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余秋雨似乎在“诈捐门”里越陷越深了，日前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如下言论：
“爱是没有回报的，阳光普照大地一样，大地并不需要阳光；清风明月也一样，想想阳光，想想清风明月，它们不求回报……”余秋雨突然话锋一转，“我的一个经验大家有没有发现，关注我的人都知道，我一步步受到攻击的时候，我本人从来不回答。讲我咬文嚼字，说我的文章里有多少错字，讲我各种各样的事，太多啦，说我和马兰几个月后离婚了，又结婚了，又离婚了，接下来又是什么地震的问题，讲捐款等等，你看我，我从来不回答，但是我真的哑口无言吗？”
余秋雨摇了一下头，加重了语调：“好多人都这么想，其实大家想想，现在全世界大专辩论赛的总评委一直是我，我对辩论是非常有经验的，否则我怎么有资格去为全世界大专辩论赛做总评委，每年都是我，我太知道，我在第一分钟就知道一个队逻辑上所犯的错误。大家肯定都知道，中央电视台讲评，我总是第一个说出来，我肯定不是一个不会辩论的人。”
接着，余秋雨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们所有的造谣诽谤都有他们个人可怜的原因，他们的做法是不好，但是(他们)实在是值得我们同情的社会转型期的一些人。”无奈地摊了下双手，余秋雨郑重地表示：“所以有的时候武士不太好出手，就怕一拳把人打倒了，那我不得不这么说，如果真的由我来还手的话，那分量就太重了，因为我太懂得辩论是怎么回事，写作是怎么回事，这个太容易了。(我不出手是)因为我考虑到博爱，考虑到他们也需要关爱，他们也有妻子，有孩子，他们也有单位，有家庭。”
这是余秋雨的原话，与他那些语言精致的散文相比，有点啰唆，语言组织也不是最精确，但是他的意气、他的想法，听众还是能很容易感受到。而下面的这段话，很出人意料，因为这多少有曝他人隐私之嫌。
“我有一次发现，十几年来一直在不断骂我的人，他居然小时候是给父母卖掉的，我一下子就同情他了。他从小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什么都不知道。这样的人当然可能小的时候没有受到爱的浇灌，后来对他来说骂人比较习惯，这个影响他整个一生的话，很值得同情。他的起点搞错了，至于为什么父母采取这个，父母也有父母的原因，也很值得同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值得原谅。”
场下有人哄笑，“他讲的是谁啊？”面对听众的窃窃私语，余秋雨似乎意犹未尽：“现在骂我的人，都值得我同情。如果好好做事的人，怎么会有时间找一个认都不认识的人去骂？不可能，你们工作很忙，有时间去骂一个你认都不认识的人？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文化下岗的人，完全失态……发表拿个稿费，很值得同情，下岗工人无处谋生，在呐喊，我们会打他吗？”
——这已经不是“秋雨含泪”而是“秋雨含悲”了——悲天悯人的“悲”。看到这里，我真的有些无语了。喜欢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大师，形象已经像上海那座歪倒的小高层一样，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就像一些网友的评论：“大楼说我倒，于是真的倒了”。看到余大师的谆谆教导，我也想说：我倒~~
评论：余秋雨破坏了君子协定
余秋雨先生到底有没有向四川灾区捐款20万元呢？在一面倒的质疑声中，终于有一个支持他的关键证人站出来了，他就是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肖副局长证实，余先生的确曾有意捐款20万元，后来改为捐赠价值可能会超过20万元的图书。
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位肖副局长，证实了余先生及其代言人多次说谎的事实。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余先生未曾向四川灾区捐款20万元，也没有捐建三所图书馆，而且尚未捐赠三万册图书，他只是决定将要捐赠。这和余先生及其代言人此前信誓旦旦“一次性捐款20万元”、“独资捐建三所图书馆”、“已经到账了”并不相符。
有人怀疑肖融副局长作假证，因为正如社会公众一再要求余秋雨先生出示捐款收据却未见“真身”一样，他的这些说明也没有凭证。对此，肖副局长给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说他们之间达成的是“君子协定”。
所谓君子协定，就是口头约定，不是靠法律，而是靠道德来约束的合约。这种道德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之上。有论者提出是君子就不要搞君子协定，我能理解这是对法治社会的渴盼。但是，即便是法治制度相对完善的社会，君子协定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是社会运转的基本粒子，越到人际关系的底层作用越明显。你去市场买菜，不管如何明码实价细致入微，你也做不到一手交钱一手提着摄像机，你只能相信绝大多数菜贩不会收了钱不认账。就是法律本身，也建立在君子协定之上，比如原告和被告都相信，法官对铁板钉钉的事实是会认账的。这就是社会中基本的人际信任。
作家和读者之间，必须有一种基本的信任关系，这本身就是一种君子协定。作家写到痛苦，读者的阅读体验首先是去想象痛苦，而不是怀疑作家写错了，或者故意骗人，把欢乐写成了痛苦。同情与慈善也是这样，有人替灾区感到难过，为灾民捐款，你立马就怀疑他其实幸灾乐祸，不仅没有捐款而且还抢灾民的钱，这就太让人痛苦了。因此，我非常理解，当作家阿来被怀疑和余秋雨先生一样诈捐时，他愤然写道：“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的任何行为都想象得蝇营狗苟，不是每一个人都怀疑别人每时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盘算，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某个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觉得有天然的权力随时随地对别人进行审判。”
也许阿来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痛苦正是这种基本的人际信任被破坏的结果。假如你去市场买菜，遇到过菜贩收了钱不认账的情形，你自然就会收回这种信任；又假如你下次不得不再去，你可能就会叫上一个证人；又假如这个证人翻脸说谎，那你可能真的要提上一个摄像机了；又假如这个摄像机竟然是假冒伪劣产品，或者录像拿到法庭上法官黑白颠倒，你要么会疯掉，要么就设法移民新加坡了。
毫无疑问，余秋雨先生的言行，正是对这种人际间君子协定的破坏。在信任关系相对正常的社会，动辄怀疑一个人的善举，要求他出示每一句话的凭证，是一种不义的行为，也容易落为被人嘲笑的小人......
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魅力，才没有那么多含恨不如意——毛慧词《折子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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