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洪彬：一个人的布拉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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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6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教育改革的社会死结
文/张洪彬 首刊于《校长》杂志2010年第1期  ◆为何应试教育挥之不去 成都市近期开始大力整顿奥数补习市场，赢得满堂彩。不过笔者更愿意相信成都一名从事奥数补习的老师的话：“这肯定是停不下来的”。我相信，在教育机制没有得以根本改变之前，包括奥数在内的应试教育是无法克服的痼疾。 尚在10年前，笔者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时，就在重庆亲眼目睹了一次类似的行动。教委响应家长意愿，一纸命令要给中小学生减负，具体措施大概就是规定学校几点放学，不准学校补课，教师给自己的学生补课要被处分，等等。果然，还在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就看到各中小学学生欢天喜地走出校门。然而，再过几天，我们就看到各高校的家教培训中心顺应家长意愿，在街头摆摊设点，生意兴隆。 无独有偶。2004年前后北京市教委下文禁止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给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一纸令下，学生和家长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听辅导班找家教。由于民怨沸腾，2005年3月，北京市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又发表联合声明，“考虑当前形势下群众的升学需求，允许学校在第二学期对高三学生适当组织补课”。 我们还可以看到更近的案例。2009年9月，四川省教育厅发文规定不得组织走读生上晚自习，周六不准补课，并且配以严格的督察。可是禁令一下，我们就看到有家长声称“绝对不能取消晚自习，这是对孩子不负责的表现”，并犀利地指出取消晚自习的后果“一是学习成绩下降，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将有一批能成才的学生走向不良道路；二是水平不高的家教业应运而生，害得家长负担增加，学生学习负担并没有减少，成绩反而大大下降”。事实告诉我们，这并非杞人忧天。 最具戏剧性的是2004年前后南京教育界的一场风波。南京市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坚持周末不补课，取消晚自习，其结果是高考升学率在全省排名靠后，许多家长把孩子从南京转到其他城市，或者把孩子送到校外周末辅导班。2004年7月8日一篇题为《追问南京高考之痛》的报刊文章激发了汹涌民怨，家长的一致心声是“孩子考不上大学，搞什么教育都没有意义”。南京市教育局被迫颁布新规，允许学校周末补课，恢复晚自习，不久，南京市教育局又再次下文，重新把高考成绩纳入中学考评体系。这场风波足以载入中国教育史，因为它集中地展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困境，清楚地呈现了当前中国应试教育的纹理，准确地解释了素质教育为什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仍然流于具文。 家长一面祈求政府给孩子减轻负担，一面自掏腰包把高校学生请回家给孩子做家庭辅导，不可谓不矛盾。你要故作不懂地问他们：您这是为什么啊？他们总会苦笑一声说：“有什么办法啊，小孩要是考不上重点，以后怎么办？”重点学校教学质量好，学校硬件好，升学前景好，就业前景好，学习环境好，学友资源更优质，有利于孩子的人脉拓展。这些指标之间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了解了重点与非重点的差距，我们当然就容易明白家长一方面逼着孩子学习，一方面又心疼孩子负担重了。 不仅家长如此。学生、家长、教师、校长、教育主管部门，现在全都陷入应试教育的困境中。大家都被勒在同一条打着死结的绳子上，人人都紧紧拽着绳子，没有人敢首先松手去解开这个死结。所有的人都知道，谁首先伸手去解这个死结，谁就得先付出沉重的代价。此话绝非危言耸听，学生若分数不够高，你就会被重点拒之门外；教师无论多么诚心诚意地搞素质教育，如果你所教班级的成绩不够好看，就有你好看；一个校长或教育官员的政绩，首先就是升学率、重点率，否则你也别指望上级和家长给你好脸色看。 一个误区是，教育主管部门似乎认为症结所在是教师受利益驱动，只要斩断这条黑手，就能有效地为学生减负。于是我们看到近期禁止有偿家教成为各地纷纷采用的手段，教委权力不够大，就联合上省委、省人大、教育部等等权力更大的部门；政府禁令不顶用，就立法；通报批评威慑力不够大，就撤职，是否违背更高的法律也管不着了，颇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要知道，教师受利益驱动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家长和学生受高考压力迫使。 回到本文开头，读者定然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更愿意相信奥数是停不下来的了。不仅仅是因为那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还因为它没有顺应市场的需求。只要奥数成绩或明或暗、多多少少影响升学，奥数就有市场。虽然成都教育局一纸令下，禁止把奥数成绩纳入升学考核标准，但那只是一种显性的态度而已，隐性的呢，如何禁止？ ◆单一化的学校等级体系 正如南京高考风波展现出来的，要打开应试教育的死结，突破点在家长。而要从他们入手，肯定不是下一个公文明令“家长必须无条件支持素质教育”就可以解决的。不要忘记，公文即使盖了公章，也只是一张纸。正确的办法只能是，认真去回答他们的问题：“孩子考不上怎么办？”“孩子考不上重点怎么办？”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现实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吧。孩子考不上大学，可以出国读书，可以自主创业，可以上职业学校，可以外出打工，可以回家务农。 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家庭来说，出国念书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许多在国内无法应对高考的学生到国外学习如鱼得水，数年下来，素质、能力、成就远超国内名校毕业生，这是屡见不鲜的。不过，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出国读书的经济支出不是多数家庭提供得起的，这条道路只属于极少数人。 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自主创业在目前基本是个不靠谱的说法，尽管你可以找一大堆反例给我。一方面，创业环境并不乐观，小型企业缺乏银行关爱，资金链极易断裂，另一方面，初出茅庐的学生，在社会风险、人脉资源、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可能一点优势都没有。 职业学校，不管是新高职还是中等职业学校，多数硬件设施陈旧、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生源差，校风学风差，学费还比本科高两三倍，再说，将来就业做一线工人，做的全是累人的体力活，收入很可能比本科毕业生搞行政、搞技术的差很多。这条路当然不是什么好路子，它只能成为家长和学生不得已的选择。在一个津津乐道于“made in China”、拥有13亿人口的制造型大国，职业教育水平如此低下是件匪夷所思的事。如果希望这条出路减轻高考压力，缓解应试教育的灾难，无疑首先需要改变职业教育的现状，使它对家长和学生有足够的吸引力。当然，要改变职业教育的现状，也不是通过一部职业教育法、颁布一道促进职业教育的命令可以解决的。政府和社会必须提供职业教育赖以成长的肥沃土壤。大量的制造型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和就业机会，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使学校可以设置更为合理的培养机制，较大的财政支持力度使学校可以免除经济困境，丰厚的薪资使学校可以招揽到优秀的教师，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使一线工人的劳动更为值钱。 外出打工是未能升学的农村学生的最为集中的去路。我有许多儿时伙伴中学毕业就外出打工，因而对其中酸甜苦辣甚有耳闻目睹。没有医保，没有劳保，没有8小时工作制，没有双休日，缺乏安全感，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下，饮食和居住只能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电视剧《生存之民工》对这个群体的描述，只能叫轻描淡写。这个出路自然不是什么好路子。 回家务农就更不是什么好办法。对三农问题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前农村经济凋敝到何等程度，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体系中节节败退，而大面积机耕作业又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青年人可以选择的。 显然，现实没有给家长的第一个问题提供满意的答复，高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独木桥”，上边何以那么拥挤就不言而喻了。 近十年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大学扩招，拓宽了这座独木桥的宽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考的残酷度。然而，随着扩招年复一年的推进，我们发现，扩招的缓解作用似乎不再明显，虽然现在高考升学率普遍在80%左右，但是奋战在高考入口处的学生、家长和老师负担似乎并未减轻，高考压力仍然非常的大，极少有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学生素质的培养。因为人们在乎的不再是考上大学，而是考上重点大学甚至名牌大学，更准确的是211、985大学，从今年开始再多一个C9（号称中国的常青藤），甚至只是北大清华。 重点大学硬件设施好，师资队伍好，生源好，就业前景好，优势和重点中学差不多。显然，他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阶段。究其根源，他们因为名列各种重点大学名单，获得的国家财政支持就大。以985大学为例，北大、清华每年财政拨款各18亿，浙江大学 14亿，南京大学 12亿，复旦大学 12亿，上海交通大学 12亿，中国科技大学 9亿……还有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实验室（研究院所）、国家级和省市级重点学科，不同等级在资源配置上都是严格区分的。大学排行榜不是武书连制造出来的，而是政府用它的财政拨款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与此相反，随着近年高等教育的迅猛扩招，师资建设和教学管理都跟不上节奏，高等教育办学质量普遍下滑，首当其冲的又是无法列入各种重点名单的高校，尤其是民办高校。对考生来说，读非重点大学，就意味着前途暗淡，这不是他们的误解或主观臆断，而是事实。 政府官员从政绩出发，总是乐于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于是我们只能看到好的更好，差的更差。相应地，在就业市场上，大学之间也差异明显，不仅在薪酬上差异明显，甚至在申请当地户籍上也分三六九等。如若不信可以去看看应届毕业生申请上海户口的评分细则，211大学毕业生多少分，硕士研究生多少分，博士研究生多少分都有细致的规定。既然如此，学生当然要拼死拼活上重点大学了，而且管他有没有学术兴趣，尽量还得弄个研究生文凭。 大学的单一化等级体系必然会影响中学的等级体系，高中分重点和非重点，初中也分重点与非重点，小学甚至学前班都会分重点和非重点，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小学中，还可以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年复一年地发文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分重点非重点，禁止区分重点班非重点班，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禁令通常都流为具文，原因正在于这样一个单一化的等级体系既成事实，而财政拨款、各种评比又总是在强化这种等级排名。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禁止学校做广告，禁止学校搞生源大战，禁止学校宣传高考升学率等，另一方面又在资源分配中强化学校之间的等级，其结果当然是禁令被人当作废纸，谁都懂得上级发的哪些公文是“做样子的”，只是需要跟着吆喝两声，做个政治表态而已。谁真的把这些禁令当回事，一定有苦果等着他。 ◆教育机制需要多元化 “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是中小学教育的潜规则。“素质教育”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迄今不仅没有能够取代应试教育，连撼动它的迹象都没有。相反，应试教育正在凯歌高奏，攻城掠地。 应试教育正在往两头延伸，一头指向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另一头则指向大学教育。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应试教育正在入侵幼儿园，三岁孩童也得为升学择校做出艰苦努力。另一方面，近年媒体屡屡报道一些高校正在沦为考研基地，考研上线率已经成为一些高校的考评指标，一些高校专门设立考研班，对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实行经济奖励。除此之外，英语四六级考试、英语口译考试、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等考试已经风靡国内高校，许多学生大学四年都在对付这些考试，一旦考完则忘得一干二净，而专业课学习则能混辄混。 许纪霖教授在《等级社会是如何再生产的——再论考研变高考》一文中分析应试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时曾...... 2009-12-30
星期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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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蚁族传递出来的危险信号
刊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12月30日第10版  ■张洪彬 高智、弱小、群居，这是《蚁族》一书描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特征。所谓高智，即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毕业；所谓弱小，主要指低收入；群居，则指聚居的生活状态。这几点都很类似于蚂蚁，遂称之“蚁族”。大学生曾被视为天之骄子，人中龙凤。时闻近年大学文凭严重贬值，但昔日龙凤，今朝蝼蚁，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 唐家岭、小月河，这些对北京人来说也显得陌生的地名，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那里住着数万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来自外地农村或小城镇，多数来自地方院校和民办高校，大学毕业两三年，月收入一两千元，在北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社会保障。这群人既雄心勃勃，又怀着强烈的挫折感和被排斥感。 作者廉思觉察到这群人的焦虑、抑郁、挫折感、敌对情绪，他对这个蕴涵着巨大力量的群体的聚居状态表示担心，压抑的力量一旦被点燃，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威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项研究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蚁族现象所反映的，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不仅仅是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住房问题。透过蚁族现象，可以看到“转型时代”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城乡二元体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政治权力公信力的严重流失，仇富心态背后的阶级仇恨，对弱肉强食法则的认同，道德水平急剧下滑，社会认同感日趋稀薄，暴力心态急流暗涌。 蚁族成员主要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家庭背景主要是中下等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现状正在重蹈父辈的覆辙。他们所享受的教育资源，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大中型城市中的同龄人，“输在了起跑线上”，于是满盘皆输：他们进入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机率更低，总体上他们享受相对较差的教育，相应地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技不如人。一个家在北京郊区的女孩子，现在住在小月河的蚁族聚居村里求职，她虽然是北京人，对北京也很认同，但是她家在农村，从小便在很普通的学校读书，“既接触不到奥赛也进不了市重点”，于是她读了不那么好的大学，于是她求职路上困难重重。她知道自己今天的困境如何得来。正如书中所分析的，当今越是苦读的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在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份儿，“家庭背景成了他们起点上的软肋”。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出身的不同，可以影响他们一生的轨迹”。虽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些贫寒子弟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但是从概率意义上说，这些案例不足以挑战这种结构性的轨迹，在他们心目中，“出身”与“阶层”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社会不公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 在这种现象背后，有体制性的根源，即城乡二元体制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贫富分化加剧，阶层流动减缓，阶层对立情绪加剧，借助公权私用、血汗工厂甚至黑社会等不法手段迅速致富的暴发户在社会公德方面频频曝出丑闻，确有为富不仁的嫌疑，仇富心态必然加剧。近年关于富二代贫二代、关于国企高管天价年薪的新闻之所以能引起全社会关注，原因正在于此。 这种状况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青年人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根据该项研究，蚁族的心理健康水平总体上低于全国水平，大多数人对生活现状不满意，有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感。他们越来越相信，道义不如力量有用。在该书中我们看到，蚁族聚居村唐家岭的收取保护费行为，深刻地影响了蚁族对社会的看法。因为拒绝交保护费，学生与收保护费的人发生暴力冲突，后来警察来了，却把拒绝交保护费的人拘留了，这样的现实在这些刚刚步出象牙塔的年轻人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书中有个叫李鑫平的蚁族成员，每天到公司上班，刚走出电梯，迎面就能看到一张巨幅海报，内容是狮与羚的故事：“在非洲，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否则就会被吃掉。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追上跑得最快的羚羊，否则就会被饿死。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每天早上他走进办公室，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奔跑”二字。这是典型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力量是最为重要的，道义是隐退的。这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教条，而且通过日常生活一再给予他们教训，进而为他们所遵奉。一个蚁族成员在回忆自己小时候打架的往事，他这样说：“我突然意识到这事儿挺好（指殴打同学），只要我敢打，别人就不敢欺负我，我就可以站直腰板说话。于是那年暑假，我让老爸送我去学武术，学了两年。两年里，我学了就用，用了再学，一天比一天能打。直到小学毕业，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对道义的信任日益稀薄，对力量（包含政治权力、经济能力以及非法暴力）的强烈信任，其前提是对合法渠道越来越不信任。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在衰弱，秩序正当性在流失。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这都是致命的。 总之，蚁族有强烈的挫折感和被排斥感，他们对社会不公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被现实生活教训得越来越信任力量（包括暴力）。正如作者所分析的，这个“精英候选人”群体有朝一日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必将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威胁。问题还不仅仅是蚁族。为暴力喝彩，是这两年网络言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上海闸北杨佳袭警案后，许多人把这个杀人犯当作英雄崇拜；北京城管被小商贩围殴的新闻后边常常获得热烈的掌声。种种迹象表明，暴力心态正在这个社会急剧蔓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蚁族》，廉思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29.00元 ...... 2009-10-15
星期四(Thursday)
晴
【按】读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中论及近现代思想一节，寥寥两千字，甚有启发，不辞辛劳，字字录入，以飨诸君。
钱穆论西学东渐与佛教传入之差异  清代从道咸以后，满洲政权开始崩溃，思想界又渐萌生机。但那时已是西力东渐，鸦片战争之后，继以太平天国，中国陷入一长时期的外来压迫与内在骚动。知道今天，已逾一百年，思想上却依然没有一新生。在这长时期中，思想新生之迟未到来，也有几个理由。在思想史上，某一时期的思想到达了高潮，其后必然要继续一段时期的停滞与酝酿，而转变，然而接着是第二个思想新时代之来临。中国思想史上，轮得上最高潮的共有三期。最先是先秦诸子，两汉则在停滞酝酿转变中。第二是佛学传入，直到隋唐始达最高潮。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又在停滞酝酿转变中。宋明理学可算第三高潮，晚明诸遗老，正如先秦末期之荀卿老子韩非，以及易系中庸大学礼运一辈作者，又如佛学之有禅宗华严，指示出这一高潮之盛极而衰。清代又是一停滞酝酿转变期。就以往过程论，此一时期亦不得谓甚长。 西方思想之传入，应该与近代中国思想之新生一大刺激，但与佛学传入有甚大之不同。佛学是纯宗教的，专偏出世，不牵涉政治社会一切现实问题。因此南北朝隋唐，一面是佛学思想广泛流播，一面在政治社会一切现实措施上，却大体因袭两汉旧规模，不致有根本上的翻动。近代西方思想，其关于宗教教理者，在中国始终未发生深沉之影响。而其关涉政治社会现实人生之种种理论与措施，则更为近代中国人所注意。惟此种种理论与措施之底气里，或说源头处，则另有一更深远的更内在的历史文化之整体精神作背景。在我们没有把握到西方此一历史文化之整体精神而真切了解之以前，专从其浮显在外层，或流漫到末梢处的种种现实问题上来做枝节之认识与模仿，则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见其貌未见其心，而匆遽硬插进中国思想之原有体系中来，更易引生波折，增添混乱。此其一。 佛教传入，因当时交通艰难，经典传播与翻译不易，其流入之速度极迟缓。因此转使此方得以慢慢咀嚼，逐步消化。近代西学东来，如洪流汹涌而至。性质既复杂，容量又广大，而流速又猛，遂使中国思想界产生一种生吞活剥，贪食不化之病象。此其二。 佛教之来，大体是彼来而此受。当时中国高僧们在国内，多已先有一番教育根柢，文化修养。自己先有一作底的准备，再求兼通，故双方异同有比较，有会通。近代吸收西化，大体是我往而彼教。出国留学的，多属青年，对本国传统历史文化，未有真实基础。学成归国，转成知彼不知己，易于引起新旧冲突。把西方立场来回看中国，固不易得中国自己之真相。而把对东方一无了解的人骤进西方，等于赤手入闹市，没有资货，无从审细挑选鉴别，亦只有随手捡拾一些零碎不相干的新奇东西而止。此其三。 以前中印交通，是纯思想的，纯理论的，又带一种宗教情绪。因此当时中国高僧们，都带一种个人牺牲的求真精神。近代中西交通，夹杂进商业与军事。彼方是一种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此方是力求富强，救危图存。最先动机，本不在文化与真理上，种种流弊，由此漫衍。此其四。 晚汉之季，中国思想史，由儒转道，走向消极。佛学在此时传入，更易投契。而且正为其态度是消极的，大家都想从实际人生圈子里抽身退出，来寻求另一种的真理。这一态度，在消极方面，可以解消当时实际人生中的许多纠结与矛盾。在积极方面，却给与当时人精神上另一种的兴奋与寄托。如是则消极又转成积极，重新注意到实际人生政治社会的各方面。而此时西方思想亦开始传入，似乎亦易相投契。但消极出世，只具一态度即够，积极入世，应该在智识上理想上有更多准备。而道咸以下的思想界，在此准备上实嫌不充分。根本自己没有一坚明确定的立脚点，急剧感受到西方那番精力弥满，横厉无前的积极领导，遂如盲人瞎马，干柴烈火。实干的意向超过了研寻，破坏的情绪超过了建设。事实上发生了种种阻碍与冲突，反而由此激起思想上的悲观，而转向极端与过激。于是正面向外的接受反少，反面向内的攻击转多。这一百年来的思想界，并不曾在外面引进了许多新的，却永远在内部不断破坏了一切旧的。此其五。 佛教教理，亦有种种派别，种种转变，但其派别中之共同点，较易认取。其转变过程，亦不甚急剧。近代西方文化，本身在五花八门，派别纷歧中，突飞猛进，急剧变动。尤其最近五十年，形成一大分裂，大震荡。急切不易把捉其中心精神与鲜明蕲向。中国人在绝无主观态度下一意追随，更易出主入奴，望尘莫及。此其六。 吸收外面另一传统的新文化来改造自己，本不是容易事。犹豫上述种种因素，更使近百年来中国此一工作，更见艰难。而其中国已往思想界，对人文真理之探索，实有其甚深圆之见解。无怪近代中国人初与西方接触，还只肯成人他们的船坚炮利，国富兵强。当时的普通意见，都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钱穆原注：此二语由梁启超张之洞提出。）可惜当时，实在也并不知中学之体是什么的一个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柄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家的文化成绩？到底逐步陷入，由造船造炮转到变法维新，又转到一连串的破坏与革命。最先是政治革命，继之是文化革命，又继之是社会革命。模仿别人不见效，总认是自己本身作梗，不断把自己斫丧。斫丧愈深，模仿更低能。最近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泛滥横决，不能不说是由中国近五十年思想界之共业所促成。 ……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8月第9次印刷，第279-283页。 电子版下载：http://ishare.iask.sina.com.cn/f/5436338.html ...... 2009-10-8
星期四(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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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在择优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
文/张洪彬 首刊于《校长》杂志2009年10月号，http://www.xiaozhangchina.com/  早在十多年前，应试教育就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应试教育积弊之深，已经严重影响了选拔考试的择优功能，同时也严重地妨碍了教育过程的有效性。教育主管部门也在不断地调整，希望削弱应试教育，加强素质教育的比重。这个方向，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从选拔性考试的择优功能上来说，突破高考一考定终生的模式，不拘一格降人才确为正道。无论是自主招生试点，还是夏令营选拔，无论是才艺加分，还是奥赛加分，其意义都在于此，我们相信，北大将在明年的自主招生中采用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疑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然而，我们看到人们对此举措并非齐声叫好，人民网调查结果显示，95%的网友对此举措的结果很不乐观，认为很容易催生腐败。我认为，北大的新政策应该积极回应这些网友的疑虑，因为这事关重大。 这样一种忧虑在当今中国恐怕并非杞人忧天。人们的疑虑反映出人们公平感之缺失，对公权力的信任日益稀薄，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教育公平感的缺失尤其事关重大，因为教育公平是最为根本的公平。古今中外，教育都是实现阶层流动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如果这条路不畅通了，社会的不公平感必然加剧，其后果是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流失，社会的稳定性受损。近年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这意味着底层要翻身的难度更大，也即是说，社会流动的阻力更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教育这条通道寄予的期望就更大。高考移民、考生民族身份造假、大学学费攀升、北大清华在北京地区招生分数偏低等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关注，其原因正在于此。其中包含的焦灼和愤懑，是理解大众对北大招生新举措的态度时要特别注意体察的。 近些年教育改革面临着重重困境，考试的择优功能与教育公平的胶着状态就是其中之一。从目前态势看来，考试要能更有效地选拔优秀人才，就要以多少损害教育公平为代价；要保住教育公平，考试的择优功能就要打一些折扣。有没有可能两全其美呢？寓意以为，我们应从“优”字和“公平”二字上下功夫，求得两者的平衡。在何为优秀人才上，近些年讨论比较多，也达成了一些广泛的共识，比如高分低能肯定不算优秀人才，再比如创造性是优秀人才的核心品质；然而在何为教育公平的话题上，近年讨论甚少。按照罗尔斯的经典的正义理论，公平（正义）应该分为两级原则，简单地说，第一原则是主张机会平等的自由平等原则，第二原则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差异原则。只有第一原则，弱者更弱，强者更强, 人间不过是个丛林世界；只有第二原则，则会严重损害一个社会的动力机制。正确的方案是在基本保证第一原则的基础上搭配第二原则，或者说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当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则应一方面保障教育的择优功能，通过人才的优胜劣汰来提供人才的成长动力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则必须向弱势的群体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保障社会的阶层流动的畅通。不过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教育公平的第二原则没有得以实现，受教育机会、优势教育资源是向强者和发达地区倾斜的；更为严重的则是，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败坏了教育公平的第一原则，通过领导开条子、送钱等方式把不满足招生条件的学术送进重点中学（所谓“条子生”“钱学生”），从而排挤掉优秀学生的情况在全国绝大部分重点中学都是公开的秘密，以至于每到招生时节，不少重点中学的校领导不得不玩失踪，拒不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一个中学校长拿什么来抵抗权力的压力，有何“名誉”来为优秀学生担保？人们又如何不对校长推荐制心存疑虑？北大如果要把这项改革有效地推行下去，必须做出巨大的努力来保障教育公平，否则，不仅择优的目的达不到，反而会把一大批中学校长送进监狱。 ...... 2009-9-10
星期四(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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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教师节之际，贴出拙文，以为纪念。该文首刊于《校长》杂志2009年9月号。顺便在此推荐这份创刊不久的杂志，通过这份杂志，一群忧心于教育现状的人，在观察，在思考，在呼吁。《校长》http://www.xiaozhangchina.com/
 教育：利益追求与价值追求 文/张洪彬 这些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批评教育，政府官员批评教育，教育学教授批评教育，大中学校长批评教育，教师对教育怨声载道，学生及其家长对教育更有深恶痛绝之的。可是，我们看到，除了教育部之外，很少有人认为教育这些年有很大改观。这种局面使我们大惑不解，何以我们人人都觉得不对，可是人人都在服从这个机制，顺应这个机制？何以一个不得人心的机制虽经人人喊打却不会崩溃，也没有多大改观？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让我大惑不解，也十分痛心。在本文中我提出这个并不新鲜，也不独特的问题，来供大家思考。我可能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解答，但是我仍然坚持认为，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做更多更深的反省而非简单的立场批判。 （一）教育难道不应该追求利益？ 2001年有这样一则新闻。湖南株洲二中的语文老师尹健庭在其获奖论文《入学教育课》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读书干什么？考大学干什么？总之你为了什么？也许你会说，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我要明确地告诉你———读书考大学，是为了自己，不是别人。读书增强了自己的本领，提高了自己的资本，将来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挣下大把的钱，从而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生活，比如生活愉快，人生充实，前途美好，事业辉煌，甚至找一个漂亮的老婆，生一个聪明的儿子。所以，我强调读书应该是为了自己！”这位老师的言论被媒体放大之后，引起的反响真是值得一再回味。许多人批评这是一种庸俗的教育观念，这样的老师在中小学教书育人，简直是误人子弟，还进一步发挥说，难怪现在教育江河日下，都是因为这样低素质的教师充斥教育界。这些批评家们声若洪钟，义正辞严，这名教师的“庸俗”言论立马相形见绌，很快就败下阵来。2001年8月31日，株洲市教育局作出了“株洲市内的所有学校不聘尹健庭当教师”的决定，他失业了。 这件事引起的反响实在很有意思，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大中小学，都在事实上实践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可是这个人说出来真相，人们就容不得他了，他真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过于坦诚的孩童。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被义正辞严的高调压抑，只能成为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与其说这个教师庸俗，不如说批评家们虚伪。因为义正辞严的批评家们在批评这种潜规则的同时，也在实践这种潜规则：教育、知识与利益、权力之间的兑换关系。 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教育理念。有人把这种教育理念当作现代性的痼疾——工具理性来批判，我以为这仍是狭隘的。如果我们把目光上溯到所谓的前现代时期，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提升社会地位，追求外在利益的途径。古代受过教育的读书人，绝大部分并不能成为进士或举人，因此也无法获得任职资格，大多数人只能成为秀才，甚至一辈子是没有功名的童生。如果认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入仕的话，那么这些人受教育的目的没有达到，因此他们的教育是白费心机，是不必要的。可是，根据张仲礼、瞿同祖等先生的研究，这些低级士绅，在古代中国的地方社群中，拥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拥有高于一般未受过教育的村民的社会地位，甚至拥有一定的地方治理的权力。这些因素使读书人成为一个受人羡慕的身份，即使明知入仕的希望非常之小，这也不影响人们把孩子送进私塾的强烈愿望。事实上，这样的教育目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是十分普遍的，是一个主流的教育观念。总而言之，不管是入仕，还是做一个地方士绅，教育都是必经之路。这是一种剥离了“吾曹不出苍生何”的宏伟理想，去除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的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固然是不够高尚的，但是是正当的。 同样的，在现代世界，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目的同样是主流的。学生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主要是为了孩子将来可以有较强的谋生能力；中小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更多则在于把更多的孩子送进好大学；高等学校的教育目标则瞄准学生的就业前景。这样一种教育理念本身并不值得特别的批判或者鄙夷，学生家长难道不应该希望孩子有更强的谋生能力？中小学校难道不该考虑学生的升学前途？高校难道可以闭目不管学生的就业前景？ （二）教育批评为什么缺乏力度？ 但是，很遗憾，不少人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我听说的一个很具讽刺性的故事是，一个教育学教授四处奔走，忙于宣传素质教育，批评应试教育。可是某天他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脱鞋，就问孩子考了多少分。这个教授突然就醒悟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天天都在批评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育，可是结果却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教育，踏踏实实搞应试教育。这个教授是有反省能力的，唯有如此，他才能抓住教育更深的症结所在。很遗憾，有这种反省能力的人是不多的。更多的人对教育的批评，就像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在我看来是缺乏力度的。 再讲一个故事。一位记者到陕北采访，碰到一个放羊娃，问他为何放羊？回答说：挣钱！又问：挣钱做啥？回答说：娶媳妇。再问：娶媳妇做啥？放羊娃再答：生娃。记者好奇接着问：生娃做啥？放羊娃答：放羊。这个放羊娃成为人们嘲笑和可怜的对象，人们嘲笑他缺乏人生理想，没有高远的抱负，可怜他的人生境界极其狭窄。可是如果你仔细想想，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读书—工作挣钱—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孩子读书……我们在嘲笑这个放羊娃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们在嘲笑自己吗？当然，你可以说，我们也可怜我们自己。是的，从理想的境界来说，这是一种可怜的人生境遇，我们需要追求更高的人生理想。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生轨迹仍然是最为普遍、最为真实，最为实际，最为无奈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如此的时候，我们虽然不需要把它描述得多么至高无上，至少也不用把它当作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吧？ 当下中国一些批评教育的人经常引用孔子或者柏拉图，认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只在于培养高尚的人，培养健全的人格，并以此批评当下中国的教育都不过是职业培训而已，完全瞄准人才市场的价格波动；中学不过是制造考试机器的产房，全然不是在搞教育；教师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工人，把一批批的成品送进高一级学校。我以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它把教育的目标单一化了，抽象化了。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单一的，也不应该只是抽象的。对于深陷市场结构的人来说，很多人确实是把教育作为一种投资的，因此收益是他们必须考虑的。近日甚受人关注的重庆万名高三学生放弃高考事件，原因就在于家庭经济困难，读书花费太大，就业前景也非常黯淡，这样计算下来，读书只是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放弃高考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去设身处地理解他们的教育目的观，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选择，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大概就只剩下鄙夷他们目光短浅，不懂教育的真意。可是，这样的批评有多少力度，对于我们对症下药疗治教育有多少现实意义呢？这样的指责可能反而会妨碍我们找到问题之所在，从而无法开出对症的方子。 教育的痼疾让无数的人深恶痛绝，激烈批评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对教育现状的愤恨，不少人连着教育工作者也一概痛恨，因此，我们看到教育行业的丑闻每每激起人们对教师的一片喊打之声。教师被学生打，网友一片叫好声；发生教师凌辱学生的案件，所有的教师跟着矮人半截。但是，这些批评既缺乏对教育现状的了解，也缺乏对教育生态的了解，他们想当然地把教育的惨状归罪于教育工作者，而且拾人牙慧，拿几句名人名言就可以作为大棒打在教育工作者的屁股上边。他们既不去关心教育工作者的自主权的微乎其微，也不去关心教师的职业倦怠如何得来，他们既不去思考教师是如何变成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工人的，也不去思考学生和家长为什么对教育现状深恶痛绝，却仍然热心于各种各样的考试和补习，甚至强烈要求教师给学生制造更重的学习负担。这样一种批评，一方面继续把教师刻画成“人类灵魂工程师”，却从不去像关心建筑工程师那样去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和工作环境，另一方面又把教育的所有罪过都一股脑地送给教师。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教师如何建立自己的职业成就感？如何才能战胜职业倦怠？这样的批评对于教育一线的人来说，从某种程度上都是隔靴搔痒，或者只是徒增反感。要让我们的教育批评有力度，有深度，有真正的参考价值，我们必须对于教育的现状及其成因有真正的考察。 （三）追寻有意义的教育，你做过什么？ 然而，我绝对不会认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否则，人类就没有必要保持思考和批判能力了。教育现状及其成因一定要真正地考察和研究，可是不能以此拒绝批评。当下教育的困局确实让无数的学生、学生家长、教师、校长、官员深为困扰，当代中国的教育肯定是有病的，而且在很多人包括我看来，病得还不轻。 人既不是神圣，也不是低等动物。人是肉身与灵魂的结合体。作为肉身的人，当然不可能脱离物质欲求而存在；但是，如果以物欲为人的全部追求，那不过是剥除了灵魂的行尸走肉。人有没有可能只要肉身而不要灵魂，人有没有可能只追求物质利益而不发生意义的追寻？我们读书，我们挣钱，我们买房买车，我们结婚生子，周而复始，我们虽然不否定这种轨迹的正当性，可是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此？我们真的甘于沦为行尸走肉，甘于沦为巨型机械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我们是否真的甘愿为物所役？我们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们是否还需要问问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低头走路，是否需要偶尔抬头仰望星辰？我们是否需要做出自己评价，我们是否需要一个道德上的自我肯认？我们是否仍然有成仁成圣的道德追求？我们是否期待成为上帝的选民，我们是否真的对死后世界完全不用设想？我们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我们会觉得我们“不白活一回”吗？ 相应地，如果教育本身只是成为我们追求自己物质利益的一个工具，而不再对人的灵魂发生作用，那么教育本身就不再是有灵魂的教育，也不是有意义的教育。教育当然可以把利益追求当作目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唯一目的，教育就不配获得人们的尊重；中小学教育当然要追求升学业绩，但是把升学的数据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教育永远跳不出应试教育的深渊；大学教育当然要高度重视就业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把所有大学都办成了职业培训班，那么，大学就没有理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净土，更没有理由得到纳税人的赞助。 许许多多的人在对教育现状做出激烈批判的同时，却在踏踏实实地实践他所批判的规则。这种分裂固然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因为外界的制约，但是如果把全部责任都推给外界因素，那么你事实上否定了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人固然为外物所制约，但是人是有灵魂的，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此，人不是完全被外物所主宰的，无论多么困难，人都有选择的空间和能力（即使微乎其微），因此也有做出正确选择的道德责任。 作为一个中学教师，你有没有想过：我不能把教师这个职业纯粹当作一个谋生手段。你有没有告诉自己：我不能沦为一个十足的应试教育生产线上的工人！你有没有为此做出一些努力，即使你只是抽那么一点点时间，用那么一点点的精力，为学生传授一些你觉得重要的价值，给他们一些人生启发？你是否曾为学生推荐过一些有价值的书，是否曾指导过学生如何去阅读与考试无关的书？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学教师，虽然无一例外地要为应试殚精竭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顺应应试教育；他们无一例外地需要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教育工作绝对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开选修课，他们与学生谈话，他们与学生家长交流，他们培养学生的品格，他们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最大可能的指引。他们从不把学生当作他们的顾客，也从不把自己看作店里的服务员，你想要什么菜我就端什么菜给你，他们很清楚地看到，自己是师长，是可以给学生很大影响的人，是很可能影响别人一生的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不能成为一颗螺丝钉，不能成为应试教育流水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当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有一些代价的，可能是更为辛苦，可能是应试方面遭遇强大压力，也可能是不被人理解，甚至是丢掉饭碗。他们或许策略性地妥协过，但是从没有放弃过。范美忠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考进北京大学之后，“发现自己一无是处，发现自己中小学十二年的读书生涯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眼界一旦打开，我就发现，我的那个考了什么状元的分数实在没什么意义，能够背诵死板僵化的教科书上的教条，能够做一些低层次且并无实际意义的题目又能算什么呢？”他产生了要到中学去，改变基础教育现状的强烈冲动。他想：“未来的大师应该由我培养出来”。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范美忠在教育一线奋斗，经历过种种艰辛、误解和打击，他从未曾放弃过。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你是否深陷于权力、利益的结构之中，以至于你竟然忘了自己是大学校长。你有没有忘记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由？你有没有希望做一个被人尊敬的大学校长，而不是一个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遭人憎恨的人？你有没有意识到，校长不仅仅是一个行政职务？校长不仅仅是你用来养家糊口的工作？校长的工作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你不仅仅是上传下达的一个传声筒。你是一个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你可以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努力，使你所在的大学不只是一个职业培训机构，甚至连合格的职业培训机构都不是。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一个校长怎么会是一个厅级干部呢？大学校长就是学者，责任是办好大学。厅长是行政头衔。不论别人怎么看，我个人不认为我是一个厅级干部。如果要我‘下课’，这完全由政府决定，可以的。我本来就是一个学者，我不做校长不见得对我是一件坏事，我可以好好搞我的教育，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合格的教师、学者。现在虽然做了校长，我还是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因为我不能离我的专业太远。”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虽身为教育部的下属，仍然敢于公开批评教育部搞的本科教学评估，仍然敢于批评应试教育，批评中小学区分重点非重点导致教育部公平。不知道同是大学校长的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同行？ 作为一个学生家长，你有没有勇气说：咱家孩子不一定非要考北大清华，更为重要的是要懂得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有没有勇气对孩子说：我们不一定非要找最好的工作，关键是我们的心灵能获得安宁？你有没有对自己说：我的工作再怎么繁忙，都不应该耽误对孩子的教育？你有没有经常关注孩子的成长，而不是花点钱把孩子托付给学校，自己只张手要成绩？你有没有以身作则，为孩子做一个正直的、有道德理想的父亲（母亲），而不是一个利欲熏心、前倨后恭的父亲（母亲）？童话作家郑渊洁不仅自己拒绝高考，也支持他的儿子拒绝高考，他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说“学校教育不太重视心灵教育这一块，而这是我最看重的”，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你虽然没有那么大能力，没有那么大的底气，但是你至少应该努力尝试去理解你的孩子，关注你的孩子。 作为一个学生，你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实践你所知道的那些正确的道德准则？你有没有因为升学或就业压力，而完全放弃你觉得有价值的追求？你有没有为了入团入党而与老师套近乎拉关系，在同学中拉选票？你有没有为了评上各种各样的荣誉而不择手段？你有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恶意诋毁你的同学？你有没有为了升学，为了评优而弄虚作假，自欺欺人？你有没有为了做一个好人而放弃某些唾手可得的不正当利益？你有责任尽可能去实践你所知道的那些正确的道德准则。 如果教育彻底放弃了价值追求而只剩下利益追求，我认为这很难说是教育，至少不是健康的教育。如果伦理价值在教育中仅仅成为一种书本知识，而非一种实践，那么教育仍然是病态的。每一个参与教育的人，把教育作为利益追求的手段之外，没有一点教育理想，没有一点道德勇气，没有一点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教育对你而言就不是有意义的。教育的现状到了人人都觉得应该改善的地步，却事实上难有改善，原因就不会全部出现在教育之外；教育的改善，我们每个参与教育的人，可能都要背负一份责任。当然，这或多或少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唯有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教育实践具有意义。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有选择的空间和能力，我们不会完全是外在因素的宰制对象，拒绝承认这一点，只能表明你在逃避责任，那么你就没有权利批评和抱怨教育的现状。 2009-9-5
星期六(Saturday)
晴
悼海金
文/张洪彬 2009年8月27日，王道平发短信给我：“海金走了……”。我黯然神伤，一时无语，奇迹终究没有出现，一个如此优秀的人，一个原本那么健康的人，撒手而去了。神经错乱的噩运光顾任何人，都是可能的，毫无道理可言，科学的抑或道德的，皆无法找出因果关系，但是真要落到自己所认识的人头上，还是难以接受。 3月2日，道平发短信告诉我，大学同学吴海金罹患肺癌，情况不容乐观。我心里一惊。随后就常上校友录，看有什么新的信息，并常向王道平和王月旺打听他的情况，我们一起祈祷奇迹能发生，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总是每况愈下。 吴海金是海南人，1998年进入西师中文系本科学习。他在甲班，我在乙班，交往并不多，但是却是我敬重的一个人。一米七几的个子，有点偏瘦，腰板永远挺得笔直，话不多，乐于倾听，永远以笑容示人，我从未记得他生气、发愁或者傲慢的表情，和那种蝇营狗苟、前倨后恭、小人得志的同学截然不同。他永远那么平静，永远充满自信，对自己要求也极高。 印象深刻的是冬天他和他的海南老乡们在水房洗冷水澡，边洗边唱歌。原以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怕冷，后来发现情况刚好相反。我从不敢去尝试一次，在浴室洗澡如果碰到水温偏低，心脏都会揪成一团。那需要太强的意志力。海金喜欢踢球，据说在足球场激情飞扬，似乎是年级足球队的队长（？），因为我从不踢球，所以不太了解。 接触相对较多的是在书法课上。我和海金等20余人课余跟曹建老师学习书法，海金大概练的是黄庭坚的字，长枪大戟，线条直挺，间架萧散，甚有气概，与其人形象甚为相得。海金一如既往地说话少，但是永远微笑着倾听，回去之后最为用功，所以他的字得到的表扬最多，后来学校校庆书法展，他也是我们组里唯一被选中的。 前些日子在网上看到，海金当年毕业论文《从监狱说起——“乌台诗案”中权力因素对苏轼的影响》 获重庆市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三等奖。要获得这样一个奖项是挺不容易的。前些日子，翻检旧物，偶然看到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问题意识不明确，格式不规范，完全称不上一篇论文，十分汗颜，相较海金当时，恐有霄壤之别。 海金毕业后选调到海南省武警总队，成为一名武警战士，这个身份与他永远笔直的身板和凛然的正气，可谓相得益彰。 因为交往素浅，毕业后也从未有过联系。但是海金的面容从未曾忘记，反而有历久日新的趋势。当道平告诉我海金患病的消息，我猝然心惊。我才意识到，对这个我一直敬重的人，我了解如此之浅。道平告诉我，海金到武警总队后，被分配到文昌县，那似乎是一个穷困县，海金的经济收入好像并不理想。父母都在海南农村，父亲肺癌卧床数年，去年（还是前年）刚去世，母亲身体也不太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两个弟弟在读中学，一家人的经济负担基本都由他在承担。饶是如此，海金并未放弃奋斗，去年年底，海金参加部队选拔考试，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工程硕士。今年元旦节吐血，查出肺癌晚期，和他父亲的病一样。还好他住在部队医院，有公费医疗，看病还不成问题。不过，家庭经济压力肯定更大了，两个弟弟据说已经辍学了。新婚妻子研究生在读，因为他生病而暂时休学了。可是，他的意志没被击垮，大学同学王月旺说：“这个男人，病魔缠身，每次跟我通电话，依然保持着平和与乐观的心态。这是最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 海金的艰苦与他的永远乐观的笑容形成了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对他的敬意陡然升级。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向他表示我的敬意，并给予他鼓励。之前已经历过好几个让我敬重的人的离世，我希望这一次能把握住机会，表达对他的敬重。踌躇了好几天，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起病吧，又怕引起他难过，不说病吧，从无联系的又无话可说。最后还是决定给他发了个短信，表达了对他的敬意，给了他一些鼓励，一点安慰，如释重负，像完成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祈祷和祝愿，显得如此无力。 2009年8月26日下午，海金病情迅速加剧，医院放弃了治疗，海南省武警部队用专车从海南省武警医院把他运送回老家儋州市海头镇，途中海金溘然长逝。仅在前一日，他还说，自己还要继续坚持下去。一个如此优秀的人，一个奋斗不已的人，一个对自己如此严格的人，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 命运是什么？善恶果报无法解释。科学无法描述。活着的人，什么都不能阻止，什么都不能挽救，无能为力。被命运之神肆意揉弄的凡人，找不到世界的出口，唯有仰望苍穹，祈望上苍。可是，若果有至善的上帝或玉帝，他怎么可以视万物为刍狗，摧毁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信条？ 2009年9月5日星期六于上海 附：海金患病后的日志 如果生命可以真正计算 南海渔人 发表于2009年01月17日 20:54 阅读(58) 评论(10) 分类： 个人日记 来源：手机Qzone 生命到底有多长？当生命可以真正计算还有多长时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面对？ 新年元旦以来，我一直在病床上度过，看着一瓶又一瓶的药水通过插入血管的针头一点一滴地进入身体，仿佛都能呼吸到弥漫全身的针水味。 在一天天的治疗和等待中，却不断传来不好的消息，令人震惊的消息，令人绝望的消息！心里真的很乱，真的很不甘，也真的舍不得！想想自己还是英年，还有年迈的母亲，还有深爱自己的妻子，还有很多很多朋友亲人和未竟的事情，内心不断翻腾滚宕！经过紧张心跳的一两天之后，心情却异常地平静下来了，开始还在盘算剩下的时间，想象生命走到尽头的情景，后来全看开了，不去想了。是啊，要是生命到了真正可以计算的时候，我们还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助的空想之上吗？不需多想，更不需空想！让生命在平缓中流淌，让心情慢慢找到慰藉的港湾。当生命还有转机的时候，请用力扼住命运的咽喉吧 —————————————— 一个短近的轮回 南海渔人 发表于2009年02月11日 15:40 阅读(44) 评论(6) 分类： 个人日记 来源：手机Qzone 去年十月底在长沙待了两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海南，也就在回来后不久，才慢慢检查发现患上的病。昨天，为了加强疗效，我再一次踏上了三湘大地，在生命中实现了一个短近的轮回。 其实生命有很多偶然，生病以后收到一些陌生朋友的祝福，这就是生命中的不期遇。就拿这次来湘求医的经历来说，也非常偶然。妻姐买了一本有关肺系病证的中医书给我们，在翻阅当中，看到一篇论治用药的文章觉得写得好，才托朋友联系上该作者，是一位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遂成行来湘。因离湘病起、因病来湘，恍然有轮回之感。 昨天到达长沙之后，到晚上八时半才和教授见面，是他主动到宾馆来的。问病情、看资料、号脉、开处方、交代相关事宜，忙完之后他便起身离开。我们问及费用，他摆摆手说你们经济状况不好，为了治病大老远的坐飞机来回花不少钱，以后花钱的地方也很多，我没必要收你们这点钱。无论我们怎么坚持他就是不肯收，还安慰我说作为医生看到病人救治后康复是最大的心愿。这一夜，我们感慨良多，也为教授的医德风范折服不已！ 老婆平时问我，是否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我说不会，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无谓的埋怨，我说这是上天让我停下来休息。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总收到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的祝福和鼓励，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在这一个短近的轮回中，我还享到了这样的待遇，上苍对我已经很公平了。(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好心人，谢谢你们！) ...... 2009-7-31
星期五(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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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不住的人渣味
（2009-06-07） 转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郑维（联合早报网主编）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有点“粪”，说话贫得可爱。 最近我老想到他在后海的酒吧里摔酒杯时骂的一句话：“喷满了古龙水，但盖不住那股子人渣味儿！” 忽然想到这位朋友唾沫星子飞溅的样子，是在看到一堆事情之后突然联想到的。 关注中国的人，肯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最近涉及权和贵阶层的丑事越来越多，最近甚至出现了集中爆发。 先是贵州爆出的官员嫖宿幼女案；不久后就有湖北巴东的三个官员索“性”不成倒在女服务员的修脚刀下的糗事；湖南最近更爆出公安高官女儿冒名顶替别人上大学事件；然后浙江又爆出一些当地政府部门的首脑人物的家长通过暗箱操作，安排子女参加航模竞赛享受高考加分待遇，让被誉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后面的黑幕再次曝光。 又是在浙江，杭州最近因为最近的“欺实马”事件突然闻名天下。富贵子弟无视交通规则，在市区飙车，撞死人后还得到高人指点，谎报肇事车速只有七十码，妄图瞒天过海推卸刑责。若不是网民看不过眼而群起抗议，肇事者很可能又花钱摆平，逍遥法外去也。 “浴城娇女刺贵大，杭州快男欺实马”一时间挂满了中国网民的MSN。 这一系列糗事，正是中国在转型期间崛起的“权贵阶层”和普通民众阶层逐渐产生的摩擦和冲撞，表现形式不同，但闻起来都有股子同样的人渣味。 嫖宿幼女案，白描了观察底层官员的道德水准；巴东烈女杀官案，则工笔地展现了某些底层官员的颐指气使和色厉内荏；欺实马的血肉横飞，是富贵阶层横冲直撞的大泼墨；高考黑箱操作，则是中国唯一比较公平的进身之阶里层层黑幕的一个反白对比。 掌控权力的官员，拥有巨额家产的商人，构成一个正在成型中的权贵集团，在法制精神本就淡薄的中国，企图用金钱和权力摆平一切，各种制度在他们眼中不过是更麻烦一点，但总是可以弯曲甚至是愚弄的游戏规则。 这不是中国本身独有的问题。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权贵阶层，美国有给贵族的“常春藤”大学；日本有自己的派阀财阀传承；英国有一堆“蓝血伊顿公学人”等等等等。所以，权贵阶层的存在本不是问题。 问题是，当权贵阶层过度掌控社会资源，扭曲法律和社会制度，甚至断裂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富不过三代，穷也不过三代”的上升下行的渠道的时候，也就无疑断绝了社会公义彰显的希望，更断绝了下层民众向上的希望。当这样的希望破灭时，垫底阶层里产生的破罐破摔的绝望爆发出来的能量，比爱因斯坦的E=MC平方的能量还要猛烈。 为什么中国人对“欺实马”、“巴东烈女”、“周老虎”、“俯卧撑”、“上海闸北刀客”这些课题的反应特别强烈？ 这些事件后面的共性都是网民对公检法系统能否秉公办理案件的莫大怀疑，已经对官方利益在其中的角色的指责。他们担心权贵阶层把持了社会的话语权、司法权，让非权贵阶层的民众即使合法利益遭受侵害，也无法在假装蒙住双眼而背后收钱的法律女神前求得半点怜悯，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赤裸裸的弱势。 “公安高干女冒名上大学”、“高考乱加分”更是让中国人新时代的“科举”制度，是无数贫寒学子实现从农村到城市，从贫寒到富贵的唯一阶梯。当这个阶梯被扭曲和修改，成为权贵阶层的内部循环手段的时候，那低层的民众所产生的绝望和愤慨，在网络论坛上的帖子上，大家顺手点开都能看到。 谈到新兴权贵阶层，前苏联是最好的前车之鉴。 季正矩先生在他的《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的宏文中，开头就点出来“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季先生的文章里有一段深得我心，“前苏联剧变后的进程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在80年代末辩论苏联发展的方向时，由10万人组成的‘精英集团’开始作出选择性的思考：如果改革达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有相对的特权和地位，但特权又受到原有的社会主义机制的限制，也不能积累过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因此精英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机会，不但管理，而且拥有财富、传给子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情况和前苏联虽然有所不同，但人的贪念总差不多。 目前中国的权贵阶层有几个“有中国特色”的类型。首先肯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掌控审批大权，依靠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聚敛钱财；其次是在国营大伞保护下的各种“中国”打头的垄断行业，这些行业的人依靠垄断而获取高额利润，将国有资产化为自家财产，他们排斥各种竞争性市场改革，千方百计打压民营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少不了在中国跑马圈地的国际巨头公司们，这些国际巨头满口漂亮的公关语言，背后却依托强大的资本力量，和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同命运共呼吸”，已经悄悄地掌控中国不少产业和官员的经济命脉。 这些正在成形的权贵阶层人数不多，但能力巨大，掌控政府要害部门，操控法律的判决和媒体的话语权，背后还有无数看不见的资本支持。 正如权贵力量在前苏联的作用一样，在改革初期，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是无比拥护。随着改革的深入，新兴权贵的利益将要受到触犯的时候，他们就转化成改革的阻力， 正如利加乔夫在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 中国也正在出现这个势头。在网络上流传的《白领陨落 黑领升起》的一文中就指出，白领辉煌的10年过去，代表私营经济的中国白领们，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而“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享受着最好的生活，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社会上这样的担忧在不断发酵，总要在某些事情上面爆发出来。 发生在杭州的“欺实马”文西路的车祸，以及“巴东烈女”事件，都汇聚了这样的元素。这些事件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起车祸和一起简单的杀人案。 在“欺实马”案件中，我们看到从事发开始，肇事富贵公子通过各方活动试图摆平事件，通过交警试图引导公众对事件的定论，媒体从介入到集体封口，再到相关部门模糊袒护的态度，强势社群通过各类发言人对社会喷洒的“古龙水”，还是挡不住背后黑手操作的“人渣味”。 同样的，“邓玉娇案“也不是能被当做一件普通的杀人案件。这是裂痕日深的中国社会两个阶层的摩擦和撞击，是场关系社会正义与法律公平，社会机会平等与发展的社会方向的撞击点。 所以，那些动辄必言法律角度的人，一定是有意或者无意地装扮他们对社会状况的无知。一个案件，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只能说明了无数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中，无数人都在关注着同样的事情。 如何限制权贵阶层，保障社会公平和公义，是中国要进一步前进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必将付出社会动荡的代价。 怎么让那股“人渣味”，变成“人味”？ 我估计那个“粪青”朋友的回答，肯定是在一声恶狠狠的“卧槽！”后，把新买的“草泥马”玩具砸过来。 《联合早报网》...... 2009-7-27
星期一(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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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那点性事
张洪彬 近些时候，关于90后青少年的性丑闻一再挑战长辈的道德容忍度。先是广东佛山某论坛上一段90后少男少女的音频引起网友关注。录音中一名女孩向男孩示爱，最终答应了对方“有性无爱”的要求。更近的则是所谓“摸奶门”，浙江慈溪某职高一女生敞胸露乳，任凭多名同班男生肆意抚弄。“摸奶门”余音未落，随后就有传言说上海某校学生曝出“喂奶门”，一名初三女生因为意外怀孕并生下一男婴后，被其所在学校的四名男生发现要挟，轮流给他们“喂奶”，又引得一班家长忧心忡忡，不过据说这是个谣言，才让我等有了一个心理缓冲。没几日，“脱裤门”又横空出世，北京顺义五中几名男生在教室内不顾一名女生的反抗，强行摸胸并脱去其衣服猥亵。所谓90后正在遭遇着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长期遭受指责的80后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之，有的人以代沟来解释不同年代青少年观念差异，就好比80年代初染发、长发、超短裤为人所不齿，而今满街都是，毫不奇怪。笔者以为，以这样“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也许将符合于历史发展潮流，但是并不能证明那是正确的，尤其不能证明那是道德的。 也有人因此痛骂学校教育，并殃及教师。在他们看来，学生的所有问题都暴露出学校和教师的失职、无能。在笔者看来，这暴露出批评者对教育十足的无知。笔者曾担任过多年的中学教师，本身也在学校里受了20余年的教育，深知学校教育对于学生影响的有限性。至少在当下，学校绝对不是象牙塔，更不是外在于社会的，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深深地镶嵌于社会之中。教育在影响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也在影响教育，而且，在我看来，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更大。我相信，没有哪个学校、哪个老师会教导学生要贪污腐败，但是贪污腐败已经到了河溃鱼烂的地步；我相信，没有哪个学校、哪个老师会教导学生为富不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太多的案例；我也相信，没有哪个学校、哪个老师不教导学生做诚实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诚信在这个国度几乎破产。这所有的丑恶现象，未必都是学校教育种下的恶果；其因，在我看来，更多地根源这个社会，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机制，这个时代的风气。一言以蔽之，目前青少年价值观念的混乱，反映的不只是学校教育的严重问题，更多地则反映了现代社会的价值导向或谓社会风气。 从晚清不缠足运动开始，女性就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女性的解放的确是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共有的主题之一。伴随着女性的解放，是性的解放。守贞、守寡与缠足一样，不仅成为社会对女性的残害，而且被理解为女性的自我戕害，是愚昧的，是落后的，是有悖人性自然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贞节牌坊、裹脚布、贞操带、包办婚姻、家长制、宋明理学、礼教、儒学，都是造成性压抑的罪魁祸首。与此相反，只要是基于爱的性都是自然的，都是道德的；即使没有爱的性，也是好的，一切都比性压抑好。性不仅可以用销魂蚀骨、极乐仙境来描述，还可以用“崇高的”“伟大的”“道德的”来描述。在这些启蒙思想家看来，之所以中国人对性这个问题讳莫如深却又抱着极不正常的变态的欲望，正是因为性被描述为快乐却不道德的，他们要为性正名，要让性不仅是快乐的，还是道德的，他们以为这样，削弱了道德压力的性反而变得正常化，人性自然也得以复苏。最为典型的是谭嗣同的一个想象：假定男女生殖器，当初都生在额头上，性交像西方人接吻那样，不避他人，大庭广众也可自然进行，就没有那么多压抑变态的性意识了。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来，虽然人的生殖器不可能长在额头上，但是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性交将指日可待了，谭嗣同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性解放意味着性的正当化和正常化。然而，努力正常化的性观念却往另一个极端摆动，性不再是丑陋的，不再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反而是优美的、高尚的。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的嫌疑，不过相信“矫枉必须过正”，对“中庸”痛恨有加的现代中国人，觉得事情正该如此。接下来的事情是顺理成章的，既然做爱不仅是快乐的，还是善的，那么做越多的爱岂不是越快乐，越善吗？于是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在这个社会的浅表层中，有一些心态隐隐浮现：男人不花不正常；没有婚前性行为是不可理喻的；有外遇表明有魅力，有能力；一辈子没有第二个性爱对象是可怜的；与多人发生性关系也没有什么可耻的。性放纵虽然不合法，但是在很多人的道德观念中，很难说是不道德的，唯一的不道德是性压抑。 其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荷尔蒙迅猛燃烧，里比多急遽释放，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社会乳浪滔天，丰乳肥臀招摇过市。商家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发财机会。万千个亮着红灯的小发廊，街角逼仄的成人用品店，无限凸显性感理念的大众传媒，花招迭出的丰胸广告，一个比一个暴露的服装款式，共同营造了性欲泛滥的现代“性”社会。当电视、电影、网络、图片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深深的乳沟和雪白的大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不仅是在迎合社会的性观念，它也在塑造这个社会的性道德。女人在比赛谁的乳房更大更有型，谁的衣服更暴露，谁的身体更凹凸有致，谁更性感（所谓性感，其意思就是能引起别人性爱的欲望）。男人则比赛着用尽手段与更多的性感女人做爱。美女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紧俏的商品，成为有权力者，有金钱者最愿意购买的一种商品。很多女人也乐得成为这样一个角色，做爱即使不是高尚的，至少也不是邪恶的，因此，为了权势和财富陪人上床，就成了只赚不陪的无本买卖。最近，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广东东莞作报告时指出，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就正是发生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的；同样，女学生做二奶、卖淫的新闻也发生在这个语境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不懂事的中学女生让同学摸摸乳房，几个不懂事的中学男生脱脱女同学的裤子，更多涉世未深却被各种新信息撩拨得欲火中烧的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成年人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创造了这样一个物欲横流、色欲滔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孩子的性事却让你大惑不解，你是不是故作不知？如果你感到震惊，那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像你那样把自己的性事藏起来，如此而已。你对陈冠希的艳遇羡慕不已，却对你的孩子的艳遇暴跳如雷；你对把女人身体用做食器的女体盛充满向往，却绝对无法忍受你的女儿去充当裸体模特；你对未成年少女有着十足的占有欲望，却恨不得把你怀孕的未成年女儿赶出家门；你在卧室的房间里欣赏着色情女星的香艳表演，心猿意马，却希望隔壁房间的儿子心地纯正，潜心向学；你因为外遇问题闹得妻离子散，却希望你的孩子要有家庭责任感。这是你孩子的价值观的混乱，还是你自己价值观的分裂？1919年鲁迅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9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 2009-7-19
星期日(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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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政治思想的分疏与汇通
——读张翰书《比较中西政治思想》 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7月17日第9版 ■张洪彬  近代中国遭遇外界强大压力，被迫把自己从一个老师变成一个学生，努力去理解外国人和外国文化，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求富强的秘密。从一开始，这种理解当然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也即是用自己文化中已有的语词和概念去解释和理解西方文化中的概念，这并非一种纯粹中立、对等的、技术性的翻译工作，而是一个包含着无意误解、有意曲解、主动取舍、重新创造的过程，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格义”。从某种意义上，近代中国两百年以来的思想文化历史，至少有一半的篇幅是在做这个工作。有人刻意强化中西文化的不同，拒绝一个，拥抱另一个，因此造就了夸大其词的中西对立；有人为了捏合中西文化的裂缝，不惜牵强附会，于是造成不少张冠李戴，含糊一团的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心平气和把中西文化摆在同一个平台来加以辨证分析，澄清误会，取长补短，就显得非常可贵。台湾著名政治思想家张翰书先生晚年呕心沥血写作《比较中西政治思想》一书，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努力。 全书分十三章，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项目包含政治制度、民主思想、法制思想、国家观念、正义说、人性论、自然状态、政治循环论、政府分权论、功利主义、自由观念等多个方面，广泛涉及了政治思想史中的重要论题。 即以在书中所占篇幅最大的民主思想为例。西方政治学说中的民主观念在现代世界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即使是最不民主的国家也会标榜民主，因此，不少文化保守主义为了证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用，仍然有其价值，就费尽心思在传统思想中寻找古代中国的“民主”因子，希望内圣外王之学能开出自由民主之花。他们常常追溯到儒家思想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张翰书先生穷搜博采，从《诗经》《尚书》《吕氏春秋》等典籍中采摘，从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贾谊、董仲舒、谷永、王符、陆贽、陆象山、叶适、刘基、方孝孺、张居正、黄宗羲的著述中仔细爬梳，挖掘出异常丰富的材料，范围远超前人。著者对这些古代思想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和赞赏，但是，他决不愿意就此简单地把“以民为本”等同于民主思想。他又花费大量篇幅，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波里比乌斯、西塞罗、乌尔比安、马西里乌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密尔的论述中仔细梳理“民主”的基本内涵，来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本”进行比较。他认为中国的民本思想，不仅在历史上难以落实到位，而且仅就思想而言，基本也都是在君主政体的前提之下讨论的，也就是希望君主对人民重视，施政以人民之忧乐为优先之考虑，以人民之福祉为达成之目标，其基本内涵是“保民”“养民”，主旨在于“民享”（for the people）；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强调的则是人民是国家权力的终极来源，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其主旨是“民治”（by the people）。二者虽然相似，却不可混同，他的结论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直有很显著的‘民本思想’，但是绝无民主、民权的思想”。这并不表明著者以民本来拒绝民主，或者以民主来拒绝民本，概念的“分疏”这个工作本身，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中西政治思想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必须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真正兼收并蓄；和稀泥本身并不等于兼收并蓄。 把儒家思想中的“恕道”与康德等人的思想做比较，更多的则是在做“汇通”的工作。著者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的现代价值，他认为这个价值不仅适用于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也适用于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在2001年人类文明对话年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的由世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小组提出将这句话和孔子的另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起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理，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厅里。张翰书先生与他们可谓不约而同。他并认为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康德所说的“你的意志之自由运用，可依一种普遍法则，而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并行不悖”，以及斯宾塞所说的“平等的自由”庶几相近。他说，将中西思想传统中这两种类似的思想传统结合起来，发扬光大，消灭西方重视强权的危险传统，“或许是趋于世界和平的正当途径”。在比较密尔与李卓吾的个人自由思想时，著者也更多地关注于二者的相似性和可汇通性，李卓吾和密尔一样注重个性之“歧异”，因而应使之能自由发展；他们都一样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放任政策，而不予武断干涉。他认为李卓吾的自由理论，“其思路与具体主张，几乎与密尔同是一致的”。 全书还有更多的细致比较，此不一一列举。张翰书先生治学严谨，异常勤奋。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后来任教于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退休后居住在加拿大，2002年又回到台湾查阅资料。该书资料广泛、详实，每做一项比较，他都力求搜索到中西政治思想史上所有的相关资料，颇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最能体现先生为学的勤奋和严谨，因此，该书也许在某些论题方面可能并非创见特出，但是在持之有据方面则远迈前人。如此广泛丰富的资料，全凭一个80多岁高龄的老人在汗牛充栋的书籍中爬梳挑拣，以致于2003年，该书甫一脱稿，先生就撒手人寰。 毋庸讳言的是，一个耄耋老者，体力究竟难免虚弱，该书开创了很多重要的议题，却没来得及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因此在某些方面粗线条勾勒比较多，深入分析则显不足。更何况，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思想都是异常宽广的领域，极少有人能够同时在两个领域驰骋纵横，很多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著者在这一点上恐怕也不例外。不过，瑕不掩瑜，对于深陷“古今中西之争”的我们，对于希望更客观看待中西政治思想的人，对于关心中西政治思想之分疏与汇通的人，该书都是极为有益的一个选择。 《比较中西政治思想》，张翰书著，张玉生、张近中校订，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2月第一版。 ...... 2009-7-15
星期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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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现代性”的自我救赎？
——今村昌平《赤桥下的暖流》观影随笔 电影中，被称为蓝帐哲学家的流浪汉的一种脱离主流、自甘边缘的人生哲学，一点一滴地融化进公司小职员的随大流的价值观中。 流浪汉临终告诉男主角：“自由的真正意义在于为自己设想及找个结论，一个令自己快乐的结论”。 男主角:如果脑子想坏掉了也没有结论呢？ 流浪汉：那就是天意了。 男主角：何不随大流？ 流浪汉：那是不对的。别让别人帮你做决定。一定要有自己的意志，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就等于失去了人性。但最终都是天注定。 这样一种人生哲学基于个人意志自主，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按照奥克肖特的看法，这种个人主义的伦理哲学，是近三四百年才真正成为主流的。那些意志坚强，乐于自我决定，善于自我作主的人，认为未经自己的理性思考就服从于他人，是非人性的，或者说，是有悖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基于这种伦理哲学，政府的职能就只是作为一个消极的裁判者，处理个体之间的纷争，而非指定统一目标，规定一致的价值观。 然而，这个流浪汉与男主角的另一段话则显示着现代社会的建筑规划，往往是压抑性的，它压抑个人的自我决定，压抑个人的自主性。 流浪汉：你应该再考虑一下，直到你的脑细胞烂掉。 男主角：我的老板总说我太犹豫，不够果断。 流浪汉：那只证明你考虑不够。企业文化，你看，他们不需要员工思考，他们要的是只干活不发牢骚的傻子，就像监狱。 。？  流浪汉对于企业文化的概括包含着深刻的洞见。他与马克斯.韦伯有共同的忧虑，那就是现代社会的官僚制问题。不仅仅政府是按照上下等级的命令-执行的模式来建造的，作为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方式的现代企业本身也是以这样的模式来构建的。官僚制的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上下等级的严格区分，命令与执行的严格区分。这种上下关系之间不会有平等的理性对话，下级是不准质疑的，唯一可能的违抗就是离开，个人自主性被吞噬掉。流浪汉说得很好，他们不需要员工思考，他们要的是只干活不发牢骚的傻子。前几年书市有一本书卖得很好，题目叫《执行力》，强调的正是作为公司员工的核心品质。 依照韦伯的看法，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表现和结果。在一个需要达成的目标面前，所有有利于达成此目标的都是工具，能为此目标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最好的工具，自然资源固然，动物亦然，人也不例外。对于站在塔尖上的领导者来说，所有下属都是他的工具。官僚制的监狱是现代人用自己最引以为豪的“理性”来建构的。这总让我们想到边沁最为精巧的设计——圆形监狱。在这个为最精巧的设计之中，只需要在圆形监狱的圆心安排一个人作为看守，就可以监看整个监狱。在严格的官僚制社会中，狱长就是站在圆心的那个领导者；当然，更为精巧的设计则是，下属的中层干部则既是坐牢的，也是狱卒。 电影中的流浪汉，拒绝进入这个监狱，拒绝被豢养，他自甘边缘。他当然没有进入公司，也没有进入大学，也没有成为公务员，他住在海边的垃圾堆一样的棚户里，但是他读很多深奥的书，为自己设想，追寻一个令自己快乐的结论。人一生短短几十年，极其短暂，极其脆弱，细微得肉眼无法看见的病菌也可以让人腐朽，被万千蛆虫糟践；瞬间的高空失足、街道上撕心裂肺的紧急刹车声、战场上零点零几秒的枪响都可以使人变成一滩血和浆糊，连哭泣、叹息都来不及，更不用说为自己的一生做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论。如此脆弱的生命，我们如何自况？这是一个太过沉重、太过残忍的问题。很多很多人都会避免去想自己也会死亡的问题，太多太多人拒绝去触碰这个让人绝望的命题。这是一种无法承担的荒谬、绝望、残忍。蓝帐哲学家大概是为自己找到满意的结论了，他怡然自得地住在海边逼仄、脏乱的棚里，晒太阳，倾听海鸥的鸣叫。也许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去赤桥边寻找旧爱。 男主角是一个公司职员，他必须忍受老板的指责，面对客户他必须卑躬屈膝，从来不说“不”。他是官僚制下一颗棋子，一个工具。尽管如此，但是他满怀希望，自己的家庭、工作都很有保障，他也可以心满意足地走向坟墓。可是，在他年龄已经不小的时候，公司破产了，他失业了，没有收入了，无法养家糊口了，老婆孩子离他而去了。他的世界崩塌了，他的哲学基础正在遭遇侵蚀。他本来是为寻宝而去赤桥边的小屋，可是赤桥边小屋的女人的澎湃春水让他依恋，海边小镇的捕鱼生活渐渐让他怡然自得，小镇的阳光抚慰了他。他终于懂得，流浪汉让他寻找的“宝”不是金佛，而是女人的私处、小镇的阳光、小镇的生活方式，它代表着另一种人生哲学，不是永远奋斗，不是超越自我，不是平步青云，重要的是要为自己设想和寻找一个结论，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样的人，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事。他从城市的白领蜕变为小镇的真正的渔夫，沉湎于女人的春水。他被动地被官僚制所抛弃，却不知不觉中转换了人生哲学，主动地拥抱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他找到了另一个自己。 然而，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会看到，导演让男主角最后选择的，也即是导演自己选择的人生哲学，是一种浪漫主义，它虽然对于现代社会的官僚制和工具理性的背离，提出了对现代性方案的尖锐的质疑，但是不足以构成挑战，因为它无法成为一个可复制、可为更多人接受的替代性方案，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局限性之所在。当今世界对现代性方案有很多非常站得住脚的批评，但是我们仍然在现代性里越陷越深，我们无法跳出泥淖。 2009年5月9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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