实中则更为混乱。 政府的试水和观望，在2005年之后终于行动起来。一般的说法认为，中国在1997年取消了“流氓罪”，又于2001年将同性恋从“性变态”中剔除出去，这使得官方与民间社团之间有了合作的基础。 张北川回忆说，2005年11月，由中国疾控出面，召开香河会议。与会的各个省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带着各省的Gay参与会议。这种联席会议之前也召开过几次。 事实上，一个更大背景是，此时，各种用于艾滋病干预项目的国际基金进入了中国。 2002年，中英项目的启动，使得各地志愿者小组日益增多。而在2005年之后，随着第一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进入，一夜之间，中国的同性恋志愿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这些志愿者小组全都汇聚在防控艾滋病这杆大旗之下。 “初步统计，中国目前应该有300多家志愿者小组，”张北川说，“全球基金到今年已经是第六轮了，盖茨基金也开始进入了中国，这些基金都是通过政府部门，比如各地疾控中心（CDC）以及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再分配到各个志愿者小组。” CDC和志愿者小组之间，有着复杂而纠葛的关系。“CDC是通过志愿者小组来开展工作，有些是招募当地已经成立的志愿者组织，有的则是CDC自己成立了志愿者小组，”嘎嘎说，“比如天津，几年前，天津同性恋志愿者组织只有深蓝和另外一个同性恋者网站，到今年第六轮全球基金进入后，则一夜之间冒出了10多家。” 与张北川《朋友通信》项目组资助的志愿者小组不同，基金之下应运而生的小组，目标明确———采集各地CDC需要的数据。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发放避孕套和动员MSM（男男性行为）人群前来抽血检测。检验结果可以显示艾滋病在某个区域的大体情况。 “操作方式很简单，只要你拉到一个人去抽血检验，被检验人可以得相应的报酬，而志愿者小组也可以得到其中提成。”爱白成都青年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江华医生说，“这样做的后果变成在买卖一种标本，同一个人可以重复或者到不同检测点来抽血，重复采量得到的数据是不真实的，等于在造假。” 在过去的几年，成都爱白青年同性恋者活动中心几乎是唯一不参与MSM人群检测的组织，“没办法来保证咨询的质量，盲目推行的话，将是一个灾难。”江华说。 灾难的预兆在重庆已经发生。重庆彩虹志愿者小组负责人周生健向记者证实，2007年重庆MSM人群HIV感染者的检出率为14%，今年实际上还会更多，而成都也超过了10%. 在离开重庆时，一位正在读研究生的Gay（男同性恋者）拉着记者的手说，“拜托你一定要呼吁，已经很严重了，其实我是知道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有人得那种病 200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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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7月的北京是个闲散的季节，时间飞快，这次过来，又是十分无趣的题目。好在有一帮故友，早些日子，从飞飞家里搬出来，见了丰兄，原来也住通州，跟喻尘子做了邻居。吉吉还是很充实的样子，他说最近要回南京，辗转了一圈，还是选择了安定。回宾馆的路上，总念及他MSN中那句签名：为了常相聚首的到来。果真如此，他也遂愿了。
和易老师上次见面，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亮亮说那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仨，飞飞、亮亮和我，飞飞正准备写一本书，送给邓影三小MM，向来吝啬的东家《凤凰周刊》居然恩准了他两个月假期；亮亮从四川回来得到了《财经》的褒奖。相比他们此起彼伏的现状，易老师是有心事的。因为他们杂志社内部的事，也不好多问。“千万不要和利益集团扯上瓜葛，几年以后，你们会发现，现在的成绩是不值一提的。”当晚叙谈记住了易老师的告诫。 昨晚昌平请客，还有亮亮，饭后又会了新J报核心报道的上上下下。昌平BLGO里贴了一份《中国网络监控与反监控年度报告（2007）》，席间问起是否还有剩余，他说已经全了。但总感觉意犹未尽。突然想起几年前看过《纽约时报》的一篇译文。是对这份报告的故事化讲述。 As Chinese Students Go Online, Little Sister Is Watching  你的小姐妹正在监视你 By HOWARD W. FRENCH 纽约时报，5月9日 在她的同学口中，胡莹莹（音译）是个典型的大学生，普通的衣着，活泼的笑容，如果不是走起路来有点蹦蹦跳跳，那就断然无疑是个普通学生。 而对于胡本人，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的二年级生而言，由于她所选择的生活，被人认为普普通通是再好不过了。每周她经常需要在校园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堆满电脑的办公室中花费数个小时，在那里她帮助学校监控校园论坛——而她的同学从未怀疑过她。 有一次在网上，根据老师和学长的建议，她开启了一个政治正确而且无害的议题进行讨论。最近，她说在一位教授的授意下，她发起了一个关于什么样的名人能够起到最好的示范作用的话题。， 政治，即使是校园内的政治，也是在大学BBS中被禁止的。胡说她和她的同事们努力控制那些在他们看来消极的讨论，并用他们自己的精心布置的评论来将其引入积极的方向。她说，任何在他们看来攻击性的文字，都会被报告给学校网管处请求删除。 例如，在去年一系列汹涌的反日示威中，网络监视员们介入并冷却了民族主义的热情，鼓励学生减弱对日本的批评。 胡既是网络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警，又是告密者，同时还是讨论时的仲裁者——这一切都不为其同学所知——她事实上已经成了中国巨大的互联网清洁系统中的一小部分。这几年来，中国已经通过它的网络警察——据报道有五万职员在网上监视——封锁网站、清除评论和逮捕那些被视为发表反共反社会言论的人士。 而胡——她是该校新成立的由学生来运作的拥有500名学生的互联网监督队中的一员——则是另一种钳制形式中的一个齿轮：在表面上看来完全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动员起来帮助其完成巨大的网络审查任务的一个环节。 今年四月，这一名为“发扬文明上网的风气”——它也是更为广泛的以“八荣八耻”为标杆的“社会主义道德”运动的一部分——在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开展，以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和政治的控制。 在“文明上网”运动中，网络服务供应商和其他公司被要求清除服务器上那些含攻击性的内容，这类内容从色情到一切带有政治批评或异议的信息。 中国官方称在这次运动中，共有超过2百万张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图片被删除，还有超过600个被认为“不健康的”网络论坛被关闭。 有关针对该运动的评论指出，那些删除行为——被宣传为一种体现公民美德的自愿行为——明显是被迫的，因为没有一家公司希望自己因为落后而被单独揪出来。 由于早在政府最近的这次运动之前，上海师范大学就已经开始了它的野心勃勃的自称为“有害信息防御系统”的互联网审查举措，因此，该大学让自己成为了高校网络审查运动的先锋。 尽管大多数学生丝毫不知道自己学校的这种努力，但上师大已经为几十所高校和教育官员组织研讨会来研究如何控制网络。 然而，学校官员并不热衷于谈论这个项目。“我们的监督体系尚不够成熟，而且因为我们才刚刚起步，所以没有太多可以说的。”该校宣传部的副部长李希萌说，“我们的这个体系也还没有向媒体公布，我们也不想让这个项目被作为新闻报道。” 而在胡看来，她为自己的努力深感自豪，因为她为创建一个“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 “我们不进行控制，但我们真的不想让那些不好的和错误的东西出现在网站上。”她说，“根据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教育体系，我们应该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作为一个学生干部，我应该在其他学生中间起到带头作用，我应当表达我的观点，来坚定我的共产主义信仰。” 全国性的互联网审查运动所要求那些网络公司的只有一点，就是警惕那些在政府看来有害的信息，不要让其出现。而在高校中进行的新的审查运动则更为微妙，有些人可能会说，更为狡猾。 正是在这里，政府可能面临着一个最严重的挑战：如何在一个日渐自由和信息多元的世界中继续引导和控制年轻人的思想。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秘密”。 例如，在该校校园中采访到的许多学生中很少有人知道任何有关这个学生运作的网络监视项目的事情。即便是那些曾经听说过此事的人也从来未曾想到过会有如此之多的学生参与。 “有五百个学生参与，这听上去不可思议。”一个因为害怕受到报复只愿意告诉记者自己姓朱的男生说，“一想到有500个不知姓名的人在网上试图引导你，感觉十分古怪。” 当那些监视者试图在论坛中操控某个讨论时，他们会表现得像个普通的大学生，因为这会让他们具有更高的说服力。 甚至是对于外来者而言根本没有政治性的话题也会引来干涉。例如，最近关于网上销售一盘虐猫录像的讨论升温后，有些人激烈的要求对虐猫者进行惩罚甚至处死，而另一些人则说这盘录像应该销售到日本去，因为他们对变态事物的嗜好。 在这时候，几个监视者加入到讨论之中，开始谈论发展有关处理此类事件的法律条款的需要。 那些监视者们并不认为自己正在对别人的言论进行审查或者控制。在对五个监视者的采访中，每一个人最初都反对所谓他们正在控制言论的观点，甚至偶尔还会谈及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我们的工作包含指导，而非控制。”专业是旅游业的22岁的纪程程（音译）说，“我们的BBS具有官方网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代表了学校。所以，有关政治的议题不应该出现。” 她的同班同学唐国潮（音译）也同意她的话：“BBS就像一个家，在家里，我希望自己的房间干净、明亮，没有垃圾或者危险的东西在里面。” 在过去，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的努力经常在网民们的好奇与创造性面前被击败，那些冲浪者们不断发现聪明的方法来得到那些被禁止的内容，并讨论争议性的话题。 上师大的几个学生说他们也期待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那里。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可能控制网络上的信息。”就读于自动设计系的20岁的纪晓迎（音译）说，“如果你不被允许在这里谈论，你就会跑到另一个地方去谈论，你可以在无数的地方谈论你的观点。绕过防火墙十分容易，任何人只有花费一点点时间搜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008-6-28
星期六(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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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很变态，灰头土脸的老天，嫩的像个少女，掐出了很多雨水。
从四川回来后，不想写稿，不想谈话，不想动身，不想出门，不想睡觉……诸事毋扰。 长满玄机的会议。说了很多话，听了很多八卦、去过好些欢场。只有喝酒的时候，看到了大家满腹悲伤。 不会说话的爱情 周云蓬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没有窗亮着灯 没有人在途中 我们的木床唱起歌儿 说幸福它走了 我最亲爱的妹呀 我最亲爱的姐呀 我最可怜的皇后 我屋旁的小白菜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我们只能在彼此的梦境里 虚幻的徘徊 徘徊在你的未来 徘徊在我的未来 徘徊在水里火里汤里 冒着热气期待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2008-6-12
星期四(Thursday)
晴
        车过什邡后，路边白杨树逶迤而行，村庄隐没其间。一公里处，窥见在茂密枝桠映衬下，几尊佛像兀立在废墟之上，令人震撼。 这是在中国乡村常见的小型庙宇，供奉着观世音、如来佛祖、四大护法以及土地神，这样的布局显然不合乎严格的佛教神明秩序。但并不妨碍此类神邸的兴旺，自此之后，我也留意了地震中的庙宇。在灾区乃至整个中国，庙宇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小到分散在乡村小道间的土地神，甚至一棵苍老阴森的树木下，也有香烛痕迹。 在绵阳灾民营里活动的心理专家告诉我，如何驱散抚慰灾难带给人创伤，宗教信仰堪比心理咨询更有效。而事实恰恰相反，目前尚无数字公布，此次地震损毁了多少庙宇。但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同事曾记录过安县安置点的一名和尚志愿者；在九州体育馆，我也曾碰到过与灾民交谈的尼姑；以及探访医院时，可以一眼识别哪类志愿者是基督教徒。令人侧目的新闻是：在四川汶川大地震重灾区,活跃着一支由10名“药僧”组成特殊的救护队，他们来自河南嵩山少林寺药局。但因信仰带来的心理治疗，至少在此次灾难中，还没有显而易见的例子。 宗教信仰于中国，多参杂功利。古云：仓禀足而知礼节，而神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仓内粮食足可供众辟支佛食用”。以许愿为目的的烧香拜佛尚为多数，以致于在少林寺，一株香可以烧出7000多元的天价。在湖南，一位朋友告诉我，某报社老总每年正月十五，必将驱车衡山南岳大庙，烧香朝拜，风雨无阻，以期来年顺风顺水。 这座庙宇令我震撼，在于它的黄土、废墟、瓦砾、树荫森森，以及在建筑尽毁，神像突立的场景。如果还不够动容，你甚至可以联想到强盛的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时所遗留下来的雅典卫城，如今也是几根石柱兀立在山顶，包括巴特农神庙，也就是女神雅典娜的神邸。 附近村民告诉我，这是04年由当地村民集资修建的。问为什么要修建这么一座庙宇，村民答，此前只是一间小土地神庙，后来香火旺盛，连邻村也来朝拜，于是动资扩建。 我在如来背后找到一块碑文。大多庙宇中都能找到此类功德碑。上书：公元一九九九年五月初八……什邡县灵感寺重建天王殿。捐款人名单篆刻其中。 从碑文意思可以理解为：这是当地灵感寺的一间以供奉天王为主的神殿，也就是展现在我面前，比如手臂残缺或者颜面毁尽的四大护法。但建成之后，却被村民塞进了如来大佛、观世音菩萨、土地神仙等诸多神灵。四大天王反倒成了主殿四壁的看护神。 庙宇一般都设有专门庙祝，地震中不知守庙人安在？ 附近的农户说，早跑了，人都没命了，哪还顾得上神？ 一个有意思的问话是，当我们走出神庙废墟，一名8岁小男孩问道：“你们还信这个呀？” “这是迷信，”小男孩在我们身后说。 这并不妨碍我的一个判断：日后，家园重建，得以喘息的村民，必要修复此间神殿。而地震中，寺庙尽毁，唯存佛像的奇迹，又将为此处神邸增添神灵，香火必将旺盛。 文/图 龙志 2008-5-31
星期六(Saturday)
晴
 车停后,山民们要爬8公里的山路才能到家,途中还遇到余震。滚落的巨石,地面的裂缝,都挡不住回家的路。  夏启华的大儿子在地震中失踪,至今无音讯。回到家后,他和14岁的小儿子忙着搭建新“家”。  天色暗下去,临时垒起来的灶生起了火,废墟中飘出阵阵菜香。 如果可以，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回到从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你家大娃能找到吗？”夏启华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被何庆芳问起。 陈会蓉叹气说，“多半死了，8月份是他17岁生日。” …… 现代社会的一切设施都被地震破坏了：电力、交通和通信。“要赶在雨季之前，把帐篷搭坚固。”夏启华说话时，太阳从他背后升起，照在已倒塌的房屋上。 启程·伤感 5月26日，绵阳九洲体育馆，夏启华的妻子早早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上周，政府号召大家“重建家园”。灾民们陆续返乡，体育馆草地上的帐篷拔除了，二楼安置点也关闭了，原来2万人的安置点目前只有不到8000人。如果可以，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回到从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夏启华走出帐篷，在确信妻子听不到的地方停下，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这是回家前最后一个电话，震区北川的通信信号还没完全恢复，他依然没有打听到儿子的消息。他害怕让妻子知道，每次提起儿子，妻子陈会蓉都会哭得很伤心。但现在，她全部的心思放在收拾行李上，把四床被子和食物叠起，用力挤压，装在布袋里。四个鼓鼓的袋子，是他们所剩无几的全部家当。 地震前，夏启华是北川县景家村村民。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爬上北川县城最高峰，就是他家。他的两个儿子在北川中学读书。 这是汶川地震最惨痛的记忆之一。夏启华赶到现场后，小儿子安然无事，大儿子压在废墟里。夏启华把大儿子掏出来后，送到开往安县医院的车上，然后返身去救其他的孩子———几天后，人们在这些倒塌的教学楼下，挖出了1000多具学生尸体。 夏启华回忆说，儿子的脚踝穿了个洞，神志还很清晰，他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我没事，你快去救救我的同学吧。” 当他从废墟里又掏出七八个学生后，踏过遍布尸体的操场赶到安县，大儿子却不见了。 余震不断，悬在北川县城上空的堰塞湖随时可能决堤，政府通知当地村民全部转移。在逃离震区的队伍中，夏启华带着妻儿走在前面，开始了漫漫的寻子之路。 除了死亡，地震还造成近两万人失踪。安置点到处贴满了让人揪心的名字，起初，他和妻子走遍了绵阳以及各县市所有医院，打过所有亲朋好友的电话，也在网上查询了外地医院公布的伤者名单，始终没有儿子的名字。 各种方法都用尽后，这对父母开始相信，“死的可能性大，10多天没有消息，他17岁了，如果活着，应该会跟我们联系。” 在走出帐篷的刹那，他的妻子略带伤感地说，“我们下山，就是为了寻找娃儿，可现在我们要回去了。” 山路·余震 车子比约定时间晚了近两个钟头，上午11点，夏启华一家三口才挤上这辆车。上面坐了26个乡邻，脚底空间都被衣物和被子占据了，人们坐在包裹上彼此寒暄。几乎每家都有伤亡。 其中一个人问夏启华找到儿子没有？他摇摇头，把头偏向远方，尽量克制复杂的表情。 14岁的少年夏小平依偎在父亲怀里。这次地震令北川几乎失去了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整整一代人。地震带给夏小平的是潜在的阴影，他不敢一个人留在绵阳安置点读书，执意跟着父母要回家。坐在车尾的包裹上，陈会蓉和旁边一个妇女聊天，她脸色蜡黄，已经三天没进米饭。“你家还剩什么？”那名妇女低头问。陈会蓉摇着头说，“不知道。” 路上会经过一些临时安置点，但更多的是损毁的或者已成废墟的房屋，车上的人看到在废墟上翻找东西的身影，仿佛看到了自己。陈会蓉紧紧地抓住包裹的一角，表情严肃。 这一段沉默的旅程在离北川县城10公里外的擂鼓镇结束了，前路不通，车子停下来，山民们要爬8公里的山路才能到家。 夏启华把两个包裹叠加捆在背上，手上还抱着一个。穿过擂鼓镇的时候，他对妻子说，“以后种的萝卜，可能要挑到这里卖了。” 景家村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蔬菜，一直是最好的卖点，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他们坐在三轮摩托车上，半小时可以到北川县城，“清晨5点多出门，上午9点左右就可以回家了。” 如今，北川县城已被地震摧毁，新的建县规划正在启动。在专家提出的几个新址方案中，擂鼓镇被认为是新县城最为理想的备选区。 “那要走好远。”妻子嘀咕一声，拐上了一条进山的小路。接下来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是对人的体能和意志的考验。 一队人低头不语地走着，山体滑坡迹象越来越明显，严重的地方，像是把整个山头的脸撕破了，露出狼牙状的岩石。陈会蓉刚把儿子推上一个道坎，突然间，脚底在颤动，草在转，山抖了起来。“地震！地震！”有人开始尖叫，跌倒。陈会蓉下意识地抱住一棵树，另一只手紧紧地拽住儿子。 几块石头从山坡上滚落下来，掉进更深的树丛中，所幸危机很快就过去了，这样的余震在震区几乎每天都有数次。 “重建家园，首先你要习惯地动山摇。”夏启华回过头，看到妻子和儿子缩成一团，很多人抱头趴在地上。 废墟·搭棚 他们翻过山梁，穿过一块种着玉米的斜坡，看到了倒塌的磨坊，然后是自己的家。 比陈会蓉想象的还要糟糕，屋顶掀翻了，瘫在地上，地面也开裂了。震后连下几场雨，衣服和被褥压在砖石下被泥水浸泡着，屋内几乎没有可取的东西。 一只猫趴在地上，瘦得只剩皮包骨，连叫唤的气力都没有。陈会蓉没心思理它，抢先进屋，“不晓得电视机还是不是好的？” “肯定用不了了。”夏启华踩着碎瓦片说，但他现在要做的是，在夜幕降临之前赶紧搭一座棚屋。 这也是重返家园的灾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汶川地震严重损坏房屋593.25万间、倒塌房屋546.19万间，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而四川灾区帐篷缺口仍达百万以上。 扒开废墟，夏启华找出斧头、锯子和一把锄头，并着手实施搭棚计划。所有原料：木头、钉子和绳子，都来自那两间坍塌的房子。 这时候，邻居开着三轮摩托车，送来了政府分发的物资，包括：每三户人家一捆油布，每人一天一斤米以及相应的植物油和食物。 在简易帐篷的框架搭建出来的同时，一块完整的木板从残垣断壁中清理出来，陈会蓉和儿子还从没有塌陷的卧室里搬出了三条凳子和一张桌子。 夏启华有条不紊地指挥调度着一切，围绕着这个家庭主心骨，一家人很快将棚屋的雏形搭建出来。 在他们劳作的时候，一架悬吊着挖土机的直升飞机从头顶呜呜地飞过，降落在北川县城侧面的山坡上。那里是地震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正以每天涨2米的速度上涨。部队正以最快的速度来挖泄流槽。站在山坡上远眺，北川县城分布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以这个视野来看，即便没发生地震，这也是座危城。山洪、泥石流、塌方随时可能给它致命一击。 但夏启华认为，这座县城才刚刚起步。“去年，有几个外地老板准备在这里修建禹皇庙，路已经修好了，即便村里男女老少都来做工，一年也做不完。”夏启华惋惜地说，“可惜碰到了地震。” 篝火·炊烟 山上夜色来得晚，8点多钟还有光亮。在夜幕降临前，棚屋终于搭好了。陈会蓉从砖瓦里挖出锅子，用石头垒灶的时候，邻居何庆芳从山坡上走来。 这个41岁的农妇刚从绵阳安置点回来，她的两个女儿埋在北川县城废墟下，母亲被石头砸中了椎骨，转往重庆医院治疗，由丈夫照料。“我要回家，去收拾房子，去地里除草。”她坚定地说。 她孤身一人上路。北川县城已经封锁，下车后，她爬了3小时的山路，在薄雾升起的时候打开了家门。家里一片漆黑，屋顶已经被掀翻，4只小猫饿得瘫在废墟上。何庆芳不敢住在家里，她翻上山头，看到了陈会蓉一家。 在这期间，又来了两名妇女，这片山头住了4户人家，全都聚拢起来。妇女们分工协作，有人从废墟里挖出了调料，有人挖出了腊肉。有两个妇女挑着用完的油漆桶，到几里外的山涧挑水。 点燃了篝火，炊烟升起，空气中飘荡米饭香味，“我已经3天没吃米饭了，我不喜欢吃安置点的方便面，味道太难闻了。”陈会蓉说。 夏启华父子在棚屋内驱蚊。一个小时后，返乡的第一顿饭做好了。所有人围在一桌吃饭时，看不出半点悲伤，言语中还带着说笑。 突然一股山风，吹过篝火，妇女们停止了说话，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餐结束。夏启华拿出收音机，那是九洲体育馆的志愿者送给他的。清冷的山中没有信号，只有刺刺的电流音。 夏启华和妻子到倒塌的房子里找垫子的时候，手电筒照到了墙上，那里贴着两个儿子的奖状，其中，大儿子的最多。 “从小学到中学，他一直是班长，成绩很好。”夏启华支开妻子后，回忆起儿子，他说，“我才1.74米，他现在1.76米了。早些年我在外打工做苦力，就是为了供养他们读书、上大学，不要重复我们的路。”夏启华本想找到一张儿子的照片，但寻遍整个废墟堆都没看到，他有些失望地回到帐篷前。 “你家大娃能找到吗？”夏启华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被何庆芳问起。 陈会蓉叹气说，“多半死了，8月份是他17岁生日。” 一阵沉默。 之后，所有人都走进帐篷，4名妇女挤在一张床上，夏启华父子把被子摊在米袋上睡下。妇女们说了一晚上的话，不敢睡去。 天明了，女人们早早起床，在山头燃起了炊烟；夏启华则继续在残垣断壁里扒出木材，搭建帐篷。14岁的少年还在大米上睡觉。 现代社会的一切设施都被地震破坏了：电力、交通和通信，在这里，施展自救显得更艰难，但又那么紧迫。 “要赶在雨季之前，把帐篷搭坚固，过两天，就要去除草了，玉米地里长满了草，不能耽误了农活。”夏启华说话时，太阳从他背后升起，照在已倒塌的房屋上。 本报记者 龙志 发自四川北川 2008-5-27
星期二(Tuesday)
晴
到绵阳第三天，接到编辑部指令，为北川县城写一篇讣闻。 北川坐落在龙门山断裂带上。这条断裂带长500公里、宽70公里。5·12地震中，这座2.2万人口的小城，目前被埋6000多人，已死亡3000多人，伤亡人数过半。全县房屋全部毁损，没有一间可以使用。 当晚，一场里氏6.0级的余震在20公里外的江油爆发，宾馆的床摇得像拨浪鼓，整栋大楼忽左忽右的晃荡，玻璃嘎吱嘎吱作响，绵阳城内喧嚣陡起。“我们赶紧逃吧？”同屋尖叫起来拽醒我，白天采访走了一天山路，困倦无比，实在爬不起来，我眼皮都没眨，“由它去吧。”但对于窗外惊魂甫定的人们来说，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汶川地震以来数千次余震中的一例，地下奔腾的能量尚未释尽。天明，见宾馆的墙体已经开裂，同屋趴在枕头上，昏沉睡去。稍后政府发布消息称，江油余震新增13人死亡1101人受伤。 去北川的路上，公路两侧的油菜和小麦已熟，黄的麦穗在阳光里随风摇曳，阳光和煦而温暖，风景一路逶迤，闭上眼睛，你甚至觉得，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世界那么美好。只是，现在是农忙季节，地里不见一个农民。越逼近县城，越感觉到灾难的残酷。与路上所见的地面裂开，房屋坍塌，巨石挡道相比，在北川县城，之前的一切可谓得到了上帝眷顾。 这是震后第六天，生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微弱，在毁掉的北川城内，废墟下面压着大量尸体，焦糊味的尸臭弥漫在城市上空，恐惧的气息是一点一点的渗透的，不断有小范围疫情的消息传来。道路已经交通管制，穿白色防化服的士兵一车车的拉进去，新街的路口，拉起了警戒线，远远望去，7、8个防化兵在往废墟上喷洒药物。除了瘟疫，危险还来自于县城山顶的水库，地震造成的堰塞湖，悬在县城上空，以每天一米的水位上涨，灾难随时将至。 就在一天前，这里传出消息，山上水库决堤，上万军人和志愿者闻讯紧急撤离县城。一名落伍的同行发现，城内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路边横躺着尸体，跑了两公里才看到我们，他说几乎快要崩溃了。 上午还是大太阳的天，中午阴郁起来，空气沉闷。在北川中学，日本救援队架起切割机，割开陷入地底的教学楼，那里掩埋了上千名学生。活着的已经被传为奇迹，在这里，即便尸体也很难挖掘了。日本救援队专业的机器在几分钟内能将厚厚的天花板切割开来，到傍晚离开时，他们只挖出了14具遗体。 沿着被巨石砸开的山路盘旋而下，同行A君给我不断复述听到的故事，“地震先是上下震动，老师领着学生趴在操场上，之后又是左右摇晃，房子全砸这些孩子身上，接着，山崩了，泥石流呼啸着将一切掩盖。”“奇大无比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一路穿过几栋房子，所到之处，夷为平地，数十个具尸体碾成粉碎。” 北川县是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王的降生之地，自古称为“神禹故里”。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置北川县，唐太宗贞观八年年析北川县地置石泉县，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并北川县入石泉县。1914年，因与陕西省石泉县同名，且彼县设置在先，乃复名北川县。1952年9月，县城由治城迁至曲山。 曲山分别背靠着王家岩和景家山两座大山，县城座落在两山夹缝中狭小地带。这也为倾覆之灾埋下了伏笔。县城以溅江河为界，分为老城和新城。站在仅有的没有破损的北川大酒店前看到，溅水由右向左从公园前转了一个大弯“η”流向了下游。中间被一个约有一百米厚的薄山所阻断，水倒流一两公里再向下游奔去。 为了纪念英雄祖先大禹，北川羌人在万家岩山腰修建了一座大禹庙，终年香火不绝。地震中，王家岩半边山体下滑，冲到了城中央，大禹庙不知所踪。 新街的农业银行，完整的保留了震波经过的痕迹。一楼已经陷入地下，没有坍塌的墙面，像被打破平静的湖面，波纹荡漾在墙上。这是一条地震中尚为全部倒塌的街道，空荡荡的，像是被导弹袭击过，战争刚刚结束，一片死寂。两名穿土黄色衣服的消防志愿者，骑着一辆摩托车，从街道的另一头驶来，在一个商店门口停下来，从东倒西歪的摩托车里选中了一辆女士摩托，“应该能发动，我们捡到了一辆车，”一名消防员说。但机车零件已经震碎，两人捣鼓了几分钟，又在“突突突”的摩托车声里离去。 县城内，依然有在废墟里寻找亲人的家属，只是，他们已经没有了泪水，写在脸上的是无限疲惫和掩饰不掉的绝望。 暮色里走出北川县城，在路上碰到S君，他是第一时间进入现场的记者，但他首先是个救援者，他在第一天从北川中学废墟里扒出了4个学生。他刚从日本救援队抢救现场下来，抱怨说，如果携带先进设备的救援队早一天过来，好多学生可以活命。“6层楼的教学楼全部陷下去，扒开第6层，都是活的；第5层，伤亡半数；3层以下，挖出来的都是尸体了。” 在地震灾区，只要挥手拦车，总有人载你，越野车，救护车上，甚至军警车。时间很晚了，这些基本上没有，我和几个山民爬上一辆三轮摩托，山风很大，路很陡，摩托车躲避着滑石。 回到绵阳，同事告诉我，北川新县城选址规划，已经提前启动。而这座死去的县城，将作为永久的遗址，“警示后人”。写于1995年的《北川县志》记载：北川建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在北川街上，北京奥运会倒计时牌，被永远固定在88天的位置上。 如果新的县志开始编写，开篇必将写道：北川县城，猝于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 2008-5-26
星期一(Monday)
晴
 在去往都江堰的途中，段容脑袋里只有一个词：奶粉。 这是震后第六天，5月17日。数万名士兵、志愿者奔赴灾区。救援不仅包括搜寻生命迹象，同样的，还有为生者提供生活保障。 地震中，段容所在的虹口乡，95%的房屋坍塌，电力、通讯和公路瞬间中断，成了一座孤岛。在政府救援物资没有到达之前，这里进行着相对有效的自救，伤员得到安置，无家可归的人得以容身，食物获得基本保证。 当一名亲戚抱着刚满一岁的孙子请求他找点奶粉时，段容突然想到，村里同样大小的孩子还有20多个。婴儿奶粉和妇女用品已成为救援盲区，在接纳了2万多灾民的绵阳九州体育馆，29岁的江油女警为孤儿喂奶的事迹，在网上广为流传。 19日，中国民政部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前线急需物品最新清单显示，目前灾区除急需药品、食品外，最缺的是婴儿奶粉。 段容决定出去寻找奶粉，他艰难的走在路上。这条路修于2000年，是都江堰－二王庙旅游线的延伸地。路本不长，平常开车只需半个小时，但现在，已被巨石和泥石流斩断。他要翻山越岭，躲避滑石。从乡政府出发，8个小时后，他到达市中心。 “救救孩子！”此时在G213公路上奔走的郑鹤红也这般说道。她是进入北川县城的两名女防护消毒组志愿者之一，脱下防化服后，下午赶回成都。 她要等的是一批刚从1187公里外的广州空运过来的奶粉和纸尿裤，这些婴儿物品由广州妈妈网志愿者捐赠，两位母亲志愿者——Lerer和白雪负责押运。 道路艰险信息难求 与通往灾区的道路一样被堵塞的，还有信息 郑鹤红在14日早上从北京飞到成都，她是天使妈妈基金会的成员，此行目标十分明确——救助灾难中的儿童。 一批价值24万元的奶粉和10几箱药品从捐赠厂家的仓库里装上车后，由两辆箱式小货车直接送往都江堰。 在这天下午，她还去了一趟四川省红十字会，从那里弄到了通行证。里氏8.0级的汶川地震，迄今造成6万余人死亡。彼时，尚有汶川、青川、映绣、阿坝的道路没有打通，震中近10万人的地区仍无任何音讯。通往灾区的高速公路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只有贴着红十字会通行证的救援车辆才被放行。这也显示了，在中国，除了政府部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是吸纳民间捐赠的两个被认可的最主要渠道。 晚上10点，郑鹤红找到都江堰市救灾指挥中心，那里的救援物资堆积如山，工作人员告诉她说，“都江堰的伤员和孩子已经转移出去了，这些物资可能都用不上。” 郑鹤红在不安中将3箱药品留下，又急匆匆赶往下一地：绵阳。 也是在这天上午，最早的一批救援物资到达了虹口乡，在唯一一条艰险的山路上，段容和他的同伴马不停蹄的在当地和外界之间传送鸡毛信。到达的物资包括，“食品、饮用水、药品、防疫药和帐篷”。 但段容心神不宁，站在都江堰新建小学门口，他挨个挨个的揭开盖在小尸体身上的白布，看看有没有6岁的儿子。晚上，他终于收到了妻子的短信，这是一条喜悦的消息：母子平安。 除了死亡，地震带给生者最大的恐惧是音信全无，“你甚至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段容说。 郑鹤红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之所以直奔都江堰，这是地震后她知道为数不多的受灾最严重的城市，这个判断是基于媒体和网络密集的报道和跟贴，她认为，“对于志愿者来说，最匮乏的是来自灾区的信息。”从都江堰出来后，箱式货车凌晨4点到达绵阳。福利院还没有收养地震儿童的迹象，车上的婴儿用品又不知送往何处？郑鹤红决定向设在火炬广场上的绵阳救灾指挥中心求助。 绵阳市红十字会一名唐姓工作人员接待了她，“你们需要什么？”郑鹤红问。 在她向记者的讲述中，这名工作人员是这样回答，“我们什么都缺少，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仓库里吧。” 这名工作人员将她领到仓库前，在那里，郑鹤红看到了的挤满仓库的物资，有的已经堆到了仓库外面，这些物品看起来很随意，甚至没有分类摆放。 郑鹤红在心里想，“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会是什么时候？”继而感到愤怒，她不愿将这批急需用的奶粉和婴儿用品埋在堆积如山的衣物、矿泉水和方便面下面，她决定带走自己的货物。 主要渠道 乡政府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不轻易接受私人的外来救援物资 虹口乡通往都江堰的道路直到19日才被打通，这意味着，在震后7天里，这里都是一座孤岛。 15日傍晚，这个封闭的乡镇发生了状况。有传言说一些村民吃了志愿者送来的馒头后，口吐白沫。他们找到并殴打了这名志愿者，接下来，志愿者被带到乡政府审问了一夜。吃过馒头的村民没有检查出什么不适，志愿者也当众咽下了他送的馒头后，村民才确信是一场误会。 一名副乡长向记者介绍说，这名志愿者其实是成都某搬家公司的工人。 但虹口乡还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不轻易接受私人的外来救援物资，接受的话，一定要登记对方详细地址和身份信息。 虹口乡的救援物资主要渠道和其他受灾地方一样，地震后，四川省设立了6个指挥中心，汇集了四面八方捐献的救灾物品，逐级下拨，负责向所辖的县市调配救灾物资。 都江堰救灾物资调配中心设在一家药业公司里，总指挥姜科向记者介绍了物资的来源和分配。“主要是由设在成都市公安局内的指挥中心调拨。”但每天，来自全国各地运送捐赠物资的车辆络绎不绝。在这里，救灾物品登记处、发放处、贮存区等分布有序。 据姜科介绍，中心实行按需分配，每天由下面各县区上报所需物品单，统计后，再上报上级指挥中心，统一层层拨发。“救灾中，政府是主力，这样的调配方式尽可能确保了物资的去向，”说话时，这名中年官员三天只休息了几个小时。 与物资调配中心相比，郑鹤红选择了另一条渠道，她决定点对点直接将物资发给有需要的灾民。这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分配方式，但很快，她意识到，自己的货物已是杯水车薪，虽然，每天仍有捐赠物资从总部发来。 在10多箱药品和奶粉散发后，郑鹤红报名参加了当地防护消毒组，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北川县城。 段容在得知妻儿安全的消息后，专心致志的传送鸡毛信，从都江堰物质调配中心背来生活物资。17日上午，他从乡政府出来后，被叔叔拦住了，“你能帮我弄到奶粉吗？”望着只有1岁的侄儿，段容才想起，自己每天运送的救援物资中，并没有婴儿的奶粉。 这种情况在灾区不是个别。映秀镇的临时直升机场，一名老人为把自己刚出生20天的孙儿送上飞机，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他对记者说，由于没有母乳，小孩已喝了两天的矿泉水。在都江堰通往映秀的路上，记者遇到抱着婴儿撤离的灾民，这些婴儿都处于饥饿状态。 奶粉问题在都江堰物资调配中心也没有解决，17日，该中心某负责人对采访记者说，现在问题在于信息传递不畅，投递存在盲点，不知需求在哪里，因此在配送比例“非常非常低”。有需求的灾民要及时与乡镇一级物资发放中心联系。该负责人呼吁各地赶赴灾区的志愿者提供相应帮助。 保证效益还是遵守规则 郑鹤红终于和Lerer以及白雪见面了，这批广州发来的物资一共102件，全是纸尿裤和奶粉。 仍然是依据网络和媒体的报道，郑鹤红决定把这批物资运往重灾区映绣镇。之前，从现场发回的信息显示，从映秀镇至汶川的57公里路段损毁非常严重，有多处路面断裂落差达到1至2米。17日，在道路抢通之前，绝大多数村民从水路或者空中撤离出来。 郑鹤红并没有留意到这则消息。奶粉从机场拉回来的日子，正是段容爬了8小时山路，到都江堰买奶粉之时。寻遍整个市区，都没有奶粉的影子，段容焦急万分。 19日，郑鹤红和Lerer押运着货物开进映绣镇。很显然，这不是她们想象中的样子，她们只在山上找到了3个孩子，其中只有1个是哺乳期的婴儿。 留下一箱奶粉和药物食品后，两位母亲志愿者又几乎原封不动的将奶粉拉回成都。捐赠者和需求者失之交臂。 当天，通往虹口的公路打通了，段容和他的乡亲终于等来了奶粉，经媒体呼吁后，得知消息的四川省红十字会运来了一批救援物资，其中包括了奶粉。 “奶粉的问题主要是道路问题，”成都市红十字会秘书长郭勇强据此发表看法。截至5月20日18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地方各级红十字会已接收到来自国内外捐赠的款物达30.29亿元人民币，其中总会12.21亿元，地方各级红十字会18.08亿元。根据目前款物到位情况全国红十字系统已向四川省等“5•12”地震灾区提供价值13.12亿元的救灾援助。 在抗震救灾中，红十字会充当了除政府外最为庞大的捐赠渠道。四川省和成都市红十字会的仓库因为捐赠物资太多均出现了爆棚场景，“飞机场积压了大量货物，火车站也有40车皮，我们的仓库已经满了，”市红十字会物资组的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设在成都双流机场物流港二楼的四川省政府救灾物资接受组某官员说。当源源不断的物资经水陆空运到四川时，政府和红十字会官员都意识到，物流管理，他们并不擅长。 24日，郭勇强告诉记者，他在一天前平息了一件烧饼事件：从山东运来的一吨馕和河南的几车烧饼，堆在仓库里快要变质了。一些志愿者按照规定要求拉到政府的救灾物资仓库，而另一拨志愿者坚决反对。“政府仓库已经堆满了物资，拉到那里的结果只有一个，全都坏掉，”反对者称。 郭勇强说，最后他下令连夜运往灾区。郭所在的成都市红十字会，有政府编制的工作人员有10人，“人手不够，几乎所有事情，都由志愿者具体操办，”他说。 也是当天，更大的争执发生在这里。成都市红十字会押运组一名河南籍退伍军人讲述说，他和同伴上午经过安县彭州等地，发现那里药品和食物奇缺，回来后看到仓库里推满了这些物资，当他们提出运送时，遭到了制止。 “为什么不发放救灾物资？”愤怒的押运组志愿者和仓库看管者发生了冲突。最后，他们强行将物资拖出来，运往灾区。 郭勇强解释说，“在17日之前，红十字会的物资是尽可能的发往基层村落，甚至村民手中，但此后，监察部门开始介入，要求发放物资必须持盖有当地政府公章的信函，发放流程也严厉起来。” “你是要保证效率还是遵守规则？” 针对政府和红十字会救灾物资发放存在的问题，上述四川省政府驻留双流机场的官员评价说。他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反正是本着自己的良心做事。” 坚固的藩篱 当四川省民政厅一名工作人员也在电话里向本报记者抱怨，堆积在仓库的里货物太多了，来不及运往灾区的那天，郑鹤红从映绣镇拉回的奶粉正由白雪接手，送往什坊灾区。 消息看起来很有保证，什坊县委秘书长是白雪几经转折通过朋友联系上的，那边明确的说，缺少妇女用品和奶粉。 在押送途中，白雪发现所有运往平武的物资，都在南坝堆积了，“那边道路非常不好走，司机不愿意往前送，都下到了这里。” 南坝仿佛是一节发放渠道的阑尾，救灾物资，包括婴儿急需的奶粉的渠道堵塞了。“现在的规定是，村里向镇上打报告，镇上向县里打报告，县里向市里，市再向上一级指挥中心要物资，所有手续齐备后，物资调配后，再逐级发放，”这已经从客观上延长了发放时间，下一级的政府更乱，白雪说，比如奶粉，发到婴儿手里，至少也要几天时间。 政府发放物资渠道的不透明和低效率，成为评论者批评的诟病，在绵阳救灾指挥中心，800箱药品堆积在那里好几天，平武县药监局的负责人一直没找到运送的大货车。 消息带回来后，白雪向两家提供运输车辆服务的志愿者团体提请援助，其中一家明确表示成本不合算，拒绝了。另一家答应后，第二天又终止了。“他们反复怀疑平武药监局那名负责人身份，经过确认后，又回到了原先的问题上——为什么政府不派车？” 志愿者强调，这是政府应该作的事。“应该作的事情多着呢？”白雪说，但现在不是抠住这些问题的时候。灾区大批灾民在等着救援物资，这时候应该放下成见，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 “我们有着高度的透明的流程，先进的管理和高效的行动力，”一家联合了100多家NGO团体的机构负责人张国远用来区别自己和官方渠道的不同。 除去政府和红十字会，NGO是救灾物质发放中的一条有效途径，不论是白雪还是张国远，他们都强调，“NGO所作的只是政府没有顾及到或者没来得及看到的地方。救灾主体永远是政府，我们只是补充。” “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比如现在灾区目前急缺的是帐篷，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弄来大量的帐篷，”张国远说，这是船小好掉头的优势。 “汶川急需帐篷，那里的公路还没打通，绕道来回需要4天时间。政府有空军，你们有货物，可不可以拿你们的帐篷交给政府运输，取长补短，对灾民是件很好的事。”5月24日下午，一名志愿者前来游说这个有着庞大资源的NGO组织跟官方合作，但遭到拒绝。 “你们还是去找你们的渠道吧，”张国远起身送客说。 白雪和Lerer也准备离开，她们订了25号下午的机票，飞往广州。筹集过来的救灾物资堆满了宾馆大厅一角，因为调配不到车辆，这些物资只有明天再想办法。“我们也遇到了政府遇到的难题，”白雪说。 “救灾物质发放过程，暴露了官方渠道的不足，同样也展现了NGO和志愿者的诟病，”白雪比喻说，“在双方的藩篱下，通往灾区的奶粉，又耽误了一天。” 本报记者 龙志 2008-5-14
星期三(Wednesday)
晴
 ■告读者书 四川强震，哀鸿遍野，举国同悲。 家园破碎，同胞罹难，何处魂归？ 遇此国殇大难，唯念人力尽赴，分秒必争，救死扶伤，以救灾之作为，且慰亲历者之惨痛、关注者之神伤。 而今总理前线督战，官兵雨夜驰援；又各地捐钱捐物，网络爱心汹涌。不能前往现场搭把手，也为灾民的安危揪心，也为救兵的行进加油。想一想，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有人呼吁，请大家不要再往灾区打进电话，以免阻塞通信网络，致使被困人员无法向外界求救；有人倡议，伤员累累，肯定需要大量血液救治，请大家马上踊跃献血；有人建言，借奥运火炬传递，或默哀、或高举、或缠纱，一路表达举国哀思；有人提出，应当为如此重大灾难，为如此众多死难，降半旗；还有企业，备有各项庆典活动在前，值此凝重时分，表示一切从简…… 虽远在千里之外，亦涌生咫尺之恸。吾国吾民遭此不幸，敝报同仁寝食难安，恨不能化文字为神力，助危难于万一。唯恪守媒体本职，奔走呼号，又或发动员工个体，解囊捐款。除此之外，仍思更多努力，对灾区表意，向死者志哀，为生民祈福。故而读者诸君，今日所见本报，显有不同： 第一，日常彩色报头，今日尽去颜色。去除热烈色调，凸显黑白情景，悼念死者，铭记悲情。 第二，日常发表时评与各类要闻的本报A1叠版面，今日悉数关注灾情。更特别邀请本报众多时评作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留言著辞，共祷天佑吾民。 第三，日常报道娱乐新闻的本报B叠副刊，今日暂停初衷。一则如此生死相关的国难当前，暂以一天为限莫谈闲逸娱情，二则腾出更多版面，报道灾区灾情与救灾进展。 第四，日常承载城市杂志内容的本报D叠，今日暂停。消费资讯，且为我们紧张悲伤的同胞之恸与家国情怀让路。 第五，在今天，每一位在报摊购买本报阅读的读者，也因此而为灾区贡献了一份心力。因为，今日本报所有的零售款，都将作为捐款整体捐献给四川灾区。 在天降大灾举国同悲的时刻，想必有众多的国民与团体，都会选择某一方式以表关注与哀情。南方都市报愿意成为这其中的一员———不仅希望因此而能为远方的苦痛捎去一份轻抚，也是因为在此寒冷中渴求感知彼此扶助的温暖。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因为本报此次变动而受到广告刊发影响的企业，以及那些因为本报此次变动而影响了阅读习惯与阅读期待的读者，是你们的深深理解，乃至不谋而合的意愿与情怀，成全了我们这一次不由自主且不可遏制要为死难者“降半旗”的冲动。 当文章写到收尾，最新的救灾照片从前方发回，那些残垣断壁，那些废墟高垒，那些鲜血淋漓的求生，那些奋不顾身的抢救，那些永无知觉的死者，那些拥在一起的孩子……如果你也觉得鼻头发酸，心头发沉，想要掩面，想要落泪，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心中为他们“降半旗”，在心中为他们做祈祷。本报编辑部  “我是残疾人,请你们帮忙”,北川县城,一位残疾人向路人求援  2008-5-8
星期四(Thursday)
晴
 高中毕业后，直到大二那一年，我们才在5460上注册了班集体。中断了两年的联系陆续又恢复。初次运作，大家都很积极，为拉到更多的人进来，花去大量的电话费和上网时间。得到的回报是，同学录里跟贴火爆；相册里总有新鲜的各式各样的生活照和工作照上传上来，展示了这段时间里，大家都干了些什么。当然，最热衷的还是讨论年底聚会的事。 直观的说，这是中国网络发展最生猛的一两年。我第一次接触网络是在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当时我正在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作准备。那天，我围着县城图书馆落满灰尘的书架，上蹿下跳找寻了一天，看到的都是10多年以前的资料，以及发黄了的老剧照。黄昏的时候，我垂头丧气的回到学校，满脸污垢，没有什么比消息闭塞更让人懊恼的了。 我所在的县城位于湖南境内最南端，与江西接壤，穿插在崎岖的罗霄山脉腹地，再过去就是井冈山。这里曾经是中国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所在的。秋收起义失败后，MAO在这里杀掉了其最信任的团长陈皓，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这场政治斗争后来演绎为“MAO茶陵除奸记”。MAO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从这里实施，并最终得以实现。 1949年MAO取得政权后，再也没来过这里。在他72岁那年，MAO意气风华，重上井冈山。这里并不是他要驻留的地方，因为天色已晚，毕竟年时已高，MAO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在此短暂逗留一宿。来去匆匆，如今在县城的北隅，还保留了MAO的住处。 在MAO夜宿茶陵当天，周恩来第一次到大寨视察；刘少奇正在为全力推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的宣传和试点作批示，将它作为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之一。共和国的三巨头在1965年5月21日这天，展现了三种不同的政治风采，似乎也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理念追求。 第二年，MAO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浩劫长达十年之久。即便MAO时代早已过去，当DENG在1978年提出最终让世人瞩目的“改革开放”时，相比沿海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几年，这里的发展几乎停滞。类似的革命老区，在中国数量庞大，大多分散在偏远的交通不便的地区，当年革命圣火的发源地，如今已是民生艰辛，中央政权望其头疼的边缘化地带。上任县太爷留下的政绩是终于把这个革命老区，申报为国家级贫困县，据说戴上这顶帽子后，中央每年都会拨上百万的扶贫款。 战争对于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已经面目模糊，是非混淆。关于那些大是大非和民族大义，在今天无休止的或左或右纷争中越走越远。1982年出生，我们与父母们没多大差别，与其说对知识的渴求，不如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功利：高考仍是鱼跃龙门的必经之途，但真正能走到这一步，仍是少数。中考后，和我一起考上这所高中的，不到十人。最后上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 但生活中的细微变化还是有的，而且于这些变化中，在今天看来，潜伏了日后发展的各种要素。比如说，不知什么时候起，通往学校的路口出现了一个网吧，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县城第一家。看起来很简陋，门口挂着大大的“网吧”字样，门帘是一层厚厚的紫色的帷幕，屋内遮蔽的严严实实，像极了录像厅，事实上，那里以前就是家录像厅。网络出现之前，相比农村小孩的下河摸鱼，上山掏鸟窝，城里孩子的乐趣并不丰富，除了烈士陵园里的旱冰场和录像厅以外，几乎没什么娱乐场所。而且，那两个地方，早被社会混混占据了。所以在日后的某天，我看到贾樟柯的成名作《小武》时，深以为然。 除了那两个地方，周末基本上无所事事。每天晚上，一大帮衣着怪异叼着香烟的混混，盯着在旱冰场上摔跤的女孩，张口就是一串悠长的呼哨，在古柏森森的陵园里此起彼伏。稍有技术精湛的正派青年登场，马上会招致看不顺眼的围攻。而每家录像厅门外的宣传板上，无不例外用红色粉笔写着大量与“性”相关的撩人字眼，极具挑逗。室内光线昏暗，空气污浊，到处弥漫着烟味，睡眼惺忪的混混们躺在沾满口香糖的椅子上，睡过了一天又一天。总之是，仅有的两个娱乐场所，都成了太保们勾女消遣和惹事生非的乐园。那是让大人们唯恐避让不及，少年又心痒难耐的地方。 如果不是对图书馆彻底绝望，以及对那场考试的向往，我想我与网络的第一次接触至少还要推迟一年。第一次走进网吧，我还带着羞涩，以及对信息匮乏的不好意思。当时我连开机都不会，交了押金后，网管给了我一个串号码，我坐在电脑前，手足无措，为按哪个键开机发愁。后来终于喊来网管，他帮我开机、打开搜索引擎。记不起是百度还是雅虎，那时候，还没有Google中国，李开复还在美国硅谷打工呢。 捣鼓一阵子后，不知道是网管的耐心有限还是网络在中国尚属启蒙，总之我是没有查到想要的信息。之后是一篇空白，拽着鼠标不知道该点哪里，手心沁出了汗。看着旁边玩游戏的小朋友，和趴在昏暗的电脑屏幕前聊天的网虫，由羞辱产生了厌恶，并且以为，大概从今以后，再也不会上该死的网。现在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晚上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多的生活，是我根本未曾想过的。于是，我大所失望并十分心虚的逃回学校，这生平第一次，表现的十足像个二百五。 我在大一的时候申请了一个QQ号，是免费的，而且很容易得手。与同学和朋友的联系不再限于电话和写信，之前的笔友变为网友，也不用每天守在保安处的黑板前看有无我的信件，世界一下子小了起来。 但有些伙伴，即便在网络无孔不入的时代，还是失去了联络，像电波消失了一样。 |
·蚂蚁郭
·梁青年
·红小兵
·许知远
·余华华
·老闺女
·夜房间
·桃花邬
·鱼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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