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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大格格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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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21
星期五(Friday)
晴
首先要说，天涯社区是个不坏的网站。
但天涯博客的操作复杂而缓慢，每一次查看、发贴或修改对我来说都是无比痛苦的，是生命的大挥霍。
而停掉这个博客对我又是另一重痛苦，我的许多记忆已经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谢谢小波姐帮我申请的新博客！
下面是新地址，欢迎链接——
http://blog.daqi.com/che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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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7
星期一(Monday)
阴
9：30
起床。因为看书到凌晨2：30，所以起晚了。
10：00
出门。看到满院的黄土，环卫工人在清扫，地上到处是扫帚留下的的痕迹。比平时多得多的车停在院里，披满黄土，估计是主人来不及清扫，为赶时间改换了别的交通工具。我双休日起来晚了，不然现在准会在沙尘弥漫的河北怀来靠近“天漠”的那个叫鸡鸣驿的地方。
11：00
到单位。同事都在谈论下黄土的事，一个同事抱怨北京的交通失控，今天她从南三环的家赶到北五环的单位用了三个小时。
11：30
在食堂吃午饭。和同事们谈狼牙山和百里峡，我虽然没去，但听他们讲汽车在路上迷路的故事也挺好玩的。每次出行能记住的总是那些意外事件。
12：00
看同事拍的狼牙山和百里峡照片，详细询问五壮士事迹。又看了同事前段时间访日拍的照片，对日本的环境发了一通感慨，京都有金阁寺和南禅寺，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仿造五台山金阁寺和南禅寺而建的，连名字都一样。
14：30
乱翻书。
17：00
去食堂吃晚饭。遇到保安小李，我问他家在河北哪个县，他说在阳原，我没去过阳原，问他离蔚（音YU雨）县有多远，他说四十公里，我又问那里是否发生过沙尘暴，他说不记得有。
17：45
入颐和园散步。栏杆上是黄土，昆明湖里浮着柳絮。连战真明智啊，昨天来了颐和园。
18：30
出颐和园，上726车。车上有三个陕西人和两个东北人，车过圆明园的时候，售票员做起了义务导游，她一指车的左侧，说这就是圆明园，陕西人问在哪呢，售票员说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的就是，东北人说，啊！这就是圆明园啊！陕西人又问，圆明园和颐和园那个好玩，售票员是个厚道人，知道他们刚从颐和园出来，就说慈禧在的时候当然是圆明园好玩，现在颐和园好玩，圆明园都被烧了，只剩下废墟。陕西人和东北人几乎同时“啊”了一声。
19：00
在五道口“光合作用书坊”翻书。看完了沈宏非一本新书的序言，陈丹青写的，他鼓动沈写大作品，因为他以为沈是个不世出的人物。沈倒是有自知之明，认定自己就是一个专栏作家。
19：20
在地铁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报，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打电话或发短信，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发呆或睡觉。看到一张报纸的头版新闻“今日北京降土 每平方米平均……”，后面的关键数字被持报人的手遮住了。我估计肯定是个远离我的想象的数字。
20：00
玩电子游戏。收到正非写的一首感叹京沙的绝句:入鬓微霜复染尘，柳芽一夜色转深，东风不解行人恨，几度黄沙几度春。
23：30
还不想睡，老觉得有事没做完。外面还在下土，要持续到明天中午。开始写这篇东西。
起床。因为看书到凌晨2：30，所以起晚了。
10：00
出门。看到满院的黄土，环卫工人在清扫，地上到处是扫帚留下的的痕迹。比平时多得多的车停在院里，披满黄土，估计是主人来不及清扫，为赶时间改换了别的交通工具。我双休日起来晚了，不然现在准会在沙尘弥漫的河北怀来靠近“天漠”的那个叫鸡鸣驿的地方。
11：00
到单位。同事都在谈论下黄土的事，一个同事抱怨北京的交通失控，今天她从南三环的家赶到北五环的单位用了三个小时。
11：30
在食堂吃午饭。和同事们谈狼牙山和百里峡，我虽然没去，但听他们讲汽车在路上迷路的故事也挺好玩的。每次出行能记住的总是那些意外事件。
12：00
看同事拍的狼牙山和百里峡照片，详细询问五壮士事迹。又看了同事前段时间访日拍的照片，对日本的环境发了一通感慨，京都有金阁寺和南禅寺，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仿造五台山金阁寺和南禅寺而建的，连名字都一样。
14：30
乱翻书。
17：00
去食堂吃晚饭。遇到保安小李，我问他家在河北哪个县，他说在阳原，我没去过阳原，问他离蔚（音YU雨）县有多远，他说四十公里，我又问那里是否发生过沙尘暴，他说不记得有。
17：45
入颐和园散步。栏杆上是黄土，昆明湖里浮着柳絮。连战真明智啊，昨天来了颐和园。
18：30
出颐和园，上726车。车上有三个陕西人和两个东北人，车过圆明园的时候，售票员做起了义务导游，她一指车的左侧，说这就是圆明园，陕西人问在哪呢，售票员说门前有两个石狮子的就是，东北人说，啊！这就是圆明园啊！陕西人又问，圆明园和颐和园那个好玩，售票员是个厚道人，知道他们刚从颐和园出来，就说慈禧在的时候当然是圆明园好玩，现在颐和园好玩，圆明园都被烧了，只剩下废墟。陕西人和东北人几乎同时“啊”了一声。
19：00
在五道口“光合作用书坊”翻书。看完了沈宏非一本新书的序言，陈丹青写的，他鼓动沈写大作品，因为他以为沈是个不世出的人物。沈倒是有自知之明，认定自己就是一个专栏作家。
19：20
在地铁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看报，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打电话或发短信，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发呆或睡觉。看到一张报纸的头版新闻“今日北京降土 每平方米平均……”，后面的关键数字被持报人的手遮住了。我估计肯定是个远离我的想象的数字。
20：00
玩电子游戏。收到正非写的一首感叹京沙的绝句:入鬓微霜复染尘，柳芽一夜色转深，东风不解行人恨，几度黄沙几度春。
23：30
还不想睡，老觉得有事没做完。外面还在下土，要持续到明天中午。开始写这篇东西。
2006-4-17
星期一(Monday)
晴
中山陵规模宏大，仿帝王陵而建，稍有区别的地方可能只在颜色，帝王用的红、黄被国民党的蓝、白替代。虽然民国代替了满清，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还是没给自己一个新的开端。与此相关联的是国民党的保守主义，今天我们在连战等人的演讲中还多少能领略出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在此点上，大陆舆论倒是对保守主义推崇备至。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美]格里德/著）一书指出国民党保守主义的根源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初的各种反满团体，而这些团体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只是部分地以西方为导向的。而且，尽管重建的国民党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原则，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对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分析，但孙中山却从未承认过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也从没认真对待过它的国际主义学说。1927年的政变之后，国民党一天天地转向了一种保守的文化，并把它作为其世界观，重新肯定了深埋在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传统中那种独特的智慧。直到1934年，当国民党人开创“新生活运动”并再度实行官方的孔子诞辰纪念时，儒家社会价值的复活才得到正式承认。但这种向过去运动的倾向，却在20年代后期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就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把这种思想上的倒退视做是对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的背叛，充分证实了他惯常对民族主义的怀疑是合理的。“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走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关于国民党的奉行保守主义主张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有专节论述，意思与此相同，不再引述。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美]格里德/著）一书指出国民党保守主义的根源是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初的各种反满团体，而这些团体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只是部分地以西方为导向的。而且，尽管重建的国民党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原则，在意识形态上接受了对帝国主义的列宁主义分析，但孙中山却从未承认过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也从没认真对待过它的国际主义学说。1927年的政变之后，国民党一天天地转向了一种保守的文化，并把它作为其世界观，重新肯定了深埋在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传统中那种独特的智慧。直到1934年，当国民党人开创“新生活运动”并再度实行官方的孔子诞辰纪念时，儒家社会价值的复活才得到正式承认。但这种向过去运动的倾向，却在20年代后期蒋介石以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就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把这种思想上的倒退视做是对过去几十年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的背叛，充分证实了他惯常对民族主义的怀疑是合理的。“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会有一点保守性，往往走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这种理论便是后来……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关于国民党的奉行保守主义主张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中有专节论述，意思与此相同，不再引述。
2006-4-3
星期一(Monday)
晴
[开篇]
上星期迷上打坦克游戏，耽误了看书，就连自以为可以雷打不动坚持下去的每日读两回目《金瓶梅词话》的功课也停下来了。在我没有非读不可的书，也没有端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通常，一个月也读不完一本书，但月内翻过的书却可能在百本以上。我称自己有一搭没一搭的读书叫“乱翻书”。
[明朝朱家是回族]
此说首见于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言论。此言一出，争论不休，至今没有结果。
前些日翻书，见身居美国的作家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说明朝朱家的回族家谱藏于美国。阿城没说是否亲见，但以阿城的严谨，当不会是随便一说。
如果此说成立，则蒙元以降“纯粹”的汉人王朝再没出现过。
[熊晋仁：追求“太和”境界]
此说见于《点击香山文化部落》中对熊晋仁的访谈。
熊说，西方哲学包括希腊文明到整个近现代欧洲文明是偏向太阳一极的，印度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是偏向太阴一极的，中国文明有一个很优美的形态，追求一种中和，但这个中和伤害了太阳的可能性也伤害了太阴的可能性。“太和”里面既要追求太阳的极致又要追求太阴的极致，而在这种极致中又有了一个圆融无碍的自由转换。这就是他追求的“太和”境界。
熊晋仁的思想对我是有启发的。欧洲文明的两个源头是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合称两希文明。欧洲文明长盛不衰的秘密就在于融通了太阳和太阴的两极，外阳内阴。熊的思路确能开出新境。
上星期迷上打坦克游戏，耽误了看书，就连自以为可以雷打不动坚持下去的每日读两回目《金瓶梅词话》的功课也停下来了。在我没有非读不可的书，也没有端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通常，一个月也读不完一本书，但月内翻过的书却可能在百本以上。我称自己有一搭没一搭的读书叫“乱翻书”。
[明朝朱家是回族]
此说首见于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言论。此言一出，争论不休，至今没有结果。
前些日翻书，见身居美国的作家阿城在《闲话闲说》中说明朝朱家的回族家谱藏于美国。阿城没说是否亲见，但以阿城的严谨，当不会是随便一说。
如果此说成立，则蒙元以降“纯粹”的汉人王朝再没出现过。
[熊晋仁：追求“太和”境界]
此说见于《点击香山文化部落》中对熊晋仁的访谈。
熊说，西方哲学包括希腊文明到整个近现代欧洲文明是偏向太阳一极的，印度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是偏向太阴一极的，中国文明有一个很优美的形态，追求一种中和，但这个中和伤害了太阳的可能性也伤害了太阴的可能性。“太和”里面既要追求太阳的极致又要追求太阴的极致，而在这种极致中又有了一个圆融无碍的自由转换。这就是他追求的“太和”境界。
熊晋仁的思想对我是有启发的。欧洲文明的两个源头是希腊-罗马文明和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合称两希文明。欧洲文明长盛不衰的秘密就在于融通了太阳和太阴的两极，外阳内阴。熊的思路确能开出新境。
2006-4-3
星期一(Monday)
晴
《中国社会史》[法]谢和耐/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政治》[美]詹姆斯 • R • 汤森 布兰特利 • 沃马克/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 • 罗兹曼/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的幸福观》[德]鲍吾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清史大纲》萧一山/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训诂简论》陆宗达/著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胡兆量 阿尔斯朗 琼达等/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政治》[美]詹姆斯 • R • 汤森 布兰特利 • 沃马克/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 • 罗兹曼/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的幸福观》[德]鲍吾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清史大纲》萧一山/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训诂简论》陆宗达/著 北京出版社
《中国文化地理概述》胡兆量 阿尔斯朗 琼达等/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28
星期二(Tuesday)
晴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街边书摊上开始陆续售卖《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那时候正赶上“国学热”，这三本书出得正逢其时，我只翻了一下目录，见有许多耳熟能详的国学大师的名字，就买了下来，对书的作者张中行确是不了解的。
张中行先生后来在读书界广为人知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学问，他的“杂学”也不见得怎样庞杂，仅限于语文、中国古典文学和人生哲学上。在我看来，他的“杂学”很有点《金瓶梅词话》中常说的一句俗语——“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意思。这层意思算是说完了。
还是书归正传。张中行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听过胡适开的大一普修中国哲学史课程，算不得入室弟子，但总比一次拜访就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的人近了许多吧。有种说法，张中行师承周作人，这是不大错的，不过，他在《负暄琐话》中说，周门四弟子是江绍原、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并没有他。后来沈启无叛师，也没将他补上去。这就是张中行吧，所学多门，并不一以贯之，正是“杂家”本色。
张中行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结识河北香河同乡杨成业，也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杨沫，那时候杨沫十七岁，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谋独立，托人请张中行谋香河县里小学教书，书信往来定情。张中行晚年在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写道：“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指的就是与杨沫同居的那几年时间。杨沫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及张中行对他的影响：“我从小喜读书，尤其喜欢抒情的小说和古诗。跟他好，也因为他用功，有旧学底子，又读过各式各样的书，懂得多，常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他读过的书的内容，我觉得他有学问，佩服他，像我的老师。”“五四” 一代青年反传统反得彻底，打破包办婚姻不说，更实践“一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发生性关系像喝一杯水一样平常。那个时候的张中行和杨沫就是这样的青年。从1932年到1936年，张中行与杨沫同居四年之后，由于政治见解和人生观的差异而分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活了一岁即夭折，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儿，就是后来也成了作家的徐然。
1958年，杨沫将她和张中行的情事敷衍成小说《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情节。那个年代，中国学界正在清算胡适的“流毒”，满嘴胡适名言的余永泽自然成了批判对象。文革中，杨沫被关押和批斗，专案组找到张中行调查杨沫的问题，以为他会记恨杨沫，张中行顶住压力，始终说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杨沫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中行肃然起敬，她说：“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呀！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获得外人原谅容易，获得当事人原谅却很难。张中行虽然厚道，但彼此还是心存芥蒂，杨沫去世，张中行没去参加追悼会。
张中行的人生哲学是“顺生论”。概括来说就是活着比死了好，快乐比痛苦好，顺着本性去做，任其自然，随遇而安。张中行正是在“顺生”的意义上对老师周作人提出了一份理解，要旨是不可因人废言，对个体来讲，活着最重要。张中行的“顺生论”是中国现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历尽世事骤变及历次运动后为自己开出的一剂活命汤药。
我曾经买过五本《顺生论》，送出去四本，读过的人没有人彻底赞同他的观点，我也渐渐对此产生怀疑。当看过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之后，我觉得高行健的“没有主义”（既是高行健的文学观，也是他的人生观）可能更切近这个时代。当然也不是我完全赞同的。这种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强求。
张中行先生确是忠厚长者，自言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情。能做到这个地步就不是人生哲学在起作用了，本性就是如此吧！
张中行先生后来在读书界广为人知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学问，他的“杂学”也不见得怎样庞杂，仅限于语文、中国古典文学和人生哲学上。在我看来，他的“杂学”很有点《金瓶梅词话》中常说的一句俗语——“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意思。这层意思算是说完了。
还是书归正传。张中行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听过胡适开的大一普修中国哲学史课程，算不得入室弟子，但总比一次拜访就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的人近了许多吧。有种说法，张中行师承周作人，这是不大错的，不过，他在《负暄琐话》中说，周门四弟子是江绍原、俞平伯、废名和沈启无，并没有他。后来沈启无叛师，也没将他补上去。这就是张中行吧，所学多门，并不一以贯之，正是“杂家”本色。
张中行先生在北大读书期间，结识河北香河同乡杨成业，也就是后来成为作家的杨沫，那时候杨沫十七岁，因反对包办婚姻离家谋独立，托人请张中行谋香河县里小学教书，书信往来定情。张中行晚年在回忆录《流年碎影》中写道：“我现在回顾一生，也有这样的花期”，指的就是与杨沫同居的那几年时间。杨沫在回忆文章中也提及张中行对他的影响：“我从小喜读书，尤其喜欢抒情的小说和古诗。跟他好，也因为他用功，有旧学底子，又读过各式各样的书，懂得多，常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他读过的书的内容，我觉得他有学问，佩服他，像我的老师。”“五四” 一代青年反传统反得彻底，打破包办婚姻不说，更实践“一杯水主义”，就是说男女发生性关系像喝一杯水一样平常。那个时候的张中行和杨沫就是这样的青年。从1932年到1936年，张中行与杨沫同居四年之后，由于政治见解和人生观的差异而分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活了一岁即夭折，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儿，就是后来也成了作家的徐然。
1958年，杨沫将她和张中行的情事敷衍成小说《青春之歌》里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情节。那个年代，中国学界正在清算胡适的“流毒”，满嘴胡适名言的余永泽自然成了批判对象。文革中，杨沫被关押和批斗，专案组找到张中行调查杨沫的问题，以为他会记恨杨沫，张中行顶住压力，始终说真话：“那时候，我不革命，杨沫是革命的。”杨沫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中行肃然起敬，她说：“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呀！美中有丑，丑中有美，恩中有怨，怨中有恩，但愿他美美地生活下去。他有学问，是会有成就地美美地生活下去的。”
获得外人原谅容易，获得当事人原谅却很难。张中行虽然厚道，但彼此还是心存芥蒂，杨沫去世，张中行没去参加追悼会。
张中行的人生哲学是“顺生论”。概括来说就是活着比死了好，快乐比痛苦好，顺着本性去做，任其自然，随遇而安。张中行正是在“顺生”的意义上对老师周作人提出了一份理解，要旨是不可因人废言，对个体来讲，活着最重要。张中行的“顺生论”是中国现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历尽世事骤变及历次运动后为自己开出的一剂活命汤药。
我曾经买过五本《顺生论》，送出去四本，读过的人没有人彻底赞同他的观点，我也渐渐对此产生怀疑。当看过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之后，我觉得高行健的“没有主义”（既是高行健的文学观，也是他的人生观）可能更切近这个时代。当然也不是我完全赞同的。这种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强求。
张中行先生确是忠厚长者，自言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情。能做到这个地步就不是人生哲学在起作用了，本性就是如此吧！
2006-3-24
星期五(Friday)
晴
19年前的今天——1987年3月24日—— 23岁的你从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下迈出了第一步，开始了徒步走遍中国全境2542县市（包括港澳台）的孤独长旅。两年后的今天——2008年3月24日——你将回到当年出发的地点，庆祝伟大壮举的实现。今天，当初年轻执着的你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依然孤独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很多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你。没给你打过一次电话，除了三年前在路上偶尔的一次相遇，再无过往。我一直对你的执着钦佩不已，但对走在路上的人易患的浮躁、轻狂却隐隐担心。其间，我见识了很多的“路痴”（痴迷于路上的人），对他们身上气象、格局的狭小感到失望。于是，我时常想到你，你已经习惯了在别人的视野里行走，虽然并不总是成为焦点，但你没有失去自己，没有忘记年轻时对自己许下的誓言，没有成为被人鄙夷的“路痴”。
到今天，我终于认同了你。
我们相识在1997年3月，那时候我还是记者，你早已经名满天下。为迎接香港回归，你从北京出发，准备用100天的时间徒步护送邓小平遗像在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到达香港，完成邓小平要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我在朋友的陪同下，从沈阳一路南下，终于在河北省望都县追上了你。你已经卸下行囊，一身轻快地和当地干部边走边聊。春寒料峭，可你一身夏天的打扮，非常惹眼。
那时候，“南侠”余纯顺刚刚殒命罗布泊，“中国探险群落”（这是你发明的一个词，今天获得广泛认同。）士气低迷，到处是激烈的争吵，到处是无边的谩骂，行动者寥寥。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做了如此的壮举。记得当年围炉夜话，你对我说：“我们不是用死亡去验证勇敢，而是用勇敢和理性去超越死亡，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探险不是冒险，中国的探险事业只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有着十年探险经历的人的远见卓识。
因为你是沈阳人的缘故，我印证了自己的一个判断，中国最容易出现反叛，最容易出现逃离的两个城市是沈阳和上海。沈阳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它很早就向人们呈现出了工业文明的末相，在那里，人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见不到朗朗的蓝天。上海也与此相似，加上人均居住面积狭小，所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南侠”余纯顺是上海人，“北侠”宋小南是沈阳人，就是这个判断的最好注脚。今天，如有机会来到这两个城市，就会找到无数正准备浪迹天涯的同道。
在此，我遥祝你顺利完成自己的伟大计划，并将锲而不舍的探险精神发扬光大。为了中国，也为了沈阳——那个许多人曾经逃离的地方！
很多年了，我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你。没给你打过一次电话，除了三年前在路上偶尔的一次相遇，再无过往。我一直对你的执着钦佩不已，但对走在路上的人易患的浮躁、轻狂却隐隐担心。其间，我见识了很多的“路痴”（痴迷于路上的人），对他们身上气象、格局的狭小感到失望。于是，我时常想到你，你已经习惯了在别人的视野里行走，虽然并不总是成为焦点，但你没有失去自己，没有忘记年轻时对自己许下的誓言，没有成为被人鄙夷的“路痴”。
到今天，我终于认同了你。
我们相识在1997年3月，那时候我还是记者，你早已经名满天下。为迎接香港回归，你从北京出发，准备用100天的时间徒步护送邓小平遗像在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到达香港，完成邓小平要到回归后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的心愿。我在朋友的陪同下，从沈阳一路南下，终于在河北省望都县追上了你。你已经卸下行囊，一身轻快地和当地干部边走边聊。春寒料峭，可你一身夏天的打扮，非常惹眼。
那时候，“南侠”余纯顺刚刚殒命罗布泊，“中国探险群落”（这是你发明的一个词，今天获得广泛认同。）士气低迷，到处是激烈的争吵，到处是无边的谩骂，行动者寥寥。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做了如此的壮举。记得当年围炉夜话，你对我说：“我们不是用死亡去验证勇敢，而是用勇敢和理性去超越死亡，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探险不是冒险，中国的探险事业只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有着十年探险经历的人的远见卓识。
因为你是沈阳人的缘故，我印证了自己的一个判断，中国最容易出现反叛，最容易出现逃离的两个城市是沈阳和上海。沈阳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它很早就向人们呈现出了工业文明的末相，在那里，人们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见不到朗朗的蓝天。上海也与此相似，加上人均居住面积狭小，所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南侠”余纯顺是上海人，“北侠”宋小南是沈阳人，就是这个判断的最好注脚。今天，如有机会来到这两个城市，就会找到无数正准备浪迹天涯的同道。
在此，我遥祝你顺利完成自己的伟大计划，并将锲而不舍的探险精神发扬光大。为了中国，也为了沈阳——那个许多人曾经逃离的地方！
2006-3-22
星期三(Wednesday)
晴
前天在万圣书园购书10册：
分别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繆崇群、谢冰莹、王统照、李广田、陆蠡、丽尼、钟敬文、方令孺的散文选集。东方出版社的凌叔华、苏雪林散文选集《酒后》和《绿天》。
百花文艺版散文选集丛书质量上乘，但读者毕竟没有那么多，又几经再版，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故所有的书店卖这套书都作减价处理。
今天在野草书店购书6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美]贾志扬/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本杰明 • 史华兹/著）、《中华帝国的法律》（[美]D • 布迪 C • 莫里斯/著）、《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加]卜正民/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日]岛田虔次/著）。花城出版社的《寻找家园》（高尔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持续出版近20年，出书60余种，举凡海外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悉数译介过来，厥功至伟。
分别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繆崇群、谢冰莹、王统照、李广田、陆蠡、丽尼、钟敬文、方令孺的散文选集。东方出版社的凌叔华、苏雪林散文选集《酒后》和《绿天》。
百花文艺版散文选集丛书质量上乘，但读者毕竟没有那么多，又几经再版，市场需求趋于饱和，故所有的书店卖这套书都作减价处理。
今天在野草书店购书6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美]贾志扬/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本杰明 • 史华兹/著）、《中华帝国的法律》（[美]D • 布迪 C • 莫里斯/著）、《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加]卜正民/著）、《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日]岛田虔次/著）。花城出版社的《寻找家园》（高尔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这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持续出版近20年，出书60余种，举凡海外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悉数译介过来，厥功至伟。
2006-3-20
星期一(Monday)
晴
在中国，“户外”是个形容词
现代中国语境里有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喜欢将好好的一个名词变成形容词。
最明显的例子是“西藏”。内地小资说西藏，不独说的是那个地理上的存在，更表明一种姿态，一种脱离常规、愤世嫉俗、我行我素，甚至天马行空的姿态。“户外”何尝不是这样？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户外俱乐部的广告语是：“让一部分人先户外起来”！“户外”的形容词属性表露无遗。包括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戏仿了这个传统，但我相信看官都懂我的意思。
作为名词的“户外”和作为形容词的“户外”
一个名词在没有碰到时尚之前，是很难自动变成形容词的。
还以“西藏”为例。“西藏”的存在恐怕很久远了吧，但直到中国小资一族成长起来以后，它才见到了成为形容词的一线曙光，它的相对寂寂无闻的历史才算翻了过去。小资重新发现西藏和西藏成为形容词的历史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同步进行的。
作为名词的“户外”历史很短，大概只有几年光景，当年的“老驴”如今已经解甲归田，马放南山。之后城里的小资参与的多起来，“户外”开始和时尚联姻，迅速形容词化。在中国的“户外圈”里流行两个通用词汇——“自虐”和“腐败”，这是典型的“小资文化”产物，“自虐”代表艰苦，“腐败”代表悠闲，这是小资基于自己的成长背景对外部世界作出的一个判断，语涉幽默，趣味天成。
“户外”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什么是“户外”？“户外精神”又是什么？
相信每个希图参与其中的人都想弄个明白。但在中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何其难也！
“户外”是专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在室外的活动都能称其为“户外”。比如，农民下地干活，当然是头顶天、脚踩地，实打实的是室外活动，但这不能叫“户外”。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时尚。城里小资挥舞着锹镐，穿得花花绿绿，舞舞扎扎找一处无水的山头种了几株小树，也不管成活与否，也不论成本几何，却属于“户外”。这就是充满悖论的中国的户外理论。
“户外”的被异化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环保观念流行，于是“户外”提倡环保，商家贪图利润加之消费主义盛行，于是“户外”提倡为了安全要购置设备，小资多是独生子女，于是“户外”又提倡互助友爱。
总之，“户外”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中国式“户外”是假户外
为什么说中国式“户外”是假户外？
因为，中国式“户外”基本是旅行团式的。稍有不同的是，“户外”多少有点自助性质，队长的职权可能不如“导游”大，再就是，走的稍远些，去的多是没人收门票的穷乡僻壤。除此以外，“户外”和旅行团没有任何区别。“户外”中应有的个体与自然的融合，变成了一群人的相互适应，挤在一处游山玩水，集体缅怀青春好时光。
中国式“户外”延续了中国固有的一切特征，行为方式、组织形式没有一处是新的。如果说还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很快地就以“前卫”“时尚”自诩，城里小资对此非常受用。这是商业与时尚结合最紧密的一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代中国语境里有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喜欢将好好的一个名词变成形容词。
最明显的例子是“西藏”。内地小资说西藏，不独说的是那个地理上的存在，更表明一种姿态，一种脱离常规、愤世嫉俗、我行我素，甚至天马行空的姿态。“户外”何尝不是这样？北京一家颇有影响的户外俱乐部的广告语是：“让一部分人先户外起来”！“户外”的形容词属性表露无遗。包括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戏仿了这个传统，但我相信看官都懂我的意思。
作为名词的“户外”和作为形容词的“户外”
一个名词在没有碰到时尚之前，是很难自动变成形容词的。
还以“西藏”为例。“西藏”的存在恐怕很久远了吧，但直到中国小资一族成长起来以后，它才见到了成为形容词的一线曙光，它的相对寂寂无闻的历史才算翻了过去。小资重新发现西藏和西藏成为形容词的历史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同步进行的。
作为名词的“户外”历史很短，大概只有几年光景，当年的“老驴”如今已经解甲归田，马放南山。之后城里的小资参与的多起来，“户外”开始和时尚联姻，迅速形容词化。在中国的“户外圈”里流行两个通用词汇——“自虐”和“腐败”，这是典型的“小资文化”产物，“自虐”代表艰苦，“腐败”代表悠闲，这是小资基于自己的成长背景对外部世界作出的一个判断，语涉幽默，趣味天成。
“户外”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什么是“户外”？“户外精神”又是什么？
相信每个希图参与其中的人都想弄个明白。但在中国想搞清楚这个问题何其难也！
“户外”是专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在室外的活动都能称其为“户外”。比如，农民下地干活，当然是头顶天、脚踩地，实打实的是室外活动，但这不能叫“户外”。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时尚。城里小资挥舞着锹镐，穿得花花绿绿，舞舞扎扎找一处无水的山头种了几株小树，也不管成活与否，也不论成本几何，却属于“户外”。这就是充满悖论的中国的户外理论。
“户外”的被异化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环保观念流行，于是“户外”提倡环保，商家贪图利润加之消费主义盛行，于是“户外”提倡为了安全要购置设备，小资多是独生子女，于是“户外”又提倡互助友爱。
总之，“户外”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中国式“户外”是假户外
为什么说中国式“户外”是假户外？
因为，中国式“户外”基本是旅行团式的。稍有不同的是，“户外”多少有点自助性质，队长的职权可能不如“导游”大，再就是，走的稍远些，去的多是没人收门票的穷乡僻壤。除此以外，“户外”和旅行团没有任何区别。“户外”中应有的个体与自然的融合，变成了一群人的相互适应，挤在一处游山玩水，集体缅怀青春好时光。
中国式“户外”延续了中国固有的一切特征，行为方式、组织形式没有一处是新的。如果说还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很快地就以“前卫”“时尚”自诩，城里小资对此非常受用。这是商业与时尚结合最紧密的一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06-3-15
星期三(Wednesday)
晴
这是最近读胡适得来的思想。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他对文学革命的看法同陈独秀等人存在很大分歧，包括对文学革命的命名，他更喜欢称其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侧重在破，具摧毁力；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侧重在立，富建设性。胡适的思想在今天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目下的中国走到了我们的前辈当年同样的处境。我不去比对，相信每个人自有心得。当中国的改革进展到实质攻坚阶段，处处掣肘，举步维艰。就如同逆水行舟，一旦进退失据，必致舟毁人亡。结果只能是又一轮现代化努力归于失败。
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当这台改革的机器运转起来之后，也就意味着不能够停下来，直到实现人民的预期，一旦停下来或速度减慢就有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从这届人大传递出的信息看，政府的头脑是清楚的，态度是坚决的。能有这样言之凿凿向人民庄严承诺的政府是中国之幸。
中国人不要成为不惮用最坏的想法揣度别人的批评家，旨在破坏的思想是病态的思想。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曾有数度机会实现民族复兴。除去被日本用军事侵略强行打断的两次以外，其余的几次均败于自己之手，说到底，最后起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中国人的不宽容。政党之间的不宽容，政见之间的不宽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不宽容，甚至个人性格之间的不宽容，最后导致一次次生灵涂炭，一次次与现代化失之交臂。
日本、韩国的复兴是经济的复兴，更是文化的复兴。正是在强大的文化理想、文化自信支撑下，整整一代人如蝼如蚁、殚精竭虑为腾飞的理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中华民族能否复兴，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完成，全在这一代人的努力，全在我们能否谦忍一些、平和一些、大度一些，能否反求诸己、宽以待人。给政府一些时间，给人民一些空间。不要重蹈暴力革命的覆辙，中国实在经不起折腾，文化元气即将耗尽。
中国人没有养成大度、宽厚、包容的气度并不说明我们的文化母体没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基因，这块脚下的土地并不是只能产生流氓和鲁迅。
胡适是文学革命的主将之一，他对文学革命的看法同陈独秀等人存在很大分歧，包括对文学革命的命名，他更喜欢称其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侧重在破，具摧毁力；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侧重在立，富建设性。胡适的思想在今天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目下的中国走到了我们的前辈当年同样的处境。我不去比对，相信每个人自有心得。当中国的改革进展到实质攻坚阶段，处处掣肘，举步维艰。就如同逆水行舟，一旦进退失据，必致舟毁人亡。结果只能是又一轮现代化努力归于失败。
托克维尔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当这台改革的机器运转起来之后，也就意味着不能够停下来，直到实现人民的预期，一旦停下来或速度减慢就有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从这届人大传递出的信息看，政府的头脑是清楚的，态度是坚决的。能有这样言之凿凿向人民庄严承诺的政府是中国之幸。
中国人不要成为不惮用最坏的想法揣度别人的批评家，旨在破坏的思想是病态的思想。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曾有数度机会实现民族复兴。除去被日本用军事侵略强行打断的两次以外，其余的几次均败于自己之手，说到底，最后起作用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中国人的不宽容。政党之间的不宽容，政见之间的不宽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不宽容，甚至个人性格之间的不宽容，最后导致一次次生灵涂炭，一次次与现代化失之交臂。
日本、韩国的复兴是经济的复兴，更是文化的复兴。正是在强大的文化理想、文化自信支撑下，整整一代人如蝼如蚁、殚精竭虑为腾飞的理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中华民族能否复兴，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完成，全在这一代人的努力，全在我们能否谦忍一些、平和一些、大度一些，能否反求诸己、宽以待人。给政府一些时间，给人民一些空间。不要重蹈暴力革命的覆辙，中国实在经不起折腾，文化元气即将耗尽。
中国人没有养成大度、宽厚、包容的气度并不说明我们的文化母体没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基因，这块脚下的土地并不是只能产生流氓和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