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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

2009-4-2 星期四(Thursday) 晴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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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中国的启蒙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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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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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西方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传入中国,对国人进行了经济学观念的“启蒙”。传统以来,中国始终未有思想意义上的经济学。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理财学”和“经世思想”,用以指导和协调宏观经济的运作。
 在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之下,几代中国思想者以不同思想体系、认知结构和话语模式,迎接挑战,重新构造经济学的思想体系。早期,魏源汇报《皇朝经世文编》的模式,试图恢复传统经世模式。甲午之后,传统经世模式几乎完全失败。有机会直接接受西方思想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陈焕章等开始严肃对待西方经济学,启蒙中国思想。但是他们选择的路径和方式却截然不同。
 在这些学者的后期,他们也分别对早年的经济启蒙工作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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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典功利主义传统
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理财/经济观念的核心问题。《孟子》有,“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几句话为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经济思想奠定了基调。
 顾炎武说,“古人以财为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财之职。周官财富之事,一皆领之于天官冢宰,而六卿无专任也。”所有一切的制度安排,都体现出“重教化后财货之意。”[ 顾炎武,《日知录》卷六“财者末也”,商务印书馆1933年]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扩展,经济问题要独立出来,成为研究的对象。
 董仲舒严格界定的“重利轻义”在南宋时期有所松动。朱熹在浙中见诸葛诚之解释说,“仁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仲舒说的不是。只怕不是义,是义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 《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99年]
 陈亮一举扭转董仲舒的说法,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六《陈亮言行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陈亮的看法可被归为“功利主义儒家”,即认为王道与霸道、仁义与功利、天理与人欲统一,没有本质区别,“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朱熹把陈亮的意见归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八字。
 孟森指出,“明祖时时以言利为非帝王之体,至杖流言者…太祖开国之法意”,但并不排斥功利。[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1981年,p.37]永嘉学派叶适也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 叶适,《叶适集》卷二“财计上”,中华书局1961年,p.658]到了清代,颜元和李觏更是直接推崇事功,“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圣贤之欲富贵,与凡民同。”[ 颜元,《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p.663]
 虽然功利主义和经世思想没有成为官方认定的主流思想,但是从明代开始,关注微观政策(如漕运、水利、盐课)和宏观政策(如赋税、户政、钱币)的经世实学思想就在不断升温。士大夫乃至普通的知识分子都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在奏折中探讨经济相关政策,数量庞大。到了晚明,这股经世思想已经变得极为强烈,冯琦的《经济类编》、冯应京的《经济应用编》、黄训的《明臣经济录》、陈其愫的《明经济文辑》、朱健和朱徽的《古今治平略》乃至陈子龙、徐孚远、宋微碧编的《明经世文编》,都是出于思考总结时代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顿而产生,在现实压力下自然的自我启蒙。
 十九世纪前期,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 具体过程请参见拙文“西方经济学在华早期传播与译介”,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边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一边试图从自身传统中也挖掘出可与西方经济学相对应或者相补充的中国经济思想。这种努力一直坚持到19世纪后期。比如,陈炽写作《续富国策》与丁韪良等介绍的《富国策》相对抗。这种行为表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在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这些方面没有形成系统体系,总体研究水平落后于西方。中国不需要经济学的启蒙!这种状况,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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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为公理系统的公羊学
 公羊学(今文经学)通过对《春秋》在文字上的阐释,“微言大义”传递政治观念。经过董仲舒和何休的加工,公羊学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但长期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近代,它突然变成了显学,魏源、廖平等几代学者都推崇备至,借用公羊学的思想来分析时政经济。在这股潮流当中,康有为影响最大。
 康有为早年从西方科学中意识到“公理体系”的重要性。康有为自创的“公理体系”多年来不断修正补充,逐渐形成“以勇礼义智仁五运论世宙,以三统论诸圣,以三世推将来,而务以仁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 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p.13]的庞大结构。其中最为关键的思想资源是公羊学。
 蒋庆认为公羊学的政治经济思想包括“《春秋》新王说”、“《春秋》王鲁说”、“孔子为王说”、“孔子改制说”、“天子一爵说”、“天人感应说”、“夷夏之辩说”、“经权说”、“张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大复仇说”等诸多方面。[ 参见 蒋庆《公羊学引论》第3-5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这些理论相互支持、相互补充,构成公羊学的完整体系。对于康有为及其弟子,公羊学的资源中有两方面的内容特别重要,一方面是以“大一统”、“统三统”、“张三世”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进化理论;一方面是以“尊孔”为核心的思想理论。
 所谓“通三统”,在公羊学中原是指夏、商、周三代朝代更替,每个朝代有一个统,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因革损益,并非一成不变。“张三世”则是春秋中根据孔子所亲历、所耳闻、所传闻而对应分为“所见世”、“所闻世”、“传闻世”。东汉时期,何休认为“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不同历史时期对应不同的社会水平。康有为继承公羊家特别是何休的观点,将“通三统”理解为变革的历史观,将“张三世”理解为进化的社会观。其实这还与早期的公羊家的观点还不一致,早期公羊家其实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念,而康有为实际上是向公羊学中渗入西方近代的进化史观,也是赋予古老的经学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全新的阐释。
 康有为认为“三世说”具有最普遍的意义。他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多义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二,载《康有为全集》(二),p.671]
 用“三代之制”的观念来诠释近代的政治、经济观念,这种行动包含很多深刻意味。它暗示了变法不仅能够帮助国家实现制度和发展水平上的现代化,直接与西方抗衡,还可以通过恢复三代的理想勾勒出一种超现实的蓝图。这种具有乌托邦特点的思想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没有的,而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初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托古改制”的思想就成为当时一派极狂热的社会思潮。
 与此同时,“三世说”还和孔子的“王制”密不可分。“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安道尔,然后布天下。诸侯庙受,以告社稷宗庙山川,然后感应一其司。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所以康有为认为,“天下所宗师者,孔子也,义理、制度皆出于孔子,故经者孔子而已。”[ 康有为“桂学答问”,载《康有为全集》(二),p.52]
 孔子虽然没有称王,但他是“素王”,一切学问都出于孔子,概无例外。所以中国学者无论按照西方标准治何种学问,都应该“尊孔”。康有为的弟子基本上继承了公羊学“尊孔”的传统,试图从旧学中开出新学,以公羊学统摄西方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以退为进,反制启蒙。
 康有为弟子陈焕章曾赴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并著有《孔门理财学》。陈焕章认为,孔子的思想博大而庞杂,已经完备地包含了一切理论。理财学是其中引出的一个分支,结构上与《大学》所述接近,内容上可以用《仪礼》来佐证,根本思想和未来前景由《公羊》所指明,完全涵盖了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所研究的理财学。康有为提出《公羊》的精神就是进化论的精神,只有孔教能够把整个社会带向“大同”之世,经济学尚未有这种能力。孔子把进化论的一般规律包含在内,只是这些进化论思想散落在很多地方,陈焕章从各类孔门典籍中归纳出八条,分别是:
禁革战争。和平社会,为实业发达所必须。
艺术之发明。此生计进化之根本,亦各种进化之根本也。
宰制天然界。人之所以能参天地而赞化育者此也。
井田制度。每人于最重之生产要素,各得其平均之名份。
学校制度。每人各得均等之机会,以发达其德力智力。
选举制度。以代议政治寓于学校制度之中。
大同世界。至是而社会法则,如国家,如家族,如私产,将皆革除矣。
人性丕变。孔教之目的,止于至善,至于人性皆善,则进化达于极点。[ 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载《孔门理财学》,pp.812-813]
 理财是手段,“大同”却是终极目的,一般的功利主义西方经济学缺少这个终极目的。西方经济学不仅没有资格给中国传统“启蒙”,反过来应该接受公羊学的“启蒙”,才可能大致“大同”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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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梁启超的“新民”系统
 虽同为康门弟子,梁启超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理论资源缺乏活力,不够“新”,不能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一种有效指导。中国必须接受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西方思想的启蒙,才可能“维新”。《易经》“日新之谓盛德”。《尚书》也有“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还要“作新民”。梁启超显然并未透晰“新民”真正含义,也未能理清“新民”的思想来源,但是他追求“新民”的情感已经非常强烈。
 《皇清经世文编》是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对经济问题思考的精华,从奏章、文集等多种来源采集。自魏源以后,先后有十多种挂着“经世文编”旗号的文集面世[ 参见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近代经世思想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二期,1986年9月],其中有些“经世文编”就大量选择晚清报刊上的文章,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同为康有为弟子的麦仲华1898年编过一种《皇朝经世文新编》。梁启超为麦氏“经世文编”做序,再次强调“求新”观念,“开新者兴,守旧者灭,开新者强,守旧者弱,天道然也,人道然也。”[ 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载《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p.133]
 以知识结构论,梁启超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很欠缺,主要通过极少数翻译和转述的材料来学习,杂以中国传统文化来推测。他说,“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
 不过梁启超深知,意图发展经世思想,须从教育着手,将其视作专门的学问。“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之才,相与讲肆之。中国则遽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观计然、白圭所云,知吾中国先秦以前,实有此学。白圭之言,其郑重之也如是,知其中精义妙道必极多。苟承其学而推衍之,未必逊于西人,而惜乎其中绝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经学堂中朝研夕摩,千印万证而来,而我以学书不成之人,特筹而与之遇,无惑乎未交绥而已乎三北也。”[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9]
 梁启超在这里思考的“公理”,基本沿袭康有为早年在《实理公法全书》以及《人类公理》、《公理书》中所阐述的“公理”观。最后落脚之处,仍然是以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为基础的世界观,生发出一整套公理。康有为认定,“管子曰:礼义廉耻,是为四维,思维表张,国乃灭亡。儒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自非生番野蛮之国,未有不贵道德修身者,此万国古今之通理。国之强盛弱亡,不视其兵甲之多寡,而视其风俗道德之修不修。近者泰西财富兵力方行四海,而推原治本,颇由其俗尚信义致然。”[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在那时给汪康年的一封信里,梁启超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 照朱维铮先生研究,康有为的“公理观”在1890年前后与廖平交往后发生过大转折[ 参见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载《求索真文明?,上海估计出版社1996年,p.231],从信奉科学天理转向信奉公羊三世说,但是显然1890年以后入门的梁启超自身的思想里还不存在这样的紧张。
 梁启超用公羊学来理解真实的政治经济,一切“改制”背后都有历史循环赋予合法性,非人力所能动摇。他强调康有为的说法,“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问者其惟春秋乎!夫作春秋,何以见罪?孔子盖迎知后世必有执布衣不当改制之说,而疑孔子之僭妄者,故先自言之也。……孔子改制之说本无可疑,其见于周秦诸子两汉传记者极多,不必遍举……黄梨洲有《明夷待访录》,黄氏之改制也;王船山有《黄书》、有《噩梦》,王氏之改制也;冯林一有《校邠庐抗议》,冯氏之改制也。”[ 梁启超,“读《春秋》界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0]
 但梁启超毕竟思想开明,也愿意用西方(包括通过日本转述)的思想来补充自己的公羊学体系。早在戊戌流亡日本之前,梁启超已经注意通过观察日本政治经济的进步来反观中国。他说,“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372]
 通过这样的学习与比较,梁启超逐渐感受到中西经济思想之间深层次的冲突,如个人与社会(群)、自私与利他、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等概念之间无不严厉冲突。梁启超与严复交往很深,亦是最早阅读和了解《天演论》、《原富》的中国人之一。但是他和严复在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分歧,严复从来没有信仰过公羊学。在一封给严复的通信中,梁启超陈述了自身经济观念根基,“《天演论》曰:‘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 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 梁启超,“与严又陵先生书”,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77]
 梁启超留日以后,对经济学的启蒙观念发生大转变。他从加藤弘之富有生命力的强权理论中,读出了个体独立自主的意义。梁启超说,“日本加藤弘之尝著一书,曰《道德法律进化之理》,其大意谓:人类只有爱己心耳,更无爱他心。而爱己心复分两种:一曰纯乎的爱己心;二曰变相的爱己心,即爱他心也。爱他心何以谓之变相的爱己心?加藤之意,谓爱他者,凡亦以爱己也,且有时因爱己之故,而不得不爱他也。此变相对爱己心,即爱他心。”[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4]
 由此,梁启超发现强权哲学与古典功利主义可能相通,“加藤之说,实可以为边氏一大声援。盖因人人求自乐,而不得不生出感情的爱他心;因人人求自利,则不得不生出智略的爱他心,遂足以链接公利私利而不至相离。”[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4]
 所以他与陈焕章相反,希冀以功利主义思解释义利观,为国人启蒙。他说,“庸讵知义之与利,道之与功,本一物而二名,去其甲而乙亦无所附耶!庸讵知一人之不利,驯至为一国之不利,一种之不利,并四万万人,而将索诸枯鱼之肆耶!”[ 梁启超,“生计学说沿革小史”,载《饮冰室文集点校》, p.465]
 梁启超还主张调和中西,但根基不是公羊学,而是源自西方思想的“新民学”。“泰西以培根立科为重生之日,盖重之也。中国号称文明之古国也,绵延两千载,涉历廿四朝,政治学俗,若出一轨,负床之孙,已诵大学,而新民之道,通人魁儒,项背相望,熟视无睹,有若可删也。”[ 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134]与西方经济思想比起来,中国近世的儒学传统不仅不能包含西方思想,反倒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阻力,“汉宋以后,学者讳言乐,讳言利:乐利果为道德之累乎?其讳之也,毋亦以人人谋独乐,人人谋私利,而群治将混乱而不成立也。”[ 梁启超,“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点校》,p.412]
 但梁启超也不再秉持彻底边沁意义上的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而是融合公利与私利、构建“群”和“国家”根本动力的“功利主义”。黄遵宪深知梁氏思想中的矛盾,曾说过,“公自悔功利之说、破坏之说之足以误国也,乃壹意反而守旧,欲以讲学为救中国不二法门。”[ 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p.340]
 作为身体力行的启蒙者,梁启超思考经济问题时,在公羊学、功利主义、新民主义几种系统之间摇摆,真实表达出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启蒙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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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严复的公理系统
 甲午以后,严复最早译出了《天演论》。《原富》的出版时间要晚于《天演论》,但恐怕严复很早即开始酝酿翻译《原富》,并且做过大量准备工作。《原富》翻译的起讫时间应当为1896年10月的下半月到1901年的四五月间,历时四年半左右。若按《译事例言》的完成时间计算,则全书费时将近五年,严复1901年9月18日写信给张元济时自称:“此书全稿数十万言,经五年之久而后告成”[ 《与张元济书》第11函,载《严复集》第三册,p.543],可见他为此书付出的心血。
 严复自称早在留学英国时就读过斯密,此外也已接触穆勒、马歇尔等晚近名家的经济学著作。马歇尔或者穆勒的著作晚出,无疑思考更缜密,逻辑更一致,主要基于个人主义维度分析。但严复最终选择成书时间更早、面目更为模糊、包含更多维度的《原富》,包含一片启蒙苦心。译出斯密以后,他才渐渐转向更强调逻辑、更能表达社会复杂性的穆勒著作,转向其他方面的启蒙。
 严复试图打破“耻于言利”这种陈旧观念,认为,“计学”决不是只有实用价值的“术”,背后与自然之理相通,需以各种翻译手段来明确。严复曾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术之名必不可以译学,一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二也。且理财已成陈言,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三也。吾闻古之司农称为计相,守令报最亦曰上计。然则一群之财消息盈虚,皆为计事,此计学之名所由立也。”[ 同上]所以,严复通过“正名”,区分“计学”和“理财”,把经济学提高到与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4-02 23:49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6 | 浏览:2014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革命、唯情与虚无

2009-3-30 星期一(Monday) 晴
  按:与一位朋友的通信中谈及朱谦之,于是找出这篇不甚完整的短文请大家批评。我是从朱谦之的那些历史研究工作开始了解这个名字的。但自从读了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的10卷本《朱谦之文集》后,他的早期思想对我触动很大。读《文集》第一卷,仿佛在与一个年轻、自恋、冲动、敏感、脆弱、理想而又胸怀大志的年轻人对话。虽然我不赞同朱谦之早年和晚年的绝大多数哲学,但看着一个人的思想一步步转变和发展,不免产生许多的感慨。梁捷
  
  
  革命、唯情与虚无
  --论朱谦之早期哲学观
  
  梁捷
  
   朱谦之(1899-1972)堪称近代思想史上奇人。好友王亚南称朱谦之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亚南:《三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评朱谦之先生的东西文化观》,载《王亚南文集》(五),福建教育出版社,p.167]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哲学、历史学、历史哲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经济、宗教等等,无所不窥,无所不通。朱谦之留下专著42部、译著2部和百余篇论文,后人编为《朱谦之文集》,煌煌十卷,可惜似乎至今仍没有对其全面研究的专著问世。
   另一方面,朱谦之的时代感非常强烈。“五四”前后,朱谦之正是北大最活跃、最出名的学生,锋头完全不亚于“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或者“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张国焘,[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p.21]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虚无主义一路的代表人物。他曾参加五四游行,贴大字报要求废除考试制度,在报纸上撰文鼓吹“劳动人民神圣”,并因散发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朱谦之出狱后与革命决裂,而后辗转涉猎音乐、佛学,最终归于史学研究。
   本文不可能对朱谦之如此丰富的思想和研究作一统摄性概括。好在朱谦之性情敏感、热情,勇于总结反思,写了很多杂咏生世的诗,每隔数年还必写一篇检讨自身思想的文章,目前能见到的就有《回忆》(1927年作)、《奋斗廿年》、《一个哲学者的自我检讨:五十自述》、《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政治幻想的三部曲:我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批判》(1969年作)等等。我们将重点讨论朱谦之早年的“革命哲学”、“唯情哲学”和“虚无哲学”,亦从一个侧面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一个注释。
  
  
  一 革命哲学
  
   朱谦之,字情牵,1899年生于福州,幼失怙恃,家境清贫,由继母抚养成人。1917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又转考北京大学,预科读法学,本科读哲学,学费和生活费全依赖写作所得稿酬来维持。
   由于生活艰难,朱谦之锻炼成坚强意志。他的《幼年杂咏.之二》说,“幼年哀痛过于人,凄绝孩提失两亲。空有悼文遗子女,尚留吟咏寄龙鳞。花残月灯无色,泪尽神伤意未伸。有风南陔吹苞棘,天涯从此便无春”。[ 朱谦之,“自叙诗三十四首”,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200]他的哲学天份在相继去世后被激发出来,“这时零丁孤苦,所可自信的只有“我”,上是天,下是地,我只坚持我所固有的去抵抗外力的引诱和侵掠,所以在我少年时候,便立志要大做一个人了。”
   进了北大之后,据说朱谦之读书极为刻苦,每日必到图书馆,馆门未开先站立等候,直至闭馆回宿舍。馆长李大钊曾感慨,“北大图书馆的书,被朱谦之看过三分之二,再过一个月,将被他看完,他若再来借书,用什么应付呢?”
   就在北大读预科期间,朱谦之用力钻研诸子学,先后写出《周秦诸子学统述》、《政微书》和《太极新图说》。他精研玄理的时候,论述就已不知不觉带有一些“虚无主义”的由头,“已乎!已乎!太极之说,岂为我设乎!殆乎!殆乎!谁为真宰乎!”(《太极训》)[ 朱谦之,“回忆”,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45]他又说“盖乾坤伪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往而不伪也。何以伪?凡象皆非实,实则何待象,非实其奈何?意者当远离而独绝乎?”(《易象训》)[ 朱谦之,“回忆”,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45]既然现有这些中西思想都未必“真”,那就必须好好地对它们怀疑一番了。
   在追求“真宰”的过程中,朱谦之逐渐走向“革命”,开始鼓吹“革命哲学”。“革命”这个词古已有之,但却是日本人用其翻译revolution,再传回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才流行开来。一旦被接受,用陈建华的话说,“革命”在中国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图腾”的转变,一跃成为国人最为热衷的观念。比如辛亥起义成功,告别帝制,国人欣喜欲狂,以 “大革命” 命名这场起义,比拟于 “法国大革命”接着是孙中山 “二次革命”,“北伐革命”,“革命”话语贯穿二三十年代,此后连绵不绝,直至当下。
   但朱谦之所倡导革命,并非单纯社会制度上的革命,而是要将其运用到整个宇宙,来一回彻彻底底的革命。扫荡名相,怀疑一切。这个时期,他读到禅宗《高峰语录》,大受启发。他认为只有必须用极端的、革命的、怀疑的、破坏的方法,才能求根本的解决,“非完全则宁无”。《语录》中“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一语更促使他要努力挣脱一切压抑和强权的羁绊,以致愿牺牲生命。[ 朱谦之,“世界观的转变:七十自述”,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123]
   朱谦之的革命就是要根本反对现代的任何制度,由着否定方法,批评一切,扫除迷想,打破偶像,“否定”出一套新思想,“根本解决”现有问题。直接表现就是,朱谦之激烈地在哲学上批评杜威实用主义(当时译实际主义),在社会思想上批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站到一起。
   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地分开。比如《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1919年5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其中就有《巴枯宁传略》来介绍巴枯宁的学说。但是反过来,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嫌马克思主义不够彻底。比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1919年在《进化》杂志第一期上就说,“现在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资本家,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使他不能实现,都是强权的,我们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互助’的生活,这才算进化的公理,完全战媵强权呀!
   黄凌霜与朱谦之的立场非常接近,两人在北大学生刊物上有一番笔战,很快就结为好友。黄曾赠诗给朱谦之,可见二人的友谊:“翩翩少年古闽朱,落笔万言意新奇。专注感情耻谈理,诚实态度世所希。况复知行合一体,不分宇宙与身躯。欲破太空沉大地,高怀似你我焉如!”
   而且朱谦之既然站在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立场上,那么就连“科学”也不能避免被“革命”的下场。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影响极大,是两位“先生”之一。朱谦之倡导“革命哲学”,反对新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证主义等,而后者这些学说都是以理知或科学为依据。朱认为,一切国家、政府、社会、组织都是依靠理知建立和维持的,所以它们都是恶的,依靠理知建立的道德也是伪道德。他在《革命哲学》中进一步辩解说,“我原不是极端反对科学,只因革命时候,没有提倡科学的必要,而且科学方法,在底子里实和革命的理想冲突,所以要主张革命,就不免对不住科学了。”[ 朱谦之,“革命哲学”,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326]
  
  唯情哲学
   朱谦之力主极端的革命哲学和无政府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就是他写了一份《反抗考试的宣言》,并寄给蒋梦麟先生,呼吁废止考试,并立誓不要文凭。最终,校方以没考试没文凭,要文凭要考试的对策化解了这场风波。
   随后又发生一件更为严重的事件。1920年10月左右,朱谦之起草了一份“中国无政府革命计划书”,并与朋友们出去散发其他革命传单。他的好友毕瑞生被警察抓去,计划书不幸落入警察之手。为了营救毕瑞生,朱谦之自愿坐牢,拼着一死,准备回到虚空去了。
  他在狱中三个多月,写了《绝命书》,庭审时又发表了很多宣言。最终还是逐渐冷静下来。他在狱中反复看《周易》和《传习录》,开始反思自己主张革命的热忱。他觉得社会上一般主张革命的青年,和自己类似,但大多数都欣羡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成功,想要利用强暴的兵力,来达到所主张的目的。这样过于危险,并不可行。结合自己的经历,朱谦之对革命前途失望起来。
   他在后来一封给胡适的信里说,“我想真正的革命家,应该了解那地方的民族个性才好,即如中国从各方面看起来,都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有心人正应该因势利导去实行无政府革命,至于陈独秀的劳农政府呢?真老子所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朱谦之,“荷心”,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11]
   他在狱中也见识到了人间冷暖。北大学生为了营救朱谦之,召开大会商议办法。上海的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亦号召各地同志对此进行声援。各地函电飞往警察厅,政府在各界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朱谦之。朱谦之回顾自己这段牢狱经历,感慨说,“我因营救友人事,越觉得如李守常这般倡革命的,实在靠不住,实在除利用青年外,没有别的!”不过后来他又在“回忆”一文中说,“但是守常先生壮烈的死,已使我改变以往的许多误会,我宁愿对我从前的论敌低头。”[ 朱谦之,“回忆”,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52]但这也只是向李大钊低头,而非向马克思主义低头。
   脱离了牢狱,朱谦之也开始远离革命哲学。1921年,朱谦之就离开北京南下,至杭州兜率寺从太虚大师出家。后来又在恩师梁漱溟的介绍下,去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求教。朱谦之对佛学素有研究,他的革命哲学、周易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的影响。可是朱谦之却不能接受寺院的生活,敏感心灵与隔绝尘世的出家心态格格不入,矛盾重重,故而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南京。
   朱谦之认为“情”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源。孔子说,“人者天地之心”;孟子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过最让朱谦之钦佩的还是杨慈湖的“心即神”之说。神都在心中,如果还四顾彷徨,去“虚空”里找,那真是迷妄了。所以朱谦之顺着自己“生生”、“变动”的情感之流,寻找着自己生命新的方向。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和杨没累小姐恋爱了。“我鼓舞着,挣扎着,好像沉溺在水中的时候,竭力和逆流拼命推破一重重的波涛险阻,即一重重地回复了真我本体的自由。于是忽然地一声而美世界被发现了!我在情感深处,触着销魂大悦的神秘境界,在那里唤起共鸣共感来了!我感激之极,好像儿童初次叫了一声“我”的一样,这不正是我唱这世界底赞美歌的第一声么?”[ 朱谦之,“回忆”,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41]
   所以朱谦之的生命学说,到底是以狂热的感情为基础的,而以“实际爱的生活底体验”去丰饶它,强固它”。这段感情不仅改变了朱谦之的生活,也极大地改变了他的思想。他尽兴地让自身的“真情之流”流淌,他认为“情”本来是孔学千古不传的秘密,只是孔孟之后中断。他现在要接续这个传统,恢复孔学本来面目,让孔学得以“复情”。复情之后就能发现:“‘神性’是现实世界中最现实的东西,我们不必憧憬天国,当我们努力发挥热情的自我时,我们就回到神性之所在了!我们就能够向快活的世界而进行了!”[ 朱谦之,“回忆”,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42]
  他与杨没累定居杭州,虽然清苦,但生活得极为快乐。江南美景不断激动他的心灵,而他新结交的郭沫若和郑振铎两位好友,一个创造社的领袖,一个文学研究会的编辑,都与他的思想产生互动。郭沫若新作《女神》赠与朱谦之。朱谦之回忆说,拜这位“女神”所赐,他的哲学终于由革命向着“美学”而转向了。另一位好友吴康觉得他的性格与卢梭颇为相近,赠他一本《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并附诗曰,“飘零身世托轻帆,浪漫生涯亦自豪。”
   朱谦之则深情地向杨没累表示,“人生的最终目的,只有爱情。我有爱情,便足以自豪,宇宙间还有什么能间隔我们呢?诗人在唱,泉水在流,都是告诉我们以“爱”的哲理,我们和‘爱’合德的,忍辜负了我们诗的天才吗?......我对着良知宣誓,愿意有一个女子的帮助,如果真个同情同调之人,共相唱和,誓结长伴于山林之间,吟风弄月,傍花随柳,那就是我一生的愿望。”[ 朱谦之,“荷心”,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15]
  
  三 虚无哲学
  
   摆脱“革命哲学”,转向“唯情哲学”,也意味着朱谦之的“虚无哲学”进展到一个新的境界。朱谦之在探讨“革命哲学”的时候,已经连带提到虚无主义,认为虚无主义正是真正高明的革命哲学。虚无主义亦有高下区分,可划作两大派:第一是人生的虚无主义。第二是宇宙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托尔斯泰式的虚无主义不过是第一类的人生虚无主义,他们大声绝叫无非要肯定人生。而朱谦之真正倡导的乃是第二类虚无主义,宇宙的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就是要革掉宇宙的牢笼,几时革到“虚空破碎,大地平沉”才算达到目的,正是“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 朱谦之,“天元哲学”,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404]用我国的传统来类比,那就接近《淮南子》所说的“不先物为”、“不易自然”。
   虽然朱谦之很早就提倡虚无,亦被认为是虚无主义的重要代表,但恐怕要到入狱才对虚无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他在狱中写了《绝命书》,附了一首《到虚空去》的诗,是他思想转型时期对虚无主义思考的集中体现:“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虚空是我本来身,也正是我们归宿;我去!我去!把身意断灭,吹成灰的我,也自和虚空无二。虚空里没有国,没有人,没有慎,没有喜,既远离你和他,也没有他和我;那不是净土?那不是涅梁?证得虚空时,方知道人间的坠落,生存的凄楚。谁送我从虚空来,谁送我向虚空去?但谁也不送我从虚空来,谁也不渡我到虚空去;我来时自来,去时自去;我去!我去!用不着渡夫渡我;只凭一念真实,我自赤条条地到虚空去”。
   朱谦之的虚无主义直面“我从虚空来,还向虚空去”,这就拥有了很强的信心,再非茫然无据。也正因为有这种勇气,才敢于嘲笑庸众:“可怜悯的人们呀!在这有限的狭窄围墙里讨生活,物质的生活是有了,但是生活的乐趣在哪里?生活的源泉的“真生命”在哪里?在哪里?”[ 朱谦之,“无元哲学”,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438]
   而通过革命哲学和实践,朱谦之也明白过去在北大与诸多朋友们讨论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诸多无政府主义,基本都是“集产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要从虚无主义中脱胎出来。从虚无主义转变为大同思想,那才是孔子的真传,是中国哲学和思想的最高境界。
   因此他在《天元哲学》里把虚无主义走到尽头,这样就重现身土,开出儒家思想的先河。他说,“我要劝告人们的,就是解脱决不可能,也可能的,如能于解脱不解脱,亦无所解脱,这就是解脱了,也就是真生命的实现了。由此可见真生命是可以实现,而且即在人间世上即可实现。我的兄弟们呀,我恳求你,不要相信那超于人间的希望的涅磐,让你真诚恻怛的大悲心,就实现这真生命在人间上。”[ 朱谦之,“荷心”,载《朱谦之文集》第一卷,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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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30 23:07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4 | 浏览:19545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演讲稿-明清之际经济思想试析

2009-3-29 星期日(Sunday) 晴
明清之际经济思想史试析

梁捷

 大家好。我想把我这些年业余研究一点经济思想史的感受跟大家汇报,也作为李老师最近所经济史研究的一点补充。

 前些年,我做了一些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从1840-1949年之间经济思想的转变,研究结论还在撰写当中。最粗浅的感受,应当以1840-1895(甲午海战)为一节,此时主流的经济思想仍是以贺长龄、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为代表的传统的“经世”思想。同时有一些西方经济学知识通过传教士传入,但影响还不广。
 接下来,以1895-1919为一节。严复等知识分子在甲午之后受到刺激,翻译了《原富》等经济学原著,而且随着报纸的发达,梁启超、章太炎以及传教士李提摩太(万国公报主编,著有《泰西新史揽要》,对光绪皇帝影响重大)等开始利用报纸传播最新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进化论以及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全面影响中国主流思想。然而包括严复在内,中国学者还没有适应话语模式的转换,并不清楚怎样准确地表达比如资本、利润、工资等基本经济学概念。(可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等著作,国内著名史学家桑兵、罗志田、章清等均有大量涉及这方面的“话语”研究)
 第三阶段是以1919-1937为一节,此时大量西方经济学原典开始进入国内(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大批留美经济系学生开始归国(如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等),组织成立了“中国经济学会”,组织大学成立经济系和研究所(如南开和清华),创设经济学杂志等。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开始系统性地被引介。这一进程最初由于战争被打断。
 第四阶段是1937-1949。前面8年是很艰苦的抗战,即使有少数经济学著作也都围绕战时财政、战时筹款等(如马寅初的著作)。而1945-1949,国家刚刚重建,又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随后就是内战爆发,直至新中国成立。即使是这短短几年,也涌现出徐毓旃(凯恩斯的学生)、溥山、蒋硕杰(后至台湾)等一批重要学者和重要著作。
 1949年以后的经济思想不必多论。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57年,徐毓旃、罗志如、巫宝三、宁嘉风、谷春帆、陈振汉等几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随后都被打成右派,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彻底消失,一直到1978年才在张培刚、厉以宁、宋承先等学者的努力下逐渐恢复。

 以上是我前些年的一些研究感受。第一、第二阶段,我已经陆续撰写了一些论文。第三、第四阶段,都还只写了一些小文章,没来得及系统梳理。而我今天想主要讨论的内容,不是往后看,而是往前看。
 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皇朝经世文编》。这部书由贺长龄和魏源主编,卷帙浩繁,基本想法是从清代(清初至道光三年)的各种公开的奏章、书籍、个人文集等出版物中搜集与“经世”有关的文献,共120卷,2236篇文章,1826年印行,影响极大。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目录分类,这表明了当时人对“经世”或者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看法。《皇朝经世文编》共分八类,分别是: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每类下又有子目。如学术下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等。正文前列“姓名总目”三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及其著作。无文集﹑奏议而选自他书者﹐也开列说明。
 这个分类是学术、治体,再加上传统的六部(这是从唐代就开始有的行政分工),代表了中国人对政治的一种经典理解。传统上,六部制要与三省制相互配合。三省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政令,有不可行的应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草拟-审核-执行,这是古代中国最高行政权力层面上的主要制衡方式。
 我们现在来看这部《皇朝经世文编》,会发现这八个分类还是有问题。比如外交(洋务)的事务应该归于哪一个门类?按照传统,在“朝贡模式”下,外交肯定应该归于礼部,外交就是一种礼仪。但是随着“朝贡模式”变成“互惠交易”(背后潜在地是“天朝”的世界观向“万国”世界观转向,可参见金观涛等人的研究),外交肯定不能单纯地再归于礼部。
 而“经济活动”过去主要归于户部,因为经济似乎主要就是田地丈量、人口统计等工作。但是手工业和工业发展起来以后,这些活动也很难归于户部了。所以传统的六部的分类必须被打破。
 所以在1826年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一直有人在编辑各类“续经世文编”,或者说这种工作成为了一种潮流。特别是报纸等现代媒体出现以后,很多人不再从奏章、文集中搜寻经世资料,而是直接从报纸、杂志上剪裁。比如康有为的女婿麦仲华就编辑过一种《经世文编》,里面包含了很多洋务的内容。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编《经世文编》,但到20年代就不再有人做这种事情,说明潮流过去了。
 根据台湾的黄克武教授的搜罗统计,大约有20多种《经世文编》,我们在复旦至少能看到十多种,而且我手头有一个全文检索版就包含了7种最主要的《经世文编》。可惜国内对《经世文编》的影响惊人地欠缺,还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冯天瑜做过一点研究,但涉及经济学的也不多。复旦历史系章清教授的一个博士跟我说起,复旦文图四楼就有很完整的多种《经世文编》,没有校点过,现在只有一小部分被人标点过,不是一个朱维铮的博士点的,就是他点的。我自己没有去文图点过,但一直在运用可检索电子版。目前国内有些历史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来用《经世文编》(另一部很重要的文集是《皇清经解》,魏源至康有为的公羊学或者叫今文经学是理解近代思想的一个关键切入点,但我们今天讨论经济思想,不在这点多展开),有些历史学者从洋务、科学、教育等角度来用《经世文编》(比如我那位朋友),但我几乎没看到过有经济学者从经济、理财或者经世的角度来用《经世文编》,这是令人极为遗憾的事情。
 据我所知,叶世昌教授曾钞录《清实录》,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清实录》或者《东华录》类似今天的“政府经济工作政策汇编”,对经济史的理解很重要。但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我们更应该研究《皇朝经世文编》而非《清实录》。
 我倒是见到北大已故教授赵乃抟的《披沙录》(第一卷)中作了关于《经世文编》的工作。我已经几次撰文介绍过赵乃抟教授的生平贡献,网上可查,去年他的后人编辑了一本《雪泥鸿爪:赵乃抟文集》,分赠好友,我有幸得到一册,也在复旦图书馆看到馆藏里有。赵乃抟在《披沙录》里的工作,是把《经世文编》(我记得他至少也见过5,6种,但不会超过10种)中与现代经济有关的文章目录给钞录出来,重新装回各人名下,比如李提摩太写过、翻过哪些经济类文章,分别被哪几种《经世文编》收录,全都剔出来。我一方面深为这种工作而感动(这是赵先生50年代到80年代被剥夺西方经济学教育后所做的工作,巫宝三、陈振汉等都有类似举措),一方面觉得赵先生在方法论上犯下了错误。
 现代学者不应该把经济从《经世文编》中抽出来,与西方经济学对举,而是应该把这些文章放回《经世文编》,把《经世文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进入当时人的语境,思考为什么当时人会这样看待经济问题。比如“养蚕”,现代经济学者几乎没有人会把这当作一个重要的经济举措。但是这在乾隆年间,在宰相陈宏谋的大力推行下,确实是当时人心目中最重要的经济决策之一。陈宏谋看到江南无数小镇靠着养蚕贩丝,经济取得极大的进步。同时看到西部如陕西等地区的经济落后,就认定没能养蚕是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而在西部大力推行养蚕。最终当然失败了。但这种朴实的经济思想是值得尊重和严肃对待的。
 所以回顾我的研究思路,由近代中西思想冲突(如严复,梁启超、陈焕章等不同类型)而上溯传教士思想和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再由《皇朝经世文编》而进一步上溯明代。我们知道,《经世文编》这种体例并非贺长龄、魏源所创,而是明末陈子龙所创。
 陈子龙编辑出版此书在崇祯末年,500余卷,搜罗总结了明代两百多年政治家、士人的实践经验,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没、科举等各个方面。他在序言里说,“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
 陈子龙是晚明著名文人,抗清名士,上海人,几社的创始人,与柳如是曾有一段恋情,陈寅恪先生最后著作《柳如是别传》中记之甚详,此不赘述。因为他是抗清名士,最后战败被俘,押解过程中伺机投水而亡,故而清廷对他的名声和著作都颇为忌惮。《皇明经世文编》长期以来是禁书。但几百年以后,政府不再注重这一点,反而由贺长龄和魏源模仿陈子龙的编著模式,编写了《皇朝经世文编》,此中的关节是经济思想史学者必须要注意的。
 从“观念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也只有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之后,“经世”才成为一个士大夫都必须关注的“关键词”。所以我今天的演讲偏重于方法论,重点谈一些关键词,并不完全以时代作为界限。我一直相信,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根本性地范式转换。
 请让我回到原初,追问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经济思想史?什么是中国经济思想史?
 公认的最早一本思想史的著作是洛夫乔伊(Lovejoy)的《存在巨链》,前些年被译成中文,但质量很差,复旦图书馆有原版。洛夫乔伊的思想史观念,比黑格尔的体系进了一步(黑格尔开始才有比较成型的“历史哲学”,再早一点是赫尔德与康德,更早是维柯,但这里不展开),认为存在“思想史”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读教科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韩愈-朱熹,好像天经地义,其实都是需要反思的。为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有必然联系,可以串起来看?洛夫乔伊认为,就因为我们深究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可以把他们最终视作一个个自我封闭的环,而每一个环是可以扣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看作一根巨大的链条,我们抓住一个康德,拎起来,前面就带出了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等等,不可分割。这就是思想史!
 今天不多谈西方思想史,只谈中国。第一本、对中国学者思维影响重大的思想史著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来又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这两人当然受到西方学术的的影响,反观中国,认为中国也有这样的“存在巨链”。
 梁启超很早就从日本人的著作中编译过《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大约1898年前后),当然日本人的著作也是从意大利人的著作中编译过来的。但梁启超始终没敢认为中国也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史”。
 叶世昌、叶坦、程霖等学者都研究过“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思想史”,我没有什么新材料的发见,很同意他们的结论,即最早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大约是20年代甘乃光的一本小书(此书质量很差,甘主要是国民党重要官员,也非严肃学者)。30年代,复旦大学李权时(哈佛经济系硕士,解放后去了台湾大学)也写过一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质量也不高。真正标志“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成型的著作,当属复旦大学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影响很大,“民国丛书”曾经重新影印,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曾经撰文纪念过唐庆增和他的整个家庭。(我有一篇小文“唐门三代”,供大家一笑)
 现在回头来看,抗战时期经济学界、政治学界都诞生一部经典的思想史著作。政治学的当然是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氏解放后留在美国,有大量重要政治学著作存世,非常重要,我有计划撰写关于萧公权的论文),萧氏此书显然受到业师萨拜因《政治哲学史》的影响;而经济学界当然是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可惜唐庆增一直没有写出下部。唐庆增的父亲是经学大师唐文治,但我觉得唐庆增的国学认知还不够深刻。
 中国经济思想史当然也是从先秦讲起。哲学还好办,既然有百家争鸣,就按儒、道、法、墨等派别来分,可这些派别到底哪一家才主要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学思想呢?其实哪一家都没有,但哪一家也都会涉及到一点。于是就有了儒家的经济思想、法家的经济思想、墨家的经济思想等等,一片混乱。
 比如以儒家而论,肯定是反对“功利主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贵利贱义的思想,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就一直是儒家的主流。但是后来的陈亮、叶适乃至颜元、李恭肯定也是儒家啊,他们就讲利,讲事功。颜元有一句名句,“论语句句是经济”。当然这里的经济并非今日由日本转回来的经济(关于经济学名词的翻译,我在论述严复的论文中谈过,国内外学者多有论及),但也一定是和经济有关的。
 又比如墨家。墨家的兴起是晚清很值得注重的一个潮流,梁启超出力甚勤。墨学强调借鉴、非攻、兼爱,从身体力行来收拾人心。节俭当然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用兼爱来收拾人心,显然不是现代经济学所愿意关心的对象。20世纪初,很早就有熊梦等人研究墨子的经济思想,但成就显然未得到同侪的认可。梁启超晚年服膺墨学,却完全抛弃中青年所治的经济学、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也不可将梁启超晚年思想往经济学上比附。
 再比如《管子》这书,更妙。历代几乎无人重视此书,也是到清末才被学者挖掘出来,研究历史也不过百年。《管子》内容芜杂,一般认为是战国和西汉时期很多人的文章,陆续拼凑起来,罗根泽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论述。《管子》属于法家还是道家?《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中的分类就不一样。《管子》的注释、校释尚有许多工作未能完成,50年代初郭沫若挂名的《管子》注释惊人地暴力,肆意曲解文字。马非百先生的《管子轻重篇新诠》相对可靠,而且“轻重篇”就是经济学家最关心的经济学思想。但作为总体的管子研究刚刚开始,非治管子者不可轻易引用。
 又比如太史公司马迁有没有经济思想?他应该归于哪一类?这些问题都是写作和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所应思考的。
 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简单套用哲学史的范畴、范式很不理解。马一浮的讲稿就是从“五经”入手。我觉得经济思想史学者如果从“五经”入手,多谈《仪礼》的经济思想,《公羊学》中的经济思想,那么成就会比现在这样偷懒要大很多。
 而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就写到先秦。之后的经济思想史怎样处理?我就看到学界多年来一直陷于混乱。诸葛亮、王安石作为重臣,有经济的实践经验,他们有经济思想;那么韩愈、朱熹有没有呢?也有吧。再放宽一点,苏东坡,辛弃疾有没有经济思想?也是有的吧。如果这样没有规则,没有体例,就是从所有人的文集中挖掘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经济学资源,那么有何家法可言,何来什么“存在巨链”?
 所以我观察国内对秦汉以后经济思想的研究,就是一团乱麻,毫无章法,直至近代才有一点点规模。归根结底,没有一条统一的线索,也就很难认识到经济思想的真实面目。先要对中国制度和经济状况的演变,梳理出一条线索;那么介于哲学史和经济史之间的经济思想史才可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体系。
 我很喜欢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邓广铭先生的鼓励。陈寅恪认为,治史需要前后打通。而前后打通只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前往后做,即由先秦往下推演,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隋唐以后可能就有些疲惫,强弩之末。另一条则是由后往前做,由近代史入手,这一段我们都有比较近的体验,感触会比较深。慢慢往前追溯到清,再追溯到明,明以前可能也力有不逮。总之,要真正地前后贯通,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 第一条路,资料太少,很见功夫。后一条路则是资料太多,几乎不可能穷尽,而要把握整体脉络和线索就更为困难,近代学者走后一条路的居多,比如孟森、谢国桢乃至现在的汪晖。
 所以我们也就把明清打通了讲,所谓的明清之际的学术风气,可以接着前人的研究接着讲。这里我尤其要推荐一本书,北大中文系赵园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和续编,尤其是续编,题名为《言论 制度 心态》。我很喜欢这个题目,觉得道出了士大夫的本质,可惜这些工作,从来没有经济系的人在做,都让人家给做掉了!
 不妨对比一下我们经济学者所做的工作。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应该是目前最详细最权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然而仔细推敲,他的体例缺乏系统性,很多定性和分类难以让人信服。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明清的经济思想,那么看看《通史》第四卷这样概括清初三大儒的经济思想:
 黄宗羲:奇特的复井田方案、减赋论、工商皆本论、废金银用钱钞论。
 顾炎武:用私论、钱粮论、用钱论。
王夫之:坚决维护土地私有制的“恒畴论”、减赋节役的赋役论、抑商与安商的矛盾态度、废银废钞论。
 除了这三大儒,赵靖还罗列了其他一些人:李雯、陆世仪、唐甄、颜元李恭王源、蓝鼎元、洪亮吉、恽敬。我认为这其中有些人确实非常重要,如陆世仪,有些人的身份比较奇怪,如蓝鼎元。蓝鼎元主要是官员,对台湾的行政具有重要影响,著有《平台纪略》。如果他被收入,我们就要问陈宏谋这些的宰相(同时又有大量重要著作传世)为什么没有被研究?洪亮吉以“人口论”为人所熟,可他的学问背景主要是常州阳湖派古文。他能收入,那么为什么桐城派的姚鼐、梅曾亮等被忽视?而恽敬被收入,我尤其不解。他是常州“阳湖派”创始人,与张惠言齐名,但“阳湖派”一直是“非主流学派”,影响力远不能和“桐城派”相比。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经济”而非“文学”(“文学”或者“文质”亦是经济思想关键词之一,下文会涉及)。作者选择这些人,有思想家,有政治学,有文人,那么“道统”或者“家法”何在?
 即使是讨论三大儒,这样割裂他们的经济与政治的观点,也是很不合适的。黄宗羲也好,顾炎武也罢,都有大量讨论井田的论述。但是熟悉明清话语背景的人都知道,对井田的讨论,背后指向主要是王田乃至王权,绝不能单纯地视之为土地政策。恢复井田的想法几乎总是恢复封建、恢复宗法等政治、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抛弃它的背景单独来看黄宗羲论井田的话语,自然会觉得是“奇特的复井田方案”了。
 故而我想避开赵靖先生的系统,稍微谈一下我对明代和清代思想史道统的认识。要讨论明代思想史,那么有一本巨著绕不过去,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梁启超夸赞说,“清代学术之祖当推宗蒙,所著《明儒学案》,中国自有学术史,自此始也”。这“第一本学术史”虽然很多偏颇(未为李贽立案,对颜钧、何心隐也不公平),但极有系统性。要研究“明代经济思想史”,应该更多地思考和借鉴黄宗羲的体系,而不能只是罗列刘基、方孝孺、张居正等重臣的经济论述。从体例来讲,如果收入张居正,那为什么没有严嵩呢?
 再来看“清代经济思想史”,暂且一刀划在魏源、龚自珍这里。我们发现,讨论清代经济思想史时,那些刘基、张居正这样的经济重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江南大儒”陆世仪、最缺乏实践的颜元、李恭。那么思想史的研究者必须对研究对象身份、阶层的巨大转变做出解释。有清一代,虽然早期汉族官员的权力范围比较小(总要受到同等级别、同等工作的满族官员的约束),但还是涌现出陈宏谋这样的重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汉族官员的崛起是很晚近的事情,但可以深入考察以桐城派文章取士获得功名那些人的实际作用。
 我们都知道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29 09:26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5 | 浏览:20307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宋代物价考zt

2009-3-25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按:今天读程民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非常精彩,去年11月出的吧,豆瓣上没有,可见读的人也不是很多。现在从上古至唐代物价的专著有王仲荦先生的遗著《金泥玉屑丛考》,宋代物价也有了《宋代物价研究》,一些朋友想研究明清至今的物价,还得努力啊,差距摆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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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
程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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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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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
 [关键词]宋代;生活水平;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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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下层人户一般每天收入数十文到100文不等,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的费用约需20文。普通居民全年所有花销,每人每天平均100文左右。中等人户的家产,北宋大约在1000贯以上,南宋大约在3000贯以上,不过各地有很大的差异。具体到宋钱的币值,从1文钱、10文钱、100文钱、1贯钱、10贯钱、100贯钱、1000贯钱到1万贯钱,其购买力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各列举有大量事例,以便互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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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关注,①笔者在研究宋代物价的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期望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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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S023)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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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波义信《南宋米市场分析》(《宋史研究集》,台北编译馆1969年版)、《宋元代粮食消费与生产水准之探讨》(《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粮食角度探讨了有关问题。何忠礼《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它》(《浙江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个案出发研究了具体的日常消费。谷更有《宋代乡村户之生活水平析议》[《经济史论丛(1)》,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研究了乡村的有关情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从购买力的角度对宋代币值进行了动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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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层人户每天的收入与居民每天生活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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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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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张耒在诗中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云:“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1](卷十三《感春六首》)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2](支戊志卷九《嘉州江中镜》)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有“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3](卷二《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4](卷十八《达佣述》)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部分买酒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据洪迈记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2](补志卷一《都昌吴孝妇》)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问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以上足见,100文及数十文是一般乡村下层百姓的每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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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5](卷二)。在城镇卖水果的收入是数十文。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2](支癸志卷八《鲁四公》)。日均收入在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2](丁志卷十六《吴民放鳝》)。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过着贫困的生活。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2](补志卷十三《曹三香》)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2](支癸志卷八《游伯虎》)。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
 北宋后期的李昭玘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螷,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6]卷十一《代四兄求荐举书》)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南宋时,临海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言:“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7](卷三七,彭仲刚《崇俭素》)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
 那么,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是多少呢?

 吃饭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费。宋人与现代人不同,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贵为宰相的张商英在荆南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8](四笔卷二《张天觉小简》)庆元年间的饶州寓士许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2](支癸志卷十《安国寺观音》)。饶节曾言,“百年七万二千饭”[9](卷一《为卿昙辅作一枝庵诗》),这是按一日两餐计算的,说明一日两餐是宋人普遍的饮食习惯。

 再具体到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
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时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传》)富贵后的范仲淹,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岁衣丝一匹”[11](卷四《忠孝》)。南宋后期的婺州人王柏说道:“某虽无用于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谓古今之幸民。”[12](卷十七《回陈樵翁》)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说,东南地区的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13](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如王禹偁所言,这都是“至俭”的穷人标准。

 有一天1升多的。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14](卷一 ○○《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学生的标准是每天米1升4合。方回指出:“近世东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 ”[13](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顿吃5合,一天两顿即1升,加上中午的点心,就是1升多了。

 有一天2升的。大中祥符年问,范仲淹在南京求学时,“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15](卷三《范文正公道旧日修学时事》)。每天食小米2升。北宋后期,李後有诗云:“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16](卷十一《兵馈行》)这是随军运粮民夫的定量。两宋之际,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村民李甲,40岁还未娶妻,食宿于弟妇家。日常靠伐木烧炭出卖为生,“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尝妄费”[2](支戊志卷一《石溪李仙》)。这是自我定量。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17](卷中),是为大肚汉的饭量。南宋后期的严州人方逢辰有诗云:“清溪眇如斗大邑,万山壁立土硗瘠…… 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鹾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这户有雇工两人的人家,应属于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吕颐浩也感叹道:“良田万顷,日食二升。”[19](卷六《与雪峰清了书》)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风吹到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10](卷四九一《日本国传》)。日食2升是朝廷抚恤外国难民的标准。法令规定:“流囚居作者,决讫日给每人米二升。”[20](卷七五《编配流役》)囚粮标准也是每天2升。

 有一天2.5升的。绍兴初,在福建镇压范汝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费米二升五合,钱一百”[21](卷一《投富枢密札子》)。绍兴末,官方计划从利州路向大散关“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十一万三千五百斛”[22](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2.5升是前线战士的口粮标准。宋孝宗时的袁说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给,虽等杀不同,大率不过二升半米,与百金而已,此固从昔定数。”[3](卷九《宽恤士卒疏》)南宋中期的赵汝愚又说:“吾曹盛壮时,日食二升米饭,几不满欲。”[23](卷二二三《经籍考五十·食治通说一卷·赵丞相序略》)青壮年男子,2升米还嫌吃不饱。士兵、体力劳动者或者壮汉,一般日食2升半。

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言:“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24](《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供应民夫的口粮是每天3升。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为前往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提供路途盘缠,规定得非常具体:每天“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柒斤”[25](第五)。在这里3升是朝廷招待外国僧人的标准。元丰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26](卷三四三沅丰七年二月辛未)。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粮3升,外加10文菜钱。这些显然是足够吃饱的标准。

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综合男女老幼,平均标准应以1.5升为宜。但仅有粮食是不行的,还必须煮成饭,还需要柴、菜、调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两浙人方逢辰的一首诗中有笔账目:“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醛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照此计算,9口之家的日常消费总共为2~3斗粮食,权且约以2.5斗计,那么除了1.8斗的口粮外,其余7升粮食的价钱为“茗醛酰酱菜与薪”的价钱,人均0.77升即7合7勺,是口粮的38.8%。由于粮价因地而异、因时不同,要综合考察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和钱一起综合衡量,或以钱为综合衡量单位。

 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大雪,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 ”[27](卷一,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费,升合之米,则不死矣。”[28](卷十四《上哲宗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了购买食品的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宣和二年(1120 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每天为居养人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10](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除粮食外,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与此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记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29](卷十二《余杭所闻》)即每人每天给米2升、钱20文。综上可知,北宋时期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费用需20文左右。

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规定,对那些无人供饭的囚犯,由官方拨钱供应:“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10](卷二○○《刑法志二》) 在临安府者每天支钱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临安府物价高,20文可以保证其饿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够了。绍兴三十二年,洪适言:“沿边已招纳降胡,若使之饥寒失所,则必怨望。如萧鹧巴一家余二十口,券钱最多,日不过千六百金,尚不给用,则其余可知。”[22](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丁巳) 招待投降的金国大将一家,官方每天的拨款是1贯600文,若以22人计,则人均72文,对于大将家庭来说,确实不够用。宋孝宗时,陈造与人讨论淮南救灾问题时,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一夫日与米五升,钱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钱五十,其余劣可饱二三口,彼何患不乐从。一家二人从役,则六七口免涂殍矣。某亲见熟乡之募人垾田,食之而日与百钱,民奔趋之。”[30](卷二四《与奉使袁大著论救荒书》)一位青壮男子每天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50文。宋宁宗时朝廷赈灾:“朝旨人日给米二升,钱二十。”[31](卷十四《秘阁修撰黄公行状》)人均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20文。宝祐六年(1258年),建康府创建实济局,是收养流浪者的救助机构,每名月支米6斗(日均2升)、盐菜钱15贯、柴钱5贯(均为17界会子)。[32](卷二三《庐院》)按宝祐六年 17界会子1贯只值铜钱56文足的标准计算的话[33](卷七《楼店务地》),则其日均盐菜钱28文、柴钱9.3文,共30余文。

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大约是20文。另有一例可以佐证:绍兴末,有官员任满后到临安求官待调,“累岁无成。孥累猥众,素不解生理,囊橐为之一空,告命亦典质。妻子衣不蔽体,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得钱籴米而无菜资,但就食店拾所弃败叶,又无以盛贮,惟纳诸袖中”[2](卷六《奢侈报》)。靠乞讨度生,全家每天最少需要100文才能解决口粮问题,吃菜则要另外拣拾。史料中说他“孥累猥众”,若以8人计,人均12.5文。宋仁宗天圣年间,学者孙复到南京应天府向范仲淹求助说:“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34](卷十四)每天100文养活2人,人均50文,显然是比较优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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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每天的日常家用,就普通百姓而言,大体上低于所收入的100文。节俭的士大夫也是这种水平。宋真宗朝,吕夷简刚出仕为幕职官时,月俸5贯800文,“ 公乃约家人,日用不过百金。有余,置竹桶盛之。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内子,八百以备伏腊。竹桶之积,具饭以待同僚。上下欣然,无不足之色”[35] (附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十)。他的5贯800文(省)月俸是如此分配的:1贯供其母,1贯供其妻,800文供过节,余下的3贯供全家日常开支,平均每天100文省即77文足。宋真宗朝,李若谷任长社县令时也是如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南宋张九成、郑刚中二家每日的消费更少,都是数十文。如张九成说:“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36](乙编卷五《俭约》)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时,“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每月初取钱4贯500文,分成30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摘取一份使用,则其“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剩余者专门藏在大竹筒中以待来客。[37](卷五二《答秦太虚书》)每天限用150文。何忠礼先生对此有独到见解,认为所谓的“日用不得过百五十”,仅仅是供苏轼个人所花的零用钱,不可能是全家的基本生活费用。[38]此说不无见地。我认为,就前文种种情况以及吕夷简、李若谷、张九成、郑刚中等4家的情况看,150 文作为全家的日常食用标准虽然能够成立,但像这样的官宦家庭,不可能每天买粮度日,苏轼的家庭日用应是除了粮食之外的日常花销。①

不过应明确,这仅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一家一天花费100文左右是可以的,全年的费用则不能照此相加得出。因为必须有积蓄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服装的更新、住房的折旧、年节应酬、生老病死、婚嫁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费用。以仅次于吃饭的穿衣而论,平均每人每年最少要消费1匹纺织品。如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传》)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也是“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24](《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义庄规矩》)。有的史籍简化为“岁衣缣一匹”[11](卷四《忠孝》)。经济专家张方平说:“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人衣布帛二端。”[39](卷十五《食货论·原蠹中篇》)一般而言,每人每年平均正常消费是2匹。黄庭坚则言:“人生岁衣十匹,日饭两杯,而终岁荥然疲役,此何理邪?”[40](正集卷二五《书赠俞清老》)岁衣10匹,显然是官僚富人的标准了。庆元年间,湖州人、中级官员倪思言:“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41](卷七五上,倪思《经鉏堂杂志·人生享用》)按他计算,全年所有的花销每人日均约274文。不过一般百姓不会有这么多,当在100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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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苏轼《仇池笔记》卷上《二红饭》中云:“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可以证明其家不是每天买粮。他也并非没有存钱,在黄州时,苏轼于一封书信中提到:“尚有二百千省,若须使,乞示谕,求便附去。”(《苏轼文集》卷五五《与杨元素十七首(以下具黄州)》九) 之所以低标准限制日常费用,是节俭,也是被贬斥时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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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看一般人家的日常生活水平。宋代实行募兵制,士兵靠军饷养家。宋仁宗时,张方平言:“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39](卷二四《论国计事》)中等禁军家庭每年给钱50贯,平均每天130余文,这是个能解决温饱的钱数。北宋中期司马光言:“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42](卷五三《申明役法札子》)所言是中等人家的情况,每人日均粮食2.7升、钱50文。同时,如果在开封“日得一缗”,就可以“数口之家,寒衣绵,暑衣葛,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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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记

2009-3-23 星期一(Monday) 晴
此书王粲所作,最早引出“英雄”概念。
《文心雕龙》称王粲为建安七子冠冕,并非过誉。《三国志》里记载了王粲两件小事。“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
王粲先是劝刘琮降曹操,后是劝曹操进魏王,大致可见其政治态度。录其名篇七哀诗三首。

七哀诗三首
  一
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违。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  二
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覊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  三
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戍旗。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谘。


英雄志
王粲

○曹操
 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之於袁绍,绍知操有图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后世。
 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於马上舞。十二年,攻乌桓、蹹顿,一战斩蹹顿首,糸马鞍於马扌卞舞。
 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椑,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舸百艘烧椑,操乃夜走。
 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遇大雾,迷道。
 建安七年,邺中大饥,米一斛二万钱。
 ○曹纯
 纯字子和,年十四而丧父,与同产兄别居。承父业,富於财,僮仆人客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不失其理,乡里咸以为能。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由是为远近所称。年十八,为黄门侍郎。二十,从太祖到襄邑募兵,遂常从征战。
 ○周毖伍琼
 毖字仲远,武威人。琼字德瑜,汝南人。
 ○桥瑁
 瑁字元伟,玄族子。先为兖州刺史,甚有恩惠。
 ○董卓
 卓父君雅,由微官为颍川纶氏尉。有三子:长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颖。
 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 河南中部椽闵贡扶帝及陈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独乘一马,陈留王与贡共乘一马,从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导。卓将步骑数千来迎,烈呵使避,卓骂烈曰:“昼夜三百里来,何云避,我不能断卿头邪?”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又趋陈留王曰:“我,董卓也,从我抱来。”乃於贡抱中取王。
 董卓谓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唯有盖勋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余,不可假以雄职。”
 董卓攻得李昊、张安毕,生范中生烹之。二人临入鼎,相谓曰:“不同日生,乃同日烹。”
 董卓在显阳苑,请官僚共议,欲有废立,谓袁绍曰:“刘氏之种,不足复遗。”袁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恐众不从公议。” 卓曰:“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令为之,谁敢不从。”绍曰:“天下健者不唯董公,绍请立观之。”横刀长揖而去。坐中皆惊愕。时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废皇太后,迁之永安宫,其夜崩。废皇帝史侯为宏农王,立陈留王为皇帝。卓闻东方州郡谋欲举兵,恐其以宏农王为主,乃置王阁上,荐之以棘。召王太傅责问之曰:“宏农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大医致药。即日,宏农王及妃唐氏皆薨。
 卓侍妾怀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孙女名白,时尚未笄,封为渭阳君。於郿城东起坛,从广二丈余,高五六尺,使白乘轩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轩簪笔,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璜为使者授印绶。
 郿去长安二百六十里。
 时有谣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书布为“吕”字以示卓,卓不知其为吕布也。卓当入会,陈列步骑,自营至宫,朝服导引其中。马踬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劝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当时日月清净,微风不起。攵、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还,为其群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坞门曰:“乞脱我死,”即斩首。袁氏门生故吏,改殡诸袁死於郿者,敛聚董氏尸於其侧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为之丹。守尸吏暝以为大炷,致卓脐中以为灯,光明达旦,如是积日。后卓故部曲收所烧者灰,并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坞中金有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珠玉、锦绮、奇玩、杂物皆山崇阜积,不可知数。
 昔,大人见临洮而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世有卓而大乱作,大乱作而卓身灭,抑有以也。
 京师谣歌咸言“河腊丛进”,献帝腊日生也。风俗通曰:“乌腊乌腊。”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穷凶极恶,关东举兵,欲共诛之,转相顾望,莫肯先进,处处停兵数十万,若乌腊虫,相随横取之矣。
 太祖作《董卓歌》,辞云:“德行不亏缺,变故自难常。郑康成行酒伏地,郭景图命尽於园桑。”
 ○何苗
 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语有脱误进,步曲将吴匡,素怨苗不与进同心,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车骑也。”遂引兵与卓弟攵共攻杀苗於朱爵阙下。
 卓欲震威,侍御史□龙宗诣卓白事不解剑,立挝杀之,京师震动。发何苗棺,出其尸,枝解节弃於道边。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弃尸於苑枳落中,不复收敛。
 ○李傕郭汜
 傕,北地人。汜,张掖人,一名多。
 李傕等相攻战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尸秽满路。
 ○杨奉韩暹
 备诱奉与相见,因於坐上执之。暹失奉势孤,时欲走还并州,为杼秋屯帅张宣所邀杀。
 ○丁原
 原字建阳。本出自寒家,为人粗略,有武勇,善骑射。为南县吏,受使不辞难,有警急,追寇虏,辄在其前。裁知书,少有吏用。
 ○吕布
 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却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
 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
 吕布刺杀董卓,与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鞍,走出武关。王允诛董卓。卓部将李傕、郭汜不自安,遂合谋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巢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国家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
 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布求还洛,绍假布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砍布床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
 吕布诣袁绍,绍患布,欲杀之。遣三十六兵被铠迎布,使著帐边卧。布知之,使於帐中鼓筝。诸兵卧,布出帐去,兵不觉也。
 吕布诣袁绍,绍患之。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承制使领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杀之。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於帐中,潜自遁去。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复归。
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於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悦。
 布初入徐州,书与袁术。术报书曰:“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灭雠耻,使术明目於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部,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兖州,术复明目於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若兵器战具,佗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书大喜,遂造下邳。
 布水陆东下,军到下邳西四十里。备中郎将丹阳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阳兵有千人屯西白城北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阳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阳兵悉开门内布兵。布於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
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閤外,同声大呼攻閤,閤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众,萌众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砍萌一臂。顺砍萌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性言:“萌常以此问,性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谓性曰:“卿健儿也!”善养视之。创愈,使安抚萌故营,领其众。
 初,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阳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瓚、袁术、韩暹、扬奉等。布大喜,复遣使上书於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藉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
 布令韩暹、杨奉取刘备地麦,以为军资。
 袁术遣将纪灵率步骑三万攻刘备。吕布遣人招备,并请灵等飨饮,谓灵曰:“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乃令植戟於营门,弯弓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解兵,不中留决斗。”布一发中戟支,遂罢兵。
 布后又与暹、奉二军向寿春,水陆并进,所过虏略。到钟离,大获而还。既渡淮北,留书与术曰:“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言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布渡毕,术自将步骑五千扬兵淮上,布骑皆於水北大咳笑之而还。时有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余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建得书,即遣主簿赍上礼,贡良马五匹。建寻为臧霸所袭破,得建资实。布闻之,自将步骑向莒。高顺谏曰:“将军躬杀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顾盼,远近自然畏服,不宜轻自出军,如或不捷,损名非小。”布不从。霸畏布引还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还下邳。霸后复与布和。
 吕布将兵向莒。臧霸等畏布,登城上以药箭乱射,中人马。布不能拔,引还下邳。
 吕布使陈登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吾所求无获,但为卿父子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嗜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 布遣许汜、王楷告急於术。术曰:“布不与我女,理当自败,何为复来相闻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为自败耳!布破,明上赤破也。”术时僭号,故呼为明上。术乃严兵为布作声援。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绵缠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与太祖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粮道。布妻谓曰:“将军自出断曹公粮道是也。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将军当於何自立乎?愿将军谛计之,无为宫等所误也。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曹公擒吕布。布顾刘备曰:“ 玄德,卿为上坐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耶?”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曹公欲缓之,备曰:“不可。公不见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
 布谓太祖曰:“布待诸将厚也,诸将临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爱诸将妇,何以为厚?”布默然。
 ○李叔节
 李叔节与弟进先共在乘氏城中。吕布诣乘氏城下,叔节从城中出诣布,进先不肯出,为叔节杀数头肥牛,提数十石酒,作万枚胡饼,先持劳客。
 ○张杨
 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布闻之,谓杨曰:“布,卿州里也,卿杀布,於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杨於是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州太守。
 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
 ○高顺
 顺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馈。所将七百余兵,号为千人,铠甲、斗具皆精练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顺每谏布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从郝萌反,后更疏顺,以魏续有外内之亲,悉夺顺所将兵以与续。及当攻战,故令顺将续所领兵,顺亦终无恨意。
 ○臧洪
 袁绍以臧洪为东都太守。时曹操围张超於雍邱,洪始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将赴其难。从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增兵急攻,洪城中粮尽,厨米三升,使为薄糜,遍颁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离叛。城陷,生执洪,绍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辅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为服乎?”绍乃命杀之。洪邑人陈容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今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绍惭,遣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欤?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遂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
 ○公孙瓚
 公孙瓚字伯珪,为上计吏。郡太守刘基为事被徵,伯珪御车到洛阳,身执徒养。基将徙日南,伯珪具豚米於北邙,上祭先人。觞■,视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观者莫不歔欷。在道得赦俱还。
 公孙伯圭追讨叛胡邱力居等於管子城。伯圭力战乏食,马尽,煮弩楯,啖食之。
 公孙瓚与诸属郡县,每至节会,屠牛作脯,每酒一觞,致脯一豆。
 公孙瓚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瓚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势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
 瓚每与虏战,常乘白马,追不虚发,数获戎捷,虏相告云:“当避白马。”因虏所忌,简其白马数千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一日胡夷健者常乘白马,瓚有健骑数千匹乘白马,故以号焉。
 公孙瓚每闻边惊,辄厉色作气,如赴仇。尝乘白马,又白马数十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
 公孙瓚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接边寇,每有惊,辄厉色愤怒,如赴雠,敌望尘奔。继之夜战,虏识瓚声,惮其勇,莫敢犯之。
 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
 瓚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死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三人者为仲、叔、李,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
 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向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瓚,合战於界桥南二十里。瓚步兵二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阵於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瓚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陷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阵斩瓚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余级,瓚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瓚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瓚营,拔其牙门,营中余众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瓚已破,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余人自随。瓚部迸骑二千余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却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瓚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却,麹义来迎,乃散去。
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单、太仆赵岐和解关东。岐别诣河北,绍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绍营,移书告瓚。瓚遣使具与绍书曰:“赵太仆以周召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亦争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宽,亲俱陛见,同舆共出,人以为荣。自省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此福,此诚将军之眷,而瓚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23 11:1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9517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试解水不涵木-复小转铃

2009-3-23 星期一(Monday) 晴
上面贴了一些“问中医,几度秋凉”的摘录,小转铃对其中一个案例提出质疑。我试着从一个外行角度做一番解释。

原文: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
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


小转铃:
//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

虽然我对中医很有好感,但这实在是太像巫术了呀。触染律

 我试着解释一下,或者说猜一下,当然得假定这个案例是真的,呵呵。鸡乃五畜之一,鸡、羊、牛、犬、猪对应东、南、中、西、北,这是基本中医常识,不多说了。而鸡和鸡血自然五行属木。
 十二岁的小姑娘,生一场重病,气息奄奄。照我看很有可能是病毒性肝炎等导致肾阴不足,肾不养肝,水不涵木,表现出低热、眩晕乃至手足抽动等症状。
 鸡血味咸、性平,本就是常用药,只是一般用于解毒。不过叶天士《本草再新》即载,鸡血治心血枯,肝火旺,利关节,通经络。鸡冠血兼理血分气分,无血可生,血多可破;气弱可补,气逆可舒;补中益肾,利水通经。
 外敷的效力一般不如内服,但亦有效,如果这股鸡血能激发肝中真元,培木克土,化解水不涵木的局面,病就能痊愈了。
 随便说说,还请高明人士指教。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23 03:06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3 | 浏览:17424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读“问中医,几度秋凉”

2009-3-22 星期日(Sunday) 晴
前几日,在某老师家里看到有人推荐刚出版的《问中医,几度秋凉》,大名鼎鼎的刘力红医生推荐。今天特地找来电子版,粗粗读了一下。作者的母亲、女儿都是中医,自己似乎是个旁观者,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从一个旁观者,特别是女性的角度来看中医,写中医,这一直是我很有兴趣的一点。我以前几乎没有读过女性写作的中医著作,历代名医中没有女性,这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中医思想本身的原因。
下面我贴几段,都是我读来有所感慨的地方。最后再贴一下本书的第一节,供大家了解本书的主旨。


一个不孕妇女,丈夫有了外心,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抢地,我很气愤。回家跟母亲说。母亲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果然,年底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


母亲毕竟是在科学时代内生存,不可能一点不受科学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老师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看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这一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中国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也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

一个是十六岁的少女。她是先天性心脏病。可却被强迫下乡了。她在乡下一再晕死。经省级医院鉴定,心脏缺损,返城了。分配在废品收购站当会计。我从来不敢应她之约陪她洗澡,她昏死在浴池是常事。大家都不知道有哪一天她昏过去就不再醒来了。她在母亲这吃药。有一天母亲摸她的脉说,本已见好了怎么突然又加重了呢?她对我母亲说有个小伙子要和她好,可是她父母坚决不允许她恋爱,她为此苦恼。母亲听了,就备了四样礼到姑娘家去了。姑娘父母惊慌失措,母亲的面子得给啊,就毫无异义地答应姑娘谈恋爱了。当时我虽小,但也有一定主见,觉得母亲这事做的不妥。才十六呀,那男孩也才十七岁,在那个时代可不是一般的早恋。我还记得,女孩领男孩来见我母亲,母亲告诉他俩:"你们千万要给阿姨长脸,不能出事……"两个孩子一个劲地点头。他们谈了十年恋爱,到了符合晚婚的年龄才结婚。婚后生了一个女孩子,母子平安。现在想起这事我都后怕,母亲怎么能信得着两个孩子的承诺?万一有个婚前孕,做流产,女孩不就没命了?由于女孩快乐,幸福,那么严重的心脏病也没有影响她的正常生活。


还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姑娘,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她的病更严重,年轻轻的,每年就得有几个月卧床。结婚肯定是不行了,家里要养她一辈子。她也在母亲这吃药。可在家躺着吃药的她偏偏就出了问题。大杂院里有个死老婆的男人,领个八岁男孩过日子。谁也没想到他两怎么样就产生了感情,要知道这在当时也算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姑娘誓死要嫁给他,把个爹妈气个要死,大家也痛恨地暴打这男人一顿,但不让姑娘嫁,姑娘马上就要死了。家里人只好来找母亲相商。母亲主张为他们举行婚礼,让把那男人带来嘱咐几句话。母亲告诉他,绝不可以让姑娘怀孕,姑娘的心脏承受不了怀孕的负担……。结婚后这个男人每个星期天就出去打猎,打狐狸。在我们当地是很忌讳打狐狸的,狐狸是"狐仙",打了是要遭报应的。他打狐狸不是为了要狐狸皮,他要的是狐狸心。中医讲吃什么补什么,母亲也将中药灌到猪心里煮给心脏病人吃。他听说狐狸心效力更大,就每周弄回来一个狐狸心给妻子吃。吃了几十个狐狸心后,奇迹发生了,心脏病的症状基本消失了,她怀了孕,顺产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母亲惊奇地说,狐狸心的效力这么大啊?

母亲看上去还没有道德感。有一对不良少年,不仅早恋,还早孕,偷着把孩子生下来。他俩不仅遭到社会的唾弃,也被双方父母赶出家门,不认他们。他俩找了一个破棚子住下来,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可婴儿总闹病,两人没有钱只有哭。我母亲给孩子治病,分文不取,还给孩子弄些吃的、用的。母亲帮助他们,鼓励两人把日子过起来。当时我对母亲的作法给与批判,要知道周遭的人是怎样唾骂这对少年?记得有一年过年,这两人抱着孩子到我家来给母亲拜年,母亲是唯一接待他们的人。这两个人用了一年积攒下的钱给男人做了一件"的卡"上衣。衣服崭新,锃亮,硬挺挺的,看着很可笑。女的围着男的前后地抻,拉,嘴里急急地说:阿姨,你看,我们过好啦,你看,我们过好啦。男的直直地站着,向母亲展示他们的好生活。我肯定是撇嘴了,虽然今天我想起这件事心里是酸的。母亲轻轻地抚着这件衣服说:多好啊,就这么过日子,这不就越过越好了吗?


冰心晚年为自己制了一个印章,上书一个字"贼",她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老人这不是做秀,孔子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他深刻的人生体会的。过去的人对死亡不象我们现在人这样拒不接受,对立情绪极强。小时候看着一些刚刚六十搭边的人就开始纳个鞋底,备快布料,稳稳当当地为自己备寿衣了。做好的寿衣经常晾晒,过年时还要拿出来穿一穿,这是多好的死亡练习啊?我家邻居有个老太太,夜里自己把寿衣穿好,早晨家人起床,看到老太太穿戴整齐,已死多时了。
  可如今,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发病了,拉着我狂呼:"救救我啊!"这真是给我出难题,你都没有阳寿了,让我如何救你?人可以不活在岁数中?另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肯从太平房门前过,说是厌恶。难道死亡不属于她?


母亲的生活是自得而快乐的。有时看母亲给女人摸脉,一副十分陶醉的神情,有几次她拉我让我摸脉:"你摸,多么快乐,多么喜庆,象春天的江水,这是喜脉啊。"我摸,只摸出这人没有心脏病,摸不出母亲感到的春之声园舞曲。母亲还启发:"还很有阳刚之气,是个男孩……"人家一听乐坏了:"怀孕了,还是男孩?"母亲摸喜脉,不轻易说男女,是为了让我体会才说的,而我是为了不扫母亲兴才摸的。


为什么中医少有外科手术?如果中医的发展必然地呼唤外科产生,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怎会没有?我们中国人学西医不是学得很好吗?哪个医院没有个"赵一刀"、"李一刀"、"张一刀"?关键是中医人不把病当成"病",不是千方百计地找到它,把它摘出来,"消灭"它。这就象中国人看一个人往往不是按一个标准的人样子去衡量,衡量出这人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而是整体地看这个人,看这个人的整体运行机制是什么。我常常说不出我朋友的优缺点是什么,可我了解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会说什么,做什么。我无法想象从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点"之后他会是什么样。


我有个同事,她从不吃鸡肉。如果在家请客,就找我去替她做菜,她到外面站着,说是闻不了鸡味。为了把鸡烹得没有鸡味,我用做香酥鸡的做法,先把鸡煮了,再用桔皮,料酒,香菇等上火蒸,出锅后再用旺火油炸,我让她闻,哪里还有鸡味了?可她还是不吃,为了不让我再费力了,她告诉我她不吃鸡的原因:在她十二岁那年,她生了一场大病,眼看要死了,气息奄奄。于是家里用了最后一招,从架里捉来一个老母鸡,来到她的床前,猛地撕开母鸡的胸膛,一下子按在了她的胸脯上。她就此活过来了,从此就不能吃鸡肉了。
  我曾和女儿探讨母鸡治病的原理。女儿说,如果用中医理论讲,那就是借用了母鸡生命的真气。


我在家里生豆芽,把一斤豆子放到盆里,浇上水,放到温暖的地方。不两天,齐刷刷的豆芽就生出来了。我把豆芽取出做菜。盆底总要剩几粒豆子纹丝不动。我称它们为钢豆子。放在手里,看着它们。如果你认为它们是死的就错了,它们是对水、温度,规律,齐刷刷……对生豆芽的反动。我当中学老师时,班上总有几个学生是不进盐酱的,既不是科学头脑,也不是意象思维,被别的老师称做是花岗脑袋。我有时轻拍他们的脑袋,感慨他们是人类的钢豆子,他们受比生豆芽更大的规律支配。他们更是种子。


养花的人都知道,有的花性格是"要花不要命",有的是"要命不要花"。菊花的性格就是前者。几个孩子跳到我的园子里拔了一棵要开的菊花。第二天我在路上捡到这棵已不成样子的菊花,我把它又栽到土里,浇上水。这花又开了,开得一如它没有受过摧残一般。花开过后,这棵菊花死了。面对这棵死去的植物,我久久伫立,心中百感交集。这棵死去的植物不是枯黄色,我一直以为枯黄色是死亡的颜色,它的整个植株,茎、叶呈深褐色,象大酱的颜色,它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竭尽生命,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  到了秋天,我来到田野,大地一派金黄,我知道这不是死,这是止,是收,是藏,生命还在继续……


女儿对我说,婴儿不喜欢剖腹产。
  我笑了。
  女儿说,真的,从刀口中取出的婴儿一脸愁苦,很不高兴。
  我说,顺产生的孩子也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没见有谁是笑着来的。
  女儿说,可是你过一会到病房再看他们,顺产的孩子眉头舒展,那剖腹产的婴儿却还在生气。
  我没有这一观察,自然没法驳女儿。
  但按我的笨想法,还是尽量自然分娩的好。


有一天,一位老年妇女对我说,她十年未见的儿子领着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儿子要求抚摸母亲的乳房,儿子捧着母亲的乳房说:"我是真的见到母亲了!"
  听了这个老年妇女的讲叙,我很吃惊。同样吃惊的还有这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孩子当场就耻笑父亲了。
  乳房本来就是属于孩子的,本应是母亲的代名词,可却让现代人把事情弄颠倒了,成了性器官。小时得不到,大了去抢本来属于孩子的,于是,乳房的自然功能让位于现代心理需求了。


有个叫文怀沙的中国文人,今年九十七岁了。他早年当过北京中医药学院的教授。他说,他用脑去接受西医,用心去接受中医。我觉得他这个说法说到了点子上。一个人活着不仅要有脑,还要有心,有魂。
文怀沙在文革其间受迫害,心志郁结,腹部鼓胀,疼痛不止,被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听到造反派幸灾乐祸地向他宣布这一消息,他惊愕了几分钟,然后放声大笑。他说,内心不要养个汉奸,跟客观世界的不幸里应外合。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他躺在床上背诗,背诵古文,三个月后,他的肝腹水下去了,癌,没有了。他对此解释说,医者,意也。这个时候他背的这些诗、文章都是药。他说,我用的是心疗法,外面疾风暴雨,我内心一片祥和。

女人可以一生两世,如同蝴蝶的一生。
  国外的研究表明,剖腹产阻碍了催产素的产生,减低了生产的幸福感,会影响母子之情。我内心认可这一研究。父亲和母亲都爱孩子,但爱法不一样。父亲爱孩子,但三角形不会翻倒,他不会因孩子而改变世界观。



问中医几度秋凉
艾宁

(一)
  母亲是个中医。
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被一大群病人包围着。
  来看病的人通常是一声不吭地坐在母亲面前,把手一伸。母亲便诊脉。摸了左手脉,又摸了右手脉。之后看看舌苔……。
  这象一场考试。估计全世界独有中医看病是病人掌握着看病的主动权。虽然是病人来求助医生。可却是由病人先对医生进行能力测试。这个病人可以完全不懂医学。但却是权威考官,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试题的正确答案。
  诊完脉,轮到母亲答题了。她一样样说清病人的病症、感觉、起因、病理……。
  病人象主考官一样绷着脸听着,渐渐地露笑容,最后伸出大拇指赞道:"好脉条,好脉条啊!就你给治了,下药吧!"
  中医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巫术不是没有道理的。西医看病,问清症状,还要做透视、化验、检测等等。有时还要穿刺、内视、或者要从体内摘下一块组织做病理切片。甚至干脆来个剖腹探查,怎么也得先看清楚了"病"才决定怎么治,这才是科学的嘛。
  中医看病,如果站在西医的角度不禁要问中医:你看到"病"了吗?这个病指的是病变、病灶、病菌、病毒,也就是实质性的病。是拿得出,看得见,测得到的。
  中医拿不出这个病来。那就可以说中医是在"猜"病。
  母亲"猜"病猜得准。不仅通过诊脉"猜"透有得什么病,还能预测什么时候会流行什么病。
  每到春季。母亲便会根据她对气候的感知开方让我去抓药,然后配制为成药,赶在流行病来到之前早做准备,她说到时该来不及了。
  有一年春季,母亲也是这般催我早做准备。但给我印象彼深的是。她告诉我,这一年的春天得病的将是孩子。症状是发烧,气喘。而且烧得两个脸蛋其中一个脸蛋通红,而另一个脸蛋是白的。我不信。发烧怎么会单是一个脸蛋红?我从来未注意到这一现象。母亲指着她开的方子中的一味中药说,这味药是这个方子的灵魂,将使疗效奇佳。
  我把药买回,粉碎,过筛,制成散剂,坐等病人上门。
  还没等病人上门,母亲又开方,让我再准备一剂药。她说,流行病一暴发,一部分人会找中医,另一部分人会到西医院住院治疗。而从西医院出院的孩子将会小脸青白,虚弱,厌食,夜惊……。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还会再来找中医的,这副药就是给他们准备的。
  我正在制第二副药时,第一批孩子如约而至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个个烧得呼嗤带喘的孩子全是一个脸蛋通红,另一个脸蛋是白的!
  病人来得太多了,我成了药剂师,忙着分发药物,很快,第一批药就分发光了。我又加紧制第二批药。这时,那些从医院住院回来的孩子也上来了。一个个小脸青白,啼哭不止。我又开始分发第二批药。
  第二批药发完了,这个春天就过去了。
  如今的中医不象我母亲这样成批给人治病了。时令病,流行病,瘟疫,是母亲做医生时需要先行感知的。母亲治病很象一个作战指挥员,分清层次,主战场,分战场……。她不仅仅针对一个个来到她面前的病人,更是针对人群,看人群疾病的整体走势。可是,从科学角度来看,母亲这样断病有何科学道理?这不就是"猜"病吗?
  而今的医生都是来一个看一个,面对一个个具体病人看病,,认为这样才是科学的。
  母亲不仅提前预见时令病,还根据人们的生活方式预知什么样人会得什么样病,也是提前备好药等病人上门。
  秋天,母亲备好药,病人来了,当有的病人问自己的病因时,母亲说:"你家是过日子人,过冬的准备做得太早了。'十一'就封了门窗,早早就生了火……。"病人惊道:"你怎么知道的啊?真是这样的,我家早早就封窗户……"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22 23:52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1 | 浏览:17805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恢复博客

2009-3-22 星期日(Sunday) 晴
  停止更新这个博客也已有几个月。在停止更新期间,访问量超过了两百万,我有时会回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觉得很感动。也有很多朋友问起我和博客的情况,我口头上答应更新,但一直下不了决心。今天终于鼓足勇气,继续贴文章和写文章,也算给自己一点压力吧。
  
  梁捷
  
  贴一本小书,大家看着玩。
  
  古今刀劍錄  (梁)陶宏景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梁陶宏景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齊初為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止於句曲山。梁大同二年卒。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事跡具《梁書。處士傳》。是書所記帝王刀劍,自夏啟至梁武帝,凡四十事,諸國刀劍,自劉淵至赫連勃勃,凡十八事。吳將刀,周瑜以下凡十事。魏將刀,鍾會以下凡六事。然關、張、諸葛亮、黃忠皆蜀將,不應附入吳將中,疑傳寫誤佚蜀將刀標題三字。又董卓、袁紹不應附魏,亦不應在鄧艾、郭淮之間,均為顛舛。至宏景生於宋代、齊高帝作相時已引為諸王侍讀,而書中乃稱順帝准為楊玉所弒,不應以身歷之事,謬誤至此。且宏景先武帝卒,而帝王刀劍一條乃預著武帝謚號,並直斥其名,尤乖事理。疑其書已為後人竄亂,非宏盡景本文。然考唐李綽《尚書故實》引《古今刀劍錄》雲,自古好刀劍多投伊水中,以禳膝人之妖。與此本所記漢章帝鑄劍一條雖文字小有同異,而大略相合。則其來已久,不盡出後人贗造。或亦張華《博物誌》之流,真偽參半也。
    序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后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想,遂為記雲。
    夏禹子帝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為星辰,背記山川日月。
    啟子太康,在位二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春鑄一銅劍,上有八方面長,三尺二寸頭方。
    孔甲,在位三十一年。以九年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鑄一劍,銘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太甲,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歲次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篆書。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以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照膽,古文篆書。
    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以二年歲次壬午,鑄五劍,各投五嶽,銘曰鎮岳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簡王夷,在位十四年。以元年歲次癸酉,鑄一劍,長三尺,銘曰駿,大篆書。
    秦昭王稷,在位五十二年。以元年歲次丙午,鑄一劍,長三尺,銘曰誡,大篆書。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歲次丁巳,采北祇銅,鑄二劍,名曰定秦,小篆書。李斯刻埋在阿房宮閣下,一在觀台下,長三尺六寸。
    前漢劉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此即斬蛇劍也。
    文帝恆,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歲次庚午,鑄三劍,長三尺六寸,銘曰神龜,多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帝崩,命入玄武宮。
    武帝徹,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歲次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寸,銘曰八服,小篆書。嵩、恆、霍、華、泰山五嶽皆埋之。
    宣帝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為之,皆小篆書。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歲次辛酉,掘得一劍,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書。
    王莽,在偽位十七年。以建國五年,歲次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煉五色石,為之銘曰神勝萬里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更始劉聖公,在偽位二年。自造一劍,銘曰更國,小篆書。
    後漢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明帝莊,再位十八年。以永平元年,歲次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沉之於洛水中。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章帝炟,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爪,人浴輒沒,不復出。
    安帝祜,在位十九年。以元初六年,鑄一劍,藏峨眉山,疑山王也。
    順帝保,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鑄一劍,長三尺四寸,銘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靈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劍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齊王芳,以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無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尋為司馬氏所廢。
    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歲次辛丑,采金牛山鐵,鑄八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皆作風角,處所有令,稱元造刀五萬口,皆連環及刃口,列七十二煉柄中,通之兼有二字。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為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逼劍,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誌》張茂先亦曰:蜀相諸葛孔明所佩劍也。乃改名師古,為奏,請為章武焉。蓋蜀主八劍之一也。
    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采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小篆書。又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周瑜。
    孫亮,以建興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皇帝吳王,小篆書。
    晉武帝司馬炎,以咸寧元年,造八千口刀,銘曰司馬。
    懷帝熾,以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銘曰步光,小篆書。
    成帝衍,以鹹和元年,造十三口刀,銘曰興國。
    穆帝聃,以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劍,銘曰五方單符,隸書。
    孝武帝昌明,以大元元年,於華山頂埋一劍,銘曰神劍,隸書。
    宋武帝劉裕,以永初元年,鑄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於梁。
    少帝義符,以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劍,銘曰永昌,篆書。
    順帝准,以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上血,其刀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玉候女不得,懼死,用以弒帝,果如銘。故知吉凶其征先見矣。
    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自製之。
    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長四尺,小篆書。
    梁武帝蕭衍,以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歲在庚子,命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為之,長短各依劍術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篆書。
    諸小國刀劍總在此
    前趙劉淵,以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後趙石勒,以建平二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頭尖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篆書。
    石季龍,以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後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隸書。
    前涼張實,造刀百口,無故刀盡失,文曰霸。
    後魏昭成帝拓跋犍,以建國元年,於赤治城鑄刺刀十口,金鏤赤治字。
    道武帝珪,以登國元年,於嵩阿鑄一劍,銘曰鎮山,隸書。
    明元帝嗣,以泰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銘背曰太常。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繼天師白,為帝造劍,長三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真君。
    宣武帝恪,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一刀,文曰白鹿,隸書。
    前秦符堅,以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前燕慕容儁,以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銘曰二十八將,隸書。
    後燕慕容垂,以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雄一雌,隸書。若別處之,則鳴。
    後秦姚萇,以建初元年,造一刀,銘曰中山,長三尺七寸,隸書。
    西秦乞伏國仁,以建義三年,造一刀,銘曰建義,隸書。
    後涼呂光,以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南涼禿髮烏孤,以太初三年,造一刀,狹小,長二尺五寸,青色。匠人曰:當作之時,夢見一人被朱服,云:吾是太乙神,來看汝作雲!此刀有獻必鳴,後落突厥可汗所有也。
    南燕慕容玄明,以建平元年,作刀四口,文曰建平,隸書。
    西京李皓,以永建元年,造珠碧刀一口,銘曰百勝,隸書。
    北涼沮渠蒙遜,以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銘曰永安,隸書。
    夏州赫連勃勃,以龍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長三尺九寸,銘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宋王劉裕破長安,得此刀,後入於梁。
    吳將刀
    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背上有「蕩寇將軍」字,八分書。
    蔣欽,拜列郡司馬,造一刀,文曰司馬,隸書。
    周幼平,擊曹公,勝,敗平虜將軍,因造一刀,銘背曰幼平。
    董元成,少果勇,自打鐵作一刀。後討黃祖於蒙沖河,元成引刀斷沖頭為二流,拜大司馬,號斷蒙刀。
    潘文,拜偏將軍,為擒關羽,拜固陵太守,因造一刀,銘曰固陵。
    朱理君,少受征討,黃武中,累功拜安國將軍,作一佩刀,文曰安國。
    蜀將刀
    關羽,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及羽敗,羽惜刀,投之水中。
    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煉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范強殺,將此刀入於吳。
    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遂抽刀刺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黃忠,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數。
    魏將刀
    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一。會死,入帳下王伯升,伯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上常有氣淒淒然,時人以為神物。
    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斸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及覺,果在臥所,銘曰思召。紹解之曰:思召,紹字也。
    郭淮,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為將。後遂為將軍,及與蜀將戰,敗失此刀。
    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為魏將,後與曹真一刀換也。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22 21:2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8602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出版电子化的一些思考

2009-3-22 星期日(Sunday) 晴
  出版电子化的一些思考
  
  【读品】主编 梁捷
  
   麦克卢汉曾把媒介分为“冷媒介”和“热媒介”。所谓冷媒介,就是提供相对较少信息,需要信息接受者耗费较多热情,才能达致理解的媒介。反之,热媒介就是信息量非常丰富,使得接受者很容易建立交流的媒介。比如说,报纸是冷媒介,因为面对冷冰冰的文字,需要我们发挥想象力才能构成故事。而电视就是热媒介。同理可知,传统出版物是冷媒介,电子出版物是热媒介。
   可是热媒介并不总是受到欢迎。波兹曼就认为,以电视为代表的可以同时刺激视觉和听觉的热媒介,反倒降低了我们对信息的阅读深度,不再积极动脑,只是把传播过程降格为一种“娱乐”,娱乐至死。很多社会学实验也表明,长时间地观看电视,确实会使人的智商暂时下降。在这个越来越“热”的时代,冷媒介反倒显出它的重要性。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惕电视的负面作用。年轻人纷纷转向网络,转向电脑屏幕。与电视相比,我们在电脑屏幕前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只选择自己想看的页面,并完全控制注视页面的时间。可根据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阅读体验,屏幕阅读至少也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追求阅读中的冒险。我们在阅读传统媒介的时候,无论报纸还是书籍,都会把握文章内在的逻辑主线。虽然阅读过程中会遭遇文字和内容上的障碍,但它们并不会分散过多的注意力,也不会影响我们继续阅读文章。我们总能把握住正在阅读的方向,对接下来可能遭遇的文本也有一个大致的估计。人在传统阅读中掌握着主动权。
   反过来,在电脑屏幕上阅读时,由于超链接的广泛运用,再加上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和多种格式电子文档的便利存储,我们很容易从一个页面跳转到另一个页面,从一个信息空间切换到另一个信息空间,这的确会影响到我们思维的连续性。这类情景时常发生:我们坐在屏幕前十几分钟以后,几乎忘记最初所要追逐和思考的问题。我们带着思考来使用电脑,最后,海量的信息却反制大脑,停止我们的思维。
   所以很多人会有意限制自己阅读范围。他们只打开自己熟悉的网站、博客,或者按照收藏夹里的书签来选择阅读范围。几乎所有人都会使用google,但绝大多数人只把这个通向未知信息的工具作为一种临时手段。他们打开思维的阀门,运用google找到自己可能愿意阅读的内容,拖到屏幕上,随后关闭思维阀门,专心阅读刚刚找来的东西。虽然技术上可以轻易地帮助我们为海量知识建立关联,但我们的大脑可能并不按照冷冰冰的计算机模式实现运转,对于不同熟悉程度的信息,大脑会赋予不同的情感。
   第二个生理困境,电子阅读往往会降低阅读深度。根据调查,面对同样一个文本,眼球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要比纸面上短很多。比如在纸面阅读通俗小说,一小时可以读五万字,那么在屏幕上读同样东西,也许一小时就能读十万字。速度上去了,大脑对阅读内容思考时间则必然减少,阅读深度被浅化。正因如此,网页设计者才要千方百计想出办法吸引眼球。结果却是人们阅读的注意力进一步被分散,生理刺激逐渐取代大脑思维。
   阅读从一种思考行动转变成为眼球刺激,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理原因和技术原因。屏幕上的滚动翻页远比真实世界中的图书翻页来得容易,指尖轻点鼠标即可完成,甚至有很多软件提供滚动和自动翻页,连点鼠标的劳动都免除了。过于便捷的阅读模式使得我们可能滥用权力,迅速拖动滚动条,让眼球在大段文本之间跳跃。
   据我观察,很少有电子文本读者能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阅读速度。我们所能阅读的信息与网络世界存有和不断新增的海量信息相比,差距悬殊,现代人都生活得极为忙碌,导致大家在阅读时充满了焦虑,我们因此无法停下按动鼠标的手。在传统阅读中,书本多半是一个封闭空间,会隔绝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开辟新的时空。而在电子阅读中,如果深度不够,那就无法使我们在阅读中隔绝外界联系,无法真正进入语境,以至焦虑大增。电脑过“热”,我们不费劲即可展开阅读,但效果却与费劲才能读的纸媒相距甚远。
   所以无论电子书如何发展,人的阅读习惯、思维习惯、眼睛与大脑的配合方式等等,都是技术人员首先要考量的因素。在技术尚未成熟到引导读者改变习惯的阶段,尽可能照顾和满足读者的传统阅读习惯,也许是电子书比较稳妥的发展模式。
   电子出版和电子阅读绝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可否认,技术进步在阅读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数据储存方式的改变和阅读屏幕的改变,都在推进我们阅读模式的改变。但是生理上的习惯要顽固得多。即使我们的脊柱、手腕、眼球已经习惯液晶屏幕,可至少大脑还远远未能习惯。信息媒介的改变只是外在形式,阅读的实质是大脑(或者心灵)与文本信息建立起知识上和情感上的关联。
   读者是人,社会的人,所以阅读也与社会生活有关。电子出版厂商除了考虑技术问题,还应该多想想我们千百年来的阅读传统和习惯。据说有些厂商把屏幕做得像纸一样可以弯折,并以“把屏幕做成纸”为目标来讨好读者,现已取得不俗的经济效益。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看,电子出版和阅读还一定会涉及到经济、法律以及社会文化习俗等一系列问题。电子出版如果最终取得胜利,那它必须在经济上表现出巨大优势,在法律上规避现有障碍,这两点在目前都存在很多障碍,有待各方面的专家携手解决。
   我对电子技术进步充满了信心。但阅读也涉及到其他社会生活问题,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未可盲目乐观。
  
  为《第一财经日报》而作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3-22 21:18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2 | 浏览:1788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帝国视野下的粮食战争

2008-12-29 星期一(Monday) 晴
梁捷

我们似乎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为粮食问题担心。其实距离最近一次全国性的大饥荒不过半个世纪,各种肉食、蔬菜、副食品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敞开供应也只有二十余年,很多人都还记得什么叫“饿”。

  大自然神秘莫测,为粮食收获加上一个大大的不确定性。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卸下这个沉重包袱,主要得归功于这几百年涌现出一个了不起的发明:粮食市场,全球化的粮食市场。有学者认为,市场的发明堪与火、轮子等并举,无论怎么赞扬都不过分。因为市场会根据价格,自发地调整粮食在世界各地的配置,把天气的风险分摊到全世界。假若一地受灾,另一地丰收,那么市场自然会以此地之有余补彼地之不足,轻松地对冲掉风险。所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开放社会永远无需担心粮食问题。张五常说得更绝对:只要粮价足够高,上海的马路上都会种满粮食,怕什么!

  可是在英国学者帕特尔看来,经济学家的这种看法未免天真。他在世界各地的考察实践中发现,粮食问题非但没有被市场化彻底解决,很多时候还陷入极深的陷阱。

  总的来看,关于粮食的博弈问题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其一是粮食质量的博弈,其二是粮食数量的博弈。

  《粮食战争》引进之日,正是“三鹿毒奶粉案”爆发之时,引发全国性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大讨论。20年前,城市居民要吃上鲜牛奶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已经充斥市场。人民的生活更方便,可离开食品的生产环节也越来越远。一旦绝大多数人两手不沾泥土,一旦绝大多数人的食品掌握在少数生产专家的手里,这其中就有可能出现风险。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这些行为都是市场本身所无法避免的。我们离开土地越远,食品的风险就越大。

  粮食的分配问题也足够耸人听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说明粮食分配与金钱分配一样,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研究发现,出现大面积饥荒的国家,往往同时拥有大量存粮,却没有把仓库里的粮食放出去,印度、中国的历史皆如此。所以,大饥荒一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  2007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40%。进入2008年以来,粮食价格依旧我行我素地持续上扬。苏丹、海地等40多个贫穷国家面临粮食困境;墨西哥、印尼、菲律宾等国相继出现示威游行,上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粮食价格的高涨。这些产粮和不产粮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粮食的全球分配中遭受最多的损害。

  这里包含了两种类型的困境。一种类型是自然地理不适合大量出产粮食、经济又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需求粮食而不可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与饥饿作斗争;另一种类型,一些发展中国家能够产出大量粮食,但是在国际市场交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价格被压低、产品被歧视,很难依靠粮食来换取其他足够的生活用品。粮食问题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相互交织在一起,不能天真地完全信任自由开放的国际粮食市场。近年来粮价飞涨的动因,第一当属中国和印度经济起飞后对粮食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原本以米食为主的社会,在生活渐趋富裕之后,饮食习惯纷纷改变,开始喜欢各种小麦制食品。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对小麦的需求也都持续增加,直接拉动了小麦价格。

  第二点当归咎于全球气候异常。例如本来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地区的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都面临长期干旱,严重影响谷物产量,以至于全球库存量不断走低。

  第三点,由于国际能源价格攀高,美国和巴西致力于发展生物能源,作为主要原料的玉米因而供不应求。经济学家认为,去年全球对玉米的需求激增,美国大力推动生物能源必须要负六成以上的责任。

  这几点理由都使得我们对于未来粮食供应的趋势无法乐观。粮食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粮食的供给却不见大的改观。交易中不断的摩擦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没有足够激励种粮食,张五常形容的“上海马路上种满粮食”的情景并未出现。

  基辛格几十年前就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所以粮食交易中充满着权力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与两百年前相比,整个世界食物体系已经高度发达,但也变得高度脆弱。农民不仅要面对自然风险,还要面对人为风险,也许正如作者最后期望的:一种新的世界食物体系正在孕育。

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贴一篇旧书评请大家批评。我很同意郭凯指出的一些问题。在最微观层面,粮食市场是失灵的;在宏观层面,自由市场对中国农业改革非常重要;但再宏观一点看,市场无疑又是失灵的,粮食战争(或者斗争吧)很难避免。
# posted by 梁_捷 @ 2008-12-29 22:08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49 | 浏览:3162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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