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有家黑泽明餐馆。大约六年前，在日本住了大半辈子的唐纳•李奇（Donald Richie）跟两个朋友去那里吃过午饭。这顿饭，李奇当天的日记有写：“那是一间弄成明治早期风格的大屋。看似《红胡子》里的医院，但干净得多。也要脱鞋，我们进去时，背景音乐是《七武士》，但后来吃饭，给我们听的是《电车狂》和《梦》的精选原声。”至于食物：“《生之欲》是猪肉，《用心棒》是雄鸡，《影子武士》是甲鱼。最贵一道菜乃《蜘蛛巢城》，但我一直没弄清楚是些什么。”还好，在这主题公园似的“景点”，李奇等人只要了尚未“冠名”的荞麦面。其间，李奇问起餐馆来由，朋友说是黑泽儿子的主意，而开餐馆的钱，则是别人掏的腰包。尽管昂贵，生意却好，晚晚满座。“黑泽会怎么想？我很想知道。嗯，早几年，他会一把火烧掉这个地方，但他晚年这么平和，他或许会喜欢。”
　　带李奇去黑泽明餐馆的，就是这本《等云到：与黑泽明导演在一起》的作者野上照代。她是黑泽剧组老臣，从一九五零年的《罗生门》开始，由场记、导演助理一直做到制作经理，参与了黑泽导演几乎所有电影的拍摄。不同于我读过的李奇日记《The Japan Journals: 1947-2004》，野上女士的书没提那些诡异菜谱，或许，这家媚俗又媚雅的红火餐馆那时还没开张。《等云到》的中译者吴菲住在日本，她的译后记说起亮相电视的野上女士，“年过八十的她满头银丝，神态自若，其风采可用‘飒爽’两个字来形容。老太太说起话来干脆利落，对电影界往昔的人事种种依然如数家珍”。这一“飒爽”我想象得到，或许就像李奇笔下的高峰秀子，黑泽还是助理导演那阵爱上过她，但两人终是没有缘分。一九八一年九月廿九日，李奇在不同场合见过黑泽明与高峰秀子。他先是陪前者看了一部费里尼新片《女人城》，然后独往日航一个派对：“带头祝酒的特别嘉宾是高峰秀子，我多年没见到她。她现在老了些—由她的脸形和五官的鲜明轮廓见出。老了，以日本妇女的方式，瘦骨嶙峋。而且，如老太太该有的那样，她养成一套全新的公众场合言谈举止：好辩，直率，实事求是。”
　　《等云到》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野上女士那时六十开外，行文坦白，不为名人或尊者讳，比黑泽明餐馆那些花巧大餐实在多了，套用李奇给晚年高峰秀子下的评语，正是“直率”而“实事求是”。抑且，既然业内资深人士讲古，身为日本电影迷（必须说明，我迷的多为旧片，并非当今东瀛电影的怪力乱神与猫狗宅男），我亦高兴这本中译来得及时。前两年，我终于读到黑泽自传《蛤蟆的油》简体中译本。当年住澳门，我嫌台版书太贵，舍不得那几个臭钱。《蛤蟆的油》写到《罗生门》截止，该是大师的上半场；《等云到》虽是局内旁观，亦算上半场的续篇吧。书的主题当然不离电影天皇，但字里行间，还有不少笔者熟悉却又知之不多的人物，如导演伊丹万作与伊丹十三父子，作曲家早坂文雄与武满彻，还有黑泽的御用明星三船敏郎与志村乔，多少满足我对过时八卦的需求；除此而外，更有“急功近利”之用，因为我正翻译李奇的《日本日记》（网上查到，《等云到》的英译本正是李奇作序），诸多旧闻彼此映证相互贯通，对译事大有裨益。
　　就书言书，野上老太太的叙事虽然不时重叠（书是历年散篇成集，情有可原），但她很会讲故事，更为难得的是，她的文字与笔下人物亦多现在鲜有的正气，你几乎嗅不到这类回忆难免会有的娱乐圈臭味。譬如她讲《罗生门》里面的盗贼强吻京真知子扮演的良家女子那段戏，接吻在当时的日本电影中已不新鲜，但是，“扮演盗贼的三船敏郎还是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他从前一天晚上就停止吃大蒜，摄影前还郑重其事地漱了口”。待到开拍，“三船先生突然两脚合拢做了一个军人立正的姿势，说道：‘那，我就失礼了！’然后面带笑容地对京小姐鞠了一躬。三船先生那腼腆纯真的笑容令人难忘”。说起三船，我其实一直不太欣赏他有些夸张的表演，觉得与他同一时代的森雅之沉郁内倾更为出色。没想到，银幕下的三船毫不夸张。他起初丝毫不想当演员，就算成了闻名世界的Mifune，依然没有贴身助理，不带剧本，台词却又说得完美无缺，并且时常为工作人员着想。“我想，这些都出于三船先生的一种自戒之念吧。他一定觉得，自己愧为演员，就更不应该给周围的人带去困扰。”
　　但是电影天皇的敬业与精进又是另一极端。野上笔下的黑泽明真有王气或霸气：“很多人都认为黑泽导演是个可怕的人。”虽然，“关于电影，有三件事黑泽先生说了不算。天气、动物和音乐”，但从剪辑、摄影到自己并不在行的作曲，黑泽导演其实事事都想掌控。他在苏联拍片，因为拍摄不顺，甚至将粥碗砸向这本书的作者。黑泽与作曲家武满彻的合作值得一提。他的名片《乱》源自莎剧，武满花了九年时间酝酿配乐，但在录音阶段，两位“天才”（野上语。武满是日本最具国际影响的作曲家）想法并不一致。虽然同住一家酒店，黑泽碍于对方名望却从不直言，常把想法写成短笺请野上传递。武满先是受不了这类拐弯抹角，找到黑泽请辞。后来在东宝录音中心配音，黑泽当着武满对录音技师要求多多，武满终于当众爆发：“黑泽先生！把我的音乐剪剪贴贴的没有关系，你只管随便用，只是请把我的名字从演职员表里去掉。就这一条！我不干了。我走！”两人事后当然和解，但是对于自认大牌的演员，黑泽就没这么客气。《影子武士》的主演本来不是仲代达矢，而是以扮演盲剑客座头市闻名的胜新太郎。巧得很，《等云到》开读前夕，我正好译到李奇日记有关胜新太郎一则，写到时在日本的《教父》导演科波拉开的一个派对。那天，野上、武满和大岛渚都在，作风江湖的胜新太郎不期而至。大概因为获邀主演《影子武士》而得意忘形，胜新太郎喧宾夺主，还跟李奇讲起他在拉斯维加斯的嫖妓趣闻。如此名角跟黑泽明能有什么样的合作可想而知。《等云到》讲《影子武士》换角事件最是热闹，一边是毫不妥协的黑泽导演，一边是架子十足的胜先生，当导演说完“请胜君辞演”扭头就走，胜先生目眦欲裂扑上来要打黑泽，好在有人死死抱住他：“胜先生！胜先生！使不得啊！”事情才没闹得不可收拾。这一场景，怕是比电影还像电影。
　　以上当事人不论在或不在，这些都是传奇了。零五年炎夏去东京，若非安排有变，我差些就往黑泽明餐馆做了一回可笑的朝圣者。不过，现在读了李奇那则日记，我没去成倒亦无甚遗憾，那些大菜不吃亦罢。野上女士身历战后日本电影由盛而衰，以电视为主导的新兴娱乐媒体势不可挡，著名电影公司解体，片场纷纷关闭，名导演名演员相继离世，“故人的名字多得写不完。当今社会，大概已经不会再涌现这样的演员了”，“电影的幸福时光似乎正走向终点”。就连“可怕的”黑泽导演与二十世纪福斯公司合作，亦适应不了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方式，被对方以神经衰弱为由解除导演职务。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黑泽有几年甚至只能“靠出演威士忌的广告才得以维持生活”。野上并引日本《电影旬报》资料，提到出品《罗生门》的大映公司，一九四九年拍了四十九部电影，一九五零年拍了五十一部，若是加上其它公司的作品，日本电影这两年的总产量就更惊人，分别是一百五十六部和二百一十六部。抛开品质不说，这个数字，不仅现在只有百花齐放的AV业可以媲美与超越，亦让我想起只剩下筑地本部的写字楼和放映厅的松竹映画，还有今村昌平与人创办的日本映画学校，仿佛一间老旧工厂的写字间，不亦这一夕阳产业的绝佳象征？黑泽明之后的日本当然还有电影。在设施陈旧的东京现象所，我一提Kurosawa，一脸忠厚的洗印老师傅依然欣喜，但是有天，从深谷小镇回东京的火车上，与我同路蓄着漂亮唇髭的斯文中年男子，告诉我他最喜欢的电影是《电车男》（他把片名写在我的笔记簿上），而远远不够潮流达人的我，险些就把这出宅男经典误以为黑泽的人道主义《电车狂》。

　　2010年2月26日

　　刊于2010年3月21日《上海书评》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15135.shtml

melzhou 发表于 2010-03-21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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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刚的部队回来了。他今天有个大任务一定要完成。早晨出门，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老妈，他就当没听到。我问了好几遍，他才哼了几声：“我有任务。我的部队等会儿就回来了。”昨晚很热，楼下茶馆几桌人斗地主，斗到半夜三点。小刚也没睡，一直坐在电脑前，忙着指挥他的部队。后来，他嫌家属区那些鬼人深更半夜吵得他烦，干脆把电脑音箱搬到窗边正对外面，音量开到最大，放了足足十分钟的张学友《雪狼湖》。等我吓醒，我劝也劝不动。家属区保安上来，小刚跳得八丈高：“哪个敢进来，老子就拿刀砍！”小刚他妈在客厅那边的主卧室气得直抖；她有心脏病，平时，谁要是大吼几声，她都受不了，更不要说这么响的音乐。
　　你不要看小刚那么凶，他是外强中干。昨晚闹到将近四点，还不是我一句话把他顶得服服帖帖：“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拿刀，去把楼下那几窝鸡杀个精光。”听我一说，他不吭声了。家属区那几个东北大娘谁也惹不起。这些乡巴佬，几十年前跟工厂从东北迁到省城，退了休就晓得养鸡，把家属区当养鸡场，弄得路上楼道全是鸡屎。你要跟她较真，她家人丁比你还旺，一吼就是几个大汉跳出来：“看不惯你住别墅去啊。老子一家都是下岗工人，现在物价那么高，你晓不晓得买只鸡要多少钱？老子养鸡是给政府减轻负担，你看到鸡屎不懂绕开啊？”
　　我是七年前嫁给小刚才住到东郊的。这边是省城有名的穷人区，房子很旧，小区很脏，但是消费很低，晚上跟朋友吃宵夜，啤酒都比城中区便宜五毛到一块。这边的人也很喝得，朋友三四，一晚下来，要喝二三十瓶啤酒。连人都长得不一样，家属区那些天天斗地主的鬼人，三四十岁，要么像《追捕》里面的横路敬二，要么像香港电影的黑帮老大，眼神很邪，小刚还算端正的。大家叫他小刚，是因为他五官气质很像冯小刚，叫来叫去连他的真名都忘了。前年，我哥从珠海回来，跟小刚第一次见面，我哥也说他很像冯小刚。我哥还说，小刚的眼睛很漂亮，双眼皮，大眼珠，喝了酒，只要不凶，其实很温顺，很像他养了几年的北京狗。我当时就笑道，哥，你说对了，小刚窝是窝囊，但人不坏，我最早跟他好，就是喜欢他这双狗眼。
　　小刚起码不打老婆，也不再跟那些斗地主的鬼人交往。那些鬼人跟小刚一样没有工作，天天在家属区打牌喝酒，钱都找老婆要，不给还要动手。唉，他们的老婆出去挣钱，在商场当个营业员，一个月也就千把来块，有些还挣不到；还有些，年纪一把，长得不好看，又不会处世，连工作都找不到。小刚现在只跟一个朋友张立来往，张立的老婆娟妹就是这样。她也将近四十了，样子不讨人喜欢，脾气又怪，还长了一嘴四环素牙齿，哪个单位想要她？她只好找家里凑点钱，在家属区租套房子开间黑网吧。但是邻居嫌吵，动不动就把文化局叫来，查得他们鸡飞狗跳，都不知道闹了好几回架。张立也是倒霉，最早爱帮人组装电脑挣点差价，后来做这样做那样都不成器，还高不成低不就，前段时间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在一家婚纱摄影开车，上周又把车撞坏了。交通警察一看，责任在他，光是修车就要一万多，这笔钱他怎么拿得出来，只好公司垫付。公司本来都要提拔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他天天夹起尾巴上班。
　　小刚也不敢打老婆。不是我比他凶，而是他够窝囊。住在父母家，卧室不到十平米，平常，我们连客厅都少进，天天就你对我，我对你。还好，吃饭不给钱，水电气和上网不给钱。现在，他每天就迷他的联网游戏，在网上跟一帮八零后九零后打得火热。早上起来，还没下床，第一个动作就开电脑，第二个动作就是点烟，我看着都烦。叫他下去走走也不愿意，逛超市他心慌，跟张立他们喝酒也三心二意，随时想着他的部队和任务。除了抽烟、喝酒和游戏，我看他现在什么都没兴趣。上个月，他妈当着我的面，终于拿了一万块钱出来：“你们结婚那阵，我也没什么大的表示，这笔钱就拿给小刚炒股吧。亏了赚了，都是你们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年，要不是我在家具商场上班，小刚哪来钱抽烟喝酒，去年换台电脑，还不是靠我的年终奖。再说，我也没在婆家白吃，除了你儿子的烟钱酒钱，我都是自己买保险，没要你们出过一分钱。
　　但他炒股也懒得动脑筋。一万块钱入市，还不如他的部队矜贵，他就当存银行，不理不睬，不要说赚，不亏就算好了。我这次也失算，两个月前，不该辞掉家具商场的工作。上了一年班，福建老板娘不好相处，但我每个月基本工资加提成，平均也将近两千块。我回来，是想逼一逼小刚：你这样下去不行，你总不能靠父母靠老婆靠一辈子。你既然一直想回县城老家开个小面馆，而且，你妈之前也说得好，要拿两万块给我们当本钱，那你就该当机立断。你看家属区咪咪两口子，人家每天晚上蹬着三轮车在街边卖面，卖到凌晨两三点，累死累活，经常还跟城管磨嘴皮打游击，几年下来，还不是挣了二十万。咳，哪晓得，这个死人完全没有危机感，一会儿觉得老家亲戚找的店面位置不好，一会儿又嫌风险大。叫他就在家属区继续摆摊卖面吧，反正我们前两年也卖出一点名气，他又觉得太辛苦。我看他不单耍懒了，他连活都活得不耐烦。除了早晨起床那两个规定动作，开电脑，点烟，他可以几天不出门。除了睡觉，他可以一直守着他的部队，吃饭都不例外。说起吃饭，那更气人。一天三餐，他早饭不吃，中午只吃一碗，晚上又不怎么吃，就晓得喝酒，有一阵，喝得手都在抖。你让他少喝，他就跟你吼：“早死早投胎。”上个星期，我跟小刚明说了，我回来也没收入，我们现在花的都是老本，我每个月要交四百块社保和一百多医保，多多少少还有这样那样开销，另外，我也晓得，你不好意思找你妈要零花钱，从这个月开始，我每月给你三百块，其中两百是你的烟钱，一百是你的酒钱。每个月三百块，你就花到你投胎为止吧。
　　结婚有什么意思？找个这样的老公！我现在进退两难，就差没像娟妹，为了鸡毛蒜皮，经常跟她老公打架，还要我和小刚去劝。有时，我看小刚一边抽烟一边指挥他的部队，目不斜视，甚至恨不得我从他身边消失，我实在不想呆在家里。但我想回娘家住几天都不可能。老妈房子也窄，她又有神经官能症，你回去，她随时都在你的耳边唸叨；你哪句话没说对，她可以滔滔不绝唸上两个小时。哪个受得了！你去上班吧，她隔两天就打电话来追杀，说你就只晓得挣钱，这把年纪还不赶快生个小孩，你以后想当孤人啊？你辞了工作吧，她又说你上班上得好好的，怎么又回来了，那就赶快生小孩。她也不想想，我养自己都困难，还养小孩！
　　说起老妈我更气，我和小刚结婚，她一分钱都没表示过，还怪我，怎么找个开装载机的小工人，又没本事又没钱。小刚后来下岗，我俩在家属区卖面，她又经常跑来，疯疯颠颠，说我和小刚跟民工一样，挣的都是死钱，气得小刚对她破口大骂。唉，她平时倒说得好听：“我们这个家庭很不容易，你爹早死，我又出身不好，一辈子在街道工厂当苦力，你和哥只能靠自己。不过，你们真的遇到困难，我虽然没什么钱，只要你们跟我好好商量，我还是可以帮帮你们。”切！哪个敢跟她商量。她现在又有房子又有退休金，天天炒股，比我放松，还跟我夸耀，没个三五万，怎么敢进股市，但我就没见她帮过什么。上次，我哥从珠海回来，她好不容易一人给了我们三百块，要我们去买点衣服。那天从家里出来，我们两兄妹异口同声都在笑：“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不要说我不敢回家住，前几天，我哥从珠海打电话给我，说他初中毕业就去到那边打工，这些年既没挣到钱也没讨到老婆，就连养条北京狗都是街边捡的，而现在，那边工厂不景气，生活又高，他年纪一把，又没什么文化和技术，干脆回来算了，但又发愁没有落脚地。其实，他不说我也明白：他也不敢回家住。我只好安慰他，跟他说起张立的姐夫，因为长得很像那个香港明星，我们都叫他张家辉。我说张家辉开出租车，嘴巴油，认识很多人，我让他帮你问问。正好，张家辉有个朋友开了家办证公司，缺个跑业务的，要我哥赶紧回来上班，工资虽然只有八百，但人家让他晚上在公司睡觉，不就省了一笔租房子的开销。我也想好了，我和小刚哪天要是真的回县城老家开面馆，我们两个肯定忙不过来，也不可能请太多人，我不如把我哥也叫上，一家人总是放心些。
　　我算了算，小刚大概一个星期没下楼了；烟抽完他都懒得出门，要我帮他买。只有一样他还争气：天天做饭。他甚至不怕麻烦，一道菜做成两种口味。他父母年纪大了，吃得清淡。小刚喜欢弄吃的。但是做完菜，尤其晚上那餐，他动两下筷子就没兴趣了；跟从前卖面一样，他两瓶啤酒喝完，还要灌三两白酒，这样他才过瘾，他那双眼睛，才像我哥说的，跟狗一样温顺。但是，这样的温顺有个逑用！我只是不好意思跟我哥说，我这个婚姻，就跟报上写的一样，差不多等于无性婚姻了。唉！除了跟他妈还有一些语言，他和他爹现在几乎不说话，吃饭都不在一起吃，父子俩就像仇人，只要你在客厅，我就躲进卧室。这一年来，我和小刚基本没在客厅吃过饭，都是端进我们那间卧室，我要是想在客厅敷衍一下，他就在卧室敲这样摔那样。我想来想去，跟他父母坐在一起也没什么话说，还是各吃各的好，反正大家口味也不一样。只是，这样下去，我都快得自闭症了。
　　那晚十二点，张家辉醉醺醺打电话来，非要请我们唱卡拉OK，还说小刚怎么愈来愈像高仓健，沉默寡言，深居简出，太有男人气质了，十天半月也不接见一下朋友。但是小刚死也不去，我只好先去黑网吧，让张立帮老婆守着生意，然后跟娟妹跑去卡拉OK。管他妈的，就当放松吧。娟妹亮出满嘴四环素牙齿乱唱一气，我也乱唱一气。其实，我和小刚都很讨厌张家辉，嫌他天南地北爱讲大话，说起谁他都认识，这个县的公安局长请他吃过山珍海味，那个市的办公厅主任来省城专门请他陪洗桑拿，但是，关键时刻你找他，他一点忙也帮不上，顶多，这次来了点真的，帮我哥找了一份八百块钱的烂工作。回头细想，他的能耐不过如此。什么办证公司，谁不知道办的都是假证件。可是，除了他，你又能找谁呢？说起来都哭笑不得，我之前在家具商场上班，家属区那几个下岗女工一听我的收入不错，以为我有门路，有的还跑来求我帮她们找工作：“哎呀，你卖的都是高档家具，工作环境又好，接触的客人都是大老板，干脆把我们也介绍去上班吧。”
　　唉，话又说回来，我要是真的跟小刚过不下去，这把年纪我又能找谁呢？东郊这边的生活圈子就这么窄，消费低不说，人的档次也低，像张立两口子这样的朋友都不容易交到。最起码，我们几个在一起，大家还喜欢听点张学友邓丽君，绢妹有时疯起来，还要听点帕瓦罗蒂。说起帕瓦罗蒂，每次一放《我的太阳》，张立都要笑娟妹，说你又来我们听不懂的高雅艺术了。不过，虽然有点老黄历，我和小刚好，除了喜欢他那双狗眼，的确还因为我们都喜欢听音乐。他最喜欢的除了张学友，还有刘德华。这几年春节，他的父母都要回县城老家。家里既然没了老人，我们就把张立他们叫过来吃饭喝酒唱歌，几乎次次都要把那几张演唱会的歌碟看上两三遍。唉，不提这些了。前年，我哥从珠海回来，我跟他坐在街边茶馆聊了一个下午，他说我早就该像他一样，初中毕业就去珠海打工：“你一个女孩子好办多了。虽不漂亮，但起码不丑。我们厂里那些内地来的打工妹，有的还不是找了一个有车有楼的当地人，再不行，说句丑话，去给哪个澳门人或者香港人当二奶也要得啊，有吃又有住，还有零用。我们厂宿舍外面就有一家澳门人开的茶餐厅，平时，除了港澳那些货柜车司机，最爱光顾的就是那些二奶，当然也有澳门人香港人在大陆娶的老婆，有的还拖儿带女。说起来你都不信，这些婆娘都是偏远农村来的，贵州啊云南啊四川啊，一口土话。你总比他们强多啦。你早该跟我一起出去闯闯，也不至于活到现在，连省都没出过，连飞机都没坐过……”
　　我哥话丑理端啊，可现在说这些，是不是有点晚了？不要说出省，天天窝在家里就不是一个办法。两个月下来，我都习惯每天晚上不到两三点钟不想睡觉了。除了买些两块钱一张的电视连续剧压缩影碟来看，有时侯不想看碟，我干脆就跟小刚一起指挥他的部队，要么上好闹钟，半夜三更起来“偷菜”，只是，偷了几回，我就没有兴趣和精力了。家里有老人，我再怎么也是外人，早晨还不好意思睡懒觉。这样下去不行啊，不光尸体拖垮了，精神也垮了。小刚要熬夜就让他熬吧，反正我说了：“各人的尸体各人保养好，我们这个样子是得不起病的。”还是得去找个工作，但福建老板娘那里，我是不想去了，只好看看别的家具商场需不需要人。除了卖家具，我还能做什么？我连大专文凭都没有，去做文员，人家根本不要你。电脑我倒是会一点，我们卖家具，都要用电脑给客人展示这样那样的设计方案，但是用拼音打字，我顶多比小刚快些，他打字不行。看他一边指挥部队，一边跟那些八零后九零后用QQ聊天，我都替他着急，经常要帮他打字。
　　对了，一个多月前，小刚好不容易出门见了些人：网友聚会。十来个人，都是玩网游认识的。有背着名牌背包的高二学生，有在公司上班的小白领，有做装修生意开车来的小老板，什么人都有。小刚跟我算是年纪最大的，他们都叫小刚大叔，叫我大妈，当然是开玩笑了。那天，我们先是AA制，在茶坊喝茶，然后吃火锅，后来，小老板聊游戏聊高兴了，请大家去歌城唱歌疯耍，总共开了十瓶长城干红。小刚那晚喝多了，跟中学生在一旁讲个不停，说他又派了多少部队出去执行任务。我也喝多了，跟小老板说起家具商场听来的八卦：央视那个美女主持朱小丫回省城探亲，有天陪她妈来买家具，一口气就下了十来万的订单。小老板这个人有点意思，虽然一副猪相，但俗话不是说：面带猪相，心中嘹亮。人家也不容易，从县城到省城打出一个小天下，三十好几还是独身。据他说，平时忙完生意，最大爱好就是网游。人丑，话却不丑：“我跟大叔QQ，他只要反应奇快，我就晓得是大妈在线帮他打字。大妈这么利索一个人，天天呆在家里真是可惜了。你要是再想出来做点事情，出个声就是。我的公司虽小，给大妈安个位置还是没问题。”唉。大妈不是傻瓜，不到万不得已，大妈不会去求小老板这样的人。说来说去，还是大妈心不够狠，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心狠也未必有用。赖一天是一天吧。老了，我真的觉得老了，感觉像在等死。

　　2009/8/7－2010/3/9

melzhou 发表于 2010-03-08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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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初稿，请勿转载）
　　
　　V•S•奈保尔获得二零零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每个国家各有各的反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总统寄了一封写在厚重信纸上的贺信；一家伊朗报纸指责他散布恶毒与仇恨；西班牙总理邀请他顺道来访；印度的政客寄来恭维信，总统并在信上写着寄给“V•S•奈保尔阁下”，而宝莱坞巨星阿米塔•巴强从洛杉矶发了一纸祝贺传真；《纽约时报》写了一篇社评，赞扬“一个独立的声音，质疑而敏锐”；英国负责“文化、传媒和体育”的大臣寄来一封写在复印纸上珊珊来迟的乏味信件，而BBC“新闻之夜”把注意力集中于英国穆斯林协会的因纳亚特•邦拉瓦拉，他认为这个奖是“羞辱穆斯林的讥讽之举”。在英国历史这一时刻，当耸人听闻与直截了当比别的一切要紧，而名望变得比可能带来名望的成就更为重要，奈保尔身为作家半个世纪的工作，似乎没有他惹人不快的名声那么重要。
　　“我的背景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他在诺贝尔演讲中暗示。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那时，甘蔗种植园依然需要工人，而在印度，他的贫穷先祖作为合约劳工被派往加勒比；那是另一个名字的奴隶制，有终止日期的奴隶制。维迪亚•奈保尔，一九三二年生于殖民地特立尼达的贫困乡村，将从这一没有希望的环境之中跃起，成为二十世纪的伟大作家之一。这个成就并不表示他的所有作品都好，或者他的行为堪称楷模，而是他累积起来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同代人，并改变了作家与读者观察世界的方式。使用简单文句，他将察看复杂的现代主题：极端主义，全球迁徙，政治与宗教认同，种族差异，非洲的内爆，亚洲的复苏，帝国之后旧欧洲统治的重建。他的成就是一项意志之举，其中每一处境与关系都将服从他的雄心。在智识相对主义的时代，他作为小说家与编年史家的公众地位不可改变：他代表高度文明、个人权利和法治。
　　对于有他这样背景的人，采取这一姿态并非不同寻常，但在二十一世纪初的欧洲，借助于奈保尔在其作品之外公开令自己滑稽可笑的倾向，它变得不同一般。他说，或者据称他说，非洲没有未来，伊斯兰教是个灾祸，法国欺诈，采访者是些猴子。如果写了《白牙》的查蒂•史密斯的名声—乐观而体面—是个白人自由派之梦，V•S•奈保尔就是恶梦。他不是赞颂文化多元主义，而是指责它为“多元崇拜”，对肤色比他黑的人开恶意玩笑，指责从前被压迫的国家持续不断的失败，抨击托尼•布莱尔首相是个正将下层文化强加给英国的海盗。他现在唯一有所关联的黑人是康拉德与芭芭拉。一位成功的移民作家采取如此姿态，被人视为一种特殊背叛，对本来应是纯粹的文学天才的背叛。评论家泰利•伊格顿抱怨为“伟大的艺术，可怕的政治”，而雷盖诗人林顿•奎西•约翰逊说：“他是个艺术如何超越艺术家的活榜样，因为他胡说八道，但依然写出精彩之作。”奈保尔耸人听闻的谴责，没有先于它们的作品有趣。与此相似的，可能是论述社会主义而非专注科学的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或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他在严肃之人试图不理不睬的时候，指证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罪行，但在晚年开始谴责一堆邪恶，例如消费主义。索尔仁尼琴曾有评论：“在西方，你必须有平衡、平静和温和的声音；你务必应当怀疑自己，暗示你可能，当然，完全错了。但我没时间让自己忙这个。”
　　奈保尔起初不愿接听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因为他在洁牙。当诺贝尔委员会的秘书跟他通上电话，他问：“你不会跟我们扮萨特吧，拒绝这个奖？”奈保尔接受了，并发表一篇声明，诺贝尔奖“是对我的家乡英国和我祖先的家乡印度之一大致敬”。没有提到特立尼达。问起为什么没提，他说可能“妨碍致敬”，这激怒了巴巴多斯作家乔治•拉明，一个老对手，他暗示奈保尔在“玩ole mas”，意即他在掩饰或者为了自娱而惹事生非，这是特立尼达人的一个特征。我注意到，当他以这样的方式无礼或挑衅，奈保尔满是欢喜。制造紧张，侮辱他的朋友、家人或整个社群，令他情绪高昂。譬如，他可能根据《每日邮报》一张照片，指责伊丽莎白女王的孙女萨拉•菲利普有张“罪犯面孔”，或说一个朋友的女儿“是个肥妹，她做肥妹做的事情，她嫁给一个祖鲁人”，或指控一位新闻记者“做有失体面的事情，如跟孟加拉人混在一起—还有其他罪犯”。后来，当我去过特立尼达，我意识到这一谈话风格在加勒比并非罕见。那是特立尼达人所说的“屁孔”（註一），来自法文“辛辣”，意为尖酸刻薄，有意模糊佳趣与恶趣的界限，并让听者晕头转向。
　　在这前后，有人请我撰写V•S•奈保尔传记。我很犹豫；我正写完另一本书，觉得它是一个有可能难以对付的大工程，或许是借助一套完整的书面档案所写的最后一本文学传记。他的笔记、信函、手稿、财务文件、录音、照片、剪报和日记（还有他第一位太太帕特那些日记，他从未读过），已在一九九三年卖给奥克拉荷马的突沙大学，此地以飓风和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骚乱而闻名。档案长达五万多页。我告诉V•S•奈保尔，只有能够使用突西不对公众开放的资料，并且自由引述，我才想写这本传记。我需要详尽采访他。我打算一九九六年他六十五岁的时候，亦即帕特死后数月，写完这本传记，而非太过靠近现在的变形镜头。一片沉默；几个月后，来了一封接受函，笔迹匆忙难辨，仿佛不情愿，用紫色墨水写就。这封信之后五年，奈保尔一丝不苟信守我们的协议；我没收到他的指引或限令。他有机会读了完整原稿，但并未要求任何改动。一九九四年在突西，奈保尔在一次演讲中说：“作家的生活是个合乎情理的探询对象；而真相不应俭省。很有可能，实际上，比起一位作家的作品，完整叙述这位作家的生活，最终可能更是一部文学作品或者更有启发—就文化或历史的瞬间而言。”
　　在这之前我见过奈保尔几次，一次在英国，后来在德里，给《纽约客》杂志写一篇文章那阵。塔伦•泰吉帕尔，一位做新闻记者的朋友，打电话邀我去一个记者会，说十分钟后他会来我酒店接我。他的车，在酒店的豪华轿车前破旧不堪，停在一道柱廊下面。我爬进后排，察觉自己坐在维迪亚•奈保尔爵士旁边。尽管很热，他却穿了很多层衣服和一件花呢上衣。他把一顶软毡帽小心搁在膝上。一件高领衫跟他的胡须混为一体，令你觉得他遮盖严实的这一印象完整。拉迪娜，第二任奈保尔夫人，坐在前排塔伦身旁。她问起我在写的文章，我提到我跟杂志著名的事实核对人的一些纠纷。“别让《纽约客》使你发愁。”奈保尔说，用他的抑扬嗓音唸出每个单字的每个音节，半是西印度腔，半是女王英语。“《纽约客》根本不懂写作。根本不懂。在那里写篇文章就像把一封信投进一个委内瑞拉邮筒；没人会读。”他停了停，继续说：“我们在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王妃几个月前死的。“你有什么看法？”
　　就我对奈保尔的了解，我想他会讨厌围绕死去的王妃旋转的多愁善感，并视她为另一个艾薇塔•贝隆。他正眯着眼睛看我，带着就会有的和善笑容—用加勒比的话说，“为了生擒乌鸦而装死”。我们此刻遇到德里塞车，喇叭鸣叫。我苦于时差综合症；我想我应该说实话。
　　“我觉得感人。我喜欢看到英国人公开表达情感。”
　　一阵沉默。
　　“哦。”他用心神不定的嗓音说。他的脸黑了下来。“派翠克，派翠克，派翠克。”
　　塔伦透过司机反光镜紧张地看着我。
　　“怎么，你怎么看？”我问。
　　他回答之前沉思了一下。
　　“我满是羞耻—羞耻和厌恶。你嫖妓之后有的那种厌恶，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们找了个人，约翰先生，来唱歌。”（我后来意识到他指的是埃尔顿•约翰。）“葬礼之前，我得走过肯辛顿花园回我的寓所。我看到给她的花，用塑料纸包着，在阳光下腐烂。我看到祭坛。祭坛前面有些黑人，公然在哭。他们为什么哭？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哭？”
　　他几乎在喊。塔伦努力忍着不笑出来。拉迪娜似乎既好笑又恼火。她转过来抓着丈夫的胳膊。
　　“行了。”
　　她跟他说，仿佛他是个淘气孩子，而她是他的母亲。
　　我结果发现，这是典型的奈保尔式表演：骇人，滑稽，让人受不了。
　　如果你排斥塑造你的国度，像奈保尔在他三十多岁时主动所为，你就被这个排斥界定。它给了你一场搏斗。“你生在特立尼达？”伯纳德•莱文在一九八三年一次访谈中问。“我生在那儿，对。”回答如此。“我觉得那是个大错。”奈保尔对祖国的拒斥成为他表面形象的一部分，一个他虚构的表面形象，为了实现他早年的抱负，即从边缘逃往中心，离开没有力量的人投奔有力量的人，并让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有时把他想成一个跑上沙滩的人，身后是推进的潮水，他勉力比潮水刚好先行一步。为了成为他想成为的人，他得让自己成为另外的人。他不能停留在地方上。他的抱负与惧怕相连，如同一个作家或有创意的艺术家常有的情形：惧怕失败，惧怕不能写作，惧怕消失，惧怕精神或身体崩溃，惧怕人们试图贬低他，惧怕脸朝下趴在地上，惧怕丢脸，惧怕被人发现过气。他必须一再重塑或掩饰自己，清除他的过去，为了成为显然没有国籍、具有高度洞察力的全球观察者，如一位书评人所说，可以看着历史的疯狂之眼，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这有其心理影响。一九七一年，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早年立誓永远不为任何人工作。“这给了我远离人群、纠缠、对抗和竞争的自由。我没有敌人，没有对手，没有主人；我谁也不怕。”每个人都有纠缠与对手，而一九七零年代奈保尔会有很多：他躲避它们并只是成为“作家”的企图，本身就是一个先发制人的排斥行为，它来自焦虑与惧怕。
　　他把自己与其行为的后果分开的企图，他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人而只是当成“作家”、一个理论上可以客观研究的人物来呈现的企图，令这本传记变得可能。相对于其他人，依照他的独特眼光，他显然相信他的文学使命乃是遗传并且崇高，这是他自我信念的核心。它可能始于一个姿态，但它是一副蚀入面孔的面具。有一次他告诉我：“我没兴趣而且我依然完全不在乎人们怎么想我，因为我服侍的这个东西叫做文学。”这句评述，就某种意义而言，是真的。理智上，他相信一本传记中，真相不应俭省，但就个人来说，他觉得必须保护自己。即使坦白说起极为私人的话题，他也戴上一副自我保护的面罩。在这些访谈期间，他的回答有时为绝对自信的陈述，有时乃情感脆弱的辩解。我就这本书谈过话的所有人，他在表面上是最坦率的。他相信一本不那么坦率的传记将会毫无意义，而他愿意让这样一本书在他有生之年出版，既是一个自恋之举，也是一个谦逊之举。
　　在特立尼达，V•S•奈保尔看来受人仰慕，把他视为成功人士，以自己的方式跟外面的世界较量，并且获胜。这并不表示加勒比群岛对他全然仰慕。一个男人跟我形容他为“失败的卡利普索歌手”（註二）；我说自己正在写他，一个女人在一家商业中心扬言要打我；安东尼•佩蒂，自称“有抱负的作家与特尼作家群之首”，二零零三年致信《特立尼达卫报》，说诺贝尔奖得主不配得到特立尼达人的丝毫尊敬，因为“谁都可以像奈保尔那样写”。佩蒂觉得，因为“该模范人物排斥他的传统，而又把上述传统用于发迹和博取赞誉，我们不得不伤心地摇摇头，并转向别处寻找安慰与灵感。”
　　尽管如此，并且相互讥讽数十载，奈保尔的成就却是国民一大骄傲。在托科，海边一家酒店，来自西班牙港的一对卡利普索歌手用一把小吉他伴奏，唱着有趣的快歌为游客助兴。我问其中一位，凯思•尤金•戴维斯，他怎么让自己的素材保持新鲜。
　　“你想喝点朗姆酒吗？”
　　我明白他的暗示，给他买了一杯。
　　“我告诉你是怎么样的。我读报纸。”
　　“你听说过一个名叫V•S•奈保尔的作家吗？”我问。
　　“老兄，我当然听说过他。”
　　“你能用他唱一首歌吗？”
　　吉他立刻在他手上，他即时唱道：
　　V•S•奈保尔还用说，
　　人人知道这家伙，
　　说来很是伤心啊，
　　他再也不住特立尼达，
　　但我必须说实话，
　　他是世上最好一个作家，
　　但我还得说点我的看法，
　　他也非常国际化，
　　他们给他诺贝尔奖，
　　我觉得是个明智奖赏。
　　我采访奈保尔的引文贯穿本书。他的利己或古怪之言，我身为作者通常不干涉，估计读者应该能够判断。这些谈话，数年间在威尔特郡乡下他的房子里不时进行，是我职业生涯最奇怪的经历。他可以发怒，尖锐，坦诚，自怜，好笑，嘲讽，流泪—但他总是很认真。我倾向于不跟他驳嘴，宁愿让他说。起初，我意识到自己险些成为下院自由派，一个我不愿意的角色。我发现与奈保尔作对抗式访谈，容易导致没有结果的立场强硬或泛泛而谈，这本身就是游戏与操纵的一种方式。我保留了他谈话时的重复，所谓奈保尔“重奏”，来自一个音乐（与调制调解器协议）术语，意为一次重复。这一口头语的效果不易描述。它成为他说话的一部分，可以很有趣很滑稽，来自他的洪亮嗓音和他说话时的自信，直到被人反驳。记得一个会议后的一道正餐，我看到有人给奈保尔上了一盘像是肉的东西（那是烤苣菜，盖在一层融化的奶酪下面），侍者打算把它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那‘不是’我的食物。那不是‘我的’食物。‘那’不是我的食物。那不是我的‘食物’。”每次说这句话，他都改变其含意。当误解澄清，他温顺地接受了这盘食物，并说：“啊。”
　　我写传记的方法，其实如我开写自己第一本书时所说。我当时写道，传记作家的目标不应坐下来判断，而是用毫不留情的明晰，把对象显露给读者的平静之眼。因为第一次写一位作家，我愈来愈怀疑这一观念，即应该指望一位有艺术才能的创作者自我解释。任何写得有想象力的人都会明白，这一过程依然神秘，即使对于作家来说，不论你多么努力试图拆开它。康拉德若是在世答问，他难道说得清柯兹讲的“恐怖！恐怖！”是什么意思？最好的写作只能用效果来检验。有时，一位评论家或传记作家可以看到作家看不到的东西。在诺贝尔演讲中，V•S•奈保尔说，一位作家的传记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显露其作品的来源：“生活、怪癖和友情的所有细节可以为我们展开，但是写作之谜依然。再多的文件，不论怎样引人入胜，也不能把我们带去那里。一位作家的传记—甚或自传—永远都会有这一不完整之处。”我愿更进一步：一本传记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显露其主题的来源。一位传记作家发觉对一个人的生活“很关键”的寻常事情—通常是些随意的事情，如一位兄弟姐妹死去，或者搬家—是难以置信的。人太复杂太不一致，因此难有真实。一位传记作家顶多可以希望的是，把一个人的方方面面说清楚，并试图瞥上几眼主题，就这样讲一个故事。

　　派翠克•傅润奇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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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picong是加勒比地区用语，有嘲笑、挖苦和辱骂之意。
　　註二：卡利普索（Calypso）是西印度群岛的即兴讽刺小调，多以时事为主题，节奏灵活，有爵士风。

melzhou 发表于 2010-02-12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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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明白这本《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可让中国书评人微言大义喟叹唏嘘，我当然清楚自己怕读当代简体中文书尤其不少译著非常鸵鸟不够阳光。这些年我好不容易练就一副娱乐心态，懂得欣赏“孟修斯”（Mencius）和“常凯申”（Chiang Kai-shek）这类返销母国脱胎换骨的销魂译名，如同欣赏我一见欢喜极富创意的那句洋泾浜英文：the hardcore scenic area（核心景区），还有某地公厕提醒雄性洋人小便时尿花不可四溅的温馨用语：one step up， more civilization（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中式智慧要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辞达而已矣，更何况，这个国家亦盛产差不多先生或差不多女士，我于是常常反躬自问：时代这么精彩，娱乐如此多元，而文化又那么廉价，执着无利可图的文字有甚鸟的好处？
　　出于爱好，我这几年亦译过两三本书，觉得译者苦乐近乎SM境界。苛求自己的译文等于自虐（我刚好发现自己一本译著有句话译得拗口，我亦担心随时被人“揪斗”），苛求别人的译文则是虐人抑且难结善缘，但是这两类怪癖我始终不能戒除。我有位朋友主编一份小众文化杂志，时常刊发某某国际友人用中文写就的有趣文章。前两天，我们电话聊起怎样才能做一名有水准的编辑，他说那位国际友人的中文时有不通，但他很少修改，就想保留那股异国腔调原汁原味。我后来细想，除了欣赏这位主编朋友难得没有“现代汉语大一统规范情结”，我亦突然想出洋泾浜中文这一生造词。或许，外人用中文写作，要是写得过于地道，没了洋泾浜中文风味，就好比我从前读到的卓别林摹仿秀那个笑话，山寨版夺冠，真人反而垫底，未免太过幽默。
　　更为幽默的是，中国人现在亦写洋泾浜中文，尤其很多译著。即以笔者好不容易练就的娱乐心态观之，怕亦不太好玩，因为我受不了“进行观察”“举行示威”“予以消灭”“加以表彰”这类前人早已撰文讨伐的洋泾浜中文。《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可谓一年来我认真读过的第一本中文新书。英文原著我没读过，写得好不好姑且不赘（在我看来，这本号称编年史的专著，更像一篇缺少解析的超长新闻特写），但我还是瞎子摸象，在译文中读到不少让我消化不了的洋泾浜中文，还有病句、错字和漏字。当然，这本书若是出自哪家野鸡书商，或是有幸荣登全民拜读的盗版排行榜，我顶多一笑了之，不用这么“刻薄”。但是，出版商乃书界的中华老字号三联书店，若要挟洋自重，大概算得中国的兰登与企鹅。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译者两名，校者一名，责任编辑一名，就文字而言，起码有四位译界或书界人士把关，依照常理，就算不能“打造精品”，起码亦可做到中规中矩，而我下面就要提到的那些低级错误，完全可以避免。为人不可琐屑，做事却需精细。兰登与企鹅，当然不是每本书都做得完美无缺流芳百世，但你很难想象他们一本书像这样频频出错。
　　为了节省篇幅，我不想再提“进行观察”“举行示威”“予以消灭”“加以表彰”之类洋泾浜中文（这本译著之中屡见不鲜），我只说说不通译文与错字漏字。我很想弄清楚第五页那句“除了越南，他们认为未来的热点还包括黄金兑美元的汇率之争，苏联东边卫星国家持续增长的自由，以及苏联国内太空武器系统的建立”。我钻牛角尖钻到现在，也不知道“苏联东边卫星国家”应该如何理解。那个年代，苏联东边只有一个蒙古堪称卫星国家，难道，原著作者科兰斯基对这个内陆国家情有独钟？第十七页还有一句很是后现代，足见“性”字泛滥，任何名词都可加上这一貌似学术的“后缀”，好比我在街头时常见到的商家用语“一次性交费”：“校园是具有不可侵犯性的区域。”（第一一四页：“现在我不得不读马尔库塞的另一本书，全是因为迪亚斯•奥尔达斯恰巧提到过这些‘搞破坏性的哲学家’。”第二六二页：“此举掀起了对过去二十多年政府统治下不公正性的全国性讨论。”）然而，第三十四页这句又错得非常儒家：“在波兰，波兰人没有表达对苏联的孝忠之情，反而为犹太人击败了被苏联训练的部队而激动不已。”“孝忠”怕是“效忠”之误，但两者似乎不能通假。而“被苏联训练的部队”，大可不必拘泥原文的被动句式，“苏联训练的部队”就好。这亦让我想起董桥先生提到“被”字配搭多为贬义应当慎用，还有他当笑话列出的那句生硬译文：“你被原谅了。”（“You are pardoned.”）至于漏字，只举一例，第一四八页：“国民生产总值里面还包为了把产品卖给孩子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那个“括”字没有“包”进来。
　　如果错字漏字可以“被原谅”（电脑而非人脑出错），“不被原谅的”，却是下列病句或搭配：第一一四页：“《受诅咒的大地》，虽然不是一篇反对殖民主义的长篇宣言，它不仅揭示了殖民主义的心理，同时也探讨了推翻殖民主义的心理，以及建设一个后殖民主义的社会所需的‘新人类’。”其实，“虽然”只要与“但”轻轻一合，这句话就通了。第一九二页：“鲍勃•迪伦重新回归了原声木吉他和民歌民谣—但却永远不复再是1963年时的纯粹的民谣之声。”“不复再是”，这是一个语感问题，要么“不复”，要么“不再是”。第二三七页提及法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并几致导致整个法国陷入瘫痪状态。”我能明白“几致”就是“几乎导致”，我只是不明白，这本中译的两名译者一名校者一名编辑四重保险，竟然看不出来这一搭配“几致导致”这句话不通。第二五零页：“60年代的法国尚仍未与40年代的法国达成和解。”现成的“尚未”和“仍未”不用，偏要用“尚仍未”，莫非四位先生或女士套用网络最新流行语（第四一八页还有一个异曲同谬的“从未曾”：“杜布切克的梦想—那是一条从未曾发现的道路—”）？第二八三页：“如果三位俄罗斯作家被捕入狱，整个世界都会为之感到愤怒；但当数千名黑人被屠杀，但……”还是语感问题。如果我是译者，我不会“感到愤怒”，“愤怒”就行了。而依照上下语意，第二个“但”，我斗胆猜测，怕是应该换成“却”字。第三六一页：“间或有代表农民的新组织出现。它的领导人太难收买或是谋杀其领导人，就像新的工人组织和新的记者组织。”很遗憾，我任想象悠游，亦理解不了这句洋泾浜中文的准确含义。倒是三零四页这句，让我的脑海浮现一幅生动画面：“汉弗莱在社会问题上一贯表现积极进步，但他与约翰逊的越战政策不无关联，且不愿与之进行切割。”我仿佛看到一贯表现积极进步的汉弗莱被迫戴上墨镜拿起焊枪，但又临阵退缩，不愿与约翰逊的越战政策“进行切割”。
　　最后说说译名。但我不想在此纠缠大陆与港台译名孰优孰劣这一老生常谈，我亦不想讨论译名是否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强行规范（我虽不喜从众，一般情况下，还是愿意跟随通用译名，除非那个译名译得过分恶俗），我只想列举不该有的几个错误。第八十六页：“4月份，他们将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喷泉变成了红色。”这本书的后文还有提到“特拉法尔加广场”（要命的是，我实在找不到是哪一页了），但是变成“特拉法加广场”。看来译校编没有就此统一思想（第三六三页提到“切•格瓦”，而书中别处都叫“切•格瓦拉”，莫非他还有个兄弟）。开个玩笑，若是兰登和企鹅哪本书弄出天安门广场和天门广场两个广场，较真的中国读者一定愤愤不平。第二六七页提到法国电影导演“路易•马莱”和“阿兰•雷斯内的《我爱你，我爱你》”，亦为译校编所犯差不多先生式的错误。路易•马莱该是Louis Malle（中文通称路易•马勒），阿兰•雷斯内（Alain Resnais）习称阿仑•雷乃，两人都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著名导演。好在我喜欢看电影，猜出谜底不费吹灰之力，而就算有人不看电影，上网“狗狗”亦易如反掌。可是，第一六零页讲英国政局，种族紧张的导火线“是由执政党劳动党提交的《联邦移民法案》引起的”，多少令人啼笑皆非，虽然英国工党（The Labor Party）亦有人译为劳动党，但换成我是译者，再怎么独立特行，我亦不会这样别具一格，除非所有译者都把中国国民党人（Nationalist）译成民族主义者。
　　喜欢舞文弄墨的国际友人写点洋泾浜中文情有可原，来点病句、错字或者不通，就像Chinglish令洋人郑重其事写书存照，甚至别有风味别开生面。但是，以文字为业的中国人，“操母语”若是操得不够娴熟，则是语言素养还不到家。当然，包括笔者在内，谁亦不敢夸耀自己的语言素养无可置疑。不到家并不要紧，我们都在路上，要紧的是，在文化严重贬值的时代，我们反而得有尽可能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很抱歉不得不重拾如此老土的用语），不仅对于文化本身，亦包括对于文字这一文化的载体，否则，我们只有永远羡慕兰登和企鹅。
　　
　　2010年1月26日
　　
　　（刊于二月七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31/node2433/userobject1ai209833.shtml）

melzhou 发表于 2010-02-0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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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开孔方兄不说，我其实暗下决心不再译书（起码只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一来费时费力，二来我更想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是，为了奈保尔，这点时间我还“浪费”得起，甚至，你不能说那是浪费。为真正打动你的书和杰出的异国作家做点事情，你亦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抛开孔方兄不说，用一年时间，每天至少花上两三个小时“陪着”这本书，跟它一起冷嘲热讽，跟它一起歌哭，甚至溶入其中，每天，有那么几个小时“活在”另一个世界（当然绝非一片光明），并让这个世界更不光明的生活容易忍受，这是我的荣幸。
　　我不知道，读了鄙人最近一些文字，有人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言辞激烈行为极端不易相处的人。如果有此印象，那真是极大误解。除非事情离谱，本人从来不愿得罪哪个具体的人和机构（我宁肯得罪相对抽象的政党、民族或国家，亦不想广结活灵活现的恶缘，倒不是我太利他，而是我不想害得自己每天大动肝火）。我对文字的苛求，并非固执到自己所写或所译，一个字亦不许别人修改的地步。所以，只有超出容忍限度的事情，只有自己站得住理的事情，我才会公开批评。不是自卖自夸，我始终记得某位编辑朋友前两年告诉我的话：“你是最好相处的作者之一。现在很多作者包括一些有名作者，写的东西都很浮躁，像你这样沉得下来写东西的人不多了。你的文章不像是中国人写的。”不论今后能否走得更高，我只希望我继续当得起这样的称赞。　　
　　绝非闲话的闲话说过，我希望【世事如此】译得顺利，我希望与这本中译的出版社和责任编辑一路合作愉快，哪怕只是one night stand，亦不再get sour，将来大家忆起，脑海里都是阳光。由意向至合同，这本大部头亦有几轮周折，主要有关翻译时间和报酬。好在双方都有诚意，彼此相让，互有妥协，并以中国特色的思维解决个别难题。当然，在“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译者看来，结果仍不满意（为时尚杂志或好一点的报纸写稿，报酬动辄千字五百甚至更高，我只希望有幸看到正经写书或译书的报酬有此一半），但“国情”如此，世事如此，我不仅谁亦不能责怪，我反而理解编辑苦衷，抑且欣赏对方诚意，譬如，我坚持将来要看校样（说实话，看校样还得“浪费”译者大量时间与精力，有何现实收益），我不希望辛苦译完一本厚书等上很久才能付梓，对方都能理解。我想我的要求没有超出common sense。中式智慧不是亦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那就准备开工吧。

melzhou 发表于 2010-01-29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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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了表示最大善意，这篇校读记到此为止，虽然剩下的一小半，我还会继续校读，并希望将来有机会改正所有应该改正的地方。
�牐犆�姆这本小书的文风颇为“诡异”，就像他的序言所说：“一部小说中，风格必然要受事件影响，单一文风几乎行不通。心理描写的表达方式有别于事件叙述；而对白，至少应予人谈话正在进行的合理印象，必得摒除一成不变的效果。悲剧段落的文风也有别于喜剧段落。有的时候，你的叙述需用对话方式，随意使用俚语甚至有意为之的粗疏之言；别的时候，又要求使用你所能为的堂皇文句。结果肯定是锅大杂烩。”
�牐犓道春敛豢湔牛�翻译此书期间，我时时记着毛姆这段话。我想很快，有兴趣而且细心的读者读到这本小书，他们应该看得出来，这一段跟那一段的遣辞和文风迥然不同（有时浅白，有时古雅，有时两者兼有），因为有些段落是美文，有些段落是童话，有些段落是素描，有些段落是小说。或许，正是这样变化多端的“诡异”，令译者、编辑乃至审校彼此难有默契。
�牐犖蘩�可图的翻译虽然只是我的“业馀爱好”，但是在我看来，文学翻译难过写作百倍千倍。你要绞尽脑汁考虑原著这样那样的风格，还要兼顾自己在遣辞用语方面的喜好与“怪癖”，你亦必须有不时出错“丢人现眼”的准备，你更要担心殚精竭虑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应有的“待遇”……说实话，在这个相对于最混帐的时代（或国家）还不那么混帐的混帐时代（或国家），翻译纯粹自讨苦吃，说不好听，认真而且稍有水准的译者，跟一遍又一遍喜受主人鞭打滴蜡并且感激涕零的受虐狂没有本质区别！

melzhou 发表于 2010-01-11 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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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想以最大善意来理解这些更改，但是校读至此，我的确非常愤怒。除了那个我虽然坚持但亦准备妥协的“切尔西”，以及后面将会提到的几处，这些泰半自以为是的改动，没有人事前或事后告诉我，没有人请我看校样。我在澳门的时候，我的老板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自小在英美居住求学并工作多年，英文好过中文，但对中英文字都很挑剔。他那时是港澳政商界名人，他的父母亦为香港富商。我记得有一年他的父母金婚纪念，要在香港摆酒，请了何鸿燊、赵世曾还有利孝和夫人等等香港社交名流。我们负责制作请帖，而请帖下方有一行英文（我忘了内容），都是小写。我那时初到澳门，还没改掉很多大陆人满不在乎而且自以为是的做事习惯，我让手板房的缅甸华侨李生把那些碍眼的起首小写统统改成大写。但是改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我的老板发现。他大发雷霆，当着李生的面，叫我不得自以为是，不懂就问。我记得，我当时满脸通红，而这件小事，只是我那时闹的诸多笑话之一。
　　我亦想到这么些年，从我迫不得已滚回大陆，直到今天依然无法再度逃离（你的母语是中文，你还能逃到哪里，除非你有本事做到高行健那个份上，至少就名气而言），我为什么始终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甚至有一阵四处求职处处被拒（先不说本人看不看得起那一工作）。最大一个原因，还是这个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工作态度、敬业精神、视野眼光和专业素养很有问题，更不要说缺少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尊重（包括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个人才华和诚信人品的欣赏，公民意识，言行一致，正义感，廉耻心，等等。这件小事，中国很多行内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当然亦无意借题发挥无限拔高，但是，这的确既是小事又不是小事。文字是肉做的。这是董桥先生的话。当有人如修改中学生作文那般，任意修改一位成熟译者（或作者）的文字，就算出于好心，这亦等于凌迟。而凌迟前后，文字的主人（姑且这样说吧）还不知晓，只有领取残缺尸体的份，而那具残缺尸体，依然挂着主人的名字，身为文字工作者，除了愤怒，我惟有羞愧二字，因为我的名字，不论是否大牌，始终要为这样残缺的东西负责。

　　第十七章

　　原来译文：“一阵凄风吹过那些萧瑟山峰，很快令我冷得彻骨。”
　　书中现为：“一阵凄风吹过那些荒凉的山峰，很快令我冷得彻骨。”这个我记得。我当时为了想用这个“萧瑟”，专门查了一本以上的词典。

　　第十八章

　　原来译文：“我骑着我的掸邦小马下到市集。集市在一大片平地上举行，有四排敞开的摊档，密集的人群在这里挤来挤去。”
　　书中现为：“我骑着我的掸邦小马下到集市。集市在一大片平地上举行，有四排敞开的摊位，人群密集，在这里挤来挤去。”第一句我为什么要用“市集”？为了错落有致！

　　原来译文：“女人很整洁，小巧可爱，脸是扁的，黄皮肤而非黑黝黝，她们的手很美，就像她们头上戴的花一样雅致，精巧连着纤细的手腕。”
　　书中现为：“……黄皮肤而非黑黝黝的……精巧地连着纤细的手腕。”

　　原来译文：“如同东方寻常所见，出售同样物品的卖家聚在一起。摊档不过柱子支撑的瓦房，利于温和的天气，地面或为踩踏的泥地，或是矮矮搭了一层木板。东西多半女人在卖；每个摊档通常三四个女人，坐着在抽绿色的长方雪茄。但是，药摊的小贩是些老翁，脸上皱巴巴，眼睛布满血丝，看去就像巫师。我愕然看着他们的货物。”
　　书中现为：“……摊位不过是柱子支撑的瓦房，证明这里天气温和……东西多半是女人在卖……脸上皱巴巴的……我愕然地看着他们的货物。”

　　第十九章

　　原来译文：“到处都有一小众乐人占据一个摊档，一群人站在周围悠闲地聆听。其中一众乐人，三人敲锣，一人击钹，另一人打着跟他一样高的一面鼓。在那堆声音之中，我无知的听力无所分辨，只觉得一种直率与并非不令人愉快的粗野之情。”
　　书中现为：“到处都有一小队乐人占据一个摊位……其中一队乐人……在那堆声音中间，我无知的听力无从分辨出什么范式，只感受到对粗糙的感情来说直率而又并非令人不悦的吸引力。”

　　第二十章

　　原来译文：“灰扑扑的路上有很深的车辙，晴空艳阳将它晒得热辣。”
　　书中现为：“……晴空艳阳将它晒得热辣辣的。”

　　原来译文：“寺院也是寂静。景栋可能有十来所，站在圆屋所在的小山望着城镇，可以见到它们高耸的屋顶。”
　　书中现为：“寺院也是寂静的。……”

　　第二十一章

　　原来译文：“男人更腼腆同时更友好。一开始，他们张口结舌，他们绞尽脑汁寻找话题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表情焦虑，但是一杯威士忌让他们精神放松（因为有时侯他们倾向于啜饮），然后，他们会畅所欲言。他们很高兴见到你，但你必须当心，不要滥用你受到的欢迎；他们很快就对同伴厌烦了，必须勉为其难令他们渐渐烦躁。”
　　书中现为：“……你必须勉为其难地令他们渐渐烦躁。”不说“地”了。记忆中，毛姆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而且，仅就意思而言，这句修改也不通，哪有一个人“勉为其难地令他们渐渐烦躁”！而是那些人因为对同伴很快厌烦，不想勉为其难，所以才会烦躁。

　　原来译文：“他们经营一爿小店，但并不关心是否卖了东西出去，而他们的货物积满灰尘肮脏破旧；或者，他们懒懒散散力不胜任管理一个椰子农场。”
　　书中现为：“他们经营小店……而货物积满灰尘肮脏破旧；或者，他们懒懒散散，管理一个椰子农场力不胜任。”后面的变动或许此亦可彼亦可，但是第一句少了“一爿”。

　　第二十二章

　　原来译文：“但是，当我的房子建好，林间绿地之中一所绿色的房屋，急流哗溅在绿色的两岸，当我吃完饭，我嘲笑起自己来。”
　　书中现为：“……林间绿地间一所绿色的房屋，急流溅在绿色的两岸……”第一句修改用了两个“间”，读起来不顺口，这是我当初有意避免的。第二句原有的“哗溅”（好像是splashed再加什么拟声词），我当时很费了几分钟脑力，才终于想到这个兼顾了动作与声音的“生造词语”。

melzhou 发表于 2010-01-1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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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里的绅士】足有两百来页，但我现在大把无利可图的事情要忙，我不想耗费太多精力事无巨细，所以，下面只列出在我看来最碍眼的更动（那个要命的“地”不再列出）。说得不客气，这些改动多为画蛇添足；说得不谦虚，这些更换的确点金成石，毁了这本精雕细琢的译本（我当然不是说，自己就毫无错漏）！这亦凸显一个老生常谈：中文之破落。几十年所谓“现代汉语”教育的粗陋，各类官方文化机构对“现代汉语”的所谓规范，让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很多国民不知何谓真正美文。就个人而言，读到这样一本书，我非常生气非常无奈，因为至少在我眼中，它是掺了很多沙粒的泰国米饭。就文化而言，这亦再次坚定我的看法：身处这样的氛围，你不可能有太大作为。

　　第八章

　　原来译文：“曼德勒的宫殿建在一个大广场内，由一圈刷成白色的矮墙围住，你爬上一截小台阶，来到宫殿所在的庭院。昔日，这片广庭房屋密布，而今多数拆毁，妃子与侍女住处，成了惬意绿地。”
　　书中现为：“......这片开阔地房屋密布，而今多数已被拆毁，妃子与侍女住处成了惬意绿地。”只说这个“已被”纯属多馀。再说两句，我庆幸当年在葡萄牙殖民地住了五年，有机会读了邻埠董桥先生给港英政府公文挑毛病的很多好文章。董先生说，“被”字应该慎用，我一直记着。拆毁就拆毁了，还加什么“已被”！

　　原来译文：“每所房子太像瑞士木屋，本身平淡无奇，但总体有种迷人的幽黯之华。”
　　书中现为：“每所房子太像瑞士木屋，本身平淡无奇，但总体有种迷人的幽黯的华美。”

　　原来译文：“你驻足观望这些空无，惊愕不已，不敢相信须臾之前，这里还在上演不可思议的密谋与骚动不安的激情。”
　　书中现为：“......不敢相信片刻之前......”

　　原来译文：“当然，她还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的漂亮唇髭，就这些。”
　　书中现为：“......记得他的漂亮髭须......”“唇髭”令我想起斯万。髭须终是有些核突！

　　原来译文：“大仲马可曾说过，戏剧之中，再也没有比关起门来发生的事情更为戏剧了？”
　　书中现为：“......再也没有比关起门来发生的事情更为戏剧的了？”拜托不要这个新文艺腔好不好！

　　第九章

　　原来译文：“他们像是过着适度勤勉、快乐与安宁的生活，而你心中掠过一丝念头，就是这些人至少找到了解答生存之谜的一种方法。”
　　书中现为：“他们像是过着适度的勤勉、快乐与安宁的生活......”这个“的”又破坏了整句节奏。

　　原来译文：“我接着去看勐拱的大钟。这里是座尼寺，我站着正看，一群尼姑把我围住。”
　　书中现为：“......这里是座尼姑庵......”我当然知道尼姑庵，不然我为什么改用尼寺！

　　第十章（这一章可谓一篇小小说，毛姆的文风亦相对浅白，所以，除了“地”，这章较少改动。另外，原来译文有个别地方不太流畅，编辑亦有合理润色，这是我必须说明的。）

　　第十一章

　　原来译文：“但是不久，我就跟木呆呆站在路中央的一头水牛面对面。我现在知道，掸邦水牛并非像中国水牛那样讨厌我的肤色，要让白人敬而远之，但我吃不准这一动物对国籍是否有什么确切想法，而且，因为牛角巨大，牛眼不善，谨慎起见，我决定稍稍绕道：……”
　　书中现为：“但是不久，我就跟木呆呆地站在路中央的一头水牛面对面了。我现在知道，掸邦水牛并不讨厌我的肤色，像白人的肤色让中国水牛敬而远之那样；……”撇开编辑或审校画蛇添足的“地”和“了”不说，原来译文与现在所见差距很大，甚至根本不同。但我核对不了原文，不知道是自己译错，还是这一更改有错，所以，只好立此存照。

　　原来译文：“布伦津梭先生很遗憾这句话的文法，但接受恭维。吴尔芙夫人在百花里盛赞它，奥斯伯•史特威先生在车路士夸奖它，阿诺德•本奈特先生在嘉多庚广场对它发表卓见。”
　　书中现为：“……伍尔芙夫人在百花里盛赞它，奥斯伯•西特韦尔先生在切尔西夸奖它，阿诺德•本奈特先生在嘉多庚广场对它发表卓见。”先说史特威先生（Sitwell）变成西特韦尔先生，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是我一直痛恨的中国大陆霸道恶译，即毫无美学考虑，毫不顾及中文习惯，并依照所谓规范译名一类官派做法，把西方人名地名，逐字逐音（包括弱读音在内），生硬翻译过来，所以才会有“康城”变成“嘎纳”、“塔可夫斯基”变成“塔尔科夫斯基”这样恶趣或难听的译名（好在纽约没有变成纽约尔克，英格兰没有变成英格伦德，牛津没有变成沃克斯福德，剑桥没有变成克姆布里奇）。再说“车路士”变成“切尔西”，原来译文有个注解：“通常译为‘切尔西’，但本书中译者遵从较为雅致的港译。”这或许是译者执着，“车路士”不合所谓普通话发音，亦未必就好，但是若依粤语，“切尔西”则更加可笑，因为“西”，粤语读来就是女人小穴，切尔西切尔西，那是多么难听，让我想起台湾学者取笑大陆把Mrs. Thatcher译为“撒切尔夫人”，除了恶趣，还有兵气。遗憾的是，编辑虽能理解我的执着甚至偏执（若是倒退六十年，我相信这一执着或偏执不乏知音。张爱玲若是生在红旗下，她的文字，估计亦会被人改得惨不忍睹），并向审稿“老师”陈述译者理由，但是最后，“车路士”还是成了“切尔西”。

　　第十二章

　　原来译文：“如很多作家那样，我希望自己可以列举我骑着掸邦小马一路缓行所遇到的各种花鸟，让这几页文字不同凡响。这显得很科学，虽然读者会跳过该段，但他有些自尊得以满足的兴奋，认为自己在读一本详实之作。当你告诉读者自己遇见P. Johnsonii，你和他就有了一种奇怪的亲密关系。它意义重大，近乎玄妙；你和他（作家与读者）共享一门并非人人知晓的学问，你们意气相投，如同系着共济会围裙或伊顿公学领带的那些人彼此之间的感受。你们用暗语沟通。要是一本论述上缅甸植被花鸟的学术著作，其脚注有下列句子，我会非常自豪：然而，毛姆声称他在掸邦南部观察过F. Jonesia。但植物学鸟类学我一窍不通。当然，我可以用自己全无所知的各种科学名称填满一页。唉，一朵黄色樱草花对我来说，可不是primula Vulgaris，它就是一朵黄色小花，永远散发着淡淡的芬芳，和着雨天，和着你心中有阵奇异颤动的阴郁温和的二月之晨，和着肯特郡肥沃湿润的泥土气息，和着那些友善苍白的面容，和着议会广场毕根菲爵爷身着铜袍的塑像，和着一位笑容甜美的少女的黄发，而今一头灰白短发。”
　　书中现为：“……认为自己在读一本翔实之作……唉，一朵黄色樱草花对我来说，可不是樱草……和着一位笑容甜美的少女的黄发，她如今发色灰白，近乎平顶。”“详实”与“翔实”互为通假，这样修改，不知是否又有“现代汉语大一统规范情结”作祟。用“樱草”替代艰深学名primula Vulgaris，实则损害毛姆这段话的幽默与微讽！至于最后一句更改，且不说改没改对，“近乎平顶”完全不知所云，更破坏了这一段的美感。

　　原来译文：“随后，一位骑马的掸人打乱了我试图清理的思绪。他骑着一匹毛发蓬松的小马，赤脚踩着马镫。他穿一件白色上衣，彩裙折起，看似明快的马裤，头上系了一条黄色头巾。他是策马慢慢穿越那片广袤山地的浪漫人物，但并非伦勃朗的《波兰骑手》以勇猛姿态穿越时空的那种浪漫。现实中的骑手未曾取得那一神秘效果，所以，当你看着他，你觉得自己站在未知世界的门口，它诱使你前行，却又对你关上门扉。”
　　书中现为：“......他穿一件白色夹克……但并非像伦勃朗的《波兰骑手》以勇猛姿态穿越时空那样浪漫……却又对你封闭了前路。”“上衣”变“夹克”，估计原文为jacket（有上衣、夹克、西装多重意义），但依照情景，这位土人穿的可能不是夹克而是民族服装，用较为模糊的“上衣”或许更好。波兰骑手那句话，这类“润色”书中别处还有。修改者似乎对较为简约的传统文句不太感冒（或不太熟悉），但是，毛姆的行文正是如此艰涩，译者这样半文半白处理，自有译者的考虑。

　　第十三章

　　原来译文：“有个柜子，上面放了一九一八年的《河滨杂志》，还有菲利普•奥本海姆两本翻得破破烂烂的小说。”
　　书中现为：“......还有菲利普•奥本海姆两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小说。”“被”字大可不必拘泥原文。

　　原来译文：“我感觉这成了我要答复的事情，即使不能说服他们，至少也得长篇大论。”
　　书中现为：“我感觉这成了我要给他们答复，即使不足够雄辩，也得足够长。”

　　原来译文：“因为色情胜过简洁成了风趣之魂，英美很多幽默家很直接，可听众的古板（或许还有装模作样）逼他四处寻找笑料，而非在最易发现的地方寻觅。但是，正如相对于有自由空间的无韵诗，囿于品达体颂歌复杂格律的诗人，反而可以吟出更为优美的诗句，我们的幽默家所面对的困难，常常使他们发现出人意外的笑料。他们找到大堆笑话，若非因为禁忌，他们决不会去寻找。威胁幽默家的两大隐忧，一是言之无物，一是令人厌恶；遗憾的是，英美幽默家不得不忍受这一事实，即言之无物比令人厌恶更易惹恼观众。”
　　书中现为：“英美很多幽默家很不容易，因为色情而非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可是听众的古板（或许还有感伤癖）却逼他四处寻找笑料……”两句相差甚远，但无法参照原文，不知自己译错，还是别人改错。立此存照。

　　第十四章

　　原来译文：“从窗户望去，群山环抱的河流，看似一条经过装饰的水流。”
　　书中现为：“从窗户望去，群山环抱的河流看似经过装饰的水体。”令人看不明白。

　　原来译文：“此地适合上演年轻恋人的牧歌，我让自己的想象漫游，想出一则故事来配衬这片宁静可爱的风光。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摆脱不了美总是包含一些悲剧东西的这一窠臼，我的虚构陷入乖张模式，我贫弱的想象遭逢失败。”
　　书中现为：“......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的虚构陷入乖张模式，我贫弱的想象遭逢失败；这一点，除非用美总是包含一些悲剧来解释。”没有参照，依然留存。

　　第十六章

　　原来译文：“他们跟随自己既定的周期，过着他们的前辈所过的生活。这一模式有迹可寻，他们只需跟随。这难道不是智慧，他们的始终如一之中，难道没有美好之处？”
　　书中现为：“......他们的始终如一中，难道没有美好之处吗？”拜托！不要这个“吗”好吗？

　　原来译文：“他的英语说得流利。”
　　书中现为：“他说着流利的英语。”这样的更动是多么地没有意义啊！难道你不觉得吗？

　　原来译文：“他将心与人，却不因此而小题大做，就像他父亲在米兰那爿小店的柜台售卖通心粉所为。”
　　书中现为：“……就像他父亲在米兰那个小店的柜台售卖通心粉所为。”

melzhou 发表于 2010-01-08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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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zhou 发表于 2010-01-07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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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犘履暌潦迹�收到译林编辑手机短信，鄙人翻译的毛姆游记【客厅里的绅士】，书已印妥，节后送达。该书翻译，始于上前年初，费时将近一年。虽然十馀万字小书一册，但亦颇费脑力，而其间苦辛，又何止脑力二字！世事从不完美。难免还有遗憾，难免还有错谬。惟愿自我心安，尽人事，听天命。

melzhou 发表于 2010-01-01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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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上帝！今年虽然不安，居然平稳赖过。没有挨饿，没有热昏，没有冻死，没有跳楼，当然，亦没有自焚。我依然走路风火，我依然一脸朝气，我依然头脑清醒，我依然爱扮帅哥，我依然自我感觉超好。但我不唱高调，譬如，活下来，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因为塌了又能怎样？塌了还能怎样？我活着是为自己，不为国家，不为民族。
　　感谢上帝！我还有时间读书，作文，翻译。酷夏我天天往小街露天茶馆读书，有个男子大概与我同龄，天天亦来呆坐，久了我们微笑点头，他喷一口烟，吐一口痰，很羡慕我：“我真希望像你那样读书啊！但是静不下来啊！”这一年，我居然继续收到十来册赠书，个别我读过，多数束之高阁（没有时间，或兴趣转移）。我想转送更需要的人，可惜，送不出去。我只送过一册有我文章的《万象》样刊与另一位素昧平生的帅哥茶客，“就当童话读吧”，那几天他读了童话，每次见我都挤出一脸严峻。
　　感谢上帝！我还有钱买书，而且只买英文书：一手，二手。能够读懂一门外语有个球用，但又多么幸福。现在想起，我当年躲在省级国宾馆的开水间杂物间苦学ABC，我的眼光多么前瞻，我是多么“伟大”，我如今只恨我没多学一到两门。我常光顾的生意红火小餐馆三老板勇勇，以为我“搞旅游吃票子”，我说我“搞搞翻译”，不好意思再说翻译只是业馀爱好，我其实是个独立作家。他说“搞翻译，那肯定跟翻译公司和出版社挂起钩，你一个月起码都要译个两三本书，不然你做铲铲啊”。我不好意思继续，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勇勇非我族类，哪懂其中奥妙。幸福纯属个人，天机不可泄露。
　　感谢上帝！初夏我去了一趟家庭教会，生平第一次。但我没有速成一般现场皈依，没有把自己交给“他”或者“他”的代言人。传教信教的新老朋友好心，除了告诉我创世纪神话，还说凡存在的皆有理，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只要祈祷，就有奇迹。可惜，我信不了，因为，如果信仰这么简单这么功利，甚至真理与荒谬照单全收，我宁愿不信，我宁愿不要所谓奇迹。不过，这倒使我读了几本反宗教的畅销书或非畅销书，从Christopher Hitchens、Richard Dawkins，直到老掉牙的Bertrand Russell。有趣的是，艰难时刻，不是上帝和信徒，反而是无神论者，给我莫大安慰与帮助。他们的书不是十全十美，亦有媚俗之处（媚secularism的俗），但我因此看清自己，我骨子里仍是无神论者，所以，如果真有上帝，我要在这一段特别感谢“他”，我相信“他”不会咒诅我这个“邪恶的”不信者，就像Hitchens所说：“Imponderable Sir, I presume from some if not all of your many reputations that you might prefer honest and convinced unbelief to the hypocritical and self-interested affectation of faith or the smoking tributes of bloody altar.”
　　感谢上帝！让我继续“戒急用忍”，今年读了二十三本书（包括三册中文书），写了十馀篇长短文字（翻译另计，而我平均每天可译一千来字）。依照时下读书与作文标准，这个数字绝对落伍。但是，做疯狂升级疯狂更新的写作机器翻译机器不是我的长项，我更像一个老式手艺人，喜欢慢工出细活，而读书亦如是，我不喜欢跳读，不喜欢一目十行，反正亦少同道恒常聚会，我乐得少了那份虚荣，为寻谈资为充牛人而读书。况且英文书很贵，我买书亦更小心，仿佛小股民和小赌徒，只有那点本钱，感情容易受伤，是以落注慎之又慎，好在我网上网下买书基本没有失手。就像常年不进电影院不逛博物馆不听音乐会早已忘却这类文明生活方式，图书馆我亦多年不进，而我想读的书，估计那里亦乏。这倒更像单干的手艺人了。前两天在街边茶馆，跟一位回乡探亲的美籍华人聊到国外这样那样基金会，还有发财立品资助文化的西方富翁，像我这样的独立文化人，除了自娱自乐，怕是永无机会凑到跟前分一杯羹。
　　感谢上帝！让我今年此时还能续写“一年的书”。但我不想再如往年那样唠叨，我究竟读了哪些书，它们怎么好，我只想从个人角度多说几句，那就是，除非必需，我现在为什么死也不读当代中文书尤其译著。因为，廉价脑力加急功近利，便宜少有好货。三年前，我接下毛姆《客厅里的绅士》，四年前，我签了《时光中的时光》翻译合同，稿酬都是千字七十。最近，又有出版社约我翻译纽约时报某年十大好书之一，虽然我很想接手这本近年难得的佳作，虽然我自认最适合翻译这本书的译者之一，但很遗憾，三年四年过去，这个国家党政军警乃至教师的薪水翻了不知几多，连我客居的这个二线省城，物价亦今非昔比，而我遇到的翻译稿酬，依然千字七十。不论译者是否以此维生，这个稿酬的确说明很多问题，甚至令人愤怒，亦让我想到，中国读书界貌似活跃，京沪穗报纸都有相当水准的书评专刊，但有没有人想过，这些空前繁多的各类译著，是以多么廉价的报酬翻译过来，而粗劣译文，又怎样被众多书评人满不在乎引来转去。必须说明的，我跟那位编辑通过电话，人很好，柔声细语，通情达理，但即使如此，我相信身为普通编辑，对方亦爱莫能助，我亦相信，中国这么多人，你“摆架子”，觉得钱少，自有大把想赚零花钱的所谓行家甚至翻译机器愿意接手，只是，说来不怕不谦虚，要是这本书如原定计划那般，依然千字七十，短时间内匆忙译完，赶着出版，我的确觉得糟蹋了大好原著。
　　感谢上帝！明年，让我这个读书人和独立作家继续赖过，不要挨饿，不要热昏，不要冻死，不要跳楼，不要自焚；让我依然走路风火，依然一脸朝气，依然头脑清醒；让我继续年轻，继续自我感觉超好；最后，让我继续有上好的英文书读，让我写出更好文字，让我从容译完正在翻译的厚书。如果真有奇迹，在我眼中，这些都算奇迹；如果真有上帝，如果“他”的恩宠，不是只给信徒或是所谓特选子民，那我斗胆请“他”公正无私，行行以上这些微不足道的奇迹，因为，我想来想去，试来试去，除了指望老天，你还能指望谁？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廿四日

melzhou 发表于 2009-12-23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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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犚痪湃�三年十月十七日，愛因斯坦離開歐洲抵達美國。這年他五十四歲，接下來的二十二年，亦即到他去世，他再沒回過歐洲。雖然當時美國仍有種族歧視等弊端，雖然他仍是瑞士公民，但他喜歡美國，他像當初想做瑞士人一樣，渴望成爲美國公民。比起循規蹈矩等級森嚴的歐洲，他像孩子一般驚歎這片新大陸：“讓新來者對這個國家忠心耿耿的，是人們之中的民主特性。沒人在其他人或其他階級面前低聲下氣。……美國年輕人很幸運，他們的見解不受舊的傳統困擾。”不過，要到一九四零年十月一日，愛因斯坦才正式成爲美國公民（五年前，他特意去了一趟百慕大，爲的是以移民簽證重新入境），而這時，他的第二任太太Elsa已經病逝。宣誓成爲美國公民之後（同時擁有瑞士國籍），愛因斯坦在未曾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他當年公開放棄德國國籍，宣稱自己只會住在具備言論自由的國度，“那時，我還不知道我選擇美國作爲這樣的國度是多麽正確。在方方面面，我都聽到男男女女不用擔心後果，表達他們對公職候選人和日常事務的看法。”他亦談到美國之美，在於包容每個人的觀點，不像歐洲還有野蠻勢力和懼怕肆虐：“就我在美國人身上所見，我覺得對他們來說，沒有這一個人表達的自由，活著就沒有意義。”這番“溢美之辭”，愛因斯坦並非說說而已，他亦身體力行，雖千萬人吾往矣。因爲，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包容，對所謂異端邪說之寬容，既是衡量一個真正意義的好公民之最高標準，亦是愛因斯坦畢生致力的科學研究之最高準則。
�牐犓�喜歡美國，美國有人卻不喜歡他。一九三九年夏，蘇德兩國瓜分波蘭前夕，研究核鏈式反應的匈牙利物理學家Leó Szilárd，得知用鈾産生裂變的新發現這一消息，擔心納粹買盡比利時殖民地剛果出產的鈾礦石。但是，這位物理學家人在美國，如何提醒比利時人？他想起他的老朋友愛因斯坦與比國皇太后交情不錯，於是叫上來自布達佩斯的另一位物理學家，去找愛因斯坦幫忙。三位流亡科學家一番商量，跟著又有供職萊曼兄弟、與美國總統交好的某經濟學家提議，最後，由愛因斯坦出面，致信羅斯福總統，促請美國趕在納粹之前，儘快著手研製一種威力強大的新型炸彈。八月底，歐戰爆發（美國暫未參戰），但要十月初，這封信才由萊曼兄弟的經濟學家送到總統手中，而它的結果，就是後來廣爲人知的曼哈頓計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促成這項計劃的愛因斯坦，雖然納粹上臺之後，他已放棄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不僅被曼哈頓計劃拒之門外，甚至計劃本身，對他來說都是不可泄露的國家機密（他後來雖然亦曾添磚加瓦在週邊幫些小忙，但沒人請他正式加入，亦沒人正式告訴他這項計劃）。
�牐犠枇�來自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他給主管曼哈頓計劃的軍方爆了不少愛因斯坦的“猛料”（經過多年搜羅，FBI的愛因斯坦檔案厚達一千四百二十七頁）。今天看來，這些“猛料”令人啼笑皆非，譬如，一九三二年，美國一個“婦女愛國者協會”上書當局，要求不給愛因斯坦入境簽證，因爲他是和平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比史達林還要積極（但是，根據紐約時報彼時報道：“他不是共產黨人，他拒絕了到俄國講學的邀請，因爲他不想讓人覺得他同情莫斯科政權。”）。除了給軍方奉上這封婦女愛國者控狀，胡佛還有“猛料”：一九三二年，愛因斯坦參與阿姆斯特丹世界和平大會，而大會委員會包括一衆歐洲共產黨人，所以，愛因斯坦支持這次大會，所以，他親蘇。實情卻是，愛因斯坦公開宣佈，他不參加亦不支持這次會議，如他寫給組委會的信提及大會宣言：“因爲它包含讚頌蘇俄的內容，我不能在上面簽字。”跟當時一衆親蘇知識份子有別，愛因斯坦這封信，亦對蘇俄有清醒判斷（當然，他對蘇俄並非一概反對，亦有實事求是的正面評價，但他絕非親蘇）：“在上層，看來有一場個人鬥爭，渴望權利的個人，純粹出於自私目的，用了最肮髒的手段。在下層，似乎是對個人與言論自由的徹底壓制。在這樣的情形下，你很想知道活著有沒有價值。”
�牐牶�佛的爆料信還有整整六段話，給愛因斯坦扣上類似高帽，並附上一篇錯誤百出的愛因斯坦小傳，說他只有一個孩子（正確答案：他與前妻Marić育有三子，Marić頭胎誕下一女，但不久送給他人撫養，其生死下落，至今衆說紛紜），說他是個極端分子，說他給共產黨人雜誌寫稿……結論不言而喻：“鑒於這一激進背景，在缺少非常謹慎的調查之前，敝人不擬推薦聘請愛因斯坦博士參與機密事務，因爲一個背景像他這樣的人，在這麽短的時間裏，似乎不太可能成爲一個忠誠的美國公民。”第二年，海軍一份備忘錄同意讓愛因斯坦通過忠貞審查（security clearance），但是陸軍不同意。
�牐犆绹�畢竟不是納粹德國和共産蘇俄。就算真是“共產黨人”，愛因斯坦亦不用擔心被人揪著頭髮拖過街頭，毋須害怕深更半夜被秘密警察帶走人間蒸發。一九四五年三月，還是因爲有份參與曼哈頓計劃的匈牙利科學家Szilárd敦請（德國就快戰敗，並未造出原子彈），愛因斯坦再度致信羅斯福總統，雖然這封信中，他假裝不知詳情，但促請總統與Szilárd等人會面，慎重考慮使用原子彈。羅斯福還沒讀過這封信就已病逝，繼任總統杜魯門安排國務卿James Byrnes與Szilárd見面，但是並無結果。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子彈相繼落在廣島和長崎。第一枚原子彈投下，愛因斯坦正在某個湖濱租來的度假小屋午眠，當他下樓喝茶，聽到這一消息，他只有一句話：“Oh, my God.”令他長期不安的是，美國政府隨後公開的報告，把啓動曼哈頓計劃的“功勳”，記在一九三九年愛因斯坦寫給羅斯福的信上。時代週刊以他爲封面人物（他的腦袋後面是朵蘑菇雲，還有那個著名公式E= mc²），說他雖未直接參與原子彈研製，卻是原子彈之父，就因爲他那封信，就因爲他這個公式。當新聞週刊亦以他爲封面人物，愛因斯坦歎道：“我要是知道德國人造不出原子彈，我決不會出一分力。”死前數月，他還與人談及此事：“或許我能得到寬恕，因爲我們都覺得德國人極有可能正在從事這項工作，他們可能成功並使用原子彈，成爲優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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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牭�是接踵而來的冷戰令人憂慮。儘管愛因斯坦不偏不倚，繼續批評蘇聯，亦抨擊資本主義弊端，胡佛治下的FBI依然對他疑心重重。尤其進入一九五零年代，先有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流亡德國物理學家被控爲蘇聯充當間諜，又有麥卡錫參議員發表著名講話，指稱國務院發現持有黨證的共產黨人，美國的“紅色恐懼”拉開序幕。以彼時情形，“紅色恐懼”並非全無道理，但誰能想到舉國上下防衛過度弄巧成拙，合力上演一出中世紀獵捕女巫的現代版。愛因斯坦反對製造氫彈，美國政府爲了安全不惜犧牲公民自由的做法，亦令他不安：“公民的忠誠，尤其公務員，受到日益強大的警察勢力徹底監察。獨立思考的個人受到騷擾。”這番言論上了電視第二天，胡佛叫來FBI負責國內情報的官員，要求徹查愛因斯坦的愛國指數和共産主義背景。相關文件兩天之後備好，共有十五頁，列舉愛因斯坦有所牽連的三十四個可疑組織，但是FBI國安亦夠滑稽，他們不僅無法證明愛因斯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甚至弄不清楚Elsa是否他的第一任太太，他的秘書Helen Dukas在德國那陣是否蘇聯間諜，還有，給蘇聯當間諜的那位德國科學家來到美國，愛因斯坦是否出力（正確答案，都是一個“不”字）。當然，比起上次胡佛致信軍方，這次結論較爲公允：“他主要是個和平主義者，可以視爲一個自由思想者。”
�牐犎缢�這位自由思想者所說：“每一個理性之人，必須致力倡導溫和適中與更爲客觀的判斷。”他的不偏不倚溫和適中一大範例，就是一九五二年底，他私下寫信與相關法官，請求從輕發落把核武機密交給蘇聯的羅森堡夫婦。但他並非聲稱羅森堡夫婦無辜，他只是質疑死刑是否太過嚴厲，因爲審判未必公正，而是受到歇斯底里的大衆影響。現在讀來有趣的是，法官檢舉一般，把他的信交給FBI，而這封信，不僅給FBI的愛因斯坦檔案多添一份“猛料”，還招來另一輪爲期三月的忠誠調查，結果當然不了了之。說回羅森堡一案，法官堅持死刑判決，愛因斯坦於是致信即將卸任的杜魯門，請總統減刑，杜魯門把皮球踢給後任艾森豪威爾，死刑如期執行。熱鬧還在後頭：他給總統的信公開，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紐約時報以頭版報道，標題亦很聳動：“愛因斯坦支持羅森堡上訴。”結果，報社收到祖國各地上百封來信，多爲義正詞嚴的討伐。維吉尼亞州一位群衆寫道：“你需要一些常識，還需要對美國給你的東西有些感激。”紐約州一位群衆說：“你把猶太人放在第一位，把美國放在第二位。”在韓戰前線浴血奮戰的一位下士亦很受傷：“你顯然喜歡看到我們的大兵被殺。去俄國或者回你來的地方吧，因爲我不喜歡像你這樣的美國人靠著這個國家生活，卻又發表反美言論。”
�牐牎巴�恩負義”、“不識好歹”的愛因斯坦繼續發表“反美言論”。他呼籲美國人，不要因爲懼怕共産主義，就把他們珍愛的公民自由和思想自由拱手相讓。他說英國亦有很多共產黨人，但英國人沒有因爲國內的安全調查走火入魔，所以，美國人亦毋須發顛。當布魯克林中學教師William Frauenglass被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傳去作證，要他指證中學的共産主義活動，他拒絕回答，並寫信向愛因斯坦求助。愛因斯坦回信道：“反動政客竭力灌輸對所有智性努力的懷疑。他們現在開始壓制教學自由。”至於知識份子如何反抗，愛因斯坦建議：“坦白說來，我只能看到甘地意義上的不合作革命之道。每一個知識份子，被這些委員會之一傳去，都應拒絕作證。”他亦提到保障言論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說捍衛這一修正案，知識份子責無旁貸，因爲在這個社會，他們特有的一個職責，就是保護思想自由（他寫這封信，應該想到德國知識份子當年的表現，因爲他說過：“德國知識份子的行爲——以一個階層視之——不比那些暴民的行爲好）。不過，愛因斯坦聲援Frauenglass廣爲人知，寶貴篇幅還是留給如下場面罷。比起羅森堡一案，這次還要熱鬧。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都有主筆撰文不表苟同，說愛因斯坦弄弄科學沒得說，但缺少政治智慧，說他不負責任的建議把自己歸入極端分子行列。這些反駁還算溫柔，群衆來信則不客氣，很有大字報風格。克利夫蘭一位群衆寫道：“照照鏡子，看看你的可恥樣子，像個野人不剪頭髮，像個布爾什維克戴了一頂俄國絨帽。”一位反共專欄作家寄來一封親筆長信：“你最近對這個偉大國家的機構之攻擊，終於讓我確信，儘管你的科學知識了得，但你是個白癡，是這個國家的禍害。”最有趣的是新澤西一封群衆來信：“別忘了，你是離開一個共産主義國家來到這裏才有自由的。不要濫用這一自由，先生。”麥卡錫參議員亦有一番公開譴責，雖然他沒指名道姓：“建議美國人在有關間諜和破壞分子的資訊方面保守秘密的任何人，都是美國的敵人。”
�牐牪贿^，這次亦有不少人支持他。最有名，當數哲學家羅素，以羅素式幽默致信紐約時報：“你似乎覺得，一個人總是應該守法，不論這法有多壞。我不得不想，你是在指責喬治•華盛頓，認爲貴國應該回去效忠仁慈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身爲忠誠的大不列顛臣民，我當然對此拍手喝彩；但我擔心這在貴國不可能有太多人支持。”這段話，讓我想起羅素那本異常好看的《非流行散文》（Unpopular Essays），其中一篇短文“我認識的名人”（Eminent Men I have Known），亦有談及愛因斯坦：“大智與孩童般的單純兼有。我說‘單純’，我並非意指缺少聰慧；我說的是客觀思考的習慣，不考慮一個看法或一個行爲在現世的有利或不利。（…The combination of great intellect with childlike simplicity. When I say ‘simplicity’, I do not mean anything involving lack of cleverness; I mean the habit of thinking impersonally, without regard for the worldly advantage or disadvantage of an opinion or an action.）”英雄識英雄，連同本文開篇提到羅素那句“他在一個瘋狂世界保持健全理智”，這真可謂對愛因斯坦的最高評價了。雖然他們那一代的境界，後人未必能至，但我們總應仿效，再不濟，亦應心向往之，這樣才不至於毫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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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牰�零零九年十月六日至十五日

melzhou 发表于 2009-12-09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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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萬象》十二月號）

　　一
　　
　　書前諸多名人幫賣廣告，說是Walter Isaacson這本最新傳記深入淺出精確完整，娓娓道出傳主愛因斯坦的深奧科學，還說外行讀者多數可以讀懂。很遺憾，我這個科學盲讀了半天還是似懂非懂：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統一場論，量子論……我後來乾脆跳過令我一頭霧水的科學論述，“專攻”愛因斯坦的婚姻生活趣聞軼事個人魅力，除了八卦，最重要的，還有他的人生哲學宗教態度怎樣蔑視威權怎樣堅守獨立思考。愛因斯坦第二任太太Elsa應付記者有句妙語：“懂不懂相對論，對我的幸福並非必要。”讀完這本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我或許可以套用她的話：“懂不懂相對論，並不妨礙我對愛因斯坦的崇敬。”一九五五年，愛因斯坦去世前一個星期，他與哲學家羅素發表“愛因斯坦-羅素宣言”，倡導控制核子武器。羅素後來這樣評論他的朋友：“他在一個瘋狂世界保持健全理智。（He remained sane in a mad world.）”我喜歡羅素這句話。衆人皆醉我獨醒。但是光有清醒不夠，因爲清醒缺了勇氣和擔當容易變味，讓人趨向完全的cynicism。愛因斯坦不是這樣，他亦不是孤島，在蒙昧、偏執、玩世不恭、投機取巧、以假亂真、劣幣驅逐良幣的時代，他是燈塔，隔了這麽多年，他依然光芒四射。
　　羅素有篇文章“教師的職責”（The Functions of a Teacher）：“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值得欽佩，讓年輕人知道這些人爲什麽令人欽佩是件好事。但是，把流氓行爲掩藏起來，教年輕人欽佩流氓並非好事。”愛因斯坦是值得欽佩的人，但我猜多半欽佩他的科學。我少年時代，這個社會真有一些復興氣象，劫後餘生的知識階層正在甦醒，哪怕普通百姓之中，真心崇尚文化與科學還有市場，你還可嗅到一絲正氣。愛因斯坦是我那時諸多偶像之一，哪怕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本建基於最新資料和檔案的愛因斯坦傳記，亞馬遜美國網站反響熱烈，讀者評論將近兩百五十則，大陸雖亦推出簡體中譯本，但是網上幾乎找不到相關書評，讀書人無論是否高眉（highbrow），興趣似乎不大。不奇怪。在一個昧著良心哄炒政經娛體學各類泡沫明星的傳媒時代，在一個小資文化文化小資孤芳自賞精明自保的小圈子，愛因斯坦過於冷門過於老餅亦不討好甚至危險：他的深奧科學無助你在股市樓市一路斬獲，他的獨立特行不利你在職場官場乃至情場殺出一條血路。當然，他是天才，但是老兄，這個時代崇尚個性張揚海選PK百家講壇全民狂歡閉上眼睛等待高潮，人人都是天才，誰都可以冷不防紅上一把尖叫幾聲，包括流氓無賴。真要PK，愛因斯坦很有可能首輪就遭淘汰。

　　二

　　換成一個不容異端的環境，愛因斯坦的確早被淘汰或被強行調教“合格”。他少時亦曾虔誠信教，但是讀了科普讀物，他開始反感不容置疑的宗教教條，覺得《聖經》故事多半虛假（他後來的宗教感迥異正統宗教：“我信仰斯賓諾莎的上帝，即顯露在萬物的有序和諧之中的上帝，而非信仰與人的命運和行爲有牽連的上帝）。如他一位朋友所說：“愛因斯坦開始討厭猶太教或任何傳統宗教的正統習俗，也討厭參加宗教儀式，他一直都很反感。”不單宗教陳規，終其一生，他厭惡一切教條和威權。他後來坦言：“由這一體驗産生對所有權威的懷疑，這一態度不再離開過我。”用今天標準，愛因斯坦大概算個憤青，只是這一猶太憤青不夠愛國。少時就讀慕尼黑一所高級中學，他很不喜歡德國學校的死記硬背和不容置疑。更有甚者，尚武的普魯士精神令他反感。他的同齡人喜歡扮成士兵。當軍隊經過，鼓樂齊鳴，孩童擁上街頭，步調一致，加入到遊行隊伍之中。這類表演他看過一次，他看得叫了起來，告訴父母：“我長大了，我不想成爲這些可憐人之一。”等他長大，成了舉世公認的天才，他這樣解釋他的反感：“當一個人樂於跟著一首樂曲行進，這足以讓我鄙視他。給他大腦只是一個錯誤。”幸運的是，愛因斯坦後來去了瑞士，就讀某家較爲開明的州立中學：“比起德國專制主義中學的六年教育，這讓我清楚明白，以自由行爲和個人責任爲基礎的教育，遠遠高過依賴外在權威的教育。”
　　多年以後，愛因斯坦把當時的德國小學教師喻爲“軍訓教官”，而高級中學教師則是“中尉”。一八九四年，愛因斯坦離開慕尼黑那所高級中學。他究竟是被校方開除還是婉言勸退，現已難考。但是下面這段插曲足以說明，這個憤青學生多麽不討人喜歡。事出某一“中尉”教師聲稱愛因斯坦傲慢無禮，令他不受學生歡迎。當愛因斯坦堅稱自己沒有冒犯師長，“中尉”老師答曰：“是的，沒錯，但你坐在後排一臉微笑，你光是坐在那裏，就破壞了全班對我的尊敬。”根據愛因斯坦的說法，他離開學校是這位“中尉”繼續宣稱想他走人，但是愛因斯坦某位家人多年前寫的一本書，則說是他自己決意離開。他找一位醫生開了精神疲勞證明，坐上火車穿越阿爾卑斯山去了意大利（他父母當時因爲生意失敗遷居北意），並告訴大吃一驚的父母，他不再回德國，他保證好好學習，爭取翌年考進日內瓦的技術學院。過了不久，他甚至要父親幫他放棄德國公民的身份，因爲，他很快就滿十七歲，他不想應徵入伍，據他妹妹後來說，他想起這個就怕。
　　愛因斯坦不做德國公民並非心血來潮。在瑞士Aarau就讀州立中學期間，他寄宿一戶人家，房東Jost Winteler是個自由派，在學校教歷史和希臘語，跟愛因斯坦一樣，痛恨德國軍國主義和一切民族主義。Winteler一家給他影響極深（Winteler的女兒是愛因斯坦初戀女友，另一女兒後來嫁給愛因斯坦一位好友，Winteler的兒子則娶了愛因斯坦的妹妹），正是Winteler教他要做世界公民。一八九六年，愛因斯坦不僅成了暫無國籍的“黑人”（要到一九零一年，他才如願以償成爲瑞士公民），他還成了一個沒有宗教從屬的人。大概出於兒子請求，在愛因斯坦放棄德國公民身份的申請書上，他父親如此填寫：“無宗教派別。”幾年後，愛因斯坦申請瑞士蘇黎世的居留權，還將重申自己沒有宗教派別。至於他的瑞士國籍，他後來雖然再次做過德國公民，並相繼成爲奧匈帝國和美國公民，他卻從未放棄瑞士公民這一身份。當然，他渴望做瑞士人，亦非出於什麽民族主義國家至上，而是欣賞瑞士的體制，它的民主，它對個人及其隱私的尊重：“我喜歡瑞士人，因爲，總的來說，比起我一起生活過的其他人，他們更爲人道。”另一個原因則很實際：爲了當個公務員或在國立學校教書謀生，他不得不做瑞士人。

　　三

　　他再度放棄德國公民身份，是在納粹上臺之後，在這之前，不妨簡述一下愛因斯坦其他經歷。一九一一年，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漸爲人知，奧匈帝國治下的布拉格大學延聘他爲教授，他亦因此做過奧匈帝國公民（同時擁有瑞士國籍）。只是，他成爲布拉格大學教授並非一帆風順，原因之一亦跟宗教有關。依照當時風氣，身爲猶太人已屬不利，若是聲稱自己沒有宗教信仰，更是不具資格，因爲奧匈帝國要求所有公職人員包括教授在內，必須是某一宗教信徒。可是，愛因斯坦卻在正式表格之中申明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他一位朋友的太太這樣說他：“在這類事情上，愛因斯坦就像孩子一樣不切實際。”幸好，他對這份工作的渴望大過他的“不切實際”，他總算同意以“摩西教”作爲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像這類常人眼中小事一樁的妥協，“不切實際”的愛因斯坦大概再未有過。一九一三年，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和能斯脫前往蘇黎世（其時，愛因斯坦已離開令他覺得乏味的布拉格），延請愛因斯坦到柏林大學任教，並承諾讓他填補普魯士科學院某一院士空缺。離開瑞士並非易事，不僅愛因斯坦自幼不喜機械式與軍事化的德國教育，他的第一任太太Marić是斯拉夫人，亦對條頓民族有著本能反感。但是，置身世界科學之都的誘惑太大，愛因斯坦終於成行，再度成爲德國公民（同時擁有瑞士國籍）。當然，他去柏林還有一大原因，如他後來告訴友人，他是爲了親近他的表妹，亦即他的第二任太太Elsa。
　　納粹上臺的一九三三年，愛因斯坦名滿天下，其時，他早與性情不合的妻子Marić離婚，娶了青梅竹馬的表妹Elsa，他亦傾其積蓄，在波茲坦以南的Caputh買了小塊地，建了一幢簡樸小屋，以爲休憩和沈思之地。鑒於愛因斯坦的成就與聲譽，這塊地，一九二九年，亦即他五十歲生日那年，柏林市政廳本來準備買下，送給他作爲生日賀禮，但其間諸多週折，又有右翼民族主義者在市議會阻撓撥款。最後，愛因斯坦只好致信柏林市長，以幽默辭句婉拒：“生命很短，而當局運作很慢。我的生日已經過去，我謝絕這份禮物。”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愛因斯坦夫婦離開德國，前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講學，臨行前，他已接受一份新職，打算長居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在即將成立的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務虛。雖然德國政局堪憂，愛因斯坦並未考慮一去不返，他依然覺得自己可以穿梭大洋之間，並保留他在普魯士科學院的崇高地位和柏林近郊的幽靜小屋。八月，他去普林斯頓的消息公開，他如此聲明：“我不會放棄德國，我的永久家園仍在柏林。”但是仿佛有所預感，離開Caputh那幢小屋之前，愛因斯坦告訴Elsa：“好好看看它。你再亦看不到它了。”他們登上Oakland號郵輪前往加州，隨身攜帶的行李足足三十件，就三個月的旅行而言，這些行李顯然過多。
　　諷刺的是，比照愛因斯坦夫婦的三十件行李，加州理工學院院長、物理學家Millikan另有算盤。爲了籌措愛因斯坦的講學資金，Millikan向某一基金會（旨在促進德美文化交流）求得一筆七千美圓贊助，作爲唯一條件，愛因斯坦要在加州理工學院所在地Pasadena公開演說，讚揚德美友誼。客人剛一抵埠，Millikan就出人意料，宣佈愛因斯坦此次來美，乃是肩負影響公衆輿論促進德美關係一大使命。不僅如此，政治立場保守的Millikan，還請愛因斯坦不要發表與科學無關的言論，當然，讚揚德美友誼有助籌款不在此列。除了計劃好的NBC廣播講話，Millikan還請來大宗捐款人出席餐會。大餐結束，賓主去到Pasadena公衆會堂，面對數千聽衆，愛因斯坦終於發招，開始抨擊激情滿懷恐嚇言論自由的那些人，他說宗教裁判所審判異端就是如此，他亦指出不同國家的仇恨用語都是異曲同工，譬如美國人嘴裏的“共産主義者”，俄國人嘴裏的“資產階級”，德國反動勢力嘴裏的“猶太人”。爲了不掃主人雅興，他的確亦講到德美友誼，他說美國應有智慧，不要把德國逼得太緊，迫它償還戰爭賠償，他能理解德國爲什麽在軍事上要求平等待遇，但這並不等於他贊同恢復強制兵役……
　　不論Millkan和一衆反共親德捐款人是否聽得順耳，亦不論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是否合乎時宜，一個星期之後，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上臺，成了德國新總理，一切似乎需要重新估量。但一開始，愛因斯坦不是太在意。同年二月初，他給柏林寫信，提及四月打算返德，他的工資該如何計算。他零星的旅行日記亦多嚴肅的科學討論，要麽有趣的社交活動：“晚上與卓別林一起。在那裏演奏莫札特四重奏。胖女士，她的職業就是結交所有名人。”然而二月下旬，當柏林的國會大廈冒出濃煙，褐衫黨徒沖進猶太人家中，一切不再曖昧，他給一位女性朋友寫信：“因爲希特勒，我不敢踏上德國土地。”三月十日，離開Pasadena之前一天，愛因斯坦跟美國一家通訊社記者談了四十五分鐘，其中一段話，成了多國報紙的標題新聞：“就這件事情而言，我只要還有選擇，我就只會住在一個公民自由、寬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佔據上風的國家。目前，這些條件德國都不具備。”
　　紐約是他這次美國之行最後一站。紐約的德國總領事是他柏林的朋友，私下與愛因斯坦會面，以確信他不會返國，並警告他：“他們會抓著你的頭髮把你拖過街頭。”他當然不會讓他們那樣做，但是他該去哪裏？住在哪裏？他坐的海船要去比利時，他或許再回瑞士？明年，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院就要開張，他每年可以在此呆上四到五個月，或許更多時間？開船之前一天，他和Elsa溜去普林斯頓，看了他們可能會買的房子。他亦跟家人提及，他唯一想在德國再次見到的地方，只有Caputh。但是，橫渡大西洋期間，他聽說納粹闖進他的小屋，藉口搜查共產黨人的軍火（當然沒有），他們隨後又來，沒收了他心愛的小船（他不會游泳，但他喜歡獨自在水一方），說是這艘船可能用於走私。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愛因斯坦搭乘的郵輪抵達比利時安特衛普。剛一上岸，他就坐車直奔布魯塞爾德國使館，交出自己的護照，宣佈放棄德國公民身份。他並致信普魯士科學院，辭去院士一職：“在目前情形下依附普魯士政府，是我覺得難以忍受的一樁事情。”十九年前延請他到柏林執教填補院士空缺的物理學家普朗克聞訊，總算松了口氣：“你這個主意，看來是確保你和科學院體面斷絕關係的唯一方法。”普朗克並寫信給科學院某位秘書：“雖然我和他政見迥異，但另一方面，我完全相信，在將來的歷史裏，愛因斯坦的名字，會是科學院璀燦明星之中最耀眼的一顆。”但是，惱羞成怒的納粹不這麽想：他們還沒動手，愛因斯坦怎麽可以先聲奪人！於是，科學院一位親納粹秘書，以普魯士科學院名義發表聲明，除了無中生有，抨擊愛因斯坦在海外言辭煽動販賣殘暴，還宣稱愛因斯坦的辭職毫不值得惋惜。愛因斯坦的朋友、物理學家勞厄看不下去。科學院某次會上，勞厄試圖讓諸多院士否決親納粹秘書的聲明。但是，這項義舉無人跟從，就連愛因斯坦的摯友、同爲猶太人的物理學家哈伯亦不發一言。
　　隨後，愛因斯坦與普魯士科學院還有零星交鋒。科學院一位官員致信愛因斯坦：就算你沒主動散佈謠言，但你並未加入到我們國家的維護者一方，反對針對祖國的諸多謊言。你說一句好話，在國外的效果會特別大。愛因斯坦覺得這位官員荒謬無比，他回信道：“在目前情形下，提供這樣的證詞，就算只是間接，我亦會助長道德敗壞，參與破壞所有現存的文化價值觀。”說來早已不新鮮，但我覺得重復千遍亦不乏味，正如這本傳記的作者引用愛因斯坦的話，一九三三年德國發生的事情，並非只是一幫強盜頭子一衆無知暴民煽動的暴行，亦是“所謂知識精英的徹底失敗”。或許，以下資料勝過千言萬語：因爲納粹上臺，德國六十位理論物理學家，共有十四名諾貝爾獎得主（包括愛因斯坦）和二十六名教授被迫離開德國，而正是這些人，連同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幫助美國率先造出原子彈。這一事實，大概是個最好註腳：科學雖無國界，但是科學家尤其傑出科學家不能沒有自由與獨立人格，就像愛因斯坦所說：“培養個性非常重要，因爲只有個人，才能産生新的理念。”

melzhou 发表于 2009-12-08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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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翻译的塔可夫斯基日记《时光中的时光》印了第二次。今天收到北京贝贝特周君邮来的样书。两年多以前该书出版，书中好几处遗漏，最严重的，是附录“论《哈姆雷特》”少了上百字。不论编辑大意还是校排粗心，这都不是小错。我随后写了短短一篇勘误，但心中惴惴，生怕惹人不高兴：与同胞打交道，我这几年愈来愈怕亦乏热情，尤其文化圈中人。还好没有问题。周君后来电邮提及，这个错误，害他重感冒一场。当然，第二次印刷，这些遗漏都已弥补。豆瓣上面，《时光中的时光》俨然畅销书，想读的小资或非小资数以千计。这毕竟不是坏事，哪怕其中有人附庸风雅，亦总好过附庸低俗。另外，除了“一次性”收到税后一万来块稿费，《时光中的时光》我再无进帐。书能出来已是好事，能有第二次印刷更是功德。身在这样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学会知足而乐，更要学会不足亦乐。
　　除了这桩好事，我两年前翻译完毕如期交稿的毛姆游记《客厅里的绅士》，总算就要面世。这本十万馀字的小书，上个星期总算设计好了封面（封面有马尔克斯的赞辞和毛尖女士的推荐语，当然亦应该是称赞和推荐毛姆），据说即将付印，如果再无意外，这个月内应该拿得到样书。当然，还有剩下的几千块稿费。这本小书的稿费，税后大概一万出头，出版社好心，上个月预付我六千块。如同《时光中的时光》，毛姆游记亦为每千字七十圆稿酬。这当然低得可怜，但我听闻还有千字六十、五十甚至四十的“性价比”，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我数学不好，但亦算了算帐，翻译这样两本书（其难度，我在译者前言或后记之中均有提及），大多时间开足马力，前前后后，每本起码需时一年，也就是说，稿费分摊下来，月薪只有一千来块，接近中国无论一线还是二线大城市普通餐馆打工仔的收入（餐馆尚包吃包住）。
　　最后一桩亦算好事。我正紧锣密鼓翻译唐纳德•里奇的《日本日记》，上卷初译正好过半；上卷译完，估计将近十五万字。这本书同样不好对付，否则出版社不会给出相对高些的稿酬。好在我现在根本找不到得体工作，我乐得几乎天天开足马力（从今年七月迄今，中国没有一家稍为像样的出版社、报刊或网站，无论我是否请托，正面回应我的应聘。无人理睬，我现已放弃应聘。我亦不是不清楚，即使混得一碗饭吃，这碗饭亦未必可口。关于此事，我后面会有详述）。亦好在日本和法国尚有从未谋面的朋友随时帮忙，解决相关语言与文化难题。我亦同样算了一笔帐，《日本日记》上卷，以一年时间译完交稿，等书出版，税后稿酬将近一万五千圆，平均下来，月薪还是不会超过两千。我当然不敢说我是中国最好的文学翻译，但我起码敢说，我是上好的文学翻译。我亦敢说我的文字无论翻译还是写作亦属上佳。而这样的人，有认真态度、敏锐触觉和敬业精神（远远不止写作和翻译，亦包括编辑），竟然处处被拒，找不到得体工作，我现在已无悲剧感，反而很有喜剧感。

　　二

　　境遇特别，加以濒临绝境，令我今年六月底上网求助（只限于本人海外博客，相关记录我已封存）。事后回想，就谋生而言，这番举动虽无任何实质进展，但亦让我彻底看清现状之无可救药。有心帮你的不多几个同道，多为无权无势，或是深明中国现状，早已设法躲得远远（此语并无挖苦涵义）。就算还有人没躲开，文化亦为中国最不堪的行业之一，有点话事权或影响力、良心善心尚存的少数人，自身亦未必好过，哪有精力财力再背你这个包袱。然而，这亦是最为可悲之处。当文化人不再有人溺己溺的情怀，当同类都不能解救同类，更不要说为了同类奔走疾呼，这个国家的文化，至少在我眼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俄国十月革命后，知识阶层同样处境危艰，连温饱性命都成问题。但他们有高尔基，利用他跟列宁的关系，在他办的报纸上面公开文化人的窘境，为作家在昔日繁华的涅夫斯基大街设立避难所，创立世界文学出版社，雇用数百名作家、记者、学人、音乐家和艺术家充当翻译或编辑，而这些人，如果不是高尔基搭救，只有自生自灭，后人可能再亦读不到扎米亚京、古米廖夫、巴别尔、曼德尔斯塔姆、布洛克和左琴科这些人的作品。我对高尔基（起码这一时期的高尔基）满怀敬意。
　　中国没有高尔基。六月自救之前几天，因为一位异地挚友热心建议，说是韩寒正在筹办一份杂志，办刊方针让人耳目一新，不仅需要编辑，而且给出中国最高稿酬，旨在让真有才华的作者得到应有回报。“他是八零后，也算较有头脑的，而你是六零后，你们都没上过大学，都不屑中国的教育制度，若有机会合作，未必就撞不出火花，再不行，他给的稿费那么高，你要是能在他的杂志经常发表文章，不也多了很多收入。”—因为这些，我去韩寒博客看了看，我之前从未读过此君文字，也没有兴趣关心这类消息，对他的文学才能更是不敢苟评，但他那篇征稿信连带招聘启事，的确有些实质内容，譬如他说，要把这本杂志办成青年知识分子读物，他亦提及中国稿酬这么低，非畅销作家根本不能存活。他的博客文字有些粗糙有些夸张甚至狂躁，但时代如此，你总不能苛求所有真想做点事情的人。犹豫再三，我觉得不妨一试，选了两篇文章，写了一封“不卑不亢”的短信，发到相关邮箱。没有回音。韩寒的杂志似乎至今亦未登场。我倒不是责怪别人不理不睬。不过，这是有生以来，我以作者身份写给另一位作者的第一封可能也是最后一封应聘信。我本来就不抱希望，但你毫不尝试，又怎么知道究竟如何。　
　　所以，六月自救之后，广州一位好几年没有见面的老友，建议我向止庵先生求助，我至今没有“下手”。仅以文字而言，比起韩寒，止庵当然是另一风格的文化人，沉稳，含蓄，低调。我在网上查过止庵“下落”，亦顺带托人探听，得知他已辞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一职。以我观感，止庵长我大概一轮，深明世事，绝非趋炎附势翻云覆雨的炒作高手。中国的文化界这么没有希望，不是一个两个有卓识的高人就能扭转乾坤，他若有心相助，又能想出多好办法？再一个原因，前两年，《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先生，亦曾通过中间人韩君引荐，主动提出帮忙，想把我介绍给北京贝贝特总经理刘瑞琳，但是，冯先生后来大概另有想法，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冯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有眼光的出版人，他的想法我不好评论，他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结果令人非常沮丧。或许，冯先生后来改变想法并非不是好心，他最清楚这个行业的现状，可以肯定，这碗饭并不可口。但是，亦正是如此现状，令人感觉远远不止沮丧二字，当然这个沮丧，不是针对好心助你的某一个人，当局内人都在暗示事不可为，你只看到绝望二字。

　　三

　　没有奇迹，亦无救世主。其馀只能倍增本人的喜剧感。而这一喜剧感，同样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针对自己，针对这个“盛世”。关键时刻，主动伸出各类援手亮出自己身份的寥寥数人（不会超过八位），哪怕一声问讯随即潜入水底，或是电话中一句“我们是同类”令我永生难忘，都是素未谋面或久无音信交往不深的异地朋友。无论他们有没有真正帮到忙，这些我怎么可以忘记，但是现在提及详情为时尚早。我只想说起我见过几面的北京某份杂志的执行主编，他在网上与我留言，主动提出帮忙，一开始似乎不大相信：“你这么牛，不可能吧？”不论我是真牛还是假牛，这样的话，我这几年常常听到。说这话的人其实没有恶意，他们只是不太相信，我在这个相对开明的“盛世”竟然找不到相对适合的工作。好几年前，《新京报》文化娱乐版副总编张栋（现已辞职），亦即从前新青年网站的电影版主pencil，小我两三岁，亦曾满腔热情推荐我去《新京报》做读书编辑。他大概觉得老周出马十拿九稳，但是他错了，报社副主编嫌三十多岁的人老矣，不适合。日暮途远，人间何世？
　　接踵而来的喜剧，不妨列个简表：请人疏通应聘《南方周末》网站一个英文小编辑毫无音信（我好多年不读这份报纸，不过最近，倒是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起该报某位编辑的职业操守，令我叹服。我亦相信，这份报纸，早已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份）；请人疏通应聘网易博客频道一个小编辑毫无正面回应（不过，对方请我到网易开个博客，我亦多谢并且从命）；自告奋勇应聘网易历史频道编辑毫无回音（因为我看到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为人正直，我亦依照要求列出自己读过的中外历史书）；自告奋勇应聘《出版商务周报》编辑毫无回音；自告奋勇应聘北京世界图书公司一个小编辑毫无结果（总算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人要在北京才行，还说要坐班，这大概就是拒绝理由）；自告奋勇应聘海归创办的《译言网》英文编辑毫无结果（收到人事某某一篇官样回复：你的资料已经存档，若有空缺，我们会第一时间考虑你，云云）；自告奋勇应聘……考虑再三没有“下手”的，还有刚刚换帅的《财经》杂志和北京贝贝特。说实话，除非谋生所需，这些媒体我从来不看，当代中文书我现在基本不读，仿佛绝经妇女，当代中文书根本激不起我的性欲。我就像奈保尔某篇文中一位困居第三世界的男子，他不看那个该死国家的电视，不读报纸，不听广播，无奈之中活在另一个空间与时间。这当然不幸，当然不够健康正面，但总好过成天对着末世狂欢是非颠倒，我天天出门难道没有看够听够？
　　缘木求鱼：这是我的定论。即使求得一条木鱼（亦只能是木鱼），那又如何？且不论整个世界的精神水准不比从前，以我成人之后二十多年的观察和体会，这个国家的诸多体制和局限，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在未来两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亦注定不可能再有什么举世瞩目的文艺复兴，顶多一众流水线出产的高科技文化小资，或者，连文化小资都算不上的文化票友，吃饱喝足，心思飘忽，在那里自娱自乐，愈玩愈堕落。我不怕这句话说得武断说得狠毒（这跟个人际遇无关），你只要看看那些出书快过写书的二流或三流人物，登堂入室，受人供奉，你只要听听那些自认卓识的常识，有的连常识都算不上，你大致就可知道，这个民族还能玩些什么花样。的确，没有最起码的物质保障，自由和独立无从谈起，但是当代特色的混沌社会，尤其中国，悲哀在于，最起码的物质保障，更不要说跟党国发生正当或不正当的关系，往往亦严重影响个人自由和内心独立，而我所谓的自由和独立，不是自由享乐和独立别墅，而是专就传统意义的文化精英而言，在这个表面崇尚人人平等，实则依然扼杀个人的暴民时代，当然不合时宜。所以，我会有缘木求鱼的定论。大概一个月前，我偶然读到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去世的消息，大师前两年接受电视采访，他说这个世界，他将要告别的世界，“不是我爱的世界”。我深有同感。不爱而又缘木求鱼，那是多么悲哀。不爱却能坚守自由和独立，那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四

　　既然废话，亦该收场了。拿破仑论自己从莫斯科败走，讲过一句话： “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崇高一词，用于伟人或圣人较为恰当，本人不敢高攀，只是觉得，仅就自身而言，从喜剧到滑稽，亦不过一步之差。当然，这个自信我还有，以上喜剧，不乏悲剧因子，如我认同的罗素那番话：“要写悲剧，一个人必须感受悲剧。要感受悲剧，一个人必须对他生活的世间有所认知，不仅用心，而且用他的血肉（to write tragedy, a man must feel tragedy. To feel tragedy, a man must be aware of the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not only with his mind, but with his blood and sinews）。”所以，本人勉力演到这一阶段，尚不至于沦为滑稽。然而，这出富含悲剧因子的喜剧，实则愈来愈无悬念，同一桥段反复多次（托人疏通应聘，自告奋勇应聘），我自己亦觉相当无趣，若再重复，屡败屡战，固然勇气可嘉，甚或可歌可泣，但亦徒增烦恼，无异跨出从喜剧到滑稽的一步之差。它亦很像一场足球赛，不论什么原因（黑哨？假波？上帝之手？客场气氛恶劣？），开场数分钟，胜负就已分明，局势难以逆转，馀下，不过垃圾时间。
　　前两年，我难得钟意一出中国电影《立春》，主人公王彩铃满嘴龅牙一脸豆豆，喜唱威尔弟和普契尼，是个住在内蒙古偏远小城心高气傲打扮老土的文艺女青年，成天做着白日梦，见人就爱夸耀：中央歌剧院就要调她入京。我可不想做王彩铃，哪怕做她的高级山寨版。垃圾时间还有那么长，我亦不希罕什么体育精神，我宁愿退场，不再自讨没趣无谓奔忙，而我之前讲过，我亦未必热衷这样的比赛，真的不值得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就像我一位挚友所说：“车到山前必有路，饿不死人的。”因为，生命又短又无意义，宝贵精力，再不能消耗于更无意义的垃圾时间。身为独立作家，在我看来，人的生命，如果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你总得尽可能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为浮华，不为虚荣；在更高境界上，你既要敢于自嘲嘲人，但亦必须有所坚守，不能放弃，真正对自己负责，这才是真正的竞赛精神，这亦正是为什么，我开篇会说：身在这样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学会知足而乐，更要学会不足亦乐。
　　前年这段时间，我写过一篇两万来字的散文“考工记”，详述高中毕业之后，身为无权无势家境异常的平民子弟，自己如何从街道工厂临时工做起，最后考进省级国宾馆当了一名客房服务员。其实，那篇“考工记”，乃是有感于现状而写，因为我这篇“废话”所述喜剧时已揭幕，尽管剧情尚未纵深铺展，但我前面提到的同一桥段，亦即托人疏通或毛遂自荐统统没有结果，已然令我暗自吃惊预感不详。“考工记”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我写得还算满意。小我一轮的戴新伟老弟看到，主动推荐给广州的林贤治先生。林先生我不认识，小戴后来告诉我，林先生觉得，这样的文字怕是没有机会发表，大概，他指的是文中不满现实的诸多言论（林先生的政见，跟我的应该没有分歧，但是他的考量，若是出自编辑角度现实因素，当然有其理由，我亦不无理解）。有趣的是，深圳的梁由之老兄上月与我电话，重又提起“考工记”。梁兄想把这篇长文，连同先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读北大欣逢反右的一些笔记，推荐给《读库》的张立宪先生。能不能发表尚不知晓，但是梁兄的好意我非常感谢。我不迷信，然而年终了不能都讲坏事。说实话，“考工记”之后，我一直想写一篇“盛世考工记”，左思右想都难落笔，一是担心言语不慎，令“硕果尚存”的几位同道心生误会；二是这出喜剧虽然愈加无趣，始终还欠一个结局，哪怕它是anticlimax。

　　写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至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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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zhou 发表于 2009-12-01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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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犛行巳ざ琳撸�可移玉步到“半场海外版”阅读：http://melzhou.livejournal.com/
�牐犚嗲敫魑淮咏褚院蠖喽喙夤恕鞍氤『Ｍ獍妗保�若广为链结，代为宣扬，谨祝恩主功德无量，官运亨通，早生二胎，全家发财，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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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zhou 发表于 2009-09-20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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