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lezhishi.blog.tianya.cn/ 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乐之史 2008-12-12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6003670&idWriter=0&Key=0 　　回顾双十二事变：72年与一个国家的历史
　　
　　1936年的今天，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在陕西临潼发动兵变，对后世历史影响甚巨。此事过去已经七十二年，也就是说三个双十二的年头都过去了，当年出生的婴儿，今天也已到古稀之年。与72年前相比，中国之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如果张、杨再世，看到今天的模样，会作何感想呢？也许他们没有什么感想，游戏与赌博，本来就是当时此类军阀纨绔的本来品性。
　　
　　尽管很庸俗，但是中国人今天最喜欢讲的一个词可能还是“现代化”，然而，这七十多年来，除去物质上的变化不论，中国是否真的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呢？在乐之看来，无论怎么定义“现代国家”，有一点大概是大家都可以承认的，也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史所证实的，“现代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宪政国家，无论是民主或君主，无论是采取何种主义治国。
　　
　　七十年前，有关“现代国家”的此种政治常识，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的评论中看得发腻，大街上抗议学生也会喊此类口号喊得嗓子发麻。依老乐的看法，辛亥之变后，虽然中国许多东西没有变，但是有一样东西确实变了。那就是政治文化。无论何党何派，无论激进保守，争来争去，大致上还是在一个框架中打架，这个框架就是现代型的宪政国家。袁世凯也好，张勋也好，他们的复辟归复辟，但依然没有公然宣布放弃宪政国家的框架。历史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人们的政治常识是否也相应有了长进呢？或者，人们今日是否都还在这个框架中讨论问题呢？
　　
　　双十二事变发生之时，张、杨二氏曾经向外界发表一个通电，电文中罗列以下要求：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尽管是军人出身，更有独裁之念，然而，他也知道时势常识，因此，对这些条件，他大致上还是作了一定妥协，事后，“五五宪草”之精神，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执行，蒋对言论之控制放松，中共也开始有了合法地位。当然，事变平息，与此本无太大关系，其背后自有其他因素在制约，但是，从合法性渠道来说，蒋的妥协，换来的是民意支持度的大幅提升。也可以说，张杨之行动，适造成了蒋氏之威权统一，从这个角度来看，蒋的危机公关是成功的，而张杨则是此次事变的最大失利者。两相比较，蒋可算是一政治人物，而张杨则远不逮也。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或者不是向简单地以单一逻辑来理解不同时段的历史，那么，在72年后，我们重新来审视双十二事变，我们应该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国家真正之进步则端赖此种实际政治历史经验的学习。否则，即使再过去一个72年，中国的状况仍然不能看到多少乐观的变化。
　　
　　
　　乐之史
　　
　　2008年12月12日
　　
　　
　　
　　]]> 2008-12-17 13:14:00(1) 乐之史 2008-4-30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609375&idWriter=0&Key=0 柏杨老先生：您可能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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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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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走了，但是，他曾经狠狠批评过的“中国人”，似乎至今仍然没有什么大出息。所谓“国民性的丑陋”，似乎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人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他的那本《丑陋的中国人》销量挺不错，但是最起码从中国大陆来看，其效果似乎为零。

其实，柏杨的思想，与所谓“五四”新文化派基本上是一个路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柏杨与鲁迅之间，确实有某种思想上的互通性，只是，鲁迅不但骂“国民”，更骂“国家”以及操控国家的“政府”与“官僚”。而柏杨那本书出版之际，台湾尚未解严，甚至恰恰正是“江南案”发生不久。也许他不能率性地像鲁迅那样痛骂当局，只能把目标转向国民。

五四新文化派以“启蒙民众”为其天然神职，因此，他们讨论问题，动不动就将许多问题，与“国民性的堕落”挂起勾来，但是，世界文明发展至今，我们已经明白，许多社会的黑暗，许多社会的腐败，其实要承担其责任的，未必先是所谓普通的国民，而是统治国民的政府与督导政府的外在精英力量——所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之类。对于有某些有专政欲望的政府或官员来说，他们当然很喜欢有人只骂“国民性”，而不对他们的“不作为”甚至种种罪恶穷追猛打。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对“国民性堕落”念念不忘的“启蒙者”可能无意（甚至有意）充当了专政者的帮凶吧。所谓“启蒙者”，其实际效果最后落到这个田地，可谓充满了讽刺意义。

固然，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一些国民的意识是需要提升水准，或者与普世性的文明价值相符。但是，究竟应该如何着手去做这项工作呢？在这方面成功的国家与地区的例子，都告诉我们，社会要清明，首先政府要清明，民众要进步，首先官员要进步，而这一切其实都要建立在强有力的符合正义的有效法治基础之上，建立在能够贯彻执行的文明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如果一个国家，法律等于废纸，制度形同具文，那么，讲什么“国民性”的堕落，讲什么传统“文化酱缸”，这不是非常好笑吗？国民当然需要教育，但教育不等于脱离政治空放议论，也不等于将中国的文明历史完全割断。其实，无论是鲁迅，还是柏杨，他们对传统的误读，对中国的误读，其贻害都非常明显。

社会要进步，首先政治要进步，在这个方面，从许多国家地区的历史来看，所谓“精英”，实际上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空洞的“民众启蒙”，不是轻率地斥责国民愚蠢，而是要以自己的力量促使政治步入正轨，在体制内切勿同流合污，守良知尽责任；在体制外勿受钱权诱惑，保持独立自由之思考与监督。唯有此，社会正义力量才可能慢慢得以重建，而国家之进步才有真正之可能。当然，这方面的实践，柏杨在台湾其实做了不少，而台湾最近20年人民真正之进步，其实也是与此紧密相关的。讨论柏杨如果只看其言论不看其行动,有时路是会越走越窄的。

不过，中国大陆最近二十多年的历史，乐之认为都验证了柏杨理论某些方面的错误，或者我们传播柏杨观点的错误。如果我们还沉浸于90年新文化派的幼稚启蒙逻辑，把一切都归咎于什么“国民性”，而不认真想清楚现实问题的根源究竟在何处，那么中国人的危机将比柏杨氏所说要更严重更恐怖！

柏杨老先生，您走好，不过，您说的一些话可能真的是错了！

乐之史，200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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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5-9 7:45:00(4) 乐之史 2008-4-29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595718&idWriter=0&Key=0 可怜的阜阳婴儿:冤死多少才能唤起官员良知？！
　　　　
乐之史
　　
四年前，阜阳毒奶粉案发生时，乐之曾写过一篇短文，对民众生存缺乏基本安全保障提出沉痛的质疑，对要用一条条的人命去换来官员们对“工作方法”的注意表示异常的愤怒。然而，四年过去了，惨剧依然在继续。一场本来可以控制得更好的疫情，官员们基于政绩有意隐瞒与错误处置，百姓们不知底情陷于恐慌与无助，以至无辜的幼儿成为愚蠢政策的牺牲品：官员在疫情爆发差不多一个月，才公开发布疫情消息，承认已有19名儿童感染EV71感病毒死亡。地方官员仍然说着漫无边际的应景话，毫无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的意味。究竟我国这个国家是怎么了？这些官员的人性究竟被什么东西所吞噬了？权力吗？金钱吗？还是其他？
　　
阜阳的事情绝对不是孤立的案例，只要中国的官员任命制度不改变，只要选举继续走形式，只要舆论监督不落实，任何稍有大脑的人都明白，像阜阳这种悲剧，将会以不断在当地重演，而且会永远无休止地在全国各地一再上演！

究竟还要用多少无辜的儿童的生命，才能唤起上下官员们的良知呢？！才能让这种噬人的官员制度真正有所改变呢？
　　
2008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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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年前乐之写的旧文一篇：

　　
　劣质的又何止这些婴儿奶粉！冤死的又何止这些阜阳婴儿！
　　
　 当大城市里的人们享受基本生存保障体系的福利之时，当各种消费者维权组织及媒体天天在为城市居民买到的各种伪劣商品讨个说法时，又有谁去理会那些泛滥农村的劣质商品以及与乡亲们生存密切相关的劣质医院甚至劣质学校、劣质电视台呢。
　　
　 可怜的乡亲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中啊！我们又究竟有多少笔墨、多少媒体、多少印刷品在关注这些可怜的乡亲啊。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可是究竟有多少人在干一些实际的工作呢？农村的乡亲们究竟获得了多少实际的利益，他们的生存境遇究竟得到了多少改善呢？
　　
　　那些村镇的大街上，满街摆着卖的商品究竟有多少真的是符合国家标准？有多少是真的对乡亲们的健康生活不够成危险的呢？除了婴儿奶粉，其他的包装食品究竟有多少是达到真正可以安全食用的标准呢？可是这一切又有谁去执行检查呢？乡镇工商所吗？谁能保证他们真的是在执行法律，而不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放任不管呢？还有那些遍布各个自然村，开在乡亲们周围的小店里所卖的油盐酱醋烟酒糖，究竟有多少是真正能够安全食用的呢？我们只知道几年前发生的山西白酒中毒，可是究竟有多少的中毒案我们大家不知道呢？每天医院里住着的有多少乡亲是因为这些劣质日用商品而致病的呢？每年村子上莫名其妙死去的人又有多少是因为这些劣质生活用品引起的呢？这一切究竟有谁作过系统的全面调查呢？既然那些假货劣货不能走进城市的超市，那些被工头监视着的农民工加班生产出来的冒牌伪劣产品有多少是一车车地运进了乡村呢？
　　
　　乡亲们知道不到万不得一，是不能进医院的，可是这些开在乡村里的大大小小的医院，究竟有多少家符合安全行医标准呢？那些乡村诊所开出的药物里有多少是正规渠道进来的呢，又有多少是假药劣药呢？这一切有人在监督检查吗？一阵风似的县工作队，也只是在发生重大事件且引起上级领导注意时才坐车到乡村，但是他们的工作真的有效吗？他们走了以后呢？城里人都知道感冒了不能再吃哪些药，应该吃哪些药。许多城里的人也知道抗生素不能乱吃，否则会引起严重后果。可是乡亲们呢，他们只能相信那些私人诊所里的医生的话，谁能保证这些医生个个都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而不是唯钱是图呢？
　　
　　除了春耕生产资料外，为什么不去关注其他与农民们日常生存密切相关的种种设施呢？谁来保证他们付出钱以后，真正得到了公平的教育与服务？这些年来，乡村学校师资劣质化是凡有真正乡村经验的人所亲眼目睹的，乡亲们有了点积蓄赶快把孩子送到城里去念书，可是那些去不城里的孩子呢，他们的教育状况究竟有谁来负责呢？县教育局吗？乡干部们吗？可是他们连教师工资都未必能解决，哪有余力来关注这些问题呢？
　　
　　农村的环境问题呢，又有谁真正在关注，在解决。乡亲们饮用水的质量问题、农药过度使用引起的污染问题，都已日益严重，乡亲们只知道现在得结石病的人越来越多，只知道各种恶性肿瘤患者越来越常见，可是他们除了到处借钱到大城市医院去找医生救命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怜的乡亲们，你们是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危险中啊！
　　
　　中国城市里这么多的媒体精英，你们为什么不去采访，去报道，去呼吁啊！为什么一定要等一个地方发生了“重大事件”，并且受到领导注意时候才去集中火力报道啊？为什么不能防范于未然，去做深入的调查报道呢？难道这些可怜的乡亲们要改善基本的生存状况，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就必须用那一条条的人命去换来媒体记者们与领导们的注意吗？
　　
　　所以，泛滥农村的劣质商品又何止是这些婴儿奶粉！被害冤死的又何止是这些阜阳婴儿！ （2004年4月24日）
　　]]> 2008-4-29 12:13:00(0) 乐之史 2008-4-24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546482&idWriter=0&Key=0 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起义与其夫人的自杀

乐之史

今天随意翻书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女人的历史深深震动了。她的名字可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会知道——倪斐君。1966年8月的一天，因为被抄家及受辱，她成为文革最早自杀的中共高级女干部之一。之所以被抄家，就是因为她已经过世的丈夫曾经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上将贺耀祖。贺氏在1949年8月在香港宣布“起义”，大概也是最早向中共投诚的国民党上将之一。

倪斐君是宁波镇海人，曾在南京一家医院做护士，1933年嫁给时为军政部次长的贺耀祖。贺在国民党军队系统里本来属于湘军，后来与蒋关系相当接近，跟倪结婚后贺又曾担任甘肃省主席，曾与中共八路军办事处的谢觉哉有所接触，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倪也是此时开始“倾向进步”。抗战爆发后，贺耀祖先赴苏担任特使，后入蒋介石侍从室任主任，随之又任重庆市长及卫戍司令。因为这层关系，倪斐君得以大力配合协助中共的统战工作，甚至连周恩来的八路军办事处也经其租赁，一些中共领导下的刊物也以倪的名字主办，藉以减少国民党的干涉。倪也协助宋庆龄做了许多国际救济工作。

倪斐君比贺耀祖要小20多岁，因为倪的左倾色彩，贺的仕途也受到严重影响，到后来蒋介石对贺基本上是弃而不用。倪与贺尽管有六个孩子，但是婚姻也在战后即出现问题，虽然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倪当时并没有与贺离婚，不过,婚姻的政治性可能已经大于情感性了。1949年新政成立前夕，贺耀祖在香港宣布“起义”后抵达北京，曾担任中南区的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1961年过世。倪斐君则全力投入“人民救济事业”,主要担任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曾在1953年率团访问日本，打破外交僵局。1966年6月，倪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非洲访问，然而，文革已经大规模爆发了。回到北京的时候，等待她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无端的侮辱与批斗。倪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曾经为中共统战与外交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她，居然会受到如此对待。

据一份资料讲，倪贺在1950年代政治运动发生后终于与贺离婚，也许当时倪就已经受到了一些压力，而贺当时的遭遇目前尚不清楚。不过，文革一开始倪斐君即因其婚姻受到莫名的侮辱并自杀身亡。只是，这位曾经帮过中共那么多忙的女人，为何没有被列入文革保护名单呢？为何那些曾经领导过她的周恩来夫妇或宋庆龄等人，没有出手营救她呢？时间上来不及？还是对其冲击早在计划之中？看来这段历史真的需要认真清理，才能让死者稍能安心，活者有所教育。

从倪的历史来看，显然她是一个比较真诚的左倾分子，她关心弱势，勤奋敬业，工作热情。但是，她最终却那么快地自杀了。攻击她的理由，则是她曾拥有的能够帮助中共的特殊身份。同一个身份，在战时重庆是中共依赖的重要政治资源，而在文革开始后，则成为需要从精神到肉体消灭的政治污点。历史荒唐之甚，实在莫过于此！

]]> 2008-4-25 0:32:00(0) 乐之史 2008-4-17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455543&idWriter=0&Key=0 乐之按语：

究竟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冷战思维？帝国主义理论？还是你死我活的国家达尔文主义？抑原始的肤色种族主义博弈？或者其他某种比较理性冷静的视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西方世界中的“政府”与“媒体”、“人民”之间的关系?“歧视”，对于国人而言，像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排外”在中国也像周期性发作的急性传染病。然而，这一切究竟是因何而起，为何发生？我们究竟可以从这些“外人歧视史”以及“爱国排外史”中学到什么真正的知识呢？然后，是否我们国家的民众素质，执政当局的素质，需要“与国际接轨”，还是某国的民众、政府及媒体应好好反省多给我们一些“理解之同情”？面对最近这一切混乱的喧嚣，乐之唯有再拣起历史好好重读，希望能从中找寻到一点解释线索。

（附上黎澍1960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供阅读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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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从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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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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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义和团反帝斗争到现在六十年了。在六十年前，中国是一个正在向着殖民地化发展的国家。中国的政府是腐败的。中国没有国防。中国民族没有独立。中国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中国的民族工业还刚刚开始兴起。中国的农民受着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侵略者说，中国是“劣等民族”，由帝国主义瓜分是统治中国的最好的办法。中国时刻处于灭亡的危机中。中国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来制止这个危机。义和团就是在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群众团体，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的对立物。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运动的集中爆发。这一斗争是正义的和英勇的。他们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不愿做奴隶的意志。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得到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相反，在他们陷入八国联军的围攻的时候，清朝的正规军充当了敌人的帮手。内外敌人的残暴的镇压使他们遭到了悲惨的失败。

 在侵略者发动这次侵略战争以前，西方的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大量的人道主义宣传品，极力想要使中国人相信他们是传播西方文明和人道福音的使者。他们说，战争是凶残的。中国人应当放弃反侵略的思想，和各国解息战争；即使打仗，也要打得文明一些，不要杀害俘虏，等等。这种说教很快就由于八国联军攻打义和团的战争的爆发而成为一个尖锐的讽刺。八国联军是世界历史上有名的强盗队伍。这个队伍在出发的时候就抱定一个目的，要在中国发财。为了发财，他们杀人不眨眼。所以这次战争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俘虏。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捉到的人马上杀死。这伙强盗到了北京以后，竟由各国共同协议，正式特许抢劫三天。但是三天以后还是抢劫，直到撤退以前没有停止。强盗们最初埋怨中国人用元宝，不把银子铸成银元，他们抢了不便携带，后来就连女人头上的一枝小银簪都不肯放过。皇宫是这次抢劫的最主要的目标，不但凡是搬得动的东西都抢跑了，而且还由带领这批强盗的德国将军瓦德西下令把地皮翻过来，寻找埋藏在地下的珍宝。在大抢大杀以后，欧洲的宣传机关辩解说，这是对“野蛮的中国人”的惩罚，中国人“仇视白种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欧洲资产阶级的这种污蔑受到了列宁的愤怒的指摘。列宁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１８５６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憎恶掠夺者的种子是掠夺者自己播下的，他们应当自食其果。可是他们杀了人，抢了东西，还说别人野蛮，自己“文明”，当然是十分可恶的。

 六十年过去了。全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六十年前出兵来打中国的侵略国家中，沙皇俄国由于伟大的十月革命而成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德国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个部分；奥地利宣布奉行中立政策；意大利丧失了殖民地；日本不但丧失了殖民地，而且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英国和法国失去了它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许多社会主义新国家和民族主义新国家的出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和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已经使得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残局。世界的局势正是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

 在这个伟大的变化中，中国人民的斗争起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民真正团结起来了。经过反复的斗争，中国挣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旧中国进了博物馆。新中国用了举世震惊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在六十年前还只能用原始的方式来对外国侵略进行反抗的中国农民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人物。中国人民衷心地拥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国人民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速度——大跃进，创造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中国实行了普遍的民兵制度，任何侵略者，如果他们敢于把手伸进来，就一定要被砍断。

 可是一切都变了，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并没有因为进入腐朽的和垂死的阶段而改变它的侵略的和掠夺的本性。不论它们像过去一样以英国为首，或者像现在一样以美国为首，都没有放弃对殖民地的争夺和对一切最反动的势力的支持。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然而帝国主义没有死心，他们还想卷土重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给杜鲁门的信里面说：“我们继续相信，……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过了八年，１９５７年，代替艾奇逊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又用不同的措词表述同一个思想说：“国际共产主义的严格清一色的统治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一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现象。”１９６０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跑到台湾，又把杜勒斯的话复述了一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坚定的信念”。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这种“信念”，说明世界在他们眼睛里面是倒立着的。国际帝国主义正在趋向灭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永久的现象；国际共产主义如日方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一时的现象。所以帝国主义是不会放弃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还在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及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十一年来世界斗争的发展日益有力地证明这个逻辑是客观事物的正确的反映。不到灭亡，帝国主义是不会停止捣乱的。

 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狂热地进行战争准备，在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二百五十个海外军事基地，驻扎武装部队一百多万人，并且还在本国和欧洲、非洲、中东、远东各地加紧建立导弹基地。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和西德积极扶植军国主义势力。美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支持为广大人民所唾弃的反革命集团的代表者，并且借口这种支持，在当地实行殖民地统治：它支持蒋介石，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其他岛屿；它支持李承晚和尹谱善，霸占了南朝鲜；它支持吴庭艳，霸占了南越；它支持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动势力，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美帝国主义也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排挤其他殖民主义国家，插手到它们的殖民地去。当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这些国家无力控制它们的殖民地的时候，它就以“援助”为名，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企图取而代之。这些殖民主义国家一方面对美国的扩张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挡美国势力的侵入。这样，所谓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在比较更实际的意义上，就成了美国控制资本主义世界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借口。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这些国家由于有了美国的支持和从美国的争夺下保护它们旧有的殖民地利益的必要，也就必然要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非洲的状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非洲人民的生活并不比过去几个世纪大规模贩卖奴隶的黑暗时代好些。葡属非洲人民至今还像是当年被猎获的奴录一样被套上锁链，赶到劳动地点去。在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人民每天只吃一顿，有时两天才吃一顿。在英国统治下的南罗得西亚，六、七岁儿童被迫每天从事八、九个钟头工作。在法国统治下的喀麦隆，人民生活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殖民主义者掠夺他们，压迫他们，而当他们试图反抗的时候，就像野兽一样扑过去镇压他们。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公开说，“如果土人有什么政治思想，马上就要打得他断了念头”。在阿尔及利亚，法帝国主义至今保持六十万军队，对当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这些侵略军，用杀人放火和奸淫掳掠的手段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从１９５４年战争开始以来，阿尔及利亚人被打死和失踪的达一百万，无家可归的一百五十万以上，被囚禁在集中营的一百万以上。法国侵略军甚至把屠杀和虐待俘虏当作他们的正式任务。在美国兵横行霸道的地方，人民所受的苦难就更加严重了。这种对殖民地掠夺的暴行表明，帝国主义对和平人类的敌视是一贯的。他们的逻辑是不可改变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依然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严重的任务。最近几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已经有了广泛的觉醒。他们到处都在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及其走狗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尽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了一切最赤裸裸的步骤进行干涉，但是殖民主义制度的命运是不可挽救的。这个罪恶的制度一定要灭亡。这是帝国主义政策本身必然要达到的结果。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千百万人民再也不可能把它容忍下去了。

 不久以前，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士的时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这些地区的民族和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他们做尽了坏事，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深刻地总结了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长时期反帝斗争的经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反映了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互相支持的共同意志和共同愿望。

 列宁在１９００年《火星报》第一期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进攻义和团的著名的评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要求俄国工人阶级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所表达的中国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态度是和列宁的观点完全一致的，也是和全世界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支持是争取人类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个条件的不断增长是我们时代的特征。社会主义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发展，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高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日益深刻，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中的日益孤立，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历史将会以强大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见：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196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
]]> 2008-4-19 15:57:00(1) 乐之史 2008-4-15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425767&idWriter=0&Key=0 
近代国人抵制外货运动的几点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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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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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时事的刺激，一些国人重新又喊起了一百多年前“抵制外货”的口号。抵制某种产品或某国产品本来是国人的基本抗议权利，类似于其他种种表达不满情绪抗议形式，旁人都无可厚非，只要没有违法，甚至政府亦不能干涉。然而，乐之检讨本国100多年来的抵制外货的实际历史，发现大致上有以几下几点经验,或者可以供今日提倡抵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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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5年因为抗议美国工约开始，一直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前，中国都不断发生抵制外货运动。这固然表示当时本国国民有基本抗议自由 ，但是，人们在抵货运动中的表现亦往往被视为其爱国与否的标尺。甚至以暴力干涉正当营业。许多商人进口货物被付之一炬，血本无归。每次抵制外货运动中，商人与消费者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但许多人的私有财权受到侵犯，每次抵货运动也都有一些人因违犯抵货规定在身体及人格上受到侮辱。这种侮辱虽然都触及违犯了当时的本国法律，但是在“卖国”的大罪名之下，一切法律似乎都失去了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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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外货也往往将“爱国”问题上纲上线，与普通国人的消费选择挂起勾来，侵害到许多人的消费选择自由。甚至不准国人买某国物美价廉的产品，只能买本国价昂质劣的产品。抵货由于容易更容易造成市场垄断，以及减少商品选择的总量，因此每每也会带来物价上涨，消费者常身受其害。当然，也许今天中国工业品制造水平，已经与清末民国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无庸讳言，许多产品的质量仍然与某些国家的产品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在“抵货”的名义下，不但市场运行法则会受到严重的扭曲，也有可能使国民经济受到反抵制行动的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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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发生抵制外货运动，往往成为一些势力渔利的好机会。抵制外货运动的背后往往有本国商人与企业支持的影子。抵制外货也往往成为某些本国商人发财的好机会，市场蛋糕往往以一种非正常的形式重组。许多商人甚至也会以外货改换国货商标销售，实际上外货往往仍然在销售，抵制经常仅仅是名义上的，其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每次抵制某国商品之后，也是该国产品在抵制结束后大大行销之良机。抵制不但没有抑制对该国产品的消费，反而刺激了本国消费者更大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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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以后历次抵制外货历史来看，没有一次抵制外货运动能够坚持到底，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所以这种抵制运动常被外国人讥讽为中国人的“五分钟热度”。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没有一次真正成功的抵货运动，而从其给国民带来的各方面后果来看，抵制外货运动也常常是得不偿失。“爱国”固然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正面价值观，然而，采取何种形式来达到“爱国”之目的，或许可以多一些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像近代中国惯用的“抵货”手段，是否能够在今日中国重新加以运用，可能仍需要冷静检讨评估其后果之后才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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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16 11:27:00(1) 乐之史 2008-4-14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402916&idWriter=0&Key=0 
几次著名的中国留学生归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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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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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之心，稍有道德信仰之人皆不或缺。所谓“忠孝”二字，前者对国家民族，后者对父母长辈，实乃中国人之道德根本。讲起“爱国”，其实古人并不亚于今人，其热情甚至可能超出十倍不止，君乃不信，且以一事为例，即近现代史上的留学生归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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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爱国，不在空言而重实际。判断是否实际爱国，而非口号虚诳，在本国之国人，可视其个人为国家社会之真正贡献程度，比如既为官则不贪不占全心为民，既为学则不抄不欺竭力创新；对于在异邦之国人而言，或可以问其是否愿意归国报效，以个人心力促进本国各方面之真正进步。中国人成群结队出洋留学，其历史亦有一百多年了。不过，就1949年之前留学生历史而论，在外完成学业之后几乎都愿意回国服务。有人曾统计过清华大学到1937为止，留学1152人，其中留学回国者 1131人，回国率在98%以上。即使是自费留学者，绝大多数人也会在拿到学位即买船票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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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完成学业归国服务，曾几何时，每遇自认外人歧视本国，或认为有严重侮华侵华行径，许多留学生也会激于义愤立即归国。这种大规模的归国运动，曾经有过许多次。尤其是日本留日学生，曾经多次发动集体归国运动。最早是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集体归国，湖南三十岁的青年陈天华（也是著名的《警世钟》的作者）更为此投海自尽。中国留日学生之归国运动此后也不断发生，如1915年抗议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罢学归国运动。1918年，为反对《中日两国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之签订，留日学生罢学归国2500余人返国（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大约3000余人）。第二年到日本留学人数也减少八九成。九·一八后，在日本学生2000余人又陆续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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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尤其是韩战爆发后，在欧美各国之留学生纷纷发动归国服务运动。当时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据统计5000多人，到1952年底，海外留学生回国人数达2600多人，占解放初中国 在外留学生50%以上。这批归国留学生，实际上成为新政权重要的科技创新骨干。最著名者如后来为大陆“三弹一星”工程作出重要贡献的钱学森，他在1950年就开始争取回国，最终虽然历经磨难，仍然在1955年完成返国之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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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与国外之交流越来越频繁，出国留学之青年也数百倍数千倍往昔。有统计显示，目前仍在读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占全球“流动学生”人数之首位，达三四十万之众，而毕业后在外国服务之留学生可能更多。就归国率而言，据称1978年至2003年底，25年间中国内地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02万人，留学回国17.28万人。最近几年每年出国人数总在十几万，而归国人数仅一二万而已。众所周知，本国科技创新能力一直乏力，原创性权威研究成果的质量与数量也无法为国际主流学术圈所认同。就一个国家实力而言，创新能力，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思想价值观的创新，都是最重要的衡量因素。如果能有多一些留学生在学成之后能归国服务，相信本国软实力会大大提升，本国声誉也可有根本性改善，或者此即根本性爱国之举，亦不负其满腔爱国之热情。
]]> 2008-4-16 11:55:00(1) 乐之史 2008-4-13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392928&idWriter=0&Key=0 北京与达赖关系变化大事纪：新华社报道（1949-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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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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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达赖喇嘛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人物，北京方面对其也有极为强硬的批判。其实，在1949年北京新政府成立之后，曾经在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努力做达赖喇嘛的统战工作。以下根据新华社（依据《人民日报》刊发）与《人民日报》的公开报道，将1949年之后十多年里一些关系史料作简单的梳理，整理成一个简要的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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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一文，表示“在政治上则班禅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扶持的，而达赖则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撇开宗教，作为国民党反动派与英美帝国主义争夺西藏统治权奴役西藏人民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偶像这一点来说，达赖与班禅常因权势而互相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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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3日，周恩来在北京欢宴西藏谈判代表噶伦、阿沛等人，噶伦等代表达赖向周献哈达、达赖像片等，表示“决尽力求得和平解放西藏”。同日，达赖喇嘛在拉萨举行宴会招待中央政府赴藏工作人员和进藏部队负责干部。此一报道显示经过长时间谈判，西藏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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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2月20日 ，新华社消息：达赖故乡人民和达赖的祖父写信给达赖喇嘛希望达赖和班禅亲密团结。是时，驻西宁的班禅额尔德尼准备离青海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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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4日，据新华社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朱德、周恩来等政府要员及各界名人800多人到车站隆重欢迎。 仪式不可谓不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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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月4日，新华社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由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刘格平陪同，在三日上午从北京出发到各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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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21日，新华社报道，达赖喇嘛20日起从拉萨出发，取道日喀则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前往印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随达赖喇嘛同往印度的还有他的正经师林仓活佛、副经师赤江活佛和索康·旺清格来、阿沛·阿旺晋美。达赖喇嘛在临行欢送会上致答词说：“现在如人们所知，佛教在西藏得到正常的发展。我做为主持佛教的观世音的化身，去参加这次法会，是值得庆喜的事。我坚决相信，通过纪念我佛涅磐的会议，如佛教所主张的对佛教的不灭永存、消除战争和疾苦，以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等方面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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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4日，新华社报道：印度德里四万市民举行盛大集会欢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普拉沙德总统举行宴会招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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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14日新华社报道，1月12日“达赖喇嘛代表我国政府把玄奘顶骨一份赠给印度政府”，尼赫鲁总理代表印度政府接受了顶骨。大约有五万人参加了赠送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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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２９日新华社发表报道“３月１０日西藏叛国集团发动叛乱以后，到３月１７日夜间达赖喇嘛被劫出拉萨以前，达赖喇嘛和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将军的六封来往信件。达赖喇嘛的三封信都是他亲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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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印度一些报纸指出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漏洞很多，认为这个声明是否达赖本人发表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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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报道：“拉萨许多接近达赖喇嘛的人列举事实证实，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无法抵赖，所谓达赖喇嘛出于自己意志离开拉萨的说法纯是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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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达赖喇嘛的封号、地位、职权和噶厦的由来》，文中称在回顾“历代达赖喇嘛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之后，称“对现在的达赖喇嘛今天在叛国集团劫持下的处境担忧”，将农奴主与达赖喇嘛做一定程度的切割。最后称“三百年的历史证明：达赖喇嘛只有紧紧依靠祖国，依靠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他才能战胜那些凶残的大农奴主的包围和挟持，才能维持他的地位和职权，这一点，达赖喇嘛比别的人一定有更深的体会。”可见仍在做达赖喇嘛的统战工作。是日，新华社稿发表“西藏叛匪劫持达赖喇嘛里通外国的铁证”，包括从功德林缴获的“囊玛堪钦堪穷的意见书”和“三大寺的意见书”两份文件，以“证明达赖喇嘛在叛乱过程中遭到叛乱分子的劫持和包围，失去了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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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历代达赖喇嘛事略》一文，历述各代达赖喇嘛简史，其中对“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的历史有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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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９３３年生，今年二十六岁。生于青海湟中县南四十里地方的当采乡祁家川的农民家中，１９３８年被寻获，认为灵童。１９３９年送至拉萨，全家随往。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２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国民党政府派他们的所谓“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去主持。１９５１年春，摄政大札下台，达赖亲政。亲政后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派谈判代表来京；这表示他有决心要挣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他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五人为代表来北京举行谈判。在同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协议签订以后，十四世达赖在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７日自亚东返回拉萨，１０月２６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也到达拉萨，受到西藏僧俗人民隆重欢迎。至此，西藏民族和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和掠夺，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６日，达赖喇嘛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同年１２月２２日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和１９５５年３月９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都屡次表示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看到他们未来的光明前途，衷心拥护祖国的统一。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２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达赖喇嘛担任主任委员。在每年这一天和签订协定的５月２３日以及１０月１日国庆节达赖都发表祝词。如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２日，他以“愿大家承担起完成建设政教昌隆的西藏的任务”为题发表谈话；在同年５月２３日，他以“彻底执行十七条协议为建设政教两盛圆满幸福的西藏而努力”为题鼓励僧俗人民；同年１０月１日他又提出“西藏人民在已有的基础上努力加强爱国——团结——进步”的口号。１９５６年冬天，达赖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会，在１１月２０日从拉萨起身，经过日喀则到达印度，会见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又到尼泊尔境内参观佛教圣地，在锡金首都刚渡留住多日，到1957年４月１日回到拉萨。今年３月１０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十四世达赖喇嘛被叛国集团劫往印度。在他未离开拉萨前，还曾三次写信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表示了他对叛乱分子的愤怒和对他自己的生命安全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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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9日，新华社发表消息称：“在印度政府加紧部署向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时候，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１８日在新德里接见了达赖喇嘛，并且同他举行了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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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3月28日，新华社消息称，“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方利用西藏叛匪干涉中国内政”，照会中称“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受到印度政府包庇和支持的西藏叛乱集团公布了所谓西藏宪法，狂妄地宣称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一个“单一国家”，并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了叛国声明，再次公开煽动在中国西藏进行暴乱。这件事发生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而印度外交部发言人竟然宣称这是一种“演习”。这是印度政府愈来愈露骨地利用西藏叛匪干涉中国内政，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挑衅，对此，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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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标题是“对我领土西藏的扩张主义野心至今不死 印政府利用西藏叛匪加紧反华，西藏叛匪按印度腔调辱骂祖国，达赖奉命将到一些国家活动”。这大概是将新政府成立后首次直呼“达赖”，而不加“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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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30日，新华社报道：“来自新德里的一些消息表明：印度当局最近同台湾蒋介石集团和西藏叛匪头目达赖加紧进行勾结。”至此，达赖喇嘛终于在官方报道中由“佛教领袖”演变成了“叛匪头目”。北京与达赖之关系也降至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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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22 11:51:00(2) 乐之史 2008-4-1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379320&idWriter=0&Key=0 怎样让“不孝之子不能升官”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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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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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报载消息称，陜西省富平县近日出台文件，决定把践行孝道文化情况纳入官员考察的重要内容，对不孝敬父母的官员将不予提拔或重用。县委当局要求在考察干部时，在履行正常考察程序的基础上，扩大考察范围，重点对其生活圈、交际圈、娱乐圈广泛走访了解，考察其在孝敬父母、善待配偶、和睦邻里方面的具体表现。县委组织部门将根据考察结果，对问题较轻的进行诫勉谈话，限期改正；对问题较重，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进行批评教育，并不予提拔或重用；对问题严重，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对其进行免职、降职或提请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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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规则初看起来似乎挺不错。至少今天也有地方当局明白“孝道”的重要性，而且将此与能否当官联系起来，对社会大众而言，更有一些直接的教育意义。不过，孝道千百年前就已经是皇帝任免官员的最基本条件了。21世纪的今天，大陆地方政府重提此一议题，显示对原本被批判到底的“封建社会”的一些“残渣”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帝制时代，一些儒家的基本道德标准，包括忠、孝、仁、智、信等，任何一项有违犯的话，都可能被地方士绅或监察官员检举，从而仕途受到影响。今天“地方组织部门”检查“孝道”，比起帝制时代以“地方士绅”以及直属中央的制度化监察系统来，显然还有很长一断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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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细细想想，孝不孝，以组织的名义来考察真的能有什么实际用处吗？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要真正了解官员候选人是否孝道，办法很简单，就是官员任免以民主选举代替组织考察，如此，每个选民对候选官员的德行自然心中都有一杆称，同时，独立舆论机关也应该对这些公众人物进行严格监督。官员候选人如果其有任何不孝或不检点之行为，媒体自然会揭出，选民自然会厌弃，其背后的政治党派自然会斟酌阵前换人，以免累及党誉。在此种机制下，官员候选人是否遵守孝道，或者其他个人私德方面有任何不检点之处，自然而然就已经被列入考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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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以组织部门来考察孝道或其他私德，实际上是很难真正执行的，流于形式的可能更大。其原因在于，“组织部门”其实也是一些官员在操控，这些人与那些被考察的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纽带，“考察”既是“秘密进行”，究竟有没有考察，考察到何种程度，老百姓都不会知道。从被考察人方面来看，其家属即使在平时对不满，认为其对父母不孝，或在外面包二奶夜不归家，或出口就骂动手就打粗鲁不堪，但如果有人来调查，是否他们会讲真话呢？他们是否会考虑到实际的利益而不愿意将“家丑”外扬呢？在今天地方官场“潜规则”盛行的情形下，透明的舆论监督缺乏，“选民阶层”也没有真正形成，因此，要依靠几个“组织部的人”来对所有官员候选人的私德问题调查清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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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官员任免重提孝道及私德应该是一件好事，只是如果当真希望每一个当官的都能在先在私德方面是公众典范，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全面开放舆论监督，官员任免真正由选民作主。如果选举当真，监督当真，自然就不用担心会把一个“不孝之子”或私德烂透的家伙推上高高的官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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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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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11 21:59:00(0) 乐之史 2008-4-9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343995&idWriter=0&Key=0 去妖魔化与再神圣化：如何重新认识“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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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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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四大家族”，这个几乎要被中国人忘记了的词汇，又频频在在海内外华文媒体上。作为“四大家族”中排行第二的“宋子文”的女儿更是高调接受许多记者的采访，言谈间，似乎颇有为“四大家族”大鸣不平之意，尤其对宋子文氏，更是突出其“爱国”的一面，强调宋对中国有过诸多贡献，同时由记者报道来看，似乎其后代也声称目前并没有找到宋氏贪污的史料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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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乎所有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四大家族”是什么意思，按照官方的历史或政治教科书，这个词就是专指“垄断中国经济命脉”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以及陈立夫他们四大家族，他们的贪污腐败也使得国民党失尽民心，最终败于代表“正义力量”的共产党。这种“历史知识”教育已经深深扎根于每一个大陆中国人的大脑，因此，只要说到国民党时代，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想到当时的“四大家族”的”恶行“。那么，这种历史知识究竟有几分真实，或如其后代声称的基本上是一种“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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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这个词，依照目前的资料来看，似是陈伯达1946年所发明。陈是中共党内有名的笔杆子，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除协助毛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书外，陈伯达也是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干将，以他署名的一些文宣作品曾经都是打击蒋介石与国民党声誉的重磅炸弹，如《评中国之命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最为人熟知的可能就是《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了。此书在正式出版前，曾经从1946年11月13日在《解放日报》连载，并立即以单行本出版。这本书估计当时的印刷量就大得惊人，印行后就广为传散，并且一版再版，成为瓦解蒋介石统治集团合法性的一枚超级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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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此书写法很独特，全书到处可见数据与注释，如果不去注意那些明显的政治用语，从格式上看还是挺像一本学术著作的。书中指控蒋、宋、孔、陈四大家以“官”“商”形式，在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各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陈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论证，为了凑足这个数字，陈乃将所有与蒋宋孔陈姓名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入他们名下，这当然是很不符合学术规范的。陈书中也充满了用词过度的指责与诋谤，然而，今人是否能因为这些数字的不准确或用语的过度匕首化，或“四大家族”一词的“科学性”有问题，就对陈伯达的指控能够完全否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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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我们撇开“四大家族”这个词，从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来看，豪门资本或“官僚资本”的问题显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化的。而这里的“豪门”或“官僚”，最显著的又当然是孔祥熙与宋子文两大家族。所谓“孔宋豪门资本”依仗官方关系，利用时局大发洋财，这在抗战期间乃至战后都是国人皆知的“秘密”。而国民党内部对孔宋官商不分，公私不分，以公权力为家族生意保驾护航，也是充满了批评意见，如曾经主管资源委员会与经济部的翁文灏，以及“清流派”傅斯年、马寅初等人，都曾经公共抨击孔宋贪腐问题。即使是硬被戴上“四大家族”帽子的蒋介石与两陈，他们对孔宋之行径也未必满意。陈立夫在其回忆中便对宋子文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政策大为不满，认为其应误国害民不浅。政策变化之间，孔宋家族控制公司通过事先情报及内线交易得到的暴利自然也为人诅咒。姑且不论民议，即使代表国民党中央喉舌的《中央日报》到后来也成为揭弊者，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刊登《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一篇报道 ,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其中宋子文之弟宋子良主持的孚中实业公司结购外汇为1.53亿美元,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主持的扬子建业公司结购外汇为1.8亿美元,而宋子文投资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亦结购外汇8.7万美元。在当时物价飞腾通货膨胀已至极点之时，谁都知道拥有美元外汇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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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宋控制中国财政枢纽20余年，而宋更早在1923年就帮孙中山打理筹款事宜。正如蒋介石机要秘书周宏涛晚年所说，虽然孔宋未必有把国家的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但他们从政期间亦官亦商，经常藉着为官便利来经商大赚其钱。这种以权谋私官商不分的行为难道不能算“贪污”吗？其实，仅从当时参政会、立法院、监察院的档案，以及各方民意代表的资料来看，检控宋孔两人涉嫌贪污的证据恐怕用“积案盈尺”来形容也不为过。所以周宏涛就说，宋孔的行为不论在当时或现在的标准看来都是不应该的，蒋经国对此也“强烈地反对”。小蒋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其实就已经准备拿孔宋家族开刀了，孚中与扬子两家公司都岌岌可危，只是后来迫于宋美龄的压力，此事最后不了了之。美国人对重庆时期以及战后蒋介石政权之不满，除了军事上之失败，可以说孔宋贪腐也是关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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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抗战前后社会上对孔宋家族非议甚多，因此中共得以利用此种舆论大做文章。不过其策略却是从政治上将蒋、陈与孔宋联结起来，拼成一个“四大家族”的名词。其实，蒋介石根本就不需要贪污，他要钱办事只管写条子向财政部要就是了，从档案来看，蒋本人根本没有也办什么公司，或存许多钱在银行。两陈在国民党内在经济上面一直有清誉，对他们的批评最多也就是垄断党务罢了，很少有人说他们贪污。但是对孔宋贪腐的批评，却一直从大陆延伸到蒋经国统治的台湾。不过，颇富讽刺意义的是，今天台湾大致上可以说在行政清廉问题上已经做得挺不错了，而当年口口声声痛斥四大家族贪污腐化的大陆当局，现在倒是官商勾结贪腐遍地，上面似乎对此也一筹莫展，除了从道德上声讨之外，并无根绝之良方。民间百姓都相信“无官不贪”，“无贪不巨”，以至于对任何披露的高官贪污数字都高度怀疑。此种吊诡的气氛中，当年背着贪腐罪名离开大陆的宋氏的后人，到大陆为其先人寻求名誉平反便显得别有一番讽刺意义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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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纪念史学”在中国似乎很是昌盛，尤其是旧时代的人物的后代对此更感兴趣，但是这种“纪念”究竟应该如何与“史学”结合才能给我们带来正面的历史知识呢？以孔宋而论，即使其在职位上曾对当时国家有过什么贡献，但是这种“贡献”能用来冲抵其曾经有过的渎职贪腐行为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抛开《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的文宣炮弹色彩与意识形态陷阱，从其对执政当局负责官员不当行为的强力批评这一点来看，也许还是可以供后人稍作些微的借鉴。历史还是应该有其客观的一面，如果任由权势按照自己的意图涂写，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写，其实都不是一件怎么好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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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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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11 18:47:00(0) 乐之史 2008-4-5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292806&idWriter=0&Key=0 为何我们的同胞在外国动辄被人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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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外人眼中“中国人”形象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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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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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中国人自诉在外国受歧视的个案似乎越来越多，尤其在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经常可以看到国人在酒吧里喝酒被轰出门，甚至被带到警察局；或者国人在酒店或商场遇到不公平对待，引起莫大的纠纷。一般讨论此种案例时，一些国人大致会倾向于将责任推到外国人身上，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种族歧视。但是，其实这种现象频繁发生，其实也何尝不是反映了目前的中国人在国内习惯的一些做法，在外国人看来是极度不文明，甚至是违法行为。如公众场所大声喧哗，旅游景点乱涂乱画，不遵守酒店住店与商场购物的基本礼仪等等。然而，号称拥有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为何现在落到这步动辄被人歧视的田地？！乐之稍翻历史，便深深感觉到，今天的中国人的形象大致上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了！而这种形象其实又完全是这四五十年慢慢在外国人心中形成的。之所以有这种形象,与其说是“文化差异”或“素质差异”，还不如说是我们这四五十年来特殊的“国情”与制度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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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廉耻，在历史上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要遵守的行为标准。即使到清末民初，时局日衰，世风不古，但是国人基本礼仪教育其实并没有完全中断，如孝道、忠信等等一系列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都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发挥教育作用。尽管当时一些宣传强调中国人有一个“东亚病夫”绰号，但是那个时候的外国人，比如欧洲人是否真的将中国人视为“东亚病夫”呢？恐怕这更多的是国人自我励志的一种说辞吧。尤其在当时普通中国人出境旅游的机会很少，而能够出去的国人，既受传统中国伦理教育的熏陶，普世性的行为标准其实也知道一些，因此出去之后，一般还不会因为“行为规范”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自清末到民国,那么多青年人到欧洲留学,但是因为这些文明习惯与当地人发生冲突的案例,还真的没有在史料看到过。反而是经常可以从当时的材料中看到国人在欧洲留学，与当地人和谐共处，乃至通过交流让欧洲人对中华文明传统产生敬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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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四五十年来，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慢慢在一些外国人眼里有了新的非常负面的形象。这种形象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面貌上的虚弱，或知识上的愚蠢、行为规范上的逾矩。“改革开放”前，外人看国人，有时尚带有一丝丝同情，尽管这同情的后面夹杂着鄙夷与嘲笑。今天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实际上也是是在这种形象阴影投射之下，他们经常被认为是来自一个缺乏真实信息的怪异世界。这种信息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国基本教育大致上失败，灌输给学生的多半是一些虚妄的无用的教条，而真正的能与悠久文明历史传统接轨的知识，鲜能以种种适当的方法教给一代代的儿童青少年。今天四五十岁以上的国人，更是在残酷阶级斗争的政治文化中长大成人，他们也是听打倒孔老二的战斗歌曲，看着那些鼓吹你死我活路线斗争的样板戏，慢慢成为今天的成人的。当他们成为父母，他们也对基本行为礼仪或普世性文明准则缺乏应有的知识与信仰，只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成为“生存斗争哲学”，被反复灌给了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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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责任政府呢？知识精英呢？自立性的教育机构呢？好象在我们周围都很难看到。今天一些空头“评论家”嘴里讲个不停的“国人素质低下”，其背后又何尝不是长期的信息缺失与政府失职、独立教育机构缺乏之故？！既然到今天，国人能接触到的的信息载体仍在以刻薄的涂污手段丑化先人，又如何让他们到欧洲去讲什么礼仪？既然我们对历史仍采取遮蔽的手段，有一种惧怕的态度，那么，我们如何教给孩子们应有的文明知识？仅仅是空洞的口号是毫无作用的，今天我们的“政治教材”，其效力比起传统中国的“三字经”、“二十四孝图”等蒙学教材来说，可谓是一点都没有。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世人面前继续保持这个不良的形象？今天的中国除了变成一个世界超级工厂，除了利用前代的廉价人口遗产,为全球提供大量或真或假的工业制造品换取出口外汇外，还能贡献给这世界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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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希望提高国人素质之时，我们在试图打造一个所谓“大国”之时，其实，首先是要认真做的，乐之认为是认真检讨这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因为就是在这五十多年中，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传统，失去了他们的文化，失去了他们的形象。不认真反省五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反省这五十余年推行的种种政策与制度，国人的形象要真正得到改变，乐之认为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正如虽然清明节重新获得合法地位，但是，要让国人真正明白“清明”的意义，不从那个断裂的关节点开始好好反省，光靠恢复一个节日的名义，是很难真正取得文化道德教化意义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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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6 16:26:00(1) 乐之史 2008-4-3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271516&idWriter=0&Key=0 消灭祖先:五十年前席卷中国的平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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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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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对于国人而言，本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千百年来，许多中国人都曾经人死了之后就到了阴间，在那里表现好的话，就可以重新投脱转世，坟墓与先人能否好好转世密切相关。同时，坟墓也是先人过世后安享阴世生活的所在，如果坟葬不宁，家族命运也会受到牵连。因此，某个人家如果流年不利，风水先生可能会指出其先人墓葬有问题，或需要重新择地安葬。中国人对家族概念也特别重视，但家族繁衍数代之后，先人坟墓与族谱一样，是能够证明家族之内凝聚力与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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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现实社会秩序的维系也依靠忠教仁义这些基本原则，所谓“百行孝为先”，而孝道的体现又是在生尽赡养之责，辞世则需要慎重安葬，这些都是为人子所必须做到的，否则乡人邻里均要斥责其“不孝”，不孝之子，即使权势再高，金钱再多，其实也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要受到官府的制裁。长辈过世，如果不能好好安葬，那自然是不孝之最重要的证据，甚至超过在生之虐待之罪。因为在世对长辈不孝，可能“家丑不外扬”，外人不一定会知道，但安葬一事却是人人都看得见的，这也是与面子最相关的一件事。也正因为先人墓葬有这些重要的意义，因此，古代侮辱敌人的办法中，掘其祖坟，大概是最凶狠的一着。连祖坟都保不住，对于中国人来说，其人格荣誉也就丧失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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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到“新中国”便都起了巨变。先是因土地改革，全部农村土地都要重新分配，因此也牵涉到墓地的产权问题。不过，在建政之初，当局对坟墓的态度尚不激进，规定“任何人先人之坟墓占用地均予保留，不应平分。至坟墓左近土地，如属地主阶级，应依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二条：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但在其分得与农民同样一份时，是否将坟墓左近土地分给他，应依据农民大会讨论决定之。”1953年政务院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规定“凡因征用土地而须迁移坟墓者，必须事前通知坟主迁移，发给适当的迁葬费用，并应照顾当地的风俗习惯妥善处理。坟墓无主者应由用地单位代迁。对无地迁葬者应协助找地迁葬”。此条规定可看出新政权对坟墓仍持谨慎态度。但是当土地私有产权随集体化的到来而消失时，消灭坟墓的问题也开始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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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农村集体化进行正在进行，当局开始鼓励以火葬代替土葬，当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土葬是封建迷信，如果任由这样下去，“必然会有一天，活人的世界被死人所占去。”甚至有人提出“旧日土葬，既占用葬地，复浪费衣棺，且不卫生，而岁时祭扫，更为无穷之累。究于死者，毫无裨益，徒成助长迷信之资”，不仅土葬不文明，祭扫也被视为浪费之举。1957年10月出台的《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明确规定要“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目标指向丧葬风俗。在此种氛围中，三个儿子刚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就率先做出榜样，将他家里的祖坟平掉，棺木采用深葬的办法，将坟地送给所在地农业合作社。１月11日人民日报刊载黄炎培“试倡平地深葬”一文，黄在文中提出不但平地深葬，甚至“连棺椁都可以省掉”，提出死人就是穿平常衣服埋下去就得了，“用不着特制，横竖是烂掉的”。到这年春天，大跃进已经在发动起来，各地为了追求虚浮“高产卫星”，一方面提倡密植，一方面开始发动“平坟运动”，将所有坟墓平掉，扩大耕地面积，也为大规模的机耕作业作准备，其口号是“实行土地大平整，保证农业再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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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大张旗鼓宣传“平坟开荒，向鬼要粮”、“人换思想地换装”的运动形势下，周恩来的淮安老家自然也不可能例外，于是周的祖坟如何处理成为当地政府头疼的事，他们只有向周办请示办法。1958年6月29日，周办以周恩来名义给江苏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及淮安县委回信：“我家有一点坟地，落在何方，我已经记不得了。如淮安提倡平坟，有人认出，请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见。我先此函告为证。”这封信中，周并没有说一定要平掉自家祖坟，但当地政府并没有平掉可能他们引以为傲的周家祖坟。直到1964年当局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各地在“人定胜天，改造大自然”的口号声中到处围湖造田，烧山开地，而又一波平坟运动也随之兴起。在淮安，可能周家的祖坟已经是剩下的唯一的坟墓了。或是为了避免给人落下“特殊化”的骂名，对淮安当地政府的再次请示，周恩来批示由自己的工资中出了70元钱，将其在淮安的七座祖坟（包括周的祖父母、堂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人）全部平掉。参与平坟的农民每人拿到一元钱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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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平坟运动席卷了全国，将棺木取出深葬大概是最好的安置办法，其他许多所谓“无主坟墓”便被彻底消灭，尸骨被火化甚至抛弃，石碑用来筑桥、铺路、修猪圈，棺木用来造房子、搭瓜棚，甚至被用作造车轮子。报纸上高喊“先进的农民们，再也不迷信鬼神，再也不自缚于种种旧的习惯和传统”，“思想解放，鬼神退位”。与平坟运动相呼应，许多地方还搞起了“有没有鬼神”的辩论会。当局要求民众“不再信神信鬼，而要相信人的力量”，并将运动定性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先进思想和落后保守思想之间的斗争”。“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也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与道德标准也从此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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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58年与1964年的平坟运动中，当局尚要求有条件地保护“烈士陵墓”以及“有历史价值或文物价值的坟墓”。尽管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各地严格执行，许多千年古墓甚至都被挖，珍贵的文物则以普通金银价格卖到银行作为集体财产收入，但是，仍有一些墓葬留了下来。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即使是这些极少数留下来的文物性质的古墓或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墓葬仍然遭到了冲击，像孔墓、岳坟均受波及，而一些反动人物如袁世凯、康有为等等人物，墓不但被挖，甚至其尸骨仍被批斗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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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去三四十年，在今天，似乎坟墓又有了新的意义，尤其是名人墓葬甚至成为各地争夺的重要“文化资源”或“经济资源”。淮安当地政府也早就拨巨资将周家祖坟重新筑起并加以保护，只是这对于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的已逝多年的周恩来而言，是一种荣耀还是一种讽刺呢？不过，在今天重新提倡清明祭祖，甚至已将清明定为法定节日的时代，我们究竟应该重新来看待先人墓葬问题呢？“移风易俗”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来进行，才能真正让民众真正能够接受并且化为共同的价值标准呢？从1949年后中国的平坟运动来看，其实，真正有形的所得甚少，而被破坏的损失的无形的东西恐怕更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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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4月2日，清明节地位重光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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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9 14:34:00(2) 乐之史 2008-4-1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260041&idWriter=0&Key=0 　　许霆被判五年为何许多人还是觉得不公?
　　
　　 ——人治中国的“法治”裁判
　　　　
　　　　
　　　　乐之史
　　　　
　　　　
　　　　因为银行柜员机失灵而被取出十几万人民币，当事人许霆先被广州市的法院判无期，昨天改判五年徒刑。尽管许表示服判，但这五年的刑期仍引起许多人热烈讨论。有人称判得不公，应该宣判他无罪，最多许只有道德上的责任，而没有刑事上的责任。而有人则认为许判得太轻，甚至有人举美国的法律为证，称许在美国可能会判20年。
　　　　
　　　　其实，许霆案是不能拿外国的判例来比较，因为中美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律经常成为权力的奴仆，官员的二奶，其效力若有无无，有无之间完全视当事人势力，或者权力控制者的表态。在中国，知法犯法已是社会常态，随便看看，到处是违法收费，违法办案，违法行政………，官员有法不依，百姓也自然视法律为虚无。在这种常态下面，突然要按照哪一条法律对一个没有特权背景的只是失灵柜员机多取了人民币的青年判刑，自然众人感觉不公。这种不公其实是一种普遍的集体心态，中国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个人治社会，在这种人治社会，关系与权力、金钱决定着许多事情，并非法律在左右这个社会，老百姓自然也没有将法律当成公众道德标准。
　　　　
　　　　如果官员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够完全按照法律来执行，如果这个社会，不再以关系、人情、金钱、权力等因素来破坏法律，如果当局颁布的每一部合理符合普世正义的法律，都能够彻底得到尊重执行，那么，社会公众自然就会慢慢对法律产生尊重感，这种对法律的敬畏也会慢慢变成一种公共道德标准。但是这一切在目前的中国还根本谈不上。在许多地方，法律甚至常常成为儿戏，判决也带有太大的随意性，判决往往与当事人的背景密切相关。如果许霆具有一些其他的身份，比如他是一个官员，或他有一个当高官的亲戚，或者他有很多钱可以摆平法官，可能这个案子的判决又将会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法律裁判带有很大的选择性与随意性的氛围中，许霆一案才会让大众产生不公正的感觉。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拿外国的判决来做比较是很可笑的！一个本质并非法治的国家如何与一个严格的法治国家作比较？如果不了解本国的法律执行实际状态，不了解从上到下各种人士对法律的观感态度，如果不了解普通民众眼里法律的意义，仅仅从法律条文来讨论许霆案，其实是无法理解许多反对将许霆判罪的声音。
　　　　
　　　　乐之史，2008年4月1日]]> 2008-4-8 20:05:00(9) 乐之史 2008-3-28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208203&idWriter=0&Key=0 注水学历何时流行中国官场?
 ——有感于官员高升前没弄个文凭竟成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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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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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多年前，老师教我们新闻的定义，很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句话深深烙在乐之大脑中。不过，如果那位老师活到今天，他上课时就不会再举人咬狗的例子了，因为，今天这个例子在中国不大有现实意义，既不尊重“狗权”，也比较脱离生活，而且没有中国特色。或许他会举另外一个更加有现实意义的例子：当官的弄个文凭不是新闻，当官的不弄个文凭才是新闻！从这个定义出发，这几天中国的媒体人总算是报道了一回真正的新闻：新上任发改委主任学历居然只有中专！其背后的潜台词则反映了大众广泛的惊讶声：这个当官的居然没有去“弄个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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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说的“弄”，未必是赤祼裸的用自己的钱来作金钱交易，像钱钟书小说中的方鸿渐买个克莱顿大学的文凭回国来骗老爸混饭吃，所谓“弄文凭”，指的是当官的或依仗自己权力与公款，到哪所大学搞个文凭，甚至博士学位。这种弄文凭，指他获得文凭的程序实际上是不地道的，虽然也有经过所谓“考试”、“就读”、“答辩”等步骤，但实际上，这些步骤全都有可能造假，或者动用关系疏通，甚至考试与毕业论文均请枪手代劳。这种请枪手的办法，除了付给金钱之外，或者也给处理此事的人其他方面的好处，比如职位安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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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弄个学历，不知从时候开始流行，至少在陈永贵当副总理，王洪文当副主席时还没有看到此种盛景。大概从官员任命开始有“学历限制”，当官的弄文凭就开始了吧。本来任用国家公务人员，规定一定学历限制，是件好事，然而，由于缺乏相关透明监督配套制度，再加上大学的官衙化，权力崇拜盛行，因此，学历一加限制，买卖文凭之风就刮起来。多年以来，很多大学对稍高级别当官的来要文凭基本上是来者不拒，不但在许多程序操作上违规“大开绿灯”，甚至动用学校资源为他们寻找枪手，种种黑幕实在是丑不可闻也。现在中国的大学很喜欢比谁出的高官多，像拉那些有名的运动员入学一样，许多有名的大学也在拼命拉在位高官到本校进修混个更高的文凭，既壮校势，也为这些大学里的官员制造了大量权力网络资源。然而，本来在道德上有着优越地位的高等学府，也通过这种文凭与权力的交换彻底沦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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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以权谋私，其实文凭腐败也是一大内容。这种“弄文凭”的腐败不但搞乱了官场（鱼目混珠，上行下效，结果真正有学识者反而敌不过那些买文凭的家伙），也搞乱了以前自诩为“象牙塔”的教育界，更搞乱了人心搞乱了社会！中国不讲进步则矣，如讲进步，或者可以请从清查官员文凭腐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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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3月27日
]]> 2008-3-28 21:38:00(0) 乐之史 2008-3-2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177624&idWriter=0&Key=0 文革中的余秋雨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小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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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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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余秋雨”这几个字在网上又热闹起来。今天更读到他一篇所谓“在中国做好事为何总被政治批判”的文字，读罢不禁想拍案而起：余秋雨，你真的是欺负中国无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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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字里，余秋雨口口声声说自己当年编“鲁迅教材”是在做一件好事，然而，你编的究竟是什么教材？为什么不说清楚你编的究竟是什么货色的东西呢？你说的是在“石一歌”（上海市革委领导的鲁迅传写作小组）时期参与写作并担任修改大任的伟大著作《鲁迅传》，还是那册歪曲史实的宣传愚民手册——《鲁迅的故事》，抑或你为文元同志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所准备的那些材料（《鲁迅揭露批判四条汉子和国防文学的材料》、《四条汉子在鲁迅逝世后攻击和诬蔑鲁迅的材料》、《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材料》、《鲁迅关于培养文艺队伍的材料》、《鲁迅总结历史经验的材料》）。为什么不说清楚呢？你欺负读你文字的人都不知道历史了吗？你以为当年你坐在康平路办公室写的那些东西，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看见了吗？ 你以为今天相关档案不开放就意味着你的那段经历可以一直隐瞒下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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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余秋雨还真的以为他编的那本《鲁迅传》以及《鲁迅的故事》，是什么“纯粹的文学书籍”？！这里面没有把“文化与政治硬拉在一起”？！从文学性来讲，我们不用管鲁迅的文字有多少偏狭与短视或与现实政治利益脱不了干系，然而，就余氏参与的这两本鲁迅的书，几乎完全可以说成是充满险恶政治目的的教条宣传工具。最可笑的是，余秋雨还居然敢声称自己当时是“为文学与文化而读书写作”？你以为你自己当时是生活在喜玛拉雅山的山顶？你以为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你究竟是在什么环境中，为了什么目的，按照什么样的命令去做这件事的吗？坐在文革浪尖的司令部中奉命写鲁迅，今天怎么在你笔下都成了“只为文学和文化”呢？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天真的文学青年？！

也许是自己心虚，奇怪的余秋雨居然今天会扛着一个“总理”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文革行径做掩护，难道扯一个虎皮，就可以让你所做的一切都“正名化”、“合法化”、“合理化”、“道德化”吗？你坐进康平路办公室享受优厚的待遇，编《鲁迅传》与《鲁迅的故事》，究竟是谁给你的命令呢？难道你当时还真的有那么高的地位，可以直接从国务院负责人那里接受这个“任务”？

在当下的中国，是非扭曲固然已非一日，历史也被人为地遗忘割断，因此，虽然文革过去不过三十年余年，然而，许多残渣居然又重新泛起，公然为文革招魂者有，前不久样板戏入教材可为典型；装聋卖哑假装无辜者也有，余秋雨氏近日之言论可为代表。余秋雨，本来就是文革上海市革委的一名吹鼓手，虽然文革后清理时勉强过关，但是不等于他自身没有问题。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位曾经也算是一号人物的“文革写手”，在后来居然靠贩卖所谓“中国文化”成为新时代的“一代散文名家”，日进斗金不说，他也俨然成为众多华文文学青年的学习楷模。实际上，其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种种虚伪矫情, 以及对现实的有意遮蔽，都是对文学本质的玷污。

也正因为文革的旧帐根本没有人愿意去算清楚，文革过程中本来有原罪的那些人也基本上没有作应有的忏悔。因此，余秋雨更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毫无罪孽，对那些批评他的人反而万般讽刺，大有代表所有“吹鼓手”作发言辩护人的味道。这个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洗心革面”，做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文人！然而，余秋雨写了那么多的打棍子戴帽子的文章，既然没有人深入追究也就算了，为何还要在道德上还自以为正确，继续扛着“著名作家”的旗号欺世盗名做什么东西呢？你真的以为所有知道一点文革历史的人都已经死光了？你还真的以为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大脑清晰能明白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吗？你还真的以为“历史”过去了就真的成为虚无？可以任由你随意涂写，随意往自己脸上贴金？这样的余秋雨，在我看来，真是无耻得近乎无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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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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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论史博客——时闻点评: http://lezhishi.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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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原文
为什么在文化上做了一件真正的好事，总会被批判成坏事呢？这是因为，由于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很多中国文人的阅读重点已发生重大挪移。他们平常总是花费极多的时间在阅读政治书籍、有关文件、新闻报刊，以及把文化与政治硬拉在一起的那些论著。他们自己早已不习惯去阅读纯粹的文学书籍，如果阅读也一定另有政治企图，例如他们读《红楼梦》、《水浒传》就等于在进行政治批判。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人会一门心思地只为文学和文化而去长时间读书、写作，他们认为那一定埋藏着某种巨大的阴谋。当时我们在编写鲁迅教材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旁敲侧击、反复打听了，总觉得这件事背后有什么背景，至少周恩来总理有什么企图。后来等到事过境迁，他们不再批评周恩来总理，只说编教材是重大“历史问题”。什么问题？却坚决不说。这下事实说明，在中国，一个文人，一个学者，要静心读一点文化学术书籍是极其困难的。本是一件单纯的事，却要面对无数政治质问，无数疑惑的眼神，无数事后的追究。 在阅读的万千艰辛中，这种艰辛最为痛苦，却已经很难为下一代理解了。
]]> 2008-4-2 18:10:00(1) 乐之史 2008-3-25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161759&idWriter=0&Key=0 从反满愤青到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民国报界领袖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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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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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言论史上，曾经涌现了许多的时评家，然而，如果我们以“国家”、“人民”、“社会”这三项作为衡量言论水平的标准，张季鸾大概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时评家了。张氏生于1888年，卒于1941年，早年留日，与当时许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张也曾经是一个反满愤青。20岁张回国即投入报界，最早曾服务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立报》，因此，辛亥光复季鸾也不无小功。

入民国后，张季鸾曾担任过当时中国第二号大报《新闻报》驻北京记者。不过，其兴趣似乎仍在于政治，1916年开始任政学系机关报《中华新报》之总编辑，该系虽源于国民党，但与孙文中华革命党一派早已分道扬镳，政治主张偏向于走合法议会路线，与既有权威势力作妥协，与激进派不惜一切以武力解决时局之主张恰成对照。 1924年，《中华新报》停办，张季鸾一度出仕，然不久仍回到报界，担任已为政学系干将吴鼎昌、胡政之等人接盘的《大公报》的总编辑。从此张氏为这家报纸算鞠躬尽瘁了，也开始了他一生笔政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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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一生究竟为报刊写了多少时评，似乎尚无人统计，从其勤勉敬业的性格来看，即使按一月10篇计算，其数量也在千篇以上。过世后胡政之曾将其评论选编二册成书出版，号《季鸾文存》。据其知交回忆，张季鸾下笔迅速，言辞犀利，以敢骂敢讲而闻名于世。张氏也曾称自己要“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读其许多文字，确实能让人有如沐清风，如登高峰之感，越复杂的时局，读其评论越能让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特别是其主持大公报笔政时所揭之四大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盲、不私），虽然在当时南北鏖战中有自保之意，但对于当时习惯接受政客军阀津贴之报界来说，这四条方针无异于一声惊雷，它也让国人第一次知晓“新闻媒体”真正应该扮演的角色。

张季鸾大概也是民国时代报人中对“新闻自由”体会最深者，他尤其注意到此种自由与民众知识以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1936年6月，张季鸾在《大公报》撰写过一篇社论，专门谈及舆论与国民意识的问题，文中，张氏批评当时政府干涉本国媒体的报道自由，他认为，一旦国内有重要事件发生，当局最多也只能禁本国报纸刊载信息，无法控制外报，但是外报往往“以所属国之利益为利益，且情状隔膜，采访不灵，故或为无意的讹传，或为有意的妄议，或事出有因，而宣传过甚，或部份近似，而全体失真。”同时，关心时事之人民，于本国报不得消息，只有求之外报。如果不信，又“别无反论之方法”，更不知真相何在。因此，“每有大事，社会辄现惶惑之状，而谣言更乘之”。当谣言之势力大于事实，报纸之公信也降于零点。是故，张氏建议当时政府，不论关于外患或内忧，应尽量宣布事实，并随时表示政府之态度意见。对于报纸纪载错误者，随时告以事实，使其更正。至外籍通信社电讯之错误者，据事实纠正之。亦即采取积极宣布政策，切勿消极封锁。张氏最后语重心长告诫当局“总之，欲国民对国事尽责，首在使国民知悉时事，然后能识利害，辨是非，然后能真正形成一致的舆论。”因此，国家面临局势越是危险，则越需要集中民志，越需要依赖有聪明健全之舆论。否则不但民气萎缩，失判断之能力，对国家之损害亦不可胜言也。

张氏此篇社论虽然写于70多年前，但是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其识见之卓越，固然，张氏文中所谈一国中本国外国报纸的问题眼下似不存在，但现今广播电视与网络，外部舆论之影响更甚于昔矣，或许国人可从张季鸾氏的语中稍得知识，能用更加聪明的办法来处理内外问题，以免自陷于尴尬被动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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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虽然生性固执，但是在对于舆论的态度上，他有时却颇能从善如流，尤其对张季鸾之批评性意见，蒋多能接受。因此，尽管张曾经在报纸上撰文批评过蒋，然而，在整个三十年代，他依然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智囊之一。蒋在1941年前之内外应对举措，尤其在外交方面的成绩，可能也离不了张季鸾的劝谏之功。张氏离世后，蒋身边便不大能找到这种有水平的谏客了，其后来的失败或多少也与此有点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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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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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论史博客——读史札记: http://lezhishi.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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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5 17:54:00(0) 乐之史 2008-3-23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138025&idWriter=0&Key=0 “三二二”之后：选战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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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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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最好的民主素质教育，竞选是最佳的公民政治培训。台湾这场大选嘉年华终于落幕了，一切都在和平与理性中顺利完成。作为大陆观众，我们更要衷心感谢此次选举的所有参与者，因为他们展示了高度成熟的参政知识与能力。其实，他们都是我们公民课程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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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二”终于和平落幕，胜利者毫无骄气，失败者亦没有气馁，最后的演讲基调都出奇的相似，那就是对人民选择的尊重，双方都以谦恭的语气，以及深度的鞠躬感谢全体人民。政党可以轮替，执政可以换人，然而不变的就是人民的权利，一切都由人民作出裁决。选举中，我们也看到行政基本保守中立，警察在全心保卫选举安全，选务会尽力做到不偏不倚，甚至媒体也被要求做到平衡报道。我们也看到，绝大多数的民众都严格遵守选举法规定，在法律面前没有例外，造势、拉票、抗议………，一切都在法律的的轨道中依序进行。数百万人的大型活动，尽管立场对立，但并没有多少意外发生。我们清楚地看到，民主化政治与秩序法律相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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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二”之后，我想大陆许多人对选举政治的偏见大概可以消除一些了。观点对立未必就要大打出手，权力争夺未必就要诉诸暴力手段，即使是选举语言的攻击，也不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否则犯规者将会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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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二”之后，我想此前国内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断论”也许可以破产了。比如“民众素质论”、“本国国情论”、“竞选混乱论”，乃至于“特权垄断”、“金权交易”等论述。我们清楚地从台湾这场选举中看到，无论选民教育与族群背景如何，知识阅历如何，财富或多或少，职业或白或蓝，然而，对于政治的热情都空前高涨，对自己手中那一张选票的重视程度都极为相似，选票神圣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也看到，历经选举政治的训练，民众政治素质已经相当成熟，哪些是涂黑的选举招式，哪些是作秀的表演，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手中的票仍然会投给自己选择的候选人。贿选、幕后交易随着监督的普及以及检调司法系统的独立也越来越罕见。那些对政治民主抱有陈见的人如果再要用原来的结论来为自己辩护，在“三二二”之后，头脑清晰的人应该不会再轻易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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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台湾此次选举展现了民主化选举政治的正常图景，而此前这些图景一直被遮掩在那些唾沫口水以及硝烟之中，但此次选举在这些方面进步了许多，因此，理性和平竞争本来就是民主选举政治的核心所在。如果抛弃偏见，大陆方面，应该可以从这场选举中得到更多理论与经验上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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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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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6 10:47:00(1) 乐之史 2008-3-22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122561&idWriter=0&Key=0 人民的胜利：祝福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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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选票，都是人民的意愿，每一张选票开出，都紧紧牵着人民的心。候选人，无论谁胜谁负，其实最终的结果都是人民的胜利！台湾的这场选举，已经成为华人政治民主化的楷模！政党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再次轮替，权力将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实现交接。祝福台湾，祝福台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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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3月22日
]]> 2008-3-22 19:50:00(1) 乐之史 2008-3-2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103380&idWriter=0&Key=0 北大三十年骂人史：1947-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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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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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据说北京大学校长准备在学生守则中加上一条“不漫骂”，乐之不禁真的乐不可支了，北京大学办到这个份上也真的是够有意思的。当然，作为一个成人甚至儿童，稍有教养都知道骂人是不对的，因此北大校长的想法本质上当然无可厚非。乐之感到疑惑的是，何谓“漫骂”，谁来界定？如何审查？如何惩罚？是不是北大想将师生中一切骂人的恶习都全部消灭掉？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也许北大又创造了一项国际性的惊人奇迹吧。可是，读读历史就明白，如果不骂人的话，哪有今天的北大呢？六十年一轮回，从1947年到现在，可以说北大许多成绩都是从骂中得来，当然，也许此前也有不少骂人的，只是或者与今天的北大未必有太大的关系。今天先讲讲1947年后卅年北大的骂人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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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方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北大地下党在国共内战中表现卓越，当然最抢眼的便是因“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一事而引发的反美游行。1947年1月，北大学生就走上街头，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学生组织演讲队，痛骂美国在华驻军，这一波抗议浪潮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严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这次“骂人”骂出了气势，骂出了国格，骂出了青年的愤怒与勇敢，北大也成为国内反美反蒋学生运动的领袖，功勋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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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老蒋大势已去，也许是怕被中国人再骂，美国人此时已不愿意出兵干涉，反而拿出一个“中美关系白皮书”，为自己此前的一些“军事介入”作辩护。然而，北大教职员仍然发表宣言对此予以坚决反击，“痛斥美帝”，告诉全国人民，这个白皮书“充分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要那些犹豫的人们“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予美帝国主义以最后的打击。这次北大教职员全部出动叫阵游说，作用肯定非凡，眼见着降将如云，新中国就这么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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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手前夕，胡适之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北大的校长室，乘机南返，与他的北大永别了。由于这位老校长站错了队，马上就遭到了“脱胎换骨”的新北大的狠狠的批判。1949年9月，“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就因为“叛国活动”被大家痛骂不已。在此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胡前校长的影子每每都要被北大人揪出来批斗， 从追溯他的早期恶史，到现实罪行，胡被戴上“美帝国主义训练出来的买办学者和政客”的帽子，甚至被骂成“一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唉，想想当年胡前校长肯定要被这些晚辈校友们气昏了。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对台湾“民主复兴基地”的建设才那么热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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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当时热闹的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中，北大骂人的声音往往总要比其他大学要来得高，实际上也成为当时各校的“骂人模范”。1952年初，三反五反高潮中，北大医学院一名学生高声叫骂“奸商是全国人民的仇敌”，要求北大学生向“我们最可恨的人”开火，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7年反右运动在北大轰轰烈烈进行着，有人形容北大当时是“杀声振天”，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右派被揪出来，但是肯定每一位都被在大会小会上被骂得狗血淋头，这些人中，林昭大概是今天最有名的一名右派女生吧，然而，她最终不但挨尽了咒骂，更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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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北大骂人最出风头可能就是1966年的聂元梓了，她贴出了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其实就是一篇骂人的文宣罢了。然而却受到最高元首的热烈赞赏，并由此打开了全国张贴大字报批当权派的闸门。文革也算是真的在神州大地全面发动起来了。在最后十年中，北大不知出了多少以漫骂他人而获得晋身机会的学生甚至老师，也不知有多少人因为这些漫骂而遭受无边的苦难。自然，当时全国都成了一片骂海，粗话是革命，谁骂人的声音高，谁的革命性就强。不过，北大清华这些名校在此时的超级政治地位显然是无庸怀疑的。后来出现的“大批判组”更是专事骂人工作的职业队。翻翻他们写出来的作品，就知道当年“骂人”是何等的光荣正确伟大。他们不但骂今人，更要骂祖先：“孔孟之道是害人道，《三字经》是害人经”，号召大家将孔孟的偶象毫不客气地打翻在地。在那个大家文化水平还不是太高的时代，北大的牌子一挂出来，这些骂人的作品的宣传效力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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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十年文革算是终于落幕了，然而，“骂人”传统仍然惯性尤存，北大领导就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对北大此前受刘少奇修正主义与“四人帮”反动教育路线大骂特骂，重新站好队的北大终于在骂声中迎来了新的发展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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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出，1947年后的三十年，大概是北大骂人风气最猛烈的时代，然而，这三十年北大能够占牢老大位置，可能也是与跟风跟得紧有关。当然，现在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中国人今天也开始以“不骂人”为荣，以“骂人”为耻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把“骂人”与那种怪异的“政治”结合起来，而是把“骂人”宽松地理解成“我不赞同你的看法而且我要讲出来”，那么，也许与今天北大人曾引以为豪的校训“思想自由”暗中有点吻合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骂人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罪过，有罪过的是盲目的滥骂，为了自我目的的“私骂”。骂人是因为不满，不满才有创新，因此，北大如果要真的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乐之认为校长可以换个办法来处理学生骂人的问题，与其生硬地在学生守则中加一条空洞的不可能实现的规定（禁止“网上骂人”这一条措施如果真的实现的话，大概检查制裁成本超巨而且损害更大），还不如换成鼓励学生以最文明的办法来“骂人”——严肃的学术批评、自由的思想辩论、超越前人的科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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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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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21 18:16:00(1) 乐之史 2008-3-18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69272&PostID=13074707&idWriter=0&Key=0 毁林50周年，居然想出“植树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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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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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乐之刚刚回顾了一下在中国植树节的历史，在文中曾特别强调，只管追求个人虚伪的“政绩”与保住官帽性命，是大跃进运动与大炼钢铁一幕幕怪剧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消灭一切社会自发性的，自愿性的社团，禁止不同的声音，整个国家政权“利维坦化”，则是其重要的背景。其实，私有制改造，民间社团的整顿，知识界反右，与后来发生的大跃进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事。
五十年前，因为民间社会活力被扼杀，全国高度政治一体化，才造成大半森林被砍伐一空的环境悲剧。而五十年后，林业部官员居然又能想出全国性摊派勒捐的办法来强化植树造林运动，这五十年官员素质与水平可以说是毫无进步，甚至日益退化了。但是，当年可以由当官的一声令下将满山的树砍个精光，但是现在难道还可以下一道命令，要百姓人人掏出钱来由政府雇人重新种上吗？为什么，当官的总是用“运动”的办法，以“垄断”的手段，来对待这些本来应该是本乎自愿心理的事情呢？凡是没有经由真实选民，以及经过真实的竞选手续弄出来的官员，如果指望他们嘴里讲出一些稍有水平的话来，恐怕都是缘木求鱼吧。

种树与否，完全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行为，种不种都要看个人利益与心理，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树，或是为了自家的孩子能够吃上一点水果，或是为了遮荫固土。清明节的时候在先人坟墓旁种树，既为保护墓葬，也是为了给后人认墓做个记号。城里人，如果有自己的私有花园，自然有人愿意种树。然而，当城里土地树木几乎全属于“国有”之时，人们种树的积极性自然不高，毕竟“共产”社会的观念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到每个老百姓的大脑中。如果以为中国的老百姓现在已经认识水平已经高到愿为了“国家”会拼命去种树，自然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

当然，这不等于说树不要种了，百姓交了那么高的税，政府养了那么多相关的部门官员与职工（诸如林业、环卫、建设....），自然应该由他们好好规划树怎么种的事了。至于是不是能以比较有水平的宣传，再鼓励老百姓一起种树，那就要先要看政府职能部门是否真的在尽心尽力地拿老百姓交的税种树，如果钱不够，那么政府官员应该少吃一点，少浪费一点，检察部门应该多抓一些贪官出来，把他们的罚没款来一点来做植树费。如果政治果真清明起来，每一分钱的植林费用果真都落到实处，政府部门官员果真一个个都没有贪吃拿占，那么，上行下效，当官员们一个个在挥汗如雨地拿自己的钱买树苗并且义务植树时，我想老百姓也不会没有行动。

而在这一切都没有变成事实之前，在目前习惯性行政运作机制下，说什么全国人民每个人拿出多少钱来植树，，这不是勒捐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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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之史，200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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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节”的历史与反思：铭记一九五八]]> 2008-3-21 18: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