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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今日回家。
难得早起,大致算计了时间,去超市购得几份特产,连带衣物书籍,塞得一包,拖起就走,丝毫不怕费轱辘。Jarl一早起来还赶着在假日值班,忙得不亦乐乎。
赶在发车前十分钟到站,方知今日临时加班车颇多,进出拥挤,旅客滞留严重。广播里重复播放着班车晚点敬请旅客谅解云云。虽左奔右突,仍不得进,于是乖乖排在长长的队伍后,到底执勤有言在先:有车,勿挤。
在喧嚣的队伍里待了半个时辰,终于上车得座。后又添三人,满座发车,呼啸而出。Jarl 后发而先至,客车早已奔走在回家的大道上。
骄阳似火,亦有长风吹彻。大车中却只能感觉太阳的热情。摊开北岛的《青灯》做幌子,一边瞌睡一边品味作者的人事追忆。忽然发现自己对于北岛去国的内幕毫不知情,对他归国竟仍受阻不可理喻。泱泱大国,标榜且奉行政治开明,缘何会有如许磕绊?
隐约得知他在各国见闻及世界诗歌界的点滴交往,更加深信诗人的流浪情怀及深植脑海的自由思想。书中提及不少国家的动乱,想来世界也并不太平。
想到老杜。
老杜并未与我同学,乃校友耳。只是常在篮球场上会会而已。小子名声当年在系内也颇盛,扯得一手好字,学问也了得,后来竟辞了黄冈的宝碗闯荡京城,现在一先锋杂志效力,初出茅庐,功力不凡。
阅得他数篇专文,皆是“翻案文章”。如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毒真相、真实与被小说化的“周扒皮”、张之洞入土旧事、陷入作风问题的“小二黑”等,被各类杂志争相转载。这对于从小接受正统阶级政治教育的我来说,得知此类秘事确实为之一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真相被掩盖得也忒严实了,这对于教化大众,未必就是好事。
2009年1月24日
于《联谊报》见一书评,借来用用——
把新闻写成历史【向继东】
去年的“文史精华年选”编了篇《“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故事》,书出版后,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或是发来邮件说:“这故事骗了我们几十年,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说过之后,不胜感叹。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真正救了“小姐妹”的人因为是“右派分子”而在宣传时被换成了别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媒体在大肆塑造“救人英雄”的同时,却要另一个真正的“救人者”承受人生的磨难。是媒体人的错吗?确实也一言难尽。
有人说过,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自己作为传统媒介从业者,却没能躬身践行。现在有一种很强势的观点:说当下媒体的竞争就是观点的竞争。其实这说绝对了,“事实为王”恐怕是永远不能变的,记下了事实,就记下了历史,因为任何观点都是可能被颠覆的,这一点媒体人切不可忘记。再者,如果基本的事实也没弄清楚,就说三道四,无异于瞎子摸象,难免瞎说。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新闻之所以不能成为历史,就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它的“宣传功用”、过于强调“角度”了。这是有道理的。1958年“亩产过万斤”不是各大报竞相报道的头版头条吗?——因为要“宣传大跃进”的成就。1960年2月发生在山西平陆县的61人中毒案,人们是通过报道《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最先知道的——这就是所谓有“角度”的经典报道,赞扬这是“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谱写了“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明明是有人投毒,但该报道只字不提,把坏事变成好事,最后演绎成了党和政府对61位阶级弟兄的大救援——一箱来自北京特药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时空投到山西平陆,使61个中毒民工因此脱险;而中毒事件的内幕、以及是谁投毒,事后才慢慢知晓。也许,本书中的《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是人们首次看到完整披露这一事件内幕的文章。
由此我想,新闻讲角度是必要的,但讲角度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不能欺骗人们,而要为了更好地展现新闻场景本身。我在业界混了近20年,耳闻目睹多多,如何把新闻写成历史确实并非仅仅新闻记者本身的事。我们要角度,首先要想到新闻基本事实的真实,否则几十年后的人们,也会像今天的我们笑话当年的“亩产过万斤”一样。
我们曾经历过“千条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有不少人因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一个字,或杀头,或坐牢。原因在哪里?就在于一切日常生活都被“极端政治化”了。“极端政治化”掩盖下的历史,是没有真相可言的。根据需要,什么都可以编造出来。
如今大凡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小学课文《半夜鸡叫》吧。《半夜鸡叫》中的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起来学鸡叫,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叫起来下地干活。可日子一长,被长工们发现了秘密,周扒皮反被长工们当小偷在鸡窝边一顿臭打。此文选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作者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文盲作家”高玉宝。几十年后,记者采访问高玉宝: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他回答说:《高玉宝》出版时,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硬是把“周扒皮”的形象坐实在一个叫周春富的东北农民身上。其实这个周春富,是个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因为节俭)、“从不闲着”的农民。他一辈子就是勤俭,再勤俭,然后买地。1947年,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他家被划为“地主”,并在开斗争会时被活活打死了。周春富死了,其后代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代,境遇凄惨,可想而知。收入本书的《“周扒皮”的1947》澄清了这个事实,人们在感慨唏嘘的同时,还看到了历史深处的暗角。
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由于《高玉宝》、“收租院”等宣传品的巨大影响力,以周春富为原型的“周扒皮”,还有川中大地主“刘文彩”等,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他们的“罪恶”被写进书里,绘成连环画,拍成电影,成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经典教具。本来地主们的财产早就被剥夺干净了,沦为社会最底层,可仍被隔三差五地拉出来批斗。而且他们的原罪还要祸及子孙,除非子孙与父辈们彻底斩断伦理关系,加入到揭批父辈原罪的革命大军中来。否则,这些曾经的地主子孙就要继承父辈们的原罪,不仅成为被革命、被专政、被改造、被批斗的对象,甚至男婚女嫁都成了巨大的问题……
历史终于翻过这沉重的一页,但要清理这段历史,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也知道,有些尚需时间沉淀,不便贸然言说,然而决不可放弃。我们要抱定一颗平常心,一点一点地耐心去做。(《联谊报》2009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