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窗雪的天涯_天涯博客_有见识的人都在此

村小	2009-10-23 星期五(Friday) 晴

　　学校所在的地方，小地名叫“鲤鱼池”，在《人间别久不成悲》里，我写过这个名字的来历。传说中远方有鲤鱼飞来，落入池中，所以得名。
　　我从教室的窗口望出去，看见白鹤。它们在田野里散步，又集体飞起来，落在丘陵脚下高高低低的树上。近来每天都可以看见它们。这种白色候鸟，在秋天深色的背景里，像一道亮光。还有别的禽类。白鹭比白鹤多。如果不是走近，或者它们不飞起来，很难把白鹤和白鹭区分开。苍鹭是黑色的，即使站在一大群鸭子里，也能一下子看出来。收割后的稻田里，稻草被扎成小草棚子，像披着蓑衣的守望者，麻雀们落在上面啄食剩余的谷粒。
　　霜降之后，稻田里依然没有下霜。稻草被村民们移走，在沿河的岸边，柏树跟下，垛成草树。田野里空旷起来。白鹭还没有飞走。和它们比较起来，苍鹭的数量少得多，往往是孤单的一只，兀立在水田中或者寒塘边。
　　从前对白鹭的印象不好，源于一首唐诗：“刻成片玉白鹭鸶，欲捉纤鳞心自急。翘足沙头不得时，旁人不知谓闲立。”也许是这几句话刺痛了内心深处里贪慕名利的隐痛，此后厌恶白鹭的清高，也努力掩藏自己的“闲立”相。现在我在湿地边上，在它们飞翔的地方看见它们，忽然觉得它们才是真正自由的。
　　
　　学校不大。在我之前，很多人来过，又离开。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走进了他们遗落在这里的一段时光。
　　第一个人来这里的时候，宽大的四合院中间长着高大的老槐树。到晚上，院子里黑黢黢的，什么声音也没有，夜幕下一盏豆大的油灯亮到天明。一个人，像是一颗种子，被扔在这里就会发芽生根，变成植物，一生不再移动。我和某些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不得已和不自由的时候，有时候是无力改变，有时候是缺乏勇气。他们反对。如果看到被扔在野地里的这些种子，或者他们自己变成这样一粒种子，也许会明白。
　　从内心的真实出发，假如有更好的选择，能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岁月撒在这样荒凉的地方？
　　第二个来这里的人，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本来在中心校工作。上班第一年，端午节，在学校里转了大半天，没看到校长，估计是回家插秧去了。但是又不能确定。全校老师都在上课，校长不在，这是肯定的。那天下午，学校大门口贴出一则寻人启事，大致内容是：绿鼻子的哥哥红鼻子失踪了，有知其下落者请与某某联系。年深日久，启事的具体内容被忘记，“绿鼻子的哥哥红鼻子失踪”却成为经典，一直流传。
　　仔细分析这则寻人启事，实在是精妙至极。绿鼻子和红鼻子像是童话里的两个可爱精灵，让寻人启事之类本来应该严肃的文体一下子活泼起来，引起大家的阅读兴趣。扩大了知晓面，寻人自然容易起来。漫画的笔法戏谑和夸大了校长的酒糟鼻，使他恼羞成怒。接下来这位文笔出众的老师，开始了被人“漫画”的命运，飘萍一样辗转在各个村小之间，最后扔到这里，成为野地里的另一颗种子。
　　我去的时候，村小已经壮大为六个班的规模了。老师也有六七个。去报到的时候是下午，在路上陆续遇见回家的学生。办公室是多余的教室布置出来的。因为已经放学，老师可以自由活动，有两三个人围着下跳棋，另一张桌子围着“斗地主”的人。打过招呼之后，也加入了旁观的行列。
　　
　　四周有竹林，绕着围墙有小河，校园的坝子边缘有草坪。偶然间从孩子们描述学校的作文里，寻获一些佳句。
　　有一个孩子写道：小河叮咚流过。我问他，泉水才会有叮咚的声音，河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我确实听到过。我想应该是真的。河流不大，秋天几乎要断流，细流经过河床上那些高低不平的石头，是要叮咚着响的。但它终究是一条河，水底有鱼虾、有螃蟹、有水草，河岸有垂柳，树荫下有垂钓的人。
　　“夏天的傍晚，我们去竹林里，用蜘蛛网做的工具捕蜻蜓。捉南瓜藤上的蜻蜓，捉枯笋上蜻蜓，捉木桥下水草上的蜻蜓......”这样写的孩子一定是家在附近的，放学之后扔下书包就可以跑到野地里玩。他们分不清蜻蜓和艳娘，会把河边水草上的艳娘叫小蜻蜓，甚至并不起眼的蜉蝣——总之是体形修长、看上去柔弱又能自由飞翔的，都可以叫做蜻蜓。
　　课间的时候，他们最大的乐趣在草坪里，玩“打架草”、钓白蚁、捉蛐蛐。有时我进教室上课，看见他们课桌里跳出绿绿的纺织娘，也不忍心责怪。他们从这围墙内的一片草地中得来的快乐，不是成年人可以想象的。
　　沿着围墙跟长着苍耳子、铁线草、仙鹤草、狗尾巴、满天星。群草中最高的是苍耳子，有半人高。秋天，被蚂蚱们光临过的叶子，斑斑驳驳，千疮百孔，像张爱玲的爱情。

　　村小不远有一条大河，是乌江的支流。下过雨，附近的渔民提着新鲜的鱼虾，来向我们兜售。
　　校门是敞开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也包括那个流鼻涕的傻女孩。
　　开始的时候，她远远站在围墙外面，傻呆呆地望着草坪上游戏的学生，不敢进来。有一些认识她的孩子看见了，远远叫她，老师也没有不许她进来的意思，就慢慢往校门里移动。
　　课间的时候，傻站着看其他小孩游戏，上课的时候，傻站在教室外的窗口，什么也不说。有时候，她的爷爷会拿着柳条子来赶她回家，她撒腿就跑，从围墙外面的田埂子上绕一个圈，又回来了。
　　我们的教育不是“有教无类”的，像她这样的傻孩子，按规定应该要被送去特教学校，和普通学生一起，会影响老师的考核。所以她一直站在教室外面。
　　有一天，卖鱼的人又来了。漫不经心地说：刘红婷死了。我们问：谁？他说：那个站在教室外面的傻子，掉河里了，影子都没找到。
　　我们才知道她原来有那样一个好听的名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谁让她站在外面，谁又有权利把她关在外面的呢？

　　村小是平和的，跟所有乡间的事物一样。少有的一些人事变动，丝毫改变不了它一如既往的安宁。我这样散漫和凌乱的叙述，不过是试图还原它本身的样子。
　　2005年左右，最后一批和我们同过战壕的代课老师离开了学校。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经过考试成了正式的公办教师，其余的从此离开了讲台。和他们有关的故事，也将要永远成为历史，他们的善良和辛勤，无庸赘述，兹录一二幽默可供解颐的。
　　同事甲，教数学，学生期末考试全班平均成绩13分。早上放学，沿途获得一路赞扬：某老师，你是尽力了的，你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教给我们的孩子了。
　　同事乙，参加代转公考试，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答案是五分之二，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做不出来，出来问其他老师：三分之一减四分之一，三比四小些，怎么够减呢？
　　经过一次简单的考试，他们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成为公办老师，去了更远的村小，要终身以教书为职业了。
　　周末回来的时候，偶尔还是可以一聚。举杯的时候，我们说：感谢教育部那个球茎不懂的部长吧，这可真是个好人，但愿他永远昏头昏脑的。
　　不过一想到那个曾经站在教室外面的傻孩子，又希望他早一点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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