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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30
星期二(Tuesday)
晴
![]() 拒绝挟持 公交车突然拐了弯儿,插进胡同里。乘客都知道,司机这是在抄近路,可以节省出五六分钟的时间。但是抄近路就得绕过一个站点。好在,那个站点下车的人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这次司机失算了。一个乘客大喊,停车停车!司机,你为什么不在站点停车?司机说,你没见前面堵车吗?乘客说,堵车你也得在站点停车呀。 司机说,要不你在这里下车。 乘客说,不到站我怎么下车? 司机说,凭什么让这么多人等你一个人?你问问,谁不想抄近路? 我说,我不想。 司机愣了。乘客也愣了。后来,司机只好拐回那个站点停下来。 司机明显在拿全车乘客为他自己赶时间找理由。我不能受这个挟持。既然制定了规则,受益者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遵守,否则干脆不制定。不然的话,下一个被扔在半路的就是你。 位置学 某官员写了一本游记,附有很多插图,均为他在各地游历时的照片,大多是三四个人的合影,但都没有图片说明。照片上的人,有些可以认出来,有些我根本不认识。认不出来的,根据位置也能判断身份。作者是副厅级,如果他站在中间,旁边的人应该等于小于副厅级。如果他站在一侧,中间那个人,就应该是厅级或厅级以上干部,依此类推。 他们习惯了位置的排列,即使在最轻松无序的游玩中,也要把位置排列得一丝不苟,绝对错不了。 精英文化 潘小娴在一篇文章中说,她去德国游览,看到便利店设置有摆放着书籍出售的一小块地方。她好奇地翻开过几本,发现一本书的扉页里,有一个男人叼着古董长烟斗的照片,正是号称“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君特·格拉斯。导游如此解释:“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会给精英文化留下一角的。” 潘小娴羡慕地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便利店,却让我们以小窥大,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精英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但我想,什么才是精英文化呢?在我们国家,当局认定的精英文化,绝对不同于民间和知识分子眼中的精英文化。有些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的作品,甚至被当局禁止了。当局极力推销的,在众多读者那里却只配垫桌子。当局和众多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当局又强力介入文化的生产、销售环节,这种认识上的对立,做法上的混乱,造成我们即使有精英文化,也不可能被尊敬。 2009-6-29
星期一(Monday)
晴
![]() 一个下肢被截掉的残疾人,数九寒天,跪在地上推着一个三轮车当街卖糖葫芦。东北的天气多冷啊,积雪成冰,长冬不化。截肢汉亦步亦趋,艰难地行走在这个城市最繁忙的批发市场旁边的路上。好在,他养了一条腊肠狗。主人推不动车的时候,给它套上个绳子,另外一头拴在车上,小狗就知道使劲往前拉。我的同事发现了这对主仆,写了一篇名为“小狗拉车帮主人”的新闻,发表出来。顿时,截肢汉成了名人。很多读者特意到截肢汉那里买糖葫芦。第二天,我在单位里偶然看到接续报道的清样儿,上面有一段,是记者采访当地民政局时的对话。民政局的领导说,雇主一个月只给截肢汉开三百多元钱,我们谴责他,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读到这句话,我心里非常别扭,此前的报道上写着,雇主原先和截肢汉一起摆摊,看截肢汉可怜,就雇他给自己干,让截肢汉有了一份固定收入。虽然这个新闻跟我的版块无关,我还是向领导提出,三百多块钱确实不多,但截肢汉明明很感激雇主,你民政局谴责个屁啊,你给过截肢汉一分钱吗?这样的稿子登出去,截肢汉怎么想?雇主怎么想?连这三百多块钱的收入都要吹了。 领导同意我的意见,把这句话删掉了。 最近一段时间,郑州一位副局长对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纷纷谴责局长站错了立场。那位民政局领导和这位副局长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一发生状况,不是先反躬自省——我哪些地方做错了?我服好务了吗?而是立即下意识地判断——老百姓错在什么地方?在他们那里,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错的都是老百姓。两者利益是对立的,立场是对立的。所以,看到那些慷慨激昂讲什么符合规定什么不符合规定的所谓干部,我就觉得好笑,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规定”的代名词。 2009-6-28
星期日(Sunday)
晴
![]() 我们几个人坐在路边的树荫下喝酒、吃菜,看风景。凉风习习。 吱嘎一声尖叫,一辆出租车从天而降,猛然停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司机下车,有五十多岁,秃顶,稍瘦,他把手搭在车门上,怒目看着后边。刚才与他擦肩而过的那辆出租车绕回来,停住,也下来一人,粗壮,二十多岁。两人互相指着,听不清他们说些啥。几分钟后,年轻的作势要走,老司机拉住他,嘴里喷着唾沫,手指头差点儿点到对方的鼻子上。 年轻司机停顿了一会儿,坐回车上,老男人站在旁边,指手画脚说个不停。我们说,这老家伙真烦人,有事说事,干嘛这么没完没了。忽然,年轻司机发动了车,唰地开了出去。两人都脱离了我们的视野。很快,老司机一手拉着年轻人,一手拿着车钥匙走回来,拿车钥匙的那只手啪啪往小伙子身上乱打,小伙子捂着头,也不还手。原来,刚才老司机追过去,拉住车门把手,年轻人竟猛踩油门,拖着老司机前行好几米,胳膊擦破了,鲜血直流,旅游鞋也被磨烂。要不是前面亮起了红灯,出租车被迫停下,真不知要出什么乱子! 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听他们两个人讲道理。年轻人蹲在马路牙子上说,不就是擦了一下后视镜吗?二三十块钱,咱们自己买自己的呗。老司机说,你放屁,是你逆行,凭什么我自己买?!再说,你跑什么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你有理你跑什么?看我这胳膊,看我这鞋! 年轻人梗着脖子不服气,老司机开始拨电话,叫人,一边拨一边跟年轻人说,你等着! 一个围观者跟年轻人说:就是你不对,你把人家都拖成啥样了?你把人家拖死怎么办? 我也插嘴:你赶紧给人家道歉,说几句好话。别把事闹大了。闹大了对你没好处。 大家七嘴八舌指责小伙子。他倒也不固执,听大家说了一会儿,像醒悟了一样,走到老司机拉他的手:大哥,我错了,咱俩商量商量。老司机一把打掉他的手说,一边去!你不是不想好好跟我商量吗?咱不商量了! 年轻人在老司机身边蹭来蹭去,一副可怜样。 老司机走到一座商店的门前,蹲下抽烟。年轻人蹲在他下面的台阶上,仰着头跟他说话。老司机不用正眼看他,定定地盯着远处。 正在傍晚的下班高峰期,虽然这是个僻静的居民区,但两辆出租车堵在路上,也堵出了20多米的长龙。人们好像都不着急,连路人带司机,都津津有味地看着事情进展。 有人说,经官吧,一人罚你们好几百块钱都老实了。 我说,现在正是活儿好的时候,多拉几个活儿,啥都有了。人家都服软了,你那么大岁数就让他一下呗。 老司机犹豫了一下,站起来。 又有人说,俩穷人,一天挣不到一百块钱,较什么劲呀! 这句话让老司机泄了气,他接过年轻人塞过来的两张票子,拍拍小伙子,把车钥匙还给对方。 两人一起发动汽车,走了。路人也议论着散去。两个当事人也许该庆幸自己没经官吧。 2009-6-26
星期五(Friday)
晴
![]() 读到王元化的一篇旧作,名为《礼义廉》,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曾任某大学校长的罗某,‘五四’时代之健将也。‘革命已经成功’,但‘同志仍须努力’,遂混迹官场步步高升。二次大战前,罗某吹捧希特勒,将《我的奋斗》一书,列为青年必读书之一。抗战后罗某又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分子’。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多讥其丑,遂戏赠打油诗一首:‘一生做帮闲,两手只要钱,三擅吹拍骗,四讲礼义廉’。 全诗尤以末句为佳,含意微妙,读后自可会心一笑。” 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17日上海《联合晚报》副刊。文中的“罗某”,当然是指罗家伦了。说他“四讲礼义廉”,也就是说他“无耻”。而在最近几年出版的有关民国文人的书籍上,罗家伦不是这个样子。不用刻意渲染,只需把他的简历列出来,一个高大的知识分子形象就巍然屹立了: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柯桥镇人。1917年报考北大,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时,非常赞赏,给了满分,但翻阅成绩单,却发现数学成绩为零,招生委员会和主持会议的蔡元培校长一致同意破例录取。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罗家伦与傅斯年、顾颉刚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沿用至今。1920年秋,去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大学攻读。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1928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年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去台湾。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 对于罗家伦的“劣迹”,最近几年的新书中不是有意避开,也是以理解的角度去打量和分析。和罗家伦一样,很多曾经被指为“学阀”、“反动文人”、“乏走狗”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变得异常伟岸。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在于1949年后他们遭到了毫无底线的贬损,简直成了一无是处的垃圾。当时态渐趋稳定,真相逐渐显露时,当初的贬抑越大,知识界的反弹就越大。这是可以理解的现象,从平衡角度讲,对当事人也算公平。而对人对事评价的忽上忽下,归根结底还是话语环境的压制,没有打下理性分析、客观叙述的底子。 李敖曾说,1949年后跑到台湾的,都是三四流作家学者,一流二流的根本不屑与当时的国民党为伍(胡适除外,他是先到美国,几年后才会台湾的)。此语固有偏颇处,但也是事物两面中的一面。王元化笔下的罗家伦,是对罗家伦正当红时期的评价。时人的看法和态度,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参照。 (压题照片:罗家伦)...... 2009-6-25
星期四(Thursday)
晴
在藏书家阿滢兄的博客上看到一篇发牢骚的文章。他说,“终于盼来了钟叔河编校修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消息。《周作人散文全集》十四卷,另有索引一卷,近七百万字,收录周作人全部散文及部分日记、诗歌、书信、序跋、译文,涵括了此前出版的主要周作人文集《周作人散文类编》及《周作人自编文集》的全部内容,还有集外文及未刊稿……”但是,书价太高了:“该书两千二百八十元的定价,着实吓人一跳,对出版商的敬意转眼间化为乌有。一般二十万字的书,定价大约在二十元左右。《周作人散文全集》不足七百万字,八百元左右的定价是最合理的价格。两千多的定价与书商操作的一折礼品书还有什么差别?出版商不是在明目张胆地宰人吗?”
其实,编书的人,写书的人,不见得愿意把书价调高。最近有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书,我小心翼翼地提议:可否装帧简单些,版式简单些,书价低一些?图书便宜,读者可能更愿意掏钱买。自然,我被一口回绝了。理由是,如果定价二十元,满打满算能有多少利润?定价三十元,回旋空间就大了。 有人说,这么高的书价,读者能买账吗?但中国太大了,你不买,总有人买。更重要的是,出版社出版某些图书时,根本没打算卖给读者。像《周作人散文全集》大概就属此列。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我,出版社或者图书供应商通过某种手段和图书馆建立供求关系,专门给各地图书馆配送馆藏书。你想想,全国有多少个图书馆啊,一个图书馆买十本,万把本书轻轻松松就消化了。图书馆采购他们的书自然要有回扣。你要定价一元钱,给他两毛钱回扣,鬼才买你的书!定价高,回扣才高,对方才愿意买,双方的关系才能得以维持。这就是有些书定价奇高而依然可以卖出的猫腻。 因此,出版管理部门要办人事,就应该把图书定价管好,让出版社严格按照赢利比例定价。但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严把书号关,别让有独立思想的好书问世,是他们的责任。至于读书人买不买得起某些书,关他们屁事。 2009-6-25
星期四(Thursday)
晴
![]() 20年前,曾经有一首诗强烈打动了情窦初开的我。我把它全文照录在下面。这就是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现在重读,还能想起自己当初热泪盈眶的样子。 我是那么地渴望见到席慕容,只为向她表达敬意,表达惺惺惜惺惺的同感,我要说,我是你的知音,我是你的崇拜者。 可惜我没机会。 很久很久以后的一天,有个陌生人发邮件告诉我说,“我非常喜欢你的某一篇文章,抄录下来后,多次阅读,现在几乎能够背诵。”我愣住了,仔细回忆,才想起那篇文章的内容。我有点怀疑,那篇文章真的有这么好吗?再想,自己写作时确实动了真感情的。只是,我从那种情感里走出以后,马上进入到下一个情境了。我当然不能沉浸在一种情境中,纠结一生。而读者感动的,已经是与我渐行渐远的一条河,一朵花。 今日见到席慕容,我若提到《一棵开花的树》,将如何与她产生共鸣? 1999年,电视里播出了高秀敏主演的《农家十二月》,我和妻子天天晚上守着看,一集都没落下。2000年夏天,我和妻子到高秀敏家做客,急迫地谈起对这部电视剧的喜爱,高秀敏闪烁其词,根本就没什么反应。或许,她认为这部电视剧拍得并不成功;更或许,她早已从拍摄的激情中走出来,再难跟我们一拍即合了。可惜斯人已去,无法向她追寻缘由。 是的,你和一个艺术家、一个音乐家、一个作家交流他们的某一个作品,如果得到莫名其妙的回应,不要感到奇怪。那不是他们冰冷,是因为他们走得太快。他们是播火者,用激情、真情、热情点燃一个个时间段,然后离开。他们不停地点燃,不停地感动自己,不停地离开。若想和他们一起泪流满面,一起笑与悲,你只能在他更前方的地方等待着他们,和他同时进入他的情境……...... 2009-6-24
星期三(Wednesday)
晴
从思想到休闲 有朋友说,书店的排行榜上没有几本好书。于是我问,什么算好书呢?你喜欢的书是好书,其他愿意花钱买的,在他眼里自然也就是好书了。 书意味着什么?书意味着文化吗?而文化又是什么?我曾经一度认为,文化就是思想。但后来发现,这其实是把书籍的定位窄化了。书籍应该是生活的表现形式。人类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书籍。尼采、萨特的哲学著作是书籍,《二十四史》是书籍,余华、贾平凹的小说是书籍,这都没问题,但书店里销售正火的教辅材料算不算书籍?图画本儿童读物算不算?健康类读物、美容秘诀、减肥秘诀、求职必读、理财必读、电子琴学习手册,甚至字典、词典也都是实打实的书籍。人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才产生这些书。朋友说没有好书,恰恰是指这些他不感兴趣的书。 只有人人绷紧了弦的年代,才会集体关注思想动态以及借文学、哲学形式展示的思想动态。而生活的多元造就了书籍的多元,实用类、休闲类图书的泛滥未尝不是件好事。 各种书籍在全面展现着生活。 畅销书的淘汰 书籍是时代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产生什么样的书籍。时代把文化勒得越紧,越容易出现发行量巨大的畅销书,这种畅销书常常随着时代转换而烟消云散。翻阅那些发黄的书籍时,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这些书,有几本到今天还在再版,还能摆上书架?当年的畅销书中,长销书的比例占多少?或许真的不多了。它们迅速地占领图书市场,然后迅速地消失。 书籍被迅速淘汰,诚然可悲,但从另一方面讲,是时代变化太快,文化产品更新也加快了。今日红花,明日落叶。看着一本本书由畅销化为泡影,我并不悲观。我们需要进步再快一些,时不我待,奋起直追也。 但我还是期待有一些书能留下来,让后人赞叹前人创造的文化之辉煌。文化是讲传承的。在畅销书外应该有一些长销书。它们不一定畅销,但如长流的细水,可以长久滋润人类的土地。 2009-6-20
星期六(Saturday)
晴
![]()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为什么中国作家写不出好作品,原因之一就是有的作家努力不够:“我觉得作家的工作伦理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宁愿用一个比较低级的解决办法。像西方一个作家写一个长篇,要用几年的时间,要做大量的采访和搜集资料的艰苦工作。我们的作家的准备通常都是案头工作,很少深入生活,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感觉隔膜也就难免。我不要求作家们做圣人,但起码做一个得体的人,有底线的人。” 我同意李敬泽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学界的粗制滥造现象确实很严重。但有一个问题不知他是否考虑到了,假如一个作家花好几年时间采访和搜集资料,他靠什么维持这几年的生活?采访成本来自哪里?谁帮他养家?作家古清生就此算过一笔账:“写一本书至少要花一两年时间,首印1万册,版税10%,收入是2至3万元,扣去14%的所得税,所剩的钱,够不上查资料、考察的差旅费了。”因此古清生说:“我在书店买书,多挑进口的图书买,因为人家写作的书资料充实、考察细致、逻辑清晰。国内作者写的书一般都不怎么样,先前我以为跟智商有关系,现在想来这跟收入低,投入少有关。”事实上,像古清生那样能拿到10%版税的,也没多少人。一本书收入两三万,已经算高的了。 或曰,好作品还怕卖不出好价钱吗?自己前期先投入些钱,把作品卖出后再弥补亏空不也可以吗?理是这么个理,但真正操作起来很难,谁敢肯定自己前期的投入一定能够收回来?如果写作变成一场赌博,把作家学者变成文化赌徒,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有利于文化发展壮大吗?关键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我们利益分成的比例大大改变了。几十年前订下的稿费标准,稿费在图书的成本中占很大比重;几十年过去,书价提高了,纸张涨价了,印刷成本、发行成本都提高了,惟独稿费没有水涨船高。你可以去问一下出版社和书商,在他们的成本核算簿上,稿费占多大比重?有些甚至完全可有可无。他们宁可在包装、宣传上下功夫,也舍不得在稿费上多投入一点。这种本末倒置,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创作者,让他们不得不粗制滥造。 的确,有为数极少的作家、教授拿到过天价稿费,但高稿费若只针对特定人群、特定作者,这样的高稿费决无意义,相反只会让文化市场更加畸形。我做过一个假设,若把出版社的稿费标准硬性提到千字二三百元,改变他们购买作品的投入比重,是不是就可以使得出版社、书商更下力气组织、筛选书稿,也使得作家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创作准备? (压题照片:李敬泽)...... 2009-6-17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最近几天,“李培刚”三个字火得不得了。这是因为,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在6月13日播出了对该人的专访,专门介绍他以按摩手法治疗截瘫患者的神奇疗效。很多患者看了电视后,纷纷打电话向李培刚“求救”。6月17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记者对李培刚进行了调查,发现他自己宣称的“唐山市第二医院唐山骨伤科研究所所长”身份是假的,该医院并没有这么个研究所,也没有李培刚其人,为“李培刚医学新疗法”命名的中国医师协会事业发展部则称“这个疗法没有那么神奇,当初也不知道他能治截瘫”。 消息一出,央视立刻成了众矢之的。做为国家电视台,公然为骗子做广告,实在太掉价。我对此却另有想法。如果一点本事没有,完全靠暗箱操作就能上《面对面》这样的名牌栏目,太匪夷所思了。所以我宁愿相信,《面对面》节目组被李培刚的“按摩手法”震住了,他们希望尽快将其推广开来,造福观众,而没有认真调查李培刚的个人背景。 我在网上看到,指出李培刚专业问题的,几乎都是医学界人士。比如,他们认为李培刚宣称的“真正引起颈背腰腿疼的病因不是关节和骨骼,而是关节和骨骼周围的那些软组织异常病变。加上增生、肥厚、粘连、压迫,导致了一系列的症状”理论,并不稀奇,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都知道。但我想问一问那些指责他的人,你们能不能治好李培刚可以治好的病?病人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和专业术语。在节目现场接受李培刚治疗并迅速见效的张骁告诉记者,他的膝盖治了一年多都没治好,中西医都看过。有人怀疑张骁是“托儿”,我也怀疑,但我更认同他的另外一句话:“要是信医院的话,我下半辈子就得在轮椅上渡过了”。笔者的一个亲人得了病,去省内三家著名的医院求医,每个诊断结果都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他们个个言之凿凿,斩钉截铁,作为患者家属,我们无所适从。病人总被教训要“遵医嘱”,但医生们一点谱都没有,我们遵谁的嘱?这三个著名的、手持资格证的教授级大夫,起码有两个是庸医。患者为什么期待“神医”、相信“神医”?就是因为国家认可的医院里的庸医太多。 要我说,李培刚应该是个比一般医生稍微高明点的医生。但他治好几个病人之后,自我膨胀,假造自己的身份和履历,非把自己打造成无所不能的“神医”不可。现在虽然李培刚被揭穿了一层“画皮”,但我们可以打个赌,苦苦寻觅他,向他求医的病人一定还有很多。对于病人来说,身份真假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治好他的病。疗效好,他就相信你,无疗效,再大的头衔也没用。所以,骂李培刚造假也好,骂央视轻率也罢,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只要我们正规的医院里还拥挤着无数正规的庸医,人们对“神医”的期待就会越来越甚。...... 2009-6-12
星期五(Friday)
晴
![]() 最新消息称,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已根据工信部的要求共同签署了《关于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框架协议》,从6月中旬开始,正式上线运行“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平台”,联手对垃圾短信进行自主屏蔽。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饱受垃圾短信骚扰的手机用户第一反应肯定是叫好,但看到透露出来的若干协议细节,又产生了疑问,担心其能否真正制约垃圾短信生产者。协议称,这个处理平台“规定了关键字库和敏感字库,对垃圾短信进行有效屏蔽和过滤”,我想问,所谓“敏感字库”如何确定的,都有哪些?我的手机里经常收到“请把汇款打入以下账户”等字样的短信,这是典型的骗钱的垃圾短信,如何控制它?敏感字眼是什么?相反,我倒担心公民个人之间的联络因为所谓“敏感字眼”受到影响。“敏感字眼”能约束垃圾生产者吗?他们如果在“敏感字眼”中间空一个格或者打上一个“.”,是不是就可以顺利通关?设置“敏感字眼”有意义吗?协议里还说,“对用户每日发送短信的数量进行限制,在非节假日,每天将不得超过1000条”。那么,垃圾短信生产者每天发送999条是不是就没事了?那样的话,岂不是每天还会有999个用户受到骚扰?为什么设限为1000条而不是500条或300条,正常用户谁会连续发送300条同一短信? 如果真想让手机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之害,与其“屏蔽垃圾短信”,不如从源头找原因。举个简单的例子:垃圾短信发送者不是像普通用户这样一个一个按键发送短信的,乃是用了一种短信群发器。普通用户肯定不会用短信群发器,除了广告商,大概就是骗子了。就算广告商,发短信也不会征得手机用户同意,因此也可划入垃圾短信之类。至于政府部门涉及公共利益的短信,自然不会通过短信群发器这种东西来发送,相信运营商会通过自有技术手段帮政府部门解决。更可怕的是,短信群发器附送的手机用户资料,就来自运营商内部。我想问,运营商给短信群发器还提供了哪些服务?如果他们不提供服务,单单这样一台机器有用吗?运营商们是否从中分肥?可以猜得到,拿这个问题去问运营商,他们一定会给出一大堆理由,甚至是一长串似是而非的专业术语。可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简单答案:短信群发器跟运营商一点关系没有吗?运营商可否终止为短信群发器服务? 当然,运营商们在手机用户巨大压力下,毕竟做出了某些姿态。消费者并不关心他们的手段,关心的只是结果。使用了“屏蔽垃圾短信”手段后,除非我的手机每天接到的垃圾短信明显减少或者彻底根除,否则我就会认为他们是在自欺欺人。...... 2009-6-12
星期五(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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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刊发于2009年6月11日肇庆《西江日报》B3西江月版
数字报纸链接:http://xjrb.xjrb.net/xjrb/20090611 作者:颜石 《西江日报》2009年5月31日载:省委书记汪洋专程到肇庆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失去父爱母爱的孩子们。感动之余,又联想到这位广东改革开放新起点、新征程的领路人的风范与胸怀,以及他多次到肇庆视察、给予关情,提出要求,寄予期望,特以诗颂之。 一 你把大爱送给了缺少血缘之爱的孩子们 你一言九鼎地解决个别地方的教员待遇 你以科学理念提升金融危机时广东经济 你在璀璨的众星中肯定这里的熠熠生机 肇庆土地叠印着你坚实有力的关切路迹 你胸有成竹目光如炬 以决胜千里的气势到肇庆布阵 开创一场奥运精神的惊喜 二 你关注这里 用思想的火花把这里照亮 你热爱这里 因为这里是神州灵秀之地 肇庆人因你而坚定 倍添了信念和勇气 一江两岸似雄鹰振翅 更加强劲和有力已经是多年愿望啊 如今正直进入珠三角 全中国全世界都为肇庆放光而欢呼祝语 肇庆的知名品牌又镶上几颗闪亮的宝珠 她的名山秀水于一夜之间再次添加壮丽 三 包拯在端州留下爱民与砚洲的千古传奇 汪洋于肇庆开发经济与社会的繁荣记忆 一个是封建官员凭良知做出的道德典范 一个是G产D员在实践中走进真切民意 没有先锋部队就不可能取得战役胜利 缺少聪明睿智就必然麻木得帅不可及 你授予肇庆市党政领导一面创新旌旗 肇庆百姓在雷发图强中倍感心旷神怡 四 在G产D队伍里有了官位的同志们 还有人仅仅是为了地位和皇粮俸禄吗? 这是支无产阶级队伍 全世界都知悉—— 与封建余孽热不两立人生观决非儿戏! 汪Y同志和他的团队让肇庆充满了活力 决意改变历史遗留的意识和意境的差距 你贴近人民 人民就贴近总书记和总理 百姓更自豪国家更强大才能无往而不利 五 没有阳光雨露就没有大地的广阔葱绿 雨夜里看不到北极星会有方向的失迷 G产D的本质与腐朽从来就不共戴天 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就应该有先锋锐气 我以诗记录这位G产D的开拓型书记 我感动是因为“双转移”给百姓倍增福气 肇庆有加重杠铃的底气 终于被确认广东三个经济圈是三支长明奥运火炬 六 靠虚拟的口号鼓干劲 时间便是试剂 而你站在时代前列为党为国奋力进取 只有登高才能远望目标才更加明晰 《纲要》是韬略 科学发展是原动力 电力列车的高速取决于高科技发动机 它的运行方向依据调度室和操控司机 如今群山脚下的砚都有提速和新轨 “广佛肇”新列车给这里带来活力和富裕 2009年6月1日初稿6月6日定稿 2009-6-11
星期四(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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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在电台主持着一档晚间“情感倾诉”节目。她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训斥倾诉者。没错,我说的是训斥。一个倾诉者告诉她,男朋友离开自己了,自己该怎么办?她说,再找一个呗。倾诉者说,我离不开他,我始终想着他。我不甘心。她说,离开他你能死啊?人家不要你了你还缠着人家干什么!有病啊!啪,把电话挂了。又一个倾诉者说,我女朋友跟我感情很好。主持人:感觉好那就结婚呗。倾诉者:可是她丈夫一直不肯离婚。主持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离婚你就跟人家在一起?倾诉者:她说了,她跟丈夫一点都不快乐,跟我在一起时才最快乐!主持人:你就是个第三者!倾诉者:可是他们并不幸福……主持人:幸不幸福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关你屁事!你这个可耻的第三者!我要知道是这事根本就不让导播接进来!啪,又挂了。 够狠。我在收音机旁边听边笑。她这是干嘛呢,不怕领导修理她?后来一问,答曰:热线太火了,领导支持。也怪,那些倾诉者明明听到主持人对其他倾诉者的咆哮了,但每天打进电话进来的,依然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据说这个栏目几乎月月都创下收听纪录。 倾诉者是怎么想的呢?真的渴望答案吗?或许,他们的确很迷茫;更或许,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但必须有一个人替他(她)说出来。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至于连基本的生活道理都不懂。主持人的回答,基本都是提纲挈领,直抵倾诉者最脆弱的部分,一言中的。她替倾诉者说出答案,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种是善解人意型,循循善诱,字斟句酌。但倾诉者在打进电话前已经跟自己辩论一百遍了,深陷自己的逻辑,你讲一句,他(她)有两句话等着你呢,这样下去,两个人辩一晚上也出不来结果。他们什么大道理不明白?只有选择第二种了:当头棒喝!甭绕弯子,以情绪化对情绪化,直觉对直觉。一棍子下去,先打你个天旋地转再说。若碰到真迷惘的,也不失为快刀斩乱麻的手段。自然,这也满足了一部分倾诉者隐隐的受虐心理。他们不说“请你骂我吧”,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是不是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受虐癖呢,呵呵。 我仿佛看见无数蛾子铺天盖地飞来,朋友拿着苍蝇拍儿,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左挡右杀,啪,啪,飞蛾们纷纷落地,“噢儿,噢儿”,他们惬意地呻吟着。...... 2009-6-9
星期二(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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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二人转雅俗之争,其实从二人转一诞生就存在了。清朝和民国时,二人转还因为所谓的“伤风败俗”被禁止过,直到今天,争论都没有停止,但这些都没阻止二人转的发展和壮大。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活动在二人转演出一线的,真正对二人转表演有影响的人,比如赵本山、马普安、徐凯泉等,很少把精力放在争论上,虽然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参与进来。而热衷于争论的,包括魏明伦、余秋雨等国内文化名人,他们对二人转演出的影响并不大。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大概是:二人转自身发展有不可抗拒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观众的喜好。要说“媚俗”,媚俗的艺术多了去了,但为什么二人转更受欢迎?真正操作二人转的大老板们和演员们,他们听到了批评、批判的声音,但他们不敢违背这个规律,一违背就没饭吃了。二人转界的泰斗级人物那炳晨老师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赞同这句话。二人转表演的兴盛与否,不决定于评论二人转的人,而决定于观众。来自知识界的批评,可以在细枝末节上修补二人转,但改变不了二人转演出本身,起不了决定作用。 那么,知识分子是否就无所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了呢?非也。相反,知识分子大有作为。什么是二人转文化?大家都知道,所谓影视文化,包括表演、配音、道具、音响、烟火、策划、剧本、影视评论等,同样,二人转文化除了舞台上的二人转表演之外,剧本、唱腔设计、舞美设计、二人转史料的搜集整理,以及二人转评论等,都应该算作二人转文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介入,可以丰富二人转文化的内涵,扩展二人转文化的外延。民歌、民间小调俗不俗?但在民国期间,周作人、顾颉刚、黄药眠等学界中坚都研究过民歌,着力去搜集整理,民间小调一下子就有“文化味”了。同理,假如让余华写几个二人转剧本,让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讲一讲二人转的典故和故事,何愁二人转缺少“文化”!我们似乎应该加深一下这个概念:二人转文化,不仅限于二人转表演。 我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写了一组二人转随笔。 所谓二人转随笔,其实是观看二人转的感受,二人转知识介绍,还有一些对二人转现状、前景的思考,但叙述方式不同,我采取了目前通行的,可以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而不隔膜的专栏式写法。比如,有一篇文章叫做《鼓掌》,我就写为什么二人转演员喜欢要掌声,观众什么时候该鼓掌,什么时候该停止,并举《包公赔情》中的一段为例。当初,这些文章被我贴在博客上,很多朋友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之后,才开始对二人转感兴趣。现在这些文字已经结集为《万人围着二人转》,即将出版。其实我写的仅仅是皮毛,如果更多的人来做类似努力,二人转文化也就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了。因此,对于二人转,我的意见是“搁置争议,共同努力,追求‘文化’”。 2009-6-8
星期一(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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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6月8日报道,央视在这个月或稍后一点会对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很多新闻节目做出大的调整。“《新闻联播》正在进入一个区别于以往严肃、拘谨的时代,而变得更为亲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喻国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其他节目变脸,争议或许不大,但《新闻联播》变脸,一定不会人人叫好。有观点认为,人们之所以反对,皆因《新闻联播》是最权威的新闻节目,必须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我却觉得,人们反对,更多的是已经习惯了持续三十年的播出方式,他们必须跟惯性做斗争。如果《新闻联播》一开始不是一板一眼,而是另外一个样子,变脸时同样会有大量的人反对。因此,我对变脸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央视毕竟提出了亲民的目标,亲民总比不亲民好。但如何变,变成什么样子,却有必有给央视提个醒。 首先,亲民不是嘻嘻哈哈。以为换几个年轻漂亮的主持人,脸上带一层职业性笑容就ok,那也太简单了。其他国家的电视台,很多时政节目由白发苍苍的主持人担纲,同样很亲切。所以,选择主持人一定要打破条条框框,不拘一格,可以考虑把底蕴深厚的老年人列入备选。相信他们的能力、经验会带给观众不同的感觉。 其次,尽量选择人格完善的主持人。日前去世的罗京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同,除了他的业务水平之外,其个人生活的严谨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正因八卦的主持人太多,绯闻、做虚假广告、傍大款者如过江之鲤,罗京才显得难能可贵。要说代表国家形象和“亲民”,起码像罗京、崔永元这样,勇于拒绝诱惑,看重自己的身份和名声。老百姓不一定把他们当成道德楷模,但起码不要像看娱乐节目一样,主持人一出现在屏幕中,观众就指指点点,以为笑柄。 第三,节目的操作者要把自己从惯性思维中解放出来。罗京去世后,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故事:电视台接一个重要新闻,整整十七页,罗京流利地播了出去,而台长手拿速效救心丸站在门外收听。我想不透,到底是什么新闻,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若在播出前就告诉观众,这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播出时即便出现停顿、口误,观众也可以理解。权威性不因瑕疵而损失权威性,不出错自然最好,但出了错及时更改,也不是死罪一条。如果自己总端着架儿,亦步亦趋,怎能真正亲切起来? 鉴于中国目前的体制,央视变脸对其他电视台的改革具有示范意义,必须三思而后行。 2009-6-7
星期日(Su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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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远方看,宽广的黄土大道上,一个小黑点风驰电掣般奔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你还弄清是怎么回事,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擦身而过,灰尘久久没有散开(若赶上雨后,还会溅你一身泥点子),再看时,那坨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逐渐变成一个黑点并消失。不用问,这便是杜甫笔下“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真实写照。 封建社会,长年累月奔波在驿道上的进贡车队、马队,是一道疯狂的风景线。他们专门运送各地精华产品,亦即贡品,供给皇帝和他的嫔妃们享用。贡品价格无所谓,反正有国库埋单,但质量必须保证,一定要新鲜、个大皮薄,保湿保甜。因此,包装必须豪华,保管必须精心,运输必须神速。 清朝时,吉林进贡一种鳇鱼,平时养在江边,等到三九寒天,捞出来冻好、捋直,用黄绫布裹好,放在一个掏空的树窟窿里。有的鳇鱼个头太大,需要几辆驿车连接起来才装得下。出发前,送贡人还要沐浴更衣、素食三天。此后,一个车队浩浩荡荡大约走一个月才到北京。同样的路程,不一样的东西,运输的时间要求不一样,比如,伊通县进贡一种大葱,必须快马加鞭七日之内送到京城,晚了不行,进贡者会挨罚甚至坐牢;盛京每年向宫廷进献辽阳香水梨,每次五十担,雇佣五十名挑夫,必须在十天内送到京城,即便如此,还是烂掉将近一半,剩下的挑挑拣拣,够品质的梨不到三十担。有人算了一笔账,用这笔庞大的运费直接在北京买香水梨,至少可以买一百担,而且品质更好!但他们宁可年年在当地购买,年年雇挑夫。 宫廷里用的、吃的,真的就那么金贵、真的是必须品吗?也不尽然。唐朝时,舟山岛每年进贡各类海产品,需要四十万官兵日夜不停地水陆接力才能及时运到西安城,你可以想象其壮观景象。倘若发生战事,这样的场面尚可理解,但他们只是在为皇帝们运送虾酱!没错,就是虾酱。也许有人说,皇帝吃的虾酱跟老百姓吃的不一样。但再不一样也是虾酱啊,它还能变成旺旺大礼包?为了几罐虾酱兴师动众,也只有皇帝们干得出来。 东北某地专门进贡一种草。这种草其貌不扬,干什么用呢?供慈禧太后用于疏通烟袋锅子。用什么通烟袋锅不行,非得用草,而且必须这一种草,不是烧包吗?但老佛爷要的就是这个“范儿”。可怜了挑夫们,累死累活日夜兼程地赶到宫廷的配送中心,一问,我刚才送的是什么宝贝疙瘩啊?什么?草?k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