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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自然正义的融合

2008-12-7 星期日(Sunday) 晴
梁捷

上世纪70年代初,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复兴。美国自由党成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罗斯巴德在其中极为活跃。
  与此同时,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奖,第一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讨会召开,这次研讨会堪称朝圣山会议之外最隆重的自由主义者聚会。罗斯巴德在会上递交了全面阐述奥派宗师米塞斯方法论思想的论文,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米塞斯于1973年去世,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终于没能看到奥地利学派的全面复兴。
  罗斯巴德在政治与学术两个领域都颇为活跃。他生于1926年,195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的弟子。50年代初期,他开始向米塞斯学习,正式加入奥地利学派。
  即使是在奥地利学派内部,也很少有人像罗斯巴德那样坚定地贯彻米塞斯的方法论。在这本《自由的伦理》之前,国内只引进了他早年的著作《美国大萧条》。如果认真推敲他对美国大萧条的分析,就能看出他与弗里德曼、伯南克等主流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分歧。他很少考虑货币问题,而把大萧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  罗斯巴德并没有描述大萧条前后的整个经济历史,也没有收集、核对所有可能的统计数据,只是把研究重点放在各种可能导致衰退的诱因上。因为米塞斯说过,研究商业周期,绝不等同于对一个时期的所有经济记录做一次调查,而是要强调那些诱因,考察其中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把与经济周期有关的那部分从复杂的经济世界中分离出来。
  罗斯巴德在那本书中认定,胡佛政策才是大萧条的祸因,但原因不是1933年接任胡佛担任总统的罗斯福所说的太过自由放任,恰恰是这些政策还不够自由放任。危机到来时,胡佛政府却正在实行固定工资率,损害了企业的利润和投资收益。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政府干预,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而酿成恶果。
  这本《自由的伦理》是罗斯巴德相对后期的代表作,更为全面地表达了他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看法。罗斯巴德认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每个人都应自我所有,拥有他自己身体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拥有获得劳动所得的权利。
  他认为政府或国家都与正义的根本原则不相适应。罗斯巴德对国家的定义与奥古斯丁一脉相承,极端激进,认为“国家无非就是一群强盗。”如果读过米塞斯的《官僚系统》,也不难想起米塞斯的夸张论述,“官僚系统就是一种罪恶”。
  罗斯巴德认为,国家拥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通过税收获取财政收入,第二是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种行为构成一种“伟大的偷窃”,因为它总是未经许可就取走我们的财富。第二种行为实际上是禁止在特定区域里防卫,以及司法服务的自由买卖,以使国家成为这种服务的惟一可能提供者。
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并没有将自由主义的根基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这是他与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最根本的区别之一,虽然两者都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曾经严厉地批评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对凯恩斯的批评。他认为,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无政府社会中,只有千万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才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自然正义与自由一样,是人类生活中最宝贵的要素。
  自由,结合古老的自然正义,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在《自由的伦理》中,罗斯巴德将这套理论运用到土地购买、儿童教育甚至动物权利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都得出了不俗结论。正因为他排除了诸多现有理论的干扰,在纷繁冗杂的历史经验分析中,保持清晰的先验框架,终于构建起米塞斯之后最为系统的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他 这套完整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既不是经济学的,也不是政治学的,但的的确确是“自由主义”的。
  为了宣传自由主义,罗斯巴德早年就开始编辑《自由论坛》《自由主义研究》等杂志。由他编辑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于1987年正式创刊,1998年改为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是学界最受尊重的奥地利学派杂志。从1984年起,他所主持的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开展夏季教育培训活动,散发奥地利学派书籍,传播奥地利学派思想。
  虽然如此,个性强硬的罗斯巴德也像恩师米塞斯一样,并没有获得学术界的普遍承认。直到晚年才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

《自由的伦理》,(美)穆瑞罗斯巴德著,吕炳斌、周欣、韩永强、朱健飞译,梁捷审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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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最新一期《财经》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2-07 14:46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988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克鲁格曼:经济学中的莫扎特

2008-11-17 星期一(Monday) 晴
克鲁格曼:经济学中的莫扎特
  梁捷
  
   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是个罕见的经济学天才。宏观金融名家奥博斯特弗尔德感慨说,如果经济学界也有莫扎特的话,那就是克鲁格曼。克鲁格曼早在二十五岁就已经在世界顶级学报上发表不下五篇论文,不到三十岁就拿到了终身教职,三十八岁时获得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克拉克奖,五十五岁时获得真正的诺贝尔奖,迄今已经发表不下两百篇学术论文和二十多本专著,其他专栏、随笔、博客文章难以计数。
  这样的学者,却是一个内向、害羞和充满孤独感的人。他曾撰文承认,之所以选择经济学这门学科来研究,正是因为它与真实世界密切相联,希望籍此来突破自身的人格障碍,可以更自如、自信地与别人沟通交流。不过至今,克鲁格曼仍然更多地使用他的电脑,而不是嘴。
   可以想见,如此高产的作者,生活一定平凡而又单调。克鲁格曼早就想清楚这一点,有趣思想必定与有趣生活背道而驰,这是一种两难选择,必须放弃一段。也正因为生活单调,才能保证他在精神空间任意驰骋。他一直很羡慕那些在七八个国家生活过、会五六种外语、曾探险亚马逊丛林也曾游历过撒哈拉沙漠的人。因为克鲁格曼是典型的美国大城市的孩子,童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只是躲在屋子里读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进行精神上的旅行。
   世界旅行的梦想直到克鲁格曼成名以后才得以实现。25岁以后,世界各地大学的学术研讨会请柬纷至沓来,为他支付昂贵的国际交通费用。可是用不了多久他就发现,他在世界各地面对的总是那几个学术同行。大家希望看他异于常人的经济学思考,他却觉得自己像个拥有特技的演员,敷衍着表演给大家看,自身很少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就是学术圈这个小世界的内在逻辑。好在笔记本电脑被及时发明出来,所以他总是随身带着电脑,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迅速躲进自己无限的精神空间。
   即使他现在获得了诺奖,仍是很少露面,继续靠着电脑不断撰写批评共和党的檄文。他的罕见天才和孤僻人格,都为他的人生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一 第一次爆发
  
   克鲁格曼从小没有身体上的丰富经历,精神上却一直追求最广阔空间和时间探索。刚进大学,他虽然读的是经济学,却是对历史更感兴趣,更想探究罗马帝国的辉煌历史。大学二年级,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被他对经济问题的准确理解而深深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诺德豪斯是萨缪尔森《经济学》的合作者,资源和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大师。他的热情鼓励对克鲁格曼影响至深。也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克鲁格曼决定去MIT大学继续自己的经济学求索之路。
   在MIT读博士期间,克鲁格曼已经崭露头角,深受萨缪尔森、索罗等诸位教授的赏识,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可是他仍然自闭,缺乏自信。索罗对他说,毕业以后我推荐你去哈佛任教吧。他婉言谢绝。他并非不想去哈佛,只是担心自己在哈佛的环境下会变得更孤僻,完全无法和人交流。
   最终他毕业去了耶鲁。作为一个年轻教师,克鲁格曼虽有不少理论想法,但对自己的学术前景仍是充满了困惑。1978年的一场大雪之后,他带着一个新想法,鼓足勇气敲开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多恩布什的家门。多恩布什听他把想法说完,严肃地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多恩布什的鼓励使得克鲁格曼重新找回自信,他发现自己似乎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他开始撰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事实上,这篇论文后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论文之一,奠定了“新贸易理论”的基础,至今仍时常被引用。
  国际贸易理论发轫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过上个世纪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工作之后,整个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不过许多人发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背离,而且两者距离越来越远,形成很多不解之谜。克鲁格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要挑战李嘉图传统。他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随着生产力提高,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这样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这套思想通过《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和《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几篇论文而初见规模。
   克鲁格曼成功了。他开玩笑地说,要混迹于学术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写出至少两篇出色的论文。第一篇用于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二篇则是证明上一篇并非昙花一现。截至1980年,他已经在顶级学报上发表或者即将发表5篇论文,成为当时最为耀眼的学术明星。
   克鲁格曼很快就凭借发表论文的本领拿到终身教职。他熟练地发表着论文,被许多学术研讨会所邀请,学术地位不断提高,内心却不自觉地再次陷入孤独之中。1982 年,克鲁格曼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养老保险专家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他答应了,当时他的合作搭档就包括了同样年轻的天才经济学家萨默斯、曼昆等,前者后来成为了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后者成为目前最畅销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
   因为工作努力,克鲁格曼接受委托执笔了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但是不久,他就从心底里发出对华盛顿的厌恶。里根政府里充斥着“政策企业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官员们兜售他们爱听的政策分析。无论官员们怎么制定政策,这些学者总能为他们找到恰当的辩护理论。“有权力的人都喜欢听那些让他们感觉舒服的人的话,而不愿听那些督促他们认真思考的人的话,这就是我离开华盛顿的原因”。克鲁格曼如是说。所以他很快又回到了学校。
   巧的是1983年,天才经济学家赫尔普曼访问了MIT。他与克鲁格曼一见如故、一拍即合,两人立即开始合作,研究和发展“新贸易理论”。两人的思路是将产业组织理论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融合贯通,改写整个理论框架。随后,另一个年轻人格罗斯曼也加入他们的研究队伍。这三“曼”合作生产了大量重要论文,将克鲁格曼思考的“新贸易理论”体系完整树立起来。最终,克鲁格曼根据他们的共同研究编写了教科书,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
   他们试图研究的根本问题是: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被何种力量所驱使,又被何种力量限制?基本想法是:斯密与李嘉图固然早已论述过自由的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效率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思想。可是国际贸易中存在规模经济,但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前者内在地导向垄断,后者外在地导向垄断,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完全自由贸易的理论在现实中行不通,李嘉图的理论有很大局限,需要补充修订。
   更为重要的是,产业集聚导致的规模效应在今天的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是李嘉图时代很难感受到的。克鲁格曼喜欢用造飞机的故事来解释这种思想,在飞机制造领域,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如此之大,投入如此之高,以至于世界市场最多只可能容纳为数不多的制造者。这个世界上,最终一定有且仅有少数几个飞机制造中心,虽然飞机发明不过百年,但美国和欧洲少数国家率先进入,有力支撑起这个产业,垄断了这个产业。虽然不过百年,但是现在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几乎已是注定,很难发生动摇。
   国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固有优势”造成的。这种固有优势的来源可能是历史、地理、文化,存在许多偶然因素,所以高度不确定。某些报酬递增行业中随机事件就可能引发产业先期建立和市场先期进入,帮助厂商迅速赢得比较优势,报酬递增优势所产生的进一步聚集极大地巩固了这些优势,最终导致目前的分工状况,路径依赖地走到今天。
   这套思想看似简单,对现实有极深的洞见,故而理论弹性和解释空间非常大,后来的网络热潮等经济现象都能有机地嵌入这套理论。克鲁格曼远远领先于时代。可是他说,完成“新贸易理论”之后,他再一次陷入低谷,对研究失去兴趣。外人眼里的经济学天才,自身却在苦苦挣扎,不知该往哪里转向。
  80年代末,著名商业学家波特刚刚写完《国家竞争优势》,极厚的巨著,因为引用过克鲁格曼的研究,所以寄出一本给了克鲁格曼。克鲁格曼自称从未认真读完过这本巨著,但书中关于国际竞争中区域产业集群的讨论一下子激活了他的思想。
   过去的经济学研究,都把地理、地域、城市、环境的状况视为外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从而进行静态分析。现在波特的研究启发他,动态地看,经济活动也在改变地理环境,两者是一个复杂互动的过程。经济产业集聚与地理区域集聚的相互促进,城市化与生产、贸易的扩张过程完全可以用一种思想来解释。如同波音、空客垄断飞机产业一样,纽约、巴黎、东京等少数的超大城市也垄断了地球上绝大部分资源,它们现在的地位和那些巨型公司一样很难撼动,正因为它们和大公司一样拥有了集聚效应,规模报酬递增。
  
  
  二 第二次爆发
  
   克鲁格曼开始思考经济地理学的问题,这在当时主流经济学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虽然古典经济学家都重视地理、环境的问题,可现代经济学家都把它推给地理学家,不再认为那是经济学家应该涉足的领域。克鲁格曼不管这一套,勇敢地钻了进去。他认为,经济地理学中任何有意义的模型都必须反映两种张力之间的抗衡,分别是使经济活动、社会活动聚集一起的“向心力”和打破或者限制这种聚集的“离心力”,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提高经济水平的产业前后向联系水平和工资压力之间的抗争。
   与研究国际贸易时的思路一样,克鲁格曼动态地研究地理空间集聚程度的变化,总结出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的核心线索:报酬递增、空间聚集和路径依赖。
   一种新的经济地理学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已经死去的古典经济地理学研究和排斥经济学的现代地理学研究。克鲁格曼总结之后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必须在模型策略、技巧和思想原则上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动态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发展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应该坚持借鉴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将现实中的现象高度抽象化、模型化,大量采用了数学分析工具。不出几年,克鲁格曼与他的合作者们就设计出一系列的模型,其中包括核心-周边模型、国际专业化模型、全球和产业扩散模型、区域专业化模型等等,勾勒出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全新学科的外貌。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就是所谓的“核心-周边模型”。克鲁格曼希望籍此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逐渐分化,最终演变形成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克鲁格曼抽象地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即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如果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相对价格就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 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将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周边结构。如果该地区的运输成本太高或者太低,则又会完全是另外的故事。
   这个模型具有里程碑意义,经济学家从此可以沿着这条进路来研究地理、区位的问题。维纳布斯顺着这种思想继续探究,不仅在一个地区有核心-周边的结构,世界范围内以生产水平来看,也会有核心-周边国家的区分,从而形成不同国家的专业化分工。毕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流动较为困难,但生产要素可以通过商品贸易而不断流动。慢慢地,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会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大量使用中间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最终,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的生产就变得专业化了。这就意味着,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高度的对外开放水平,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让商品贸易改变全球的经济地理分工。
   更为长时段地观察,会发现全世界的经济地理区位也在变动,此地崛起、彼处衰落,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最发达国家转移到中等发达国家,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波一波地拉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则致力于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为全球贸易分工提供最根本的动力机制。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理论假设存在一个世界,其中某个区域或者国家因为偶然的技术进步在制造业率先建立起一种自我强化的优势,这一优势允许它支付比其它国家更高的工资(事实上,这就是美国)。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这将使得制造业区域的生产水平上升,制造业在该区域大规模地集聚,并使得该区域的工资上升。这一过程不断地循环往复,进一步发展,不同区域或者国家间之间工资差异将越来越大,最终不可持续。制造业厂商情愿转移生产去追逐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于是他们会设法迁入次一级的区域,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相对较好的规模效应,从而变得有利可图。这样,第二个区域又开始了建立制造业自我强化优势、提升区域工资的轮回,与上一个轮回一样,最终变得不可持续,从而引发第三个区域的制造业成长。只要还有工资和生产水平较低的区域存在,这种产业的转移过程就可能持续下去,最终阶梯状地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
  在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前向与后向联系都相对较低,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压倒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从而引发投资和生产向周边国家的转移。这就为地理区域或者城市的历史宿命做出一种有力的解释,促使经济政策制定者更深地思考不同产业的性质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
   克鲁格曼认为,不同产业的内在结构不同,所以与区域发展的结合关系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厂商就是比其它厂商拥有更强的买方和供方关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投入-产出联系特征。所以在贸易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如果有些产业在本国有优势,有些产业在他国有优势,两者之间的联系又特别密切时,国内的产业地理集聚就变得不可能。
  总之,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产业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和可持续的。这时候,经济资源得以比较自由的流动,向心力和离心力都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最终由产业结构和市场水平决定地域或者国家内部的地理集聚和分工。运输费用或者交易费用的变化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和非单调的。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稳定地增加,反之亦然。
  当然克鲁格曼也绝非坚持简单的经济决定地理之论。他对路径依赖有很深入的看法,与国际贸易的发生起因相仿:在特定活动发生的地方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灵活性,一旦空间差异被经济结构定性,它们就变得具有刚性而很难改变。所以路径依赖可以有效地用来解释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活动。
  1995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还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经济史的论文,戏称自己的模型为“世界历史第一部分”。在论文里,克鲁格曼展示了随着运费降低,世界贸易不断逐渐增长的过程。贸易的增长首先使世界自发地、人为地也是偶然地分裂为高水平、高工资、工业化的“北方”和低水平、低工资、初级生产的“南方”。路径依赖的结果,南北达成了一定的贸易分工。但是这种分工并非永远不变,在某个时期,北方在高工资的压力下,创新水平不足,经济逐渐衰落,南方则乘机崛起,调整了国际分工水平。这样,克鲁格曼就形成了一整套时间、空间、结构互动的经济地理学看法。
   基于以上这么多创造性的想法,克鲁格曼感觉重新拾回动力,狂热地投身到“新经济地理学”。在这过程中,克鲁格曼非常兴奋,却也有几分不安。兴奋之处在于,他自信这个研究领域非常重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富有深意。令他不安的是,过去几十年里,经典理论经济学理论对这个领域视而不见,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研究,学界对此种研究充满敌视。克鲁格曼说,他的目标就是用自己所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努力工作,来补救这种经济思想上的遗漏。他在半年时间里竟写出十余篇论文和两本书。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对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基本的核心-周边模型。
  克鲁格曼之后,这个方向迅速变成学术大热门,各种后续研究不断涌现,藤田、维纳布斯等青年经济学家也迅速跟进。不过克鲁格曼骄傲地说,他早期的几篇学术论文已经基本上把新经济地理学的潜力挖尽。后来一些年里,其他学者与他自己所作的工作,只不过将这门学科进一步细化,深入讨论各种要素的实际作用,努力将新经济地理学建设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不过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在主流地理学界遭到极大的批评。地理学理论有着丰富的传统,受到诸如几何学、社会物理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影响。现今时代,人文地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早已侵入地理学,并成为它的重要支持性资源。
   相比之下,经济地理学在整个地理学范式中的地位一直富有争议。近几十年的地理学思想史上,经济地理学者曾经发起过两次重要的努力。第一次是由德国学者沃尔特.艾萨德领导,他写出《区位和空间经济学》等著作,主要借鉴传统区位理论来研究地理分布。从早期的屠能到后来的韦伯都是这个思路。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主要使用几何学和物理学的概念,缺乏经济学基础,也不能进行边际分析。
  第二次努力发生在70年代,亨德森等学者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用于城市区位分析,诞生了所谓“新城市经济学”。这次浪潮借鉴了经济学工具,引入了外部性等概念来分析城市的区位格局。然而,由于工具的局限,当时学者还是没有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没有找到产业集聚的微观机制,研究只是停留在用简单的新古典模型分析一下作为整体和既定事实的商业中心。
   人文地理学者对这些研究方向展开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不愿意思考他们不能模型化的东西,以至于他们忽略了很多事后回想起来非常关键的要素。尴尬的是,经济地理学者并不接受这个批评,继续他们模型化的进路。
   总的来看,地理学界反对严重依赖数学模型的新经济地理学。数学模型是主流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工具,克鲁格曼扬言,复兴经济地理学首要工作就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可是这些建模思想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并没有太大吸引力。早在20 世纪60 年代的计量革命对地理空间模型应用已相当成熟,后来由于这套抽象理论无法和实证配合,最终被据大多数地理学者抛弃。现在,还是有很多地理学家把克鲁格曼的努力看作早已死亡的地理空间理论的余续,不认为他这套想法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另一个容易招来批评的地方是,新经济地理学在论述区域特征。划分区域范围时,显得过分抽象化。新经济地理学之所以对区域收敛感兴趣,只是因为抽象的“区域”能为他们的模型提供更多的可以控制的实验数据,从而使得经济学家可能为区域的长期发展提出权威性见解。经济学家们也知道知道自己使用的区位、区域和场所等概念,只是代表某种经济景观中抽象的点或其他形状的区域,而文化、社会、制度、历史等重要的有机因素却被排除在模型之外。所以虽然新经济地理学家总在使用区域分析,却很少能找出一个实际的区域规模。干脆有些学者就说,应该把新经济地理学改为空间经济学,这样就无需为现实中的地域、区位的对应而烦恼了。可这样的理论只是空中楼阁,不能为地理学家所接受,也不能进行真正有效的实证检验。
  新经济地理学确实不注重实证检验。他们注重的仅仅是抽象、简化的数学建模。这些建模与复杂的现实状况比起来,相距甚远。经济总体发展和产业空间聚集也许可以用数学建模来研究, 但数学建模所能抽象的因素总是有限,,现实中的许多因素都不可能用简化的数学符号来代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1-17 11:14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4 | 浏览:25580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zt

2008-11-15 星期六(Saturday) 晴
孙克强

【内容提要】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
【关键词】 梦窗词;晚清四大家;词学;词坛风气
  
  清代词学流派各领风骚,风气数变,每次词学风尚的变化往往有一位或数位唐宋词人被推举,并成为一代风尚的旗帜。如阳羡派的辛弃疾,浙西派的姜夔、张炎,常州派的温庭筠、周邦彦等。号称晚清四大家的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推尊的是南宋词人吴文英。四大家曾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受四大家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词学家都参与了讨论,一时间,梦窗词风成为议论最多的话题,吴文英成为最受尊崇的典范。四大家推举吴文英的努力成为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变。
  吴文英和晚清四大家一直都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然而发生在晚清词坛的这场“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的思潮,却似乎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各种批评史和词史著述,极少涉及于此。本文认为无论从思潮规模、理论深度、影响力度以及在当代的借鉴意义等哪方面来看,这场词坛思潮均值得高度重视。
  吴文英在南宋末曾名显一时,褒贬不一。誉之者因其“深得清真之妙”而给予很高的评价,有“前者清真,后有梦窗”之评。宋末词学家对梦窗词也不乏批评。张炎《词源》一方面称梦窗词“善于炼字面”,并称“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一方面又批评梦窗词质实:“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张炎论词推崇姜夔的清空,对以密丽质实为特色的吴文英词颇持异议。不仅张炎有此评,甚至曾得吴文英“作词之法”、对吴文英推崇备至的沈义父也批评梦窗词“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以今人研究来看,吴文英词意象奇特浓密且时空多加转换跳跃,使事用典冷僻而又赋予独特的阐释,语言艳丽又深加锻炼雕琢,语句转折汰去前人用虚字而使气息流转的方法而代之以实词,因而读梦窗词往往会有晦涩难懂之感。张炎、沈义父对吴文英的批评对后世影响甚大,对梦窗词无论贬抑或褒扬,莫不从所谓质实、晦涩入手。
  明代,吴文英几乎不为人知。其原因有二:其一,吴文英的词集明代几于不传,《梦窗词甲乙丙丁稿》至明末才为毛晋发现刊刻。而明代最为盛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中未及收录吴文英词。文本传播的因素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梦窗词的了解和认识,从明代的词学文献看,词论家极少有评论梦窗词者,更谈不上对梦窗词的深入认识了。其二,明代及清初词风推崇唐五代、北宋,对南宋词人多不在意。因而梦窗词往往为人所轻视。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如明末清初的尤侗所云:“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论唐诗分初盛中晚实有崇盛轻中晚之意,以此论词,将梦窗词列于晚,显然有轻视之意。
  清朝康熙年间,随着词学中兴局面的形成,词家对许多词学问题开始了反思,对南北宋词的评价和取法亦是讨论得最为集中的问题。包括吴文英词在内的南宋词风得到了重新认识。如邹祗谟称梦窗等人的长调:“丽情密藻,尽态极研。要其瑰琢处,无不有蛇灰蚓线之妙,则所云一气流贯也。”浙西派以推崇南宋为旗帜,又十分重视格律,因而吴文英词常被人提及。然而此时吴文英仅作为姜夔一派的“羽翼”而出现。朱彝尊云:“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皆具夔之一体。”朱彝尊之后,形成了有关清雅词派的认识:即以姜夔为宗主,包括吴文英在内的南宋词人为成员的有别于北宋以前词风的词学流派。这种认识成为浙西词派的传统核心认识,随着浙西词派的兴盛,吴文英亦逐渐为人所知。
  嘉道之后,随着社会动荡加剧,士人心态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词的态度从玩赏品味,转向寄托幽深的思想情感。词家对古代典范词人、词作的选择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吴文英词又被重新认识。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论词,首开常州词派的法门。但他认为吴文英词缺点在于“枝而不物”,而列为批评的对象。对于张惠言的批评,周济并不赞同,认为“皋文不取梦窗,是为碧山门径所限耳”。指出“梦窗思沈力厚”,“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进而提出了“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学词途径。由此,吴文英成为四大家之一而区别于其他唐宋词人,被推至最为显著的地位,成为常州派“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词学理论系统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周济的推扬,改变了人们对梦窗词的传统认识,并由推崇梦窗而开辟了晚清词坛新的风尚。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自周济标举四家,并谓:‘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眦,为北宋之裱挚。’于是风气转移,梦窗词与后山诗并为清季所宗,如清初之家白石而户玉田矣。”
  如前所述,吴文英词在南宋末年已有晦涩之评,在人们的认识中,晦涩成为梦窗词风格的代称,清人亦是如此,如彭孙通《金粟词话》说梦窗词“雕绩满眼”。王时翔说“吴梦窗之奇丽而不免于晦”。谢章铤说:“吴梦窗失之涩。”皆将“晦涩”视为梦窗词的弊病所在。“涩”作为文学范畴最早出现于诗文批评。唐代皎然《诗式》云:“诗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涩,要气足而不怒张。”“涩”是作为诗歌的弊病提出来的。然而也有一些作家为追求独特的艺术风格,特意求“涩”,如唐代“元和以后,为文章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词体本为乐歌,以歌喉谐畅婉转为美,“涩”自然与词体不合,因而在词学批评中,“涩”一直是作为受到指责的弊病出现的,张炎、沈义父对梦窗词晦涩的批评即是例证,此种认识明代以后一直继承,如明人俞彦《爰园词话》说“遇事命意,意忌陋、忌袭。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涩、忌晦”,清人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1说“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皆视“涩 ”为作词的禁忌。
  时代不同,审美取向亦发生变化。清代中后期在新的词学形势下,一些在过去被置于摒弃之列的范畴得以启用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晦涩即是一例。常州派词人对“涩”进行了新的诠释。包世臣云:
  声之得者又有三:日清、日脆、日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以不清伤气;淮海、玉田以不涩伤格,清真、白石则能兼三矣。
  这是词学批评中最早从正面提出“涩”的用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张炎“以不涩伤格”,颇有意味。张炎与姜夔合称“姜张”,是浙西词派的词学典范。“姜张”词以清空为人称道,而与清空相对的质实则恰恰是“涩”的原因。联系包氏所云“清矣而不涩则浮”,实是批评张炎是清而浮,而要用“涩”加以补救。周济对 “涩”也有新的体认,据潘祖荫为周济《宋四家词选》作的序中提到,周济曾作有《论调》一书,“以婉、涩、高、平四品分之”。可见,周济是将“涩”作为词体的一种值得肯定的艺术风格来认识的。周济《柳下词序》云:“木君(周青)蹇于遇,居恒愁苦,怨抑恤然不可以终日。故其词多酸涩之味,思力沈挚,求诸古人往往而合也。”此处所说之“涩”,与思想情感的深沉执著相联系,是以“涩”肯定其词的风格。周济对梦窗词的提倡,以及对以梦窗词为特征的“涩”范畴内涵的重新体认,对晚清四大家有重要的影响。
  
  二
   
  周济将吴文英列于宋词四家之一,不仅改变了梦窗词长期不为人所重的局面,而且也使浙派以来将梦窗视为白石羽翼的认识得到改观。在周济等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梦窗推向词学极致地位的还是被誉为晚清四大家的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吴熊和先生曾指出:“清末崇尚梦窗词之风转盛。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为晚清词坛四大家,于梦窗词皆寝馈甚深,倡导甚力。”况周颐说“近十数年,学清真、梦窗者尤多”,确是当时词坛的状况。
  晚清四大家弘扬倡导吴文英词,首先从整理、校勘、研究、评论梦窗词人手。四大家经手的《梦窗词》有多种刊本。计有:“一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王鹏运、朱祖谋合校,历时一载,刊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校本”:王鹏运逝世后,朱祖谋致力续校,1908年刊行无著庵本。“三校本”《疆村丛书》本:朱祖谋从张元济涵芬楼获明万历中太原张廷璋所藏旧抄本《吴梦窗词集》(一卷本)钩稽异同,订补毛晋本达二百余事,刊于《疆村丛书》。“四校本”《疆村遗书》本:朱祖谋此后继续校订增补,务求精审。朱氏殁后,收入《疆村遗书》。在王、朱校梦窗词的过程中,师事王、朱的况周颐也曾参与其事。此外郑文焯手校、手批的《梦窗词》有四五本之多。王鹏运、朱祖谋以毕生精力研治梦窗词,王鹏运自命寓所为“校梦龛”,可见于梦窗词所付之心力。王鹏运还为校《梦窗词》特地制定了著名的校词五例: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开创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朱祖谋前后校勘有梦窗词集四个刊本,还著有《梦窗词集小笺》。郑文焯研治梦窗词十余年,可谓殚精竭虑,著有《梦窗词校议》、《梦窗词跋》二篇。今存杭州大学的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历时十余年,题识几遍”,“郑文焯一生校勘梦窗词的心血,可谓尽萃于此了”。四大家对吴文英词集所做的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为进一步阐发梦窗词的意义,提高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正如龙榆生所指出的:“(梦窗词)即经半塘之校勘,先生(按:朱祖谋)复萃精力于此,再三覆校,勒为定本,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玉律金科,一若非浸润其中,不足与于倚声之列。”四大家中尤以朱祖谋于梦窗词提倡最力、研治最工。朱祖谋《梦窗词稿序》说:“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这是针对前人批评吴文英“晚节颓唐”的反驳。在当时,词界朋友甚至将朱祖谋视为吴文英的化身。朱祖谋还用《梦窗词》作为指导学生词学入门的教材,朱氏弟子杨铁夫曾记述朱祖谋指导其读吴文英词的经历:

呈所作,无褒语,止以多读梦窗词为勖。始未注意也。及后每一谒见,必言及梦窗,归而读之,如入迷楼,如航断港,茫无所得。质诸师,师曰:“再读之。”如是者又一年,似所悟又有进矣。师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从。又一年,加以得海绡翁所评清真、梦窗词诸稿读之,愈觉有得。
  坚持不懈独重梦窗,并导之以由浅入深,细加体察,以发掘梦窗词的精髓所在。朱祖谋还曾以似梦窗来夸奖后学,如评陈洵词云:“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凡此种种,皆可见朱祖谋对梦窗词的重视。
  四大家力推吴文英,不仅是将梦窗词风作为自己词学思想的体现,而且将吴文英作为词人的典范,标立为学习的楷模。师事朱祖谋的陈洵受乃师影响,在周济提出的王、吴、辛、周四家词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尊梦窗为师,将吴文英与周邦彦并尊,提高吴文英在词史上的地位:
  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而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余子可取益。于师有未达,则博求之友。于友有未安,则还质之师。如此,则系统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从可识矣。
  这样,在清代继辛弃疾、姜夔、张炎、温庭筠、周邦彦之后,吴文英亦被推上至尊的地位。吴文英的被推尊标志着词学新时期的到来。
  四大家之所以独重吴文英,是因为他们对吴文英的词有特别的发现和独特的认识。朱祖谋曾指出:“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此话不仅是说梦窗词语言难懂、旨意难明,还指历代对梦窗词的误解、曲解。因而解读梦窗词,阐发其意义,确立其价值则成为四大家研治梦窗词的目标。
  第一,揭示梦窗词的比兴寄托及其意义。前人论梦窗词多从语言风格和意象着眼,如沈义父说“用事下语太晦”,张炎说“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皆是。自清初以来,对梦窗词多有肯定,但仍不出前人的范围。如宋征璧称其“能叠字”,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即使是特别标举吴文英的常州派诸词家,亦不过突出其境界和立意,如周济说“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梦窗立意高,取径远”。而四大家论梦窗词则从词的思想内容立论,指出其词中的寄托之意。况周颐云:
  词之极盛于南宋也,方当半壁河山,将杭作汴,一时骚人韵士,刻羽吟商,宁止流连光景尔?其荦荦可传者,大率有忠愤抑塞,万不得已之至情,寄托于其间,而非“晓风残月”、“桂子飘香”可同日而语矣。梦翁怀抱清复,于词境为最宜,设令躬际承平,其出象笔鸾笺,以鸣和声之盛,虽平揖苏、辛,指麾姜、史,何难矣。乃丁世剧变,戢影沧洲,黍离麦秀之伤,以视南渡群公,殆又甚焉。“黍离麦秀之伤”之论,发前人所未发,况氏指出世事剧变的外部环境与梦窗独特的性情怀抱的内因相结合成就了梦窗词的独特风格,确为有见之论。
  历代词评家多有将吴文英与周邦彦进行对比者,如宋代沈义父、尹焕之言已见前引,后世亦不乏此比。但多从语言风格进行比较,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四大家亦将周、吴进行比较,但考察的角度有所变化,结合周、吴所处的时代立论。如郑文焯云:
  当此世变,宜以奇情慷慨,以写余哀。如清真[西平乐]、[瑞鹤仙]、[浪淘沙]诸慢曲,其时或值方腊之乱,其词颇多峻切之音。即梦窗亦感触时事,不尽自组丽中来。
  从感触时事的角度指出梦窗对清真词的继承,较之前人从字面比较周、吴无疑要深刻。朱祖谋《梦窗词稿序》亦云:
  梦窗词品在有宋一代,颉颃清真。近世柏山刘氏独论其晚节,标为高洁。……乐笑翁题《霜花腴》卷后云:“独怜水楼赋笔,有斜阳,还怕登临。愁来了,听残莺啼过柳隐。”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读梦窗词当如此低回矣。
  与朱祖谋关系密切的张尔田在为朱祖谋的《疆村语业》写的序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曩者半塘翁固尝目先生词似梦窗。夫词家之有梦窗,亦犹诗家之有玉溪。玉溪以瑰迈高材,崎岖于钩党门户,所为篇什幽忆怨断,世或小之为闺蟾之言。顾其他诗‘如何匡国分,不与素心期。’又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岂与夫丰艳曼(目录)竟丽者。窃以为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第读之者弗之知尔。”朱祖谋曾说:“浣花、玉溪于诗,犹清真、梦窗于词。”将吴文英比李商隐,唐末比宋末,将词人置于当时风雨飘摇、感时伤怀的环境中体察其风格,确为认识梦窗词别开生面。
  第二,对吴文英词的风格特征予以新的阐释。后人们论及梦窗词往往受张炎质实和沈义父“用事下语太晦”说的影响。四大家对梦窗词用力甚深,因而对梦窗词不易为人体察的艺术匠心和独特手法多有发现,概括起来约有两个方面:其一,力为破梦窗词晦涩难懂的陈言。明晰梦窗词的意绪脉络是理解梦窗词的关键,朱祖谋《梦窗词跋》云:
  君特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挟潜,开径自行,学者非造次所能陈其意趣。
  前文引杨铁夫之语提到朱祖谋教导学梦窗词时,提示“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见出对梦窗词研析之细,正缘于此,故能透过表象的晦涩发现“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抉潜,开径自行”的深层特质。杨铁夫《吴梦窗词选笺释自序》也说:“梦窗诸词,无不脉胳贯通,前后照应,法密而意串,语卓而律精。而玉田七宝楼台之说,真矮人观剧矣。”洞悉梦窗词的意绪脉络后,自然不觉其晦涩。明了梦窗词语言的出处亦是破晦涩说的重要内容。王鹏运《梦窗词稿跋》说:“梦窗以空灵奇幻之笔,运沉博绝丽之才,几如韩文、杜诗,无一字无来历。”梦窗词语言多有出处,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使意象更加丰富,又可增加语言的表现力。但如不了解语言的出处,自然感觉难懂。郑文焯亦说:“其取字多从长吉诗中得来,故造语奇丽。世士罕寻其源,辄疑太晦,过矣。”
  其二,区别并认识梦窗词的表象和内涵。况周颐《蕙风词话》卷2用“密”与“厚”论说之:
  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雕袢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
  “密”与张炎所说的“质实”相近,主要表现在意象、用典和语言上。吴文英的地位提高之后,一些人追摹梦窗词风。然而仅袭外表,未得真谛,即如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所说:“不善学者,但于字句求之,失之远矣。”况周颐指出梦窗词的外表的“密”与其内涵的“厚”相联系,绝非模仿语言的密实者所可得。况周颐《蕙风词话》卷2进一步指出:
  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著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先学梦窗之沉著。即致密、即沉著,非出乎致密之外,超乎致密之上,别有沉著之一境也,梦窗与苏、辛二公,实殊流而同源。其所为不同,则梦窗致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处,虽拟议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颖慧之士,束发操觚,勿轻言学梦窗也。
  “厚”是“沉著”的外现,况周颐指出,“沉著”即建立在深厚感情之上的寄托,梦窗词的致密是以思想感情为基础的,由此揭示出梦窗词的真正价值所在。况周颐弟子赵尊岳对梦窗词中语言的外表与情意的内涵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  用字研炼,首推梦窗。梦窗有真情真意,以驱策此若干研炼之字面。又全篇气机生动,使实字不致质滞,此大笔力也。何易语此,盖能使流走之气机与研炼之字面相表里,始足与言炼字之法。彼,临渴掘井,觅致若干蕃艳之字而又不善位置者,在在且有金沙入眼之弊,何止拆将下来,不成片段乎?此梦窗之所以难学也。
  有了真情真意之根本,“研炼”的语言方能灵动;而不善学梦窗者,语言“质滞”,乃因缺少真情真意所致。与况周颐所说的意旨相同,陈洵《海绡说词》则用“涩”与“留”加以表述:
  以涩求梦窗,不如以留求梦窗。见为涩者,以用事下语处求之;见为留者,以命意运笔中得之也。以涩求梦窗,即免于晦,亦不过极意研炼丽密止矣,是学梦窗,适得苹窗。以留求梦窗,则穷高极深,一步一境,沈伯时谓梦窗深得清真之妙,盖于此得之。
  陈洵认为,由“涩”入手,仅能看到语言形式的表象;由“留”入手,则能洞悉融立意于其中的高妙境界。
  第三,“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此语是钱萼孙(仲联)先生对朱祖谋研究梦窗词的用心所在的揭示,同时也准确地概括出四大家力推梦窗词的意义。清代中期,自浙派盛行以后,几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由于对所谓“醇雅”、“清雅 ”的偏颇追求,浙派末流逐渐演化为空疏浮滑,即金应珪《词选后序》所指出的“游词”:“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1-15 16:49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2 | 浏览:20060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中国面临金融海啸的应对之策

2008-11-1 星期六(Saturday) 晴
李维森 梁捷

2008年,金融风暴从华尔街刮起,席卷世界。从欧洲到亚洲,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深受影响,股市重挫,货币疲软。中国在近些年里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趋紧密,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也受到了一些边缘性的影响。如何应对金融风暴,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当务之急。
有一种急躁、激进的情绪在中国民众之间蔓延,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一些人认为,我们应当借此机会去华尔街抄底,大量美国金融产业股权;有的说,应当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使之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还有的说,我们应该同俄罗斯一道抛掉手头的美国债券,使美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所有这些想法都不可行。中国在金融业的积累水平与美国相距甚远,对衍生证券的了解都还停留在极为肤浅的层面,根本不可能熟捻地在华尔街炒作牟利;人民币的总量与美元相比,实在太小,背后也缺乏健全的支撑性金融制度,根本不足以成为国际货币;中国的经济利益与美国密切相联,过去用贸易顺差所得的外汇去购买美国债券,正是为剩余资本寻找一个有效的投资方向。如果抛弃美国国债,资本没有出路,中国经济也会连带遭受沉重打击。
国际学界对这次金融风暴的成因基本达成了一致看法,然而它的当下传导和长期影响还有争议,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程度也有待检验。在当前局势下,冷静观察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比一切匆忙的政策反应都来得更为重要。
中国经济虽然与美国经济相联,却也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中国连续多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拥有充足的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制造加工业在全球占有重要份额,这些都是中国真正的比较优势。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还在进行当中,无论金融制度还是企业制度都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改革这些不足之处,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和增长,才是中国应当采取的应对措施。
这次金融风暴来势凶猛,美国和欧洲都采取了积极的救市手段。近日,中国也默认了地方政府托底房地产市场的举措。从短期来看,这些举措很有必要,能够封闭投机敞口,保证市场稳定,巩固人们的消费与投资的信心。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能放任资产快速跌价,那样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但是从中期乃至长期来看,政府终究还是要从这些金融、房地产领域中退出,发挥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达致均衡。
中国针对金融风暴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对外和对内两方面。对外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稳定全球金融市场的行动,救人等于救己。中国应该继续持有美国债券,在一定条件下短期为其他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承担起一个经济大国应负的责任。
中国的金融深度和开放程度都不高,投机资本主要以热钱的形式流入,而影响热钱的核心问题就是汇率。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关键是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外汇储备激增。面对长期的贸易失衡,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手段来重新达到平衡。一种手段是调整经常项目,另一种是调整资本项目。
中国这几年通过人民币快速升值来调整经常项目。但是中国调整的只是名义汇率而非实际汇率,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没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失衡主要是内部失衡,而非外部失衡。中国经济的水平仍很落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造成适度的通货膨胀,这一点本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外部失衡形成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本身储蓄转换投资渠道的缺失,最终导致中国证券和房地产的泡沫,陷入恶性循环。所以政府更应该关注和调整实际汇率而非名义汇率,应该加速国内市场化改革,使得通货膨胀自动导致实际汇率的上升,这才是使得贸易自动趋于平衡的有效举措。
与调整经常项目手段相比,中国更应该调整资本项目。既然中国掌握大量的外汇储备,就应该利用外汇储备顺差进行对外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并不应该通过主权基金。除了委托代理问题以外,还有政治问题,使得主权基金不大可能获得国外重要金融公司的股权。与目前的政策相反,我们应该尽快开放资本项目,促使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我们的居民可以更多持有较为熟悉的非金融类公司如沃尔玛,可口可乐之类公司股权,风险将远比目前国家主权基金投资来得低。
看总供给的话,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作为经济主要动力的民营企业的大量倒闭,自发投资不足。先看国内的基本面情况,人民币升值、税收增加、货币政策从紧、新劳动法的实施,这几点成为国内民营企业头颈上套住的绞索,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自发成长。再看国际环境,次贷危机导致全球金融恐慌;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衰微对中国出口需求的急剧减少;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这几点都给我们这种外贸依存度很高国家带来挑战。
中国大量出口的根本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有三个深层的原因。第一,国民收入中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第二,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拉大,中国经济正迅速拉美化,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第三,社会保障体系严重欠缺,使得人们对未来的保障缺乏信心,最终使得中国人不敢消费。启动内需正应该对症下药,针对这三点原因采取相应的政策改革,解放投资,解放消费。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政府财政急剧膨胀,老百姓劳动收入的份额持续下降,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于经济高速增长来说一直偏低。结果就是上半年6.7万家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倒闭,证券大幅缩水,内需疲软,CPI下降。第三季度的GDP已经开始下降,第四季度的GDP将进一步地下降。按照剑桥学派的看法,一切经济危机最终都是分配问题,拉美等金融危机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目前恐怕也正面临国富民穷分配不公的严重问题。
次贷产品、衍生产品、虚拟经济的初衷正是刺激有效需求不足,帮助中低收入人群获得住房。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形式已经走向虚拟化、电子化,巨额货币在虚拟的金融部门中流动,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传统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理论已经不能适应目前高度复杂的金融环境。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政策应当分开。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做法。要知道,中国目前正在走向“中低速增长”下的“通货紧缩”,这才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们要反思,中国目前的经济受挫只是一个短期下滑,还是一个长期的缓慢性地衰退?从更大范围来看,这一次的金融风暴到底是一次实质性的危机,还只是虚拟经济的正常波动?这就需要我们把当下的经济、金融环境放在更长时段、更广视野内观察。任何短期内的革命思想都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必然纠错结果,背后有很深刻的原因。
目前全世界的经济趋势就是进入衰退的长周期。短期救市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崩溃,等待下一轮伟大的技术创新或者新兴国家进入国际市场,为全世界的经济复兴而做好准备。我们无需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现状过度悲观。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有很大的潜力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当然这笔巨额财富是双刃剑,利用不好反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中国要从,进一步推进制度改革,彻底解决分配问题。
 人类社会正走在一个节骨眼上,经济衰退,人心浮动,但是各个国家都会自发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预见,世界和中国经济都不会在短期内崩溃,但是由于缺乏根本的创新和分配不均,全世界都处于一个缓慢下滑的通道,危机重重。中国经济目前状况还不太坏,还有很大的潜力,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中国经济长期的衰退。一旦政策不当,把短期冲击转换成为长期衰退,那样的后果将极为严厉。而中国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法制建设,完善保障体系,调整收入分配,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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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1-01 22:44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48 | 浏览:32159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再论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

2008-11-1 星期六(Saturday) 晴
再论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

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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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有一些前辈老师批评这个时代和所谓80后,社会庸俗化、知识碎片化、思想平面化、旨趣私人化、精神犬儒化,总之,自恋的年轻人和堕落的全社会。
 我拒绝接受这一点,拒绝这种源自现代性的污蔑。上述的庸俗化、碎片化、平面化、私人化、犬儒化之类的形容词,如果指涉精神层面,那么它们几乎适用于从古至今的每个时代。孔子那时候就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庄子那时候就说“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墨子那时候就说,“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总之,两千年前中国就是一个世俗社会,总体而观,这个性质从未改变。
 查尔斯.泰勒去年出版了一本900多页厚的《世俗年代》(A Secular Age),并籍此获得坦普尔奖(Templeton Prize),这个奖专门用于表彰“对于精神实在的研究与发现”,比如特蕾莎修女等。外界对这本书有许多评论,刘擎、梁文道等老师似乎都专门撰文予以介绍。我也想谈谈我对泰勒和这本书的体会:我非常不喜欢泰勒和这本书,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泰勒,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
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他的现代性偏见。泰勒认为这是一个世俗的年代,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少有人再对终极的、超越的、永恒的价值表达关怀。这个世界病了,唯独泰勒卓尔不群,能出淤泥而不染,在这浑浊恶世中保持对终极价值的坚守。他的确走得很远,很费力地写下厚达900页的书,然而他从一开始就错了。泰勒只是生活在他所想像的空间里,从来没有真正地触摸一下社会的实体,他并不了解什么是世俗,也就谈不上超越。
 与之相比,库比特、希克、潘尼卡等神学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世俗与超越的关系。他们都是比泰勒正统得多的神学家,却积极地促进宗教对话,也试图沟通理解其他宗教或者无神论者的观点。现代这个世俗社会与几百年前相比,一样地俗,俗得一样。技术进步肯定极大地改变了人类认知模式,但绝非变俗,怀着一副世俗眼光到处寻找世俗的人,本身才是俗。
 桑内特的伟大之处在于喊出了“自恋是这个时代的新教伦理”这个口号,我不吝为他呐喊助威。凡是批评80后“自恋”的那些“成熟的人”,正是与他们批评对象同等自恋的人,自恋得以至于无法真正去触摸、体会批评对象的情感体会,他们与他们批评的对象,共同成为桑内特这句口号的一个生动注脚。
 卢梭区分过原始人“心无旁骛的自然的自爱”(amour de soi)和现代人“以为自己卓越不朽的自爱”(amour propre)。古典的自爱大概只有到动物园里找寻,现代性的自爱却比比皆是,相较之下,倒是自恋显得更古典、更积极一点。
 我以为,现代年轻人的自恋绝非拒绝交流、缺乏公共性,真正缺乏公共性的是那些拒绝聆听他人声音的思想霸权。自恋是一种以退为进、含蓄克制、积极生动的表达姿态,所有以自恋表征书写博客的人,都积极地渴望交流,否则又何必写出来。倒是伴随着现代性一同成长起来的传统媒体一直在鼓励“以为自己卓越不朽的自爱”,传统媒体极少互动,只是传播,根本上远比现代媒体来得自恋。
 我以为贝克称现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倒是触及一些实质性的东西。现代社会、现代媒体的互动,大大增强了不确定性,使得每个人都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是遭受伤害的机会。越来越狭隘的生活空间、发展空间、规训生活,也使得年轻人比他们的前辈更敏感地体会到这些风险。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新文化,年轻人用区别于社会、高扬个性的方法来与社会沟通,这与美女们希望别人注意自己、又讨厌别人盯着自己的矛盾是完全一致的。
 经常有人说,自恋就解构了公共性,我觉得这恰是对公共性的另一重误解。这种误解处处可见,实在是涉及到知识论的深层次问题。以塞亚.伯林曾打趣施特劳斯,说他有一双“魔眼”,能看到别人都看不到的世界。施特劳斯否认公共性,人与人天然有等级差异,怎可能平等共通。我要说,每个时代都有如此自恋的施特劳斯,他们对我们这些没有魔眼的人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应该把他们与他们的环境一同保存下来,留给以后的魔眼天才们解读。这正是我们一般庸人的公共性,古人亦早已通晓。
 千百年前,据记载,我们的神医扁鹊也有一双魔眼,所以见蔡桓公时可以看出皮肤、肌肉、骨髓中的疾病。现今恐怕没人有这个能力,无法验证扁鹊的实验,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扁鹊的经验?是否扁鹊的本领只是一种自恋,而毫无公共性呢?并非。
 分析哲学家戴维森曾提出一种原则,宽容原则,即我们应该相信扁鹊的话,相信他的严肃认真,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接触和了解远古时期的中医思维。但是这种宽容原则是一种德性原则,没有逻辑基础,支持德性的还是只有德性,因而很可能是靠不住的。
 丘奇兰德则用取消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个知识论问题。我们理解不了扁鹊,不是因为我们错了,也不是因为扁鹊错了,而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话语框架无法把这两种不同逻辑的经验统摄起来。我们不应该抛弃扁鹊,而应该抛弃陈旧的、自以为是的公共性话语。如同几百年前化学范式变迁的教训一般。面对燃烧现象,有人主张燃素说,有人主张热质说,各有所长,莫衷一是,今人取燃素说抑或热质说?两者皆非。今人以氧化反应统摄这两种解说,于是取得化学理论的极大进步。焉知其他领域不是如此?
 所以重要的不是验证扁鹊的是非。在我们使用现有框架无法解释的前提下,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保护扁鹊经验和他所处的环境,然后逐步反思我们远不够准确的思想体系,追求或者等待新的范式迁移。未来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必不是今天的面貌,即使分析的术语、概念不变,对这些术语、概念的理解也会不同。这一点,凡是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应该都有体会。三十年来,人心变坏了吗,道德堕落了吗,我看,只是我们看待人心和道德的眼光变了而已。因此,人心、道德等不是用来描述社会的合适概念,如同燃素、热质一样,应该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词典当中坚决地清除出去。借用丘奇兰德的概念,泰勒也不过一个“民间哲学家”(Folk Philosopher),这就是我对他刻薄评述的原因所在。
 真正自恋的社会正有这样筛选、竞争的功能。以陈旧视角看来,此为自恋;以未来视角察之,此为更高维度、高层次的交流和思想集中也为未可知。泰勒坚守黑格尔的范式,以堕落、世俗来刻画眼前这个世界。而库比特等人却能以未来的视角反观现今社会的变迁,欣然推进宗教和文化的交流沟通。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言不尽意,留待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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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全受黄湘兄指点而成。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1-01 09:59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14 | 浏览:19013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2008-10-20 星期一(Monday) 晴
令人遗憾的双轨制发明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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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会议亲历者 华生 高梁 张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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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pingyixueren/20081011/044453794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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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9月初,由《经济日报》等媒体组织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上,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就是会议的突出成果之一。鉴于北大张维迎教授多次公开声称他是在莫干山会上提出双轨制思路的惟一发明者,我们作为会议的参加者(高梁也是会议筹备组的成员),认为有必要出面,说清楚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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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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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是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不过是提出了要因势利导,把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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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记载和报道是,莫干山会上在价格改革问题上分为三派:调派以田源为代表;放派以张维迎为代表;华生、何家成、蒋跃、高粱、张少杰等人则提出了第三种主张——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思路,得到了会议的赞同,向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并最终为中央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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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放调结合、双轨推进的战略从一开始推行,就遭到了相当多的责疑和批评,以致随着改革深入和矛盾累积,在1980年代末甚至声名狼藉,我们几个提出双轨制的人也自然成为大家集中批评的靶子。因此,打开1980年代的全部文献乃至传媒资料,只有围绕双轨制的论战,没有任何人出来争什么发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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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始双轨制得到更全面的积极评价之后,华生倒是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指出,双轨制其实是莫干山会议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他和相关当事人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和机遇,才成为符号化的代表。至于今天双轨制发明权的所谓争论,正如莫干山会议主报告执笔人徐景安所指出的,是张维迎在1990年代后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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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0年代张维迎出版的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中,首次自称“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但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人们也无从知晓他在哪里提出和论述的。因此尽管1980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们谁都没有出来去责疑和驳斥。直到2006年张维迎在其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写成了“以价格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出的“专家建议”上。在该文中他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从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府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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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张维迎的说法与1980年代留下的文献、记载及莫干山会议与会者的回忆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谓关于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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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个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们一直觉得,这种事后对历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遗憾,但双轨制已经载入历史,争夺个人的发明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回避对张维迎的说法作出正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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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在《经济观察报》纪念改革30年的访谈中,张维迎进一步明确说,在莫干山会上“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说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掌声也越来越多”,称自己是莫干山会上把市场价格作为改革目标并提出双轨制的惟一贡献者。这样,当然就有人包括媒体向我们尖锐地提问,张维迎的说法与你们的回忆完全对立,不可能同时为真。如果张维迎所言属实,那么过去所说我们几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人,就是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因此,尽管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情况下,说清楚真相总会令有人难堪,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已经再没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们也只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澄清事实真相,这既是对历史和大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助于学术研究风气的净化和人们对改革真实历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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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亲历者眼中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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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关于莫干山会议上的情况,会议一结束代表们就已经带到了全国各地。1980年代的媒体很少,但他们对年轻的改革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大事当然也不会忽略。发起组织莫干山会议的媒体之一《中国青年》杂志,于会后曾就双轨制被中央采纳发表过一篇对华生的专访,并在1985年第4期刊发。文章详细描述了会上华生等人如何提出和向领导汇报放调结合的双轨制的情况,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围绕价格改革,会上旗分三色,势成鼎立”。国内权威理论期刊《经济研究》也在会后立即约我们5人写作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一文,刊登于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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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后,大家关于莫干山会议价格改革的回忆基本大同小异,如徐景安的回忆文章,谈到会上有三派观点,张维迎是放派,与双轨制并无关系(见《领导者》杂志2008年2月刊)。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会议参加者,著名的价格研究专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李晓西教授的文章。他当时是莫干山会议上价格组讨论的活跃人物,并于1987年发表过《从双轨制到市场化》的论文,对双轨制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意见。1999年,当时他还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在点评自己这篇1980年代的论文时,对当年双轨制的产生作了一个完整的描述:“‘价格双轨制’是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价格管理中也有过类似规定,但形成很大影响并被推崇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思路,则是自这次会议始。在‘莫干山会议’上,有三种价格改革方式的争论:一种主张价格以调为主,这是以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同志为代表;一种主张价格以放为主,这是以张维迎同志为代表;还有一种主张搞价格双轨制,这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华生、何家成同志为代表。回过头来看,以调为主思路趋于保守,……价格以放为主,……可能欲速不达,反导致改革失败。多数人认同价格双轨制的观点。……这种思路,后来也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首肯。因此,价格双轨制成为价格改革的一项重大政策出台了。”(见《二十年观察与思考:李晓西论文集》,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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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干山会议上的三派观点确实在主报告中被去掉一条,归纳为两种思路,但是,被归纳和去掉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张维迎的观点。这是因为会议的大多数人和组织领导者认为,放出一个自由市场价格的观点过于激进,并不可行,而调的观点领导已经知道,因此,在会议向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汇报时,决定只派华生去汇报双轨制思路,同时会议提交的两个价格改革建议分别指派田源、华生起草,作为附件,并由徐景安归纳这两个建议写成“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作为主报告内容之一。而张劲夫同志和国务院领导很快批示肯定了放调结合的思路。对此,莫干山会议的一个重要参加和组织者,也是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后的工作单位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陈一谘有很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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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忆当年曾向国务院领导当面汇报会议情况,介绍“莫干山会议上关于价格改革的争论最激烈。第一种意见比较激进,认为价格必须全面放开,不放开不能形成市场机制,原则上对,但具体操作性不大,提出这种意见的青年学者了解西方经济学,但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第二种意见过于稳健,认为当前只能做价格调整,调的比价比较合理后才能进行价格改革,问题在于主观的价格调整永远不可能调的“合理”,调出一个价格机制来;第三种意见被会上多数人接受,以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华生、张少杰、高梁为代表,认为能放开的价格必须逐步放开,以形成市场机制,放不开的价格则进行行政指令性调整,叫作放调结合,先放后调。这种办法可以逐步扩大市场份额,使指令性计划的原材料和产品比重逐步缩小,最后达到大部分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问题在于可能出在有些人会利用两种价差搞投机,但不可能有完美方案,只要利大弊小就可以”(见《前哨月刊》2006年5月)。所以,对莫干山会上的情况,对于这个会议所有的参加者来说,都是清清楚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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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徐景安表示,他据实回忆了会上三派不同观点的争论,张维迎见文后给他这位体改所的老领导做工作,但无论张维迎如何“启发”他,他实在回忆不出莫干山会上张维迎和放调结合、双轨制有什么关系,无法为张维迎做证。张维迎又以知识产权为由,坚决反对徐景安公开发表他们两个人就此进行的对话,因此他是不得已才去写文章澄清张维迎的说法和《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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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张维迎当时在会上和整个1980年代,从未对大家公认的说法表示异议,而到了20多年后要彻底翻当年莫干山会议的案,对我们所有这些参会者来说,听到后不免瞠目结舌。莫干山价格讨论的一个主要代表田源,在一次众人聚会上听说,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莫干山会议上的大多数人,田源当众发问“不可能吧?他真的这么说了?不会吧?”听到别人肯定的答复后,田源不无讽刺地反问“他参加了莫干山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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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花接木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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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自称提出了双轨制,绝非空穴来风。据张维迎自己介绍,他在一直没搬家的茅于轼老师家中,“庆幸”地找到他在莫干山会前那份“专家建议”的油印稿原件。其中他提到“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办法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张维迎前不久刚把这篇文章扫描给了徐景安,说服徐承认他才是双轨制的最早提出者。


 既然现在张维迎说他早在莫干山会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上不提双轨制?或者别人提出后拿出自己的文章当众宣示,让与会者包括会后他加盟的体改所的众多同事和领导们当场信服,要等到20多年后的今天,才拿着一个几乎没有人见过和听说过的扫描文件去各处费力地说服别人呢?


 首先,莫干山会议上进行的并不是双轨制与单轨制的争论,而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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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


 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实际上,很多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华生比划着手势去说服听众和领导的一个有力论据,不是鼓吹去搞双轨制价格,而是相反,说明放权让利已经不可避免出现了多重价格,这时,因势利导先放开计划外价格,国家参与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可以刺激供给,从而使市价下落,同时再内调计划价向上,使计划内外价格靠拢和合并。正是这个因势利导和使多价归一的双轨反向推进主张,最终打动了相关决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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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轨制价格只是放调结合的战略在实行后形成的一个过渡形态,在事后才成为一个大众流行用语。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当年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听汇报首次听华生提到这个词时特别问:“双轨制怎么讲?”,华生回答:“就是价格先放后调”,张劲夫同志随即表示了对一物多价和市场投机的疑问,华生解释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即用“平价稳大局,市价改结构,造成短线市价平稳下浮,同时上调牌价向上,逐步使二者靠近,多价归一”(见《中国青年》杂志1985年第4期1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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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当时全力推崇自由价格和放,既反对调派,也反对放调结合的双轨推进主张。由于他高调坚持市场价格的“放”这一轨,而他现在所说文章提到的双轨制价格与放调结合的两轨无关,当然就不可能在会上去把自己的放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混为一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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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张维迎的文章说价差大的生产资料价格,可以分步放或先调后放,而当时价差大的就是生产资料,所以价格双轨制当年本来又被称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个领域恰恰是要先放而不能先调,以调为主的先调和放调结合的先放后调正是莫干山会议总结的价格改革两条思路的区别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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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仅以张维迎的文章为据,他又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摇摆的。张维迎现在说放就是双轨制,说明他至今也没明白双轨制的真正含义,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他当年高调提出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和放派主张在莫干山上被多数人否定的原因。


 张维迎放的思路在会上没有被采纳,会后他将自己关于价格改革的主要思想总结归纳在一篇题为“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的文章,发表于1985年第6期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并被作为“放”派代表作选登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中(《中国:发展与改革1984-1985》春秋出版社1987版)。这是能查到的张维迎在1980年代所唯一公开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维迎通篇没有提到放调结合,甚至也完全回避提到这时已经变得很热的双轨制这个词,去掉了他现在出示的内部文章中唯一提到的双轨制三个字的一处,改为双轨价格,显示他有意区分自己与莫干山会议放调结合双轨制的界限。此后他虽然与莫干山会议的众多参加者同在体改所,但再也不与人谈这个话题,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代后期围绕双轨制战略的论战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张维迎从来没有参与论战,而是完全置之度外,甚至连自己所里组织写双轨制的调研讨论文章也不参加,没有为双轨制说过一句肯定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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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所谓张维迎带着双轨制文章上山引起了轰动,张维迎的观点说服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1980年代他因双轨制而被人骂了所有骂人的话,都不能不是谎言。因为当时张维迎自己就没说他主张双轨制,会上大多数人根本不是同意而是否定了他的观点,所有骂人的话只会出现在今天的网络世界,根本不会出现在只有少数官方媒体的1980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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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已经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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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放”的观点在莫干山会上因过激而被拒绝之后,他心意阑珊,从此不再关心并退出了这方面的讨论参与。到了1990年代以后,当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受到普遍责疑,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甚至盛赞双轨制转型是中国人的天才创造之后,张维迎才突然对双轨制的发明权产生极大兴趣,“非常庆幸”地找出了一份自己当年内部文章的原件,用此双轨来冒充彼双轨,宣称自己是“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走到这一步,张维迎的做法虽然牵强附会,但也不算无中生有。就如历史上苏格兰人帕特里克•马修远在达尔文之前就早已提出了进化论,但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书里提出来的,之后就没有去深入研究和推介。尽管如此,后来很多人包括达尔文本人,都承认他提的最早,同时也指出,他提的很简单,并不为人所知,对推动社会的认识未起作用。而张维迎的内部文稿提到的还不是当年莫干山会上提出、并被中央采纳的放调结合双轨制思路,只是一个类似的双轨制价格概念,就去引导舆论认为,中国的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就是他提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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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到了新世纪,随着张维迎地位和名气的上升,他最早提出双轨制的说法开始有了一定影响,但他又不再满足于或不能止步于自己仅仅是“最早提出和系统论证了双轨制”,进而还要自圆其说去证明,既然双轨制价格最早由他提出,他又携文参加了莫干山会议,那就必须是他本人合乎逻辑地在莫干山上提出了双轨制,并说服了会议的大多数人,结果他的观点被领导采纳,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但张维迎这样做就最终触及了所有莫干山会议价格讨论参加者的道德底线。知情者见面提及时无不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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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象徐景安所说,走到这一步,张维迎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点失去理性。因为要证明这一点,那就必须宣布:1980年代以来原有关于莫干山会议双轨制产生过程的有关报道、记载和回忆,都是编造和谎言;莫干山会议的参加者和组织领导者无端地把张维迎的观点当众移给别人;张维迎自己也眼见自己的成果当面被他人占有而在会上乃至整个1980年代都默然接受;如此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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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都还健在,会议的核心组织者甚至都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张维迎宣称自己在莫干山会议上“单枪匹马”作战,以至最后成为获得大多数人点头鼓掌的唯一正确代表,这确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像。不过和历史上那些让人无法理解去铤而走险的学术造假者一样,在令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陷入巨大尴尬的同时,也让自己蒙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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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指出,张维迎除了一定要抹去莫干山会议上的第三派之外,他现在对调派的批评,也是非常不公正的。张维迎在访谈中说,他与田源等人的分歧是价格的目标模式不同,别人是计划价格,因而用调,他主张市场价格模式,因而用放,把他与别人的争论变成改革与保守的分歧。其实当年的中青年改革者在改革的目标模式上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争论的关键在过渡方式上。邓小平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理顺物价,会上提出调和放都是寻找手段和途径。田源是主张先调,但并没有排斥以后条件成熟了放开。李剑阁在会上介绍周小川、楼继伟的小步快调思路,也是向供求平衡指导价过渡,所以大家的分歧的焦点还是在如何过渡。


 实际上,中国价格改革的实践最终也证明,单纯调或放的一轨,都不能完成中国价格改革复杂、渐进的过渡,正是放、调结合的双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0-20 10:48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6104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周业安 有限财政分权造就短视的地方政府

2008-10-15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本文发表在《中国经营报》2008年5月12日
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动用资源来搞活当地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如钱颖一等人所说,地方政府还保护和增进了市场。甚至一些学者认为,和其他转型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增长奇迹关键来自某种地方政府所有权模式。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中有动力去促进经济增长?一种答案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官员的升迁制度有关!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采取以经济增长(GDP)为核心的考核制度体系,同时对某个地区进行考核时,会参照其他地区的政绩,结果各地官员为了脱颖而出,必然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来抓,并且会相互比赛,最终导致了上述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这就是周黎安等人提出的“锦标赛”模式。

不过,在我看来,锦标赛模式也不过是一个表象而已。因为在一个政府考核体系当中,固然经济增长比较重要,但诸如社会稳定等指标同样重要,否则就无法平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仅仅是一个综合考核制度体系还不足以说明为何官员就有动力去追求经济增长。真正的根源在哪?答案很简单,在于财政分权制度!财政代表政府所掌握的资源,一个地方财政收入越多,意味着可动用的财政资源越多,也就越能够办更多的事情。相反,对一个贫困的地区来说,财政资源非常有限,必须依赖上级的转移支付,也就很难去追求自己独立的目标。同时,财政也代表着权利,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权利的分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财政的收支两条线的权利安排。

可见,财政分权制度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范围,也同时决定了地方官员的激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采取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形式。这是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中学来的。地方政府承包一定的上缴税收额,剩下的收入归地方所有,并承担相应的事权,这样一来,地方就会为了自己的收入最大化而努力。这就是地方政府保护和增进市场、并促进增长的动力来源。承包制为何有效?道理很简单,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是普通人,和普通人一样具有自利的动机,会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是诺奖得主布坎南给世人的最大警示!既然地方政府官员可以视为理性经济人,那么采取企业或者经济个体类似的激励方式,也就一定有效。这种思路的转变其实对政府管理体制来说是一个质变。过去我们传统的官僚体制文化都是讲究道德激励,如钱穆所说,官员必须具备“贤人”的品格。这样一种文化传统要求相应的激励为精神激励为主,它在特定时期可能有效,但通常都是失灵的。一直以来官僚体系的低效率和不恰当的精神激励主导型的激励制度有关。

财政包干制恰恰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把物质激励摆在首位,结果大大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开始实施,更是把这种物质激励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地方政府的利益有了制度保障。分税制和财政包干制相比,对官员的激励更为稳定和持久。原因在于,财政包干制需要下级政府和上级政府不断地谈判,下级政府不清楚下一次谈判能够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无法建立起长期的目标,同时也无法建立稳定的预期。结果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非常严重。分税制通过制度的方式把地方的利益固定下来,地方的责权利在纸面上明明白白的写着,相应地稳定了地方政府的预期,有利于地方政府进行长远规划,而不仅仅追求短期利益。因此,现在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分税制实施前,财政包干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但分税制实施后,财政分权则对经济增长明显有利。

然而,分税制的好处主要体现在GDP的增长上,并没有体现在其他社会福利方面,比如教育、医疗、环境等等。笔者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财政分权制度是不利于这些社会福利项目的,同时也不利于创新。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财政分权即使促进了增长,这种增长也很难持续。财政分权所带来的制度正激励效应最终会消耗殆尽,而其制度负效应逐步呈现出来,并主导未来的经济方向。财政分权的副作用如何产生的呢?这要看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和权利来源。从收入来源看,我国的税制设计采取中央统一设计,地方没有税收自主权,无法决定当地的税种和税率,地方税本质上还是中央决定的税种。由于税收项目雷同,并且税收中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据主体地位,所以各地如果要试图增加自身的收入,就必须以发展企业为主。这就决定了各地区会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当地的首要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官员追求GDP并不是考核体系中该指标是最重要的,特定的税制结构已经决定了官员的行为模式。

再从支出角度看,地方政府获得了收入,用在何处?由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官员自身的利益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地方政府会在支出中重点安排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部分,也就是围绕经济建设来做预算,而大量有利于社会福利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项目,比如教育、医疗、环境、创新等,就会被轻视。对当地居民来说,后者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内容。但是,由于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没有赋予当地居民在财政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地方政府也就很少在财政预算中考虑居民的公共品需求。很明显,和发达经济中的财政分权相比,我国实行的是一种有限财政分权制度,这种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税收和支出的执行权利,但没有赋予其部分税收自主权,也就导致地方政府无法因地制宜地设计收入来源;同时,也没有赋予地方居民投票权和其他参与权利,这就导致当地居民的公共品需求无法准确及时地表达在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中,也无法给当地政府以及时有效的监督。从这个角度看,有限财政分权的潜在危害也是巨大的。

我很同意这篇文章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0-15 22:43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66 | 浏览:28530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怀念董时进 zt

2008-10-15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本文作者我不清楚,但董时进很重要。梁捷按

 近来,久已不闻三农问题的好消息,国际粮价接连勇破世界记录,国内大片土地撂荒,感念“黍离”诗怀之余,小产权房再次被否定,农村土地问题不失时机地翘起了尾巴。先是护地公民被非法逮捕游街“公审”,再是坚持土地私有的公民被暴力工具全国缉捕,不知道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个“变法N君子事件”。他们今天的悲剧,半个多世纪前和梁漱溟马寅初齐名的董时进曾经力图阻止过。



 董时进,1900年生。四川塾江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入康乃尔,获农学博士学位。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教授;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农利股主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著有《食料与人口》《农村合作》等书。1947年,董时进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他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后于1950年赴美定居,1984年在美辞世。

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取缔民盟后,作为民盟的一员,董时进写了一篇《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观察》三卷十一期)。他说,“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则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民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

 今日,政治上一D独大,进行经济改革先要赎买权力,舆论听从行政命令,监督成为神话,宣传提示就是圣旨,民主是镜中花,民权是一耳光,更可悲的是当年人家已经预料到了。这是对历史规律的了解和高瞻远瞩。而我辈的权利还被遗忘在那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年代。自己腐败但还给人民一点自由的ZF,比那种又腐败还不给人民自由的ZF总是要好一些。有人说“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要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悲惨命运中才想清楚这个常识”,殊不知,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乾嘉诸老”们的命活在了狗身上,却用自己的眼矮化高大的人。

 1950年复刊的《观察》周刊发表《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一文,从批判性的发言中看见董先生的一点观点。有一个发言的人说;“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利”。“土地改革,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负担而国家税收将受到损失。”“董时进先生说华北有封建性剥削,而江南则没有”。“董时进先生说地主是勤劳的,而农民则是懒惰的”。“农民只是在分得土地后,暂时的情绪高涨一下,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的。”

 所有这些,都和80后在十多年的教育中灌输的正统观点相左。不想分辩什么,只是,作为人,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真理的追求。鹦鹉学舌,迷信于主旋律,还算是个人么?!

 林觉民烈士《与妻书》中言“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不幸恰是对现今的高度总结概括。

 几千年来,中国人景仰又没几个人做到的一句座右铭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潜台词就是:活着,要像个人。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0-15 22:3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1 | 浏览:17210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清史稿 陈宏谋

2008-10-15 星期三(Wednesday) 晴
陈宏谋,字汝咨,广西临桂人。为诸生,即留心时事,闻有邸报至,必借观之。自题座右,谓“必为世上不可少之人,为世人不能作之事。”雍正元年恩科,世所谓春乡秋会。宏谋举乡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仍兼郎中。监生旧有考职,多以人代。世宗知其弊,令自首,而州县吏藉察访为民扰。宏谋疏请禁将来,宽既往。召见,徵诘再三,申论甚晰,乃允其奏,以是知其能。授扬州知府,仍带御史衔,得便宜奏事。丁父忧,上官留之,辞,不许。迁江南驿盐道,仍带御史衔,摄安徽布政使。又丁母忧,命留任,因乞假归葬。
  十一年,擢云南布政使。初,广西巡抚金鉷奏令废员垦田报部,以额税抵银得复官,报垦三十馀万亩。宏谋奏言:“此曹急於复官,止就各州县求有馀熟田,量给工本,即作新垦。田不增而赋日重,民甚病之,请罢前例。”上命云南广西总督尹继善察实,尹继善请将虚垦地亩冒领工本覈实追缴。乾隆元年,部议再敕两广总督鄂弥达会鉷详勘。宏谋劾鉷欺公累民,开捐报垦不下二十馀万亩,实未垦成一亩,请尽数豁除。时鉷内迁刑部侍郎,具疏辨。上命鄂弥达会巡抚杨超曾确勘。二年,宏谋复密疏极论其事。高宗责“宏谋不待议覆,又为是渎奏。粤人屡陈粤事,恐启乡绅挟持朝议之渐”。交部议,降调。寻鄂弥达等会奏,报垦田亩多不实,请分别减豁。鉷下下降黜有差。
  三年,授宏谋直隶天津道。五年,迁江苏按察使。六年,迁江宁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肃巡抚,未行,调江西。九年,调陕西。十一年,复调回江西。寻又调湖北。十二年,川陕总督庆复劾宏谋在陕西爱憎任情,好自作聪明,不持政体。部议夺官,上命留任。未几,复调陕西。上谕曰:“此汝驾轻就熟之地,当秉公持重,毋立异,毋沽名。能去此结习,尚可造就也。”署陕甘总督。十五年,加兵部侍郎。其冬,河决阳武。调河南巡抚。十七年,调福建。十九年,复调陕西。二十年,调甘肃。再调湖南,疏劾布政使杨灝侵扣穀价。上嘉其不瞻徇,论氵颢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调陕西。
  二十二年,调江苏。入觐,上询及各省水灾,奏言皆因上游为众水所汇,而下游无所归宿,当通局筹办。上以所言中肯綮,命自河南赴江苏循途察勘。十二月,迁两广总督,谕曰:“宏谋籍广西,但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总督节制两省,专驻广东,不必回避。”二十三年,命以总督衔仍管江苏巡抚,加太子少傅。二十四年,坐督两广时请增拨盐商帑本,上责“宏谋巿恩沽名,痼习未改”。下部议夺官,命仍留任。又以督属捕蝗不力,夺总督衔,仍留巡抚任。二十六年,又以失察浒墅关侵渔舞弊,议罢任,诏原之,谕责“宏谋模棱之习,一成不变”。调抚湖南。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署湖广总督,仍兼巡抚。召入京,授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  宏谋外任三十馀年,历行省十有二,历任二十有一。莅官无久暂,必究人心风俗之得失,及民间利病当兴革者,分条钩考,次第举行。诸州县村庄河道,绘图悬於壁,环复审视,兴作皆就理。察吏甚严,然所劾必择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使足怵众而止。学以不欺为本,与人言政,辄引之於学,谓:“仕即学也,尽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当,人咸安之。
  在扬州值水灾,奏请遣送饥民回籍,官给口粮,得补入赈册,报可。盐政令淮商於税额外岁输银助国用,自雍正元年始,积数千万,率以空数报部。及部檄移取,始追徵,实阴亏正课,宏谋奏停之。
  在云南,方用兵倮夷,运粮苦道远,改转搬递运,民便之。增铜厂工本,听民得鬻馀铜,民争趋之。更凿新矿,铜日盛,遂罢购洋铜。立义学七百馀所,令苗民得就学,教之书。刻孝经、小学及所辑纲鉴、大学衍义,分布各属。其后边人及苗民多能读书取科第,宏谋之教也。
  在天津,屡乘小舟咨访水利,得放淤法,水涨挟沙行,导之从堤左入、是右出。如是者数四,沙沉土高,沧、景诸州悉成沃壤。按察江苏,设弭盗之法,重诬良之令,严禁淹亲柩及火葬者。
  在江西,岁饥,告籴於湖广。发帑缮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闸坝,以工代赈。南昌城南罗丝港为赣水所趋,善冲突,建石堤捍之。左蠡硃矶当众水之冲,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钱贵,奏请俟云南铜解京过九江,留五十五万五千斤,开炉鼓铸;并以旧设炉六,请增炉四:诏并许之。又以仓储多亏缺,请令民捐监,於本省收穀,以一年为限。限满,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气好讦讼,请令各道按行所属州县,察有司,自理词讼,毋使延阁滋累。上命实力督率,毋徒为具文。
  在陕西,募江、浙善育蚕者导民蚕,久之利渐著。高原恆苦旱,劝民种山薯及杂树,凿井二万八千有奇,造水车,教民用以灌溉。陕西无水道,惟商州龙驹寨通汉江,滩险仅行小舟。宏谋令疏凿,行旅便之。又以陕西各属常平仓多空廒,亦令以捐监纳穀。并请开炉铸钱,如江西例。户部拨运洋铜,铸罄,采云南铜应用,钱价以平。请修文、武、成、康四王及周公、太公陵墓,即以陵墓外馀地召租得息,岁葺治。皆下部议行。
  在河南,请修太行堤。又以归德地洼下,议疏商丘丰乐河、古宋河,夏邑响河,永城巴沟河,民力不胜,请发帑濬治。
  既至福建,岁歉米贵,内地仰食台湾,而商舶载米有定额,奏弛其禁以便民。又疏言福建民嚣竞多讼,立限月为稽覈,以已未结案件多寡,课州县吏勤惰。又言福建地狭民稠,多出海为商,年久例不准回籍。请令察实内地良民或已死而妻妾子女原还里者,不论年例,许其回籍,从之。
  在湖南,禁洞庭滨湖民壅水为田,以宽湖流,使水不为患,岁大熟。江南灾,奏运仓穀二十万石济之,仍买民穀还仓。
  再至陕西,闻甘肃军需缺钱,拨局钱二百万贯济饷,上嘉其得大臣任事体。疏请兴关外水利,濬赤金、靖逆、柳沟、安西、沙州诸地泉源,上命后政议行。又以准噶尔既内附,请定互巿地,以茶易马充军用,诏从之。
  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开通淤浅,俾暢流入海。督民治沟洫,引水由支达幹,时其蓄泄。徐、海诸州多弃地,遇雨辄淫溢,课民开沟,即以土筑圩,多设涵洞为旱潦备;低地则令种芦苇,薄其赋。其在江苏,尤专意水利,疏丁家沟,展金湾坝,濬徐六泾白茆口,泄太湖水,筑崇明土塘御海潮,开各属城河。又疏言:“苏州向设普济、育婴、广仁、锡类诸堂,收养茕独老病,并及弃婴。请将通州、崇明滨海淤滩,除附近民业著听升科,馀拨入堂。又通州、崇明界新涨玉心洲,两地民互争,请并拨入,以息争竞。”上谕曰:“不但一举而数善备,汝亦因此得名也。”
  及督湖广,疏言:“洞庭湖滨居民多筑围垦田,与水争地,请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壤,自不敢再筑。”上谕曰:“宏谋此举,不为煦妪小惠,得封疆之体。”
  逮入长吏部,疏言:“文武官弁,均有捕盗之责。乃州县捕役,平时豢盗,营兵捕得,就谳时任其狡展,或且为之开脱。嗣后应令原获营员会讯。”上嘉其所见切中事理。又疏言:“河工办料,应令管河各道亲验加结。失事例应文武分偿,而参游例不及,应酌改画一。”下河督议行。又言:“匿名揭帖,循例当抵罪,所告款内有无虚实,仍应按治。则宵小不得逞奸,有司亦知所警。”上亦韪之。
  二十九年,命协办大学士。三十二年,授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四年,以病请告,迭谕慰留。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赐御用冠服,命其孙刑部主事兰森侍归。诏所经处有司在二十里内料理护行。上东巡,觐天津行在,赐诗宠其行。六月,行至兗州韩庄,卒於舟次,年七十六。命祀贤良祠,赐祭葬,谥文恭。
  宏谋早岁刻苦自励,治宋五子之学,宗薛瑄、高攀龙,内行修饬。及入仕,本所学以为设施。莅政必计久远,规模宏大,措置审详。尝言:“是非度之於己,毁誉听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数。”辑古今嘉言懿行,为五种遗规,尚名教,厚风俗,亲切而详备。奏疏文檄,亦多为世所诵。曾孙继昌,字莲史。嘉庆二十四年乡试,二十五年会试、廷试,俱第一,授修撰。历官至江西布政使。
  论曰: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恆若有馀;宏谋劳心焦思,不遑夙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惓惓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於义督军储、策水利,皆秩秩有条理。大受刚正,属吏惮之若神明,然论政重大体,非苟为苛察者比。允随镇南疆久,泽民之尤大者,航金沙江障洱海,去后民思,与江南之怀尹继善、陈宏谋略相等,懿哉!
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0-15 18:2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6674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以史为鉴看危机

2008-10-14 星期二(Tuesday) 晴
以史为鉴看危机
梁捷

 每逢经济或者金融危机,那些研究历史上严重危机的学术著作就会重版一次。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1929年大崩溃》与奥地利学派学者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都享受过这种待遇,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写的代表作《大萧条》去年也有了译本,正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那场恐怖的大萧条,与今日的金融危机做个参照。
 美国经济的很多方面直到二战后才逐步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从法律来看,更是直到1999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终表决通过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内容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取代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格拉斯一沟俑穸ā贰U飧龇ò傅耐ü疟曛咀琶拦鹑谝低耆叱龃笙籼跻跤啊2幌朊还辏拦忠淮卧庥鑫;婺?氨?929。
总的来看,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大萧条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学者们对一些根本机制也缺乏统一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对经济危机的理解还很肤浅,也没有学会从中汲取教训。正因如此,经济危机会一次又一次地袭来,相关研究著作不断重印。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陷于经济周期是我们难以摆脱的宿命,
伦敦政治......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0-14 22:44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4 | 浏览:15602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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