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埋骨于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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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一瓣菊花黄啊菊花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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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3
星期二(Tuesday)
晴
突然发现网络没有安全感，写了四年的日志在一个博客网里，它的系统极不稳定，去年今年都关闭了一次，这次时间最长，有一周多。我再开从前的日志连网页都开得很慢。
博友ANY说他一早就备份过博客日志。我怎么就这样后知后觉呢？也不是没有开过别的博客，但都不大喜欢这样一脚踩两船的感觉，于是就弃置一旁。 今天赶紧把新浪和天涯的博客找回来，准备同时备着，再申请一个新博，用它的搬家功能把原来的博客日志搬过去。但四年多的日志一时半会儿还真难搬。 总不能不写日志吧，QQ空间不适合写，自己的电脑里也不想存着这些，只有在这个新的很喧嚣的地方重新开始，当然还是希望这是属于我自己的私密的地方。 日志只是记录，是渲泻，是很个人的，也是很阴暗的，我通常很客观地看待自己，只有这时候一切阴暗的、不好的我才会出来透气。 算是一个心理疗法。 最近的生活很平淡，无非是为新节目写稿，希望生活得平稳。 胡胡的茶楼转租了出去，还有两个月要熬一下，等人家装修完，一切才OK。我对他仍然...... 2007-2-24
星期六(Saturday)
晴
作者：沉冰844
《大明王朝1566》以“倒严”为主线，通过对嘉靖在位最后五年史事的生动描绘，展示了有明一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剧中最常用的有三个意象，分别为：太极、利剑、雪，本文试图以此三个意象见微而知著，剖析本剧的思想品质、精神品质与艺术品质。 暗藏玄机的政治戏 嘉靖帝崇信道教，他的精舍随处可见太极八卦图。而我们纵览整个电视剧就会发现，它的戏剧结构也是一个太极八卦图。图中的两极可以是嘉靖与海瑞、奸党与忠臣，也可以是君父与子民。因此在剧中太极图就不仅是道教的象征，还是朝野上各种势力对立与制衡的象征。从太极图中我们能看出水火不容的两方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达到的微妙平衡，也能看出表面平静的统治机器所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机。 推动全剧情节进展的最重要的两极便是嘉靖与海瑞。诚如创作者所言，嘉靖至阴，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无为而无不为；海瑞至阳，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无畏而无不畏。一个封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封建制度的挑战者；一个处于权力的巅峰...... 2005-5-1
星期日(Sunday)
大雨
在革命的星空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革命”主题
敬文东 作者简介：男，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曾就读于四川大学生物系，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1988年开始在国内刊物发表诗歌、文论。即将有两部评论集出版。 1革命主题的兴起：以郁达夫和鲁迅为例 二十世纪初叶，郁达夫发表了其后为他惹来轩然大波又使他暴得文名的《沉沦》。在这篇如今已显得十分粗糙的小说里，郁达夫假借一个前往日本某妓院的中国留学生在受到人家冷遇后，发出了作者本人想要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喊声："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当然不是在杜撰妓院中的爱国主义，情况比这还要严重得多呢：作为弱国子民，他的主人公在妓院里也没资格享受应有的、在通常情况下花了钱就可以买来的尊严。这件事给他带来了巨大伤痛。鲁迅也提到过性质相若的事情。[1]很显然，和鲁迅"贯于长夜过春时"的沉重语气相反，郁达夫使用了一种爱恨交加的高昂语调：既痛恨祖国的贫弱，又冀望于它的强大。那是一种发自肉体的吁请，包含着铭心刻骨的力量。不过，一贯有着太多感伤气质、后来写出诸如"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颓唐心绪的郁达夫，彼时显然还不清楚，让祖国强大起来应该使用怎样的方法。[2] 早在郁达夫发表《沉沦》前十数年，鲁迅在日本用文言写成了著名的《摩罗诗力说》，有如下慷慨激昂又不失悲观失望的惯常句子："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米利，且未之有也。"青年鲁迅的言论，既提前回答了郁达夫痛哭流涕的哀号，又承前启后预示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来临。实际上，它早就来临了，只是在焦急的步履中包含着某种拖沓和含混。[3]《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4]如果这个古老的判词意在强调"革命"的重大作用、对"革命"时机准确把握之于革命的重要意义，[5]对于1840年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的出现，根本就是一个逼人正视、强求人起而行动的主题；革命对于中国的重大作用似乎已不容讨论。至于革命时机、如何有效把握时机以促成革命成功，放在这一现实语境中，似乎也来不及从容商讨。鲁迅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发出的反诘式吁请，正可看作在上述维度对革命的正面回答。 落后挨打的残酷现实（当时仅为浅薄少年的郁达夫就从一个特殊的、肉体的维度给出了描述），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交互作用，[6]强迫中国知识阶级（也首先是知识阶级）起而寻找光明出路。精通西文的严复（此人曾留学德国多年），之所以甘冒篡改原文、让后人嘲笑的危险，翻译赫胥黎有关进化论的著作一跃而为中国版《天演论》，正是迫于现实焦虑和迫不及待的心理特征的一个小小物证，它和二十年后郁达夫的痛哭流涕没有什么两样。——很明显，在严复看来，作为自然科学的进化论包涵着的"物竞天择"观念，和中国人正在面对的现实境况刚好吻合：社会达尔文主义仿佛一剂强心针，深深扎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脏。在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没有信奉过或者没有谈论过进化论的，恐怕凤毛麟角。[7]"物竞天择"既以中国严酷的现实为中介得到了知识阶级的体认，又通过中国知识分子针对现实对它的改造，从而以"斗争"的面貌作用于现实。在中国二十世纪广袤语境中，"斗争"作为"革命"的根本特征，从那时起在很长时间内始终在得到强化。[8] "革命"作为极端重要的主题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领空，就很容易理解了。[9]正如加斯东·巴什拉（G.Bachelard ）《空间诗学》所说："一个音调深重的词，它的后面一定是一个深沉的事物。"[10]"革命"作为时代的重要词根，生长于文学写作的土壤之中，既使文学与时代有了水乳交融的、及物的上下文关系，又使得文学具有了某种文学之外的力量，难道不正是当时痛感国破山河在的知识分子，觉得非常自然的事情吗？[11]鲁迅在谈到为什么要写他那种型号的小说时，有过诚实的自诉状："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年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尔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12]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情形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倍受凌辱的巴尔干、波兰，战斗和意在以"斗争"现身的革命不仅巴尔干和波兰需要，也为中国所必须。 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从别人的现实土壤印证自己时代关键词根（那当然就是"革命"了）的合理性，并不只是鲁迅，而是此前此后好几代中国人非常热衷的事情。 1918年，鲁迅复出文坛的重磅炸弹是《狂人日记》。在这篇家喻户晓的小说中，鲁迅借一个疯子的疯言疯语，深刻揭示了革命、战斗、斗争和"物竞天择"理念在中国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白话小说本身就构成了巨大隐喻：首先，在鲁迅看来，任何先知先觉式的革命（或斗争）在庸众那里从来都具有某种疯癫性质；因此，第二，疯子之言才是真言，真言在当时的革命语境中就是革命之言；所以，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狂人日记》因为模仿了疯人之言，致使整部小说的音势既充满了正义、真诚的愤怒，也充满了合理的独断："他的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一句一个判断，一句一个结论，真是痛快淋漓。那是斩钉截铁的判断，绝不允许任何商量口吻，也拒绝了任何论证的可能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它的正确性似乎不容怀疑，诚如陈独秀答胡适的某封信里透露的坚定口吻"……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13]革命、斗争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从一开始就具备着特殊的、可敬的、也令人叹息的独断语气。它声音高亢，音响洪亮，颇有一副无须论证真理就天然在握的架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高亢的音量再也未曾降下来过，而且愈来愈高。直到几十年后，倍受折磨的郭小川还在某首诗里以咬牙切齿的口气大叫道： 人民啊！我的母亲/我要向你请罪，/我的阶级的眼睛被迷住了/……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郭小川《射出我的第一枪》） 这显然和郁达夫的痛哭流涕截然相反，虽然两者都音响洪亮。在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时空，更重要的是，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母题，有它自身的规定性、逻辑和法则——它不允许痛哭流涕，它鼓励另一种可以名之为剑拔弩张式的庄严表情。 2革命的基本原则在文学中的反映 自1840年以来，革命主题在中国，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多次语义上的变迁；[14]但无论哪种形式、哪种内涵的革命都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方面都旨在祖国的生存与富强（这就正面回答了郁、鲁的提问），同时也都需要一个（或多个）被"革"对象。陆德明在解释"革"时，引用马融、郑玄的话说："革，马、郑云：'改也'."[15]《杂卦传》对此则曰："革，去故也。"口气都比较舒缓，音量也比较低矮，和鲁迅、郁达夫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可能就是怡然自得的书斋学者和有切肤之痛的文学战士的区别吧。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只要革命，一定需要敌人。不存在没有敌人的革命——诚所谓"去故也"、"改也".早在1926年，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由此引出了共产党人对阶级的划分、并由此有效地界定可以团结和必须"革"掉的阶级——后者当然就是敌人了。[16]在《论土地与意志》中，巴什拉正确地说过："任何不持久的、没有实质性深度的力都不可能被称为阻力。"[17]而敌人之所以是敌人，就是因为它有着旨在阻碍革命事业发展的巨大能量。因此，作为革命对象，在斗争中，敌人绝对不应该得到革命者的丝毫妥协。按解放军小战士雷锋的话说，就是要给他们以秋风扫落叶的待遇。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物竞天择"，是两个阶级、两个阵营的生死较量。因此，革命既不容忍郁达夫的嚎啕大哭（那是怯弱的标志），也不允许鲁迅"绍兴师爷"状（梁实秋语）的悲观和世故（革命需要勇往直前的乐观主义）。[18] 这样就形成了革命语义支持下的典型的二分法：同志/敌人、进步/反动、好人/坏人……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始终遵循着"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它也和战斗（斗争）构成了革命的基本原则。随着时间推移，非此即彼在中国险恶的现实语境中愈演愈烈。在文学上，至少自革命文学的初始起（1928年），非此即彼论就被全盘接纳了过来。成仿吾大声武气地喊道："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文艺的工人应当担任一个分野。""谁也不允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19]情况到了这个份上，结果也就不难想象。如果当年郁达夫、鲁迅在文学写作中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还遵循着"圆形人物"法则，经过革命洗礼后，许多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则明显呈"扁形".[20]三十年代的蒋光慈，四十年代的丁玲、赵树理、周立波，五十年代的杜鹏程、柳青、贺近之、郭小川，六、七十年代的浩然和八个样板戏，这一序列分明显示了人物性格在革命非此即彼原则指引下，在脸谱化道路上的不断加剧：革命者是绝对的革命者和好人（比如《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 2005-4-12
星期二(Tuesday)
晴
迈陂塘
作者: 元好问 泰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按】《迈陂塘》即《摸鱼儿》 2005-3-13
星期日(Sunday)
晴
鸡年————一个注定是荷尔蒙泛滥并不可遏阻的年份
2004中国情爱白皮书 对比往年，2004年并没有出现卫慧、棉棉、璩美凤和木子美们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但这一年，民间的情事与性事都是对上一年的继承，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微妙态度的游移和飘忽。 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年代。 这一年里，中国人的情爱世界照样充满了恋爱与绯闻，洋溢着丑闻与出轨，迎来了性小康的同时，也遭遇了艾滋病高发，情欲高涨之际却是美女经济在一片喧哗的泛滥中滑入低迷……我们建构了一个爱情与反爱情的主题，而一切也因此陷入爱与不爱的模棱两可、不知所以。对比往年，2004年并没有出现卫慧、棉棉、璩美凤和木子美们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但这一年，民间的情事与性事都是对上一年的继承，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微妙态度的游移和飘忽。在宽容已达成了共识之后，人们不再挥舞起道德的狼牙棒，以不变应万变地简单粗暴地撩倒一片，而是开始坐下来探讨真相和真相带来的边际效应。 公众爱情：倾斜的恋爱资源 这一年最出位的婚恋故事，不是来自娱乐圈，而是来自科学界。82岁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与28岁的年轻女研究生翁帆号称陷入爱河。杨振宁称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让我重焕青春”，而翁的家人则高兴地宣称翁帆是在“奉献”。姑且不说“为科学家献身”是否等同于“为科学献身”，杨翁二人的婚姻各取所需也无可厚非，只是民间的争论可堪把味：有人认为这体现了崇高的爱情、对科学的执着；而更多的人因此对爱情失去信心，对物理学失去信心。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问题：他们干扰了恋爱资源的常规分配法则。合法，但是否合理？合理，但是否值得唱赞歌？ 这一年的娱乐圈，空气中尽是情侣的香艳味道。节目主持人李湘、演员秦海璐、歌手周彦宏与钻石商人李厚霖的情史密密地写满了2004年，其间，爆发了一场又一场明星与媒体间的舌战与官司，李湘“我好爱他”的宣言也充斥了各大娱乐版。为防夜长梦多，李湘与李厚霖在见了三次面，相识了33天之后，便订婚了，35万元的婚礼现场让这场争论落下帷幕。但不管当事人对“爱” 如何高调，金钱、名声、多角恋显然是这场事件的中心思想。 香港著名的霍家公子在这一年里抢了人们很多眼球。先是在霍启山与章子怡，虽然二人都青春少艾，未嫁未娶，但他们被拍到激吻的时候，民间并没有人祝福这对小情人：情史丰富的章子怡又一次扮演了钓金龟的豪放女角色。而后郭晶晶、田亮、霍启刚之间处处刻意保持均衡的三角关系，更让这一段八卦从年中唱到年末；有人高呼放他们一马，但更多的人诘问这一对奥运冠军借绯闻上位，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这些当红美女们的价值取向，正给年轻的女孩确定一个新的择偶规范：当前正是新兴工商业主及他们的第二代唱响主角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年少、多金、时尚、有学历、有品味。恋爱资源正向他们倾斜。 与此同时，7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目前全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6.9:100，而有的省份竟达到135:100。随后不少媒体称，到 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而且这一现象从明年开始将逐渐显现出来，引发国人对“光棍”以及国运民生的讨论。由上看来，拥有名或利的男士将优先拥有选择权。 只有王菲和周迅，都是性情中人，她们没有价值取向，只有感情取向，奋不顾身投向新恋情，不管Fans是否接受。同年，李宗盛和林忆莲宣称已在友好的气氛下结束了婚姻的关系；分手的还有韦唯和她的瑞典丈夫，杨二车娜姆和她的挪威外交官。当年这三个爱情的传奇，在2004年洒满阳光的天空下，璀璨地破裂。 娱乐圈：绯闻艳遇满天飞 去年外遇特别多。一张3800元的治疗费欠条，让国宝级名嘴赵忠祥被一个女保健医生告上了法庭。当事人饶颖表示与赵有长达7年的婚外情，又告“人身伤害”，继告“强奸”；到了年末，再加一条“性虐待”。两人狭邪的录音也在网上流传，赵老师却自岿然不动。饶颖只好放声大哭、长跪、愤怒撤诉。法律并没有为难赵老师，但是真相已隐然可见。相类似的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女演员张钰向媒体曝光了一盘著名导演黄健中的“床上录音带”，并声称就等着黄健中上法院告她。张钰有节奏有准备地释放证据，黄健中始终“懒得答理”。但娱乐圈“以色相换角色换利益”的潜规则也就此事件浮出水面。饶颖和张钰，并不是要撕破这个潜规则，而是要维护；奈何娱乐圈的权力和资源掌握在对方手里，他们自有生杀予夺的能力。 酒吧女歌手王纳文选择了在那英分娩前夕状告其前男友高峰，要求高峰认子，在一番拉锯之后，终以高峰作DNA鉴定认亲，向那英向大众公开道歉作结。三级艳星喻可欣也选择在传闻刘德华要迎娶朱丽倩之时，出书写她与刘德华 20年前的爱情细节及床上细节，并在做完子宫肿瘤手术之后，突然公开表示希望刘德华可以捐精给她。她们共同的说辞都是：为了告别过去。 这也隐然成为了一个新的潜规则：这些与明星有染的女人，聪明地赶在明星即将进入新生活的时候，舍身一博，敲取最后的利益。她们就像电影《手机》里武月说的那样：“我陪了你三年，总得给我落下点什么吧？”——她们并不希罕男主角的感情。想到台湾小明星许绍洋和林韦君的分手，传言说他们会因分手而赔偿签约公司 500万元。公司出面解释决非如此：“我们只是明文规定，艺人不得介入别人的婚姻，否则将赔偿公司500万元。” 城市婚恋：多元化与不确定 年初，冯小刚的电影《手机》带给我们几个新的说法：审美疲劳、做人要厚道、坐而论道。与他两年前同样关于婚外恋的题材《一声叹息》不同，中年男人的道德底线越来越低，主人公不再负疚，而是乐于在不同女性间游弋自如；他的挫败不是源于道德的管束和缺失，而是因为游戏的技法水平尚待磨练。冯小刚的这部转型之作，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当前中年人的情感状态；感情或曰爱情他们认为不值得执着，只需要享受和把玩。而第三者同样抱着游戏心态，因为有青春和美貌，她们更无所避忌，轻而易举地把那拨F40戏弄于掌间。 另一部反映婚姻困境的电视连续剧《中国式离婚》表达了另一个主题：没有第三者的婚姻一样不保险。剧中提到“心的出轨、身体的出轨、身心的出轨”三种出轨，成为检讨婚姻的一种遁词。 截至2004年12月，中国领结婚证的人数同比2003年增长了17%。但同时，离婚率也高涨。自1997年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离婚率正逐年上升，上海的离婚率已达到4.86‰。中新网的报道更宣称：因为婚外情的激增，在过去20年，上海的离婚率增加了20倍，已经成为中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新婚姻法简化婚姻程序和离婚程序之后，结婚和离婚益发轻率。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人的婚姻观念开始渐渐变化，甚至多样化：有认识13小时就喜结连理的 “闪婚”，宣告速食文化的高阶化；有结了婚也坚决不睡在一张床上的“无性婚姻”，保护各自自由并预防艾滋病；有领了证也只在周末欢聚的“周末婚姻”，成为某些中产捍卫私人空间和时间的生活方式……影视作品对婚姻与感情之间的探讨正在深化，正是这种现状的投射。道德判断在这里无所作为，我们只看到迷茫、困惑、不确定。 而未婚者的生存状态只有更暧昧、更不明朗。美国的《性与城市》刚向观众挥泪告别，中国版的《好想好想谈恋爱》也从类似的角度来考量都市单身女子的情感。这些聪明、美丽又独立的单身女性据称已成都市的“公害”，她们像蝴蝶的翅膀一样扑闪着，到处煽风点火，带来不安定因素。但不同性格的女子，殊途同归的命运都是寻找感情归宿。这或许也反映了现实。第一拨独生子女的“婴儿潮”这些年正进入婚育高峰期。这也是更独立更自我，更没有责任感的一代。他们要么结婚，要么闪电结婚又闪电离婚，单身状态是他们保持最久的生存方式。继玫瑰之约、网恋、同城约会、6人晚餐之类的“只爱陌生人”运动之后，“8分钟约会”成了单身城市的新爱好，只是，8分钟就能解决都市人的孤独和对情感的饥渴么？ 文化圈：回归的女性与放开的男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性化”已成了一种必然趋势。在经历了卫慧、棉棉、春树和木子美的强烈刺激之后，今年，关于“身体写作”、“美女作家”、“美男作家”、 “下半身”的噱头已呈颓势，光靠性，已不易成为购买动力。北京女作家赵凝称自己是“胸口写作的女人”，甚至称“女人的乳房是很敏感的，是女人最漂亮的部位， ‘胸口写作’对男人充满诱惑力。”马上就有读者声明不会再买她的书。如果说之前的几位女作家的大胆言行尚能体现对传统男性叙事的挑衅、对女性身体意识和书写的觉悟和新主张，那么到了此时，就彻底沦为卖书的广告词了。 当年美女作家运动中的女将卫慧和棉棉今年先后出书。新书虽然都是换汤不换药，但两位宿敌都出奇一致地宣称自己是在回归，一个以“我的禅”作总结，另一位则写“熊猫”，意蕴一年只做爱两次。在性的泛化之后，她们用这种姿态来宣告自己的前卫，希望把自己从一拔“80后”就开始谈性说爱的小孩中超脱出来。但这种都市边缘的情色迷惑，仍然是她们书中惟一的主题，貌似回归，其实意味着性叛乱远未结束。但那种火辣辣的情欲话语再不易吸引人们的目光，只因为，它们从先锋稀释为主流，昭告了人们一种新的危险。 这一年，也是男性杂志冒头的黄金时代。今年至少有5本男性杂志先后亮相，新期刊不仅是男性精英的专业期刊，而且展示一种时尚生活态度，走《箴言》和《花花公子》路线，注入了更多性内容。于是，性的尺度、性感的尺度就成了考量杂志水平的一个重要基准。无论是《男人装》的肆无忌惮地走准色情路线，还是《时尚.健康》先生版的肌肉型男明 2005-2-28
星期一(Monday)
多云
看了CNN我原谅了CCTV
——转自“阳光岛社区” 民主万岁 如果说这些天面对血腥的伊拉克战争我还能笑，那可要归功于不时造谣惑众的美国媒体了。自称是最值得信任的CNN曾经为了体现伊拉克人如何欢迎美英联军，如何喜爱美国领导人，就报导了这样一条可笑的“新闻”： 一群伊拉克人为了躲避美军炸弹的袭击跑到一个昏暗的山洞里。他们当时各个神情恍惚，处在无限的惶恐中。然而CNN的记者却说其中的一个伊拉克老头为了感谢美国人，已经给他儿子起名叫“切尼”(美国副总统的名字)，还说如果老头再生一个儿子就叫他“布什”。我当时怎么听怎么别扭，琢磨了半天，笑了。好呀，这伊拉克老头可以整天说：“布什是我儿子” 了！ 打一个被经济制裁十二年之久的伊拉克有什么可玄耀的？目前巴格达等城市满街的流氓趁火打劫到处撒野，CNN却美其名曰“解放”。解放的是小偷和暴徒吧，伊拉克的小偷如今可真有偷东西的自由了。要是哪天谁将所有美国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肯定比现在的巴格达还热闹。美英联军当然不管这些闲事了，他们自己也正在伊拉克宫殿里偷着呢，而且很多已经在网上卖了。当年八国联军的罪行仿佛又在我们眼前重现。我们的祖辈或许不喜欢大清国的统治者，也不至于高兴看到强盗肆意掠夺圆明园的珍宝吧？ 侵略者的惯用手法就是利用一个国家不同民族间的矛盾，等待时机成熟后而里应外合。哪个国家都有部份人愿意做亡国奴。如今看到伊拉克流氓们一边抢劫一边欢呼美英侵略军，我一点也不奇怪。我也相信如果美英攻打的是中国，汉奸也会朝中国人开枪，向侵略军献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初的满洲国不也是歌舞升平。现在一些台独人士还做梦都期待着重返日本人的统治。他们甚至觉得日本人当初不准许他们执政和强迫他们学日文是一种很幸运的事。 大规模杀伤武器呢？化学武器呢？萨达姆这么邪恶的人，怎么什么都没用呀？大部份油田也都好好的。这场战争之前，萨达姆在我心中是个完全的暴君是个罪有应得的人，但现在我对此已经产生怀疑了。 无论中国还是海外的新闻媒体，它们都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一种宣传工具。中国媒体可能是隐藏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新闻，但美国媒体是明目张胆报导假新闻。比起中国的CCTV，美国的媒体除了宣传之外还外加傲慢和愚蠢。无论如何看了CNN，我原谅了CC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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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凡尘俗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