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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以散文集《旷代的忧伤》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他一位坚持独立写作且不招主流文学奖待见的民间写作者，多年来他被外界认为偏狭、愤怒，而且固执地恪守鲁迅的教诲“我是站在沟里，我不站出来”。

文_浪 子 摄影_杨 子

        2010年11月8日，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林贤治以散文集《旷代的忧伤》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以高达30万元的奖金额，创下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单项奖的最高纪录。由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刘亮程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说：林贤治的散文集《旷代的忧伤》，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
 
　　对熟悉林贤治作品的读者来说，来自民间的奖项颁给这位自居边缘的民间写作者，是实至名归。而对一向坚持独立写作的林贤治本人来说，获奖也完全是个意外，但他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得这个奖。他所恪守的，正是他所热爱的鲁迅的教诲：我是站在沟里，我不站出来。

　　知识分子对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你说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你惟一热爱的一个人是鲁迅。
 
　　林贤治：为什么说鲁迅是惟一的？是因为在中国知识界，他的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深邃，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不过鲁迅所处的时代，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个时代，不管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它们都打着共和的旗帜。因此，政府对于学生和民众来说，是处于弱势的，至少不是太强势，不是毫无顾忌。比如你敢去烧政府官员的住宅，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事。总之，“五四”那个时代是让我神往的时代，我的身上大约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吧。
 
　　南都周刊：鲁迅的文字多是有时效性的，你觉得他现在过时了吗？
 
　　林贤治：一些时评如《伪自由书》有一些内容会成为历史，但是其中的思想内涵是超越时代的，何况，历史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虽然时代变了，但还是有传承、相似的一面。历史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完全断裂，文化有传承性。鲁迅的《野草》、他的文化随笔，从哲学到美学，其价值都是永恒的。至于抵抗强权这一点，鲁迅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潜在的社会价值难以估量。
 
　　南都周刊：你对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怎么看？
 
　　林贤治：鲁迅那代呢，有人道主义、有人文关怀，但在我们这里，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它是被撕裂的。我们今天说维权维权，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讲，知识分子也在讲，其实是代言，代农民工、拆迁户、贫困生、弱势群体说话。当然这是很难得的。但是不要忘了，知识分子在总体上也还是“弱势群体”。譬如说，“舆论监督”天天说，我们做到了吗？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想观点能否完整地表达出来-却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去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这样就变得很可笑，我们可以支持别的群体和个人去维权，自己的权利却不曾主动去维护、去争取。比起鲁迅那一代，我们这代人当前最缺乏的就是人文关怀，知识结构的缺失还容易填补-出国啊、念博士什么的-但是，普遍的人文关怀需要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积淀与培养才会形成。
 
　　南都周刊：你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关系，从《午夜的幽光》到《旷代的忧伤》到《纸上的声音》，都关乎知识分子的种种。你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林贤治：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公众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说某些作家是知识分子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类命运相关的。第二点是反抗意识、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如果说他总是唱赞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没有批判，就不配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没有至善至美的境界，哪怕一万年过后，都不可能至善至美，因为不能至善至美，就有使我们不平不满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地方。知识分子对种种黑暗面的批判是很突出的。鲁迅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在谈到文艺家和政论家的分歧时说，开始反抗旧制度的时候，文艺家和政论家是比较一致的，政权建立后，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维稳了，但是文艺家还是不满意，他们永远都是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就是说，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做永远的反抗者？
 
　　林贤治：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挑战强势者。我觉得，“反抗”这个字眼很合适，就是弱势对强势。第三点就是不是集团作战，立足个体，知识分子不依仗集体的力量。即便他在一个组织里面，他也只能够在一个组织结构十分松散的集体里生存。他的生存状态一旦在组织严密的地方，个人性就出不来了，他要保持浪游性，他的精神是自在的。《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作家会议上说，作家不要谈组织，没有组织。我觉得就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言说方式，往往不能为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其实这也很正常。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如果按你的定义的话，我很难在当下找得出几个来。
 
　　林贤治：现在有些人看着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如果他是寄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受这种组织支配的话，我认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你说权力是创作的“天敌”，哈维尔当了总统也还写作呢。
 
　　林贤治：他那个是推动国家的恢复，怎样摆脱一个他们称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时代，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受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的写作不会因权力、政治而使文学脱离自然发生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推崇个人主义吗？
 
　　林贤治：鲁迅对许广平表白他的思想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相消长，个人主义在这里同唯我主义是不同的。中国多的是鲁迅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缺乏的就是个人主义。

　　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你甘于边缘，不进圈子、不抱团，坚持独立的写作？
 
　　林贤治：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必须远离圈子，这是基本要求。被边缘化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这个媒体时代--约你的稿，一次、两次，你都不接，甚至反对媒体，于是结果就被媒体所拒绝了，甚至包围起来。我认为写作者必须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种常规。我有一篇文章叫《包围凯尔泰斯》，你看他用10年的时间写了《无形的命运》，花了3年才出版，13年之后才出来，一个人有多少个13年？出来之后，国内的评论界、媒介保持沉默，没有人理他。他很沮丧，就不写了，去翻译德语文学，德国人也翻译他的作品，后来就被西方知道了。如果不是德国人翻译他的作品，就没有凯尔泰斯，没有他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得诺奖的时候74岁了，他是非常平静的。我说，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忘记你了，好，让他们去吧，你还是要写你的东西。所谓“包围凯尔泰斯”，意思就是拒绝外部的拒绝，甘愿自我边缘化。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捍卫个人精神的独立的？
 
　　林贤治：对自由的表达和维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但是，跟你们南都报（南方都市报）的那些社论时评不一样，我的方式大体上是文化随笔之类，顾左右而言他，讲的多是别人的历史，别人的事。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相关性，历史也有相关性，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因此，我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喻，扩大一点的隐喻。我一直认为，精神性是第一位的，题材是第二位的。你是怎样一种存在，就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去。
 
　　南都周刊：如果具体解释一下精神性，你看重的是高度还是纯度？
 
　　林贤治：它是构成精神主体的不同维度。当然，大思想家、大知识分子，精神构成比较复杂，但是你所说的纯度呢，这个纯不是单纯，而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多么复杂，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坚定的、鲜明的精神指向，这里是同一的构成，存在着一对多、多对一的那种关系。
 
　　南都周刊：时评在中国是个很独特的现象……
 
　　林贤治：南都报、南方周末里面，有些人做得很不错，这是你们媒体的一个工作。而我呢，我这种写作者，我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是跟各位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看中国，得看这个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已经改革到了什么程度？要改革到什么程度？不管是搞媒体、搞文学还是搞考古的，我觉得都应该关注。弄文学的人，我觉得关注得非常不够。

　　我的作品就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你曾说过自己是个偏狭的人，还有人说你是“愤怒”的。但我个人认为你是一个深藏激情的人，你是如何保持这种诗性激情的存在并用它呈现你对社会、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和文学本身的认识？
 
　　林贤治：我觉得激情是否具备跟一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这个是先天的，有的人他的性情中有火的成分，有的则很理性，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种物质生命的构成，不是刻意的保持。我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的积累，哪怕这个火没有烧起来，但是这个柴是在经年累月不断地积累。我个人的经历，从17岁，就遭受过所谓“左”的思想路线的压制，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思想汇报”，我的家庭情况，农村的贫穷、落后，充满病苦的环境，当然还有现存的体制，面临的问题等等，它们所带给我的构成命运的一切，是我所不能回避的。激情这东西，一个是你本来具备的，一个是你不能回避的。我的作品发表时常常遭到删改，甚至发表不了，像刚刚出版的《烙印》，出版周期居然长达6年。不可理喻。我常常高兴不起来，觉得伤痛、无奈，这种东西肯定会给我带来一些愤懑，激情自然产生。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不过，我能在激荡中保持一种平静、一种平衡。我把这一切看成是正常的，毕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南都周刊：这种平静是动力吗？
 
　　林贤治：是啊。我只是想今天能写什么，明天写什么。我不在乎这个东西能否发出来，别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南都周刊：我觉得你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性的成长。
 
　　林贤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嘛，缺乏嘛，个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哪里有？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对吧？我论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精神。你有吗？你具备吗？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想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文学是精神创造，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就是创造的世界。我的作品，其实写来写去还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已不需要想象，能想象的都已经发生了。
 
　　林贤治：不。仍然需要想象。我最近发表的文章《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就说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你觉得韩寒是知识分子吗？
 
　　林贤治：公共性、批判性、独立性都具备。他有他的敏锐性、勇气，他有他的言说方式，他是机智的。只是欠缺一定深度，这与知识的广度和厚度是相关联的。
 
　　南都周刊：艾未未，你怎么看？
 
　　林贤治：他搞行为艺术，汶川地震问题也关注，他有他独立的贡献。我敬重艾未未、韩寒他们。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本刊记者洪鹄、实习生吴桂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刊于《南都周刊》2010年度第44期，2010-11-15，有删节。另有全文版见北京之春，原名为《林贤治：我的文章是一种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