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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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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
25、四清运动。即在城乡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中心的社会教育运动。鉴于1963年试点的小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产、清工分），1964年的“四清”又称“大四清”。《高县志》载，抽调机关干部380人组成社教工作团进行“四清”工作。并抽调100多名机关干部支援其它县社教。《宜宾县志》载，“社教”中，在全县六个区45个公社的373名干部中，定为“右倾单干”、“走资本主义”的人有122名，划为“全部烂掉”的单位有7个、公社有8个。
从1962年岁末贯彻党中央八届十中会会开始的以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为中心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紧时松地一直到1966年文革。
1965年．
26、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年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真正全国规模的时间是在1965年。据《珙县志》载，1965年，珙县县委召开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五级干部大会，会上作出用三、五年时间建成大寨县的决定。
1966年．
27、文化大革命。即以“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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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2-09 07:45 评论(0) |
1956年．
10、肃反运动，即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
与时同时，进行了“审干”工作。因此“肃反审干”连在一起说。《宜宾县志》载，参加运动的机关干部共3940人，收到检举揭发材料8038份；两批参加者中，共定出1039为审查对象，这一数目几近三分之一。而从收到检举揭发材料的数量来看，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传统里有着深厚的告密文化基因。
1957年．
11、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所谓“整风”即动员群众向党提建议、帮助党整顿作风；所谓反右即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向党进攻”，这些“向党进攻”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就是“右派分子”。《兴文县志》载，“采取对号入座办法”，全县有214人划为右派，占参加整风运动的9.84%，另有近100人虽未为划为右派，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党经政纪的处分。所读方志均有此项运动的记录。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有七篇谈反右的。《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15）|《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6/8）、《文艺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7/1）、《打退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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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2-07 07:08 评论(0) |
刘火按：此文于2007年写成，先于自家博客，今刊发于《文史》月刊2010年第二期，不过话多我认为重要的话都删掉了。但是编辑却为此文配发了15幅这些运动的图片。现再贴一次自家博客。加括的即被删掉的。
三十年间运动一览
——读方志有感
刘火
何谓“运动”？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2004年5月版）的解释就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有组织、有目的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从1950年至1980年间的运动，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间，涉及千家万户，波及男女老少。（我在读本地方志中，让我有了对此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1950年．
1、 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2、 与此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此项运动一直到1953年结束）。
《南溪县志》记，在全县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共清出土匪19名，土匪骨干18名，匪兵1551名；全县有19465户佃户收回了押金，有22877户佃农免交或少交了租谷。《高县县志》载，清匪时，共歼匪军近5000人，俘获1500多名；解放战士牺牲40人，土改工作队员牺牲近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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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2-06 11:21 评论(0) |
| 2010-2-4 星期四(Thursday) 小雨 |
今日立春。这个冬天，据说北方极冷且又大雪，还成了灾，但南方准确说在四川的南部即生活在川南的我却难见寒冷。就我的记忆里，还没有哪一天气温下降到5度。一般的讲，川南只要下到五度以下，天就觉着冷得很。这与北方的干燥的冷是大不一样的。重要的还有，北方出门冷却进屋暖。我的南方呢，出门冷进门亦冷。
不知是天意，还是什么宿命似的，从冬就要转身到春的时候，也就是说立春的头天晚上开始下起了下雨，这一下便下到了今晨。早晨的立春，雨不时地打在临街的雨棚上，分明地让静静的早晨多了些这个冬天少有的声音。
雨的声音。
虽说还有些时候才会真正看到春天，不过，我要在此贴上我平生第一次试笔所画之第四幅丙稀水粉《冬梅》。一个月之前，在2010年元旦假日，第一次买回不是管状的西洋“刷子”，第一次在水粉纸上涂抹。而一开始乱画，却自家给自家的鬼画符取名为《春草》、《夏莲》、《秋穗》和今天在立春时期贴于自家博客的《冬梅》。看来人有时还真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不过，让这丛冬梅给下雨的立春，也算别一番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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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2-04 07:00 评论(0) |
说白了，张艺谋的《三枪》挑战了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或所谓知识精英）对社会和公众发言的“话语霸权”！因为，一是这批公共知分子不仅把自己关于知识话语的占有当成是自家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二是不能容忍别的什么人（包括同是知识精英的人）来亵渎了这份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阶层日渐分化的时代，自家把自家与弱势群体划开，不仅不地道，简直可以说有违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我们知道近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走向，大约有两件事在做。从维护和张扬个人的角度出发，一件是启蒙，一件是批评。前者唤醒民众，后者批评不公正的政府以维护民众个人权利。从前，有人在批评张艺谋的《英雄》，指出其张借《英雄》强化帝王和歌颂专制，那大约就是用启蒙作为武器的。但是当一个以民间意蕴、民间形式的《三枪》出现在公众眼前时，批评者们则用贵族的眼光、用所谓知识精英的眼光对某进猛烈的批评。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解的。而且不能让笔者接受的是，洪晃女士认为《三枪》只配到农村放映、只会配给农民看，而放在了北京这样的京城以及诸大、中、小城市看，因为“侮辱了”精英的智商，那就得下放到农村。
这是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什么样的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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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2-01 06:54 评论(0) |
刘火按：此文原贴“新华网/发展论坛”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3531396/1.html
三枪》的喧嚣，让美国大片《阿凡达》到来和热映宣告其终结。但是围绕《三枪》的议论并没有让《三枪》播映告一段落而偃旗息鼓。因为，《三枪》是一个叫张艺谋的人拍摄的。
张艺谋为什么要拍摄这么一部片子？这部片子怎么会拍摄成这个样式？质问张艺谋的无非是说，张艺谋作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言人（以张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角度上讲），怎么会去接拍一个由外国人的创意、编造故事而完全移植成中国元素的通俗片，怎么会去拍摄成了一个前半部搞笑后半部暴力的片子？事实上，我要问的是：张艺谋为什么不能拍摄这么一部片子？这部片子为什么不可以拍摄成这个样子？
文论家王干在其自家的一篇博文里写道，《三枪》是一部完全“不靠谱”的电影。怎样“不靠谱”，王干则没有讲。王干只是认为张艺谋拍这样的片子只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钱”。我看，这简直就是隔山打牛的真正不靠谱。在我看来，张的《三枪》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当张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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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1-31 08:56 评论(0) |
| 2010-1-30 星期六(Saturday) 晴 |
29、从卢梭的“社会契约”到罗尔斯的“社会正义”，都试图想以制度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主要用于在这个制度下的每一法人团体、特别是每一自然人，都与另一法人另一自然人在拥有共同空间和时间下平等到尊守规约和享有权力。在卢梭、罗尔斯看来，由于政府天生的威权，因此作为政府所治下的法人特别是自然人，在权力主面是不对等的。因此，如何限止公权和如何保护私权就成了社会正义的首选项和必选项。于是，卢梭的“社会契约”的设计：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卢梭认为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人民还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不仅如此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的源头之一）。罗尔斯则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与他人的自由并存的同样的自由，包括公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财产权利；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作如下安排，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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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1-30 09:11 评论(0) |
刘火按：今天冬阳真有些艳丽，不过郁闷的则是今晨贴的《2010刘火臆语》28—30，但因版主说有“敏感字符”却未见天日。于是贴上学丙稀画的第三张《秋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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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1-29 12:12 评论(0) |
| 2010-1-27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26、但是恰恰相反，中国的帝王戏从来就有着最广阔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个心中都有有一个梦，那就是别人做得皇帝，为什么自家就做不得呢。而中国的历史也证明这在中国是一个千古不磨的真理。地痦可以当王，如刘邦；穷人可以当王，如朱元璋；弟可以越过储君当王，如李世民因此，中国绵绵不绝的帝王戏就满足了中国人的当王的潜心理。也许这是造反的动力，也许这是中国历史的宿命。还有人为了表明这一突命，借着在“扬州三屠”等汉人尸骨上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某一皇帝的口，说什么“再活500年”。幸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民主民族主义者孙中山打破了2000多年铁桶般的专制神话。孙中山的精神和实践，不因为过去了一百年就不再有意义。恰恰相反，孙中山倡导的“民有民治民享”（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精神更具挑战性。
27、最让人蹊跷的是：“GONGCHANDANG”是以反对“GUOMINDANG”的一党执政或一党独裁所展开的民主和自由而赢得了中国最广泛的民众。但是赢得民众和赢得政权后，便终结了民主。因此西人有一句话最能解释这种现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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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1-27 07:59 评论(0) |
刘火按：此文原贴“新华网/发展论坛”2010/1/22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73328107/1.html
截止2009年12月26日，“中国移动通信党组书记张春江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案，2009年，中国的省部级高官在一年之内被查处。包括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副主任、省纪委书记、最高法院落、国家公安部、国企一把手等在内的近20名高官被查处。这是近年反腐力度和强度最大的一年，显示了中国执政党最高层反腐的决心和反腐的力度。同时也表明了新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纪委十七届五次都指出的“当前反腐倡廉建设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的判断，让世人和执政党及执政党的各级组织“必须清醒”和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贪腐一事可见在中国当几成一痼疾的严重性。在岁末，我们不仅仅看到高官的纷纷落马，而且在一条似乎并不起眼的反腐消息里，读我读读到更需警醒的事。在“张春江涉嫌严重违纪”信息披露后的第三天即12月28日，新华社披露了另一条有关反腐的信息：“据河南省委组织部门介绍，2006年河南省县级党委换届以来，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其中9名是在县委书记任上被查处，13名是从县委书记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被查处”。对于笔者来说，这一条信息远比“张春江涉嫌严重违纪”更让人深思。众所周知，自秦汉以降，郡县制尤其是以县为单位的中国基层政权的制度构架和组织构架，其县一级的主官是一个最重要的职位。倘若从它的基础性、它的亲民性、它的实践性、它的操作性方面讲，县主官甚至比市一级的主官更显得重要。因为越到上面，由于它的官僚程度梯次增高，与民的接触就会疏离一些，当民与市以上的官员隔得远了一些时，民的情绪便不会直接显现出对高官发泄。然而在县这一层面上，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县一级的主官，对这一层面上的无论大局如发展、改革和稳定，还是小事如百姓的油盐酱醋茶或邻里吵架角孽等鸡毛蒜皮的事，都应是县里主官份内之事。然而，由于对县主官的选用、管理、监督等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往往造成县主官权力过大而缺乏真正制约。试想，县一级的主官既不是当地人，又不是当地人选出的。其主官对一县的感情和责任，很难说是从根上具有的。再由于其任命制本身的缺陷，事实上这种管理也是软弱的。它的致命处在于，一、它不受同级任何组织团体的约束和监督，二、它不受当地百姓的监督（道理上是，而事实则不可能），三、它不受舆论的监督。或者说这些监督都很弱，也到不了位。因此县一级的主官从县这样一个特定平台上讲，县一级主官是无人可管无人可监督的。事实也大致如此。从目前情形看，县一级主官实际上大约有两种途径可以管，一是自律；二是上级党委（或上级党委书级）。先说自律，自律本是中国儒家传统里的伦理要求，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教化的利器，但当物欲成为一种潮流时，自律的伦理约束就会显得捉襟见肘、甚至不堪一击（披露出来的贪官演变行径，对此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再说上级管理，上级管理包括上级党委（书记）和上级纪委（书记）。事实上，上级的管理，由于任命制的关系，往往建立在上下级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的硬性关系上，再加上链条利益本身的某些潜规则，因此管理的缺位也是显见的。正如不久前《瞭望》周刊就安徽省部分县（区）委书记因贪污腐败被撤职查处报道后指出：“居于县级政权权力中心位置的县委书记，位置特殊，已成了腐败的高发区、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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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火 @ 2010-01-25 07:13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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