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网站“中国作家网”日前公示2009年度拟发展会员名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庸先生。有消息人士声称，金庸很有可能出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之职，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否认了这种说法，称“目前暂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天天新报》2009年6月22日）“目前暂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不等于将来一定不会做出决定；不出任名誉副主席，不等于不出任其他职务。更何况，此次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作协首次吸纳港澳地区成员，以后是否要成立港澳作家协会？金庸是否要发挥一下余热，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这些都是未知数。不过，这些问题属于中国作协的势力范围，不是我所关心的。

　　在作协已经逐渐退出公众视野的当下，公众先后三次对中国作协新科会员产生浓厚兴趣，每次都有特别原因：一次是“80后”，一次是郭敬明，一次就是金庸。宣扬个性的80后纷纷要求加入作协，曾经引起一片哗然，叛逆的一代怎么如此迅速地认同了体制？然而，只要对这些“80后”的作品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们的叛逆基本停留在身体叛逆的阶段，即把纹身或者鼻钉等身体装饰当做特立独行的标志，甚至连身体叛逆都难以做到，只是处在服装叛逆阶段，让自己或者小说中的人物穿上算不上奇装异服的奇装异服，诸如露脐装、吊带衫、低腰裤。与思想叛逆基本绝缘的一代，迅速认同作协体制，并不奇怪，所以，此次与金庸一起加入中国作协的还有一些“80后”漏网分子，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

　　郭敬明也是“80后”，他和其他“80后”同龄作家一起加入中国作协，但是他被单独提起，是因为除了青春作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即文坛剽客。中国作协“本着爱惜人才的原则”，对郭敬明“破格通过了申请”。这句话语焉不详，不太清楚此处所指“人才”是指“写作人才”还是“抄袭人才”，“破格”原因是写作突出还是剽窃显著？从具体细节来看，很有可能是后者，因为在推荐表上，被法院判定为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赫然在目。此次中国作协的公示主要针对抄袭者，表示：“如上述名单中有涉嫌抄袭他人作品者，请在公示期间举报。”这不禁让我对后来的抄袭者抱有同情，为何作协不能对他们抱以对郭敬明一样的“爱惜人才”和“破格”呢？

　　金庸出生于1924年，如今85高龄，也可以称作“80后”。金庸入会让我想起王朔十年前的言论，1999年，他把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称作“四大俗”。当时我对他把金庸小说列入“四大俗”有些非议，认为用余秋雨散文取而代之更为妥当。后来年岁渐长，再回头看他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招招致命，比如：“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世俗不是坏事，但是一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汲汲于世俗功名，这就具有喜剧效果了。正如一群力比多过剩的青少年打架斗殴、寻花问柳、拉帮结派，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不小心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联系在一起，不但不够悲壮，还有些秀逗。

　　金庸传记大都把金庸描写得如同他笔下的大侠一样高大全，傅国涌先生撰写的《金庸传》与众不同，对金庸虽有肯定，但亦有批评。对傅国涌和这本《金庸传》，金庸失去了他笔下大侠们虚怀若谷、闻过则喜的胸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授权傅国涌撰写传记，并且表示：“《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撰写传记无须传主授权，撰写传记者未必要认识传主，这都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规则，可惜金庸对此似乎一无所知。至于要把“传记作者”看作小说里的负面人物，更是孩子式的赌气，与大侠风范相隔万里。

　　在中国大陆文学界，一度流行“忍看朋辈成主席”的说法：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同样可以称作“80后”）在二十一世纪陆续成为地方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曾经的人文理想逐渐被体制思维取而代之，这种变化让同辈朋友感慨万分，将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改为“忍看朋辈成主席”。如今，三种“80后”济济一堂，汇聚于中国作协。与此同时，香港同胞争先恐后，不仅金庸有望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以饰演大侠而著称的成龙先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并且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而语惊四座，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也已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作为旁观者，面对这种盛世下的文化奇观，我一点也不惊讶，愿意“喜看大侠成主席”。有网友评论，金庸如同他笔下的岳不群，这需要认真严谨的考证索隐，此处不再赘述。

作者：王晓渔

　　高考恢复三十余年，作文逐渐从“社论体”过渡到“抒情体”，以北京为例，1977年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2009年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与“社论体”相比，“抒情体”可以更多表达考生的个性，但是在杨朔和余秋雨两位抒情劳模的谆谆教导之下，抒情也成为一种固定程序，与个性无关。即使考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抒情体”也不适合成为高考作文的模版，因为人才选拔应该容纳各种个性，不应等同为个性选拔。

　　在我看来，2009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常识”，堪称30余年最具价值的高考作文，它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作文也可以是“公民体”。这种“公民体”不是首创，远的不去追溯，1985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就是让考生以一所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中学附近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可惜这种题目惊鸿一现，直至这次姗姗来迟的“常识”，雪泥鸿爪才算再现。

　　我们经常说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常识（common sense）通常指公民常识。177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在很多政治家还没有明确提出“美独”主张的时候，一个来自英国的“叛徒”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发表了《常识》，他就是托马斯·潘恩。《常识》开篇就对社会和政府作出区别，提醒读者注意政府之恶，最后提出惊世骇俗的“美独”主张，这个主张随后被《独立宣言》吸纳。在只有250万人的北美，《常识》销售了50万册，这个比例在今日中国，大概只有《新华字典》可以望其项背。潘恩的常识，与其说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之上，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因为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来看，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国家的叛徒”。可是他对君主政体和世袭制的批判，对共和政体和代议制的张扬，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共产党宣言》称“潘恩的名字是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象征之一”。常识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专指公民常识，具体而言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个公民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

　　但是，常识在中国特色里具有很多互不相干的涵义，非常容易互相混淆。小学教育曾经设置“常识”课程，这种课程主要指自然常识，常识被等同于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常识主要指生活常识，什么菜和什么菜不能放在一起烧，什么食物有利于治疗什么病症。生活常识对国民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因为人们习惯于从生理而非精神层面观照生命。最可怕的不是自然常识和生活常识代替了常识，而是“潜规则”成为常识。“潜规则”愈演愈烈，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成为“明规则”，进而成为“反常识的常识”；另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从成人蔓延到未成年人，从“成长仪式”转变为“童子功”。“潜规则”变成“明规则”，非但没有见光死，还更加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直至蔓延到未成年人。在张以庆先生的纪录片《幼儿园》里，当一个小朋友被问到为什么长那么高的时候，小朋友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老师的帮助下长这么高的！”这个小朋友天生就知道潜规则么？显然不是，潜规则之所以成为童子功，正是因为潜规则成为常识。

　　在公民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高考作文转向“公民体”成为一种必要的纠正，属于亡羊补牢之举。由于“常识”一词在中国具有太多的歧义，如果此次作文能够将题目明确为“公民常识”，对于中学教育的示范作用将会更加明晰。高考作文承担养育公民常识的功能，是否会伤害写作的肌理？以写作而言，作文似乎更应该表达考生的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从本科教育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拥有公民常识却缺乏想象力和美学趣味的考生和一个拥有想象力和美学趣味却缺乏公民常识的考生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有的专业、有的职业可以不需要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不管何种专业、何种职业，哪怕你没有专业、没有职业，都需要具备公民常识，尤其在这个潜规则成为常识的时代，重建常识是一切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起点。唯一值得忧虑的是，批卷教师是否具备常识，如果他们用潜规则的标准批改常识作文，那就南辕北辙了。

作者：王晓渔

　　一位央视女记者为了办理北京户口，交给一位自称“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男士2万余元，还交上了自己的肉体，因为对方表示要聘用她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即“特工”，并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部门工作，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5月24日《新京报》）看到这个比电视剧还要曲折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户籍惹的祸”。不久前，一起倒卖户口案引发一批违规户口被冻结，著名导演王小帅名列其中，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王小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是朋友帮忙，他没有直接出钱购买。如果说王小帅面对的是“盛情难却”，这位女记者遇到的则是不折不扣的骗局，以至于新闻标题是《央视女记为落户被骗财色》。

　　一位公民期待拥有自己居住城市的户口，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因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一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依然未能享有权利的公民，应该抱有深切同情。但在google时代，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判断有没有“国情局”。如果一个记者无法辨认这种骗局，不管她是否拥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都很难称得上一名合格的记者。这名女记者如何获得从业资格、如何进行职业训练，这不是我能够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这个事件折射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否可以将所有责任推给户籍制度？这位女记者为何面对一个非常简陋的骗局如此轻易地“失身”？她本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30年前，上海发生一起真实事件，一位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到处狐假虎威，最后案发。沙叶新先生根据这个案件，在《假如我是真的》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假如这个青年的身份属实，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不成为问题了？在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中，《假如我是真的》反复被提起，很多媒体做过回顾，“假如我是真的”也成为类似事件案发之后经常被重提的一种带有反思性的假设。遗憾的是，这位女记者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说这是因为女记者太年轻，没有亲身经历《假如我是真的》的年代，作为一个新闻人，她至少应该对此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略知一二。大概在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与几个朋友正在聊天，突然冲进一个相识的中文系女大学生，她坚定地向我们提出需要临时借一些钱，坚定得不容拒绝，她同时坚定地表示不要询问借钱的理由，并且保证很快就会归还。一位朋友把钱借给了她。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她找到我，让我转告朋友要再过几天才能还钱。我看到她眼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她犹豫再三，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遇到几个“北大学生”，跟着导师参与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项目，但是在上海走散，由于项目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与当地政府联系，只能向她求救。她还没有说完，我就说你上当了，我已经在报纸上不止一次地读到这种故事。即使如此，她依然难以置信，直到几天后“北大学生”杳无音讯，她才确信我说的是真的，并且遵守承诺地把自己的钱还给了我的朋友。事实上，哪怕没有读过相关报道，按照叙事学的知识，也可以判断“北大学生”是子虚乌有的，如果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使得他们无法相信地方政府，他们又怎么会向一个路上的陌生人求救呢？

　　两位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被欺骗，一个理由是“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一个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女大学生如此反应，可以用天真、善良和理想来解释。她在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中，突然看到超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轻而易举地被吸附过去。一名央视女记者同样反应，只能说明她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这是我们熟悉的“献身真理”，却不是不容置疑的。哪些时候是“必要的时候”？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处于何种关系？肉体是不是个人应该让渡给国家利益的？如果这些问题未经思考，“献身”的结果就是这名女记者的结果，直接导致“失身”。这名女记者还表示，自己做特工时，心情激动，因为老家有很多贪官，她作为特工，可帮助家乡人民。这种“记者不如特工”的思维，不仅说明她对于记者这一职业的作用处于一种蒙昧状态，“用特工惩治贪官”的想法也说明她认同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贪官需要以法律而非特工的方式来应对，这是一个常识，可惜这位女记者依然那么天真，天真得一点也不适合做特工。

　　女记者的“失身”，首先归咎于户籍制度，其次归咎于那位“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归咎于她未能反思的“献身真理”——为了一个光明的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肉体。思考有什么作用？它值几个钱，能当饭吃么？确实，思考没法直接兑换成货币和粮食，但是它可以避免你心情激动地把“失身”当作“献身”。

作者：王晓渔

　　在“2009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论坛上，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指出，亲情伦理剧进入了“三破一苦”(指：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以及家庭苦难题材)的怪圈，“继母，继父，丑娘”等题材流行，这是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针对“广电总局禁止古装戏‘六·一’后上卫视”一事，他回应道：“大家一定不要相信这种消息，如果我们有相关规定，一定采取文件的形式，绝对不会用内部告知。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总局的文件从来没有用过‘禁’这个字。一般只是向电视台提倡播什么。”（参见“浙江在线”）事实上，不管广电总局出台何种消息，都不会让人吃惊。就在2009年前后，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整改令要求制止情感类节目低俗化倾向。我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上没有找到相关文件，但是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2009年1月3日）采访时表示，情感类节目过于集中反映社会边缘题材是此次严格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情感类节目在今后的选题上也应该多增加积极、向上的题材。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城管开始检讨自己的执法方式，从2009年1月1日起浙江省正式施行《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不仅为执法部门制定规范，还规定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遗憾的是，当城管开始思考人性化的时候，广电总局在文化领域沿袭城管的昔日作风，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不是疏通、而是堵截，不是服务、而是整治，不注重自我规范、只强调规范他人。广电总局不用担心舆论压力，至少广播和电视这些重要的媒介不会做出任何批评。

　　我对情感类节目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但是国家广电总局的说法更加无法让人认同。据报道，情感类节目有三大罪状：第一，题材多是社会边缘题材；第二，内容多是虚构；第三，主题比较低俗。这三大罪状都很难成立，即使它们成立，也不构成以行政命令进行整改的理由，行政命令也无助于纠正这些“罪状”。毋庸讳言，情感类节目经常以节外生枝、红杏出墙、瓜田李下为题材，国家广电总局似乎希望多讲一些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相濡以沫的故事。可是，如果情感没有问题，恐怕也就不需要情感类节目了。现实生活的常态是鸡毛蒜皮的争吵，那些完美的情感故事，如果从发生比例上说，同样也是个案，不是普遍现象。

　　虚构还是真实，对新闻来说至关重要，对情感类节目却不是最重要的。此前，国家广电总局对情感类电视剧已有相应的批评，诸如“有些表现婚姻关系、家庭伦理、情感生活的剧目情节设置不可信、人物塑造边缘化，甚至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电视剧往往注明情节纯属虚构，“情节设置不可信”很难成为罪状。对于情感类电视剧来说，是否可信也不应成为绝对的标准，不可信不等于是虚构，我们打开每天的报纸，很多新闻都荒诞得不可信，但它们确实发生过。

　　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主要在于低俗而非虚构上，但是在这里，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文艺常识，沿用已经在文艺领域被弃用的“题材决定论”，把一部电视剧或者一档节目的价值直接与它们的题材等同起来。是不是一档节目表现了与通行的价值观相悖的内容，这档节目就是低俗的，就不是积极向上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在劫难逃，不管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会涉嫌“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

　　情感类节目不是思想品德课，不必“天天向上”。国家广电总局应该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分析情感类节目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不能认定法制报道诲淫诲盗，虽然法制报道的题材往往“非淫即盗”；同样，情感类节目的属性与它的题材没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充满焦虑感的时代，情感类节目恰如心灵鸡汤，它们的作用和于丹的节目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心理按摩。这种心理按摩很难说有什么文化价值，但是，它对于缓解观众的心理焦虑又起到重要的作用。国家广电总局的整改令，可以整改情感类节目，却不可能整改观众的心理问题，就像城管对商贩的严厉管制，只能适得其反。

　　近年来，撰写命题作文占用了大量时间，使得我的读书生活丧失很多乐趣。写作必须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阅读时间至少应......

作者：王晓渔

　　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一代。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回首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不管最终在哪个系就读，他们都会写点“抽屉文学”。这段历史，经过这一代人的怀旧，已经众所周知，后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同样是我们熟悉的历史，此处不再赘述。

　　到了1990年代，文艺青年逐渐取代文学青年。这首先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VCD、DVD、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此前的录音机和录像机时代，文艺青年最多在先锋文学之外听些摇滚音乐，在电视和电影院里只能看到武侠片和言情片。由于录像机是奢侈品、录像带又是稀缺品，按照自己的兴趣观看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1995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贾樟柯多次在文章里描述这一过程，此前只有有限的群体可以观看“内部参考片”，此后公众开始“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一夜之间，VCD生产商仿佛呼啦圈一样遍布全国，VCD价格迅速下降，接着是DVD的更新换代，再接下来是网络下载。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主要成果，在十年的时间里被全面引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相比。从法律上说，盗版缺乏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从文化上说，盗版又对影像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不能同意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盗版优势的说法，因为忽视知识产权就等于阻止文化创新；但是我又认为网络精神是一种共享精神，全面封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何建立一套既具有共享精神又能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影像的兴起与文学的没落是同步的，可是文学的没落不等于文字的没落，更不等同于思想的没落，影像更多地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虽然文学经典和影像经典一样，都会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但是一部文学经典的印数最多不过在几万册到几十万册之间，一部影像经典的观众却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之间。从时间上来说，阅读一本文学经典通常需要三五天时间，甚至更长；看一部影像经典，一般是两三个小时。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影像更具公共性，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以《朗读者》为例，在豆瓣上，看过这部电影的有5万5千多人，看过同名小说的是5千多人，相差10倍。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讨论主题的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至今尚未全文翻译，节译部分在豆瓣上的阅读者是80多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人文著作的地位肯定超过《朗读者》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朗读者》更具影响。我不赞同以影响力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精英教育完全可以不考虑发行量，《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肯定要比《朗读者》更永恒；但是在公民教育层面，影响力又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导演和许多纪录片导演，尝试在影响力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不为了影响力放弃价值观，也不因为坚持价值观不去考虑影响力，这对于文艺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闻名的胡戈，就是文艺青年的象征性人物，这个广受欢迎的被描述为“恶作剧”者的顽童，对现有文化秩序具有深入的反思。

　　进入21世纪，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论坛和博客的兴起，网络自身的作用以及网络促成的时评时代（写作者在网上看到当天的新闻，即时写出评论，报纸第二天刊发，这种流程在前网络时代没有可能），推动了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公共问题，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开始转型为思想青年。韩寒的“起死回生”就是转型示范，这位以“新概念作文”而闻名的文学青年，写作长期停留在优秀作文的阶段，2006年撰写的《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处在“弑父”的青春期，仿佛走向写作的终结，可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迅速“蝶变”为思想青年，在博客上对诸多问题的评论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意见领袖。不仅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出现这种变化，文艺中年也加入思想青年的行列，艺术家艾未未和志愿者们一同进行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1980年代自己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在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认为80后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是转向网络的一代，艾未未认为自己现在是20岁，是80后。

　　思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历史上，作为反面典型的思想青年不是少数。被控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审判，已经死去的始作俑者波尔布特就是留学法国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和思想青年，他“三位一体”，热爱19世纪的法国诗歌，频繁地出入电影院，还经常阅读卢梭的作品。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青年在影像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养成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意识——拥有公民常识，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王晓渔

　　贾樟柯的电影，我几乎一部也没落下，三个小时的《站台》，看过三、四遍。贾樟柯生于七十年代初，我生于七十年代末，《站台》是兄长们的青春，当时代之潮来到一个小城，那种死水微澜的景象我也曾领略过，可惜我印象最深的是微澜之后更大的寂寞，贾樟柯却记录了微澜之前的暗流涌动。后来《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竞技影院，贾樟柯批评张艺谋利用行政资源垄断电影院线，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并且一直期待艺术院线的出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无条件地支持艺术电影，《二十四城记》让我发现艺术电影也可以那么面目可憎。不过，《二十四城记》是艺术电影，还是房产宣传，还是一个争议。

　　观看《二十四城记》之前，我读完了贾樟柯的《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4月）。这本书让我有一点失望，贾樟柯似乎没有做好对话的准备，他对历史的陌生超出我的想象。在关凤久的访谈记录之前，贾樟柯写道：“让我惊诧的是，关书记能够熟练地运用各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讲述。”这句话让我也很惊诧，“熟练地运用各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讲述”，不正是延绵了几十年的话语习惯么？这有什么可以惊诧的呢？政治术语就是我们的空气和盐，不要说是政工干部，即使是一个群众，也对那些耳熟能详。接下来关书记讲到文革中屈打成招的“劳动革命党”，贾樟柯一片迷惘：“我还是没有听明白，当时是什么事情？”再接下来的一个细节让我再次惊诧了一下，关书记提到罗瑞卿的时候，贾樟柯说“是元帅啊”，对方纠正说“是大将”。我没有想到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的知识男性，弄不清楚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贾樟柯的误会。贾樟柯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导演，在他那里，现实具有虚构性、现实具有想象力，现实具有一种美学。一般来说，现实感和历史感相关，所以我也认为贾樟柯具有历史感。可是，贾樟柯的现实感来自他诗人般的体验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保证他具有历史感，甚至会有所妨碍。在高翔的访谈记录之前，贾樟柯写道：“青春时代的峨眉山之行，是迄今为止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彻夜不眠，看日出，大家在一起就是集体生活。”可惜这只是一句空洞的感慨，因为高翔明确说到：“1985年我也到深圳去了，就当旅游结婚了。”对于成都来说，是峨眉山更远，还是深圳更远，这不需要特别的地理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我想贾樟柯不会缺乏这些地理知识，但是他对“集体生活”的诗情追忆，使得他对高翔的深圳之行视而不见。

　　考虑到这本书只是电影的脚本，接着又看了《二十四城记》。我从一点失望变成更加失望，贾樟柯谈到《二十四城记》：“我们为什么不拍一部回到语言、回到文字的电影呢？”《二十四城记》做到了这一点，可是它回归得太彻底，除了侯丽君的那一段，几乎可以被《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替代。

　　贾樟柯似乎无法走出“站台”，他一旦走出“站台”就手足无措。《站台》包含着一位30岁导演的巨大野心，他竭泽而渔，把自己乃至那一代小城青年的现实体验一网打尽。看过《站台》，我暗暗叫好，也暗暗担心。竭泽而渔使得《站台》饱满以至于绽开，可是贾樟柯难道准备就此金盆洗手？很多作家在写完成名作之后就难以为继，那是因为他在成名作里耗尽了自己的精神资源，贾樟柯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相比之下，顾长卫更知道节省，拍完《孔雀》之后拍摄《立春》，围绕小城的梦想一点一点开掘。

　　《站台》给贾樟柯带来两个难题：一个是如何走出八十年代，一个是如何走出山西。他后来拍的《任逍遥》试图走出八十年代，来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不仅试图走出八十年代，还试图走出山西，走向世界。可是，这两部电影并不成功，不是没有自我突破，就是突破得没有了自我。直到《三峡好人》，贾樟柯才算初步解决这两个难题，但是解决得还不够彻底，拖泥带水，虽然男女主角都来到了三峡，可是煤矿工人韩三明来自汾阳，女护士沈红来自太原，其中韩三明是寻找十六年未见的前妻，险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这两个问题仅仅是表面的难题，深层难题是如何叙事，即如何讲故事。电影和小说一样，虽然有种种先锋实验，可是归根结底，叙事还是基本技能。《三峡好人》开始尝试叙事，虽然不够流畅，需要用烟酒茶糖四个元素可以串联，但毕竟在讲故事了。

　　在《二十四城记》里，贾樟柯几乎放弃了自己讲故事的努力，而是找到九位代言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观众要听这些故事，直接到工厂或者弄堂即可，为什么要去电影院？贾樟柯通过追溯1958年以来的历史试图走出八十年代，通过重走从沈阳到成都之路试图走出山西，可是这次出走再次说明他无法招架“外面的世界”。或许“外面的世界”正如电影中提到的齐秦的那首同名歌曲，在贾樟柯那里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其实，贾樟柯也可以永远不走出“站台”，如果他能把“站台”的故事讲好，“站台”的故事足以讲述一生。

作者：王晓渔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由于“读书无用论”，重庆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重庆晚报》2009年3月28日）又看到另一则消息，有关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做好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统一开展优惠售书活动，并延长书店营业时间等。

　　“读书无用论”为何会再次产生，根源恰恰在于“读书有用论”，读书以是否实用为标准，进而产生“读书有禁区”、“卖书有禁区”的现象。整整30年前，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刊登的《读书无禁区》影响了一代国人，那时所说的“禁区”主要指外在禁忌。现在的“读书有禁区”，主要是自我设禁，比如只看英语、计算机或者考试、考级类的书籍，其它没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一律视而不见。毋庸讳言，新华书店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仅靠垄断教材发行就足以很好的生存，新华书店的图书更新率很低。等到新华书店意识到读者的重要性，又开始“卖书有禁区”，把具有实用价值、销售较快的书籍当做主打，少卖或者不卖那些没有实用价值却有精神含量的书籍。于是，“读书无用论”和“读书有用论”、“读书有禁区”和“卖书有禁区”产生恶性循环。

　　有关部门用心良苦，推出各种活动，可是它能否起到推动全民阅读的作用，值得讨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作为一种活动出现，通常只是临时性的，活动结束，阅读也就结束。我不太清楚各地新华书店的优惠活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目前的几大购书网站都有折扣，折扣之低几乎到了图书销售的底线，而且是24小时全年无休，这些都是新华书店无法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华书店的活动并无实质意义。不能否认，还有很多读者没有上网或者在网上购书的习惯，他们可以享受新华书店的优惠活动。但是，网络购书不普及的地区，往往也是书店的薄弱地区。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新华书店，已经成为“教辅专卖店”，除了对中小学生的父母来说有一些参考价值，其他读者并无兴趣。

　　“读书有用论”，导致阅读失去乐趣，读者一旦考试或者考级完毕，就再也不会踏进书店一步，甚至会把书籍当做敌人。试图打破恶性循环的是一些坚持人文立场的民营书店，北京的万圣、上海的季风、广州的学而优，在很多读书人眼中，已经成为城市的地标甚至灵魂。可是，这些民营书店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因为它们的成本很高，不像新华书店没有租金之忧，利润空间又很小，出售的书籍大都没有实用价值，销量很少。一般而言，政府的文化机构应该更多地承担文化责任，民间的文化机构更多地考虑商业利益，可是在书店行业，似乎两者颠倒过来。如果想切实营造阅读氛围，有关部门不仅要让新华书店开展优惠活动，延长营业时间，还需要为民营书店提供更多支持而非限制——后者才是更重要的。

作者：王晓渔

　　因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倒了胃口，差点错过其他奥斯卡获奖影片，比如《朗读者》。《朗读者》开场40多分钟都是在讲一个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一个15岁的男孩的忘年“交”。这种情节并不新鲜，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1997年的《教室别恋》、2001年的《钢琴教师》、2007年的贵州，主角都是女教师和男学生，最后一件在国内最为轰动：一个男生刚刚过完18岁生日，就刺死了另一个男生，这起校园凶杀案的起因是“情杀”，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是44岁的女班主任，最后女班主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朗读者》的特色在于调情方式是“朗读”，男孩给少妇朗读《奥德赛》、《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孩来到汉娜的房间，发现人去楼空。汉娜很符合文艺男青年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轻轻的走，正如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朗读者》的“前戏”，虽然我对这种前戏并不反感，也很有兴趣欣赏女主演凯特·温斯莱特的身体，可是相对整部影片来说，“前戏”显得太长了。

　　电影的重点是后半段，两人再次重逢的时候，情感故事升华为思想事故。男孩成为法学院学生，观摩一场审判，却发现汉娜是审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经是个党员，纳粹的党员，在一起犹太人死亡事件中担任看守。整部影片最让我震惊的不是男孩与少妇的忘年“交”，不是少妇隐瞒的党员身份和文盲秘密，也不是少妇在已经成长为男人的男孩帮助下成功扫盲的“小团圆”，性、大屠杀和监狱里的童话都是过于熟悉了的情节。整部电影，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位打毛线的屠杀者。诗人多多曾经写过一句诗：“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在《朗读者》里，“两行新打的毛线衣，刺痛了我的心。”与汉娜一起坐在审判席上的当年的女看守们，表情仿佛她们穿过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包括这场审判，包括那场屠杀，其中有一个还在忙着打毛线，她们只有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会激动起来。

　　打毛线的屠杀者，这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毛线象征着温情，打毛线者多半是贤妻良母，屠杀是恶中之恶，屠杀者通常被视为魔鬼。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两者永远不可能发生关联。贤妻良母和屠杀者必然是冲突的么？它们会融为一体么？这不仅是电影，也是整个二战给人类提出的难题。在男孩给汉娜朗读的书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许会被忽视，就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形而上罪过。《朗读者》显然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但是导演似乎故意隐瞒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以工作为由，表示自己仅仅是遵从命令，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像打毛线一样，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1960年，曾经在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隐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归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20世纪最重要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应《纽约客》杂志之约抵达审判现场，她发现简单地把屠杀者称作无恶不作的魔鬼，对于反思大屠杀并无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魔鬼，都觉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醒，会从魔鬼身边走开或者拒绝成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个模范父亲、温柔的丈夫、称职的公务员，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屠杀者。

　　阿伦特发现“平常的恶”，这种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它可能是个美德，可是在一个非常年代，它可能是恶的使者。一个售票员，认真地售票，不放过任何一个逃票者；一个看守，认真地把犹太人关押起来——这都是认真，可是结局迥异。无所事事的时候打毛线，这是一种温情，像打毛线一样按下屠杀的按钮，这是一种冷漠。正是因为屠杀像打毛线一样简单，甚至像打毛线一样具有服从的美德，所以屠杀会畅通无阻。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拒绝透露文盲的秘密，承担责任，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在别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她却表现出打毛线式的冷漠。汉娜并不缺乏勇气，可是因为缺乏思考和判断，勇气没有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她或许可以免于刑法罪过，或者从轻处理，但是在道德罪过上，她难辞其咎，尽管她拥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恶”，“平常的恶”的结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朗读者》当然无法和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反思被性和童话包裹，这也是电影的无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的药。有人爱吃糖衣，有人会被思想的药吸引，各取所取，这不是坏事。只是爱吃糖衣的观众，要小心自己成为打毛线的屠杀者。《朗读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生死朗读》，朗读或者阅读，有时确实事关生死。

按：章诒和女士连续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黄苗子和冯亦代的“卧底”生涯。这里转载一篇黄苗子夫人郁风谈冯亦代的文章，仅供参考，黑体系笔者所加。

听风楼上七重天
作者：郁风
原载：《读书》2005年第6期
 
　　他终于在久已不能工作的病榻上以九十二岁高龄于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彻底离开了人世。
　　《读书》的读者永远不会忘记冯亦代二十多年来在《读书》中为我们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户。正如《读书》的一位编辑在一篇悼文中所说：
　　他以自己的本名和笔名写了数百篇文章，最早介绍了海明威、奥登、罗思、厄普代克、贝娄、冯·尼格、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菲兹杰拉德、亨利·米勒、伍尔夫、劳伦斯、马尔克斯，以至谭恩美等一大批西方作家，推开了被文化专制主义多年锁禁的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以后中国文学的飞速发展，为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的来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为《读书》写了二十年的“西书拾锦”成为一代读者喜爱的栏目。他不仅自己写和译，还以他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为《读书》建立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作者群体，建立了“纽约航讯”、“英伦航讯”、“巴黎航讯”等“文革”后第一批由久居海外的作者撰写的专栏。
　　然而在我和他相识六十多年的记忆中，他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散文作家；不仅是编辑家，还是出版家；不仅是一代文艺家的好朋友，还是先后两位出色女性的好伴侣。
　　听风楼是他大半生漂泊之后第一次与郑安娜安居了二十多年的家，那是北京三不老胡同的一间居民楼，在二楼角上有东窗和北窗的十五平方米的房间，由于不论冬夏都有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被他命名为“听风楼”。他曾写道：
　　我已为跑龙套生涯，花去了六十岁以前的时日，而今后应该蛰居寒斋，读我那些喜爱的书籍。（《辞听风楼》）
　　就在这听风楼里，除写出每期给《读书》的稿件之外，他还组织了几位青年成立“翻译研究小组”，在安娜的指导下核校名作家译文，其成果就是由冯亦代主编的欧美现当代小说选集：《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在流放地》和惊险小说《七分钟的夜》、《黄狗》等。他说：“书里篇篇译文都有安娜的心血在内。”
　　此外他还说：“在这楼里头，也经历了我的人生大事，如孙儿辈的出世，五十年的金婚纪念，八十岁的生辰庆祝，以及安娜的谢世。二十年短短的听风楼生活，也不能不算是熠熠生辉的了。”
　　安娜去后他独居了两年，搬到了小西天一座居民楼的七层，靠近儿女的住处。他说:“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的群星，仙境也。”因此新居被他命名为“七重天”。
　　在这“七重天”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二年。而且又意外地遇到了和黄宗英小妹的黄昏恋。当时我旅居澳大利亚，也听到了传闻，虽然意外，但我能理解，我为他俩庆幸。是失去安娜和赵丹的同样刻骨铭心的痛苦促成了他俩的结合。宗英和二哥相伴“归隐书林”，十二年来，二嫂和阿丹仍然活在他们的爱情之中。
　　宗英果然做到了她对二哥所期许的“临终关怀”。虽然她不幸因坐椅不慎摔倒而骨折，正在上海住院治疗，但在电话中她告诉我，她正在筹划将二哥和她的藏书全部捐赠现代文学馆。　　
　　人老了，在自我感觉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记忆力衰退，甚至昨天的事都会记不起来。然而有时候，早已忘却的人、久未尝到的好吃的东西、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却会十分清晰地浮上记忆。有一首歌是我十六七岁时在北平艺术学院时学会唱的，到现在我还会唱：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当我年老无梦时）,
　　I have you to remember（我有你在记忆中）……
　　没想到不久前当我翻阅冯二哥的散文集时，却读到他回忆当年在沪江大学时，也喜欢和郑安娜一起唱这首歌！可见三十年代初，无论在北平或上海，这是一首在校园中流行的歌。
　　安娜从中学就在教会学校读英文，到了沪江大学有一次在校园礼堂用原文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安娜扮演一个主要的小精灵，英语说得流利而清纯，冯二哥听得着了迷，以后又在图书馆经常遇见，于是他们的恋情便从共同阅读英文小说名著开始了。
　　冯二哥在大学里读的是工商管理系，他后来在一篇《忆香港》的散文中说：“那不是我的本愿。那时我除了多选英美文学的学分外，还选了新闻学。虽然我酷爱文艺，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块成大器的料子，所以我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也不错。”
　　不知为什么，冯亦代从年轻时就被称作“二哥”。我认识他时，是他刚从沪江大学毕业不久到了香港。那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吧，一群从上海陆续来港的文化人都住在西环半山上的学士台，有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张光宇、丁聪、张正宇、叶浅予等，还有住在附近的戴望舒。我是从粤北第四战区由于反共逆流而撤退到香港的，经常去学士台，也经常遇到冯二哥。在我的印象中他和这些文化人略有不同，总是西装笔挺，待人彬彬有礼，可又没有绅士般的高傲。
　　他也暂住在学士台他的朋友、漫画家陈宪琦家里。这群人聚在一起闲聊，就发现既然我们之中有作家、画家、编辑家……便筹划出版艺术综合杂志，定名为《耕耘》。由于当时多数人已有固定职业，如戴望舒、张光宇都在《星岛日报》编副刊“星座”和画刊，叶浅予和丁聪在编《今日中国》画报，袁水拍、徐迟在什么银行工作，……于是就决定由我这个只在广州《救亡日报》当过半年记者的新手、在老编辑家张光宇的指导下任执行主编。
　　当时原想拉冯二哥这个新手与我合作，因为他对于办这样的文艺刊物很有兴趣。可不久他就找到了职业，先是在中国保险公司，后来又由于他的沪江同学凌宪扬的介绍入了中央信托局购料处，但条件是要每天给副经理兼报社社长的《星报》翻译英文电讯，于是每天只能利用中午一小时很紧张的译出要采用的电讯。即使如此他也情愿，因为报纸是文学写作的媒介，从此他开始了写专访、写影评，以至后来每天都写日记，给安娜写情书、写散文……
　　冯亦代后半生的英文翻译工作便是从译枯燥的新闻电讯开始的。虽然他为了报纸连载的需要也译过小说《国际间谍范斯伯》。他后来在《忆香港》那篇散文里说：“真正使我得到磨炼的，是《星报》的翻译电讯工作。没有这些练习，我也不会对翻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而终生从事的。”
　　他原以为拣一条搞文学翻译的路会比创作容易些，谁知不然。他在后来写的《漫谈翻译》中说：翻译是苦事，“往往为了把一个字、一组词、一句话译得既适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同时又不损原作的色调，便须冥思苦想，连做梦也在中英两国文字中打转转”。
　　有了职业不久，和他早已热恋的沪江同学郑安娜从上海来港，结了婚。他俩在英皇道的家，更成为朋友们聚首聊天吃饭的好去处，安娜成为热情待客的好二嫂。后来，他们家又成为一群进步青年“读书会”的会址，读马、恩的书，乔冠华是每次必去的“导师”。
　　乔冠华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当时是在香港《时事晚报》任主笔，每天写一篇社论。他就住在冯二哥附近《时事晚报》楼上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桌一床一书架，中午除了买饭盒之外，多数就是到二哥二嫂家蹭一顿饭，再去报馆看电稿。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日寇进犯的惨烈战争中，武汉已经失守，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而欧洲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有国际纵队参加的内战已持续三年，希特勒也开始侵犯欧洲各国，英法在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下出卖了西班牙人民。我记得从卢沟桥和“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在上海针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救亡运动中，就普遍流行唱一支歌：《保卫马德里》，而这时马德里陷落了，那一天乔冠华的社论标题是：《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
　　乔冠华的社论风行一时，为当时世界大局、抗战形势指点迷津。文章除了他的敏锐思考以外更得力于在德国读博士学位时，除熟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之外，为了当时已开始的战争，还艰难地读过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时在他那小房间里，满床满桌椅堆的是书报和欧洲地图，其中就有这两本书。
　　一九八五年，乔冠华当年社论结集为五百多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再版时，冯亦代写的序文中说：
　　这本书可以表现即使在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在抗击侵略者的戎马声中，同时我们也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大势，把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局势衔接起来，从而判断我国的与世界的似锦前途。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冯亦代二哥也就是从这时起走上一条追随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年秋，中央信托局受孔祥熙的指令，要在重庆防空洞内建立印钞票的工厂，要找人设计和购置机器，恰巧冯亦代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专家糜文溶，介绍后做成功了，除调凌宪扬、糜文溶去当经理襄理外，也调冯亦代当业务科主任。他本不想去，经乔冠华传达廖承志的意见劝他去，以便有色彩不太浓重的人占领一个位置。这样他便撇下安娜单身去了。
　　那时正赶上重庆遭日寇大轰炸，除躲防空洞外，有一次他正好有事到李子坝，赶上空袭，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总算没有受伤。又有一次一枚五百磅炸弹落在离他住处五十米的地方，幸而没有爆炸。但他刚进家门，室内吊灯和天花板就打在他头上！朋友们说他是杭州人有“杭铁头”之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虽没被炸死，但后来却得了黄疸病，被朋友们送到南岸黄桷桠去养病。随身带着和徐迟一起在重庆旧书店买到的牛津英译袖珍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三册，竟然读了三遍！回城以后便译了海明威著名的剧本《第五纵队》。
　　这也是为了中华剧艺社导演陈鲤庭要上演此剧的需要。他别了安娜，独自住在这山城，非常寂寞，于是几乎每晚都往话剧剧场和后台跑。当时重庆上演话剧盛况空前，比上海还厉害。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吴祖光的《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等等。
　　他应陈鲤庭要求译出的《第五纵队》是否上演了，我不记得了，但他在日记中却透露：他译此剧也是为了他所需要的那点上演税。
　　后来他任了副厂长，总算有了两间房子的住宅，于是又成为流浪到重庆的朋友们歇脚的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打响太平洋战争后占领香港，大批文化人在廖承志和夏衍的组织安排下，陆续由陆路得东江纵队帮助或由海路撤离香港，乔冠华经韶关辗转到了重庆，首先落脚就住在冯二哥家，由于后来被特务跟踪才搬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去住。我于一九四三年由桂林到重庆，也是先在二哥二嫂家住下。
　　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实行灯火管制，一片黑暗，时有日本兵骚扰，电话电讯不通。在重庆人的想像中就更恐怖。冯二哥对安娜的思念本来就已炽烈，这时更成为焦虑和痛苦。他当时写的日记已由李辉编成小册子，题为《期待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年六月出版），其中记述安娜为减轻他的负担在香港找到一份职业，因此本来已定了行期到重庆的计划便推迟了。他后来一再提到对夏衍的感激，就因为在黑暗的香港，我们一天之内都换了住处，一切转入地下，每人只有单线联系，是夏衍叫我秘密通知了安娜，并化了装带她去一个小码头集合，乘手摇的渔船逃离香港，海陆行程将近一个月，历经艰险。同行的夏公之外有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余人。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冯二哥收到安娜“安抵台山”的电报，才“开心得跳起来”。
　　当时我们从台山先到了桂林。不久夏衍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工作。安娜因体弱需要休息，便到了柳州她的妹妹和妹夫所办的农场去住了一个时期，冯二哥迫不及待请了假去看过她。
　　安娜到了重庆，副厂长的两间房就渐渐像个家了，又成为朋友们相聚喝茶吃饭、高谈阔论的好去处。然而他们并不是很有钱，只靠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