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武侠世界里不显山露水的绝世高手，偶一发招便技惊四痤。孔飞力和他的《叫魂》一出现，就如此效果。作者带着丰富性与奇妙性的故事，探讨帝国专制统治的原动力。随着孔飞力的视线，我们进入一七六八年弥漫四布的妖术大恐慌世界。
　　
是时，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在江南，这个中国历来最繁华的地区更尤为如此。孔飞力笔下描述的叫魂事件正在这片区域酝酿成一场曼延至全国性的案件。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的灵魂与躯体是可相分离的，若对着从某个人身上的物体（如发辫梢等实物）念咒之类的妖术，便可掌握别人的魂。通过施展这类的妖术，施行妖术的人便可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无疑，民众对这种“叫魂”术有着极大的危险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即在接下来出现的几个“普通”案件后，慢慢的演变成了对妖术的大恐慌。晦暗不明的威胁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妖术大恐慌的猖獗肆虐，引起了朝廷至少是皇帝的重视。弘历的震动是随之而来对全国各省的清剿行动。在弘历接触到叫魂案时，他便判定这是一股山雨欲来之势的谋叛。随着全国各地上报来的疑似案件愈来愈多，增加了弘历初始的判断。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弘历想要得到的新线索。
　　
弘历异常激烈的反应，正是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头发与叫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似乎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尽管弘历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但还是无改“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二九零页）”这一事实。
　　
具有谋反阴谋叫魂案在挑动弘历政治控制神经的同时，也触发了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与官僚集团进行反控制的较量。“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序言）”。在专制统治结构中，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确实受到了诸多障碍的限制。这些流弊却部分是来自本身的缺失，“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制专权的诡计得逞（二八一页）”。弘历为官僚机器低效的能力所沮丧，同样的，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会中。理论上，政府有权开放和限制一项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与效率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常为各方的力量所阻碍。权力的分散和平衡，是为有清一代也是现代统治政权的难题之一。
　　
在叫魂危机里所折射出来的多重问题里，既“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二七六页）”，也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二七六页）”。甚至也强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对弘历来说，妖术危机“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犯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二八九页）”。
　　
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叫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这场由“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不过是乾隆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叫魂案完全是弘历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叫魂妖术大恐慌，“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二四三页）”。各方对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二九二页）”。“弘历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二九七）”，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弘历的情绪。
　　
弘历眼中的叫魂危机则属子虚乌有。普通民众的叫魂危机，或是一种无知的恐惧，或是成为一种“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一种突然可得权力（三百页）”。弘历“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三零三页）”。最终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段不是惟一的历史教训和消极宣传。
　　
最后，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或动态或静态的威胁，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而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些空间，随时能把不同背景的案例，解读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并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新的方式，观点，恐惧，它们起着新的催化剂作用，将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一如中国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著， 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

与历史相比，历史研究不过是空洞的废话。但有些人，能把这些废话变成一种传奇风格和当代童话。

在布满星辰的天空下，坐在丁满身边的彭彭腩腩地说着：“七千九百八十二……”
　　
“你在说什么呢？说星星么？”丁满看了看天空，问道。
　　
“不是，我说是的马尔克斯的小说，”彭彭说，“《迷宫中的将军》，在所有存在过于世上的作品中，它位列七千九百八十二名。”
　　
“你怎么就能这么确定，它毕竟是马尔克斯的吖。至少更靠前吧！”丁满说。
　　
“就是我说的那个数字，”彭彭说，“在过去所出现过的所有文字，还有未来所可能产生的文字，都已经计算在内了。”
　　
“你疯啦，还没存在的东西怎么能算。而且你又怎能确定它们的出现不会令加西亚的书有所变动。就像每个婴儿的诞生都有可能会对世界产生不一样的改变，每一部新作品的诞生，也有可能会改变前边的座次顺序啊。”丁满说。
　　
像星星一样眨了眨眼睛的彭彭回答，“我说的那个数字已经是最后的定论了。历史虽然还远没到终结的时候，但书的生命其实在它出生之时就已经结束了。它以后的变化方式，将是一种天意的行为。纵使智慧如章实斋和马克斯韦伯，对它们的命运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斋先生认为读者的选择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时代的风气；韦伯先生认为一部作品被超越不仅是作者与读者的目标，也是他们的任务。无疑是这样的，所有的作品之升降，是时代的回响，也是不同的读者暗暗投票的过程对比。有的作品昨天是在一千零一的位置上，但今天也许就是一万零一的位置上了。然而所有作品都有一个最终位置，《迷宫中的将军》，就是在七千九百八十二位。”
　　
丁满摇了摇头，叹声，“你已经无可救药了，你读过的书都还没到七千九百八十二本吧。我比你足足多读了十倍，都不敢对那怕是一卷最熟悉的普通作品做出评论，更别说是评判经典了。事实上，未来能够产生出来的好东西已经不多了。特别又是小说，也许已经到了它的尽头了。“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王静安说的就是此理。在小说的世界，我是已经开始回望的了，而不是在展望。
　　
“你虽然把所有该读的书都读过不止一遍，可似乎你总是大谈文字世界退化衰微的观点，对未来总报以阴郁与悲观的认识。经典作品推波助澜着你的思想，却也把你对未来的希望，考验得无影无踪了。你把美好留恋在过去，把消沉留给了未来，因为你觉得经典永远是过去的。呵呵，我自然也是认同你所说的，但我还是属于坚定而乐观的未来派。”彭彭像是从丁满的眼睛里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丁满说。
　　
“变幻莫测的星空才是文字世界里应有的表现形式呐。”丁满说，“人的视线是永远也看不尽那天空的本质的，对文字世界也一样。
　　
“我记得有头狮子说过，任何的作品诉说的都只能算是无边无际的真相内部中一小部分，它们其中并无高低之分。而只是读者在作者那里得到不同的东西，作出一种适应自己价值观的组合，然后得到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价值。”彭彭说。
　　
“嗯。我也记得那头狮子，还说了什么，我们其实是读不懂作者所要表达的。因为作者有时也是不明白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的，有时候我们认为是读懂了，其实是什么也不懂。有时可能需要不同的经历，包括生活上的与精神上的经历，才能得到一些信息。但又有什么信息才算是正确的解释呢，也许答案还留在帕那萨斯山上吧。苏格拉底觉得，与实际作者相比，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把作者的话（诗）解答得更好。德里达甚至就觉得能够真正理解他作品的读者，只有三数人而已。”丁满打了个哈欠，转过身去了。
　　
“但我坚持认为，我是明白马尔克斯的。就像博尔赫斯了解卡夫卡一样。《迷宫中的将军》这本书，就是排在七千九百八十二。”睡意也把彭彭眼睛闭上了，迷迷糊糊的意识幻想着能带来上帝的旨意。
　　
《迷宫中的将军》马尔克斯

士之读书欲窥堂奥，必积之于厚。其藉储之万巻，胸则负之万里，笔则有神在上矣。然书海之苍苍，学海之茫茫。固穷其毕生，亦难达彼岸，学无所至极耶！故曰，读者，取上。读书之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其中，得其下也。

盖读书历程，学人之路，成败之林，必分高低。或及小知，或臻大知。若夫得之天赋，披峻岳之蓝缕，参吉光之高骧。呜呼，坐井蓬蒿之间，造物恩赐，己身达之。学之无穷，惟天数与勤奋，且需坦然处之。为学一生，有放失空白，则有成一家之言。然后学于名典，得之名言，藏以名山。而达致万世师，天下法之境。

夫若论读书之境，学问多而显扬，大则进跃圣域。失者故不足道，成者入龙门，“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卓犖古今。然此绝唱，难得有出，强求不得。成败不论，薄厚始积。万卷之量，始于毅力，乘之时间。无论何时何地，必重书卷，求之学问。精于勤，成于思，此为古今士子读书修身明德首要。

读书，止于独立自由。进学若无自由姿态，毋如绝决。学识境界，惟有容无止矣。又若阅读境界，历“黑海东头望大秦”，至“四海无人对夕阳”而已。

还在哈佛读大学时的魏斐德，曾做过诗人的梦。当时他写诗办诗刊，有一次和诗友去拜访佛罗斯特（Robert Frost）。见到后者，诗友对诗人说，“我们也是诗人，特地来看望您。”佛罗斯特摇着食指说：“你们不能管自己叫诗人。”于是他们手足无措的离开了。——若干年以后，浅尝辄止于格绿德(gunlod)领地的魏斐德，在学术道路上已经是杰出的历史学人了。但与东方的诗人北岛一起时，显然还流露出曾经他内心诗的情怀，追忆自己年少的“诗人经历”。

魏斐德教授退休后，北岛写了一篇随笔与诗《青灯》向他致意。后来这篇散文和其它几篇集成一本小册，名为《青灯》，并把它献给魏斐德。此时，魏斐德先生已经在俄勒冈州沃斯维葛湖畔长眠永恒了。

其实这部书的文章是作者几年来陆续发表的，多是对故人的回忆，生死与友情充满着作者的怀念笔意主题里。还有记录了自己在他乡和故土的苦难与欢乐，一段身份与精神的放逐。如今对北岛来说，诗歌于已就像故国于已的意义。然而这意义更多是在写作上的。诗歌的怀抱紧紧的扣住着诗人，而祖国的怀抱却时紧时松。而这几乎是所有真正诗人向前之路所处的或风景或风暴的处境。

“诗人写散文，越写越舒服”。显然，北岛体会到了这种优越感，《失败之书》和《时间的玫瑰》到《青灯》，诗人把这种舒服轻易的告诉给读者。虽然作者一再强调，诗人写散文要算是不务正业，是上贼船。而北岛一开始涉猎散文随笔，部分原因也是出于经济上的。但贼船上的诗人一点也不比当年“今天”的诗人逊色，甚至还要显得高大。我想对于北岛读他散文的新一代读者来说，与其等待他回归到诗的国度，不如期望他在随笔散文里越走越远。作为过去一代诗歌的精神偶像，北岛高踞其中；在华丽而广阔的散文之海上，诗人北岛也正慢慢飘浮上升。诗人的本色，他的“白金尺”，也许能为他的文学理想伸量得更宽更远。

北岛从写诗才华横溢的灵感里，采下来用在散文写作上。与诗歌一以贯之的巧妙和词语的精致，这些特点也成了他散文的通行证。诗人写散文，一般说，格调大，境界高。北岛近于出神入化的把握词句能力把这两层意义交织在了一起。《青灯》延续了《失败之书》的风格，甚至还有一两篇失败之书里面收录过的。北岛的文字特征，诗的痕迹并非无处可寻，而地道的北京式的味道也不时显露其中。在他的文字里，表面词语犀利，而表达的内涵又适当的冷静和节制，意味深长。伟大的诗人总是把语言提升到美学的形式，修辞与优美则悄然合一。北岛笔下语言离这个形式的距离，仿佛触手可及。

年轻人的天空是不死的，年轻的诗人是与诺贝尔文学奖金无缘的。在过去几年中，诺贝尔奖金的传闻一直围绕在北岛身上，这自然是源于他对当代中文诗歌的一份贡献。有人说，“最先获得诺奖提名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这当然值得商榷。如果北岛因散文与小说得提名，至少得有十数个中文作者有资格吧。如果诺的桂冠戴在了北岛身上，那么博尔赫斯的光芒又该闪向何方呢。(也许会有人读出一种潜台词，意思其实是北岛并无资格拿诺奖。但我说的并无此意）今天，诗人己不算年轻了，诺奖也依然若远若近中在他身边徘徊。但是，一个作者的伟大并不需要一个纯粹的奖项来决定。卡夫卡，卡尔维诺等人何曾得过诺贝尔奖金的推波助澜，但并不影响他们和他们作品的不朽。

在文章《青灯》里北岛回忆魏斐德先生的退休纪念活动，回忆到他和魏斐德的相处，友情化作漫天火焰，暖融融的文字充斥其间。北岛谈到，有一次他读诗，魏斐德念英文翻译，当魏读到“一只狐狼走进/无人失败的黄昏”时，不禁泪流。“薄暮如酒，曲终人散，英雄一世自惘然。”（《青灯》十九页）

《青灯》北岛，江苏文艺出版社

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孔子和儒学逐渐地变为“一支广泛的思潮”。自儒家创始人死后，众多的儒学学人，不断地对这个最高道德真理作出陈述与充实。二千多年以来，不同的儒生、学人，如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诸名贤，他们对儒家思想内容解释和修订，都有着重要的发展。直到今天，情形似乎仍然如此。
　　
在十九世纪后期，又一名儒家思想者，“一儒家修正主义者”，大胆而创新的予以经典新的解释。这个开导性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是“在儒学史上占极重要地地位（九十五页）”。这位修正者不是别人，正是南海圣人康有为。他一生致力进行哲学整合，以建立一“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说思想家（一百四十四页）”。在他身上，集合了先贤开拓理想和当时学人的冒险抱负。
　　　
康有为带着强烈的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精神出现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的踌躇满志正是时代和治下人民的氛围和心态。他以一种危险的姿态试图变革，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也的性格。众所周知，他自信而乐观。在萧公权审慎的讨论，康人生最重要的事件戊戌变法中，是他的自负导致戊戌变法的成功变得更加渺茫，但也由于他的这种性格，致使变法成为了可能。
　　　　
他的乐观，与其说是出自天性，不如说是来自儒家的宽容。他的自信，或者说他的自命不凡，也许还是由传统儒家训练的默化培育出来的。在《儒家之道》一书中，倪德卫注意到孟子的某种背景思维教育，以一种方式培育：当行动是正确的时候，通过“心的满足”的自我加强，在道德上就变得更强。这个观点和问题，是适用于像康这样儒家学人的。加之康认为自己具有非凡的德智能力，带有这样的优越感，也带着认为自己拥有上天赋予的使命，走进了他的信念和事业里。当这种力量上升到自我膨胀并受其支配时，谦慎自然就不常在康有为的身上了。于是，拥有强烈自信心就成为他显著的性格特征。这个因素，影响着他一生的运行轨迹。在这个轨道上，除了个人的生活，还有所处在的社会，并包含着一段思想和历史。
　　　　
但康有为的这种信心，并不能给他的奋斗的理想注入多大的生命力。他的理论确实够“现代”，可现实却没有同他的理论一起向前跨进。无论是哲学整合，经济改革，还是改革行政，重整行政效能与民主，都并没有按照他的价值愿望建立和开展。他的那个“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一百四十七页）作为改革的中心目标的尝试，同样地淹没在那个时代无数的，或精神，或军事，或生活的运动里。
　　　
为他写传的一位作者指出，他戒杀生却食肉，谈一夫一妻却娶妾，论人类平等却用仆奴。康有为也注意到其身的言行不一致，他解释说，“盖理论乃是将来的缩影而实际必须符合目前的境遇”（二十四页）。康的这种辩护并不见得就是纯粹自我的，因为这种矛盾不仅仅是个人的。个人的理论与实际有所相悖，是由于任何人（包括圣人）在构建一个理论或者体系时，他所创造的好像只是作为现实秩序的合理延伸。意思是，康氏的“新规则”不是在当下发生的，它是预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的（想象）产物。而在现实世界的生活和实践方式里，可以不以此为准则。是的，在这个有限的辩护里，康有为所限定的道德绳索并没有把自己捆邦着。
　　
就儒家本身的特点和发展上，其宗教性的面目是复杂而多元的。就中华传统文化上的特点和发展，就更是复杂和广阔。但康有为“像他的反对者一样，错误地把儒教（仅指道德而言）等同整个中国文明，忽视非儒家的学说。（四百四十九页）”另一方面，任何一代儒学学人，无不是对儒家分作若干概念，而且很明显的会受到其中一支影响，从而不同程度地摒弃其它分支学说。公羊派学说立论对康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以看出，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康的信念就不那么开放了。康总是避免乃至无视同时代人自已的影响，也是受于这种信念。他的自负，所受的教育理所当然地认为，除心目中的圣人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和观点能够引导自己。 但是，在墨子的《尚同》中有这样的观点，如果统治者能被劝说的话，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强迫和劝诱机制，他们会有其简化大众的决心问题的手法。在这里，康有为似有踵其墨子之迹而前行的理念。

可能是康最重要的著述，《大同书》，有关成书的年代，世人一直都对此纠缠不清。这大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制造出来的暧昧混乱。萧公权详正的比较了各方说法，也同意了钱穆晚至一九零二年左右的推论。并提到在此前康已经存在类似大同书思想里的萌芽，和确定书成时间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时间甚至生命结束时，康有为对《大同书》的出版和宣扬，都一直隐而不彰。明显的理由是因其书中的思想与传统价值格格相左，康察觉到些见解将有“陷天下于洪水猛兽”的危险性之可能，故拒绝出版此书。梁启超曾喻乃师《大同书》的影响为“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三百二十八页）。
　　
康有为的深谋远虑跨跃时代的，他的大同理想也是超越现实的。他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因远离现实世界而成为空想。他也深信，“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能建筑在旧废墟之上的。（四百四十九页）”毕竟，任何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是因其持续性，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徐徐展开。这或许不用完全依赖过去，但则难以平空超越过去和现实。某种程度上，他的大同新世界是没有考虑到可能预见的现实和未来，他既把现实与理想分开，理想变得空想，考验他的则只有困境与不可能了。他也曾看到当时的政治生活，而他所设计的道路，也不可谓是不正确的观察。但他高估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没有基础的民主，他变革手段或者工具，是不可靠，也是难有效果的。 并且，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之关联性，也将是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任何改革方式的实施。他何尝不意识到，“一个妥善的政治秩序如果不能建立，他所说的一切改革毫无实际意义”（二百七十二页）。无奈的是，现实的确不曾给予一个良好的秩序给他和他的理想，“一个高贵的理想注定要变成为一个失落的目标。（三百零四页）”
　　
身怀不切实际的理论确实在无奈的境地里寻求希望。也许只在很小一部分上，康氏大同哲学的支流殊途同归于已在中华大地上飘荡的马列幽灵；而在部分上，大同哲学汇入了西方诸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思想海洋。
　　
一九二七年，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儒家集大成者病亡，这不仅是上一时代中国思想史重要一部分的结束，同时，大同思想的希望也暂时消失到无形无踪。通往那大同之路的大同世界主人，或许只须在历史学人的艺术编织过程中才能出现；或许在若干时间后，在果真“美丽大同新世界里”，得到不朽。像余英时指出章学诚和载震是刺猬，我们也可以这样形容康有为。刺猬的特点是，他不仅知道一件大事，而且只思想一种观点。他四十多年的奋斗目标，他坚信，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和共同目标。我们知道，人们许多的美好的努力与目标，并不完全在于多有意义和价值，有时还是为了一种信仰，那怕这种信念脱离实际，甚至也不显得高尚。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萧公权/著，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再往远处，经济危机（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危机），社会秩序的混乱，宦官干扰朝纲，外敌的侵扰，人民武装斗争，等等这些因素汇成一条致命的绞索把朱明王朝和最后一任皇帝送上了毁灭的道路。更远处，奋勇直前的农民起义军加快了速度，他们放手一搏的激昂进入了这个时期，一个颠覆朝廷的最佳时期。远处，积累了数十年经营的北方游牧民族，猝然出现在了已经是精疲力竭的帝国核心。接着，他们用一系列的胜利彻底的取代在暴雨疾风下摆荡不止的晚明统治，开始了相对持久与稳定的爱新觉罗王朝。
　　
这是一幅一六四四年前后中华帝国画卷。事实上，这个局部的描述代表着那个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和社会现象。这段时间，这个帝国同时存在了三个皇帝，他们分别是三股势力的象征，具体的体现出这个国家处在的环境，在动荡不安，混乱无序，和富于野心的争伐中。是谓国家垂亡但夕，群雄逐鹿四起。这其中，最大的狼烟起于北方，最灼热的烽火则已在中原加快燎原。后者是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在短暂的巨大胜利、改朝换代后，即被北方的满州女真人所击溃，满人顺利的完成进取中原的梦想。同时，即一六四四年，满人在这个板荡的时代进入了他们的洪业历史，拉开了清王朝开国史的正式序幕。
　　
自罗马帝国在拜占庭失落，蒙古人的铁骑踏在"清明上河图"后，满人入主中原，是为历史上最后一例大规模的，由落后文化战胜了先进文明的创举，进入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世纪。在这种"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洪业，导言），最后一个汉人专制统治被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所攻陷。这种更替虽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但在此我无意强调马克斯-韦伯揭示出的理论洞察力与深刻性。或许，朝代的更迭，特是以这样的方式，野蛮人战胜文明人，总是超出我们常人的理解力之外的形式产生的。
　　
如果说北京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南方的半壁江山至少是有希望保住的。崇祯帝本来是有机会把朝代的终结时间推迟，本人离京，到南京另组织一个朝廷与其它敌对力量分庭抗礼。但朱由检犹豫而暧昧的拒绝了南迁的建议，他"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失去了像南宋那样的统治格局机会，也对日后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洪业，第四章北京的陷落，南迁之议）"。就这样，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永远的留在了通往煤山红阁的海棠树之路上。
　　
虽然明廷已经重视到北方边境的问题，但由于朝廷内的党争和腐败，国内的饥荒与叛乱，以及种种决策上的失败等错误，而导致边境问题日益的边缘化。满人则不失时机的重建紫禁城的权威。这一改门换庭的过程与途径，充满意外和难以掌握。在魏斐德先生笔下的明清嬗代过程，是因为各种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制度因素，使得明朝付出了所有。满人对这些问题作出的修正或者改变，走出了前朝的困境。
　　
在借取与保留着不少明朝的统治结构，满人还适当的对自己的统治调整了某些机能。其中的改革步伐虽然不大，但至少是朝对了方向，取得初步成效的。清除明代的弊政，严惩非作歹的"衙蠹"恶吏，抑制内廷的擅权。对明朝多种体制进行部分改良。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洪业，第六章清朝统治者的建立，部分改良）。但与此，在纠正过去的弊病的同时，清廷本身也出现了种种弊端。并在统治的后期一一暴露出来，最终耗尽清朝的洪业。
　　
清朝洪业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一种新的元素，注入了文化以及文人生活上的矛盾世界。这来源于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双方的忧虑。满汉两头政治，统治者的猜疑，被统治者的妥协，在两者之间存在彼此冲突的可能。对过去文化上不以为然的认识，王阳明的学说甚至遭遇到最彻底的反对，反对者认为，正是王阳明学派的"邪说"使得晚明社会世风日下。至于有清一朝的统治带给文化运动的影响，将是儒学学人思考自身价值，及其思考对周围世界态度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文化上不自然的转变，最终，桎梏与模糊着未来若干年代。甚至在不同程度的吞噬着中国人的财富，想像与创造力，希望与雄心。
　　
随着统治者的努力与日臻成熟，新王朝把局势的不安宁撇在了身后。平定三藩，安抚偏隅东南一角的郑氏，征服同是少数民族的北方部落。中央集权的施政方式重建秩序摆脱经济危机并走向强盛。但正是因为清廷在十七世纪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中间导致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弹性，令两个世纪后的政治结构无可挽回的走向崩溃。随着统治的年代日渐长久，满人把当初励精图治的行动抛在身后。显然，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托克维尔的美好幻想已相去甚远。与当初晚明的百孔千苍的基调一样，满人统治后期显现的弊端像一具病入膏盲的临死之人。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消逝在工业革命前，清朝的宏伟事业也在康乾高潮后慢慢退却。当西方人带着坚炮利船的贡品来到这个天朝上国朝拜时，天朝皇帝对他们开放了领土和宫殿。至此，洪业结束。
　　
《洪业：清朝开国史》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怎么才能了解西方更多的历史学和历史学者，及其观点和研究，起源与发展。读一部书好了，《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作者乔治·皮博迪·古奇。
　　
本书涉及到五百多位史学者，十多个国家地区，作者以渊博知识和所掌握的丰富文献史料，贡献出这部“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虽然题为“十九世纪”，但书中的历史内容与历史学者，其范围却是一直扩大。那类包括古代罗马，到古代东方，中世纪和治下生活的学者，等等，都在作者的论述内。
　　
诚如我们读者在此著作中所得到的激动，作者在阐释历史事件，历史学者和对它们的看法时，也带着一种奔放的态度，有理性，有冲动，有公正，有偏见。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暇庇，同人一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没有偏见，如柯林伍德的看法，偏见撒出的网如此宽阔，如此微妙，以致无人可以逃脱。对此，古奇也曾说出自己的意见，说，应当“竭力保持公平，尽量了解遥远时代的生活状况以及那些我们所未曾具有的思想意识”。
　　
布洛赫就注意到，对历史的评判极易受到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那既然个人情感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在著述之外，要在历史研究中保持公正，那么，“学者们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竞技场上的斗士，在各自的支持者喝彩声中进行搏斗；而应该认为他们是一心一意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兄弟（上册，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
　　
古奇认为，历史家的任务是使国家了解它的起源、它的任务和它的生活条件。还认为，没有一个人的思想能够掌握全部。尽管如此，但作者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全部，他在处理历史，历史学，历史学者之间那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时，甚至还比那些关系的本身还要灵巧。对各方的概述与评定不乏创新，对思想，史料，人物的认识也不乏深刻。
　　
每一代历史学人都会对在时代的影响下，把研究，把兴趣，更多的关注在某一方面。历史学人对历史的意义的把握，也多少能折射出他的现实关怀和人生际遇。在这些不同的研究，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结论中，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大堆财富。还有，他们“每个真正的历史家对于我们关于人类上升过程的知识，却都作出了贡献（下册，文明史）”。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作为，如同伯里在其所注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序言中指出的，“吉本在许多细节和若干知识部门中已经落后于时代，这一点只意味着我们的父辈和我们自身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所作为的世界里。”
　　
毫无疑问，古奇作出的努力和成果，完完全全够得上书中最后的那句话。今天与古奇时代已相去两个世纪，我们在历史中看到了古奇从未看到的错误，也知道了古奇不可能知道的知识。当然，这完全是由于在过去的历史里，有了像古奇一样的那样多的历史学人，他们大胆而优秀，穿过了无知的地带，来到我们面前。

当马克-布洛赫被十分宠爱的小儿子问及，“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时，父亲并没有告诉孩子一个简单而显而易见的答案。但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作者，孩子的问题与历史学人长久以来的思考，于是，为我们读者留下了一本著作，成书名曰《为历史学辩护》。
　　
历史究竟是什么，布洛赫认为，应当是为人类保留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用历史观去取代历史本身，用主观评价取代历史的原貌。历史只有一种，多角度历史可以带来不同的观点，但不能改变历史的本身面目，保留历史真实是非常重要的。布洛赫的观点并非我所倾向的，但布的态度却是我所喜欢的。他的历史观察从来都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理性分析上，并使得这门学科更富有人性。
　　
《为历史学辩护》正是基于作者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价值观，为历史作正直而忠实的辩护。其中也不乏史学的真知灼见，“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代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三十四页）”又说：“即使已经消失的历史对象，也有其现实价值，因为，它能够让我们与流传下来的东西相比较。（三十六页） ”
　　
正如同克罗齐的深刻，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布洛赫对历史的见解同样重要，一如波里比阿的独到，拿历史上的事实来比照我们当前的，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种方法和依据，用以推测未来。前两者重视的是从历史与现实得到未来，布氏重视是“人心”。前两者则从未来中得到不朽，布则从历史人心的研究中得到了读者的“人心。汤因比也许还在“在黑暗中摸索”，布罗代尔也许还在倒退一步，或者两步，那布洛赫是在任意梳妆历史吗？也许是。
　　
与布洛赫较早些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要比涂尔干对布的观点影响还要深。韦伯是目的不仅在于澄清历史，更是要从中发现当下历史的内在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布洛赫的努力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
　　
而对于我们这些想窥其历史堂奥的后人，我们得首先确立一种务实的态度，《为历史辩护》一书，无疑将对我们的历史之心有所帮助。另一方面，就像韦伯的谦逊，被人超越，不仅是我们共同的任务，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总的来说，与所有杰出的作品一样，这部《为历史学辩护》，既不乏卓越的洞见，也有这些或那些的不足。就像其另一部作品，《封建社会》，它在多大程度上失去读者，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

没有人知道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份以后戴笠生活在那个世界了。根据当时官方的调查报道，戴笠因一场飞机事故而死。“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第二十五章，陨落之星，戴笠之死）。
　　　　
会有人相信这个意外吗。莱司特·沃克说道，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第二十五章，陨落之星，戴笠之死）。没错，没有人相信这个“中国的间谍王”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人们的恐惧视线中。同一时间，不同内容的流言四起。不断的谣言传播在这个内战前夕的世界里。关于戴笠的死亡，就像他本身和他领导的组织一样，神秘无比。
　　　　
尽管如此，我们不必去寻求什么证据去证明，戴笠的死亡是意外还是被谋杀，或者根本就没死。这位亚洲神秘人物，仍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享受着他迷人的生活。在此之前，外界对戴笠的所有认识，惟有他的一系列阴谋与暗杀。他故作神秘，并滥用手中的权力，手下有一大群嗜血成性的家伙。他领导的组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四十年代传奇的人物，我们谈到这个充满疑云形象的“隐面人”时，他的身份是那样多面，中国的亨利希-希姆莱，总司令的戴笠，军事调查统计局首脑。而无论是那种身份，戴笠则给人们留下了冷酷、狡猾而残忍的印象。他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的性格特征，或许正是当时带有“中国色彩的法西斯军事化”，教育和成长下的中国人民一个阶层的缩影。而且，在这样军事训练和生活方式下的中国人来说，戴笠和他的特务组织存在的目的以及日后的工作内容，正是依赖着这种当初“也必然成为他们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欧洲法西斯运动）。
　　　　
从一开始，“戴笠们”就是蒋介石用来清理党内与党外的文化工具和政治机器。对蒋介石和所领导的政党来说，的确需要一个这样的情报部门来控制自己的统治。这对戴和他的特工，是一种巨大的权力。对内，他们肩负着监视国民党的思想与活动；对外，镇压外部力量的扩张与威胁。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指导下，就算是在卢沟桥事变后，总司令的戴笠们最主要的任务仍然是阻挡和消灭共产党人的挑战。从历史的潮流与演义，从蒋的利益与角度，这个方针策略或许没错。日本人对华的侵略，给蒋介石一次整合国民党，乃至整个中国，并把统治趋独裁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八年战争，或多或少，间接或者直接的给了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事业的时间和转变。
　　　　
直到一九四五年战后也许更早，一股隐形的力量已经膨胀到令所有人包括蒋介石都感到不安了。这股现在已经开始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甚至难以掌控的力量正是蒋介石一手创建的情报机构，戴和他的军统。蒋手中的这个秘密武器，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为了控制各种异兆和铲除各方异已而使用的危险的双刃剑。戴笠是这个部门的“无可取代”的最高长官，他既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而这个机构对各方的威胁也与日俱增，那他的最高长官自然成了众人之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到了戴笠飞机失事之时，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将其视为心头刺，眼中钉了。
　　　　
这些都表明，戴和他的特工们的工作成效是“出色”的。他们对“自己人”的肮脏清洗，对“外人”的残暴迫害，等等这些个人和集体受到过的阴谋诡计，无情酷刑都在作一个说明，人民的生活环境。数不尽的故事与例子，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惧氛围世界。黛安娜·拉里认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不稳定，是因为：蒋介石拙劣地将国内的不安全感看成中国的关键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反对共产党。但是，他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感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不是共产党的煽动，而是不受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军队。他对改变不安全气氛的无能……使许多中国人成天处于恐惧之中（第二十五章，陨落之星，恐惧和多疑）。——蒋失去中国有多大程度上是这个结论呢？——而这份“功劳”，有多大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给戴老板和他的员工们呢？
　　　　
是什么原因产生像戴笠那样变幻多端的人物？一言蔽之，他的模棱两可可能只是历史的莫测难辨。这并非他个人的非同寻常，时代所生活下的人，总是根据时代的风向来判断自己的命运。而戴笠则是命运海洋里的非凡舵手，他在惊涛骇浪的世界里平行着自己的步伐，使自己立于不倒。这是一条具有杰出判断与魅力的眼镜蛇，他勾引着那历史学人的目光视线。魏斐德先生也许“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第二十五章，陨落之星，妖魔），而我这个读者，可以说，是这场历史学人与巨蟒博斗的美妙乐章中的一个小小音符，甚至只是看到或者听到其中的某个音符罢了。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魏斐德/著，梁禾/译，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