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建生活 | |
| 几乎是整天生活在校园里，感觉于外界很隔膜的。每次在外面走一圈之后都是很有收获的。前些天与几个工作的同学在一起吃饭聊天，发现大家几乎都有自己的“博客”，在繁忙中也不忘记录下自己的“流水帐”。这才发现自己又落后于“时代精神”了，而且据说落后是要挨打的，所以只好是奋起直追了。 希望大家常来看看。多多捧场，多表扬，少批评。嘿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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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我开始张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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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7
星期三(Wednesday)
晴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中华书局 2、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 3、吕思勉：《三国史话》，中华书局 4、林海音：《城南旧事》，人民文学出版社 5、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 6、约翰•凯里：《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译林出版社 7、郁达夫：《大家小集•郁达夫文集（散文卷）》，花城出版社 8、林语堂：《大家小集•林语堂文集》，花城出版社 9、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5-27
星期三(Wednesday)
晴
这两天睡前看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书中都是《今天》的一些亲历者对于曾经的《今天》中人与事的回忆。大体上了解了当时《今天》酝酿和创办时的一些事实与细节。 今天看到其中徐晓的《〈今天〉与我》。发现其中的一段话，说得很好，特此抄录下来： 应该允许一个人崇尚某种行为、某种境界，也应该允许一个人在现实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离。软弱，大多是可以被原谅的，但用个别人的行为为自己的软弱开脱辩护时不可以原谅的；改变信念，是应该被理解的，但因为自己的改变而对别人的坚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对于那些自我标榜并想从自我标榜中获得功利 的人，公众和舆论就有权用他所标榜的东西区要求他，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正常的，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页并不值得特别同情。 2009-5-17
星期日(Sunday)
晴
在凤凰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全抚顺没有一个电影院，每逢周末，想看电影的人都要驾车或坐车到沈阳去看电影。这回家乡抚顺算是出名了。在今天的经济和社会浪潮中，抚顺基本上是被边缘化了。在媒体的偶尔报道中，多数也是负面的新闻。读大学时，基本是寒暑两假回家，那个时候抚顺好像还有一家电影院留存。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抚顺大剧院。熟料，几年之后，大剧院也在目睹中拆迁了。门前的空场上，时常被用来做各种商品的展销，比如瓷器、家具等。当时以为，一个有两百多万的人口的大中城市，传统的影院消失了，咋也会有一两个类似于万达似的电影院。看到凤凰网上的帖子，才知道原来是一家也没有。看完帖子，勾起了我在读中小学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记忆。 当时抚顺有几家电影院，没有统计过，现在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在哪几家电影院看过电影。那个时候看电影，不像现在这么自由，选择这么多。电影资源很少，而且有机会看电影，基本上也都是逢年过节，学校组织集体观看的，难得有个人观影的机会。 我去的第一个电影院，叫工农兵电影院。一听名字，就大体上猜得出，这电影院建于建国之初。我是在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几年间，学校每逢开学典礼之后，或者是“七一”、“八一”的时候，组织大家看场电影。等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工农兵电影院已经显得有些破旧了。灰色水泥浇灌的小楼，分上下两层，两层的座椅全部都是硬木板的，而且有些已经破损无法使用了。尽管对工农兵电影院的记忆，多是破旧的硬件设施，但毕竟自己的观影是从那里开始的。诸如《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一系列“红色经典”都是在那儿看的。记得，在工农兵电影院最深的一次观影记忆，就是看《世上只有妈妈好》。电影刚演到一半左右，自己就已经哭得一塌糊涂了。不仅自己如此，周围的同学亦然。倾泻直下的泪水，让我有了最深的一次观影记忆。 大约是到了五年级和六年级，我们学校就不在组织我们到工农兵电影院去看电影了，转而开始组织大家去新抚影剧院和远航文化宫去看电影了。这两个电影院的硬件设施，比工农兵电影院好了一些，外观比较新，而且样式也不那么土里土气的，最好的就是室内的座椅是那种软座了。前面说过，那时看电影都是学校组织，集体观看。不过，我有过一次“私人”观影的记忆，这次看电影就是在新抚影剧院。记得应该也是在五六年级的时候，春节期间，大概是初五、初六的时候，家里的人去串门或是干什么去了。我在奶奶家呆着无聊，就和一个同学约上去新抚影剧院看电影了。印象很清楚，那次看的是赵本山主演的《现世活宝》。讲的赵本山以民间艺人的身份，为了生计到处招远撞骗，屡次害人。在新抚影剧院看过的电影，就记住了这么一个。远航文化宫，是石油一厂的职工俱乐部。那个时候，大厂子办得跟社会一样，五脏六腑一应俱全，从子弟幼儿园、小学到职工俱乐部，再到职工疗养地。远航文化宫，除了石油一厂的最大会议或者文艺活动使用之外，就是对外包场放电影。记得，我们小学也组织去过好几次的。但是，具体看的什么电影忘记了。 在抚顺，档次最高，条件最好的电影院，当属抚顺大剧院了。建筑宏伟，门前还有一尊主席像，昂扬向前，提拔矗立。虽说是抚顺最好的影院，但是，我没有去过几次。在记忆中，可能是在初中的时候去过几次。不过，具体的印象是一点没有了。更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了。 经济发展了，文化生活缺少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中型城市，人口两百多万，居然连一个看电影的地方都没有了。无论怎么说，这么多的人，都还可以养活一个电影院的。希望政绩频出的政府，在大兴各种工程之余，顾及一下百姓的文化需求，不必让百姓再驱车数十里到沈阳观影。 2009-4-26
星期日(Sunday)
晴
近来朋友中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感情上的变故。有的是在意料之中，有的则出乎意料。发生变故的朋友都是男生。几人性格虽有差异，但都算是重情之人，对待感情的态度也够认真。发生变故的原因各异。但是有些就是朋友感到，女生对他们似乎不太尊重，让他们的自尊心常受伤害。日积月累，终于由偶尔地被轻视、触伤，走到了最后的这一步。 我觉得，在恋爱中，彼此平等与互相尊重，是最重要的。缺少了这点尊重与理解，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经年累月地伤痛。 2009-4-18
星期六(Saturday)
晴
电视剧《马大帅》第三部中，马小翠与吴总准备结婚，小翠分别与马大帅、吴总去请德彪参加婚礼。但是，德彪和桂英离婚后，碍于情面，百般托辞不肯出席婚礼，只答应“遥祝”他们。今日，我也只能用“遥祝”的方式，祝福老友了。 今天是好友老吕的生日。大学时，常与老吕混在一起：晨出夜归，自习读书，吃串闲扯，诸多乐事、糗事均在此中。大学同学中，我写到最多的就是老吕。原因有二：一是情谊笃厚，时时念及；二是我贪恋口腹之欲，老吕常常邮寄吃的满足我的“欲望”，但是条件就是要我写点东西，表扬他一下——他出物质，我出精神。这样就两手抓，两手都硬了。前者是我发自肺腑的感慨，后者同样是我发自肺腑的呼唤。 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在啰嗦絮烦了。来点实在的：遥祝涛哥生日快乐！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感情完满！ 2009-4-16
星期四(Thursday)
晴
前些日子，左胸前起了一个“火疖子”。因为也曾起过多次，并未太在意，以为几天便自行消解了。不料，这回“火疖子”发展得颇为猛烈，愈发肿大。终于在这几日爆发了。左胸前隆隆地突起了一大块，好生别扭，可笑。这视觉上的感觉倒在其次。主要的是疼。“火疖子”这东西，是在“发”的过程中最疼的，只要“出头”了，脓血开始向外流的时候，疼感就慢慢减弱了。这几日，正是脓包发育的高峰，偌大的脓包看上去，红红的，薄薄的，且透明，一碰就会破掉似的。 以前有过一次起“火疖子”，也很严重，和这次差不多。但是，起的部位有所不同。上次起在了屁股上，疼的时候是坐卧不宁，备受折磨。这次起在了左胸前，坐着还好，但是卧着难受。所以，睡觉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靠左躺着不行，抻着疼；靠右躺着不行，压着疼；只好不偏不倚地平躺，但是平躺也不行，跳着疼。而且，我睡觉的时候，还是个常“跑偏”的人。睡觉时，东倒西歪，图个舒服。这回可好，只能是老老实实地平躺着了。 事情总有熬出头儿的时候。就在大前天，这“疖子”终于是出头儿了，脓血开始流出，疼痛也开始减少。 被“火疖子”弄得这几天也没有认真看书，就是闲看了一些东西。最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周三和几个同学到净月潭徒步了一次。两小时走了12公里，可谓来去匆匆。虽是走得匆忙，但是一路上的好景色，也不曾落下。一路上跟着月亮走，月光透过树林洒在头上。天空格外晴朗，满天星斗，一些星座也看得清清楚楚。有潭就有水，行至水的附近，便顿感空气的滋润潮湿，比起市区里干燥的空气的味道、质感好多了。本想这周三也去的，无奈“疖子”出头，同事亦有事，便作罢了。 2009-4-13
星期一(Monday)
晴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母亲又问：“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 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 2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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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此前几本书，我曾勉为其难，写过两次序，私下巴望他可以休矣：作贱教育的“好汉”谁在乎批评？谁读这类书？且看过去数年他所揭示的种种问题，只见得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然而丙奇不知吃错什么药，他对教育的批评也竟变本加厉了。这不，新书《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版）又写成了，20多万字，电话里要我再来说几句。
我讨厌丙奇的书。从清华大学辞职那阵，我多少是在愤怒中，看了他的书，转为惊异与恐惧：原来大学教育这笔烂帐烂到这步田地，大学还算是大学？教育还能叫做教育？可是再三再四翻阅这等层出不穷千奇百怪的烂账，无异于苦刑，说实话，我不打算阅读这本书。这书虽是新写成，其中列举的罪孽还不都是教育的旧病与顽疾。 好在教育界另几位同志对此书先有了评论：刘道玉、杨东平、顾海兵、张鸣，我一一读过，从中或可找点话来说—— 譬如张鸣教授指出：“熊丙奇先生是内行人，不出手便罢，一出手，便点中要穴死穴，让对方反驳不得。”这末一句，其实不然。诸位可曾见全国上下层层叠叠的教育主事者曾在公开场合、大小媒体、各种文本中对任何批评观点与批评者予以反驳么？没有。这教育界的庞大“对方”不是“反驳不得”，而是不屑于反驳。为什么？因为真的权力乃是怡然沉默。你有什么权力？“对方”又是什么权力？且看2006年张鸣闹事，言语不好听，2005年笔者辞职，态度很嚣张，除了若干媒体网络出现过零星同行的议论、问难甚或嘲笑，不见一位教育官员出面反驳。而权力之外更有势力，这势力不仅指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更兼广大无边的无权者：家长、孩子、职工、社区，密密麻麻都是些靠教育利益链吃饭的卑微者，他们也参与这大荒谬，构成这大势力，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讨生活。 所以，“逆种”如熊丙奇者尽管叫嚣吧，但休想得到一句反驳。 资深教育研究者杨东平先生是温和的批评者，尤擅观察与评析：“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备受关注”，“充满着夺人眼球的新闻，具有了很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这一层，怕是比“没有反驳”的处境还要美妙——“观赏”，即围一堆袖手的公众看你叫嚣，看你跳，他们可能喝彩，心里以为解恨，但现实肯定改变不了。媒体则作为围观的场所，每天需要“猛料”，隔三差五发出教育圈负面报道“娱乐”大众。是的，如今所有严肃的问题均被精心划分为两端：一端给闷在体制里，动弹不得说不得；一端，是经过筛选而扔给媒体去放大，供大众尽情观赏、消费，形同“娱乐”。中国教育没人反思批评吗？请看媒体多么热闹！舆论能监督体制、革除积弊吗？请看校园内何其平静。权力的齿轮运行无碍，根本不理会墙外的喧嚣。真的，权力不反驳，甚至比没有批评还要糟糕。 刘道玉先生的长篇评论，读之令人肃然起敬。他曾是教育界高层主事者之一，亲历其中30年，彻底看穿。看穿者不少见，而凛然说破者几稀，刘道玉先生正是有胆魄、更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他直斥当今主掌教育的高官“不懂教育”，戳穿教育部宣称“义务教育”的“巨大成功”是“地地道道的伪命题”，是“有意误导”，是“欺人之谈”，是对义务教育的“亵渎”，因为他很清楚——人民也很清楚——我国的“假义务教育”推行了20年。他提醒众人：早在23年前的1985年，中共中央就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而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呢？“教育部集权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有谁会反驳这位教育界的老上级、老校长、老同志么？我相信教育部后任对这类党内异见的良策，还是世故而有效的沉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反问、追问、诘问道：“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 以顾海兵列举的历史标准与世界标准，他有理由质疑。但我忍不住想反驳他——有没有大学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真正的教育和教育者。抗战八年，西南联大失去京津两地庄严体面的校舍，论规模、论条件，根本谈不上一所现代国家的大学，可是教育者的意志和教育自身无可遏制的能量，不但不曾挫败，反而发扬光大，不然，哪来日后出自西南联大的几位诺贝尔奖获奖者；再看“文革”十年，大学停办，然而出于对教育的渴望和最后的那点尊严，教育，曾以无法置信的潜在方式顽强潜行于遍地浩劫的中国，多少人私相传授种种思想、技术、学科、文艺，不然，哪来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群迄今最优秀的考生？ 有没有大学，没关系，甚至是不是大学，也非要点——中国从前遍及民间的私塾和书院，并不是今日的中学大学，而一代代文人士子便从那里走出；欧洲中古守护知识传递文化的修道院，全归僧侣把持，也不是今日的大学，而顾海兵列举的西方大学正脱胎于无数寂静的寺庙——不消说，顾先生强调的是对当今大学教育的普遍质疑，即学术行政化、大学衙门化、权力市场化……于是问题来了：当所有大学的实质蜕变为政府架构，教育的主宰分明是官僚阶层，行政管理的模式无异于党政机关，招生办学的宗旨演成公然的利益游戏，那么，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神圣职能，已在大学校园内被就地亵渎；教育之所以是教育的价值核心，已在教育过程中被粗暴遞夺。然而这还不是最荒谬的事相，事实是，如此畸形、劣质、有名无实的大学，仍被称为堂堂“大学”，如此劣质、敷衍、滥竽充数的教育，仍行使着国民的“教育”，一如北大清华南开中山，早已不是历史所铭记的名校，但仍然号称北大、清华、南开、中山，而这些大学的“名”，这些大学的“牌”，被无限夸大、被刻意抬高、被无耻利用，以之吸引考生、申请经费、占据资源、换取利益。谁都明白不再是行政官僚为大学服务，而是大学为行政官僚服务——这样的大学，真不如没大学。没有大学的时代，渴望教育的人们还有营造大学的可能，一旦遍布这样的“大学”，则当前罄竹难书的伪教育便只剩一项是“真”，即过去的校名。 所以顾先生的诘问“中国有真正的大学吗？”似应改为“中国有这样的大学”。如今中国只有“这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呢？我想不出名目。倘若我将要投考大学，我别无选择。这才是“真正”沮丧的事实啊。 原载《同舟共进》2009年第2期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陈丹青) 2009-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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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周看过章诒和先生文章，很是震撼。
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 我问：“吃惊什么？” 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我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 一年后，我在2009年2月刊纪实版《中国作家》杂志上，看到了谢泳所说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简称“聂档”)，全文十余万字。作者寓真，系山西省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又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去马来船相上下，长波大浪与纵横”（聂诗），我一口气读完，大恸，大悲。泪如大河，决堤而下。文中之人，我大多认识，甚至很熟悉。但一部“聂档”使他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甚至陌生起来。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 诗人邵燕祥看了“聂档”，内心非常沉重。他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今天的年轻人，看国外警匪片、国内电视剧，处处有线人、卧底、‘无间道’，谍影重重，英雄孤胆，看得紧张过瘾，甚至心向往之。他们想必是想象自己处于‘正方’，才能这般心安理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兄一不是杀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贩毒的帮伙，却在很长时段里，曾经生活在被监控、被告密的恐惧之中……”（《牢头狱霸的前世今生》，载《南方都市报》2009.3.5） 聂绀弩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于1960年冬季返回北京。告密行为是从1962年开始的。也就是说，聂绀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通过身边的人及时汇报上去，并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的。长年累月的告发检举，聂的问题性质日趋严重。依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湖北人，电影家）、向思赓（湖北人，曾参加左联，1949年后为中学教师）、吴祖光（戏剧家）、陈迩冬（作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钟敬文（教授，民俗学家），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先后在出版总署和版本图书馆工作）、黄苗子等。 1962年9月12日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开头是这样的：“我昨天去找了聂，与他‘畅谈’了一阵……一个晚上我得到了一点东西，破去不少钞，总算起来在20元以上了。兹将他的谈话，尽最大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第一段话里，单是“畅谈”、“破钞”以及“尽最大真实地记录”几个词组，其主动性就不言而喻了。一共写了10页。这里截取聂绀弩谈论反右的片段：“你要杀人，你就杀吧，但是杀了以后怎么办？章伯钧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只要对国家、对大局有好处，你们要借我的头，我也很愿意。’要借我（指聂）的头，我也愿意，可是我话还是要说的。（着重，声激愤）现在搞成什么样子，他们要负责，全国都要负责，只有我们不负责，只有我们（手指连敲桌子）！”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记性和手笔，写得形神兼备。 由于坐探当得出色，到了1964年，聂绀弩的反动言行和写作，就被频频搜集起来，摘编成专政机关的简报送到了高层。告密者行文如操刀，字字见血，刀刀入肉。于是，就有了那个“王八蛋”的批示。罗瑞卿还批示道：“聂对我党的诬蔑攻击，请就现有的材料整理一份系统的东西研究一次，如够整他的条件……设法整他一下。” 到了1966年春的“文革”前夕，聂绀弩的“反动”言论已有上百页之多。内容有关于写作的，有关于文化的，更多的是对时局的议论。2月18日的材料汇报聂的言论如下：“现在农夫也不好当。从前的农夫向地主纳了地租之外，那块地怎么种，他有完全的权利。现在的农夫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是无法搞生产的。”“现在主要问题是人的权利问题，自由问题……”像聂绀弩这样的在野文人、失意墨客、当代清流，即使发配北大荒，也不可能“出世”。他们打探的是朝廷，挂念的是天下，感兴趣的是政事。聂绀弩只要与同类聚会，三杯酒下肚，那议论与牢骚就一起冒出来了。他思想敏感，独具慧眼，在惊人之语中，有深刻，有调侃，也有偏颇。这是中国文人需要的心理安慰，也是十分渴望的精神释放。 都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头戴右派帽子，都是有才气的文化人，谁防备谁？时局尽管紧张，无奈聂绀弩是“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好友加好酒，他说话就越来劲，话的分量也就越重。1965年8月4日，几个人在聂家一起吃晚饭。饭后，聂绀弩谈兴来了，大放“厥词”。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纸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讲，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我看得出来，寓真公布的档案材料是经过严格挑选、细心铺排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些异常激烈的言论，其实并未刊出。聂绀弩和我父亲（编者注：章伯钧）一样，在私人聚会的场合，会直呼其名，会拍桌子瞪眼睛地大骂，还会讲脏话。出语刻毒和文风犀利是等量的，都是思想光芒的投射！这才是聂绀弩。 聂绀弩怎么会和这样一些人往来？理由太简单了：因为他只能和这样一些人往来，就像反右之后我的父母只能和罗隆基等人往来一样。1961年，聂绀弩刚从北大荒回京。为自己的工作安排，特意拜访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邵荃麟。邵接待了他：斟了一杯酒，送了两包烟。随后说：“老聂，你不要再找我了，你的事我做不了主啊。”后来，聂绀弩写下这样的诗句： 空屋置我一杯酒，也无肴核也无糖。 其时三年大灾害，谁家有酒备客尝。 举杯一饮无余沥，泪落杯中泪也香。 临行两包中华牌： 老聂老聂莫再来，我事非尽我安排。 独携大赧出君门，知我何世我何人！ 知我何世我何人——读着这样沉痛的诗句，我能想象出聂绀弩的狼狈与赧然，能体味到他内心的屈辱和愤然。现实的处境及困顿，他只得与同类为伍了。 因为都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判刑，我与聂绀弩是难友。1978年我出狱后，在聂家有一次痛饮和畅谈。我与他互相交换“案情”。 他问：“小愚，你是因为什么进去的？” 我说：“两条，一是反动言论，二是写反动日记。” 聂大笑。说：“好哇，小愚和我犯一样的罪。我是说反动话，写反动诗词。” 我说：“我的反动话，主要是攻击江青。” 聂大悦。叫道：“李大姐（编者注：章诒和之母李健生），小愚和我恶毒攻击的是一个人！来，为了这个，我们要单独喝一杯。” 我告诉聂绀弩：当时专政机关认为，章诒和光有别人检举的反动言论还不够，要把她钉死在罪行上，还必须有文字。于是，指使剧团造反派出面抄走了我的所有日记、札记、手稿，共17大本。他们终于找到所需的证据。白纸黑字，跑不掉了。聂绀弩也如此！“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还需要白纸黑字的东西。这东西，就是诗了。诗是要人欣赏的，特别需要有鉴赏能力的人欣赏。所以，聂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黄苗子既是识者，又是好友。“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可惜，公安机关的人不懂诗，于是上面又指示：“这些诗要找一些有文学修养的人好好解释解释，弄明白真实的意思。若干典故也要查一查。”诗无达诂，古体诗含蓄、工整、优雅，内涵无穷的寓意。你可以从正面理解，他可以从反面来分析。大量的聂诗，找谁来破译？公安机关负责人还是聪明，说：叫诗的提供者来当诠释者。黄苗子也没有辜负他们，把每首诗里的“反意”都抠了出来。书中，寓真列出许多首诗。这里，仅举三例。 冰 道 冰道银河是又非，魂存瀑死梦依稀。 一痕界破千山雪，匹练能裁几件衣。 屋建瓴高天并泻，橇因地险虎真飞。 此间多少降龙木，月下奔腾何处归。 这首诗作于北大荒。前面六句是描写利用冰道运送木材。问题是最后两句，大意是：当年为了保卫大宋江山，杨家将费了许多劲，去找降龙木，降龙木这种宝贝在北大荒这里却有的是。意指在那里劳动的“右派”都是天下奇才。但是，在这月色茫茫的夜里，一任它在冰道上滑走，它们将滑到哪里去呢？ 吊若海 铁骨钢筋四十年，玉山惊倒响訇然。 半生两袖多奇舞，一死双冠够本钱。 不信肠癌能损尔，已无狱吏敢瞒天。 只身携得双儿女，新妇飘零何处边？ 若海是指黄若海，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1957年的“右派”兼反革命，在劳改中患肠癌，于1960年死去。诗意是：40年来你的身体像铁骨钢筋一样结实，可是忽然就死去了。你这半生是个演员，剧演得好（多奇舞），死的时候又戴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真是够本钱了！我不相信单是肠癌就能要了你的命，是那些“狱吏”平日不早向上面报告，不替你医治，才使你丧了命！直到你死了，他们再不敢隐瞒上面了。可怜的是你那孤孤零零的妻子带着一双儿女，他们在这茫茫人海中飘零到哪里去呢？ 轱辘体之一 紫伞红旗十万家，香山山势自欹斜。 酒人未至秋先醉，山雨欲来风四哗。 岂有新诗悲落木，怕揩老泪辨非花。 何因定要良辰美，苦把霜林冻作霞。 1962年秋，聂绀弩与麦朝枢 （“民革”成员，戴过“右派”帽子，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等游香山，麦以诗寄聂，中有“紫伞红旗十万家”之句，聂取之作轱辘体五首，这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似有所指，有可能是影射国际或国内形势，主要意思包含在后面六句。大意是：在这深秋的时刻，秋风飒飒，山雨欲来的前夕，面对这落叶萧瑟的景色，伤感得写不出诗来，也怕拭清我这昏花老眼去辨认那些是非。秋天就是萧瑟的秋天，可是有些人偏要把它说成是美丽的，矫揉造作地把木叶冻作彩霞来装点这萧条世界。 有了言论，有了文字，罪证齐备，抓捕聂绀弩的日子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是有预感的，钟敬文也劝他焚诗，聂绀弩有些慌张，开始烧诗，还跟别人（如黄永玉）打招呼：“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然而，一切都晚了。“四顾茫茫余一我，不知南北与西东”（聂诗），处于绝境的诗人，感到深深的孤独。 用文化人监视、告发文化人，决不是我们这里才有的，也非今天才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不少审查官就是19世纪俄国作家。在德国，著名的海德格尔就对老师胡塞尔实施“无形”迫害。我们国家自先秦以来就有了告密制度，最有名的则是朱元璋的锦衣卫。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这样，朝廷才便于监视和控制，政权才能有效打击异端，及时翦除异己，以巩固统治。“文革”期间的告密行为是在“革命”“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只要能够保卫红色江山，无论怎样告密，采取何种方法，哪怕是告发父母，哪怕是暗中窃听，都是好样的，也都是“合法”的。所以，告密者毫无负罪感。有关部门所网罗的告密者，大多是有特长、有才气、有成就，也有些名气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接触到政坛人物、思想精英和文化大家。一旦你被盯上了，那么政治厄运就悄然逼近，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里，我还要说一句，黄苗子永远不知道，就在他监视密告聂绀弩的同时，也有一个文化人在监视密告他。 的确，聂绀弩平反后，依旧和告密者往来、吃饭、聊天、唱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吗？不知道黄某人曾给自己注诗吗？我知道他知道，他完全知道。1982年10月25日聂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深有体会。比如预审员问：“你说过周恩来喜欢孙维世吗？”一听，立马知道这句话，我是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讲的，又是谁检举的。聂绀弩当然清楚谁是告密者。那为什么他毫不“计较”呢？ 作者寓真有十分中肯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等人的检举是在“文革”中聂绀弩遭关押后，被迫写出的。另一方面是由于聂绀弩的超凡绝俗，大度豁达。但是，我认为他的淡然处之，是因其内心有着更深的痛与苦，不可对人言的痛与苦。事情不是那么简单。聂绀弩出狱后，常常突然不讲话，一连数日向壁而卧。有一次，聂的夫人周颖来找我的母亲，说：“你快去看看老聂吧，我实在拿他没有办法了。” 母亲带着我去了。聂绀弩翻身起床，并打发周颖去买熟食。周离开房间，一直沉默的他劈脸问道：“海燕（聂之女）的自杀，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母亲沉默。 “你知道海燕的遗言吧？”聂绀弩问。 “知道。”母亲答。 “她在纸上写的那句话，我会琢磨一辈子，除非我咽气。” 母亲劝道：“老聂，你不要这样，事情过去了。” “李大姐，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事情能过去吗？”他用手不停地戳着心脏部位，自语：“永远过不去。永远过不去！” 母亲不做声。 “你不说，我来说！她的遗言就是她的死因，李大姐……你说海燕发现了什么……”母亲听不下去，伸 出一只手掌，断喝道：“老聂，不要讲了，我不许你讲。” 所有的人都哭了。有的事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惨苦，而聂绀弩每日每夜地面对这个惨苦。你说，他还有心思去“计较”别人吗？聂绀弩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很苦。“圣朝愁者都为罪，天下罪人竟敢愁”（聂诗），他在世，坚不可摧，他死后，精魂不散。 聂绀弩去世后，出卖他的人写怀念文章，那里面没有一点歉意。 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 2009年3月泪书于北京守愚斋（南方周末） 2009-3-10
星期二(Tuesday)
晴
我住的寝室，是东厢房。春夏将至，清晨的阳光越来越刺眼。每每还在睡梦中，就已感觉到得窗外光亮了。今晨起床，拉开窗帘，阳光直射而入，格外刺眼，赶忙避开。转身一瞥，在那儿一丛翠绿中，夹锥着几点红色。仔细看去，原来那么长得枝叶崎岖，其貌不扬的君子兰居然开花了。仔细瞧过一番，才发现，花虽不是含苞待放，但也未鲜花怒放。犹如破土带出一般，呈勃勃生机。 这盆君子兰，是同学离校时，寄存于我这儿的，至今已近两年。我是粗人，没有雅好。偶尔闲情，也不在花花草草上。寝室至今，有花三盆。一盆就是这君子兰，剩下两盆花，都是老师给的，都是极为好样的，只要定期浇水即可，无需特意细心照料。两年下来，除了开花的君子兰外，那两盆花，也被我养得枝叶茂盛。只是其中一盆，长得过于枝蔓，前些日子被我用剪刀给修理了一番，变得简洁多了，好像是光杆司令了。就是这盆“光杆司令”，我还曾分其根芽送给同学去养。一点根芽，在他那儿也已经是茁壮成长，发枝升叶了。 我老师爱养花，家里花多。最近一段时间尤喜君子兰。今晨见君子兰开花，俺也心花怒放，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咨询老师如何侍弄处于开花期的君子兰。老师告诉多浇水，尤其要浇透，最好是用水泡在盆里，这样浸泡一下，花能把水分吸收得更透彻。放下电话，赶紧找个盆来，把花放在盆中，将困好的水浇了上去，将花泡在盆中。 事后想想，以前一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随便“养花”，想起来就浇水，想不起来好长时间不管。现在开花了，却来精神了。浇水，光照，修剪枝叶，总之要“科学培养”了。开花得自于“无心插柳”的自由心态和随意而为，所以，还是不“科学培养”，继续“心不在焉”任其生长。这种，预期之外的收获与喜悦，更让人惊异，更让人快乐。 2009-3-4
星期三(Wednesday)
晴
按：郑也夫教授，是我非常喜欢的两位社会学家，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看到了《新周刊》对他的访谈，很有意思，贴上来，与各位看官分享。
封新城：您有点清心寡欲的味道。 郑也夫：很高兴知道别人对我的印象。 封新城：现在还冬泳吗？ 郑也夫：不游了，因为家附近没有湖。冬泳其实也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周围要有个河或湖，还必须得有人开冰，每天都冻很厚，一个人干不了，也游不成。不断有人游才不会很快冻上，后面来的人还能游。 封新城：那你的意思，现在大家都不乐意游泳了。 郑也夫：不是，我搬家了，离冬泳的地方远了，不愿每天跑一个小时去游。 封新城：我在电视上看到的你是一个挺瘦的形象。因为我关心体育，我知道你比较早，几个说体育的侃爷我都知道，再就是你九十年代说汽车，这两条就给了我基本的印象，后来上电视台。现在减少了吗？ 郑也夫：少多了。 封新城：是有意的减少吗？ 郑也夫：以前不光做嘉宾，还做策划、主持人。这些事都不干了。 封新城：为什么呢？ 郑也夫：因为婆婆太多，管制太紧。好一点的题目都不能做，做出来的尽是垃圾，还不如沉默。 封新城：你是早期参与电视策划的人之一吗？ 郑也夫：我是学术圈里最早做电视的人。 封新城：你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思路。 郑也夫：还是因为重视电视，这是非常大的媒体，不能轻视。也正是因为大嘛，所以比别的媒体看管得严，我只能在看管不太严的地方写点东西。 封新城：你最近研究什么课题？ 郑也夫：最近不研究课题，就是休息。稍微大一点的事儿，写本书，绝对不是全天侯的，而且不是写完这个马上要能写那个。接不上，可能会有个空档，再加上岁数也大了，一只老狗没有太多的创造力，喘喘气，念头都是慢慢从心里面产生的，自然而然的。 封新城：那我是否赶上了特别的时候，因为我来之前带着一种想象来了，我应该见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老愤青，我感觉你现在比较平衡。 郑也夫：不要被外表欺骗了。可能外表还比较平衡，内心不平衡，也可能外表不平衡，内心很平衡，还有表里一致的，什么样狗没有呢？咬狗不叫，叫狗不咬，还有又叫又咬的狗，还有一种不咬且不叫。 封新城：你觉得你有阶段性的变化吗？ 郑也夫：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你问这干什么，看见我写杂文骂人了。 封新城：其实我也是带着一个小任务来的，我们会在3月1日这期出一个专题，专题来由是，最近冯小刚有一个贺岁片，我对他的片子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好，但里面有一句台词非常有意思：“钱不是问题，就缺朋友。”我们就以这个作为一个专题，我们再加一个副题，物化社会格局下的人际危机，你对我们这个专题有什么建议吗？我把很多的个人想法带到杂志中去，我们杂志是矛盾体，既要生存，追求社会潮流，做了很多推动消费主义，有的时候就反咬一口，对物质社会的炮炸，这个我们做得比较多，有的时候表达非常的极端，实际上这是对物质社会的一次叫骂，借着机会叫骂一下。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郑也夫：物质诱惑人。很多关系、很多东西极为宝贵，都会被物质搅乱。最要紧的东西本身是不需要物质包装的，不需要物质做基础的，比如下棋，谁在乎棋子是什么做的，下的是棋理，这个棋子是玉做得还是金子做的都是扯蛋，道具是什么都一样，甚至道具都可以不要，下盲棋。但是人容易让金玉做成的棋子迷惑，看着棋子发晕，实际上你追求的是棋理，追求单纯一点才好。很多的人际关系、游戏、事情，不需要金钱做媒介。 还有一个道理，人家的社会富裕100年了，人家社会里面有相当数量的人不被金钱诱惑。咱们这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是乍富还贫，老话说小人乍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们的社会是乍富，一下子傻了，蒙了，不能适应，就像换季，身体失衡。这样就很难认清生存当中最要紧的东西。 封新城：前段时间你到天则所那边讲了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话，我觉得讲得挺好的。 郑也夫：那个会场上有好几个发言被《南方周末》连载。但我告诉你，上《南方周末》的发言在会场上并不火爆。我的发言才是最火爆的，我赢得的掌声比他们热烈多了，但《南方周末》恐怕一个字都不敢登。你看题目：“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改革开放一直在进行，进行了三十年，有这么回事吗？不是给自己贴金吗？三十年中不过是有两个时段搞了一下改革。 封新城：好像还有哪位学者也这么说过？ 郑也夫：朱学勤。我们的侧重点不同。他强调是两次，不是一次。我强调是时段，没有三十年一以贯之这回事。 封新城：当然我还是希望有些话过瘾就说着，并且最后能登出来。 郑也夫：那靠你诱惑了。 封新城：不诱惑。 郑也夫：有些事情可以随便说。例如足球，太廉价了，谁都能骂。 封新城： 1997年出了一个《中国不踢球》，是我们干的。 郑也夫：我写过文章：“国人不踢球，责任在政府”。足球不是农村的文化，农村没那么多人，足球是城市文化，城市的地皮舍得作球场吗？地皮要盖成五星酒店，那能赚多少银子呢。 封新城：中国踢不了足球。 郑也夫：原因很多。 封新城：2008年还是挺过瘾的一年。 郑也夫：我不怎么觉得过瘾。 封新城：我只是说…… 郑也夫：那我反过来问你，为什么08年过瘾，是因为有奥运吗？ 封新城：发生了大事情啊，你在一年里面经历了很多年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感触多吗？ 郑也夫：反正我觉得用过瘾两个字说是极不恰当的，我不过瘾。2008年看奥运，其实都挺郁闷的。 封新城：去年是比较多发言的一年吗？ 郑也夫：一般。 封新城：不是有话说吗？ 郑也夫：其实2007和2006年写得多一些。 封新城：现在这么多发行渠道，你还有一个博客。 郑也夫：但是字写的少。你要说过瘾的事，不跟奥运结合起来说就不行，奥运就是让人过瘾的一个游戏。我看奥运就看得非常的郁闷，奥运在外国赛我从电视里看到的比在中国举办还多一点，在中国居然看不到。我后来碰到黄健翔，我问为什么这样，他说也不为什么，就是调度的无能，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原来我的理解就是阴谋论，我们田径水平非常低，就很少转播，因为都是人家夺牌。我小时候练田径，非常爱看田径。关键的比赛马上开始了，我急坏了，不停地换频道寻找，一会从电脑上一看赛完了，绝对不给你转播。即使有两个频道都播同一个比赛，也不肯播田径，四百米决赛、跳远决赛，都没有转播。用黄健翔的话说，他们就这个德性。我怀疑还是我们项目水平低，上面有指示。要知道什么是奥林匹克，这是古希腊体育的遗产，古希腊也有摔跤等等，但是古希腊体育的核心内容是田径。 封新城：你去过现场吗？ 郑也夫：去过。第一次看完了以后，后悔大了。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那天遵纪守法了，太傻逼了。我看田径是老手了，以前在北京看过几次比较好的田径比赛，200公尺世界纪录保持者门内阿的比赛，朱建华破纪录，我都在现场看的。看邹振先的三级跳，我肯定要混进沙坑上面的看台，不能在别的看台上。这次进鸟巢我坐在足球门后面的位置。十项全能跳远的位置离我很远，我特别爱看跳远，但是看不清。等到快散场的时候，才发现混进其他看台很容易，我赶紧混赛铅球的看台上，近距离的看了铅球比赛。可惜的是没有近距离看到奥运金牌获得者克雷的跳远，太遗憾了。今生今世无法弥补。 封新城：我近距离看过上一界雅典奥运会。 郑也夫：我看了两场田径，第二场看到了四乘100米接力破纪录，看到了博尔特。 封新城：学者中像你喜欢体育的这种程度不多吧？ 郑也夫：我喜欢的项目非常的宽。08年最好的体育比赛，就一场来讲，是温布尔登网球决赛费德勒对纳德尔，打了8个小时，整整一夜。 封新城：我知道。 郑也夫：老是下雨，停一下赛一下，最后三比二，纳德尔赢了，那场比赛打得太好了，好的网球赛咱们的奥运也不转播，他们知不知道，纳德尔、费德勒都来了，龙争虎斗，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比赛。 封新城：你也很容易生气。 郑也夫：生气也要自我调节，不行就开骂。 封新城：碰到不高兴的事就要骂。你跟学生讲课也这样骂吗？ 郑也夫：课堂和公共空间里面的行为是不同的。 封新城：我记得你说过，不能把课堂变成政治演讲。 郑也夫：这是社会学大师说的，课堂上不能讲政治，因为学生政治见解可能和你不同，而课堂上老师跟学生是不平等的，如果要讲政治，就是老师的话语霸权了。 封新城：但是学生不是喜欢听一些很过瘾的政治观点吗。 郑也夫：那找别的地方听去，找公共空间，那里大家平等，该吵就吵，课堂上有师生的差别，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讨论政治，是不妥当的。 封新城：有些课是学生特别爱听的。你是属于学生特别爱听你课的。 郑也夫：一般爱听吧！ 胡赳赳：他是主要是开选修课的，选修课你有一个条件，就是十个学生以上才开，有一次特别感动，只有8个学生想上你的课，他们又拉上两个学生一起去上他的看。 郑也夫：也说不上特别的感动，这就是在北大的遭遇。在人大有好几次，第一节就换教室，因为选课的人太多了。北大就不同了。 封新城：你是属于挑来挑去，换的单位挺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郑也夫：中学以前不算，我呆过十个单位，大学就上了三所，工作单位一共7个。我也明白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能往哪里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不对？我也明白，可是，有的时候走也是一种表达，我们没有太多的表达方式，那我就走吧！我不在这里玩了，虽然在别处玩也是这样，下一轮遭遇再说下一轮的，走是一种表达。 封新城：最长的地方在哪里呢？ 郑也夫：差不多，每个地方差不多。 封新城：在北大多久了。 郑也付：四年了。在北大干得不愉快，而且这个不愉快，不是因为和谁，没有那个，在北大遭遇的情况是具有普遍性的。 封新城：丑陋的北大人。 郑也夫：那是最无奈的事情，现在的社会太功利了，从老师到学生，如果有的老师是功利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如果多数学生也是功利的，根本不热爱学术，就是混个学分，你真的就非常无奈了，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怎么办？你不干了，你不吃饭了？面临的不是一个北大的事情。 封新城：社会化。 郑也夫：全社会。没有多少人喜欢学术，没有多少人，老师大多数都是如此，学生有样学样，学生都非常聪明，看的明明白白的。后来有年轻老师告诫过我，摆出的姿态非常尊重和认同我，但是说你不知道同学们的难处，他们毕业以后的住房压力，他们一定要非常务实的，你不明白他们身处的状态。 封新城：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郑也夫：你问这个话复杂。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是活得非常高兴的悲观主义者。 封新城：怎么讲呢？ 郑也夫：我对前面的社会前景非常的悲观，但是这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态，因为我有很多的乐趣和游戏可做，趣味比较宽。将来的事情一塌糊涂，你可不要被GDP给蒙蔽了。我说的悲观超过了经济形势，经济不能老是很好，经济好一阵坏一阵，不能好牌都在你手里，风水轮流转，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的，我的悲观不在这里。 封新城：对人悲观吗。 郑也夫：对古典风格的退出，社会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社会越来越不重视游戏本身而极端的重视胜负，而胜负又最大程度地跟金钱结合起来，跟官位结合起来。最终的追求都是升官发财，都是这些，社会越来越极端，真正具有游戏心的人、具有玩心的人，乐在审美的人越来越少，都是权力、金钱、饮食男女。 封新城：可是从小老百姓来说，那是生活一种常态，饮食男女是一个常态。 郑也夫：饮食男女是一个基础，动物就如此。除此之外还要有点别的，必须还有一点别的。我们还下一点象棋，这就是咱们显示牛逼的一个手段。除了饮食男女，还是饮食男女，不能这样呀。拉琴要把琴拉好，唱歌把歌唱好，写诗把诗写好，这就是生活中最大的游戏。有幸坐上一定位置的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当黑社会老大也要把圈内的事情摆平，我在这里，这里消消停停不会打架，你不服呀，给你摆平。黑社会老大也得有这个追求。 封新城：说起来这个原因的话，就要回到十九和二十世纪工业文明，我当时数什么东西最坏，其中有汽车和电视，您觉得19和20世纪是最恐怖的是什么。 郑也夫：坏事情非常多，坏的技术，坏的人。 封新城：我们从技术的角度说。 郑也夫：先说坏人吧，中国倒了大霉，倒了八辈子霉，全世界一百年最坏的人在中国。接着说坏技术，真正大坏的器物不是刀和枪。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把人类两大资源都浪费了，一个是粪便，一个是水，粪便不应该跑到江湖去污染，粪便该进农田，以前都不是这样的吗，以前城里都是走街串巷收粪便，然后送到农村，赚很多的钱，因为这东西值钱。 有一个哥儿们周侃爷跟我说，当时大寨为什么牛逼？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去参观，大寨自产的粮食当然不够参观的人吃，就一拨拨运来，参观的人来了要吃饭，吃饭后就留下了大便，还都是高质量的大便，包括外国元首，那好肥料使不完。最坏的工具之一就是冲水马桶，粪便冲走了，还浪费了清洁的水。现在技术上有突破了，要把粪便留住，风干后收购走，不要再用水。但是大家很不愿意便器换代，因为换代要花钱。但这钱是必须花的。 还有就是汽车极为混蛋，汽车本身无罪，汽车可以做成公共汽车，也可以做成私家车。我说极坏绝对不是夸张，中国每年死于汽车底下的人数说不清楚，因为上面告诉交管局，今年死人不能超过去年，就经常私了，不上报了。我估计中国每年为汽车死亡十万人左右，一年十万，了得吗？和平时期一年十万干掉了，小型的战争又怎样？这回四川地震死了多少人？ 封新城：就是六万。 郑也夫：没有汽车底下死人多。这是一个很坏的工具，汽车要善用，汽车不能作为常规的上班工具。 封新城：北京是你反对最好的例证嘛。 郑也夫：我觉得，现在汽车繁荣于大城市，其实不应该繁荣于此地。应该在县乡，那里不可能有发达的公交，当然在那里轻卡比轿车更好。前两年我和何祚庥碰面。我们两个人都支持电动自行车，他是居心叵测，把电动自行车搞好了，中国就变成了世界第一个电动自行车大国，电池就得到开发，成为世界第一，就将汽油汽车就变成了电池汽车，他是曲线救国。我们两个人是同路人，中国最早反对轿车的两个人，但他没有我彻底，我说电池汽车也不行，也是一个混蛋的东西，为什么？我们面临的是体积革命的问题，城市人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轿车，城市路上必然拥挤，这是体积的问题，不是耗油的问题，换原子能体积的事情也解决不了。进一步富裕了，物质水平更高了，能不能学毛泽东、金正日每人一个火车专列？学不了！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别的，是地皮，地皮不允许。抽水马桶和汽车都是坏东西。 封新城：电视也是坏东西。 郑也夫：电视没它们坏，这两个比电视坏。作为个体电视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他们家电视开着不影响你。粪是资源，水也浪费了，你一个人就是不用抽水马桶也无济于事。压死人的汽车，在路上也威胁你。电视机取决于个人的自控力。 封新城：每个人都是电视观众。只不过你是一个局部的空间。 郑也夫：你不看这个，你有别的可看的嘛。 封新城：我是想说，这些东西，人到今天这个德性，那些东西参与了阴谋当中，世界弄得这么趋同。 郑也夫：你说的这个道理我很认同，太趋同了，电视毁掉了多样性，毁掉了小话语，如果想弥补一下，就是用地方话说，地方频道就要搞两个频道，一个普通话，一个是地方话。 封新城：他们不让呀。 郑也夫：明天的技术手段会突破管制。减轻一点大语种的霸权，你说的肯定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我们可以努力稍微抑制这种霸权。 封新城：你应该是互联网的赞美者吧！ 郑也夫：互联网的伟大功能还没有完全释放，等伟大的功能释放了以后，消极功能就会慢慢的出现，我们拭目以待吧。抽水马桶刚刚出世的时候，很少有人洞察到，人类的大粪都浪费掉了。 封新城：问题是我们肯定会说说就绕过去了。 郑也夫：其实现在的粪便不风干也行，用化粪池，管道都排走太坏了。现在的农业不是以前的农业，现在农业成果里面加的大量的毒素。 封新城：这是社会必然的结果，民主社会保证了动物的生存，你所说的体积会永远无止境的增大，即使没有 2009-2-21
星期六(Saturday)
晴
深冬已过，几场雪却接连而至。家里边，更是大雪飞扬，创下了25年之最。回到学校后，就已赶上了三场雪了。 吃午饭的时候，就已经飘起了雪花。午后，灰暗的天空里，雪花一直在轻舞飞扬。晚饭后，雪大了起来。雪花，不是鹅毛大片的那种，但是细小绵密。路旁的灯光，打在雪上，映衬在地上形影斑驳，甚是好看、动感。 雪花飘舞荡漾，天气也不冷。突然就来了兴致，迎风逆雪，在校园里散步徜徉。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校园里静谧无声，走上几十飞步，偶有几个人迎面走来，或侧身而过。雪越下越大，走来走去的印迹，很快就给湮没掉了。踩在松软的雪上，回望自己留下的痕迹。想起了高中毕业时，语文老师在他送给我的一本散文诗集《荷花梦》上写下的一句话，那是他的写给我的一首诗。我现在只能记住隐约地最后的一句了，大意如此：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迹。 “在地球上留下自己的印迹”。那时，年少轻狂，以此为志向。现在想来，这是何等的宏图伟志啊！怎能是我辈所为。现在所满足的就是，踏在松软的雪上，看着那儿短暂的足迹。只有这印迹，才是真实的，也是真切的。然而，这一切，都只有在这样的雪夜中会有。 2009-2-20
星期五(Friday)
晴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 2009-2-14
星期六(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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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2209.2.14
今天，情人节。与情无关的话，不大适合说。但是，也实在是无话可说，就贴几句话上来。算是凑个热闹。 1、情人节，咱亦不能免俗，转贴一则： 情人节这一天其实可短暂了， 手一拉一松，一个情人没了，嚎~？ 手再一拉不松，变老婆了，嚎~？ 情人节这一天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不？ 就是“和情人一起过，手都不让拉” 情人节这一天最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不？ 就是“手都拉完了，情人和别人过去了” 情人节这一天最最最痛苦的事儿是啥，知道不？ 就是“拉着小情人的手在街上走，碰见老婆还拉着别人的手”。 2、文学是给老人读的。 看新一期的《万象》，上面有一篇周成林的《奈保尔情事》。其间引了一段据说是奈保尔说的一段话，奈保尔说： “我觉得文学应该私下阅读。文学不是给年轻人的。文学是给老人，给经历丰富的人，给受伤的人，给受损的人，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给自己的经历找到共鸣，找到某种安慰。” 2009-1-21
星期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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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回家过年。在此，提前恭祝各位新春愉快，健康幸福！在这儿，给大家提前拜年了！过年好！过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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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读书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