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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10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丰田章男在美国国会公开道歉的那一幕让人印象深刻：这位丰田的当家人表情悲愁凝重。他面前的座签上写着“MR TOYOTO”。这一汽车的品牌和一个人的姓氏相同，让重视门第与家族渊源的一些中国人看后，恐怕心里更有一番滋味。中国人赞扬能对祖业继承并光大的后嗣为“克绍箕裘”，中国还有另一种说法：“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出任丰田公司总裁不久的丰田章男，可算是受命于危难之中。我们知道，创立近一百年的丰田公司，已非单纯的家族企业，特别是在二战后，这个企业已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股权呈多元化，经理团队早已职业化，“丰田”作为一种姓氏，更多的时候只具有象征意义。而在丰田麻烦不断的今天，作为丰田创始人第四代长孙，他要带领团队将丰田这个汽车巨无霸拉离悬崖边的危境，更具一份悲壮的意味。
丰 田汽车技术上究竟有何问题？该公司是否长期可以隐瞒其安全隐患？丰田汽车在美国麻烦不断是咎由自取还是因为政治因素被放大？丰田的品牌究竟将受到何种贬损？丰田能不能走出麻烦不断的困境？这些问题，近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各路人士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因此，从技术上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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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3-10 1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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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 湖北巡抚李某在“两会”上当众抢了一名女记者的录音笔，并威胁要告诉这位记者的领导。原因是这位女记者哪壶不开提哪壶，问了李大人有关邓玉娇的事情。在三八妇女节前发生这样的事，确实很具讽刺意味。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言犹在耳：“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算是封疆大吏对首辅最妙的回应了。
这件事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宦海中混了这么多年的大官，怎么会如此失态。天涯杂谈有一位网友说得好：这个省长水平太差了。 世界上有一千种方法来针对这种戳痛脚的提问。他偏偏选择了最差劲的一种方法。方法一：冠冕堂皇型。 这个事件说明目前我们基层政府中有部分官员作风较差，需要整顿。方法二：太极型。这个事件已经由司法机关介入处理完毕，相关结果你可自行网上搜索。本人在此不予评价。
普通网民都能明白的道理，堂堂省长为何不明白？说实在话，在当下 “网民算个屁，好官自为之”的官场环境下，邓玉娇的处理还算相当不错的，李抚台完全可以就此事做一番表演，为自己争脸，可得分的机会生生变成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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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3-09 0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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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有一次问众多的官员：假如父亲和君王患上同一种病症，只有一粒丸药能治病，你们是救父亲还是救君王。多数官员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毫不犹豫地说先救君王呀。而邴原说，当然先救自己的父亲！对邴原的回答，曹丕并没有责难他不够忠诚，因为才华出众的曹丕知道，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是出自天性。而效忠君王，则是后天培养的，里面掺杂着许多利益的因素。
在中国古代，君王和父母谁最重要，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难题。谁都知道，父母生养自己，出乎人性，当然是首先要爱父母，但君王这个大家长，总要吃天下小家长的醋，希望自己的权威不经过任何家庭、家族乃至父母的过滤，直接到达每一个臣民的心底里。所以，在寻常百姓的堂屋神龛里，供奉的牌位是这样写的：天地君亲师之位。天地没有人格，天地也至高无上，皇帝自己都称天子，要诚惶诚恐祭拜天地，因此必须排在前两位。余下的三位，君王就当仁不让排在前面，接下来才能是祖先、老师。这个秩序是乱不得的，若是“亲”排在“君”的前面，那就是大大的政治不正确，是藐视皇权，离叛逆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中国人面对奈何不得的政治权力，形成了坚韧而通达的生存哲学。说归说，做归做。绝大多数人心底里如邴原那样，更爱自己的父母，只是不会像邴原那样实话实说，而是和皇帝心照不宣地做戏。既然皇帝和朝廷希望老百姓接受爹亲娘亲不如君王亲的价值观。那我就口头上承认罢了，喊喊口号也无所谓。皇帝也知道既然以孝治天下，只要老百姓口头上承认“天地君亲师”的排序就行，何必非得要人家灵魂深处闹革命？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参加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分组讨论，谈起有运动员夺冠后感谢父母，说：“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对此他表示，要加强对运动员的德育。此前，女运动员周洋在冬奥会上夺冠后说“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感动了很多人。不知为什么，这条新闻让我联想到曹丕的问题和邴原的回答。
我们知道，到明年帝制覆亡已整整一百年了，没有了君王，但类似的问题还存在，那就是国家或者领导、组织和父母相比，谁更重要？90后女孩周洋不谙世事，说了句实话，如果她接受于副局长所强调的“德育教育”，登上讲台后说出的是领导们喜欢听到的标准答案，首先感谢国家感谢领导，然后再感谢父母，排序政治上无比正确，那我看，周洋已经进步到可以当政协委员了。
“国家”这两个汉字在中国社会不同的语境中，其概念和内涵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它是country，所凸显的是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中国，比如说我们生活在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里；而有时候它又表示是state甚至government，比如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生长的土地，爱是自然萌发的，因为生于兹，养于兹，这土地上尽管有许多不理想的现象，可以批评，可以去改良，这一切都基于对这块土地的爱。而对含义为state的国家，爱是有条件的。一个公民爱一个国家决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着之所以爱的理由。比如这个国家保护你的安全，这个国家有良好的制度让你接受教育、医疗以及安度晚年，这个国家让你走到境外感觉到尊荣。其实对父母的爱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遗弃甚至虐待孩子的父母是没有资格要求孩子以爱来回报他，否则的话就是那种“父可以不慈儿不能不孝”的封建道德了。只是现实生活中，多数人父母对儿女的恩惠与爱护相比较国家对一个人的庇护来说，感觉到更具体。所以把父母排在国家之前，乃是一种自然的表达。
当然，对周洋来说，国家和政府对她的成功，恐怕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因为国家首先是投资者，在她身上花了不菲的资金，让她训练让她参加比赛。从这个层面来说，于副局长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毕竟他没有要求靠自己花钱闯出一片天地的台球冠军丁俊晖和赛车手韩寒如此表态。然而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周洋也给予了投资者合理的回报，因为投资者需要的就是金牌，这是对国家最恰当的报答，有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其实不重要。就如一个企业请了一个经理人，他感谢董事会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地盈利，而非在会议上一再强调感谢董事会的信任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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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3-09 0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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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3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砍柴按：这篇稿件乃昨天《新京报》评论部编辑所约。本人近两年来很少给该报写时评了，包括一些约稿也以没时间婉拒，因为我自度“政治上不够正确”，给他们的稿子存活率几乎只有一半。但对韩局长这个话题我一直关注，有话要说，于是答应了。今天看到报纸，我的稿件没出来，想必政治上还是不够正确。该报刊登的是练洪洋先生同一话题的稿件，显然政治上比我的稿件正确多了。我的稿件重点是要警惕权力，练先生的稿件重点是要警惕不守规矩的屁民。两篇稿件一并登出。其实政治上正确的稿件容易发表的道理我也懂，但我不愿意仅仅为刊发削足适履，过于降低自己的思维水平。）
去年元宵节过后，公众广泛议论的是央视新址的大火；而今年元宵节过后，公众热议的无疑是一份不知如何流露出来的韩局长日记。这份日记的主人公是曾任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某。在时间跨度两年多的日记中，主人公所记录的相当多的生活状态是喝酒、权力勾兑、受贿、和女下属或其他女性保持不正常的性关系。
对这样一份官场文本，广大人民群众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智慧进行诠注，日记涉及的一个个人物，无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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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3-03 0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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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25 星期四(Thursday) 晴 |
（按：承蒙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的师友不弃，春节前我被拽回长沙，录了24集《水浒探秘》，所讲内容是在2004年出版《闲看水浒》的基础上，经过六年的社会观察，对水浒做出本人最新的解读，外省人士可在网上收看视频。以下是“湖湘讲堂”师友对本人的吹捧））。由于湖南教育台没有上星，只有在湖南的朋友能收看。从2月26日（正月十三）晚上9：30开始，湖南教育电视台准点播出。）
十年砍柴：哥读的不是水浒，是社会
见到十年砍柴之前，我猜想这位文字凌厉的时评家必定寡言少语、孤傲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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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2-25 08: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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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80后副厅官员张辉饱受争议后， 山东在提拔年轻官员上，最近又来了一次大手笔：该省新泰市一次就提拔6名80后副局级领导，其中最年轻的王然才23岁，大学毕业后一年的见习期刚满。（《重庆商报》报道）
当地组织人事部门一方面声言这次任命符合有关规定，这些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另一方面在对记者要求详细介绍他们的成绩时，却道“不好说”。和80后副厅张辉、29岁的市长周森锋一样，这些年轻的新晋官员不但遭遇公众的广泛质疑，而且也引发网友的“人肉搜索”，而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自然是“人肉搜索”的重点。据有网友透露尚未得到证实的消息称：王然乃该市组织部某负责人的儿媳妇。这消息不论真假，它反应了公众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合理推测：升官，更多凭的是靠山，而建立在血缘和姻亲上的靠山在人情社会里则是最硬最可靠的。
当然，反对这种推测的人可以举许多例子来证明寒门子弟也能在官场上脱颖而出，但正如在29岁市长周森锋进入公众视野后，我曾撰文分析其倍受质疑的原因：他既不是凭战场上打出来的战功，又不是凭科举场上考出来的成绩，更不是凭选票得此重要职位，而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单凭有关部门解释其“政绩突出”，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以山东新泰市此次提拔为例， 23岁年轻人提拔为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25岁的医科毕业的人提拔为法院副院长，即使组织人事部门找出一千条甚至一万条理由，如何证明在和平时期两、三年的工作经历，有什么让公众、让同僚信服的“工作业绩”？
打着“大胆使用年轻干部”的幌子，而行各大门阀瓜分地方政治权力之实，是当下值得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实际上，这种现象在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治权力版图告别了前几十年因运动不断的折腾而趋向稳定，但由于目前中国即非是古代官员任命大权集中于朝廷吏部那种模式，也非西方一些国家定期政党竞选的模式，这种地方政治权力版图稳定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门阀化。一些家族通过几十年的经营占据地方权力的各个重要部门，即使老一代退出江湖，也通过运作让自己的子侄辈或者秘书承继权力的接力棒，从而继续保持本家族的利益。刚刚被判死缓安徽省“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在阜阳就是这种门阀大族，其家族成员在阜阳当官者众，父子两代有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城建局局长、地税局局长、县委办主任、法院副院长等等。
而大学扩招以后，客观上给地方政治权力门阀化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当年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时，贫寒子弟可以凭考试成绩占据更为公平的人生起点，一大批官宦子弟被高考淘汰，而要经过当兵或上电大等方式来弥补这种缺陷，已在时间上落后了好几拍。而由于扩招， “官二代”和“富二代”几乎都能进入大学，甭管这个大学教育的质量如何，人家取得一纸文凭，就比你北大、清华毕业的贫寒子弟更有优势。-----23岁的副局长王然不是毕业某不知名的学院么？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权力门阀化，不但在整个大范围的社会层面伤害公平，使贫寒子弟的出头机会减少；即使在当地官场这种小范围内也是对公平的伤害。有人替新泰此举辩解说，当地的副局只是副科级。干部选拔公平与否，与提拔干部的级别并没必然的联系，这和分财产一样，万贯家私和一堆破铜烂铁，一样需要公平。要知道，在一个县级市，许多干部兢兢业业干一辈子也就到副科级。许多基层官员人到中年就陷于“天花板”的困境，因为向上升的机会实在太少。而一大帮人的“天花板”困境与几位新晋的少年得志相对比，将会在官场内部引起何种影响呢？大范围的公平有人可以不管，连小范围也没有公平了，那么靠谁来维持地方权力的平稳运行？
赵本山的春晚小品《捐助》，被人指责格调低下，有侮辱寡妇这种弱势人群的嫌疑。我对这个小品倒有另一番联想：就算寡妇的儿子得到捐助完成学业，他又能找到何种工作呢？即使他品学兼优，难道会有王然这6位年轻副局的运气？除非他能找到一个“姓毕的姥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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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2-23 17: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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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2-21 0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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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月围城》说起
当下全国热映的电影《十月围城》，虽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孙中山除早年在伦敦蒙难、几乎被清使馆逮捕偷运回国外，史料并未显示他在香港遇到清廷指派的高手追杀。但其历史背景和其中的主要人物却是真实的。
电影中的杨衢云（张学友扮演），是第一任兴中会会长，福建漳州人，机器工人出身。后饶有家财，设兴中会的总部乾亨行于香港。1899年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1901年被刺客刺杀于港。杨与中山先生的交情及矛盾，后世史家颇有争议。据十四岁就跟随中山先生的老同盟会员冯自由在《革命逸史》，当初杨衢云一定要做会长，中山先生为了大局谦让。此只是一面之词，冯写此书时已是1939年，杨已去世多年，而孙中山已上了“国父”的神位。若以早年孙、杨二人比较，四处飘荡的孙显然不如杨这样的成功商人有号召力。
梁家辉扮演的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风姿俊美 ，才思敏捷，和孙中山是香港雅丽士医学校的同学，曾结拜为兄弟。他是孙中山早年的挚友和智囊，孙流亡日本时长随左右。
王学圻扮演的商人李玉堂和儿子李重光亦有原型。李玉堂原型为李煜堂，原籍广东省台山市，是实业家、富商，辛亥革命时期担任广东财政司司长。其子李自重电影中名为李重光，年少时即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曾和冯自由作为香港、广州、澳门等地的私人代表，受孙之委托可在三地发展同盟会会员，可见深得孙之器重。
《十月围城》涉及到一个近代史不容回避的事实-----中山先生以及兴中会、同盟会和江湖会党的密切关系。今日海峡这边的华人将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海峡那边的华人更是尊其为“国父”。“先行者”或“国父”和近乎黑社会的帮会有涉，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其实，这种看法犯了以今人之视角去衡量古人的毛病，若回到孙中山革命的初期，和洪门这类江湖会党发生紧密联系乃是时代的必然，否则，孙先生革命的第一步就不可能迈出。
孙中山先生在早期革命的同时，其“三民主义”思想并未成熟，连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将投身的事业和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洪门”，以及从他广东老家北上要扫除清妖、不幸半途失败的洪秀全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位成长期一半在大清国治下的香山度过、一半在大清国管不到的香港、澳门、檀香山度过的广东仔，以中原士大夫的眼光看来，是远离教化的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边缘人”。这种“边缘人”的身份，使他和江湖人士有着情感上亲近。
早年中山先生在香港学医时，奔走于省港两地，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位少年常常聚在香港杨家的店铺里高谈阔论，如何造反覆满，被店里的伙计称为“四大寇”，这种称呼分明近似于古惑仔系列电影中那些叛逆的青年人的绰号。兴中会就是以这样一班仇恨满清统治、讲究江湖义气、不无青春激情的年轻人为班底建立的，和当时省港两地多如牛毛的会党并无实质性区别。
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在1895年9月（清光绪二十一年）孙中山、杨衢云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时，仍没有以“革命”二字动员，而是沿袭此前“造反”、“起义”、“光复”等词。直到起义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从香港出发，亡命日本，舟过神户，三人上岸买报纸，看到日本报纸的大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中山先生大喜，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本人称我们为革命党，非常好。以后咱们就叫革命党了！
在兴中会建立时，要与强大的清廷为敌，与会党合流是必然的选择。既然选择武装造反，西方国家那种走议会路线、搞竞选的党（party）显然不是效仿的对象；俄国还没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俄那种整合一切资源进行武装革命的政党形式，中国人还不知道。那么，中国社会传统的会党，那种组织形式、运行模式是孙中山不得不学习的榜样和依靠的力量。尤其是洪门、哥老会，尽管到了清末，“洪门”等帮会已经蜕变成农耕社会的非主流人士------佣工、商贩、下级军士、无业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帮会组织，但其仍然在动员理论上占据着“反清复明”这样的道义高地。这无疑和孙中山等人的主张一拍即合。1894年孙中山等人成立兴中会，采用的誓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可算作洪门“反清复明”的升级版，革命者致力恢复的已不是一家一姓的朱明王朝，而是“中华”，这“中华”指政权还是版图，还是文化，中华是否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族，此时的孙中山等革命人并没有考虑清楚，入会者盟誓，不脱传统会党底色。但中山先生毕竟比那些生于大清、长与大清，只知道有皇帝朝廷的老会党首领视野开阔得多，在檀香山吃过洋面包的他，知道还有一种不需要皇帝的政权组织形式：合众国。
在国民普遍民权意识不强烈甚至相当淡泊的兴中会初期，民族革命、驱逐满清统治者这种现在看来未免狭隘的意识，亦是孙中山等人不得不采取通晓易懂、便于传播、能打动普通人的动员口号，比洪门乃至太平天国的动员论并不高明多少。兴中会早期，由于吸收的会员多热血青年、江湖人士，少真正有文才和见识的知识分子，连冯自由也承认，“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说白了，还停留在控诉满清屠杀汉族人的残酷，与当时反清的各类会党没什么区别。
兴中会早期，其成员也与洪门、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成员高度重叠。这一点也不奇怪，当时中国还处于农耕社会，有科举前程的士人和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多数是不愿意造反的。只有“流动人口”-----进城打工者、小商人、无业流民以及下级军士，一方面有加入会党或革命党以求改变命运或寻求保护的需要和勇气。对一般会员来说，是很难明白加入洪门和入兴中会乃至同盟会有何不同，无论是造反还是革命，多数人是随大流。兴中会早期对会员的约束和洪门等会党庶几相近，即对组织和党魁（大哥）要无限忠诚，对帮内兄弟要义字当头。入会者要向组织无限让渡自己的基本权利即人身权和财产权，组织有执行“家法”的巨大权力。直到1914年，因反袁再次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建立中国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模宣誓效忠党魁孙中山本人，这一行为若在传统会党内，应属正常，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所以在党内备受争议。
兴中会成立后，其活动方式也和多数会党一样，没有什么长期的、全局的、细致的规划，反正是瞅准机会就放他一炮，闹出点动静，前期几乎所有的起义都有大量会党成员参与。如第一次广州起义、惠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起义等等，完全是凭意气草率起事，其行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上对清廷的冲击。
不独孙中山的革命党，其他政治势力，包括康梁变法失败后，流亡在外组织的保皇派，同样将“洪门”等会党作为主要的争取力量。原因乃是背井离乡去外乡特别是异国讨生活的华人，生存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而加入华人帮会，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重要人物，和洪门等会党关系密切，甚至就是会党重要人物。1899年，惠州起义前一年，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代表在香港开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1904年，孙中山先生准备从檀香山去美国本土，当时康梁保皇势力巨大。中山先生知道洪门致公堂在美洲势力巨大，意欲加入洪门寻求庇护，洪门中的保皇势力加以阻挠。洪门老叔父----即元老钟水养驳斥道，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文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这样的人应招纳唯恐不及，怎么能拒之门外呢？因此孙中山得以入闱（加入洪门的说法，科举时代阅卷官亦称“入闱”），被封为洪棍（也称红棍，首领之一）。同盟会另一源流以湘籍人士为主的华兴会也有会党背景，创始人黄兴就是哥老会的“龙头”。
1905年，孙中山再入日本，以粤港澳人士为主的兴中会和以湘籍人士为主的华兴会、以江浙人为主的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后两会的成员多是留日人士，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蔡元培、章太炎，这些人多是学养见识出众的读书人，蔡元培还是清朝的翰林，在那个时代属于“主流人士”，显然与兴中会早期“非主流”或者说“边缘人”为主不能同日而语。由此，革命党逐渐与传统会党有了分野，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已有时代的新意。至于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学说，以保障民权、民生与民族革命并举，那就在指导理论上高出所有的会党许多了。再加上有章太炎、汪兆铭这类大才主笔，一改早年兴中会不敢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保皇改良人士论战的颓势。无论从宗旨，还是从人员，或是从宣传手法，一个崭新的革命党蜕蛹成蝶了。
尽管如此，终孙中山一生，还是难脱会党的痕迹。晚年时因俄国苏维埃革命成功，他在广东欲师法苏俄，建立更为强大、能掌控一切资源的政党，然而过早逝世。未竟的“党国体制”在他的学生蒋介石手中才得以完成，蒋仍然不脱会党的弟子，早年混上海滩向“青帮”老大黄金荣递过门生帖子，是人人皆知的史实。直到蒋掌握政权，欲拉拢各地军阀，仍然采取义接金兰、互换谱帖的江湖形式。
国民党从江湖会党的底子，一步步演变为革命党，再演变为执政党，最终演变为议会政治架构下以竞选上台为目标的现代政党，从其一百年多年的历史或许可看出中国近现代政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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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1-07 1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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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腾讯网策划的一个年终稿，让人站在60年后看今日的诸多事件。没想到一字不易给发表了。）
公元2069年，岁次己丑，序属初夏。正是江城武汉最美丽的季节，花正红，树正绿。黄鹤楼依然巍峨屹立，楼下澄江如练，浩荡东去。可谁知道，江水在四十年前仍浑黄污浊，被称为第二条“黄河”。
黄鹤楼顶层的一间茶室里，一张茶桌旁坐着三个白发苍苍的老妪，外加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女，手持一个带有“荆楚在线”标识的话筒。------显然，这是媒体正在采访。
坐上首的那个老婆婆叫邓玉娇，左、右首的两个分别叫罗彩霞和王俊佳。一个甲子前的那一年，这三个老太太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邓玉娇后来结婚，和先生定居武汉多年，罗彩霞退休之后，来到儿子工作的武汉养老，而王佳俊，在六十年前那场“顶替门”风波后，从公众视线中隐去，远赴澳大利亚留学，晚年后回到广州定居。经“荆楚在线”策划，三位当年的“名女”终于在黄鹤楼上聚首了。
这是罗彩霞、王佳俊高中毕业后第一次会面，岁月在当年两位正当年华的同学脸上，无情地雕刻出一道道皱纹。两人握手后，王佳俊说：“彩霞，对不起。”罗彩霞一笑，说：“六十多年都过去了，我们能活到八十多岁再见面，就是上天的保佑。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想来是一场梦。不过‘顶替门’刚刚发生时，我特别希望你哪怕是电话中亲口对我说一声对不起。”
女记者在一旁插话道：“我找出当年资料查看，百思不解。王奶奶的父亲当年是一个镇党委书记，怎么能运作当地的警察和学校教师，冒名顶替罗奶奶去念大学呢？镇党委书记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比镇长还大？即使是镇长、县长、省长，如果这样做，很容易被媒体披露，让在野党的议员抓住不放，大肆熏染，成为政治丑闻呀。邓奶奶的经历更是匪夷所思，一个镇政府的官员就敢这样无法无天，平时难道没人管他们么？我看六十年前的报刊，说那时候官员们都是人民公仆，那是个和谐社会呀。怎么审判邓奶奶这个抗暴女英雄时，巴东城好像进入了战时状态。”
王俊佳面有愧色，邓玉娇含笑不语，快嘴快舌的罗彩霞接过话茬。“小妹子呀，你和我孙女差不多大，看六十年前的事情当然不理解，我孙女也觉得奇怪，问我，奶奶，好端端考上大学怎么可能被顶替呢？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往往会觉得荒谬。那个时候的官员比现在可威风多了。镇党委书记是当时执政党的党内职务，但却是一个镇的最高长官，县、市、省也是这样，比现在的镇长、县长权力大得多。而那时候也有镇长、县长，说起来是选的，实际上是执政党派来的，仅仅是书记的一个副手而已。那时候没有在野党，只有一个永远正确的执政党，和几个像行星围着太阳转的民主党派，执政党说什么，他们都举双手赞成。那时候也有类似现在议员的人大代表，可多半也是听书记的话，哪敢在会上公开指责他呀！而当时的媒体也得听执政者的话。”
女记者似有所悟，伸了一下舌头，说：“原来是这样呀！真难以想象！没有在野党像防贼一样看着执政者，议员和媒体也得听当官的话，难怪出出现这样的奇迹。我有点理解邓奶奶的遭遇了。”
邓玉娇缓缓地说道：“六十年前，社会情况和罗彩霞说的差不多，幸亏当时有了互联网。否则像我这样一个弱女子，在当地刺死了要施暴的官员，多半是判刑入狱，沉冤到底。因为有了网络，这事瞒不住了，全国人民都同情我，支持我，许多好心人跑到巴东声援，也有些不那么听话的记者千方百计前来采访报道，向全世界公布真相。还有好心律师主动帮助我，所以才免了牢狱之灾。”
大学历史系科班出身的罗彩霞接着说：“六十年前那个年头真的蛮重要。当时身处其间可能不觉得，反正我就觉得气愤，觉得天下为什么那样多的不平事。‘顶替门’后媒体报道那么多，警察、教育部门应该有不少人参与其中，可多数平安无事，就判了俊佳父亲几年。而我的真实身份，恢复起来困难重重，提出民事诉讼，官司打得好艰难。现在回头看那几年，中国处于大转折期，由于网络带来的信息革命，老百姓不再像以前那样好蒙好骗了，民权意识空前高涨，当官的还想一手遮天，难度越来越大。所以那些年官民冲突特别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和邓玉娇算是特别幸运的，起码平平安安活到现在。那一年有个叫潘蓉的新西兰籍女子，回老家上海用燃烧瓶和政府强制拆迁队对抗，最后也没保住房子，回新西兰后再也没有踏入故土一步；另一个成都女子叫唐福珍，当着政府强拆队的面，在自己屋顶浇汽油自杀。她们比我俩惨多了！”
年轻的女记者盯大眼睛，很傻很天真地再问一句：“奶奶，什么是强制拆迁呀？”
罗彩霞摇摇头说，这个没有一两天的功夫，讲不清楚的。你呀，回去买一本现在还健在的老史学家韩寒写的电子书《中国人权百年史》，看完后你就明白了。
采访毕，女记者提议合影一张。三位老妪走出茶室，背后是不舍昼夜流淌的大江和北岸的蓊郁的龟山，面对镜头灿然一笑。每位老太太饱经风霜的脸上，笑容像菊花一样美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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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10-01-05 1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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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15 星期二(Tuesday) 晴 |
法治沉沦：中青报奇文批判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一级律师 陈有西
《中国青年报》记者郑琳、庄庆鸿12月14日发表于该报的《重庆打黑惊曝辩护律师造假事件近20人被捕》的文章，违背基本的新闻原则，将一个事件报道写成时政评论，对中国律师业和《律师法》肆意诋毁，对中国执业律师进行无知的不负责任的贬损，对个别律师的行为进行渲染和夸大，对一宗尚没有经过司法审判定性的事件先进行媒体审判和媒体定性，充满了对现代法治意识的无知和偏见，严重诋毁中国律师业的形象，应当进行严肃的澄清。
第一， 官气十足，媒体定罪，未审先判，将涉嫌犯罪定性为已经犯罪。
该文称：“12月13日，“律师造假门”始作俑者李庄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一起国内罕见的涉黑案件“律师造假门”被急速曝光。”哗众取宠迎合网络热门手法杜撰出一个“律师造假门”。“批准逮捕”只是尚无定罪效力的强制措施，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造假”，是对被告进行合法帮助，还是在造假，按中国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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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 发表于 2009-12-15 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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