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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5-8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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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那些温暖的细节
——评陈劲松中篇小说《乌鸦为什么会鸣叫》
文/詹学伟
这是一个深受楚风影响的作家，他笔下的文字像神农架林区的落叶松，有一种锋芒直指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同处楚地的子民，又有多少人像他这样热爱这片神奇的土地，以及在此之上那样执着守候自己的灵魂。作品中的伯纬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没有一个作家不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这种偏好寄托了作者内心潜藏的精神危机和担心，包括他对现实中某种隐喻的讽刺。其实在当下的写作之中，过多的形式主义充斥着作家们的精神领域，但还是有那么多的作家固守自己的阵地。特别是那些低层小人物的生存细节——疼痛、心理失衡、简单的获得、精神困惑以及那些尚未命名的多少带有一些野性的生活气息。这些正悄悄的进入一部分作家的视野。正因为他们自身的存在展示了我们这个社会因过多虚构所导致的情感上的冷漠。陈劲松突破了这道写作防线，真正的沉入生活。
为什么要写伯纬这么一个人物，作者说：“他们代表了生活和活着的真理，对于这个越来越迷茫和堕落的年代，我们只有抓住他们才能有信心地活下去。”生活在当下没错，可我们不能漠视小人物卑微的生命挣扎，更不能轻视那些在生存细节中闪烁的人性之光。常常存在的情况是：我们在向现代化和高科技靠近的时候，是以不断地淹没人性作为代价，然后再回头来寻找归宿，而归宿仍然在乡村和那些低层人物之中。因为低微，所以仍可以从细节打量一些人性之美。
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叙述的是在神农架山区里一个叫做伯纬的业余收尸人的故事——在大山深处总是有一些淳朴的山民做着一些没有任何报酬的事情，包括收尸。这些仅仅是良心的驱使。神农架山区曾是一个未开化的地方，这里只有羊肠小道进去，很窄很窄的，但很风光。山里人，就在这种略带蒙昧的世界里过着自己平静的生活。修公路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延伸，一直到那些原始密林之中。多少为这个封闭的山区带来了一些现代气息，伯纬为此而高兴。他的背尸经历是从背王皋开始的。王皋是个地主子弟，胆小、心胸狭窄、善良，总是怀疑自己在修路的过程中死亡，事实应证了他的预感。伯纬因为吃了一点点王皋老婆做的辣椒酱，就答应他不管他死在哪里都会背他回去。他们在半山腰炸石开山，王皋不小心被炸死了，伯纬自己的手指也因此残缺不全。他艰难地履行这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承诺。就这样背着尸体回到了乡里。公路还是在他们家对面的山口绕了一个弯，很陡峭但很顽固地爬上去了。如是，那些旅游观光的、考察的人，有很多连人带车地在这里滑下山谷，或大难不死，或尸骨不全，而山谷下就是伯纬的家。
这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在这里发生翻车死人的事情已经成为一种频率很高的事情。伯纬就自己来清理现场，帮生还者看护尸体，或者等待救护人员的到来。他是那样忠于职守。这不是他的职业，但他已经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职业和一种生命寄托。他只是山里面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他还因此常常被人误解和非难。他一次次地救助那些翻车、频临死亡的人，都市里的现代人，干部、经理、老总什么的都有。可人们馈赠给他的是冷眼和误解，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去帮助别人和收尸。他把自己破旧的衣服脱给那些翻车之后一丝不挂的人穿，而他们还是那样的保持距离，自我界定的心理距离。伯纬对此不屑一顾。
林中的松鸦见证了伯纬所做的一切。这些鸟们在作品中似乎在传达一种神的指令。哪里有死亡的气息逼近或者即将在山路转弯的地方有车祸，那即将迸发的血腥都会引发了松鸦们的叫声。在静静的山谷里面，这叫声凄冽、阴森，暗示着死亡的来临。使你不得不畏惧自然的神秘。即使伯纬在夜间睡觉听到这种声音，都能够作出灵敏的反映，下面的行动就成为一种平常而不可剥夺的仪式了：起身，点燃一束松脂火把，带上自己的苞谷烧酒，要么给那些生还者暖暖身子，要么给那些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死亡者送行。他们所相信的解释无非是那些外来人的过度开发，已经触犯了山神，山神就对那些松鸦们说，去收拾他们的灵魂吧。如是一些车祸总是在那个固定的地方发生。
松鸦为什么会鸣叫？它们是不是也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情？像伯纬那样。他们才是这座山林的真正主人，外界的介入已经使这里的人开始了躁动不安和某种内心的抵制。他没有退缩，是因为他已经把根深深地扎进这片热土里，车轮碾过了文明，也碾碎了山里人的梦幻。
伯纬是作者寄寓了深厚情感的人物，尽管现在有很多靠感觉写作的，但来源于生活的写作永远充满激情，并真正具备生命内质。作者说，“我虽然走了很远，但还是没有走出我的内心，没有走出我坚持的东西，我依然一如既往，热爱农民和下等人，也就是说，热爱我童年所接触到的一切，热爱我的阶级”。小说是有立场的，这些都隐藏在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像之中。
作品的语言也很有意思，诗化的语言更是把读者带入那神秘的山区，“只有落叶松在舞蹈着，展开玉色的裙子。看久了，他们就会成为一群树精”；“他就想到有自己的酒喝是一桩极幸福的事，自己种下的哪一棵苞谷变成了现在的酒汁儿，自己种下的，掰下的，搓下的，又蒸熟的……”这样的语言还不足以表达作者对山林和山民的爱，其余就要靠读者的想象力去体会和拓展文字背后所延伸的精神空间，莫言说的没错，“他用极富有个性的语言，营造了一个瑰丽多姿、充满了梦幻和幻觉的艺术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神农架上但又超越了神农架，这是属于他的王国，这是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一个亮点”。
故事的主人公伯纬自己也是一个残疾人，他的手指已经很难抓住什么东西了。他唯一可以抓住的是自己的心灵。自认为象征现代文明的人，心灵却总是缺少那么一些感人的东西。可这些正是现代人迷失的东西，就在那么一个山垭里，就在那么一个已经模糊得看不清面相的农民的内心里。他用自己的行动已经向所有身为农民和农民的子弟暗示了很多。我相信有很多作家还是在为人民写作，这种立场是真实而高尚的。对生活厚重的积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对卑微心理的潜入、对原始山林的敬畏，都促成了伯纬这个人物的诞生。对生命成长疼痛的直感使作品饱含丰富的情感，像一块玉一样温厚富有悲怜的光泽，作品也因此而获得鲁迅文学奖。
阅读的快感和深度是要靠读者升华精神层面的东西来完成的，作家陈建功说，“他（陈劲松）的实践和思考，不仅足以使我们感到震撼，而且足以使更多的同行深思”。我说作品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深思，而是让很多作家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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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14 星期五(Friday) 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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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关于作家的一些资料——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 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曾在沙俄军队中供职，战死在德国；母亲系中学教员。由于他是个遗腹子，童年全靠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学习上他刻苦努力，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大学的函授生，他在攻读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时期，他应征入伍，当过炮兵连长，并因作战有功，两次获得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按他本人的说法，是因为在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案发”被捕的。从此，他被监禁在劳改营里8年。刑满后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终于宣布他“无犯罪事实”，被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于梁赞市，在一所中学里任数学教员。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从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据《文学报》报道，它是“在苏共中央赞同之下发表的”①。著名诗人、《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为这篇小说写了“代序”，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它说明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领域或现象不能给予真实的描写”②。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反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③。小说即刻轰动了整个前苏联，在文艺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继它之后，前苏联文坛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流放地。囚车和监狱的作品便大量产生。索尔仁尼琴也于1963年连续发表了3部这类主题的中短篇小说：《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事件》《马特辽娜一家》《为了事业的利益》。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1965年3月开始又受到公开批判。可想而知，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症楼》（1963—1967）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1969）已没有可能在苏联国内问世了，它们同索尔仁尼琴此后的其他作品都是在国外出版的，且引起巨大的反响。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前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但瑞典皇家学院却于第二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金。当时，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自然，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去领奖。1971年，他的长篇小说（191年8月》在巴黎出版。1973年底，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也在巴黎出版，这是一部自传兼特写性 的3卷本长篇小说。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4年后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6年他迁往美国。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回归俄罗斯。他的作品得以正式出版。
被流放的文字——读索尔仁尼琴（俄）自传《牛犊顶橡树》
文/詹学伟
像火一样滚烫的文字，自他的笔倾泻而下。我想索尔仁尼琴的闪光点并不全在于他只是个作家，而是在于他通过写作而捍卫的某种立场：“如果不是把我拘禁起来，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的。”他创作的源泉来自于那十多年的流放经历，个人的所受的折磨让常人人无法想象，与那几千万生命相比起来，而在所有的幸存者中只有五人获得自由拿起笔来揭露那场“伟大运动”的欺骗性。为那些被异化的理由——“为真理”、“为捍卫领袖”、“为伟大的苏维埃”而牺牲的生命寻求正义的辩护与控诉。
他的确是受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他的内心一直受到良心的鞭挞。他在内心里面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祖国，更没有放弃自己所深爱的人民。如果不把那些在流放岁月中所经历的写出来，告之于世人，那几千万亡灵会向他追讨属于自己的灵魂和尊严，而他们在成为当局一场政治冲动的牺牲品，并且借着苏维埃的名义。我想是否有上帝，派他到西伯利亚那些冰天雪地里进行长期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困死他的灵魂，必先消耗他赖以存在的身体。但是像他这样的人，有几十个分散在俄罗斯各地，像上帝穿插在人间的良心检测器一样。“是一些闭塞而又倔强的孤独者，每个人都凭荣誉感和良知写作，写出他们对我们时代的了解，写出什么是主要的真理；而这个主要的真理并不只是由牢狱、枪决、劳改营和流放构成的，尽管完全如果不谈这些也不会道了出这主要的真理来。”
为了保存那些记录历史真实的手稿，他受到各种“优待”，因为一篇作品被某个领导赏识，符合了派系斗争中一方的口味，他坐“直升飞机”以火箭般的速度加入俄罗斯作协。这些除了短暂的欢愉之外，所有的噩梦就此开始了。还有对名誉的思考，我想更多的是对死者的尊重。俄罗斯优秀文学作品养育的儿女怎么会把上千万生命去提前试验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并作为它的陪葬品?这也许是遭当局镇压的原因。的确，他许多的痛苦伤害，还有荣誉来自——被权力斗争架空的俄共——据说这是真理之所在，但是他真正代表谁，谁又不敢否认它的确代表人民的利益，但那异化为一种工具，从斯大林手中不小心扔到赫鲁晓夫手中。共产主义在他们眼里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在他们手中不再是真理与科学，而是铲除政敌、争权夺利的的工具。索尔仁尼琴与那些幸存者的不幸遭遇，就是对这场伟大运动的讽刺与见证。
为此索尔仁尼琴为此付出了长达16年监禁、流放生活的代价。海明威说锻炼男人的最好的两个地方：军营和监狱。可是在劳改营中，他们是作为政治犯，这不是三十年代苏联的专有名词，似乎很多国家都感染过类似的政治病毒。中国的作家们似乎却缺乏那种韧性，不像那些俄罗斯作家那样，以沉默来反抗，保藏自己内心的烈火，而不是思想上的自宫。因为他们真正继承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必定透过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场的误解和扭曲，达到永恒，回到它的本位。他们没有龟缩，他们的心在政治高压下还没有歪曲，因为感动于内心蛰伏已久的与生俱来的良知。
因为他们是作家，真正的作家，他们代表社会的良心。他们在为人性、为正义、为真理而写作，而不是为了个人。1970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并非像媒介传言的那样：他的作品是迎合了西方意识形态反共的需要才被授予此奖的。你看看他的记实作品《古拉格群岛》、小说《癌症楼》、《第一圈》等，作品本身已经折射出他的价值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荣誉于他当之无愧，可是比起16年的牢狱，流放、流亡岁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人生许多该有不该有的痛苦与磨难从没有放弃一些可能的机会光顾他，这痛苦与磨难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但是他挺住了，保存了那些流放的文字和手稿，让人们在文学这个通道上窥见了俄罗斯上空的阴影。就是这么一群不识时务与不知好歹的牛犊一次又一次的去顶撞那棵弥顽不化的橡树，那些被扭曲的心灵，政治高压下的生命，被曲解的真理，就是这个作家让后来者找到自己身上的骚子，独立思考的存在，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表现。
当局企图掩住长满蛆虫的酱缸，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笨拙动作暴露出比黑色更为直接的肮脏记录，这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他们制造伤害，而作家在无论多少次伤害之后，不断竭尽全力去保存、记录那份伤害，为了后人不再重复这种灾难性的甚至毁灭性的痛苦。
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向世人证明了他们无愧于俄罗斯社会的良心。个人的存亡，荣誉在5000万亡灵的追讨下，而失去了自怜的机会和可能性，活下去，就要写下去，仅仅是为保存一份真实的历史，也仅仅是为了还真理以本来面目。
（《牛犊顶橡树》，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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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11 星期二(Tu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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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学伟
前言：袁雅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是湖南大学的本土作家，以写小小说和都市题材见长。鲁迅文学院第三届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在《人民文学》、《小说界》、台湾《蓝星》诗刊等发表作品多篇，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给男人一把钥匙》、《给女人一次机会》、小说集《红甲虫》、小小说集《隔音玻璃》、散文集《家以外的天空》等。作品曾入选中国年度小小说精选、中国小小说选（英文版）等选本。先就职于湖南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在湖南作家网上面有她的个人专访《袁雅琴：流淌一种率真》
我的刚进入大学时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在她的手下发表的，她对于我进入文学这个田地有很多帮助和教益，惟有好好的努力，写出一点好的文字，算是汇报所有师者的关爱。《谁能够让爱回家——— 读袁雅琴的长篇小说《给男人一把钥匙》》先后发表在湖南红网和《东方新报》的副刊上面，不过都有删节，今天发到这里的应该是一贯比较全面的书评。
谁能够让爱回家——— 读袁雅琴长篇小说《给男人一把钥匙》
长篇小说《给男人一把钥匙》(北方文艺出版社)
尼采说过，“到女人那里去，别忘记带上你的鞭子”。这鞭子是为抽打和教训女人的，给其自由而又不至于放纵，可鞭子最终还是打在男人的心里。因为男人的心是用了来装女人的。女人自以为懂得男人，急急忙忙的闯进男人的世界，还是不懂，当生命几乎走过了一半，还搞不清楚男人和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女人总是说，“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而现实中挣扎的男人也在反问，“你何时曾打开过我的心门啊”。在这种相互诘问中，袁雅琴的长篇小说《给男人一把钥匙》给了所有带着这种疑问的人们一个模糊的背影：在平和的文字中，男人放下了坚强与脆弱，女人放弃了自私与冷漠，相互拥抱在寂寞的都市丛林里，演绎那场与风花雪月无关的平凡琐事。他们能够给予彼此一把钥匙，打开这个被冷漠、自私、现实而又庸俗不堪的世界吗？
作为本书主人公之一——阿图的命运，给予了我们很多的答案和启示。出身农家的寒门学子，毕业之后，在人世沧桑的几经变幻沉浮中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商人的双重角色，尴尬的处境一步步的逼得他失去自我。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挤进所谓的上流社会，而这些的直接原因就是初恋时期一个女人给他的打击和伤害促成的。是的，当社会吞噬了所有的灵魂之后，人们在都市里的行走，已经被物质化的生存折磨得失去原样了。曾经的大学同学，美好的花样年华，纯洁的校园恋情，都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男人们追逐名利的代价。可最终得到的、所拥有的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心，是那些大把的钞票、别墅、小蜜等等这些极为世俗化的东西，就能够滋养一颗像飞轮一样转动的心？那心被践踏过无数次之后，仍然有那么一片丛林挺立着，随时准备栖息那飞来的鸟儿，渴望它能够衔来一枚温情，可他所渴望的最后一缕温情也迟迟不肯到来。
你很难搞清楚是残酷的社会和无常的命运故意安排这么一种角色，让我们在忙碌之余去体会男人们坚强背后的失落与感伤；还是让这个角色在另一个方面暗示了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排挤？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有句话说得好，“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它从一侧消解了男人们过度的功利心，更多的是应该让内心去感受一些让人时常充满感动的东西——比如说：爱、温暖、渴望、关怀等等。可是一些势利的女人，尤其是那些都市中被欲望膨胀得面目全非的女人，她们还会在那些受伤的男人们的心里狠狠的踩上几脚，算是给男人的奖赏或报复。女人有一千个理由依靠男人，男人就不能有一个或者哪怕是半个理由依靠一下女人？书中的游风就是这种女人，我想你身边要是出现一个这样的女人，十个优秀的男人都会被她毁灭掉的，不信你试试看。而另外的一名女性李依依却用骄傲和过于自我来折磨两个爱她的男人——文以勒和阿图，故事从这个点开始向四周辐射，发出现实的微光——若而不可缺。如果你将本书的故事简化为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藕断丝连的情感故事的话，就注定你要失望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表象，深层的东西你还没有开掘。这种开掘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生活感受，因为有些文字的叙事就不是为游戏和调侃的。
你如果照这种思路——玩世的心态——解读下去的话，那么你也太不尊重这世间所剩不多的温情了。只有当你端正了对待生活的态度的同时，你在阅读的时候才会有所收获。阿图因为从毕业到那个小城的成功人士，在到成为植物人悲剧，一般人是很难接受这样的情感宣泄的。因为同时爱恋着李依依矛盾冲突、因为在被女人贱看的屈辱下，变成这样。为了生存，最后是否走到一起，不得而知。作者这样的处理，让读者满是疑虑，是否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或者失望，再或者是给读者留下一点心灵空间——去容纳我们最需要提高生命质量的一些微量的情感元素？
其中许多较为精彩的片段，是要仔细去体会的。初读时，会让你失望，因为它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在字里行间给你提供可供玩味的人生意味，这对于没有生活阅历的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没有阅历也不要紧，读过之后，会让你对人生多一份历练和老辣，我想更多的是失望吧。我们曾经想象美好的人生和事业，也还不是如此的残酷和现实生活面前就范，但是男人就是男人，他们和女人一样，是朵花，也需要爱和情感的滋润和理解，或则他们也会凋零的，当世界只剩下最后一朵女人花的时候，那该是多么的单调和无奈啊！女人这些花，和男人那些花不是为了陪衬对方而存在的，既然上帝造就了男人和女人是为了让他们相爱，也不是依附，成为对方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应该随身带者钥匙，时不时有空的时候，打开门到对方的心里去坐一坐，一个家庭需要男人的打拼，更需要女人在男人的心里打理——落满灰尘的心里应该时常记得清扫。
袁雅琴带者这样理解的心，用笔给男人们，披上了一件挺不错的风衣，风中的男子也有寂寞与痛苦，这伤口的两半之间是一颗心——是一颗期待回归到女人内心的心，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认识到男人的真正归宿。什么名，什么利啊，不及一颗真正的女人心，那才是天下男人所需要的风衣。
在这件风衣里，我们不用试探和窥窃，就能够成全男人的虚荣心，无可责备的那种。和所有女人一样的渴望，我们的心里除了欲望之外，还应该留下一扇门，让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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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7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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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江堤是湖南大学的本土作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散文作家，青年学者。1962年10月23日出生于湖南衡阳县金兰乡木瓜村。2003年7月21日因病去世。
1985年毕业于湖南大学机械系，留校工作，1990年到岳麓书院从事古代书院遗址及相关文物研究。自1998年以来，开始实施中国古代百家书院遗址考察计划，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特别开设 “书院内外”专栏，刊发其考察笔记。1987年发起中国新乡土诗歌运动，创立新乡土诗派。已出版《新乡土诗派诗选》等流派选集4部，个人诗集9部。诗集收入新中国五十年“文艺湘军百家丛书”，作品入选《新中国五十年诗选》。近年来，从事文化散文写作，是多种报刊的专栏作家或主笔，在《长沙晚报》开设的湖湘文化遗址随笔专栏获湖南省优秀专栏金奖，影响甚广。已出版文化散文集《山间庭院》及文物文化随笔集《中国古代书院》、《诗说岳麓书院》多种。与人合编《智者的声音——在岳麓书院听演讲》、《千年讲坛——岳麓书院历代大师讲学录》、《思想无缰》、《智慧在此》等文化演讲书籍及“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丛书”、“新青年文丛”，被称为出版市场的品牌书籍，并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评论者普遍认为江堤是一位才智型作家，具有诗人、作家、学者的三重秉性，拥有独立观察事物和思考事物的立场与方法，有性灵飘逸的创造性品格，他对文化的诉说来自灵魂深处，其作品对社会和时代有一种和风细雨的暗示作用。
《 散文选刊》主编王剑冰先生说：“江堤善于对历史、社会、人文与时代进行不同视角的探寻。他是一位学者型、也是智慧型作家；他的语言充满诗性特质，透彻而鲜活、哲理而生动。”
著名作家唐浩明先生说，像江堤这样来写岳麓书院的，“古往今来怕是第一人”，“理性与诗性化的结合，在这本书里达到了完美的境地”。
江堤说，我在写瓦片的时候，反复强调的是灵魂有形。灵魂是可以烧制的，烧制成瓦片那样的形状。
评论家龚旭东先生在《三湘都市报》上撰文说：“有一种诗性与理性相契合、相交融的独特品质……深刻体现出作者的诗人本色，表现出作者灵魂栖居于兹，神魂萦绕于斯的痴醉状态。”
2003年，我也留在这个学校工作，而却是他刚毕业工作的地方编辑副刊，还给他开过专栏，得到江老师送给我他的诗集，转眼一个暑假来了之后，他就已经去了天堂，这是我们的损失，是湖南大学的损失，乃至是文艺界的损失，之所以这么说，你看了他的作品，应该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作家和作品。我因为失去这样的老师而感动悲痛，因为失去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而愈加怀念他的作品和他在词语密林中行走的方式。
他生前出的那些书，我都收藏了，并却认真阅读了，有的还不只读过一次，特别是《山间庭院》、《瓦片》、《书院中国》更是经典，我想怀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在这快土地上面认真的书写。湖南大学至少五十年之内，难有人可以超越他开创的文化空间，没有读过他书的人也许认为这是夸大其词，但是请你们认真的、认真的读了他的作品再说。
成全一种逝去 —— 评江堤文化散文集《山间庭院》
当我合上《山间庭院》最后一页的时候，书的写作者江堤却离我们远去了。我寻找交流的空间在死亡面前成为一种不能修改的遗憾。他以自己的生命为这座庭院做注释，或许这仅仅是一个开头，在他生命的旅途上，这种不经意的标点对于时光的流逝而言显得无比的短暂。以后的标点都被时间的脚步碾碎，我们偶尔拾到的有关他的片段都在不经意间落满灰尘。
而我在他的文字中全然不在乎这种流逝，之所以如此认真、执着地打理这份文化家产，是因为他一生的求学、工作、生活在这座书院之中。那里一株桂花、一枚石榴、一块碎瓦片都被他的目光阅读过无数次，这种阅读让他远离人群芜杂，而与一群古人的精魂进行着精神上的交合，这种外人无法理解的生存状态及早的耗掉他年轻的生命。年仅42岁就与这座书院挥手告别，该有多少的无奈啊！一切那么的突然，又似乎被某种玄机所预定之中，还没有用足够的文字在世间打声深情的招呼就被迫到那些文化古人那里报道去了，而我想象的可能在很多时段成为多余的猜测。为少了一位师者，少了一位朋友而苦闷，阴沉的天空似乎偏偏容不下他那一抹斜阳。远去风景的图象在被后人复制和拷贝的时候，人们相视而笑的诡秘让人多少有些失望，在失望中看逝者的文字，滚烫、澄静、恢弘、无边，倾泻在岳麓山脚下的一条条小道上。又有多少人在他无奈的背影中找到现代人的失落与尴尬呢？他走了，遽然间，让平常的思维狠狠地打了一个激灵。我们少了一个可供参照的传统文化复活的标本，多了一些徘徊与等待。
一千多年前，也许是几百年前，朱熹、张拭、王夫之、王阳明他们所渴求的知音——江堤回归了这一文化母体，而这本书的写作则成为他精神道路上的通行证。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唐风宋雨安插在这个时代的间谍。对现实的解读让他一再的失望，特别是在《树殇》这篇散文中，他与那棵千年古树的精神汇通似乎是一种不详的暗示，或无情的约定。
江堤并没有死，可以肯定是他用文字把自己融入到这座书院，而书院是否晖映他同样的期待将成为一个秘密。他到历代山长那儿报道去了，带着对书院与现代文明的绝望离我们而去，还带着历史文化的某种堕落。因为文化象一名风尘女子一样，在街灯下面涂抹过多的脂粉都无法掩饰它苍老的容颜。书院缺少了江堤以及他打点书院的这种方式，我猜测文化或许在尴尬之中将绝路逢生，九泉之下的他面对这种境地也许仍然无能为力。
多少个下午或日落的黄昏，许多像我这样的人夹一本书独自一个人坐在书院的古树下面，以为能够遇到他所遇到的、以为能寻到他的一丝足迹，可是没有！可以预料的情况常常是失望而归，这种肯定的判断来自于生命对死亡的无能为力或者是本能的排斥。
但我想在他的文字里除了爱之外，还用自己的脚和心丈量了历代书院人的孤独，世态炎凉过多的体会加深了他对世俗的唾弃。我以为他是在两种文明的夹击中牺牲的，那种独自抗战的局面说不出是凄凉还是豪壮。《山间庭院》这本集子似乎就是他为自己草拟的悼词，其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浸润着一个文化卫道士的心血，而这心血经年的累积变成只有自己所能够理解的压抑。寻找突破口释放却是以生命的代价。江堤一直拒绝以世俗的心来演绎他与书院这段传奇般的爱情。书院只有一座，就是岳麓书院，它的一生中拥有无数个情人，而江堤只是为它献身的一个，下一个将是谁？这种发问跌入世俗的陷阱，以一种文化时尚吸引一批真诚的虚伪者在书院的周围或者里面晒晒太阳、嗑嗑瓜子，这就是我们所期待与渴望的吗？
这些做作、这些选择无关紧要；这些人，无所事事也无可奈何。对于书院而言，可有可无的。如实江堤在某种文化的热切召唤之中走向宋朝、走向明朝、走向清朝、走向那些沉睡于山脊之间的一颗颗不死的灵魂。留下一大堆貌合神离的背景，有些人欲哭无泪。有些人在书院文化的传承中附带他的生命，而对于另外一些人，至多只是添一些饭后的谈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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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4-3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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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味《两个人的城市—龙城幽梦》
文/詹学伟
编者按：曾坤先作为我校的一名经济学教授，晚年笔耕不缀，1998年退休后转向文学研究与创作，终于在2005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其长篇小说《两个人的城市——龙城幽梦》。这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自出版以来，在读者中产生较好的影响，受到读者的好评，本期《读书月刊》选取作者、读者、编者三个角度推出一组文章，试图从中解味作者的创作心态以及作品新反映的社会风貌、人世变迁等，体会作品所展示的“普通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遇、悲欢离合、生死情怀的长轴画卷”，让读者获得文学享受的同时，也能从中受到人生启迪。
当年情非得已的选择，像一只虫子一样蛰伏在体内时刻准备出动。留住它吧，那颗心总还是以自己的频率跳动，切合着岁月给彼此划下的伤痕。你忘记得了吗？我想对于任何一位读者而言，当你和你曾经心爱的人因为各种原因而分道扬镳的时候，那种痛楚不断地折磨着当事人的记忆与活着的人。让人无法释怀的时候，心头总是故人影，可是故人已乘黄鹤去。
这样的打击会让一个人陷入爱恨交错之中，隐去了时空的界限。尤其是对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而言，他还能做什么呢。也许年轻时的轻率选择让他饮恨终生，唯有文字把曾经的对心上人的爱、恨、忏悔说得清楚，算是对五十年来的经历和选择给一个真实的答复和描述，这种描述之下于是就有了曾坤先先生洋洋46万言的长篇小说《两个人的城市——龙城幽梦》的诞生。
小说描写的是在解放初期，两个同在龙城一个派出所工作的青年男女——贾奎元与霍姬龄——在工作和生活中产生了朦胧的爱情，由于时代背景、性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动，两个人的理想追求的不同导致了爱情的悲剧，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纠缠不请的爱恨情仇。如果仅仅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恐怕会落入俗套，在其中穿插的契子让这些故事变得曲折和无可奈何。就像作者在题记中写到的：“往事不堪付东风，花落龙江去无踪。一龄已作泉下土，梦断龙城太匆匆。”交付给东风的不仅仅是往事，花落花开时，伊人还在心里。那种缠绵、那种历经风霜之后的泰然自若本可以交付给东风的，可是一个电话、一首诗歌也全然不顾理性的羁绊，在顷刻间让爱在记忆中由模糊变得清晰，并从中窥伺男女主人公年轻时那段真挚的情和爱。如果说年轻时的爱是粗糙的，那么经过风雨洗礼后的爱却变得澄静而动人。
爱情于当今这个社会似乎是奢侈品，人与人之间多的可能是欲望或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于是作者所描述的那个年代的爱情在字里行间就多了一些韵味——爱得热烈而真挚——可韵味中的杂质是谁可以过滤掉的呢，那些杂质也非一般人所为的，如是悲剧的诞生就成了合理成章的事情了。处于爱中的人，是应该多一些理性还是感性，恐怕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作者对于若干年前那段感情反观就更加难以说服众人了，理性多了会限制感情的表达，感性多了会产生冲动酿成恶果。男主人公贾奎元是因为理性而分手，最后那种无名的压抑，他说自己应该忘记或者把他们留在记忆里面，或者不愿意提起，人就是有那么一种区别于动物的性格：对于爱过或者恨过的东西，在心里只会被岁月洗得更加明亮。他也是感性的爆发之下去寻找他的一龄，可惜“人成各，今非昨”。
当年的离开多少是有一些冲动的，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小说的阅读，曾经先后有湖南妹子、肖莉莉、霍姬龄、小张暗恋或者爱上他，使贾奎元的爱情经历了更多的考验，这考验除了增加小说的情节之外，更多的是加深了他对霍姬龄的爱。其中滋味谁能解啊，恐怕只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才能理解。解放、“改造”、“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等一系列风暴让人措手不及，感情的选择不再是个人的事情了，许多人都被迫作出无奈的选择，因为他们的言行都贴上了时代的标签——姑且无论对错——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前就放弃一段感情，是多么可惜和令人痛心啊！总以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对的，可是失去霍姬龄的爱，责任应该是他。他总有理由，在那些风暴面前，贾奎元是比较敏感的，敏感地扑捉到一丝一毫的变化，所以能够及时后退。在这一点上，霍姬龄当然比不上他了，如果不是贾奎元的同学罗小花告诉他霍姬龄快要病危的消息，我想他可能就把这段感情一直埋在心里，直到去另外一个世界，他的意识里是应该忘记过去的那些事情，可是在可以忘记的同时记忆又在不断的修复自己——事实总是无法扭过头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发展。他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些道义——至少他们曾经爱过，还算是朋友——这期间可以产生的一些暧昧的想法和举动都被自己的理性克制住了。他们在感情面前成功的克制很让阅读的人大失所望，那克制与其说是保持了君子的风度，还不如说是以伤害别人和自己的尊严为代价的，曾经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萨修女不是说过“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爱”。他们是为了尊严而不得不放弃爱。
他应该去看看她，她也在等待他的到来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可是直到她死后才告之真相——如果不是罗小花追问的话，那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就一直是个谜，隐藏终生。
霍姬龄四十年来的念念不忘，是因为觉得他辜负了她。贾奎元只是从她的性格来推断她，即使与之结合也不会长久，事实未必见得。他低估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对感情如此的赤诚的女人所付出的忍耐和牺牲，贾奎元应该珍惜和怜悯，一个女人在那种卑劣的环境里又怎么可以抵挡那么多的闲言碎语呢！他不挺身而出还责怪她，是他后悔一辈子的失误：以一个男人的想法去要求女人，尤其是自己喜欢的女人。造就他们悲剧的除时代的因素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双方的个性，曾经在龙城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人不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后来却分道扬镳，这怪谁？个性强，又极其自尊两个人就像带刺的玫瑰，相互吸引又相互伤害。如果要推脱理由的话，可能他们原本就不应该相爱，那也就没有这样的悲剧产生了。正因为爱情是一件无法说清的事情，也无所谓对错。贾奎元最后的探望无非是弥补自己的愧疚，那些献给霍姬龄的诗歌和鲜花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天堂真的存在和灵魂可以回望，霍姬龄应该可以瞑目了，或者在某一个春日的早晨读贾奎元烧给她的那些情诗了。微笑如花，而曾经的爱与恨也像花一样绽放，贾奎元用尽最后的力气去收拾那些花瓣：一个老人在黄昏里走着走着，与夕阳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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