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18 星期日(Sunday)
小刚的部队回来了。他今天有个大任务一定要完成。早晨出门，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老妈，他就当没听到。我问了好几遍，他才哼了几声：“我有任务。我的部队等会儿就回来了。”昨晚很热，楼下茶馆几桌人斗地主，斗到半夜三点。小刚也没睡，一直坐在电脑前，忙着指挥他的部队。后来，他嫌家属区那些鬼人深更半夜吵得他烦，干脆把电脑音箱搬到窗边正对外面，音量开到最大，放了足足十分钟的张学友《雪狼湖》。等我吓醒，我劝也劝不动。家属区保安上来，小刚跳得八丈高：“哪个敢进来，老子就拿刀砍！”小刚他妈在客厅那边的主卧室气得直抖；她有心脏病，平时，谁要是大吼几声，她都受不了，更不要说这么响的音乐。
你不要看小刚那么凶，他是外强中干。昨晚闹到将近四点，还不是我一句话把他顶得服服帖帖：“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拿刀，去把楼下那几窝鸡杀个精光。”听我一说，他不吭声了。家属区那几个东北大娘谁也惹不起。这些乡巴佬，几十年前跟工厂从东北迁到省城，退了休就晓得养鸡，把家属区当养鸡场，弄得路上楼道全是鸡屎。你要跟她较真，她家人丁比你还旺，一吼就是几个大汉跳出来：“看不惯你住别墅去啊。老子一家都是下岗工人，现在物价那么高，你晓不晓得买只鸡要多少钱？老子养鸡是给政府减轻负担，你看到鸡屎不懂绕开啊？”
我是七年前嫁给小刚才住到东郊的。这边是省城有名的穷人区，房子很旧，小区很脏，但是消费很低，晚上跟朋友吃宵夜，啤酒都比城中区便宜五毛到一块。这边的人也很喝得，朋友三四，一晚下来，要喝二三十瓶啤酒。连人都长得不一样，家属区那些天天斗地主的鬼人，三四十岁，要么像《追捕》里面的横路敬二，要么像香港电影的黑帮老大，眼神很邪，小刚还算端正的。大家叫他小刚，是因为他五官气质很像冯小刚，叫来叫去连他的真名都忘了。前年，我哥从珠海回来，跟小刚第一次见面，我哥也说他很像冯小刚。我哥还说，小刚的眼睛很漂亮，双眼皮，大眼珠，喝了酒，只要不凶，其实很温顺，很像他养了几年的北京狗。我当时就笑道，哥，你说对了，小刚窝是窝囊，但人不坏，我最早跟他好，就是喜欢他这双狗眼。
小刚起码不打老婆，也不再跟那些斗地主的鬼人交往。那些鬼人跟小刚一样没有工作，天天在家属区打牌喝酒，钱都找老婆要，不给还要动手。唉，他们的老婆出去挣钱，在商场当个营业员，一个月也就千把来块，有些还挣不到；还有些，年纪一把，长得不好看，又不会处世，连工作都找不到。小刚现在只跟一个朋友张立来往，张立的老婆娟妹就是这样。她也将近四十了，样子不讨人喜欢，脾气又怪，还长了一嘴四环素牙齿，哪个单位想要她？她只好找家里凑点钱，在家属区租套房子开间黑网吧。但是邻居嫌吵，动不动就把文化局叫来，查得他们鸡飞狗跳，都不知道闹了好几回架。张立也是倒霉，最早爱帮人组装电脑挣点差价，后来做这样做那样都不成器，还高不成低不就，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在一家婚纱摄影开车，上周又把车撞坏了。交通警察一看，责任在他，光是修车就要一万多，这笔钱他怎么拿得出来，只好公司垫付。公司本来都要提拔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他天天夹起尾巴上班。
小刚也不敢打老婆。不是我比他凶，而是他够窝囊。住在父母家，卧室不到十平米，平常，我们连客厅都少进，天天就你对我，我对你。还好，吃饭不给钱，水电气和上网不给钱。现在，他每天就迷他的联网游戏，在网上跟一帮八零后九零后打得火热。早上起来，还没下床，第一个动作就开电脑，第二个动作就是点烟，我看着都烦。叫他下去走走也不愿意，逛超市他心慌，跟张立他们喝酒也三心二意，随时想着他的部队和任务。除了抽烟、喝酒和游戏，我看他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上个月，他妈当着我的面，终于拿了一万块钱出来：“你们结婚那阵，我也没什么大的表示，这笔钱就拿给小刚炒股吧。亏了赚了，都是你们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年，要不是我在家具商场上班，小刚哪来钱抽烟喝酒，去年换台电脑，还不是靠我的年终奖。再说，我也没在婆家白吃，除了你儿子的烟钱酒钱，我都是自己买保险，没要你们出过一分钱。
但他炒股也懒得动脑筋。一万块钱入市，还不如他的部队矜贵，他就当存银行，不理不睬，不要说赚，不亏就算好了。我这次也失算，两个月前，不该辞掉家具商场的工作。上了一年班，福建老板娘不好相处，但我每个月基本工资加提成，平均也将近两千块。我回来，是想逼一逼小刚：你这样下去不行，你总不能靠父母靠老婆靠一辈子。你既然一直想回县城老家开个小面馆，而且，你妈之前也说得好，要拿两万块给我们当本钱，那你就该当机立断。你看家属区咪咪两口子，人家每天晚上蹬着三轮车在街边卖面，卖到凌晨两三点，累死累活，经常还跟城管磨嘴皮打游击，几年下来，还不是挣了二十万。咳，哪晓得，这个死人完全没有危机感，一会儿觉得老家亲戚找的店面位置不好，一会儿又嫌风险大。叫他就在家属区继续摆摊卖面吧，反正我们前两年也卖出一点名气，他又觉得太辛苦。我看他不单耍懒了，他连活都活得不耐烦。除了早晨起床那两个规定动作，开电脑，点烟，他可以几天不出门。除了睡觉，他可以一直守着他的部队，吃饭都不例外。说起吃饭，那更气人。一天三餐，他早饭不吃，中午只吃一碗，晚上又不怎么吃，就晓得喝酒，有一阵，喝得手都在抖。你让他少喝，他就跟你吼：“早死早投胎。”上个星期，我跟小刚明说了，我回来也没收入，我们现在花的都是老本，我每个月要交四百块社保和一百多医保，多多少少还有这样那样开销，另外，我也晓得，你不好意思找你妈要零花钱，从这个月开始，我每月给你三百块，其中两百是你的烟钱，一百是你的酒钱。每个月三百块，你就花到你投胎为止吧。
结婚有什么意思？找个这样的老公！我现在进退两难，就差没像娟妹，为了鸡毛蒜皮，经常跟她老公打架，还要我和小刚去劝。有时，我看小刚一边抽烟一边指挥他的部队，目不斜视，甚至恨不得我从他身边消失，我实在不想呆在家里。但我想回娘家住几天都不可能。老妈房子也窄，她又有神经官能症，你回去，她随时都在你的耳边唸叨；你哪句话没说对，她可以滔滔不绝唸上两个小时。哪个受得了！你去上班吧，她隔两天就打电话来追杀，说你就只晓得挣钱，这把年纪还不赶快生个小孩，你以后想当孤人啊？你辞了工作吧，她又说你上班上得好好的，怎么又回来了，那就赶快生小孩。她也不想想，我养自己都困难，还养小孩！
说起老妈我更气，我和小刚结婚，她一分钱都没表示过，还怪我，怎么找个开装载机的小工人，又没本事又没钱。小刚后来下岗，我俩在家属区卖面，她又经常跑来，疯疯颠颠，说我和小刚跟民工一样，挣的都是死钱，气得小刚对她破口大骂。唉，她平时倒说得好听：“我们这个家庭很不容易，你爹早死，我又出身不好，一辈子在街道工厂当苦力，你和哥只能靠自己。不过，你们真的遇到困难，我虽然没什么钱，只要你们跟我好好商量，我还是可以帮帮你们。”切！哪个敢跟她商量。她现在又有房子又有退休金，天天炒股，比我放松，还跟我夸耀，没个三五万，怎么敢进股市，但我就没见她帮过什么。上次，我哥从珠海回来，她好不容易一人给了我们三百块，要我们去买点衣服。那天从家里出来，我们两兄妹异口同声都在笑：“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不要说我不敢回家住，前几天，我哥从珠海打电话给我，说他初中毕业就去到那边打工，这些年既没挣到钱也没讨到老婆，就连养条北京狗都是街边捡的，而现在，那边工厂不景气，生活又高，他年纪一把，又没什么文化和技术，干脆回来算了，但又发愁没有落脚地。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他也不敢回家住。我只好安慰他，跟他说起张立的姐夫，因为长得很像那个香港明星，我们都叫他张家辉。我说张家辉开出租车，嘴巴油，认识很多人，我让他帮你问问。正好，张家辉有个朋友开了家办证公司，缺个跑业务的，要我哥赶紧回来上班，工资虽然只有八百，但人家让他晚上在公司睡觉，不就省了一笔租房子的开销。我也想好了，我和小刚哪天要是真的回县城老家开面馆，我们两个肯定忙不过来，也不可能请太多人，我不如把我哥也叫上，一家人总是放心些。
我算了算，小刚大概一个星期没下楼了；烟抽完他都懒得出门，要我帮他买。只有一样他还争气：天天做饭。他甚至不怕麻烦，一道菜做成两种口味。他父母年纪大了，吃得清淡。小刚喜欢弄吃的。但是做完菜，尤其晚上那餐，他动两下筷子就没兴趣了；跟从前卖面一样，他两瓶啤酒喝完，还要灌三两白酒，这样他才过瘾，他那双眼睛，才像我哥说的，跟狗一样温顺。但是，这样的温顺有个逑用！我只是不好意思跟我哥说，我这个婚姻，就跟报上写的一样，差不多等于无性婚姻了。唉！除了跟他妈还有一些语言，他和他爹现在几乎不说话，吃饭都不在一起吃，父子俩就像仇人，只要你在客厅，我就躲进卧室。这一年来，我和小刚基本没在客厅吃过饭，都是端进我们那间卧室，我要是想在客厅敷衍一下，他就在卧室敲这样摔那样。我想来想去，跟他父母坐在一起也没什么话说，还是各吃各的好，反正大家口味也不一样。只是，这样下去，我都快得自闭症了。
那晚十二点，张家辉醉醺醺打电话来，非要请我们唱卡拉OK，还说小刚怎么愈来愈像高仓健，沉默寡言，深居简出，太有男人气质了，十天半月也不接见一下朋友。但是小刚死也不去，我只好先去黑网吧，让张立帮老婆守着生意，然后跟娟妹跑去卡拉OK。管他妈的，就当放松吧。娟妹亮出满嘴四环素牙齿乱唱一气，我也乱唱一气。其实，我和小刚都很讨厌张家辉，嫌他天南地北爱讲大话，说起谁他都认识，这个县的公安局长请他吃过山珍海味，那个市的办公厅主任来省城专门请他陪洗桑拿，但是，关键时刻你找他，他一点忙也帮不上，顶多，这次来了点真的，帮我哥找了一份八百块钱的烂工作。回头细想，他的能耐不过如此。什么办证公司，谁不知道办的都是假证件。可是，除了他，你又能找谁呢？说起来都哭笑不得，我之前在家具商场上班，家属区那几个下岗女工一听我的收入不错，以为我有门路，有的还跑来求我帮她们找工作：“哎呀，你卖的都是高档家具，工作环境又好，接触的客人都是大老板，干脆把我们也介绍去上班吧。”
（待续）
2009-9-20 星期日(Sunday)
关于“读点罗素”一文：日志已经被社区管理员锁定隐藏,不能操作！
有兴趣读者，可移玉步到“半场海外版”阅读：http://melzhou.livejournal.com/
亦请各位从今以后多多光顾“半场海外版”，若广为链结，代为宣扬，谨祝恩主功德无量，官运亨通，早生二胎，全家发财，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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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13 星期四(Thursday)
开工了。但不烧香，亦不敬神，只列出首段译文，以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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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誌
唐纳·李奇著
周成林译
1947年冬
东京深卧云层之下，当太阳爬高，云慢慢向海移动。浮云之间，是城市片断：焚毁的成片街区之天然灰色，点缀着新斫木料的黄色和新葺屋顶的亮瓦，未遭焚毁的城区之红色与褐色，几乎完好的公园之灰绿，还有观赏湖泊之浅蓝。中间是皇宫，城壕环绕，矩形，灰色，绿色勾出轮廓，而城市围绕皇宫，向天边延伸。
住家炉灶清早冒出的烟雾，新兴工厂冒出的烟雾，等在街头烧木炭的出租车冒出的烟雾，与晚冬的新鲜空气一同升起，还有削下的雪松树枝燃出的呛人黄烟，早餐的味道：大麦，甘薯，炒栗。屋子里面，被褥叠进壁橱，榻榻米扫过了。
清早升起悬在空中的烟柱下面，是早晨将夜窗推回窄墙的咔嗒声。夜窗的碰撞声后面，是木屐声——人行的微弱敲击——还有寺庙铜钟的遥遥轰鸣。吉普猛然启动，有轨电车的叮当细语盖过附近渔船的哀鸣。某处，一台留声机没电了——约瑟芬·贝克（註一）从女低音变成男中音。
远远一台收音机，语调激昂播着当天的日语新闻，几个宪兵，依然成双，在近来空旷的街上漫步。一个单身女子，衣着鲜红而端庄，双膝并拢，可能是个回家艺伎，行色匆匆。葛丽·嘉逊（註二）光彩夺目，她的半张纸脸映着晨光，一个男人穿得就像查理·卓别林，肩上一副标牌，开始做起他每天的广告。
巷内，空空的人力车排成行，清早生起的火旁，通宵拉客的车夫打着呵欠暖着双手，而早起农民牵着负重马匹进到城市。一辆空空的占领军巴士，两侧印着“达拉斯”字样，照例停靠——军人服务社，军人商店，车辆调配场——但是车内空无一人。几个占领军女兵穿着卡其裙，早早出门，想招一辆路过的美国第八军吉普，但不成功。
现在，较高的楼房空窗映着初阳，投下反光——眼镜的银色闪光，路人的一枚金牙，一副口罩的惨白。食店开门了，腌萝卜的辛辣搀着甜甜的鱼腥，搀着路过运粪工人的味道，他的牛和他的车的味道。
小店的金属卷帘窗依然紧锁，但在大楼开启的入口，宪兵站着待命，他们戴了白手套的双手放在身后，白脸上面是白头盔。他们在多数占领军大楼前站岗——灰色的第一生命大楼，正方形的明治大楼，浅白的大正大楼，低矮的邮船大楼。南边耸起箱子一样的东京电台，到处都是占领军的临时营舍，美国旗在上空飘扬。
云向海飘去，城市躺在冬阳下。人力车夫回家了，他们的妻子端上早餐汤水。太阳和烟雾升到空中，收音机叫上天，而有轨电车嘎嘎作响，汽车鸣号，渔船鸣笛，城里到处都是铁路。
以下东京大火的叙述出自采访记，随后并用在李奇小说《胜利者在哪里》之中一个人物身上。
他记得那天。那是一个凉爽、晴朗、异常多风的三月天（1945）。孩子们依然穿着毛皮衣服。他两个妹妹去上学，同样戴着小皮帽，上面绣了猫的脑袋，他父亲则去隔壁木场做工。
那是从部队回来休假的第三天。他穿一套新的中尉制服。他母亲想他呆在家里，拜访拜访邻居。他却想在城里逛逛，显摆一下他的新制服。
他们家住深川，跟东京别的地方都不一样。木匠拉着大锯，木头漂在运河。工厂的烟尘喷到天上，化工厂的染料令河水绿得就像树叶。中国人开着餐馆，就连很穷的朝鲜人也欢欢喜喜成天剥着生蚝。
东京有些地方已遭轰炸，但那几个区很远，城里其他居民并不害怕。电台说美国人胡乱扔下炸弹，不必担心大规模空袭，因为雷达会发觉入侵者，让人有足够时间逃生。
仅仅一年前，深川遭到轰炸，但破坏甚微。炸弹多数落到乡下，而大家认定，就投弹这一重要事情而言，美国人不太熟练。位于郊区的深川，看来跟市中心的新桥一样安全。
（那晚）十一点，他听到守夜人的喊叫被空袭警报打断。下午早些时候，在电影院，他听到一声警报，但紧接着就是解除警报的信号。
现在，他快步走过新桥站，跑过站立的乘客，经过停下的火车，去到车站顶层。他并非真的想看什么。他只是想显得英勇。
他刚好来得及看到集束燃烧弹突然升起的火光。那是深川。飞机显然飞得很快。没法说有多少，但似乎有数百架。
一个大火圈在扩散。飞机飞得很低，他看不到，只能凭飞机过后燃起的大火来判断它们飞到哪里。一阵剧烈爆炸，就像隅田川的八月花火，一个大火球跌落该区。一家化工厂中弹了。过了片刻，他感到几里之外爆炸的热浪。
后来，他听人说飞机飞得这么低，所以避开了雷达。这么低，这么快，防空部队使不上劲。三月的劲风令火蔓延，他后来想起，他当时想到穿城而过的运河，觉得大家至少会躲到水中。水足够让所有人得救。
他不记得自己在新桥站的顶层平台站了多久，看着深川、本所、浅草和上野焚毁。但他记得自己心生惊异，他们为什么这样有所选择——为什么不是银座，为什么不是新桥，为什么不是他本人？他后来想起自己走在荒凉街道，途经下午去过、已经关门的那家电影院。将近拂晓，他走到隅田川大桥，第一抹曙光，替代了最后一丝火光。
他在那里看到深川过来的人。大多烧伤。他们背着烧焦的被褥，或是推着单车，东西绑在车上。他们走得很慢，从他身边经过也不看他。他很想知道这些人要去哪里，他拦下一位老翁，后者告诉他，全烧光了，人都死了。
他过了桥，终于来到深川。他无法相信他看到的。什么都没了。极目望去，除了冒烟的黑色废墟，什么都没有。他从未想到这一切可以毁于一夜之间。
在街上，他看到一辆弃置的单车，他骑上这辆车奔向家里。但是一切不复原貌。再也没有街道。空地上，烧焦的尸体成堆，仿佛一家人蜷在屋顶下，而屋顶现已消失。尸体看上去很小，就像木炭。
顺着从前的街道，他骑得很慢。一长串一长串烧伤的人向他走来，不发一言，看去都一样。他不知道该在哪里北转，去他父亲的木场。一切都很陌生。他把单车靠在一家冒烟工厂墙上，向着应该是他家的所在望去，但那里不是。烧伤者的行列慢慢走过，他突然哭了起来。
哭过了，他又看着那些人，他看到弟弟向他走来。他们站着，你看我，我看你，吃惊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弟弟那晚呆在学校，因为他得完成某项战时工作，空袭把他惊醒。他现在也刚刚赶到，也不晓得家在何方。于是，在渐明的天光之下，他俩走了起来。
部队来了，正在清理街道，或在清理他们以为曾是街道的地方。他们用大钩子搬尸体，一具接一具，把尸体放上卡车。烧焦的人/肉不时裂开，令这一工作更为艰难。
（兄弟俩）继续前行，经过怀抱烧伤婴儿的母亲，经过男女儿童，都死了，取暖一般蜷在一起。有次，他们经过一个防空洞，向里一望，满是尸体，很多还在冒烟。
下一座桥毁了，他们决定分手。他弟弟向北，他向南。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互使用这样的术语。通常，他们都说小学上方或化工厂下方。他弟弟抹着眼泪哭着走开。他们将在品川的伯父家碰头。
他走向南边的工厂区。化工厂炸掉了，剩下的一小块热得不敢靠近。有几截墙还在，被染料烤得鲜绿，那是树叶的颜色。在一个机车场，火车头在冒烟，仿佛准备出发，汽车挤在一起，就像出了铁路事故。
废墟里还有人活着，要么烧伤要么受伤。铁路边，走不动的人耐心等待救助。没人出声，只有一位老妇的呻吟，听来就像摇篮曲。
他只看到两辆救护车。都是伤者，躺在那里仿佛死者。再远一些，战俘正在清理冒烟废墟。他们穿着红色制服，用毯子抬走死者。
终于，他认出了洲崎区。昨天还是享乐中心，有街边摊档，音乐，女人在格子屏风后面偷窥。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像所有装饰，房子只是用木头和纸做的，几乎顷刻就烧掉了。这里现在没有一个活物。他转身而去。
运河上的小桥都已焚毁。他只得呆在大岛上，这里有座桥梁横跨隅田川与日本桥相连。他往运河那边看，看到冒烟的小岛上面还有人活着。他们又叫又招手，但他无能为力，于是他继续前行。有人向大岛游来。他们必须推开脑袋朝下浮在水中的尸体。
在一所焚毁的小学，他看到跑到学校向老师求救的孩子们的尸体。后来，他听说，光是那所学校就有两千个孩子遇难。他们头朝下躺在烧焦的水泥地上，仿佛睡着了。有个孩子的和服还在冒烟。而保护孩子的老师们躺在他们中间。
正午过后，他突然很累，他往回走，过桥到了日本桥，从那里搭电车去到品川。车走走停停。车里都是伤者。伤势较轻的其他人靠在四面八方。他要是走路，大概还要到得快些。
在伯父家，他见到弟弟，吃惊的是，伯父也在。伯父的手臂严重烧伤。那天下午，他一路走着回来。他告诉他们家里的情况。他们当时一直坐在桌旁，他妹妹和他。两个小姑娘已经上床，他妹夫在洲崎。
第一轮轰炸就在深川周围，飞机然后缩小轰炸范围，愈缩愈小。逃生很难，因为轰炸来得很快。几乎瞬间，到处都着火了。
空袭警报响起那时，他们听到爆炸声，远方窜起火焰。飞机就在头上盘旋，火焰愈来愈近。他们叫醒小姑娘，但当他们穿好衣服，火焰只有一条街那么远了。他们想从木场逃生，但通往东京路上的小桥正在燃烧。于是，他们下到屋子后面的运河。
炸弹不停落下，终于，有枚炸弹落到附近。热浪很吓人。就连运河中的木头也燃了起来。他们看着火光蔓延，不过几秒，就燃到仓库燃过全岛。他母亲和他妹妹抱着一根木头哭了起来。
伯父找来一个盘子，把水浇到他们头上和肩上。绣了猫头的小皮帽替孩子抵挡了一阵火焰，但当小皮帽也冒起烟来，他扯掉帽子，把水直接浇在她们头上。水面上一半木头受热裂开，但他不停浇水。
他在那里呆到清晨。一点左右，他们周围的火燃得跟之前一样猛，他累得不行。他想把木头抱得紧些，但发现手臂烧伤很厉害，跟木头黏在一起。他没法托住妹妹和侄女，同时又继续向她们浇水。
他们都很安静，他确信，他们不省人事。他的手臂很累，他肯定也失去了知觉。他的手臂滑过燃烧的木头，疼痛令他醒来。母亲和两个小姑娘不见了。
第二天，他和弟弟又去深川。那里现在都是救援者。他们找到运河和原来的家。全没了。只剩一块地。他们凭着地基认出家里的房子。房子附近，人们正在搬运尸体。他想找几个邻居，但找不到——大家素不相识。也没人知道他父亲的工人现在何处。他们住在储放木材成品的仓库楼上。
后来，他才知道那晚死了三万人。有人说，破坏多数来自不同寻常的大风。风令火势和热气扩散。爆炸令风更猛，以至凌晨一点左右，刮过烈焰的风速达到每分钟一里。
几乎过了一周，天皇才来废墟巡视。那时，尸体都已搬走。街道也已整过，色彩鲜艳的木桥连着诸岛。大家都说，皇军让天皇来迟了。他们不想他看到大火有如此可怕。他要是看到，他就会立刻终战。但是现在，随着新的一周战事开始，他无能为力。都是皇军的错。
夏天剩下的日子，他弟弟跟伯父住在一起，而他派驻立川空军基地。然后是八月，战争结束了。当他再到深川，人们又在那里生息。木材仍是主业。大火前，那里有两千多个木材商，但现在只有一百来人。化工厂没了，但开了染坊，运河又变绿了。中国餐馆依然兴旺，甚至还冒出小小的朝鲜人聚居点。但是现在，他们的旧业——剥生蚝——已被日本人接手。在深川，这大概是谋生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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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宿舍窗口望去，京桥就像广岛——同样的窟窿，曾是整幢大楼所在，同样奇怪的空地，曾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街道。再远点，耸立的楼房要多些，虽然零星，但却显示彼此之间曾有东西。
银座的十字路口还有较多楼房耸立。三越百货中了一枚燃烧弹，严重受损，就连窗框也因为受热而扭曲。对街是白石砌的服部大楼，钟楼及其飞檐和三角楣饰多半完好。
其馀所剩无几：焚毁的歌舞伎座废墟，圆形、红色、鼓状的日本剧场完好无损。在有乐町，银座边上，有几幢写字楼，还有东京宝塚剧场，现在更名Ernie Pyle剧场（註三）。
其他地方，一片片瓦砾延至天边。木屋未能在大火中幸存。幸存的都是石屋或砖屋。但在这片废墟之中，新木已泛出黄色光泽。人们正回到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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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几张去年在上野地铁站走廊拍的照片。上面是数千无家可归的饥民之一部分，他们或坐或躺，以草垫或水泥地为席。男人，女人，还有一些儿童。
其中一张照片，两名戴眼镜和戴口罩的警察正在其中巡查。很多人很脏，都还穿着战时衣服：裂开的鞋子，有洞的上衣，破烂的帽子，掉了钮扣的衬衫。但是无人显得悲伤。
人人都在笑——除了警察，或许口罩下面，他们也在笑。对着镜头微笑，给人留下好印象，第一印象要好。就算整个国家深陷穷困，大家都记着这点。
地面，广场上，西乡隆盛塑像周围，也有很多人，坐在条凳和石栏上——都在等。似乎，他们也在等着这一切过去，以能继续生活。
很多人来了又走了。西乡塑像的底座贴着手写告示；我让人帮我看照片，读给我听。“渡边典子——你母亲每天下午一点到五点在这里等你；熊谷奶奶——志郎和哲子去了青森的佐藤伯伯那里——请过来吧；铃木哲郎——你父亲现坐在左边台阶——你要是看到这个就请过来。”
雨和雪冲掉旧的告示，新的又贴出来。它们就像留在神社的祈愿符，祈求神助。不管有没有回音，它们就贴在那里，直到被雨冲掉，或是被后来不幸者的告示覆盖。
虽然很多日记用于《胜利者在哪里》（1956）和《公众与私人》（1987），有些未曾用过的篇章依然保留。其中包括与作家川端康成和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会面记，这与《公众与私人》和《禅喻》之中的段落有所不同。关于川端，依照本书编年，1960年1月9日和1973年1月1日还会提及。
1947年早春
冬阳之中的隅田川，在我们下方闪着银光。我们站在浅草地铁站楼顶，俯瞰东京市区，依然废墟，依然两年前的大火痕迹，烧得黑乎乎的混凝土建筑，衬着新木的柠檬黄。
这里曾是东京的游乐区。观音大寺周围，现在黑乎乎一片空地，曾有一堆酒吧，戏院，射箭棚，马戏场，西洋景，还有全女班歌舞秀，纹身赌徒聚集的赌场，用后脚走路的驯犬，坐得端正的日本最胖的女人。
两年前，这一切灰飞烟灭，当燃烧弹落下，当B-29轰炸机隆隆飞过，在这里工作和游玩的很多人烧死在街上或运河中——而现在，两年过去，空地又变成街巷，冒出帐篷，靠着大屋搭建的芦棚，几幢框架结构的楼房。穿坡跟鞋的女子坐在新开的茶室门口，但我没看到世上最胖的女人。或许，她已在火中蒸发。
他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些？——我很好奇，看着站在我身旁的这位中年男子，冬日黯淡的天空，衬出他鸟一般的轮廓。
我无从得知。他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说日语。我不知道川端康成已是名人，以后还会更有名。但我的确知道他是作家，因为我听说他写过浅草，而正是这个地方我有兴趣。
“弓子。”我说，指着我们下方的银色河流。这是川端小说《浅草红团》女主人公的名字。二十年前，他跟我年纪相仿，跟我现在一样痴迷此地，他走过迷宫般的街巷，看到如他后来所写的爵士表演，亲嘴舞，白俄女孩秀，还有匆匆路过裹着长袜的时髦日本女子。弓子反抗那个黑帮，咬碎齿间的砒霜药丸，然后贴住他的嘴唇亲吻。
或许，他在想他小说中这一场景，在想失踪的弓子，坚决，英勇，美丽。要么，俯瞰这片黑色风景，在冬日的白色苍天之下，他或许深感悲哀。所有那些生命，都消失在下面那场熊熊大火之中。
想象我若是他会有的悲哀，我看着他鸟一般的轮廓。似乎没有悲伤。相反，川端面露微笑，看着下面的护墙，指着河。
我知道，就在那里，莽撞的弓子，当她把死亡之吻给了那个男人（那人原来是本地疯女人亦即弓子亲生姐姐的情夫），她跳过等在那里的一艘船的舷窗，并在水警到来之际疾驶而去。
毋须懂得日文，这些我都知道，因为身为占领军一员，我有翻译使唤，并要他们给了一份这篇小说的英文梗概。现在，看着作者俯身墙边，就像左撇子阿彦监视逃跑的弓子那样，我想着川端对浅草的热爱。
他写这本书，是想“以浅草为场景，写篇又长又奇特的故事……其中下流女人居多”。或许，就像对我来说，对他而言，这里可以隐姓埋名，自由自在，不论发生什么，这里一切照常，你可以寻欢，摆了纸花的小屋依小时出租。
我很想知道，他是否跟我一样，已懂得在肉体中寻找自由？就在这里，地铁站楼顶，阿春让一班黑帮吻她，还不仅仅如此，并由此得名“埃菲尔铁塔新娘”。就在这里，红带会，那群系着红腰带，白天在著名百货公司上班的女孩，夸耀她们晚上做的坏事。就在这里，梅吉说他六岁那阵被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强奸。
这些我都好奇，但我无从问起。现在，我们觉得天冷，步下陡峭楼梯，彼此友好却又拙于言辞。我让他出来走了一趟，而他让我鸟瞰浅草。
（完）
（上图：李奇与川端康成合影。1949年摄于镰仓。图片出处：http://metropoli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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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註一：Josephine Baker（1906-1975）：黑人女歌手和舞者，生于美国，后为法国公民。
译註二：Greer Garson（1904-1996）：生于英国的电影女星，二战期间尤其走红，1942年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译註三：Ernie Pyle（1900-1945）：美国战地记者，跟随美军转战北非和欧陆所有重要战场，1944年因其广受欢迎的新闻专栏荣获普利策奖，死于冲绳战役的日军机关枪扫射。
2009-7-28 星期二(Tuesday)
客厅里的绅士序言
毛姆
小说家间或不写小说让自己歇口气，我以为很好。每年写部小说，如很多作家必须所为，以谋一年生计，或因害怕自己若是保持沉默要被忘却，可谓一桩闷事。他们的想象力无论怎样丰富，心中未必总有一个急需表达的主题让他们不得不写；他们也不太可能塑造自己未曾用过的鲜活人物。他们若是有说书人的天赋并谙熟自己的技艺，或许写得出一篇令人满意的小说，但除此以外的东西只有靠运气。作家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应该是他精神奇遇的记录。这不可能做到。职业作家不能指望总是跟随这一目标，他必须时常安于写一篇技巧娴熟之作的较小业绩；不过，他心有此念却很好。人性的变化虽然无穷无尽，所以作家塑造人物可能从来不需要模型，但他只能处理合乎自己性情的那一部分。他替人物设身处地；但有些他不能涉足。对他来说，有些人太陌生，他把握不住。他描写他们是从外着手，观察与同情分离，鲜能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是以小说家倾向于复制同一类型；他们精明更换笔下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和外貌；但你要是近观，就会发现他们乃改头换面的同一组人物。确实，小说家愈了不起，愈能塑造更多人物，但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这一数目也受制于他的个人局限。只有一种方法令他多少能够应付困境：他可以改变自我。这里，时间是主要因素。能够等到自身产生这一变化的作家很幸运，即他能以新鲜与独特眼光来观察眼前事物。他是变量，变化中的数量赋予他视为等同的符号以变更的数值。但某一条件下，场景变化也有很大作用。我知道有些作家做冒险之旅，但随身带着他们伦敦的房子，他们的一众朋友，他们的英国趣味与名望；待到返家，他们惊觉自己与出发之时全然相同。如此这般，一位作家是不能得益于旅行的。作家启程旅行，必须留下的一人就是他自己。
本书不像《中国屏风上》乃意外所获。书中记述的旅行为我所愿；但我起初就有意将之成书。《中国屏风上》我写得开心。同类题材我想再试手艺，但规模要更精细，并采用一种我能赋予明确模式的形式。这是风格的演练。一部小说中，风格必然要受事件影响，单一文风几乎行不通。心理描写的表达方式有别于事件叙述；而对白，至少应予人谈话正在进行的合理印象，必得摒除一成不变的效果。悲剧段落的文风也有别于喜剧段落。有的时候，你的叙述需用对话方式，随意使用俚语甚至有意为之的粗疏之言；别的时候，又要求使用你所能为的堂皇文句。结果肯定是锅大杂烩。有些作家很是看重语言之美，在这方面，唉，他们通常意指绚丽词藻与华彩文句，他们罔顾素材特性，硬把它们嵌入同一模子。他们有时竟连对白也趋同，要你读的对话，说话者都是用四平八稳与精心造就的句子来交谈。这样一来，人物没了活力。没空气，你急着喘气。毫无疑问，这么做当然滑稽，但他们少有不安，因为他们鲜有幽默感。这一幽默特性，的而且确，他们以不耐之心视之。一部小说较好的谋篇布局，是让事件指导文风。一部小说的最佳风格，当如衣着考究者的服饰不惹眼目。不过，你要是喜欢为语言而语言，要是乐于将词语缀连成最令你惬意的序列以产生美感，旅行随笔或旅行专著就给了你机会。此时，或能为了文字本身而精雕细琢。你可巧妙运用自己的素材，让你寻求的和谐取信于人。你的风格可像一条宽广平静之河那般流动，而读者在河上安稳前行；他无需惧怕沙洲，没有逆流、湍滩或散布岩石的峡谷。当然，危险在于他会被催眠，留意不到你试图让他遣闷的沿岸美景。在本书中，我是否避免了这点，读者必须自己判断。我只请他铭记，没有比英文更难书写的语言了。不曾有人通晓它的方方面面。在我们久远的文学史之中，要找出写得完美的人，很难超过六位。
一九三五年
《客厅里的绅士》译后记
翻译毛姆这本轻松愉快的小书纯属偶然，那是源自今年初于广州某大排档跟译林几位编辑的午夜邂逅。然而更为偶然的是，译事开工与完工之际，我都在偷闲阅读另外两位作家的书信集或旅行记，前者是奈保尔家书，后者是美国作家保罗·瑟鲁（Paul Theroux）的《骑铁公鸡游中国》（Riding the Iron Rooster: by Train through China）。这两位曾经交好后来反目的作家虽与毛姆不同时代，但是奈保尔家书有一处提到《客厅里的绅士》，那是奈保尔的父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你要是真得寄点什么，那就寄毛姆《客厅里的绅士》罢……”（1）至于保罗·瑟鲁，他的短篇小说也曾写到当今马来西亚的欧美人士，可谓翻新了毛姆笔下的老旧远东。
以上三位的风格至少有一处相似：他们都眼光敏锐，他们都落笔辛辣。翻译毛姆的这本小书，正需要多多熏染这样的文风与文气。所以，与其说是不经意的闲读与跑题的闲谈，不如说是大大合乎逻辑而且有助本书的翻译。当然我更想说，他们的文字我都喜欢，而翻译这本小书，至少一半是为趣味。如此道来肯定犯傻，但我总觉这是与文字结缘的首要条件，不论翻译还是写作，亦不论前世还是当世。况且在我看来，“翻译机器”流水线生产的译文与笔是心非的稻粱文字，真的就像没有感觉的恋爱或性爱，就像纯为金钱的婚姻或同居，都是人生一大蹉跎甚至败笔。
《客厅里的绅士》当然不是毛姆的煌煌巨著，不过是他二十年代从仰光到海防惬意之旅的有趣记录，用他的话说：“它是一册穿越缅甸、掸邦、暹罗与印度支那的旅行记。我为个人遣兴而写，也希望取悦乐于花点时间阅读本书的诸君。我是职业作家，我希望靠这本书赚一笔钱，或许还能得到一点赞誉。”然而这样的开诚布公，远远好过现今不少大作家与小文人的表里不一。至于毛姆所说的“一点赞誉”，我想他现在依然还能得到，因为他描述了一个早已消失并不乏美丽的世界，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既有优美的写实与冷峭的白描，亦掺入了虚构与自传的因子（书中讲到一位丑陋的法国殖民总督，即有毛姆祖父与父亲的影子），因为他的文字有趣却又充满睿智，因为他的观察与感受往往直言不讳（他对吴哥赞誉有加，对海防与河内毫无兴趣，因为海防是座乏味的商业城市，河内则是法国城镇的翻版），正如他在书中的表白：“我想，或许我是以某种激情来观察，令我有兴趣形诸文字的，不是事物的外表，而是它们予我的情感。”
需要坦白的是，这本小书虽然轻松有趣甚至可称美文，毛姆的文字却有生涩之处，就连英语世界的读者亦有微辞，戏称毛姆此书虽是地道的大不列颠英文，但某些行文仿佛是从德文或古挪威语翻译而来。（2）熟读毛姆的读者大概都知道，他出生于巴黎的英国使馆，从小即讲法语，直到十岁亦即父母相继病逝以后才回英国。毛姆的法语流利过英语，应该是个不争事实。但是，依照译者揣测，《客厅里的绅士》某些“翻译”文风，未必就是毛姆的英文真的不济所致（起码他的小说没有这类“翻译体”）。或许，毛姆真是如他的序言所说，是在进行“风格的演练”，因为“没有比英文更难书写的语言了”。只是毛姆先生这一“文字游戏”，最大“受害者”莫过于译者，要从间或生涩的“译文”再度翻译，并致力传达作者要么优美要么冷峭的描写与感想，实在是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当然亦不乏另类乐趣）。至于这一“转译”效果究竟如何，译者不敢自我评判，惟有留给读者诸君月旦了。
除非特别注明，本书法文对话、短语或引文的译者，皆为定居法国的长园君。她热心细致而且负责的帮助，令我省却不少麻烦，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周成林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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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V. S. Naipaul, 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 Vintage Books, 2001, p.209.
（2）Kenneth Champeon, The Orient-ation of Somerset Maugham.（http://www.thingsasian.com/stories-photos/2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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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里的绅士》豆瓣链接：http://www.douban.com/subject/3665961/
2009-7-24 星期五(Friday)
自救至今，正好一月。应者寥寥，毫无突破。但我给自己上了有生以来最宝贵一课，那就是：身为没有文凭没有职称境遇异常又不够弱智的独立作家独立文化人独立知识分子，你必须对这个社会不抱丝毫幻想，你只有尽可能冷眼旁观（忧国忧民？一腔热血？爱心满溢？Thank you），尽可能甘心做个“另类”。自救没有出路，求救亦无出路，想帮你的人帮不了你，有“能力”的人不想帮你，这大概比磕头感恩的灾民还要可悲。我之前想过“大张旗鼓”，我现在觉得只是无谓，我倒不是害怕丢脸（丢脸的决不是我），我是已经没有幻想。
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独立大气的文化机构，没有独立办报，没有独立出版，缺少成熟的作者、编者和读者。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真正视文化为生命、要求“苛刻”的人，来来往往，都找不到一条稍微像样的出路。我说出路，不过活命活得稍微像样。我对自己愈来愈有信心，但我对这个社会愈来愈无信心，哪怕这个社会貌似正往天堂。诸多经历告诉我，我不可能一再反躬自责，错不在我。我要是真有错，我是错在不够“规格”不够平庸不够混帐。
自救没有结束，你总得想法活命，但自救札记到此为止。我得接着写我想写的东西（有趣的是，我想写的东西多半不能发表，并非因为毫无水准），还有为期两年的翻译。一切都是未知，或者一切都是已知，即使这样，还是必须自信。这一自信不外乎两类：其一，你是偏执狂；其二，你是真正相信自己。我当然自有结论。
七月二十三日
（原载“半场海外版”）
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独立大气的文化机构，没有独立办报，没有独立出版，缺少成熟的作者、编者和读者。这就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真正视文化为生命、要求“苛刻”的人，来来往往，都找不到一条稍微像样的出路。我说出路，不过活命活得稍微像样。我对自己愈来愈有信心，但我对这个社会愈来愈无信心，哪怕这个社会貌似正往天堂。诸多经历告诉我，我不可能一再反躬自责，错不在我。我要是真有错，我是错在不够“规格”不够平庸不够混帐。
自救没有结束，你总得想法活命，但自救札记到此为止。我得接着写我想写的东西（有趣的是，我想写的东西多半不能发表，并非因为毫无水准），还有为期两年的翻译。一切都是未知，或者一切都是已知，即使这样，还是必须自信。这一自信不外乎两类：其一，你是偏执狂；其二，你是真正相信自己。我当然自有结论。
七月二十三日
（原载“半场海外版”）
2009-7-9 星期四(Thursday)
故事四
晚上七点半要去教会，我决定不吃晚饭，空着肚子去，因为，首先，我不是太饿；第二，宝琳来电话之前半小时，我在街边小摊买了三十个生饺子，四块钱，韭菜馅和白萝卜馅参半。后者我从没吃过，有些犹疑，想起在澳门吃过的萝卜糕，热呼呼，臭烘烘，公司里两个广东妹连说好食好食。但是卖饺子大妈东北口音，叫我放心：“白萝卜馅吃起来爽口，新鲜，你试试。”我很久没做饭，家里只剩一粒干瘪圆蒜。上楼前（我本来打算上楼之后不再下楼），我去对街贫民窟买了一砣瓣蒜，两毛钱。五点半，我进门上过厕所，宝琳就来电话：对方不介意我上门。所以：韭菜，白萝卜，蒜，你应该明白，我去那里，肚子里怎么可能装着这些东西。
早晨我做了个好梦。我梦到早已过世的祖母。她老得走不动了，陪我去参加求职面试，我想去一家女性内衣公司做管理工作。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忘了带简历。人家非但不介意，对我还有好感，要我改天再来详谈。我搀着祖母走出挂满胸罩底裤的内衣公司，那是小街，道路两旁停满汽车。我突然看到天上一片蘑菇云，不是恐怖黑云，而是一棵美丽巨树在空中散开。绿叶从天而降，落我一头一身。我像聋人听不到声音。我又看到前方一阵红光，停在道旁的汽车爆炸。我猛然想到，那辆汽车停的地方正是派出所。警车一辆一辆开出，还有城管又脏又烂带敞篷车箱的汽车，治安巡逻员慌慌张张骑着电动自行车。我看他们倾巢出动，惶恐而又得意。有位城管老兄坐在敞篷车厢内，对我竖起一根中指。但我不介意，我知道这根中指没有恶意，他不是挑衅，他只是想说：胜利属于他们；他只是不晓得，胜利手势并非竖起一根中指。
我没去过家庭教会，我也不信教。我一直想，不信教就不等于我没有灵魂，也不等于我就活得空虚。但我知道，活得充实，并不等于我就有希望活下去。这个世界很冷酷。若以宗教标准，我不够谦卑，因为我自认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活在这个国家却没有太多选择，或许根本没有选择，尤其当你无业无家无钱无房无学历无关系，你的才华只会令你不断受辱，好比经书所说：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太多人尸位素餐随波逐流。稍有眼界稍有所谓话语权的人，关键时刻往往叶公好龙，而他们的拒绝常常冠冕堂皇。你愈没有原则，你活得愈好，还不仅仅衣食无忧。可是宝琳告诉我，这是现世的好，不是天国的好。我当然不希求所谓现世的好，但我也不希求天国，我只希求活得充实，又活得有灵魂。可是宝琳再说，要想这样，你就应该信教。不是没有道理，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虽然我一直以为，宗教并非唯一真理。但我既然对高自标榜的文化圈深感失望，我为什么不可以虚心聆听另一种声音？我向来羡慕信得坚定一心向善的人。今天早晨梦到祖母，今天下午，我正好读完一位法国修女的书，她也是祖母级修女，她一段话令我心向往之：“基督教的神，选择与穷人结盟。犹有甚者，他自己也成为穷人，选择以软弱作为行动的手段。基于这个根本理由，基督教的信仰同样也应该视穷人为关怀的优先对象。基督教的抗争，即使是为了再崇高的目标，也只能披上贫穷的外衣。”
宝琳把家庭教会地址用手机短信发给我。不远不近。时间充裕，我决定避开交通高峰期，坐巴士去。顺带打趣两句，我说坐巴士，是因为我不喜欢公交车这个名称，我从不公交。下了车资一圆的巴士，我在南城平民社区东问西问。遛狗师奶指给我一处六层旧楼，夹道入口肮脏吵闹一股臭气油气，天井几桌麻将刚刚散场，进城揾食的乡下男女欢天喜地，正要吃晚饭。这里很像我住过一年多的澳门贫民窟，黑沙环来来商场后面小广场，入夜常有教会男女派传单：神爱世人。可我那时七点半下班，冲锋一般，冲到附近佑汉街市买餸，然后，依然冲锋一般，冲回燠热顶楼六人合居的劳工宿舍做饭。中国人不愧一盘散沙，我们各煮各的，各人有各人的火水炉与锅碗，但有些厨房用具还得公用，所以先到先得先用，吃完还得争先恐后用电热棒烧水冲凉。烧水的大铝锅也是公用，锅底锅身全被火水炉熏黑，有人用它煮食，煮完没洗干净，水面不时一层淡淡油迹。神爱世人，但我那时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听福音？
天井摆了几桌麻将的旧楼，我本以为是家庭教会理想所在，但是遛狗师奶指错地方。教会在对街另一片小区，也是六七层旧楼，错错落落十几幢，千篇一律，只是没有油气臭气。我东问西问，终于问到十五幢。教会在七楼，最高一层。门开了一半，没到门前，我就听到一个女人在说话，我也看到几个男女坐着听讲。我轻叩两下门扉，走了进去。客厅里，一个女人，三十出头，站在白板前面讲道。
“您好，我是宝琳的朋友，过来看看。她跟您讲过的……”
女人点点头，示意我坐。我往后走，客厅靠后的长沙发坐了一对西洋男女，五十来岁，两人中间，坐了一位中国女子，二十七八，大概是翻译。西洋女人戴眼镜，齐肩褐发，见我进来，一脸灿烂。我也一脸灿烂。
“坐到前面来吧。”讲道的女人说。
我只好坐到靠近门口的第一排。
女人继续讲道，两臂伸直，两手交叉放在身前。她的声音不大不小，不时瞄瞄桌前手提电脑，大概在看讲稿。她不算漂亮，白色短袖衫，浅灰长裤，脑后一把蓬松马尾。客厅开着风扇，但她因为讲话，额头发亮（她发际很高），两腮红红。看她大概半分钟，我突然觉得，她的神情很像小敏，纪录片《十字架上的中国》之中，那位因为信仰而蹲监狱的基督徒。
我偷偷打量四周。客厅二十来平米，沙发上折叠椅上，连我在内坐了九人。除了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除了西洋男女，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右侧是位黑衣肥妹，短袖下面一条浑圆臂膀。我听了一两分钟，但是不得要领。突然，黑衣肥妹的圆臂膀伸过来，递给我一张几乎空白的A4纸，上面是打印出来的两行字：
第四确信：《经文》赦罪的确信
约翰壹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刚看完，小敏要领大家清唱一首赞美诗。圆臂膀又伸过来，递给我一册蓝色封面的《赞美诗集》，正好翻到要唱的那一首。我口做歌唱状，等到唱完，黑衣肥妹跟着小敏，轻轻唸了一声“阿门”。
小敏继续讲道，我也继续偷偷打量四周。出我意料，客厅没有十字架，也没挂基督像。除了洋人坐的长沙发后面，窗户封住的阳台上，摆了一台白色立式钢琴，这里跟中等人家没什么两样：茶几，电视，音响，吊灯，柜式空调，淡蓝地砖。或许为了安全，我想。那天，我在小街喝茶，邻座几个男女，二十来岁，大概在银行做事，突然说起宗教。那个肥仔津津乐道，他听别人说，有天，几十个教徒在某某茶楼聚集，就像传销公司开会，突然来了一大帮警察，把教徒团团围住。肥仔很老到，告诉听得入神的两个银行小妹妹，公共场合超过多少人聚会，就是非法。肥仔还说，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人是有罪的，你一来到这个世上，你就有罪了……
“忏悔之后，我们还会犯罪吗？”小敏突然问，两眼朝下扫了一圈。
“会。”黑衣肥妹答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小敏笑着又问。但是无人回答。只有长沙发上的中国女子低声说着英语，在给洋人翻译。
小敏瞄瞄桌前手提电脑，要大家翻到《圣经》某某章节。房间有些闷热，她叫人关了风扇打开柜式空调。冷风吹到背上，我怕感冒，赶紧坐到靠墙的三人沙发中间，正好斜对洋人坐的长沙发。我左边坐了一位年轻女子，大学生模样，右边是个二十出头的后生，一边听讲，一边鼓捣膝上的手提电脑。
除了我，人人都有小本皮面《圣经》。我眼角馀光扫到，洋人男女翻的两本尤其小巧精致，烫了金边，页面两种颜色：我见过好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我也有本钦定版英文《圣经》，我知道耶稣的话都用红字印刷。讲坛上，小敏在讲忏悔之后又犯罪如何是好，屡屡要大家翻到《圣经》这一章那一节。她说犯过罪的人，上帝都清清楚楚，就像公安局抓的坏人，都有案底。说起上帝是否既往不咎是否秋后算帐，她还揶揄了一句共产党，大家轻轻笑了起来。我到沙发这边不久，每当小敏要大家翻开《圣经》，坐我左侧的女大学生，就像乐于助人的黑衣肥妹，翻开手中经书，放在我俩之间的沙发空隙，指着小敏唸过的段落让我看。我悄悄道谢。
八点一刻，小敏讲完了，再次领着大家祈祷。尽管不得要领，我大致听得明白。最后一遍祈祷，我以为都要站起来，但所有人仍然坐着。突然，小敏望着我，笑着问道：
“这位新来的，你能到前面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所有人都在看我。我没想到她这样问我。介绍什么？如何介绍？我好奇而来？我慕道而来？我准备入教？或者，我身陷绝境，孤立无援，突然想到还有上帝可以求助？
见我有些为难，小敏转了话题：
“刚才我讲的，你能听懂吗？”
“大致听得懂。”
“你以前听过福音吗？”
“没听过。”
小敏想了想，似乎瞬间下了决心，说：
“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上到楼顶，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你讲一讲《圣经》的核心内容？”
我犹豫片刻，也在瞬间下了决心：
“好啊。”
小敏望着坐在洋人中间的中国女子，说：
“你来组织大家讨论吧。我带他到上面去。”
我站起来，经过黑衣肥妹身旁，她抬头望我，笑道：
“去吧。上面风景很好。”
出门就是通往楼顶的走道，没有灯。小敏走在前面，但我脑中还是有些幻象，而且非常不敬：我是死不改悔的罪犯，被人押到空旷地带。我会不会冷不防被人推下去，我背后会不会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慢慢飞来，就像美国电影的特技镜头那样，洞穿我的胸膛。或者，这跟求职面试会不会有些相似，如我清早所梦，我没带简历，人家非但不介意，对我还有好感，要我改天再来。
天黑了。楼顶一团热气。城市太亮，空中一片朦胧红光。有云，我见不到星星。市声又远又近。我看到缠了绿藤的凉棚剪影，小巧的屋顶花园。还好，不是空旷地带。但是小敏没把我往凉棚引，而是进了花园旁一间小屋。她开了灯，我看到角落一台成色半旧的跑步机，房间正中也架起一副白板，前面两张餐椅。小敏一边要我坐，一边擦掉白板上几行字：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大概跟前一位“面试者”有关。室内很静，我和小敏相距不过半米。我看到她汗津津的额头，我嗅到她淡淡的女性味道，我正有些尴尬，眼睛不知该往哪里瞄，小敏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当我透明，头突然埋下，双眼紧闭，仿佛祈祷，足足静了十馀秒。我有些感动，也有些局促，不知她会跟我说些什么。
“你对基督教有了解吗？”小敏抬起头，开始问我。
“了解一点点。”我面带微笑答道。
“你有兴趣吗？”
“有兴趣。我对一切宗教都有兴趣。”
小敏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我有些后悔，暗暗告诫自己不得多嘴，更不能争辩，我来不是与人争辩。
见我不再出声，小敏讲了起来，不紧不慢，提纲挈领。她说起上帝造人，先有亚当，再有亚当肋骨衍生夏娃。她说起撒旦是个很有学问的家伙，诱人偷吃禁果。她说起原罪，凡人皆有原罪，但是耶稣基督无罪，因为他的母亲玛丽亚以童贞之身怀孕，并且生下他……
“你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就是祭司长。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并在死后三天复活。他是世上唯一的神，而其他宗教的神，像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他们都是人造的神……”
我面带微笑听着，再次告诫自己不得多嘴。小敏的概述大概接近尾声，她从白板下方的凹槽拿起一枝笔，草草画了一个人形，并将一枚钮扣状红色吸铁，放在人的心脏位置。她说人活着不能没有灵魂，不能只顾现世享受。我非常赞同，我差点就想告诉她，为了保全灵魂，我不惜赤贫，不惜一切磨难，但她转而说起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理，我终于忍不住，又多嘴一句：
“但是世上还有其他真理……”
“不。只有基督才是真理，相比之下，世上的知识和学问都是小学。”
我还来不及再度后悔自己多嘴，小敏又开始提问了，与我四目相对：
“你想要真理吗？”
“想。为了真理我可以献出生命。”
“你想要生命吗？”
“想要。”
“那你准备接受耶稣基督吗？”
我愣了几秒，笑得有些尴尬。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
“你不想要生命吗？这可是上天白给的恩惠啊，不要白不要。”小敏笑道。
“我当然想要生命，但是……我还要想一想，我还没准备好。”我终于下了决心。
小敏静了几秒，我隐隐觉得她有些不快。我很不好意思，赶紧说：
“不过，我得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
“不客气。我也只是在中间当个传话人。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去吧。”
回到客厅，小敏布置的讨论已经结束。黑衣肥妹不见了，老妇和鼓捣手提电脑的后生也不见了，屋内只剩两个洋人，当翻译的中国女子，还有刚才坐我左侧的女大学生。齐肩褐发的西洋女人见我进来，又是一脸灿烂，我也一脸灿烂。小敏对着中国女子耸耸肩：“没有接受。”我知道她在说我，只好笑着，用英语跟西洋女人说：“我需要时间考虑。”西洋女人听了，不发一言，仍是一脸灿烂。不知为什么，我又多嘴，对着小敏问了一句：“请问你们是哪个教派的？”
“是哪个教派并不重要。”小敏答非所问，不太高兴。
“呵，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听到中国女子在跟西洋女人轻声翻译。我又笑着，用英语告诉西洋女人：“我只是问问。”
“对，他只是问问罢了。你问教派？我们应该属于长老派吧。”还是翻译打了圆场。
随后，小敏跟中国女子说起什么正事，我不好立刻告辞，干脆坐回沙发。女大学生结结巴巴，正用英语跟西洋男人闲聊。西洋男人很和善，也戴眼镜，短裤球鞋。他说他和西洋女人都是志愿者，来自澳洲，在省城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女大学生马上接口，她正好也在那所大学唸医科。西洋男人于是问她，知不知道某某，他是中国有名的精神病专家，正跟他学英语。我笑着，一边听，一边插话，因为女大学生讲到一半常常卡住。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很有名。”澳洲男人突然说，有些得意。
“是吗？”我们面带惊喜。
“很有名。他们让我上电视，上电台，还有报纸杂志都来采访我！”
“啊。真好。了不起。妙。那你算是名人了。”我笑道。大概半年前，我在茶馆翻过省城一份八卦周刊，正好以客居省城的洋人为封面故事，讲他们如何如何爱省城，以此为家，乐而忘返。这位澳洲志愿者，说不定也在里面。
“我的中国同事都笑我，说这家医院也因为我而出名了。”澳洲男人说。
“太好了。了不起。”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该告辞了。女大学生说她也要走。我们起身，跟澳洲男女握手道别。他们要回澳洲，三个月后再来。然后，我走到小敏面前，再次谢谢她。就像做了亏心事，我说我不好意思，请她不要介意。我也想到推荐我来的宝琳，我不能让朋友难堪，我在省城只剩这位老友偶尔还有来往；于人于己，我都应该找个台阶：
“我要是还想来，不知你们欢不欢迎？”
“欢迎你来。但是，你心中没有神灵，你听福音的感觉跟教徒是不一样的。”
我笑着没有说话。澳洲女人一脸灿烂，一边看我，一边在听中国女子翻译。
“这可是上天白给的恩惠哦，不要白不要。”小敏也笑着，再次提醒我。
我坐车资一圆的巴士原路返回。乘客不多，我坐下来有些肚饿，一路左思右想，比小敏在楼顶小屋问我想不想要生命还要犹疑，但我不是在想刚才的事情，而是在想晚饭如何打发，我是回去干掉四块钱买来的三十个饺子，还是到住处对街的贫民窟随便吃点什么，因为我要落车的巴士站正好就在贫民窟街口。想来想去快到站了，我决定去贫民窟宵夜。
短短一条小街，不足百米，东一处西一处，都是露天食档的电灯。说小街不确切，该是七层旧楼之间夹道。电灯挂在竹竿顶或食档架上。烧烤，面食，卤菜。空中一阵炭火味，燃煤味，烤熟的菜蔬肉食还有调料味。我坐到吃过几次的那家老黄面档，叫了一碗面。塑料凳又矮又腻，我的脚边，是食客抹完嘴随手扔到地上的劣质手纸，口痰，串烧烤的细竹条。斜对就是烧烤摊，老板娘乡下人，三十来岁，正在侍候串串荤素。她前额油津津，乳房很大。我又有幻象，想她两个大奶薄衫下面直冒油气。她的老公是个侏儒，好比儿童过家家，在给老婆打下手，拿这样递那样：他额纹密布的大脑袋，刚好与烧烤架上的食物看齐。侏儒都像早衰儿童，年龄很难猜测。
我埋头吃面，如入无人之境。我边吃边想，仿佛捡了便宜：我去小敏那里，来回都没打的；这碗面三两，四块五，比面馆少将近两圆，而且味道不错；住处三十个饺子，韭菜馅和白萝卜馅参半，明天中午就得解决；这么晚了，不吃饺子是明智决定，因为饺子不易消化，万一半夜肚痛得了急病，我岂不因小失大。怪得很，我又想起早已过世的祖母，那年她八十二，死前半月，煮了大碗饺子，端到院内吃。邻居夸她胃口好，也劝她小心，不要吃坏了，但她说再不吃，怕是没有机会吃了。她为什么那样说？她有预感？她看不到希望？她活够了？她病危那阵，躺在家中残旧结实的雕花大床上，悄悄告诉我，床头柜底，还有三百来块，那是她的火化费，她早已备好。她没钱进医院，但她起码有钱进火葬场……
将近十点，我付面钱，邻桌那个半秃汉子与我侧对，吃得正是起劲。他穿某某水业灰色制服，可能是个送水员，白天骑着自行车，给公司或住宅送桶装纯净水。他长相粗鲁，愚蠢，老实，过目即忘，很像小津安二郎电影中那个猪头小日本。除了吃面，他面前还有一堆煮熟的小土豆，大概别处买的。他一口一个土豆，吃得很香，吃相也很粗鲁。半明半暗之中，我盯着他看，我的眼光肆无忌惮，但他吃得专注，根本没有察觉。他的手指粗短，抓起土豆却很灵活，边吃边用厚实手掌抹抹油嘴。我依依不舍正要起身，猪头僵住了，面色生硬，眼睛发直，嘴张开一半，厚唇周围一圈油光，手里还捏了一粒土豆：他并非察觉有人在不客气的打量他，他是噎住了。
写于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日
晚上七点半要去教会，我决定不吃晚饭，空着肚子去，因为，首先，我不是太饿；第二，宝琳来电话之前半小时，我在街边小摊买了三十个生饺子，四块钱，韭菜馅和白萝卜馅参半。后者我从没吃过，有些犹疑，想起在澳门吃过的萝卜糕，热呼呼，臭烘烘，公司里两个广东妹连说好食好食。但是卖饺子大妈东北口音，叫我放心：“白萝卜馅吃起来爽口，新鲜，你试试。”我很久没做饭，家里只剩一粒干瘪圆蒜。上楼前（我本来打算上楼之后不再下楼），我去对街贫民窟买了一砣瓣蒜，两毛钱。五点半，我进门上过厕所，宝琳就来电话：对方不介意我上门。所以：韭菜，白萝卜，蒜，你应该明白，我去那里，肚子里怎么可能装着这些东西。
早晨我做了个好梦。我梦到早已过世的祖母。她老得走不动了，陪我去参加求职面试，我想去一家女性内衣公司做管理工作。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忘了带简历。人家非但不介意，对我还有好感，要我改天再来详谈。我搀着祖母走出挂满胸罩底裤的内衣公司，那是小街，道路两旁停满汽车。我突然看到天上一片蘑菇云，不是恐怖黑云，而是一棵美丽巨树在空中散开。绿叶从天而降，落我一头一身。我像聋人听不到声音。我又看到前方一阵红光，停在道旁的汽车爆炸。我猛然想到，那辆汽车停的地方正是派出所。警车一辆一辆开出，还有城管又脏又烂带敞篷车箱的汽车，治安巡逻员慌慌张张骑着电动自行车。我看他们倾巢出动，惶恐而又得意。有位城管老兄坐在敞篷车厢内，对我竖起一根中指。但我不介意，我知道这根中指没有恶意，他不是挑衅，他只是想说：胜利属于他们；他只是不晓得，胜利手势并非竖起一根中指。
我没去过家庭教会，我也不信教。我一直想，不信教就不等于我没有灵魂，也不等于我就活得空虚。但我知道，活得充实，并不等于我就有希望活下去。这个世界很冷酷。若以宗教标准，我不够谦卑，因为我自认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活在这个国家却没有太多选择，或许根本没有选择，尤其当你无业无家无钱无房无学历无关系，你的才华只会令你不断受辱，好比经书所说：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太多人尸位素餐随波逐流。稍有眼界稍有所谓话语权的人，关键时刻往往叶公好龙，而他们的拒绝常常冠冕堂皇。你愈没有原则，你活得愈好，还不仅仅衣食无忧。可是宝琳告诉我，这是现世的好，不是天国的好。我当然不希求所谓现世的好，但我也不希求天国，我只希求活得充实，又活得有灵魂。可是宝琳再说，要想这样，你就应该信教。不是没有道理，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虽然我一直以为，宗教并非唯一真理。但我既然对高自标榜的文化圈深感失望，我为什么不可以虚心聆听另一种声音？我向来羡慕信得坚定一心向善的人。今天早晨梦到祖母，今天下午，我正好读完一位法国修女的书，她也是祖母级修女，她一段话令我心向往之：“基督教的神，选择与穷人结盟。犹有甚者，他自己也成为穷人，选择以软弱作为行动的手段。基于这个根本理由，基督教的信仰同样也应该视穷人为关怀的优先对象。基督教的抗争，即使是为了再崇高的目标，也只能披上贫穷的外衣。”
宝琳把家庭教会地址用手机短信发给我。不远不近。时间充裕，我决定避开交通高峰期，坐巴士去。顺带打趣两句，我说坐巴士，是因为我不喜欢公交车这个名称，我从不公交。下了车资一圆的巴士，我在南城平民社区东问西问。遛狗师奶指给我一处六层旧楼，夹道入口肮脏吵闹一股臭气油气，天井几桌麻将刚刚散场，进城揾食的乡下男女欢天喜地，正要吃晚饭。这里很像我住过一年多的澳门贫民窟，黑沙环来来商场后面小广场，入夜常有教会男女派传单：神爱世人。可我那时七点半下班，冲锋一般，冲到附近佑汉街市买餸，然后，依然冲锋一般，冲回燠热顶楼六人合居的劳工宿舍做饭。中国人不愧一盘散沙，我们各煮各的，各人有各人的火水炉与锅碗，但有些厨房用具还得公用，所以先到先得先用，吃完还得争先恐后用电热棒烧水冲凉。烧水的大铝锅也是公用，锅底锅身全被火水炉熏黑，有人用它煮食，煮完没洗干净，水面不时一层淡淡油迹。神爱世人，但我那时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听福音？
天井摆了几桌麻将的旧楼，我本以为是家庭教会理想所在，但是遛狗师奶指错地方。教会在对街另一片小区，也是六七层旧楼，错错落落十几幢，千篇一律，只是没有油气臭气。我东问西问，终于问到十五幢。教会在七楼，最高一层。门开了一半，没到门前，我就听到一个女人在说话，我也看到几个男女坐着听讲。我轻叩两下门扉，走了进去。客厅里，一个女人，三十出头，站在白板前面讲道。
“您好，我是宝琳的朋友，过来看看。她跟您讲过的……”
女人点点头，示意我坐。我往后走，客厅靠后的长沙发坐了一对西洋男女，五十来岁，两人中间，坐了一位中国女子，二十七八，大概是翻译。西洋女人戴眼镜，齐肩褐发，见我进来，一脸灿烂。我也一脸灿烂。
“坐到前面来吧。”讲道的女人说。
我只好坐到靠近门口的第一排。
女人继续讲道，两臂伸直，两手交叉放在身前。她的声音不大不小，不时瞄瞄桌前手提电脑，大概在看讲稿。她不算漂亮，白色短袖衫，浅灰长裤，脑后一把蓬松马尾。客厅开着风扇，但她因为讲话，额头发亮（她发际很高），两腮红红。看她大概半分钟，我突然觉得，她的神情很像小敏，纪录片《十字架上的中国》之中，那位因为信仰而蹲监狱的基督徒。
我偷偷打量四周。客厅二十来平米，沙发上折叠椅上，连我在内坐了九人。除了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除了西洋男女，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我右侧是位黑衣肥妹，短袖下面一条浑圆臂膀。我听了一两分钟，但是不得要领。突然，黑衣肥妹的圆臂膀伸过来，递给我一张几乎空白的A4纸，上面是打印出来的两行字：
第四确信：《经文》赦罪的确信
约翰壹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刚看完，小敏要领大家清唱一首赞美诗。圆臂膀又伸过来，递给我一册蓝色封面的《赞美诗集》，正好翻到要唱的那一首。我口做歌唱状，等到唱完，黑衣肥妹跟着小敏，轻轻唸了一声“阿门”。
小敏继续讲道，我也继续偷偷打量四周。出我意料，客厅没有十字架，也没挂基督像。除了洋人坐的长沙发后面，窗户封住的阳台上，摆了一台白色立式钢琴，这里跟中等人家没什么两样：茶几，电视，音响，吊灯，柜式空调，淡蓝地砖。或许为了安全，我想。那天，我在小街喝茶，邻座几个男女，二十来岁，大概在银行做事，突然说起宗教。那个肥仔津津乐道，他听别人说，有天，几十个教徒在某某茶楼聚集，就像传销公司开会，突然来了一大帮警察，把教徒团团围住。肥仔很老到，告诉听得入神的两个银行小妹妹，公共场合超过多少人聚会，就是非法。肥仔还说，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就是人是有罪的，你一来到这个世上，你就有罪了……
“忏悔之后，我们还会犯罪吗？”小敏突然问，两眼朝下扫了一圈。
“会。”黑衣肥妹答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小敏笑着又问。但是无人回答。只有长沙发上的中国女子低声说着英语，在给洋人翻译。
小敏瞄瞄桌前手提电脑，要大家翻到《圣经》某某章节。房间有些闷热，她叫人关了风扇打开柜式空调。冷风吹到背上，我怕感冒，赶紧坐到靠墙的三人沙发中间，正好斜对洋人坐的长沙发。我左边坐了一位年轻女子，大学生模样，右边是个二十出头的后生，一边听讲，一边鼓捣膝上的手提电脑。
除了我，人人都有小本皮面《圣经》。我眼角馀光扫到，洋人男女翻的两本尤其小巧精致，烫了金边，页面两种颜色：我见过好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我也有本钦定版英文《圣经》，我知道耶稣的话都用红字印刷。讲坛上，小敏在讲忏悔之后又犯罪如何是好，屡屡要大家翻到《圣经》这一章那一节。她说犯过罪的人，上帝都清清楚楚，就像公安局抓的坏人，都有案底。说起上帝是否既往不咎是否秋后算帐，她还揶揄了一句共产党，大家轻轻笑了起来。我到沙发这边不久，每当小敏要大家翻开《圣经》，坐我左侧的女大学生，就像乐于助人的黑衣肥妹，翻开手中经书，放在我俩之间的沙发空隙，指着小敏唸过的段落让我看。我悄悄道谢。
八点一刻，小敏讲完了，再次领着大家祈祷。尽管不得要领，我大致听得明白。最后一遍祈祷，我以为都要站起来，但所有人仍然坐着。突然，小敏望着我，笑着问道：
“这位新来的，你能到前面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所有人都在看我。我没想到她这样问我。介绍什么？如何介绍？我好奇而来？我慕道而来？我准备入教？或者，我身陷绝境，孤立无援，突然想到还有上帝可以求助？
见我有些为难，小敏转了话题：
“刚才我讲的，你能听懂吗？”
“大致听得懂。”
“你以前听过福音吗？”
“没听过。”
小敏想了想，似乎瞬间下了决心，说：
“那么，你愿不愿意跟我上到楼顶，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你讲一讲《圣经》的核心内容？”
我犹豫片刻，也在瞬间下了决心：
“好啊。”
小敏望着坐在洋人中间的中国女子，说：
“你来组织大家讨论吧。我带他到上面去。”
我站起来，经过黑衣肥妹身旁，她抬头望我，笑道：
“去吧。上面风景很好。”
出门就是通往楼顶的走道，没有灯。小敏走在前面，但我脑中还是有些幻象，而且非常不敬：我是死不改悔的罪犯，被人押到空旷地带。我会不会冷不防被人推下去，我背后会不会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慢慢飞来，就像美国电影的特技镜头那样，洞穿我的胸膛。或者，这跟求职面试会不会有些相似，如我清早所梦，我没带简历，人家非但不介意，对我还有好感，要我改天再来。
天黑了。楼顶一团热气。城市太亮，空中一片朦胧红光。有云，我见不到星星。市声又远又近。我看到缠了绿藤的凉棚剪影，小巧的屋顶花园。还好，不是空旷地带。但是小敏没把我往凉棚引，而是进了花园旁一间小屋。她开了灯，我看到角落一台成色半旧的跑步机，房间正中也架起一副白板，前面两张餐椅。小敏一边要我坐，一边擦掉白板上几行字：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大概跟前一位“面试者”有关。室内很静，我和小敏相距不过半米。我看到她汗津津的额头，我嗅到她淡淡的女性味道，我正有些尴尬，眼睛不知该往哪里瞄，小敏坐了下来，一言不发，当我透明，头突然埋下，双眼紧闭，仿佛祈祷，足足静了十馀秒。我有些感动，也有些局促，不知她会跟我说些什么。
“你对基督教有了解吗？”小敏抬起头，开始问我。
“了解一点点。”我面带微笑答道。
“你有兴趣吗？”
“有兴趣。我对一切宗教都有兴趣。”
小敏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我问什么，你就答什么。我有些后悔，暗暗告诫自己不得多嘴，更不能争辩，我来不是与人争辩。
见我不再出声，小敏讲了起来，不紧不慢，提纲挈领。她说起上帝造人，先有亚当，再有亚当肋骨衍生夏娃。她说起撒旦是个很有学问的家伙，诱人偷吃禁果。她说起原罪，凡人皆有原罪，但是耶稣基督无罪，因为他的母亲玛丽亚以童贞之身怀孕，并且生下他……
“你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就是祭司长。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并在死后三天复活。他是世上唯一的神，而其他宗教的神，像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他们都是人造的神……”
我面带微笑听着，再次告诫自己不得多嘴。小敏的概述大概接近尾声，她从白板下方的凹槽拿起一枝笔，草草画了一个人形，并将一枚钮扣状红色吸铁，放在人的心脏位置。她说人活着不能没有灵魂，不能只顾现世享受。我非常赞同，我差点就想告诉她，为了保全灵魂，我不惜赤贫，不惜一切磨难，但她转而说起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真理，我终于忍不住，又多嘴一句：
“但是世上还有其他真理……”
“不。只有基督才是真理，相比之下，世上的知识和学问都是小学。”
我还来不及再度后悔自己多嘴，小敏又开始提问了，与我四目相对：
“你想要真理吗？”
“想。为了真理我可以献出生命。”
“你想要生命吗？”
“想要。”
“那你准备接受耶稣基督吗？”
我愣了几秒，笑得有些尴尬。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
“你不想要生命吗？这可是上天白给的恩惠啊，不要白不要。”小敏笑道。
“我当然想要生命，但是……我还要想一想，我还没准备好。”我终于下了决心。
小敏静了几秒，我隐隐觉得她有些不快。我很不好意思，赶紧说：
“不过，我得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些……”
“不客气。我也只是在中间当个传话人。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去吧。”
回到客厅，小敏布置的讨论已经结束。黑衣肥妹不见了，老妇和鼓捣手提电脑的后生也不见了，屋内只剩两个洋人，当翻译的中国女子，还有刚才坐我左侧的女大学生。齐肩褐发的西洋女人见我进来，又是一脸灿烂，我也一脸灿烂。小敏对着中国女子耸耸肩：“没有接受。”我知道她在说我，只好笑着，用英语跟西洋女人说：“我需要时间考虑。”西洋女人听了，不发一言，仍是一脸灿烂。不知为什么，我又多嘴，对着小敏问了一句：“请问你们是哪个教派的？”
“是哪个教派并不重要。”小敏答非所问，不太高兴。
“呵，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我听到中国女子在跟西洋女人轻声翻译。我又笑着，用英语告诉西洋女人：“我只是问问。”
“对，他只是问问罢了。你问教派？我们应该属于长老派吧。”还是翻译打了圆场。
随后，小敏跟中国女子说起什么正事，我不好立刻告辞，干脆坐回沙发。女大学生结结巴巴，正用英语跟西洋男人闲聊。西洋男人很和善，也戴眼镜，短裤球鞋。他说他和西洋女人都是志愿者，来自澳洲，在省城一所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女大学生马上接口，她正好也在那所大学唸医科。西洋男人于是问她，知不知道某某，他是中国有名的精神病专家，正跟他学英语。我笑着，一边听，一边插话，因为女大学生讲到一半常常卡住。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很有名。”澳洲男人突然说，有些得意。
“是吗？”我们面带惊喜。
“很有名。他们让我上电视，上电台，还有报纸杂志都来采访我！”
“啊。真好。了不起。妙。那你算是名人了。”我笑道。大概半年前，我在茶馆翻过省城一份八卦周刊，正好以客居省城的洋人为封面故事，讲他们如何如何爱省城，以此为家，乐而忘返。这位澳洲志愿者，说不定也在里面。
“我的中国同事都笑我，说这家医院也因为我而出名了。”澳洲男人说。
“太好了。了不起。”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该告辞了。女大学生说她也要走。我们起身，跟澳洲男女握手道别。他们要回澳洲，三个月后再来。然后，我走到小敏面前，再次谢谢她。就像做了亏心事，我说我不好意思，请她不要介意。我也想到推荐我来的宝琳，我不能让朋友难堪，我在省城只剩这位老友偶尔还有来往；于人于己，我都应该找个台阶：
“我要是还想来，不知你们欢不欢迎？”
“欢迎你来。但是，你心中没有神灵，你听福音的感觉跟教徒是不一样的。”
我笑着没有说话。澳洲女人一脸灿烂，一边看我，一边在听中国女子翻译。
“这可是上天白给的恩惠哦，不要白不要。”小敏也笑着，再次提醒我。
我坐车资一圆的巴士原路返回。乘客不多，我坐下来有些肚饿，一路左思右想，比小敏在楼顶小屋问我想不想要生命还要犹疑，但我不是在想刚才的事情，而是在想晚饭如何打发，我是回去干掉四块钱买来的三十个饺子，还是到住处对街的贫民窟随便吃点什么，因为我要落车的巴士站正好就在贫民窟街口。想来想去快到站了，我决定去贫民窟宵夜。
短短一条小街，不足百米，东一处西一处，都是露天食档的电灯。说小街不确切，该是七层旧楼之间夹道。电灯挂在竹竿顶或食档架上。烧烤，面食，卤菜。空中一阵炭火味，燃煤味，烤熟的菜蔬肉食还有调料味。我坐到吃过几次的那家老黄面档，叫了一碗面。塑料凳又矮又腻，我的脚边，是食客抹完嘴随手扔到地上的劣质手纸，口痰，串烧烤的细竹条。斜对就是烧烤摊，老板娘乡下人，三十来岁，正在侍候串串荤素。她前额油津津，乳房很大。我又有幻象，想她两个大奶薄衫下面直冒油气。她的老公是个侏儒，好比儿童过家家，在给老婆打下手，拿这样递那样：他额纹密布的大脑袋，刚好与烧烤架上的食物看齐。侏儒都像早衰儿童，年龄很难猜测。
我埋头吃面，如入无人之境。我边吃边想，仿佛捡了便宜：我去小敏那里，来回都没打的；这碗面三两，四块五，比面馆少将近两圆，而且味道不错；住处三十个饺子，韭菜馅和白萝卜馅参半，明天中午就得解决；这么晚了，不吃饺子是明智决定，因为饺子不易消化，万一半夜肚痛得了急病，我岂不因小失大。怪得很，我又想起早已过世的祖母，那年她八十二，死前半月，煮了大碗饺子，端到院内吃。邻居夸她胃口好，也劝她小心，不要吃坏了，但她说再不吃，怕是没有机会吃了。她为什么那样说？她有预感？她看不到希望？她活够了？她病危那阵，躺在家中残旧结实的雕花大床上，悄悄告诉我，床头柜底，还有三百来块，那是她的火化费，她早已备好。她没钱进医院，但她起码有钱进火葬场……
将近十点，我付面钱，邻桌那个半秃汉子与我侧对，吃得正是起劲。他穿某某水业灰色制服，可能是个送水员，白天骑着自行车，给公司或住宅送桶装纯净水。他长相粗鲁，愚蠢，老实，过目即忘，很像小津安二郎电影中那个猪头小日本。除了吃面，他面前还有一堆煮熟的小土豆，大概别处买的。他一口一个土豆，吃得很香，吃相也很粗鲁。半明半暗之中，我盯着他看，我的眼光肆无忌惮，但他吃得专注，根本没有察觉。他的手指粗短，抓起土豆却很灵活，边吃边用厚实手掌抹抹油嘴。我依依不舍正要起身，猪头僵住了，面色生硬，眼睛发直，嘴张开一半，厚唇周围一圈油光，手里还捏了一粒土豆：他并非察觉有人在不客气的打量他，他是噎住了。
写于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二十日
2009-7-3 星期五(Friday)
（《耳语者》书影。）
四
被古拉格毁掉的还有法学家史纳文的妻子埃思弗，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任职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因为拒绝撰写颂扬古拉格的学术著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三个月后即被枪决。埃思弗不久亦被逮捕，判了八年劳改。一九四三年，埃思弗从ALZhIR劳改营获释，当局禁止她回列宁格勒，亦不准她在别的大城市定居。埃思弗的女儿艾达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教书，把母亲接了过去，一起住在学校某间空置办公室。艾达至今记得母亲当年的样子：“她又瘦又黑，被哈萨克斯坦的太阳烤焦了，一身都是被疟疾折磨过的症状。她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她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母亲。她疾病缠身，几乎动不了，一切都要靠我。”
一九四四年，埃思弗得到许可，搬去莫斯科跟儿子住在一起。翌年，女儿艾达和新婚丈夫回到列宁格勒，住进五户人家合居的一套集体公寓。埃思弗从莫斯科偷偷回来跟女儿女婿同住，帮着照料刚刚出生体弱多病的外孙。一九四九年，因为违反居住许可条例，埃思弗再度被捕，并被流放到列宁格勒东南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某镇。在那里，埃思弗的居住条件很差，她没工作，生活不能自理，时常还被充满敌意的当地居民骚扰，因为他们觉得她是政治犯，是法西斯。半年后，埃思弗三度被捕，而这次的罪名是“反社会分子”。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西部某镇，住在镇外最廉价的出租屋，靠女儿寄来的卢布维生。
一九五一年，埃思弗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她的女儿回忆母亲：“她全垮了。她几乎任何时候都一言不发。每句话你都得哄她说出来：她一旦说了什么，马上就会后悔。她从不告诉我劳改营任何事情。我试着让她说出来，我兄弟亦试过，但都没用。她害怕出门。她要是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跑进一栋楼房的门内躲起来，她要确信警察走了，才肯出来。这跟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她一直都很坚强很自信，但她从劳改营回到家就变了一个人。她的自信没了，她的健康亦没了，她回来后的前三年两次中风。她的活泼和好交际全没了。她从不想见任何人。她最后几年都卧床不起。”
埃思弗的沉默和恐惧，当然还有其他幸存者的身心异常，应该归于医学范畴的“trauma”，只要救治得当，就算不能完全康复，起码亦能缓解创痛，让“患者”有勇气和信心继续生活。但我相信，后知后觉的好心人，当不至于天真得来自作聪明，反去责问埃思弗及其家人：“你怎么不求助医生，你怎么不找心理辅导？”从古拉格回来的很多人，包括家中亲友，大概再亦过不上所谓身心健康的正常生活。在五十年代的苏联，没人为他们“献爱心”，帮他们疗治创伤，亦没有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甚至没人承认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索尔仁尼琴和萨拉莫夫那样坚韧。刑满获释离开劳改营，犯人都被警告，不得公开谈论自己的遭遇。很多人就像埃思弗一样害怕，不仅不敢公开谈论，对自己的亲人亦讳莫如深，而就算讲给家人听，他们能否明白？他们能否承受？一九六二年，熬过二十年牢狱和流放岁月，玛丽亚回到家人身旁。她后来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我活着回来了。但我在那儿的生活，我能说些什么？我怎么被护送到诺里尔斯克？他们怎样才能明白‘护送’一词的真正涵义？不论我的描述有多详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没人理解我们的经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
五
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最有名当数索尔仁尼琴（初读萨拉莫夫诗选，索尔仁尼琴说了一句话：“我浑身颤抖，仿佛遇到一位兄弟。”他曾邀请比他年长的萨拉莫夫合写《古拉格群岛》，但后者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谢），他笔下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亦在冰天雪地的古拉格，一天苦役下来，晚上回营房，就想喝碗稀薄菜汤：“那碗汤——它比自由还要贵重，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本身还要贵重。”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很多地方亦提到吃，那篇《炼乳》简直黑色幽默。主人公是饥肠辘辘的劳改犯，明知诱他一起逃跑的同伴是告密者，但是为了口腹，他假装应承，并叫对方弄来两罐炼乳，因为他要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跑。第二天放工回营房，告密者同伴把两罐炼乳给他，他立刻用斧子凿了两个小孔，并用借来的勺子，当着其他犯人喝了起来。“我吃的时候，人人都站着在看。没人对此举止不当，他们亦毫不指望可以获准分享。他们甚至没人希望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两罐炼乳。这种事情没听说过，他们的兴趣绝对忘我。我同样明白，你不可能不去盯着食物在另一个人嘴里消失。我坐下来舒舒服服喝炼乳，没有就着面包，而是不时喝口冷水送下。我喝完了两罐。观众散了——表演结束。”
“表演”结束，这类“表演”的看客或参与者却难忘怀，因为他们跟萨拉莫夫一样，大概都有同一梦想：“我睡了，做起我永远的科雷马之梦——一条条面包在空中飘浮，填满所有房子，所有街道，整个地球。”若莱妲亦进过“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获释后，除了不愿谈论过去，除了落落寡合，她还执迷于吃：她常常随身带着小块面包，她常常囤积食物，她亦常常半夜起床吃东西，因为她担心饿着。柳芭是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前任丈夫是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摄影师，后任丈夫是莫斯科某电影厂厂长。一九三八年，因为后任丈夫被捕，柳芭进了ALZhIR劳改营。一九四七年，柳芭获释，青春与美丽不再，熟人在街上见她都纷纷躲避，她亦不能在莫斯科定居。幸好，从前某位仰慕者跟她结婚，柳芭总算回到莫斯科，有了一份工作。但是，根据柳芭女儿回忆，母亲以前的热情和慈爱全无踪影。她从不疼爱外孙。外孙要是跌倒，她会叫他们起来不许哭，因为会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伤害他们，而这些事情会让他们真的哭起来。回来之后的柳芭亦很自私，甚至贪婪，尤其事关食物。她的孙女回忆：“她在床下放了一个手提箱，塞满冬天衣服和干粮，以防他们再来找她。她怕晚上电话和门铃响，在街上看到警察就吓得不行。”一九八三年，柳芭去世。去世之前，她的笔记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害怕自由。一旦受过重创，你就永远容易再受伤害。”
《科雷马故事集》还有一则篇名美好的《樱桃白兰地》（采自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某诗人躺在劳改病房奄奄一息，配给的面包被病友偷走。当诗人一命呜呼，隔了两天，死者才被“一笔勾销”，因为邻床病友耍花招，替诗人多领两天面包，“所以，他比记录的死亡日期早死两天——对于将来的传记作者，这个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然而死者已矣，还是看看活着回来的人罢。埃琳娜有个怪癖：数自己的脚步，哪怕是在家里。这个怪癖来自劳改营。进去之前，埃琳娜从没做过体力活，她不习惯，尤其战争期间，犯人的工作定额大幅提高，埃琳娜常常不能完成，而根据古拉格的丛林法则，不劳动者就不得食或少食。为了节省体力，埃琳娜惟有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少走路。不过，比起阿历克珊德娜，埃琳娜数脚步只是小菜一碟。阿历克珊德娜亦从劳改营获释，跟女儿住在一套集体公寓内。她总疑心别人要偷她的食物，常把食物藏在家里的旮旮旯旯，但又忘了吃。等她想起来去找，食物不见了，她就怪女儿怪邻居。母女俩关系很糟糕，最后，阿历克珊德娜逼着女儿搬了出去。
米哈依尔很像《炼乳》的主人公，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儿童之家长大，在军中度过少年时代，又在这个劳改营那个劳改营熬了十五年。不管到哪里，米哈依尔都得参与争夺食物的“战斗”，他习惯把一切尽可能抢到手，不去考虑别人。离开劳改营，米哈依尔三十六岁，高大英俊，一把浓髯。在莫斯科文学圈，他以“火星来的野人”著称。某天，米哈依尔的女友（后来嫁给他）请他到家里作客，他在餐桌上的粗鲁表现把她吓着了。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只顾自己。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什么亦没说，直到有天，她终于忍不住责备他：他不能去抢最后一粒橙，而是应该留给孩子们，因为这是家里规矩。米哈依尔的妻子回忆：“他答道：‘我不知道，从来没人教我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不是贪心，但就像他说自己，他是吝啬，或者甚至自私，因为他就是那样长大的。”而正是那时，她才明白，她并不真正了解她爱的人，她必须学会重新爱上他，真正的他，那个孤儿院出来的男孩，只有这样，她才能完全理解他，帮助他过上正常生活。
六
Enough！若说幸福家庭都是相似，可谁能想到，苦难，乃至苦难的后遗症，竟亦大致如此。根据《耳语者》一书所引保守估算，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亦即斯大林上台到他去世），大约两千五百万苏联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枪决、劳改、流放），这一人数，约占苏联人口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苏联人口约两亿），换句话说，平均一点五个苏联家庭，就有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而这并不包括死于战争与饥荒之人，更不包括受害者亲属（他们所受“震荡”，同样不可忽视）。难怪萨拉莫夫要下狠语（他在科雷马十七年，亲历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他怀疑苦难能否催生友谊，他反驳“文学童话”所谓困境是建立友谊的基本要素：“要是悲剧和需求把人凑在一起产生友谊，那么，这个需求还不极端，这个悲剧还不大。要是悲剧可以跟朋友分享，它还不够深不够强烈。只有真正需求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力量，并且界定他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
好辩读者，完全可以反驳萨拉莫夫立论太苛。如果不是基于信仰，大概没人愿意主动寻求这类严酷考验。不过，萨拉莫夫提到真正需求可以界定人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我极为认同。但我不想再以名家为例，我只想以《耳语者》书中一则真实故事结束本文。比起之前所述，这个故事相对“阳光”，虽然我读完一样恍若隔世，就像我初看电影《东方西方》觉得有些夸张（看来，笔者之前所引玛丽亚那番话并非毫无道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Believe it or not，恰如《科雷马故事集》数次提到的一句劳改营“名言”，刑事犯人揶揄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同伴：“你要是不信，就当童话读吧。”廿一世纪歌舞升平，这些故事的确都像另类童话。但是，谁敢保证这类童话不会再现？谁敢肯定萨拉莫夫提到的考验不会重临？
一九二八年，瓦仑金生于列宁格勒一个工程师家庭。一九三七年，他的父亲被捕并遭枪决。瓦仑金和妹妹还有母亲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一九四零年才回列宁格勒。战争期间，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母子三人为敌军掳去奥地利和德国做工。战后，妹妹嫁给在德国认识的美国军官并移民美国，瓦仑金则回苏联。他的国外经历让他怀疑苏联体制。一九四七年，瓦仑金被捕，当局想他劝说妹妹回国，但他拒绝了。于是，他被控以“反苏宣传”罪名（因为他写给妹妹的信），进了三年劳改营。翌年，瓦仑金的母亲亦被逮捕（理由是她跟女儿通信），被判十年劳改（ALZhIR劳改营）。一九五零年，瓦仑金获释，先是住在黑海附近某地，在水泥厂工作，不久又被海军征召，派驻塞瓦斯托波尔四年。其间，瓦仑金与该地一名女子结婚，并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女儿。
一九五四年，瓦仑金复员。他不回家乡列宁格勒（他在海军表现很好，他前景光明），而是带着妻女去了哈萨克斯坦，住在母亲所在的劳改营附近。那年，母亲六十一岁，几年的劳改营生活令她心力交瘁。瓦仑金在集体农庄开联合收割机，跟妻子和女儿住在偏远简陋的板房内。每个星期，他都要步行一百公里去看一次母亲，给她捎去衣服和食物。一九五六年，瓦仑金的妻子无法忍受艰苦生活还有婆婆拖累，抛下丈夫和三岁女儿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同年，瓦仑金的母亲获释，母子返回列宁格勒，住进集体公寓一个狭小房间，瓦仑金则在列宁格勒地铁工程做工。翌年，母亲去世（八年劳改毁了她）。两年后，瓦仑金跟妻子团聚，他们又有孩子。可是一九六四年，妻子再度出走，三个孩子则由瓦仑金一手拉扯成人。
回首往事，瓦仑金说：“我母亲总是告诉我，为人要诚实要有道德，要活得真实，就像十九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宣扬的那样，尤其是赫尔岑，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读过他的书……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我母亲进了劳改营的事实，我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她……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帮助她是我应有的道义。”但是，瓦仑金亦承认，他当年抛下列宁格勒的工作前景，自我放逐到哈萨克斯坦，或许还因为他的不同政见，因为他受到的伤害，因为他觉得世道不公，而这一切，都让他有意远离现行的苏联体制。
写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廿八日至五月五日
（本文原载《万象》七月号）
（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
（《耳语者》书影。）
四
被古拉格毁掉的还有法学家史纳文的妻子埃思弗，她的丈夫是犹太人，任职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学院，因为拒绝撰写颂扬古拉格的学术著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三个月后即被枪决。埃思弗不久亦被逮捕，判了八年劳改。一九四三年，埃思弗从ALZhIR劳改营获释，当局禁止她回列宁格勒，亦不准她在别的大城市定居。埃思弗的女儿艾达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教书，把母亲接了过去，一起住在学校某间空置办公室。艾达至今记得母亲当年的样子：“她又瘦又黑，被哈萨克斯坦的太阳烤焦了，一身都是被疟疾折磨过的症状。她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她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母亲。她疾病缠身，几乎动不了，一切都要靠我。”
一九四四年，埃思弗得到许可，搬去莫斯科跟儿子住在一起。翌年，女儿艾达和新婚丈夫回到列宁格勒，住进五户人家合居的一套集体公寓。埃思弗从莫斯科偷偷回来跟女儿女婿同住，帮着照料刚刚出生体弱多病的外孙。一九四九年，因为违反居住许可条例，埃思弗再度被捕，并被流放到列宁格勒东南一百多公里以外的某镇。在那里，埃思弗的居住条件很差，她没工作，生活不能自理，时常还被充满敌意的当地居民骚扰，因为他们觉得她是政治犯，是法西斯。半年后，埃思弗三度被捕，而这次的罪名是“反社会分子”。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西部某镇，住在镇外最廉价的出租屋，靠女儿寄来的卢布维生。
一九五一年，埃思弗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她的女儿回忆母亲：“她全垮了。她几乎任何时候都一言不发。每句话你都得哄她说出来：她一旦说了什么，马上就会后悔。她从不告诉我劳改营任何事情。我试着让她说出来，我兄弟亦试过，但都没用。她害怕出门。她要是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跑进一栋楼房的门内躲起来，她要确信警察走了，才肯出来。这跟她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她一直都很坚强很自信，但她从劳改营回到家就变了一个人。她的自信没了，她的健康亦没了，她回来后的前三年两次中风。她的活泼和好交际全没了。她从不想见任何人。她最后几年都卧床不起。”
埃思弗的沉默和恐惧，当然还有其他幸存者的身心异常，应该归于医学范畴的“trauma”，只要救治得当，就算不能完全康复，起码亦能缓解创痛，让“患者”有勇气和信心继续生活。但我相信，后知后觉的好心人，当不至于天真得来自作聪明，反去责问埃思弗及其家人：“你怎么不求助医生，你怎么不找心理辅导？”从古拉格回来的很多人，包括家中亲友，大概再亦过不上所谓身心健康的正常生活。在五十年代的苏联，没人为他们“献爱心”，帮他们疗治创伤，亦没有专门机构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甚至没人承认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索尔仁尼琴和萨拉莫夫那样坚韧。刑满获释离开劳改营，犯人都被警告，不得公开谈论自己的遭遇。很多人就像埃思弗一样害怕，不仅不敢公开谈论，对自己的亲人亦讳莫如深，而就算讲给家人听，他们能否明白？他们能否承受？一九六二年，熬过二十年牢狱和流放岁月，玛丽亚回到家人身旁。她后来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我活着回来了。但我在那儿的生活，我能说些什么？我怎么被护送到诺里尔斯克？他们怎样才能明白‘护送’一词的真正涵义？不论我的描述有多详细，他们仍然不能理解。没人理解我们的经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
五
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最有名当数索尔仁尼琴（初读萨拉莫夫诗选，索尔仁尼琴说了一句话：“我浑身颤抖，仿佛遇到一位兄弟。”他曾邀请比他年长的萨拉莫夫合写《古拉格群岛》，但后者以年老多病为由辞谢），他笔下的伊万·杰尼索维奇亦在冰天雪地的古拉格，一天苦役下来，晚上回营房，就想喝碗稀薄菜汤：“那碗汤——它比自由还要贵重，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本身还要贵重。”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很多地方亦提到吃，那篇《炼乳》简直黑色幽默。主人公是饥肠辘辘的劳改犯，明知诱他一起逃跑的同伴是告密者，但是为了口腹，他假装应承，并叫对方弄来两罐炼乳，因为他要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跑。第二天放工回营房，告密者同伴把两罐炼乳给他，他立刻用斧子凿了两个小孔，并用借来的勺子，当着其他犯人喝了起来。“我吃的时候，人人都站着在看。没人对此举止不当，他们亦毫不指望可以获准分享。他们甚至没人希望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两罐炼乳。这种事情没听说过，他们的兴趣绝对忘我。我同样明白，你不可能不去盯着食物在另一个人嘴里消失。我坐下来舒舒服服喝炼乳，没有就着面包，而是不时喝口冷水送下。我喝完了两罐。观众散了——表演结束。”
“表演”结束，这类“表演”的看客或参与者却难忘怀，因为他们跟萨拉莫夫一样，大概都有同一梦想：“我睡了，做起我永远的科雷马之梦——一条条面包在空中飘浮，填满所有房子，所有街道，整个地球。”若莱妲亦进过“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获释后，除了不愿谈论过去，除了落落寡合，她还执迷于吃：她常常随身带着小块面包，她常常囤积食物，她亦常常半夜起床吃东西，因为她担心饿着。柳芭是个漂亮的电影明星，前任丈夫是著名导演普多夫金的摄影师，后任丈夫是莫斯科某电影厂厂长。一九三八年，因为后任丈夫被捕，柳芭进了ALZhIR劳改营。一九四七年，柳芭获释，青春与美丽不再，熟人在街上见她都纷纷躲避，她亦不能在莫斯科定居。幸好，从前某位仰慕者跟她结婚，柳芭总算回到莫斯科，有了一份工作。但是，根据柳芭女儿回忆，母亲以前的热情和慈爱全无踪影。她从不疼爱外孙。外孙要是跌倒，她会叫他们起来不许哭，因为会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伤害他们，而这些事情会让他们真的哭起来。回来之后的柳芭亦很自私，甚至贪婪，尤其事关食物。她的孙女回忆：“她在床下放了一个手提箱，塞满冬天衣服和干粮，以防他们再来找她。她怕晚上电话和门铃响，在街上看到警察就吓得不行。”一九八三年，柳芭去世。去世之前，她的笔记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害怕自由。一旦受过重创，你就永远容易再受伤害。”
《科雷马故事集》还有一则篇名美好的《樱桃白兰地》（采自曼德尔斯塔姆的诗句）：某诗人躺在劳改病房奄奄一息，配给的面包被病友偷走。当诗人一命呜呼，隔了两天，死者才被“一笔勾销”，因为邻床病友耍花招，替诗人多领两天面包，“所以，他比记录的死亡日期早死两天——对于将来的传记作者，这个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然而死者已矣，还是看看活着回来的人罢。埃琳娜有个怪癖：数自己的脚步，哪怕是在家里。这个怪癖来自劳改营。进去之前，埃琳娜从没做过体力活，她不习惯，尤其战争期间，犯人的工作定额大幅提高，埃琳娜常常不能完成，而根据古拉格的丛林法则，不劳动者就不得食或少食。为了节省体力，埃琳娜惟有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少走路。不过，比起阿历克珊德娜，埃琳娜数脚步只是小菜一碟。阿历克珊德娜亦从劳改营获释，跟女儿住在一套集体公寓内。她总疑心别人要偷她的食物，常把食物藏在家里的旮旮旯旯，但又忘了吃。等她想起来去找，食物不见了，她就怪女儿怪邻居。母女俩关系很糟糕，最后，阿历克珊德娜逼着女儿搬了出去。
米哈依尔很像《炼乳》的主人公，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儿童之家长大，在军中度过少年时代，又在这个劳改营那个劳改营熬了十五年。不管到哪里，米哈依尔都得参与争夺食物的“战斗”，他习惯把一切尽可能抢到手，不去考虑别人。离开劳改营，米哈依尔三十六岁，高大英俊，一把浓髯。在莫斯科文学圈，他以“火星来的野人”著称。某天，米哈依尔的女友（后来嫁给他）请他到家里作客，他在餐桌上的粗鲁表现把她吓着了。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只顾自己。但很长一段时间，她什么亦没说，直到有天，她终于忍不住责备他：他不能去抢最后一粒橙，而是应该留给孩子们，因为这是家里规矩。米哈依尔的妻子回忆：“他答道：‘我不知道，从来没人教我这样，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不是贪心，但就像他说自己，他是吝啬，或者甚至自私，因为他就是那样长大的。”而正是那时，她才明白，她并不真正了解她爱的人，她必须学会重新爱上他，真正的他，那个孤儿院出来的男孩，只有这样，她才能完全理解他，帮助他过上正常生活。
六
Enough！若说幸福家庭都是相似，可谁能想到，苦难，乃至苦难的后遗症，竟亦大致如此。根据《耳语者》一书所引保守估算，一九二八到一九五三（亦即斯大林上台到他去世），大约两千五百万苏联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枪决、劳改、流放），这一人数，约占苏联人口八分之一（一九四一年，苏联人口约两亿），换句话说，平均一点五个苏联家庭，就有一个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而这并不包括死于战争与饥荒之人，更不包括受害者亲属（他们所受“震荡”，同样不可忽视）。难怪萨拉莫夫要下狠语（他在科雷马十七年，亲历是非颠倒人性扭曲），他怀疑苦难能否催生友谊，他反驳“文学童话”所谓困境是建立友谊的基本要素：“要是悲剧和需求把人凑在一起产生友谊，那么，这个需求还不极端，这个悲剧还不大。要是悲剧可以跟朋友分享，它还不够深不够强烈。只有真正需求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力量，并且界定他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
好辩读者，完全可以反驳萨拉莫夫立论太苛。如果不是基于信仰，大概没人愿意主动寻求这类严酷考验。不过，萨拉莫夫提到真正需求可以界定人的身体耐力和道德勇气，我极为认同。但我不想再以名家为例，我只想以《耳语者》书中一则真实故事结束本文。比起之前所述，这个故事相对“阳光”，虽然我读完一样恍若隔世，就像我初看电影《东方西方》觉得有些夸张（看来，笔者之前所引玛丽亚那番话并非毫无道理：“只有那些知道怎么回事的人，才能理解和同情。”）。Believe it or not，恰如《科雷马故事集》数次提到的一句劳改营“名言”，刑事犯人揶揄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同伴：“你要是不信，就当童话读吧。”廿一世纪歌舞升平，这些故事的确都像另类童话。但是，谁敢保证这类童话不会再现？谁敢肯定萨拉莫夫提到的考验不会重临？
一九二八年，瓦仑金生于列宁格勒一个工程师家庭。一九三七年，他的父亲被捕并遭枪决。瓦仑金和妹妹还有母亲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一九四零年才回列宁格勒。战争期间，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母子三人为敌军掳去奥地利和德国做工。战后，妹妹嫁给在德国认识的美国军官并移民美国，瓦仑金则回苏联。他的国外经历让他怀疑苏联体制。一九四七年，瓦仑金被捕，当局想他劝说妹妹回国，但他拒绝了。于是，他被控以“反苏宣传”罪名（因为他写给妹妹的信），进了三年劳改营。翌年，瓦仑金的母亲亦被逮捕（理由是她跟女儿通信），被判十年劳改（ALZhIR劳改营）。一九五零年，瓦仑金获释，先是住在黑海附近某地，在水泥厂工作，不久又被海军征召，派驻塞瓦斯托波尔四年。其间，瓦仑金与该地一名女子结婚，并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女儿。
一九五四年，瓦仑金复员。他不回家乡列宁格勒（他在海军表现很好，他前景光明），而是带着妻女去了哈萨克斯坦，住在母亲所在的劳改营附近。那年，母亲六十一岁，几年的劳改营生活令她心力交瘁。瓦仑金在集体农庄开联合收割机，跟妻子和女儿住在偏远简陋的板房内。每个星期，他都要步行一百公里去看一次母亲，给她捎去衣服和食物。一九五六年，瓦仑金的妻子无法忍受艰苦生活还有婆婆拖累，抛下丈夫和三岁女儿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同年，瓦仑金的母亲获释，母子返回列宁格勒，住进集体公寓一个狭小房间，瓦仑金则在列宁格勒地铁工程做工。翌年，母亲去世（八年劳改毁了她）。两年后，瓦仑金跟妻子团聚，他们又有孩子。可是一九六四年，妻子再度出走，三个孩子则由瓦仑金一手拉扯成人。
回首往事，瓦仑金说：“我母亲总是告诉我，为人要诚实要有道德，要活得真实，就像十九世纪伟大的俄国作家宣扬的那样，尤其是赫尔岑，我们小时候，她给我们读过他的书……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我母亲进了劳改营的事实，我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她……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帮助她是我应有的道义。”但是，瓦仑金亦承认，他当年抛下列宁格勒的工作前景，自我放逐到哈萨克斯坦，或许还因为他的不同政见，因为他受到的伤害，因为他觉得世道不公，而这一切，都让他有意远离现行的苏联体制。
写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廿八日至五月五日
（本文原载《万象》七月号）
（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
2009-7-3 星期五(Friday)
（《科雷马故事集》英译本书影。）
一
“我买了几件针织内衣；我十八年没穿过这种内衣了。排队付款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尺码？我忘了我的尺码。最大的吧。女店员不以为然摇摇头。五十五号？她包好我从来不会穿的内衣，因为我的尺码是五十一号。我到了莫斯科才发觉。所有女店员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我买了一把修面刷和一把折叠小刀。这些好东西便宜得可笑。在北方，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修面刷和折叠小刀。我进到一家书店。旧书区有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历史》卖——全套八百五十卢布。不，我要到了莫斯科才买书。但是拿着书，站在一家书店的柜台旁，就像端着一盘热呼呼的肉汤……就像端着一杯生命之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伯利亚的依尔库次克，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熬过十七年古拉格岁月，正要搭火车回莫斯科。他的旅程漫长艰辛。车厢又脏又挤又吵，不像列车更像宿舍。“一列囚车，一列囚车。”萨拉莫夫自言自语，他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躺下来。混乱之中，萨拉莫夫竟然忘掉十七年来一大梦想，他忘了去听他一直想听的声音：火车汽笛。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象征。车开了。某个转轨道口，列车晃了一下，睡在作家上铺的醉醺醺年轻中尉被晃得挂在半空，吐了作家一床。这一路，作家还遇到偷偷摸摸跑买卖的生意人，被朋友塞上车的醉鬼，在列车员车厢临时开业神色疲惫的暗娼，服刑完毕带着邋遢幼儿回家的父亲……每到一站，萨拉莫夫都不下车。他带了干粮，他害怕列车弃他而去。他深信会有不详之事，幸福不会没完没了。只有到了莫斯科火车站，看到妻子，萨拉莫夫才想起，多年前，每次出差，妻子亦这样来接他。只不过，这趟旅程花了十七年，更重要的，他不是出差，他是从地狱返来。
萨拉莫夫的自传式短篇《火车》写到这里冷冷而止。他没提到自己跟妻子如何相见于莫斯科火车站，亦没提到他是否尘满面鬓如霜，他和妻子是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从地狱返来的，还有法俄合拍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的女主人公：法国女人玛丽。二战结束，她跟着身为医生的俄国丈夫回到苏联，最终难逃古拉格魔掌。电影快完，丈夫带儿子去接刚刚获释的玛丽。父子俩神色严峻，站在雪地中，望着走出铁门的一队女犯，但是玛丽一直没有出现。镜头轻轻一推，玛丽瑟瑟缩缩转过身来。原来，她跟他们彼此错过，他们都没一眼认出对方。那不是电影开头年轻漂亮充满自信的法国女人玛丽，那是一个乡下丑妇，衣着臃肿邋遢，面容苍白衰老。镜头再转，玛丽在家中浴室准备入浴（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赫鲁晓夫正讲话），丈夫满是爱怜递来丝绸浴衣（他不知妻子现在尺码，他只好买了一大一小两件），可是玛丽很自卑，因为她一身臭气，那是环境恶劣的劳改营房无处不有的臭气。虽然电影没提，但我敢说，玛丽身上，还有萨拉莫夫写到的虱子，遇到热气就出来活动令你满身搔痒的虱子。
二
《火车》出自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这本自传式短篇合集，兼具文学与史料价值，堪称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大珍宝，而萨拉莫夫说他是从地狱返来，他亦没有信口开河，因为他在环境最严酷的科雷马劳改营呆了十七年，他九死一生最有发言权（根据估计，光是科雷马就有大约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严寒、饥饿、疾病、苦役……正如书中一位囚犯所说：科雷马是没有焚化炉的奥斯威辛）。《东方西方》这部电影亦没有撒谎，我这几年竟然看了三遍，初看我觉得有些夸张，再看两遍，我已不忍鸡蛋里面挑骨头。我倒不是出于所谓冷战思维，我有的只是同情与心痛。在我眼中，电影，文学，历史，就该这样互为映证让人铭记，就像我读完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杰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我不仅不再怀疑《东方西方》这出电影是否可信，我亦读到另外一个玛丽，俄国的玛丽，她的经历，或许比电影中的法国玛丽还要令人心酸。
俄国玛丽的经历，源于一则自传故事，那是她的儿子布拉特（诗人与歌词作者）在一九八八年所写：《我梦中的女孩》。布拉特的父亲是格鲁吉亚籍干部，一九三九年被捕，布拉特的母亲跟着入狱，被判十年劳改。那年，布拉特十二岁，先是投靠莫斯科的外婆，后去第比利斯投奔父亲家人。一九四一年，布拉特十七岁，他参军了。复员后，他进了第比利斯大学读书，而母亲跟萨拉莫夫一样，在古拉格一呆就是十八年，一九五五年才从劳改营获释。布拉特这篇故事提到母亲归来那个夜晚。叙述者是位天真无邪的学生，跟人合住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他很快乐，因为他在恋爱。但他亦有不快，因为他没有母亲。他只有母亲年轻时候一张照片。母亲有双棕色的杏仁大眼，他还记得她的微笑和柔声细语。终于，有天，他期待已久的电报来了：“接五零一次车。妈妈。”往火车站的路上，他幻想他跟母亲团聚该有多么幸福率真：“我接到她。我们在家吃饭。就我们俩。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我告诉她我的情况。我们用不着分析，或试图了解那些该受谴责的人有何动机。事情过去了，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让她放松一下。”
但是五零一次火车几度误点。这是一趟特别列车，载的都是犯人。午夜，等他去到车站，发现列车一小时前就已到站。他看到母亲走向他的住处。他和母亲拥抱，一起走回去，两人都不说话。到了公寓，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烟抽个不停。当他望着她的眼睛，他没看到棕色的杏仁大眼：“她的眼睛又冷又远。她望着我，但她没看到我。她的脸很冷漠，成了石头，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得发黑的双手软弱无力靠着双膝。她一言不发。”当他问她想不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他又问，她却回答：“你问我？”她没问起儿子情况。她的话都是只言片语，提到她所在劳改营附近几个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她问那人是不是亦从劳改营回来，她怀疑他是告密者。她亦害怕离开住处。最后，儿子把母亲拖去电影院，如他之前幻想，要让母亲放松一下，但是，进去不到几分钟，电影还没开映，她就离开了电影院。
三
就让我把目光停在火车站片刻，就让我再来转述一对母女既不幸福亦不率真的重逢。一九三八年，农艺师狄娜进了古拉格（她的丈夫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同年被枪决）。狄娜五岁的女儿格特鲁和弟弟则被姑姑收养。在哈萨克斯坦的ALZhIR劳改营（“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狄娜身为技术专才，待遇不算最差（这类待遇往往决定一个犯人的生死）。她常给女儿寄点自己做的小礼物，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条绣了可爱动物的毛巾。这条毛巾，女儿一直珍藏：“不管我在哪儿，在学生宿舍，在我住过的每个地方，我总把它铺在床上。在我心中，它就等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的那些年，我树立了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善良而美丽，但是住在远方。”
九年后，格特鲁十四岁，母亲狄娜获释，当局允许她在莫斯科一百公里以外定居。狄娜选择住在符拉基米尔附近，并在某个集体农庄谋了一份农艺师的工作。当母亲从劳改营途径莫斯科前往符拉基米尔，住在舅舅家的女儿去火车站接她：“突然，一个女人步下火车。她身穿羊皮衣，拎着胶合板箱子，背了一个帆布背包。她的头发剃掉了。她臭气熏天。她赶了一个星期的路。我们带她回家，大人要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的炉子上烧了水，帮她脱衣服。太臭了。真的吓人。她一身都是虱子，衣服里面有蟑螂。我很厌恶。我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我母亲，我觉得她是外人。”
从远方归来，从地狱返来，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不再纯洁，甚至不再健全，无论肉身还是灵魂。这是多么惨痛的人生遭遇！劫后馀生的行尸走肉，难道真的就比那些提早谢幕的死者幸运？像科雷马那样强加于人的苦难，难道真的必然铸就不朽灵魂？弗露查是某个劳改营主管的妻子，一九三七年丈夫被捕，她亦进了“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多年后，等她从哈萨克斯坦回莫斯科，弗露查成了废人。她在劳改营被拷打被痛殴，身心创痕累累。女儿埃琳娜从不知道母亲受过虐待，要到一九六零年，弗露查去世，医生问起死者身上的疤痕和瘀伤，埃琳娜方才发觉：“他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伤，即使心脏都被打得脱了位。‘您母亲进过劳改营？’他们问。他们不能想象我的母亲如此情形怎么还能幸存。只有那时，我才明白，从劳改营回来，母亲为什么这样粗鲁和凶暴。她老在诅咒，一发脾气就打我们摔东西。我问过她在劳改营是否挨打，但她不肯说。‘有些事情你是不能讲的。’她说。我再没问过她。”
回来之后，弗露查信教信到颠狂，并有精神错乱迹象。她跟女儿相处愈来愈难。一九五三年，埃琳娜的儿子出生，来到世上就有生理缺陷。但是外婆弗露查很凶，常常打烂外孙的玩具，或是偷走外孙的糖果，把糖果跟别的食物藏在她的被褥下面。埃琳娜再亦受不了母亲，一九五八年，亦即弗露查去世前两年，女儿抛下母亲，从莫斯科搬家到了列宁格勒。
（《科雷马故事集》英译本书影。）
一
“我买了几件针织内衣；我十八年没穿过这种内衣了。排队付款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尺码？我忘了我的尺码。最大的吧。女店员不以为然摇摇头。五十五号？她包好我从来不会穿的内衣，因为我的尺码是五十一号。我到了莫斯科才发觉。所有女店员都穿一样的蓝制服。我买了一把修面刷和一把折叠小刀。这些好东西便宜得可笑。在北方，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动手做——修面刷和折叠小刀。我进到一家书店。旧书区有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历史》卖——全套八百五十卢布。不，我要到了莫斯科才买书。但是拿着书，站在一家书店的柜台旁，就像端着一盘热呼呼的肉汤……就像端着一杯生命之水。”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西伯利亚的依尔库次克，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熬过十七年古拉格岁月，正要搭火车回莫斯科。他的旅程漫长艰辛。车厢又脏又挤又吵，不像列车更像宿舍。“一列囚车，一列囚车。”萨拉莫夫自言自语，他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躺下来。混乱之中，萨拉莫夫竟然忘掉十七年来一大梦想，他忘了去听他一直想听的声音：火车汽笛。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象征。车开了。某个转轨道口，列车晃了一下，睡在作家上铺的醉醺醺年轻中尉被晃得挂在半空，吐了作家一床。这一路，作家还遇到偷偷摸摸跑买卖的生意人，被朋友塞上车的醉鬼，在列车员车厢临时开业神色疲惫的暗娼，服刑完毕带着邋遢幼儿回家的父亲……每到一站，萨拉莫夫都不下车。他带了干粮，他害怕列车弃他而去。他深信会有不详之事，幸福不会没完没了。只有到了莫斯科火车站，看到妻子，萨拉莫夫才想起，多年前，每次出差，妻子亦这样来接他。只不过，这趟旅程花了十七年，更重要的，他不是出差，他是从地狱返来。
萨拉莫夫的自传式短篇《火车》写到这里冷冷而止。他没提到自己跟妻子如何相见于莫斯科火车站，亦没提到他是否尘满面鬓如霜，他和妻子是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从地狱返来的，还有法俄合拍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的女主人公：法国女人玛丽。二战结束，她跟着身为医生的俄国丈夫回到苏联，最终难逃古拉格魔掌。电影快完，丈夫带儿子去接刚刚获释的玛丽。父子俩神色严峻，站在雪地中，望着走出铁门的一队女犯，但是玛丽一直没有出现。镜头轻轻一推，玛丽瑟瑟缩缩转过身来。原来，她跟他们彼此错过，他们都没一眼认出对方。那不是电影开头年轻漂亮充满自信的法国女人玛丽，那是一个乡下丑妇，衣着臃肿邋遢，面容苍白衰老。镜头再转，玛丽在家中浴室准备入浴（儿子在客厅看电视：赫鲁晓夫正讲话），丈夫满是爱怜递来丝绸浴衣（他不知妻子现在尺码，他只好买了一大一小两件），可是玛丽很自卑，因为她一身臭气，那是环境恶劣的劳改营房无处不有的臭气。虽然电影没提，但我敢说，玛丽身上，还有萨拉莫夫写到的虱子，遇到热气就出来活动令你满身搔痒的虱子。
二
《火车》出自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这本自传式短篇合集，兼具文学与史料价值，堪称二十世纪俄国文学一大珍宝，而萨拉莫夫说他是从地狱返来，他亦没有信口开河，因为他在环境最严酷的科雷马劳改营呆了十七年，他九死一生最有发言权（根据估计，光是科雷马就有大约三百万人死于非命：严寒、饥饿、疾病、苦役……正如书中一位囚犯所说：科雷马是没有焚化炉的奥斯威辛）。《东方西方》这部电影亦没有撒谎，我这几年竟然看了三遍，初看我觉得有些夸张，再看两遍，我已不忍鸡蛋里面挑骨头。我倒不是出于所谓冷战思维，我有的只是同情与心痛。在我眼中，电影，文学，历史，就该这样互为映证让人铭记，就像我读完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杰作《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我不仅不再怀疑《东方西方》这出电影是否可信，我亦读到另外一个玛丽，俄国的玛丽，她的经历，或许比电影中的法国玛丽还要令人心酸。
俄国玛丽的经历，源于一则自传故事，那是她的儿子布拉特（诗人与歌词作者）在一九八八年所写：《我梦中的女孩》。布拉特的父亲是格鲁吉亚籍干部，一九三九年被捕，布拉特的母亲跟着入狱，被判十年劳改。那年，布拉特十二岁，先是投靠莫斯科的外婆，后去第比利斯投奔父亲家人。一九四一年，布拉特十七岁，他参军了。复员后，他进了第比利斯大学读书，而母亲跟萨拉莫夫一样，在古拉格一呆就是十八年，一九五五年才从劳改营获释。布拉特这篇故事提到母亲归来那个夜晚。叙述者是位天真无邪的学生，跟人合住只有一个房间的公寓。他很快乐，因为他在恋爱。但他亦有不快，因为他没有母亲。他只有母亲年轻时候一张照片。母亲有双棕色的杏仁大眼，他还记得她的微笑和柔声细语。终于，有天，他期待已久的电报来了：“接五零一次车。妈妈。”往火车站的路上，他幻想他跟母亲团聚该有多么幸福率真：“我接到她。我们在家吃饭。就我们俩。她告诉我她的生活，我告诉她我的情况。我们用不着分析，或试图了解那些该受谴责的人有何动机。事情过去了，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让她放松一下。”
但是五零一次火车几度误点。这是一趟特别列车，载的都是犯人。午夜，等他去到车站，发现列车一小时前就已到站。他看到母亲走向他的住处。他和母亲拥抱，一起走回去，两人都不说话。到了公寓，她坐在厨房餐桌旁，烟抽个不停。当他望着她的眼睛，他没看到棕色的杏仁大眼：“她的眼睛又冷又远。她望着我，但她没看到我。她的脸很冷漠，成了石头，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得发黑的双手软弱无力靠着双膝。她一言不发。”当他问她想不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他又问，她却回答：“你问我？”她没问起儿子情况。她的话都是只言片语，提到她所在劳改营附近几个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她问那人是不是亦从劳改营回来，她怀疑他是告密者。她亦害怕离开住处。最后，儿子把母亲拖去电影院，如他之前幻想，要让母亲放松一下，但是，进去不到几分钟，电影还没开映，她就离开了电影院。
三
就让我把目光停在火车站片刻，就让我再来转述一对母女既不幸福亦不率真的重逢。一九三八年，农艺师狄娜进了古拉格（她的丈夫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校长，同年被枪决）。狄娜五岁的女儿格特鲁和弟弟则被姑姑收养。在哈萨克斯坦的ALZhIR劳改营（“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狄娜身为技术专才，待遇不算最差（这类待遇往往决定一个犯人的生死）。她常给女儿寄点自己做的小礼物，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条绣了可爱动物的毛巾。这条毛巾，女儿一直珍藏：“不管我在哪儿，在学生宿舍，在我住过的每个地方，我总把它铺在床上。在我心中，它就等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的那些年，我树立了一个母亲的形象，她善良而美丽，但是住在远方。”
九年后，格特鲁十四岁，母亲狄娜获释，当局允许她在莫斯科一百公里以外定居。狄娜选择住在符拉基米尔附近，并在某个集体农庄谋了一份农艺师的工作。当母亲从劳改营途径莫斯科前往符拉基米尔，住在舅舅家的女儿去火车站接她：“突然，一个女人步下火车。她身穿羊皮衣，拎着胶合板箱子，背了一个帆布背包。她的头发剃掉了。她臭气熏天。她赶了一个星期的路。我们带她回家，大人要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的炉子上烧了水，帮她脱衣服。太臭了。真的吓人。她一身都是虱子，衣服里面有蟑螂。我很厌恶。我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我母亲，我觉得她是外人。”
从远方归来，从地狱返来，不再年轻，不再美丽，不再纯洁，甚至不再健全，无论肉身还是灵魂。这是多么惨痛的人生遭遇！劫后馀生的行尸走肉，难道真的就比那些提早谢幕的死者幸运？像科雷马那样强加于人的苦难，难道真的必然铸就不朽灵魂？弗露查是某个劳改营主管的妻子，一九三七年丈夫被捕，她亦进了“为祖国叛徒的妻子所设之阿克摩棱斯克劳改营”。多年后，等她从哈萨克斯坦回莫斯科，弗露查成了废人。她在劳改营被拷打被痛殴，身心创痕累累。女儿埃琳娜从不知道母亲受过虐待，要到一九六零年，弗露查去世，医生问起死者身上的疤痕和瘀伤，埃琳娜方才发觉：“他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伤，即使心脏都被打得脱了位。‘您母亲进过劳改营？’他们问。他们不能想象我的母亲如此情形怎么还能幸存。只有那时，我才明白，从劳改营回来，母亲为什么这样粗鲁和凶暴。她老在诅咒，一发脾气就打我们摔东西。我问过她在劳改营是否挨打，但她不肯说。‘有些事情你是不能讲的。’她说。我再没问过她。”
回来之后，弗露查信教信到颠狂，并有精神错乱迹象。她跟女儿相处愈来愈难。一九五三年，埃琳娜的儿子出生，来到世上就有生理缺陷。但是外婆弗露查很凶，常常打烂外孙的玩具，或是偷走外孙的糖果，把糖果跟别的食物藏在她的被褥下面。埃琳娜再亦受不了母亲，一九五八年，亦即弗露查去世前两年，女儿抛下母亲，从莫斯科搬家到了列宁格勒。
2009-6-6 星期六(Saturday)
故事三
娜娜从德国回来了，但她没回省城，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学校放假，不长不短，她回来休假。她妈前天也从省城赶去北京，我开车送她到机场，千叮咛万叮咛，你要好好管管女儿，绝对不能给她钱。娜娜要是缠着你要钱，你就叫她打电话找我。还有，你当妈的要留意她在北京交些什么朋友，是不是都跟音乐有关，绝对不许她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现在社会这么复杂，文艺圈乌七八糟，天天都在闹这样那样绯闻，就拿去年那个艳照事件来说，你不是还从网上下了几百张让我看吗？娜娜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钢琴弹得好，长得又漂亮，要懂得自爱，她前面的路还长得很。昨天，她妈打电话回来，娜娜在北京住的都是打折酒店，但是打了折下来还要四百块钱！她还说，娜娜出门从不坐公车和地铁，只晓得打的。我的天！她难道不晓得，北京打的，一个立交桥下来，计程表就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说起打的，去年讲廉政，我们单位风声紧，我一个处长到北京出差都不敢随便打的。她倒好，拿着父母给她的钱走到哪里就享受到哪里。太不像话了！还振振有词：为了将来，她现在接触的都是有文化有品味的知名人士，譬如今天到这个顶级琴行弹琴，明天中央音乐学院某某教授请她吃饭，后天著名钢琴家孔向西请她喝咖啡。她要是让人家知道自己住招待所坐公车，不仅寒酸，而且也无助于提高她的琴艺。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社会也在进步。我并不完全反对。但你也要适可而止，总不至于买副墨镜都要花两千块吧？再说，你也得为父母考虑考虑影响，我现在手上虽然有点小权，背景毕竟不够硬，混到今天不翻船，还不是因为我平时为人处世都很低调，不开名车不抽名烟不喝名茶不戴名表，不像那些得意忘形的家伙因小失大。但是这些话怎么好跟她明说，就算说了，她一个不懂世故的女孩子也听不进去。
十五万！娜娜一个月就用了十五万！这笔钱汇给她，爸爸妈妈是要她用一年啊！她以为她是李嘉诚的儿媳妇？她以为十五万我就来得这么容易？上次，我听她从德国打电话回家要钱，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才去一年，就变成这个样子！第一年还好，规规矩矩，通电话除了说想家想回来，从来不说钱不够花。第二年快要开始，她妈跟我觉得，娜娜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父母，既然最难适应的第一年她都熬过来了，我们也没什么不放心，仍然把第二年的生活费一次汇给她，但谁想得到，过了一个月，她就来电话：钱用光了。我问她怎么花的，她居然理直气壮：她去德国也有一年了，导师很欣赏她，说她是块好料，只要路子走对，将来很有希望跻身钢琴大师之列。不仅如此，同学也很佩服她，说她参加比赛拿奖是迟早的事情。她还说，她在德国一年，学习之馀，也长了不少见识，她现在觉得，要想琴弹得好，不能光是像从前那样埋头苦练，而是应该有多方面的体验，譬如她目前接触的圈子，她目前看到的生活，都是她从前在国内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了她的艺术前程，她必须包装自己。好，爸爸不是老古板，你为了将来包装自己，爸爸并不反对。但你是不是有点包装过度，就像每年中秋节爸爸收也收不完的那些月饼礼盒，看上去一大包，打开一看，真正的月饼只有两小块，其馀都是名酒名烟。你现在还是学生啊，还没到朗朗和李云迪那个层次，随随便便打个广告就有几十上百万。你是不是买衣服非得买阿玛尼和古奇那样的世界顶级品牌，你是不是学校的宿舍容不下你，你非得搬出来住一阵子五星级酒店，还要请外国人帮你拎皮箱？十五万！你晓不晓得我的小学同学周眼镜一个月挣多少？上次同学会，大家二十年没见，我听说他现在百货公司当保安，起早摸黑，一个月工资刚好一千。他十年都挣不到十五万。他的女儿跟你同岁，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只好去家具商场卖家具。不要怪我跟你上政治课，我不是拿你跟周眼镜的女儿比，但你的确身在福中不知福！
唉。现在的年轻人根本说不得。她的道理一套一套：就算我借家里的，等以后挣到钱，我再慢慢还你们。这不，这次休假她竟然家也不回。我当然不是说她不想念父母，而是省城她现在觉得太小，已经容不下她，非要到北京活动关系。凭她出国之前在音乐界的那点小名气，还有从前的老师和现在的导师帮她牵线，在北京一个多礼拜，她的确也认识一些名人，好几个地方还请她开独奏会。正因为小有成就，她觉得更有理由包装自己，她妈告诉我，那副两千块钱的墨镜就是在北京买的。其实，我最气的，还不是她一个月花了十五万，如果真有需要，我现在并不在乎这点钱，我也不是气她不回来看父母，而是她听不进父母的话，她大概觉得父母的见识已经不如她了。说起来又好气又好笑，她在北京一脸委屈，告诉她妈，说从小家里就逼她练琴，连除夕都不准休息，她的童年缺少快乐，所以她现在需要弥补。她也不想想，当年我还没当处长，她妈也还没从街道工厂调去工商局，爸爸妈妈对她这样严格，还不是因为深知自己活动能力有限，指望她将来可以凭着一技之长出人头地。况且，等你出人头地了，你还用得着自己花钱来包装自己吗？可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指望她？这几次通电话，我都跟她明说了，你能拿奖当然好，如果实在不行，你起码得从德国拿张文凭回来。你别忘了，你这张文凭可是世界顶级水准，将来光靠这个，你就算开家钢琴学校教教学生，你一辈子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我不提钢琴学校还好，一提她反而来劲了。这个女孩子根本没有定性。一会儿觉得拿奖只是迟早的事情，恨不得提前把自己包装得十全十美，一会儿又嫌弹琴赚不了多少钱，当个职业演奏家太辛苦。她说她早就不想埋头练琴了，她想做生意。我说，好，家里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送到德国深造，你现在终于对爸爸讲实话了。你也这么大了，自己的前途自己把握。你不想弹琴，我们也不能逼你，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将来究竟想做什么生意？她倒是很实际也很狡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不是说了吗，我要是拿不了奖，就回来开家钢琴学校。我想过了，除非找个有钱的老外，否则我留在德国也不见得有多大出息，如果回国，北京上海没什么好机会，我还不如回来自己开班，再说，你在省城有很多关系，生意上要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也有办法。她还真的做过一番调查，觉得开家钢琴学校肯定能赚大钱。她说她有个女同学也来自国内，家住深圳，父母就是开钢琴学校的。她的这个女同学讲，现在学琴的孩子家里都很有钱，上次回深圳，她亲眼看到一个家长给初学钢琴的女儿买了一架立式钢琴。这当然不是普通的立式钢琴，一台就要三十万，国内根本买不到，在香港买也得订购。回到德国，这个女同学告诉娜娜，那个家长完全听不进行家的劝告，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女儿初学钢琴用不着买这么好的乐器，他说他在股市亏了七百多万，既然这笔钱都亏进去了，还不如在股市低迷的时候暂时收手，用三十万给女儿买架好一点的钢琴。
人比人比死人。内地怎么比得上沿海。想当年，我一个省直机关普通干部能有多少钱，为给娜娜买台二手钢琴，我还省吃俭用攒了两三年。就算现在，我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五千来块，这在省城还算中等偏上。我要是没有别的收入和这样那样投资，就靠我们两口子那点收入，不要说让娜娜到德国留学，就算供她宽宽裕裕读个国内重点艺术院校我都吃力，而且，等她毕了业，你还得给她活动关系找个好单位，还得给她买车，这样要钱那样要钱，哪有那么简单。说实话，她想开钢琴学校，我内心并不反对，只是我现在绝对不能让她有太多杂念，拿个文凭才是首要任务。她练了这么多年琴，好比红军万里长征只差最后几步，再怎么都得坚持到底。不过，我也得有另一手准备。我虽然不懂钢琴，这些年看她表现，我也看出些端倪：我这个女儿未必就是第二个朗朗和第二个李云迪。我当然想她有更大出息，靠十根手指就能征服世界成名成家，最好能够远走高飞，或者像朗朗和李云迪那样拿张香港身份证，今后想去哪里也很自由。但是，看样子她不是这块料啊。她既然有可能回来发展，我还是有些担心。不要看我在省直机关这么多年，又是处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昨天讲先进性教育，今天高唱科学发展观，我并不糊涂：这些都是摆门面，愚民而已，信进去才是傻瓜。走到今天，我们这代人也就这个样子了，我还算混得不错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但是，现在贫富差距那么大，能捞钱的都在捞钱，都在为将来留后路，谁知道这个国家今后还会怎么样，说不定哪天又乱了。我们倒无所谓，但娜娜还有大半辈子啊。
生气归生气，娜娜还算成才。我的朋友刘胖子是闻名全国的火腿肠大王，五六年前，我俩都是省青联委员，我帮他找银行贷过几千万的款。前几年，刘胖子两个儿子去美国读书，花钱如流水，什么都没学到，回来也不帮老子打理生意，只晓得开着高级跑车泡美女。刘胖子每次见我，说起两个儿子，都是一脸苦相。比起两个花花大少，娜娜简直乖乖女。最起码，娜娜这次在北京，接触的都是音乐界人士，没有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她从小最听我的话，也最黏我，现在虽然想法多多，但我还算镇得住她。譬如，有一点她就做得很好，每次通电话，我都给她敲警钟，不许她在国外参加跟学业无关的活动，除了中国使领馆还有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你必须参加，其他你一概不许参与。上次，省公安厅的老张参加公安部刑侦考察团到德国，还专门去看过娜娜。他回来告诉我，娜娜跑前跑后陪了他们好几天，当向导，做翻译，很热情，大家都夸她。有天晚上，娜娜陪老张几个人去一家夜总会，到了门口，娜娜说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等你们。话音刚落，突然冒出两个便衣警察，一米九的大汉，一前一后围住老张，还拿出手铐要把他铐起来。多亏娜娜上前，叽哩呱啦一阵鸟语，两个警察才松开老张。原来，这家夜总会只准成年人入内。娜娜个子小，两个老外没看惯东方人，觉得她不满十八岁，怀疑老张引诱未成年少女进去消费。老张回来讲起，我虽然骂他去这种地方怎么也叫上娜娜，但大家既好笑又感慨。老张说，我平时都是抓坏人监控所谓异见分子的，但当时的确吓了一跳，以为被人盯上了。看来，国外就是不一样，法律就是法律，不管你是谁，执行起来非常逗硬。
算了。娜娜花掉的十五万我就当亏在股市了。人家用三十万给女儿买台立式钢琴，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为什么不可以用十五万包装自己的女儿？我也只能这样想了，难道真要她把那些世界顶级名牌统统扔掉，难道让她还我钱不成？不过，话要说清楚，下不为例！看来，我也得给她灌输一下科学发展观，而且必须贯彻落实，坚决不走过场。今后，她在德国这样那样的花费，家里不再一次给她，而是逐月汇出，并要她定时给爸爸妈妈列出一份支出清单，就算她在德国还有这样那样额外收入，譬如课外打工所得，我也希望她能合理安排。我不怕麻烦，我要让她知道，她毕竟不是生在刘胖子那样靠卖火腿肠起家进城不过几年的暴发之家，她的父母都是知书达礼的国家干部。这都是为她好，让她有更大出息。她既然最黏我，就应该像我这样低调行事。她毕竟年轻，加之又在国外呆过一阵，既然很有可能回来发展，她就必须懂得，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你要想出人头地同时站稳脚跟，你就要培养多重人格，学会过双重生活，对付不同的人，你要有不同面孔，千万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不能意气用事。就算你是搞艺术的，就算你今后不在政府机关工作，你也要察言观色，为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其实，我现在还担心一点，当然我也有疏忽，就是她从小到大埋头练琴，接触的多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这次，她妈去北京，我特意让她带几本既浅显又生动的入门书给娜娜，如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还有我最欣赏的当代作家余秋雨那几本文化大散文，跟时下那些花花绿绿讲吃讲穿的小资读物不同，这些书读了只会受益，让你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更多认识，也让你学会为人处世。我希望娜娜回到德国抽空好好读一读，或许，在异国他乡读这样的书，她更能体会父亲的一番苦心。
写于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至十二日
娜娜从德国回来了，但她没回省城，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学校放假，不长不短，她回来休假。她妈前天也从省城赶去北京，我开车送她到机场，千叮咛万叮咛，你要好好管管女儿，绝对不能给她钱。娜娜要是缠着你要钱，你就叫她打电话找我。还有，你当妈的要留意她在北京交些什么朋友，是不是都跟音乐有关，绝对不许她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现在社会这么复杂，文艺圈乌七八糟，天天都在闹这样那样绯闻，就拿去年那个艳照事件来说，你不是还从网上下了几百张让我看吗？娜娜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钢琴弹得好，长得又漂亮，要懂得自爱，她前面的路还长得很。昨天，她妈打电话回来，娜娜在北京住的都是打折酒店，但是打了折下来还要四百块钱！她还说，娜娜出门从不坐公车和地铁，只晓得打的。我的天！她难道不晓得，北京打的，一个立交桥下来，计程表就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说起打的，去年讲廉政，我们单位风声紧，我一个处长到北京出差都不敢随便打的。她倒好，拿着父母给她的钱走到哪里就享受到哪里。太不像话了！还振振有词：为了将来，她现在接触的都是有文化有品味的知名人士，譬如今天到这个顶级琴行弹琴，明天中央音乐学院某某教授请她吃饭，后天著名钢琴家孔向西请她喝咖啡。她要是让人家知道自己住招待所坐公车，不仅寒酸，而且也无助于提高她的琴艺。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社会也在进步。我并不完全反对。但你也要适可而止，总不至于买副墨镜都要花两千块吧？再说，你也得为父母考虑考虑影响，我现在手上虽然有点小权，背景毕竟不够硬，混到今天不翻船，还不是因为我平时为人处世都很低调，不开名车不抽名烟不喝名茶不戴名表，不像那些得意忘形的家伙因小失大。但是这些话怎么好跟她明说，就算说了，她一个不懂世故的女孩子也听不进去。
十五万！娜娜一个月就用了十五万！这笔钱汇给她，爸爸妈妈是要她用一年啊！她以为她是李嘉诚的儿媳妇？她以为十五万我就来得这么容易？上次，我听她从德国打电话回家要钱，我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才去一年，就变成这个样子！第一年还好，规规矩矩，通电话除了说想家想回来，从来不说钱不够花。第二年快要开始，她妈跟我觉得，娜娜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父母，既然最难适应的第一年她都熬过来了，我们也没什么不放心，仍然把第二年的生活费一次汇给她，但谁想得到，过了一个月，她就来电话：钱用光了。我问她怎么花的，她居然理直气壮：她去德国也有一年了，导师很欣赏她，说她是块好料，只要路子走对，将来很有希望跻身钢琴大师之列。不仅如此，同学也很佩服她，说她参加比赛拿奖是迟早的事情。她还说，她在德国一年，学习之馀，也长了不少见识，她现在觉得，要想琴弹得好，不能光是像从前那样埋头苦练，而是应该有多方面的体验，譬如她目前接触的圈子，她目前看到的生活，都是她从前在国内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了她的艺术前程，她必须包装自己。好，爸爸不是老古板，你为了将来包装自己，爸爸并不反对。但你是不是有点包装过度，就像每年中秋节爸爸收也收不完的那些月饼礼盒，看上去一大包，打开一看，真正的月饼只有两小块，其馀都是名酒名烟。你现在还是学生啊，还没到朗朗和李云迪那个层次，随随便便打个广告就有几十上百万。你是不是买衣服非得买阿玛尼和古奇那样的世界顶级品牌，你是不是学校的宿舍容不下你，你非得搬出来住一阵子五星级酒店，还要请外国人帮你拎皮箱？十五万！你晓不晓得我的小学同学周眼镜一个月挣多少？上次同学会，大家二十年没见，我听说他现在百货公司当保安，起早摸黑，一个月工资刚好一千。他十年都挣不到十五万。他的女儿跟你同岁，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只好去家具商场卖家具。不要怪我跟你上政治课，我不是拿你跟周眼镜的女儿比，但你的确身在福中不知福！
唉。现在的年轻人根本说不得。她的道理一套一套：就算我借家里的，等以后挣到钱，我再慢慢还你们。这不，这次休假她竟然家也不回。我当然不是说她不想念父母，而是省城她现在觉得太小，已经容不下她，非要到北京活动关系。凭她出国之前在音乐界的那点小名气，还有从前的老师和现在的导师帮她牵线，在北京一个多礼拜，她的确也认识一些名人，好几个地方还请她开独奏会。正因为小有成就，她觉得更有理由包装自己，她妈告诉我，那副两千块钱的墨镜就是在北京买的。其实，我最气的，还不是她一个月花了十五万，如果真有需要，我现在并不在乎这点钱，我也不是气她不回来看父母，而是她听不进父母的话，她大概觉得父母的见识已经不如她了。说起来又好气又好笑，她在北京一脸委屈，告诉她妈，说从小家里就逼她练琴，连除夕都不准休息，她的童年缺少快乐，所以她现在需要弥补。她也不想想，当年我还没当处长，她妈也还没从街道工厂调去工商局，爸爸妈妈对她这样严格，还不是因为深知自己活动能力有限，指望她将来可以凭着一技之长出人头地。况且，等你出人头地了，你还用得着自己花钱来包装自己吗？可是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指望她？这几次通电话，我都跟她明说了，你能拿奖当然好，如果实在不行，你起码得从德国拿张文凭回来。你别忘了，你这张文凭可是世界顶级水准，将来光靠这个，你就算开家钢琴学校教教学生，你一辈子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我不提钢琴学校还好，一提她反而来劲了。这个女孩子根本没有定性。一会儿觉得拿奖只是迟早的事情，恨不得提前把自己包装得十全十美，一会儿又嫌弹琴赚不了多少钱，当个职业演奏家太辛苦。她说她早就不想埋头练琴了，她想做生意。我说，好，家里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送到德国深造，你现在终于对爸爸讲实话了。你也这么大了，自己的前途自己把握。你不想弹琴，我们也不能逼你，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将来究竟想做什么生意？她倒是很实际也很狡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不是说了吗，我要是拿不了奖，就回来开家钢琴学校。我想过了，除非找个有钱的老外，否则我留在德国也不见得有多大出息，如果回国，北京上海没什么好机会，我还不如回来自己开班，再说，你在省城有很多关系，生意上要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也有办法。她还真的做过一番调查，觉得开家钢琴学校肯定能赚大钱。她说她有个女同学也来自国内，家住深圳，父母就是开钢琴学校的。她的这个女同学讲，现在学琴的孩子家里都很有钱，上次回深圳，她亲眼看到一个家长给初学钢琴的女儿买了一架立式钢琴。这当然不是普通的立式钢琴，一台就要三十万，国内根本买不到，在香港买也得订购。回到德国，这个女同学告诉娜娜，那个家长完全听不进行家的劝告，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女儿初学钢琴用不着买这么好的乐器，他说他在股市亏了七百多万，既然这笔钱都亏进去了，还不如在股市低迷的时候暂时收手，用三十万给女儿买架好一点的钢琴。
人比人比死人。内地怎么比得上沿海。想当年，我一个省直机关普通干部能有多少钱，为给娜娜买台二手钢琴，我还省吃俭用攒了两三年。就算现在，我一个月工资也不过五千来块，这在省城还算中等偏上。我要是没有别的收入和这样那样投资，就靠我们两口子那点收入，不要说让娜娜到德国留学，就算供她宽宽裕裕读个国内重点艺术院校我都吃力，而且，等她毕了业，你还得给她活动关系找个好单位，还得给她买车，这样要钱那样要钱，哪有那么简单。说实话，她想开钢琴学校，我内心并不反对，只是我现在绝对不能让她有太多杂念，拿个文凭才是首要任务。她练了这么多年琴，好比红军万里长征只差最后几步，再怎么都得坚持到底。不过，我也得有另一手准备。我虽然不懂钢琴，这些年看她表现，我也看出些端倪：我这个女儿未必就是第二个朗朗和第二个李云迪。我当然想她有更大出息，靠十根手指就能征服世界成名成家，最好能够远走高飞，或者像朗朗和李云迪那样拿张香港身份证，今后想去哪里也很自由。但是，看样子她不是这块料啊。她既然有可能回来发展，我还是有些担心。不要看我在省直机关这么多年，又是处长又是党支部书记，昨天讲先进性教育，今天高唱科学发展观，我并不糊涂：这些都是摆门面，愚民而已，信进去才是傻瓜。走到今天，我们这代人也就这个样子了，我还算混得不错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馀。但是，现在贫富差距那么大，能捞钱的都在捞钱，都在为将来留后路，谁知道这个国家今后还会怎么样，说不定哪天又乱了。我们倒无所谓，但娜娜还有大半辈子啊。
生气归生气，娜娜还算成才。我的朋友刘胖子是闻名全国的火腿肠大王，五六年前，我俩都是省青联委员，我帮他找银行贷过几千万的款。前几年，刘胖子两个儿子去美国读书，花钱如流水，什么都没学到，回来也不帮老子打理生意，只晓得开着高级跑车泡美女。刘胖子每次见我，说起两个儿子，都是一脸苦相。比起两个花花大少，娜娜简直乖乖女。最起码，娜娜这次在北京，接触的都是音乐界人士，没有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她从小最听我的话，也最黏我，现在虽然想法多多，但我还算镇得住她。譬如，有一点她就做得很好，每次通电话，我都给她敲警钟，不许她在国外参加跟学业无关的活动，除了中国使领馆还有中国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你必须参加，其他你一概不许参与。上次，省公安厅的老张参加公安部刑侦考察团到德国，还专门去看过娜娜。他回来告诉我，娜娜跑前跑后陪了他们好几天，当向导，做翻译，很热情，大家都夸她。有天晚上，娜娜陪老张几个人去一家夜总会，到了门口，娜娜说我就不进去了，在外面等你们。话音刚落，突然冒出两个便衣警察，一米九的大汉，一前一后围住老张，还拿出手铐要把他铐起来。多亏娜娜上前，叽哩呱啦一阵鸟语，两个警察才松开老张。原来，这家夜总会只准成年人入内。娜娜个子小，两个老外没看惯东方人，觉得她不满十八岁，怀疑老张引诱未成年少女进去消费。老张回来讲起，我虽然骂他去这种地方怎么也叫上娜娜，但大家既好笑又感慨。老张说，我平时都是抓坏人监控所谓异见分子的，但当时的确吓了一跳，以为被人盯上了。看来，国外就是不一样，法律就是法律，不管你是谁，执行起来非常逗硬。
算了。娜娜花掉的十五万我就当亏在股市了。人家用三十万给女儿买台立式钢琴，眼睛都不眨一下，我为什么不可以用十五万包装自己的女儿？我也只能这样想了，难道真要她把那些世界顶级名牌统统扔掉，难道让她还我钱不成？不过，话要说清楚，下不为例！看来，我也得给她灌输一下科学发展观，而且必须贯彻落实，坚决不走过场。今后，她在德国这样那样的花费，家里不再一次给她，而是逐月汇出，并要她定时给爸爸妈妈列出一份支出清单，就算她在德国还有这样那样额外收入，譬如课外打工所得，我也希望她能合理安排。我不怕麻烦，我要让她知道，她毕竟不是生在刘胖子那样靠卖火腿肠起家进城不过几年的暴发之家，她的父母都是知书达礼的国家干部。这都是为她好，让她有更大出息。她既然最黏我，就应该像我这样低调行事。她毕竟年轻，加之又在国外呆过一阵，既然很有可能回来发展，她就必须懂得，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你要想出人头地同时站稳脚跟，你就要培养多重人格，学会过双重生活，对付不同的人，你要有不同面孔，千万不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尤其不能意气用事。就算你是搞艺术的，就算你今后不在政府机关工作，你也要察言观色，为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其实，我现在还担心一点，当然我也有疏忽，就是她从小到大埋头练琴，接触的多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这次，她妈去北京，我特意让她带几本既浅显又生动的入门书给娜娜，如于丹讲论语，易中天讲三国，还有我最欣赏的当代作家余秋雨那几本文化大散文，跟时下那些花花绿绿讲吃讲穿的小资读物不同，这些书读了只会受益，让你对真正的中国文化有更多认识，也让你学会为人处世。我希望娜娜回到德国抽空好好读一读，或许，在异国他乡读这样的书，她更能体会父亲的一番苦心。
写于二零零九年六月六日至十二日
2009-5-30 星期六(Saturday)
故事二
威利快死了。他得的肺癌，晚期，将近一年前诊断出来的。怪得很。老头以前不抽烟，退了休才抽，谁晓得一抽就中了头彩。妈哟，太倒霉了。他做了好几次化疗，头发掉得七零八落，脸也肿得不成样子，我差点认不出他了。还好，他住院不花钱。他要是来我这里等死，样样都得自己掏腰包，条件还没那么好。对了，威利的儿子写信说，他妈现在医院照顾老头子。嫉妒？我才不呢。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就算他们早已离婚，但老头现在快死了，她去照顾也是天经地义。当然，老头那笔退休金，她肯定也在打主意。最坏的还是威利的儿子。谢谢你。父亲在中国跟你一起度过的日子虽然很短暂，但他很快乐。他现在卧床不起，我代表他感谢你，感谢你让他曾经很快乐。感谢个屁！还不是想哄我签那份文件，要我放弃所有权利，好把钱留给他妈。为什么？因为他妈没工作没收入，老头子死了，他做儿子的难道不想给老妈多捞点好处，顺带也让自己少些负担？代表父亲感谢我。居然好意思说！我跟他老子是合法夫妻，老娘没那么好欺负的。他咋不代表他老子来跟我睡觉呢？我来者不拒。上次，他背着老头寄来的那份文件，我拿给这边的律师看过，人家说这份文件根本不齐全，叫我绝对不要签字。而且，以后收到任何文件我都必须拒签，连收信都要小心，没有弄清楚之前，千万不能留下签收的证据。哼！你以为我就那么好骗。
我为啥不去照顾威利？你以为我看到老头的近照就无动于衷？我去不了啊。签证官不给我签证。什么好事我都遇到了。我后来听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拿不到签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说起来谁会相信？他那个儿子肯定搞了鬼。你想也想不到，我那天在美领馆是怎样洗刷那个签证官的。我说，我和威利是合法夫妻，他现在病危，我到美国，并不是我想去，而是为了夫妻团聚。我老公躺在医院，随时有可能断气。你们不是最讲人权吗？可你们连这点人权都不给我，你们还奢谈什么人权？请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当时的确气昏了头，还说，你们现在闹金融危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需要我们来帮忙收拾烂摊子。那个签证官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但他装模作样一声不吭。扑克脸！你以为我跟那些来美领馆签证的中国人一样，只晓得赔笑脸，不敢得罪你？我找的律师后来说，我不该那样闹，闹出名了，将来就更难办。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看到签证官那张扑克脸就想冒火。没一件事情顺心。威利的儿子那边，我想跟他打官司也无从打起。请律师要很多钱，这还是次要，问题在于，人家告诉我，你这个官司就算打赢，要是拿不到五十万美元，我劝你最好还是放弃起诉。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规规矩矩在他儿子寄来的文件上面签字？我有个朋友就有这么傻，等她拿到签证去了美国，老公早死了，对方的子女客客气气把她接到家里住了一阵，又客客气气把她送上回中国的飞机，结果她什么也没捞到。她谁也怪不了，她只能怪自己当时要签字放弃一切继承权。我跟你说，这些老外都是扑克脸，表面对你笑嘻嘻，肚子里早把你算计好了。
咳！我这辈子跟钱有仇，跟情无缘啊。做了那么多年小生意，开馆子，卖时装，财没发到，从前的男人也不争气，我当初跟他真是瞎眼了。那个周眼镜你记得的，逑的本事没有，成天除了爱跑古玩市场买几件假古董淘几本旧书，就晓得跟一帮狐朋狗友泡茶馆。走出去枉自斯斯文文一表人材。不仅从来帮不上我的忙，我前几年托人给他找了几份工作他也不想做，还说去当保安掉了他的价。掉什么价？好脚好手，又没神经病，你当保安起码可以给自己买份社保啊。靠老婆吃软饭就不掉价？我最看不惯这种男人，好逸恶劳。好，前年，我跟周眼镜离婚，十年夫妻就这样散了。我当时想，自己现在虽然连豆腐渣都算不上，但起码不丑，又没生过小孩，还有点本钱；我有个嫁出去的朋友早就想给我介绍老外，干脆，我不嫁则已，再嫁就嫁个老外远走高飞。认识威利的时候，我离婚才两个月。他六十二岁，大我整整二十岁。但我想得很清楚，管他的，老头从前在税务局工作，不算有钱人，但退休金也不少，再说，我对白种人一直有好感，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不像中国人，鼻子眼睛一把抓。还有，他虽然大我那么多，看上去却不显老，没长啤酒肚，头发也是金黄金黄没有地中海。我们好了一个月就登记了。他搬出酒店，出钱在省城租了一套电梯公寓，我俩暂时住在一起。当然了，我也从原来的家里搬了出来，我那地方条件太差，还不如找中介租给别人收点房租。
沟通有没有问题？不光你这样问。我几个社会上的朋友也很好奇。我告诉他们，一开始，我跟威利说不了几句英语，他又不懂中国话，我们就用手比。不到一年，等老头离开中国，我连比带说，日常对话已经没有问题了。哈！你过奖了。我读高中学的英语早还给老师了。但话又说回来，没有两刷子，敢找美国佬！当然，复杂点的英语包括书面英语我还是不行，那些法律方面过筋过脉的文件，我还是得请人帮我看。怎么不找个年轻点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耳边风啊？哈！我跟你说，回转去想，我的确觉得老头年纪有些偏高，但我先过去了再说啊。正常来讲，他肯定活不过我，你说是不是？就像这次，他得癌症谁想得到？等他死了，我再找也不迟。到时候，我语言啊生活啊都过关了，我兴许找个比他年轻的。什么？黑人？你说得对。找个黑人也可以。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老娘还没试过黑人呢。黑猫白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我不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我还有个朋友嫁给中东人。她上次回来讲，迪拜那边的男人既有钱长得也帅，五官是棱是角，皮肤又黑又滑。她说那种皮肤黑得跟黑人又不一样，带点棕色，但他们的人种还是属于白种。唉。现在说这些有个屁用？前几天，有人给我出主意，美国佬那边既然靠不住，你还是赶紧离婚的好，想办法另外找个欧洲人。这个主意是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找个法国佬，我这把年纪是不是还得从头学法语？对了，我听人说，迪拜比伊朗那些国家要开放得多，英语好像可以通用，有机会嫁到那边去也不错……
不好意思，我越扯越远了。其实，老头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图的也不是他有金山银山，他也没什么钱。只要两个人合得来，我也就满足了。他在中国将近一年，我们住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一回架。不瞒你说，我不出声，他都晓得替我着想。他本来打算先回国，我再过去。他告诉我，既然我好几年没做事，积蓄也不多，每个月还要交社保，我没过去之前，就由他来负担我的生活开支。当然啰，我对他也好啊。我和威利好到什么程度我不想多说。你是明白人，我只告诉你一句，出乎我的意料，你不要看他六十多岁，老头很会体贴女人，在那方面比周眼镜还厉害。什么？你不信？可惜，你没见过威利得病之前的样子。可周眼镜你总了解啊，早几年就是那副不阴不阳的鬼样子。绣花枕头一包草。扶不起的阿斗。唉。不说他了。哪晓得，去年五月闹地震，把我和威利的计划全部打乱了。他急匆匆回去还是我拼命催他，不然他死活不肯走，说要留在这里陪我。哈！一回去就犯病，肺癌晚期。刚开始，我们还通电话，他叫我别急，他自有安排，每个月给我寄四百美元。钱的确是收到了，但只寄了半年。后来，电话也联系不上了。他儿子来信说老头神志不清，跟着就开始搞鬼，要我签这样那样文件，不签就不寄钱。不寄就不寄。我只好搬出电梯公寓，住回原来的房子。唉。我心还是太软。早晓得，他一得病，我死也叫他来中国跟我一起，反正他住院的钱还是花得起。人到了这边，就由不得他的儿子装怪了。你再扑克脸老娘也有办法。我算过的，老头如果死在这边，我也没必要去美国了。他是公务员，我是他的遗孀，每个月要求五百美元赡养费总不过份吧？换成人民币，五八大概四千，也够我在这里舒舒服服了。
Shit！人算不如天算。太倒霉了。好不容易找个美国佬，搞了半天，不仅美国去不成，美元也用不了。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起来都哭笑不得。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而且，我跟老头究竟怎么收场，我心中根本没底。上次请人帮我写信，我跟他的扑克脸儿子提了一个条件，我说，老头现在病重，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你等于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我都不跟你计较了。要我签字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一次性付给我二十万赡养费。说句良心话，二十万不算多啊。当然是美元了。人民币？买套房子都不够。这笔钱拿不到怎么办？拿不到我也得吃饭啊，还要交社保。今年过完年，我本来想再做点小生意，可想来想去，现在钱根本不好挣，做什么都不对劲。没有工作的人太多了。就拿我们那个小区来说，上万户人家，你不要看又脏又烂白天又是菜市场，一到晚上热闹得很，比市中心还繁华，到处都是卖吃的，光是烧烤摊就有六七家，烤得小区里面乌烟瘴气。前段时间，我精神压力实在太大，爱去楼下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半夜三更，肚子饿了，出来根本不愁找不到吃的。所以，你看，做点小生意，竞争都这么大，你还有什么好做？难道去社区申请吃低保？我还不够格呢。我有天去逛家乐福，看到周眼镜也在附近的台湾牛排馆旁边摆地摊。卖什么？还不是他喜欢的那些东西，旧书，旧杂志，盗版书。能挣几个钱？唉。从前，他不是这也看不起那也瞧不上，不是觉得当保安掉价吗？现在晓得挣钱不容易了吧。本事说不上，关系也没有，你想摆地摊都摆不成气候。我看死他了。但你以为，看他这个样子我就好受？我想帮也帮不上，我都需要有人帮。上星期，我有个朋友请我去河边喝了一下午的茶。一下午都是要钱的，给都给不过来。最好笑是个中年女人，一看还是城里人，白白胖胖，走到你面前，掏出一张残疾人证：“大姐，我是精神病人，没工作没人管，给我五毛钱吧。”现在很多乞丐都是骗子，你不给，有的还要骂你两句，所以我一般不给。但我给了她一块钱。不说了。我都快疯了。
写于二零零九年五月廿五日至“风波”二十载大庆之日。而今大国雄起，全民发财；与有荣焉，幸何如之。
威利快死了。他得的肺癌，晚期，将近一年前诊断出来的。怪得很。老头以前不抽烟，退了休才抽，谁晓得一抽就中了头彩。妈哟，太倒霉了。他做了好几次化疗，头发掉得七零八落，脸也肿得不成样子，我差点认不出他了。还好，他住院不花钱。他要是来我这里等死，样样都得自己掏腰包，条件还没那么好。对了，威利的儿子写信说，他妈现在医院照顾老头子。嫉妒？我才不呢。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就算他们早已离婚，但老头现在快死了，她去照顾也是天经地义。当然，老头那笔退休金，她肯定也在打主意。最坏的还是威利的儿子。谢谢你。父亲在中国跟你一起度过的日子虽然很短暂，但他很快乐。他现在卧床不起，我代表他感谢你，感谢你让他曾经很快乐。感谢个屁！还不是想哄我签那份文件，要我放弃所有权利，好把钱留给他妈。为什么？因为他妈没工作没收入，老头子死了，他做儿子的难道不想给老妈多捞点好处，顺带也让自己少些负担？代表父亲感谢我。居然好意思说！我跟他老子是合法夫妻，老娘没那么好欺负的。他咋不代表他老子来跟我睡觉呢？我来者不拒。上次，他背着老头寄来的那份文件，我拿给这边的律师看过，人家说这份文件根本不齐全，叫我绝对不要签字。而且，以后收到任何文件我都必须拒签，连收信都要小心，没有弄清楚之前，千万不能留下签收的证据。哼！你以为我就那么好骗。
我为啥不去照顾威利？你以为我看到老头的近照就无动于衷？我去不了啊。签证官不给我签证。什么好事我都遇到了。我后来听说，像我这样的情况，拿不到签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说起来谁会相信？他那个儿子肯定搞了鬼。你想也想不到，我那天在美领馆是怎样洗刷那个签证官的。我说，我和威利是合法夫妻，他现在病危，我到美国，并不是我想去，而是为了夫妻团聚。我老公躺在医院，随时有可能断气。你们不是最讲人权吗？可你们连这点人权都不给我，你们还奢谈什么人权？请我去我还不想去呢。我当时的确气昏了头，还说，你们现在闹金融危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需要我们来帮忙收拾烂摊子。那个签证官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但他装模作样一声不吭。扑克脸！你以为我跟那些来美领馆签证的中国人一样，只晓得赔笑脸，不敢得罪你？我找的律师后来说，我不该那样闹，闹出名了，将来就更难办。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看到签证官那张扑克脸就想冒火。没一件事情顺心。威利的儿子那边，我想跟他打官司也无从打起。请律师要很多钱，这还是次要，问题在于，人家告诉我，你这个官司就算打赢，要是拿不到五十万美元，我劝你最好还是放弃起诉。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规规矩矩在他儿子寄来的文件上面签字？我有个朋友就有这么傻，等她拿到签证去了美国，老公早死了，对方的子女客客气气把她接到家里住了一阵，又客客气气把她送上回中国的飞机，结果她什么也没捞到。她谁也怪不了，她只能怪自己当时要签字放弃一切继承权。我跟你说，这些老外都是扑克脸，表面对你笑嘻嘻，肚子里早把你算计好了。
咳！我这辈子跟钱有仇，跟情无缘啊。做了那么多年小生意，开馆子，卖时装，财没发到，从前的男人也不争气，我当初跟他真是瞎眼了。那个周眼镜你记得的，逑的本事没有，成天除了爱跑古玩市场买几件假古董淘几本旧书，就晓得跟一帮狐朋狗友泡茶馆。走出去枉自斯斯文文一表人材。不仅从来帮不上我的忙，我前几年托人给他找了几份工作他也不想做，还说去当保安掉了他的价。掉什么价？好脚好手，又没神经病，你当保安起码可以给自己买份社保啊。靠老婆吃软饭就不掉价？我最看不惯这种男人，好逸恶劳。好，前年，我跟周眼镜离婚，十年夫妻就这样散了。我当时想，自己现在虽然连豆腐渣都算不上，但起码不丑，又没生过小孩，还有点本钱；我有个嫁出去的朋友早就想给我介绍老外，干脆，我不嫁则已，再嫁就嫁个老外远走高飞。认识威利的时候，我离婚才两个月。他六十二岁，大我整整二十岁。但我想得很清楚，管他的，老头从前在税务局工作，不算有钱人，但退休金也不少，再说，我对白种人一直有好感，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不像中国人，鼻子眼睛一把抓。还有，他虽然大我那么多，看上去却不显老，没长啤酒肚，头发也是金黄金黄没有地中海。我们好了一个月就登记了。他搬出酒店，出钱在省城租了一套电梯公寓，我俩暂时住在一起。当然了，我也从原来的家里搬了出来，我那地方条件太差，还不如找中介租给别人收点房租。
沟通有没有问题？不光你这样问。我几个社会上的朋友也很好奇。我告诉他们，一开始，我跟威利说不了几句英语，他又不懂中国话，我们就用手比。不到一年，等老头离开中国，我连比带说，日常对话已经没有问题了。哈！你过奖了。我读高中学的英语早还给老师了。但话又说回来，没有两刷子，敢找美国佬！当然，复杂点的英语包括书面英语我还是不行，那些法律方面过筋过脉的文件，我还是得请人帮我看。怎么不找个年轻点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耳边风啊？哈！我跟你说，回转去想，我的确觉得老头年纪有些偏高，但我先过去了再说啊。正常来讲，他肯定活不过我，你说是不是？就像这次，他得癌症谁想得到？等他死了，我再找也不迟。到时候，我语言啊生活啊都过关了，我兴许找个比他年轻的。什么？黑人？你说得对。找个黑人也可以。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老娘还没试过黑人呢。黑猫白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我不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我还有个朋友嫁给中东人。她上次回来讲，迪拜那边的男人既有钱长得也帅，五官是棱是角，皮肤又黑又滑。她说那种皮肤黑得跟黑人又不一样，带点棕色，但他们的人种还是属于白种。唉。现在说这些有个屁用？前几天，有人给我出主意，美国佬那边既然靠不住，你还是赶紧离婚的好，想办法另外找个欧洲人。这个主意是不错，但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找个法国佬，我这把年纪是不是还得从头学法语？对了，我听人说，迪拜比伊朗那些国家要开放得多，英语好像可以通用，有机会嫁到那边去也不错……
不好意思，我越扯越远了。其实，老头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图的也不是他有金山银山，他也没什么钱。只要两个人合得来，我也就满足了。他在中国将近一年，我们住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一回架。不瞒你说，我不出声，他都晓得替我着想。他本来打算先回国，我再过去。他告诉我，既然我好几年没做事，积蓄也不多，每个月还要交社保，我没过去之前，就由他来负担我的生活开支。当然啰，我对他也好啊。我和威利好到什么程度我不想多说。你是明白人，我只告诉你一句，出乎我的意料，你不要看他六十多岁，老头很会体贴女人，在那方面比周眼镜还厉害。什么？你不信？可惜，你没见过威利得病之前的样子。可周眼镜你总了解啊，早几年就是那副不阴不阳的鬼样子。绣花枕头一包草。扶不起的阿斗。唉。不说他了。哪晓得，去年五月闹地震，把我和威利的计划全部打乱了。他急匆匆回去还是我拼命催他，不然他死活不肯走，说要留在这里陪我。哈！一回去就犯病，肺癌晚期。刚开始，我们还通电话，他叫我别急，他自有安排，每个月给我寄四百美元。钱的确是收到了，但只寄了半年。后来，电话也联系不上了。他儿子来信说老头神志不清，跟着就开始搞鬼，要我签这样那样文件，不签就不寄钱。不寄就不寄。我只好搬出电梯公寓，住回原来的房子。唉。我心还是太软。早晓得，他一得病，我死也叫他来中国跟我一起，反正他住院的钱还是花得起。人到了这边，就由不得他的儿子装怪了。你再扑克脸老娘也有办法。我算过的，老头如果死在这边，我也没必要去美国了。他是公务员，我是他的遗孀，每个月要求五百美元赡养费总不过份吧？换成人民币，五八大概四千，也够我在这里舒舒服服了。
Shit！人算不如天算。太倒霉了。好不容易找个美国佬，搞了半天，不仅美国去不成，美元也用不了。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样子，我想起来都哭笑不得。急也不是，不急也不是。而且，我跟老头究竟怎么收场，我心中根本没底。上次请人帮我写信，我跟他的扑克脸儿子提了一个条件，我说，老头现在病重，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你等于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我都不跟你计较了。要我签字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一次性付给我二十万赡养费。说句良心话，二十万不算多啊。当然是美元了。人民币？买套房子都不够。这笔钱拿不到怎么办？拿不到我也得吃饭啊，还要交社保。今年过完年，我本来想再做点小生意，可想来想去，现在钱根本不好挣，做什么都不对劲。没有工作的人太多了。就拿我们那个小区来说，上万户人家，你不要看又脏又烂白天又是菜市场，一到晚上热闹得很，比市中心还繁华，到处都是卖吃的，光是烧烤摊就有六七家，烤得小区里面乌烟瘴气。前段时间，我精神压力实在太大，爱去楼下麻将馆打麻将，打到半夜三更，肚子饿了，出来根本不愁找不到吃的。所以，你看，做点小生意，竞争都这么大，你还有什么好做？难道去社区申请吃低保？我还不够格呢。我有天去逛家乐福，看到周眼镜也在附近的台湾牛排馆旁边摆地摊。卖什么？还不是他喜欢的那些东西，旧书，旧杂志，盗版书。能挣几个钱？唉。从前，他不是这也看不起那也瞧不上，不是觉得当保安掉价吗？现在晓得挣钱不容易了吧。本事说不上，关系也没有，你想摆地摊都摆不成气候。我看死他了。但你以为，看他这个样子我就好受？我想帮也帮不上，我都需要有人帮。上星期，我有个朋友请我去河边喝了一下午的茶。一下午都是要钱的，给都给不过来。最好笑是个中年女人，一看还是城里人，白白胖胖，走到你面前，掏出一张残疾人证：“大姐，我是精神病人，没工作没人管，给我五毛钱吧。”现在很多乞丐都是骗子，你不给，有的还要骂你两句，所以我一般不给。但我给了她一块钱。不说了。我都快疯了。
写于二零零九年五月廿五日至“风波”二十载大庆之日。而今大国雄起，全民发财；与有荣焉，幸何如之。
2009-5-25 星期一(Monday)
故事一
我从海边灰溜溜回到省城已有三年，至今没找到像样工作。我是三无孤人，没家产，没亲戚，没老婆，我只有租房住。我也没什么积蓄，这几年坐吃山空，钱就快用光。我一直想当作家，但我将近山穷水尽才明白，我没有当作家的命（三年来，我拼命投稿，可我精心打造的心情文字一篇都没卖出去）。要命的是，我不认命。我跟省城体制内体制外的老朋友都翻了脸，就因为他们要我面对现实。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前些年虽然走南闯北，但年近四十，学历不高，跟省城为数不少的下岗工人一样，同属一个社会阶层，本来，去做大商场清洁工或大公司守夜人，去街边停车场当个守车员，甚至托老朋友疏通关系，去做一个威风凛凛的城管或者治保协管员，我相信自己绰绰有馀，但我偏想挤进文化圈。三年来，我不在意自己成了大家眼中的笑料（我有次参加省城网友聚会，碰巧听到几个文友背后议论，说我是个眼低手也低的书写狂），我也从不觉得我的文字只有大龄文艺青年水准。想当作家的人不免自视其高，我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人不能没有自信。人家都说穷困出诗人，大凡天才都有落难一刻。我倒不是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必须交代一句，我很爱国，中国人要有民族自信与自尊，我最看不起惟洋人是从的哈巴狗），我只希望我能写出轰动一时的小说，用自己的文字记录这一个性张扬的时代。我有天去泡茶馆，看到卖茶小妞在读安妮宝贝的都市情感小说，我很羡慕，不是羡慕卖茶小妞，而是羡慕安妮宝贝。我要是像安妮宝贝那样多好！一朝成名，除了一本一本写书，我还可以一篇一篇写专栏，然后到处签名售书（他们说得没错，我就是书写狂）。我不怨恨生不逢时。比起从前，这个时代相当不错，我只是还没交到好运。去年北京奥运中国健儿夺金，我看电视看得感动，我要有他们那样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
如果说安妮宝贝是我可望又可即的奋斗目标，余秋雨老师则是我的偶像，可望而不可即。他的书我几乎都读过（有的精华本我买不起，只好站在书店分期读完）。去年四川地震之后，他那篇含泪劝告学生家长的博文让我击节不已。我为中国还有这样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而骄傲，不仅博学多识，更有同情心、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就像余老师多年以前不是没有犯过错误，我们这个国家也不是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再有错误，再有问题，我们也是一家人，关起门来不分彼此，而且，正如余老师语重心长所说，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说起来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读了余老师含泪写下的博文，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除了表达我的仰慕之情，我还写道，虽然自己现在无业无家，但我无怨无悔，何况比起受灾群众，我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也写道，虽然不能实实在在贡献一份爱心，但我还有手中的笔，我可以用文字来做一点事情，讴歌举国上下惊天地泣鬼神的抗震救灾伟大精神，顺带也教训一下那些幸灾乐祸的西方国家。遗憾的是，余老师大概太忙，没有回信。今年二月，我有位移民欧洲的老朋友回来探亲，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说像我这样天真的人实在少见，我是不是想当作家想疯了，因为人家是得了便宜又卖乖，而我是没得到便宜也想卖乖。我当时就跟他争了起来，可他最后说，我没出过国，甚至没出过境，又不懂任何外语，他跟我现在没法沟通。我说这倒怪了，难道我没出过国，不懂外语，你就比我优越？再说，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出过国又懂外语的人，他们比你比我还要爱国。我告诉他，我宁肯做一个没出过国又不懂外语的堂堂中国作家，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那样见多识广自以为很优越的高等华人。但是，我这位老朋友听了我的话，只顾叹气。我俩不欢而散。
对了，那些背后议论我的文友还说我的文字很土，我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移民欧洲的老朋友也说我眼界不宽，很多观念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老在跟他纠缠鲁迅和周作人的分别。我虽然表面不服气（山药蛋派难道不土？贾平凹老师难道不土？），但还是有些心虚，毕竟我没出过国，又不懂外语。另外，大概从前读了不少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翻译文学，我的古文底子也不是很好。这些我都有自觉，也为此而苦闷，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胎换骨。我时常想，像余秋雨老师还有易中天老师那样既现代又儒雅的文气，我要是沾染哪怕一丝也好啊（但我是有骨气的人，决不求教那些自认懂点外语比我多读几本书见过一些世面就数典忘祖的洋派文人）。比起八零后九零后，我承认自己跟不上时代了，我看不惯他们的衣着打扮，我也不屑像小资那样包装自己。我为什么说安妮宝贝是我可望又可即的奋斗目标？就因为她的趣味很小资，我比她更有底气和亲和力，更接近老百姓。再说，作家是以自己的文字见人，不需要看重自己的外表，何况我也长得不帅，又矮又黑，牙齿也不整齐，就像现在夏天，我都是一件咖啡色衬衣配一条深灰色西裤，脚上再套一双衬了白袜的黑皮鞋。我习惯这样穿着。在这方面，我最欣赏我的一位老同学包二爷，他是火锅店经理，练了多年书法，有文人气质，永远一身西装和大包头，脚上也是悦目的白袜黑鞋，仪态稳重，一丝不苟。在省城，我俩还算谈得来。环境决定人。比起移民欧洲早已脱离国内现实的老朋友，我跟包二爷有更多共同语言。就拿一件小事来说，抽烟的时候，我和包二爷都会互相敬烟，但是我的欧洲老朋友却笑着教训我们，且不论彼此敬烟是否陋习，我们捏着过滤烟嘴给人敬烟就很不卫生，还说，万一你敬烟之前上过厕所忘了洗手呢？我和包二爷听了哈哈一笑：“老兄，你太讲究了。我们没你那么文明。”
一句话，我既瞧不起那些只晓得讲吃讲穿的新潮小资，我也看不上那些言必称希腊一句话总要夹带几个外文单词的文化精英。至于说我不懂外语，我内心深处也不以为然。我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现在又遇上这么开放的时代，书店里都是翻译过来的国外新书，我为什么非得学外语，说不定，外语学得似懂非懂，反过来还会破坏我的写作。包二爷是练书法的，他的国学造诣比我深，如前所述，也是我在省城唯一谈得来彼此没有翻脸的老朋友，他就建议我根本不必理会那些人：“什么叫文字很土？什么叫知识结构有问题？什么又叫眼界不宽？孔夫子懂外语吗？陶渊明懂外语吗？苏东坡懂外语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引完这句名言，包二爷接着鼓励我：“重要的是，你除了不排斥西方的好东西，更要多读古人的书，诗词戏曲小说笔记，涵养一股浩然之气，同时也得留意周围的生活。你是中国人，要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一切。记住这句老话：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我觉得包二爷说到点子上了。只不过，包二爷跟我一样不懂外语也没出过国，像他这样的有识之士，现在似乎不大吃香（最吃香的，应该是既出过国又懂外语，同时也很爱国的那些人），不过，他毕竟比我好些，还能在火锅店当经理，还能每个月给下岗多年的包二奶一笔家用。写到这里，不妨发句牢骚，如果说这个时代相当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有个坏处，就是我们国家这些年太自由太崇洋了，人民群众太注重物质享受了，没有一个精神追求，所以，国家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我非常赞同，中国人就该这样不卑不亢，不然真的就像余秋雨老师说的，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譬如，我一个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最近就热衷信教，一见面就向我传教，说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神，你现在没有工作，你的心情文字根本卖不出去，你还不如先信基督，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我一听就火了，说：“你信教我不反对，但你必须记住，你首先是中国人，你在礼拜基督的时候，也别忘了列祖列宗。”唉！
回省城三年，就算找不到像样工作，我还是很庆幸。我在海边的台资电子厂做了七八年普通文员，工厂前两年不景气，台湾老板很克扣，我跟一个小我好几岁的湖南打工妹同居几年又不欢而散，我的岁数不上不下也有一把，提早回来可谓先见之明。再说，谁能想到去年来了个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多打工仔丢了饭碗，你一个异乡人无亲无故，不回来也得回来，晚走不如早走。宁做家乡犬，不当异乡人。还是故乡好啊！几千年人文荟萃，藏龙卧虎，积淀厚重，美食，美女，美景，美文，就像街上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所写：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记得我刚回来，包二爷请我吃火锅，酒过三巡，他情深意长说了一番话：“老弟，你早该回来了。在台湾老板那里打工有什么出息？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台湾人香港人还有广东人了，你说他们有什么文化？况且，你也不是经商或搞实业的料。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心，在省城好好写点东西，写个名堂出来。实在不行，你就来火锅店当副经理。反正，我有稀饭吃，你起码不会喝水。难道还让你饿死不成！”必须声明，包二爷的话我不完全同意（尤其他说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人没什么文化），但令我感动，也让我想了很多。结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愈想愈明白，那就是：一个人要是不爱家乡（小到家乡，大到祖国），不爱父老乡亲（我虽然孤人一个，但俗话说得好：亲不亲，故乡人），他再有文化再有才华，也是空事一桩。这些年，我也见识了一些自以为很清醒的人（文化人居多），他们凡事都喜欢指手画脚，冷嘲热讽，还要搬出一套一套大道理，但又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他们自认看问题客观冷静透彻，但我总觉得他们不是客观而是旁观，他们骨子里太冷漠，最缺少的就是一个爱字，缺少对家乡对祖国对同胞的爱（讽刺的是，他们常常说自己爱人类）。唉！我还想提一提我那位欧洲老朋友。我跟他也是多年不见面，见了却很失望，不是因为从前喜欢文学的他现在自称都读洋书不怎么读中国书了，也不是因为他的穿着打扮愈来愈多所谓洋气，也不是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更多所谓文雅，而是因为他不像从前那样真诚，而是因为他任何时候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子，看不惯这个瞧不起那个，更不要说，他不知哪里学来一种不动声色的虚伪（他以为我感觉不到，他忘了我很敏感，我只是不好跟他说穿。毕竟，人家在国外当二等公民兼二等打工仔，跟我一样至今没讨到老婆，大老远回来一趟也不容易）。我最记得，我跟他说起去年北京奥运之前，西方国家勾结“藏独”破坏火炬传送，我一气之下，花九块钱买了一件“我爱中国”的T恤，还鼓动只穿西装不穿T恤的包二爷也买了一件。我也说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天下午，我和包二爷穿着这款T恤，顶着烈日，跑去省城某家外资超市门前，声援那帮八零后青年的爱国行动。但他听了，竟然皮笑肉不笑，反叫我们多读历史，认真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他以为我们真是傻瓜？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说真的，去年跟包二爷到外资超市门前声援爱国示威，我对八零后有些刮目相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看问题戴了有色眼镜，一竹竿把整整一代人都撂倒了，因为我从前觉得，比起我们这些七零后，这一代八零后只晓得挣钱消费追明星赶时髦，根本不关心国家民族。前几年，日本首相小泉到靖国神社拜鬼，妄图复辟军国主义，中国各地都有反日爱国游行，但我那时还在海边的台资电子厂，为了赶货，台湾老板逼着我们每天加班加点，连星期天都不准休息，我根本没时间从工厂所在的小镇赶到市区参加游行，所以缺乏感性认识。但这一次，我算是真真正正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尤其八零后青年的爱国热情。那天下午，我在外资超市门前看到的那十来个男女青年，虽然穿着打扮跟我和包二爷有天壤之别（他们从头到脚都很新潮甚至西化：T恤，牛仔裤，登山鞋，背包，头巾），但只要他们舞动鲜艳的五星红旗，抖擞中英对照的几条红色横幅（我只认得那几行中文，譬如“坚决捍卫中国领土完整”，“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围观群众就一阵喝彩和鼓掌。据我暗中观察，就连维持秩序的几个警察，也流露出旁人难以察觉的赞许眼神。烈日照耀，包二爷大包头下的前额泛着油光，一边鼓掌一边转身对我说：“这么热的天，人家还在这里摇旗呐喊，我们也没什么表示，干脆买箱饮料慰劳慰劳他们吧。”我说：“好啊。但我们死也不进这家超市买饮料。要买就去对街杂货铺。”包二爷眼睛一瞪：“那还用说！”不过，看惯包二爷一身西装和白袜黑鞋，他突然改穿“我爱中国”的T恤（虽然是我鼓动他），我还真有些看不习惯：大概因为爱国激情汹涌澎湃，他的两个乳头，居然硬梆梆顶起“我爱中国“的T恤。然而，从那以后，包二爷不仅爱穿T恤（他说比穿西装透气多了），第二天，他就下令火锅店所有员工都穿“我爱中国”的T恤，一直穿到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圆满闭幕。
说起来仍然有些不好意思。那天，我和包二爷死也不进那家外资超市买饮料。但是，过了没多久，为了省钱，我还是经常跑去那里购物。不得不承认，他们价格的确便宜，商品也很齐全。要知道，为了当个作家，我就快山穷水尽，我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啊。当然，我也想好了，我并非不讲原则与民族大义，我只是响应报上呼吁，我们应该理性爱国（那些冷眼旁观的文化“精英”，一提起“愤青”就嗤之以鼻，我们偏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被狭隘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所谓“愤青”，我们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原则，什么时候应该顾全大局）。况且，当我看到超市在玻璃外墙悬下大幅红色标语，预祝北京奥运成功举行，反对“藏独”势力分裂祖国，还有长长的扶手电梯上方垂下的多幅告示，郑重声明该超市从未支持“藏独”，我的心情也平和下来，同时暗自得意，突然想起“跪求”这个网络用语：中国人民太了不起！这家不可一世的外资超市，竟然也破天荒挂出跟打折无关的标语来招揽生意！说来也巧，有天黄昏，我在那里还遇到参加过爱国示威的一对帅哥美女。我和包二爷那天送饮料，正好跟这对着装古怪头发染得又黄又绿的八零后青年合过影（我的破手机没摄影功能，我后来只好将包二爷手机里的合影上载到我的博客）。他俩也认出了我，还指着自己身上的T恤（就像情侣装），让我看印在上面的中英对照标语（我还是只认得一句中文：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他俩还说：“你看，他们终于让步了。我们胜利了。”我说：“是啊。我们胜利了。现在，我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光顾他们的生意。”但他俩随即纠正我：“不，这不是他们的生意。你看，这里的员工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是不来买东西，我们的同胞就会失业，就会给社会增添负担。所以，我们应该多来这里买东西。”当然，这番精彩对话，还有之前示威，我都有详细记录。令我高兴的是，我那篇博文，标题正是《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不仅红遍网络各大论坛，还被多家西方传媒引用。虽然没有稿费（我不在乎移民欧洲的老朋友说我没得到便宜也想卖乖），但我总算凭自己的文字一炮而红，跨出了宝贵的第一步。最后，我只想说一句：是中国人就请光顾我的博客！是中国人就进来看一看！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吧！
我从海边灰溜溜回到省城已有三年，至今没找到像样工作。我是三无孤人，没家产，没亲戚，没老婆，我只有租房住。我也没什么积蓄，这几年坐吃山空，钱就快用光。我一直想当作家，但我将近山穷水尽才明白，我没有当作家的命（三年来，我拼命投稿，可我精心打造的心情文字一篇都没卖出去）。要命的是，我不认命。我跟省城体制内体制外的老朋友都翻了脸，就因为他们要我面对现实。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我前些年虽然走南闯北，但年近四十，学历不高，跟省城为数不少的下岗工人一样，同属一个社会阶层，本来，去做大商场清洁工或大公司守夜人，去街边停车场当个守车员，甚至托老朋友疏通关系，去做一个威风凛凛的城管或者治保协管员，我相信自己绰绰有馀，但我偏想挤进文化圈。三年来，我不在意自己成了大家眼中的笑料（我有次参加省城网友聚会，碰巧听到几个文友背后议论，说我是个眼低手也低的书写狂），我也从不觉得我的文字只有大龄文艺青年水准。想当作家的人不免自视其高，我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人不能没有自信。人家都说穷困出诗人，大凡天才都有落难一刻。我倒不是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必须交代一句，我很爱国，中国人要有民族自信与自尊，我最看不起惟洋人是从的哈巴狗），我只希望我能写出轰动一时的小说，用自己的文字记录这一个性张扬的时代。我有天去泡茶馆，看到卖茶小妞在读安妮宝贝的都市情感小说，我很羡慕，不是羡慕卖茶小妞，而是羡慕安妮宝贝。我要是像安妮宝贝那样多好！一朝成名，除了一本一本写书，我还可以一篇一篇写专栏，然后到处签名售书（他们说得没错，我就是书写狂）。我不怨恨生不逢时。比起从前，这个时代相当不错，我只是还没交到好运。去年北京奥运中国健儿夺金，我看电视看得感动，我要有他们那样为国争光的拼搏精神。
如果说安妮宝贝是我可望又可即的奋斗目标，余秋雨老师则是我的偶像，可望而不可即。他的书我几乎都读过（有的精华本我买不起，只好站在书店分期读完）。去年四川地震之后，他那篇含泪劝告学生家长的博文让我击节不已。我为中国还有这样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而骄傲，不仅博学多识，更有同情心、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就像余老师多年以前不是没有犯过错误，我们这个国家也不是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再有错误，再有问题，我们也是一家人，关起门来不分彼此，而且，正如余老师语重心长所说，我们要顾全大局，不要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说起来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读了余老师含泪写下的博文，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除了表达我的仰慕之情，我还写道，虽然自己现在无业无家，但我无怨无悔，何况比起受灾群众，我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我也写道，虽然不能实实在在贡献一份爱心，但我还有手中的笔，我可以用文字来做一点事情，讴歌举国上下惊天地泣鬼神的抗震救灾伟大精神，顺带也教训一下那些幸灾乐祸的西方国家。遗憾的是，余老师大概太忙，没有回信。今年二月，我有位移民欧洲的老朋友回来探亲，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他说像我这样天真的人实在少见，我是不是想当作家想疯了，因为人家是得了便宜又卖乖，而我是没得到便宜也想卖乖。我当时就跟他争了起来，可他最后说，我没出过国，甚至没出过境，又不懂任何外语，他跟我现在没法沟通。我说这倒怪了，难道我没出过国，不懂外语，你就比我优越？再说，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出过国又懂外语的人，他们比你比我还要爱国。我告诉他，我宁肯做一个没出过国又不懂外语的堂堂中国作家，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那样见多识广自以为很优越的高等华人。但是，我这位老朋友听了我的话，只顾叹气。我俩不欢而散。
对了，那些背后议论我的文友还说我的文字很土，我的知识结构有问题，我移民欧洲的老朋友也说我眼界不宽，很多观念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老在跟他纠缠鲁迅和周作人的分别。我虽然表面不服气（山药蛋派难道不土？贾平凹老师难道不土？），但还是有些心虚，毕竟我没出过国，又不懂外语。另外，大概从前读了不少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和翻译文学，我的古文底子也不是很好。这些我都有自觉，也为此而苦闷，不知道怎样才能脱胎换骨。我时常想，像余秋雨老师还有易中天老师那样既现代又儒雅的文气，我要是沾染哪怕一丝也好啊（但我是有骨气的人，决不求教那些自认懂点外语比我多读几本书见过一些世面就数典忘祖的洋派文人）。比起八零后九零后，我承认自己跟不上时代了，我看不惯他们的衣着打扮，我也不屑像小资那样包装自己。我为什么说安妮宝贝是我可望又可即的奋斗目标？就因为她的趣味很小资，我比她更有底气和亲和力，更接近老百姓。再说，作家是以自己的文字见人，不需要看重自己的外表，何况我也长得不帅，又矮又黑，牙齿也不整齐，就像现在夏天，我都是一件咖啡色衬衣配一条深灰色西裤，脚上再套一双衬了白袜的黑皮鞋。我习惯这样穿着。在这方面，我最欣赏我的一位老同学包二爷，他是火锅店经理，练了多年书法，有文人气质，永远一身西装和大包头，脚上也是悦目的白袜黑鞋，仪态稳重，一丝不苟。在省城，我俩还算谈得来。环境决定人。比起移民欧洲早已脱离国内现实的老朋友，我跟包二爷有更多共同语言。就拿一件小事来说，抽烟的时候，我和包二爷都会互相敬烟，但是我的欧洲老朋友却笑着教训我们，且不论彼此敬烟是否陋习，我们捏着过滤烟嘴给人敬烟就很不卫生，还说，万一你敬烟之前上过厕所忘了洗手呢？我和包二爷听了哈哈一笑：“老兄，你太讲究了。我们没你那么文明。”
一句话，我既瞧不起那些只晓得讲吃讲穿的新潮小资，我也看不上那些言必称希腊一句话总要夹带几个外文单词的文化精英。至于说我不懂外语，我内心深处也不以为然。我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现在又遇上这么开放的时代，书店里都是翻译过来的国外新书，我为什么非得学外语，说不定，外语学得似懂非懂，反过来还会破坏我的写作。包二爷是练书法的，他的国学造诣比我深，如前所述，也是我在省城唯一谈得来彼此没有翻脸的老朋友，他就建议我根本不必理会那些人：“什么叫文字很土？什么叫知识结构有问题？什么又叫眼界不宽？孔夫子懂外语吗？陶渊明懂外语吗？苏东坡懂外语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引完这句名言，包二爷接着鼓励我：“重要的是，你除了不排斥西方的好东西，更要多读古人的书，诗词戏曲小说笔记，涵养一股浩然之气，同时也得留意周围的生活。你是中国人，要用中国人的眼睛来看一切。记住这句老话：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我觉得包二爷说到点子上了。只不过，包二爷跟我一样不懂外语也没出过国，像他这样的有识之士，现在似乎不大吃香（最吃香的，应该是既出过国又懂外语，同时也很爱国的那些人），不过，他毕竟比我好些，还能在火锅店当经理，还能每个月给下岗多年的包二奶一笔家用。写到这里，不妨发句牢骚，如果说这个时代相当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有个坏处，就是我们国家这些年太自由太崇洋了，人民群众太注重物质享受了，没有一个精神追求，所以，国家大力提倡爱国主义，我非常赞同，中国人就该这样不卑不亢，不然真的就像余秋雨老师说的，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譬如，我一个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最近就热衷信教，一见面就向我传教，说什么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神，你现在没有工作，你的心情文字根本卖不出去，你还不如先信基督，他会满足你的一切需求。我一听就火了，说：“你信教我不反对，但你必须记住，你首先是中国人，你在礼拜基督的时候，也别忘了列祖列宗。”唉！
回省城三年，就算找不到像样工作，我还是很庆幸。我在海边的台资电子厂做了七八年普通文员，工厂前两年不景气，台湾老板很克扣，我跟一个小我好几岁的湖南打工妹同居几年又不欢而散，我的岁数不上不下也有一把，提早回来可谓先见之明。再说，谁能想到去年来了个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多打工仔丢了饭碗，你一个异乡人无亲无故，不回来也得回来，晚走不如早走。宁做家乡犬，不当异乡人。还是故乡好啊！几千年人文荟萃，藏龙卧虎，积淀厚重，美食，美女，美景，美文，就像街上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所写：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记得我刚回来，包二爷请我吃火锅，酒过三巡，他情深意长说了一番话：“老弟，你早该回来了。在台湾老板那里打工有什么出息？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台湾人香港人还有广东人了，你说他们有什么文化？况且，你也不是经商或搞实业的料。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安心，在省城好好写点东西，写个名堂出来。实在不行，你就来火锅店当副经理。反正，我有稀饭吃，你起码不会喝水。难道还让你饿死不成！”必须声明，包二爷的话我不完全同意（尤其他说台湾人香港人和广东人没什么文化），但令我感动，也让我想了很多。结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我愈想愈明白，那就是：一个人要是不爱家乡（小到家乡，大到祖国），不爱父老乡亲（我虽然孤人一个，但俗话说得好：亲不亲，故乡人），他再有文化再有才华，也是空事一桩。这些年，我也见识了一些自以为很清醒的人（文化人居多），他们凡事都喜欢指手画脚，冷嘲热讽，还要搬出一套一套大道理，但又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他们自认看问题客观冷静透彻，但我总觉得他们不是客观而是旁观，他们骨子里太冷漠，最缺少的就是一个爱字，缺少对家乡对祖国对同胞的爱（讽刺的是，他们常常说自己爱人类）。唉！我还想提一提我那位欧洲老朋友。我跟他也是多年不见面，见了却很失望，不是因为从前喜欢文学的他现在自称都读洋书不怎么读中国书了，也不是因为他的穿着打扮愈来愈多所谓洋气，也不是因为他的言谈举止更多所谓文雅，而是因为他不像从前那样真诚，而是因为他任何时候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子，看不惯这个瞧不起那个，更不要说，他不知哪里学来一种不动声色的虚伪（他以为我感觉不到，他忘了我很敏感，我只是不好跟他说穿。毕竟，人家在国外当二等公民兼二等打工仔，跟我一样至今没讨到老婆，大老远回来一趟也不容易）。我最记得，我跟他说起去年北京奥运之前，西方国家勾结“藏独”破坏火炬传送，我一气之下，花九块钱买了一件“我爱中国”的T恤，还鼓动只穿西装不穿T恤的包二爷也买了一件。我也说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天下午，我和包二爷穿着这款T恤，顶着烈日，跑去省城某家外资超市门前，声援那帮八零后青年的爱国行动。但他听了，竟然皮笑肉不笑，反叫我们多读历史，认真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他以为我们真是傻瓜？他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说真的，去年跟包二爷到外资超市门前声援爱国示威，我对八零后有些刮目相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看问题戴了有色眼镜，一竹竿把整整一代人都撂倒了，因为我从前觉得，比起我们这些七零后，这一代八零后只晓得挣钱消费追明星赶时髦，根本不关心国家民族。前几年，日本首相小泉到靖国神社拜鬼，妄图复辟军国主义，中国各地都有反日爱国游行，但我那时还在海边的台资电子厂，为了赶货，台湾老板逼着我们每天加班加点，连星期天都不准休息，我根本没时间从工厂所在的小镇赶到市区参加游行，所以缺乏感性认识。但这一次，我算是真真正正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尤其八零后青年的爱国热情。那天下午，我在外资超市门前看到的那十来个男女青年，虽然穿着打扮跟我和包二爷有天壤之别（他们从头到脚都很新潮甚至西化：T恤，牛仔裤，登山鞋，背包，头巾），但只要他们舞动鲜艳的五星红旗，抖擞中英对照的几条红色横幅（我只认得那几行中文，譬如“坚决捍卫中国领土完整”，“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围观群众就一阵喝彩和鼓掌。据我暗中观察，就连维持秩序的几个警察，也流露出旁人难以察觉的赞许眼神。烈日照耀，包二爷大包头下的前额泛着油光，一边鼓掌一边转身对我说：“这么热的天，人家还在这里摇旗呐喊，我们也没什么表示，干脆买箱饮料慰劳慰劳他们吧。”我说：“好啊。但我们死也不进这家超市买饮料。要买就去对街杂货铺。”包二爷眼睛一瞪：“那还用说！”不过，看惯包二爷一身西装和白袜黑鞋，他突然改穿“我爱中国”的T恤（虽然是我鼓动他），我还真有些看不习惯：大概因为爱国激情汹涌澎湃，他的两个乳头，居然硬梆梆顶起“我爱中国“的T恤。然而，从那以后，包二爷不仅爱穿T恤（他说比穿西装透气多了），第二天，他就下令火锅店所有员工都穿“我爱中国”的T恤，一直穿到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圆满闭幕。
说起来仍然有些不好意思。那天，我和包二爷死也不进那家外资超市买饮料。但是，过了没多久，为了省钱，我还是经常跑去那里购物。不得不承认，他们价格的确便宜，商品也很齐全。要知道，为了当个作家，我就快山穷水尽，我总不能跟钱过不去啊。当然，我也想好了，我并非不讲原则与民族大义，我只是响应报上呼吁，我们应该理性爱国（那些冷眼旁观的文化“精英”，一提起“愤青”就嗤之以鼻，我们偏要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不是被狭隘民族主义冲昏头脑的所谓“愤青”，我们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原则，什么时候应该顾全大局）。况且，当我看到超市在玻璃外墙悬下大幅红色标语，预祝北京奥运成功举行，反对“藏独”势力分裂祖国，还有长长的扶手电梯上方垂下的多幅告示，郑重声明该超市从未支持“藏独”，我的心情也平和下来，同时暗自得意，突然想起“跪求”这个网络用语：中国人民太了不起！这家不可一世的外资超市，竟然也破天荒挂出跟打折无关的标语来招揽生意！说来也巧，有天黄昏，我在那里还遇到参加过爱国示威的一对帅哥美女。我和包二爷那天送饮料，正好跟这对着装古怪头发染得又黄又绿的八零后青年合过影（我的破手机没摄影功能，我后来只好将包二爷手机里的合影上载到我的博客）。他俩也认出了我，还指着自己身上的T恤（就像情侣装），让我看印在上面的中英对照标语（我还是只认得一句中文：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他俩还说：“你看，他们终于让步了。我们胜利了。”我说：“是啊。我们胜利了。现在，我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光顾他们的生意。”但他俩随即纠正我：“不，这不是他们的生意。你看，这里的员工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要是不来买东西，我们的同胞就会失业，就会给社会增添负担。所以，我们应该多来这里买东西。”当然，这番精彩对话，还有之前示威，我都有详细记录。令我高兴的是，我那篇博文，标题正是《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不仅红遍网络各大论坛，还被多家西方传媒引用。虽然没有稿费（我不在乎移民欧洲的老朋友说我没得到便宜也想卖乖），但我总算凭自己的文字一炮而红，跨出了宝贵的第一步。最后，我只想说一句：是中国人就请光顾我的博客！是中国人就进来看一看！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吧！
2009-5-6 星期三(Wednesday)
（上图：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少先队员向“少年英雄”巴甫里克胸像献花。照片出处：http://www.soniamelnikova.com/id9.html
一
精英文化圈热议已故或在世文化老人的高级八卦，所谓“卧底”或者“告密”，当然是翻旧帐。我近年习惯不读报不上BBS扯淡，要靠京穗两位熟人电话之中及时点拨，才略知一二。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有句话多少可以应景，语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从前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
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亦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爱国名义将他告发。但是这个事例太有名，引经据典讨论古拉格告密者又太极端另类不够“通俗”。要做告密文章，我只想翻出年前读过的那本英文好书，这本书当然不是告密宝典或卧底宝典，但撩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亦读过几本好书，除了索尔仁尼琴，还有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那本《科雷马故事集》，又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Anne Applebaum荣获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古拉格史》（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但是《耳语者》与众不同，这本将近七百页的详实之作，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酝酿于八十年代中期，成书于二零零七年，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近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自己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物价之类生活小事，亦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甚至现在，我要是看到警察，我就吓得发抖。”“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二
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老大哥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百分之五（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亦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八十四万居民只有五十名卧底。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一九三八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四十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通过告密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亦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检举听来的一切可疑对话，哪怕道听途说，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亦让自己免于迫害。具体说来，告密者（尤其自愿者）的动机千奇百怪，一桩鸡毛小事，一点龃龉，一丝嫉妒，都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九三七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一九三七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还是一九三七年，丽琶跟厂长不合，因为她拒绝对方的性要求。厂长不高兴，叫来一名告密者检举丽琶，因为三年前，她对“基洛夫事件”有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足以让丽琶在天寒地冻的科雷马劳改营蹲上十年。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亦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十二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十四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他后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人人都在写（告密）信。”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分给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喜欢给报刊写点文章，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他的财产和声望招来嫉妒，厂里一位同事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五十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三
说起告密怎能漏过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巴甫里克。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西伯利亚西部某个偏远贫穷乡村，十五岁的巴甫里克·莫洛佐夫和九岁的弟弟死在森林之中。兄弟俩是被人用刀刺死的，而凶手是莫洛佐夫家的亲友。根据官方宣传，巴甫里克是位英勇的少先队员，因为他检举自己的富农老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实情复杂得多，巴甫里克根本不是少先队员（村里并无少先队组织），他只是一名“要求进步”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身为长子，巴甫里克怨恨做过三届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因为父亲抛下家人与另一女人同居，而巴甫里克的母亲既是文盲，又因丈夫离家深受刺激（出于嫉妒，她很有可能鼓励儿子揭发父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巴甫里克向当局检举了父亲的“罪行”（大概因为父亲同情富农，反对成立集体农庄）。审判就在村中学校举行，根据官方报道，父亲在庭上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儿子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巴甫里克兄弟的死因扑朔迷离（检举父亲之后，他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是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而他九岁的弟弟亦成了一名小线人。兄弟俩在村里臭名昭著）。家中亲友是否预谋杀人，虽然确凿证据欠奉，当局还是成功挖出一个“莫洛佐夫富农集团”。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富农集团”五名成员受审：巴甫里克的叔父和教父（所谓谋杀的策划者），他的祖父和他的表兄（所谓谋杀的执行者），还有他的祖母（所谓将兄弟俩诱进树林）。除了叔父不知怎么逃过一劫，其他四人全被处决。
一九三三年秋，巴甫里克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他成了苏联所有少年儿童的榜样。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那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某份地方刊物甚至警告少先队员，谁要是不能告发自己的亲人，谁就要被怀疑，而谁要是被发现缺乏警惕，谁就得挨批。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大麻烦。”
四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论何种动机，赶快检举，赶快揭发，抢在别人告发你之前，先下手为强吧，因为他人就是地狱！作家巴别尔说：“现在，一个男人只能跟妻子随意交谈——在晚上，用毛毯蒙住脑袋。”作家普里什文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朋友之中，只有二三老友可以畅所欲言，不怕被人告发。玛丽亚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虔诚教徒。一九三零年，为了逃避农业集体化，一家人靠假证件搬到列宁格勒附近某地，父亲在家具厂做工，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个文盲，觉得布尔什维克的探子长了千里眼生了顺风耳，对她的言行洞察入微，从此害怕抛头露面或在住处以外与人交谈。一九三七年，玛丽亚做过教堂执事的父亲被捕，安娜彻底吓坏了，她不愿离开住处，她害怕在房间谈话被邻居听到，她晚上亦不敢开灯，怕警察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因为她用来揩擦的报纸，可能恰好就登了一篇斯大林的文章。还有一位老妇给所在工厂的党委写信，揭发自己的妹妹，因为妹妹曾在克里姆林宫做临时清洁工，给新近被捕的某位官员清扫过办公室。
比起自发告密者，被迫告密者多半“出身不好”，来自富农家庭，要么“人民敌人”的配偶或子女，他们更脆弱更无助，更有理由害怕被捕，亦更难抵御秘密警察的诱惑，即通过告密，令自己成为一名有用的苏联公民。对于这类“弱势人群”，内务人民委员会有既定的招募政策，他们常常挑选被捕者的亲友下手。根据某位秘密警察回忆，招聘过程通常如下：譬如，有个女人的丈夫被捕，秘密警察与这个女人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你是真正的苏联公民吗？”“是的。”“你准备好证明自己吗？人人都说自己是好公民。”“是的，我当然准备好了。”“那就帮助我们吧。我们所求不多。要是留意到任何反苏言行，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周碰一次头。在这之前，你应该写下你留意到的事情，谁说了什么，谁当时在场。就这些。然后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位苏联好公民。你要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帮助你。你要是被开除或被降职，我们亦会帮助你。”
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可以抵御，尤其初涉人世想要溶入苏联大家庭的年轻人。索菲亚十七岁就做了告密者。她生于明斯克附近一个波兰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索菲亚的父母转而务农。农业集体化开始，他们一家以富农身份被流放到科米地区。一九三七年，一家人又回明斯克附近原居地，但索菲亚的父母随后被捕，再被遣送到彼尔姆附近的“特别安置地”。索菲亚决定逃跑。她先是进了一所工厂学校（伪造无产阶级出身，这是一条捷径），然后又进乌拉尔附近的某地一所医学院。没人问起她的富农出身，甚至没人问她是否具备合法旅行证件（大概相当于中国从前的单位介绍信）。过了半年，该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把索菲亚叫去，她以为他们要送她进监狱，但人家只是告诉她，她要是不想因为隐瞒出身而被学校开除，就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她的任务就是跟同学撩起有关政治的话题，然后详尽报告。随后，索菲亚不仅有了合法证件，还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在彼尔姆从事救护工作，并且嫁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回首往事，索菲亚先是毫无悔意，哪怕她知道很多同学因为她的告密而被捕，因为她觉得身为富农女儿，要在斯大林时代生存下去，自己当年的举动乃是必要代价。到了九十年代，用索菲亚的话说，当自由来临不再害怕，她决定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孙辈。
五
亦有毫无内疚的告密者。跟索菲亚一样，生于一九三零年的瓦伦狄娜亦是富农女儿，从白俄罗斯一路去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阿巴坎城。瓦伦狄娜十三岁才有机会上学识字，她的童年记忆满是饥饿与褴褛衣衫。就算进了学校，瓦伦狄娜仍然受尽歧视，并为自己的出身和父母的贫穷而羞耻，但她努力学习，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希望。瓦伦狄娜相信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她亦坚信党的报刊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做一名律师，帮助政府抓获这些间谍和敌人。她后来回忆：“跟斯大林一样，我毫不同情送到古拉格去的那些人。”
一九四八年，瓦伦狄娜十八岁，她离家出走，进了一所会计学院，然后在萨哈林岛的海军基地找了一份见习会计的工作，并且嫁给一位海军军官。她成了海军基地的可靠职工，在 行政大楼工作，有机会接触所有人事档案。有了这些本钱，瓦伦狄娜为内务部招募成了线人，专门告发其他海军军官的妻子。她的工作就是跟这些女人拉关系，向上级汇报她们的私人生活和各种言论。她回忆道：“有时侯，我会接近这些女人，请她们帮我做些我可以买到的东西：很多女人靠缝缝织织来打发空闲时间。别的时候，我会跟这些女人交朋友，让她们请我上门喝茶。或者，我会在她们工作的时候拜访。我的上司给我钱来支付这些‘订单’（我现在还有很多，主要是些外套和毛衣，都是我的‘客户’给我做的）。他亦给我钱买茶点，或别的礼物，这样初次接触我就能够对付，并且赢得这些女人的信任。重点在于拉上关系。真的很容易。只有一条规则：在重要谈话开始之前，你得跟某人独处。只有这样，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狄娜做了好几年告密者。她写了数十封告密信，她告发的人随后都被逮捕。与此同时，瓦伦狄娜收入优厚，不仅给年迈父母汇去大宗卢布，还在阿巴坎买了一所房子。一九五九年，她三十九岁，就跟丈夫双双退休。当跟《耳语者》一书相关的研究小组采访瓦伦狄娜，她依然坚持，她的告密乃是被迫，她自己亦是牺牲品，她没法拒绝，因为他们知道一切，她害怕他们把她送进监狱，她要是拒绝，她的海军军官丈夫可能亦会受苦……不过，瓦伦狄娜坚信，她告发的那些人真的都是人民敌人，“证据确凿的间谍”，她不觉得有愧，她的确为自己得到的荣誉而自豪，用她的话说，她从事的是“反间谍工作”。
六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米嘉·卡拉马佐夫说：“要是上帝被赶出地表，那我们就会在地下见到他！”暗黑与绝望之中，人性光辉不亦如是，哪怕明灭细弱。既然到处都是告密、背叛和诬陷，既然只能耳语，既然连耳语有时都不可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拥挤火车上，作家普里什文偶遇某好友，两人坐在一起，都想搭白，却都不敢多言。两小时下来，他俩只有不断重复这样两句话：“是的，米哈依尔·米哈依诺维奇。”“是的，格里奇·依杜阿多维奇。”），那么，胆子够大的人只好冒险写日记，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亦向纸上亲人和想象中的朋友倾诉。因为担心自己随时被捕，普里什文的日记都以细小字体写就，要用放大镜才勉强看得清楚。对他来说，写日记就是确认自己的独立，坚守内心自由，不对自己说假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叶甫盖尼娅的父母被捕，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中跟消失在古拉格群岛的父母对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这位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因为极端孤独（她是所谓人民敌人的女儿，她的同学都不信任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有时侯，我极其渴望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够理解我的朋友，我可以与之分享所有痛苦的朋友。”跟叶甫盖尼娅相似，阿卡狄亦渴望与人沟通。当他去听列宁格勒图书馆某个讲座，阿卡狄决定把自己的日记给并非熟识的某位同学看。鉴于他的日记充满反苏言论，阿卡狄的举动既鲁莽又勇敢，但是，正如他在日记中坦白，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孤独，一天一天没有尽头令我虚度人生的孤独”。
比起上述两位孤独苦闷的少男少女，普里什文相对幸运。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请一位朋友帮他找个秘书，协助他整理日记。但是，普里什文亦意识到，让一个陌生人闯入自己的世界有多危险。那晚，他做了个噩梦：他穿过一个空荡荡的大广场，丢了自己的帽子。他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他向一位警察打听帽子下落，他猛然想到，就像他的日记所写，他是在“请一个陌生人参与到我最私隐的生活细节之中。丢掉用来遮掩的帽子，令我暴露无遗”。几天之后，一名女子前来应聘。要帮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整理日记，她同样顾虑重重。她提议工作之前，他俩应该彼此了解。结果，普里什文和这名女子一口气聊了八个小时。他俩堕入情网，并在一年之内结为夫妇。
限于篇幅，笔者早该知趣收笔。鉴于这篇不伦不类的转述满纸“荒唐”，我自作聪明黏了一条相对光明的尾巴（普里什文的婚恋）。但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尾巴拖了一条淡淡阴影，那是我在最新一期《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读到的一篇文章“Putin vs. the Truth”（作者正是写《耳语者》的Orlando Figes）。除了引述二零零五年俄罗斯一项民意测验，即百分之四十二的俄国人，还有百分之六十超过六十岁的俄国老人，希望再有一位斯大林那样的强人领袖，Figes还提到两则趣闻：最近两年，俄罗斯官方向历史教科书作者颁发指引，其中，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好”字；另外，在某次访谈之中，官方认可的历史教科书一位作者如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写出第一本这样的教科书，即不将俄国历史看做一系列令人丧气的不幸和错误，而是用来灌输对国家的自豪感。教师必须以这样明确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而非给祖国抹污泥。”
写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
本文原载四月二十八日《南方都市报》，限于报纸篇幅，南都版有删节。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ds/content/20090428/ArticelB14002FM.htm）
2009-3-15 星期日(Sunday)
五
隨後二十多年，奈保爾與兩個女人若即若離，既抛不下Margaret，亦放不開Pat。一九七四年秋，Margaret爲來英國見他，不惜跟一位阿根廷銀行家輾轉歐洲幾國。等他察覺，她甚至告訴他，只要能來見他，她情願跟那個銀行家睡上一百次。他極度沮喪，對她動粗，用他的話說，兩天下來，他的手都腫了，她那張臉根本不敢見人（他後來坦白，他恨自己如此舉動，這是他的弱點，亦是他的文化烙印）。但她毫不介意，因爲那是他對她的激情。等Margaret的姐姐把妹妹救出Wiltshire，他打電話給Pat。根據Pat日記，他說他非常糟糕，要她從倫敦回來。他渾身顫抖，給她說起發生的一切。可是Pat最後寫道：“I love him – at last.”她最終還是愛他。難以置信？然而世事如此。恰如他們一位朋友接受正傳作者採訪所說，Pat願意爲他做一切，她就像納博科夫的妻子，絕對相信丈夫的天才（Pat後來的日記提到他，亦的確以“the Genius”一詞替代他的名字），爲了讓丈夫的才華充分發揮，她願意獻出所有，她對他的期盼甚至多過他對自己的期盼。
最佳範例，還是前面提到的《河灣》。這本關於非洲的傑作，歷史、現實、政治、種族與個人命運交織，充滿不幸言中的先見之明，可謂奈保爾的最好作品之一。只有通過Pat的日記，讀者才能窺見《河灣》背後，那段超乎尋常的焦慮、安寧和自我犧牲。這段時間，他倆多有恩愛，亦去河邊散步，到倫敦看布努埃爾一齣電影（他正打算描寫小說主人公Salim跟情人Yvette的暴力場景，這部電影令他有所啓發，但素材來自他對Margaret的施暴）。然而奈保爾依然喜怒無常，動輒因爲小事怪罪Pat，她的反應則是更多自責。她照顧他的起居，必要時候記下他的口述（《河灣》的結尾乃是脫口而成，其後少有更改）。這就是她筆下的奈保爾：寫到性，他要她讓他獨處，否則他會尷尬。淩晨一點，她服了鎮靜藥已經入眠，他把她叫醒。她給他煮麥片粥，筆錄他的口述。他們亦就此爭論一番，然後他再看一遍，重新口述。過了三點，兩人才回復平靜各自上床。“當他思考和口述的時候，他多半閉著兩眼，他的表情大概變了三次，就像天氣一樣。一開始，他全神貫注，專心致志，眉頭緊鎖。講到一半，他的臉很安詳。最後，則是相當堅定而且有力……作家過的是可怕的生活，他說，然後很是愜意”。
七十年代末，奈保爾換了出版商。隨後，他收入激增，聲名日盛，並在Wiltshire買下一所荒廢農舍Dairy Cottage，經過改裝，終在一九八二年二月遷入新居。年過四十的Margaret，依然隨他前往非洲美國等地，但是兩人關係不比從前，更多齟齬怨懟。Pat的不幸雪上加霜，她想重返教業，或是當個自由記者，然而都不如意（據友人回憶，Pat提起筆來過於精細，她更適合研究工作。除了協助丈夫，Pat還應Harold Pinter的夫人Antonia之邀，去倫敦圖書館爲Antonia將要撰寫的專著Love Letters搜集資料）。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奈保爾不曾旅行，除了偶爾款待到訪友人，多數時間，他都和Pat呆在Dairy Cottage。這段時期，Pat試圖撰寫自傳，在日記中斷續回顧她的一生。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有機會到很多地方旅行，跟某人朝夕相處，“爲了方便，我將稱他爲天才”。這個天才可以從事她渴望的寫作，而且寫得很出色。可是他的個性令她無所適從。他並非大男子主義，但她想什麽他無所謂。他與人交談很坦率很有趣甚至肆無忌憚，他有同情心，但他從不交換意見。他看很多事情都很鮮明，雖然不至極端，她亦受其影響。她質疑自己有沒有見解，她覺得自己無力申辯。曾在奈保爾家作客的印度友人回憶，Pat對丈夫很尊敬，她敬畏他，就像一個爲了丈夫犧牲自己的印度妻子，而且比多數印度妻子還要印度。
六
一九八九年，奈保爾夫婦從印度回來不久，Pat知道自己得了乳癌。手術雖然順利，但她少了右邊乳房。隨後幾年，病情沒有惡化。就像Pat日記從不提及Margaret的名字，“癌症”一詞亦從未在她日記中出現。一九九四年，奈保爾接受紐約客雜誌訪談，提到從前嫖妓一事，成爲不少媒體的頭條新聞。Pat從不知道丈夫跟妓女上床，她不聽他的勸阻，偷偷讀了報紙。之後不久，她舊病復發，再亦沒有好轉迹象。奈保爾終將因爲這番自私言語負罪餘生：“她受盡折磨。可以說是我殺了她。可以這樣說。我多少覺得是這樣。”
現在，除了旅行，他跟Margaret很少見面。一九九五年七月，奈保爾前往印尼，爲新書Beyond Belief搜集素材。兩年後，他的一則筆記，記錄了他跟Pat道別的情景：他在倫敦機場跟她擁抱，很多年來第一次。她倒進他懷中，他感覺得到，她病得有多重。後來，她打電話給航空公司，問飛機是否抵達，但是航班延遲了。等他到了雅加達，他和Pat終於通上電話，兩人滿是舊日情愛，雖然另一個女人很快又將從阿根廷飛來跟他相會。
兩週之後，Pat住進醫院。奈保爾還在印尼，他給她發了傳真。這麽多年過去，他對她的愛再度復活，他向她表達“tremendous and enduring love”，“I love you six”（這是他倆從前愛開的玩笑）。他說他很傷心，請她告訴他，她覺得他能做些什麽，“With v. great love and gratitude for all that you are. V. SIX”。但是Pat讓他繼續他的工作。他接著旅行，告訴她寫作素材正在成形。Pat的日記寫道：“這份傳真顯然令我感動。我讀了就像閃電。它滿足一切需要。你問你能做什麽，這就是你能做的。”
奈保爾與Pat的舊情複燃，但是Margaret還在身邊，他心懷愧疚。某天，他在雅加達的酒店給還在醫院的Pat打電話，Margaret在一旁冷言冷語：“嗯，幾乎就像舊情人一樣。”他極爲憤怒，雖然這次他表面平靜，但已開始排斥相隨多年的情人：就算Pat病逝，他亦不會娶Margaret爲妻。他很清楚這對Margaret不公平，但他沒有選擇，用他的話說：“我無能爲力……我跟Margaret在一起，直至她人到中年，幾乎是個老婦。”
印尼之後，奈保爾要去伊朗和巴基斯坦，他請Margaret跟他同行，但是後者拒絕，說她從不喜歡巴基斯坦人。他只好獨自上路。仿佛天意，十月二十六日，在拉合爾美國總領事官邸某個聚會，奈保爾跟四十二歲的巴基斯坦女記者Nadira初識。隨後兩週，他們見面九次。她跟他講她的故事，在那樣的社會之中，一個職業女性的艱辛與堅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個從不願意吐露心聲的作家，終於向Nadira傾訴，講起Pat和Margaret，還有他的家庭。他告訴她，他的妻子就要死了，而他亦無法讓情婦如願。他說他不該娶Pat爲妻，但是Pat對他是個巨大支持。他在性方面不快樂，可是Margaret改變了一切，雖然他跟Margaret走到末路，但因爲便利，他還得走下去。他亦告訴Nadira，他對Pat很生氣，因爲她要死了，因爲她死得不夠快（他想繼續生活）。用Nadira的話說，他的妻子即將死去，他只能用生氣來應對。他無法應付傷心、痛苦和壞消息：他會一槍幹掉前來報信的使者。
Nadira幫他安排他的巴基斯坦行程。她帶他去Bahawalpur，他倆望著月光下的沙漠，他告訴她：“我從未想要孩子，但我要是想要，我想讓你做他們的母親。”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卡拉奇，Nadira去朋友家參加一個感恩節派對，淩晨三點左右，電話響了，他要她馬上去他所在酒店，他想跟她談談，但她只同意早上八點半再見。等到見面，奈保爾還穿著昨晚的衣服，頭髮蓬亂，表情狂野，問她願不願意有天成爲奈保爾夫人（Lady Naipaul）。她沒馬上同意，但是那晚她和他一起。電話響了，她接的電話。Pat在那邊，問丈夫接電話的是否Margaret，他說不是，是另一個人。
聖誕之前，奈保爾從馬來西亞回到Dairy Cottage，Pat已病入膏肓。這年初，Pat剩下的那隻乳房又經手術，還有脖子和腋部化療，但她後來拒絕繼續治療，她在電話中告訴奈保爾的妹夫：“我爲什麽得活？”過了新年，他又飛往巴基斯坦，不僅爲了他的書，亦爲了Nadira。這期間，他跟Margaret通過幾次電話，但是他沒跟她提到Nadira。一月十九日，他回到英國。之前幾週，Pat告訴友人，她的日子所剩無幾，他在巴基斯坦又有新歡，他想跟這個女人共度餘生，她並且暗示，她一旦死了，他們就會好過一些。
一月底，Pat的病情急轉直下，醫生告訴奈保爾，她有肝癌，活不了幾天。她躺在Dairy Cottage，由兼職女管家照顧（後來又多請一位護士瑪麗），除了服用鎮痛藥，有時亦寫點日記，多爲三言兩語。要是天氣好，她會下樓跟奈保爾聊天。她說她喜歡非洲，喜歡印度，喜歡加勒比，喜歡他的家人。哪怕最後幾天，他還在給她唸關於印尼的筆記，他唸得太久，直到她痛得叫喚，他才停下來。她繼續給他意見，好的建議，當然是跟文學有關。一月三十日，奈保爾開始寫日記：她的記憶減退。病榻前的書（洛克，Ibn Battuta遊記）。她問他：“你怎麽樣？還好吧？在工作吧？”聽他說是，她一臉微笑，面容美好。他亦問她感覺如何，問她是否滿意，她說是。他又問她一生是否快樂，她沒直接回答：“或許是我的錯。”他給她讀狄更斯的Nicholas Nickleby和The Pickwick Papers，他倆二十二歲那陣，他哮喘發作，她曾讀給他聽。“當我安頓她睡覺，她吻了我。她摟著我吻我。她二十多年沒這樣了”。他告訴她，他在巴基斯坦遇到Nadira，但沒提到婚事。
Pat去世前一天早晨，他想幫她起身梳洗，但她太痛動不了。瑪麗來幫忙。回到床上，她的腳還是濕的。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她說：“維迪亞，你犯了一個錯誤。維迪亞，你犯了一個錯誤。”“我總是犯錯。”他哭了。她微笑，用手摸他的臉鼓勵他。那晚，Pat陷入昏迷。第二天早晨，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將近七點， Pat離開人世，終年六十三歲。瑪麗來叫他，把他領進Pat的房間：“她的手又冷又濕。死亡降臨。她的臉變形得厲害。難以忍受……瑪麗問我要不要跟她獨處。我不要……”
Pat的葬禮（火化）定在二月八日上午。總共十來人參加，沒有音樂，沒有朗誦，亦沒有致辭。用奈保爾的話，那亦是Pat的願望，她喜歡簡樸。第二天，Dairy Cottage迎來一位新人：Nadira。四月十五日，他倆正式結婚。遠在南美的Margaret從報上得知，既不意外但又痛苦，而她的家人亦很憤怒。但是最後，通過奈保爾的出版經紀，她得到一筆錢。根據正傳作者敍述，即使過了十年，Margaret依然寫道，她跟他在一起那些年，是她一生最可怕亦最美好的歲月，他教給她一切，無論精神還是肉體。
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點半，奈保爾和Nadira坐上的士，出外抛撒Pat的骨灰。七十年代初，他的布克獎小說In a Free State創作期間，他和Pat午後常去散步，在某處彎道，他倆看到狐狸，Pat希望她的骨灰就撒在這裏。他們先去殯儀商那裏取骨灰，Nadira捧出一個灰色塑料袋，她摘下頭巾蓋在上面，開始祈禱，他哭了一陣。他想把骨灰放在汽車後面的行李箱內（他討厭任何令他不快的東西，他受不了刺激），但是Nadira很憤怒：“你不能把她放進行李箱。”然後，他們開車向北（Nadira把骨灰甕放在膝上），出了Wiltshire。走了一陣，他記不清路了，他又開始哭，想回家，改天再來。但他們總算找到地方，一條崎嶇小路，兩旁都是枯葉。那天落雨，路很滑。Nadira走在前面，走到幾株山毛櫸下，打開骨灰甕，任灰色塑料袋飄落地上，開始抛撒Pat的骨灰。奈保爾的筆記寫道：“我摘下帽子，哭泣，感激而且高興她能爲我做這件事。骨灰揚起少許煙塵。”接著，Nadira獨自走進樹林，爲第一任奈保爾夫人（Lady Naipaul）誦唸一則穆斯林禱文。等她走出樹林，她的丈夫靠在車旁，淚流滿面，不能言語。
寫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隨後二十多年，奈保爾與兩個女人若即若離，既抛不下Margaret，亦放不開Pat。一九七四年秋，Margaret爲來英國見他，不惜跟一位阿根廷銀行家輾轉歐洲幾國。等他察覺，她甚至告訴他，只要能來見他，她情願跟那個銀行家睡上一百次。他極度沮喪，對她動粗，用他的話說，兩天下來，他的手都腫了，她那張臉根本不敢見人（他後來坦白，他恨自己如此舉動，這是他的弱點，亦是他的文化烙印）。但她毫不介意，因爲那是他對她的激情。等Margaret的姐姐把妹妹救出Wiltshire，他打電話給Pat。根據Pat日記，他說他非常糟糕，要她從倫敦回來。他渾身顫抖，給她說起發生的一切。可是Pat最後寫道：“I love him – at last.”她最終還是愛他。難以置信？然而世事如此。恰如他們一位朋友接受正傳作者採訪所說，Pat願意爲他做一切，她就像納博科夫的妻子，絕對相信丈夫的天才（Pat後來的日記提到他，亦的確以“the Genius”一詞替代他的名字），爲了讓丈夫的才華充分發揮，她願意獻出所有，她對他的期盼甚至多過他對自己的期盼。
最佳範例，還是前面提到的《河灣》。這本關於非洲的傑作，歷史、現實、政治、種族與個人命運交織，充滿不幸言中的先見之明，可謂奈保爾的最好作品之一。只有通過Pat的日記，讀者才能窺見《河灣》背後，那段超乎尋常的焦慮、安寧和自我犧牲。這段時間，他倆多有恩愛，亦去河邊散步，到倫敦看布努埃爾一齣電影（他正打算描寫小說主人公Salim跟情人Yvette的暴力場景，這部電影令他有所啓發，但素材來自他對Margaret的施暴）。然而奈保爾依然喜怒無常，動輒因爲小事怪罪Pat，她的反應則是更多自責。她照顧他的起居，必要時候記下他的口述（《河灣》的結尾乃是脫口而成，其後少有更改）。這就是她筆下的奈保爾：寫到性，他要她讓他獨處，否則他會尷尬。淩晨一點，她服了鎮靜藥已經入眠，他把她叫醒。她給他煮麥片粥，筆錄他的口述。他們亦就此爭論一番，然後他再看一遍，重新口述。過了三點，兩人才回復平靜各自上床。“當他思考和口述的時候，他多半閉著兩眼，他的表情大概變了三次，就像天氣一樣。一開始，他全神貫注，專心致志，眉頭緊鎖。講到一半，他的臉很安詳。最後，則是相當堅定而且有力……作家過的是可怕的生活，他說，然後很是愜意”。
七十年代末，奈保爾換了出版商。隨後，他收入激增，聲名日盛，並在Wiltshire買下一所荒廢農舍Dairy Cottage，經過改裝，終在一九八二年二月遷入新居。年過四十的Margaret，依然隨他前往非洲美國等地，但是兩人關係不比從前，更多齟齬怨懟。Pat的不幸雪上加霜，她想重返教業，或是當個自由記者，然而都不如意（據友人回憶，Pat提起筆來過於精細，她更適合研究工作。除了協助丈夫，Pat還應Harold Pinter的夫人Antonia之邀，去倫敦圖書館爲Antonia將要撰寫的專著Love Letters搜集資料）。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奈保爾不曾旅行，除了偶爾款待到訪友人，多數時間，他都和Pat呆在Dairy Cottage。這段時期，Pat試圖撰寫自傳，在日記中斷續回顧她的一生。她覺得自己很幸運，有機會到很多地方旅行，跟某人朝夕相處，“爲了方便，我將稱他爲天才”。這個天才可以從事她渴望的寫作，而且寫得很出色。可是他的個性令她無所適從。他並非大男子主義，但她想什麽他無所謂。他與人交談很坦率很有趣甚至肆無忌憚，他有同情心，但他從不交換意見。他看很多事情都很鮮明，雖然不至極端，她亦受其影響。她質疑自己有沒有見解，她覺得自己無力申辯。曾在奈保爾家作客的印度友人回憶，Pat對丈夫很尊敬，她敬畏他，就像一個爲了丈夫犧牲自己的印度妻子，而且比多數印度妻子還要印度。
六
一九八九年，奈保爾夫婦從印度回來不久，Pat知道自己得了乳癌。手術雖然順利，但她少了右邊乳房。隨後幾年，病情沒有惡化。就像Pat日記從不提及Margaret的名字，“癌症”一詞亦從未在她日記中出現。一九九四年，奈保爾接受紐約客雜誌訪談，提到從前嫖妓一事，成爲不少媒體的頭條新聞。Pat從不知道丈夫跟妓女上床，她不聽他的勸阻，偷偷讀了報紙。之後不久，她舊病復發，再亦沒有好轉迹象。奈保爾終將因爲這番自私言語負罪餘生：“她受盡折磨。可以說是我殺了她。可以這樣說。我多少覺得是這樣。”
現在，除了旅行，他跟Margaret很少見面。一九九五年七月，奈保爾前往印尼，爲新書Beyond Belief搜集素材。兩年後，他的一則筆記，記錄了他跟Pat道別的情景：他在倫敦機場跟她擁抱，很多年來第一次。她倒進他懷中，他感覺得到，她病得有多重。後來，她打電話給航空公司，問飛機是否抵達，但是航班延遲了。等他到了雅加達，他和Pat終於通上電話，兩人滿是舊日情愛，雖然另一個女人很快又將從阿根廷飛來跟他相會。
兩週之後，Pat住進醫院。奈保爾還在印尼，他給她發了傳真。這麽多年過去，他對她的愛再度復活，他向她表達“tremendous and enduring love”，“I love you six”（這是他倆從前愛開的玩笑）。他說他很傷心，請她告訴他，她覺得他能做些什麽，“With v. great love and gratitude for all that you are. V. SIX”。但是Pat讓他繼續他的工作。他接著旅行，告訴她寫作素材正在成形。Pat的日記寫道：“這份傳真顯然令我感動。我讀了就像閃電。它滿足一切需要。你問你能做什麽，這就是你能做的。”
奈保爾與Pat的舊情複燃，但是Margaret還在身邊，他心懷愧疚。某天，他在雅加達的酒店給還在醫院的Pat打電話，Margaret在一旁冷言冷語：“嗯，幾乎就像舊情人一樣。”他極爲憤怒，雖然這次他表面平靜，但已開始排斥相隨多年的情人：就算Pat病逝，他亦不會娶Margaret爲妻。他很清楚這對Margaret不公平，但他沒有選擇，用他的話說：“我無能爲力……我跟Margaret在一起，直至她人到中年，幾乎是個老婦。”
印尼之後，奈保爾要去伊朗和巴基斯坦，他請Margaret跟他同行，但是後者拒絕，說她從不喜歡巴基斯坦人。他只好獨自上路。仿佛天意，十月二十六日，在拉合爾美國總領事官邸某個聚會，奈保爾跟四十二歲的巴基斯坦女記者Nadira初識。隨後兩週，他們見面九次。她跟他講她的故事，在那樣的社會之中，一個職業女性的艱辛與堅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個從不願意吐露心聲的作家，終於向Nadira傾訴，講起Pat和Margaret，還有他的家庭。他告訴她，他的妻子就要死了，而他亦無法讓情婦如願。他說他不該娶Pat爲妻，但是Pat對他是個巨大支持。他在性方面不快樂，可是Margaret改變了一切，雖然他跟Margaret走到末路，但因爲便利，他還得走下去。他亦告訴Nadira，他對Pat很生氣，因爲她要死了，因爲她死得不夠快（他想繼續生活）。用Nadira的話說，他的妻子即將死去，他只能用生氣來應對。他無法應付傷心、痛苦和壞消息：他會一槍幹掉前來報信的使者。
Nadira幫他安排他的巴基斯坦行程。她帶他去Bahawalpur，他倆望著月光下的沙漠，他告訴她：“我從未想要孩子，但我要是想要，我想讓你做他們的母親。”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卡拉奇，Nadira去朋友家參加一個感恩節派對，淩晨三點左右，電話響了，他要她馬上去他所在酒店，他想跟她談談，但她只同意早上八點半再見。等到見面，奈保爾還穿著昨晚的衣服，頭髮蓬亂，表情狂野，問她願不願意有天成爲奈保爾夫人（Lady Naipaul）。她沒馬上同意，但是那晚她和他一起。電話響了，她接的電話。Pat在那邊，問丈夫接電話的是否Margaret，他說不是，是另一個人。
聖誕之前，奈保爾從馬來西亞回到Dairy Cottage，Pat已病入膏肓。這年初，Pat剩下的那隻乳房又經手術，還有脖子和腋部化療，但她後來拒絕繼續治療，她在電話中告訴奈保爾的妹夫：“我爲什麽得活？”過了新年，他又飛往巴基斯坦，不僅爲了他的書，亦爲了Nadira。這期間，他跟Margaret通過幾次電話，但是他沒跟她提到Nadira。一月十九日，他回到英國。之前幾週，Pat告訴友人，她的日子所剩無幾，他在巴基斯坦又有新歡，他想跟這個女人共度餘生，她並且暗示，她一旦死了，他們就會好過一些。
一月底，Pat的病情急轉直下，醫生告訴奈保爾，她有肝癌，活不了幾天。她躺在Dairy Cottage，由兼職女管家照顧（後來又多請一位護士瑪麗），除了服用鎮痛藥，有時亦寫點日記，多爲三言兩語。要是天氣好，她會下樓跟奈保爾聊天。她說她喜歡非洲，喜歡印度，喜歡加勒比，喜歡他的家人。哪怕最後幾天，他還在給她唸關於印尼的筆記，他唸得太久，直到她痛得叫喚，他才停下來。她繼續給他意見，好的建議，當然是跟文學有關。一月三十日，奈保爾開始寫日記：她的記憶減退。病榻前的書（洛克，Ibn Battuta遊記）。她問他：“你怎麽樣？還好吧？在工作吧？”聽他說是，她一臉微笑，面容美好。他亦問她感覺如何，問她是否滿意，她說是。他又問她一生是否快樂，她沒直接回答：“或許是我的錯。”他給她讀狄更斯的Nicholas Nickleby和The Pickwick Papers，他倆二十二歲那陣，他哮喘發作，她曾讀給他聽。“當我安頓她睡覺，她吻了我。她摟著我吻我。她二十多年沒這樣了”。他告訴她，他在巴基斯坦遇到Nadira，但沒提到婚事。
Pat去世前一天早晨，他想幫她起身梳洗，但她太痛動不了。瑪麗來幫忙。回到床上，她的腳還是濕的。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她說：“維迪亞，你犯了一個錯誤。維迪亞，你犯了一個錯誤。”“我總是犯錯。”他哭了。她微笑，用手摸他的臉鼓勵他。那晚，Pat陷入昏迷。第二天早晨，一九九六年二月三日，將近七點， Pat離開人世，終年六十三歲。瑪麗來叫他，把他領進Pat的房間：“她的手又冷又濕。死亡降臨。她的臉變形得厲害。難以忍受……瑪麗問我要不要跟她獨處。我不要……”
Pat的葬禮（火化）定在二月八日上午。總共十來人參加，沒有音樂，沒有朗誦，亦沒有致辭。用奈保爾的話，那亦是Pat的願望，她喜歡簡樸。第二天，Dairy Cottage迎來一位新人：Nadira。四月十五日，他倆正式結婚。遠在南美的Margaret從報上得知，既不意外但又痛苦，而她的家人亦很憤怒。但是最後，通過奈保爾的出版經紀，她得到一筆錢。根據正傳作者敍述，即使過了十年，Margaret依然寫道，她跟他在一起那些年，是她一生最可怕亦最美好的歲月，他教給她一切，無論精神還是肉體。
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十點半，奈保爾和Nadira坐上的士，出外抛撒Pat的骨灰。七十年代初，他的布克獎小說In a Free State創作期間，他和Pat午後常去散步，在某處彎道，他倆看到狐狸，Pat希望她的骨灰就撒在這裏。他們先去殯儀商那裏取骨灰，Nadira捧出一個灰色塑料袋，她摘下頭巾蓋在上面，開始祈禱，他哭了一陣。他想把骨灰放在汽車後面的行李箱內（他討厭任何令他不快的東西，他受不了刺激），但是Nadira很憤怒：“你不能把她放進行李箱。”然後，他們開車向北（Nadira把骨灰甕放在膝上），出了Wiltshire。走了一陣，他記不清路了，他又開始哭，想回家，改天再來。但他們總算找到地方，一條崎嶇小路，兩旁都是枯葉。那天落雨，路很滑。Nadira走在前面，走到幾株山毛櫸下，打開骨灰甕，任灰色塑料袋飄落地上，開始抛撒Pat的骨灰。奈保爾的筆記寫道：“我摘下帽子，哭泣，感激而且高興她能爲我做這件事。骨灰揚起少許煙塵。”接著，Nadira獨自走進樹林，爲第一任奈保爾夫人（Lady Naipaul）誦唸一則穆斯林禱文。等她走出樹林，她的丈夫靠在車旁，淚流滿面，不能言語。
寫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2009-3-14 星期六(Saturday)
（上圖：奈保爾與Margaret攝於一九七二年。圖片出處：http://www.telegraph.co.uk）
三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奈保爾父親去世（他視父親爲文學啓蒙恩師，父與子的書信後來結集，名爲Between Father and Son。根據《世事如此》注釋，這本書信有所疏漏，即將面世的新版既有修訂亦有擴編），一家人的生活更顯拮据（七個兄弟姐妹，奈保爾排行第二）。這段時間，奈保爾的學業已近尾聲，但他在英國依然找不到工作，他的哮喘亦時有發作。他只好留在牛津，三心二意在讀英國文學研究生，旁及西班牙文學。夏天，他得到殖民部一筆旅行資助，到西班牙做研究。他在馬德裏過聖誕，他寫信告訴Pat，她是世上最好的女人，是他理想的妻子。在馬德裏，他給她買了一件和服，她一直留著（穿上這件和服，她覺得性感）。過了將近三十年，他到巴西去跟他的阿根廷情人約會，她的日記寫道，他出門之前，他倆沒有擁抱，她只碰了碰他的肩膀一側。隨後，奈保爾有位千里達老友來訪，可憐的Pat穿上這件和服，但是那位老友一言不發，謝絕了她的引誘。
一九五四年，多少因爲一位退休教授的種族偏見，奈保爾的研究生學業終止，但他還在牛津呆了一陣，在學院圖書館打雜。離開牛津，他又去倫敦親友家的地下室暫住。他寫信告訴母親，他要是回到沒有出路的千里達度過餘生，他會死掉，但是英國充滿種族歧視，他亦不想呆下去。這一年，他到處托人找工作，包括想去印度，進BBC，到美國加入電視業，還向二十來家廣告公司求職，但是一無所獲。人家實話告訴他，他想做個廣告人是在以頭撞牆，因爲他的姓名面孔和膚色都是問題。當然，他不得不考慮是否返回千里達，去母校做個教師，試著寫一兩本好小說。他亦想過跟Pat住在一起埋頭寫作，雖然冒險，但他知道自己有這個天賦，他遲早都會成功。就他找不到工作這點，Pat的反應既實際亦天真：參加面試，他千萬要注意自己的衣著。
爲了這個印度佬，Pat跟父親終於攤牌。她寫信告訴奈保爾，她絕對相信他終將大有作爲，她亦堅信他倆會是傑出一對。八月，伯明翰大學給她一份獎學金，她從家裏搬到市郊與人合住。九月，靠牛津朋友幫忙，奈保爾找到一份臨時工作，在國立肖像館（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整理資料。十一月，天氣轉冷，他的工作亦沒了，只好去新聞電影院打發時間。Pat勸他回千里達碰碰運氣，但他怒不可遏，因爲他十二歲就發誓離開那裏（他後來回憶別人問他爲什麽不回去，爲他的國家效力，他說：“什麽國家？種植園？你如何效力？”）。他告訴Pat，他的困境源於諸多歷史因素：奴隸販賣，廢奴，英帝國主義，印度淪爲殖民地，加勒比種植園需要廉價勞工，他的印度祖先因此移民，等等（誰能想到，隨後五十多年，他當初這番話，幾經變奏，幾經昇華，竟然成了他所有作品的主旋律）。只是，他跟她袒露的內心創痛，他後來再沒公諸於衆：“出去找份文職工作，你寫道，還說，這些工作大把。我不願讓你吃驚……但是當權者覺得我的條件只配在廚房做搬運工，跟路匪一起。我的外形別有宣示……這是我的錯。我爲什麽不回我來的地方，不再令人討厭？黑鬼應該明白他們的位置。”
這是最艱難的時刻。Pat比他樂觀比他實際，要他立刻行動拯救自己，她覺得到了聖誕就有轉機。她亦向伯明翰協助加勒比新移民的人士咨詢，還以他的名義給大公司寫求職信，或是想在稅務局給他找份文職工作，但是他太驕傲，他是作家奈保爾，他既不接受他所謂“伯明翰窮人守護者”的幫助，他亦不是爬下香蕉船想進工廠打工的那幫人。但他覺得兩年以前的精神危機又將來臨。他甚至寫信讓她寄點錢，夠他吃上兩三天的伙食費。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Pat的樂觀預計終於應驗，他跟BBC一個文學節目“加勒比之聲”簽了合約，他的工作包括評論新出版的小說（譬如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的《細雪》：“毫無疑問值得稱道。”），採訪作家，主持討論西印度群島文學。二十五年後，在某出電視紀錄片之中，奈保爾告訴他的恩人，慧眼獨到的加勒比之聲編輯，原籍愛爾蘭的Henry Swanzy（來自加勒比的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Derek Walcott，亦曾受過 Swanzy的恩惠）：“這份工作真的救了我的命。我那時多多少少活在絕望邊緣。”
年底，他不再寄人籬下。他先是租了諾丁山一位巴巴多斯醫生的房子（五十年代，有色外國佬在倫敦不易租到房子）。週末，Pat來倫敦幫他搬家，給他做飯。當他老了，回憶這段經歷，他潸然淚下：“有生以來第一次，我有了一個類似家的所在。……那是令我非常非常感動的時刻，神聖的時刻。很美好。……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了一點支配。”幾週以後，通過BBC門房紹介，他再次搬家，住進一室一廳帶廚房的房子（浴室與人共用），因爲他想“搬到更好的地方，你可以在那裏打字，天花板更厚實，樓梯鋪了地毯，房門可以上鎖”。他在這裏住了兩年半。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奈保爾和Pat結婚。雙方家庭都不知道。他沒給新娘準備結婚戒指，他晚年跟傳記作者這樣解釋：“我對珠寶不感興趣。我不覺得這很重要。我只是沒錢。”Pat後來自己買了一個戒指，但很少戴。結了婚，她仍回伯明翰，繼續研習歷史和哲學，週末才來倫敦，來之前給他的信，常常開列購物清單，叮囑生活小事。仿佛不詳之兆，婚後不久，他竟然弄丟結婚證書。六月初，他坐在BBC一間工作室的打字機前，開寫他的處女作《米格爾大街》（Miguel Street）。七月，Pat搬來倫敦，在London County Council做候補教師。千里達的家人風聞他們結婚，但要等到十月，奈保爾才寫信向母親坦白。Pat亦把結婚一事告訴自己父母。這年聖誕，奈保爾應邀去伯明翰的岳父岳母家作客。那時，他已收到出版社預付的部分稿費，他的文學生涯跨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四
早在二零零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奈保爾就公開承認自己曾與妓女上床。一九九四年，他接受紐約客雜誌訪談，形容自己是個大嫖客（So I became a great prostitute man），但亦承認跟妓女做愛不得真正滿足。他和Pat都在保守壓抑的環境之下長大，她恥於提及胸罩一詞，他覺得射精這個概念荒誕。據他前幾年自白，他和Pat去看電影，銀幕上不論出現何種親密場景，他都受不了。他會眼光低垂，要她等銀幕男女接完吻再告訴他，因爲接吻很私密，爲什麽要請他來旁觀（有趣的是，J. M. Coetzee的自傳小說Boyhood亦有類似場面：當電影中男女接吻，小提琴低廻如訴，小說主人公就在座位上局促不安）。他和Pat的性愛不算圓滿，但他羞於跟她討論（要等晚年，他才對傳記作者坦白，他知道他跟Pat在這方面有問題，他不知道怎樣吸引、挑逗和滿足女人，沒人教過他，他要很久以後才明白，就像一位的士司機偶然告訴他：永遠要先讓女人滿足）。一九五八年夏天，他開始去找妓女。Pat上班了，他在報上找出妓女電話號碼，下午就去拜訪。他不常去，因爲他沒錢。雖然不得真正滿足，但有時侯，他幾乎心懷感激，因爲她們幫了他，他多少得到滿足和安慰。他那時爲什麽不來一場婚外戀？他沒時間，沒這天份，他不懂。他只有一次還算正常的嘗試，他在BBC遇到一位中年的加拿大女作家，但是他的床上表現令他羞愧，亦令他更爲苦惱。
套句中國流行語，奈保爾公開承認嫖妓，後果很嚴重，不過這是後話。《米格爾大街》之後，他佳作不斷，包括已成經典的長篇《畢士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筆觸辛辣的印度遊記《幽黯國度》（An Area of Darkness），但他依然居無定所，經濟困窘（爲了養家，Pat還得工作，後來才不教書，跟隨丈夫前往加勒比和印度等地旅行）。在親朋眼中，Pat溫和，友善，羞怯，做得一手好菜；奈保爾脾氣暴躁，常常需要Pat母親般的安慰。正如《世事如此》還有瑟魯回憶錄所論，這對性情迥異的夫妻，結婚四十餘年不曾分手，很大程度，在於他們相互依賴，在於Pat無私奉獻，她對丈夫的愛甚至崇拜（崇拜他的文學天賦），亦在於奈保爾後來雖有新歡，但他離不開Pat，不只在生活上依賴她，更在創作上需要她，因爲他相信Pat的文學鑒賞力，他需要她的協助（一九七七年，奈保爾準備開寫《河灣》。之前兩年，他跟情人Margaret到處旅行，跟Pat很少碰面，但是這次，他要Pat從倫敦的公寓回到Wiltshire的鄉間住所，他說她不在場，這本書就無法繼續。仿佛著了魔，她亦真的回來陪他。這是她的命，她的選擇，她的犧牲。不單如此，她還在日記中詳細記錄《河灣》的創作艱辛。或許，這是文學史上最無私最動人的記錄之一）。
他在性愛方面真正得到滿足，亦令他的寫作氣象一新，要到一九七二年四月，他去阿根廷，爲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寫關於阿國政局的文章，他與有夫之婦Margaret相識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在波赫士（Borges）助手Norman的公寓初識（奈保爾很坦率，告訴Norman他和Pat分床，他寫完一本書就去找妓女，他的婚姻有問題）。Margaret是歐洲血統（父親蘇格蘭人，母親爲英國、匈牙利及荷蘭混血兒），時年三十（小他十歲，個子亦比他稍高），漂亮，迷人，結婚十一載，育有三子，但已換過幾個情人。他對她一見鍾情，雖然不知怎樣示愛（據Norman回憶，起初，Margaret對膚色黝黑的奈保爾根本不感冒，她亦只對暢銷書作家有興趣），但有Norman牽線，這段延續二十四年的婚外情就此開始。他跟Margaret相識那天，Pat正在千里達跟婆婆一起，她給他寫信，要他照顧好自己，注意這樣小心那樣，每天抽點時間放鬆。
他跟Margaret的關係不同尋常，如他多年以後自白，他後來所有作品，不再像從前那樣枯澀，某種意義上，都與Margaret有關。Margaret是他夢寐以求的女人。他倆一個喜歡施虐，一個喜歡受虐，無論肉體還是精神。她對他既愛又恨，願意做他的奴隸，不惜抛下丈夫和三個孩子，而她給他自信和力量（雖然Margaret始終沒能爲他生個孩子，但因爲有她，他才知道他並非不育），令他在文學道路上勇往直前。但是他亦清楚，他和Margaret彼此迷戀不是因爲心智（如他所說：It was not a meeting of minds），否則他真有可能離開Pat。隨後幾年，他和情人滿世界約會：歐洲，南美，千里達，爲了去阿根廷見她，他甚至繞道新西蘭。他不常寫信或寄書給她，但她書信不斷（有的他甚至拆都沒拆開），包括寄上自己的性感照片。她連篇累牘（文法時常令他發噱），愛怨交加，不乏挑逗之辭，譬如上街吃到圓錐icecream，有趣得就像陰莖，還說爲想起他，她有意選了巧克力色（她後來有封信，果然亦用深褐色墨筆，畫了一個實物大小的penis，戴著太陽鏡，扣了一頂萊檬綠牛仔帽）。她亦給他寄Ravi Shankar演奏錄音，故意逗他，說他又黑又醜。她惱他不理不睬，說她有的是機會，他不過找到一個女人更願接受他的傷害，他得到他想要的：家裏有個媽媽，南美有個婊子。
一九七三年十月，奈保爾從烏拉圭回到Wiltshire，準備開寫取材於真實事件的小說《遊擊隊員》（Guerrillas）。他向Pat坦白了他跟Margaret的私情。Pat沒有離開他，只是短暫逃到他倆剛在倫敦買的狹小公寓，隨後又回Wiltshire。根據Pat日記，雖然痛苦（她現在經常依賴藥物鎮靜），但她決定保持沈默。沒了身爲女人的自信（不能生育，丈夫又有外遇），她更內向、自責和屈從，而他既折磨她又需要她（他晚年承認，他得到解放，而她卻被毀了）。他甚至想以惡言惡語讓她主動消失，如她的日記所記：他說她沒有才華，說她不像作家妻子更像職員老婆。就像後來記錄《河灣》，她亦記錄那個漫長冬天，《遊擊隊員》的創作艱辛。他倆都活在這本充滿暴虐的小說之中，他工作起來近乎瘋狂，“他看重我的意見，我的贊許就跟Francis一樣重要（筆者注：Francis是出版社編輯）”。她的日記從未提到Margaret的名字，最多“那個女人”，“他的朋友”，“她”，“那個人”。他推心置腹，仿佛Pat不是妻子而是摯友，跟她講起那個女人（他決定還去找她）。他想在這本書中描寫性虐，可他很緊張，總在繞圈子。等他寫完讀給她聽，她嚇著了，想要離開狹小憋悶的房間。但是他倆的性愛死灰復燃，她穿上他從前給她買的日本和服，“我們做愛，更大膽，更親密。薄暮降臨。房間很冷”。她在日記中用起首字母寫下一串密語“H h n d t w h”。根據傳記作者推測，應是“He has never done this with her”（他從未跟她做過這個）。
2009-3-14 星期六(Saturday)
（本文原載《萬象》二月號）
一
一年一度的紐約時報十大好書出爐，奈保爾正傳《世事如此》（The World Is What It Is）榜上有名。從時報網站聞訊之前兩天，我正好讀完這本書名亦很奈保爾的奈保爾正傳（書名來自他的小說《河灣》開篇名句：The world is what it is; men are nothing, who allow themselves to become nothing, have no place in it）。正傳副題當然亦不含糊：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 S. Naipaul。只是，賢明讀者看到“授權”（authorized）二字，切莫經驗用事，以爲又是隱惡揚善塗脂抹粉之類印刷垃圾。閣下要是老老實實讀過奈保爾幾本書，不論小說還是遊記，閣下應該知道，奈保爾不吃這套，亦不擅這套。再有，爲奈保爾立傳的這位老兄，年過不惑的英國作家Patrick French，他的前言寫得亦很清楚，自從接下這宗訂單直到交貨，奈保爾多次接受他的詳盡訪談，但從未對French發號施令，叫他這樣不能寫那樣不得碰。另外，早在一九九三年，奈保爾就把自己所有文稿和書信（前後累計超過五萬頁），連同第一任妻子Pat的日記等等，賣給美國俄克拉荷馬一間大學保存。有奈保爾授權，這一大宗檔案，French不僅自由檢索（包括不對公衆開放的部分），亦可自由引述。最後，正傳殺青，奈保爾讀完文稿，亦未提出任何“修改意見”。
奈保爾是我的obsession，不光因爲他的文學天賦和獨到眼光，亦因爲他始終不離的主題我有切膚之感：孤獨，焦慮，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奈保爾所有作品，我讀過大半，他不抱一廂情願的美麗幻覺，不人云亦云歡呼天下大同世界是平的，他讓你正視現實，雖然現實令人不安和痛苦，這些我亦深有共鳴。這本奈保爾正傳到手之前不久，我讀了美國作家保羅·瑟魯（Paul Theroux）那本《維迪亞爵士的影子》（Sir Vidia’s Shadow）。瑟魯說起他跟亦師亦友的奈保爾多年交往，文筆略顯誇張（跨越五大洲超越三十年），但亦是深入瞭解奈保爾的難得之作。然而讀過正傳我才明白，瑟魯的敍事與評論，儘管依然不失欽仰，但亦有虛構並含小小報復（報復維迪亞爵士亦即奈保爾與他突然絕交）。不過，書中提到奈保爾參加威爾士某個文學節說的一段話，我卻毫不懷疑真僞：“我覺得文學應該私下閱讀。文學不是給年輕人的。文學是給老人，給經歷豐富的人，給受傷的人，給受損的人，他們閱讀文學作品，是爲了給自己的經歷找到共鳴，找到某種安慰。”多麽偏狹，多麽落伍，又是多麽奈保爾！瑟魯寫道，那天的讀者見面會，作家拉什迪亦在。散場之後，拉什迪一臉不屑，當然亦不屑奈保爾這番話。可是，這個細節是真是假，我倒覺得不重要。
就像瑟魯回憶錄不止一次提到，奈保爾總是告訴他：“不要美化，要講真話。”Patrick French爲這位不乏爭議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立傳，筆觸冷靜而不失同情，但亦並未美化他的“客戶”。奈保爾有名的臭脾氣，他的精明，慳吝，自私，自戀，逆反，毫不妥協，難以相處，等等等等，書中都可讀到。然而，奈保爾如果純是如此惡人或者頑童，他若沒有寫出這麽多影響深遠的小說和遊記，他若不是二十世紀不可多得的文學大家，這本正傳還有什麽價值？就算傳主直言不諱，就算立傳者毫無偏袒，亦不過心理異常行爲怪異的公衆人物自曝隱私，弄不好，傳主還要被人譏爲自我炒作，立傳者還要落個替人張目的槍手惡名，這個世界不缺這樣的調料和笑料。《世事如此》問世以來，英美讀書界好評雖多，但的確亦有論者高舉陰謀論大旗：七旬老翁奈保爾功成名就，他還嫌不夠，還要搏出位，讓自己和自己的作品留名萬世。
我不覺得（讀完正傳方知，奈保爾試過幾次撰寫自傳，但都無法繼續，不單因爲審視自己實在痛苦，亦因爲他不願寫本避重就輕之作）。就算是，那又如何？最起碼，就文學生涯而言，即將謝幕的奈保爾，又獻給世人一部難忘之作，雖然這次不是由他執筆。讀完《世事如此》，我除了讀到一個愣頭愣腦的印度裔小子，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好不容易得了一筆獎學金，從加勒比海殖民小島千里達（Trinidad），去到大英帝國的中心加入文明（I came to join civilization），最後成爲影響深遠的作家，我亦讀到一位真正視寫作爲生命的文學天才，只有投入寫作才能得到安慰和昇華。很少有作家像奈保爾，爲了寫作勇往直前，不惜犧牲一切。這種熱誠近乎瘋狂近乎惡魔，遠遠超越世俗標準。然而，奈保爾要是留在缺少出路的殖民小島，他再有天賦，亦很有可能淪爲被人譏笑的瘋子，正如他前幾年跟傳記作者坦言，他會崩潰，他會瘋掉，因爲他當年所在的那個原始社會最擅陰謀詭計，而那不是他的特長。像奈保爾這樣的才華與個性，亦只有西方可以包容他，令他有機會嶄露頭角成爲大家，令他找到真正讀者，甚至被他的仰慕者（包括他的妻子和情人）寵得像個任性孩童，既讓他的文學天賦，亦讓他的惡與善與美與頑皮盡情展露。他是令人愛恨交加的文學大家。若以街道師奶的眼光審視，若以陰謀論者的邏輯，他甚至可恨可鄙，根本不配做個丈夫，更不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如此結論當然痛快。但是，既然世事如此，還是回到世事本身罷，看看正傳之中一大焦點：奈保爾如何跟激勵他或寵壞他的兩個女人糾纏。少了這兩個女人，這本奈保爾正傳必然黯淡無光。
二
奈保爾與第一任妻子Pat相遇，是在一九五二年初，他所在學院某齣話劇表演的最後一夜。其時，兩人都在牛津就讀，都來自貧寒人家，都靠個人才智進到這所名校。Pat讀歷史，是牛津戲劇社成員，奈保爾唸文學，來英國不到兩年。那出話劇的海報是由奈保爾設計，相關宣傳他亦幫手。正是那晚，他看到一位英國少女，纖弱可愛，手捧一疊節目單。他們先是閒聊，隨後，他邀她茶敘。這一年，他倆十九歲，Pat比奈保爾稍長，但只大他十七天。
同年三月，她回伯明翰父母家休假，他給她寫了有生以來第一封情書。他說他很想她，有時侯，很奇怪，他似乎嗅到她的味道（他叫她別惱，因爲那是好味道）。他亦說起寫信那晚，他想起她在學院的那間宿舍，沒了她，就沒了所有魅惑、溫馨和安逸，等等。而因爲這些，他是多麽愛她！他說他沒喝醉，就讓他毫不英國，就讓他在可笑的癡情之中沈迷罷：“我愛你，我親愛的Pat，我的愛一天比一天強烈。”當然，這封情書，他沒忘記請她閱後銷毀。下學期，要是哪天她使性子，她或許語帶嘲諷，把這封信讀給他聽。他想起這個就很討厭：“寫得真誠的男生，聽起來通常很傻。”但是她的回復令他鼓舞，她說他第一封信令她興奮無比，她很高興他沒自作聰明寫得文藝。Pat的父親在法律公司任職，反對女兒跟這個印度佬交往，但是假期結束之前，他倆電話往來，他甜言蜜語。
同年夏天，兩人更爲親近。他在學院宿舍寫信給她，說只有她才能拯救他。他那時非常孤獨，缺錢，想家，亦曾精神崩潰。假期來臨，除了借住倫敦親友家，他這個有色印度佬就算找到居處，跟上流然而清貧的英國人家同住，他亦局促不安。七月初，Pat又回伯明翰老家，在農場打短工，鋤草，掘土豆。父親繼續阻止女兒跟印度佬見面。除了通信，他們只好約定有機會再聚。新學年開始，他寫信說他的小說慘遭退稿，他怎樣喝醉，怎樣誤闖陌生女人房間一頭倒在人家床上。他說他從來不是醉鬼，可是進了牛津，他三個學期醉了六次，假期在農場夏令營，他天天都醉。他說他不知道該不該告訴她這些，但是除了她，他還能講給誰聽？
他們通信當然亦談文學，談他的作家夢，談他兒時怎樣初識人世悲哀。她相信他的文學潛能，給他打氣，她愛他，她不忍看他精神崩潰，他得自己尋找療方。但是她不知道，夏天過後，他試過用煤氣了結自己生命。有天，他穿上兩年前那套出國西裝，開了房內煤氣。他躺在床上，打算玩回俄國輪盤賭：煤氣錶是投幣式，他只等煤氣跑完。他要是活，他就活；他要是死，他就死。但是煤氣跑完他還沒死。他覺得這是預兆。之後，他強迫自己推遲自殺計劃，因爲死在那天沒有意義。他晚年回憶：“我一天推一天，告訴自己：‘Pat下週要來看我。’”他再沒試過自殺。
奈保爾家人發現他與Pat交往純屬偶然，她給他的一封信被學院誤郵到千里達。一九五二年九月六日，兒子寫信回去，不滿家人私拆信件，順帶解釋Pat何許人也（當然，他們不贊成他將來娶個非印度女子）。他告訴家人，迄今爲止，他倆關係雖然不是柏拉圖式，但亦堪稱貞潔。僅僅過了三天，他一臉尷尬去到藥房買了避孕藥膏：他倆不再貞潔。而之前，他是寡言處男，她是拘謹處女。據他晚年與傳記作者談話，他和Pat的性事起初並不成功，因爲他倆笨手笨腳，她很緊張，他亦毫無經驗，要麽欠缺這類天份，不曉得如何令她放鬆，或許他不想讓她放鬆。
第二年，他們書信往來不斷（那是五十年代，沒有手機、電郵和Instant Message）。儘管痛苦，她願意放棄她的舞臺夢（她想當演員），因爲他說自己還是有些印度人，見她濃妝華服抛頭露面，他害怕她不再是她，他害怕她離他而去（二零零一年，Pat早已過世，他痛悔不已，在筆記中寫道：“我真希望我鼓勵過她。太遲了，唉……）。他還是一邊求學一邊寫作，他的短篇在BBC播出。臨近畢業，他在英國的工作前景卻很黯淡。她激勵他，叫他不要懶散，靜下心來寫作。她亦告誡他不能欠債，向他追討他欠她的一英鎊。他轉彎抹角問她，她的信可不可以寫得更親密，他想她什麽都寫，他想知道她更多隱私，“就像現在，並非想嚇人，我願告訴你，嚐你的嘴，摸你的乳房，是多麽舒心，又是多麽‘發狂’”。她的回復依然英國，講她妹妹年幼淘氣，把石頭裝進胸罩在家亂竄，但她不提胸罩，只說“我討厭提及的那件衣服——我倆都討厭這個名字”。她亦說起孩子，他們的孩子將來應該如何如何（不幸的是，她後來不能生育）。她說她太愛他的純潔與誠實，她想匍匐在他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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