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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5
星期五(Friday)
晴
对于生物多样性一词，也许你并不太熟悉，但你一定有这样一些感受：“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已经成为历史，因为老鹰早就没有了；老鼠越来越多，蚊子过了秋天还在；华盖山上鸟的种类少了很多，三垟湿地的水不再干净了，钓鱼的地方越来越远了……
这些都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在发生着改变。
12月29日，是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16周年的日子，本栏目采访了温州几位长期关注野生动植物的专家老师，让他们从身边这些细小的事情入手，谈谈温州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生物变迁。
我们认识得太晚了
刘鸣，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温州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刘鸣老师最早跟野生动植物打交道，要从他青少年时期的一项爱好谈起：打猎。六七十年代，虽然经过“大跃进”对山林的破坏，但山上的野生动物相对还是很多，温州土产收购站每年都能收购到2000—3000张狐狸皮，而且偶尔还会打到狼、麂等，甚至还有华南虎。82年左右，浙江省统一发放了一批老鼠药，不到2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温州市的狐狸几乎灭绝。这件事给了刘鸣老师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他开始警觉到身边的环境起了变化。
也确实是从80年代开始，整个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温州更是如此，转眼之间高楼林立，马达轰鸣。为了修机场路，杨俯山被开山取石；为了建工厂，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发利用……几乎来不及思考，周围的环境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伴随着环境的改变，身边的动植物也悄然变迁着。
刘鸣老师工作所在的温州市鹿城区工艺标本厂直接见证了这一改变，在他办公室的橱窗里，摆满了近百种各种各样的鸟类、蝴蝶标本，刘鸣老师惋惜地说，如今这里面的大部分物种已经在温州消失了。这种消失很难说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但可以肯定，每年都会有一种或几种动物不见了。比如今年，黑嘴鸥就没有发现，刘鸣老师去了灵昆六趟，都没有看到，而去年10月份就已经看到了一千多只黑嘴鸥。众所周知，鸟的迁徙是很有规律的，过了这个时间点还没出现，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刘鸣老师坦然道，繁殖地、越冬地的破坏，还有长期使用农药，对鸟类的伤害最大，而且这种伤害是致命的，远比几十年前的“打猎”要厉害。比如农药，虽然现在的农药大部分是微毒，但鸟类吃了播撒过农药的食物后，毒素一年一年在体内积累，会导致基因变异、繁殖能力降低，最后也慢慢灭绝了。刘鸣老师还举了一个食物链断绝的例子，比如我们为了保护林木，采用农药来杀死天牛，其结果是导致以天牛幼虫为食物的啄木鸟的灭绝。
94年，刘鸣老师在温州市林业局下面对野生动物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最后得出，在温州市及周边地区，食肉动物几乎没有了——最后一只狼出现在88年，而食肉性动物灭绝的原因，除了捕杀，关键还在于它的食物来源没有了。食草性动物有些也灭绝了，而像野兔、野猪由于山林的恢复数量反而有所增加——这也是生态失衡的一个现象，野猪对农作物破坏很大，如今已经成灾。
除此之外，温州近海的环境也在变化，96年的时候还能发现几百条鲨鱼，随着这些年捕杀过度以及海洋栖息地的破坏，现在5米长的老鲨鱼一年捕不到两三条。
这些消逝的动物在短期内是难以恢复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挽回的。刘鸣老师连连感叹道：我们认识得太晚了。
鸟儿不再回来
蔡喆、陈辉，温州绿眼睛志愿者，多年的观鸟经历。
蔡喆说他从小就热爱自然，初中时就是生物课代表，有近二十年的观鸟经历；陈辉则从04年开始从事温州鸟类摄影，两人都从“鸟”的身上，强烈地感觉到了生态环境的变化。蔡喆回忆说，很多年前在市区的海坛山、华盖山就可以看到很多鸟，随着市区的楼越建越高，越来越密，鸟儿找不到落脚点，已经无法在市区停留了。蔡喆说，他以前每年都会去景山观察两种小鸟：红尾伯劳和虎纹伯劳，这种鸟非常准时，每年5月1号来，早一天都看不到，但是现在5月1号去景山，已经很难找到了，想当年他读书时，红尾伯劳在二中旁边的树上就有好几个巢，每天都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可见数量之多。此外还有杜鹃，以前也经常观察到，现在也消失了。
温州人记忆里最常见的鸟，小时候经常在瓦片上叫的喜鹊、天空中翱翔的老鹰、还有乌鸦和翠鸟，数量都在急剧减少，大部分在市区已经绝迹。与此相反，斑鸠、白头翁、麻雀的数量却有所恢复，丝光椋鸟甚至多得让市民怀疑：是不是环境变好了？其实这都是生态失衡的表现，市区由于大量单一的种植香樟树，而樟树仔是丝光椋鸟的食物，所以导致丝光椋鸟的食物相当充沛，数量增长就很快。但总体而言，鸟的种类、数量都在飞速地减少，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除此之外，温州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候鸟迁徙点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候鸟从北方开始启程，沿着海岸线迁徙，途经山东、上海、宁波、温州，最后飞抵香港或海南岛，温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和食物补给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黑嘴鸥，黑嘴鸥在全球仅有8000多只，而中国就有6000多只。每年10月，黑嘴鸥从它的繁殖地辽宁盘锦开始往南飞，有很大一部分最后飞抵温州湾的滩涂湿地越冬。据陈辉讲，06年的时候还观察到3000多只，而今年直到前几天才看到一些，数量也才200多只。
一个迁徙点破坏以后，很多鸟就不会在这里停留，只有飞向更远的地方，然而，缺乏食物补给的候鸟要么饿死，要么在飞行中累死，最后都会导致鸟类种群的减少。
对于蔡喆和陈辉来说，鸟类的减少不仅是天空中少了一些可爱的生命，更是一种迫切的环境危机——它折射出空气染污、水质污染、绿地减少、植物多样性被破坏等多种社会问题。一个连鸟都不能生存的环境，必定是一个全面染污的、嘈杂的、单调乏味的钢筋水泥丛林，这样的环境就算有再高的物质水平，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容忽视的恶性循环
刘永正 温州市植保学会副理事长，62—87年于浙江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后调任温州市计委农业处，现已退休。
刘老已经73岁了，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温州和动植物打交道，至今仍在发挥余热，2008年，温州市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野生动物普查，他和刘鸣老师仍然是两位主要的负责人。
刘老清晰地回顾了温州市动植物变化的两个时期：大跃进时期由于大炼钢铁，植被大面积被破坏，阔叶树林相对减少，导致了鸟兽数量减少；改革开放以后，市里重新提倡绿化，加之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植被面积已经大大增加——大概由原来的31%增长到56.9%，一部分鸟兽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但有一些确实无法恢复了，比如老鹰、猫头鹰、狐狸就基本灭绝了，蛇和青蛙的数量也在日益减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滥用农药，有一部分是人为地捕杀食用了。
此外，作为鸟类栖息地的滩涂流失较为严重，原来有100多万亩，如今只剩下80万亩不到，而且还在围垦中；农田的抛荒、占用，差不多也损失了至少十分之一，还有塘河的染污，都是生境破坏的一部分。
如果说生境破坏对鸟类、鱼虾是一场灾难，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现在还不是致命的，但总有一天显现出来。比如农田里青蛙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对农药的依赖，而农药残留即便是微量的，也会在生物体里慢慢积累；农药的继续使用，终将有一天会导致蛙类等两栖动物的灭绝。还有一些恶性循环出现在我们身边：杀虫刹的使用灭了蚊子，也灭了蝙蝠，而蝙蝠的消失导致蚊子更加密集；老鼠药灭了老鼠，老鼠的天敌也全部死了，于是老鼠更加猖獗了……
生命多样性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外来物种的侵入。比如众所周知的福寿螺，刘老回忆说，他曾经在苍南钱库的水田里，15分钟捡了16斤福寿螺，福寿螺最早作为餐桌上的美食被引入，而现在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水稻杀手”；还有一种革胡子鲶鱼，生存能力极强，如今已经占据了市区各大干净或不干净的水系，这种鲶鱼把河里的其它小鱼都吃光，而小鱼又以蚊子的幼虫为食，从而间接导致了蚊子的大量繁衍无法控制；更为著名的是水葫芦，市区为全面清理水葫芦而投入了很大一笔资金，而它在周边县市还在蔓延。
外来生物的入侵有一部分是早些年盲目引进，还有一些是市民近些年的放生，比如各种龟类、鸟类，市民不了解它们属于什么种群，一旦放生到温州这个新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天敌就会疯狂增长起来，同时迅速侵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造成很多土著种的灭绝。
刘老还提到，生境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酸雨，现在温州市区每年下的绝大部分都是酸雨。酸雨主要是由于汽车尾气和工业排放造成的，对森林和农作物破坏很大，其中的化学成分对人体也有害，更不用说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了。
现在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说已经刻不容缓，刘老说，政府和市民都应该行动起来，一点一点的改善环境，比如政府严格控制工业排放，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绝不能排放；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兴建垃圾处理厂，温州是沿海地区，可以多建风力发电和潮汐发电等清洁能源；而市民应该增强环保意识，不要把污染物倒入河沟中，同时杜绝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
刘老坚信，随着科技发展和公众素养的提高，环保和经济发展这对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对经济利益的短视，不然今后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挽救环境。
跨越从个人利益到生境破坏的鸿沟
05年国庆的时候，我和朋友去楠溪江玩，记得过了上塘以后，汽车开在山腰上，往下看，楠溪江蓝得像一条缎带，让我惊讶不已；今年10月，我又去了楠溪江，在同样的地方我朝窗外看去，希望还能看见那条蓝色的缎带，可是我失望了：江水蓝中带着黄色。我才知道：仅仅4年，楠溪江水黄色的部分就已经往上蔓延很多了。
如果时间拉长10年、20年，我们会发现这种环境的变迁更加惊人，我们记忆里的东西是一件件溜走的：月夜的蛙声、萤火虫、知了、蝴蝶、蜻蜓……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些生命的消失无疑是令人惋惜的，然而从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对这些生命的流逝似乎又无动于衷。
不可否认，从个人利益到生境破坏，这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这条鸿沟，首先是认识上的滞后，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认识到生物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比如最早使用的无机农药，单纯只考虑消灭害虫，而没有把害虫和鸟类当作一个食物链来看待，而食物链上断掉了一个点，整个食物链就破坏了。
其次是短视和自私。很多人都认为，为了经济发展牺牲掉一些环境是可以接受的，灭绝掉一些动植物算什么呢，只要人类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甚至会想，大家都如此生活，我一个提倡环保不是太“吃亏”了吗？于是，我们这一代就把子孙后代的福利也提前享用了，而把烂摊子留给子孙们去解决。这不是自私吗？
还有就是我们自身的体制和观念也存在问题，它限制了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反，它大部分时候是制造问题——这一点，环保人士的体会应该更深。
即使是现在，我们对生境破坏这一问题有所意识，但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从科学角度来说，生物多样性包括从高到低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而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物种多样性的消失。实际上，光是物种多样性消失的研究，还无法证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所以应该把人类自身纳入生态系统多样性里去考虑，因为我们人是无法独立于一个个生态系统之外的；我们也应该把生物基因的变异和人的生命健康相联系，否则无法解释人类的瘟疫和其它疾病现象。
此外，我们还应该不断反省和克制自己。因为用不了太多年，我们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生境破坏其实并不是一条鸿沟，而只是一张纸的两面，它们都相当脆弱，当其中一面破了，另一面也一定受到了损害。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要去拯救环境，而是我们要靠环境来挽救自已。
导读
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 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生物多样性最早由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1986年提出。
目前来说，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重视的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153个国家签署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起生效。 并将每年的12月29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2001年联大会议将每年12月29日改为5月22日。
这些都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在发生着改变。
12月29日，是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生效16周年的日子，本栏目采访了温州几位长期关注野生动植物的专家老师，让他们从身边这些细小的事情入手，谈谈温州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生物变迁。
我们认识得太晚了
刘鸣，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温州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会长。
刘鸣老师最早跟野生动植物打交道，要从他青少年时期的一项爱好谈起：打猎。六七十年代，虽然经过“大跃进”对山林的破坏，但山上的野生动物相对还是很多，温州土产收购站每年都能收购到2000—3000张狐狸皮，而且偶尔还会打到狼、麂等，甚至还有华南虎。82年左右，浙江省统一发放了一批老鼠药，不到2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温州市的狐狸几乎灭绝。这件事给了刘鸣老师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他开始警觉到身边的环境起了变化。
也确实是从80年代开始，整个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温州更是如此，转眼之间高楼林立，马达轰鸣。为了修机场路，杨俯山被开山取石；为了建工厂，不断有新的土地被开发利用……几乎来不及思考，周围的环境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伴随着环境的改变，身边的动植物也悄然变迁着。
刘鸣老师工作所在的温州市鹿城区工艺标本厂直接见证了这一改变，在他办公室的橱窗里，摆满了近百种各种各样的鸟类、蝴蝶标本，刘鸣老师惋惜地说，如今这里面的大部分物种已经在温州消失了。这种消失很难说具体发生在哪一年，但可以肯定，每年都会有一种或几种动物不见了。比如今年，黑嘴鸥就没有发现，刘鸣老师去了灵昆六趟，都没有看到，而去年10月份就已经看到了一千多只黑嘴鸥。众所周知，鸟的迁徙是很有规律的，过了这个时间点还没出现，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刘鸣老师坦然道，繁殖地、越冬地的破坏，还有长期使用农药，对鸟类的伤害最大，而且这种伤害是致命的，远比几十年前的“打猎”要厉害。比如农药，虽然现在的农药大部分是微毒，但鸟类吃了播撒过农药的食物后，毒素一年一年在体内积累，会导致基因变异、繁殖能力降低，最后也慢慢灭绝了。刘鸣老师还举了一个食物链断绝的例子，比如我们为了保护林木，采用农药来杀死天牛，其结果是导致以天牛幼虫为食物的啄木鸟的灭绝。
94年，刘鸣老师在温州市林业局下面对野生动物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最后得出，在温州市及周边地区，食肉动物几乎没有了——最后一只狼出现在88年，而食肉性动物灭绝的原因，除了捕杀，关键还在于它的食物来源没有了。食草性动物有些也灭绝了，而像野兔、野猪由于山林的恢复数量反而有所增加——这也是生态失衡的一个现象，野猪对农作物破坏很大，如今已经成灾。
除此之外，温州近海的环境也在变化，96年的时候还能发现几百条鲨鱼，随着这些年捕杀过度以及海洋栖息地的破坏，现在5米长的老鲨鱼一年捕不到两三条。
这些消逝的动物在短期内是难以恢复的，甚至可以说是不能挽回的。刘鸣老师连连感叹道：我们认识得太晚了。
鸟儿不再回来
蔡喆、陈辉，温州绿眼睛志愿者，多年的观鸟经历。
蔡喆说他从小就热爱自然，初中时就是生物课代表，有近二十年的观鸟经历；陈辉则从04年开始从事温州鸟类摄影，两人都从“鸟”的身上，强烈地感觉到了生态环境的变化。蔡喆回忆说，很多年前在市区的海坛山、华盖山就可以看到很多鸟，随着市区的楼越建越高，越来越密，鸟儿找不到落脚点，已经无法在市区停留了。蔡喆说，他以前每年都会去景山观察两种小鸟：红尾伯劳和虎纹伯劳，这种鸟非常准时，每年5月1号来，早一天都看不到，但是现在5月1号去景山，已经很难找到了，想当年他读书时，红尾伯劳在二中旁边的树上就有好几个巢，每天都在叽叽喳喳地叫着，可见数量之多。此外还有杜鹃，以前也经常观察到，现在也消失了。
温州人记忆里最常见的鸟，小时候经常在瓦片上叫的喜鹊、天空中翱翔的老鹰、还有乌鸦和翠鸟，数量都在急剧减少，大部分在市区已经绝迹。与此相反，斑鸠、白头翁、麻雀的数量却有所恢复，丝光椋鸟甚至多得让市民怀疑：是不是环境变好了？其实这都是生态失衡的表现，市区由于大量单一的种植香樟树，而樟树仔是丝光椋鸟的食物，所以导致丝光椋鸟的食物相当充沛，数量增长就很快。但总体而言，鸟的种类、数量都在飞速地减少，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除此之外，温州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候鸟迁徙点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在中国，每年都有大批的候鸟从北方开始启程，沿着海岸线迁徙，途经山东、上海、宁波、温州，最后飞抵香港或海南岛，温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和食物补给站。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黑嘴鸥，黑嘴鸥在全球仅有8000多只，而中国就有6000多只。每年10月，黑嘴鸥从它的繁殖地辽宁盘锦开始往南飞，有很大一部分最后飞抵温州湾的滩涂湿地越冬。据陈辉讲，06年的时候还观察到3000多只，而今年直到前几天才看到一些，数量也才200多只。
一个迁徙点破坏以后，很多鸟就不会在这里停留，只有飞向更远的地方，然而，缺乏食物补给的候鸟要么饿死，要么在飞行中累死，最后都会导致鸟类种群的减少。
对于蔡喆和陈辉来说，鸟类的减少不仅是天空中少了一些可爱的生命，更是一种迫切的环境危机——它折射出空气染污、水质污染、绿地减少、植物多样性被破坏等多种社会问题。一个连鸟都不能生存的环境，必定是一个全面染污的、嘈杂的、单调乏味的钢筋水泥丛林，这样的环境就算有再高的物质水平，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容忽视的恶性循环
刘永正 温州市植保学会副理事长，62—87年于浙江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后调任温州市计委农业处，现已退休。
刘老已经73岁了，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温州和动植物打交道，至今仍在发挥余热，2008年，温州市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野生动物普查，他和刘鸣老师仍然是两位主要的负责人。
刘老清晰地回顾了温州市动植物变化的两个时期：大跃进时期由于大炼钢铁，植被大面积被破坏，阔叶树林相对减少，导致了鸟兽数量减少；改革开放以后，市里重新提倡绿化，加之生活方式的改变，现在植被面积已经大大增加——大概由原来的31%增长到56.9%，一部分鸟兽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但有一些确实无法恢复了，比如老鹰、猫头鹰、狐狸就基本灭绝了，蛇和青蛙的数量也在日益减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滥用农药，有一部分是人为地捕杀食用了。
此外，作为鸟类栖息地的滩涂流失较为严重，原来有100多万亩，如今只剩下80万亩不到，而且还在围垦中；农田的抛荒、占用，差不多也损失了至少十分之一，还有塘河的染污，都是生境破坏的一部分。
如果说生境破坏对鸟类、鱼虾是一场灾难，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是不可忽视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现在还不是致命的，但总有一天显现出来。比如农田里青蛙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对农药的依赖，而农药残留即便是微量的，也会在生物体里慢慢积累；农药的继续使用，终将有一天会导致蛙类等两栖动物的灭绝。还有一些恶性循环出现在我们身边：杀虫刹的使用灭了蚊子，也灭了蝙蝠，而蝙蝠的消失导致蚊子更加密集；老鼠药灭了老鼠，老鼠的天敌也全部死了，于是老鼠更加猖獗了……
生命多样性消失的另一个原因是外来物种的侵入。比如众所周知的福寿螺，刘老回忆说，他曾经在苍南钱库的水田里，15分钟捡了16斤福寿螺，福寿螺最早作为餐桌上的美食被引入，而现在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水稻杀手”；还有一种革胡子鲶鱼，生存能力极强，如今已经占据了市区各大干净或不干净的水系，这种鲶鱼把河里的其它小鱼都吃光，而小鱼又以蚊子的幼虫为食，从而间接导致了蚊子的大量繁衍无法控制；更为著名的是水葫芦，市区为全面清理水葫芦而投入了很大一笔资金，而它在周边县市还在蔓延。
外来生物的入侵有一部分是早些年盲目引进，还有一些是市民近些年的放生，比如各种龟类、鸟类，市民不了解它们属于什么种群，一旦放生到温州这个新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天敌就会疯狂增长起来，同时迅速侵占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造成很多土著种的灭绝。
刘老还提到，生境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酸雨，现在温州市区每年下的绝大部分都是酸雨。酸雨主要是由于汽车尾气和工业排放造成的，对森林和农作物破坏很大，其中的化学成分对人体也有害，更不用说对野生动植物的影响了。
现在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以说已经刻不容缓，刘老说，政府和市民都应该行动起来，一点一点的改善环境，比如政府严格控制工业排放，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绝不能排放；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兴建垃圾处理厂，温州是沿海地区，可以多建风力发电和潮汐发电等清洁能源；而市民应该增强环保意识，不要把污染物倒入河沟中，同时杜绝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
刘老坚信，随着科技发展和公众素养的提高，环保和经济发展这对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们首先要放弃的就是对经济利益的短视，不然今后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来挽救环境。
跨越从个人利益到生境破坏的鸿沟
05年国庆的时候，我和朋友去楠溪江玩，记得过了上塘以后，汽车开在山腰上，往下看，楠溪江蓝得像一条缎带，让我惊讶不已；今年10月，我又去了楠溪江，在同样的地方我朝窗外看去，希望还能看见那条蓝色的缎带，可是我失望了：江水蓝中带着黄色。我才知道：仅仅4年，楠溪江水黄色的部分就已经往上蔓延很多了。
如果时间拉长10年、20年，我们会发现这种环境的变迁更加惊人，我们记忆里的东西是一件件溜走的：月夜的蛙声、萤火虫、知了、蝴蝶、蜻蜓……从个人体验来说，这些生命的消失无疑是令人惋惜的，然而从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对这些生命的流逝似乎又无动于衷。
不可否认，从个人利益到生境破坏，这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这条鸿沟，首先是认识上的滞后，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认识到生物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比如最早使用的无机农药，单纯只考虑消灭害虫，而没有把害虫和鸟类当作一个食物链来看待，而食物链上断掉了一个点，整个食物链就破坏了。
其次是短视和自私。很多人都认为，为了经济发展牺牲掉一些环境是可以接受的，灭绝掉一些动植物算什么呢，只要人类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保证。甚至会想，大家都如此生活，我一个提倡环保不是太“吃亏”了吗？于是，我们这一代就把子孙后代的福利也提前享用了，而把烂摊子留给子孙们去解决。这不是自私吗？
还有就是我们自身的体制和观念也存在问题，它限制了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反，它大部分时候是制造问题——这一点，环保人士的体会应该更深。
即使是现在，我们对生境破坏这一问题有所意识，但仍然是远远不够的。从科学角度来说，生物多样性包括从高到低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而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仅仅是物种多样性的消失。实际上，光是物种多样性消失的研究，还无法证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所以应该把人类自身纳入生态系统多样性里去考虑，因为我们人是无法独立于一个个生态系统之外的；我们也应该把生物基因的变异和人的生命健康相联系，否则无法解释人类的瘟疫和其它疾病现象。
此外，我们还应该不断反省和克制自己。因为用不了太多年，我们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生境破坏其实并不是一条鸿沟，而只是一张纸的两面，它们都相当脆弱，当其中一面破了，另一面也一定受到了损害。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要去拯救环境，而是我们要靠环境来挽救自已。
导读
生物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 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生物多样性最早由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在1986年提出。
目前来说，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已经成为世界上普遍重视的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153个国家签署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于1993年12月29日起生效。 并将每年的12月29日定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2001年联大会议将每年12月29日改为5月22日。
| 分类:物事 | 2009-12-14
星期一(Monday)
晴
话说在今年四月的美洲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送给美国总统奥巴马一本书，书名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本来这只是一本偏门的学术著作，在全球最大售书网站亚马逊上仅排名第54295位，然而3天后就飙升到了畅销榜第二位。
如果仅仅是查韦斯喜欢这书，或者奥巴马买了这书，那都算不上新闻，对这书的销售帮助也不大。但现在是查韦斯送给奥巴马这本书，意味就大不相同了。君不见奥巴马送给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礼物：苹果电脑、Iphone手机以及20副款式各异的墨镜，还有前韩国总统卢武铉送给金正日液晶电视，我国动不动就送人家大熊猫等——在外交上，还真没见过送书的。
正好本人读过这本书，而且是读了三遍，书上被我密密麻麻画了很多记号。03年的时候，我在一家书店偶尔瞥见这本书，看见它序言的第一句“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我就决定买它了。后来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一位网友，自己又重新买了一本。至今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向朋友们推荐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这本书是所有政治经济学类书里文笔最好的，是所有文笔好的书里最有思想深度的。
如果光看书名还让你有些困惑，那么翻翻这本书的目录你就豁然开朗了：第一部，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主要讲述了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史中，欧洲和新兴的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的疯狂掠夺，掠夺的对象包括黄金、白银、蔗糖、棉花、可可、咖啡、石油以及其它矿产。第二部，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分析了拉丁美洲畸形的经济结构以及外国资本全方面侵占、控制拉美市场，民族工业被扼杀在摇篮里。总之，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拉丁美洲殖民史、灾难史、血泪史。
整本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我总结了这么几点：
首先，美国在拉丁美洲干了坏事！美国的那些更遥远的欧洲祖先干了无数更坏的事！准确地说，他们在拉美大地上抢过劫，犯过罪，是他们的卑鄙导致了拉丁美洲今日的贫穷。而那些犯罪的人包括哥伦布、英国女王、欧洲各国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集团等等。这本书对那些先进国家的原罪的揭露，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其次，这是一本替整个拉丁美洲控诉的书，甚至因为这种“控诉”，让这本书也命运多舛，从某种程度说，书的命运就是国家、时代、无数人的命运的缩影和微妙诠释。书的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乌拉圭人，但这本书在乌拉圭被禁过，在智利、阿根廷也不能流传。然而作者在再版中也记录了这样的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在给身旁的伙伴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高声朗诵给全体乘客；在智利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妇女逃离圣地亚哥时，把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更有趣的是，这本书的译稿在中国也曾经被束之高阁，没有出版社接手。）
第三，以上两点至今仍然有效。书写成于1970年，近40年过去了，犯罪的还在犯罪，控诉的还在控诉。年复一年的贸易战、峰会、气候会议，争来争去的都是这些破事。而这本书，仍然是喜欢的人很喜欢，痛恨的人想烧掉它。
第四，书中还不可避免地讲述了在拉美殖民史中，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奴的悲惨遭遇，他们有一部分在穿越大西洋的船上就死去了，剩下的被贩卖到矿井、种植园里，过不了几年就累死、病死。18世纪中叶，贩卖黑奴的船只就是从波士顿、新港起程，向非洲运去许多装满甘蔗酒的大桶，用它们换取奴隶，再把奴隶卖到加勒比。
众所周知，奥巴马有一半黑人血统，在他“老家”肯尼亚目前还有一些远房亲戚——肯尼亚的蒙巴萨恰好是当年被贩卖的黑奴起程的地方之一，那么查韦斯送给奥巴马这本书，是要唤醒他一些并不太甜蜜的遥远的乡愁吗？然后对第三世界生出恻隐之心？这只是我的一些不靠谱的联想而已。结合查韦斯的个性身份：当今拉美国家强硬派代表，反美斗士，曾经在联大发言指责布什是“魔鬼、骗子和暴君”，更合理的解读应该是——查韦斯在众目睽睽之下微笑着对奥巴马说：别忘了，你们的先辈曾经来我们村里抢过劫！
《品周报》文化 63期
如果仅仅是查韦斯喜欢这书，或者奥巴马买了这书，那都算不上新闻，对这书的销售帮助也不大。但现在是查韦斯送给奥巴马这本书，意味就大不相同了。君不见奥巴马送给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礼物：苹果电脑、Iphone手机以及20副款式各异的墨镜，还有前韩国总统卢武铉送给金正日液晶电视，我国动不动就送人家大熊猫等——在外交上，还真没见过送书的。
正好本人读过这本书，而且是读了三遍，书上被我密密麻麻画了很多记号。03年的时候，我在一家书店偶尔瞥见这本书，看见它序言的第一句“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赢利，而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我就决定买它了。后来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一位网友，自己又重新买了一本。至今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向朋友们推荐这本书，我告诉他们：这本书是所有政治经济学类书里文笔最好的，是所有文笔好的书里最有思想深度的。
如果光看书名还让你有些困惑，那么翻翻这本书的目录你就豁然开朗了：第一部，地球的富有造成人类的贫困，主要讲述了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史中，欧洲和新兴的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的疯狂掠夺，掠夺的对象包括黄金、白银、蔗糖、棉花、可可、咖啡、石油以及其它矿产。第二部，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分析了拉丁美洲畸形的经济结构以及外国资本全方面侵占、控制拉美市场，民族工业被扼杀在摇篮里。总之，这是一部触目惊心的拉丁美洲殖民史、灾难史、血泪史。
整本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我总结了这么几点：
首先，美国在拉丁美洲干了坏事！美国的那些更遥远的欧洲祖先干了无数更坏的事！准确地说，他们在拉美大地上抢过劫，犯过罪，是他们的卑鄙导致了拉丁美洲今日的贫穷。而那些犯罪的人包括哥伦布、英国女王、欧洲各国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跨国集团等等。这本书对那些先进国家的原罪的揭露，证据确凿，无可辩驳。
其次，这是一本替整个拉丁美洲控诉的书，甚至因为这种“控诉”，让这本书也命运多舛，从某种程度说，书的命运就是国家、时代、无数人的命运的缩影和微妙诠释。书的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乌拉圭人，但这本书在乌拉圭被禁过，在智利、阿根廷也不能流传。然而作者在再版中也记录了这样的事：在一辆穿越波哥大街道的汽车上，一个姑娘正在给身旁的伙伴读这本书，后来她站起来，高声朗诵给全体乘客；在智利大屠杀的日子里，一位妇女逃离圣地亚哥时，把书裹在婴儿的尿布里。（更有趣的是，这本书的译稿在中国也曾经被束之高阁，没有出版社接手。）
第三，以上两点至今仍然有效。书写成于1970年，近40年过去了，犯罪的还在犯罪，控诉的还在控诉。年复一年的贸易战、峰会、气候会议，争来争去的都是这些破事。而这本书，仍然是喜欢的人很喜欢，痛恨的人想烧掉它。
第四，书中还不可避免地讲述了在拉美殖民史中，数以千万计的非洲黑奴的悲惨遭遇，他们有一部分在穿越大西洋的船上就死去了，剩下的被贩卖到矿井、种植园里，过不了几年就累死、病死。18世纪中叶，贩卖黑奴的船只就是从波士顿、新港起程，向非洲运去许多装满甘蔗酒的大桶，用它们换取奴隶，再把奴隶卖到加勒比。
众所周知，奥巴马有一半黑人血统，在他“老家”肯尼亚目前还有一些远房亲戚——肯尼亚的蒙巴萨恰好是当年被贩卖的黑奴起程的地方之一，那么查韦斯送给奥巴马这本书，是要唤醒他一些并不太甜蜜的遥远的乡愁吗？然后对第三世界生出恻隐之心？这只是我的一些不靠谱的联想而已。结合查韦斯的个性身份：当今拉美国家强硬派代表，反美斗士，曾经在联大发言指责布什是“魔鬼、骗子和暴君”，更合理的解读应该是——查韦斯在众目睽睽之下微笑着对奥巴马说：别忘了，你们的先辈曾经来我们村里抢过劫！
《品周报》文化 63期
2009-6-16
星期二(Tuesday)
晴
早上在看小雅同学的文字，若有所思。想着这些年的停顿，只为有一天我重新提笔写诗，定能超越于那些迷茫与困苦，去写一种具有高贵质地的诗。
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2009-5-17
星期日(Sunday)
晴
2005年，我去杭州一个文具市场买毛笔，就是店家自己制作自己卖的那种，我叫店家推荐一支写行书的给我，店家给说这支很好，我就买了，15块钱。
快三年了，这支毛笔我还在写，笔锋相当好，不掉毛，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一支。
此刻我在练字。想起总有人不欺我们。
2009.5.17 午后
快三年了，这支毛笔我还在写，笔锋相当好，不掉毛，是我用过的最好的一支。
此刻我在练字。想起总有人不欺我们。
2009.5.17 午后
2009-4-24
星期五(Friday)
晴
以防记忆衰退得太厉害。想起上回在民丰超市的一件事，我买了一双鞋垫，6.5元，太大，拿去换，结果同种鞋垫都没有合适的，就换另一种，8.5元，又顺便拿了一包纸，4元，当时给了收银员100元，让她找，她马上找了我88块钱，我说不对，要找94元，我重复了N遍，那双鞋子是退掉的，换了另一双，她终于听懂了，找给了我92块，我说还是不对，还差2块，她也不干了，说我算错了，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算给她听，她还是没听懂，还反复算给我听，于是就这样争执不下了，为了这道数学题争辩了近10分钟，最后她把旁边另一位同事叫过来评理，呵呵，她的同事问了下情况，然后说，你再找他2块！她还是有些不情愿地给了我2块钱。
通过写这篇日志，我又复习了一遍小学数学。一篇日志等于三颗核桃！
通过写这篇日志，我又复习了一遍小学数学。一篇日志等于三颗核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