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6-27 星期六(Saturday) 晴 |
2009年06月2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加拿大女记者娜奥米·克莱对品牌深恶痛绝，但她本身却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品牌、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知名品牌。她在那本风靡一时的《no logo：颠覆品牌的全球统治》一书中，对品牌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批评。她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可能是全球35岁以下最有影响的人”，《纽约时报》称为“俨然是北美左派运动的代表”。
娜奥米之所以选择品牌作为批评资本主义的武器，是因为品牌是理解资本主义秩序的一个关键点，是全球化浪潮的缩影。品牌运动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为世界上的有钱人提供了选择的幻象，另一方面导致世界上的穷人别无选择，被迫接受。
在娜奥米看来，品牌让我们变胖，让我们抽烟，为我们洗脑，让我们买那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甚至是那些不是自己真正需要而且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品牌由隐藏在面无表情的公司里面的一群全知全能的、贪婪的市场营销人员在控制着，这些营销人员用庞大的预算操作着世界各地的麻木的、无脑的消费者。
也许有人要问，世界果真如此吗？品牌真的有可怕吗？这本书自2000年问世以来就在西方引起了持久的争论。这本书刚一出版，《新左派评论》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称赞其对品牌背后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深入批判。2001年，《经济学人》杂志就发表了该刊商业报道记者Sameena Ahmad的批评文章，标题为《为什么品牌是对我们有利的》。2002年夏天，Sameena和娜奥米在WNYC 电台就公司在世界上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话题展开辩论，主题为“pro logo vs no logo”。2004年，娜奥米的两名同胞，作家Joseph Heath 和Andrew Potter 写了一本专门批评《NO LOGO》的书，名字为《国民的反叛：为什么反消费的文化会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fan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
这本书的一个写作基点就是品牌与消费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在娜奥米看来，品牌支配消费者，意味着压迫和限制。这一点实在让人难以认同。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敌对的，至少品牌的出现是解决目前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额外难题，对消费者来说品牌是质量的保证。品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需要它们，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或者精神上的认同。如果消费者不用钱投票，品牌会自然死亡。因此，即便消费者支配品牌这句话不成立，那么，品牌支配消费者这句话也很难成立。
娜奥米在书的第二部分《NO CHOICE》中指出，品牌导向的企业运作，较之实体企业更容易扩张兼并，形成垄断，限制了人们的选择空间。但这非品牌本身之罪，而是垄断本身的罪过，将垄断的后果归因于品牌本身则是张冠李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品牌企业与实体企业的分离，是商业分工在信息、交通和通讯技术发达后出现的一个正常结果，这种分工很难说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如果法律能规规品牌出现之前的实体之间的市场垄断，那么它也能规范由品牌企业形成的市场垄断。因此，选择空间问题即便不能无忧，但也不能过虑。
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控诉了在全球化浪潮下，跨国企业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造成的诸多弊端。她认为，这一潮流既造成了本国原本从事制造地区企业的倒闭和工人的失业，也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第三世界劳工工作环境恶劣、收入低下的问题。这些弊端固然可憎，但如果归罪于品牌同样是张冠李戴。至于为什么在目前全球化格局中的产业链分工上，拿走利润大头的品牌企业大都出现在发达国家，而只能收获微薄利润的实体企业则大都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其原因同样不在品牌身上，而在近代以来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上面。
正如Sameena敏锐指出的那样，娜奥米对品牌的认识过于简化，品牌本身是复杂的充满戏剧色彩的。娜奥米的问题在于，她将品牌等同于全球化、支配、侵略和邪恶，将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罪过归因于品牌。这种将品牌之罪大而化之的思路，对我们改善这个世界并没有太多的帮助，这一逻辑上的欠缺在这本全球畅销书身上非常醒目。尽管存在这样逻辑上的缺陷，但这本书依然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它长于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跨国企业制造罪恶的大量证据。这些证据对读者而言，尤其是对那些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来说，不啻是一记警醒。它提示我们去关注也许在理论上毫无瑕疵的理念在现实演变中可能千疮百孔。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这本令很多中国读者期待已久的书在中国的遭遇显得有些怪异。尽管受到大大小小媒体的追捧，但知识界却鲜有人对此书进行认真评论或有力回应。它的命运和另一位加拿大左派人士乔尔·巴肯的《公司：对利润和权力的病态追求》十分相同。也许这些反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著作，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显得过于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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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9-06-27 09:33 评论(0) |
“美食就是一种美，带着一种爱”，“世界上著名的大厨师都是男人，但女人会成为最好的美食家，对食品的感觉来自天赋，赋予食物灵魂，把心敞开，把对美的一种感受贡献给亲朋好友和更多的人。”这些句子出自虹影的新书《我这温柔的厨娘》，它们说得亲切，说得在理，让你的心刹那间变得非常柔软。你无论熟不熟悉虹影的文学作品，都容易被她轻轻地打动和深深地吸引。
虹影说她天生喜欢做菜，就像得了一种病。无疑，虹影就是最好的美食家之一，她用爱赋予食物灵魂，把美传递给更多的人。将食物与爱和美融合在一起，是她与其他女性美食家的最大区别。
对虹影来说，做点这一点并非易事。一小部分可归功于独特的女人天赋，更多地要归功于她数十年的旅行经历。她给人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路上，从不停息，不知所归。而旅行是对日常生活秩序的一种反动，是最好的生活导师。在路上，爱过，恨过，发现美，吃过苦，挨过饿。这样的人看透了各路风景，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后，会更加珍惜平日里不在乎的点滴，更加懂得食物的美好。虹影即如是，80年代后期漂泊时随心所欲地做菜，在漂泊的间隙生活相对稳定的时候，她就把对食物的热爱发挥到极致。
在虹影这里，爱食物就是爱生活，这句话并非虚言。所以，她自信地认为，她“符合一个老饕的标准：能吃，会吃，懂得品味，能把简单的食物做得有品味。”我认为，她的品味可能并非来自女人天性的温柔，而更多地受漂泊所赐。我想，她虹影的厨艺大体是在漂泊的路上炼成的。因此，这本书与其叫《我这温柔的厨娘》，不如叫《我这漂泊的厨娘》。后者更接近这本书的核心。
这本书的文章分为四个部分：“我生活的秘密”，“把感情融进饭菜里”，“女人的厨房”，“虹影私房菜”。其中，第四部分展现了她丰沛的想象力，她不拘一格做菜，确实独此一家，可以根据她的指引，品尝她的私房菜，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一个醉心于厨技变革的厨娘；第三部分地集中了记录了世界各地品尝美食的经历，在这里你看到的是作为一名成功女作家的虹影；第二部分主要收录了她与友人谈吃的文章，在这里你看到她浪漫中的理性和理性中的浪漫；最好看的章节还是第一部分。
我觉得第一部分最好看，不要误以为是因为八卦，冲着她生活的秘密去看的，而是因为她写得最为动情。在这里，你可以认识另一个饥饿的虹影，不是小说里面的那个“饥饿的女儿”，而是散文里面的“饥饿的女儿”。她踏上漂泊之路之前的关于饥饿的记忆、她独立特性的叛逆和在路上因为食物怀念亲人的那种痛楚，诸如《我一直对温柔妥协》、《他年的团圆饭，今年的团圆饭》、《将进“醋”》、《最难忘的童年佳肴》和《如何火鸡，如何圣诞》等这些纸短情长的文字让人萌生痛感，那是一种不由自主不容分说的痛感。
虹影说，她吃的原则之一是“有快感”。作为读者的我，既不精通厨技，也不精通厨道，但喜欢有痛感的文字。我想，这也可能是很多读者对这本书在厨艺之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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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8-12-22 09:20 评论(5) |
| 2008-12-18 星期四(Thursday) 晴 |
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改变了传统生活方式，人们越来越不愿在厨房里多花时间，适应这种变化的方便食品应运而生。方便食品携带方便，易于储藏，只需简单烹制即可作为主食食用，这样忙碌的人们就可以从厨房中解放出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健身或休闲。因此，方便食品成为现代食品生产中最有创造力德领域之一。其中，方便面是最早的方便食品之一，它引爆了方便食品德潮流。时至今年，方便面风靡世界整整半个世纪，被评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收音机、录像机、彩电、汽车等许多产品席卷国际市场，但从制造技术上来说，他们几乎都来源美国，不并非日本的发明，惟独方便面是本诞生的，它的发明者是日本著名的日清食品公司的创始人——安藤百福。
1945年，日本经济极度困难，各种食品极度缺乏。日本开始大量接受美国的物资援助，面粉就是其中的主要物资之一，大米很少，于是，政府宣传和鼓励人们吃面包，这对于习惯米饭和面条的日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有一天早上，日籍华人安藤百福路过一个拉面摊。时间虽然还早，但是摊前却已经排起了二三十米的长队，人们在寒风中眼巴巴地等待着拉面出锅。站在拉面摊对面，安藤百福心里想，要是有一种面只要用开水冲一下就能吃，估计大家都会喜欢。想归想，他当时并没有立刻去研制方便面。
三年之后，安藤百福创立中交总社食品公司，开始从事营养食品的研究。他利用高温、高压将炖熟的牛、鸡骨头中的浓汁抽出，制成了一种营养补剂。产品刚上市，就深得日本人的喜爱，安藤百福也因此成为日本食品界的知名人士。营养补剂的生产，为日后方便面调料的研制奠定了基础。 天有不测风云，50年代一场变故使得安藤几乎赔光了所有的财产，不得不从零开始创业。这时生产方便面的想法再一次从他的大脑中闪现。安腾百福看来，理想的方便面是这样的：简便可口，富有营养，能在常温下长期存放既卫生又廉价。这种面条并不是一般的面条，而是一种可以由工厂批量生产的面条。
他买了一台轧面机，开始了试制工作。随着轧面机轧出的不是一根根面条，而是像泡沫般的团块。在反复试验中，他终于弄清了原因：面粉中的蛋白质遇到盐分失去了粘力。于是他先把没盐的面粉制成普通的面条，蒸熟后，浸到酱汤里过一下，面条于是带上了咸味。这一不起眼的技术无异于面食技术的一场革命。接下来就是如何将面条烘干，以便长期保存。起初，他采取原始的利用太阳光晒干面条的办法，但这太费时间且需手工操作，不适于工厂化的大规模生产。他多次试验，让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的妻子做了一道可口的油炸菜“天妇罗”（日本传统油炸食品，用蔬菜、虾等裹上面粉下油锅炸成），他猛然间领悟了做方便面的一个诀窍：油炸。面是用水调和的，在油炸过程中水分会散发，油炸面制食品的表层会有无数的洞眼，加入开水后，就像海绵吸水一样，面能够很快变软。这样一来，方便面的只做流程就很清晰了，先把面浸在汤汁中使之着味，然后油炸使之干燥。他这种做法称作“瞬间热油干燥法”。
第一批方便面条便是今日老幼皆知“鸡肉方便面”，1958年8月25日第一次上市销售，定价35日元。从当时日本物价水准看，方便面定价不菲。有人冷言冷语说，乌冬面一份才卖6日元，“鸡肉拉面”会有销路吗？ 正如安藤百福所预想的那样立即引起轰动，爆发性畅销，仅1959年4月，“鸡肉方便面”就出售了1300万包，全年销消费量为7000万份，到1961年，消费量已急增至1亿5000万份，生产厂商超过100家。市场上也开始出现粗制滥造的方便面。
安藤百福很快意识到，必须规范市场，才能维护新产品的名誉。1960年，他打赢了方便面的知识产权官司，1961年年注册了“鸡肉拉面”商标。1962年，他取得了“方便面制作法”专利，并据此向113家同业发出警告。但到1964年，安藤成立日本拉面工业协会，把方便面专利转让给业界。
干面条制造商奥井清澄在1960年1月，用外添调料袋的办法，制造出食客可以随心所欲调味的方便面，挤入了这一新兴的市场。于是市场上出现了两种方便面：一种是不用调料袋的方便面，一种是外添调料袋的方便面。起初，安滕百福的方便面因为拥有专利权而畅销无阻，但不久后消费者开始青睐外添调料袋的方便面。因为它能适应众多消费者对味道浓淡的不同需要，从而受到市场的欢迎。然而，大批量生产外添调料是一个难题，有兴趣向这一领域发展的一家东京食品公司攻克了这一难题。1962年开始，他们利用制造速溶咖啡的喷雾干燥法制作调料粉末，获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此，外添调料方式的方便面占据了市场上的主要地位。鉴于方便面条已由多家公司大规模制造，日本农林省制定了方便面条的JAS规格，颁行于日本食品工业界。这样方便面条就从早期的幼稚产品成长为一种大众化的据有稳定市场的规范产品。
1965年，安藤百福听到了“有人吃了鸡肉拉面中毒”的消息。原来这是因为炸面条的时候温度太低导致细菌繁殖，安藤百福决定在日清食品的全部商标上标明制造日期，在此之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找不到标明日期的食品。后来这种方法被制定成食品卫生法央其他商品上也进行了推广。
在日本市场占据绝对地位后，安藤百福开始考虑把方便面推向世界。1966年，他在美国考察时意识到，欧美饮食中没有碗、筷等东方人普遍使用的餐具，方便面在欧美并不卖座。有一次在飞机上，他看到空姐提供的铝制容器上部的盖子是由纸和铝箔贴合而成的密封盖，由此受到启发，发明了以发泡聚苯乙烯为容器的杯面“杯面”，这样吃面的人可以像端着喝水的杯子一样，端着面到处走动。1971年9月，世界首份“杯面”上市。这一发明帮助他很快地打开了欧美市场，至今已累计卖出200亿份“杯面”。
1971年，安藤百福又研制了碗装方便面，瞄准了外出旅行人员的需求。由于碗装方便面的价格是袋装面的3倍多，当时的销路很不好。日清公司不得已只得将库存的碗装面以低价格卖给日本的警察局．让他们在外出执勤任务时食用。 1972午的冬天，日本突发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全国各大电视台纷纷进行实况转播。电视观众看到在寒风凛冽的破案现场，警察们吃的竟是碗装方便面。由于这个实况转播收观率非常高，意外出现在屏幕上的方便面一下子妇孺皆知。此后，碗装方便面的销售量猛增。
现在，方便面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安藤百福被称作“方便面之父”。2002年全球共消费方便面550亿袋。2003年，全世界消费方便面652.5亿份，产值达140亿美元。2005年 7月，日清公司的方便面同日本宇航员野口聪一一道搭上美国“发现”号飞船，成为太空站的宇宙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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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8-12-18 21:32 评论(7) |
| 2008-12-13 星期六(Saturday) 晴 |
2008年是“拐点”之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瞻前顾后、承前启后的一年，也是探索改革路径的关键一年。按说，关于改革是非和方向的争论应该较之往年有所提升。但奇怪的是，今年并没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文章。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要归因于，今年频发的各种意外事件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和往年相比不同的是，在这些公共事件面前，来自知识界的声音似乎少了许多，很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失语，在发言的不少知识分子当中，他们操持的都是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而这些“常识”的说服力开始游移不定或边际效应递减。这是让人困惑的一年，在知识分子大都时事评论员化的浪潮中，很多真实而痛切的问题讨论却隐身了，但它们并没有消失。
经济改革中的法治逻辑
今年年初，《劳动合同法》开始正式实施。围绕《劳动合同法》展开的讨论，充满了象征意味。正是这部法律，让我们可以从窥见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中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秘密。
在1-3月份的诸多言论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经济学家对这部法律的一边倒的言论，这些言论具有明显的强烈反对和批判《劳动合同法》，其理由是限制了企业主用工的自由，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将大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其中以张五常和王一江的言论最为引人注目，张认为《劳动合同法》会把“经济搞垮”，王则主张《劳动合同法》硬对中小企业豁免。但到了3月中旬之后，媒体舆论开始转向，开始出现不同意见，开始称《劳动合同法》是“世界上用工最自由的一部劳动合同法”。
在这种关乎基本社会关系的讨论中，利益集团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极其不负责任，比如关于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反对者大都估计没有认真地看完《劳动合同法》，更谈不上对《劳动合同法》的体系解释。《劳动合同法》实际上给出了企业解雇无固定期限职工的一些条件，包括职工不能胜任当前的工作，也包括企业发生了经营转向的情况。如果我们对照《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在39条中增加了两种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在41条裁员规定中又增加了两种可裁员的情况,这是放宽了而不是收紧了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一般来说，新法刚施行其后果短期内很难显现，但为什么《劳动合同法》一施行就遭遇这么强烈的外界反应呢？抛开它“生不逢时”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政府对劳资关系的重视。时至今日，没有人去检讨《劳动合同法》的内容有多少已经在《劳动法》中有所体现，前者只不过对后者第三章的扩展和解释而已。在1995开始实施的《劳动法》里面，《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内容已见雏形，但以往为什么鲜有人指责《劳动法》本身呢？原因还在于从1995-2003年在这段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在政府发展至上思维主导下，对资方的过于保护和倾向而导致《劳动法》本身形同虚设，到了2003年胡温新政之后政府开始校正之前的发展思维，重视劳资矛盾问题，《劳动法》本身才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细化了《劳动法》，其对资方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作用。大多数人的激烈意见，可能不是针对法律约束的多少，而是对从无到有的强烈不适应。
通过经济学家对《劳动合同法》的态度，不难看到过去多年下的“发展至上”思维的遗产负担是多么地深刻。这一点，从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解释上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位经济学家发表了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关于“30年无论如何总做对了些什么”的辩护（经济学家姚洋在汕头召开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周年”会议上提出的“中性政府”的说法，则是对过去“发展至上”模式的集大成辩护），这种辩护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作为幕僚的自我表扬，至于改革过程中蕴含的矛盾和如何重建改革共识鲜有人提及，不少经济学家提到了法律和法治，但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并未超越以吴敬链为代表的“坏市场”和“好市场”之说：坏的市场经济受“权贵”主导，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
对此，人们自然会提出两个疑问：其一，不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还叫市场经济吗？其二，我们该不该以法治去促进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法治会不会异化为“经济发展”的护航工具？诚若如此，法治如何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为市场交易维持秩序呢？法治自身的独立价值何在？换句话说，好市场不过是用法律去促其发展的市场而已。前述困惑同样是“发展至上”模式尚未成功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模式转变的见证，所谓“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观” 任重而道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观察报》和《读书》送给吴敬链一项“吴法治”的高帽子。对“吴市场”来说，这与其说是一种荣誉，不如说是一种期待，期待经济学家群体在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纵深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法律修养，校正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投机主义法治观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剑的《大裂变》，尽管其观点稍显悲观，但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基本判断，当属少见的清醒和睿智。
他认为，“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改革而立之年的自我认知
2008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那么中国在自我意识上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吗？
有人说,举办奥运是一个国家的成年礼。对这一成年礼的评价也出现了较大分歧，高调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是现代中国强国梦的表达和实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新的起点。北京奥运会是当代中国的一次全球性亮相，为全球提供了一次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的机会，就像此前的奥运会为中国提供了解不同的异国文化的机会一样；低调者则认为，在奥运会商业化的大势之下，奥运原有的道德光环已然褪去，通过奥运会来“声张国威”，说到底是按照西方的文化架构运作，走的是日本和韩国的老路，以西方文化的认可来获得自身的虚荣。
从结果来看，之前预设的奥运的各种功用可能并未显示：从经济方面来看，奥运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虽因经济危机的出现而并不明显，这尚属情有可原，但投入与产经明显不对称的“举国体制”并未如奥运之前人们预期的那样淡出或缩小其范围，这不能说是一大遗憾；从政治方面来看 ，奥运会为中国政府争取的光彩很快在三鹿事件中消逝；从文化方面来看，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即使在自诩“脱亚入欧”的日本，基督徒的比例在全国人口中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中国的基督徒人口却已高达7000万，这是文化自信心软弱的无情标志。
与奥运会不同的是，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受到干扰后中国人的表现所蕴含的深层意味，真正能激发对中国在自我意识认知上的信心。
在中国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西方各国愤怒的中国留学生的表现尤其值得关注，他们甚至比从未离开过本士的中国人拥有更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一个新的动向，这改变了人们对海归“亲西方”的日常印象。美国《新闻周刊》杂志通过对以搜狐董事局主席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们的采访，刊登了一篇题为《海归的崛起》的文章，该文的核心观点是“越西化的中国人反而越不喜欢西方”。张朝阳在国内解释说，“我并没有单纯地强调反西方。由于留学生对西方社会了解比较深入，对西方的认识相对中肯和平衡，尽量避免了盲目崇拜或者崇洋媚外，将理性地面对东西文化政治交融时带来的问题。”他进一步认为，多数海归现在有一种全新的自信，东方与西方现在不再是单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互相都有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长处，东方面对西方已经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的过程。在平等的原则下，敌对的态度就会减少很多。
如果这种“全信的自信”和“平视地相互学习”的态度能够传染至整个知识界，那么中国在自我认知上会成熟许多，至少上半年发生的范跑跑事件不会变成一种闹剧。范跑跑先是本能地逃跑，然后再扯出自由主义的大旗进行辩护，一时舆论哗然。支持范跑跑用自由主义辩护的人可能并不清楚，即便在范所向往的“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可能他的遭遇也并不比在国内好很多。根据外电报道，美国在对待地震时老师们的表现有着严格的规定。在地震较频繁的加州，由《加利福利亚州民法典》第3100条规定所有公职人员是灾难服务人员，“此公职人员包括教师，因此，当灾难发生时，美国教师有疏散学生的职责。”因此，如果脱离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具体历史情景的认识，单纯靠这些理念去行事，容易出现滑稽的闹剧。
对正在遭遇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界需要重新审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此时此刻，知识界更需平冷静谦和的态度，来冷静地看待国内市场经济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中国的问题可能和西方并不一样，中国经济是市场化过度还是市场化不足，这都是国内知识分子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市场化的过度的话，我们应该效仿美国，加强管制；如果是市场化不足的话，我们可能要改变思路，弱化国家对经济的强力主导，否则只能是错上加错。这既需要“中国学生”深切了解自身，更需要分辨“西方老师”的遭遇。
不少学者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以西方作为参照系，但言者往往将西方简化为一些“确信无疑的常识”，学者严瑜表达了对“确信无疑的常识”的怀疑：“在今天，对事关民族和国家前途的重大研究方面，勤谨和负责已经是稀缺的品性。比如，当人们事事都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标准来谈论中国的时候，对西方历史和思想的具体复杂的脉络究竟有多少把握和积累？当人们讨论现代化或者民主的时候，对现代性问题、民主理论和历史有多少了解和积累？当人们热衷于宣告中国文化的落后和腐朽的时候，对中国民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有多少把握和积累？”他主张，追求文明复兴的当代中国，需要一个有足够能力、有足够积累来探索事关民族、国家和文明命运的诸种问题的知识界，需要中国知识界有透彻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抱负和工夫，有承继自身历史文明统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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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8-12-13 20:04 评论(2) |
| 2008-12-6 星期六(Satur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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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改变了茅盾文学奖的风格
记者：你怎么看待第7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
虹影：说实话，之前我对茅盾文学奖很抵触。这一届茅盾文学奖和以往几届相比，在风格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几位获奖的作家中，贾平凹和迟子建的作品我都在网上读过，他们获奖是实至名归，并不让人感到惊奇，而麦家的获奖让这一届茅盾文学奖显得很不一样。麦家是一个有实力的作家，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关注他，我很喜欢他的长篇《解密》。但和其他获奖作家相比，他在身份上有一点非主流的意味。更有人说，他的获奖小说《暗算》之所以那么火，是因为有电视剧，他最新的《风声》有华谊兄弟在背后操作，投入了8000万，但这并不能否定麦家作为一个作家的实力。我是相信他的实力的。他的获奖是一个意外，没有《暗算》，这一届矛盾文学奖和以往没什么不一样。
记者：在过去的四年里，你最欣赏的长篇小说是哪几部？为什么？
虹影：我比较欣赏的长篇小说有贾平凹的《秦腔》、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冯唐的《北京北京》、李师江的《福寿春》。其中，《秦腔》非常鬼气，非常迷人；《我的丁一之旅》延续了史铁生一贯的风格，不懈地对命运追问、对神性探索，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北京北京》是冯唐的新作，有往事有梦想，更多是人生伤心。他一出道我就开始关注他，他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语法，没有人可以模仿；《福寿春》非常有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味道。李师江之前的作品，风格非常莽撞，有点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但他这次写中国农村的语言和口气很地道，非常特别，如果隐去作者，说这是贾平凹的作品，也会有人相信。
记者：你怎么看待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
虹影：评选标准过于模糊，这就为内定谁获奖做好了铺垫。这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我当过中国一些地方和新加坡的文学奖的评委，几乎都会内定。这种现象在华语界文学奖圈内似乎很普遍。我认为，只有擦去这个污点，文学奖评选才有意义。
记者：你觉得茅盾文学奖在评选机制上有哪些不足？
虹影：首先是茅盾文学奖备选作品的范围很有局限。前七届的备选作品还主要局限于大陆地区的作品，第一没有把旅居海外的中国作家包容进来;第二没有把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作家的作品给包容进来。关于前者，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作家排除在外; 关于第二点，如果说以前涉及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那么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和近年来两岸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现在还有什么理由不向港台地区作家开放呢？实话实说，这种开放也符合《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精神。据《修订稿》规定，凡评选年度内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发表与出版的由中国籍作家创作的，能体现长篇小说艺术构思与创作要求，字数13万以上的作品，均可参评。这一条如何解释呢？是否说如果在评选期间，港台作家在大陆地区公开出版符合要求的长篇小说也可备选呢？对此，始终没有清晰的界定，不能不说是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遗憾。另外，需要提起的是，台湾不少重要文学奖，如“联合报文学奖”和“中国时报”文学奖，都未限制大陆作家，只要是用中文写作，不管作者居住何方，甚至持哪国护照，人人平等。
其次，茅盾文学奖参选作品的来源没有交代清楚。虽然茅盾文学奖的奖金不被人关注，但获得这奖毕竟不只是荣誉，还牵扯到利益之争，比如出版社之间、作家之间、责编之间，作协之间。在每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候，各级作协和各个出版社都推荐了哪些作品，这些都应该公开，不公开怎能打消人们对其中猫腻的想象呢？
最后，茅盾文学奖的日程和数量都不固定。既是长篇小说领域的最高国家奖，其评选日程和获奖数量都该固定。现实是日程都充满了弹性，获奖数量为３－５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操作，消解了这个奖的严肃性。
记者：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你怎么看待茅盾文学奖对作家的影响？
虹影：任何一个文学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意义。有时候正面的意义就是其负面的意义。对作家写作来说，文学奖主要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手段，对作家创作起到激励和刺激的作用。有的作家获了茅盾文学奖，对他而言，是一个莫大的肯定，其次也可能是一个句号――此生得了这个奖就够了。这样一来，正面意义也就变成负面意义了。在文学史上确实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海明威和福克纳得奖之后成绩全无，前者自杀。米兰·昆德拉，一直在提名名单上，一直未获奖，使他新作不断，每一部都有创新。
国内外文学奖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公开透明
记者：你认为中国有值得关注的文学奖项吗？你个人比较看重哪个文学奖？
虹影：国内的一些文学奖我都会看一看，比如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和百花文学奖等等，但说不上真正地关注。我个人对网络上的原创文学奖关注比较多，我也去参与过一些奖项的评选，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虽然也涉及到前面说的内定问题，但确实能发现一些新的面孔，一些真正有才华、有实力的新鲜作者。在圈子文化和裙带关系盛行的中国，这样的评奖对年轻人很有意义，帮助他们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另外，像你提到的《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我持一定的怀疑态度。我听说，很多家长都怂恿自己的孩子去写，他们还都是高中生，这倒无可厚非，因为获奖不仅意味着可能被保送，甚至是一夜成名或一本万利。但是当我听说有的家长甚至代他们的孩子去写，我就觉得变味了，很悲哀。
记者：你个人所获的文学奖大都是国外的，比如2005年《K》获罗马文学奖，你觉得国外的文学奖在评选标准和评选机制上和国内这些文学奖有哪些不同？
虹影：国外的文学奖在评选标准上，对艺术性和探索性很看重。以英国布克文学奖为例，关于其评选标准，我记得最近报纸上有篇文章用半讽刺半认真的口吻说，一本书有可能得奖必须具备三点：第一，如果书出版之后媒体发表了很怪的书评，记者读不懂;第二，如果读者发现书里面有很怪的词语，读不懂，需要去查词典; 第三，如果书里面有大段的与故事无关的描写，让读者读得云雾里，读不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标准难道不是在鼓励作家在艺术上做出大胆地探索吗？而我们国内获奖的作品都是大家都看得懂的，这就是评选标准上的明显差异。在这个方面国外走得比较远。1981年布克文学奖，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进入最后阶段，当时有很多强有力的竞争者穆丽尔·斯帕克、伊安·麦克尤恩、多丽丝·莱辛，全是著名作家，相对而言，拉什迪只是个无名之辈，当时5个评委中争论很凶，最后《午夜的孩子》以3：2比例胜出，其中一个支持拉什迪的评委，流着泪走开了房间。《午夜的孩子》这部成为世界经典之作，当年赢得奖并不轻松。但正是得到了奖，才使拉什迪一夜成名，开始他事业的一个新高峰。
至于说国外文学奖和国内文学奖在评选机制上的区别，我在前面谈茅盾文学奖的不足时已经指出一些问题，茅盾文学奖的不足，正是我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国外文学奖做比较得出的结论。当然，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评选是否公开透明，国外重大的奖项的操作都相对固定成熟，这些技术上的东西我相信国内的文学奖，想改进也不难，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动力和意愿。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代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虹影：说到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鲁迅说过的一句话。1927年，鲁迅在得知有人将要提名自己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时，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鲁迅很清醒。从1927年开始到今，中国作家、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狂热未减，各种疯狂想得奖的丑闻手段不断，各种说法更是五花八门。我认为，这个奖并非一个不可动摇的奖项，作家要靠作品说话，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普鲁斯特和老舍等作家，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未因未相遇此奖而逊色。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个情结，不会有很大长进。
记者：有人认为，诺贝尔情结是一种病态的大国心态在作怪，认为中国没有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有失大国的身份。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虹影：我认为，中国作家没有获诺贝尔奖无关大国身份，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语言障碍。中国小说翻译成瑞典语的还很少，其作品翻译成瑞典语的中国作家屈指可数，除了我本人之外，还包括沈从文、李锐、莫言、余华、苏童、商禽等十来位中文作家等。健康的心态是加强翻译力度，政府有关部门拔出一定的费用，让专人翻译优秀的中国小说，让国外更多地了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第一步。
当代女作家整体上超越了现代女作家
记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你认为，他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虹影：在这三十年里，我最欣赏的大陆作家是史铁生。我最欣赏的大陆作家是史铁生。张承志皈依伊斯兰教义，说来是他种族文化基因拨动的回归；北村的小说浓厚的基督教信仰，是他的悲悯情怀；高行健的迷恋禅宗，是用他的戏剧作探寻。这类作家，神性的存在，是他们的信仰，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既不需要证明，也不容忍证伪。可史铁生就不然，他的作品证明了神性，他说：“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一种解释”。他是我们时代的思考者。
记者：你怎么看待迟子建的作品？
虹影：迟子建继承了萧红的风格，站在东北大地上写作，达到了萧红以前没有达到的高度。
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去关注一个部落，记录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发出声音的部落的声音。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这部小说对她的人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李欧梵所言，以前中国作家经历过革命浪漫主义泛滥的反拨，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再度复兴。后毛时代的文学并没有完成对集体性和民粹性的本土形式的“大回归”，倒是作为五四绝对信条的自我的主题和自我的解放得到了张扬，1947年之后的十年，大陆年轻一代的作家不再满足于这两种传统，而是希望超越本土和现实领域，以全部的创作开辟新的方向。他的话还算客观，像苏童余华早期的短篇，的确开创了中国小说新的轨迹，在当时一派“寻根”“伤痕”风气之下。不过，绝大部分作家，很多年按照上面的方针路线走，去采风、蹲点体验生活，结果产生出“高大全”的文学形象，走向死胡同，像《金光大道》、《李自成》。进入我们这个新世纪，这样的上面的号召指示照常，这样的作品照旧会得到主流社会认同，然而迟子建跟踪那个部落生活，并做深入研究，是作为一个作家的个人行为，她写出了这部作品，得奖当之无愧。
记者：在历届的茅盾文学奖得主中，你个人比较喜欢的女作家是谁？你对她们的作品怎么看？
虹影：记忆中获这奖的女作家还不少，有张洁、余小惠、凌力、霍达、王安忆、宗璞和迟子建。除了迟子建，我比较喜欢的女作家是王安忆。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对我影响很大，比如她的“三恋”。她之后的每一部作品我都看。在当代作家中，她是少有的勤奋。宗璞的短篇我很喜欢，她是书卷气很浓的一个作家，作品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和人一样沉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她的中篇《三生石》，让读者相信爱情忠贞，相爱的人生生世世在一起，这是文学的力量。
记者：你认为当代女作家们和现代女作家相比，有哪些不同？你个人比较认可的女作家都是哪些？
虹影：从整体上来看，前者比后者优秀得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前者克服了后者在时代和个人局限性上的很多问题。在题材上开阔了很多，有台湾朱天文写男同性恋的《荒人手记》，也有台湾丘妙津写女同性恋的《蒙马特遗书》，她是典型的身体写作，最后在巴黎自杀身亡，比我们大陆那些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们更极端前卫。徐小斌的《羽蛇》，写了五代女性，尖锐透彻，直逼人心当然，带有神秘和宗教色彩。在现代女作家中，张爱玲是一个异类，她的作品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装下了，这种气度很少有人能够继承。如果说有人能够继承这种气度，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朱天文。朱天文的《巫言》是非常出色的长篇，那如菩萨一样低眉，那如大师一样超然，感受现实另一个层面，唤醒万物之灵魂，如巫或高超之艺人喃喃自语。如果按照那三个得布克奖的条件，此书皆有份，布克奖得主必是这位巫者。大陆目前还没有出版此书，如果这部小说获了茅盾文学奖，我一定会对茅盾文学奖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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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8-12-06 13:30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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