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已青试说新语

柳已青试说新语 http://liuyiqing.blog.tianya.cn/ 随意翻书，写点文字。未经同意，请勿转载。我的联系方式lyq618@tom.com MSN:lyq618@hotmail.com <![CDATA[唐兰为何批判陈梦家]]> 柳已青 2009-11-16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20193374&idWriter=0&Key=0 　　【按语】这是笔者所写书稿中的一篇，放在博文“50年代”中，今后这个栏目陆续有文章发表。以期和关注“50年代”的朋友交流。未经作者许可，此文拒绝任何网络和报刊转载。
　　
　　唐兰为何批判陈梦家
　　刘宜庆
　　
　　 “甲骨四堂”是后人（钱玄同）对在近代甲骨学研究中最有成就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四人的形象概括。文字学家浙江嘉兴人唐兰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年代，鼎堂发其辞例。” “四堂”分别从古文字学、史学、考古学、社会历史学等方面开拓了甲骨研究的新领域，其中又以雪堂起步最早。
　　
　　王国维上世纪二十年代有谓：“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此即所谓“古文字学四少年”，论各人著作，商氏零碎不成系统，柯氏从政而少有成，以容氏最为齐整；然若论学问的博洽、见解的精微，则容亦需让唐氏一头地也。（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如果说唐兰是第二代治文字学的学者，陈梦家则是第三代，两人都有《中国文字学》著作刊行。
　　
　　上世纪30年代，陈梦家曾师从容庚、唐兰学文字学。唐兰在西南联大时期，和陈梦家是中文系的同事。就年龄和“闻道有先后”来说，唐兰是陈梦家的老师一辈的学者。他们共同为联大中文系的学生开设必修课程“文字学概要”。想来两人只有友情，不会有矛盾。世事难料，1949年之后，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学者之间居然互相攻击，或者自保，或别有目的，令人悲哀。
　　
　　唐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一文，以无可辩驳的口气对陈梦家进行批判和揭发：“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中，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中国语文》1957年11期）
　　
　　陈梦家燕京大学时期的另一位老师容庚也写了批判文章，《汉字简化不容翻案》发表在《文字改革月刊》特刊51期，文中提到陈梦家“坚决反对创造简化字”，而容庚指出，陈梦家写给自己的信中，就用了不少简化字。这时候，陈梦家是最倒霉的时候，容庚还就此下了一结论“此右派之所以为右派也”。
　　
　　容庚为了和“右派”陈梦家划清界限，痛打落水狗。不知唐兰究竟怀着怎样的心理和动机，将昔日的弟子如此攻击，贬低得一无是处。而在此前批判唐兰的文字改革方案时，陈梦家还曾对唐仗义执言过：“去年有人手持唐兰先生对于文字改革的一份建议，要我从文字学的角度加以批评，说是一种任务。我拜读了唐文，觉其文字学的学说很高明，无从批评，而且我不赞成这种‘围攻’没有参加‘痛击’。对于文字学者唐兰先生的意见，尽管不一定完全正确，我想是应该尊重的。反对的意见，对学术研究也还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唐先生的建议只是另一种文字改革的方案而已，并不是反对文字改革。”（陈梦家《略论文字学》，载1957年2月4日《光明日报》）
　　
　　唐兰在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代理主任，并应故宫博物院之聘兼任设计员。1952年任中国历史学会候补理事，并调故宫博物院，先后任设计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列室主任、美术史部主任、副院长等职。不管就年龄还是学问，唐兰大陈梦家10岁，算得上陈的长辈，唐兰和陈梦家相识，是在1933年，闻一多介绍陈梦家访问唐兰。“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
　　
　　在西南联大时期，两人同教授古文字学，在学术上肯定有过探讨和交流。唐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文中写道：“七七事变后，他正在南方，伪教育部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趁这个机会，到那里当教员，讲文字学，扶摇直上，不过五年，当上教授，因此，他又挂上文字学家的牌子。他常常摊出《说文》就讲，可是自己还不懂得，常常弄错，还是大言不惭。”
　　
　　唐兰的批判陈梦家的文章，有批评陈梦家在古文字学方面犯的错，更多的是对陈梦家的学术进行严重歪曲，不过，也透露出陈梦家如何开始中国古青铜器研究的。“在昆明时，伪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手上有一百多张被盗窈而流散在国外的中国铜器的照片，原物在欧美博物馆或私人收藏，甚至是古董铺里的，即搞不清原物情况，甚至不知道有什么铭文，更不知道器的真假，并且在流散国外的铜器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本没有什麽科学价值，但陈梦家却如获奇宝；编了《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写了《中国铜器概述》，作为他自称古器物学家的资本。”
　　
　　唐兰对陈梦家的批评火力十足，步步紧逼，招招致命，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革命”的左派向“反动”的右派开火，唐兰此举之后，又有不少左倾的言行。1961年政协座谈会，宋云彬日记云：章乃器搬弄许多数字，表示对农村缺乏劳动力及去年粮食减产之说怀疑，唐兰驳之，谓章诽谤了大跃进。”毛泽东去世后，唐兰以《主席活在我心中》为题作悼词，初拟作一百首，而写至二百余首犹未了。忠心如此，被生前所在的故宫博物院追认为中共党员。（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
　　
　　唐兰批陈梦家，有没有私心呢？批判文中有“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之语。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大，在海外汉学界的名气却不如陈梦家。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问美国权威汉学家夏含夷先生，你们国外汉学界对陈梦家和唐兰两人有何评价？夏含夷毫不犹豫的说，陈梦家的贡献比唐兰大。朱先生很吃惊的说：“不会吧，唐兰的学问比陈梦家可大多了。”在批判陈梦家的宏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唐兰站在了政治的制高点。
　　
　　 “历史是无情的，在我们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前途是伟大而光明的，但在一小撮野心家、市侩和骗子面前，却只有死路一条……”唐兰在《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一文末尾写道。如今，我们回望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以及联大学者之间融洽的人际关系，只能发出这样的喟叹，历史真是无情，有一些宝贵的精神风范烟消云散了……]]> 2009-11-22 12:18:00(7) <![CDATA[读《徐梵澄传》]]> 柳已青 2009-11-12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20103207&idWriter=0&Key=0 　　【案】前几天在当当网订了一本，这本书快60元了，小小心疼了一下。所发小文，和谈其他几本的书，已经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卖文买书。
　　
　　

　　
　　读《徐梵澄传》
　　刘宜庆
　　
　　《徐梵澄传》集中展示了一批留学德国归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心世界和历史命运。徐梵澄留学德国时与冯至、朱偰、滕固、蒋复璁、陈康等人交游甚密。烽火颠沛，西南道中，徐梵澄的行迹也是留痕历史潮流之中。求学与闻道，青年徐梵澄游于鲁迅门下，醉心翻译尼采著作；取经与传经，中年徐梵澄飘零西南，后至印度，醉心于古诗、中印文化和意识；挥麈之论道，晚年徐梵澄，醉心哲学和国学。昭慧法师如是观徐梵澄：“宴居治学，淡泊名利，造次颠沛，不改其志，仙风道骨，出尘不染，生平修为，宛若高僧。”
　　
　　抗战初期徐梵澄与滕固都任职昆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滕固到了重庆，因家庭纠纷死于非命。与滕固的悲剧相比，可见徐梵澄的超凡脱俗。1968年，朱偰写下遗书“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然后自杀，此前他因反对拆南京城墙被打成“右派”。与朱偰的不幸相比，徐梵澄是幸运的。他客居印度30年，无意中躲过了“运动”的干扰，出手就是纯粹的文字。请看徐梵澄的精神修为：世间，一人也；古今，一理也。至道又奚其二？江汉朝宗于海，人类进化必有所诣，九流百家必有所归。奚其归？曰：归至道！如何诣？曰：内觉！
　　
　　传记作者孙波称徐梵澄是孤独的远行者，披荆斩棘的先行者。徐梵澄还是一位超逸的智者，圆融的隐者。徐梵澄具仙风道骨，中印文化使然，他以高寿终。面对历史大潮的惊涛骇浪，一苇杭之，这“苇”是纯粹的学术。
　　
　　《徐梵澄传》孙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69元]]> 2009-11-12 20:46:00(1) <![CDATA[今日我们书店购书]]> 柳已青 2009-11-9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20027893&idWriter=0&Key=0 　　今日我们书店购书如下
　　柳已青
　　
　　《名人与老房子》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2004
　　《图书义宁陈氏》陈小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野菜博录》(明)鲍山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年
　　《容庚容肇祖学记》东莞市政协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戴季陶传》黎洁华虞苇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01月
　　《两代悲歌——陈布雷和他的女儿陈琏》谷斯涌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
　　《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童第周著解放军出版社2002 年11月
　　
　　昨天是记者节。看电视，看到大报集团陈中华记者上了央视新闻，中国记协发通知，号召记者向他学习。前几天去济南开省作协代表会议，曾和陈记者有一席谈。
　　
　　上周收到陈洁的大作《山河判断笔头尖》（三联书店），陈洁系中华读书报人物版主笔，书中收录她的人物专访，采访的全是张中行、何兆武、任继愈、陈平原等著名学者。早在报纸上读过几篇，印象深刻。读了陈嘉映、董秀玉和阎宗临篇。
　　
　　读《晚清尽头》。]]> 2009-11-9 22:09:00(2) <![CDATA[李济的选择]]> 柳已青 2009-11-7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987887&idWriter=0&Key=0 　　
　　李济的选择
　　刘宜庆
　　
　　个人在历史中的选择，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合力的推动，被历史的大潮挟裹着前行。海峡两岸第一本《李济传》出版，让我们看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群知识分子的肖像。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以主持殷墟发掘而闻名，他与傅斯年、陶孟和、赵元任、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炳等患难与共，同舟共济，以学术和科学之灯，照耀风雨如晦的中国。李济所选择的是以学术报国，他始终保持治学与政治分途的清醒，没有去趟政治的浑水。
　　
　　《李济传》有一节写抗战初期“考古十兄弟”暂时栖身长沙，长沙遇到日军的轰炸后，王湘、刘燿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李济召集众人在“清溪阁”聚会，为其送行。刘燿去延安后，改名尹达。1949年后，“考古十兄弟”各奔东西，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了大陆。他们都成为历史学和考古界的顶级学者。
　　
　　李济一家1948年底到达台湾，李济之子李光谟选择在1949年从台湾回到上海，迎接解放。李光谟谈到父子选择的人生道路时说：“1949年真的不离开他吧，我跟着他，那就算孝吗？我很难下这样的断语。我是要把他争取过来，跟我一块革命去，这也算孝吗？我不好说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的坎坷太多了。那些年，让人大声笑的可能性都没有。历史是没法选择的。没有可选择的了，那就只能是这样。”
　　
　　李济去世后，遗物中只有几件仿造艺术品，没有一件古董。他一生亲手发掘和经手保管的文物无数，如此清廉，令人景仰。考古工作者不收藏文物，李济始终遵循自己当年订立的规矩。许倬云从李济身上看到希腊精神和儒家修养的结合，我则从李济的命运中看到历史分岔的道路和两代知识分子的抉择。
　　
　　《李济传》岱峻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32元]]> 2009-11-8 18:36:00(1) <![CDATA[吴晗的1949年]]> 柳已青 2009-10-26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708137&idWriter=0&Key=0 　　

　　
　　吴晗与袁震在清华园
　　
　　
　　声明：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报刊和网络不得转载此文。
　　吴晗的1949年
　　刘宜庆
　　
　　以1949年为界限，如果说沈从文被历史的外力分裂为两半，上半生是小说家，下半生是文物专家，那么，吴晗的生命也有明显的两段，上半段是清华园的学者，下半段是从政后的高官。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原点，“时间开始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吴晗的生命也开始了新的一页。
　　如果以10年为一个人生阶段，观照吴晗的人生年轮，会发现，他的人生每逢尾数为“9”的年份，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隐藏着一代学人命运的密码。
　　
　　一、1929年，吴晗升入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他的老师胡适引导他成为一个治明史的学者。
　　
　　 1909年，吴晗在浙江义乌出生的那一年，胡适正在上海的中国公学，那是胡适一生唯一的荒唐时期，“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可能走向歧途，问题在于能否遇到良师益友。吴晗12岁在金华上中学，虽然读到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但班里的同学也教会了他吸烟、打麻将，读中学时代的吴晗差点被开除，还被父亲打骂一顿，负气离家出走。吴晗读中学时，胡适博士已名满天下。吴晗中学毕业，当小学老师。显然，吴晗不愿一直当小学老师，想考大学，可是，父亲不同意。升学无望的吴晗，要到天台山当和尚。这也许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吴晗最终考入中国公学，在这里，吴晗遇到了胡适——影响他一生也决定了他人生走向的恩师。
　　 1928年的夏天，吴晗（当年名春晗）是中国公学的预科生。次年秋，吴晗升入社会历史系。读历史系，并非偶然，吴晗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读完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在中国公学时期，吴晗就开始给胡适写信问学。第一封信，吴晗准备作一篇法显《佛国记》的研究文章，列提纲请胡适对这篇考证文章加以指导。并向老师借书：“先生可否供给给我必要的书籍或替我代借？”
　　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胡适读后对人说，我又为历史发现了一个学生。赏识之情溢于言表。这篇论文卖给了大东书局，吴晗得了八十元稿费。吴晗就靠着这八十元稿费，在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也追随他去了北平。
　　1930年8月，吴晗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没有允许他转学，在顾颉刚的帮助下，吴晗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作馆员。吴晗在图书馆如鱼得水，读了半年的线装书，并完成了《胡应麟年谱》初稿。胡适对《胡应麟年谱》表示赞赏，收到吴晗的来信后，约吴晗“有暇请来谈”。《胡应麟年谱》奠定了胡适与吴晗的关系，胡适对这位仰慕他的青年学子更加器重。此后，吴晗成了胡适联系密切的学生，经常向他请教。
　　吴晗报考北大时数学得了零分，被拒之门外，而清华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吴晗就此登堂入室，走进明史的天地，步入专家的行列。胡适把吴晗推荐给时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1931年8月19日，胡适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评价吴晗：“功力判断都不弱。”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学生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很高的。
　　吴晗家贫，胡适为之考虑得非常周到，推荐他读清华的工读生，每月可收入25元大洋，对于吴晗来说，足以维持生活和读书之需了。在1931年9月12日胡适写给吴晗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适对吴晗的提携和奖掖是不言而喻的，指导吴晗如何做好历史研究的功课和基础，给他指明了治学的方向：胡适赞同蒋廷黻的说法，即让吴晗从秦汉向明史转向。胡适在信中提醒并勉励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蒋廷黻的点拨，就错过了一位明史专家的诞生，而吴晗本人的命运也可能就此而改写。
　　胡适解决了吴晗的入学问题；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由于恩师胡适先生的提携，吴晗非常珍惜在清华历史系读书的机会。他以勤学苦读和学术论文来回报恩师的知遇之恩。从此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不到六年时间里，他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至少有40篇。连同他入清华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著作，足足可以印成厚厚一本吴晗早期文史论文集。在清华，吴晗和张荫麟、钱钟书、夏鼐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吴晗和张荫麟都喜欢读古籍，经常结伴一起逛旧书肆。一次，吴晗在搜得一批古籍后，在书上作了题记：
　　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者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次日复往，凡知不足斋丛书中之关于文史者三四十种，悉数捆载来，尽残帙不为人重，每种不过三四角即可得之，素所渴想之《梦梁录》亦于此次得之，惜为十五卷本，暇当持与北平馆藏本校补。穷儿暴富，展现垂数日，一一为著录，亦俨然自视为藏家矣，可笑亦复可叹。
　　 1934年，吴晗从清华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吴晗在毕业照上题了一行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由于成绩优异，吴晗被留校任教。清华园里，不论是求学还是任教，吴晗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
　　
　　二、1939年，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吴晗，在昆明与袁震结婚，开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活。
　　
　　 1934年下半年，由同学蒋恩钿介绍，吴晗认识了袁震。袁震也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比吴晗高几班，也比吴晗大两岁。
　　 “五四”运动时，十二岁的袁震和姐姐袁溥之一起参加过爱国学生的募捐活动。大革命前夜，袁溥之、袁震和叔父一家都先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袁溥之入狱，袁震也与党失去联系。她在武汉呆不下去，于1930年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在袁震身患重病不名一文的时候，受朋友委托，吴晗来到她身边。吴晗在生活上细心照看袁震。他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感情十分融洽，逐渐滋生爱情。
　　吴晗在生活中受到袁震的影响，此时，胡适的影响力相对减弱。相反，袁震姐妹都是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这影响渐渐地显示出来。
　　在苏双碧、王宏志著《吴晗传》中，可以看到吴晗思想最初转变的迹象：
　　吴晗对袁震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十分佩服。他俩经常争论问题，还争论过对胡适这个人的评价。有一次，他们争论一个学术问题，吴晗引证了他当时所崇拜的“适之先生”的观点，但这个观点被袁震驳倒了。吴晗心悦诚服，认为难得。袁震知道吴晗崇拜胡适就取笑他说：“你怎么老是在胡适面前矮三尺呢？”吴晗哈哈大笑说：“那么，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了一丈了。”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能写出一些思想上倾向进步的文章，不能说与袁震毫无关系。
　　那段时间，吴晗常常站在病榻前，一往深情望着袁震。袁震要喝水，吴晗就递给她一根玻璃管，替她捧着水杯。吴晗的家人和朋友反对他们的爱情，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以吴晗的才华和名气，完全可以找一个貌美、健康的女子，或者找一位有地位和门第的大家小姐，但他对袁震心无旁骛，专注而执著。袁震也怕拖累吴晗，对姐姐说：“要把住这个关，不要误了吴晗。”
　　吴晗的好友罗尔刚在文章中回忆：吴晗的母亲坚决反对他和袁震要好，到北平想阻止这场爱情。吴晗的弟弟吴春曦和朋友也不赞成这门亲事。还在母亲回家乡之前，吴春曦找罗尔纲出面，向吴晗作最后一次劝告。那时吴晗正生病住院，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罗尔纲劝告，却一句不答。罗尔纲见他不理，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吴晗是很孝顺母亲的，听了这话，他张开眼睛流出泪水，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罗尔纲原以为吴晗抗拒母命，只是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这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袁震有重病要人照看，因此更从心底钦佩吴晗的为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到昆明教书。吴晗到昆明后，非常挂念留在危城北平的袁震，月月给病弱的她寄钱，两地书信不绝，增加了在逆境中共同奋斗的勇气。1939年夏，袁震在积极治疗和炽热的爱情鼓舞下，病情开始好转，终于能起身行走。她由袁溥之和袁熙之陪同，从北平到天津，再搭船到越南海防。吴晗满怀喜悦地从昆明赶到海防迎接。在海防码头上，吴晗第一次看到站立起来的袁震，喜出望外。三姐妹到昆明以后，就住在吴晗家中。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早已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母亲仍然不同意吴晗的婚事，但吴晗仍旧耐心护理袁震，每天扶她出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市常有空袭警报，经常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因此吴晗把家搬到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1939年10月的一天，《昆明日报》上刊登了吴晗、袁震的结婚启事。原来，前一天，吴晗对母亲说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城内一家旅馆，约了几位朋友聚聚，算是举行结婚仪式。这一对夫妻开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活。
　　吴晗和袁震的爱情，在学者的婚恋中，出于尘世和偏见，称得上伟大而纯粹，超脱而坚贞。
　　
　　三、1949年，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华大学，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
　　
　　吴晗原本可以做一名纯粹的学者，但历史的境遇没有让他安心做学问。吴晗的人生转折始于西南联大。
　　 1940年，吴晗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吴晗的转变与学者在昆明的艰难困苦的生活有关，再加上国民党腐败、昆明民主运动高涨的大环境，吴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联大学者的艰苦生活，从赴昆明、重庆访问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考古学家）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消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李济、陶孟和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和联大的教授一样处于挨饿的境地。费正清在《对华回忆录》中写道：“这儿的教授们都感到灰心丧气，预言严酷的警察管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教育将被扑灭，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严密的组织控制。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
　　据当时就读西南联大的李埏回忆，吴晗曾写了一本关于明朝朱元璋的书：《由僧钵到皇权》。因为当时朱元璋起义时军队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审查的时候说书写得很好，可以出版，但是要改一个字，不要叫红军，叫农民军。吴晗家贫，妻子袁震又害肺病，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的菜。而这本书只要能出版，吴晗就可以拿很高的稿费，但是吴晗表示：宁可不出，他也不改。
　　吴晗在20世纪50年代的自传中写道：“战争的情况越来越不好，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40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的很，过年时贴了一幅春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尽管过着鬻书度日的生活，但他对学生非常关心，慷慨解囊赠书。李埏在怀念文章中真挚地写道：
　　吴晗（字辰伯）先生迁到落索坡后不久，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1940年，我将毕业于西南联大。毕业论文导师张荫麟先生指示我们到中研院史语所去看书。史语所在龙头村，距落索坡几华里。所中没有寄宿之处，辰伯师就让我住在他的书斋里，住了整个寒假。他自己则移到卧室里去工作。我每天早出晚归。归来，他常和我挑灯而谈，有时甚至谈到深夜。一晚，我提出一部书的时代问题和自己的想法向他请教，他说：“你没有看《四库提要》吧！那里已经谈到了。”我说：“没有”。第二天，他进城到云大授课。傍晚归来，一肩背着一个帆布袋，全是书，他取出一包递给我，说：“这是买送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而且已经有题赠的字。顿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想起，就感到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联大学者有针砭时弊的传统，吴晗在课堂上常有讽刺、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言论。1941年底，吴晗痛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用飞机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抢运私产和洋狗的无耻行径。他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对学生抗议孔祥熙行径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
　　 1943年夏天，吴晗的人生出现一个重大转折——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加入民盟，他的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这时开始，他告别学者的书斋生活，投身于时代的潮流之中了。
　　西南联大结束后，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1948年10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得知国民党要对吴晗进行“管教管教”的消息时，立即让教务长吴泽霖通知吴晗离开清华园。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
　　此时，吴晗已经离胡适的期许相去甚远。在历史的岔路口，两人分道扬镳了。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胡适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抢救”的学者。在围城之初，吴晗曾两次登门劝恩师胡适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话不投机，二人不欢而散。吴晗走后，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1948年12月16日《北平日报》刊发的文章说：“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的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
　　胡适走后，吴晗觉得为未能把胡适留下来感到遗憾。同样，吴晗对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离开也感到遗憾。
　　林聪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文中有一个细节，透露了吴晗为挽留梅贻琦所作的努力：
　　 1948年底傅作义息兵，中共军政人员入城。我们接到通知，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将有个聚会。那时天气还冷，……到会的人只有百人左右。讲话的人有三位：张奚若教授、罗隆基与吴晗学长。张教授是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张、罗教授谈话的主题是：安定大家的心。而罗教授还附加了几句：“今后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直接达到最高当局。”这当然是罗教授十分热诚乐观的表现。……吴晗教授的讲话，我还记得清楚，他说：“梅可以留在清华。”那时吴先生与邓小平、彭真的关系很和谐，听说是邓的扑克牌友，邓总是称他为教授，且已内定为北京副市长。吴先生对梅师的看法，可以说是半官方的意见……。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了，吴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华大学。接着，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4月吴晗当选为全国青联秘书长；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紧接着，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晗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邀请陈毅等人讲话。人人兴高采烈，连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家属和孩子也来了。吴晗在主席台上，看到终年卧病在床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也来参加大会，席地而坐。吴晗担心她身体受不了，邀请她去主席台就坐。林徽因不肯，她说：“人家革命二三十年，我算什么？”
　　 1949年11月，吴晗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不愿从政，只想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教授教书。可是，他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新的时代召唤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信任他。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吴晗接受了北京市副市长职务，分管文教卫生工作。
　　
　　四、1969年10月10日，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60岁。吴晗的悲剧和思想转型之谜中，有太多的历史的黑暗与光明。
　　
　　 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倡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吴晗发挥自己“明史专家”的专长，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1960年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
　　历史的演进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了“文革”的导火线，“文革”开始后，吴晗被揪斗、毒打，并被投入监狱。吴晗身陷囹圄时，不知会不会想起胡适在中国公学对毕业生的赠言：“不要抛弃学问，努力做一个学者！” 1969年3月18日，袁震被折磨至死。1969年10月10日，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60岁。在“四人帮”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下，1976年9月23日，吴晗和袁震的养女吴小彦在狱中含冤而死，22岁的吴小彦没有撑过黎明前的黑暗。
　　吴晗的思想转型和悲剧，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缩影。学者朱宗震认为，吴晗从政是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意识驱使，把学术当作政治的附庸。“一百年的经验证明，学者不应该纠缠在政治的正确性上，因为政治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与学术的功能不同。吴晗一生就没找到政治上正确的学术，他也永远找不到。” 学者谢泳在《吴晗的悲剧》文中分析道：“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20世纪）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吴晗的悲剧和思想转型之谜中，有太多的历史的黑暗与光明，有太多的中国的苦难与忧思。吴晗生于1909年，那时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辛亥革命的曙光即将展现，从那时起，革命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宏大的主题。吴晗的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甲子。1969年，吴晗死于神州浩劫，那也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运动。吴晗曾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吴晗逝世40年了，以史为镜，吴晗值得我们怀念，他的悲剧，需要后人的省察，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 2009-11-8 17:00:00(4) <![CDATA[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柳已青 2009-10-17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511405&idWriter=0&Key=0 　　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浦薛凤回忆录》披露的史料和细节
　　■刘宜庆
　　
　　

　　
　　　　《浦薛凤回忆录》（三册）浦薛凤著，黄山书社2009年6月第一版，65.00元
　　
　　　　《浦薛凤回忆录》首次在中国内地出版，关注西南联大历史的同好，欣喜如何？笔者著《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时，尚
　　未有缘读到《万里家山一梦中》《太虚空里一游尘》《相见时难别亦难》这三册回忆录，但在《万象》杂志已经读到部分节选——《蒙自百日》。心怀期待的阅读，有偿还夙愿的感觉，但更多的是沉浸在《浦薛凤回忆录》披露的史料和细节之中。
　　
　　　　今天的读者，对于浦薛凤有点陌生，这可能与1948年秋天浦薛凤就已到台湾省政府任秘书长有关，他身栖政治和教育两界。1958年，梅贻琦在台湾任“教育部长”时，由于感念师恩，浦薛凤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辅助其师梅贻琦。1962年，浦薛凤应邀到美国讲学，此后12年，桃李春风海外栽，1997年逝世。浦薛凤的人生经历和顾毓琇类似，两人都以高寿终，晚年享誉学界，桃李满天下，又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擅长古典诗词创作。
　　
　　　　浦薛凤生于1900年，此为晚清帝国风雨飘摇之际，学于民初北洋军阀割据称雄之时，受过科举时代教育之流风余韵，考取清华学校，兼习法文德文。浦薛凤和闻一多、罗隆基、吴泽霖、吴国桢等同班，1921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攻读政治哲学。1926年，留学回国先后执教东陆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浦薛凤从政，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参加过重要的国际会议。诚如浦薛凤在自序中所说：“曾家居在或旅游过帝制、割据内战、独裁集权、训政、宪政、民主等等国家之中，又曾确实经历农业、工业、商业、乃至物物交换（云南蒙自乡村）之不同社会。”浦薛凤的一生遭际和选择的人生道路，是研究清华学者历史命运的一个标本，也是考察清华学者从政的一个切口。
　　
　　　　到了晚年，浦薛凤记忆还那么清晰，旧雨淅淅，往事历历，跃然纸上。上册《万里家山一梦中》中，浦薛凤描摹虞山福地常熟的名胜古迹和民风习俗，笔墨蕴含乡思之情，饶有趣味，类似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对苏州的描写。当然，这些只是一位学者“青灯有味忆儿时”的童年印象，《浦薛凤回忆录》的最大价值，在笔者看来，一为史料价值，二为生活细节。二者交融在一起，构成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关于早期的清华教育细节和清华学生留美生活，许多传记作品中语焉不详，笔者觉得，《浦薛凤回忆录》的出版，为增订《闻一多年谱长编》以及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人的传记带来可能。
　　
　　　　浦薛凤的回忆录为研究西南联大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史料，比如联大遭日军空袭，就笔者寓目的史料来看，浦薛凤的回忆更为翔实，填补了现有联大著述的空白。《太虚空里一游尘》是浦薛凤当时记下的随笔，类似日记，可谓第一手史料。
　　
　　　　1938年9月28日，日寇飞机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联大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太虚空里一游尘》中详细地描写了跑警报归来，目睹之惨状：
　　
　　　　两位联大校工，即今早为犹为我开饭冲茶者，均已罹难。集训大队长则炸成三段，下半身段尚在墙里网球场边，头部则飞至墙外操场上。闻所携小孩两名，一同遭劫。会所前及图书馆后之楼房屋顶，亦曾落弹，死联大学生二人。
　　
　　　　予推进自己卧室，房门已成两片，室内灰尘厚积，棋子圆厘之两厘盖，均飞地上，窗上铁键已断，天花板亦落一两块，肥皂两块如投泥土。当时心理极难形容。（浦）江清本住会所，整座塌倒，箱笼物件，尽埋木片瓦砾之中。……旋偕（王）化成出城到凤翥街（街上店铺门面均毁）马约翰先生寓所。细察落弹情况，真是间不容发，如天之福。盖警报发后，马家不以为意，尚在楼上早餐。及后闻第一次炸声，急由楼屋内奔伏楼廊下，人甫离席，楼顶天花板立即倒下。予审视一桌杯碟匙碗，均已粉碎，飞扬地上。而全家绝无发肤之伤。奇哉！运哉！
　　
　　　　在此之前，浦薛凤已用摄像机一般的文笔记录下，日军轰炸长沙火车站和临时大学校址韭菜园。“可可园一座楼房轰塌。北大物理系饶毓泰太太甫至楼下，而楼已经倒，玻璃擦破一腿而已。真是间不容发。”
　　
　　　　在这种情形之下，西南联大弦歌不辍，联大教授的一饮一啄，一言一行都值得关注。浦薛凤记录下的联大教授的日常生活场景，跑警报，打桥牌，下围棋，打网球，看京戏，无关历史的宏旨，可是若没有这些琐碎而生动的细节，我们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生活史亦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史。
　　
　　　　浦薛凤笔下呈现联大教授生活群像，尤其是他们面对时局的态度和判断，值得关注。《浦薛凤回忆录》也为当今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学者带来不同的观察视角，它和《梅贻琦日记》《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三松堂自序》等著作，可组合出完整的西南联大的历史全景。
　　
　　　　《浦薛凤回忆录》虽然是非虚构的个人作品，但感染力很强，三校学者南渡西迁，颠沛流离的旅途记录，在抗战时代的个人遭遇，读来有小说的意味，恍惚之间，历史与现实的阻隔消逝，仿佛沉浸在阅读宗璞《南渡记》和鹿桥《未央歌》的体验中。自传作品，句句写实，能给读者奇妙的阅读，这有赖于浦薛凤的文笔，既简约又细腻，叙事饶有情味。浦薛凤认为，以一人遭受的痛苦，折射战时千千万万同胞之共同遭受：“拙稿反复吐露各种天真情绪，尤其是别离滋味与缱绻相思。”七七事变后，浦薛凤南下时，北平沦陷，妻子儿女在日本的铁骑下。“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寄往北平的家书要被日寇检查。关山的隔阻，战事的变化，亲人的安危，无不揪心，浦薛凤在长沙等待妻子和亲人的家书，寝食难安，那种漫长的等待和煎熬，很能打动读者。
　　
　　　　读过《吴宓日记》和钱穆《师友杂记·湖上闲思录》的朋友，肯定会对《浦薛凤回忆录》半文半白的行文风格，感到亲切。从大处讲，那一代学人的回忆录，写的是家国命运、时代变迁和历史沧桑；从小处讲，写的是个人的时代之浮沉、战时之悲喜和迁徙之行踪。
　　
　　　　浦薛凤虽然是治政治学专业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他的审美意趣仍然是传统文人的路子，《浦薛凤回忆录》深得古代笔记体的真传。他将迁移路途上的见闻、感受、思考，俱摄笔端，饱满的细节，有的具沉痛的意味，有的含孤寂的伤感。
　　
　　　　浦薛凤在长沙时，读不到英文报纸，以不能读路透社原电为苦，听无线电，拨到旧都，听新新等戏院上广播的京剧。刹那间，浦薛凤百感交集：“身在四面楚歌之湘垣，耳在早已沦异域之故都。处腥血扑鼻炸声雷动之环境中，忽而静聆听丝竹管弦，与夫名伶之金喉婉转，真不知人生竟可有此等矛盾！而今日北平广播台之女报员，大抵亦是昔日之广播员。能不令人生今昔之感！”书中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浦薛凤在长沙，获悉故乡常熟沦陷，亲人的安危令他心情一片黯淡，但在江边的橘子洲头，看到金色的橘子，照亮他的双眼；在蒙自，浦薛凤赴清华历史系王信忠的婚宴，驻足庭中一株白玉兰下，绿叶层中藏玉簪无数，芳香四溢，扑人眉毛宇；在蒙自，浦薛凤和陈寅恪、郑天挺、陈岱孙等人游览黑龙潭，一路蝴蝶无数，色泽鲜艳美丽；十年前，浦薛凤曾在昆明东陆大学（后更名为云南大学）任教，今番重来，神州陆沉，客居西南，感慨良多，向浦江清借阅李白杜甫诗集，反映国难之吟什，更饶深味。1938年9月28日，日军空袭昆明联大校舍后，浦薛凤疏散到禄丰山居，赋诗山居杂兴，吟哦之中，关注的还是时局，时常与朋友“重与细论文”。
　　
　　　　浦薛凤和陈寅恪、郑之蕃、箫公权、朱自清等人在南岳、香港、蒙自、昆明写的古体诗，彼此唱和，更不容忽略。按照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以诗证史、以诗释史治学之路，浦薛凤所写的古体诗，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气象，不可一跳而过，细细品味，有一代学人的情感和态度，也有国难当头的哀伤。
　　
　　　　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生活经历相似，人生的选择和归宿殊异。大致分为两种：1949年前后去台湾或者海外，1949年天玄地黄之时，选择留在大陆。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浦薛凤、钱穆、陈雪屏、毛子水、查良钊等属于前者，冯友兰、梁思成、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属于后者。20世纪的历史，波谲云诡，两种选择，两种命运。不管是顺应时代潮流，主动参政，还是被政治浪潮卷入，都很难逃脱他们的宿命。历史留给我们不少遗憾。浦薛凤出入风波里，从政而能全身而退，有未进入权力中心的因素，也有个人志趣的因素。《浦薛凤回忆录》埋藏着一些有意思的话题，需后人破解。
　　
　　]]> 2009-10-17 23:43:00(2) <![CDATA[《山水人物》对了解50年代山大学者的遭际很有帮助]]> 柳已青 2009-10-9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367447&idWriter=0&Key=0 　　

　　
　　《山水人物》对了解50年代山大学者的遭际很有帮助
　　柳已青
　　
　　我居住在青岛十余年，愈发感到山东大学对青岛的影响深远。近年来，我关注青岛过客，尤其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赵淮青先生50年代就读山大，他笔下的华岗、陆侃如、冯沅君、吕荧、童书业、赵俪生等学者，在肃反、反右中的命运沉浮，值得关注。赵淮青先生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有有历史学家的学养，这本山水人物集子，有新闻的客观、冷静，又有历史的纵深感。
　　
　　吕荧的命运最值得关注，1949年之后，这位在全国大学中第一位被批判的中文系主任，有西南联大的风骨，捍卫学术独立，一丝一毫也不做妥协，拂袖而去。在文联、作家大会上，又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发出独立而清醒的声音。“文革”中死在劳改农场，生前身后，极其凄凉。读赵淮青先生先生笔下的山大学者群像，那些被湮没的历史细节一一呈现，这些学者的经历和命运，令人唏嘘感叹。]]> 2009-10-9 20:11:00(0) <![CDATA[韦君宜那一代清华人的命运值得反思]]> 柳已青 2009-10-9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367065&idWriter=0&Key=0 　　

　　
　　韦君宜那一代清华人的命运值得反思
　　柳已青
　　
　　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学子，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有姚依林、蒋南翔、韦君宜、王瑶、赵俪生等，他们大多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另一些人则是何炳棣、杨联升等人，选择了学术的道路。当然前者中，在革命和学术中摇摆。有的成了职业革命家，有的成了大学中的学者。他们那一代清华人，不管人生怎样选择，都离不开历史的大背景。他们的人生道路、历史命运、学术成就值得后人关注，也值得反思历史。
　　
　　一部20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没有任何人能摆脱政治，关起门来做书斋中的学者。但不管是否参加了革命，后来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总得有人忠实地写下来。韦君宜的这部晚年之作，是蘸着血和泪写就的。今人怎么也绕不开他们的伤心处，他们经历的伤疤今天是否愈合？
　　
　　反思需要勇气，也需要良知，不是历史的伤疤不许揭开，问题是怎样揭开？韦君宜将当时的心态和后来的认识，都和盘托出，我们的50年代、乃至60年代，是怎样的折腾和荒谬啊。可惜这一切已经被人遗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痛录》是一部对抗遗忘之书，一部知识分子灵魂暴露之书。韦君宜的经历，其实是我们民族苦难的缩影。]]> 2009-10-9 20:11:00(0) <![CDATA[台湾出版中文繁体《绝代风流》]]> 柳已青 2009-10-1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273541&idWriter=0&Key=0 　　

　　
　　台湾出版中文繁体《绝代风流》
　　
　　
　　　　因大陆中文简体《绝代风流》删掉了7万字，台湾推出《绝代风流》中文繁体版，将大陆版《绝代风流》上编和下编分别独立为两本书——《君子之风：西南联大教授群像》和《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实录》。台湾的中文繁体版是足本，又增订三十多处细节。这两书中新增的教授，比如罗庸、魏建功、皮名举、张荫麟、陶云逵、吴晓铃、赵忠尧、陈国符以及联大外教燕卜荪、噶邦福，使得联大教授群像更加丰富。每本书收录了一百余幅珍贵的图片，极具史料价值。
　　　　
　　　　台湾的中文繁体版：
　　　　http://www.govbooks.com.tw/viewitem.aspx?prodno=34682
　　　　
　　　　
　　 ]]> 2009-10-8 14:15:00(6) <![CDATA[在故乡寂静的夜晚读一本书]]> 柳已青 2009-9-21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118685&idWriter=0&Key=0 　　

　　
　　
　　在故乡寂静的夜晚读一本书
　　柳已青
　　
　　返乡一次，见爹娘。
　　
　　夜行火车在胶济铁路上哐当哐当地飞驰，这是一种久违的节奏和旋律。路途虽不遥远，但也有天涯孤旅的感觉。一本打开的书，一个握在手中的手机，心不在焉地读几行文字，发颖一条短信，如此循环。思绪纷飞，这是多少次奔走在青岛、济南与汶上之间？车内的灯光，苍白，惨淡，灯光仿佛被飞驰的列车带动了，飘忽起来。躺在硬卧上，感受到列车车轮在轨道上的运行，晃荡而又安稳。读了几页书。灯忽然灭了。旅行中打发无聊时光的利器是睡觉。一觉消尔万古愁。半睡半醒之间，想起垂垂老矣的父母，疾病缠身，不由得一阵悲凉。人生有多少旅途，可供车轮的丈量？所有的旅途都会有一个终点，指向远方，远方有多远？
　　
　　恍惚又恍惚，脑海中浮沉的种种意象，如车窗外对面列车的灯光，在车窗外一闪而过，呼啸而去。车大概到潍坊之后，好像睡着了，又好像清醒着。清醒得不忍逼问自己，不忍审视自己的人生。睁开眼，竟然看到车窗上有一只苍蝇，这小东西是如何进得来？又如何出得去？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嗡嗡地乱撞？如果这是一只乐观的苍蝇，它终究会找到出路，哪怕千百次碰壁。如果这是一只悲观的苍蝇，它所做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生命在于找寻，努力不至于虚无。闭上惺忪的睡眼，苍蝇不见了。
　　
　　9月18日一大早，赶到家中。午餐饮白酒少许。下午，大睡一场，躺在老家的床上。仿佛酒醉一般，沉睡，沉睡，直入无梦之境，将所有世事遗忘。醒来之后，也是一只苍蝇，难道是昨夜看到的那一只？
　　
　　乡村的夜晚，安静，静寂得像一团浓的化不开的漆黑。等眼睛适应了之后，才发觉，这漆黑之中，有星星点点。天上是密密的星辰，地上是萤火虫一样的灯光。秋风有萧瑟的意味，杨树叶子在风中簌簌地落下，深夜，仿佛有露水滴落……
　　
　　夜读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好长时间已经没有这样纯粹的阅读，一是最近眼睛干涩发痒，不敢放肆；二是，不为了写书评、不为了查阅资料。这几天读完了此书，反而产生了要写文章的想法。
　　
　　篱槿堂，意味着朴素与自然吧。乡村已无篱笆，全是高墙大院，有木槿，开花像棉花。人生和历史大抵都像迷局，我佩服赵俪生先生的勇气、勤奋和学识，他直来直去，锋芒毕露，“不会来事”，让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尽苦头。1957年，被打成右派，差点死在山丹农场。赵俪生在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任教，他在青岛生活多年，是我关注其人的源起。
　　
　　等房间的灯熄灭时，蚊子声隐约而起。我在想，我的人生旅程从这里出发，我的写作会行进多远？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想，但愿我的人生旅途，有我写的书，像无华贵之气的木槿，点缀平凡并不平淡的人生。]]> 2009-9-27 11:58:00(1) <![CDATA[王晓梵先生来函]]> 柳已青 2009-9-1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038525&idWriter=0&Key=0 　　王晓梵先生来函
　　
　　【按语】今年春节，王晓梵先生来访，谈起沈从文先生。我写了一篇博客，后王先生看到我写的博客后，认为，我写的一些他和沈从文先生的事实有出入。故来此信。王晓梵先生在花生文库参与编辑了非常多的好书，比如王瑞智先生策划的台湾传记文学系列丛书，在版权页上都可看到王晓梵先生的名字。他还多年编辑《万象》杂志，以退休之年龄，默默为人甘做嫁衣。喜欢《万象》杂志的朋友，应该感谢王先生。另外，王先生做编辑，非常细心、严谨，作为后生，多向先生学习。
　　
　　我写及王先生的博文网址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idWriter=496355&Key=793542572&BlogID=952&PostID=16611286
　　
　　
　　宜庆先生：
　　前天小孙子上网，“百度一下”，见《试说新语》记我春节拜访的事，就让我看看高兴高兴。蒙错爱“树老皮多，人老话多”，所谈一旧题、一新闻您都有录在案；不过，抬举我的两处让我汗颜。
　　一，您给“王晓梵”的括注是“曾在大百科工作过，据他说，曾帮沈从文先生整理《中国服饰史》”，我想做一点解释。
　　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过社外编辑并忝列轻工卷的的分支副主编，期间主编了沈从文先生同王（予+予xù）先生合撰的《中国服饰史》专条，都不假。但说起沈先生服饰文化研究上的泰斗地位，他的世所共举的代表作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本书确乎是一部特殊体例的“中国服饰史”，所以够上“整理”资格的人当首推王（予+予xù）；沈从文工作室的其他人，如王亚蓉、李之檀、范曾等等，也各有功劳。我那天说的是，舍弟晓强也帮过沈先生，他的“苦劳”是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做了繁富的索隐；沈先生在本书增订版后记中特意点名肯定了王晓强的工作。此等整理成绩，我是不曾有的，也不敢给朋友乃至给胞弟一丁点掠美的印象。记得此前30年二弟晓楚的一篇小说，被总编一笔把署名改作“晓梵”，让我每每想起便惭愧。彼之误可谓不大，此者误可谓不小矣。当然，我后来对沈王二先生合著的《中国服饰史》恭予校注，并于2004年编辑出版，这就另一回事了。
　　二，《新语》语及《炎黄春秋》，有“王先生在此杂志做编外编辑”的说法。王老汉又有所不敢当！堪为《炎黄春秋》编辑者，既有杜导正、杨继绳、吴思、李晨等大椽之才，所谓“编外编辑”更有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李锐等等资深学士。我只是敬重这本期刊，不料去年担任审核的赵公一时染恙，可巧让我插了插手，况且是伙同山荆卜雪琴读校罢了。所以署名“晓雪”（亦因不肯攫功也）。总之，我有编辑资格，但编《炎黄春秋》还欠资质。
　　回到1980年代沈从文赠我《沈从文文集》的话。怪我叙述线条太粗，现补两句：那时我尚在咱青岛，因十二卷书在香港陆续出版，沈先生已卧病榻，是张兆和先生从北京邮寄来的，分了好几次，并寄赠我的学长赵曰茂一份，曰茂兄有文在网，感激之情勿庸余述。但我想说：沈先生圈出书中错字一一改正，这种“谨小慎微”可以供编辑工作者取为财富。如同意，借光把这封信附在《试说新语》那篇后面，不亦可乎？
　　编祺
　　王晓梵 2009.08.28]]> 2009-9-27 14:37:00(2) <![CDATA[红色经典：一个时代的印记]]> 柳已青 2009-9-1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9035649&idWriter=0&Key=0 　　红色经典：一个时代的印记
　　
　　对于20世纪出生于50、60、70年代的人来说，以革命为主旋律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激情燃烧，就是那几代人精神的胎记，温暖了几代人的人生记忆。
　　红旗招展，漫卷西风；红梅吐蕾，傲霜凌雪；山花怒放，永不凋零；茫茫林海，豪气冲天；青春之歌，激越高昂……这些意象对应着几代人阅读过的文学经典，《红旗谱》《红岩》《山菊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这些脍炙人口的著作，曾照亮亿万人的双眼，成为永不褪色的映着一轮旭日的朝霞……
　　那个年代，红色经典培育心灵，塑造社会主流价值。那是纯真朴实的年代，是理想飘扬的年代，是向往英雄的年代。童年时，看一场《小兵张嘎》《地道战》电影，就像过大年。玩游戏玩的是抓特务，就连睡梦中，说的梦话都是电影中的经典台词。
　　《林海雪原》中杨子荣的这一段经典对话，你还记得吗？
　　土匪：嘛哈嘛哈？杨子荣：正晌午说话，谁还没有家？土匪：好叭哒！杨子荣：天下大耷拉！座山雕：脸红什么？杨子荣：精神焕发！座山雕：怎么又黄了？杨子荣：防冷，涂的蜡！座山雕：晒哒晒哒。
　　就这样一段对话，年少时谁没有大呼小叫地演练过，一遍一遍，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煞有介事。红色经典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简单而美好，朴实而悠远。
　　像我这样70时代早期出生在乡村的人，在我记忆中，满眼触及皆是红色经典，《解放军文艺》的封面是一张是彩色油画：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缘铁索匍匐前进，飞夺泸定桥；下一期是的封面还是彩色油画：一排红色娘子军身披红色的斗篷，翘着脚尖跳着急行军。红色经典已经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国家开动意识形态的机器，将斗争哲学、阶级革命发挥到极致。红色经典是那个年代的视觉符号，精神标记，更是国人交织着血和泪、罪与罚、激情与虚妄的记忆。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支柱，也是一元价值下的蛋。红色经典之“红”，有专制和集权的力量，有铁血和残酷的味道。但在普通人的记忆中，呈现的却是温情和阳刚。这可谓是历史夹缝中的矛盾。每个人的记忆都有歪曲真相的功能，红色文艺经典也是这样，它的“红”掩盖了苍白。红色经典不可能一通江山一百年，这不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也不是多元化社会的特征。
　　琵琶依旧，人间几换。六十年家国，沧桑巨变。当年的红色文艺经典很快被时代淘汰，尘封在历史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朦胧诗、萨特哲学热潮、铁臂阿童木、花仙子、邓丽君的流行歌曲、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些文化符号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象征。
　　时代高歌猛进，互联网时代，红色经典重现都市，成为特色酒店招徕客人的创意，成为网络上恶搞的对象。不论时代怎样轮回，红色经典所倡导的英雄主义、奋斗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之钙，对于哪个年代的人都是需要的。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 2009-10-18 22:08:00(17) <![CDATA[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离别——胡适的新婚诗]]> 柳已青 2009-9-7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897819&idWriter=0&Key=0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离别
　　——胡适的新婚诗
　　刘宜庆
　　
　　1917年夏天，26岁的胡适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他在家乡住了32天，8月30日到北京大学任教。按照胡适母亲的想法，回来就结婚，但胡适希望这年夏天不必做这件事。胡适遵从了母亲之命，定下了结婚日子。胡适要改革旧婚礼，尤其反对算命先生的择吉日完婚之旧俗。母子俩为选择吉期而争执不休，后来商量个折衷的办法，将婚期定在胡适的生日，即12月30日。对胡适，这不是算命先生的择吉；对胡母，儿子的生日也是个吉日良辰，也是两全其美。
　　面对即将到来的婚礼，胡适的心情如何，请听他的“老实话”。在与韦莲司的信中，胡适写道：“我不能说，我是怀着愉快的心情，企盼我们的婚礼。我只是怀着强烈的好奇，走向一个重大的实验——生活的实验！”在信中，他还说，“夜以继日地为自己感兴趣的事努力工作真是一大快乐！我实在非常不情愿在此时为了婚礼而中断我的工作！”当时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教3小时的《中国哲学史》，3小时的《欧洲文学》（用英文翻译），1小时的《英诗》，还有1小时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除此之外，胡适还在组建哲学系的研究所，由他本人任主任。“这是中国第一次成立研究所。”并经历大学的改组。
　　1917年12月16日离开北京，23日到家，30日结了婚。主婚人是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胡适创了婚礼的仪式，废除了所有旧习俗中不合理的陋规。“我们没有拜天地，这是废除的陋习中最重要的一项。可是我们还是去祠堂拜了祖先。”为了是否去祠堂拜祖先，胡适和母亲意见不合，他和母亲争执了好几天。他认为他和江冬秀结婚和祖先是不相干的，胡适也不相信祖先的存在。胡适的母亲同意了儿子的婚礼改革，但无法忍受这个出国留洋归来的“博士”数典忘祖。胡适在结婚前夕，心肠一软，对母亲作了让步。婚后第3天早晨，他和妻子到了祠堂向祖先牌位行了三鞠躬礼（也是改革，不是磕头）。
　　新婚之夜，正在努力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为自己的“洞房”写了一幅对联：三十夜大月亮；廿七岁老新郎。这幅新婚喜联，有着胡适一贯的恢谐幽默、机敏风趣。读来让人会心一笑。后来，安徽人夏如冰根据结婚日期借题发挥，联曰：胡适婚期，莫将阳历当阴历；洞房之夜，自有烛光衬月光。夏如冰的这幅对联写的是实情。1917年12月30日，为夏历丁巳年十一月十七日，天上正好有月亮。对于26岁结婚的胡适来说，经过了“旧约十三年；环游七万里”之后，接受了西方文明，阅识海桑，回到家乡成婚，在心理感觉上，这月亮自然是大的、圆的。
　　胡适在家结婚还不到10天，北京大学就发来电报，催他回北京。“我当然没有（立即）回去，我在家前后共待了5个星期——结婚以后又待了4个星期，在1918年1月24日离家上京，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才到首都。本来打算带江冬秀同行去北京，但胡适的母亲由于儿子婚礼期间操劳过度，“中国婚礼中不近情理的忙迫把她累垮了”，胡适让妻子在家照顾母亲，而且北京的政局已经糟糕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胡适结婚，其内心真实感受，是复杂的。但我们从其《新婚杂诗》中看到的是新婚的喜悦、离别的惆怅、思念的殷切。《新婚杂诗》传达的新婚后的感情体验，或许能够破译胡适的心灵密码，从这一组杂诗看，胡适和江冬秀能够白头偕老，并非偶然。
　　
　　一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
　　　　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二
　　
　　回首十四年前，
　　初春冷雨，
　　中村萧鼓，
　　有个人来看女婿。
　　匆匆别后，便将爱女相许。
　　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
　　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
　　只剩得荒草孤魂，斜阳凄楚！
　　最伤心，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
　　
　　三
　　
　　与新妇同至江村，归途在杨桃岭上望江村，庙首诸村，及其北诸山。
　　
　　重山叠嶂，
　　都似一重重奔涛东西！
　　山脚下几个村乡，
　　一百年来多少兴亡，不堪回想！——更不须回想！
　　想十万万年前，这多少山头，都不过是大海里一些微波暗浪！
　　
　　四
　　
　　吾订婚江氏，在甲辰年。戊申之秋，两家皆准备婚嫁，吾力阻之，始不果行。然此次所用嫁妆，犹多十年旧物。吾本不欲用爆竹，后以其为吾母十年前所备，不忍不用之。
　　
　　记得那一年，你家办了嫁妆，我家备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换了几朝帝王，看了多少兴亡，
　　锈了你奁中的刀剪，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陈的爆竹，越陈偏越响！
　　
　　五
　　
　　十几年的相思刚才完结，
　　没满月的夫妻又匆匆离别。
　　昨夜灯前絮语，全不管天上月圆月缺。
　　今宵别后，便觉得这窗前明月，格外清圆，格外亲切！
　　你该笑我，饱尝了作客情怀，别离滋味，还逃不了这个时节！
　　
　　
　　这五首诗写于1918年1月，发表于1918年4月15日的《新青年》上，以胡适的影响力和《新青年》的号召力，将自己的新婚广而告之，四海皆知。当然不仅仅是儿女之情，还有沧海桑田，王朝更替，第三、四首诗中分明是兴亡之叹，将私人话语放在时代变动的大潮之中。
　　胡适的新婚诗，仍然是他白话诗的尝试，可以看出诗句中脱胎文言及旧体的痕迹。第二首诗中，胡适与江冬秀“双双登堂拜母”，可是，江冬秀的母亲墓木已拱，坟上荒草数次青了又黄，黄了又青。胡适因去美留学，以致江冬秀的母亲没有亲眼看到女儿出阁，胡适心中歉疚，喜中有悲——“不堪重听，灯前人诉，阿母临终语！”胡适孝母，不忍弗其意；又，胡适很重乡土观念和家族观念；同时，他又接受了西方社会的契约精神，认为夫妻结婚是婚约；这几层原因，加在一起，促成了胡适与江冬秀完婚。
　　这五首《新婚杂诗》是他们新婚感情的见证，胡适与江冬秀的温柔与缱绻，在诗中显露无遗。胡适在故乡一直到新婚即将弥月，方才依依不舍地辞别了新娘北返。第五首诗写夫妻离别的缠绵，那灯前絮语，甜蜜，惆怅，真看不出旧式婚姻对胡适的伤害，还以为是自由恋爱的伉俪呢。
　　人和人的性格和选择的确不一样，有其他人的婚姻作为参照。诗人、学者梁宗岱一万个不情愿，但在家人的包办和撮合下，与何氏结婚。只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他不接受这个妻子，但鼓励何氏读书接受新式教育。1934年，何氏突然跑到北京要求梁宗岱承认她的妻子身份。胡适一贯不赞成朋友离婚，到法庭为何氏辩护，梁宗岱败诉。后来，梁宗岱费了很多周折才正式和何氏解除了婚约。因为此事，胡适与梁宗岱产生裂隙，胡适认为梁宗岱人格有亏，不再聘请他为北大教授。
　　胡适学贯中西，接受了西洋派思想的洗礼，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主张破除陋习。却娶了个“小脚太太”，如他自己所言：“我在大事、国家的事情上是持自由民主态度的，坚持‘不自由，毋宁死’；在家事上，遵从中华传统。”胡适对待这个包办的婚姻复杂感受，尤其是在面对韦莲司、曹诚英时，在一首诗中写的很明白：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胡适在其诗歌中多次写到月亮，都触及心中的秘密情感。新婚之夜的大月亮；度完蜜月与江冬秀分手时有阴晴圆缺的月亮；与曹诚英在杭州烟霞洞的山月；写给徐芳诗中的“无心肝的月亮”，无一例外，都是月亮代表适之的心。
　　]]> 2009-9-11 11:10:00(3) <![CDATA[饮食是有境界的——看蔡澜如何品日本料理]]> 柳已青 2009-8-26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702755&idWriter=0&Key=0 　　饮食是有境界的
　　——看蔡澜如何品日本料理
　　柳已青
　　
　　许多年前，看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的味道》的电影，那种人生的寂寥感，一下子击中了我。无论是悲是喜，而人生终归于一人的落寞，这大概就是秋刀鱼之味。秋刀鱼是忠实的报秋鱼，引发是一种深切的秋之味。人生有悲喜，一年有春秋，小津安二郎的《秋刀鱼之味》的创作日记写道：
　　
　　春天在晴空下盛放，
　　　　樱花开得灿烂，
　　　　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只感到茫然。
　　　　想起秋刀鱼之味，
　　　　残落的樱花有如布碎，
　　　　清酒带着黄莲的苦味。
　　
　　樱花，清酒，秋刀鱼，这些是代表日本饮食的标志性符号。原来，饮食与人生的种种滋味紧密相连。在拿到朋友捎给我的蔡澜签名本《日本料理》时，先看目录，有无秋刀鱼。没有，竟然有一种失落感。用了几天的功夫，等躺着看完这本书，才顿悟，这本谈日本料理的书，是不需要秋刀鱼的。《日本料理》是一本充满了美感、喜感的书，满纸洋溢着生之欢欣，食之快乐，有一丝秋刀鱼的萧瑟、凄冷之意，也会冲淡了那感觉。《日本料理》是一本幽默、享受的书，也无需秋刀鱼的文艺腔调。
　　
　　 “食林高手”蔡澜在本书一开篇就开门见山，先给我们上了一课，普及关于日本饮食的常识：
　　
　　代表日本料理的菜，其实并不用“料理”，只是将生鱼切成一片片上桌。对日本人来说，吃“寿司”也是极为奢侈的，因为每一件都是“时价”，到不熟悉的店，随时像鱼一样被斩成数块。好与坏的天妇罗，有天渊之别。吃好的天妇罗，已非价钱问题，主要的是去找资深的师傅，你所付出的，是购买他们的艺术。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我想喜欢吃日本料理的人等会享受日本独有的格调和风情。小巧的瓷碟，一汪深色的酱油，一碗一盘，都透着精致和韵味。一杯清酒，一钵青菜，这般清滋味，料得人少知。可是，清淡之中，暗藏着浓烈。炸的虾要放在一张白纸上，吃烤秋刀鱼要淋上柠檬汁。日本料理让平常的饮食，变的有一种仪式感，有一种美感。我觉得这本《日本料理》和日本的女作家川上弘美的小说《老师的提包》一起阅读，可得日本饮食风情，让人产生一种微醺的陶醉感。
　　
　　饮食是有境界的，请看蔡澜如何品尝：“以小撮绿芥末摆在鱼片上，然后只把鱼的部分浸入酱油入口，碟中酱油还是那么清透可喜，舌尖能将肉、酱油和绿芥末的味道有层次的分辨，才是最高的境界。”看《大决斗》《握、撮二招》《金枪》《降魔》这几篇，只看题目，还以为是武侠小说。事实上，蔡澜俨然是一位侠客，写食客与“快刀二郎”（切生鱼的人）过招，张弛有度，纵横开阖，将吃寿司写得好玩也好看。浸淫美食江湖多年的蔡澜，也的确有侠客风度。不仅仅是一个大快朵颐的饕餮客，他已经修炼到骨灰级的高手。美食家的一饮一啄，自然和我等凡夫俗子的果腹，有云壤之别。
　　
　　《日本料理》是了解日本料理的入门书，从日本料理的概念到每个代表品种的介绍，都一一说明，蔡澜还会教你最地道的食物发音。怎样吃日本料理，蔡澜有很多经验，比如说到吃鱼生：“有人认为只要新鲜，什么鱼都可以生吃，那是大错特错。吃鱼生要靠经验，经验就是值钱，日本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要就不吃，吃的话，就吃贵的。就像我们爱吃的三文鱼，要吃的话，到城中的高级寿司店去吧，理由是，别的鱼腐烂值钱颜色转变，对你还有一个警告，三文鱼的话，还是那么黄澄澄，照样分不出，既然这样的话，只有到可靠的地方去吃了。”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 饮食从来和男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蔡澜的笔下，山葵将饮食和男女的感觉打通，是性情中人。山葵是吃日本鱼生的一种调料，辛辣，刺激，类似芥末。蔡澜告诉我们，山葵是一种极爱干净的植物，它生长在瀑布和山泉之下，流水一污，它便凋萎。但山葵绝无水的平淡，它的味道奇崛：“吃得太多的时候，一股辣气冲上喉咙，弄得你又流鼻涕又落泪。这本是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可是人就是那么贱，不但不避免反而吃上瘾。上了瘾，就不停地希望这股刺激再来，它好像冲到你的脑中，引起一个小核爆，说不出的享受，比射精更舒服。”《肥婆小料理》中还有一些老板娘和食客之间开的荤段子，无伤大雅，却能增添进食的快感。
　　
　　蔡澜的文笔有镜头感，多白描，少议论，一饮一啄，摇曳生姿，风趣横生。一篇一篇读下来，开眼界，长见识，还解馋。比如，日本的果园被人偷采了一点三吨的樱桃。刚上市的樱桃，在东京银座最高级的水果店才能买到，一公斤三万日元。如此高的价格，难怪大盗光临樱桃园了。让人感到奇怪而好笑的是这样的细节：“日本从前治安好，家家户户没有养狗的习惯，当今流行的也不过是齐娃娃罢了，看到大盗，尾巴还摇个不停，笑死人。”
　　
　　这本书中最让人小规模荡气回肠的部分莫过于食河豚了。日本食河豚的风俗由来已久，昔日中国与日本的渔民在公海相遇，前者视河豚为怪物，后者认为黄鱼是贱货；互相交换，各得美味，为一美谈。关于食河豚，日本文人有很多名言警句。江户俳人小林一茶五十岁时首尝珍味，则赞吃河豚为“不二之山”，意思是说：“不吃河豚的人，绝对不能让他看富士山之美。” 难怪江户人将吃河豚比喻为偷情：
　　
　　偷人家妻子
　　　　惊心动魄又美味
　　　　有如尝河豚
　　
　　蔡澜在《河豚大餐》中只引了这一句：“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吃了河豚，才知道做人还是值得的。”且看蔡澜如何吃河豚：“喝的酒是用河豚鱼翅烤个半焦在热烫的清酒中泡，发出浓郁的香味。要是客人不喜欢鱼翅，则以热清酒白灼精子，整杯乳白色，一口灌下。……‘白子’不是鱼卵，而是鱼的精子，虽说有壮阳作用，但是生吃没什么滋味，烤熟了又不同，又柔又腻，香喷喷地非常鲜美。 ”河豚到底有多毒？河豚肝只要四十克便能毒死五万六千人。做河豚的师傅把整大块的肝冲水，一冲须五个小时以上，将部分剧毒减到最轻，最后切下如指甲般的一小块来给客人尝试。“河豚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冷了之后吃，也不感觉到有任何腥味的鱼。”
　　
　　饮食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口腹之欲，小小的纳豆隐藏着日本的食俗，日本料理的点点滴滴都折射出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万象。把此书看作到日本旅行的食谱，固然不错，但可惜了。电影，书画，饮食，蔡澜将他的才情，连同浮生闲情，一并斟酌。蔡澜在日本的吃吃喝喝是皮相，风花雪月，酒足饭饱之余，他的笔墨意趣，对日本文化积极面和消极面的独特思考，值得我们细细咀嚼。
　　
　　《日本料理》蔡澜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 2009-8-26 22:50:00(1) <![CDATA[赴济参加作代会]]> 柳已青 2009-8-2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629723&idWriter=0&Key=0 　　赴济参加作代会
　　柳已青
　　
　　
　　8月17日至19日，在济参加作代会。17日下午1点多，乘坐动车到济南后，发现大雨如注，大雨带来了清凉和爽快，没有了往日济南暑天的酷热。
　　
　　济南之于我，是熟悉中的陌生，十几年前，在山师读书。十几年后，对济南的记忆，只留下几个文化符号，山师广场的雕塑和高大松树，经十路上的老大众日报社，文化东路上的三联书店，英雄山的旧书肆。这几个地方，正是我精神成长的见证。1997年，我毕业，离开济南，泉城广场和致远书店开没建设和开张。8月17日，打车经过历山路，遥望山师校园，历山路两侧，老楼林立，十几年的时间，早已物非人非，城市飞速发展，何处能安放宁静的昨日记忆?
　　
　　山东大厦报到，和联合日报张成住一个房间。会议紧凑，一切按照日程进行。和张成谈政协文史资料，谈旧书收藏，非常愉快。和林少华老师席间谈。林老师问我写不写小说，我含糊其辞，四十岁之后也许会吧。林老师表示，想以高校为题材写一部《围城》那样的小说，尚未找到感觉。认识了几位新朋友，看到我的名字，和我对上号之后，对我说，原来以为我是一位长者，可能读了我写的旧人旧事产生的印象。
　　
　　开会时，忽然想起王跃文的新作《苍黄》，这小说的标题源自《墨子·所染》：“素丝入染房，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苍黄》写乌柚县基层选举之怪现状，眼前所见之景象，岂不是一场好戏，天然的小说素材，与会的作家不写入小说，真是守着金饭碗喊饿。
　　
　　18日，文代会和作代会代表和省领导拍摄合影时，我站在作家行列向文代会那边张望，一看，发现孙总，同时，她也发现了我，招手致意。19日中午，大报赵总、孙总等领导和大报、齐鲁与会的同行在学府酒店一聚，因我要赶火车，未得详谈。孙总和同行殷勤之意，感慨良多。
　　
　　匆匆一行，增加阅历和见识。人生种种尴尬的滋味，现实种种荒谬的怪状，四十岁之后一定写小说。
　　
　　]]> 2009-8-24 7:40:00(1) <![CDATA[历史夹缝中的李鸿章]]> 柳已青 2009-8-12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491476&idWriter=0&Key=0 　　

　　
　　历史夹缝中的李鸿章
　　柳已青
　　
　　在晚清帝国的斜阳中，有一个横亘在近代史中的背影，褒贬不一，难以定论，这就是李鸿章。1901年，李鸿章在清帝国大厦将倾的前夕去世。《绝版李鸿章》一书中呈现的李文忠出殡和祭葬的珍贵照片，来自西洋老报刊，其葬礼极其荣耀。
　　
　　《剑桥晚清史》这样评价李鸿章：“从1870年随着李鸿章成为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自强新政的领导权就被这个强有力的人物所掌握。”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大器晚成，他的为官之道在于“拼”，“拼命做官”，又精于自保，能够在各种势力之中找到最大公约数。1896年，他74岁出访欧美8国时，带着棺材满世界跑，是个能干事的“主”。《纽约时报》日夜跟踪李鸿章的行迹，天天见报，这是世界级明星的待遇。李鸿章擅长外交，在庚子年发挥得淋漓尽致。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他先是东南协保，然后拒绝了英国政府主张他拥兵自立的建议，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他才从上海动身北上，收拾烂摊子。李鸿章因外交才能，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被清廷倚为“中流砥柱”，西人奉为“当代三杰“之一，赢得西方世界的尊重；可是，他也因签订一些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在生前死后，被国人视为“卖国贼”——李二先生是汉奸，“国人皆欲杀”。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李鸿章不是他的老师曾国藩那样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人物，他抓住了机遇，在对太平军的作战中崛起。李鸿章创建淮军，节节取胜；他创建了北洋海军，却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他也不是张之洞那样的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决策者，他是洋务运动的实施者，成效最著的改革先锋，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办译学机构，官派幼童赴美留学，设立电报局，李鸿章无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多个第一。李鸿章是愿做事、能做事、会做事的大臣，生存在历史的夹缝中，他洞察了晚清帝国的运作机制，在西学与中学，洋务与维新，战争与和谈之间长袖善舞。李鸿章一生都在努力造时势，一生又都在被时势所摆布，并因之而一生都与晚清的国运相系连。李鸿章所为，无异于修补晚清帝国大厦的缝隙和漏洞，不论他如何修补，都无法阻止大厦之将倾的历史命运。
　　
　　《绝版李鸿章》通过当年西洋人和东洋人报刊的视角，观察晚清风云和李鸿章浮沉，可以称之为一本李鸿章画传，李鸿章的事功和老大帝国的衰落紧密相连。作者张社生为历史纪录片，多年来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到千余幅封存了100多年有关晚清的陈年老照片和铜版画，这些“绝版的史料”价值自不待言，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李鸿章和他所处的时代。张社生说：“李鸿章的画像绝不是中国画几笔能勾勒出的，必加之西洋画法、浮世绘画法才能写其真一二。”
　　
　　《绝版李鸿章》辅以电报、日本浮世绘作品、英文报刊的漫画，披露了马关条约谈判的内幕和细节。“日方早侦破中方密码，知道光绪帝的赔款底线，而这个李鸿章还在这里一分一分地为主子争。”李鸿章被小三丰太郎打了一枪，血染黄马褂，李鸿章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李鸿章这一枪没有白挨，一枪换回一万万两白银。伊藤博文气恼地说：“一枪等于打掉日本一个师！”李鸿章血染的风采，被欧美报纸大肆报道。以至于次年李鸿章访美时，有50万人欢迎他。《纽约时报》从李鸿章黄马褂被剥去，到失而复得，有长篇累牍的报道。美国的公众连李鸿章的饮食也关注，报纸不厌其烦地和盘托出，“李鸿章杂碎汤”风行一时。李鸿章的风光，和一个时代的悲凉晚景结合在一起，思之怅然。
　　
　　历史夹缝中的李鸿章，历史细节中的李鸿章，外国人拍摄的李鸿章写真，西洋报纸中夸张的李鸿章漫画，构成了这本《绝版李鸿章》。梁启超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岂止晚清四十年，李鸿章的身后遭遇历史的炎凉和吊诡。上世纪大跃进年代，为兴办钢铁厂，李鸿章的墓被掘，“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狂然的人们用绳子拴着遗体，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50年后，李鸿章享堂和墓地被重金打造，旅游热了，家乡人还指望李鸿章致富呢。
　　
　　《绝版李鸿章》，一书难尽李鸿章！
　　
　　
　　《绝版李鸿章》张社生著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版]]> 2009-8-12 22:05:00(0) <![CDATA[做客阳光卫视缅怀西南联大的绝代风流]]> 柳已青 2009-8-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321988&idWriter=0&Key=0 　　

　　
　　这是一所大学，前后存在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书写出了中国文化史上光辉一页。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中她划出了自己最绚烂轨迹。作家刘宜庆，带着他的作品《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做客《阳光书坊》，与我们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一起感受大师们，自由思想、自由精神、绝代风流。本期《阳光书坊——绝代风流》，2009年8月1日、2日晚八点，敬请收看！
　　
　　

　　
　　缅怀联大学者的风骨。为何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阳光卫视阳光书坊主持人庄婧，知性，美丽，机敏。
　　
　　

　　
　　如同魏晋风骨一样，西南联大的风流至今依然为我们所景仰。时局的动荡，命运的吊诡并未使他们畏足不前。这些特立独行，放荡不羁，个性卓异之士，才华与激情四射，为我们谱写出了一段不老的传奇。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当代所缺失，也更待后人来继承。
　　
　　
　　
　　阳光卫视阳光书坊
　　
　　http://www.chinasuntv.com/pro/ygsf43-1613.aspx
　　]]> 2009-8-3 15:20:00(5) <![CDATA[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 柳已青 2009-7-30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302100&idWriter=0&Key=0 　　西南联大的从军热潮
　　——联大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刘宜庆
　　西南联大总共毕业8000多人，有1100多名学生参军，约占14%。100个学生中就有14人参军，很多联大的学子战死在沙场。西南联大纪念碑背后刻着832名参军的联大学生的名字。有很多牺牲的、被人遗忘的已经湮灭在时间深处。我们不应该忘记，联大是在日寇的轰炸中生存的，跑警报是其日常生活。也不应忘记那些投笔从戎的无名英雄。
　　联大有三次参军热潮，第一次是在抗战初期，在长沙临时大学，徐特立做报告，学生从军。晚年写下《思痛录》的韦君宜就是这个时候参军的。
　　第二次是从军热潮是应征翻译官和飞行员，进入中缅印战场作战。太平洋战争之后，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后方重镇。美国卷入二战，在亚洲开辟驼峰航线，这是中国二战时期对外物资的交通生命线。飞虎队驻扎昆明西郊，需要大量的翻译人员，联大的同学积极参军。这次参军的有冯友兰的公子冯钟辽，梅贻琦的公子梅祖彦、诗人、翻译家卢飞白，笔名即飞白，很多喜爱诗歌的人都会记住飞白这个名人，因为他翻译了大量的英国诗歌。后来成为翻译家的许渊冲也有过为盟军做翻译的从军经历。飞行员大多牺牲在战场上。二战胜利后，有16位来自联大的翻译官获得美国铜质自由勋章。
　　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毕业了又在外文系当助教。但不久他就离开了，去到中国派往印缅的远征军中做翻译，从而经历了一次穿越野人山的大撤退，几个月之后才艰难地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昆明。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决定派出一支精锐军队远赴缅甸作战。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孙立人师长率领一个团，打败7倍于国军的日军，这就是仁安羌大捷。精锐大队，救出英军7000余人，以及被俘传教士、记者约500人。战争非常残酷，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在《缅甸之战》中有详细描述。但绝对不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那样，进入缅甸作战的是什么乌合之众组成的“炮灰团”。《我的团长我的团》历史观严重扭曲。1943年至1944年上学期结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直接向联合大学负责人要工学院土木、机械、电机系的同学到他的军队中去。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第三次参军热潮是在抗战后期，1944年下半年，联大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军。1945年1月，联大200多名从军学生参加了印度远征军。
　　
　　
　　]]> 2009-8-1 19:43:00(2) <![CDATA[冯友兰的多变与不变]]> 柳已青 2009-7-23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210198&idWriter=0&Key=0 　　冯友兰的多变与不变
　　柳已青
　　
　　 1972年，冯友兰给从美国回国访问的王浩（西南联大时期冯的学生）写了一首诗：“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哲学家冯友兰多变，是其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他看来，是急遽变化的时代造成的。这也正是他晚年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把“社会”作为第一章的原因。冯友兰一身而经历三个时代：晚清、民国、新中国，他与20世纪同行，恰好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
　　
　　冯友兰的多变是从1949年之后开始的。1948年12月，天地玄黄，人民解放军即将围城（北平）。梅贻琦和冯友兰在开完清华的校务会议后，只剩下两人，交流意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梅贻琦选择了出走，冯友兰选择了留下来。事实上，1947年，冯友兰拒绝友人的挽留从美国回来，就可以看出，他是不会走的。冯认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尚贤”，而自己就是“贤”，自己在新社会，一定会有用处。
　　
　　解放以后，冯友兰在清华大学的地位非常微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他写信辞去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的职务。所谓的政治问题就是冯友兰曾两次参加国民党，第一次是1924年，另一次是1939年。尽管在他看来这两次都是在国共合作时期。
　　
　　 1949年10月5日，冯友兰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5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主席很快回了信，信中有鼓励和期望，最后一句“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多少让他心中不快，使他惊醒，促使他“对40年代所写的几本书忏悔”。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冯友兰就作出了迅速的决定，这种积极的举动，并不意味着在1950年的“洗澡”中容易过关。一个学者彻底告别过去的自己，是痛苦的。冯友兰几次检讨都没有过关，金岳霖去看他，“芝生，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金岳霖说罢，一时情急，两个大哲学家竟然相拥一块，抱头痛哭！金岳霖由于素来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进步较快，当栖身美国的胡适看到金岳霖自我检讨的文章后，曾感叹道，大陆上最顽固的一个花岗岩脑袋也被改造了。
　　
　　上世纪50年年代，冯友兰内心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以至于在出访印度时，见到昔日西南联大的训导长查良钊而不敢打招呼，因为查去了台湾，分属于两个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冯友兰推倒从1939年到1946年间出版的以“新”字开头的六本著作，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
　　
　　 “文革”初期，年已七旬的冯友兰被关进牛棚批斗。后来，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冯友兰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可是，刚被释放没有多久的翦伯赞，就被刘少奇专案组的巫中提审，强迫他承认在1936年与刘少奇一道勾结蒋介石，“阴谋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的“反革命勾当”。无路可走的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婉双双服毒自杀。翦伯赞自杀是不是给冯友兰的心理留下阴影？促使他又一次转变。
　　
　　 1973年，冯友兰投身批孔运动，成为“四人帮”御用“梁效”写作班子顾问之一，，使他在“四人帮”倒台后接受审查，并被归入“四人帮”集团成员。又有人告诫他在交代问题时，态度要放老实点。对此，冯友兰不无懊丧地说：“经过‘四人帮’这么一折腾，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又回到解放初期那个时候的情况。”冯友兰的这一次转变，被人诟病和非议。粉碎“四人帮”之初，文学研究所的舒芜写《四皓新咏》，分别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讽刺冯友兰的诗云“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筵。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不过，后来舒芜可能觉得对四位太过苛刻，这诗不收录在其文集中。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代哲学大儒，已“斩名关，破利锁”，何来“哗众取宠之心”？在“文革”中听命于权势，写给江青的诗，不乏阿谀奉承之词，令人感到悲哀，难以释怀。冯对自己的行为，也意识到“不能说全是上当受骗了”，他反思的潜台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批孔以及成为“梁效”成员，带有政治投机的成分。
　　
　　冯友兰的多变，有人理解为趋时跟风，失去自我；有人分析为“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与冯友兰的形成参照的是梁漱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与冯友兰形成对比的还有陈寅恪，一以贯之、誓死捍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冯友兰的多变，放在20世纪的历史风云之中，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来看，可以说是大节有愧，大节无亏。
　　
　　冯友兰在90岁写完《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阶级斗争的方法完成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这一次，冯友兰再也不会变了，也无需修改了。如果说《三松堂自序》展示出冯思想变化的轨迹，那么《中国现代哲学史》则传递出冯一生强烈的文化信念——“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上就出现过），这是历经百年历史风云而不变的。冯友兰心向往之的是张横渠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冯友兰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他想做自称系统的哲学家，即儒家所追求的天地境界，内圣外王。有人认为“贞元六书”是为迎合当时国民政府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而写作出来的，是冯友兰希望成为帝王师的作品。而1949年之后，不能说冯友兰一点没有成为“帝王师”的想法，但在频繁的政治风潮中，“帝王”反而成了冯友兰之师，治学思路受到了影响。
　　
　　二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冯友兰哲学思想自成体系，其人其作，深刻地纠集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他留给我们诸多话题，冯友兰无疑是思想的创造者，但他的思想有没有跟随时代潮流的倾向？真不好回答。这正如他的多变和不变一样，无法摆脱复杂的历史境遇，这也是历史留给后人不断思考的难题。
　　
　　
　　《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三联书店2009年5月版 39.80元
　　《中国现代哲学史》冯友兰著三联书店2009年5月版 28元
　　]]> 2009-8-27 16:08:00(7) <![CDATA[任继愈在西南联大]]> 柳已青 2009-7-17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952&PostID=18137436&idWriter=0&Key=0

1987年1月，任继愈（左）在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右）的家中。

1994年10月，任继愈先生受日本国会图书馆邀请访问日本时在东京留影。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
　　
　　刘宜庆
　　
　　
　　他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极少数的幸运者，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未被湮灭，他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
　　
　　他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具有大家风范，令后人景仰。
　　
　　他就是从山东平原走出的一代学术大师任继愈，他始终谨记其师熊十力先生的教诲：“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任继愈无疑代表了一个时代学者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一个大师的精神标杆。
　　
　　我们聚焦任继愈先生在西南联大如何求学，来观察大师如何培养大师。群星闪耀、大师云集的西南联大，在战时的昆明，笳吹弦诵，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未来的中科院院士。任继愈先生的治学之路就是在西南联大开始的。
　　
　　
　　考入北大哲学系
　　参加湘黔滇旅行团
　　
　　
　　任继愈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七七事变”爆发，任继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正如西南联大校歌所唱，任继愈和北大师生经历了南渡与西迁。
　　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身在其中。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68天。“湘黔滇旅行团”师生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长征”，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当时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将照片在美国展出，在国际上引起反响。
　　
　　正是国难当头的这次旅行，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正如哲学起源于惊讶一样，这一次的文化苦旅，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他认为，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任继愈加入“湘黔滇旅行团”，用脚步丈量中国西南的国情，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使他思想上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治学的出发点。他在《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任继愈是汤用彤的得意弟子
　　记录下西南联大的生活点滴
　　
　　193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复招生，由傅斯年主持。当时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字毅生）、罗常培（字莘田）、罗庸、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傅斯年等。这个阵容十分强大，几乎每一位教授都是大师级的。第一届研究生有任继愈、汪笺、王永兴、王玉哲、阴法鲁、阎文儒等十人。
　　
　　师生们共租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3号。后来由于昆明市区连遭日机轰炸，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往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是个宁静优美的僻乡。每位研究生每月可以拿到50元的补助费，而一位中学教师的月薪就是100元。据任继愈的文章记录，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师生天天见面，朝夕相处。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正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后来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常驻重庆）。罗莘田先生戏称大家过着古代书院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任继愈的同学刘念和根据北大文科研究所正副所长的名字，灵机一动，编写了一个奇妙的对联：
　　
　　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正副所长；
　　贾宝玉乃真宝玉，甄宝玉乃假宝玉，真假宝玉。
　　
　　学生开先生的玩笑，由此可见西南联大自由的学风，师生间无比融洽。根任继愈的同学周法高回忆，任继愈是汤用彤先生的得意弟子，“人非常聪明，身体并不强壮，可是乒乓球打得很好，可能是反应较快的缘故吧。他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宋代理学所受禅宗的影响。”
　　
　　1940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李埏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导师是唐兰。1945年，李埏和赵毓兰女士结婚，婚礼设在金碧路冠生园。唐兰为新人亲书《李埏婚礼嘉宾题名》横幅。参加婚礼并在嘉宾题名上签名的有汤用彤、唐兰、闻一多、吴晗、郑天挺、罗庸、姚从吾、雷海宗、任继愈、石峻等30多人。
　　
　　直到晚年，任继愈经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那段时光。当时学校条件虽差，但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联大教授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的观点不一定和教授保持一致。
　　
　　任继愈写道：“我记得一位同学也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的吴宏聪，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但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他整整一周不敢见老师。老师得知后说，学生的观点不必要和教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他这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任继愈听过多位名师的课
　　最爱听名家的学术讲座
　　
　　
　　任继愈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中写道：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多。教授听教授的课程，这在联大的课堂，是常见的场景，可见教授之间互相取经的学风。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听讲只有三五个学生，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准也来听课。
　　
　　任继愈也听过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的课。课堂上的陈岱孙总是衣冠整洁，谈吐高雅，既有中国学者风度又有英美绅士派头，这给分散在海内外的西南联大的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上课前一两分钟他已站在黑板前，难得的是他讲完最后一句话，合上书本，下课铃也同时响起，让同学们既惊叹又欣赏。他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没有废言。他不念讲稿，但每次课后翻阅笔记，不许增减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任继愈先生撰文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西南联大还流传着陈岱孙先生的一段佳话。因为联大的校舍的屋顶是用白铁皮覆盖的，条件非常简陋。有一次，陈岱孙在上课，屋外瓢泼，头顶雨滴叮当，学生根本听不清他讲什么。无奈之下，他在黑板上写下：下课赏雨。
　　
　　任继愈能够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即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基，也有渊博学术视野。他喜欢听联大的学术讲座。比如，二战的世界形势报告，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与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在任继愈的记忆中，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介绍唐代的寺院培养一批能言善道的僧人，以讲故事的方式，向群众宣传佛教信仰，讲述因果报应。向达先生的演讲就像长篇故事有连续性，十天半月讲不完。从甲地换到乙地，接着讲，听讲者听得入迷，经常追随讲者也从甲地跟到乙地。任继愈听向达的演讲时，正在昆明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哲学专业研究生，而向达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任继愈的文章中写到冯友兰先生演讲时的一件趣闻逸事，由此可见哲学家冯友兰精神风流。
　　
　　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先生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冯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
　　
　　学者黎东方在重庆讲《三国》，比现在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还要轰动。据任继愈的回忆文章，黎东方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讲演，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任继愈也分得一张票。
　　
　　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只行军床，这样与貂婵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任继愈只听过一次黎东方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他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一般学者学不了。
　　
　　1942年起，任继愈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后来，他“成为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的重镇，大有取代冯友兰、汤用彤的地位而代之的趋势”。绝非偶然，和他在西南联大兼收并蓄有很大关系。
　　
　　任继愈在联大任教期间，经中文系罗常培教授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中文系求学的冯钟芸。1946年回到北京，两人结婚成家。冯钟芸后来也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冯钟芸的父亲冯景兰(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钟芸还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侄女。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前辈学者对任继愈的期许。
　　
　　任继愈一生，专注于学术，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7年，致力于整理古籍，不居功、不自傲，淡然中显出从容，这样的大家气象或许成为最后的绝响了。

注：此文史料多出自拙作《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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