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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和向科学进军
我读二年级是在1956年秋，这一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受这一方针鼓舞，哲学系主任郑昕教授在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指出“尽管唯心主义是不正确的，但容许有辩护唯心主义的自由”，“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对唯心主义要做具体研究工作，不能以政治口号代替论证”。郑先生的文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哲学系的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既然建国后学术界在哲学史观上长期深受苏联影响，主张坚持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而且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那么郑先生的文章岂不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1957年1月22日到26日，哲学系就这一问题举办“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会上贺麟先生认为，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仅有矛盾的斗争性，也有矛盾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因此唯心主义学说中也含有好的、积极的成分。冯友兰先生则就历史上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提出了“抽象继承法”，力图跳出哲学遗产继承上的坚持阶级性的僵化思维模式，另辟蹊径进行解释。我们年级同学这时刚上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课，由于知识有限，大多数人并不明白这个座谈会的重要意义，也不明白贺、冯二先生观点的内涵及其意图所在，系领导也没有要求我们参加这个会，不过还是感受到一种自由讨论、独立思考的春风扑面而来。我们也学着像高年级同学一样争论一些敏感的话题，比如历史上产生了那么多哲学家，那么我们系的权威、教授算不算哲学家？我们现在学习哲学，以后我们中会不会有人成为哲学家？甚至还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只有革命领袖才能称为哲学家？
与这种活跃的气氛相适应，我们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抓紧时间努力学习，课堂上聚精会神，课后阅读相关图书和报刊文章，消化课堂内容。那时宿舍人多学习条件差，午、晚餐后我们就到图书馆阅览室抢占座位，如果抢不到就背着书包到校园椅子上坐着学习。有些同学受不了这种紧张生活，有的生病住院，有的心理压力过重而焦躁不安，最后休学或退学。我自己身心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度过了繁忙而又平静的半年多时间。正当我们坐在书桌旁安心学习时，中国的上空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在此后还剩下的两个学年中，我们失去了平静的生活，遵照最高领袖的指示而进行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无情地剥夺了我们学习的权利，牺牲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二、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
大鸣大放与“引蛇出洞”
疯了 发表于 2009-05-17 19: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