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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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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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皆有立场,自觉不自觉而已。若嫌此二字太政治,请以“站位”、“角度”诠之。
  影响立场的因素可谓多矣:传统文化,意缔牢结;时代风气,集体无意识;责任所系,亲友所企;功利之心,口腹之欲……要想八风不动,得守住自己的骨头和脑袋。
  鲁迅先生说:“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据此,愿以我之拙笔,从常识出发,向生命落实,让灵魂上诉,为道义捐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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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31 星期六
  

选址青山麓,结营黉校津。读经研奥义,求道聆希声。

开讲有鸿儒,问学待素心。欲为百世谋,先取一瓢饮。

 

“青城问道·国学研习”夏令营

甲午仲夏结营启事

 

一、    缘起

中华崛......

作者: 石地评论(3)
2010-3-17 星期三
《垒蚁集·5:个体牺牲的价值追问》
                    ——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一篇佳作,足以为胡耀邦的形象立起传世丰碑。但也让人感慨系之——

一是中国共产党一度的错误所铸成的恶果,其危害之烈,真是令人震惊。过去我曾以为,无论党内斗争多么残酷,共和国的历史总比以前的历朝历代光明得多,但从这本书来看,恐怕这样的笼统之论是毫无意义的。在1949—1979这三十年里,“误杀”人数之多,“反右”作孽之深,“饥荒”惨剧之烈,黑白颠倒之甚,其实是骇人听闻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数字和景况,但如果将这样的事实与中国共产党明确的宗旨相比,再以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为背景,则这样的惨剧和荒唐,显然不能容忍。当执政党的高官群体集体制造“彭黄张周里通外国反党集团”这样的冤案、当1512名“九大代表”竟然“一致同意”判决自己的第二号领袖是“叛徒、内奸、工贼”时(只有一个代表例外),一个时代的乖谬和堕落,已经彰显无遗。难怪自胡耀邦以后的历届中共高层领导,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是那么地一致:那是一个历史转折的里程碑——旧的时期结束,新的时期开始。
二是党内那一批动机高尚,品质高贵的精英人物,其蒙冤受难后基本上是表现出普遍的软弱,抗争的人寥寥无几。从本书介绍的多个典型来看,这些蒙冤受屈的人大多曾在上半个世纪的启蒙和救亡的奋斗中表现得出类拔萃,还有许多人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得铁骨铮铮,可是,当他们为之献身的党向他们乱泼脏水甚至栽赃陷害时,竟然一个个都像“沉默的羔羊”。你可以怀着崇敬名之谓“隐忍为国”,但仍不免要扼腕长叹:他们怎么会承受了这样的摧残而仍然认定组织的正确呢?是什么样的思维误区,导致他们听任自己的人生悲剧渐渐集成了共和国的历史浩劫呢?褒之固然可谓 “高尚的献身情怀”,但作为后来人,是否也应该质疑一下他们的人生观? 在对他们的献身情怀和隐忍精神肃然起敬的同时,我们能不能追问一下他们的主体意识何在、牺牲的客观价值如何?能不能质疑一下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对正义、公平、真实等等维系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定位和坚守,是否犯下了不能忽视的错误呢?
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开始,一批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前赴后继,以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己任。宏大的主题固然催生了许多远大的追求,但悲壮的人生和惨烈的牺牲如此交织在一起,我们这个民族又前进了多少呢?西方那边,无论是实用主义普及的美国社会,还是自由主义源远流长的欧洲大陆,它们把人生的意义定位在具体的、个体的基点上,并不拿长远、整体的价值来“教育、陶冶、引导、武装”其成员,强调的是发现个体的特点和长处,鼓励每一个人用智慧和意志去兑现它们的价值,社会只是为个人的现实追求划定底线、厘清规则,真是“卑之无甚高论”。与之相比,中华民族关于“人生意义”的漂亮言说,不知丰富、崇高、壮丽辉煌美轮美奂到哪里去了!但整体成就之比呢?
再看胡耀邦这个人物,人格如此伟岸,情怀如此真切,急公好义的担当和一往无前的勇气,足以千古传颂,但他在党内斗争中却显得如此天真,甚至幼稚,以至于在最高权利核心的地位是那么脆弱,竟然被一个党纪国法都未授权的“民主生活会”推下了台。如果拿中国传统的政治“艺术”(多半是“权术”)来衡量,他和毛、周、邓诸位相比,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而已经进入了“新时期”、且对“文化大革命”那种“无法无天”的冲击痛愤刻骨的各界精英(乃至整个社会),对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此非正常下台竟然无动于衷。这些鲜明的落差,是不是反应着那个年代的某种特征——一方面是率真质朴的“崇高精神”激励着真切的追求,一方面是老谋深算的“斗争哲学”在利用这些深刻的激情;一方面是对乌托邦前景的兴奋憧憬,一方面是对规则底线的冷漠无知;一方面是水银泻地般的社会动员,一方面是登峰造极的反智主义和愚民政策;一方面是对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悲剧的披露和声讨激扬起深入骨髓的奋斗情怀,一方面是从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这类“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将专制权术和丛林规则探幽发微而养成了病入膏肓的畸形政治——这一对对矛盾让社会带病运行,使得时代对灵魂的戕害在正剧般的壮丽中完成,前一方面所激起的深刻的思潮,不仅没有剜除历史的病根,反而养成了时代的痼疾,只有具备极高的智商和极好的运气者,才能明乎其症状、才能避免被拖进悲剧的陷阱。否则虽贵为总书记,终不免被人利用、戏弄、垂帘听政,落得个“儿皇帝”一般的下场。
我们当然不应该轻薄前贤,把时代进步的惠赠当作苛责前人的权利,但我们也必须从过往的悲剧吸取教训,否则前人们的牺牲就丧失了历史的价值。在我个人而言,教训至少有两个:一是不要为任何高调轻言个体的牺牲,减少悲剧就是在避免虚幻;二是不要为任何借口付出屈辱的代价,捍卫尊严就是在捍卫正义。或者,我们能不能再彻底一点,认定所谓的“忍辱负重”所导致的“逆来顺受”,其价值基本上是负面的?

记得《最后的春秋》有这么个结尾:夜深中,胡启立和胡耀邦同车离开邓家,胡耀邦兴奋地说:小平同志反掉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这是个历史性的功劳。胡启立反问胡耀邦:如果有人搞小平的个人崇拜,怎么办?耀邦默然以对。这个沉默,究竟是思虑不及而无言以对?还是由知遇之恩引发的为尊者讳?或者是身在高位的自我克制?抑或竟是因“顾全大局”而选择的心照不宣?……总之,历史给出了无情的答案。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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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地评论(9)
2010-3-10 星期三
——读《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庖丁解牛”的故事,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宛如艺术家的屠宰匠人——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路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豁然,莫不中音。”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握利刃,眼透牛身,能够“以无厚入有间”。儿时读此,印象深刻,竟能过目不忘。  
  读乐山兄主编的《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我仿佛又观赏了一次“庖丁解牛”——表演者是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学人,拿的是理论的手术刀,分解的是中国大陆上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一股社会思潮,叫“狭隘民族主义”。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倍受关注。它喜欢拿国家、民族的名义说事儿,俨然以民族整体的代言人自居,似乎特别警惕于任一事件(主要是涉及国际关系的事件)对“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伤害,其极端者往往以此为由提出十分激烈的主张,甚至公开宣称要以本国本族的利害得失作为首要的或唯一的是非标准,要把一国一族的追求置于一切目标之上,号召本族人民奉此标准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用以睥睨世界、挑战全球。
    对此稍加思索,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不妨用秦晖对“文化冲突论”所作的描绘来表达:“亨廷顿挥舞‘西方文明’的大旗而夸张‘东方威胁’,此岸的批判者则挥舞‘东方文明’的大旗夸张‘西方威胁’,双方所持之文化不相容,文化必冲突的逻辑却如出一辙。”(见秦著《“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如果这个世界上,几个相对强大的民族都持类似的“民族主义”观点(更不用假设所有的民族了),那就势必出现如萧功秦所说的“鹰鹰相激、鸽鸽受困的恶性互动过程”(见萧著《我为什么反对激进民族主义》),这样一来,还会安宁吗?——由此可见,这种“民族主义”主张在逻辑上的荒唐、其经不起稍微认真一点的追问,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一个血脉贲张、乐于夸示和表演自己的“爱国情结”的“民族主义者”那里,这样的追问和推敲,却似乎被置若罔闻。
  诚如许纪霖所言:“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传统徒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躯壳……不少党派、社会集团和知识分子都企图以某种东西去填补这一空洞……不是以某一党派的特殊利益冒充民族的普遍利益,就是一厢情愿地以古代的文化认同替代现代的政治认同。”(见许著《中国的民族主义——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 说穿了,就是有人在假“民族主义”的名义,在看似堂而皇之、实则空无一物的旗号下,在进行别有用心的拨弄;刘军宁更说得一针见血:“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见刘著《民族主义四面观》)。无论是回溯那些并不遥远的历史,还是审视就在我们身边喧嚣的现实,我们都不能不惊佩于学者们的犀利目光和深刻洞见:所谓“民族主义思潮”,就是权威的拨弄和大众的迷狂交媾而成的产物,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病。
    但在中国大陆,以排外、仇外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义”思潮,近年来却长盛不衰,从“5•8大游行”、“9•11争论”、“中美撞机”等事件,到后来的“西北大学辱华案”、“珠海买春案”和新近发生的“外教性日记”事件,都能发现它对国人心态的巨大影响,真是来势凶猛,裹挟甚众,经久不率,气壮如牛。
    一堆斯文闪亮的“手术刀”,围着这样一只风头十足的蛮牛,显然是一个很抢眼球的场面:)
  我首先想到的是:将当前中国大陆上的这股思潮指认为“狭隘民族主义”,人家肯定是不认的——只要稍有理智,哪一个中国人愿意被冠以“狭隘”二字呢——无论它后面跟的是什么“主义”?而用这样的形容词给论敌作定语,也不免略有“扣帽子”之嫌。对这个疑问,罗厚立在其《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援引了胡适先生的说法替我作了回答:“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而顾昕先生则在《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一文中,转述了伯林的如下一种区分:民族主义有进攻性和非进攻性的,前者“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除之而后快。”
    再看“中国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 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的作者)怎样表白他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一旦取而代之,“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则鼓吹说:世界上一切解放运动和进步,“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惟有中国的外交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而《超限战》的作者则公开宣称: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抛弃关于战争的一切条条框框,打一场‘不受任何约束的战争’。”
    ——对照胡适先生所说的三个方面,对照伯林所做的阐释,我们不难为中国眼下的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定位了:尽管它东奔西跑活蹦乱跳,却实实在在是一头“病牛”。
    那么, 在“最浅的排外”和“进攻性”的病态后面,是不是有着什么深刻的、理性的内核呢?是不是因为——如当代中国大陆上的“民族主义”代言人们所表白的——他们的主张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最迫切的利益而又不被理解,才在痛心疾首中有点失态呢?对此,许纪霖分析说:“近代以来,中国并不缺少民族主义的价值符号和文化象征,所真正匮乏的倒是实质性的政治内容,特别是具有现代化元素的、拥有公共利益的政治内容。”(摘自前述许文) 而葛红兵更明确地指出:“将一个民族抽象地看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仿佛只要是属于一个民族,人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同一的,人们就拥有一致的风俗、一致的信仰、一致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谎言。”(见葛著《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视野与当代中国的认同障碍》)——想一想“说不”的人们在政治诉求方面的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想一想下岗待业的国企工人和卷款外逃的贪官污吏之间的“利益差别”,看一看我们身边此起彼伏、日渐惊心动魄的阶层分野、行业冲突和各种社会矛盾,我们愿意相信谁的话呢?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多喜欢将自己置身于“爱国主义”的光环之下,王小东就公开声称:他的“民族主义”根源于爱国主义情结。对此,肖雪慧以一篇《爱国主义辨析》将这个看似神圣的光环做了有效的解构,她指出:狭隘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有许多种,“最常见的一种是官方的爱国主义。它直接派生于‘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并对这一原则作了绝妙的诠释:爱权势者之所爱,攻权势者之所恨。”她还援引托克维尔对爱国主义所做的区分,说明这样的“爱国主义”并不新鲜,是早已有之的“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的“本能的爱国主义”,对此,托氏早就论述过:“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如今,波旁一类的王朝在中国已经臭不可闻了,但“官家”还在,“旨意”常新,“官方爱国主义”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而且往往能以表演而沽名钓誉、媚俗获利——对此,我们不是仍在时常见识着吗?
    
    《超限战》的作者们宣称:只有用不遵守任何规则的“超限战”,中国才能有效地威慑敌国,保护自己,所以他们那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战略”,其实是中华民族求存的必需。对此,陈大白在《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一文中旁征博引,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最后结论:如果这样的“民族主义”得势,它所面对的肯定是以美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周边国家的反华大联盟。而历史研究出身的秦晖,则为我们仔细梳理了巴尔干半岛上民族冲突的由来,并分析了它后来恶化的原因,指出:正是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所谓“米洛舍维奇狂飙”,直接激化了为铁托时期的民族包容政策缓和了的民族矛盾,造成了南斯拉夫解体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流血冲突(见秦著《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李慎之在《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中说得更加明白:“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的路子,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
    如果这些理论的言说还不能使人警醒,我们不妨向“超限战”论者们提交一点历史的记忆——上世纪之初,北京城里杀德国驻华公使、围攻各国使馆,倒的确让“清流”和义和团们有了好多天的扬眉吐气,然而很遗憾:它的尾声是国都沦陷,血流成河,刚毅、徐桐们也“奉旨归天”去了。
    ——上述各篇引文,均出自《潜流》,细细读来,如坐春风。象这样清晰明快的论述,还涉及《撞机事件与国际法》(杨支柱)、《主权和人权的历史和法理学反思》(陈弘毅)、《制度碰撞与文化交流》(秦晖)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通过这样的条分缕析,“狭隘民族主义”于是穿帮现眼,病灶横陈。
    刚读《潜流》时,我有一个疑问:既然明知道“狭隘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产物,而常识又在在提醒着我们:理性的缰绳永远也不可能驾驭情绪的烈马,那么,学者们如此不厌其烦地运用知识、逻辑去诉诸理性的批判,对着这头蛮牛挥舞手术刀,会起作用吗?除了表现自己以学为业的气质性本能、并由此而履行着为社会提供理性言说的知识分子天职之外,它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呢?读完全书,我逐渐领悟:在一本书中让一流学者各抒己见,既能充分揭示这个“社会病”的诸多症状,又能为读者免去搜罗之苦,在集中阅读中浓缩思考、多方受益。学者们并不是社会病的“大夫”,既不可能以政治手段或现实利益的调整去平息那些拨弄,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激情和义愤去面对迷狂。面对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在长期运行中交合而成的现实,无论学者们多么地热心快肠,想贴近实践挽救苍生,他们其实没有手到病除的功夫,不可能凭着理论的言说就妙手回春。他们也不过是“庖丁”一样的艺术家,或者说很像是一群生物化学家或病理专家在进行一次理论会诊:他们那“以无厚入有间”的手术刀,在分解剔剥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切片取样,其功效在于确认病症、找出病因,至于治病救人,那是大夫们的事。乐山兄为本书取的副标题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反思”,由此既可见出编辑的用心良苦,也不失为清醒准确的定位。
    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些“批判的武器”是在凌空蹈虚。中华文明的明显缺陷之一,就是历来不重视清晰、深入的理论言说,甚至不愿意承认明确指认问题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价值,只要不是火烧眉毛的逼促或立等可取的获利,我们就不愿意用思考来焦灼自己。流风所及,我们习惯于含含糊糊、得过且过,以“事情复杂”的感叹来代替剥皮剔骨的认真,用“大道不言”的狂妄来掩饰“说不清楚”的尴尬,再用“难得糊涂”的自欺掩饰分析能力的贫乏,以“怕也未必”的造作挤兑条分缕析的努力。而这样一来,在泼掉机械、肤浅、片面等等常见的思维弊病这些脏水的同时,也把逻辑思维能力这个“孩子”倒出去了。有鉴于此,我倒宁可多接触一些似乎难见速效的分析和或有偏失的阐述,它们起码可以让我从问题之河的混浊水流中摸到一块暂可安身的石头吧?《潜流》中的许多论述,也未必不可商榷,但它总比一阵漫无边际的指责、一阵呼天抢地的口号、一阵捶胸顿足的表演,令人获益更多。作为尚未迷狂、至少是病症尚轻的健康人,听一听专家们的分析和批评,看一看取样活检的结论,掂一掂那些甚嚣尘上似乎能左右风气的“风言风语”究竟有什么斤两,通过这些清晰精准、言说中肯、鞭擗入里、援例警策的文字,见识一下思想的手术刀,揣摩那社会的迷乱何以形成, 进而思考在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何有效地防疫,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吗?
    从这个角度审视《潜流》,我又感到一个莫大的遗憾。如前所述,我们理解学者们的特质和局限,并不要求他们将疯牛变成宁馨儿,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对学者们多一分期待,希望他们将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在病体身上剖划之后,也更进一步指向病因、指向“拨弄”和“迷狂”的由来和根源呢?作为“一本迟到的、所幸它终于来了”(余世存先生的评价)的书,作为“戳穿热闹背后的空洞”(笑蜀先生的评价)的一个开始,本书长约30万字,辑录了28篇一流学者的宏文,几乎囊括了当今大陆自由主义理论界的全部精英,而其中涉及病因分析的文字却寥寥无几,读来很不解渴。——那“拨弄”是出于什么目的、有哪些典型的手段?那“迷狂”是基于怎样的文化基因或心理素质、是在什么样的“无意识受动”中产生病变的?诱使它上当受骗或感染病毒的媒介又是什么?——毕竟,了解疾病的症状并不足以使人们免疫,作为愿意对世相略加思考的非专业人员,如何提高抵抗力、确保自己或亲友们在瘟疫发作时得以远害全身,才是他们最想从专家那里得到的东西。我们的“手术刀”本来就略嫌失之轻巧,如果再放过了这些急务,其份量恐怕更要打折扣了。对此,不知是我们的人文学者们有所疏忽,还是乐山兄编选本书时顾此失彼了呢?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乐 山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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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地评论(0)
2010-3-3 星期三
政治戕害的存照,精神瘟疫的缩影
  ——读《五八劫》
  石地
  
  1958年1月,“反右斗争”余波未平,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其对象是即将毕业的高中五八级学生,而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事先分类、诱导鸣放、猛烈反击、严厉处分”,使一大批原本品学皆优的高中生,“政治操行”被评定为三、四类,即所谓“落后类”、“反动类”,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罚。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的杜心源,在布置这场运动时就宣称:“这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于是,这些三、四类学生被视为“一旦进入大学就可能是右派学生”,而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在四川省,这个群体占当年高中毕业生的32%左右,超过3200人,他们从此命途多舛——失学、流放、劳教或变相劳改、跌入社会底层、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求生,有的备受摧残,甚至英年早逝……
  早在1962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教育部党组和团中央书记处就联合发文,宣布“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学生占绝大多数”,要求基层组织予以甄别平反、赔礼道歉;1978年,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又发文要求“凡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市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划的四类、三类、一律作废,去掉各种政治帽子,取消所给处分。”显然,这是一场完全搞错了的“政治运动”。
  然而,多年来的“左”祸作祟和中共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制造冤案轰轰烈烈、雷厉风行、层层加码,改正错误却总是语焉不详、疲沓拖拉、草率了事。在《五八劫》一书问世之前,这一场“1958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湮没无闻,除一部分当事人得到了迟来的“改正”,回到原户籍所在地或与家人团聚外,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方舆论,甚至所有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对此毫无反应,也从未见任何专家学者著述提及。这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大面积坑害和惩治,被社会遗忘了,似乎就从未发生过。
  这种集体失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当事人并没有落实政策,不少人还生活在贫穷和苦难中;而有的当事人从当年同学处得知可以“落实政策”,向母校求助时,如今的学校当局却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一件事。更有甚者,在某些当年错划了大量“三、四类学生”的中学如成都七中,竟然还在校史上将这场“1958年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录得如同一番春风化雨,说是“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合毕业、升学、纪律教育、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政治立场……”
  那是一种怎样的“宣传教育”和“帮助”呢?
  当时为成都七中高三学生的余伯楷先生,在《五八劫•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中痛陈:他们所经历的“教育帮助”,是团市委书记“鼓励大家向党交心,指明了‘三个放’的方向,信誓旦旦地许下了‘三个不’的诺言,使得大多数同学消除了顾虑,放松了思想”,结果,“运动到了后期,像我一样的羔羊一只只落入了陷阱,……我在毕业考试时,各科成绩都是5分,只有俄语一科稍差为4分,然而我连毕业证也没拿到。原因是我的政治不及格(2分),只发给一张结业证……我为一种上当受骗而痛心疾首。”
  同为当时成都七中高三学生的卢宗辉先生,在《五八劫•为了遗忘的记忆》中写道:“学部老师也摇唇鼓舌,叫我们放下包袱,向党交心,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同学们终于被鼓噪起来了……刹时,风云突变,学习会变成了批判会,向党交心的话变成了攻击党的反动言行。从来不露面的领导们来作慷慨陈词的报告了,他们俨然成了救世的天神,同学们纷纷成了负罪的羔羊……”
  这样的现象当然不止发生在成都七中。当时为成都九中高三学生的卢啸风先生在《五八劫•居然不死,岂非幸事》中写道:“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次,班干部和辅导员都鼓掌叫好,还建议我‘尖锐一点’……第三阶段就是‘消毒’,定性所有提意见的人都是在攻击党。那些开始不声不响,背后怂恿的班干部也变了面孔,纷纷出来批判……”
  志愿军转业战士蒲传镛,1952年在大学教历史的父亲的要求下,转入成都十二中上学,运动来时也是高三学生。只因他认为团支部在未经班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拿班费去订报纸不妥,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划为“四类学生”,不仅由学校宣布“开除军籍”,还被班主任指使部分学生殴打,“打跪在地上批斗、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还波及中专学校。据胡星林先生(当时为成都铁路工程学校中专学生)回忆:当年自己被批斗,愤而吞食火柴头欲自尽以明心迹,经抢救生还后,以“态度恶劣”的罪名被送去劳教,而且是被班主任老师哄骗到劳教收容所的。这位班主任说是给他安排工作,把他骗到收容所,扔到那里就扬长而去,而胡本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我的处分决定和劳教我的书面通知”。
  类似这样的受骗发言,被发动“向党交心”、“提意见”,而后被批判、斗争、判刑的例子,在《五八劫》中举不胜举。更有甚者,在运动初期一度定为一类学生(即“先进分子”)的成都四中高五八级学生张静姝,只因为在领导暗中安排她整理被内定为四类学生的同学的材料时良心不安,向被整者作了暗示,即被定为“叛变”、“在班上制造混乱”,不仅从一类改划为四类,而且开除团籍,不准毕业(只发给修业证),取消了升学及工作分配资格。
  其实,早在“运动”发动之初,所有学生就已经被组织者“分类排队”了。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肖菊人先生回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在内部发动时就强调:“大学生的右派现在清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而成都市教育局党组、共青团成都市委则在事前向上级提交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应引导鸣放逐步深入,彻底暴露学生的思想面貌”,并且具体部署了“各校在集中学习前即应指定专人,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
  荒唐的是:这场运动打着“教育”旗号开张,最后却是把“落后”、“反动”的学生越“教育”越多——《五八劫》附录了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总结报告”,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学习”前的排队情况是三类学生436名、四类学生66名,而在“教育”结束之时,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493名和92名,分别上升了13%和39%(参见《五八劫》336页)!而通过该书附录的“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汇编”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期18天的“运动”,组织者共出了22期“秘密”简报,不仅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敌斗争的火药味,还详尽地记录了如何事先排队、如何培训积极分子在学生中进行“鸣放诱导”,又是如何一边“以多种形式解除顾虑,鼓励鸣放”,甚至编发“辩论参考提纲”诱骗学生“鸣放深透”,一边却记录在案上纲定性筹划“反击”的。其中第11号简报的这样一段文字,颇有代表性——
  “XXX发表讲演后,部分四类学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另方面,类似XXX的人,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鸣放还需要继续深入。其次,反动气焰越是大,积极分子越是沉不住气。如果积极分子稍一反击,中间群众必须转变,窥伺动静的四类分子就全缩回去。因此,决定再加一把火,向学生说明演讲会是一种很好的鸣放形式,鼓励大家彻底地放。”
  ——显而易见,这场所谓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一场预谋好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构陷!看了这样的事例、这样的数据、这样的用语,我们对这一场“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机和性质,还能做别样的评判吗?
  感谢本书的作者群体,让我们在暌违50年多后,得以了解历史的真相。《五八劫》一书不仅有当年成都三所中学168位受害者的名单,有29位作者撰(采)写的38篇回忆录,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描述了那场“教育运动”的真相,还在附录中搜集了大量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包括相关的内部文件、讲话、各种汇总报告,尤其是《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汇集》共22期,几乎逐日记载了运动的组织者如何策动、诱骗、监控、记录、收网、惩处那些最小仅13岁的青少年学生,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异常详尽地披露了制造和加剧这场灾难的种种粗暴、残酷、险恶和无耻,其中,某些“政治思想工作者”和“学校领导人”对学生的诱骗和构陷,匪夷所思,令人发指。可以说,《五八劫》一书是用一个几乎纤毫毕现的生动案例,对一度风行全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多年连续不停的“政治运动”风气之恶、造孽之深、危害之烈,作了最真实的再现,令读者痛定思痛,刻骨铭心。
  据《五八劫》一书主编王建军先生告知:此书问世后,全国各地不少当年的高中生与之联系,诉说自己在此一“运动”中的不幸遭遇,亦即说明:这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构陷或曰坑害,当年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过一起整体性的“预清洗”,目的就是“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而根据《五八劫》所提供的详实的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当年遭受这样的“预清洗”的,基本上是一批学习成绩较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青年。前述张静姝女士的遭遇,则令我们不能不产生一种不祥的联想:在那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有昧着良心整人、至少是对参与整人并无良心不安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进步”或“中间”分子,才能被共和国的大学接纳为学生!果真如此,则这样的“政治运动”不咎是一场精神瘟疫,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这支队伍带有极其可疑的人格裂隙,由此而制造了整体性的精神疾患,其深远影响和无穷贻害,值得我们高度警觉、深长思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近60年的今天,知识分子群体品质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就道德修养、良知持守、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言,今天的知识分子队伍整体上与6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对这一现象,许多人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商品经济的“侵蚀”,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并没有找到根源。因为今天在各个领域成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大抵在 45-65岁,当“商品经济大潮”冲来时,他们都应该在30以上的年龄,早就过了人生的“精神成人期”,步入了建功立业开风气出成绩亦即“精神外化”的年龄段,与其说是商品经济“侵蚀”和影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品质影响了中国式商品经济大潮的内涵和走势。设若这个结论成立,则群体滑坡的原因,就应该向更早的时代追溯。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的世界观的发育和定型,应该是青春期前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向“文化大革命”甚至以前的社会教育去剖析当下知识分子“精神滑坡”的起因。陈丹青先生曾把七十年代的青年人称为“七十年代的人质”,说他们“无分年龄,那十年的癌细胞早经内化为人的心理与生理结构,深藏而细腻”(参见李陀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我想这并不是七十年代青年人的专利吧?
  循此思路,再来看《五八劫》一书所揭示的种种现象——诸如对专心学业而不谙世事的学生的诱骗和打击,对勤于发现问题或勇于表达思考者的防范和惩处,对跟风作恶坑蒙拐骗行为的美化和奖赏,还有那些整人害人摧残良知的“运动”的堂而皇之和铺天盖地……而对共和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运动”,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地上,一度是多次出现、几乎持续不断的——这难道不是在当年的青春学子、今天的中流砥柱们的心灵深处,反复地、大规模地植入了精神的病毒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八劫》所揭示的那场运动,就不仅仅因其登峰造极的对未成年人的诱骗和坑害而骇人听闻,而更应当作为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持续发作的精神瘟疫的一个缩影,是值得所有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去认真发掘、反复端详的。
  
  石地
  改定于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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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地评论(0)
2008-10-19 星期日
               九、“呼愁”:衰颓在怀念中的回响
                                ——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
 这是伊斯坦布尔给帕慕克留下的记忆,也是帕慕克对伊斯坦布尔的解读。
 生长在伊斯坦布尔,对帕慕克是一种幸运。这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唯一城市,凝聚着太多的历史——拜占庭帝国的千年统治,大流士进军欧洲的跨海浮桥,覆盖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香艳而诡谲的土耳其后宫,沟通欧亚两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及围绕着这个海峡控制权的无数次战争留下的故事……如此深厚的历史,足以滋养各种各样的灵魂。
 但帕慕克似乎又生不逢时。在他出生的二十世纪中叶,上述的辉煌已烟消云散:曾经不可一世的老大帝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日渐老旧、落后;帕夏们的荣耀和威仪,失落在倾圮的断壁残垣和无人看守的木造雅骊中;凝聚着悠久传统的民族建筑,成了伊斯坦布尔贫民聚居的后街;许多宫邸被夷为平地;世界上横跨两个大陆的唯一城市,却没有相应的显赫地位;西化光鲜的富人区和建筑古旧的贫民窟标志着两种文明的不同命运;梅林版画中壮阔谨严的气派,变成了......
作者: 石地评论(3)
2008-10-12 星期日
八、将感觉做得雅致,使思绪浮于轻浅
                                ——评《素年锦时》
   在“交叉榜”里,同时上了5个排行榜的有5本书,选《素年锦时》来开头,是因为它在豆瓣网受热捧:在豆瓣网和《城市画报》联合发布的“2007少数派阅读报告”中,它是同时进入三个榜单的唯一一本书:“10大话题书”第1,“10大多义书”第3,“10大渴望书”第6,而在这最后一个榜中,它还是唯一入选的汉语原创书。这个“报告”为《素年锦时》写的评语称:“这是473条评论的作者和2381个跟帖人用键盘和鼠标‘投’出来的”,还说《素年锦时》的夺冠是“不出所料”。
   这是一本内容很“杂”的书。四辑文字分别被冠以“冬”、“秋”、“夏”、“春”,前三辑是随笔,也有人说是“杂文”,而第四辑像是一篇小说,有情节有人物也有次第展开的故事。作者自称:“我写的小说像散文,散文又像小说,那或许是因为我是个趋向关注状态而抹去观点界限的人。”
   这些随笔的标题,既有“大宅”、“一条河”、“池塘”和“村庄”,也有“写作”、“书写”、“短句”和“风格”;......
作者: 石地评论(2)
2008-10-5 星期日
 七、思域的局限——评J·K·罗琳和她的《哈里·波特》
Being YuY
(石按:很抱歉,这本“哈7”我怎么也读不进去,没法评论,就拿这篇东西充数了。另选的一篇较切近书的故事,以便了解“新书可读性”。)

 今天在nkbbs上看到有人对哈7发表议论,所以手痒痒要写一篇对《哈里》的书评。其实,我还没有读哈7,甚至还没有买。但是,说实话,从前六本来看,我对读哈7并没有太大的热忱了。如果说我还有一些热情想去看看那部完结之作,那也仅仅是因为想看看作者设计的结局到底怎样,这种心态完全是和看电视剧一样,而不是由于受到作品本身的吸引。无须了解别人对其的失望与否,凭借前六部的推理,我们已经知道第七部不会有什么突破,无非是抓紧在为整部作品画句号之前多搞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来获得更多的销量和利润。
    评论一部作品,尤其像哈里波特系列这样的大部头,就不能将其与作者割裂开。当我在高中读刚刚出版的头两部《哈里·波特》时,我觉得罗琳女士应该会让我们值得期待。因为头两部作品本身在我看来算得上是精品之作,作品除了新奇的构思、对一......
作者: 石地评论(0)
2008-10-4 星期六
五、畅销是有道理的,深究是不靠谱的
                                     ——评《巴别塔之犬》
   这是一本畅销书——在原产地也畅销,中译本也畅销,有半年间的12次重印为证。
   畅销需要故事,故事需要悬念,而古往今来,小说家们批发的悬念争奇斗艳层出不穷,老套子多了,翻新就是个问题。
   《巴别塔之犬》的作者不愧是写畅销书的老手,她让一个新婚不久的女人突然死亡,使死因成为第一个悬念;再让死者在家中留下一些可疑的线索,挪动了家庭书架上几十本书的位置,使这个挪动的意图成为第二个悬念;第三个悬念是本书的“书眼”:死者的丈夫为了弄清死因,竟试图训练一条叫罗西的狗开口说话或读书认字,因为罗西是死者的爱犬,也是死亡现场唯一可能的目击者,它可能知道死因和真情,为此,这位痴情的丈夫抛开了自己的工作,一头扎进这个异想天开的试验中,这个乖情悖理的试验能否成功,成为本书的第三个悬念。而且,人狗之间的交流如何进行,罗西会不会有石破天惊的表现,死亡之谜的破解是不是要等到狗说人话——这都是前所未见而又颇为有趣的悬念,在视狗为人类......
作者: 石地评论(0)
2008-10-4 星期六
六、秉良心回溯历史,从细节还原苦难
                                       ——评《定西孤儿院纪事》
   这是一本为中国当代小说洗刷耻辱的书。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最想向朋友推荐的被“交叉榜”聚焦出来的书。关于它的意义和价值,《新京报》的“华语图书传媒年选·致敬语”说得非常到位——
   “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直面底层的沦陷于死亡,作家顽强叙述被遮蔽的历史,读者获取了炼狱般的阅读体验。《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把回避说成超脱,把软弱说成迂回,把嬉戏说成解构,把自欺说成勘破的当下,杨显惠用他寂寞的、顽强的述说,重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
   “这当然是一部小说,它之所以受到文学界冷落,并被推入史学的怀抱,显出文学家的狭隘与软弱。2007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收获,是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定西孤儿院纪事》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而它的写作过程同样是一种苦难。本书的存在,让过去一年流行的所谓底层文学失去重量,让文学采风和体验生活式写作显得轻佻可笑。如果没有杨显惠,对2007年文......
作者: 石地评论(1)
2008-9-24 星期三
                      四、百岁清醒殊可贵,一点谨忱似不足——读《走到人生边上》
  
   《礼记·工制》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问焉,则就其室。”这既是农耕文明需要尊敬长者的礼仪规定,也是人生智慧需要岁月积淀的客观提示。所以,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为我们捧出她“走到人生边上”的思考,而所论各题如此切近人生发自肺腑,行文叙事又是如此干净利落流畅平实,这样一本书,是值得读者珍惜的。
   在本书“自序”中,杨绛先生坦陈“年岁不饶人”,老病劳心,思索和写作都是勉为其难,说自己“字越写越坏……也快有打结子的倾向了”,于是闭门谢客,专心思索自己丢不下的“走到人生边上”的问题,四万多字竟写了两年半,并将这些文字标明为“自问自答”。与那些恋栈不去的各种调研员、虚职成串的诸多大教授、频频亮相枯坐主席台的层层老干部……相比,杨绛先生这样的心态,难能可贵。而细读全书,你不难看出所谓“自问自答”只是谦辞,倒是一个老者清醒的思索、诚恳的探究、流畅的表达,给人印象深刻。全书由两部分组成:一至十一章是“本文”,论及......
作者: 石地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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