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铺
肉唐僧：这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也是属于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属于他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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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
星期日(Sunday)
晴
一个非互联网从业人员，如果“有幸”参与或旁听一个以互联网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比方说，你只是个在会场上倒茶水的服务生，你会发现你完全听不懂这帮家伙在说些什么。呃，我这里有一个让你从自卑感中解脱出来的好办法：你在给他们倒茶的时候，附张小纸条，问代表们这样一个问题：“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你会发现你搜集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有机化学、水利机械、兽医、工民建……当然最多的还是新闻和中文系。这说明什么？说明互联网这一行没有门槛，阿猫阿狗都能干。从业六星期就有见解要表达，三个月后就会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比股评家和宏观经济分析员还速成。 可想而知的是，所谓的互联网理论，不过是些从传播学和社会学领域里捞几个理论，切片切块摆出来的拼盘。今天六度空间了，明天web2.0了，后天SNS了。这些大词总会引发互联网时尚界红男绿女们的鲜花、掌声、尖叫和昏倒，但是在传播学和社会学这些老裁缝们的眼里，左右不过是布料罢了，了无新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互联网不会对理论界产生贡献，诚如贝尔纳•米耶热所说，“传播思想既是概念化操作的产物，又是专门技术和采...... 2009-10-19
星期一(Monday)
晴
如今，中国知识界的境遇很有几份尴尬，他们向上找不到能够与统治者建立有效互动的对话主题，向下又吸引不到普罗大众的关注。本来，任何社会的转型与变革，缺乏知识阶层的引领和批判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诚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知识分子向来是凭籍对定义和分类的垄断而牢牢掌握着知识霸权，但是互联网却剥夺了他们这一赖以在江湖上行走的利器。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第一次有了启蒙大众的自由之后，却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自言自语，无暇他听。既往一言九鼎的专家学者们运气好的如安迪•霍沃尔所说，“成为15分钟的名人”。运气不好的，就只能成为15个人中的名人了。话语权旁落矣，泯然众人矣。 多半就是由于时机不好，聚光灯和话筒没有了，会场嘈杂了，知识分子们的言说便啰嗦和琐碎起来。比如宪政这个前几年热过好一阵子的话题，本来的意思很简单，即政府的权力与独立的法院审判权之间的平衡，其目的，是对政府的权力行法律之限制。但是知识分子们越讨论越复杂，由宪政牵扯出来的大词们如阳光下的花粉，各自做着布朗运动——立法的原则是先验还是经验的？法律是自由必不可少的保障...... 2009-9-19
星期六(Saturday)
晴
公司从外面挖高管，高薪之外，还要和人家谈一个期权计划。假如某公司给你Ａ、Ｂ两个方案选择：或者拿２００万年薪，或者是１００万年薪＋股份激励，你选哪一个？单纯从划不划算的角度来考虑，你当然应该选第一个。理由如下：首先，公司都不长命——每过五年，就会有９０％的公司倒闭；其次，高管的位置很不稳定——美国８３％的ＣＥＯ是在任上被炒掉的；再次，你并不一定能拿到股票。比如万科的高管，股权分配是有限定条件的，即连续两年保持增长。结果去年负增长，搞得某些年初买房子买名车的高管们就很狼狈，和同事们一起吃个排骨炒年糕、雪菜肉丝外加两瓶啤酒，埋单的时候都要去厕所。但如果你选的是Ａ，那你的２００万旱涝保收；最后，如果发给你的是钱，那你随时可以买股票，很自由。可如果发给你的是股票，你想套现却很麻烦，高管们减持有很多限制。 但现实情况中，高管们却表现出对Ｂ方案的严重偏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理由可能有以下这么三个： 第一，已经做到高管了，对工资的高低就不再那么敏感了，他们更喜欢不确定性——万一公司业绩好了，他拿到的可能是６００万，...... 2009-9-4
星期五(Friday)
晴
现在不肯要孩子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是为丁克。丁克也有主动被动之分。主动的是贪享受，嫌奶瓶尿布睡前讲故事麻烦，影响K歌打麻将；被动的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养个孩子实在太贵，幼儿园学费比大学还高，小两口加起来月薪3000出头，幼儿园一个月的学费就得1000多。假如再供个房子，日子怎么过？
不过有能力生孩子的时候不生，是一回事，相当于虽然没有现金，但卡上有钱，所以心里不慌。但是三下五除二混到三十七八岁想怀怀不上，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因为人再进化、再文明，也总是生物的一种。既然是生物，那就要完成繁衍后代的任务，以个体的速朽换取物种的延续。这是生物个体最根本的使命和最深刻的满足。不能有孩子的缺憾和痛苦，只有等到丧失了生的能力，才能真正感受得到。 以前两口子没孩子，中西方解决办法各不同。中国的办法是妻子去庙里给送子观音上香。德国没有送子观音，丈夫只好请邻居帮忙。邻居睡完自己老婆，还得搭一杯泡沫丰富的黑啤作为报酬。可想而知，如果不孕是因为男方的问题，那这种办法还是很起效的。可如果是女方的问题，那就得另想法子。比如输卵管堵塞，体外授精就可以搞定———...... 2009-8-29
星期六(Saturday)
晴
以前，女人没有婚姻自由，嫁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少数情况才能离婚，却大多是政府强判的。比如刘秀才娶了歌星张惠妹，这就犯了良贱不婚的法律，官府捉去各打八十板屁股，判离。小两口再恩爱也没用。相反，如果丈夫犯了罪，不论杀头还是流徙三千里去阿富汗边境，老婆却经常有份要陪着。义务一样不少，权利却完全没有。说实话，以前做女人，也真够倒霉的。 妻子不可以提出离婚，丈夫却有休妻的权力。所以对一个已婚妇女来说，丈夫死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丈夫活着的时候不要她了。衣食无着不说，更要命的是全社会对一个被丈夫休掉的女人，态度和对一个麻风病人没两样。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已婚妇女的权益呢？有，但少得可怜。就是“七出三不去”中的“三不去”：一是娘家没人了，休掉的老婆没人投靠；二是给公婆守过三年孝的；最后是结婚的时候穷得家用电器只有手电筒，现在丈夫靠拉板车搞物流富了，那你可以娶小老婆，患难与共的大老婆后院盖个佛堂让她数念珠，却不能赶出去。 从这个“三不去”的具体条款来看，女方最过得硬的一条就是给公婆守过三年孝。在讲究礼数的封...... 2009-8-28
星期五(Friday)
晴
这里所说的战争，指的是公司里两种气质的高管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深刻而无法调和的分歧。一种被作者称为管理派，左脑思维者，讲逻辑重分析，做决定前要搞一堆柱图饼图，华东地区的销售数据呀，陕西省消费者行为调查分析之类，他们坚信只要掌握足够的细节并运用强大逻辑进行分析，即可预判未来；另一种被作者称为营销派，右脑思维者。那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作者举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为代表人物：“他不屑于做市场调查，且非常相信直觉。这正是右脑思维者的两个特征”（我有点纳闷，“不屑于做市场调查”和“相信直觉”，难道是两个特征而不是一个？看来我也是个左脑。） 其实公司里分两派，这个很正常。搞管理的眼光朝内，组织架构、产品设计、流程优化，这些都是公司内部完全可控的。做这些事情，不运用逻辑和分析，又有什么别的工具可以使用呢？而营销口的人，接触的是外部，深知客户的喜好差异而多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新产品的开发上马，最初的动机往往是为了让表格看上去逻辑自洽和更具形式美感。比如可口可乐，只有一种口味卖了好几十年，消费者厌倦了怎么办？所以就要开发新口味，香草味的辣味的。...... 2009-8-25
星期二(Tuesday)
晴
男人的岁数是一条平滑向上的直线，而他们在不同年龄段喜欢的女人，岁数却是一条平滑向下的直线。初三小男生，第一个暗恋的对象往往是37、8岁的女班主任。混到老了快退休了，反而喜欢初三小女生了。这和男人对猪肉的喜好正相反：年轻男人总是喜欢吃排骨啊里脊这些精瘦肉，口感跟嚼木头差不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从梅菜扣肉到红烧肉再到古老肉，越吃越肥了。 老男人喜欢年轻姑娘，这个叫loli控，出处应该是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广东人管这种老男人叫金鱼佬，字面上看似乎是暗讽老男人娶年轻姑娘回家却只能看不能吃，挺刻薄的。其实典出香港一个真实的案例：某中年男在阳台上养了金鱼，然后就“小妹妹，叔叔带你去睇金鱼好唔好呀？”老女人喜欢小男生，这个叫正太控，典出横山光辉的漫画主角金田正太郎——一个穿短裤的小男生。这种老女人也有个名字，叫美洲狮，比较凶残。典出2007年的一部电影《美洲狮俱乐部》，该俱乐部以年轻小伙子向老女人提供服务为主营业务。美国2003年数据：约会方面，40岁到69岁的女人有1/3正在与比她们年轻的男人拍拖，其中1/4的女人比男友年长10岁以上；婚姻方面：妻子比丈夫...... 2009-8-18
星期二(Tuesday)
晴
自汶川地震以后，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也成了一个耳熟能详的热点词汇。“责任”这个词在这里的使用非常重要。因为在康德看来，只有出于责任的行动才有可能具有道德意义。相反，如果是出于精明和好心，虽然是行善事也并无道德意义。他说：“在能够善良的时候善良，是一种责任。然而有很多人既不是出于虚荣心，也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表达了善良，他们在播撒欢乐的时候感到一种内心的满足，在自己能够做到使他人满意的时候感到欣喜。但是我要说，尽管这种行为很有责任感，很值得钦佩，但这却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然而人的动机是很难猜测的。比如王老吉，以地震为题材成了营销上的大赢家。它的行善，是出于商业上的精明、对灾区人民的同情，还是一种纯粹的责任感呢？我们确实无法分清楚。故此康德的这个标准尤其让深受儒家思想教导的中国人难以接受。 我们中国人更习惯的是“子贡赎人而不受金，孔子恶之”的评判标准，注重的是结果而非动机。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道德建构，使得我们的道德观显得外向，过于偏重人际互动而缺乏个体的深思熟虑。余秋雨的20万捐款出了问题之后，易中天们立即...... 2009-8-4
星期二(Tuesday)
晴
明朝的崇祯帝和清朝的顺治帝，都有“来世不生帝王家”的慨叹。这倒不是矫情，而是因为对于生而富贵———而且是富贵到皇帝———的人来说，权力和财富的边际效用实在太低了。所以他们反而羡慕苍头布衣们小制作低成本的人生。相比于文胜质的宫廷，质胜文的粗鄙市井里既有邻里琐碎的矛盾，又有夫妻为一钱银子的意外之财如何花费而引发的甜蜜争吵。越是仪式和礼节缺席的地方，越不乏亲切的生活细节，扎实而细腻。
以清朝为例。大清祖制，皇子一出生，不论嫡庶，一律配四十人规模的保育团队。保姆奶妈各八人之外，余者在针线、浆洗、灯火、灶台等部门供职。孩子一出生，就落在这些下人手里。母子反而只能在特定的日子里见面，一年也见不上几回。而且母子会见的架式跟新大使递交国书似的，一是时间不长，二是会晤期间还不能多说话，尤其要避免过分的亲昵举止。 清朝的贝勒一年还能见着生母五六次，可要是个公主，那就更惨了，平均下来一年只能见着一次。平日里见不着，当妈的自然担心，能做的只能是把保姆奶妈叫来叮咛再叮咛，让她们尽心服侍之外，还要多加教化，免得孩子学坏。保姆们一次次从“上级”那儿带来...... 2009-7-30
星期四(Thursday)
晴
虽然斯密有“看不见的手”一说，但其意思是指对已有秩序的调节，而非秩序从无到有的生成。所以学界公认，把自发秩序概念引入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第一人是哈耶克。哈耶克作为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其论证的过程难免偏向推理和宏观。然而面对人类社会和经济活动这个复杂体系而言，逻辑推理实在是力不从心，盖因要考虑的参数只要超过138个，所需计算力就超过宇宙生成以来所有可能之计算力的总和。然而要参透人类社会，所需参数何止138！所以，在哈耶克的诸多“显然”和“不证自明”的后面，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回避、语焉不详和逻辑一致性的缺乏。与他身上“逻辑证实”的标签正相反，哈耶克的主张更应该被称为洞见，因为它们更多的来自于直觉，而非缜密的推理。 萨格登也是自发秩序的拥趸。与哈耶克所不同的是，他从微观建模入手，论证自发秩序之可能。他对于率先把搏弈论和生物社会学的方法引入社会学领域颇为自得，并进而推导出一个很令人吃惊的观点：“一项惯例无须在任何方面对社会福利做出贡献，便能获得道德的力量”。 但是，他的结论和推导过程都存在问题。比如，书中一开始他引用了一个钞票搏弈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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