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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如何才是个“好东西”

2009-8-14 星期五(Friday) 晴
按:最近太忙太忙,几乎没时间写东西,贴两篇应景的短书评。梁捷


书评-民主
民主如何才是个“好东西”
梁捷

 这两年讨论“民主”的书籍多了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学者俞可平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引起广泛讨论。香港学者王绍光的《民主四讲》试图挑战这种说法,认为在缺乏社会参与和追求公平观念的前提下,单纯的民主制度反而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不公。此时,民主就变成一个“坏东西”。
 在国内争论民主“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之前,历史学家蒂利已经把目光投向历史,从经验的角度总结民主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他有一个重要发现,在历史上,民主制度几乎在一切经济水平和政治体制下都有可能发生。民主从来没有必然性地与经济发展、政治自由、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标志联系起来。
 民主和民主化是两回事。一个比较专制的政权,逐渐把权力分配给大众、实现民主,这种转变过程就是民主化。可民主化过程非常复杂,不一定会很顺利。否则,今日绝大多数专制国家早就转向民主。民主化的过程,多半要经受既得利益寡头政府的抵制。另一方面,它还很有可能被普罗大众所抵制。人民又不是天然喜欢民主。更要命的是,有时还会发生“去民主化”的逆转。很多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在国内外诸多矛盾重压之下,有可能放弃民主,重回专制。
 蒂利表示,他的这本《民主》就不是为民主唱赞歌。如果它有一个全名的话,那应该是《民主、民主化、去民主化及其相互依赖关系》。这个名字真正体现出民主的动态本质,而且有被逆转的可能性。可以说,民主和非民主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政治斗争手段,民主多用投票而非民主多用暴力;民主多发政治运动,非民主则往往诉诸于内战。然而要让大多数人民相信民主制,相信选举出来的政府,能够在民主框架内体现选民的利益,这并非易事。
 在缺乏社会信任关系的环境下,在缺乏有效法律执行机制的前提下,人民如何会相信极少数代议制选出的政府官员,能真正地为民做主?平等是群众最为关心的价值之一,不仅是权力、机会上的平等,还包括分配结果上的实质性平等。民主制度在追求公平这个向度上从来不够有力。一些民主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如美国,已经摸索出用另一些再分配制度作为补充。然而绝大多数积极酝酿民主化的国家,都不见得做好准备。如此民主,并不可靠。
 蒂利没有赶时髦地去研究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如何成功。相反,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南美、东欧等正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地区。似乎这些地区的民主化过程都蕴含特殊性。有的国家正好有丰富石油储备,有的则为强有力的军人政权所统治。它们就是在这些多元的、复杂的环境里探索着民主化。结果,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也有的先民主化,后又不得不去民主化。
 在蒂利看来,这些通过斗争和博弈来推行民主化的案例,也许比欧美高度成熟的民主化国家更有现实意义。罗马不是一天建成,民主也不能一蹴而就。直面现状,关注民主的脆弱基础和去民主化的可能性,才有可能有效引导民主化,把民主真正变成一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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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利 著:《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8-14 00:14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1 | 浏览:120003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评论-倪湛舸的三头怪兽

2009-8-1 星期六(Saturday) 晴
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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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绕开倪湛舸的学术身份来谈她的作品,非常困难。毕竟北大英语系毕业,最终在芝加哥大学神学院取得宗教与文学专业博士,这段经历置于谁的身上,都是一个耀目光环。我并未系统性阅读倪湛舸的英文学术论文,似乎有对詹姆逊的阐释,也有对于太平天国时期传教士活动的考据。这些严肃、晦涩、枯燥的学术论文,与她流布于网络上的大量放纵、泼辣、间杂火星文和后现代呓语的小说、诗歌、随笔、日志之间,构成隐微的关联。
 《在黑暗中相逢》是她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杂文集。如果运用“全息”分析方法,那么她使用的“黑暗”色彩,以及一开篇讨论的“七宗罪”就已经奠定了她日后大量创作的基调。这些元素如同幽灵一般,在她以后作品中以不同形象重现、复活。
她的第二本杂文集是《人间深河》,来源于远藤周作的名著《深河》。描述一下远藤的背景,不仅有助于理解远藤,也有助于理解倪湛舸:远藤生于日本,长于中国大连,又是战后第一批出国留学生,攻读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深河》本身富含神学意味,但又极力挣脱传统西方神学,从一个东方的视角来看待救赎。可以说,正是多元文化的冲突,作为东方人、战败民族、弱势群体独有的耻感,和研读神学、文学所体验到的罪感,共同构成理解远藤以及倪湛舸的精神背景。
倪湛舸有一个很喜欢的小说实验,名为“姑苏慕容周而复始”,也收入到《人间深河》。姑苏既是慕容复的故乡(生活故乡),也是她的故乡(精神故乡)。苏州是文化古城,然而看似恬淡的水乡背后也充满着残酷、野蛮和暴烈,这一点,似乎浸透了从姑苏出走的倪湛舸。
慕容是个胡姓,复这个名字又蕴含着他的绝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酷似法国后现代哲学中拉康和齐泽克所津津乐道的“镜像理论”。慕容复是胡人后裔,却寓居姑苏,构成一种紧张。倪湛舸与之相反,她从苏州出走,先是北京,后是更为遥远的芝加哥。而她所研习的知识,也是与姑苏形象所体现的传统完全对立的英语、现代文学理论和神学,又从看似完全对立的学问中映射出她的姑苏基因。倪湛舸似乎沉迷于这种意象,暗示“姑苏慕容周而复始”并非字面游戏,也非简单地寻根,而是真切的生活体验。
从这条线索来解读,《异旅人》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延续。《异旅人》的英文书名是The Peregrinatio,既有海外游学的意义,也有朝圣的意义,这两者对于主人公和作者都能适用。在《异旅人》中,主人公――研是个日本男生,而到了美国,从事俄语文学的研究,爱上了同性的、没有国籍的C教授。作者利用这种不断变换身份、乃至性别的过程,一次又一次消解世俗理解的意义;与此同时,自恋、赎罪、追求快感的同时又追求正义等超验价值又反复出现,一种不变的元素隐于其中,黑暗,沉重。
 《异旅人》无疑受到日本“私小说”传统的影响。更准确地说,不是“私小说”,而是与私小说情绪同构的现代性情绪的熏染,使得她以分裂的姿态追求完整,以去意义化的动漫元素、耽美趣味、同人主题来传递意义。虽然她的文本中充斥解构和挑衅,但无论结构布局还是主题引导,都显得极为严肃。作者表示,希望读者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文本,认真对待这个来自于某个‘错位’空间的语言、文本和阅读一体的三头怪兽。
所以作者本身已经充满矛盾。她并不希望遭受理论性的文学解读,因为动漫元素、耽美趣味、同人主题绝不是她小说中的摆设,这几乎就是她的骨与肉。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与速朽的网络同人小说那样自生自灭。毕竟她留下的是一只三头怪兽,拥有严谨的布局和圈套。倪湛舸自己就是拉康、德里达和詹姆逊的专家,自然清楚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对付她。她早早地留好了机关,甚至有意地做好记号,恨不得告诉我们,“难道你看不出来吗,这里就是德里达!”
倪湛舸要叫板一般的文学分类,通俗-严肃、动漫-文字、私小说-本格小说等等,而她的学院身份和学术背景为她的这种挑衅注入底气。她用自身的分裂来安抚最年轻的读者,似乎是说,“看到没有,我用拉康、德里达来骗骗那些老头子的。你们不用读什么理论,你们和我一样都是看动漫长大,只有你们会真正理解和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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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湛舸在网上有一套很酷的自我介绍,“不玩理论就会死的萝莉脸怪阿姨,没有狗血文灌溉也会死的大叔控。”很形象地映出她的写作趣味,“不玩理论就会死”和“没有狗血文灌溉也会死”。所谓“会死”,意指“玩理论”和“狗血文灌溉”都是她真实的、严肃的精神需要,关乎生存乃至生命。
 学术研究在当代是个庄重仪式,在美国读博士尤其如此:一轮又一轮规定的考试,最终以其繁复、艰难而构成仪式。求学的过程,不啻是一次朝圣、寻道之旅。学生的最终目的,即所谓的道,也会在这仪式中不断修正。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研究的主题又极为自由和开放,一切病态、变态、幼稚、恶俗、甚至令人呕吐的元素都能引入学术研究。在学术思想的熔炉里,多种要素被重组、拼接,从而构成一些看起来比较怪异的学问。
 据说倪湛舸最熟悉的学科之一是酷儿神学理论(Queer Theology,又称同志神学),即是从酷儿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神学问题。酷儿理论是上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一种理论,主要研究同性恋和变性人的社会观。李银河曾经译有《酷儿理论》,但影响不大。女性主义在国内已经成为比较公共的话题和讨论背景,只是同性恋理论还远未被广泛接受。
 酷儿理论与神学理论一结合,研究主旨就变得很沉重:同志是否有充足理由将上帝视作同性恋?在传统的、保守的基督教传统里,这个问题实在有点离经叛道。同性恋行为的合法性尚未得到充分论证,这是伦理学中重要争议话题之一。而酷儿理论竟然想跳过伦理学和文化传统,直接追问上帝的同性恋倾向。可是对于相当一部分神学研究者而言,这个问题自然且严肃。虽然他们的行为与立场不同于主流神学理论,可作为战后兴起的“解放神学”的分支,酷儿理论与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站在一起。既然感知潜在的压抑和歧视,就会有强烈的反弹和吁求。
与国内理论界的隔膜相比,同性恋话题以耽美小说、同人小说等形式,在网络上,在青年人群体中获得比较广泛的传播。倪湛舸深受影响的耽美趣味,显然与《品花宝鉴》或者《荒人手记》那样的风格完全不同,并非出于一路,倒是可以在动漫《绝爱》、《间之楔》、《富士见交响乐团》等耽美动漫作品中寻觅到一丝痕迹。
 美的极致表现,应该就是一种超乎身份、性别、欲望,却又灵犀通透的怜惜与感知。《异旅人》中的“研”,与C教授的感情,似乎能归为此类。如果将故事背景置于他处,小说内在的冲突将不会如此强烈。倪湛舸的小说还是坚持以她最熟知的学院生活为背景,这与其说是内容需要,不如说是精神需要。学校作为精神圣地,理应最容易孕育出“怜惜与感知”。然而这片圣地,在千百年历史中已经转为禁地,变成最保守的土壤。
现在揭露学院内幕、以讥讽教授作风为乐趣的小说已有很多,如钱钟书《围城》,如筒井康隆《文学部唯野先生》,如库切《耻》,如阎连科《风雅颂》等。这些小说几乎都有两个局限。其一是男权主义视角。很少有人从女性主义视角乃至酷儿的视角来思考学院问题。其二是学院固有的保守主义偏见。小说中最多的元素往往是反讽、嘲笑、夸张、揭秘,以一个内部人的身份揭破教授们道貌岸然的可笑。然而这种技法实质是内部人的身份和外部人的视角的综合,从未深入教师的内心,也对教师和学生真正的复杂关系少有体察。
这两个局限真有内在联系。早已有人指出,学院教师的教学内容、思维认知往往偏左,但学院的组织结构又多半保守。教师与学生在年龄、智力、身体、经验上存在不对等:学生仰慕教授成熟的智慧-教授贪恋学生年轻的身体,虽并不总是符合事实,却已成为不言而喻的师生关系基本模型,难以突破。师生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传统禁忌,对禁忌的保护和挑战是这类小说的根本动力。
可是倪湛舸根本无视旧有模型,大胆地拆解禁忌。人与人的关系存有多种可能,例如研与教授C的关系可以是一种古典的、唯美的爱情:他是另外一个他,而他看着他死了。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学校无法成为钳制自由的所在。传播和学习女性主义、酷儿主义、后现代理论的教师与学生,不见得个个人格分裂,不把思想引入自身的情感与内心。
 酷儿理论应该与耽美小说一样,拥有反抗和颠覆之力,将高等学府这片禁地重塑为自由区。但是批判的武器还是不同于武器的批判。美国的大学体制即是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化资本”,无论大学教授还是普通博士,真正反抗空间极为有限。性别和性倾向方面的反思、反抗,既是批判的武器,亦是武器的批判,用解构方法动摇了学术圣殿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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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应把倪湛舸的小说从网络上剥离下来。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倪湛舸的真实身份、真实状态,高不可攀而又充满了神秘。然而倪湛舸在网络上极为活跃,积极发言、聊天和写作。她与其他年轻人一样热衷于电影、动漫、网络小说尤其耽美文学,一样八卦、狗血乃至大爆粗口。她的身份已经高度符号化,自我被分解,附着在网上许多地方。
 她的小说与诗歌是应该被作为独立的、认真的“文本”来对待。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语言、文本和阅读”三位一体的三头怪兽怎能禁闭在纸上?正式出版的《异旅人》只是这只怪兽的一种变形,它的身体还在“晋江文学网”,还在“豆瓣网”和许多已经消失的网站上,以各种形式传播和被阅读。作者既是倪湛舸,又是“碧玉舲”、“野草莓”或者其他虚拟身份。
 在网络上区分真实与虚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比传统的作者与作品的区分更加困难,因为作者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权力,可以更积极、主动地塑造自己形象。倪湛舸不仅主导了写作,也参与到与主人公一同碎片化的狂欢游戏之中。
 如作者一再强调的,她喜欢同人小说。《异旅人》就是一部同人小说,主人公的性格、气质乃至与其他人物的关系都移植自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再加以变形和转写。这部动漫在九十年代初风靡一时,在当时青少年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随着解读逐渐深入,倪湛舸熟练运用理论来拆解几个主人公之间或许存有的情感关联。这种解读许是彻底误读,但是对于情感的过度阐释,重新映射到主人公广为人知的特征、性格和关系时,又激发出全新意义。
所以倪湛舸在一篇文章中感叹,“也许根本就没有作者!只有无穷无尽的阅读、误解和注定破产的自以为是。毫无意义,一切都毫无意义。”这种尼采和福柯式的呼喊,预告了读者将与作者(以及研和C教授)一道,陷入虚无的窘境,“我嘲笑你,就像C嘲笑我,他是我的终极文本,我想要深入他,就好像读者渴望敲开硬壳,挖出别人的血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往一只只被砸碎的硬壳里灌自己的口水而已。”
反过来,神学是反对虚无主义的,她可以在这无意义的探究过程中寻求救赎,“犹太人就是要被累死的,墙砌起来也是要被苏联飞机炸的,可就是有人认真地砌,认真得跟艺术家似的,因为,这堵墙是虚无中唯一能被把握的东西啊!”她追求的似乎就是这样的生命力,“真的给我们看绝望,也真的教我们去寻找希望。”
 客观地说,倪湛舸并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小说家。她的诚实胜于伪装,感受力胜于想象力。但她不怕暴露,因为有后现代哲学垫底,料想读者挖她血肉的同时,也在挖自己的血肉。而她选择同人小说的体例,也限制了技法创新的空间。吊诡之处在于,她又借用了同人小说的力量。要刻画一个人的气质、与他人的关系,有什么比搬出一个家喻户晓的角色更有力呢。所以她要在这些同人里注入自身感受,不可能真正地把自己与小说隔离开来。或者说,她之所以选择写小说和小诗,目的就是为了寻求意义,就是那只三头怪兽的内部驱动,唤醒当年观看《圣斗士星矢》的少女。
 《异旅人》与作者一样,包含了过多的动漫和过多的理论,使得这个作品对于多数缺乏背景(无论动漫背景还是理论背景)的人而言都显得怪异。作者从未试图对这些怪异之处做出解释。她不想面对一般的读者解释,而是用内容、情感和理论对读者做了一次有效筛选。拥有与她类似知识结构和感知深度的读者并不多,大量误读、误解、自以为是几乎是注定的阅读结果。显然她还没想清楚这个文本的最终后果与性质归属,也许她希望《异旅人》被放在耽美小说的书架上,但结果会充满偶然性。
 有一点可以肯定,反抗社会、挑战规则、倾泻情绪的耽美或者同人小说中,本来就积压了生命力。“腐女”之腐,从内部看,则是一片绚烂。学术理论是这种生命力的又一种变形罢了。倪湛舸在经历和思想上都是强者和胜利者。在许多不经意的地方,作者又都表达出对弱者、失败者、薄命者、怀才不遇者的恐惧和厌恶。她极少同情,与她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只有世俗意义上的强者和胜利者,才能走上朝圣之旅,成为一个“异旅人”。
异旅人就有异旅人的代价。她自白式的呓语,亦是一种自叹,“我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的一代,不愁吃不愁穿,却还是成天哭丧着脸以为生存是最大的伤还要怨恨别人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们的敏感心灵。如此地爱自己,实在太奢侈――这样的小孩活该被诅咒吧!”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8-01 21:24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32896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熊彼特是否属于奥地利学派?

2009-7-30 星期四(Thursday) 晴
熊彼特是否属于奥地利学派?
――新熊彼特主义与新奥地利学派的比较
梁捷

【内容提要】
熊彼特是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深受奥地利学派学者如庞巴维克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体系极为庞杂,既有吸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也有借鉴德国历史学派和英国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他后来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执教多年,并没有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如米塞斯和哈耶克有很多接触。所以一直有学者在讨论,熊彼特是否属于奥地利学派?
 本文回顾了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的渊源,特别是从“创新”和“知识”论题入手,比较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解和阐释。熊彼特虽然在基础的方法论立场上与奥地利学派不同,但在理论应用上与奥地利学派的看法颇多一致。最后,本文试图给予熊彼特一个合适的位置,并论证新熊彼特主义与新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差异与关联。

【关键词】熊彼特 奥地利学派 创新 创造性破坏


引言

 熊彼特是个很难归类的经济学家。他在纪念自己老师维塞尔的一篇文章里说到,“在有限的篇幅内给他(维塞尔)的科研工作下一个定义依然很困难,尤其是对于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因为他丝毫不按英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写作技巧不是很高明,是为数寥落的不能用简洁的笔法来表现他清晰的思想的人中的一位。” 这个概括也大致适用于熊彼特本人。
 有很多经济思想史著作将其归入奥地利学派,如斯皮格尔的经典教程《经济思想的成长》,即在整体的思想史脉络中,将熊彼特和米塞斯等一起归入到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之下。
 然而熊彼特本人并不见得承认自己的奥地利学派身份。他在遗著《经济分析史》中,给予奥地利学派(如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篇幅非常少,远不如法国的瓦尔拉斯、意大利的帕累托或者英国的凯恩斯,更少提到同辈的米塞斯乃至哈耶克。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与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大相径庭。晚年的熊彼特,同米塞斯、哈耶克等同在美国任教,却没有交往。所以,奥地利学派内部一般不承认熊彼特属于奥地利学派。
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熊彼特思想与奥地利学派都开始复兴。熊彼特的思想的“经济发展理论”被一部分演化经济学家如纳尔逊、温特、理查森等所继承;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其他政治社会学理论被斯维德伯格、贝拉米等所发展;管理学宗师德鲁克则自称自己的知识论思想受到了熊彼特的启发。有一些经济学者开始自称“新熊彼特主义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视演化方法,重视创新过程,并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很好地结合。
 而随着哈耶克获得诺奖,米塞斯及其继承者在纽约大学、乔治.梅森大学的长年努力,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影响逐渐壮大,成为很有地位的一支经济学流派。柯兹纳、罗斯巴德等学者也都在奥地利学派研究领域内做出创新,使得奥地利学派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互动。
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两派理论时,撇开表面上的巨大差异(如熊彼特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社会主义,而奥地利学派是社会主义最坚定的批评者;熊彼特推崇均衡分析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而奥地利学派始终反对均衡分析),发现两者亦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两派的研究都重视“演化”,即把经济视作动态过程,以“创新”或者“创造性破坏”作为经济变化的核心动力,注重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传播,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经济系统。
 于是近年来,又有许多学者开始讨论,熊彼特是否应该属于奥地利学派?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与“新奥地利学派”又应该是怎样一个关系,本文则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梳理。


一 熊彼特的奥地利学派渊源
 1883年,熊彼特生于维也纳。1903年,他开始对“经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兴趣。进入大学以后,熊彼特与第二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维塞尔、庞巴维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特别是1905年,他参加了庞巴维克组织的著名的“资本论讨论班”。但是与米塞斯相比,熊彼特并非在思想上与庞巴维克最接近的学生。
 1894年,马克思生前只留下残缺手稿的《资本论》第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出版。庞巴维克很快出版《马克思体系的终结》,认定《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根源在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公设。更年轻的希法亭在这件事的刺激下,写成了《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1904年发表在新创刊的《马克思评论》上。1904年,正巧庞巴维克也回到维也纳大学,于是就有了1905年的讨论班。
 庞巴维克一贯谨慎,虽然他有许多学生,但这种谨慎态度妨碍他把学生变成门徒,而鼓励他们自由辩论。熊彼特与米塞斯、希法亭一样,都是庞巴维克的学生,都参与了这次讨论班。据说讨论从一开始就分为两派,希法亭为一派,拥马批庞;米塞斯最坚定地与庞巴维克站在一起,拥庞批马。熊彼特年纪最小,在旁边一言不发。
1910年前后,熊彼特以《经济发展理论》等一系列著作暴得大名,成为奥地利最有名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那个时期,以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为代表的老一代奥地利学派学者相继去世,影响逐渐衰落。而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一代奥地利学者尚未出名。米塞斯接替庞巴维克主持了一个研究小组,比较有名的成员有哈耶克、哈伯勒,马克卢普和摩根斯坦等,但当时影响都不大。这些人后来几乎都去了美国,在美国才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米塞斯等人早期活跃的时期,熊彼特则弃学从政去了。后来,熊彼特和米塞斯、哈耶克等人都在美国重新执教,但交往变得极少。
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一直掌握在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凯恩斯、罗宾斯、奈特等人手中。长期以来,熊彼特的研究一直被置于新古典范式中进行讨论,被认为只是一个有欧陆特征的新古典主义者。本质上还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而非奥地利学派学者。
 但是熊彼特显然对奥地利学派有所保留。因为熊彼特认为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所有特定的经济事件都可在价值结构原则的范围内被理解。从纯经济的立场看,经济制度只是一个从属价值的制度。所有特殊的问题,无论如何称呼,都只是特例和不断重复的其他问题。所有特定的经济规律都是由价值结构的规律演绎而来。”
 熊彼特坚决反对奥地利学派“去历史化”的抽象演绎方法。他认为,纯粹经济理论固然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历史和统计这两种方法也同等重要,三种进路相互补充。他的代表作《经济周期》中即明确提出,应该用理论(特别是一般均衡理论)、历史和统计这三种方法来综合研究。
 应该说奥地利学派秉持一种很严格的理论导向,米塞斯的《人的行为》最为典型,将整套分析都建立在“人的行为是有目的”这一前提假设上,抽象掉一些历史的、统计的因素。而熊彼特一方面在纯理论的方法论上与米塞斯不同(熊彼特坚持一般均衡理论),一方面在以理论排斥历史、统计的立场和态度上也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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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熊彼特的发展-创新理论
 虽然马歇尔的发展理论要比同辈学者丰富得多,但结论并无很大不同:人口增加、资本积累继续进行;市场因而扩大,从而又导致内部和外部的经济节约,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熊彼特认为马歇尔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不够彻底。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就试图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扩张的理论模式。他指出,“真正的资本主义,实质上应该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者方法,它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
 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货币和银行已经毫无作用了。既然人们都会理性预期,只有影响真实产出的因素才能影响人们的预期,货币作为间接过渡的产品,无法影响人们的预期。可是在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中,货币与银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都与知识的理解与寻求创新直接有关。
事实上,银行的资产业务本身就规定了它创新的性质。银行必须创造信贷,必须寻找投资机会把钱贷出去,这样才能满足它的“平衡”目标。当然银行的贷款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原初的资金”,另一种是“创新的资金”。利息的来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创新的资金”所带来的回报。
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没有超额利润,货币供给稳定,价格水平稳定的环境下,经济就处于稳态(stationary state),这种经济没有波动,也没有经济增长。所有的储蓄都正好被用于投资,不多也不少,经济日复一日地循环复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entrepreneur)可以幸存。
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确看到了不少企业家。熊彼特指出,这些企业家起到了关键的“企业家功能”(the entrepreneurial function),即打破稳态经济,充分利用不确定性来寻找机会和利润,甚至是在市场中设置垄断的机会。企业家的活动需要金融支持,需要一定数量的贷款来支持他们的冒险,也就是说,整个市场里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随时可以提供的“自由资本”(free capital)。企业家会重新组合资源的配置方式,但他们需要快速有力地运作资金,需要比稳态经济环境中流转的储蓄数量大得多的资本。通过有效地重新配置物资,劳动力和资本,整个经济就实现了创新,进入一种新的稳态之中。
 但整体地、社会地看待经济周期,我们仍然应该更多关注创新过程。因为一次创新经过自组织以后会“引发”一个经济周期,马上会有其他创新接踵而来,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开始出现。只要创新频率减慢,贸易额、价格和利率就都会下降,直到通过“衰退”阶段重新建立起均衡为止。
 企业家会打破这种均衡,他们是经济波动的发起者,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或者理解发生了变化,促使他们采取创新行动。而他们的创新行动又提供了经济变动的工具。企业家们追求的是利润、荣耀和自我满足,他们试图改变经济的生产关系来达到目的,这种产生“新组合”的变化是经济波动最主要的动力。所以,经济波动就表现为产量,价格,收入和消费数量的不断上升,到达拐点以后又折返向下。这个过程始终不断,而实际经济也就在这一系列繁荣和衰退中逐渐演化,从一个均衡变迁到另一个均衡。
一般来说,最先变化的是消费者的口味。只要他们的口味和兴趣发生转变,需求也就随之改变。这样,原材料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大。这时候,具备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发现这种需求,从而率先投入生产。同时,原材料数量增长本身也导致生产工具数量增长和人数上的增长。当然反过来却未必成立,印度和中国都是极好的例子。再往后,就是商品供应短缺的情况渐渐缓解,也就是商品的市场范围得到了拓广。随着跟进的企业不断增加,市场逐渐繁荣起来。
因此熊彼特强调知识和创新。在他看来,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市场创新这些现象绝非由经济周期来决定。反过来,正是这些创新现象决定了经济周期。与其他诸如金融体系,货币总量,利率水平等要素不同,创新是最具破坏力的。创新往往意味着抛弃过去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很多传统不得不被主动地毁灭,所以熊彼特将其称之为“创造性破坏”(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而这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要动力。
 单从宏观经济绩效来看,经济指标很难体现“有原创性的知识”和“无原创性的知识”的区别。这两类很不同的知识都只是改变经济绩效,增加产出,降低成本。但是对具体企业来说,“生产创新活动”和“反应创新活动”(模仿)则完全是两回事,无论从经济学抑或社会学来看,情况都是如此。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不能用“知识”和“技术”来刻画,因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这些“谁有这些知识”,而是“谁先创造出这些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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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奥地利学派的创新理论
 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精心研究相比,奥地利学派并不看重具体意义上的创新。米塞斯几乎没有论述过具体意义上的创新。只是表示,“只有人类精神和那所驱动的行动及产品,才是创造性的。” 奥地利学派虽然也把创新作为社会的动力机制,但根本上关心的是人的行动,而非创新的具体过程。
创新涉及的知识极为复杂,奥地利学派只追求关于创新的知识,而不追求创新的知识内容。米塞斯进一步指出,“人类行动学的先验知识,完全不同于数学的先验知识——或更精确一点说,完全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所解释的先验知识。这种不同是范畴的不同。人类行动学的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必然地显现出来的自明的公理(即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心中有这种认识的动物,与心中没有这种认识的动物,两者之间隔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只有前者才叫做人。人的特征正在于他是有意识地在行动,人是行动的动物。 ”
 奥地利学派放弃了对创新内容的把握,但对于创新实质的认识,与熊彼特颇有相通之处,亦是把创新视作一个时间上连续的过程。从内容来看,创新有两个方向,一是发展了技术,二是改变了生产结构。(Menger,1971; Hicks,1973; Lachmann, 1977; Amendola and Gaffard,1988)。可以说,技术进步是创新的结果而非创新条件。创新过程就是一系列成功的“技术创造”。这些“技术创造”有效打破旧有生产格局,获得递增 ,最终被保留了下来。
 生产能力的改变,绝不应该简单地以“技术进步”或者研发来代表。奥地利学派强调人的行为,人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技术进步的根本作用机制,是人们对于某些经济生产过程或者资源配置模式的知识产生变化,取得进步。只要能够更好地协调和配置经济资源,就能导致生产能力的改变,这方面知识的进步,效果上很难与“技术进步”相区分,也不应区分,本质上就是人们运用知识能力的进步。
柯兹纳指出,“理解所强调的是人的行动的目的论性质或者追求经济的性质,而人类行动学则以更宽泛的目的性为基础 ”。也就是说,人类行动学的方法认为,“个体决策者积极地保持着警觉(alertness),在进行搜寻,而不仅仅是被动地照给定的约束配置各种资源以追求不同的目的。 ”警觉(alertness)是柯兹纳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他认为警觉乃是行动之中的企业家的根本要素。他以米塞斯所提出的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为基础,强调竞争必须被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状态。总的来说,柯兹纳以企业家精神理论为核心,对主观主义的分析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
 柯兹纳对于创新和市场过程的论证核心其实相当简单:企图理性地控制经济体系就需要非理性,因为经济协调所需要的知识是任何单个或集团的心智所无法知晓和掌握。竞争的市场过程则能够系统地使人们发现和利用经济协调所必需的知识。市场参与者的激烈竞争生成并显现了恰当的经济知识。另一方面,干预市场过程所得的结果决不可能达到干预者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必然大失所望。而干预的这种失望情绪并不会导致取消干预政策,相反,必将导致更进一步的国家主义和经济控制。最低工资法或租金控制法就导致法律所欲帮助的所有人的利益反倒受到损害,尽管如此,这些法律却仍然年复一年地获得通过。
作为激进主观主义者,柯兹纳认识到了经济主体唯有作为人类心智的互相作用来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并不会堕入唯我论的陷阱。市场制度就是协调这些个体心智有意义之表达的机制。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发现机会的趋向为某种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这种社会秩序绝非任何人之刻意的设计,而是千千万万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之结果。
 总的来说,奥地利学派并不愿意具体到操作层面来研究创新行为,也不愿意对创新和知识的扩散进行实证检验。甚至从奥地利学派根本的方法论来看,必须反对实证研究创新过程的企图。因为要研究创新过程,需要大量关于经济协调和经济认知的知识,这些知识又是研究者几乎不可能完全掌握的。所以,类似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进行的“理论、历史、统计”相结合的对于创新过程的研究方法,奥地利学派认定它几乎注定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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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奥地利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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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些学者实际上在做沟通新奥地利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的工作。将两个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悬置,那么两者在“创新”上的共识将成为沟通两个学派的关键。而要深究创新,必须对创新背后的知识论再做一番拓展。
里兹洛在深化奥地利学派知识论方面做了一点工作,他(Rizzello,1995)主要想嫁接奥地利学派与制度变迁理论。基于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传统,里兹洛宣称自己“在立论基础上反对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主流框架;在实际操作中采取渐进发展而非均衡的方法”,并且对新古典范式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从而与诺斯等人在关注制度的渐进性方面取得了共识。但其“目的并非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立体系,并推翻所有传统观点”,对制度变迁的分析仍以新古典主义的需求-供给框架作为蓝本。
他立足于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主要代表的主观主义方法论(Subjectivist Approach),修正了模型的供给方面,指出跨代知识积累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过程,人们总是根据自身的特定经历来诠释所获得的信息、并创生出新的概念,因此客观的制度变迁根源应从主观个体的 “心理维度”(Psychological Dimension)中去寻找。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路径依赖获得了基于微观个体的解释,与米塞斯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制度变迁“受其特殊个性影响,受其既往的经历影响,受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与环境形成的特殊正反馈影响,受个人学习过程影响,最重要的是,还受知识获取的主观机制影响”,而不能将其客观化、社会化。
 但是新熊彼特主义要求放弃极端的知识论上的主观主义方法论立场。希佩尔(Hippel,1994,1998)和魏曾堡(Weizenbaum)认为,只要不坚持奥地利学派的这一理论立场,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讨论最难传递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传播形式。知识的表达和传播在现今社会已经造成巨大的影响,也许比单纯追究个人对知识的理解更为紧要。
 奥地利学派学者波兰尼(M.Polanyi)于1958年在《个体知识》一书中提出了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的区分。默会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这种知识即是所谓的“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 knowledge)。
对知识表达而言,行动是和语言同样根本的表达方式。但一些新熊彼特主义者开始挑战行动和语言之间那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而言,默会知识可以通过下面几种表达形式转变成为可以沟通、交流、互动的知识。
第一种途径,主要是通过“姿态”(gesture)与语言把知识固定下来。这种默会知识的传播,主要发生在师傅-学徒的传授过程中。学生通过在师傅身边,记录语言或者模仿师傅的举止、行动、姿态,学会其中的默会知识。
 第二种途径是“编码化”(codifying)默会知识。有许多默会知识在较早时期还无法被编码化或者通过语言表达,随着经验丰富和语言的衍生,一部分默会知识就有可能被编码化或者通过语言来明确表达。当然这里的语言并非科学的、规范的语言,一般是流动的、多义的、不精确的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7-30 20:02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3 | 浏览:84757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原租

2009-7-26 星期日(Sunday) 晴
梁捷

在讨论“寻租”之前,我们照理应该先讨论“租”。遗憾的是,要讨论“租”恐怕比“寻租”还要困难。

  为了证明不是瞎说,先讲一个经济学家奈特(Frank Knight)的故事。奈特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一辈子,学生中出了五个诺贝尔奖得主,真正桃李满天下。有父子两人,相隔数十年,都进了芝大经济系,都选了奈特的课。某日,父亲心血来潮问儿子,把奈特给你们考试的试卷拿来看看。试卷到手一看,父亲勃然大怒,气冲冲去找奈特算账。

  来到奈特办公室,父亲把考卷往桌上一扔,问奈特,“当年你给我们考试就是这几道题。几十年过去,怎么你考我儿子的时候,还是这几道题?”奈特一笑,“不要说你们两个,我这几十年一直考这几道题,从来没变过,可我的答案每年都在变。”

  奈特一直要考的题目里,就包含这个问题,“什么是租?”若干年前,我问学于汪丁丁教授。他告诉我,只要搞懂两个概念,差不多就有经济学博士的资格。第一个概念是“成本”,第二个概念是“租”。据说这也是张五常的影响,正宗的芝加哥经济学传统。

  在古典经济学里,“租”(rent)最初的意思是地租。汉语里面,《说文》:租,税也;《广雅》:敛财曰赋,敛谷曰税,田税曰租。梁启超和严复翻译经济学时,就把rent与租对应起来,“劳力者必资土地乃能产物,而土地既非所自有,遂不得不纳租赋以乞贳之于地主,分其劳力所得之若干以为偿,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谓之地代。”这个“租”后来在经济学翻译中保留下来,没有用日本的“地代”。

  可一代宗师马歇尔又提出“准租”的概念,发展了“租”的思想。他认为资产和土地一样,借贷给别人使用就应该有所增值。资本家靠资本过活,地主靠土地过活,最根本的收入来源都是“租”。但这个“租”要依靠借贷土地、资本之人做产业、做贸易、做金融,通过复杂的经济活动而产生。所以要准确理解千变万化的“租”,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
  

  理解“寻租”则要比理解“租”稍稍容易。教科书上这样定义,个人或组织或厂商,不是通过正常的交易或者生产附加值,而是通过操纵或者控制经济环境来获取“租金”,最终变成收益的这种行为,就是寻租,由女性经济学家克鲁格在一篇发表于1974年的论文中率先提出。

  寻租这个概念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传入中国,一下子火爆起来。很多学者发现,我们那么多年研究古代历史的“陋规”,不就是寻租嘛。官员们的“正供”少得可怜,全要依仗“陋规”来补贴家用,类似今天说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或者“灰色收入”。“陋规”在清代达到鼎盛,大官大漏,小官小漏,层层盘剥,绝大多数财政收入和支出,都通过各种渠道漏入大小官员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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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梦麟在《西潮·新潮》中总结满清覆亡原因时说,“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其实这还是保守估计,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算得更仔细,认为陋规已经占到总体财政的十之八九。

  许多学者都对这套陋规进行过研究。如黄仁宇在《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及税收》中专门讨论这种“非正式的税收制度”;哥伦比亚大学曾小萍教授写过一本《州县官的银两》,将陋规称作“非正式经费体系”;近年来很热门的洪振快“亚财政”和吴思“潜规则”,也把矛头指向陋规,认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博弈失衡、腐败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
  但是单纯把陋规看作丑恶、堕落的表征,这样未免天真。历史上曾有两次从上而下、力图革除陋规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且使得陋规的影响更为不利。第一次是朱元璋的尝试。朱元璋认为“凡官皆贪”,所以就把官吏俸禄压到极低。《明史·食货志》云:“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朱元璋还严格禁止他的子孙更改祖制,敢有妄议者,杀无赦。正是这种过分压低官吏俸禄的行为,使得有明一代陋规盛行,“非正式税收制度”、“非正式经费体系”完全取代了正常的行政管理。

  到了雍正的时候,他决心把“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化”。朱元璋用“堵”不成功,雍正就想用“疏”:“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于是他下令把长期客观存在的“非正式”的收入“火耗”转变成为“养廉银”。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十倍到百倍。如此高薪养廉,自然希望地方官员自我克制、不再搜刮。然而事与愿违,养廉银没发几年,陋规又死灰复燃,官员们一边拿养廉银,一边继续贪污和勒索。再到后来,国家财政困难,理应拨付的养廉银一再克扣,而官员收受陋规的数额、规模都越来越大,终于不可收拾。

  所以有经验者如曾国藩,并不反对陋规,还明确赞成一定范围内的陋规。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不靠陋规又怎行。少量陋规保证整个官僚系统正常运作,完全值得。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陋规并不会无限扩大,不见得必然损害整个系统。

  现在看起来,“陋规”这个词虽然准确地描述了这种行为的一般性,但还是不如“寻租”更有理论意味。各级官员利用手里的垄断权力来寻求额外“租金”,这种“租”的性质与企业家利用资本谋求额外“利润”、地主利用土地谋求额外“地租”、劳动者利用劳动力谋求额外“工资”一样,不是单纯的腐败堕落,更不应简单地贴上罪恶标签。

  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图洛克(Gordon Tullock)的看法和曾国藩接近,因为他在华盛顿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华盛顿有许多专事寻租的利益集团的机构,负责游说和贿赂政府机构,谋求对自身有利的政策规定。经过精心计算,这些机构只付出很低的成本,就获取了极大收益。这点对于信仰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不可思议: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所有企业都会闻风跟进。资本唯利是图,怎会面对机会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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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个比方,假如某个奶制品厂商用五百万美元就可以“搞定”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部门,从而保证他们垄断地从消费者手中获取每年五亿美元的收入。知道这个消息后,其他奶制品厂商会马上跟进,用六百万、七百万美元的代价抢夺这个权力。与此同时,垄断获取的收益则在不断下降。成本在提高,收益在减少,最终的均衡结果应该是,贿赂成本等于垄断收益,是否再贿赂就变得无所谓。此时,所有“租金”终在竞争过程中完全耗散。这种理想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图洛克不禁要问,“寻租业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小?”这个问题贯穿全书,堪称“图洛克之谜”。

  学界对此曾做出不少于六种解释,至今仍没有定论。因为通过权力来“寻租”,比通过土地、资本来谋取“租金”更复杂,可能会涉及公共利益。如果是把土地、资本贷给甲而非乙,则乙还能从别处继续寻求土地、资本,这些要素并没有那么稀缺。而权力有时是垄断的,一旦利用权力做出某些决策,那么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

  仍以奶制品的管理为例,如果寻租官员放松了奶制品的检验标准,那么相关企业会大大获益,企业涉及的产业链、数十万贫困的产业工人可能也因此得益,而更多的食用奶制品人群的健康则会遭受损害。两者目标相互矛盾,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整体评估就变成一件很困难的工作。

  有一种对“寻租业的规模为何如此之小”的解释是:为了更多寻租,官员必须欺骗群众;而为了欺骗群众,就必须选择低效的寻租模式。在现今这个时代,明目张胆地侵犯公众利益,恐怕很有压力。一般官员在“寻租”也就是“权钱交易”时,一边收钱,一边在政策上做手脚,还要在名义上编出一套故事做掩饰,把整个过程弄得极为复杂,没有效率。万不能给人“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高效印象。

  所以“寻租业”一般没有效率。当权者故意设置信息障碍,既不是接受所有人的寻租,也不是接受出价最高人的寻租,而是根据一套捉摸不透的关系和规则来寻租。这种倾向使得“寻租业”最终变得低效,缺乏竞争,也没有彻底的“租金耗散”。

  还有一种解释是,寻租成本实际上是由选民承担。官员为了拉拢民心、收集选票才与利益集团勾结,在政策上大行便利。既然如此,利益集团或者有影响的选民就不必花费很多资源来寻租了。一方面可以花点钱打通官员,一方面也可以用选票相要挟,“寻租业”不会做得太大,因为一旦做大,就会惹怒选民,丢失选票,那时就什么“租”都没有了。

  当然还有更多的看似合理的经济学解释,但是图洛克对此全都提出了异议。另一点不争的事实是,寻租业也没有因为完全竞争导致“租金耗散”而消失。寻租业一直存在,可寻租业也一直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似乎是个黑洞,我们通常看不见,但能感受到它的存在。最让民众苦恼的,就是永远不能彻底划出寻租业的边界,分不清寻租行为。我们租赁土地,借贷资本,购买商品,都可以确认这些要素的需求与供给。可我们看到政府施行一项决议,颁布一部法律时,却不知道它的背后到底是正常的行政,还是寻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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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学派有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米塞斯说,“官僚系统就是一种罪恶”;罗斯巴德更是说,“国家无非就是一群强盗。”国家拥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通过税收获取财政收入,第二是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种行为构成一种“伟大的偷窃”,因为它总是未经许可就取走我们的财富。第二种行为实际上是禁止在特定区域里防卫,以及司法服务的自由买卖,以使国家成为这种服务的唯一可能提供者。

  罗斯巴德如此激烈的主张,就把一个重要的问题再次摆在我们面前,“租”是否正义?资本家收取的利息,地主收取的地租,与官员们的“寻租”放在一起,是否正义?这个问题曾是中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争议,后来被悬而不论,至今已有数百年。似乎只有放弃这个问题,经济学才能发展。但它又如幽灵一般,一次次在不同时期的讨论中重现。

  公众出于道德感,认为寻租业严重损害人民福利,阻碍经济发展。这种义愤有其合理性。可是图洛克的研究表明,严格意义上的寻租业的规模与其实际产生的影响相比,确实要小很多。跳出图洛克之谜,大约有两种解释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人民出于义愤,出于局部经验,可能会高估狭义的寻租。第二,很多看似有利于人民福利的政府行为背后也存在寻租,而且一般是长期的、动态不断的寻租,图洛克怕是低估了寻租业的真实范围。■
刊于上海书评,请大家批评。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7-26 10:1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03455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就“日本有没有未来”复李鸿亮先生信

2009-7-12 星期日(Sunday) 晴
按:近日收到《上海书评》转来李鸿亮先生手札,对我“日本有没有未来”一文进行了一些补充,洋洋洒洒六页信纸,让人感动,回信一封,也投给《上海书评》。梁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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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亮先生钧鉴,
您好。忽奉手教,对拙作“日本有没有未来?”评论补充,多有发明,让人既感且佩。我几乎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想顺着您的话题,借《上海书评》一角,就日本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再多说几句。
主要想谈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要研究日本,必须反思自身的立场和视角的局限;第二,我们要超越现代学科分工,争取对日本进行整全的把握;第三,我们要将日本置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之中,思考其演进路径。
 先生指出,我在论述日本经济和政治时,几乎没有论及中国。这点补充非常关键。事实上,地缘政治和历史传统是理解日本非常关键的两个维度。一个是空间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成为日本必须背负的沉重包袱。
从空间来看,不仅是中国,还有韩国,俄罗斯以及美国,都与日本有着密切关联。其中任何两国的关系都很微妙,既有广泛的经济合作乃至军事,又有广泛的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这几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相互之间暗中角力,成为日本不可说破却又必须直面的外部环境。
历史的包袱则更为沉重。长时段而言,日本当然深受我国儒学影响。但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已经开始另一段历史。二战战败又是一个转折点,造成了普遍的创伤。这种创伤,在中国、韩国以及日本国民的心中都远未抚平,随时可能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
战后,日本学者竹内好提出了“近代的超克”,即超越和克服现代性问题,引起广泛重视。竹内好要追问,既然日本已经战败,那么如何面对中国的衰落和西方的冲击?如何抵制西方的殖民同时在亚洲扩张?如何唤起民族精神却不得不面对“八一五国耻”?这种矛盾心态体现在日本的许多方面,西方人却很难深切体会。
而在具体讨论日本的政治、经济问题时,我注意到国内许多研究存在脱节。以经济为例,现在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强调统一范式,即致力于归纳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否认日本经济、印度经济、俄罗斯经济有什么特殊之处。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原理肯定想通,只是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约束条件,最终形成看似独特的经济状态。
但是我们真的用经济理论去套日本经济现实,会发现许多矛盾之处。如果要真正地直面现实,恐怕只有先将纯经济理论置于一边。通常情况下,日本专家比经济专家能更准确地分析日本经济。这种状况对国内的世界经济研究是一个严厉警告。将经济问题从日本的复杂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中抽离出来,无助于分析,只有误导。我认为,有效的日本经济研究模式一定会打破学科界限,将日本经济置于大环境中,参考其他学科学者对日本的研究,共同促进对日本的整体理解。
最后一点是全球化问题。世界是平的,日本现在是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一环,不管制造业还是金融业,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日本在进行结构调整,全球经济亦在结构调整,这个过程蕴含机会,但也稍纵即逝。日本经济制度颇有可取之处,模仿能力一流,但创新并不充足。我对日本经济不抱乐观,但也很难给出什么判断。熊彼特说过,经济学家短期预测多半不准,还是应该致力研究中长期的演变趋势。

即颂
暑安

附:书评-日本有没有未来?


《日本的开放未来》
  [美]约翰·哈夫纳
  [西]托马斯·克莱特等著
  安瑟姆出版社
  2009年2月第一版
  日本于我们而言,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它的国民普遍精通并且热衷于一种掩饰的艺术,让人难以洞察内心。数十年前,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美学意象手法刻画出日本的国民性,取得很好反响。数十年后,又先后出现《丑陋的日本人》与《日本第一》这样相互矛盾的书籍,都畅销一时。日本人的自卑心态与自大心态纠结在一起,恐怕既与经济、社会状况变迁有关,更与文化传统紧密关联。
  然而这些年来,在日本文化方面,我们看到的最多的类似《M型社会》、《下流社会》这样的书,反倒不再关注国民性转而分析社会分层。这些社会学考察正反映出日本主流社会人群中的焦虑心态。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社会曾有“一亿中流”的流行观念。当时日本总共也就一亿多人,但统计调查表明,差不多有一亿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时过境迁,现在这“一亿中流”转变成M型社会。所谓M型社会是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收入高的一小部分人和收入低的一小部分人,各居收入群体两端,并且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大部分人即中产阶级则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如同M型一般。日本还是日本,人还是这些人,可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全都变了。
  回想一下,我们每天都能接触大量关于日本的信息,不管是汽车、家电信息,还是动漫、游戏资讯。可我们再仔细翻查书架就发现,真正全面而又准确反映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著作十分稀缺,我们并不比几十年前的本尼迪克特们更了解日本。哈夫纳等学者的近著《日本的开放未来:成为世界公民的日程》(John Haffner,Tomas Casasi Klett & Jean- Pierre Lehmann: Japan's Open Future: An Agenda for Global Citizenshipe)未必能完全弥补空白,但一定能刺激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日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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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后现代国家潮流
  日本目前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国民富裕,基础设施完善,文化亦达致极高水平,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深受日本文化影响。可回顾历史,日本在二十多年前即已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实体,这些年来反倒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越拉越大,追赶无望;日本目前向全世界输出产品主要还是制造业加工产品,极少有真正的技术上、观念上和制度上的创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制造产品本身所包含的附加价值注定会不断降低,而且要经受后发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挑战。单以目前形势而论,日本未来不容乐观。
  一切都要从日本经济上一次的大泡沫谈起。一般的研究著作都以二战结束和美军占领为日本起飞的历史界限,这既对又不对。单从日本的表层文明来看,这个起点是对的。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策略的主要内容是非军事化和民主化,将其军事上的投入转向制造业,从而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我们从深层文化来看,就不能用战败来割裂传统。日本在近代以前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东亚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和一贯的危机意识使得日本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也促成了日本在近代的辉煌。
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日本利用美苏冷战的机会,自身开始经济起飞。其中的经验已广为人知: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支持私人企业发展,扶持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等政策,使得全国迅速实现现代化。高速铁路兴建与奥运会的召开,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堪称世界奇迹。即使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期间,日本也能灵活地产业转型和升级,比其他国家更快地走出衰退。
  我们不必更多归纳日本经济起飞的经验,应该把主要精力投入总结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教训上,因为日本自九十年代以降就陷于停滞,至今仍在为经济改革付出代价。
  1985年9月22日,这是应当记入日本历史的一天。这一天,美国财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同英、法、西德、日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下调,以减缓日本、西德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该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
  “广场协议”出人意料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当初经济学家在研究“广场协议”时,自然明白它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影响。但是日本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日本的贸易模式比较灵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汇率升值会阻碍出口,但厂商肯定很快就能克服这个困难。这些经济学家没有说错,日本出口贸易在短期受到影响后,的确很快就走出汇率升值的阴影。然而经济学家还是过于短视,没能意识到,汇率升值长期地看会造成房地产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巨大泡沫。
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十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为了降低日元升值的压力,与银行关系密切的日本政府下达指令,要求日本银行一再放松银根。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五次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给。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就会造成大量过剩资金;而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又会导致过剩的资金大量涌入股市和不动产市场,从而催生了以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为主体的巨大经济泡沫。这一幕,刚刚经历人民币升值的国人恐怕并不陌生。
  就在签署“广场协议”后的几年时间里,日本股市股价几乎以每年30%的速度上涨,地价以每年15%的速度上涨,而同期日本GDP的年增幅只有 5%左右。两者之差距即是经济泡沫所在。1984年底,日经股价平均数还只是11543点,经过短短几年的急剧上涨,到1989年底,股价已经猛涨到了 38915点的历史最高纪录。从一万点涨到接近四万点,五年累计涨幅接近300%。
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仅东京都的地价就已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三菱财团也豪迈地买下了象征美国财富的洛克菲勒中心。这表明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点。也就在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油价大涨,日本股价则开始暴跌。当年10月,股价竟已跌至峰值时的一半。此后,日本股市长期熊市,徘徊不前。 2003年4月28日,日经指数跌至7607点,创下近二十多年来的最低纪录。房市反应比股市稍慢,但也从1991年开始狂跌,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当年下降15%-20%。
  此后整整十年,经济萧条的阴霾在日本笼罩不散,史称“失去的十年”。2000年,日本包括房地产商在内的建筑行业有六千多家公司破产,占当年全体破产企业的33.6%。2002年,日本有二十八家上市公司倒闭,其中有三成以上是房地产公司,均创战后上市企业倒闭的最高纪录。去过日本的游客均表示,当时日本处处都是烂尾楼,一片萧条,危机深重,这一切才是给人最深的印象。
  整个世界都在朝着后现代的方向迈进时,还要维持一个现代国家就变得步履维艰。
  
  日本的现代国家本质
  反观美国经济,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持续保持增长。虽然它贸易上一直是赤字,但是鼓励技术创新和自由竞争,到了九十年代终于收获回报。九十年代的美国经济在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的推动下变得空前繁荣,所谓的“新经济”使得股指翻了好多倍,失业率降至极低,而此时的日本还在泥潭里挣扎,失去的十年,洛克菲勒中心也不幸地被美国人重新买回。
  不过日本经济在九十年代的糟糕表现不能掩盖日本企业在制造业上取得的长足进步。来自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制造业产值占该国总产值的比例为 19.5%,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业产值来源于高端或者中等水平的科技产品,这个比例较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平均水平高出一倍,而日本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经合组织成员,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  但我们这里仍然要区分不同层次的科研和创新。同样是研发电脑,研发CPU芯片和研发硬盘、光驱以及设计机箱、组装机器,就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技术,需要的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大相径庭。在生产整个一台电脑的过程中,研发CPU当然是高科技产业,但最后的组装电脑则毫无科技可言,甚至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的科技产品确实发达,研究人员的数量也不少,但真正高端的研发比较少,远不能和美国相比。
  说到底,日本还没有走出“加工贸易立国”的传统发展思路。
  想当年,日本的“加工贸易立国”的政策曾取得奇效,正是靠着这一方针踏上经济起飞之路。当时政府一向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即顺委托加工出口业务,不设限制而且给予享受关税优惠。反过来,政府限制逆向委托加工贸易,从而保证经常项目的明显顺差。在“日本制造”等于“高品质”的品牌运营下,日本的制造业在很多领域都成为了世界名牌,如消费性电子产品、汽车、半导体、光纤、光电、多媒体、影印机以及高级食品等等,所向无敌。
  但是这种“加工贸易立国”的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遭遇挑战。日本缺乏物质资源,也缺乏低端的人力资源,所以论上游的研发创新,比不过美国;论下游的生产组装,比不过亚洲其他后发国家。广场协议之后,随着日元汇率不断攀升,日本劳动者的成本不断提高,内忧外患都使得日本经济终于在其他民族低廉劳动力的竞争面前节节败退。日本制造成为过去式,中国制造乃至越南制造才是发展趋势。
  日本企业逐渐改变经营战略,积极到海外投资办厂,利用他国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进行加工贸易生产,产品再源源不断地返销日本并销往其他国家市场。这既是日本经济内在的需要,也是遭遇中国制造、印度崛起后的自然反应。与此同时,日本也试图减少外贸依存度,大力刺激内需。可惜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样,日本所追求的内需引导型经济迟迟没能实现。
  已有很多学者总结说,日本内需不足的深层原因还是与日本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关。日本就业人口八成以上都在非制造业,可是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而且因为多是劳动集约型产业,发展停滞,工资水平较低,使得绝大多数居民都没有达到足够支撑起内需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在国家垄断的环境下,日本经济整体的高生产率并没有扩展到各行各业,使得广大劳动者都能享受到较高工资。国富民不富,再加上东亚固有的储蓄传统,内需怎能发展。除了美国,全世界极少有国家能够大力依赖内需来真实地拉动经济增长。
  对比一下美国与日本的社会、经济环境,我们就能对“后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特征有更准确的了解。美国这样的后现代国家,权力不仅在地缘政治意义上被分散,也在社会层面上分散,各类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都掌握了自身的话语权。与美国相比,虽然日本在很多文化领域都不乏后现代特征,但是从政治势力、经济结构和民族精神这几方面来看,日本还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国家。日本的权力始终被封锁在东京,并由国家官僚、大企业以及政治权势所组成的“铁三角” 高度掌控。媒体始终对于“铁三角”恭恭敬敬,民间团体则根本不存在。铁三角运转有力,但终究没有生发出革新、创新的内在激励。
  这就是政府高度垄断的现代国家的根本缺陷。这个现代国家在经历过“失去十年”以后,依赖高水平的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的改革,逐渐出现复苏迹象,颇有一些要追回失去十年的气势。可是它还处在复苏过程中,动力就被金融危机这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
  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2008年度贸易统计初步数据显示,出口扣除进口所得的贸易收支呈725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01亿元)赤字。贸易赤字!这是日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进口猛涨以来的首次贸易赤字。主要原因当然是全球金融危机抑制了出口,但这也反映出日本外向型经济脆弱的特性。加工贸易立国政策不再管用。从制度分析,日本经济及其支撑性的制度架构过于陈旧,也没有创新动力,已经很难跟上这个时代对日本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了。
  日本未来
  如果将明治维新视作第一次全球化的过程,将二战以后的改革作为第二次全球化的过程,那么当下日本正面临第三次全球化的挑战。在这样一片混乱图景中,日本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会是怎样?不仅日本人关注,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虽然经济学家似乎更愿意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但没有人会忽视这个至今仍然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存在。它始终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经济衰退也好,股市低迷也好,这些都只是日本的外在表现。隐藏在深处的日本文化和国民性才具有真正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造成人类世界的惨重灾难,现在只是再度被表层的文明所遮蔽,并没有完全消失。
  日本一直是个擅长于学习的民族,勇于接受新事物挑战。但同时又极端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统。这两种精神的综合作用,促成日本在前两次全球化过程中成功崛起。然而眼下这第三轮的全球化,似乎与以前各次不尽相同。日本的国家主导型的经济、社会模式与美国的自由放任体制相比,缺乏活力;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相比,又不够灵活。前两次成功的秘诀,这一次似乎却成为阻碍发展的羁绊。
  所以讨论日本未来,绝不仅仅是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策略这样的简单问题。日本若想在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再次获胜,必须直面制度,对现代型国家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促使其向后现代型国家转向;同时也要透过经济、社会的表层,深入研究日本传统文化及其民族性,促进文化变革。从长期来看,制度和文化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命运的根本要素。 ■

东方早报 2009-5-30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7-12 23:49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120224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第三次爆发

2009-7-12 星期日(Sunday) 晴
按:应小转铃的要求,我第三次爆发,没写完,有空就写一点。这样看来,爆发几次就能有好多万字了,半本书都出来了。
    
    
  评论-对评弹的第三次发言
  
  梁捷
  
  前些日子陆续写了两篇文章,由唐耿良《别梦依稀》引发的一些感想。后来听了一些朋友的意见,也看到吴韵评弹论坛上的许多批评和讨论,特别感谢一些错误纠正。今天想再写点东西,一方面还是做一些补充和澄清,另一方面真的想谈点积极的、建设性的东西。据说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差不多同龄,也是上海人)写了一本研究相声的著作,即将出版。我没有这个计划,但算算也听了二十余年书了,真的有些东西不吐不快。
  梳理一下,这次大致想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 苏州话以及沪语的“沦落”;二 评弹演员的语言能力与书本学历;三 评弹演员对市场的认识;四 评弹可能的创新;五 作为艺术的评弹与求生存的评弹;六 评弹艺人与评弹听众;七 我为什么对评弹抱有希望
  
  一 苏州话以及沪语的“沦落”
  有很多朋友已经强调过这个因素。实际上,这也一直是我很关心的问题,而且我知道大家对此存在许多错觉。下面引用一个调查报告,让我们先讨论上海话,然后再引申到苏州话。
  “课题组对全市19个区县8000余名父母都出生并成长在上海的大、中、小及幼儿园学生的上海话使用能力及使用情况 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8000余名学生中没有出现不会说上海话的。和年轻父母反映较一致的是,幼儿园的孩子中上海话说得好的比例确实远低于高年级的学生,前者只有20%,而高中生中上海话说得好的达到81%,大学生则达到了100%。随着年龄的增长,上海学生在生活中使用上海话的比例大幅增长,使用普通话 的比例下降。
  调查显示,不管什么年龄层次,总有相当多学生把普通话和上海话并用。这些学生基本建立了良好的“场合感”——能根据不同场合、不同语境选择使用合适的不同语言,具有较强的在普通话和上海话之间自由转换的能力。”
  请大家注意,8000余名父母都出生并成长在上海的年轻人,到了大学阶段,上海话说得好的达到了100%。与之同等重要的现象是,“相当多学生把普通话和上海话并用。这些学生基本建立了良好的“场合感””
  以我自己为例,我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与父母相处时自然说上海话。平时与熟悉的上海朋友即使在公共场合也可能说上海话,但涉及严肃话题时会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讨论公共话题时会更灵活和准确。比如我与一位老师都是上海人,平时聊天用上海话,一旦转向学术问题,我只能用普通话,没法用上海话表达《庄子》或者《周易》。我承认这与小时候训练有关。章太炎一辈子用杭州话来讲他的学问,钱穆也是一辈子没有改掉无锡乡音,他们从小就用乡音来读书,但我在转换时已经有些困难。
  上海硕果仅存的沪语新闻广播是所谓的“阿富根谈生产”,我听得很少。偶尔听了,觉得播音员在用沪语讨论新闻,多有创新,也有大量生硬之处。这一点与我们日常汉语受外语影响有关。比如“意味着”这个表达方式,显然从英语语法而来,并非汉语本来结构。我们已经很习惯在普通话和书写中使用“意味着”,但用上海话说,我个人觉得极为别扭,上海话怎么会说“着”呢,但如果要用沪语播音,必须大量使用这些不自然的词。
  听周立波的表演,里面也夹杂了大量普通话。有记者问过周立波,周反诘说,谁说海派清口就一定要用上海话?但上海人都明白,是有很多新事物、新概念、外国名词用普通话说更自然,他没法都用上海话说。上海话在某些方面的创新弹性不足,这是它内在的缺陷。
  另一点,也是许多写作者很早提出来的,上海话与书面语言不契合。对于东北作家来说,他们写作语言与口头语言是一致的,完全无需转换。而上海人,广东人,在写作时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语言体系。这也是张爱玲一定要宣传、改写《海上花列传》的根本原因。普通话的名著不计其数,苏州话的名著仅此一部!(插一句,我所认识的真正张迷、张爱玲专家,除了陈子善教授以外就没有上海人。而做研究的上海人本就少,所以我就没怎么见过懂苏州话的人来谈《海上花列传》,一恨)。
  现在我所了解的出色的、国内有影响的、出生于苏州的文学青年(如倪湛舸,路内),在精神上还与苏州有关,在语言上都已与苏州无关,不可能与范烟桥、周瘦鹃、平襟亚等相比了。但反过来说,普通的辉煌,主要功臣是蒋月泉这样的演员,而非文人,这点与京剧不同。我观察下来,好的脚本都是演员自己磨出来的。而文人的作用很有限,《别梦依稀》中曾回忆,唐耿良请范烟桥写了脚本《太平天国》,结果完全不能用,白白浪费了一笔钱。当然,范烟桥、陈蝶衣乃至平襟亚(我认为平襟亚创办《万象》的贡献远远胜过写作中篇《情探》)都是极好的电影脚本作者,流行歌曲作者,但不是、也不必要是好的评弹作者。从历史来看,评弹得到文人的帮助似乎比较有限。小书里面,《珍珠塔》的唱篇比较好,显然是高手改过的,但还是不要过于高估文学性,其他书都不足论。大书里面,据说《英烈》也像《三国》一样改过,书路确实已经不错,但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近日,我常会用张效声的录音对比张鸿声的文本,看两者的差异,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讨论)。评弹主要是口头艺术,文本的加工并非关键。
  把话题拉回来,就是说沪语,吴语,粤语在文本传播上远逊于普通话。而反过来,我们的沪语,吴语,粤语却必然受到普通话乃至外语的影响,只要我们打开电视、打开广播或者离开社区(我住的社区主要还讲苏北话,夹杂上海话、苏州话、东北话等等)到公共空间与人交流,就必须使用普通话,至少接受普通话的反作用。
  但是我也要列举将粤语、沪语乃至吴语书面化的努力。这一点粤语做得最好,当然与广东经济发达、与港台联系密切等因素相关。我经常阅读的港台报纸中,经常有粤语入文的表现,看得很亲切(我很喜欢的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总是用粤语写作,另一个经常阅读的专栏作家梁文道几乎不用粤语写作,体现出两者的立场分歧,很有意思)。
  而在上海,这样的现象也已经出现,不仅有“上海无语输入法”,还出现了“篱笆网”、“弄堂网”这样的专业上海文化论坛,并推广用上海话来写作,豆瓣网上与上海话、上海文化相关的小组也很多,很活跃。我不太了解是否有这样的吴语网站、社区,或者推广吴语写作的运动(类似《海上花列传》的写作)。至少我使用过“上海吴语输入法”,也知道吴语写作并非不可能。
  大家都承认,上海话一直在演变过程中。目前电台里认为最标准的沪语广播“阿富根谈生产”,其实是青浦话。过去的上海就混杂了本地人、苏州人、宁波人,现在被进一步搅乱,而能分清楚本地话、崇明话与所谓“上海官话”的巨大差别,但并不意味后者就更“正宗”。说“我伲”并不比“阿拉”更正宗,只是显得更土;说“邪气”也不比“老”更正宗,只是更加古板。所以一定要承认上海话的变迁。
  同样地,也要承认苏州话的变迁。我主要通过评弹学会苏州话,但后来在苏州发现,老百姓的日常苏州话和我学习的苏州话不完全一致,更软一些吧,而吴县等郊县就差得很远了。苏州话也是不断在变的,评弹里使用的只是理想化的苏州话吧。
  我听过一些评弹大师的录音,不乏苏州话说的不够标准的人,比如张鸿声,比如凌文君(如果是我的错觉请大家指正),但完全不影响大家的理解,也不影响现场效果,那就可以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评弹里不能多用一点普通话呢?首先,我完全反对把评弹全面普通话,以前包括唐耿良在内的不少演员都试过,没有成功,也永不可能成功。其次,我个人不喜欢夹杂大段普通话的评弹,不喜欢清宫书,不喜欢《啼笑因缘》《秋海棠》等书中的北京部分,也不喜欢“东北开篇”。时代变了,大家都不是没有离开过江浙沪、没有去过北方的人,何苦还要像过去的先生一样装腔作势地模仿北方人和北京话;第三,我认为如果评弹形式有一定改变,那应该放松对普通话的限制,如周立波的演出那样。换句话说,我可以接受表达需要时的普通话,但反对模仿北方人时用普通话,时过境迁,难道现在真的还有那样说话的,“呦,我说樊大爷…”。
  普通话的形成(称之为“普通”,而非国语,可它在苏州、上海哪里“普通”了)和传播,背后都有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很多学者做过研究,这里我不多说。而评弹演员和听众都应对吴语有个清醒认识,既不用极度悲观,也不用坚持推广。
  周立波在回答关于沪语存亡的问题时,这样表达:如果尚长荣的收入达到年薪千万的话,那么京剧根本不用普及,年轻人自动排队来学京剧。同样的,如果上海真的是全球性大都市,那么上海话不用保护,连非洲人、古巴人都要学上海话。
  前不久曾经有一篇文章,有一句话的大意是,在浦东等新兴商业地区的写字楼李,“说上海话是没文化的表现”,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搞得新民晚报出来道歉。其实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有。我有时会买面包的一家“保罗贝香”面包房,在里面说英语都要受歧视,通用语言是法语;我去的一些餐馆,只有英文菜单没有中文菜单,或者服务员是外国人,那怎么办呢。所以,在一些写字楼里是多说普通话和英语。
  但是我接触过的很多写字楼里,很多算是高档的外企里(汇丰银行、荷兰银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听到的满耳都是上海话。很多小姑娘在谈公事时一本正经说英语,放松下来跟同事说话就改用上海话。我碰到了又好气又好笑,很想说,我们公事也用上海话说,讲不清楚的地方再用英语吧。但作为一家严肃的外企,公开使用上海话是不合适的,通用语言肯定就是英语。但我们应该相信,英语的背后是上海话,绝大多数年轻白领都在说上海话。
  我一点不担心苏州话的消亡。我自己前不久走在苏州马路上,还觉得到处都是苏州话。说的俏皮一点,我隔壁邻居还是一个苏州阿姨呢,到上海几十年了,现在还是一口苏州话。我估计苏州话的真实情形与上海话非常类似。很多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开始使用普通话,这是工作需要,但只要回到恰当的语境,马上“覅”,“哪亨”这类词就出来了。从严格的苏州官话系统来看,年轻人的苏州话水平肯定在退化。但同时他们也在吸收新的语素。年轻人不是听不懂苏州话而不听评弹,而是评弹本身不好听。
  许多年前,一位上海籍同学跟我说,他从来没听过评弹,但偶尔看到电视里放陆耀良的《三国》,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天天要看。就我自己体会,和周围一些实例,上海人听苏州评弹真的一点障碍也没有。但另有一次,一个杭州籍的朋友偶尔点开我的电脑,似乎是杨振雄的“絮阁争宠”吧,杨的一句昆曲式念白“啊…妃子”,尖锐高亢,那个朋友一下子跳起来,关掉音频,受不了这种刺激。我想,她是再不会听评弹了。我也挺懊恼,除了杨振雄,还真没其他人是这么唱的。
  每次我去苏州,或者接触到关于评弹的宣传,总是尖锐的“苏州好风光”或者其他女高音调门,我都受不了,恨不得逃得远一点。我真搞不懂宣传评弹为什么要用女高音,不是说解放前后都流行蒋调吗,为什么不用“隆冬寒露结成冰”来宣传评弹?有一次我和朋友走在平江路,喇叭里较轻地在放严调开篇,感觉很好,不会让人有逃走的冲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不是苏州话把人吓跑的,而是那叽叽喳喳、余红仙《蝶恋花》副产品的女高音把人吓跑的。是那些宣传评弹的人,自己把评弹弄得一钱不值的。
  有一次听周立波演出,散场出来,听几个外地女生在议论,有哪些地方没听懂。即使她们没有全听懂,多数内容还能听懂啊。周立波的演出是这样,更有情节、更有逻辑、同样灵活的评弹,怎么就把语言视作最大的障碍了?只要内容真的好,演得活,不懂苏州话的人都会来听,不要说本就没有语言障碍的南方人。
  我的结论,评弹衰落的最大问题在于体制、演员、表演观念、市场观念等。沪语、吴语在一定范围内是在衰落,但主要是在语言变革和社会变革,不能说它是很严重地消亡,更不是评弹衰落的借口。周立波走红也不能说是沪语复兴的标志吧。这是我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七 我为什么对评弹抱有希望
  
  感谢孙荪老师的批评意见,使得我必须要把最后一部分提到前面来写,当中跳过的论证以后补上。
  先转贴我的一个回帖,说明我对评弹的爱与恨。
  记得几年前,我看了一个对范林元的访谈,他说他在70年代末、学了好几年评弹后,偶尔在广播里听到一只主旋律开篇,曲调却从来没听到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徐云志“徐调”。没过多久,我下载到一只开篇,徐云志的“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76年的录音,不知范林元当时听到的是不是这只。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 徐云志唱的。60年代录制的《三笑》及其他开篇,我很早就听得烂熟。但这首“周总理”弹的根本不成调,喉咙声嘶力竭,内容不堪入耳,听得出老先生当时的卖力劲头,让人欲哭无泪。我在写第一篇“悼念”时,看到唐耿良在写回忆录时,起名字还会下意识地引用毛主席诗词“别梦依稀”,真的是“别梦依稀”啊,脑子里一直响起“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而这几年,我有一些朋友是很忠诚的戏曲(尤其昆曲)粉丝,如果大家有兴趣,我等会贴几篇文章给大家看。现在我还在大学里,晚上10点以后走过黑漆漆的小树林,总能听到有人吹笛子和拍曲子,常年不懈。住在学校寝室里,又常能听到对面楼里吹笛子,有时梅花三弄,有时平沙落雁。去年有一次去北京,住在一个年轻电影导演家里,晚上他竟然在放蒋月泉的开篇听。我写第二篇“补充”的时候,脑子里想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小故事。
  转贴结束,回过头来说评弹,曲艺和其他戏曲。昆曲会不会消亡?我还比较乐观,因为昆曲目前真的奠定了小规模的群众基础,以年轻人为主,很忠实的粉丝,也有黎安、吴双这样的青年偶像。昆曲必须是阳春白雪,必须走高端路线,昆曲的观众、听众也必须是有文化的人,所以听众里面老年人一点都不占便宜,全是年轻人的市面。年轻人消费更积极,对昆曲的忠诚度也极高。退休老年人到苏州去听书当然不易,但年轻人要调休、安排工作然后去苏州、杭州看戏,那恐怕更不容易。我周围一些昆曲粉丝就一直这么干。
  孙荪先生说“名家精品传承”没有年轻人听,那么我要问,“方卿见娘”要名家精品传承?“十败余化龙”要名家精品传承?我看了下节目单,就毫无兴趣,“海瑞做媒”我可能没有听过,其他都是听得烂熟的书了,还好意思说名家精品传承。据一个去现场的朋友说,现场效果很差,老先生年纪大了吧,可以理解,但差就是差,市场一检验就出来了。在现场一比较,还是陈景声的效果好,还是江肇琨、施斌的效果好,就怕货比货啊。
  目前环境下,多数戏曲、曲艺的观众都是小众,读书人也是小众,电视、网络传播是大众。但评弹不是小众文化啊,我一直不懂,评弹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小众、精品?有这个资格吗?老是要和昆曲比,《长生殿》里唐明皇一出场,唱的是“端冕中天,垂衣南面,山河一统皇唐。”哪个评弹演员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认为这些句子就比“一件件,一桩桩”,“世上哪个没娘亲”更好了。俗文化可以传唱,昆曲那个很难传唱。
  昆曲粉丝大概分两类,一类是外行,一类是内行。在“白牡丹”流行的时候,马路上很多小姑娘都说自己喜欢昆曲,喜欢里面的服饰、做工。风头一过,这些人再也不会进剧场看戏了。但还有一批忠实观众,就是追星,就是迷恋其中的精致,就是会去买张军的《我是小生》,会请假去看演员们的排练。而评弹么,大概是外行不喜欢,内行不满意。外行被我前面说的叽叽喳喳给吓跑了,男的长衫穿得那么没品,很多女演员的化妆打扮,唉,不多说什么了,自己照照镜子啊。所以评弹如果要走高端路线,精品路线,要投入点本钱吧。张军会告诉大家,化妆油彩很伤皮肤,平时自己用“植村秀”的卸妆油,那么大家一听,还有个中等偏上的品位;周立波一直炫耀,身上的演出服是有品牌的,几万块,平时演出间歇习惯撒点“爱马仕”香水,恶心归恶心,这种派头总要摆出来吧。评弹演员自己穿得那么蹩脚,化妆那么恶心,小家败气的样子,唱词又那么俗,不知怎么还有信心把自己定位为精品?
  所以目前评弹的苟延残喘,都只是表象,评弹已经死的差不多了。我有个北京朋友,正式职业是中华书局编辑,业余拜评书演员连丽如为师,周末经常在北京宣南书馆说书。他对我说,真羡慕你们南方,苏州、上海都还有那么多书场,那么好的群众基础,电视里每天都还有评弹节目。偌大个北京城,一共只有2,3家书馆,若干小票房,其中一家大书馆还是德云社开的,平时多说相声。我的反应是,你们书馆和德云社一样,票是卖30块一张,听众主要是30上下的青年白领,而且你们有王月波、李菁这样的青年的“角儿”,有你这样的编辑帮助出书,一直都会有媒体来采访和录像。上海和苏州的书场,这些条件全都不具备。
  北京评书经历了几乎灭绝的过程,现在重生了,在慢慢长大,而苏州评弹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继续堕落。我是不着急,反正评弹的希望不可能在现在这批演员身上,这种观念,这种能力,趁早改行,对自己对评弹都有好处。郭德纲现在招学生,招三十个,报名的起码一千,多少人从外地赶来,死缠硬磨要拜郭德纲为师。有多少过去的曲艺演员、相声演员,转业改行多少年了,现在回来求郭德纲,让我加入德云社吧。只要市场上有出名的角儿,有能够年薪千万的角,有一晚赚一根金条的梅兰芳,有一个月一千五百块的严雪亭,自然会有人往这火坑里跳的。而在评弹消亡的今天,总会有人继续对评弹保持感情,我们都是这样,没什么了不起,也没什么大不了。
  有一句话,我本来想用在后面,现在提上来说。我前文嘲笑评弹演员既没文化,又没钞票,没有上过《时尚先生》,也没有上过《上海一周》,算算经常上电视,但从来没出过戏曲台,更不要说拍电视剧、拍电影,接广告了(要么在电影里出现一个给人家唱堂会的镜头),说说转业赚钱,但真的见过钱吗,知道一个亿长什么样吗,知道爱马仕香水什么味道吗,说自己是高雅艺术,怎么没有多少大学教授来捧场,易中天去捧周立波了,怎么不来捧评弹(他真的听评弹)?易中天不来,钱文忠乃至余秋雨也不来啊,评弹算什么档次啊?
  我这样说,不是势利,而是激励。青年评弹演员没钱,要买房买车,我当然理解,我专业算是研究经济学的,接触最多就是这种问题。但关键是,在市场里,只要一天你就会明白这些道理,如何赚钱,谁给你买单。大家都知道拍广告有钱,拍电视剧有钱,评弹演员为什么自己不会去做?自己能力那么差,毫无市场概念,难道还等着人家三请诸葛亮?有个朋友问我了,现在周立波“笑侃大上海”火了,怎么评弹演员还这么木知木觉,不会动脑筋。其他曲艺没办法,京剧演员化妆上台,又不好随便加台词。评弹演员本来就在台上胡说八道,为什么不能也“笑侃大上海”或者做些变通?我说,这就因为评弹演员既没文化,又没见过世面,优胜劣汰,这么蹩脚的评弹演员不淘汰,真的天理难容了。
  记得在平江路昆博的时候,看到它贴出广告,新开辟两种赚钱方式。第一种是化妆。许多旅游景点都有化妆拍照的项目,但衣服太少,动作也古板。而这里行头很多,想杜丽娘就杜丽娘,想鲁智深就鲁智深,在花园里有专业老师教你摆pose,拍一套照片几百块,有不少外国人去拍;第二种比较有劲,是可以教你“游园惊梦”一折,从唱腔到身段,光杜丽娘一角,收费八百块。我觉得特别有劲,如果小夫妻一起来学,男的想学点柳梦梅来配合,还要加钱。我觉得很好,艺术就是这么讲价钱的么。我平时学习古琴,看到大家议论,在北京,谁谁教一首“平沙落雁”是八百,如果想学“广陵散”,不管找谁,没有五千块学不来。对比以下苏州评弹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7-12 01:4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4 | 浏览:105705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纪念季羡林

2009-7-11 星期六(Saturday) 晴
按:今天季羡林去世。想起我曾写过一点关于他的文字,于是找出贴上,因为是给主流媒体写的,所以文字比较克制,请读者批评。梁捷


季羡林-上海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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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捷

 97岁的北大教授季羡林被称作“国宝”,甚至季羡林研究都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季门弟子钱文忠在“百家讲坛”走红和计划30卷的《季羡林全集》出版项目的启动,季羡林研究近日再度升温。事实上,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成立的季羡林研究所早在2005年8月6日即已在京揭牌成立。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国内“季学”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和组织,“季羡林学派”有了“正规军”,“季羡林研究”告别了零敲碎打、单打独斗的初始阶段。

 季羡林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可是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季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它的范畴何在,价值几多,学界和民间的意见并不统一,各种评价甚至存在较大差异。


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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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季羡林创作的上千万的文字里,影响最大的并非学术论文,而是他晚年的随笔《牛棚杂忆》。温总理读过这本书,在看望季羡林时表示,“真理和科学都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
 《牛棚杂忆》与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关系不大,但却与他的思想特征以及精神风貌密切相关。这本回忆是季羡林在80年代末期陆续写成,拖延至1998年才正式出版。文字还不如晚年那么松弛自然,却在幽默、玩笑之间直抒胸臆,坦诚、直接地回忆和记录了自己与那段历史的关系。

 季羡林表示,他希望自己的文字不要带刺儿,也不要带气儿。写作过程中却无法避免怒从心头起,泪自眼中流,最终他一改再改,一退再退,才变成现在样子。书中大量涉及到的人物,季羡林为他者讳,除了一两个“对社会主义社会危害极大”的人以外,其他几乎没有提名。即便如此,季羡林还是“此心可质天日”地发誓说,他对谁都没有进行报复,尽管他在80年代以后也“升了官”,掌握了很大很大的权力。

 季羡林在为自选集所做的序言《做真实的自己》中说道:“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
 所以,我们从过去的几种《季羡林文集》、《季羡林散文全编》以及尚未出齐的《季羡林全集》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季羡林散文创作的路径。他从1929年读高中期间就开始写作,迄今已近80年。季先生的笔墨生涯横跨几个时代,不可避免地烙上各个时代独有的印记。这些特征,无论对于季本人还是对于中国文学,都富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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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

 陈寅恪与钱钟书都因为博闻强记、精通多种外语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陈的学生,钱的同侪季羡林也具备了这些特征。他在德国留学多年,精通中、西、印文化,会12种语言,专长的梵文、吐火罗文都是极困难、罕有人懂的死语言。于是,这些东西就在他身上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
 季羡林曾经大略地概括了一生的治学成绩,“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的概括更为清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10个方面,不妨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前期和后期。季羡林前期的主要工作有:(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他在德国取得博士的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他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尴尬局面;(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人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

 他后期的工作则包括:(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季羡林在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十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堪称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季羡林在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他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季羡林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季羡林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

 其中他早期几个方面的贡献是专业上的进展,很少有人能懂,也不可能对社会的文化和思想产生影响,都是在季羡林年轻时完成。十年浩劫期间,季羡林奇迹般地完成了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此后,季羡林虽也完成了《糖史》等著作,但深度和创造性毕竟不如前期。不过季羡林在其他方面工作,包括组织、顾问、编纂丛书以及散文创作,都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无心插柳总以另一种方式为学术进步做出了贡献。

影响

 季羡林的为人、为学、为官都极有魅力,只有这样的杂家、通才才是中国文人讲求情趣之传统的继承者。季羡林晚年随笔最喜欢回忆他早年的师友和自身的学习与经历。这不仅是一位老人对中国学术黄金时期的追忆,也包含了他对当代学生求学路径的思考。

 季羡林在清华求学期间,曾经追随吴宓、叶公超学习东西诗歌比较和英文、梵文,选修过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季羡林积极创作,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并称“四剑客”。此外他还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他曾翻译过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清华的毕业论文则以《荷尔德林的早期诗歌》为题。

 我们从季羡林早期的求学路径中,完全看不出专攻印度学的端倪。正是广博的兴趣和扎实的训练,使得他能积极适应日后的专业学术研究,深深扎入那些枯燥、古怪的学问中去。事实上,国内训练有素的印度专家并不少,但极少有人能像季羡林那样被人捧至“大师”、“国宝”的地位,原因恐怕就因为不够广博,不求打通。

 季羡林被推举到目前的地位,一是因为他的学术路径有令人叹服的因素,二是因为他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他曾担任过北大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身兼无数职位。可是季羡林一辈子讲求存真,除去这些虚拟头衔,真正能够留下的还是他的千万文字。

 北大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某一次开学,有新生来校,带着行李在校门下车。新生想去干什么,行李没有人照看,恰好看到季先生在附近。新生见季先生白发,苍老,衣着陈旧,推断必是老工友,于是招呼一下说,“老同志,给我看一会儿!”季先生说“好”,就给他看着。直到开学典礼,季先生上台讲话,新生才知道看错人了。

 时间总能还一个人以本来的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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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一百五十年

2009-7-11 星期六(Saturday) 晴
On Liberty at 150
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isn’t always convincing, but after 150 years it is still worth reading, writes Andrew Norton

On Liberty
By John Stuart Mill
First published 185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nguin Books, and many other publishers.

John Stuart Mill is the only nineteenth century liberal intellectual still widely read and discuss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anks mainly to his book On Liberty, published 150 years ago. In his time, several of Mill’s books were influential, particularly hi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ut it is On Liberty that has lasted. It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 print since 1859.

On Liberty’s longevity makes it the most-read classic of the liberal canon. It retains an audience because the dilemmas Mill writes about—especially over when to regulate speech and behaviour that lacks clear harm to others—are nineteenth-century versions of issues that remain controversial today. Mill speaks to the present as well as the past. Quotations from him still appear regularly in the world’s English-speaking media; his ideas proving useful and his name adding weight to arguments made more than 130 years after he died.

Despite the book’s enduring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On Liberty is not undisputed as a liberal sacred text. Liberals as well as conservatives contest its arguments. Mill was a utilitarian, favouring those policies likely to produce the greatest happiness. Liberals in the natural or human rights traditions see utilitarianism as an insecure foundation for freedom, fearing that it justifies sacrificing the freedoms of som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any (anti-terror laws, for example). In On Liberty, Mill needs sometimes complicated arguments to move from utilitarian premises to liberal conclusions. Classical liberals—their adjective a response to the then new ‘social’ liberalism Mill helped usher in—question the priority Mill gave to ‘individuality’ over other forms of life, and his critique of the role of custom in social life.

On Liberty’s argument
Though every liberal wants to limit state control over individuals, in On Liberty Mill was as concerned by private as public power. He went further than many liberals before or since in arguing that ‘social tyranny’ over individuals could be worse than political oppression. While the penalties may not be as extreme, he said, the rules and norms of social life can penetrate more ‘deeply into the details of life’ than laws, ‘enslaving the soul itself.’

Against the ‘despotism of custom,’ Mill propose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Where other people’s traditions, rather than the person’s own character, are the rule of conduct, Mill thought that there is ‘wanting one of the principal ingredients of human happiness.’ Even following good customs was not enough for Mill when it was simply conforming rather than choosing. Uncritical imitation of others does not develop qualities such as ‘perception, judgment, discriminative feeling and even moral preference,’ gaining no practice in ‘desiring what is best.’ Instead, Mill favoured, in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phrases from On Liberty, ‘experiments in living.’ These experiments would help individuals choose the best ‘plan of life’ for them. The ‘moral coercion’ of public opinion threatened the experiments in which individuality could be created.

Mill wasn’t, however, against ‘moral coercion’ as such. Indeed, On Liberty requires it against those who would seek to smother, by their words and deeds if not their laws,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On Liberty is a call not for abolishing social norms but for their rewriting, to support individuality and the ‘eccentricity’ that Mill laments is under threat. Much of his book is devoted to sorting out when moral coercion could, and when it could not, legitimately be used. Mill’s ‘one very simple principle’ on this subject is that the sole end that warrants interfering in the liberty of others is ‘self-protection.’ His argument is summarised in this much-quoted passage:


 … the only purpose for which power can be rightfully exercised over any member of a civilised community, against his will, is prevent harm to others. His own good, either physical or moral, is not a sufficient warrant.

Mill’s harm principle, as it later came to be called, may be ‘very simple’ to state, but its application is complex, as his own examples, and a large secondary literature over the last century and a half, show. It needs a theory of harm to decide which harms justify limits on individual liberty and which do not. In Mill’s case, this theory has to draw on other aspects of his philosophical position. Mill uses utilitarian principles to justify the harms clearly caused to those who lose out in market competition as ‘better for the general interest of mankind.’ Society as a whole benefits if those offering cheaper or better goods and services are allowed to win in the market, even if their unsuccessful rivals clearly suffer.

While the harm principle clearly prohibits purely paternalistic interventions, few people are so isolated that the things they do to themselves are without any effects on others. On Liberty discusses the disgust felt at other people’s behaviour, which may feel like harm in the offence or upset it causes. Mill’s theory of harm rules out this as grounds for intervention: The revulsion Muslims feel when Christians eat pork, and Mill himself felt at Mormon polygamy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not qualify as actionable harm to others. If the harm principle is to defend liberty it must disqualify psychological harms; otherwise, as Mill notes, ‘there is no violation of liberty which it would not justify.’

Ruling out offence or mental hurt as ills covered by the harm principle complicates Mill’s argument against ‘social tyranny.’ It means liberty of thought and discussion, the subject of an eloquent chapter in On Liberty, cannot be restricted to prevent people with unpopular views being ‘ill-thought of and ill-spoken of.’ With Mill’s utilitarianism again putting a broader social good ahead of protecting individuals from harm, Mill offers several advantages of free speech. It is important in discovering and exposing error he says, with ‘every age having held many opinions which subsequent ages have deemed not only false but absurd.’ To compel silence may suppress an opinion that turns out to be true, or to contain a portion of truth. In a nice twist, Mill also defends free discussion in the name of orthodoxy, arguing that it is kept alive in the process of defending itself from attack.

Mill reconciles his arguments for free speech and for free-flowering individuality by saying that the greater harm in deterring those who might offer ‘heretical opinions’ is not in the cramping of their mental development but in the world’s loss of unexpressed ideas. There is, however, a fine line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valuable-to-society sharp criticism of erroneous ideas and, on the other hand, not deterring ‘timid characters’ from offering their thoughts. Mill’s balances the two by calling for civility. With ‘studied moderation of language,’ and no stigmatising as bad or immoral those expressing contrary opinions, we will get the benefits of new ideas evaluated by public discussion.

Criticism of On Liberty
On Liberty marks a turning point in liberalism. To the freedoms all liberals support, it adds an ideal of individuality, complete with experiments in living. Ironically, Mill’s views on free-flowering individuality almost certainly owe something to his having been the subject of an ‘experiment in living’ himself, conducted by his father, James Mill. As Richard Reeves explains in his 2007 biography John Stuart Mill: Victorian Firebrand, Mill senior was a frie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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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命鸳鸯

2009-7-11 星期六(Saturday) 晴
电影名:同命鸳鸯
  导 演:朱石麟
  编 剧:朱石麟
  主 演:傅奇 鲍方 夏梦 姜明 石磊
  上 映:1960年12月31日
  地 区:中国香港
  语 言:国语
  颜 色:黑白
  声 音:单声道
  类 型:剧情片
  施佾生 傅奇饰 柳氏 夏梦饰 郑司成 鲍方饰

施佾生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叶氏辛苦养育成人。表舅郑司成更是教导其读书识字考取功名。如今,施佾生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加之经人做媒即将迎娶柳家小姐为妻,母亲又因守寡多年洁身自爱得到了皇帝御赐的贞节牌匾,对施家来说真可谓三喜临门。新婚妻子柳氏貌美如花、贤德有加,对婆婆叶氏更是恭敬孝顺,原本一家人应该过得幸福温馨,但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却打破了这个家的平静。

  婚后第三天一早,按照习俗新媳妇要开始操持家务。当柳氏路过婆婆房间时,恰遇表舅从婆婆房中走出。表舅满脸尴尬急忙逃走,婆婆也赶快关上了门。受到惊吓的柳氏在心情平复后原本不打算将这件败坏家风的事情说出去,但婆婆却因此而上吊身亡。

  原来叶氏曾与表兄郑司成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叶氏的父亲却强迫叶氏嫁到施家为病重的施家少爷冲喜,新婚三天施家少爷便一命呜呼。很快,施家发现叶氏身怀六甲,便将她送往乡下。郑司成得知后前往乡下探望,方得知叶氏生下的男孩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郑司成当即决定留下来以表舅的身份与叶氏一起抚养孩子,却从未向孩子透露他的真实身世。如今施佾生高中状元,皇帝御赐贞节牌匾,这便意味着这个秘密将永远被封存,叶氏也将永远不能和郑司成再续前缘。郑司成和叶氏考虑今后仍同住一处难免不方便,于是郑司成决定离开施家。临行前与叶氏道别,不巧却被柳氏发现。施佾生无法接受母亲自杀的事实,声称要报官查个水落石出。柳氏只得向施佾生道出实情,如果被官府知道母亲与别的男人通奸,便是欺君之罪。考虑到丈夫的前程,柳氏决定冒死顶罪。她在公堂上自认顶撞婆婆招致婆婆想不开自尽,被判忤逆罪斩首。行刑前,施佾生遇到旧相识杜知府,急忙请杜知府说情留下柳氏的性命。杜知府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将柳氏收押再审。

  杜知府设计让施佾生与柳氏在牢中相见,偷听他们的谈话确定施家出了不可告人的丑闻。施佾生发现了躲在暗处的杜知府,自知事情败露,只得回家等待发落。郑司成从路人那里听说了状元太夫人自杀的消息,急忙赶回施家吊唁。施佾生在灵堂内听到郑司成的忏悔,对其恨之入骨,便在酒中下毒,频频劝郑司成喝酒。郑司成本人也早已决定随叶氏而去,悄悄在自己的酒壶中也下了毒。当郑司成将真相告诉施佾生后,施佾生方才意识到自己毒死了亲生父亲。施佾生痛不欲生,喝下酒壶中的毒酒。此刻柳氏买通狱卒返回家中欲劝施佾生赶快离开,以免杜知府上报朝廷。却发现已中毒的丈夫,于是柳氏也喝下了余下的毒酒,随丈夫一同与公婆在阴间相会。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7-11 10:13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0 | 浏览:87078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短期危机与长期转型的悖论

2009-7-1 星期三(Wednesday) 晴
短期危机与长期转型的悖论
梁捷

 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找五个经济学家来谈论当下经济问题,你会得到六种解释,因为还有些经济学家会踯躅、优柔、小心翼翼而犹豫不决。《中国经营报》的记者们近年来先后采访了几十位经济学家,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大学教授也有国际机构的研究员,汇总成这样一册《危机与转型》,也为我们对比、衡量各位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一次契机。
 经济活动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比如它一定要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每个大类下又包含无数细分的市场,各个市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同经济学家关注的侧重点必然不同,都只能是局部的专家,故而多元的解释一般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一个经济体的运转机制。
但是经济学家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明显存在分歧,最终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进一步放大分歧,变得完全冲突,水火不容。经济决策者必须在矛盾观点中选择,做出决断。同时,经济学又是一门实证科学,任何经济预测、分析和政策建议最终都可以被现实所检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理论能完美预测现实,也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总能看准经济。因此经济学家是一个高度风险也非常刺激的职业,随着时间展开,一面归纳总结分析理论,一面评判和总结预测成果。
比如,瑞士信贷的首席经济学家陶冬的工作就是预测经济,做出判断。他在十多年的投行生涯中,因为准确预测到一系列重大经济波动而声名大振。但是人总会犯错误,再聪明、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例外。陶冬承认这些年自己终于放开很多,犯了错误就坦率承认,问心无愧即可。人又不是上帝,是人总会犯错。
导致经济预测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经济学家总结下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经济学是门高度抽象和概括的学问,撇去很多不重要的外在冲击。时间足够长的话,各种外在冲击会相互抵消;但在短期内,这些冲击必定左右经济的局势。所以经济学的特长是总结趋势,而非总结波动。而这些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经济波动更为敏感,就要求经济学家多做他们本不擅长的波动预测。
第二,经济运行有很多内在的不确定性,并非经济结构本身所能决定。比如现在学界公认,科学技术的研发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就曾有力拉动了美国经济,引致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持续繁荣。可下一轮的科技创新在哪里,何时会到来,这就是经济学家不可能知道的事了。科学分工日趋细碎,要了解科技进步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三,经济运行一定是自组织过程,即无数分散个人的集体行动真的有可能改变经济的波动趋势。举例来说,如果所有人都预测明天会下雨,出门要带伞,那并不会改变明天是否要下雨的事实。但如果所有人都预测明天股票要涨,从而下单购买,那明天的股票真的极有可能大涨,不论原本趋势如何。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了解无数分散个人的真实心理,更不可能了解传媒发达以后对分散个人的心理影响。
第四,预言的准确性往往取决于观察时间的长短。经济是日复一日的运作,没有终点,也就没有确凿无疑的经济事实。同样是经济上行,有人称之为繁荣,有人称之为泡沫,就看你把它放在多长的时间段里观察。如果现在说美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就是一个大泡沫,现在破裂了,这也是对的,但恐怕无甚意义。
有一次,一个学生问萨缪尔森,经济学能预测证券投资吗?萨缪尔森微笑着回答,不能。但是如果你投资失败了,回来找我,经济学可以告诉你失败在哪里。我们现在的经济研究工具已经比几十年前进步很多,也有了超级计算机和互联网。但是反过来看,现实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研究的发展速度,复杂程度以几何级数增加。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逐渐扩大。
所以现代的经济学家在关注现实问题时,既不能全面了解各个市场,也没有真正称手的研究工具。再加上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深层制度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又一个难解之谜。
 这是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也是机遇。在复杂现状之下,在认识到经济学家能力局限的前提之下,我们不应对中国经济学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能希望他们能对中国经济提出有洞见的分析总结。这样,我们就能从多数经济学家的访谈中读出一些共通的要素。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唯一主题就是转型。转型从未完成,转型研究也从未过时。去年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题目就是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与问题。下半年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一下子打破了全球经济格局,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最急需思考的问题。我们从书中可以清晰看出,凡是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做的访谈,学者们多谈中国经济现状,谈经济内部和深层的转型问题。而金融危机以后的访谈,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则压倒一切成为核心话题。这是来自外部的经济冲击,方向和作用力都与前者不同。
相形之下,经济学家们对中国内部问题的讨论显得水平更高,思考更深入,更成熟,却有更多分歧。表面看起来,大家倒是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比较一致。这主要因为金融危机源于美国,对中国是外部冲击,而且作用时间尚短,后续影响并未完全显现。而大家对中国内部问题研究时间比较长,体会也更深刻。虽然意见不一致,但要更有价值。
中国并非金融危机原产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间接作用也必须通过中国经济的转型慢慢暴露。正如前文所述,经济学只在研究长时段的趋势时才拥有比较优势。虽然出于必然的短视,我们关心当下波动趋势胜过长期转型格局,但经济学科本身的特点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危机与转型》是短期危机和长期转型大背景下的产物,也是这两种张力下的一个悖论。

徐瑾 等著:《危机与转型》,格致出版社

# posted by 梁_捷 @ 2009-07-01 15:25 | 正常 分类:读品 | 评论: 2 | 浏览:112923 | 送小红花 推荐指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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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1955 普通成员
梁_捷 管 理 员

confirma菁菁草
2019-10-14 07:31
confirma菁菁草
2019-10-13 22:44
烟渚行
2019-08-26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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