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首页 | 留言板
| 加友情博客 | 天涯博客
| 博客家园 | 注册
| 帮助 |
 2010年9月2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
 |
近几个月来，中国的不少媒体和媒体人正被一个事情焦虑着，那就是所谓“第三次移民潮”。
据说，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里，中国居民向北美、欧洲、澳洲等发达地区移民呈现加速趋势。而且，在最近这一波民大潮中，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和富裕阶层是主体。瞧瞧那一个个斗大的头条标题：“中国富裕阶层掀赴美产子热”、“年薪十二万以上的中国人全都想移民”、“百万考生弃考留学”……多么让人不安和烦躁！
许多报道和评论由此出发，沉痛地分析了中国的新贵们之所以热衷移民海外的原因。我认真阅读了不下10万字的相关文本，大概梳理了以下几条最主要的线索：
第一，中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应试教育、职场竞争、生存压力等等一系列问题使得国人的幸福指数降低，他们渴望到更宜居的海外寻求更加幸福的生活；
第二，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国内民间积累了大量资本，但眼下中国无处不在制度壁垒和行政垄断却阻塞了它们进一步创造新财富空间，随着股市低迷、楼市遭政策打压，许多民间资本希望流......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9-02 10:17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74 | 浏览:12933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8月30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
昨天，2010年8月26日，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产物和代表，这个南海边上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拔地而起，迅速成长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国际性大都市，是当年没有人会预料到的。
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还能津津乐道地回味当年举国上下提到“深圳速度”时的那份激情和憧憬，正是凭借了这种速度，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人”实现了属于他们、也属于改革时代的中国的“深圳奇迹”。当然，实际上只要对照一下过去30年来的GDP总量和人均收入，我们就会发现，连同珠海、汕头、厦门在内，与改革开放差不多一同起步的第一批四个沿海经济特区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今天，当深圳特区已经步入“而立之年”，举国上下再次朝它投向了热切的目光。就在不久前，国务院原则同意修订后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要求深圳市认真组织实施这份总体规划，逐步把深圳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但对大多数国人来说，除了关心深圳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8-30 10:24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0 | 浏览:516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8月23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
银监会、国家发改委8月初联合向各商业银行和地方价格主管部门下发《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规定，商业银行对客户提供包括同行个人储蓄账户的开立和撤销等在内的7项服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此外，商业银行执行相关服务价格前，应至少提前５个月进行公告。
前不久，一些商业银行把同城ATM跨行取款的服务收费由2元提高到4元，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两部委此事推出这个管理办法，可以被视为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对此事的及时回应，亦是对今后类似的银行服务收费及价格提供的一个规范性意见。
按理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作为一个市场经营主体，它对自己提供的服务收取还是不收取费用？收取多少费用？完全应该是它自己有权决定的事情。这就好比长虹彩电、海尔电冰箱、格力空调等等家电根据市场情况要涨价或是跌价，国美对于这些家电送货上门收不收费用，政府是不应该干涉的。市场经济嘛，最高原则就是自由竞争，消费者不满意A银行收费，完全可以选择去B银行开户，有什么道理要求动用行政权力禁止A银行收费？
事实上，时下有不少“市场派”的评......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8-23 11:36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34 | 浏览:4250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8月20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
本周第一个工作日的上午，经常令中国人情绪不稳定的我们的东边邻国出炉了一个本该十分撩人心弦的数据：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总额为1.288万亿美元，首次低于中国同期（1.339万亿美元）。鉴于中日两国经济增长幅度的巨大落差，这实际上意味着，从今年二季度开始，中国已经取代在这个位子上坐了42年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消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尤其在中国，好多知名的报纸甚至都没有在第二天为这则新闻留一小块报屁股的位置！相反，倒是西方国家的媒体把这次的GDP位置变动当成了真正的重大事件来报道和分析——不仅《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这样的财经报章，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等也都花了巨大篇幅对此予以评述。
即便这样，也许还是担心“中国经济晋升全球老二”的新闻会点燃国内民众内心的虚火，作为迄今为止唯一针对此事作出过官方表态的商务布发言人姚坚在周二（17日）不容分说地坚持：“我们更要关心人均GDP的数据，总体而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他指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8-20 10:13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4 | 浏览:1037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8月16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
不久前读到两则有关图书出版的新闻，让我这个酷爱读书的人颇为感慨。
第一条新闻说，鉴于“神医张悟本”事件，新闻出版总署表态，将制定养生保健类图书的学术质量和审读标准，书稿经有关专家审读合格后才能出版，不合格图书将被召回、停售。我注意到，报道在严厉批评了“图书市场上养生保健类书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乱象”以后，用了“终于”二字来形容读者对有关部门“大力整治”的热切盼望程度。
另一条新闻说，眼看着书价越来越贵，普通市民、甚至单位阅览室、专业图书馆都越来越买不起书，上海有一位人大代表递交了一份“建议政府出台政策适当降低书价”书面意见，建议有关部门有必要以政策引导、限价规定、适当补贴等方式来进行调整，给出一个指导价，有效引导书市。报道还说，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士在回复时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么做似乎不否合时宜。对此，这位人大代表表示，书籍的价格，涉及到引导、教育、激励、提升国民素质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只算经济账，而忽略了更宏观的因素。
对于张悟本是不是个骗子以及他的那本闻名遐迩的《把吃出来的病吃回......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8-16 11:25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7 | 浏览:1257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8月6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
根据据新华社日前的报道，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工业、投资和国内贸易三方面统计数据来看，近年来我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因此，总体上看，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
例如，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生产同比增长17.7％，而非国有企业增长18.0％，私营企业增长20.8％。非国有经济发展快于国有经济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此外，工业中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则相应提高。其中，私营经济的单位数量、总产值、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和从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比重由2005年的45.6％、19％、12.4％、14.3％和24.5％，分别提高到2009年的58.9％、29.6％、18.5％、28％和33.7％。统计还显示，从今年一季度开始，民间投资占我国城镇投资比重首次超过50％……
在我的印象中，这已是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第N次公开反驳一段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国进民退”了。我注意到，此前有两次有两次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对“国进民退论”的反驳都是所谓“用数字说话......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8-06 11:32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0 | 浏览:614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6月18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
根据美国财政部15日公布的数据，4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9002亿美元，较上月增持50亿美元。这是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连续第二个月增持美国国债，也使得中国在过去半年内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短暂下降后再度回升突破9000亿大关。中国一直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目前持有美国已发行美元国债的10%。
数据显示，自2009年4月以来的一年之内，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共经历了五次减持、六次增持，还有一次持平。其中于2009年8月，中国首次减持了34亿美元美国国债。此后，从2009年11月开始到2010年2月，中国连续4个月减持美国国债，特别是2009年12月减持了幅度最大的342亿美元，使得持有量首次降至9千亿以下。就在今年2月份，中国还净卖出115亿美元美国国债。然而，这种操作思路到了3月份突然出现了180度调头。
很明显，这与日益蔓延的“欧元危机”的趋势高度吻合。我们看到，希腊债务危机正是从3月开始浮出水面，进而逐渐发酵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头等重大的问题的。虽然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与IMF已经达成了规模达到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计划，并已正式启动，但欧元区经济及欧元本身的前景依然不能令投资者放心。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不能在美元一棵树上吊死，但欧元眼下看起来更加靠不住，于是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美元头上押宝了。作为除中国外美国最重要债权国，日本和英国4月份也都继续增持美国国债。
看来，尽管中国的相关官员及学者一再表示，“欧元危机”不会阻碍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努力。但至少在短期内，这种努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更为糟糕的是，问中国借钱的一方对此似乎也很不满意，甚至敌意重重。一周前（6月10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经济复苏议案修正案，要求奥巴马政府就相关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问题向国会递交季度性报告。该修正案要求就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所有情况提交报告，包括政府和私人持有，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此修正案警告说，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将“赋予中国一个可操控美国国内和外交决策的工具，包括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二天即回应称，相关方不应对中国持有其国债过分担心，既然在市场上出售国债，就必须遵循市场规则。实际上，中方已多次表达了不应将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行为政治化的表态，但恐怕很少有人不会真的相信，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债问题会完全做到“非政治化”，正如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执难以避免被政治化一样。
因此，现在是到了必须要调整外汇储备管理思路的时候了，因为随着我们积累的外汇储备日益庞大，传统管理模式的操作空间已经越来越逼仄。中国领导人过去在许多场合指出过，中国对外汇储备的要求首先是安全，其次是流动，第三是保值增值。这个大原则的确是十分正确的，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是否只有购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债一途？其实，国债的最大优势可能仅仅是安全而已，在流动和保值增值方面，其他的选择是不少的。
2008年爆发的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动荡和低迷，中国的主权基金——中投公司的一些不算成功的尝试很可能加剧了中国央行和外管局原本就根深蒂固的谨慎和保守心态。但问题在于，客观形势不容得我们在这明知条走不通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当局目前必须要拿出一些新的举措来，例如，既然外管局和中投公司的干部们不会炒外国股票和期货，那么否可以探讨一下与有经验、有实力的中外金融机构合作的可能性，让它们帮助做一个兼顾“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打包投资计划？
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得怨国家为什么要积累那么多的外汇。或者说，要寻找造成这种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的经济结构究竟毛病出在哪里？中国是一个与美国、欧洲、日本等量齐观的庞大经济体，即便在全球化的时代，原本也不应该如此受制于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变化。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曾说过，政府目前正在探索“外汇内用”的可行性。果真能够在这方面作出一些积极的尝试，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经济，都不可不谓一件大有裨益的事。
>>引用社区地址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6-18 10:24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0 | 浏览:679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6月9日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
【季冰按】据FT中文网报道，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表示，正打算把公司以往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交还给政府，例如探索分隔27万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将宿舍卖给政府等等。
以下系我在大约两周前富士康事件在媒体上达到高潮时写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从郭台铭先生的表态来看，当时我的分析应当说还是中肯的。
仿佛一个接一个的黑色幽默，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首次就一系列雇员自杀事件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二天，25日凌晨，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而在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之后几个小时，26日晚，又一名男子从富士康厂区C2宿舍楼坠下，这已是今年以来的“12连跳”了，这一连串的跳楼自杀事件共造成10死2重伤。此外网上风传，27日凌晨，又一名富士康女工的加入使之变成了“13连跳”，但消息并未得到证实。
24日，郭台铭在某个经济论坛上就公司的员工待遇问题作了简短辩护，他称，鸿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厂。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够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而在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郭台铭专门向跳楼员工家属三鞠躬致歉，并对如果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作了许多解释和承诺。
可能的确如郭台铭所说，公司之前其实已经做了不少事情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近来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举措，这其中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顾问与员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人在工厂做法事。遗憾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补牢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留住第11条和12条年轻（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员工关怀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论者指出，事件与中国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以事件为例证，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此外，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诩“理性客观”的观察者则引证全球和全国的平均自杀率数据来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历来应者不暇的招工盛况，就是对它“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的辩护……
上述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都有严重的局限。就拿所谓“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拿中国当下18-30岁之间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杀率去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相比较，才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有150年了，它确实是一种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不完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连跳”这个具体事件上来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经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它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26日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它也绝不可能把自己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等，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这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在面对资方时的集体谈判力量。顺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许多考量，这也是当今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至“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士呼吁政府介入“连跳”事件。维护职工权益的确是政府的不可逃避的职责，彻底调查清楚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也是公安部的义务。似乎是为了响应这种舆论的要求，近日，深圳市已派出大批警察进驻富士康，除了当地的政府官员，中央也已委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由人保部部长尹蔚民亲自带队，赴深圳市和富士康展开调查。然而，若从我们上文剖析的“企业办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行动很可能飞弹不能有助于根本问题的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富士康本已高度扭曲的“企业社会”的危机。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仰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写于2010年5月25日，删节版作为5月26日《上海商报》社评发表；修改于5月26日，全文发表于2010年5月28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
附录：TF中文网的报道
富士康拟将社会职能还给中国政府
2010年06月09日 05:55 AM
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模式已受到质疑。此前亚太地区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宣布，将重新审视其运营大型厂区的制度。
富士康(Foxconn)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在母公司鸿海精密(Hon Hai)在台北举行的年会上表示，富士康制造中心发生的连环自杀事件使他意识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必须改变”。富士康的客户包括苹果(Apple)、戴尔(Dell)和惠普(Hewlett-Packard)。
大约27万人在富士康自成一体的深圳工业园生活和工作。深圳是邻近香港的中国城市。
郭台铭表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大陆开创业务时，不得不从零开始，在自己的工厂周围构建社区。但是，“如今我们打算把这些社会职能交还给政府”。
富士康在上周日宣布，再度大幅上调中国各地厂区第一线工人的薪资。该集团表示，在上周宣布的30%加薪基础上，从10月1日起将执行66%的绩效关联加薪。
郭台铭说：“眼下，我们的动作快了一点，抢在其他所有人前面”，但是，当朝着较高薪资环境的调整到来时，“其速度与猛烈程度将超出你的想象。”
此举背离了港台制造商开创的中国投资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正出现更多工人不安定迹象。本田(Honda)昨日确认，为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供货的一家工厂的工人已投入罢工。这些工人似乎受到邻近佛山市另一家本田工厂劳工行动取得成功的鼓舞。
郭台铭表示，富士康仍在探索分隔工人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方式，但其中一个选择是，将宿舍卖给政府，然后根据需要为员工租赁这些宿舍。
“如果台湾的一名工人由于情绪问题自杀，他的雇主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我们在中国大陆受到责备，因为他们居住和睡在我们的宿舍里，”他表示。郭台铭称，这个负担已变得过于沉重，富士康承担不起。
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 (Foxconn International)董事长陈伟良(Samuel Chin)表示，与客户进行的价格谈判将在下一个季度内完成，公司将力求把“尽可能多的”增加的成本转移给客户。
译者/和风
>>引用社区地址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6-09 14:59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0 | 浏览:959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5月27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
|
德国国会下院上周五（5月21日）以319票赞成、73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批准向欧元区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提供总额7500亿欧元援助机制中德国应负担部分（最多1480亿欧元)的救助资金，预计德国国会上院将在晚些时候批准这项计划，此后则将提交给德国总统（科勒总统上周恰好访问中国并来上海出席了世博会相关活动）签署成为立法。这一消息缓解了市场此前有关德国将需很长时间才能批准这项计划的担忧情绪，推动欧元汇率强劲反弹，并在6周来首次实现单周上涨。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仅这一次投票就能够扭转整个欧元区债务危机造成的市场动荡。那么，欧元的持续贬值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猜想，对于正在进行中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欧盟官员的关心程度绝不亚于中美两国本身。并且几乎可以预期：在对话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一定会有诸如“中美两国支持欧洲经济和欧元汇率稳定”之类的话。
美国财政部17日公布，3月份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持有规模扩大了177亿美元，因而总量达到8952亿美元，进一步巩固了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地位。
这一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是过去6个月来中国第一次重新购买美国国债。自去年9月以来，中国一直在减持美国国债，就在2月份还净卖出115亿美元美国国债。按照一些美国分析人士的说法，这“证明了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复苏的信心。”
然而，真实的原因恐怕主要并不在于中国政府对美国经济及美元走势的信心提升了，而在于对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及货币前景的信心更加下降了。
长期以来，国内政、商、学和舆论界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为了确保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的安全，避免在许多方面受制于人，我们的外汇储备必须尽快多元化。这种看法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便是过去半年内对美国国债的持续减持。
然而，为什么外管局的这种操作思路到了3月份突然出现了180度调头呢？很明显，这与日益蔓延的“欧元危机”的趋势高度吻合。我们看到，希腊债务危机正是从3月开始浮出水面，进而逐渐发酵成为欧盟和欧元区头等重大的问题的。虽然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与IMF已经于本月7日达成了那项规模达到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计划，并且已于本月18日正式启动，向希腊拨付第一笔200亿欧元援助款项，但从两周来全球资本市场的持续动荡来看，欧元区经济及欧元本身的前景依然不能令投资者放心。
理论上说，凡是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都可以作为一国的储备货币。然而一般来说，真正为各国外汇青睐的储备货币基本上也就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最多再加上少数如瑞士法郎这样传统上被认为具有“避险”功能的货币。说起来也很自然，货币的信用最终取决于发行货币的国家的综合实力。鉴于日本央行长期奉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储存日元的收益是极低的。因此，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实际上只剩下了美元、欧元和英镑。眼下，虽然明知道我们的外汇储备不能在美元一棵树上吊死，但欧元看起来至少在短期内更加靠不住，于是也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美元头上押宝了。
数据亦很显著地支持了这种分析。3月份，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长期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的金额达到1405亿美元（1085亿美元为国债），创历史最高纪录，几乎是2月份水平的3倍。其中，寻求避险的私人投资者购买了802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和票据。而作为美国的第二大债权国，日本3月份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也由2月份的7685亿美元增至7849亿美元。此外，根据英国央行的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外国投资者净买入英国国债203.7亿英镑，为1982年开始记录此项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此看来，由希腊——及稍后的葡萄牙、西班牙——债务危机触发的“欧元危机”，对刚刚蹒跚起步的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试探来说，不啻是当头一盆冷水。许多事情，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非常难，往往任何一个意外的偶然事件，都足以打乱深思熟虑良久才迈出的极为谨慎的步伐。
不过也有人认为，近来欧元及欧洲股票市场的大幅度调整为中国增持欧元及欧洲资产提供了很好的“抄底”机会。年初至今欧元已经跌去了12%，而自去年12月初以来它已下挫约17%，对国家外汇储备这类追求稳健第一的长线投资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新近成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夏斌5月18日在接受道琼斯通讯社采访时就明确表示，欧元大幅走软不会阻碍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努力。
此评论虽然可能会对持续疲软中的欧元汇率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但显然并不能被理解为，中国将要趁着这次危机到欧洲资本市场去冒险“血拼”。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投公司一贯的谨慎风格而论，最真实可信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打算跟风国际投资机构和其他一些外国央行的步伐一起抛售欧元——在过去几周中，欧洲和美国投资者大批撤离欧元区股票基金；外储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韩国和俄罗斯也对外宣布，自去年以来就减持了部分欧元。但与此同时，中国在最近几个月里没有、并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打算显著增持欧元。换句话说，面对欧元的持续下跌，中国央行采取的基本上是一种“一动不如一静”的平静观望策略——既不抛也不买。
这么做是有很好理由的。除了由于欧元的未来走势目前难以清晰判断外，还因为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元走软已经损害了中国在欧洲市场的出口竞争力，而大规模抛售欧元将会加剧这种状况。
当然，长远来看，中国央行将与欧洲央行站在同一个战壕中。中国从未对外公布过外汇储备明细，但据一些投资机构和学者的估计，当下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欧元资产大约占1/4，并且可能是历史高点，而美元资产仍然占到2/3，这显示了中国一直担忧的严重不平衡。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只要欧洲领导人达成应对目前危机的共识、欧元汇率出现企稳的迹象，中国一定会立即重新大举购入欧元。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欧元企稳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正取决于中国。担心欧元进一步下滑的欧美官员近来正在谨慎地谈论一项他们已有十年未动用的政策工具：干预汇市。但众多分析人士一致认为，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想要联手买入欧元以扭转它的颓势，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积极响应，那么干预行动多半将以失败告终。正如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所说，假如现在你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进行了干预，市场可能会认为你这是在骗他们；假如有中国站在我们这一边，它的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可能对市场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以我之见，市场对欧元前景的最大担心——它导致欧元近来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其实并不在于希腊等国的财政危机。希腊在整个欧元区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即便算上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也不过只占欧元区GDP的20%。说到底，欧元汇率未来走势的最大不确定性不在经济本身，而是政治性的——欧元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民众有没有意愿维护这种代价昂贵的统一货币？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假如果你买了欧元，而德国人却用脚投票脱离了欧元区，那该怎么办？
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不得不继续源源不断地借钱给美国。中国尚未真正展开的外汇储备多元化，虽不能说已经夭折，但至少也将暂时停顿下来。归根结底，还是得怨国家为什么要积累那么多的外汇。或者说，要寻找造成这种外汇储备越来越多的经济结构究竟毛病出在哪里？中国是一个与美国、欧洲、日本等量齐观的庞大经济体，即便在全球化的时代，原本也不应该如此受制于其他经济体的市场变化。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曾说过，政府目前正在探索“外汇内用”的可行性。果真能够在这方面作出一些积极的尝试，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经济，都不可不谓一件大有裨益的事。
>>引用社区地址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5-27 10:17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0 | 浏览:559 | 推荐指数：0 |
| 2010年5月24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
如果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政治学想要找到一间实验室，用以观察和研究人类政治生活中民主与法治、权利与秩序、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等诸多复杂关系的话，这几日的曼谷街头无疑是不二之选。从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美国的立国，历史上那些民主政体的伟大立法者们心头无法散去的噩梦——民主的阴暗面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破坏力——正在这座曾经到处洋溢着微笑的美丽城市完整地上演。
随着19日上午泰国军队的装甲车冲破“红衫军”在曼谷街头设置的路障，以及7名“红衫军”领袖向警方自首并遭到拘捕，一场规模超级、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集会终于宣告土崩瓦解。它的悲壮而又有些荒唐的日志里，留下了数十具默默无闻的尸体和无数个身心俱伤的躯壳。就算泰国日后终能取得政治和解、撕裂的社会终能逐渐愈合，他们也将成为这个笃信佛教的民族记忆深处永远的伤疤。
局势似乎得到了基本控制。看起来，在这场白热化的“阶级斗争”中，泰国的“弱势阶层”及其背后的他信满盘皆输，而阿披实及其背后的曼谷“权贵阶层”则大获全胜——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时机，因而在轻松完成武力清场的同时也赢得了很大一部分道义上的认同。
但仍有为数不少的“红衫军”死硬分子焚烧了曼谷证券交易所、世界贸易中心商场、供电局、泰国电视台3台等数十个重要场，骚乱还蔓延到了“红衫军”势力雄厚的西北部地区。有报道说，当地至少有两个城市的市政厅遭到纵火。正如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他信警告的那样，泰国可能爆发全国游击战。“军事镇压可能会扩散怨恨，这些怨恨的人们将变成游击战士。”
为了防备这种可能性及迅速稳定乱局，泰国政府15年来首次对曼谷及其他23个省实施了宵禁。
但眼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又会怎么样？
可以预计，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已经夺回主动权的政府将会摆出一付“两手都要硬”的姿态——一方面，严厉镇压社会上的各种“民主活动”，并且在下一次大选前解散一切他信派政党，竭尽全力打压亲他信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高调地“打击”贪污腐败，同时出台一些改善底层民众权益的安抚政策。这两手，都是为了防范事态再度逆转，并为自己争取更多合法性。
然而，社会一旦撕裂、而且已经沾上了血腥，再想要重新弥合、重新洗刷干净，恐怕不是一件短时期内容易做到的事情。更何况，不断会有政治野心家千方百计地想要利用这一基于仇恨的现成的精神资源来谋求他们各自的政治私利。别说他信会时不时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电视镜头里，甚至出现在中南半岛的邻国，就算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渐渐淡出了群众的视野，也一定会有更多新生代前赴后继地涌现出来。
因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泰国必将经历一段比先前更加高压的威权或准威权时期——民主将会倒退，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泰国人原本已经享有的一部分政治权利将会被剥夺。至于这种倒退的涉及面有多广？程度有多深？它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那要视事态的发展而论。
诚如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的，曼谷街头的“热战”的确是被强压下去了，胜负双方也已分出，但弥散于整个泰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得到丝毫缓解。民主政治运作的精髓本来正在于通过妥协和让步来化解矛盾，但达成妥协的前提是有一个双方（或多方）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话语平台。在过去的一轮又一轮街头政治运动中，“红衫军”卤莽而不智地拒绝了一次又一次达成妥协的机会，终至落到今日这般穷途末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在新的起点上重新寻找到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平台。但现实的难点在于，未来即便能够再获得这样的平台，它也一定比原来曾经被允诺的要低，旧仇未报、又添新恨的“红衫军”们能否咽得下这口窝囊气，重回谈判桌，这的确是个大大的问号。
眼下是真正考验“胜利者”道德觉悟与智慧和“失败者”耐心与胸怀的时候了。如果曼谷的“精英阶层”真的能够把国家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放在首位，那么他们应当一俟事态平息就立即主动提出新的更加公平的和解方案，推动国家政治朝更加法治化、透明化的方向转型；而如果反政府力量真的希望国家的民主取得进步，那么他们也应当放弃全盘推翻现行体制的幻想，转而寻求在既有的法治框架内通过协商赢回一部分权益的可能性。能够各自跨出这艰难的一步，最迫切的是双方内部均需要产生真正高瞻远瞩而又有强大号召力的精神领袖。
我们在本文开头将曼谷形容为政治科学的标准实验室，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泰国的这场骚乱不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情形，它基本不含有宗教对立、种族矛盾、文化冲突等复杂的多重变量。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十分经典的因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而激发的纯粹“政治性”的社会分裂。就此意义上说，泰国的教训对其他地方的政治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
应当看到，通过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他信内阁后上台的曼谷现政权是有其难以洗脱的“原罪”的。说到底，这也是“红衫军”及其日后发动的骚乱的根源。尽管现政权可以将这一切归咎于他信的严重贪腐的民粹主义鼓惑（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也是事实），但如果它想要避免今天的悲剧日后再度重演，就必须真诚而又深刻地反思这样一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政治野心家轻而易举地粉墨登场、一呼百应的社会土壤？而在培育这种社会土壤的长期过程中，精英们自己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最后，也许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体制导致非得用一场军事政变才能将一位贪污腐败罪证确凿的国家领导人拉下马来？
>>引用社区地址
陈季冰 发表于 2010-05-24 14:19 |
分类:未分类 | 评论: 0 | 浏览:464 | 推荐指数：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