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我博士论文的目录，贴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

目  录

内容提要 

绪  言

            第一节  综述与反思：百年来刘克庄研究的洞见与未见 
                （一）基础：行迹的清晰与文集的零乱 
                （二）视域：局部的深入与整体的粗糙 
                （三）方法：静态的描述与动态的分析 
                （四）立场：当下的阐发与历史的缺席 
             第二节  解题与理路：历史图景与作家个体的互阐互释 
                （一）“文学世界”与“文学生态”释意 
                （二）思路的展开与视角的选择 
                （三）篇章的安排与技术性交待 

综  论：作为背景的晚宋与作为代表的刘克庄 
                           （一）国家政事与文士心态 
           （二）国家格局与文人分布 
           （三）国家学术与文学创作 

　后  记　

一　　

刘克庄在七十四岁时说“自笑此翁迂阔甚，后千百世待知音”，我不知道谁是他等的那个人。第一次翻阅《后村先生大全集》，是2003年秋在四川大学跟随周裕锴先生做本科毕业论文时。四年后，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业师王水照先生拿到蒋寅先生主编的《中国诗学》第11辑，阅读到了那篇我人生中第一篇稍微像样的学术论文《刘克庄六言诗初探》。就这样，我与刘克庄再续前缘。

其实，在2003-2007的四年间，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做一些与刘克庄相关的工作，包括几篇小论文的撰写和刘克庄文集电子文本的处理。而真要将刘克庄作为博士论文，则确实需要一点勇气。因为不但在我确定论题前已有多部论著面世，而且在确定题目后又相继涌现了多部有质量的专题性著作。“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这不是虚言，而是实际，所以许多师友都因此为我捏了一把汗。但是，在阅读前贤时彦的相关论著后，我鼓起勇气，还是坚持了论题的不变。并且想以更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较高的学术追求来完成这个题目。这勇气自然来自恩师的鼓励与点拨。先生对我期待甚殷，曾多次向我说起希望这篇论文的撰写能够成为一种个案研究的新模式。这样的目标对于学殖浅薄的我来说，无疑是很难实现的，但这却是我努力的方向与动力所在。

不过，我自己也乐意将人物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特别是我曾经熟悉的刘克庄。因为人物个案研究有一个好处，就是四处充满温度。你是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对话，不只是在一堆概念、术语中转悠。你面对的是千年前有思想、有情感、有气息的生命，这会让你觉得趣味盎然，不至枯燥，而且真有“尚友古人”的独特乐趣。所以，我在以文本揣度刘克庄个人性情的基础上，还曾兴致勃勃地学着女孩子们关注的西方星座性格分析，对照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查出刘克庄是属“处女座”，以此“检测”他性格中的优点与缺点；也曾经向福建地区的朋友打听莆田方言、莆田荔枝以及徐潭、囊山、壶公山的情况，甚至利用google earth “游览”了一遍莆田市；还曾麻烦吴伯雄兄特地去莆田拍下刘克庄的“水村游钓”碑。虽然这些都与论题毫不相干，个人却觉得很有趣味，或许也可看成是自己总想回到宋代与他对话的一种隐喻？

兴趣虽然浓厚，可端坐在屏幕前真正要写论文时，却又难以下“笔”，以至吟成了一篇“枯坐枯吟诗可竟，徐行徐草枕难安”的七律倾吐烦恼。文章最开始的题目是“刘克庄及其时代”，翻阅相关图书，感觉一团乱麻，真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感慨。那个年代，琐碎、凌乱、沉晦不明，史料缺失严重。从政治大局，到文学风会，那行在杭州的景致风流哪里是现在的文献所能钩稽得到的呢？于是，一边是繁华的都市，一边是悲情的江淮；一边是棚北大街的书铺，一边是徐潭之原的樗庵。刘克庄穿梭其间，我却四顾茫然。“欲速则不达”，功夫要从笨处来，我只好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刘克庄诗文集文本的细读上，从本事到词汇，一些诗文甚至已经可以作出粗略的注本。就这样，刘克庄的文学世界逐渐呈现出来。

我曾经为这篇论文设计了一个极其宏大、壮观的结构，谁知道又再一次印证了先哲“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既乎成篇，半折心始”的预言。文章结构一砍再砍，一变再变。不过，随着结构的变化，思路也逐渐清晰：从重现文学生态的角度观照个案研究，以文化为切入口审视文学问题，成为本论文的指导思想；以刘克庄历史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动为透视焦点，成为本论文的基本方法。在如何深入研究，避免常识介绍与平面铺叙上，我花了较多的心思。自认为在论文写作中是以“打正面战”的心态面对的，企图每节都说一点自己的不成熟看法，解决一些问题。这或许还是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高悬的理想罢了！

刘克庄是晚宋少有的依然保持着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其所涉之广泛，所蕴之丰厚，与我浅薄的知识积累和偏狭的知识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就让我在这篇立意要于历史图景中勾勒他的文学世界的文章中，不仅仅是捉襟见肘了，许多时候是连襟都不用“捉”，肘就露在了外面。曾经设想，研究一个人，应尽力地读他读过的书，虽不可能与他处在同一水平来对话，但让自己与研究对象差距不要太大，或许是避免犯错的重要准备。可这简直依然是“高悬的理想”，永不可及。因此，我的文章得出的结论，就不能不说是“盲人摸象”的结果，但它如果能有助于“真象”的出现，我也就感到欣慰了。

刘克庄说过“身隐免贻千载笑，书成犹要十年闲”，在当今社会，贻笑是躲不过的宿命了，书成却还不知道是否只是一个梦而已。从初涉《后村先生大全集》到《刘克庄的文学世界》基本写成，我只有六年时间；从初次着笔到论文送审，我只有十六个月的时间，哪里能够“书成”？何况这六年、这十六个月里根本还不闲呢。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实践后村先生的教诲，以十年之闲来成一书吧。

二　　

文章初步规模就是如此了。这实在算不上什么成绩，却倾注了许多人的心血，我只能先说一声惭愧，再来慢慢道谢。感谢将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而背后则承载着许多感人的细节与温馨的回忆。

2003年秋，我第一次来到上海，面试的时候，一位老师（如果没记错，他应该是张新颖老师）指着我的免试自荐书中“久慕贵系风华”一句问我，看过复旦中文系哪些老师的书。我那时虽然已读过朱东润、郭绍虞、王欣夫、陈望道诸先生的著作，却不知道他们都是复旦的教授，于是很惭愧地回答道：“没怎么读过，但《王水照自选集》我是翻过的。”后来才知道，如果回答的老师恰是招生老师的话，则极可能将学生分配给这位老师，而我回答的却是早已不招收硕士的王先生。幸运的是，两年半之后，我真的成为了先生的学生，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缘份。而在六年前提到的那部《王水照自选集》，六年后依然激发着我的思想火花，有心的读者一定能够看到，本文中许多章节其实是对先生文章的模仿。

先生在我的眼中无疑是一座学术与道德的高峰，给我无尽向上的力量。我在《文艺研究》的访谈上，曾将苏轼的两句诗“为问少年心在否，一篇珠玉是生涯”集在一起，以形容先生的学术人生；我又曾在另一篇小文中杜撰过一联“上善若水，大爱如照”。我想这都代表我对先生的崇敬与爱戴之意，而在这里，我只想用最朴素的语言说：谢谢您，我的老师。另外，也要谢谢师母。每次电话时，师母总要关切地询问我的近况，叮嘱注意身体，加强营养，让我特别感动。

还是在2003年秋，是傅杰、汪涌豪二位先生，助我升入复旦，没有他们的慧眼与仁心，恐怕我将走向另一条人生道路。这里无论如何要向两位老师表示感谢，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一定会翻到这一页。

依然要说2003年秋。这一年，我有幸认识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周裕锴先生。多年后我才逐渐认识到，这年选择周先生作为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后来学业专攻方向的选择，甚至也影响到这篇论文的形成。自离蜀之后，我们交流多在QQ群中进行，在这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锅盖庵主”，得以“聆听”周先生的许多“锅盖秘诀”。周先生所强调的一些治学理念如“没有无价值的对象，只有无价值的研究”、“人易言我则寡言之，人难言我则易言之”、“克服思维的惰性”等，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更让我感佩的是，周先生常常放下手头的工作对我的一些初步想法与粗糙文字进行细微地指点，其中批评与赞许，都是一笔莫大的财富，让我受益无穷。

感谢川大师友，特别是王红老师，多年来的关心、爱护与鼓励，伴随我一路走来。虽然我的许多浮躁、孟浪，都可能已经让王老师有所失望，许多做法与主张更是愧对老师当年“良材美质”的谬赞，但您的教导我始终铭记在心，您如母亲般的关爱我一直深深为之感动。总之，川大是我十年来的学术起点，她的人情与学风都已经深深印在了我求学为人的骨子深处，感谢川大。

最后再说一次2003年秋。这一年，我与赖静瑜相识相知。虽然接下来就是天各一方相恋相思的日子，但六年来正是因为这份感情寄托，能够让我安心地坚持学习。在迷茫、徘徊的时候，是她给了我心灵的慰藉。以后的路，怎么走，希望能够携手再努力，找到六年执着寻觅的答案。

三　　

2004年秋，这是我人生中新的起点，我住进了复旦北苑，开始了六年的复旦生活。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接受复旦的人情与学风的洗礼，她当然是不同凡响的。

首先要感谢陈尚君先生。在我初入复旦的时候，偶然的机会与陈先生在网络相识，陈先生竟特意约见我，这让我受宠若惊。在复旦到浦东机场的出租车中，陈先生与我畅谈一个多小时，给了我许多学习的建议，至今言犹在耳。后来，曾多次聆听陈先生的大课小课，也曾多次网络上向陈先生请益问题，其严谨而活泼的治学态度和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情怀，深印我心。

同样是在网络，同样是在2004年秋，我与河北美术出版社资深编审栾保群先生相识。栾先生自此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习与成长，不仅屡赐大作，而且常于QQ上启诲后学。虽然我们至今仍未见面，但他俨然是我纯粹网络世界的学习导师，让我受益良多。栾先生不仅专注于回报甚微的古籍整理，而且擅长撰写“鬼”文，他的每一篇“捣鬼”之作，我都读过，机智幽默的语言背后透出厚重的历史学养与现实关怀，给我许多为人为学的启示。2005年，他即鼓励并引导一个学殖比现在还浅薄的我参与古籍整理实践，更是对我体认古人心迹、感受古书韵味，产生了莫大的积极影响。

大概仍是在2004年秋，我认识了朱刚、查屏球两位老师。从此常与两位老师电子邮件交流，而自搬入光华楼之后，更成为他们办公室的常客。两位老师一直关注我的成长，在平日交流中，对我的指点与帮助，不可胜记。我能忝列王师门墙，亦得益于二师的极力推荐，朱老师这次又专门抽空帮我审阅论文，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时光匆匆流逝，自论文写作以来，帮助过我的人许多许多。骆玉明先生、陈引驰先生在开题、预答辩时给本论文的写作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与切实的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先生，一直关心本论文的写作，并且时常邮件、电话给予具体指点，论文结构呈现为现在的面貌，实有张老师的功劳在焉。另外还要感谢武汉大学王兆鹏先生、韩国高丽大学姚大勇先生、上海财经大学李贵先生、复旦大学高燕女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王述尧先生、江苏教育学院邓子勉先生、浙江师范大学慈波先生、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陈湘琳女士、西北大学田苗女士、辽宁大学耿元骊先生、绵阳师范学院何忠盛先生，巴蜀书社况正兵先生等师友，他们以各种形式给论文的写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文献资料与学术信息，给予了物质或精神上的鼓励与支持。

六年的复旦园生活，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同门间的情谊自不待言，每次大聚小聚都会对我有所启牖。另如陈珏、陈瑾渊、程一聪、杜斐然、潘玉涛、李栋、李红东、李军、梁丹丹、叶盈等朋友，在学习上的砥砺、生活上的帮扶，都让我受益匪浅。特别是陈瑾渊、李栋、李军、严宇乐四位朋友，百忙之中抽空帮我翻译提要、核对材料，无私高谊，令人感动。这份友谊是复旦园中宝贵的财富。

“网上读书园地”和“国学数典”两个充满浓郁读书氛围的网站给了我不少帮助，而xwz321等网友给予的文献支持，更是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在此一并致谢。

四

现在又是秋天逐日转深的时候了，我正在努力赶稿。我知道，博士论文的完成，不仅意味着博士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学生生涯的终结。回想这二十馀年的读书生活，又是“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感觉。如果我在这个后记中，继续以“点将录“的形式，从小学一直感谢到大学，大概也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事情，因为那毕竟都是真实的存在。不过，那样太不好看了。

至今为止，我的人生道路比较顺畅，这首先当然归功于老天的恩赐，其次还是归功于老天的恩赐。如果非要找出另一个原因来，那只能是归功于父母给了个好“八字”和培养了我的个人品质。我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却是朴实厚道、通情达理的典型中国式父亲母亲。他们从小就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言传胜于身教，父亲认真执着的工作态度，母亲任劳任怨的处事原则，无形中培育了我认真、踏实的作风。如果我今天算有一点成绩的话，显然离不开他们的教诲。“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养育之恩哪里是能报答完的？若允许在本论文扉页写上几个字，那一定是“谨以此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没有物质贫困的体验，没有各种升学考试的压力，没有大的感情挫折，比起刘克庄曲折的命运来，我真是幸福得很。就这样顺顺利利、平平稳稳走到今天，写完了博士论文。不过刘克庄有自信说“吾文谁道难施用，后有中郞赏断碑”，而这种自信，我是没有的。人生平凡如此，甚至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凑不出来装点后记，哪里还有“中郎赏断碑”的可能呢？这或许又是平坦、平淡人生的一种缺憾吧。
　　是为记。

                                   永兴 侯体健

                         己丑年秋分凌晨识于复旦北区慕辉苑二独斋

《日知录之馀》版本考略　　

（原载《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7期。论文痛苦，无心更新，贴此充数，方家赐教。）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一部学术巨著，顾氏集三十馀年之功乃成此煌煌三十二卷之书，其平生志业均在其中。《日知录》的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写作方式显然是累积式的。在康熙九年（1670）时，《日知录》本远未完成，因友人多欲抄写，遂刻了八卷本的《日知录》，历六七年后，“渐次增改，得二十馀卷，欲更刻之”（初刻《日知录》自序），而在《与潘次耕书》中，顾氏更是明确指出“《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足见《日知录》写作之渐进渐增性质。正是因为《日知录》的写作方式是渐增累积式的，所以后人整理的所谓的《日知录之馀》其性质其实就是尚未完成的《日知录》手稿。倘假时日，《日知录之馀》所列出的110条目次定当进入《日知录》正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而言，由于只是手稿，所以《日知录之馀》其实只是笔记杂抄，没有顾炎武的按语与阐发，其价值又要大打折扣。然而，不管如何，《日知录之馀》作为顾氏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依然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并为广大学人所重视、所征引。

《日知录之馀》究为何人整理已不清楚[①]，其版本及流传诸问题亦沉晦不明，前贤时彦对此语焉不详，并未作出深入探讨[②]。而文正义先生所谓“《日知录之馀》四卷，底本不佳，又从无人校勘过，比之《集释》本，错讹尤多”[③]，则显然对该书版本流传情况毫无掌握。是以笔者不揣浅陋，就《日知录之馀》的版本问题略作考辨，以便学界更好地利用此书并借此就教方家。

一、版本概述　　

   今存《日知录之馀》具较高价值者主要有四个版本，这四个版本的内容没有太大出入，但也存在许多差异。现以刊刻时间为序，将四个版本的基本情况介绍如下：　　

一、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刻本（以下简称“乾隆本”）。该本乃目前所存最早的《日知录之馀》版本，1795年重刊遂初堂《日知录》时将《日知录之馀》附录于其后，是为此本。刊刻人不详。该本封面分两行题“日知录之馀”。次为目次页，不题“目录”或“目次”二字，只写“日知录之馀”，一行一目，目录中第一卷下缺“隶书”一目。该版每半页9行，行22字，注文双行，版心为单黑鱼尾，鱼尾上方印“日知录之馀”，鱼尾下方标明卷数，作“卷之几”，次下记页码。该书卷一与卷四署“崐山顾炎武宁人氏述”；卷二与卷三署“崐山顾炎武亭林氏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此本。　　

二、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刻本（以下简称“道光本”）。时任四川总督的鄂山组织人员在四川锦江书院刊刻《日知录》，并附刻《日知录之馀》于后，是为此本。鄂山（1770－1838），字润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蓝旗人。嘉庆元年（1796）登进士第，累官至四川总督、刑部尚书等职，卒后赠太子太师。行迹详见蔡冠洛编《清代七百名人传》。该本亦有目次页，题“日知录之馀目次”，一行两目，目录中第一卷下缺“隶书”一目。该版每半页11行，行22字，注文双行，版心为单黑鱼尾，鱼尾上方印“日知录之馀”，鱼尾下方标明卷数，作“卷几”，次下记页码。各卷卷首双行分署“东吴顾炎武亭林著”、“长白鄂山润泉梓”。除卷一外，其他各卷末题“卷之几终”。上海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此本。

三、清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顺德邓实风雨楼铅印本（世称“风雨楼丛书本”，以下简称“邓刊本”）。该版为邓实“风雨楼”丛书之一种。邓实（1877—1951）字秋枚，号君实。原籍广东顺德，生于上海。近代著名学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黄节、刘师培、章太炎等于上海创建国学保存会，编辑发行《国粹学报》，影响颇大。该本封面分题“顾亭林先生箸”、“日知录之馀”、“风雨楼印行”。次页题“宣统庚戌四月镌成滨虹署”。目次页题“日知录之馀目录”，一行两目，目录中缺“隶书”一目。该版每半页10行，行32字。该书卷一与卷四署“崐山顾炎武宁人氏述”；卷二与卷三署“崐山顾炎武亭林氏述”。每卷末署“顺德邓实校刊”。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藏有此本。

四、清宣统二年（1910）八月吴中邹福保重刻本（以下简称“邹刻本”）。该本为吴中邹福保寻出家藏旧本刊刻。邹福保（1852－1915），字咏春，号芸巢，江苏苏州府元和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该本前有刘福姚（光绪十八年状元）分三行题署“国朝顾亭林先生日知录之馀四卷”十四字，第四行落款“刘福姚谨署”。次页分三行署“宣统二年庚戌秋八月重刊于吴中”十四字。再次页录邹福保《序》。该本亦有目次页，题“日知录之馀目次”，一行两目。该版每半页11行，行22字，注文双行，版心为单黑鱼尾，鱼尾上方印“日知录之馀”，鱼尾下方标明卷数，作“卷几”，次下记页码。各卷卷首署“顾炎武亭林著”。除卷一外，其他各卷末题“卷之几终”。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藏有此本。

除了以上四个版本之外尚有潘道根道光二十四年（1844）抄本（南京图书馆藏有此本）等，亦从以上版本衍生而出，流传范围很小、版本价值不高，此不作讨论。

二、各版内在关系与版本源流　　

深入分析以上四个版本，我们可以将他们分作两个系统。第一个是以乾隆本为源头的系统，包括乾隆本与邓刊本；第二个是以道光本为源头的系统，包括道光本与邹刻本。各版内在关系与系统分类根据如次：　

一，乾隆本与邓刊本在卷首署名上均是卷一与卷四署“崐山顾炎武宁人氏述”，卷二与卷三署“崐山顾炎武亭林氏述”，其因袭痕迹很重。而邹刻本也因袭了道光本于各卷之末署“卷之几终”的方法。可见，在行款上乾隆本与邓刊本、道光本与邹刻本之间具有相承关系。　

二，在一些具体内容上，邓刊本与乾隆本保持了高度一致，而邹刻本与道光本保持了高度一致。如：

（1）卷二“禁金银塗”目下第二条，乾隆本与邓刊本均作“孝武帝元嘉三十年七月”，道光本与邹刻本则均作“宋文帝元嘉三十年七月”；

（2）卷二“禁餳”一目，乾隆本与邓刊本正作“禁餳”，道光本与邹刻本则误作“禁锡”；

（3）卷二“禁车牛入都”目下第一条，乾隆本与邓刊本误作“后周明宗长兴元年”，道光本与邹刻本作“后唐明宗长兴元年”；

（4）卷二“禁酒”目下“玄宗先天二年十一月”条，乾隆本与邓刊本正作“先天”，而道光本与邹刻本误作“开元”；

（5）卷二“禁酒”目下倒数第三条，乾隆本与邓刊本作“大德十一年中书省言”，道光本与邹刻本作“武宗至大元年中书省言”；

（6）卷三“僧禁”目下第八条，乾隆本与邓刊本作“洪武六年十二月”，道光本与邹刻本误作“洪武六年十六月”；

（7）卷四“徙民”目下第十五条，乾隆与邓刊本作“后汉光武建平十五年”，道光本与邹刻本作“后汉光武建武十五年”；

（8）卷四“栽桑栆”目下最后一条，乾隆本与邓刊本作“邓州志”，道光本与邹刻本作“郡国志”。

以上只是择要列出，更多字词方面的异同也说明了乾隆本与邓刊本、道光本与邹刻本之间的相承关系。

三、虽然乾隆本与邓刊本、道光本与邹刻本之间存在相承关系，但是邓刊本与邹刻本又具有独自的版本价值，并不是乾隆本与道光本的简单复制翻刻。先就乾隆本与邓刊本来说，在因袭乾隆本的基楚上，邓刊本校正了原版的许多错误。略举几例如下：

（1）卷一“隶书”目第一条，乾隆本误作“汉时艺文志”，邓刊本即作“汉书艺文志”，是；

（2）卷二“禁造铜器”目第一条，乾隆本误作“宋孝武帝孝述三年”，邓刊本即作“宋孝武帝孝建三年”，是；

（3）卷二“禁番香”目第三条，乾隆本误作“唯琉璃、真腊、暹罗许入贡”，邓刊本即作“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是；

（4）卷二“禁毁淫祠”目第一条，乾隆本误作“后桓帝桓帝纪”，邓刊本即作“后汉书桓帝纪”，是；

（5）卷二“倖第并坐其兄”目最后一条，乾隆本误作“唐义周传”，邓刊本即作“唐义问传”，是；

（6）卷三“僧禁”目所涉“胡濙”名字，乾隆本将“濙”误作“深”或“濚”，邓刊本则均确为“濙”，是；

（7）卷四“徙民”目“明元泰常三年”条，乾隆本将“泰常”误作“泰始”，邓刊本则为“泰常”，是；

（8）卷四“华夷译语”目下有句“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言语”，乾隆本脱“下”字，邓刊本有此“下”字，是。

另如各卷中出现的衍文，邓刊本均作了正确的处理，此足见邓实对《日知录之馀》作了精心校勘。而就道光本与邹刻本来说，邹刻本也校正了道光本的一些错误，略举几例如下：

（1）卷一“隶书”目第十一条引《金石录》，道光本将《六体书论》作者误署作“张怀瑾”，邹刻本署“张怀瓘”，是；

（2）卷一“隶书”目第十二条引《老学庵笔记》，道光本将《书苑》作者误作“用越”，邹刻本署“周越”，是；

（3）卷二“禁酒”目引《抱朴子》条“有势者擅市，张鑪专利，乃更倍售”，道光本将“鑪”误作“爐”，邹刻本作“鑪”，是；

（4）卷四“谶兆”目第三条“后主讳禅，其训授也。”，道光本将“讳”误作“训”，邹刻本作“讳”，是。

由上可见，乾隆本与邓刊本、道光本与邹刻本虽属同一系统，但由于后二本的刊刻者都对《日知录之馀》作了校勘，故后出二者均具有自身的版本价值。

三、版本优劣

以上各种版本中，最为流行的是邹刻本。今日常见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144册）本、花山文艺出版社标点本《日知录集释》所附（1990）、岳麓书社标点本《日知录集释》所附（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日知录集释（全校本）》所附（2006）等所据底本均是邹刻本。选用邹刻本作底本有其道理，并不为非。但是，从各版与原本关系的密切性以及内容的准确性而言，相对较好的版本并非邹刻本，而是邓刊本。请陈理由如次：

一、乾隆本最接近《日知录之馀》原本，而邓刊本即属乾隆本系统。乾隆本《日知录之馀》是该书目前存世的最早版本。而且深入文本内部，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乾隆本最为尊重原本，如乾隆本对所有衍字均未作改动，而道光本则已将衍字标明作“羡”，并被邹刻本所承袭。《日知录之馀》所涉衍文有四处均是如此，此可作一明证。邓实在校勘该书时已删除衍文，但是由于其与乾隆本属同一系统，所以邓刊本在总体面目上亦当是接近原本的。（甚至有学者认为邓实乃据《日知录之馀》原稿校勘而出，但不知其所据。[④]）

二、在对待严重错简问题上，虽然邓刊本也未作出正确的校勘，但邓刊本较之邹刻本显得慎重些。《日知录之馀》在第二卷“禁毁淫祠”目与“奴告主”目之间存在严重错简[⑤]，各版错讹情况如下

（1）乾隆本系统：

乾隆本将属“禁毁淫祠”目下最后四条（即“王沈《魏书》”条、“《抱朴子》”条、“《华阳国志》”条、“《魏书·任城王澄传》”条）完全列入“奴告主”目之下，又将“《魏书·任城王澄传》”条最后五字“蒋子文之庙”错置于之前的“禁毁淫祠”目“魏肃宗神龟二年”条下；将“奴告主”目之“《汉书·王莽传》”条置于“禁毁淫祠”目下，该条最后十五字则又错置“《魏书·任城王澄传》”条下。

邓刊本纠正了乾隆本将“禁毁淫祠”目最后四条误置于“奴告主”目之下的情况。但是删除了“《汉书·王莽传》”条错置在“《魏书·任城王澄传》”条下的最后十五字。其馀承袭乾隆本错误。

（2）道光本系统：

道光本将“《魏书·任城王澄传》”条最后四字“子文之庙”（较乾隆本系统少“蒋”字）错置于“魏肃宗神龟二年”条下；将“奴告主”目下之“《汉书·王莽传》”条置于“禁毁淫祠”目下，而此条最后十六字也错置（较乾隆本多一“卒”字）“《魏书·任城王澄传》”条下。

邹刻本承袭了道光本的所有错误，而且武断删除了“王沈《魏书》”条，并注明“以上原误，删除待补”，这直接导致了原错置“《魏书·任城王澄传》”条下的十六字无所依归。

从以上可以看出，邓刊本在处理错简问题时，虽然不及道光本慎重，但较乾隆本与邹刻本则明显胜出。

三、邓刊本校勘最为精细。此例不胜枚举，前文所言邓刊本校正乾隆本的许多错误即可看出，而较之道光本与邹刻本，邓刊本也校正了它们不少错误，此点从前文所列诸例中亦可见得，不再赘述。

总之，《日知录之馀》的四个版本都各有优点，而尤以邓刊本最为出色，可谓后来居上也。上海古籍出版社《日知录集释（全校本）》所附《日知录之馀》虽以邹刻本为底本，但能核对引文，庶几近之，或有胜处，不赘。　

论文写作极其痛苦，翻出诗稿见04年冬至作，今已四年，久不知作诗味道。　

回首流光疾弹丸，重温旧稿意阑珊。　　
书山叠起三年苦，帖海翻成一夜寒。　　

枯坐枯吟诗可竟，徐行徐草枕难安。　

肯随霜信归时早，倦笔江南何处欢。

某刊物2008年第四期刊登了俺的《国色老颜不相称，今后村非昔后村》一文，收到刊物自然很高兴。翻开一看却让我哭笑不得，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文章删改得面目全非，想要说的话也没说明白。基本每节都有删改，我忍了，而忍不住要说的却是第一节“基础：行迹的清晰与文集的零乱”，本来是谈两个问题，结果大刀一挥，关于《后村先生大全集》的讨论，只字不剩，读者一看显然是文不对题啊。俺知道，版面珍贵，删减是避免不了的命运，不过为啥不能让俺自己来呢？这么机械的切割俺的文章，有人读了这篇，肯定说作者俺是没有一点写文章的基本素质的，还学术呢，还论文呢，连小学生都会的紧扣题目都不会。算了，不说了，我忍了。写在此，布告读者，虽然俺晓得没啥人读它。

PS：刊物英文目录，我一不小心就被改了名字。

为问少年心在否 一篇珠玉是生涯

（本文发表在《文艺研究》08年6期，发表时个别字词有改动）

——王水照教授访谈录
　　

侯 体 健　　

编者按  王水照先生，1934年生，浙江馀姚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任副教授，1984年应邀执教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1985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1998年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顾问。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名誉会长、《文学遗产》编委、《新宋学》主编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主要著有《唐宋文学论集》、《苏轼选集》、《苏轼论稿》、《苏轼研究》、《王水照自选集》、《宋代文学通论》（主编）、《苏轼评传》（合著）、《欧阳修传》（合著）等学术专著，又著有《半肖居笔记》、《鳞爪文辑》等学术随笔，编有《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历代文话》等古籍文献。同时十分关注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编译有《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等书。本刊特委托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侯体健就有关学术问题采访王水照教授，并整理出这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一、“三角地”与文学史　

侯体健  王先生，您好。我受《文艺研究》杂志委托，对您的个人治学经历与相关学术问题作一个访谈，希望能给我们后辈学人以启发、借鉴。　

王水照  好的。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有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不一定有借鉴作用，但是我很乐意谈谈。

侯体健  在您的《自选集》代序言中，您开篇谈到家乡馀姚的四大乡贤，而且这四位乡贤都与宋代学术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年少的时候您是不是就对宋代文学情有独钟？

王水照  我年少时就对文学感兴趣，但对宋代文学没有什么特别的钟爱。我后来走上宋代文学研究道路，有更直接的原因。我是1955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到了北大后参与了著名的“红皮”《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我当时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直接促使我阅读了大量的宋代文学文献，也就奠定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的学术生涯，概括地来说就是：“三角地”与文学史。“三角地”本来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这里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说我是从北大走出来的，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我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这三个地方，在北大中文系我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所以说是：“三角地”与文学史。

侯体健  关于北大中文系55级的“红皮”《中国文学史》，现在很多参与其事的老先生都在撰写回忆文章，您能不能详细谈谈？

王水照  好的。我是1955年夏天负笈北上，带着一份朝圣的心情到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很不容易啊，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名师宿儒云集其中，而且在全国录取的人数也非常少。十多年后，一位老师与我说起，当年仅上海地区就有一千多人报考北大中文系，最后只录取了十个。包括我在内的十位“同年”中，有今北大的陆俭明教授、张少康教授，原《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先生，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等等。进入北大中文系之后，我们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扎进书海，努力学习。这个时候感受到了许多名师大家的风范，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给我们讲授文学史；王力、魏建功、周祖谟先生给我们讲授语言学等等。寝室的学习氛围也很浓，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不忘问问上铺：“今天看了什么好书？”如果他看的书我没看过，又很有兴趣看，第二天我就要找来认真读读，和同学们交流。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的。

到了1957年搞“反右”，1958年又掀起一阵“学术大批判”，批判自己的老师。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破，原先受欢迎的课程反而最先挨批。记得那时林庚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有一堂课的主题是“说‘木叶’”，讲“木叶”比之“树叶”之类，存在“概念世界”与“艺术世界”之不同，讲求文学艺术之美，十分精彩，讲完后学生掌声不断，连呼过瘾。但是到了“学术大批判”运动时，对于这篇“说‘木叶’”，我们的同学写了长篇批判文章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整版发表了。林庚先生大雅含宏，后来原谅了学生，所以若干年后回忆这段时光时，仍用诗人的语言说道：“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不过他那时也说了一句批评的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句话就刺激了我们的“革命积极性”，于是我们就萌生了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的念头，“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这部文学史，先入为主地列出了三大标准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即：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政治标准第一。以这三点为指导，然后构建出这部“红皮”文学史。用今日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这部“红皮”文学史可以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对个人的成长与集体的凝聚却有很大作用，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当时我们的文学史课程还只上到唐代，唐代以下还没上呢，我们自己要编《中国文学史》，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段当然也是要写的。最开始，班上动员同学主动报名参与各段文学史的写作，明清文学报的人还蛮多，而宋元组一直没多少人报名。我的性格比较随和些，加上对各个时段的兴趣也都差不多，所以就被组织安排在宋元组，并且被指定为负责人。由此，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宋代部分的文献资料。这算是为我后来的文学研究指引了最基本的方向，也让我与宋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侯体健  这部“红皮”《中国文学史》没出多久，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又修订成了一部篇幅翻倍的“黄皮”《中国文学史》，这其中是什么缘由？对您个人来说，“黄皮”《中国文学史》给您留下些什么？

王水照  “红皮”文学史编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集体也因此获得许多荣誉。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几次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主要是针对北大的这部“红皮”文学史，帮助学生们认识其中的错误和不足。这几次讨论会我都参与旁听。最后的一天是1959年6月17日，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作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又在《文学遗产》上分三期发表。何先生的发言，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说，文学史有规律可循，但是寻找规律是十分艰难的。他又告诫我们“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这是针对“红皮”文学史指导思想之一“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而发的。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是士大夫文学的丰富资源，给士大夫文学以滋养，但它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主流依然是士大夫文学。民间文学的“资源”作用不能无限扩大为“主流”，真理与谬误就是一步之差。这给我印象很深。

吸收了老师们的意见之后，我们就着手修订了。而且校方给我们每个小组都安排了指导老师，负责修改我们的稿子。我宋代这一组的指导老师是吴小如先生，也就是从这时起，让我与小如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当时因为还没有系统地学过宋代文学，有些同学执笔的章节在小组讨论时未获通过，我也只好再推倒重写一遍。后来翻开书本一数，“黄皮”文学史宋代部分，我写了近2/3。稿子每写好一篇，就交给小如先生修改，他的修改意见给了我很多指点，让我有很大进步。甚至在“黄皮”文学史出版后，我和小如先生之间还有许多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现在还记在这套书的页眉间呢，虽然笔迹有些模糊了，但是承载的情感却愈淳厚了。让我更感动的是，小如先生审改后的稿子都是他送到我宿舍来，而不让我过去取，他说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活动身子。可以说，“黄皮”文学史的撰写不仅让我的学术能力增强了许多，也让我体味到了更为珍贵的师生感情。

侯体健  许多老先生回忆说55级编写文学史，给老师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灵伤害，而您在编写文学史中却与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是不是有点特殊呢？

王水照  也谈不上特殊吧，我们批判了老师，但又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也并不难于理解。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们55级的同学录中是应该有“运动记愧”这一章才好。“红皮”文学史的编写确实有很浓的火药味，“大批判”的色彩十分明显，或多或少对我们的老师有伤害。但是，从林庚先生后来的回忆语言中，我读出来老师们并没有责怪我们，他说那段岁月是“无言之美”，所谓“无言”当然有其说不出的滋味，但是经过风风雨雨磨炼而能够保存的一些真情实意，连同青春期的幼稚、冲动，算得上是一种美的记忆罢。我猜想，老师们对我们当时一群无知少年带有偏颇色彩的热情，也许只是抱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55级同学的确应该为那段岁月反思，当时有个别举动甚至超出了基本道德底线，暴露出人性的阴暗面。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就被教育“天地君亲师”，我对老师怀有自然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从来不写文章批评我自己的授业老师，一生如此。另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红皮”文学史与“黄皮”文学史应当有所区分。在编写“黄皮”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同学和老师之间不再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侯体健  编写完这部“黄皮”文学史，您就进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您当时是一进所即参与了社科院版《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吗？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王水照  我一进所就投入到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去了。当时刚好宋代部分缺人手，由于大学时候的那段经历，我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为唐宋文学。文学所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在文学所呆了18年，这18年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段，其中虽然有相当长时间被政治运动耽误了，但是仍是我吸取各类养料的重要时段。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着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钟书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他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很深影响。而钱钟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另外，也是在文学所的时候，我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且也开拓了我后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离开文学所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侯体健  较复旦大学来说，文学所的科研环境应该也很好，当时选择离开就是为了与家人团聚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王水照  我离开文学所来复旦，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妻子、孩子都在上海。没有其他什么原因了。在文学所工作很愉快，到了复旦以后，工作也很愉快。当时的复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等前辈学者都对我照顾有加，这也是我铭感在心的。

侯体健  来到复旦工作后，感觉与文学所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研究的方向也有所调整？

王水照  我1978年调入复旦，那时国家进入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给各个领域都带来新的气象，我们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与在文学所的日子相比，大环境已经好了许多。我一方面继续自己的唐宋文学研究，一方面也在琢磨如何扮演好一个教师的角色。后一点是与在纯研究机构不一样的。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响还不错。我也很乐意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与学生在一起，觉得自己也年轻了。我给学生开设了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研究、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而这时的研究工作，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持续鲜活的时代特点。这种研究方式，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模式告别了，能按照我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特点、禀赋素质的优劣，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拓展，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或许，这也就是你所说的“调整”吧。

按：组织要求写篇800字的感言，俺于是奉命写了这东西，其中有些是我要借机表达的。博客久未更新，恰拿此充数，更新一下。

三十年对我来说，纯属虚词，我的记忆中能感受到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我隐约知道了“祖国”的概念；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我的小学生作文里常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样的短语。与此同时，我也会交换着听到郭兰英音域深广的“一条大河”和小虎队、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我在依然玩着铁环、陀螺的时候，也慢慢知道了变形金刚、机器猫；在依然啃着红薯的时候，也偶尔能吃上一次蛋筒。这让我认识到：世界真的越来越美好——当然，那时还不知道是改革开放的功劳。

小学升初中，只考语数两科，不知政治为何物。初中课本，有了政治一科，“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连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一系列名词，成为了考试必备的内容。于是，我知道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回归世界本真的中国。什么是回归世界本真？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更加关注个人。之前的中国，过份强调集体主义，而忽略了人作为个体的权利，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口高度膨胀、大锅饭思维支配等等。反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有制度的“民主”与“专政”关系处理不妥；“个人”与“集体”关系处理不妥。忽视少数人的意见，忽视少数人的权利，思想僵化，裹足不前，纠缠于概念的辨识，认不清社会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这个时候的中国，就是一头打了麻醉剂的狮子，徒有大的身躯，却站不起来。

与之前相比，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中国更重视个人了，更重视自然了，更重视世界本真了。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份量。在人构成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永远是第一位的；在生物构成的世界中，自然永远是需要敬畏的。尊重人、敬畏自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宝贵的经验。我再一次想起初中马克思哲学课程中简单的话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的思想、社会制度是第二位的，而世界本身是第一位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制度也好、我们个人的思想也好，都要符合世界本身的内在规定性，不可因一个人的思想、一个政党的利益、一个民族的喜好而改变国家与世界的前进方向。坚持符合实际的方针路线，充分认识“三个有利于”的宏观判断，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