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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管 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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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13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杜琪峰的电影，几乎每一部都拍得像一首诗，精致、隽永，《文雀》也不例外。以往的影片，杜琪峰总能用流畅的镜头来展现现代人身上的古代武侠风采，影片中散发的那种精神气质让人陶醉、沉迷。
《文雀》中两帮“文雀”狭路相逢比拼绝技的那段戏是全片的亮点，拍得美轮美奂，娴静悠远。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配乐，超级棒，当然了，还有林熙蕾，依然赏心悦目。
杜琪峰的影片故事中，总感觉有一种幕后力量或神秘高人在暗中操控一切，无论是《PTU》、《暗花》还是今天的《文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冥冥中自有力量左右。
《文雀》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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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8-08-13 19:58 评论(0) |
这个博客废弃了。
请移步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xueshijun
个人主页 http://web.cenet.org.cn/web/yu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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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7-08-05 19:26 评论(0) |
| 2007-4-19 星期四(Thursday) 晴 |
人类之恶：美国校园枪击案和辽宁钢厂惨案的同与不同
这两天，除了疯狂的股市似在孕育经济灾难外，有两起已经发生的灾难事件击打着民众的视听：美国校园枪击案和辽宁钢厂钢水包脱落惨案。
2007年4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凶手在内的33人死亡，20多人受伤。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校园枪击案。
2007年4月18日，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共造成32人死亡，2人轻伤。
两起特大事故的同与不同
乍看上去，这是两起死亡人数相当的灾难事故。相近的是，两起事件均有多达30多条人命伴着噩梦魂飞魄散。同样地，我们也应该同时为两起事故中罹难的生命表示哀悼，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即便结束也不应该以这种残酷的形式。
相同的地方不仅是数字和灾难性。这两起事件都不是“孤独”的，在他们之前都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而且不止一起。仅从2006年以来，在美国，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发生了6起。而在中国，生产安全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一拨接一拨的矿难动辄死伤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我敢断定，类似的悲剧即便算得上“空前”，但绝对不会“绝后”，记录迟早都会被刷新。
这是社会的宿命。
当然，相同之处还有很多，大家照例是要善后，相关部门要表态，领导也表示关切，相关人员的责任也要追究。
在相同的特大事故面前，发生在中美两国的两起事件又因为出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呈现了不同的境况。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后，各方神经随即被牵动。州长提前回国，总统布什发表讲话，世界各国纷纷致电致信或慰问或哀悼，美国国旗降半旗表示哀悼，联合国秘书长也表了态。
也就是说，美国校园枪击事件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就在美国国内，这起事件的触动级别也是相当高的。
可是在中国呢？曾经的特大矿难中，可有这等级别的重视程度？我们充其量可以看到中央的调查组进驻，后来还时常会出现为了抚恤金而发生纠纷时的让人义愤填膺的无义无德之举。
一个国家对生命的态度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对于我们来说，有时灾难就是几具尸体，甚至是几个数字。也许是我们漠视生命的传统太过深厚，又或许，类似事件的过于频繁使我们有了审“死”疲劳。
对了，还有不同的地方。美国校园枪击事件中，年届七旬的以色列教授列维·利布雷斯库在关键时刻挺身堵住了枪眼，为全班学生成功逃脱争取了宝贵时间。可在中国，挺身而出堵枪眼的这种事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且在中国能堵枪眼的也是军人这种特定人群，况且，即便是军人堵枪眼这回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也还在遭受着质疑。今天又有一条新闻，说是一位的哥因为经常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学雷锋而被公司方面指为“乱搞”。
当做好事成为“乱搞”时，这个社会颠倒得也差不多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善”的丧失是一些年龄大的人亲身经历的。
我的一位同学，很好的人，属于“善”到傻的那种。有次做中巴车，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捆批发来的衣服要上车，我的这位同学从车的最后一排走出去，帮妇人把衣服包裹抬上车。可在买票时，售票员问妇人“两个人是吧？”得到妇人否定的回答后，这位满脸惊异的售票员似乎仍然不相信我的这位同学和这位妇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眼里，一个人不可能从车座的最后一排跑出去，帮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抬东西，而且在大家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
售票员的推理没有错，错的是推理的前提。当我们的社会到了没人相信一个人会帮助陌生人时，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发展”的程度也就足以让人产生可以和售票员相媲美的惊诧了。
人类之恶：
美国校园枪击案和辽宁钢厂惨案的相同
晚上吃饭的时候，刘博说起了辽宁铁岭钢厂这件事，他说看了这个新闻后他一个下午都在“难受”。刘博曾在钢铁公司实习过，他明白钢水的可怕程度。想到那些死在钢水之下的人，他觉得“难受”。
钢水是什么概念？钢的熔点是1300℃，显然钢水的温度要在1300℃以上。1300℃的高温啊，想想看，那么高温的金属液体兜头盖过来，是怎样残酷的一种毁灭。
还有美国校园枪击案。一个强手据说“冷静地”换弹匣，射杀的精准度也非常高，还面带微笑。活脱脱一个冷血变态杀手。
在这种死伤者众的事件中，有一种可能相当可怕：报复社会。
就拿辽宁铁岭钢厂惨案来说，自从钢铁生产伊始，恐怕我们头一次听说钢水包整体脱落这种事。要知道，深知钢水伤害性的钢铁从业人员不可能不把钢水的安全问题做得滴水不漏。也就是，如果不是人为故意地“使坏”，发生这种钢水事件的可能性很小。如果发生了，我实在不能不往有人故意破坏这方面想。
现在的社会，穷尽可能性地发展，将物欲和贪婪表现到了极致，也制造了几乎极致的两级分化和断裂。当蝇头小民无法与既得利益者布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进行正面较量和利益争夺时，不对称的斗争也就随之产生。美国整天抱怨伊斯兰主义者搞恐怖袭击，力量悬殊的伊斯兰主义者被剥夺了正面交锋的能力和机遇，也只好剑走偏锋了，于是，众多无辜的生命包括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死难者成了利益争夺中的祭品。
正如同事龙兄所说，人类迟早要为自己的“恶”遭受报应。道上不是有句名言吗，“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江湖如此，生物界何尝不是，造了孽，终究是要还的。所以刘博也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
具体到个人，一旦利益分配中受到损失或者边缘化甚至没有念想了，与子携“亡”就成了带有破坏性和变态性的无奈选择。
具体到辽宁铁岭钢厂这件事，我愿意“照抄”一位同事的见解：很可能是企业改制过程中，某些人的利益收到了毁灭性的剥夺，而自己又无力通过正常的斗争渠道去扳回局面，于是，一种不对称的斗争就应运而生了：通过技术手段，致使钢水包整体脱落。请注意，事故发生时也正好是交接班的时间。32个生命逝去了。
拿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来说吧。据说是凶手与女友发生争执之后展开屠杀的。殃及他人，几乎成了这类事件的规律。
这种现象很可怕。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利益争夺到了拿众多生命当祭品的地步。当一个利益争夺者无望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报复社会，即便自己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有时候，我们很难对这种报复下带有感情倾向的论断。
以一个故事结束这段唠叨。或许可以从更多层面发人深思。这个故事在网上流传已久：
山间公路上，三名持枪歹徙盯上了漂亮的女司机，并企图强奸女司机。可女司机呼救时全车乘客噤若寒蝉，只有一位中年瘦弱男子应声奋起，却被打伤在地。气极的男子呼吁全车人制止暴行，却无人响应，任凭女司机被拖至山林草丛。
三位歹徒与衣衫不整的女司机回到车上时，女司机硬是要把打伤流血的瘦弱男子赶下车。男子不肯，女司机就扬起脸无情地说：“不下车，我就不开。”
没想到的是，满车刚才对暴行熟视无睹的乘客们，却齐心协力劝那男子下车：“你快下去吧，我们还有事呢，耽搁不起！”使人想起莫泊桑笔下《羊脂球》里的情节。
那男子的行李被人从车窗扔出，随后也被推搡而下。
汽车又平稳地行驶在山路上。
车快到山顶时拐弯时，车右侧是百丈悬崖。汽车悄悄地加速了，女司机脸上十分平静，车速越来越快，有人企图抢方向盘时，汽车却像离弦的箭向悬崖冲去……
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山区昨日发生惨祸，一中巴摔下山崖，车上司机和十三名乘客无一生还。半路被赶下车的中年人看到报纸哭了。谁也不知道他哭什么，为什么哭。
故事很动人。
图一、图二：人类社会病了，却要个体承担痛苦和报应
人类社会病了，却要个体承担痛苦和报应
人类社会病了，却要个体承担痛苦和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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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7-04-19 13:39 评论(0) |
| 考古惊现秦桧遗嘱：忠良宁负奸佞名
转自【凯迪网络】
中国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发现，终于随着引人争议的拆迁开发工程而诞生。在建设过程中发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桧亲笔遗嘱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透露，有关文物部门已经初步确定该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桧亲笔书写的“政治遗嘱”，对其生前的引人争议的行为作了一定的辩解，并对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了解，国家文物局鉴定专家和各研究机构的著名宋史专家均已云集现场。
自称秦氏后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将密切关注该文物的鉴定，如确定先祖罪名不实，根据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将可能入禀法院要求取消岳飞庙中的秦氏夫妇跪像，如仍要设立跪像，则应“将跪像脑袋换为书本，代表食书不化、空言误国的腐儒们该为中国的落后而忏悔”。
该份被专家初步认定为秦桧“政治遗嘱”的文物，书写在一块长达2.2米、宽约50公分的绸缎上，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该批文物的村庄位于本市郊区，早先名为麓洱，现名为壶侑，因风光优美，出产茶叶，宋代时一度是高官们的庄园。此次所发掘的宋墓，专家估计为秦氏子侄辈的墓穴，时间应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为岳飞平反昭雪）后，秦氏此时逐渐失势，一些身前文物成为族人累赘和朝野忌讳，干脆采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随本次墓葬发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资料表明，此地庄园基本为岳秦两家分领。两家比邻，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发现之一。
据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鉴定秦桧该份遗嘱作于高宗绍兴十四年(1145年)，时年55岁（秦桧生于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岳飞含冤被杀（绍兴十一年腊月，1142年1月)后三年。
秦桧在该份遗嘱中，首先告诫子孙远离政治，自己深知将“获谴汗青”，“蒙羞万年”，叮嘱子孙在他死后万莫贪恋禄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风暴来临后为他争辩，“庶几可得苟全性命”，并对几个已身据高位的族人详细指示了退出政坛的方略。专家正是据此认定此书信为家族内的政治遗嘱。据已经详细阅读该份文物的一位匿名专家介绍，秦桧在该份遗嘱中表明自己坚信对金议和是当时的“国情”下保全家国的唯一出路，也曾经和岳飞直接探讨过此问题，但岳飞表示“要为不可为之事”。而宋高宗其实并不反对北伐作战，因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令他“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显然皇帝很陶醉这种救世主的感觉。但因为岳飞在规复旧河山之外，经常公开宣扬要“迎还二帝”，而金国也不断在战争失利时派密使威胁高宗要“送还汝兄”，并不断暗示囚在五国城的宋钦宗与岳飞有秘密来往，令高宗疑窦丛生，甚至到了“寝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岳飞，就是因为金使送来了岳飞与钦宗联络的“确切证据”，钦宗甚至扬言返国复辟后将清洗“老九”（高宗为徽宗第九子）的人马，高宗因此需要和岳飞对证确认。
据了解，秦桧在遗嘱中说，高宗与岳飞的晤谈一概秘密进行，他也不能与闻。但事后高宗告诉他，岳飞一再表态自己只想规复北方迎还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后愿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归田。至于帝位归属，岳飞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间事”，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态。
秦桧在遗嘱中对岳飞的战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岳飞的善战为其议和提供相当大的便利空间，以打促谈效果很好。但岳飞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较孤僻，与人不好相处，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与皇帝言语不合而撂挑子走人，与皇帝结了深怨。岳飞不大考虑高宗本人的利益，不仅和被囚敌国的钦宗有谣传中的来往，还多次当面劝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隐疾（据后世医学推断是阳痿）而无子嗣，因此十分怀疑岳飞拥兵欲立拥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违背了祖宗传下的抑武扬文的宗旨，估计也是因此引发高宗杀机，不惜破除有宋以来不杀大臣的誓言。秦桧表示，他已竭尽全力至少保全岳云和张宪，但高宗指示全杀，他亦无奈。同僚们在岳飞被杀后不敢质问皇帝，都来质问秦桧，秦桧也不敢和不便说皇帝的意思，只好说“莫须有”含糊应对。
据透露，秦桧在遗嘱中激烈指责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空言误国，“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国而好言国事”，以为慷慨激昂就能救国救民，更以为说过就等于做过了。自己不挑担子，还好以大帽子压人，政府只要提出一韬光养晦，就会被指卖国；只要一与金国议和，就会被指媚外，而战争需要大量积累，需要“暂息兵戈勤稼穑”与民生息。秦桧说自己不得不以强势压下这种言论，断了不少空谈者的仕途和财路，但“开罪言路罪在身后”，国事艰难又难免挂一漏万，身后的名声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桧说岳飞对知识分子的空言比他还反感，并认为岳飞本人究竟并非读书人出身，更注重实战成效。
秦桧在遗嘱中辩解说，帝位一旦有纷争，内战必起，国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无恙，但毕竟皇帝已经对拥兵大将起了猜忌，此隙一开绝难弥合，即使岳飞本人无所谓，但手下骄兵悍将也难保万一。至于自己事后为皇帝分谤，从公议而言，高据相位责无旁贷，为江山社稷只好牺牲自己的令名；从私情来说，高宗于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专”，他也只能为知己者死。所以，教诲子孙，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贵，而高宗百年后秦家必将被清算，“民忿欲泄终需泄”。他感慨，“生逢乱世家国颠沛”，总想做点经世济国的实事，但“为实事者均不见容于当下”，岳飞难以见容于皇帝，而他必将更难以见容于言官史册，后世只有那些维持乱世危局的当局者才能体会他的苦心了。
据专家介绍，民间形成定见的秦桧是金国“奸细”的看法，都无实证，却有很多反证。南宋的史学家就留下很多资料，如李心传写的《要录》说，秦桧不是金人“奸细”，只是主和派而已。徐梦莘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说，前御史中丞秦桧和家属从金军占领的楚州孙村中逃归至涟水军丁祀水寨，只使用“逃归”二字。熊克写的《中兴小记》说，秦桧从敌中归来，也没说他是“奸细”。
只有张邦昌友婿朱胜非写的《闲居录》说，秦桧全家及婢仆从金国归宋，不是“逃归”。朱胜非是拥护张邦昌的，而秦桧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秦桧与朱胜非矛盾尖锐。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有利益冲突，因此专家认为可以断定朱胜非《闲居录》所记是对秦桧的打击报复。另有《金人南迁录》说，天会八年，金国诸臣害怕宋朝君臣报复，主张放纵秦桧归宋朝。然而《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此书对秦桧的叙述是“晓然傅会”，是错误的。
而从宋高宗的诏令中可以看到赵构是热烈欢迎秦桧逃归宋朝，他将秦桧比作汉代的苏武，常持汉节。秦桧自己写的《北征纪实》中，可以看到他在金军中想尽千方百计，最后才能逃归宋朝，情节十分具体，绝难杜撰。秦桧逃回宋朝，皇帝赵构称赞秦桧“忠朴过人”，比作苏武，朝中宰相重臣如范忠尹，李回等人说秦桧是忠臣，使许多朝臣不再怀疑秦桧是“奸细”，李纲书写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这充分说明金人并不是纵使秦桧归宋朝。
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今日表示，历史问题将由专家们去研究考据，但此次考古大发现，也雄辩地证明了：即使仅从挖掘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的角度，城市的拆迁和开发也是十分必要的，今后将进一步加大城市圈地和开发的力度，更多更快地挖掘地下沉睡的宝藏，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度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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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12-24 13:29 评论(0) |
| 2006-9-27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从明天起，做一个休假的人！
睡觉，探亲，四处游玩
从明天起，一个月不用做牛做马
我有一个家，可看落叶，可享四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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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09-27 23:55 评论(0) |
| 2006-9-14 星期四(Thursday) 晴 |
这本书的封面有点惊悚的味道：一家四口坐在电视机前，作温馨状，但是四个人脖子以上的部位都空空如也。按照尼尔·波兹曼书中的意思，应该是四人都没有了头脑，因为人被电视机牵着鼻子走，被洗脑了。长此以往，脑将不脑，人将不人。这样看来，封面的图片倒有点振聋发聩的意味了。
有次听朱大可先生的讲座，他说现在，影视作品中的色情成分被充分地认识到了其消极作用，但是这些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成分则往往被忽视，当周润发穿着黑风衣，在教堂里架着两把机枪肆意扫射的时候，演员的表情显得如痴如醉，身边的白鸽四处飞散……吴宇森的暴力美学乍看上去是营造了一个富有意境美的场景。但是其中的暴力色彩却被忽略了，其实，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和色情作品一样可怕。
朱大可的担忧或许就是注意力的方向问题，比如我们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忧和处心积虑地预防着的是我们自以为应当憎恨的东西，没料想却有可能恰恰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也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英国博物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所持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担忧倾向。尼尔·波兹曼的整本书都在不遗余力地对赫胥黎的担忧作进行注解和论证。
他的论述从“隐喻”开始。语言、字母、电视等媒介构成了种种“隐喻”，比如，21世纪眼镜发明的时候，不仅使矫正视力成为可能，更是暗示了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者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还有钟表，如美国社会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在《技艺与文明》中所说，从14世纪开始，钟表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和被奴役于时间的人。在此过程中，我们渐渐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这时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正如路易斯·芒福德所言，钟表使人类生活中没有了永恒，上帝的权威被日渐削弱。
就这样，语言等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也就是各种方式的“会话”工具，构成各种各样的“隐喻”，从而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接下来，尼尔·波兹曼竭力地想证明：占据统治地位400年的印刷术其媒介地位被电视而代之后，话语的结构随之改变，也就是讲述事实的方式变了。在我们的文化里，信息、思想、认识论是由电视而不是铅字决定的。但是，铅字作为一种残余的认识论，仍有可能继续下去，就和口头语言一样。
在这里，波兹曼的一个比喻很有意思，深入浅出地理清了电视和铅字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像一条被污染的河流，逐渐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死了，游泳也成为一种危险。但是它看上去仍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也就是说，这条河虽然仍然存在，用途也没有消失，但是价值却大大降低了。那么，铅字就像这条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和仍在河上划船的人一样，仅是残存的事物，风光不再。但是电视和铅字是共存的，只是不平等而已。
虽然波兹曼煞费苦心地声明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并没有污染所有的一切，但是它却污染了大众交流和相关活动，就像在第二章开头叙述的那样，“印刷机统治的社会里话语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但是在电视机的统治之下，却变得无能而荒唐。”
而且，表达思想的方式将影响所要表达思想的内容。比如你站在街上告诉一个人说你是广州市市长，别人会以为你是疯子，但是新华社发个通稿，往报纸上一登，说你就是广州市市长，大家也就确信无疑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效果当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尼尔·波兹曼想要证明的观点之一。在波兹曼回顾了印刷术在美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后（包括各种印刷品的畅销和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的流行）指出，印刷机作为一种象征和认识论使公众对话变得严肃而理性，但是今天的社会却远远背离了这一切。
1958年8月份，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那著名的七场建立在演讲稿基础之上的辩论演讲，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那时的印刷文字或者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一种有语意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以宗教话语和广告的发展为例，波兹曼还论证，那时的美国公众话语由于扎根于铅字的传统，严肃而理性，并且具有以为身长意味深长的实质内容。那是一个印刷机控制美国人思想的时代，波兹曼把它叫做“阐释时代”，那个时代的特点是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还有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然而19世纪末期开始，“阐释时代”渐行渐远，“娱乐业时代”款款而来。
我觉得波兹曼其实就是在说，严肃而理性的时代远去，崇尚娱乐的“弱智”时代来临。因为他的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文字和由文字体现的理性淡出社会层面的惋惜，思考再也不是普适的社会行为。
随着报纸和电报的产生，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被打破，却使籍此传播的信息变得与我们的生活无关，不再能促成我们的行动。你不会因为看到伊拉克发生战争的报道就决定启程前往伊拉克力挽狂澜。随后，摄影术出现，图片和新闻文字开始互为语境（在波兹曼看来，这是一种伪语境。），图片和电报一起，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为没有语境的事实。也就是说，自此，信息和我们的生活没有了真正的联系，信息都是他者或者别人的信息了。而且后来，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有力的表现形式，电视可以影响到所有人。的确，在电子和图像革命之后，电视控制了人们，电视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正在使社会变得充满娱乐色彩。
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倾向，印刷术是为了展示和广泛传播书面文字，而电视就是为了提供娱乐。而且不同的倾向则需要不同的表现形式，电视的关键一点就是要能看，因此它必须舍弃思想，摒却反思，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以此适应娱乐业的发展。而且，电视包容了电影、唱片和广播等这些话语的所有形式，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一切，电视成了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所以，娱乐成了所有话语的象征，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如何去适应电视，转向了娱乐。
接下来，波兹曼一鼓作气地分析道，电视的新闻节目是反交流的，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他还把这种反交流的理论戏称为“精神分裂症”和“杂耍”。在电视节目中，所有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已经丧失了连贯性，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观众不仅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公众已经适应了没有连贯性的世界，并且已经被娱乐得麻木不仁了。甚至连宗教也因为诉诸电视节目的传教方式而变得电视化、娱乐化，宗教膜拜的对象他也受到了从上帝向传教电视明星转移的威胁。
借电视宗教的例子，波兹曼还想表明，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来表达的，其自身的倾向或可造成传播中意义的转化和丢失。就像一张卡片上的甜言蜜语，若是改由广播播放出来，就失去了其隽永、温馨浪漫的意境，那么，有些东西用电视来传播也会受到同样的挫折。
不仅是宗教，还有政治。政治竞选和电视广告的联姻使“形象”成了政治家制胜的关键。无怪于上次台湾大选，一向呆板的连战走进了小S的节目《康熙来了》，甚至连穿什么样的内裤这样的隐私都毫无保留地抖落给观众和选民，可谓用心良苦，其实是被动地去适应电视造就的娱乐时代，甚至是无奈地被胁迫着这样做。当个政客，也不消停。
通过电视广告的例子，波兹曼似乎再次对电视的解构功能痛加“揭露”。这次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的味道，因为关乎历史的消逝问题。他援引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预测，历史的消失并不需要奥威尔预测的那种残酷的手段（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预测未来世界会被独裁统治），而是像赫胥黎预测的那样，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不仅更加恒久，还自愿而没有任何反对。
除了宗教和政治，教育也成为了一种娱乐活动，孩子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电视来学习，而不是文本和老师的讲解。很多人都宁愿相信，通过电视，孩子们的学习效率会更高，效果会更好，但是波兹曼通过一系列学者研究出来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电视不如铅字。
给出电视对那么多领域造成变革的例子，波兹曼不无悲观地暗示，如果文化生活搞成了娱乐的周而复始，那么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我觉得波兹曼对于技术的变迁所持的态度流露出一种悲观和批评的情绪，他为逝去的或者正在逝去的传统而惋惜，为目前的社会处境而担忧。）当然，波兹曼也给出了两个解救的方案，第一种是创作一种告诉人们该怎样看电视的电视节目，因为自相矛盾而遭自我否定；第二种是利用学校这种大众传媒，但是教育的效力不再是颠扑不破的神话，因此这个方案也是希望渺茫。
那么，好吧，这个电视喧嚣的社会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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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09-14 09:56 评论(0) |
| 2006-7-27 星期四(Thursday) 晴 |
贵州省安顺日报一位编辑7月18号晚上被当地一位警察打死，肇事人已经被刑事羁押。中国贵州省安顺日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星期二说，安顺日报总编办公室主任萧国鹏7月18号晚上在报社外被安顺市西秀分局警察潘登峰打死。安顺日报表示私人因素可能导致这起事件。
根据法新社的报导，萧国鹏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当地公安，因此不排除殴打的原因与此有关。
这起惨案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去年的温冲案，大家怎么也不会相信，把一个记者赖以谋生的手指砍掉这样的恶性事件会是情侣间情变后的报复行为。
据统计，先后有十一名记者在伊拉克丧生，沉浸在战火和动荡中的伊拉克成了记者死亡谷。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据国际媒体权益保护组织透露，从今年一月份开始，已经有超过100名记者丧生，创近十年来的最高死亡记录。根据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国际记者联盟的数据，在去年共有91名记者因工作而丧生。遭遇不幸的记者们大多殉职于战地报道，抑或因揭露黑暗事实真相，如贪污腐败、营私舞弊而招致杀身之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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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07-27 22:42 评论(1) |
| 2006-7-27 星期四(Thursday) 晴 |
打开今天的报纸，不由自主地将几乎全部注意力投向本报编辑兼评论员苏宁给专题策划“唐山地震30年祭”所写的一篇题记，看后觉得写得挺过瘾的，一气呵成、文才飞扬，这才是文章呀。广州日报的版面上，理应多出现一些这样的文章，才是正道。
特此转载这篇题记。
“唐山地震30年祭”
题记
十秒钟。山崩地裂，房塌屋倒，失亲丧友，死伤枕藉，鸡鸭虫鱼齐喑，四野一片死寂。
悼逝者。或情侣被困险地，自绝生路，全爱人之生，可怜墟中骨，犹是梦里人。或父母舍身救雏，以己之死，求血脉之存，黄泉路万里，亲情遗人间。或殒命沉睡之中，悄然辞世，无片言只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伤生者。引三江之水，难浇胸中块垒，聚六州之铁，难消心头遗恨。可堪回首，睹物思伊人，物是人已非，再婚之夜，竟作向隅之泣，叹黄土垄中，卿何薄命。余悸难除，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绿荫深处，知是何人之冢，竟中夜反侧，寤寐不安。
感救援。以血肉筋骨之躯，竟拔山扛鼎之功。铁血战士，云集危城，断壁残垣下，刨出无数奄奄一息之人；南粤义士，惠泽蓟北，废池乔木边，挽回几多危在旦夕之命。
三十年。未吟《黍离》之悲，不作《芜城》之赋。十年重建，十年振兴，十年发展。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须臾期。愿唐山再造之丰功，可告慰冤魂于地下。是为记。（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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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07-27 14:18 评论(0) |
| 2006-7-19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童年是一个概念，而非儿童本身，而且童年是社会产物而非生物需要……尼尔·波兹曼的这些关于童年和童年消逝的论述是从儿童游戏开始的。
尼尔·波兹曼在书中开头就指出，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正在消失，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甚至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正从我们鼓掌之间流失。
对于儿童游戏的消失，我是有亲身体验的。小时候，我有很多土法制作的玩具，“洋火枪”（一种用自行车链条和其他组件以及鞭炮的火药自制而成的火枪）、用罐头瓶和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小鼓、还有弹弓等。这些玩具，其制作过程本身就伴随着创造和动手的色彩，并且伴我度过了至今仍然留下美好回忆的童年。但是近年来每次回家，家乡的小孩子们的手上再也难见这些玩具的踪影。有次，儿时的一个同伴说起这件事时，他还惋惜这些玩具制作方法的失传和这些玩具的“绝后”。像我的小外甥这些当今的儿童，他们现在的玩具是塑料电子枪、是小电动自行车、还有变形金刚等现代化的玩具。这些玩具具有还算先进的现代科技，却完全与孩子们自己的创造参与无缘了。那种周末几位玩伴聚在一起拿钢锉制作“洋火枪”的场景业已湮灭。
如果可以用代沟和发展进步来解释今昔儿童玩具的差异和这种差异背后儿童原创性和参与性的减弱乃至丧失，那么，代与代之间在玩具类型和制作方法上的分野对于玩具来说，无疑具有灭绝的意味。
儿童游戏之后，尼尔·波兹曼用很多材料证明儿童概念起源于——确切地说，是初露端倪于——希腊。而罗马人则发展出了童年意识。
印刷术出现之前，口口相传的传播特征之下，儿童和成年人一样拥有口头传播的本领，儿童和成年人处于同样的信息环境、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因而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儿童和成人，因此也就不需要童年概念的存在。但是印刷术出现之后，阅读出现，教育和识字也就成为两类人概念的分野标准，未成年人必须通过识字、教育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为了这个目的，须有教育，进而出现学校并有了分班。因为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年人而设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是成年人的缩影，而被看作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童年的概念成为社会必需，因而，我们可以以略带武断的口气说，印刷术导致了童年的产生。
如19世纪的青少年是通过征兵来定义一样，在16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男生”成为“儿童”的同义词。童年概念之前的婴儿期是在掌握语言技能之后就结束了，童年是以学习阅读开始的。（显然，这个界定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拿我来说，就在我大概一岁那年会说话开始，婴儿期结束，但是直到6岁时，我才上学开始学习阅读，那么，中间的几年该如何界定？）
虽然印刷术、书本、学校创造了童年，当然也创造了成人，但是童年的概念并非是在印刷术和学校分班的影响下骤然成熟起来的。
当童年步入19和20世纪，当它穿越大西洋达到新的世界，童年概念便形成了两派：“洛克派”的或“新教派”和“卢梭派”的或“浪漫主义派”。新教派的观点认为：儿童是未成形的人，唯有通过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羞耻感的培养，儿童才能改造成一个文明的成人。而浪漫主义的观点则是：未成形的儿童不是问题，问题完全出在畸形的成人。儿童拥有与生俱来的坦率、理解、好奇、自发的能力，但这些能力被识字、教育、理性、自我控制和羞耻感淹没了。
并且，洛克和卢梭对此各自有个鲜明的比喻。洛克把心灵比作刻写板，他有一句至理名言：“人类的头脑生来是一张空白的刻写板、一张空白的书写板。”他的空白书写板的比喻把儿童看作是一本尚未写好的书，随着那些书页被填满，儿童走向成熟。而卢梭同样在《爱弥尔》有一句名言：植物通过耕耘获得改善，而人类则通过教育获得进步。”他把儿童比作一株野生植物，几乎不能靠书本学习来获得改善。它的生长是有机的和自然的；童年只要不被文明造就的、有疾患的倾泻物所窒息已是万幸。
对于卢梭，教育主要是个减少的过程；而对于洛克，这是个增加的过程。但是他们都毫不怀疑没有成人面向未来的指导，童年依然可以存在。
直到19世纪末，西格蒙德·弗罗伊德和约翰·杜威出现了。对于洛克和卢梭，弗罗伊德各打八十大板。弗罗伊德驳斥洛克的论调认为头脑不是一张空白的书写板；儿童的头脑的确最接近“自然状态”；天性的要求必须考虑在内，否则就会造成永久的人格错乱。与此同时，他又驳斥了卢梭的观点，认为儿童和家长之间早期的相互影响，对于决定儿童将来成为何种成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理性教育，头脑的热情可以得到控制；没有压抑和升华，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样地，杜威则论证说，儿童的需求必须根据孩子是什么，而不是将是什么来决定。无论在家里和学校，成人必须问自己：这孩子现在需要什么？他或她现在必须解决什么问题？杜威相信，只有这样儿童才会成为社区中对社会生活有建设意义的参与者。
弗罗伊德和杜威澄清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直在发展的童年概念的基本范例：儿童作为小男生或小女生的自我和个性必须通过培养加以保存，其自我控制、延迟的满足感、逻辑思维的能力必须被扩展，其生活的知识必须在成人的控制之下。
后来，以电报为标志，照相机、电影等传播载体接踵而至，电子和图像革命到来，这些新兴的符号世界并不能支持保证童年概念存在需要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度。通过电视，电子和图像革命结合，并把区别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线的历史根基破坏殆尽。
因为理解电视不需要任何训练、没有复杂的要求且不能分离观众，它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像力地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样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所以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了十四五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那时，印刷术尚未出现，在口口相传的语言传播条件下，儿童和成人处于同样的信息环境和知识世界。而此时，电视使人人（包括儿童和成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同样的信息。显然，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不能保留任何秘密以使儿童处于成人的秘密系统之外，也就是说，两者再次没有了区别，那么，童年的概念自然也就再次地不需要了。
新的媒介使按照年龄区别群体的做法变得不合时宜，成年的权威和童年的好奇失去了存在依据并取得了微妙的平衡。玛格丽特·米德在其名著《文化的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将人类的文化分为三种：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的前喻文化、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的并喻文化和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按照这个框架，尼尔·波兹曼的童年概念显然经历了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的反复，先并喻文化再前喻文化又并喻文化。但是尼尔·波兹曼并不同意她的观点，因为他认为“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的“信仰危机”地步并未来到。
在服装、饮食、比赛和娱乐都朝着同一种风格迈进时，儿童和成人逐渐趋同或者说是融合。电视也越来越反映普遍的价值和风格，尼尔·波兹曼从童装业经历的变化、儿童游戏的消失和儿童进入职业化的体育比赛等方面来论述，在电视时代或者说在娱乐时代，儿童的价值和风格和成人的价值和风格往往融为一体，儿童和成人在想法上也有日渐融合的趋势，一些影视节目如《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清楚地表明是给年轻人看的，但是现在，娱乐儿童的节目同样也在娱乐成人，或者，娱乐成人的节目也能娱乐儿童。众多的数据也表明，“成人化”的儿童正在兴起，“儿童化”的成人也日益严重。
一言以蔽之，尼尔·波兹曼认为，中世纪时童年概念并不存在，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两者的也就无须进行概念分野，印刷术产生，书本这种手段被开发出来，这种新媒介促生了童年的概念并使它在西方文明中逗留了很久，电报、电影、电视等新媒介出现以后，童年和成人的区分再次变得没有必要，童年的概念也就随之消失。
同时，尼尔·波兹曼还认为，童年概念的再次出现，需要等待传播环境发生类似印刷术的出现或者电报、电视的出现这样惊人的重组，但是他认为“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因此，在尼尔·波兹曼看来，童年将一去不返，不再出现。
尼尔·波兹曼的童年消逝观点并非畅行天下。与尼尔·波兹曼认为童年是社会产物不同，弗洛伊德、埃里克·埃里克松等学者尤其是让·皮亚杰这样的权威研究者则认为，可观察的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受生物规则控制的。拿让·皮亚杰的“遗传认识论”来说，儿童从一个智力层次进步到另一个智力层次遵循的是一个遗传的原则。童年的概念不是应运识字能力而发明的，它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而新的信息环境也并没有使它“消逝”，只不过是压制它的存在而已。
呵呵，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包括各种观点。
（PS：吴燕莛的翻译总体不错，但是很多地方她把“童年”和“儿童”这两个词区分得不够严谨和仔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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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07-19 18:18 评论(0) |
古龙名著《多情剑客无情剑》第十一章《天外来救星》中，中原八义设法擒得铁传甲后，请了铁面无私赵正义、说书先生（无机老人）和阿飞来主持公道，旨在名正言顺地杀了铁传甲。在三位见证人到来之后，中原八义之一的瞎子对说书先生说的话是：“只望阁下回去后，能将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向天下人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我兄弟就得益非浅了。”
那说书先生回道：“这一点老朽更是义不容辞，老朽必定会将今日所见，一点不漏地说出来”。
自此事情再清晰不过了，中原八义要杀铁传甲，怕天下人说他们滥杀，就找三个人来见证，并且还要说书先生将这件事的“是非曲折”“原原本本”地说给天下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请媒体报道一下。看到这里，不得不佩服中原八义的聪明，利用媒体的高手呀！
那说书先生的嘴，无异于现在的报纸电视，而且，这口头传播比现在的大众传播效果要好得多。此事一经说书先生传播出去，那就起到了公众皆知的作用，那么按照中原八义的意图进行的传播行为，传播效果也就有利于中原八义的江湖名声。说书先生是他们请来的，自然是他们的“喉舌”，中原八义虽然都是一介武夫，却也明白新闻报道的功效并加以利用，这江湖真是深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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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象无形 @ 2006-07-09 20:19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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