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九】国家正统(续)

“秦焚书坑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汉室颠覆，三国鼎跱。晋氏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硃氏代唐，四方幅裂，硃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馀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有以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季，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
——战国时期，邹衍根据“五行说”推出了其政治版“五德始终说”，就是朝代更替和五行相生一样，顺序轮流，每个朝代都会对应水木金火土里的一种元素，木德完了，火德继续，以此类推。但是这个玩艺理论上容易推演，一到实际问题就容易乱套，不要说在今天了，就是在汉代，前面也是三皇五帝一大堆，怎么把这五德和他们对应上，是件费脑筋的事，比如像秦帝国，汉代的儒生就不愿意继承他的什么德，而确定周为木德，木生火，汉家是为火德，那秦帝国这样的客观存在怎么办？学者们又发明了“正闰”说，像秦这样时间短、政治上不正确的朝代，这叫“霸而不王”，就干脆归置到“闰位”。比如我D的一至四代煌煌在焉，那么华国锋怎么办，也是放在闰位。
司马光认为“五德始终”说和“正闰”说，要仔细说起来比登上火星的工程都复杂，徒乱人意，是自私狭隘的学说。以前还好办，中国一直是统一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有一个周天子在焉，秦始皇包括王莽同学也是地方政权，而司马光下来面临的是真正分裂的时代，外族扰乱的时代，所以，司马光决定放弃“五德”和“正闰”这样的历史工具，他提出一个大原则，这就是几是不能使九州为一统，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天子”。他把除此之外非大一统帝国的政权存在，都当成“古之列国”，这里也包括外族政权，也就是说像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慕容氏、氐族苻氏、羌族姚氏、匈奴赫连氏等，都应当把当成古代的列国看待。司马光的经验里，没有九州混一的外族政权，比如蒙古创立的元帝国，还有满族创立的清帝国，那么按司马光的定义，蒙元和满清是不是当之无愧的“天子”呢？
中国的历史很复杂，有统一，有分裂，有汉族大一统政权，也有异族大一统政权，有纯粹汉人分裂对峙，也有汉族和其他民族分裂对峙，在民族、文化、地理每一个坐标系下，都会呈现复杂多样的情况。
如果单以汉民族民族主义的立场看，我们中国的历史是被中断过至少两次的，至于被外族入侵，饱受其蹂躏更是不计其数，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五胡乱华，就和日本侵略中国一样，是异族入侵。
如果站在文化的坐标系下，以“中华民族”观照，唐宋元明清是一样的，五胡乱华也可以解读为民族融合的开始，这个角度是以“结果论”看问题，只要最后都服膺我中国文化，华夷之辨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毕竟又生活在新一轮的华夷有别的世界，所以，一味讲结果论，也有汉奸的嫌疑，也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凝聚。我们对古代未民族斗争，采取了阶段论和个案的处理方法，在异族入侵的阶段，反抗入侵的是民族英雄，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比如史可法，包括顾炎武、黄宗羲，也是有民族气节的文人。洪承畴、吴三桂自然就是汉奸；但是当外族在中原建立的帝国稳定下来以后，立场又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会发现，在很多的历史和文学文本里，同样在顺治康熙朝，洪承畴、吴三桂是汉奸，其他和女真人合作的汉人不再是汉奸了。甚至对吴三桂一个人，前期的罪行是汉奸罪，后期当他举起反清旗帜的时候，他的罪名则是对抗中央割据分裂。这种以时间推移改变性质的历史观，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也有经不起推敲的荒谬之处，如果结果是所谓融合，那么当初的反抗和牺牲还有没有价值呢？
我们接受今天民族融合的结果，但是不能忘却过去的对抗和牺牲，也不要回避被征服的屈辱，更不能贬低民族英雄的精神价值。把岳飞、文天祥从教科书删掉适应民族团结的气候是幼稚的，更是短视的。
和大宋帝国并列的有辽国、西夏国等，司马光是不是把他们也当列国待之？宋帝国始终没有混一九州，配不配享有天子的名号呢？
“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拔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馀地丑德齐，莫能相壹，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钧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司马光认为历史的价值是“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他不赞成孔夫子的“春秋笔法”，不赞成把历史写面观念的历史。这一点当然是难能可贵，不过，人往往是这样：宣示自己的观念是一回事，在实践做成什么样子又是一回事。作为历史学家尤其如此：宣布自己客观叙述容易，不在叙述中掺杂自己的立场是很难的。
司马光宣布，他的《资治通鉴》在此以后的纪年，除了晋、隋、唐三个大一统帝国以外，其他分裂时代，“不得不取魏、晋、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那司马光反复声明“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但是，后来朱熹对他“不讲政治”提出了批评。
司马光在最后说：“昭烈之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亦犹宋高祖称楚元王后，南唐烈祖称吴王恪后，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司马光对刘备吹嘘的“中山靖王之后”不感冒，到司马光时代，见过的假冒高贵血统的的人更多了，况且，我们从刘备后来的所作所为看，他也并没有表现出继承光武刘秀遗志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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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八】国家正统（上）
世祖文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左中郎将李伏、太史丞许芝表言：“魏当代汉，见于图纬，其事众甚。”群臣因上表劝王顺天人之望，王不许。
冬，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阳，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改元，大赦。十一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行汉正朔，用天子礼乐；封公四子为列侯。追尊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群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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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汉献帝刘协把江山社稷用禅让的方式献给魏文帝曹丕。曹丕略辞了一下，然后也就笑纳了。红旗落地，江山易色。
前汉、后汉乃至曹魏，夺权的都是内部的同志，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家贼难防，不论官家的还是民间的经验，大家都要认真汲取哦。
曹丕称帝以后，建都洛阳，这大概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正统地位，但是洛阳曾遭到董卓的祸害，凋敝已久，所以曹丕决定从河北向河南移民十万，当时年景不好，老百姓难以温饱，群臣都反对，曹丕妥协了一下，把移民数降了一半。估计从此以后，洛阳就开始大搞基本建设。
转过来年，刘备在成都也称帝。汉献帝把江山献给曹丕，这个结果刘备是不能认可的，怎么能不献皇叔献外人呢？汉献帝还活着也是刘备比较难堪的，刘备要高举恢复汉室的大旗，正版的皇帝还活着，只能想办法让皇侄复辟，怎么能丢开正版皇帝，自己称帝呢？所以，对刘备最好的结果是汉献帝已经遇害，刘备就可以接过侄儿的枪，坦坦荡荡做皇上。
汉献帝刘协打小戴了二十多年皇冠，却没有真正做过一天皇帝，本来对刘备或许还有一点希望，听说刘备为自己发丧以后，也只能长叹一声，这个大耳朵和大白脸一样，都是在盗用俺们祖宗的品牌。
劝刘备积极进步的主要有：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笁、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禄勳黃柱、少府王謀等，不论是群臣的劝进文表，还是刘备登基后的诏告，都表明刘备做的是汉家的皇帝，继承的是高祖刘邦和光武刘秀的遗志，地盘不够大，人民不够多，所以要用汉家百年老店的字号弥补一下。
曹丕称帝，刘备也称帝，按说孙说也应该赶这一拨，也称帝，大家一起打个批发，不过孙权另有打算，此时的孙权（三十八岁）已经深有韬略，他知道趁人之危夺取荆州，和刘备必有一战，“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向曹丕示好。
这个时候，在中国出现了两个皇帝，这两个皇帝对后来的史学繁荣还是做出了贡献，因为到底谁是正版谁是盗版，谁是正统谁是僭越，是个浪费口水的事。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每年的起头都要用皇帝的年号，比如公元221年，是曹丕的“黄初二年”，还是刘备的“章武元年”，这是一个没法回避的问题，为此，司马光发表了一篇“臣光曰”，锐圆哥哥以为，这篇文字是现在史学爱好者必须了解的，我试着作个全文解读，破折号后内的是锐圆的解读：
（一）“臣光曰：天生烝（zhēng）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
——司马光从根上讨论人民和政权的关系：第一，人民是一群羊，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须有君主来放牧他们；君主必须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不能让黑社会欺负老百姓，必须做到保境安民才能称其君主，否则，老百姓就不向政府缴税，向黑老大缴保护费了。司马光认为，人民不能自治，这个道理一千年不变，事实上，中国人也一直认为，坚持君主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后来，到晚清有了所谓“千年之变局”，民主思想泊来，这个道理发生了动摇，但摇归摇，但是没有彻底颠覆。最近唐德刚先生去逝，他的“历史三峡论”广泛被人提及，唐德刚认为，中国的历史进程从封建制转为郡县制，是一次大转折，从商鞅变法起到汉武帝大致确定，花了二三百年时间；第二次大转折是从专制向民主转型，从1840年开始，估计要花两百年时间，到2040年，穿过历史的三峡，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所以，司马光的论述在穿越三峡之前是长期有效的。
（二）“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
——司马光又从根上讨论中国的政权史，尧舜禹汤，周文武王，那个时候是“王道”，春秋以来是“霸道”，他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远古“旷世无王”的时期有很多，他这是为魏晋以后天下大乱做一个整体定位，从曹魏开始，天下又进入了“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旷世无王”的时代，因为他要讨论的是王朝的正统问题，整体上“无王”了，也就不存在谁是正统的问题了。这里面，已经隐然包含了没有大一统就没有正统的原则，反过来，是不是大一统就可以称为正统呢？

要赶飞机了，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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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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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七】人君当有格局气象

是时太子在鄴，军中骚动。群僚欲秘不发丧，谏议大夫贾逵以为事不可秘，乃发丧。
或言宜诸城守，悉用谯、沛人。魏郡太守广陵徐宣厉声曰：“今者远近一统，人怀效节，何必专任谯、沛以沮宿卫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贾逵曰：“不可。”为作长檄，令所在给其禀食。
鄢陵侯彰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凶问至鄴，太子号哭不已。中庶子司马孚谏曰：“君王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王薨，相聚哭，无复行列。孚厉声于朝曰：“今君王违世，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万国，而但哭邪！”乃罢群臣，备禁卫，治丧事。孚，懿之弟也。群臣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尚书陈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也。”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汉帝寻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太子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于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改元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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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死在洛阳，魏太子曹丕在邺城。
当时有人建议秘不发丧。不发丧就是还要借重死者的余威，这是有问题不自信的表现。当时主理丧事的是贾逵，是个有见识的人，主要尽快发丧，事实上如果不发丧，没事也会变成有事。即使在当今国际社会，领导人死亡的信息发而得越快，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越透明。朝鲜不透明，领导人可能还活着，也会被外界猜测为处于“秘不发丧”状态。
有人建议更换卫戍部队，“悉用谯、沛人”，这也是警惕过度，被制止了。
曹操的另外一个儿子曹彰来奔丧，他是曹操儿子中手握兵权的一个，他来了倒也不客气，先问魏王的玺绶（公章）在什么地方，这孩子和袁术一样，认为印章就是一切，贾逵断喝：“国家已经有法定接班人，公章在哪儿是你该问的吗？”——对于处在贪嗔沉迷状态的人，需要棒喝一下下。曹彰的这一问，如果像文革中那样上纲上线，够他死八回了。
后来曹丕让他的兄弟们全部“就国”（到封地居住），并派人监国，临菑侯曹植因为“醉酒悖慢”被贬为安乡侯，县侯改为乡侯，并杀了所谓的“植党”丁仪、丁廙（yì）)。
让诸王之国，是老皇帝的作业，一旦选定太子，哪怕是临终前确定，一定要同时把其他儿子（也同时是竞争者）打发下去，这个得罪人的活要老子干，不能让太子哥哥干。太子登基以后，可以根据情况把兄弟们分别再召回来，以示优渥，卖个人情。
皇帝在选拔太子的时候，最好是暗地进行，一旦选定，就要公示，并教育其他儿子从此死了这颗心，这是让下一辈兄弟们安安心心相处的正道。曹操死后曹植似不甘心，曹彰竟问玺绶，曹丕遂对兄弟同根相煎。这都是因为曹操在这方面做得不利索，不干净，教育工作没有到位，该交待的话没有讲透。
曹丕登上王位，蜀将孟达来降，曹丕“甚器爱之，引与同辇”，孟达来降，有远方来附的宣传效果，也算是刚刚上台的曹丕的一个政绩，但这样礼遇过度，却颇失身份，倘若刘备、孙权来降，又该当如何？反过来——孙权把于禁放回，曹丕表面上安慰一番，却让人画了“关羽战克、庞德愤怒、于禁降伏”的壁画，让于禁观看。于禁为国出征，败不能死，但也并未有亏，可怜价的，遭此捉弄，最后惭恚而死。
把曹丕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就能看出来曹丕为人小气，不够大气，作为领导人，行为没有准则，举止没有输出正确的价值观，全是为了眼前的好处，为了出一口闲气，根本不考虑“建德和人”、“风化海内”。
人君当有格局气象，曹丕望上去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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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版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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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脸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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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六】说曹操
世祖文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
春，正月，武王至洛阳；庚子，薨。
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与敌对陈，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豪不与。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对之流涕，然终无所赦。雅性节俭，不好华丽。故能芟刈shānyì群雄，几平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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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中方三月，史上数十年。该向曹操同志告别了。
关于曹操，永远是个话题，因为他的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他这个人，又是个复杂的人，他的事业又属于将成未成的事业，而对他的认识，又来自两套文本，一套是所谓的正史，包括他的文集和诗集，一套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三国演义》和三国戏。
首先，必须得承认，曹操是个性鲜明的人，在一堆人里是极易分辨的，有一次，匈奴的使者来，曹操觉得自己个子矮小，不足震慑之，让崔琰这个帅哥扮演自己，而自己扮演一个侍者侧立于傍，最后，使者还是认为这个侍者够威严，够酷。
曹操没有一般官僚的僵尸气，也没有文士常有的酸头巾气，也没有将军的鲁莽气，居庙堂有帝王气象、临阵前冷静安闲，决断时肃杀威严，酒席宴上，与人谈到高兴时，畅怀大笑，前仰后合，以至脑袋栽到杯盘之中，衣巾沾满汤汁。有意思的是，不拘小节的他，天天随身还带着一个小包，里边放着手巾等自用的小物品，和女人似得过得还挺讲究。
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也是极具风格化的人物，大开大阖，决定杀你时面色铁青，临别时痛哭流涕，但你不要误会，奢望他有所宽恕，他会一边哭一边坚定执行杀人的决定。
曹操的文化修养极高，他的诗作在中国这个诗歌王国的辉煌殿堂里有重要的地位，书、棋、音乐也都是高水平，能和当时一流的艺术家从容对话。
曹操这样的人物，不是五百年一遇，也起码是两百年一遇，不过，老天爷是这么安排他下凡的，却忘了成全他，曹操一生所缺者，未能九州一统也。
曹操在与孔融书中，对自己的评价非常客观：“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狡狯之徒，计有余矣。”
本来是大帝国的开国之主的材料，也有这个气象，但是不能尽括四海，完成统一，又没有“风化海内”、“建德和人”，所以曹魏国祚也短。
曹操自赤壁之后，颇多暮气，“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说来慷慨，千里之志，在伏枥吟哦中消磨了。不能毕全功于己身，则应在培养下一代甚至下两代上花点功夫，让老骥每每亲征，也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曹操在这方面也没有做好，甚至没有去做。他晚年最大的功课应该是选拔培养儿子，也就是“建德和人”，另外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筑精神文明，也就是“风化海内”，和刘秀一比，差距就很明显了。
曹魏帝国等于是三世以后即亡，曹操不能“裕后”，应该承担最主要责任。
对于曹操的评价，貌似热闹，其实有两个频道，一个是历史纪实频道，一个电视剧戏曲频道，一个是历史的曹操，一个小说中的曹操，五四以来，从鲁迅起，到毛泽东，都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为曹操翻案，其实也是拿历史上的曹操为小说中的曹操正名。《三国演义》一部维护稳定的主旋律作品，也是以正确的舆论来引导人，曹操的白脸形象塑得是非常成功的，相比之下，要比正面形象更成功，显刘备长厚似乎伪，状诸葛多智而近乎妖，彰关羽忠勇而近乎神，只有奸臣大白脸曹操有活人气，真人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生活可以多元化，曹操也不妨多元化，历史的归历史，戏剧的归戏剧。
真实的曹操已经死了，观念的曹操还会陪着中国人一直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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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五】天命
孝献皇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魏王操表孙权为票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硃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操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侍中陈群等皆曰：“汉祚已终，非适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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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上书给曹操，“称说天命”，表态愿意称臣，也就是忽悠曹操说：皇帝轮流做，于今到曹家。
孙权上书可以判定是100%的火力侦察，一是逼曹操表态，二来也是想让曹操出头，把大汉这个百年老店拆了，孙权在内部核心层，不从掩饰经略“帝王之业”的野心，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反正自己年轻，让曹操先打破旧世界，自己回头再和曹操争夺“天命”，这是黄雀在后的策略。
曹操人老成精，焉能不识紫髯小儿的伎俩：“这个小兔崽子要把我架在炭火上烧烤我呢！”
曹操表完态，把孙权的信交给内部高层传阅，这叫物尽其用，用孙权的来信对内部顺带也来一次火力侦察。
侍中陈群代表大家表态了：“汉祚已终，这是可以肯定的了，孙权上书称臣，不管他是真心或是假意，这说明，魏王殿下您可以再进一步，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都不怀疑了。”
曹操、刘备、孙权都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大家都这么做了，但是，拥有暴力专政力量仅是有了必要条件，曹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什么东风？——天命。
天命是什么东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当性就是政权要合乎法统，具有道德正义，合法性指的是政权的产生合乎法定程序，具备程序正义。法统是基于宗教、圣哲思想、法律等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根据和传统。现代国家不管基于什么精神，不论是什么宗教，不论是什么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政权的正当性都是“为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都是“人民选择”，背离了这个宗旨，政权是不可能长期稳定的。
在中国古代，这把这个问题表述为“天命”，改朝换代，政权更替，是按“五行说”或“五德终始说”来进行的。这套理论被认可，等于彻底埋葬了一姓万世的可能性，也从整体上承认了王朝更迭的正当性。但是在新旧王朝更迭之际，问题却不这么简单，具体到曹操，他面临几个问题：
一、汉帝国国祚绵长，长达四百余年，时间越长，正统地位越稳固，破除起来越难；
二、中间有王莽妄称天命，结果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三、刘秀上台以后，为了防止王莽一类的野心家妄称天命，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文化建设，强化了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忠是硬道理深入人心；
四、被正面认可的榜样，武王诛除的是暴虐的商纣王，刘邦诛除的是暴秦，而自己控制的汉献帝并无恶行；
五、还有两个黄雀在后边。
对曹操来说，没有刘备和孙权的存在，大可以直接做周武王了，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俩家伙早就想做皇帝了。他们就等着自己先推翻四百年的刘姓王朝，这个活风险比较大，然后他们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再琢磨推翻我曹姓王朝，这个活相对风险较小。满清入关，也是有高人点拨，坚称自己是帮助明帝国清理叛乱，他们是从李闯手中而是朱明手中夺取天下。取代曹魏易，取代刘汉难，刘备孙权都明白这个道理。
曹操临终遗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事殷商，我曹操占了不止三分之二，也会学习文王好榜样，仍事刘汉。至于我儿子，不好意思，他没吃几天汉家的禄米，不存在背叛前朝的问题。
曹操甘为儿子的人梯，继续保持汉臣的身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别人的攻击，毕竟二十多年来，一直对外宣传自己是忠于汉室的，《己亥明志令》的墨迹还没有干掉，这和今天的贪官把财产转移到儿子名下一样，虽然是掩耳盗铃，必竟聊胜于无。
对于曹操的这番做作，司马光写了一篇较长的“臣光曰”，司马光着眼处是“教化”，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明道德教育，他认为，后汉前几位皇帝这方面抓得紧，有成效，所以即使有桓、灵这样糟糕的后代，即使曹操这么强势，“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这就是教化的力量啊。
越明年，正月，曹操死亡，儿子曹丕于十月称帝。
曹丕取代汉献帝，采取了“禅让”的方式，“禅让”是儒家盛赞不已的上古先王尧舜禹传位的方式，曹丕来了一次“伟大复兴”，在后来的皇帝专制时代，正统的儒家对这次“禅让”多不予承认，认为是名为“禅让”，实为篡夺，其实这俩是同义词，不要说“禅让”是主动的，乐意的，古今中外，没有人愿意放弃权力，一个都没有，所有的放弃都是迫不得已，这是一个关乎利益和实力、关乎法律和政治伦理问题，这不是一个在私德范畴讨论的问题。
曹丕依据一定程序完成了政权交接，尽管这个程序是临时颁布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一，禅让有法理依据，第二，禅让是一种和平方式，单就政权交接而言，曹魏政权的建立合法有效。
曹魏帝国的正当性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刘备称帝后，司马光也写一篇很长臣光曰，讨论“正闰”的问题，也就是历代王朝正当性和合法性的问题。司马光在此有一个论断，具有现实意义：“窃以为敬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也就是“不统一不正统。”锐圆哥哥以为，即使在皇帝专制时代，也应该从“为了人民”和“人民选择”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即使做不到“为了人民”，也应该做到息弥战祸，与民安定，轻傜薄赋，与民休息；即使做不到“人民选择”，也应该大体反映人心向背。
刘邦刘秀创立复兴的大一统帝国灭亡了，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的、动荡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让人惶惑的时代。刘邦史称“得国最正”，刘秀中兴恢复，所以国祚绵长，统治者“得国”正不正，是不是真正天命在我，这和人民能不能得到和平休养是有很大关系。
也许从曹魏开始，用网络语言讲，“歪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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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羽的楹联】

五夜何人能秉烛；
九州无处不焚香。
(明神宗朱翊钧)

才兼文武义重君臣耻与汉贼同天戮力远开新帝业；
威振华夏气吞吴魏能使奸雄破胆忠魂长绕旧神州。
(明·御史大理寺卿任瀚)

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
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
(作者佚名，悬平阳府关庙)

山东夫子山西夫子瞻圣人之居条峰并泰岳同高；
作者春秋述者春秋立人伦之至涑水与洙泗共远。
(明·知州龚廷飏)

翌汉表神功龙门并峻；
扶纲伸浩气伊水长流。
(悬洛阳关林拜殿)

紫云盘旋剑影斜飞江海震；
红雾缭绕刀鋩高插斗牛清。
(悬常平村关圣家庙关帝殿)

青灯观青史 着眼在春秋二字；
赤面表赤心 满腹存汉鼎三分。
(悬解州关帝庙春秋楼神龛)

关河百二怅天下分三未归一统；
圣寿无畴仰帝心永在长荫千秋。
(王世昭撰，悬台北市行天宫)

草庐三顾鼎足三分不朽当年三义；
君臣一德兄弟一心无双后汉一人。
(潭州王岱题，悬洛阳关陵正殿)

至诚之动孚及豚鱼虽阿瞒莫敢不服；
大义所归坚如金石惟使君乃得而臣。
(朱缄三撰，悬浦城西阳岭上关庙)

前无古后无今继阙里钟灵大哉光汉家日月；
畏其威怀其德自解梁毓秀巍乎壮故国山河。
(清黄叔琬撰，悬北京正阳门关庙)

行义终古沿如新绵俎豆馨香薄海清平叨庇荫；
天心毕竟有所在悬日生河岳万方人牧仰资生。
(周钧亭撰，悬关渡行天官)

圣至於神存馨历千载而遥如日月行天江河行地；
湖开处汉祟祀值两峰相对有武穆在北忠肃在南。
(胡敬撰，悬杭州西湖金沙港关庙)

行义常昭为圣为神名垂万古；
天心可协允文允武威镇八方。
(宗孝忱撰，悬台北市天行宫正门)

史册几千年未有上继文宣大圣下开武穆孤忠浩气长存树终古彝伦师表；
地方数百里之间西连汉寿旧封东接益阳故垒英风宛在望当年戎马关山。
(清左宗棠题，悬湖南常德市关庙)

潭印孤心鼎足三分一轮月；
台影照胆桃园双景六朝春。
(清程宗骏撰，悬杭州西源关庙)

拜斯人便思学斯人莫混帐磕了头去；
人此山须要出此山当仔细扪着心来。
(清周亮工撰，悬宁夏固原县关庙)

浩气丹心万古忠诚昭日月；
佑国福民千秋俎豆永山河。
(清乾隆皇帝题，悬北京地安门关庙)

生蒲州长解州战徐州镇荆州万古神州有赫；
兄玄德弟翼德擒庞德释孟德千秋智德无双。
(悬湖北当阳关陵拜殿)

英雄几见称夫子；
豪杰如斯乃圣人。
(清，夏力恕)

日读孔子遗书惟爱春秋一部；
心存汉室正统岂容吴魏三分。

此吴地也不为孙郎立庙；
今帝号矣何须曹氏封侯。
(浙江富阳关帝庙联)

志在春秋孔圣人末见刚者；
气塞天地孟夫子所谓浩然。
(齐梅麓撰，常州荆溪县关帝庙联)

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
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
(明神宗朱翊钧撰)

刘为兄张为弟兄弟间分君分臣异姓结成亲骨肉；
吴是仇魏是恨仇恨中有仁有义单刀独辅汉江山。

秉烛岂避嫌此心一夜惟有汉；
华容非报德当时双目已无曹。
(湖南关帝庙联)

数定三分扶汉室剥吴吞魏辛苦备尝未了平生事业；
志存一统佐熙朝伏寇降魔威灵丕振只完当日精忠。
(山东张大美撰)

山别东西前夫子后夫子；
圣分文武著春秋读春秋。
(白崇禧撰，悬台湾新竹关帝庙)

义存汉室三分鼎；
志在春秋一部书。

德泽春秋滋圣帝；
功高万世赞新天。
(常平关圣家庙正殿联)

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威武震三军爵号亭侯公不忝；
徐州降孟德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封号大帝耻难消。
(河南洛阳关庙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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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四】关公崇拜是后人造出来的
孝献皇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
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孙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才十馀骑。权先使硃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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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加上他们的后勤工作老出问题，害怕关羽秋后算帐，于是投降了。
孙权称赞吕蒙“子明（吕蒙字）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
吕蒙一读书就非复吴下阿蒙，没有得什么文凭，但境界上来了一大块，能力上了一大块，从一介武夫，成长为一名军事家，筹略奇至，我认为这还不止，吕蒙还是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吕蒙至江陵后，争取民心，动摇关羽士军心方面，政策得当，措施得宜。另外，“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居功不傲，做人规矩，谨慎恭敬如此，这都是在主子那里得高分的举措。
关羽最后败走麦城，遂使湖北的这个小城成了从胜利走向失败地方，成了人生低谷的象征，成了中国的滑铁卢。
关羽死的时候，是汉中王刘备帐下前将军，爵位是汉寿亭侯，顺便说下，汉寿亭侯，不是汉代的寿亭侯，面是是汉寿这个地方的一个亭侯（封地为乡一级），比关内侯（没有封邑）稍高一点。
但是后来，围绕关羽的一场造神运动在中国开始，关公崇拜成为一种“亚宗教”。
查了一下，好像最早给关羽升级的是宋徽宗，他先关羽为“忠惠公”，再封“崇宁真君”，又封“昭烈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宋徽宗处在外患不已的时代，对能够独挡一面的勇将有心理需求，为什么挑选关羽？应该还是三国故事有民间基础。另外徽宗信道教，关羽也就荣膺“真君”。
元代关羽继续称王“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到了明代，万历神宗皇帝朱翊钧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关羽称帝了，佛家也在争取关公的市场份额。
到了清代，外来的满清政府，对树立宣传关羽，可以讲兴趣高涨，坚持不懈，遍布城乡的关帝庙多为清代所建，现存关羽老家也是锐圆哥的老家山西运城解（音hài）州的天下第一关帝庙，是在康熙年间大规模重建的。到了清代晚期，光绪皇帝给了关羽史上最长的封谥：“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都是很牛的字眼，数一数，多少字？
其实字多了没什么意义，反而妨碍传播，关公精神简单地说，就是最前面的“忠义”二字，后面的都是“忠义”导致的结果或其他技术性的能力。
皇帝们表彰关公，看中的其实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忠”，忠是硬道理，也是硬指标。但是皇帝们也知道，光唱“忠”这个主旋律，没有一点商业化包装，还是没有收视率，没有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典型榜样有什么用？皇帝们永远不需要向榜样看齐，因为这活太累太不自在。要让老百姓接受，不得俯下向来，照顾一下老百姓的关切，于是再加个“义”。
“义”是什么？字典辞海百度维基的解释都不错，但哥哥我的理解最达要害，“义”就是“守望相助”。这是在无助的社会，在自私麻木的环境，老百姓应对生存、安全风险时的最低要求，有困难和受欺侮时，有人搭把手，有人说句公道话，这都是义。在熟人社会，“义”成了相互之间的需要和要求，不帮熟人的忙，这叫不够义气。
关羽对刘备（通过《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的故事）体现的，一方面是做臣子必须拥有的品德“忠”，还有就是对熟人的责任和义务，桃园结义拜把子这种行为，就是把熟人拉近为亲情关系，同时是一种契约，大家要兑现相互之间义务相助的承诺。“义”包含着这样的基本原则，那就是表面上和金钱和利益无关，是一种人情交换。
在中国农村，“义”有很实在民间基础，村东张三盖房子，全村的壮劳力可能都会援手，在这一刻，体现了一个社区温馨美好的一面，但是，此后，张三就有了“人情负债”，他必须在今后以同样的方式补偿别人。“义”表面上脱离了金钱交换，用今天的经济学眼光看，是货币流通不足，是市场化程度不够。
《三国演义》特别是是依据《三国演义》故事编创的关公戏，以非常民间非常通俗的形式，把关羽的忠和义都作了形象的阐述，特别是《华容道》，非常肯定地确立了“回报人情”的重要性，关公义释曹操，是对曹操一系列“够意思”的“够意思”回报，这种人情交换在这里甚至可以超越对君主的忠，《三国演义》用“天意”来掩饰关公对刘备利益的背叛，这种价值观，是在“硬道理”之下体现了人性柔软美好的一面，是在君君臣臣，莫非王臣莫非王土的僵化政治道德体制下，给民间价值观留下了一个可以容身的空间。
中国历代的政治、法律，对国民个体权益的保护是非常差劲的，无助是中国人最深切的心理经验。皇帝和政权能带给老百姓的最多是所谓的天下太平，免于战乱，在日常生活层面，天灾人祸，老百姓是不能冀望于皇帝和政府的，他们只能寄望于家族、宗族和熟人圈子。对皇帝带来的“天下太平”，老百姓要用忠来报答，对熟人圈子带来的帮助，我们要用“义”来报答，别人帮助了，不忘记必回报是“义”，看到熟人有困难，主动伸出援手，则是更具积极意义的“义”，在扩大到对陌生人的帮助，则是“见义勇为”，是更高层次“义”。
这种道德双轨制的建设，有了关公这个形象代言人以后，变成更有效，更普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离开熟人圈子的中国人，对“义”的需求越发迫切，这就是关公的形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原因，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关公，就有关公崇拜。
关公崇拜源于国人深刻的无助感。这是一种现世的需求，和终极关怀无关，这也是中国本土宗教或亚宗教的一个共同点，中国老百姓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根深蒂固的，拜神拜佛拜关公，都是求神佛解决现实的困难或可能发生的危机，求医求子求平安，先许个愿，下个订金，等神佛保佑帮助现实了愿望，然后再用整猪整羊或造塑金身来还愿，这种和神佛就现世问题的交易，体现了中国农民乃至中国全体国民狡黠、现实和崇尚交易的商业精神。
在山西出生的关公，在广东沿海地区的粉丝更多，特别是小商小贩，店铺多有关公的神龛，关公在这里更多在被当作“财神”来供，这里面的逻辑是，关公讲义气，守承诺，民间信誉是财富的前提条件。在香港警匪片里，经常出现警察和黑社会都给关公上香的镜头，因为这条战线的同志，都有“不被出卖”的心理要求。
现在，关公在他的老家，和其他古代名人的圣贤一样，成了旅游资源，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部分，当下的意识形态并不希望恢复关公崇拜，而是“关公文化”这样的概念模糊的东西，和“建设小康社会”搭上关系。附近的农民则在兜售各种款式的关公造像，年纪大的人也许会在邻家的红白事上看一场关公戏，山西晋南的蒲剧和陕西的秦腔，在这里都有观众。有人说，中国自五四割断了传统崇拜，改革开放又冲击了红色崇拜，搞市场经济应有民主体制和法制精神又不能成为新的信念，一切都被搬下神坛，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以崇拜信仰的，头上三尺，没有神明，只有污浊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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