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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强:
诗人或传媒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并任副总编辑,先后担任万众传媒副总裁兼总编辑,激动集团副总裁兼总编辑。出版有诗集《刹那静止》、随笔集《骑字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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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1
星期三 |
提到娈童案,我和朋友说:一个写出了这么美好旋律的人,是不会太过肮脏的。 前天,当事男童站出来,挑明了当年敲诈MJ的真相。 逝者已矣,何况像MJ这么追求完美的人,最容易走向完美的反面。 看Chris Garneau在同乐坊的演出,也是这样。 他坐着弹琴的时候,几近美好,兼有孩子一样的纯真和忧郁。演出后他站了起来,显然腿部的缺陷让他略显仓促和狼狈。 甚至可以说是“逃离”了舞台。 把“完美”还给上帝吧。 众人眼里的完美,只能是不同组件的七拼八凑——正如MJ们所做的,在自己脸上七拼八凑,然后就是竭尽全力的粉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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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7
星期六 |
迈克尔•杰克逊,一个曾经的神,如今终于变成了神话。 关于他的一个有趣记忆,是我大学刚毕业那阵,喜欢开会时插着耳麦,盯着台上发言的领导想:他和迈克尔•杰克逊同龄,为什么又老又蠢。 很多人在昨天垂泪,与其说是悼念迈克尔•杰克逊,不如说悼念自己的不可挽回的青春。 一位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回忆:停战时间定在晚上10点,9点双方还在交火。那时,我看见满天都是灿烂的星星,我发誓:谁都不应在如此美丽的夜晚死去。 这个景象让我动容。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远去。
迈克尔•杰克逊,又一个堪称伟大的人物,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远去了,成为夜空中的某一颗,未来世纪仰天眺望中的某一颗。 他确实不属于我们这个星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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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2
星期一 |
《圆形废墟》说的是一个做梦的人。 他来自上游,守着一座圆形废弃的神庙,他的使命是在梦中“想象”出一个孩子的全部细节,并把他带进现实,去守下游的另外一座圆形废墟。 经过一千零一夜,他成功了。 除了火焰,这个孩子并不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幻影。 最后他老了,希望在一场火灾中结束晚年,“他向一片片火焰走去。火焰并没有吞食他的肉体,而是抚爱地围住了他。他宽慰,他屈辱,他惶恐,他明白: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梦中的产物。” 《异次元骇客》可以说是科幻版的《圆形废墟》。 主人公在电脑上制造了一个1937年的世界。 但是系统出了问题,调查中,他发现自己所在的1999年的世界,也是由别人制造出来的幻影。 圆形废墟就是,无意义的循环;或者说是,循环中的虚无。 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后办法,只能是:关闭系统,拔掉插头。 如此看来,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不甚满意,并且你还拥有足够的想象力,等着,总会有人拔插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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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9
星期五 |
很多迹象表明:伊朗正处在革命的前夜。 当然,也可以称作反革命的前夜。经验告诉我们:革命和反革命,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完全出于命名者的需要。 看上去,伊朗很是神奇,这个神权高于一切的国度,却又有着包括电视辩论在内的全民选举。 经验告诉我们:全民选举与某类政体,乃是不共戴天之敌。 在各大媒体和网站被伊斯兰革命卫队全线控制之后,还有Twitter,还有手机视频。 外界靠着那些简短的留言和模糊的画面了解事件的进程。 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政府甚至发邮件要求Twitter推迟系统维护的时间。 这是经验正在告诉我们的:互联网和手机对于国家安全,实在太危险,今天不出事,明天准出事。 经验尚未来得及告诉我们的,还有很多。 进一步,退两步,不如退一步,进两步。 比如我就认为搞宪政,不如先搞一搞僭主政治,正如《顽主》中说的: 于观:“跟她说尼采。” 杨重:“尼采我不熟。” 于观:“那就把话题往低处引,记住,用弗洛伊德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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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6
星期二 |
都说眼疾手快,我这儿是眼疾手慢,所以博客更新不勤。 检查之后医生说情况已颇为严重。 其实,很多眼疾都来自于家族遗传,比如博尔赫斯。他在漫长的黑夜中度过了最后三十年,拜上帝所赐,他借用书籍和写作照亮了这黑夜,“如同印加人用火把照亮他们的城市”。 这个年迈的瞎子,在短诗《局限》中写道: 有一行魏尔兰的诗,我再也不能记起, 有一条比邻的街道,我再也不能迈进。 有一面镜子,我照了最后一次, 有一扇门,我将它关闭,直至世界末日降临。 传说仓颉重瞳,《论衡》推断说他有“四目”,以至于后人所绘的仓颉像,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位惨遭双眼皮手术毁容的投诉者。 其实重瞳,很可能因为仓颉深患眼疾,若非瞎子,至少也是个极严重的白内障患者。 百无聊赖,造字消遣,成为文祖完全属于意外之喜。 当然,除了叶大萌叶先生,并不是人称瞎子的就一定了得。 比如我,病得极其平庸,有遗传原因,更多的则是绥靖主义,能拖就拖,能忍则忍--总之现在,每次看到朝鲜核试,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的眼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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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5
星期一 |
我们见识过的女雅皮,大多是塑料制品。 程雷是例外,刚认识便可以很大声地招呼过来,直接挑战我克已复礼的处世方式。 我有幸,最好的几个朋友都恪守有不撒谎的底线,程雷即是其中之一。人多的场合,我说话都留余地,反倒她满不在乎:“你说吧,我没啥事可瞒的。”显然我们都属于不可救药的俗人,我们步步为营,层层设防,但程雷却是少数几个不必设防的朋友之一。 怎么开玩笑她都不会生气。以至于我们这么介绍程雷:这是程雷,程咬金的程,打雷的雷。 程雷家有两多,一是衣服多,二、三十平米的衣帽间,居然满满当当,对这我不感兴趣。二是酒多,酒柜上总存有数十支红酒,这是我感兴趣的。我们就有这本事,把她酒柜上的红酒一喝而空。程雷说:“高兴就好,下次再喝。”所以我们高兴了就去她家喝酒,并且理所当然地进行扫荡。 对于程雷,来自于某位男士的评价是“极聪明”、“什么都瞒不过她”,我一直说善良也需要有善良的本钱,这种识人的功夫就是本钱。可惜她身为女人,书架上满满当当的,排列着那些专门剖析男人的女性类读物。这种聪明当然对于男人相当的不利,以至于我总是劝她:请你笨一点,再笨一点。 对于爱情程雷有着近乎孩子气的期许,比如她说:我不能想象自己用上海话谈恋爱。 程雷一直提醒我们,我其实很小女人的。我说好吧,我就重复一遍:程雷其实很小女人的。一进钱柜就蹦蹦跳跳,累了也会东倒西歪。不摆身段和头脑的普士,也不戏剧化人生。她遇事也哭,认识她的时间越长,发现她哭得次数也越多。即便如此,喝酒之后,面对朋友几句调侃和玩笑,又可以变得乐呵呵的了。 原因之一是她酒量好,特别是红酒,最后她看着挺省事,其他人早已不省人事。我说这怎么和按摩棒的功能恰好相反,后者是让男人省事,让女人不省人事。 程雷是我见过的少有几位衣着富有品味的人士之一,就有某位男士私下例举了一长串名字后说:要说漂亮,还是咱们程雷最漂亮。当然偶尔也有例外,某次她一口气买下五副ARMANI眼镜,“同事都夸漂亮,你千万别说是在哪儿买的。”我记得她唯一冲我生气的一次,是我看见她穿着一件闪着金属光泽的上衣,禁不住迎上前去,尝试着用各种语言说:“欢迎光临地球!” 她最大的麻烦,也是所有女性共同的麻烦,也是全人类普遍的麻烦,就是对于明天抱有太大的期待,总是想在今天,就能决定明天。 其实,关于明天的事,我们到了后天就会知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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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9
星期二 |
电视机前面,是一长溜的遥控器。下面堆放着IPTV机顶盒,卫星天线接收器,1.5T硬盘的PC,PS2,Wii,当然还有DVD。 阿戎再三劝我买一部带蓝光的PS3。 老李却说X-BOX效果更好。 烂人飞更是直言:你的电视机配备不合理,还差了一套高级音箱。 正如商家们所希望的,我们全都是Couch-potato。 面对一大堆乱哄哄的线头,以及从中探出头来的遥控器和手柄,我很犯愁——除了它们自己,已经没有人搞得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 我准备以搜寻法航黑匣子的耐心,把它们梳理干净。 并且去芜存菁,砍掉IPTV,收起DVD。 在我进行这个动作的同时,想必很多人都在这么干。 残酷。这就是所有以电视为终端的产业,所必须面对的遥控器之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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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9
星期二 |
6月6日,行车数小时,陪父亲回到他阔别六十一年的老家,浙江余姚韩陶。 和想象中的一样,故乡早已物是人非。 原来的大小韩氏宗祠,包括祖屋消失不见了,空余一片平地。 只有河流,还是六十一年前的那条河流。 父亲童年时的亲眷,大多离世。 总算碰到一位儿时玩伴,茶话多时,未让此行留下太多的遗憾。 翌日上坟。 六十年了,祖父母的坟头虽未垮塌,但也披上了厚厚的植被。 树上摘下的杨梅,我尝了一颗,很是酸苦。 我见过祖父泛黄的照片,络腮的胡须。 和父亲一样,我也是在墓碑上第一次知道了祖母的名字,吕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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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31
星期日 |
导语: 《骑字飞行》出版前期一度面临因无法归类而必须承担的市场风险的考验。 因为这本书太安静了。 问:《骑字飞行》里的语言风格,是否也存在着在创作它们的同时欲言又止或者干脆沉默。 答:主要因为我懒,同时也因为对文字有洁癖,文字有它自己的节奏,保持这种审美状态是我持续写字的动力之一。其实我平时说话,话入空气谁也不会追究;但是文字不同,黑纸白字,授人以柄。好在中国有所谓的“春秋笔法”,文字越短,可以表达的东西反而越多。 问:最开始是什么原因让你一直没有成书的打算? 答:原先没有考虑成书,也是因为出版本身会面临有很大的风险,它会是一个“东西”,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包括出版社,很难界定它或者归类它,更不符合目前畅销书的标准。 问:你是上海人,如今又居住在这里,会有上海和非上海人的感觉差异吗? 答:故乡往往代表的是童年记忆。我小时候居住在现在的陆家嘴地区,当年那里属于上海近效,附近还能看到小河甚至农田,算是半个农村。在我17岁的时候,那一大片区域,就从地图上彻底抹去了,不复存在。现在你再到那儿看看,一副“世界之心”的范儿了。但在当时,我们走上五分钟的路,坐轮渡过江才算进入市区,还把过江称为“去上海”。 童年的居住地,本就面目不清:属于上海但又不是,属于城市却更像农村。在这么一片边缘之地都彻底消失之后,我确实,到哪儿都只能算是过客了。 问:可以谈谈信仰吗? 答:信仰是很简单的东西:一切取决于你是一个简单坚持的人,还是一个狡猾多疑的人。 同时,信仰又是很复杂的东西,特别涉及到你信仰什么,为什么要有信仰。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找一个答案。但是我认为:有答案的人,应该是幸福的人。 问:你有复旦情结吗? 答:我们记忆中的那个复旦,可能早就不存在了。我在复旦时,不仅仅因为我们处于一个文化爆炸的年代,更主要的,是当年复旦有一个好校长:谢希德。我一直认为:无论是个人操守还是从办学风格上看,谢都是建国以后最好的大学校长。 问:诗歌要面对现实吗? 答:诗歌最大的好处之一,在于它只需要面对内心的现实。“诗”这个字,从言从寺,似乎有一些道理。至于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我一直怀疑诗歌本身可能是无心面对也无力处理的——那应该是小说家、摄影家或者是评论家的的工作。 问:一个人应该怎么看待自己的才华?你似乎十分尊重别人的才华,但却很漠视你自己的。 答:我所关注过的每个领域,都有比我优秀得多的朋友,我最多只能算是博而不精: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另外,炫耀才华很可耻,才华永远看不到尽头。 问:对大师这个词现在似乎更多的是嘲谑。 答:大师,特别是对于现在一直出镜的那几个国学大师,我一向是持怀疑态度的。东方的学问偏感性,似乎人人都可以冒出几句文怀沙式的“正清和”,这个文怀沙,我倒不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一个敢于把“正清和”三个字到处说的人,他的智商,应该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骗子的。 西学力求实证,要求严密的逻辑关系,所以西学大师是不是大师,基本上你马上就能判断得出来,至于国学大师是不是大师,就很能蒙蔽一些人,很可能其中混杂有不少的江湖术士,峨冠博带,马弁随从。 我认识一些真正有大学问的,比如胡宝国和将无同两位老先生,刻意低调,回避媒体。但是央视需要大师,政府需要大师,所以说:有人放弃责任,自然会有人越俎代庖。 问:梁文道在大陆发行的新书《常识》继续他的本色,有正气,有判断,有包容,我发现周围有人在把《常识》和《骑字飞行》交替阅读。你如何看待他? 答:梁文道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博学而不迂腐,他在我们这个看不到底线的国度,传播着清晰简明的价值观,也就是他所说的“常识”。我可以看到他现在所做的这些启蒙,对于国民思想进步所做的贡献。 影响过我的优秀的汉语写作者,实在太多。汉语大跃进的时代有过三个:诗经时代,盛唐,五四。至于说要对汉文字做出传承性贡献的,如果参照上面这个标准,这个机遇很可能并不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它所需要的条件,并不是单纯物质世界的繁荣,而是天才的大量涌现、社会文明进入到更高的阶层。 问:你在《骑字飞行》中提到:不进圈子,不立山头,不拜码头。你为何选择这样的立场? 答:确实有不少因为性情喜好接近而经常聚在一起的朋友;但是更多的,还是以利相聚,类似寡头垄断,控制各种资源,一荣俱荣,党同伐异。但是我得承认,我可能不合时宜,我不喜欢任何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力量影响我判断和选择的自由。 问:谈谈你对农民的看法。 答:农民是中国人的集体身份。不管此人封相拜将,还是腰缠万贯:他们的一世祖、二世祖或者三世祖,大多是农民。农民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悖论,几千年来,那些骑在农民头上的,往往也还是摆脱了农民身份的农民。所以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谁都不要把农民当作贬义词,谁都不够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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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28
星期四 |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熬夜看球了。这个月,我看了巴萨横扫皇马,绝杀切尔西;今天还看了他们击败曼联。 我喜欢曼联。 但是,让我恢复熬夜习惯的却是巴萨。 作为赛前热身,大白和海杰找我玩实况足球。我选择巴萨,他们则选择曼联。 我曾经使用巴萨,5比1横扫过我的PS2师傅王榭。 看看今天的评论:“巴萨持续不断的传递,让强大的曼联成为了一支平庸的球队,骄傲的弗格森爵士不得不给他的球员们递上地图,以期寻找到皮球,但这没有发挥作用。” ——昨天,我一再劝两位PS2对手一定要盯着球场雷达,以期找到皮球,也没有发挥作用。 “世界上有好的球队,有平庸的球队,还有糟糕的球队,但巴萨这三个等级都不属于,它凌驾于一切球队之上,漂浮于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维度空间。” 西班牙媒体已经不知道如何使用形容词了:对于巴萨,对于我所手控这一支梦幻球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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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25
星期一 |
多年前,和老李一起租住于海华花园。 搬入的第一天,老李坚持要用他那张断了脚的坏床,换我的一张新床。 听完老李的陈辞,我告诉他:合作就是妥协。 老李妥协了。 这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妥协。 现在,每次谈判结束,他总是用力地握着对方的手,动情地表示:合作就是妥协。 还说:这是老韩告诉我的。 老李很聪明,妥协完一次他就发现:合作,其实是要让对方妥协。 ——不能不说那张断了脚的坏床,确实是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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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24
星期日 |
萨达姆召集会议时,并非都是声色俱厉,他会很温和地对大家说“请喝咖啡”。 然后,在座的官员几乎同时举起了杯子,一饮而尽。 ——哪怕杯中不是咖啡而是毒药,估计动作也不会有太大走样。 黑客帝国中,尼欧和崔妮蒂出击时说:“枪,很多很多枪。” 无数列的枪架从虚无中汹涌而来。 这些上帝才有的范儿,我还真是目睹了。 有朋友看着是好的,天天在那儿念:“钱,很多很多钱。”事就这样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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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8
星期一 |
美国文化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鼓励失败,这是这个国家拥有超常活力的原因。 美国人喜欢用“Try it”来回应那些貌似荒诞不经的点子。 而在中国你要这么做,必是掩口做葫芦坏笑科。 我现在,早已学会了不把过往经验用作对于他人的提醒。 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具有可比性”,所有细小的变化,都足以摧毁我们过往的经验。 朋友找了一个印着“生命信息咨询师”名片的算命先生。 先生掐着指头说“你母亲大你父亲七岁”。 朋友居然称是,然后劝我也算算。 我说算了:对于未来的一切,先生若是说对,我也不想知道;先生若是说错,我又何必知道。 事实上,我觉得一个高明的命相师,测出已经发生的一切并不稀奇。 预测未来则是不可能的。 所有细小的变化,都会牵出无数命运的分叉。 这正是未来的可爱之处,这个永远的乌托邦,只有面对它,贫富贵贱,人人可得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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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3
星期三 |
印刷、录音和影像技术的普及,使得艺术品可以高保真地复制,并被跨界传播。 结果就是少数人夺走一切,而大多数人却一无所获。 传统剧场演出的妙处在于:一些小演员、蹩脚编剧和资质平平的导演,可以长时间占据本地剧场而不用担心远方的竞争者跑过来威胁他的饭碗。 即便全球化的今天,即便大师频繁光顾的上海,也是如此。
爱丁堡戏剧节之后,烂人飞把他永远难产的剧本捂得更严实了:“我的本子,在中国找不到演员。” 我也可以把这视作借口,因为现实并不公平。 ——人们可以为一场肥皂剧的舞台版花上三百块钱,而不愿意为一个新人的前卫作品掏出十块钱,哪怕此人极有天分。 即便公认的天才之间,也有不公平。 比如经济学家德凡尼就沮丧地发现:大部分被我们称作艺术思想的东西,只是出于评论界事后的解释。 以致于完成了作品的艺术家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每天一早冲往报箱,期待着《纽约时报》或者《纽约客》打出的星级,以及给出的评论。
德凡尼还在他的《好莱坞经济学》中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一部要让观众成为最大公分母的电影,必须从筹划开始,让片子中的一切,对外辐射着“可信信号”,它会自动提示着公众:嗯,这个片子值得一看。 中国比较特殊,导致高票房的,还会有另一种情况:嗯,这个片子值得一骂。 所以很多剧组在排戏前,都要摆上供桌,烧上几烛高香,求的是本部电影如果不能留芳百世,至少也要遗臭万年。
文化产业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传染病。人们谈论某个作品,不仅出自艺术本身,还会因此使自己有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或多或少的,可以驱赶孤独。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会有这么多的话剧观众。
应邀观摩了一场话剧。 看到男主人公扇了女主人公一巴掌,我别过脸去,脱口而出:你打我。 女主人公很配合:“你打我?!” 最后是男主人公的自问自答:“我知道了,爱情就是——”,我暗说:包容。随即全场观众大声说:包容。 男主人公在台上很酷地一甩头发,扔下两个字:包容。 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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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2
星期二 |
萨摩在我这儿呆了4天,昨天送走了。 因为讨要小狗的防疫证明,我问了上家,上家说:不在我这里,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上家手里——因为我的上家,他还有上家。 每一家,都在小狗身上留下些什么,有的留下玩具,有的留下狗粮。 至于我,给它留下一个名字:Neo。 这条小狗的命运,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 或深或浅,到处是前人的印痕,前人的辛勤耕耘的汗水。 弯弯绕绕,曲径通幽,他或者她,有着不为人知的上家,上上家,上上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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