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我与不谦、阿明二兄应《成都日报》副刊部之邀，合写一闲话“国学”的小专栏。谢兄高才，纵横捭阖；刘兄博学，风格谨严。我附骥尾，勉为其难。幸好该专栏每周一期，我三周上岗一次，暂时还可敷衍。近来庶务纷繁，倥偬之际，无暇更新博客，且以本周已见报的千字小文填空（前两期为《朱家的智慧》、《苏武的生存能力》，已见诸本博），诸君幸勿见笑。

　　
　　汉武帝时的朱卖臣是个名人，因破东越的功劳位列九卿，又因为和著名酷吏张汤的恩怨告发汤，使汤获罪自杀，自己也被武帝诛杀。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朱买臣出名是因为他曾被妻子“休”掉。
　　
　　朱买臣一生事迹见班固《汉书》，民间流传的故事则偏重于他的婚姻部分，在宋元时被写成戏剧，加快了传播速度。元杂剧《渔樵记》、明传奇《烂柯山》以及现代京剧《马前泼水》虽结局不大相同，离婚的基本情节大致相似：勤奋的穷书生朱买臣妻子泼悍刻薄、嫌贫爱富，受不了清贫，强逼朱写下休书离异。朱遭此打击，益发刻苦，终于一举成名，衣锦还乡。前妻腆着脸来求复婚，朱将一盆水泼在地下，告诉前妻“你若能收覆水我带你回家”，真是扬眉吐气。
　　
　　而《汉书•朱买臣传》却是这样记载原始事实的：“（朱买臣）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朱买臣是个四十多岁还难于养家活口的男人，夫妻卖柴为生，他挑着柴担不叫卖却高声诵读诗书，可以想见这行为在寻常百姓眼中是何等怪诞。妻子是普通民妇，当然也看不惯，屡劝不止，遂生龃龉。妻子要求离异，并且再嫁。需要说明的是，在汉代，休妻常见，休夫也不罕见。上至王侯公主，下到平民百姓，女方要求的离婚时有发生。而无论是被休还是主动求去或是寡妇再嫁，女性再婚并未受限制。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休了丈夫曹寿再嫁大将军卫青，临邛富家女卓文君孀居随司马相如私奔，《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兰芝被休回娘家求婚者接踵而至，虽是虚构故事却折射现实。朱买臣妻估计年龄已在四十岁以上，很快再嫁，可见女性离异、再婚较为自由。大约此事对朱买臣也算不得什么沉重打击，他卖柴、读书，依然故我。而买臣妻虽“目光短浅”，却非无情义之人，后夫显然也善良厚道，夫妻二人扫墓时遇见饥寒交迫的朱买臣，还款待他吃了顿饱饭。
　　
　　这段史实的结局也是悲剧，却是朱买臣一手造成。他发迹还乡，“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地方上令百姓清扫道路迎接新太守，朱在服劳役的队伍中看见前妻与其后夫，把他们带回太守府，给点吃喝养着，不是报一饭之恩，是让他们旁观自己的富贵显赫，以羞辱“愚蠢”的女人和她无辜的后夫。买臣前妻身陷如此难堪境地，连后夫也被牵连受辱，这个不幸的女人只能以一死来维护可怜的自尊了。
　　
　　自尽的女人不知道，千年以后，她被改造成薄情寡义、嫌贫爱富又厚颜无耻的泼妇形象出现在戏台上，而她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刻薄前夫则被塑造成一个励志故事的主角，鼓舞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牐犖业男∮阎�一、外国语学院去年毕业的高璐同学现在北大读研，每有什么好听、好看的东东，必寄给众朋友分享，是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古风也。昨晚又电邮我北京今年的大雪图片，有的是她拍摄，有的是同学拍了放在学校bbs上的。我也学习高璐同学，贴出来与众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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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牶蠹牵航裨缈葱挛牛�一是近四十年来罕见寒潮袭击中国，二是北京11月1日降雪系人工催生（不知气象专家是否已预知寒潮将临，如已知，为何还要人工催雪干扰自然？不明白），可见艺术与现实是何等地不能兼容，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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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位研究生，现任某旅游杂志首席记者，为策划一个家庭旅游主题，广发问卷。我因为从小女五岁开始就利用寒暑假携其自助游，也荣膺其列，被“问”了一番。杂务纷繁，草草交卷。过后浏览，虽仓促答卷，也还有一两条可看的。尤其欣慰的是，上了高中无时间旅行的小女说“一想到小时候的旅游就有幸福感，现在这么忙也不算太痛苦了”。幸好，我未曾以工作忙为借口而错失了和孩子一同旅行的最佳时机，否则，会遗憾终身的。
　　以下为问题及答卷：
　　
　　1、在你的旅游经验里，跟团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
　　
　　我有限的几次跟团都是被动跟团，即随单位旅游，不是自己做主的。不足之处如景点缩水、大量购物及少数不良导游安排的消费陷阱等都不细说了，这些弊端说的人太多，而且参团者自己也有一定责任，比如购物的理性（到商场转一圈不买东西也算与人方便，让旅行社挣了人头费，大家都得吃饭嘛），陷阱自己有充分准备也不至于掉进去。最大的问题在于景点的安排上，借我一个同事的话说：跟团让你最不爽的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还应不应当来第二回，重要景点好像都去了，可全走马观花，意犹未尽。再来吧，浪费金钱和时间；不来呢，心有欠欠。就是说，最糟糕的是败坏了你对旅游的感觉。
　　
　　当然跟团也有好处：一般情况下，比自助游（尤其是没在出行前做足功课的自助）省钱；省心，适合于不想多动脑筋或习惯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人，一切别人安排好，你只要记住集结时间即可；还有一个好处——一些风光绝佳、肯定要去第二次甚至N次的地方，第一次跟团探探路也不错，起码会知道这条线路上哪些景点是自助游时可以删去的。我第一次去海南是随单位跟团五日环岛游，以后两个冬季陪父母去海南，全自助，果断删去海口、东线、西线所有景点，直飞三亚，预先订好性价比高的酒店，让父母以在酒店看大海为主，其间打车去天涯海角、南山转了一圈，就从三亚飞回家了。
　　
　　2、你的旅行习惯是？比如，如果跟团，你的选择标准是？价格、路线、时间、旅行社的品牌度……等等，你看重的是什么，为何？如果是自助游，你通过什么渠道来安排你的路线、交通、住宿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曾经困扰过你？你在这方面积累了些什么经验？
　　
　　我自己做主的旅游全是自助，主要通过旅游网站了解线路信息、安排住宿。至于交通，机票在价位合适时购买。当地使用公共交通，公交、出租、包车，视具体情况定。
　　好像没有太多困扰。
　　经验谈不上，出行前作足功课最必要，不打无准备之仗。
　　
　　3、大家选择跟团出游的最大原因是省事和便宜，关于这两点你是如何看待的？
　　
　　是省事，但也省略了旅行的新鲜、新奇，得不偿失。
　　
　　一般情况下，跟团比自助便宜。但自助如果安排得好，如买低折扣机票，住廉价而干净的家庭旅馆等，费用也不见得比跟团高多少，何况玩得痛快得多。
　　
　　4、你认为前期花大量时间在对旅游目的地的考察上，是否是必要的？
　　
　　非常必要！
　　
　　5、关于旅行途中的意外，或者困难，你是如何看待的？
　　
　　是意外的困难，也是意外的刺激，意外的惊喜。这是我选择自助游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带孩子旅游，这些意外会教会孩子许多东西。
　　
　　6、你认为一次优质的旅行，哪些因素是必备的？你是如何达到这些目的的？
　　
　　以下因素排名不分先后：
　　
　　金钱。自助游会发生许多超计划超预算的事，意外甚多，比如在某地算好时间去乘机场大巴，却被告知该城市只有从机场进城的大巴，没有去机场的（这是真事），时间紧迫，只能乘出租，这就绝对多花钱了。所以比预算多出20%到50%的金钱（信用卡和现金）是必须准备的。
　　
　　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自助游有许多说不准，第一天住在星级宾馆，第二天就可能睡10元一晚的小旅店。时间充裕时可以逛街找到可口的饭菜，来不及了就路边买块煎饼啃着赶路。有时还要走很长的路或爬山，身体弱、心理弱都受不了。
　　
　　出行前对旅游地信息的充分掌握。网络上有大量信息，正反面的都要看，了解愈多愈细，旅行就愈顺利。
　　
　　7、这几年的旅行，你都是和和孩子一起的，这样做的最大的考虑是？
　　
　　让孩子开眼界、长见识、练体魄、强心智。
　　
　　8、和孩子一起旅行，你在选择目的地、路线等时，更多的会考虑哪些因素？比如是培养孩子的人文修养，会多去人文含量丰富的景区？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会选择条件艰苦一点的户外旅行？……等等
　　
　　首选人文含量丰富的景区，比如中国的四大佛教石窟都带孩子去过，五岳也只剩南岳没去了。
　　
　　同时也会选择一些艰苦的路线，比如女儿八岁多时带她徒步穿越黄山西海大峡谷，背着水和压缩饼干，六小时走在几乎无行人的峡谷（总共只遇到对面穿越过来的六个人：一批是三个韩国留学生，另一批是父母带着12岁女儿，女孩哭着要求返回去，父母还以小女为榜样教育女儿），途中遇大雷雨，淋得湿透，女儿后来还发了烧，但这样的旅行依然是值得的。
　　
　　9、你是如何看待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旅行对孩子心智的影响的？包括，旅行是否和其他培养方法一样重要？
　　
　　与其他培养方法同样重要。看风景，学人文、历史、地理知识，比书本得来的直观、有趣、记忆深刻。更重要的是，看各地不同的民情风俗，与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孩子能学会与人沟通，并学着理解人。我出门旅游所有环节都让孩子知情和参与，订票、订房、包车时与人讲价，孩子都在一边看着，问路一类事情有时就让孩子去。孩子在这过程中学到的全是书本不会教的东西。
　　
　　有一年，我们从山西太原去五台山，邻座是位第一次出远门的天津中年女士，一个虔诚的居士，是到山上某寺参加一个佛教修习班的，人很善良，上车就给老人让座，一路给我讲佛学知识。车开到陡峭山路上，她害怕起来，直说“哎呀，这车怎么这么快”，我还没想好怎么宽慰她，女儿抢先说：“阿姨您别怕，您这么虔诚，这么善良，佛会保佑您的，我们都跟着您沾光呢，不会有事的。”对一个佛教信徒来说，这恐怕是最好的安慰了。该女士感动得直夸小女懂事，下车时一定要送女儿两张宣传佛教的光盘。当时女儿还只是个五年级小学生。
　　
　　10、和孩子一起旅行，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孩子是不是也从旅行当中收获了很多。比如呢？
　　
　　最大收获当然是孩子变得比在家“懂事”了（如上述）。这就是成长，远比考试得个高分有意义得多。类似的成长还有意志得到了磨练，小时候在家挑食，出门什么都吃，饥一顿饱一顿也不在乎；走很长的路、爬很长时间的山也不叫苦。这些还都是自觉自愿的，因为旅游的新鲜有趣，甘愿吃苦头。
　　
　　还有些具体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比如女儿虽然从小就说不想学文科，但作文一直写得不坏，小学三年级去过龙门石窟，回来就在作文中写：“我望着卢舍那大佛的眼睛，心中好像开出了一朵美丽的莲花。”这些当然是拜旅游之赐了。
　　
　　小学六年级寒假，女儿随父亲到昆明，父亲有公务，白天开会，女儿在宾馆没事干，就研究人家大堂放的各种旅游小册子，给自己和父亲设计了一个周末丽江游，然后跑到附近几家旅行社去咨询跟团的线路、价格，不跟团只订机票、宾馆的价格，反复比较，虽然不计成本地和我通了两次电话商讨，但基本是自己作了决定：到一家旅行社订票订房，自助游丽江。考虑到机票价格变化快，还很老练地拿了自己的户口本、父亲的身份证号要求人家先订票，中午付款取票。中午父亲休会，她就拿了钱去付款，人家说小姑娘能干啊，她说我七年前就跟我妈自助游了。
　　
　　这些大概都算收获吧。
　　

　　說明：配圖詩詞均用我的研究生紀逰之作，詩詞及本事見《研究生詩詞選》。
　　
　　


　　高秋八九月，薄言遊東郊。
　　
　　


　　朝雨洗秋碧，水色湛空濛。倏忽日麗天，園荷郁蔥蔥。
　　
　　


　　閑啜沁心茗，坐看垂綸翁。
　　
　　


　　泛論古今悠謬，顛倒事，
　　
　　


　　大笑何妨。
　　
　　


　　乘醉蹴秋千，容與曲水湄。
　　
　　


　　晤言敘契闊，感慨興胸臆。
　　
　　


　　疇昔俊少年，忽焉屆不惑（左側黄全彦，諸生之大師兄，2000級碩士。原為金諍兄弟子，金兄仙逝後由我指導，後從馬德富教授讀博，現為西南科技大學教師。“屆不惑”略有誇張～）。
　　
　　


　　俄而稚女來，咿咿尚學語。
　　
　　


　　回循十二肖，磨牙頗類鼠。
　　
　　


　　團團三五月，衆星相追拱。
　　
　　


　　黃兄欲攬抱，調頭索母慈。
　　
　　


　　亭長猶不顧，
　　
　　


　　何況諸叔姨。
　　
　　


　　又恐重逢日少，
　　
　　


　　今別後，還應似舊，歲歲勿相忘。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小时候，听外公一管洞箫吹《苏武牧羊》，低回幽咽，亘古的寂寞从竹子的六孔中缓缓流出。然后知道了苏武的故事。小小年纪，对忠臣节操、民族大义之类不甚了了，但将苏武视若神明，竟有人能靠吃冰雪和羊毛活十九年，真是想不佩服都不行。
　　
　　待上了大学，读了《汉书》，才知道真是大大的误解。“饮雪吞毡”发生在苏武被匈奴扣留的初始阶段，时间不是十九年，是“数日”。由于副使的轻率，大汉使节苏武被牵连进匈奴内部谋反事件，以自杀避免受辱却被救活，单于“壮其节”，百计逼降。已死过一次的苏武再不求死，顽强求生。被囚禁在寒冷的地窖，无食物饮水，就靠着天降大雪，撕下毡垫上的羊毛充饥。几天后，匈奴人打开地窖，发现苏武竟还活着，像看见神仙一样惊讶。对这位神人，降服不了，又舍不得杀，于是送往荒寒寂寥的北海去放羊，扔给他一群公羊，一道难题：等这些公羊生了小羊，你就可以回家了。
　　
　　公羊绝对生不出小羊，苏武看不到终点的苦守就此开始。《汉书•苏武传》中几个细节再现了苏武十九年的生存实况：
　　
　　初到北海时，“廪食不至”，无人供给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苏武在极端环境中显示了惊人的求生意志与超强的生存能力——“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西北半荒漠地区的野鼠每年秋末贮存野草、草籽和谷类籽粒作过冬食物，苏武在断粮的绝境下，掘鼠洞求食，既得草籽又得鼠肉，艰难地维持生命。
　　
　　五、六年后，生活有了转机。单于弟於靬王到北海打猎。苏武露了一手绝活——结网纺缴，檠弓弩。捕兽要有牢固耐用的猎网，苏武会编；射鸟的箭尾部要系又细又结实的线绳，苏武会纺；弓弩用久会变形，需要技艺高超的工匠校正，苏武也会。有这样多实用技术的苏武深得於靬王喜爱，衣食充足的日子过了三年多。於靬王病重，临死不忘关照苏武，送他毡房、牲畜、各类用具。要不是苏武运气不好，被叛臣卫律的所率的丁零人偷了一回，他就彻底摆脱贫困了。冬天，苏武被偷了牛羊，但毡房还在，不至于露宿。而且，技不压身，有那些结网校弓的技能，总不至于饿死的。苏武后来在匈奴娶妻生子，就绝不是饥寒交迫的人可以奢望的。看来，汉人苏武把自己照顾得不错，而且，境况越来越好。
　　
　　我一直在想：汉族地区长大的太守儿子苏武从小就是不算锦衣玉食，起码也是生活富裕（长大也不愁饭碗，汉代二千石以上官员的儿子可任郎官，苏武三兄弟皆因父亲得官），他那些为游牧民族所必需的技能从何得来？有一种可能：苏武在汉曾任“栘中厩监”，负责为皇帝掌管鞍马鹰犬射猎用具，当然也统辖着相关工匠，苏武向工匠们学习过那些技能，日后在大漠穷荒派上了用场。另一种可能：在北海边等待公羊生小羊的寂寞无望岁月中，苏武向匈奴人学得了这种能养活自己的技术，而且凭聪明智慧做得炉火纯青，否则也不会那样被於靬王爱重，匈奴贵族大规模出猎，随从中怎会缺了校弓弩的匠人？无论如何，苏武不仅是一个信念坚定的人，还是一个善学习、勤动手、能迅速适应环境、生存能力出众的人。要不然，漫说十九年，十九天也坚持不下来！
　　
　　绝境求生，需要意志，需要能力。有时，还需要一点弹性。苏武被扣第二年，李陵降了匈奴，不敢见苏武，过了好些年，被单于派去劝苏武归顺。苏武与之酣饮数日，朋友情分固然在，但说到降匈奴，则分毫不为所动。李陵羞耻之心尚存，伤心愧悔而去。欲帮老友解决一下生计问题，又觉得没资格馈赠，让妻子出面送了苏武几十头牛羊。这可能是苏武在於靬王之后得到的最大一笔财富。不接受匈奴右校王（李陵封爵）劝降，但不拒绝旧友馈赠，正是苏武为人的弹性，与持汉节牧羊同样可圈可点。
　　
　　信念重要，对信念的顽强坚守重要，支撑起坚守的还得有超卓的人生智慧与实际的生存能力。否则，有十个苏武，也早饿死、冻死在北海，白首归汉也不过是望乡台上最后一梦罢了。
　　
　　有价值的人生，必是强悍的坚持，韧性的生存。
　　
　　
　　以上是应成都某报之约发在该报副刊的一篇豆腐块文章，以下为未曾公开发表的“其他”：
　　
　　二十年前，我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春季学期，指导了几位八五级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众所周知，那是个不平静的学期。学生们根本无心论文，就连教师也难以安坐书斋。不过毕竟是远离风浪中心的外省，从五月到六月，大部分学生还是在外界与内心的动荡不安中草草完成了论文。但直到八五级毕业离校，我指导的学生中有一个男生始终未曾露面。听学生说他因为在风潮中担任学生领袖被有关方面要求深刻检讨，不能分配工作（那时候的大学生还不是现在这样自主择业）。该男生我几乎无印象，经学生提醒才想起是陕西农村同学，成绩一般，很朴实很平常的样子，没想到却成了一个风云人物。
　　
　　快放暑假时，该男生来找我，检讨已做完，工作还在“待分配”状态，想将毕业论文做了，把本科的任务完成。这其实有一定难度，八五级的全部教学工作早已结束，成绩也已封存，系、校能否为这个肯定会受处分的同学破例很难说。仅凭无毕业论文成绩这一条，该同学就绝对毕不了业。我为此事专门找教研室主任（我的导师高海夫先生）、系分管教学的副主任（也是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前辈），感谢这些真心爱护学生的前辈，一路绿灯，分外顺利，系里还专门和学校教务处沟通，破例允许这位同学补写论文，依然由我负责指导。暑假过完，该同学总算是写完了论文，我给了及格的分数，他的大学本科全部学习任务完成了。
　　
　　新学期开始，我将调动工作到四川大学，忙着办手续，收拾行装。系资料室的老师送我许多旧纸板箱和长短不一的细塑料绳。某晚，我将书籍全部装了箱，琢磨着如何将那一大堆乱麻似的细绳变成可捆书箱的粗绳，敲门声响，是我指导论文的那位男同学，他还在学校等待分配，听说老师将调往外地，特来道别。此时我正将那些绳子一根根理出来结在一起，一头拴在窗框上，另一头自己扯着拧上劲，再从中间对折过去，两股合为一根绳子。他一看就笑，说老师，绳子不是这样搓的，我来。拿个小凳坐下，在乱绳头中理出一股踩在脚下，然后一手续细绳，另一手在自己腿上灵巧地搓动，光滑、结实的绳子就不间断地从他手掌下吐出来，他边搓绳边和我聊天，搓好的行李绳在旁边一圈一圈地盘起来。我简直看呆了：你从哪里学的这本事啊？他说：跟我爷爷学的，我爷爷在我们家乡是编草鞋、草帽的高手。
　　
　　言谈中，看得出他心情不佳，毕业证领不到，工作无着落，那场风潮已落幕，他成了一个遗留问题，尴尬地被晾在母校。我和他聊起了《汉书•苏武传》，谈论苏武十九年中是如何谋生的，他越听越专注，眼睛逐渐放出光来。我说：你搓得这么好的绳子，有什么可怕的？他搓完最后一截绳子，站起来抖掉身上的碎绳屑，颇有豪气地说：就是，不分配就不分配，大不了跟我爷爷编草帽卖草鞋去！
　　
　　二十年过去，我再没见过这位同学，不知道他的情况，但我深信：一个有编草帽草鞋谋生的能力和心理准备的人，是绝不会活不下去的，相反，只会越活越好。
　　
　　

　　說明：中秋前一日，我與已畢業及在讀研究生十餘人同游東郊三聖鄉“荷塘月色”，2007級研究生陽蓉作五言以紀其事。另一研究生（因其不願署名，姑稱之為X同學）亦填中秋詞一闋，思鄉，追懷逝者，亦有可讀處。特將詩詞發佈於此，以就正於方家。二同學均為初學，時有聲律未協、練字不工處，望衆網友不吝賜教。
　　
　　己丑中秋前一日隨亭長師遊三聖鄉荷塘月色（陽蓉）

　　高秋八九月，薄言遊東郊。東郊三聖鄉，纏牽聊可拋。
　　物色隨節變，四候相經過。秋來暑未返，方塘浮金波。
　　朝雨洗秋碧，水色湛空濛。倏忽日麗天，園荷郁蔥蔥。
　　閑啜沁心茗，坐看垂綸翁。庖廚辦豐膳，餚案縱橫陳。
　　推杯且換盞，旨酒盈清樽。濟濟多俊彥，衆女懷芳菲。
　　言笑一何綺，但愬杯行遲。意興猶未闌，緋色上輔頤。
　　乘醉蹴秋千，容與曲水湄。晤言敘契闊，感慨興胸臆。
　　疇昔俊少年，忽焉屆不惑。昨朝弱齡女，逝將涉遐域。
　　俄而稚女來，咿咿尚學語。回循十二肖，磨牙頗類鼠。
　　嬌嬌小公主，婉孌專愛寵。團團三五月，衆星相追拱。
　　黃兄欲攬抱，調頭索母慈。亭長猶不顧，何況諸叔姨。
　　冉冉時欲暮，眷言曰當歸。邈矣懷逸想，緬焉思雩沂。
　　
　　注：
　　稚女：2002级研究生劉嫻女，屬鼠，未滿週歲，為當日明星。
　　黃兄：2000級研究生黃全彥，諸生之大師兄。
　　
　　
　　念奴嬌•己丑中秋（X同學）

　　人間天上，談笑中，三千樂指佳節。歌舞昇平良夜早，萬紫千紅可悅。席上樽前，重聽舊曲，華髮紛如雪。天涯為客，又添一段圓缺。
　　忽問故人安在？孤墳千里，誰與共殘葉。盡夜憑欄樓上望，何事故鄉輕別？聚散匆匆，芳菲易老，悲笑須臾滅。一觴生死，如霜如露如月。


        補記：X同學補交“荷塘月色”紀逰詞一闋，補發於此。X同學捷才，但性不耐琢練，故有“揮麈”之非寫實、“似舊”之不辭等，諸君諒之！

        滿庭芳•遊三聖鄉（X同學）
        己丑八月十四，吾家師兄弟忙裏偷閒，歡聚三聖鄉荷塘月色，同慶雙節。亭長命吾填詞紀遊，作此篇，兼懷人。

        淥水清秋，風生翠幕，芰荷弄影橫塘。客亭芳榭，揮麈送餘香。泛論古今悠謬，顛倒事，大笑何妨。秋千外，淩波雲步，閑語話新妝。
        擷芳。最樂處，小兒無賴，淚彈纖裳。縱叔伯爭抱，四顧茫茫。又恐重逢日少，拚一刻，合宴飛觴。今別後，還應似舊，歲歲勿相忘。


　　

　　素簾漫捲，正敲窗千點，黃昏時節。玉杵無聲瑤闕閉，恐是良辰虛設。冷落吟觴，蕭條倦筆，此恨阿誰說？人間天上，相思爭得消歇！
　　忽報雨霽風平，三川碧洗，桂魄清光徹。蕩我胸中雲萬岫，依舊江天空闊。應笑多情，竹邊花外，對影成癡絕。他年尋夢，何須重問圓缺。
　　
　　後記：己丑中秋，蓉城雨後月出，勝景難再，夜來匆匆草此句讀不葺長短句，紀實而已。今日諸事倥傯，無暇匡謬潤飾，先發布於此，就正於各路方家，望諸君不吝賜教。

　　


　　我与四川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同仁的第一张合影，摄于入川第二年，1990年春，地点在川大老文史楼（今四教楼）前。照片上的同事，如今尚供职于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仅剩四人。
　　
　　


　　1991年秋，王建墓秋游。谢不谦博士已进入教研室。另一重要同事梦蝶居士周教授同游但未出现在照片上，原因请众朋友猜测一下～～～
　　
　　


　　1992年应不谦博士之邀，教研室春游川师狮山，瞻仰谢夫人钱老师风采，品尝谢博士豪放派菜肴。部分同事合影。前排右一为已故金诤兄，此后不多时日，金兄就因病入院，从此疾病缠身多年，直至不起。
　　
　　


　　2004年秋，全教研室合影于川大化学楼前银杏树下。翌年，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全体同仁一分为二，成为古典文献学与古代文学两个教研室。
　　
　　


　　教研室工作照。2008年5月20日，汶川地震后八天，在大地的晃动中进行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本教研室现阶段两位重量级人物——新任主任与主任助理都出现在这张背影照片上，请众朋友自行猜测、寻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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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犜愀獾氖牵�还有点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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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犛谑牵�为自己，也为他人，昨天赶忙捂上口罩，打车去看华西医院发热急诊，途中还没忘要了司机的联系方式，承诺如果有甲型流感嫌疑，马上通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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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牷购茫�有惊无险，经包裹得像太空人似的美女医生诊断，只是普通感冒，只须服中成药、多喝水、多睡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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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牻�日与我有过接触的大小朋友请勿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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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牳行凰�有关心我的大小朋友，微恙，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也就没事了。还有，对一个操劳命无事忙的笨家伙来说，借小感冒偷点懒也是好事一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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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牸睦唇淌�节贺卡的同学：谢谢！恕我不一一回信道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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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牱⒗吹缬侍纸涛侍獾耐�学：过些时候再答复你们，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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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犌锪沽耍�各位朋友注意身体。我下网休息了，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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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2009年9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教师节，这是大多数人知道的。它还是第七个“世界预防自杀日”，可能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从9月9日到10日，我收到许多教师节的祝贺，电话、短信、电子贺卡。但直到时间进入9月11日，有一个每年如期而至的短信始终没有出现——我为此欣慰。
　　
　　这个在每个教师节还有元旦、春节甚至“五一”、“十一”、中秋都会收到的短信来自2005年坠楼自尽的学生W的母亲、一位朴实的工人大姐。
　　
　　W是性格极独特的学生，2003年毕业回家乡工作后，和我时有联系，联系却是通过他母亲进行。逢年过节，他必让母亲给我电话或短信问候。W的母亲年轻时婚姻破裂，一个人艰难拉扯儿子成人。W上大学后母亲虽再婚，依然以儿子为中心的中心，儿子的嘱咐执行得不折不扣。因此我就十分奇特地和一位毕业学生的家长有了许多联系，直到有一天这位母亲在电话中呜咽着告诉我儿子已“不在了”。
　　
　　儿子不在了，母亲依然一个节也不拉地给我发祝贺短信，我由惊讶、感动到不安：这个母亲好像活在“儿子还活着”的幻觉中。
　　
　　说她活在幻觉中有一个佐证：W出事后母亲是到了现场的，她后来两次在电话上对我说“娃儿走的很干净，脸上白白净净的，像睡着了一样”。而调查事故的警察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W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我的），了解了我的身份、与W的关系后，居然一改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唉，娃儿可惜了，现场惨得很”，至于如何惨，恕我不转述原话了。
　　这个母亲宁可相信她儿子只是睡着了。
　　
　　我也利用这种幻觉劝慰过W的母亲，W出事后，旧日同学、老师有一个小小的募捐行动，希望能给W的母亲一些实际的帮助。办了儿子的后事，母亲打电话来道谢，说着又哭，有不想再活下去的话头，我赶忙安慰：你要想开，W是孝顺孩子，要是有灵魂的话，他现在一定后悔一时冲动做错了事，一定觉得对不起妈妈，他会希望你活得好活得幸福。她似乎很听得进这些话，说王老师说得对，为儿子，我也要好好活。
　　
　　这就是我收到她的祝福短信越多就越不安的原因。回复时，我煞费心力，拐弯抹角劝她向前看，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但不敢说“不要给我发短信，忘掉和你儿子有关的一切，顾自己！”
　　
　　快四年了，第一次没收到她的短信，我希望她是真的忘了“儿子要我给王老师发短信”这件事。她只比我大两三岁，人生还有一大段路，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总活在幻觉中。衷心祝愿这位不幸的母亲过得快乐一点！
　　
　　其实我对越来越程式化的教师节真的没什么感觉，我只希望我的学生，所有的学生爱生命，爱自己，哪怕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像W的母亲那样活在幻觉中这一个理由，也要努力强悍地、快乐地——活着！
　　
　　真能这样，我宁可我的学生们忘掉教师节，忘掉曾有过我这么一个老师。
　　

补记：关于学生W，可看本博日志《我的学生死了》、《死于冷漠》、《两年，纪念》等，本博可以说是为W的事件开的。

　　编前语：上学期的“中国文学”课上，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胡亮宇同学在作业之外另交来一篇文字，是对“国学热”的思考。观点未见得完善，行文中还有个别不妥处（如以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状“五四”新文学），但令人欣喜地看到了年轻学生的独立思考精神。带着困惑读书，用自己的大脑（而不是用别人的）想问题，且不论找到答案没有，结论是否正确，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希望所在，何况，作者还只是一位大二学生。
　　
　　
　　疑窦丛生的“国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胡亮宇）
　　
　　一
　　
　　已经过去的二零零八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作为一个蓬勃却又复杂的国家，在这一年里被反复曝光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各种心理审视、解构，一次次经历着来自西方舆论对于一个新兴大国的考验和挑战。与此同时，国内“国学热”方兴未艾，海外孔子学院纷纷落成，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文，关注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我们有体会：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国家先是微微一颤，继而迅速地开始习惯于这种多少有些陌生而异样的赞同感的探索。
　　
　　我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当初阅读《东方主义》时那种切肤的震动感。萨义德在书中不无痛切地窥破，东方是一个被西方所建构出来的存在，我们“无法表述自身，只能被他人所表述”（恩格斯语）。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这种断层及其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我们很容易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话语权的归属问题、意识形态的对抗、抑或大国间政治手段的博弈。事实上。东方主义是一种与上世纪后期“亚洲的自我肯定”息息相关的本民族话语/意识的觉醒，它最起码有两个方面：1，对自我的认同，包括重新审视和肯定；2，对“他者”的颠覆的挑战。
　　
　　既然有认同，必然先有怀疑，困惑，以及不认同。我们都很容易地回想起来，九十年前，年轻有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几乎是一致地认为，儒家思想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在由文学而始的新文化运动中，年轻人用接近狂欢的方式重组了这个国家的语言，在创作上追求自由，强调“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在思想上，他们积极向国外看齐，热烈期待德先生赛先生的莅临，提倡自由恋爱，追求平等。然而正如胡适先生当年的描述一样，这场运动虽是震动九州，但却“泥沙俱下”，对后世的影响不得而知。除去现代性的因素不说，在当下，这种情况畸变为，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吃着同样的快餐，用同样品牌的手机，每天登陆Facebook或Youtube，共享着一模一样的信息。太多的人习惯于生活在历史之外，因为他们宁愿从下一秒便立刻成为一个彻底西化的人。
　　
　　很多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当初发起这场反叛的那群人，都曾经受到正派的古典式教育，继而取经西洋，力求变化，这是后来的事情。胡适的“整理国故”如同一个隐喻，包括整个五四运动及其裹挟的一切复杂的现代性，暗示了这场运动在事实上是一次凤凰涅磐式的死亡、新生，是一场历史清算中的文化本体的重建。随后的几十年中，救亡取代了启蒙，马克思主义在准确的时间里登录中国，并踏上一段神奇的奥德赛。在整个社会思潮的演变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其实在整个抗战时期就已经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国家”和“民间”的双重力量，被强制性地依附于“人民”、“工农兵”之下。在陈思和看来，这种类似于今天移动通讯公司业务捆绑的做法实际上消解了“民间”于意识形态的表层之中，同时，作为意见领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那一部分人同样也被捆绑，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有人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如李慎之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所讲的那样，“中国知识认字的屁股都被打烂了。”
　　
　　我尽可能清理出这样一条晦暗的道路，是为了窥探国学之所以稍显突兀地在当下风生水起的一种可能的脉络。一九四九年后有两件事情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其一，简体字的推广。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提出议案，提倡逐渐恢复使用繁体字，因为简体字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本汉字的“五义”。讽刺的是这个提案被网友归入“最雷人提案”的系列，但在我看来，这个代表很有可能从另一个方面真正地进行过追根溯源的思考。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深入了解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而我们的民族所创造的这种独特文字，作为一种工具它有着超越自身的意义。汉字不同于西洋文字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感官属性，无人能从二十六个字母的书写中读出与这个世界的直接对应，但我们可以，每个单个的汉字都是一副现实极端浓缩的图景。当年的那次简体字的改革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秦始皇的“书同文”，可不同是，前者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语义和语音的集合和大一统，后者则先从毁灭开始，这已经让人不怎么乐观了。有很多台湾学者不肯在大陆出书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书被印刷为这种“带有简单粗暴的阶级斗争气味”的文字。而大陆人也不喜欢读他们的书，第一个原因是获取渠道有限，第二个原因和他们刚好相反：读不懂繁体字。
　　
　　第二件事情和一次深刻改变几代人心路历程的运动有关。在整个二十世界的后半期，我们经历的种种体制内被许可，被发起的运动，在事实上加剧了几十年前未经完全启蒙而被救亡阻隔的这种断层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当然，它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断裂到六七年后的十年内到达了顶峰，整个国民听命于一个天启般的召唤，陷入集体无意识的紊乱。那些戴着红色袖章的年轻人，被至高无上的“父”给予了弑父的权利，在这场“父与子的狂欢中”（戴锦华语），他们不假思索就地质疑并迅速捣毁前辈所仰赖的一切，用格式化的暴力直接将“过去”推向毁灭。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享受人格、个性、乃至性别的迥异，在那狂热的绿色红色制服下，人们被同一，被符号化。同样“非红即黑”的理论使得那么多人被与其说被埋葬在历史中，倒不如说被淹没在崭新的暴力里，每一份这样的暴力都有着替天行道的神权，是不可怀疑，不容侵犯的，否则，就是对那位在城楼上站着的人以及他的帝国合法性，以及他掌握的一切绝对正义的无礼挑衅。运动过去后，这种震撼性的经验很快带来一股席卷全国的哀伤，一代人被放逐，走入了长达几十年的精神流浪，伴随他们左右的始终是那理想化的革命主义情怀，持久的战栗和挥之不去的悸动，还有对所谓“根”这一存在的劳而无功的寻找。对于另一部分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们，这十年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梦魇。他们只得寻找新的出路。
　　
　　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些事件给我们赖以使用的工具，一直习惯于信仰的价值造成的破坏进行估算之时，紧接着在中国发生的剧变，国门大开时那一瞬间的令人头晕目眩的震撼，国人的彷徨、触动，便将整个国家带入另一个长达几十年积极体验能够融入此体系后的兴奋状态之中了。在今天看来，这些仓促的转变，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跳跃，以及那些不经审视的生活和避重就轻的历史叙述，都可以成为今日自我认同意识的觉醒，乃至后来国学热的直接动因。彼时的风景，似乎用一句歌词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你问我要去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二
　　
　　我脑海中一直有三个画面。第一个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六月，我一岁，每晚我坐在父母的怀里，或是在摇篮里出神地望着墙上的一串翠绿色的风铃，于此同时，CCTV上放着乱七八糟的画面，一个日暮帝国的孱弱元首来到北京。我们在隔岸观火。这些当然是臆想出来的景象。我庆幸似乎在乳臭、奶粉和手推车的世界中浑浑噩噩地见证了第一次历史，但却是一次直到现在都不能为人所公开讨论的历史。后来，我常常会觉得这多少有些不公平，感觉自己好像一出生就被置于一个巨大而沉默的禁忌中，我们必须服从听命于那些低沉有磁性的声音，甚至是只要一听到那些声音，我们就应该沉默，停止思考，停止不切实际的想象。
　　
　　第二个画面是，在我稍稍长大一些的时候，经常有人会跑到家里来找父母借钱，说是要做生意，当年他们称自己的行为为“下海”。我依稀可以分辨出父母脸上不乏为难、窘迫却也时常会有的耸动表情。在我的家乡，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陕北，烈日下我的那些有骑士精神的叔叔阿姨们扛着从北京上海买来的抽油机钻头，小心翼翼地扎入他们脚下厚重的黄土之中。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从此后半生只干一件事情：还债。这取决于他们扎出来的玩意儿是黑的还是白的。还有人去了广东，去了海南，有了传说，没了音信。
　　
　　第三个画面发生在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北约轰炸了中国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当天晚上本地的大学生首先出离愤怒，先是用暖水瓶表达了自己的不满，继而很快集合了起来，在游行通过审批后走上街头，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发泄着自己的不满。游行队伍所过之处，行人纷纷向他们鼓掌，致敬；路过每一所中学，都有情绪激动的中学生加入其中。我一直有种幻觉，在那一天里我所在的城市，它真的就赫然成为了当年那传说中的革命圣地；如果再安静一点，我甚至能听到肾上腺激素在我小小身体里的澎湃声，要有人凑在我耳边告诉我去背个炸弹去美领馆，我搞不好就去了。因为我看到，游行的队伍中有整天踢球看世界杯不读书的男生，他们比巴西丢了世界杯要显得愤怒一万倍；有哭得死去活来的女生，那个痛苦的样子像是死了猫咪。
　　
　　这三个画面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里谈到中国时，总结了中国现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一方面实行政治威权主义推崇中国传统文化。
　　
　　这样的体制赋予了中国文化独特性所带来的民族主义以合法性。在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国内发生着两种变化：第一种，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反美情绪是这种合法性的一部分，零八年的“反CNN”、“反法”是这种合法性的一部分。同样，“国学”也是这种合法性的一部分。如果说反抗外媒舆论是外在性的表现，那么提倡“国学”则是迂回而机智的内在反应。这种自我认定的行为最终会直接诉诸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如果我们稍加思索，便会发现这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情绪。
　　
　　举个例子，最近时间有本叫《中国不高兴》的书非常火爆，其作者正是十年前《中国可以说不》的那一批人。其中有新左派，军事研究员，所谓的文化批评家等等鱼龙。在书中，他们对王小波、崔卫平等极其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和作家进行了批评和攻击。但攻击的手段却引人深思。以王小波为例，作者一上来就丢了一句，“王小波是这个时代最伪善的人”。紧接着痛斥，王小波说中国不好就罢了，还是鼓吹美国有多好。正当其吊足了胃口接着往下读时，他的叙述却低劣得让人发笑：先是举了几个中国人在美国受美国人欺负的例子，并指出王小波的弟弟死于美国人的谋杀等等事端，于是就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有什么好的？这种流氓式论证手法最大的蹩脚之处在于，它可以让那些“爱国”的读者为书中受气的中国人愤怒，继而把这种情绪转到王小波身上去；但对于理智的人们，即如何正确地评论一个人，是看他的学说和思想，还是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始终有分寸的。和十年前一样，这些作者们玩了一个危险的游戏，即试图通过调动大众的爱国情绪，利用民族主义去给自己书取得一个可观的销量。截至上个月这书已经印了六版，更多的人在不高兴。我不由想到了去年奥运会前的某一天，我打开电视机，惊奇地发现一些网络上留学生和藏独分子对抗的视频竟然在CCTV的新闻里播放，背景是白岩松沉重而愤怒的声音，足以让所有的人挥舞拳头的那种。我隐秘地体验到一种非常异样的感觉，在当时，我从蠢蠢欲动的空气中，电视上，网络里感知到的，也只有不安。
　　
　　第二种变化则在于大部分国民心态的转变。查建英女士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那篇回忆其兄长在中国积极争取民主改革而受阻的文章中不无痛心地提到，有那么一个时刻，很多人对于党的信仰彻底坍塌了。于是我脑海中的第二个画面便成了当时情况的一个写实，这种行为不太容易描述，我更愿意用捷克前总统、著名剧作家哈维尔在他的文集中提到的“内在性”来解释。他说一个人越是彻底放弃任何全面转变的希望，放弃任何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或任何对一种“外在”方面发挥影响的机会，他的能量就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即“内在”。今天的人们一心一意想着他们的家庭和房子，他们在那儿们找到安息，忘掉世界的愚蠢和自由地体验他们的创造性才华。他们在自己的房子里布满各种用具和可爱的东西，他们试图改善他们的食宿，他们想为了使自己生活变得愉快，将更多的兴趣放在食物、穿着和家庭舒适上。简言之，他们将兴趣转向他们私人生活的物质方面。当权者欢迎和支持这种转向私人领域的能量的溢出。因为它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目前政治宣传的全部精神，都在平静而有系统地欢呼这种“内在化”倾向，将此当做世间人性满足最深刻最本质的东西。
　　
　　无需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早在市场经济到来之前我们就透支了对自己文化的否定，将实用主义推向了另一个极致，在“官本位”社会中，在人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当下，在在一种深度的道德腐败中，这种内在性起源于失去希望和失去生活有一种意义的信念，生活必然陷入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它无非使我们再次面临，以绝对意识衰落为标志的现代技术文明中人的状况的那些悲剧方面，被哈维尔称之为“人类个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某种救赎般的意志，于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国学，就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
　　
　　我不由困惑，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国学”么？在大学的课堂里，我为一位老师关于国学根底和墨汁的比喻深深震撼，坚信这不仅仅是一种重新认同，而应该是一种原始的，个人本质上的初始建立。但同时，我也深信不疑，如果是单纯为了国学而国学的话，我宁愿不去做一个时代的跟随者。我们每天在电视上看到，冠以学术之名、专家之名的人们布道般地站在百家讲坛上，站在炙热的荧光灯下，站在选秀比赛某个知识问答环节的评委席上，他们西装笔直，懂得主持人的幽默，谈吐间显得玉韫藏珠又故意露出冰山一角；学生们身着各个朝代的混搭古装，低着头满脸圣洁地倾听黄帝陵公祭大典前政府官员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讲话；夜幕降临的时候，陈丹青透过酒吧玻璃，看到一个浓妆的女子从包里缓慢掏出：口红，避孕套，以及一本《文化苦旅》……我们的国家处处上演着这个时代最怪诞不堪的画面。这是我所不能抵达的世界。
　　
　　
　　三
　　
　　要想心平气和地接受下面一个观点是困难的：人类现实是不断被建构和解构的，任何本质性的，稳定的东西都会不断受到威胁。而爱国主义、极端惧外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面对这一威胁时最容易做出的普遍反应。我们的文化也无时无刻处于这一威胁中，我们极其容易变成那一类型人，即我们的尺度就是世界的尺度，这是霸权主义的语言。剥去种种迷雾我们仍然清晰可辨的是，在那些渴望通过国学等手段来实现民族心理的唤起和民族意识的觉醒认同的外壳之下，仍旧是一双双怀疑主义的眼睛。这种怀疑长达一个多世纪。究其原因便在于，我们的文化的发展和维护，始终缺乏一种“与其竞争和预期相异的另一个自我（altergo）的存在（萨义德语）”。自我身份的建构，应该不仅仅是以集体的独特经验的汇集而代代相传的惯性所致，更重要的在于另一种建构，一个牵扯到自己可能与自己相反的“他者”的建构，一个来自他者的不断阐释。
　　
　　当年英国一炮轰开中国大门便是一个很贴切的隐喻：一方面对于领土的占有和资料的剥夺，是外族的野蛮入侵；另一方面，一种来自他者，一种异样的视角开始投射在这个古老国度的上空，从此他们的首领知道了西方先进的器物，合理而民主的制度，以及同样不逊于天朝帝国的灿烂文化。相比前者物质性的占有，后者拥有一种超现实的关怀，并直接抵达我们当下的每时每刻。纵使这种变化是暴力的，且之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带给我们以无限的阵痛。写到这里我们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这一百年来的激荡、不安、痛苦、希望带给了我们的看起来不仅仅只有一部教导后人知耻后勇的近代史。
　　
　　我出身在一个教师家庭，在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似乎是出于职业的强迫症，经常早早把我从床上撵起来去背唐诗。在当时那是一种枯燥的记忆，这种经历后来让我觉得，来自诗人的直接经验并不能传授，因为人与人的生活不同，但经验可以通过教化而来。我从这种学习中的获益在日后小学中学时的语文课堂上得以实现，来自长辈的称赞对于年幼的心来说，一定是学习那些显得艰涩枯燥的古文最直接的动力。在我看来，那是我的国学。那种没有任何功利性的阅读和学习，使现在的我常常神往。至于一目十行地背诵，这已经是值得炫耀的事情了。后来有一次，我读到李光耀的传记，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法门所在，并积极向世界推广这种价值观。据我所知，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随地吐痰而进行鞭刑的国家，他们的小学生从小就会在家长和学校的带领下背诵《三字经》、《论语》，并不指望于后天那种下意识、集体行为的再教育。同时我也不无沉痛地看到自己的变化，当我试图引用某段典籍中可以佐证我观点的文字时，我搜肠刮肚竟不能找出一个像样的句子。
　　
　　以身说法似乎是一件多少带点悲情色彩的事情。我想到我的父辈，他们至少还能摧毁那些被政治丰富了的历史。而我们此刻的状态，却正如王蒙所说：没有历史。我们应该谨记福柯的教导：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但不要忘记，关于二元的表述并非历史本身。历史同时也地告诉我们，它教会给我们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它从来没有教会给我们任何事情。终于有一天，我努力地翻开那些泛黄的书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篇向毛主席表决心的序言。我哑然失笑，再正常不过地迅速地向后翻了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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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楼下的邻居是从外县来成都经商的生意人，邻居家的儿子是个独腿男孩，一条腿齐大腿根截肢。不知是否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父母一直没给他安假肢。十年前我搬到这里时，就见这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撑着双拐凭一条腿跳来跳去，现在已长成大小伙的男孩还是独腿来去，只是拐棍变长了。
　　
　　该男孩给我最深的印象一是懂礼貌，不像大城市的半大孩子不爱答理人，见到邻里长辈总是先招呼一声；二是阳光、自立，上学骑自行车，拄着拐棍，一跳上车，迅速收拢双拐挂在车侧（似乎有挂钩一类配件），竟然驾驭自如。回家停到单元门前，独腿蹦着，三两下就将车提上几级台阶，进了电梯。邻居问需不需要帮忙，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谢谢，不用。
　　
　　男孩似乎学习成绩不太好，夏天晚上大开着窗子时，经常听到他父亲大声地斥骂和母亲的哭泣抱怨。也是，一个残疾孩子的未来显然添了父母更多的焦虑。
　　
　　后来听说男孩上了外地一所大专。
　　
　　今年暑假，又见到了这个男孩。黄昏，我从外面回来，男孩坐在门卫处，站起来叫阿姨，说父母去了重庆，自己误将钥匙锁在家中，叫了开锁师傅打不开防盗门，正在请求消防武警帮助，问能否让消防队员从我家阳台下到他家。我说当然可以。
　　
　　不一会儿，男孩领着两个消防队员来敲门。消防队员动作极快，一人拉着安全绳，另一人几秒钟就缒到下一层的男孩家，门迅速打开，楼上的武警道声“打扰”就拉着男孩出了我家。
　　
　　十分钟后，门铃又响。男孩拄着双拐立在门外，以为他忘了什么东西，忙让进来，他却不动，说：“阿姨，我刚才忘记道谢了。打扰您了，谢谢您！”恭恭敬敬鞠了一躬，然后一跳一跳地下楼去了。
　　
　　我楞了半分钟才回过神来。
　　
　　过了几天，在电梯里遇见男孩的母亲，我提及此事，夸她儿子非常懂礼貌。朴实的母亲竟然感激地连说谢谢，主动告诉我男孩今年夏天毕业了，已在高新区一家企业找到了工作，能养活自己了。
　　
　　这是意料中的事。
　　
　　
　　后记：我不擅长宏大叙事，又是个做不了大事的人，习惯关注细节，两年前写过《由一个细节想起的另一些细节》，本日志还是细节，仅此而已。
　　

�牐牪皇撬�有的青春都无悔，
�牐牪皇撬�有的回忆都珍贵；
�牐�
�牐牪皇撬�有的新闻都真实，
�牐牪皇撬�有的“历史”都可信；
�牐�
�牐牪皇撬�有的“坚信”都叫理想主义，
�牐牪皇撬�有的怀疑都悲观绝望；
�牐�
�牐牪皇撬�有的错误都能纠正，
�牐牪皇撬�有的灵魂都能被拯救；
�牐�
�牐牪皇撬�有想说的话都能说，
�牐牪皇撬�有不想说的话都可以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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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犠詈螅�不是所有分行的文字都叫诗，以上只是周末在网上散步时想到的几句废话，顺便练练回车键。
�牐�

　　读阿明兄博文《我的文革：黄色阅读》，感慨良多。他所提到的小说《牛虻》恰好是我少年时期偷读的禁书中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堪称我的青春启蒙经典。
　　
　　“文革”烈焰熊熊燃烧的时候，母亲被迫在自家门口点起“焚书”的火堆，当着造反派的面把多年购置的中外文学名著一本本投进火中。好几年后我才发现，家中卧室的天花板内，母亲冒险藏下二十多本书，三四本一包，用油布紧紧包裹，细绳捆扎，包括《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上尉的女儿》（普希金）、《茶花女》、《红楼梦》、《唐宋名家词选》等，《牛虻》也在其中，李俍民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繁体竖排。
　　
　　这些书籍，当时全是“封资修的黑货”，它们是我读到的第一批禁书。怕母亲发现，每次偷拿一本，藏在褥子下，晚上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读。那时我大约是小学五年级，求知欲极强极好奇的年代，却活在大片红色荒漠中。可想而知，这些“禁书”带给我什么样的激动和兴奋。
　　
　　在那些书籍中，我读得最激动最被震撼的就是《牛虻》。从小学到中学，一读再读，这部在今天远远算不上文学名著的小说满足了我少年时代对“革命”、对爱情的全部想象。和阿明兄一样，我也背得出牛虻给琼玛的绝笔信。而且对送信的情节记得很清晰，送信人是参与枪决牛虻的行刑队士兵之一，他用肮脏的衣袖擦眼睛，向琼玛解释“我们不得不对他开枪，当兵的只得服从命令。我们的枪瞄不准，只得重新开枪——他笑我们啦，说我们这队人不行——可是他待我真好”。士兵从怀里掏出来的信又脏又皱，是用铅笔写的，有几处字迹已模糊，但开头十分清楚：“亲爱的琼，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因此，如果我要履行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诺言，现在就得履行了。但毕竟，你我之间是不大需要解释的。我们一直都用不着多说话就能互相了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信的最后部分给我的印象更深刻：“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花格子布的罩衫、围着一个皱缩不平的胸褡、背上拖着一条小辫子的时候， 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现在也还爱着你。你还记得有一天我吻了你的手，而你那样可怜地央求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那件事情吗？这是一种不光明的把戏，我也知道的；可是你一定得饶恕我；现在，我又在这张纸上写着你名字的地方吻过了。这样，我已经跟你亲过两次吻，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允许。话已经说完了。别了，亲爱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这样干净、纯美的爱的表白，在那个反常年代，是绝对算作“黄色”的，所以，从小就是“好孩子”的我，每次偷读到这里，一面感动莫名，一面又免不了有种做了错事的忐忑不安。
　　
　　差不多背得下来的还有牛虻在刑场上用嘲弄的语气向士兵发布枪毙自己的口令的段落：“今天早晨你派的这一队人真不行，上校！让我来试试看，看能不能使他们搞得象样些。来吧，伙计们！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向左边移一移。啊呀，朋友，你手里拿的是马枪不是油锅呀！都对准了吗？那么来吧！预备——瞄准——”上校向前一冲，抢先发出了“放！”的口令。要是让犯人发口令去枪毙自己，那象什么话呢！
　　
　　习惯了“样板戏”中英雄在刑场上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的就义模式以后，牛虻的微笑、嘲弄、至死方休的可怕的幽默带给我强大的震撼。“文革”结束后，《牛虻》小说解禁，前苏联根据小说拍的同名电影也解禁，刑场上牛虻的台词被编剧改为：“举枪！瞄准！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意大利和自由的儿子！”典型的苏式英雄就义模式，悲壮则悲壮，原著人物的独特魅力却没有了。
　　
　　


　　1980年重印的中青版李俍民译《牛虻》，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现在书店卖的后出的译本不止一种，浏览一下，找不到读李译本的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