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ximensongke.blog.tianya.cn/ 金满楼，原名金松，生于70年代，江西峡江人，现居上海，独立作家@民间研究者，近年来专注于晚清民国史的通俗写作，2007年后陆续出版《晚清帝国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07年）、《向康熙学习》（河南文艺出版社08年）、《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江西教育出版社08年）、《大清野史之谜》（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09年）、《女人当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09年）、《这才是晚清：帝国崩溃的三十二个细节》（三峡出版社09年）等。联系方式：ximensongke@hotmail.com。 西门送客 2009-9-17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9057597&idWriter=0&Key=0 　　王莽年号“始建国”，三个字的年号历史罕见
　　
　　文@金满楼
　　
　　最近网上有人称电影《建国大业》系两个不同的年号组成，一为篡汉的王莽新朝，年号“建国”，二为隋炀帝的年号“大业”，实则不然。
　　
　　隋炀帝的“大业”年号为人所熟知，这是没有错的，但王莽篡汉后，其年号为“始建国”，而非“建国”。从历史上看，皇帝的年号通常为两个字，如“贞观”、如“开元”、如“万历”，如“光绪”等，但也有三个字、四个字甚至六个字的。
　　
　　四个字的年号，历史上有十八个，如武则天的年号“万岁通天”（696年）、宋太宗的年号“太平兴国”（976年－984年）等，都是四个字的。
　　
　　三个字和六个字的年号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其中六个字的有两个，均为西夏的年号，一个是“天授礼法延祚”（1038年－1048年），另一个是“天赐礼盛国庆”（1069年－1074年）。
　　
　　三个字的年号也出现过三次，第一次便是王莽篡汉改新朝的时候年号“始建国”（公元9年－10年，后改年号“天凤”，“地皇”），其余两次是在梁武帝时期，分别为“中大通”（529年－534年）和“中大同”（546年）。
　　
　　那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建国”的年号？
　　
　　答案是有的，这就是北魏的前身“代国”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公元338年，鲜卑人拓跋什翼犍建立“代国”，年号“建国”，并从338年持续到376年（为氐人苻坚所灭），历时39年。苻坚一度统一了中国北方，但好景不长，其率大军南下准备完成统一时，在383年的淝水之战中大败而归，最终一败涂地，原征服的各民族也就纷纷再次独立，如原“代国”的鲜卑人在拓跋珪的率领下建立北魏，年号“登国”，由此逐渐统一中国北方，为后来的北齐、北周、乃至隋唐的一统奠定基础。
　　
　　年号是中国古代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也是帝王正统的标志，即所谓“奉正朔”，这在历史上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譬如当年咸丰崩逝后，年号问题就出现了一场大风波。
　　
　　在最开始的时候，遗诏执行人、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肃顺等人为小皇帝载淳拟定了“祺祥”的新年号。“祺祥”二字，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谓“不涸”，即河流通畅；所谓“不童”，即草木繁盛。“不涸不童，诞降祺祥”，呈现的是“欣欣向荣、吉祥如意”的景象，应该说，这个年号是不错的。
　　
　　但是，在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大学士周祖培等人扳倒八大臣后，“祺祥”的年号当然不能再用（“祺祥通宝”倒是已经铸造，并有少量流入民间）。政变功臣、大学士周祖培对“祺祥”这个年号嗤之以鼻，他认为“祺祥”二字无论是文还是义，都属不顺，譬如“祺”字，从来没有那个朝代在年号中用过这个字；而“祥”字也只有南宋的少帝用过（“祥兴”），但少帝是亡国之君，而且结局极为悲惨，他是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当时被蒙古大军一直追赶到南海边上，最后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可见是多么的不吉利。
　　
　　周祖培当年做户部尚书的时候，曾被八大臣中最有权势的肃顺所羞辱。清朝的时候，中央六部设立满汉双尚书制，当时肃顺和周祖培曾在户部分任满汉尚书。周祖培学识渊博，而且比肃顺年长二十多岁，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还时不时的对周祖培进行讽刺挖苦、排挤打击。
　　
　　有一次，部里文件已经由周祖培批阅过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办事的人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 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哪里懂什么公事！？”说完，肃顺竟然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但慑于肃顺的淫威而不敢表露，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请辞户部尚书这个有权有利的大肥缺而甘任有名无实的内阁大学士。
　　
　　这次政变成功，肃顺人头落地，周祖培忍不住狠狠的呸了一口，大骂道：“肃顺这些人从小就不学无术，连拟个年号都大出洋相，还能指望他们治国吗？”于是，周祖培大笔一挥，将“祺祥”划掉，并建议改为“同治”，这下正合了慈禧太后的心意。由此，“祺祥”年号废弃不用，而改用了“同治”年号，而后面即为“光绪”，到“宣统”结束。
　　
　　中国历史上有500多个年号，直到辛亥革命后废止，改用民国纪年（即民国××年，如民国二十一年对应1932年）。新中国成立后，使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年号也就逐渐为人所淡忘。现在世界各国中，只有日本仍然在使用自己的年号，而这其实也是继承了中国的历史传统。
　　]]> 2009-9-17 22:38:00(0) 西门送客 2009-8-31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777062&idWriter=0&Key=0 　　袁世凯的悲剧是全民族的集体疤痕
　　
　　文@金满楼
　　
　　历史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种谈资除了娱乐价值之外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能够给人们提供一条“问题从何而来、又将向何而去”的线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最直白的解释便是，我们一直生活在过去历史所造成的阴影当中。
　　
　　清朝的覆灭距今已经快一百年了，辛亥革命与民国的建立似乎也成了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在那个划时代的事件中，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不是清廷，不是革命党人，也不是立宪党人，而是袁世凯。
　　
　　对于袁世凯的功过是非，之前的舆论往往是“一边倒”的，什么“窃国大盗、复辟先锋、卖国奸贼、独裁枭雄”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袁世凯就是20世纪中国“最卑鄙的告密者、最落后的政客、最凶残的独裁者和最反动的军阀头子”，如果谁被扣上了“袁世凯”的帽子，那他在政治上将永世不得翻身。
　　
　　之前的历史教科书给一般人的印象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的时候背叛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又背叛了清廷，而他在当了民国大总统后再次背叛了民国，这个掌握了强大军事力量的军阀头子，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欺骗、玩弄阴谋，甚至还不惜搞暗杀，最终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称帝目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历史上真实的袁世凯与通常所描绘的“干瘪的、扁平的、概念化”的那个历史丑角，差之甚远。事实上，袁世凯从科举失意到投笔从戎后，他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诞生、帝制复辟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在其死后的历史书写中，袁世凯却被剥去了丰满的血肉，抽空了鲜活的灵魂，其形象变得面目狰狞，一无是处，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与反讽。
　　
　　袁世凯真有那么坏吗？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盖棺论定。笔者认为，袁世凯最悲哀的地方在于，由于后来史家或者说当政者因自己的失败而厌恶并憎恨他，所以袁世凯的所作所为都充满了阴谋和罪恶。换句话说，以往的历史观点都主观的认为袁世凯上台后必定要镇压革命、必定要搞帝制复辟，这种错误的历史宿命观和历史的功利主义，事实上是以历史的结果来取代过程分析。时代是落后的，而后人们却经常以先进的标准去衡量评判时代中的袁世凯，这既不能以理服人，也有点胜之不武。
　　
　　所幸的是，民国的历史距离现在并不久远，很多历史事实和观点都尚未凝固，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空间。对于过去很多黑白分明、刻板概念化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曾国藩、李鸿章等，目前也已经有了多角度、有血肉的立体评说，而过于的极端化、脸谱化历史上的袁世凯，显非史学界之幸，也不利于人们客观的认识历史。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新史料的发现及新史观的突破下，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的“告密罪”、为称帝而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汉奸罪”等指控均已被证明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在为袁世凯的联名“辩护”声中，其中也并不乏杨天石、房德邻、孔祥吉、茅海建、刘忆江等知名史家的身影，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并非偶然。
　　
　　如果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告密是为了自保、逼迫清帝退位是为了顺应共和、镇压“二次革命”是为了维护统一、部分接受“二十一条”是屈辱外交，他所做的这一切都可以理解并予以同情，但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登基做皇帝则是铁板钉钉、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自然是无从辩驳亦不可辩。
　　
　　《三国演义》里说，在曹操势力强大的时候，孙权写信给曹操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拿给大臣们看并笑骂道：“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事实上，曹操也不是不想称帝，但称帝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要是条件不成熟便贸然行事，反而会更加被动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袁世凯也曾熟读史书，在称帝这样的大事上何以如此糊涂，实在是奇哉怪也。
　　
　　唐德刚曾为袁世凯辩护说，“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而袁世凯的错，错就错在原则，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
　　
　　有人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要称帝，可能是因为其家族的不祥命运（即不能冲破六十岁之“魔咒”），而“太子”袁克定、杨度等小人在其身边不断蛊惑，结果使得袁世凯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至今都在粪坑里不得翻身。
　　
　　“家族魔咒”的说法固然可以解释袁世凯的称帝动机，但这不是洪宪帝制的深层原因。鲁迅曾回忆起民国元年时的光明，那时他“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但到民国二年之后，事情“即渐渐坏下去”。傅斯年也说，民国元、二年间“像唐花一般‘怒发’”，民国三四年间则“像冰雹一般的摧残”。令人诧异的是，民国取代清朝不过两三年，士人们便对民国如此的失望，这又是为何呢？
　　
　　在袁世凯死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在这篇著名的小说中，处于农村最底层、为人所轻贱的小人物阿Q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当他想去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些受过传统教育的旧时代人物和受过外国教育的新派人物却叫他滚出去，阿Q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最可笑的是，阿Q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后来也曾赋诗一首：“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此诗在当时传诵一时，何尝不是一种痛苦的反思？
　　
　　在民众极少参与的前提之下，辛亥革命到底有多大的进步？又对当时的民众和未来发展创造了多大的福利？这无疑是需要重新考量的。
　　
　　是的，辛亥革命消除了形式上的帝制，却没有消除本质上的专制，这种建立在沙滩之上的胜利，如果想当然的视为一种重大进步的话，自然会为民国后的种种乱象感到失望。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开创了一个“民治”时代，但并没有达成一个“民治”时代。沿袭数千年历史的“帝制”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但中国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在为辛亥革命欢呼之前，后人们最好还是保持冷静。
　　
　　西方记者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认为，中国当时最需要的是秩序，而这只有袁世凯才能带来。即便是孙中山及他的同志也都明白，“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袁世凯的“声望”，不仅在于他当时掌握了最精锐的军队，也在于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 “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由此，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对于一场突发的、无序的革命来说，难道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果吗？
　　
　　曾几何时，民国的建立给无数人带来希望的曙光。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它仍旧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死亡。而当年的那些革命党人都是些“一次革命论者”，当他们把原有体制摧毁并试图搭建一个理想中的西式民主大楼时，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当老百姓没有从新生的民国中获得福利而反受其害时（这也是“二次革命”很快失败的原因），难怪他们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国不如大凊了。
　　
　　袁世凯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现实主义政客，他并不理解也不赞成革命党人所提倡的现代民主制。在他的心目中，当时最适合中国的是开明君主制，在局势已乱、南北谈判之初，袁世凯退而求其次，坚持保留君主立宪，并主张国体问题应以国民大会的形式加以解决。袁世凯的想法固然是一厢情愿，但民国初年内阁的频频更换和国会的种种纷纷扰扰也同样证明，简单的移植西方制度必然导致水土不服，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从自己的根本和传统上着手。
　　
　　
　　
　　袁世凯也许是对的，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强行实行所谓的西式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实现，结果也可能是走向设计者初衷的反面。
　　
　　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即使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也未必能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人人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空架子。
　　
　　袁世凯称帝，是因为中国帝制的土壤太肥沃了；而当民国陷入到各种困境之时（譬如外交与边疆的危机、地方的不服从、民众的冷漠等等），袁世凯便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中国缺少一个皇帝。既然民主共和、三权分立（当时其实只有两权，民国的司法权其实一直在坐冷板凳）搞不通，袁世凯只能乞灵于老祖宗，要搞一个政府、一权专制了，结果搞着搞着，就只能继续往帝制的道路上走了。
　　
　　中国古代向来就有“传贤“、”传子“的两个传统，但从实际操作上来看，“传贤”的成本太大，弄得最后必然分崩离析，国不能安，只有传子才是个简单可行的制度，在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后更是趋于完美。“传贤”这种制度，说白是就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也就是一种“竞争上岗”的制度文化，但它的运行成本却不是农业社会所能承担的。
　　
　　 在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传子”已无可能，但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仍旧是传统的经济结构，传统的社会条件，举目望去，全是愚民，民众既无主动参与之意识，也无参与之冲动，更无参与之行动，如何能支撑起这“竞争上岗”的运行体系呢？
　　
　　结构不变，结果不变，在这种非继承制的专制结构体系下，领袖的权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最终会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之中。由此，袁世凯想到了称帝。
　　
　　但是，称帝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吗？
　　
　　在辛亥前，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当时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道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清廷和革命党都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袁世凯要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却发表雄文驳斥说，帝制无论如何都是已经死亡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它已经无法再引起人们的敬畏和服从；因此，帝制是不必要的，而且它也丝毫不增加总统现有的权力。
　　
　　梁启超的意思是，帝制一旦被共和制打破，破镜就此难圆；即使再恢复，也难以产生神圣与威严的效果。可惜的是，袁世凯并没有梁启超话语中的深刻含义，弄到最后是身败名裂，为天下笑。
　　
　　袁世凯的悲剧证明，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到最后终究是一场空；而袁世凯的失败，事实上也是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警示牌，尽管后来某些独裁者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袁世凯甚至超过了以往的皇帝，但没有人再敢提“称帝”二字。
　　
　　一个产生伟人的时代，同样需要游戏规则，更需要遵守规则……不遵守规则便要受到惩罚。袁世凯的失败，就在于他太露骨的违反了已为当时中上层人物所公认的共和规则。
　　
　　但我们同时需要铭记的是，袁世凯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作为传统独裁专制体制下的领袖，袁世凯具有如此大的作用与能量，以至于他个人的失误往往会带来整个国家和全民族的灾难，之后的军阀混战和外侮侵略也都是因此而起，在整个民族的悲剧面前，袁世凯能辞其咎乎？
　　
　　刘忆江先生在《袁世凯评传》中用三句话概括了袁世凯的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所谓“行百里半九十”，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袁世凯大概就是最好的例证。毕竟，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无法翻案也无案可翻，评价稍好的如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社会转型期间的不幸产物”，评价不好的是千夫所指的千古骂名，这一点都不算过分。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的这首《放言》诗，其大概意思是说：周公这样的大忠臣，也有被流言中伤、被大家怀疑的时候；而王莽这样的乱臣贼子也有装模做样、收买人心并被大家称赞的时候。如果未等真相出现之前他们就死了，那么古今天下的忠奸又有谁能分得清呢？
　　
　　但是，一味的指责古人对现实其实是于事无补，毕竟是人就会犯错误，不带有一点个人私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后人们也做不到，又何必苛责古人呢？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也未必比袁世凯做得更好。袁世凯是称帝了，但后面搞独裁的人层出不穷，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们，哪个不是土皇帝？难道骂了袁世凯，便可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么？
　　
　　所以，笔者认为，写历史、读历史，多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多用恕道，才能理解并接近历史的真相。对历史人物过度的神化或丑化，其实都是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袁世凯虽然“遗臭百年”，但后人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同情之理解”，在如今开放与多元化的今天也不为过。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历史的可笑之处便在于，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本可以成为拿破仑，但作为时代产物的他，却最终选择做了袁世凯。
　　
　　在洪宪帝制失败后，袁世凯的暴卒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在袁世凯死后的民国，它的明天会更好吗？
　　
　　
　　
　　]]> 2009-8-31 23:07:00(1) 西门送客 2009-8-27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722929&idWriter=0&Key=0 袁世凯死后为何享受国葬待遇？

文@金满楼

事实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这几年的治理成果灰飞湮灭、化为乌有且不说，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黎民无辜，受此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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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说做皇帝到底有啥好处？你想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2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八十三天。在这八十三天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也没有戴过皇冠、穿过龙袍，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更有史书上的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来哉？

 抛开政治纷争，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这个人还算说得过去。袁世凯出身于一个耕读官宦世家，几代人聚族而居，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所以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时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不到关键时候自己不出头，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而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也都是通过 “选举”、“推戴”、“公决”等方式来进行，至少显得在形式上是合理合法的。

在孝道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也是无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只要条件允许，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这大概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袁世凯事嗣母极孝，他有个姐姐未嫁而女婿病死，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世凯尊敬而畏惮之，就算当了大总统后，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薛观澜评论袁世凯时，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辞。

在清末民初的时期，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凯也不例外（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腐朽没落、反动至极）。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人，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全家人惟他是从，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死后姑且不论）。

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格，他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指点，女馆也聘请多位才女，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学，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馆学习。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哪怕是成家后也在所难免），但他对子女还是难免舔犊情深。据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袁世凯经常和她们讲故事，有时候还故意将银元放在不易找到的地方让她们去找，谁先找到就赏给谁；有时候她们实在找不到，袁世凯就提示她们，最终帮她们找到。

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袁世凯也是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多要求门当户对。当时与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如长子袁克定娶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长女袁伯祯嫁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内阁总理）、陆建章（陕西督军）、张百熙（邮传部尚书）、杨士骧（直隶总督）、薛福成（驻外大使）、荫昌（陆军大臣）、陈启泰（江苏巡抚）、周学熙（财政总长）、那桐（军机大臣）、黎元洪、曹锟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子女结亲这也是袁世凯扩展自己势力的一种方式。

袁世凯待人接物，虽然从来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但面色和善，双目炯炯，很尊重人也很注意听人说话，所以各方人才奔走其门，如同过江之鲫。袁世凯的身材不高，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所养成的气质，让人觉得他虽然外表和善，然不怒而威。

阎锡山就曾说他见过袁世凯两次，但不清楚袁世凯长什么样，因为在接见的时候阎锡山既敬又畏，不敢直视。袁世凯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腰板，哪怕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他也直着腰靠着沙发背，从来没有歪斜着，更不会陷进去。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在每次坐下的时候，总是鼻子先发出“嗯”的一声，然后一边摸着胡须，一边慢慢坐下。由于腿比较短，袁世凯坐下后一般是双脚叉开，两腿垂直，仿佛“骑马蹲裆”的姿势，从来也没有跷过二郎腿。

至于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基本是常年不变，非常之刻板。他每天的作息一般是这样安排的：早上6点起床，6点半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点下楼办公会客，11点半午饭（菜的花样也大都不变，他最喜欢的清蒸鸭子必不可少）；午饭后休息一个小时，下午2点到5点继续办公会客，然后带着家人去中南海各处散散步，晚上7点吃饭，9点归寝，十分有规律。

袁世凯的穿着打扮也很刻板，从不讲究，除了上朝时穿朝服袍褂外，在家中一般只穿短装制服（练兵时的习惯）。袁世凯一般不喝酒，只有在过年过节全家聚餐的时候才喝点绍兴酒；烟除了雪茄外，其他如水烟、旱烟、香烟一概不抽，对鸦片烟更是深恶痛绝。
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七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背叛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
袁世凯的灵堂设在中南海怀仁堂，从6月6日到27日，共停灵21天。在此期间，京城的文武百官每日按班次前来致祭行礼，驻京部队也分批前来，举枪致哀。灵堂外面，还搭建了数座牌坊，另有京城内外的高僧、名道和喇嘛也来念经颂佛，超度总统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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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袁世凯的灵柩从北京起运到河南彰德，当时起灵的杠木棺罩都是用的皇家规格，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改为八十人的大杠，一路上黄土垫道，并有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外加文武百官、亲朋故旧，共计两千人前来送行。至于赶来观看的群众，那更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比当年慈禧太后的葬礼热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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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柩的后面，袁克定和弟弟们披麻戴孝，手里拿着哭丧棒步行，妻妾、女儿和媳妇则坐着素轿跟在后面。袁克文因为和大哥袁克定为安葬的墓地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竟然出走天津，不来参加送殡仪式（真不愧是名士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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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柩抬上预备的专列后（京汉铁路客运还为此停运一天），一般的官员也就送到车站，另一列专车则运送袁世凯的知交故旧（如徐世昌、严修、段芝贵等）、治丧人员、护送军队及其物品前往彰德。火车开动后，车站鸣炮101响，向已故总统告别。在经过保定、邯郸时，当地官员还举行了隆重的路祭。到彰德后，袁世凯下葬于故居洹上村以北一里的墓地，整个墓园占地二百余亩，系德国工程师设计建造。当时墓地栽满松柏，当地人称“袁公林”（据说当地人还有折此地松柏辟邪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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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二十五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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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生前为官多年，如果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标准应该置下不菲的家产，但袁世凯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其“贪权不贪财、不以公谋私”的名声还是为人所公认的（比他有钱的部属可多了去了）。在袁世凯死后，徐世昌受老友之托给袁家分配遗产，他把袁世凯一生所积累的田产股票现金折为三十份，儿子与姬妾无子者各一份，未出嫁的女儿两人一份，每份八万余元，共计两百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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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很快便将分到的家财挥霍一空。袁克定在解放后靠着政府每月二十元的救济为生，而袁克文虽然风流一生，死后却未留一文，连后事都是他在青帮的弟子凑钱办的。这些公子哥儿，哪里是做皇帝的料。袁世凯的子孙中除了袁克文的第二子袁家骝和妻子吴健雄成为知名的科学家外，其他大多默默无闻。人生如梦，不过百木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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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袁世凯晚年常念叨的那个家族魔咒却在他的子孙中却基本无效，袁家的后代不仅大都活过了六十岁这道坎，而且长寿者也不乏其人，譬如袁克定就活了八十岁，袁克文虽然只活了四十三岁（应是与他长期放荡不羁的生活有关），但他的儿子袁家骝却是九十一岁的高寿，直到近年才去世（2003年）。如果袁世凯泉下有，会不会为自己的称帝决定而苦笑不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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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9-1 15:39:00(2) 西门送客 2009-8-24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661237&idWriter=0&Key=0 一代枭雄袁世凯死于尿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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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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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的老部下们纷纷造反的时候，就连家里人也不给他面子。洪宪王朝开张还没两天，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居然登报声明与袁皇上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令袁世凯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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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彤是袁世凯的六弟，他虽然一直在老家操持家务、从来没有出来做过官，但这个弟弟却很关心政治，时不时的就写信给老兄，指斥他这个不对，那个无理。这回老兄要做皇帝了，袁世彤非但没有高兴，反而大骂袁世凯是“清室之逆臣、袁家之不孝子孙”。为此，袁世彤还在家里拉起一支二十来人的“讨袁军”，并号称勤王，要为清室讨伐袁世凯这个贼臣。袁皇上得知这个消息后，自然不能让他胡闹，随后便令地方警察局将他们给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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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袁书贞，她早年嫁给原山东巡抚张汝梅之子为妻，本来和袁世凯的关系很不错，两家人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经常走动，并常有书信往来，馈送更是不断。这一次，因为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袁书贞写信给兄长，称：“袁张二姓，世受清恩。兄长代清为民国总统，还可以说是民主，如今又要称帝，到时如何去见地下的隆裕太后？你虽假托民意，但以妹视之，其实就是叛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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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袁世凯自己家里，也没有太平日子。在伪《顺天时报》露馅后，太子袁克定总觉得父亲已经不再信任自己而打算改立其他弟弟，于是他还想要来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假想敌老二和老六一并干掉；而新华宫里的那些姨太太们，还成天在那里为封“妃”啊“嫔”而吵闹不休，惹得老袁暴跳如雷（据说，后宫开始是这样安排的，正室于夫人为皇后自然没有话说，姨太太们则有子的封为“妃”，无子的封为“嫔”，一些陪侍多年而无子的姨太太就闹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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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退位前，袁世凯先派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友徐世昌和段祺瑞，并让徐世昌出任国务卿，段祺瑞出任参谋总长，以帮他解脱困境。袁世凯本以为自己废除了帝制，又将老朋友请出来维持局面，按理应该可以混过去了，但西南各省仍旧不依不饶，非要袁世凯就地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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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的“非袁不可”到如今的“非去袁不可”，不过区区数年，竟然已是天壤之别。首任内阁总理、在朝鲜便跟随袁世凯的原部下唐绍仪在电报中斥责说：“撤销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位，在执事（即袁世凯）之意，以为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丧尽，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具有多年流亡经历的康有为则建议袁世凯“速携家眷，游于海外”，若“早行一日，国民可早安一日”；蔡锷、唐继尧、梁启超等人也纷纷要求袁世凯洁身引退，抗议声浪真是接二连三，应接不暇。只要袁世凯霸占这总统位置不下来，这全国各地的“劝退、迫退、乞退乃至斥退”的函电便日夜不绝的不断涌来，比原来拥帝时的规模还要多上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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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帝制派的喽啰们，什么“六君子”，什么“十三太保”，大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这下也就溜的溜，跑的跑，没走的也早已是鸦雀无声，只剩下袁世凯这么个孤家寡人，衰病残年，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为凭自己的老资格可以力挽危局的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最后只能知难而退，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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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段祺瑞接替徐世昌出任国务总理（取消政务堂，改回了原来的国务院），组建新内阁。段祺瑞在重掌大权后，情形就有点类似当年袁世凯逼宫了，只不过当年的袁世凯已经换成了今日的段祺瑞。当段祺瑞准备任命自己的心腹俆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时，袁世凯以“总理是军人，秘书长不宜再是军人”加以反对，事后段祺瑞十分生气，他把烟斗狠狠的掼在桌上，厉声道：“今日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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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外一个股肱干将冯国璋，这时也没有闲着，他仿照当年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也给老袁量身定做了一个：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之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予岁费十万元。这个优待条件，基本上代表了北洋系的意见，毕竟袁世凯是他们的老领导，做事情不好做得太绝，中国人还是讲人情味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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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袁世凯看到这个优待条件后，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还是表示接受。倘若袁世凯真的按照这个优待条件下野的话，袁世凯未必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袁世凯下台了，谁又可以真正取代袁世凯的地位呢？段祺瑞、冯国璋还是黎元洪？谁也取代不了，后来的军阀混战就证明了这点。相反，如果袁世凯能够活下来的话，再次出山并不是没有可能，后来的很多军阀头子不都是屡屡下野、又屡屡复出吗？以退为进，有时候还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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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袁世凯终于顶不住了，称王称帝非但没有帮助他破除家族魔咒，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据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在1916年的元宵节，正当全家人围在一起吃元宵的时候，六、八、九三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在袁世凯面前大声争吵。袁世凯见后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在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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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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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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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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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的是：“是他害了我！”这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是杨度、是袁克定还是他自己，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谁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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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24 17:21:00(1) 西门送客 2009-8-2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621256&idWriter=0&Key=0 袁世凯称帝，部下为何纷纷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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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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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运动中，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多是一线的重要干部，而热心的其实是那些二线的新进干将。道理很简单，这些人就是要投袁世凯所好，夺拥立之功，也好乘机排挤前面的老干部，为自己晋身求封嘛。

孔夫子说得好，“君子不党”，“结党”必然“营私”，而当时的北洋系就是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理论的大帮派，袁世凯这个帮主要做皇帝，那排名前几位的大佬就没了当帮主的机会，因为皇帝要传儿子嘛。至于排名靠后的那些人，他们要想挤到前面去的话，就要投帮主所好，因此拥护帝制就是谋取功名富贵的好办法，正如杨度之流。总而言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
正如后面的事实所证明的，别看那些二线的干将们闹腾得欢，但真正考验到自己利益了，那一个个就都现了原型。譬如在地方大员中，最早给袁世凯发劝进电的湖南将军汤芗铭，汤芗铭原本不是北洋系，他是在民国后才投靠袁世凯并成为新进亲信的。正因为如此，汤芗铭才要急吼吼的抢这个头功。

当时的一些新进军官也是如此，比如小站士兵出身的张敬尧，他在剿灭“二次革命”和“白狼之乱”中立下大功，当时已经被提升为第七师的师长。张敬尧对袁世凯可谓的感恩戴德，在梁士诒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的宴会上，张敬尧大言不惭：“大总统高升皇帝，发一道上谕就可以了嘛，搞这些名堂干啥子？谁要是敢反对，我就砍了谁的脑壳子！”

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在民国后突然受到袁世凯的恩遇，因此支持帝制的态度也是异常坚决，他在劝进密电中称：“东三省人民盼望大总统做皇帝久矣！关外谁要是敢有异议的，我张作霖决不手软。如果内省有反对的，我愿意率部入关以平内乱，哪怕是刀斧加身，我也毫不畏惧。”

对帝制最卖力的当然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御干儿段芝贵，他不但自己上表言忠，而且还积极联络各省将军、护军使、镇守使上劝进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劝进书上签名的各省将领包括：广东龙济光、奉天段芝贵、河南赵倜、湖北王占元、安徽倪嗣冲、四川陈宦、江西李纯、陕西陆建章、湖南汤芗铭、浙江朱瑞、山西阎锡山、察哈尔张怀芝等十九人，而镇守使更有天津商德全、广东龙觐光、冀南王怀庆、陕南陈树藩等三十六人。从资历上来看，这些人基本是北洋系或者投靠北洋系的二三流人物，而且是不是真心拥立还未为可知也。
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也分别调派了曹锟、张敬尧和冯玉祥的队伍入川对阵蔡锷的第一军，广东龙觐光与广西陆荣廷则协防李烈钧的第二军。按理说，北洋军在兵力、兵员素质和装备补给等各方面都远好于护国军，但护国战争却并没有打什么硬仗，双方甫一交战，便陷入相持阶段，倒是各种通电满天飞，你声讨、我调停，闹得不亦乐乎。所谓的“护国战争”，整个就是一个“泡沫战争”或者叫“口舌之战”。

来看看护军战争的大概经过。由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左路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但实际上也只有四千多人，他们与川军接战后顺利攻占了叙府；而第一军右路则在戴戡的率领进入贵州，进逼贵阳。1月27日，刘显世在被一番运动后随即以贵州都督的名义宣布独立，护国军可谓是兵不血刃，便解除了对云南的威胁。
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率所部三千人在泸州附近的纳溪宣布反正，并引导护国军入川。这时，北洋军总指挥曹锟已经坐镇重庆，张敬尧、吴佩孚等部也已经赶到泸州前线，双方激战相持一个月后，蔡锷率护国军撤退。与此同时，冯玉祥所部也趁着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时猛攻叙府，并在3月2日重新夺回城池，但冯玉祥随后又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
在护国军失利的情况下，四川将军陈宦和前敌督师曹锟却并不追击，反而暗中与护国军暗通款曲，相互协议停战。3月15日，在梁启超的策划下，原为岑春煊部下的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并趁势夺了临武将军、云南查办使龙觐光所部的军械饷银，这下立刻扭转了护国军的不利形势。


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想调冯国璋和张勋等老将前去剿平西南“叛党”，但冯国璋早已是阳奉阴违，不肯出兵的理由又多又名正言顺。至于辨帅张勋，他也不跟袁世凯兜圈子，直接就跟派来劝解的特使阮忠枢提出“四不忍”，作为拒绝出兵的答复。

何为“四不忍”？“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一不忍也；赣宁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二不忍也；云南不靖，兄弟阋墙，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灵堕于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自祸，三不忍也；宣统名号，依然存在，妄自称尊，惭负隆裕，生不齿于世人，殁受诛于《春秋》，四不忍也。”

要按老张的看法，这袁项城完全是无风起浪，瞎闹一场；你说原来硬逼着清帝退位，已经是铸成大错，如今你又想搞帝制，那也行啊，这现成的宣统皇帝就在宫中，可以把他请出来再坐龙庭嘛！倘若你老袁要做皇上，哼哼，恐怕有点不自量力呢！

被阮忠枢逼得急了，张辨帅就沉下脸来，说：“他闹他的云、贵，我守我的徐州，干我甚事？”一下就推了个一干二净。唉，在辨帅的心目中，袁总统的地位终究比清朝的皇帝差了一大截---人家宣统是天子,你袁世凯算干嘛的，半路天子？

3月19日，就在广西独立后的第四天，一道密电呈到了袁世凯的桌前。这道密电是直隶将军朱家宝送来的，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等内容。等袁世凯看到后面的诸多签名后，差点没有昏死过去：只见冯国璋、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几个人的大名，清清楚楚、白纸黑字的列在上面。更要命的是，这五个人还在偷偷的联络其他各省的将军一起联名反对帝制。这道“五将军”密电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袁世凯这次终于知道众叛亲离和当年隆裕太后被逼退位的滋味了。

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并向西南各省提出议和。在取消帝制前，袁可定跪求老头子千万别做傻事，他说，要是现在退位，必然大伤士气，何况叛军远在西南，未必能直捣燕京，何必如此仓皇？袁世凯长叹一声，将“五将军”密电掷给这个犬子，说：“祸不在外，祸在萧墙之内！现在不退，难道你还想家破人亡吗？”

但从皇帝位置上退下来的袁世凯，他仍旧自命为民国大总统。对于这一点，北洋系内部倒问题不大，但西南护国军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袁世凯已经没有资格继续做大总统了，因此护国战争还得继续，除非袁世凯惩办祸首、赔偿帝制的花费（据说龙袍龙冠都价值不菲，可惜老袁一次也没有穿着公开亮相过）并自动下野，战火才能平息。

走到这一步，袁世凯可谓是进退两难，而随后的形势对他更加不利。4月6日，龙济光在护国军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广东独立；6天后，浙江屈映光又告独立，照这个架势下去，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历史又要上演了。5月1日，前两广总督岑春煊（清朝的时候便是袁世凯死对头）与梁启超等人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 8日，又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正式与袁世凯政府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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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陈树藩赶走袁世凯的心腹大将陆建章，宣布陜西独立；5月中旬，冯国璋、张勋等人策划南京会议，有十七省代表参加。尽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冯国璋这些地方大员已经隐然有“东南互保”之势，袁世凯已经开始说不上话了。5月18日，尽管“叛党分子”陈其美在上海被人刺杀，但还没有等袁世凯高兴，更大的打击来了，四川将军陈宦在22日宣布四川独立；一周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湖南独立。

曾有人说，袁世凯帝制失败的原因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这“六君子”和“二陈汤”原本都是中药，这里却是暗指帝制运动的几个角儿。“六君子”不用说了，自然是筹安会的杨度等六人；这“二陈汤”原本是指半夏、橘红，但在这里却是三人，即在5月中下旬陆续宣布独立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

大家想，这三人原来是何等的忠心耿耿，何等的期盼袁世凯称帝，如今却调转枪头，这让袁世凯是何等的伤心与寒心哪。特别是四川将军陈宦，袁世凯对他可谓是恩重如山，一再提拔，据说还将于夫人所收养的义女许配给他，而陈宦之前又是如何大表忠心的：“我军人以定乱保安为天职，但知效忠元首，不知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在离京赴四川上任时，陈宦更是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大呼：“大总统如不明岁登基，正位中国，陈宦死都不回来！”这种肉麻的程度，连饱经沧桑的老袁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
现在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陈宦、汤芗铭这些人被护国军逼得紧了，他们为了自保，只好宣布独立，加入民军，这才可以暂时保住自己的地盘。至于袁皇上怎么想，那就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了。最绝的是这个陈宦，他不但宣布独立，还宣布与袁世凯断绝一切个人关系。据说，袁世凯在接到陈宦的电报后当场给气晕了过去，醒来后，袁世凯两颊红如炭火，双眼噙满泪水，半天都未出一言---估计陈宦这个投机小人把袁总统的心都伤透了，难怪连蔡锷都骂他是个四处讨好的无耻之徒。

说来好笑，护国战争虽然是三军无主，不过是个泡沫战争，但洪宪王朝何尝不是个泡沫王朝，一捅就破。没了老班底的支持，老袁的独角戏自然无法开唱，而如今北洋帮中又起窝里反，这就算没有云南举义，袁世凯这个皇上也是做不成了。

罢罢罢，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 2009-8-21 16:00:00(1) 西门送客 2009-8-17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562379&idWriter=0&Key=0 袁世凯是如何忽悠冯国璋的？

文@金满楼

和段祺瑞不同的是，袁世凯的另一位股肱干将冯国璋对袁世凯就没有那么直率了。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他与段祺瑞一样，也是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生，但冯国璋在投军之前就有了很好的文化底子，并且在军校期间考中了秀才。冯国璋毕业之后留校任教，随后又随聂士成部参加甲午战争，战后又被派到日本考察军事，经历和段祺瑞基本相似。最奇的是，冯国璋也与袁世凯有某种亲眷关系，那就是冯国璋在夫人去世后娶了袁世凯家的家庭教师周女士，不过这是民国后的事情了。

 冯国璋在日本考察回国后，写了几卷兵书献给聂士成，但聂士成是老派军人，对此却并不在意，随后他又将兵书转赠给了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几卷兵书后如获至宝，随即便将冯国璋延揽至自己门下，成为“北洋三杰”中最后一个报道的。

辛亥革命中，南北军在武昌激战正酣的时候，冯国璋被袁世凯调为禁卫军统领，以稳定京畿一带的秩序。“二次革命”后，冯国璋又率军南下，在击败国民党人后代替军纪不佳的张勋辫子军驻节南京，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

据说，在1915年的夏天（也就是帝制初起的时候），冯国璋听到点帝制风声后便直奔京城，去找袁世凯问个究竟。袁、冯两人见面后，冯国璋却没有像段祺瑞那样单刀直入，他先是试探道：“大总统，我最近在外面听说您要变更国体、恢复帝制，不知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们在地方上应该如何布置，能否预为密示？”

袁世凯听后，勃然变色道：“华甫啊，这都是谣传！你想，我们老袁家就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都五十八了，就算做皇帝，又能做几年？再说了，做皇帝就要传子，可你看看我的儿子中哪有一个是成器的？这大儿子克定是个残废；二儿子克文就会装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更不像话，整一个土匪性子，至于其他的儿子都年幼，哪一个能承继大业？况且帝王家的子孙大多没有好下场，我就算是为子孙着想，也不能这么做啊！我绝无皇帝思想，这点你尽管放心。”

袁世凯的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冯国璋听后十分满意，于是高兴的回到南京，并有意将他与袁世凯的谈话泄露出去，为袁世凯辟谣。不料过了几个月，帝制运动就紧锣密鼓、大张旗鼓的进行了起来，冯国璋这才知道上了袁世凯的当，当时是把他气得两眼翻白，从此后再也不相信袁世凯了。在地方选举袁世凯为皇帝的闹剧中，作为江苏最高军政长官的冯国璋几经劝告才稍微露个面，随便这些人怎么折腾，反正他不赞成，也不反对，一声不吭。

冯国璋反对帝制的原因其实和段祺瑞差不多，唯独不同的是，冯国璋多上了袁世凯一个当。冯国璋自认为自己不是袁世凯的第一心腹，至少也是第二第三，不料老袁竟然将他如此欺骗，真是岂有此理。再者，如果袁世凯不称帝的话，他和段祺瑞都有可能接班，而要是摊上袁克定这个主的话，“这样的曹丕将来如何伺候！”（冯国璋原话）。
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也未必是有意欺骗冯国璋，只是他当时真是没下定主意。袁世凯是想当皇帝来着，但也怕当皇帝来着，正出于这种矛盾犹豫的心态，袁世凯这才会跟冯国璋说上面这段话。因为这段话有玄机嘛，袁世凯自认为活不过六十，但袁克定说当了皇帝就可以破除这个家族魔咒，袁世凯这就动心了。据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当时袁世凯其实早知道冯国璋的用意，他是故意用这话来给冯国璋封口的，所以冯国璋刚刚走，袁世凯便气冲冲地上楼跟家里人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
其实，当时上当的不仅仅是严修、冯国璋这些老部下，就连美国驻华使馆也上了老袁的当。袁世凯曾对徐世昌说，如果有人要陷他于不义，非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袁世凯还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经嘱咐他在英国略购薄产，以便他退休后遁世隐居云云。由此，美国驻华使馆也信以为真，并据此上报，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可惜最终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玩了个国际大忽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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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18 17:00:00(1) 西门送客 2009-8-6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403358&idWriter=0&Key=0 没办法，段祺瑞也反对袁世凯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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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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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洋系的武将中，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在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自认为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等到“二次革命”后，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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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但少年时因为祖父、父母相继身亡而导致家道中落，这也使得段祺瑞从小就性格倔强，为人不苟言笑。后来，段祺瑞投考了北洋武备学堂，并成为第一期（炮科）的最优等生，毕业后又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并在克虏伯工厂实习。回国后，由于当时的军队系统排斥科班出身的军校毕业生，段祺瑞和王士珍、冯国璋等人都郁郁不得志，直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才得到重用，由此段祺瑞也在军界中一飞冲天，成为新军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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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练新军的时候，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是重要的辅佐人物，而段祺瑞更是其中最重要的带兵官，他在北洋六镇中担任过四镇的统制，而且兼任各随营学堂的监督和总教习，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因此，北洋军中的中下级军官有多半都是他的弟子（这也是后来军阀混战时段祺瑞能能自立门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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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攻打武昌革命军的时候，冯国璋因为没能很好的领悟袁世凯的旨意（冯国璋当时还想忠于清室而并不赞成共和），后来便被袁世凯调回京城，改由段祺瑞担负前线指挥重任。段祺瑞倒是真心拥护共和的，于是在袁世凯的逼宫行动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帮了袁世凯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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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巍然不动。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组织战时内阁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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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后，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经自成一派，而且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如此以往，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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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后，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蘅介绍给段祺瑞作续弦，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的。但在民国以后，段祺瑞与“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擅权”、“图谋自立”等。时间久了，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委派其侍从武官荫昌、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海军司令萨镇冰、参谋次长陈宦等人为办事员，并请出王士珍出来主持常务，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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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削夺自己的兵权，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俆树铮处理。有一次，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段祺瑞不太清楚，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袁世凯很生气，说：“你们部里的呈文都上来了，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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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而呈文也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去的。由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芝泉不到部里去办公，华甫（冯国璋的字）身为地方大员，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这像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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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比如袁世凯对陆军次长俆树铮非常反感（此人有才，但人缘极差，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几次想把他调走，但段祺瑞一直袒护俆树铮，并声称：“要撤俆树铮的职也可以，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段祺瑞也是主战一派，并在暗中偷偷的调度军队，让袁世凯很是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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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改由王士珍代理了陆军总长一职。在帝制运动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袁世凯对已被解除兵权的段祺瑞还不太放心，于是又把他召来问话，说：“芝泉啊，你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变化很大。现在各界人士纷纷请愿，要求变更帝制，你看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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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霍然站起身，大声道：“大总统，你别看我在养病，但这些人的勾当我一清二楚。目前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如果现在又走回头路，对国民如何交代？那些所谓的民意，都是小人所捏造，为的是自己升官发财，大总统你可千万不能轻信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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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心里不悦，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说：“芝泉，民意不民意，我也不去管它真与假，我就问问，你的意思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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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楞了一下，说：“大总统，你待我二十年，恩重如山，我自当言无不尽，我实在不愿意看你成为罪人啊！”最后，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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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称帝前，段祺瑞曾召集心腹俆树铮、曾毓隽等人，十分悲愤的说：“项城看来真是要做皇帝了，无可救药啊！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如今我要是拥项城为帝的话，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试问二十四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所以无论公与私，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我打算归隐山林，决不多发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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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如今还要做袁家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这就是降志辱身，令人难以容忍了。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杯葛，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最后一哄而散，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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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没有回头箭，世界上终究没有后悔药可吃。在后来取消帝制的当天晚上，袁世凯把张一麐找来谈话，极其悔恨的说：“我当时没有听你和范孙（严修的字）的话，现在想来真是又悔又愧啊！范孙跟随我多年，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什么官阶升迁；你在我的幕府中也有十几年了，也是从来没有提过什么个人要求。可见那些淡泊名利、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人是多么的可贵，这才是真正的国士啊！那些曾经推戴我的人，难道他们真的是为国为民吗？他们今天推戴我为皇帝，明天就可能反对帝制，这种人真是比比皆是哪！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这也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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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袁世凯沉痛的说：“只是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啊！”
]]> 2009-8-14 17:31:00(1) 西门送客 2009-8-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373915&idWriter=0&Key=0 袁世凯称帝后是如何对待老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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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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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也没有把云南造反看得有多严重，因为云南是穷省，造反的队伍也不过万把人，力量还不如“二次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人，至少当时国民党控制的几个省份都同时独立了，军队也大大超过了护国军，但北洋军还不是轻易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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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孔夫子曾教导我们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二次革命的时候，袁世凯是代表中央平叛，得道多助，所以一鼓荡平；但现在袁世凯已经不占理了，因为你要搞复辟、做皇上，总统誓辞言犹在耳，如今却非要强奸民意，搞假选举，弄真皇帝，那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那原本不满的声音就如滔滔江河，汇成洪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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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起老袁起家的本钱，原本在于他多年经营的班底，也就是他在小站练兵、巡抚山东、总督直隶、做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时所培养、提拔的各路文武大员，这些人才是袁世凯的本钱。有了这些人，哪怕摄政王载沣把老袁一脚踢回了河南老家，但他的那套班子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得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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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多年精心打造的班底，可以分为文武二类，文的有徐世昌、唐绍仪、阮忠枢、杨士琦、梁士诒、周自齐、周学熙、严修、于式枚、梁如浩、梁敦彦、张一麐、金邦平、傅增湘、杨度、施肇祥、曹汝霖、陆宗舆、孙多森等；武的那更是将星如云，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张勋、张锡銮、倪嗣冲、雷震春、江朝宗、曹锟、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田中玉、鲍贵卿、何宗莲、商德全、王英楷、俆树铮、靳云鹏等；介于文武之间的还有赵秉钧、田文烈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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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靠了这个班底，袁世凯才得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后东山再起，并把大清给赶下了台，自己则顺顺当当的做上了民国大总统。按理，袁世凯此时手下谋士如群、猛将如云，如果他能以国计民生为念，励精图治，这些人自然可以成为安国经邦之才，但要是老袁要重返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太子党，那向心力、号召力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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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老袁在推行“军民分治”、“废都督”、“军事处”、“模范团”等举措后，那些老部下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不满之心也就日渐增长。及至帝制运动时期，一批新进党徒为贪图荣华富贵，不惜将老袁绑上帝制的战车，而老资格的部下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知道帝制不可为，暗中萌生自立之心，这民国就不免乱象丛生了。人心要是乱了，这老袁的队伍就不好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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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说来容易做时难。早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后，袁世凯身边便有一批人退出政坛，不愿为老袁服务，譬如“北洋三杰”的“龙首”王士珍，他自命忠于清室，民国后便隐居乡里；前清协理大臣徐世昌也曾一度隐退，消极政治；于式枚也以遗老自居，退居青岛；至于那个有个性的辨帅张勋，他则一再声称第一忠于清室，第二才是袁世凯，大清朝都亡了，他的军队还拖着大辫子，也是个不稳定因素；加上民国初年老袁便与唐绍仪失和，加上主管警政的心腹赵秉钧暴死，旧有班底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已经消退，这才给了那些新进党徒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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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在宣布帝制后，他自己也觉得在原来的那些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面前不好意思，于是便有了前文提到的旧侣、故友、耆硕之分，但他的那些老朋友也并不买他的帐，譬如袁世凯亲封的“嵩山四友”（即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除了李经羲坦然接受外，其他三人都对此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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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后，便已洞察了老袁的心思，从这天开始就不再去清史馆上班（赵尔巽即《清史稿》的主编，这种态度本就是效忠前朝的表现）。对于袁世凯后来的封赏，赵尔巽根本就不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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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初投吴长庆军中的时候，张謇曾经是袁世凯的老师，袁在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对张执弟子之礼，每次写信都尊称张为“夫子大人”。尽管袁世凯可能真的没有从张謇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但按中国人的观念，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而袁世凯随着自己地位的不断升迁，对张謇的称谓也日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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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袁世凯升为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中调侃道：“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弄到后来，称谓更是稀奇古怪，正如张大状元说的：“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为此，两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绝交。直到后来袁世凯支持立宪运动，张謇才与袁世凯恢复关系。这次袁皇上封张謇为“嵩山四友”，张謇也不领情，随后便离京南下，回老家南通搞他的实业救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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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袁皇上给予“嵩山四友”免跪拜称臣、赐朝服肩舆、入朝赐座并许以优厚年金(年薪二万银元)的待遇，但李经羲、张謇仍旧不以为然，毫不买账。也许，在他们心里是这么想的：小样，就你小袁这德性，还能称王称帝？做你的白日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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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徐世昌，他在得知自己被封“嵩山四友”后，非但不高兴，反而抱怨说：“嵩山四友者，永不叙用之别名也。阳尊之，而阴摈之，吾又何贵乎此？”对于帝制，徐世昌原本并不反对，但他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反对操之过急。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徐世昌向袁世凯辞去他上任不久的国务卿一职，回到老家河南卫辉继续过他的田园生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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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徐世昌与袁世凯的关系，那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徐世昌同袁世凯一样，也是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徐世昌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致使家道中落，家计困窘。在未发达之时，徐世昌曾当过塾师，又在洛阳、安阳、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一直是郁郁不得志。光绪五年（1877年），徐世昌在淮宁县任文案一职，由于淮宁与陈州相隔不远，徐世昌得以结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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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比徐世昌小4岁，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有大志的人，两人于是结为金兰之好。年轻时的袁世凯轻财尚侠，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于是便慷慨解囊，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以壮其行色。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1882年中举，1886年中进士），十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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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世昌在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后授为翰林院编修，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也是徐世昌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不佳，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九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督办乡试，大有油水可捞），生活非常清苦，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贽敬，只有二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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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他知道徐世昌收入菲薄，于是便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年薪能拿到两千两银子，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徐世昌与袁世凯为布衣之交，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如所有来往文书、随营学堂的阅卷、军营中的章程制度、操典律条等，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但凡家中有事，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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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兵部侍郎、军机大臣、民政部尚书等要职。1907年的时候，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并兼管三省将军事务，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二年后，徐世昌回京再任邮传部尚书、军机大臣、协理大臣等要职，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在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行。由此，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基本无人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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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徐世昌的消极形成对比的是，袁世凯的另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一麐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但袁世凯终究未曾醒悟。严修是天津人，进士出身，他原本是贵州学政，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1905年，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严修升任学部侍郎，在全国推广“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为此，严修也被清廷罢官，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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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复出后，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但此时的严修已经绝意仕途，他一心一意的从事教育（南开大学便是严修创办），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如袁克定、袁克文也与严修有师生之谊。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后，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他也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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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修见了袁世凯后也不客气，他开门见山的对袁世凯说：“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要变更国体，改行帝制，心里十分着急。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为了自己的发达而不择手段，大总统一定要小心此人。如今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天下大乱，后果不堪设想。大总统你想，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你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你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搞选举，闹得乱哄哄的，可大总统对外面的事情真相，你知道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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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严修有些激动起来：“大总统！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你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我真是为你担心，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哪！”听到这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似有触动。但严修走后，袁世凯又故态复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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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麐也跟随袁世凯多年，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张一麐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几乎是形影不离。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即把张一麐调到身边，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麐的身影，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麐来起草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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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张一麐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一天，张一麐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大总统，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取代清廷，但那时你没有答应。如今时机已失，民心已定，决不可改弦更张，重蹈覆辙啊！如果你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为，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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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听张一麐说得这么认真，便敷衍他说：“这都是外面的传闻，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请仲仁（张一麐，字仲仁）放心！” 张一麐听后很高兴，出去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为袁世凯辟谣。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目的就是要把张一麐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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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系列连载《民国原来是这样》（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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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8-5 11:32:00(1) 西门送客 2009-7-31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307149&idWriter=0&Key=0 清代“宰白鸭”与杭州“替身”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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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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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7日晚，年仅20岁的胡斌驾驶三菱跑车在杭州繁华的街头将正常穿过斑马线的浙大毕业生谭卓当场撞死，尽管被告人胡斌在近日的审判中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3年，但这场交通肇事案却注定要成为2009年的热门话题：先是杭州警方认定胡斌驾驶时速为“70码”的风波,之后是“危害公共安全”还是“交通肇事”的罪名之争，但这看起来都比不上宣判后愈演愈裂的“顶包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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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网上公布的相片对比来看，庭审时的“胡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斯斯文文，就像是一个乖顺老实的中学生，而且明显比案发前白胖了很多，这与媒体之前发布的那个在事故现场的胡斌几乎判若两人，由此引起网友的质疑也属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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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审判之前便有网友爆料称胡斌早已做好假身份证准备逃到韩国去整容；而近期又有人贴出照片，显示胡斌与他的朋友在军用机场飙车，并对着空军现役的战斗机进行随意拍照；加上在交通肇事案后胡斌的QQ空间上居然出现了胡斌本人的留言，这一切都使得整个事件更加的吊诡。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于庭审中的“胡斌”系替身的谣言,有网民对其替身进行人肉搜索, 并上传了与庭审中的“胡斌”极为相似的照片,而这位却是一位名叫“张礼礤”的出租车司机。从一审宣判后开始,“胡斌”案系替身的话题便在网络上急剧升温,以“张礼礤”为关键词的网络搜索量猛增,譬如在谷歌上,仅用0.15秒就可搜出约8800个相关查询结果。

在媒体和舆论的压力下，杭州西湖区法院不得不做出回应，称被告人胡斌的身份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核实确认，且现场旁听的人员，包括被害人谭卓的父亲谭跃等对胡斌身份的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对于胡斌的“温顺”和发胖，院方仅解释为看守所中的生活所致，加上胡斌从看守所到法院接受庭审全程均有法警护送，替身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但这一切仍旧未能让广大网民消除疑虑。
 事实上，杭州法院这种粗鲁的官僚主义回应，非但未起到辟谣的作用，反而让这一网络事件更加的火上浇油。令人吃惊的是，从目前网上的调查来看，相信“替身说”的网民竟然占到了大多数，这就不是小问题了……因为不管这是“真顶包”还是“假顶包”，这都已经转化为杭州司法机关的诚信问题和形象问题，如果有关部分掉以轻心，其危害将远远超过这个案件的本身。

从杭州法院的回应内容来看，其一味的强调审判及司法程序的“真实性”，而不对网民提出的质疑进行实质性回应，这显然是一种鸡同鸭讲的工作态度和避重就轻的官僚作风，也是公权力对众多网民的一种蔑视。事实上，网民已经提出了多项具体质疑，如眉毛、眼睛、眼袋、脸型、耳朵、喉结、手指、体型、胖瘦、眼镜、神态，还有事发当天的QQ留言更新等等，而杭州法院在其正式的“回应”中竟然完全不予理睬，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大概就是院方虽已“辟谣”，但网民的质疑之声仍然不绝于耳的原因罢。

 说到这里，笔者倒想起清人笔记《春冰野事乘》里的一个故事，说当时的福建漳州和泉州两地，民风刁蛮，讼事多多，又屡屡发生顶凶之案。譬如当地劣绅作奸犯科后，经常花钱买人顶替自己坐牢，甚至犯了杀人之罪，只要肯出钱，往往都会有贫苦之人前去抵死，即当地所谓的“宰白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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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朝廷大员曾奉命前往福建提审某凶杀案，他调阅案卷后发现，死者是个彪形大汉，而杀人者却是个刚满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该大员心中疑惑，便仔细查看了死者尸体，发现其身上至少有十六处伤痕，绝对不可能是一人所为，便觉得里面大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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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复审中，那少年对犯罪过程的叙述几乎和原判决书上写的没有差别。该大员极为惊异，便令其再说一遍，那少年依旧是倒背如流，几乎一字不差。由此，该大员便更加肯定这就是替人顶罪的所谓“白鸭”，于是对案件的疑问之处多加辩驳，劝少年说出真相，免其一死。但是，那少年却不为所动，仍旧坚持原供。经过该员再三开导，那少年似有感动，这才含泪说自己冤枉。于是，该大员便将案件驳回原县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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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驳回重审后，原县里依旧做出同样的供词和判决。该大员大为疑惑，又加提审，问这少年说：“你今年刚满十六，怎么会下此毒手？”那少年说：“我对此人（被杀者）恨之入骨，不共戴天”。该大员再三告诫认供的后果是要杀头，但那少年这次坚决咬定杀人是自己所为，该大员无奈之下，只得依从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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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该大员便服出城，正好在城门口看见那少年的囚车经过，那少年看到他后，便向他招手，等该大员过去后，那少年眼中含泪的说：“小人对大人的大恩大德实在是感激不尽，但我被押回原县重审后，县太爷恨我翻供，对我施加酷刑，把我打得皮开肉绽，痛苦万分又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押回监牢后，家里父母又来骂，说‘卖你的钱，早已经用完，你现在翻供，不是让全家逼上绝路吗，你就算翻案出来，也是死路一条’，既然进退皆死，倒不如顺从父母之命，死了算了。”

该大员听后，方知法外有法……宰白鸭者，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

“替身”谣传事件发生后，胡斌的父亲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自己绝没有让别人替儿子顶包的胆子；而死者谭卓的父亲谭跃则表示，他对于“替身”之说也感到相当疑惑，“当时是觉得跟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照片不大像，但只是闪过一个念头，没敢往那方面想。”对于一些疑点，谭卓的父亲已经有关检察院寄出了抗诉申请书，向有关法院寄出了申诉书，并向杭州市人大、浙江省人大、全国人大寄出了情况说明书，“希望上级司法机关认真对待此事，依法采取公开公正透明的方法对真假胡斌进行身份鉴定，以释我们心中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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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老虎事件”的恶劣影响，网友对“替身”谣传事件的关注并非荒唐。从最坏的结果来看，如果“顶包”事件真的发生了，这必将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又一耻辱柱，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肇事者胡斌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牵涉到相关公安机关、检查机关等部门的失职渎职甚至滥用职权等刑事责任问题。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有关人士敢在全国舆论的面前顶风作案，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顶包,而是关系到中国“还有没有法、还讲不讲法”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法律底线甚至是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了。

据网友的推测，如果胡斌真的出现顶包，最可能的环节可能出在肇事之后、警察到达现场实际控制肇事者之前的这段时间，而看守所及其法院面对的极有可能是假“胡斌”。如果要彻查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调看看守所的录音录像系统，将这个真或者假的“胡斌”进行拍照、录像，并立即调查胡斌的同学、老师、邻居，朋友等进行辨认，由此真相大白，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有关部门一再推诿、糊弄、敷衍，只能使网络舆论日益恶化，使杭州的司法机关乃至政府形象一落千丈，最终民心尽失，到时要想再挽回，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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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笔者也真心希望这仅仅是纯粹的猜测或者把问题想得太坏，仅此而已。如果杭州方面能尽快的给网友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这对中国的法治、民心和舆论都应该是最圆满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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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31 15:37:00(1) 西门送客 2009-7-27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265213&idWriter=0&Key=0 蔡锷与小凤仙的“风流韵事”

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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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欢喜结缘时，北京城中又现“美女济英雄”，这便是众口交传的小凤仙与蔡锷将军的风流韵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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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1882年，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中了秀才（稍逊他的老师梁启超一岁)，十五岁的时候受维新派官员、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时务学堂为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后来，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大才子梁启超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当时蔡锷虽然年纪很小，但学习成绩非常优异，由此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
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被杀，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梁启超后来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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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也再次潜回日本，转入成武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蔡锷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第二年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同时期入学的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
蔡锷毕业之时，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回国后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对日本回国的军校毕业生倒不甚重视，这也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
据李宗仁将军后来的回忆，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当时的学堂总办蔡锷。他说蔡校长每次骑马时，都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跃上马背，把李宗仁这帮小学员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货真价实的海归呢。

这里稍插几句闲话，蔡锷这些早期留学的人和1905年后大量涌到日本留学的那些人还不一样，后来去的那帮人大都在东京的华人圈中鬼混，留学一年却连日文都没学会几个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中间，革命党出了不少，真材实料的还真不多。和留美、留欧的学生比起来，当时留日的学生明显要差几个档次，譬如在后来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中，前五名均为留美、留欧学生，留日学生竟然无一及格。因为当时日本的东西原本就不正宗嘛。

蔡锷回国后，在广西待的时间最长，但后来由于广西官场的排斥，于是他便在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曦的邀请，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后来的开国元帅朱德便是这里毕业）。在此期间，蔡锷还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不仅袁世凯见了十分赞赏，就连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

更重要的，蔡锷这时已经成为一位有实权的带兵官。当时云南新军的骨干军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而蔡锷是在他们中间资格最老的士官毕业生，从军又早，又是领导，因此被推为大师兄。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随后响应革命，云贵总督李经曦逃走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他仅仅二十九岁（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经历与之颇为相像）。

蔡锷在政治立场上主要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譬如贵州独立后因局势混乱，蔡锷应贵州立宪派的邀请派出部下唐继尧率兵进入贵阳，随后便将革命党杀得人头乱滚，而唐继尧反被任命为贵州都督。在“二次革命”中，蔡锷表面上声称中立，实际上也是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并支持袁世凯“平叛”。
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在各省推行军民分治及废行都督，而此时蔡锷与云南军界也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便将蔡锷调到北京，改由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蔡锷到了北京，袁世凯很是重视，因为早在1906年彰德会操的时候，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就已经发现这个青年才俊（蔡锷当时担任演习的裁判员）。在民国以后，由于列强环伺，北洋军暮气渐深，实力也大不如前，袁世凯便试图用组建“模范团”、进行第二次“小站练兵”的方法来改造北洋军，当时他最看中的便是军事才能卓越的蔡锷。

当时的蔡锷和老师梁启超都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中国出一个强人带领国家走向强大，因此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而当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正是与袁世凯的蜜月时期。只可惜这段感情维系的时间很短，在国民党解散后，梁启超所主张的政党政治也就在无形中消散，而袁世凯试图让蔡锷出任模范团团长的意图也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

蔡锷在北京呆了三年，虽然也担任过将军府办事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等职，但都是一些虚职，这使得正值当打之年的蔡锷感到有志难伸，郁郁寡欢，特别在谈判“二十一条”的过程中，蔡锷对袁世凯更是失望之极。据稗官演义中说，蔡锷在此期间经常纵情酒色，留恋风尘，并结识了勾栏中的名媛小凤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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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仙是京城里八大胡同的头牌姑娘，人长得标志姑且不说，关键是她颇具侠气，一双慧眼能识天下英雄。在蔡锷邂逅小凤仙后，英雄美女，惺惺相惜，蔡将军也就时常沉迷于小凤仙的温柔乡中。相处日久后，小凤仙也看出蔡锷了的压抑与憋屈。特别在帝制运动日益猖狂后，蔡锷更是整日唉声叹气，于是凤仙姑娘便试探他：“蔡将军，日下请愿运动愈发兴盛，我的一些姐妹也想组团参加，你看这事如何？”蔡锷听后，不免烦躁，便闷声不答。小凤仙见蔡锷如此反映，便已猜到七八分，说：“蔡将军，我看你也是有志之人，为何不站出来做一番大事业呢？”

蔡锷叹道：“举国汹汹，我纵然有杀贼之心，但身处京城，形如囚禁，无可脱逃啊！”小凤仙说：“既然将军有意，那我这里倒有一办法”。说完，小凤仙便在蔡锷的耳边耳语了一阵，蔡锷听后大喜，随即便按计行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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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先到梁启超那里征询老师对帝制运动的看法，在得知老师决意反袁后，于是便将小凤仙给自己脱身的计谋给老师说了一遍，梁老师也很赞同。随后，梁启超便离开北京并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蔡锷则故意在公开场合耻笑梁老师的迂腐错谬，并与帝制派人物打得火热，似乎也加入了帝制派的阵营。

蔡锷原本就是南方军界中的领军人物，加上有个名重四海的梁老师为之著文提携，而当时正受袁世凯青睐的进步党也引之为中坚，就连革命党人，也从未放弃对他的争取（因为黄兴和蔡锷有着极好的私交）。这样一位引人瞩目的、横跨军政两界的人物，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帝制派人物自然不敢大意。

对于蔡锷的动向，袁世凯很早就派有暗探跟踪，他对于蔡锷的突然转变并不敢轻易相信，反而加强了监视。数日后，暗探们听到蔡锷家中突然传来激烈的吵闹声。原来，蔡锷的原配夫人因蔡锷近日一直在与小凤仙鬼混，不过稍劝了几句，而蔡锷却趁势发作，要将夫人休掉，打回老家。这事传到老袁耳中后，不免为之一乐。后来，蔡锷也就乘机将夫人送回老家，其实这也是小凤仙金蝉脱壳计策中的一部分。

夫人离开京城后，蔡锷更是成天与小凤仙在一起厮混，而那些侦探们见蔡锷已沉湎声色，也就日渐放松了警惕。一日，蔡锷携小凤仙前往第一舞台看戏，侦探们自然例行公事，尾随于后。蔡、凤二人进了包厢后，也未见什么动静，蔡锷还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外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侦探们见蔡锷的大衣挂在外面，也就轻松了许多，不必总是去窥探之。戏过中场，蔡锷突然起身前往小解，而侦探们见大衣尚未取下，于是也就不以为意。

不料戏已演完，却始终不见蔡锷回来，侦探们这下也知道大事不好，等到他们追上小凤仙索问蔡锷下落时，小凤仙笑道：“各位大人，我乃是风尘中人，蔡将军有何公干，岂是我等所能问、所能得知的呢？”侦探们大呼上当，但也只好自认倒霉并继续追寻蔡锷的蛛丝马迹。

其实，等侦探们醒悟过来的时候，蔡锷早已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侦探们还在北京到处找寻的时候，蔡锷已经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轮渡海，潜往日本。等到了日本后，蔡锷才给袁世凯发电，称自己患有喉疾，正在日本医治云云。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此时哪敢相信，他随即便命令沿海、特别是云南广西的地方官员严加缉拿，不得让蔡锷潜返入境。

老袁不愧是老袁，比那些蠢笨的侦探就是强很多，此时的蔡锷果然已经在前往云南的路上，这封电报也是他托付友人在他离开日本后才拍发的。

选自系列连载《民国原来是这样》（即将出版）
]]> 2009-7-28 10:19:00(1) 西门送客 2009-7-25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239408&idWriter=0&Key=0 　　《女人当国》的被盗版与朗读版
　　
　　 前一阵子，有朋友跟我说，他在淘宝上找到《女人当国》这本书，说只要8块钱就可以买到。我一向是觉得现在的人不太读书，除了现在信息渠道很多之外，书价的高昂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现在的情况是，想读书的人买不起书，然买得起书的人却不读书，这大概也是目前我们的这个社会日益低俗化的原因罢。
　　
　　《女人当国》这本书讲是慈禧太后，可以说是目前第一部对慈禧太后进行正面评价的历史书，而且是完全人性化的写法，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一读的，至少对之前的历史观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但是，8块钱一本，我也觉得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据我所知，这应该是这本书的成本价。很显然，这应该是被盗版了。正版的《女人当国》其实也不算太贵，28块，如果在网上书店，还可以打到七折，这要说8块强，几乎就等于是三折，这也实在是太那个了。
　　
　　说真的，对于盗版而且堂而皇之的在淘宝上销售（我查了一下，目前在淘宝上卖的，8到15块的，绝大部分是盗版），作为出版单位和作者，目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算是为自己做宣传了吧！
　　
　　说到盗版，我这里倒有个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这就是静雅思听网站给本人做了一个专栏，里面就有《女人当国》这本书完整的朗读版，我自己也下载了听，个人感觉还不错，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果有朋友厌烦了流行音乐，去听听这种书籍的朗读版（mp3），比如上班途中或者睡觉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些朋友在听后，就特意来我的博客留言，有的还特意去买了书来读，我觉得这种互动不错。
　　
　　静雅思听的地址：http://www.justing.com.cn/column.jsp?cpId=1010
　　
　　注：如下载不了，请给我留言。
　　
　　
　　
　　
　　]]> 2009-7-26 14:35:00(1) 西门送客 2009-7-24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229470&idWriter=0&Key=0 哈哈，原来孙中山也有三个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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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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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对于黄兴等人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结果，孙中山也很伤心无奈，不过有失却有得，所谓“政坛失意、情场得意”，四十八岁的孙先生娶得二十二岁的宋庆龄，倒成为当时哄传国际的一段佳话。

孙中山是职业革命家，一生漂泊不定，早在革命之前，他于1885年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为妻，7年后生子孙科，后又有二女出生。

卢慕贞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传统妇女，她像一般的妇女一样，只希望丈夫能读书做官或者经商致富，她要的是安分守己、家庭安定，对于孙中山来去奔波，尽忙些造反的勾当，卢慕贞很不理解，并将之视为累及家人之事。

由此，两人不仅在理想志向、生活情趣等诸多方面格格不入，而且因为孙中山常年在各地鼓动革命，卢慕贞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带着孩子依附孙中山的长兄孙眉在檀香山生活，因而两人聚少离多，徒有夫妻之名分。

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其实还有一个妾侍陈粹芬，据《香山孙氏族谱》记载，陈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端芬，生于1874年（比孙中山小12岁），卒于1962年，当时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之时（1891年），通过好友陈少白介绍认识的。

陈粹芬出生于香港新界屯门，她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但为人聪敏，性格刚毅，她倒是愿意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孙中山在日本、南洋各地奔走策动革命的时候，都有她的身影相伴。当时很多老同志都见过陈粹芬，因为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甚至传递信息等工作，广东籍的革命党人还亲切的称她“陈四姑”。在与孙中山十多年的相伴中，“陈四姑”的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是为革命同志所称道的。1910年间，陈粹芬因患肺病而返回香港疗养，后来便隐居在澳门和中山石歧。孙眉等孙家人一直把她作为家庭成员加以善待，并在她去世后将之安葬于孙中山的老家翠亨村北山脚下（可见于杨博文：《孙中山》图传，团结出版社06年版第7页）。过去的史书多“为尊者讳”，以伟人有妾而影响“神圣之光环”，其实大可不必，以当时的时代，如此之事实属常见。

说起孙宋之间的一段姻缘，还得从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即宋耀如）说起。宋嘉树虽然是传教士，但暗地里却倾心革命，后来也就成为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宋嘉树有六个子女（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这宋霭龄、宋庆龄及宋美龄，便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
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大姐宋霭龄就曾是孙中山的英文女秘书，协助处理英文信件等事务。“二次革命”失败后，宋嘉树夫妇与宋霭龄均来到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但没过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返回国内，而这时正好二妹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归来，于是宋庆龄便代替了姐姐继续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
后来美国记者斯诺在与宋庆龄有了多年的友谊之后，曾问她：“你能确切告诉我吗，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
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她慢条斯理地说，“而是出于一种对英雄的景仰。我偷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
宋庆龄代替宋霭龄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时候，正是孙中山情绪最低落、革命陷于低潮的时期。在危难之时，宋庆龄担负了为孙中山处理来往函件、整理各类文件、经管革命经费等繁重的日常工作，而且完成得非常出色。后来，孙中山干脆将所有的机要通讯密码都交由宋庆龄保管，并让她负责一切对外联络工作。由此，宋庆龄也逐步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
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孙、宋两人曾谈起过结合问题，但1915年6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征求家人意见时，立刻遭到了宋家人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双方年龄悬殊太大、孙中山家里已经有妻子和儿女等，宋嘉树一时也无法接受曾经是自己亲密战友的孙中山娶自己的亲生女儿。为此，宋家在震惊愤怒之余，将宋庆龄软禁在家中，不准她外出。

而在这时，孙中山将原配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东京，并与之办理了分离手续，随后便开始准备与宋庆龄的婚事。10月中旬，孙中山请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慕菲亚（Muphia，宋庆龄的童年好友）前去上海迎接宋庆龄。

在得知孙中山已经和原配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宋庆龄深受感动，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朋友的劝阻，在冒着与家庭决裂的风险下从窗户里爬了出来，随后离家出走，并偕同朱卓文父女潜返日本，重新回到了孙中山的身边。
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当时由于大部分革命党人也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只有廖仲恺夫妇（何香凝）、陈其美及其几个日本友人到场祝贺。对于革命同志的非议，孙中山表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我不是神，我是人”。

宋嘉树在发现自己女儿逃跑后，随即与妻子倪桂珍追赶到日本，但这时已经晚了一步，婚礼已经举行完毕。据孙中山居所房东梅屋庄吉的女儿千惠子回忆，当时宋嘉树站在她家门口，怒气冲冲的叫喊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

梅屋庄吉夫妇正要去劝解宋嘉树的时候，孙中山拦住他们，说：“不，这是我的事情”。随后孙中山便走出去，稳稳的站住，问：“请问，找我什么事情？”正在暴怒中的宋嘉树却突然跪在地上：“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说完，宋嘉树便扭头回去了。

几个月后，宋嘉树对他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谈起这事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不过话说回来，宋嘉树突然当了自己老朋友和同辈的岳父，一时间难以接受也是人之常情。


但是，既然木已成舟，宋家人也只好接受现实。尽管宋庆龄姐妹间曾一度互不理睬，宋嘉树也发誓与孙中山和他的党断绝一切关系，但他们还是尽可能的不想将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直到后来，等到怒气稍微平息了一些后，宋嘉树还是给女儿补送了一套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的嫁妆，而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为珍重的一套礼物，她一直将它们带着身边，保存十分完好。

不管人们的褒贬毁誉，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的生活还是很和谐幸福的，这对革命伴侣共同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并将对今后的中国革命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
选自《民国原来是这样》（即将出版）
]]> 2009-8-2 13:32:00(20) 西门送客 2009-7-21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187972&idWriter=0&Key=0 日本黑龙会为何要保护孙中山？

文@金满楼

在二次革命爆发后，陈炯明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8月2日，孙中山便带着胡汉民等人乘德国轮船“约克”号离开上海，准备前往广东领导革命，但等孙中山一行人于8月3日抵达福建马尾的时候，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手下的将领发动兵变，局势已经失去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在香港的张继、马君武请日本驻港总领事致电福州领事馆，让福州领事告知孙中山广东已无可为，让他们采取应变措施。

日本驻福州领事找到孙中山后，将广东的变故详细告知，孙中山便表示愿意前往日本，但日本领事称日本政府对中国时局采取中立政策，是否接纳孙中山避难尚不得知，于是他劝告孙中山前往台湾暂避。孙中山听后，便于次日赴基隆。

就当时的而言，日本军部是同意孙中山来日本的，但外交上却反对接纳，这使得孙中山感到左右为难。这时，黄兴突然从香港直接前往日本神户，并希望孙中山能与之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在给日本友人发电报后，也乘船前往神户。在孙中山航行期间，日本政界元老犬养毅和黑龙会领袖头山满向政界反复交涉，终于妥善得将孙中山安全接到神户的一个别墅保护起来。当时宋嘉树（即宋庆龄之父）也在神户的东方大旅馆，随即为孙中山展开对外联络。数日后，胡汉民和廖仲恺也来到神户与孙中山会合。

8月16日，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离开神户前往东京，到后便住在头山满宅邸的隔壁---东京赤坂区灵南坂町27番地海妻猪男彦宅，直到一年后才搬到丰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原宿109番地。头山满是日本黑龙会的创始人，其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既支持日本对华侵略，又支持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这次孙中山等人遭难，他认为是“穷鸟入怀，猎夫不杀”，孙中山也由此在东京呆了近3年的时间。

在日本定居后，黄兴也赶到东京与孙中山会和，两人重逢之时，相对无语，其心情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原因时，这二位领袖产生了分歧并发生争吵，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原因是党内组织涣散，党人不听指挥，缺乏严格的纪律，以至错失良机。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次革命完全是败于自己而不是袁世凯。

黄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二次革命”是一场迫不得已的革命，完全是袁世凯一手造成的，而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我双方力量过于悬殊。由此，黄兴不同意孙中山立刻发动第三次革命的主张，而是提出要积蓄力量，以图再举。

孙中山对黄兴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随后便在东京着手改组政党的工作。孙中山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惨痛失败，原因还在于党内“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思潮，加上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后，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党内纪律全无，几如一盘散沙；要想打败袁世凯，就必须将这个形同虚设的国民党痛加改造，所谓之“毁党造党”，即将原国民党重新改造成一个新党，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中华革命党”。

事实上，中华革命党还是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至于宋教仁组建国民党时期合并而来的那些政治力量，当时已经名存实亡，也就干脆剥离出去。另外，孙中山在建党时提出，革命程序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这一成熟理论，这也为后来国民党的施政提供了理论支持。

中华革命党最为人诟病的是孙中山说提倡的准极权体制，那就是党内要无条件拥护党魁（就是孙中山自己了），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党魁直接指派；党员也分成三个级别，即“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所有的党员必须立下誓约，并加盖指模（即按手印），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立誓如下：“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同生死”。誓约的最后还加了一句，“如有贰心，甘受极刑”（这就有点过分了，搞得跟黑帮入会一样）。

对于这个誓约和仪式，很多老同志都表示不理解也不赞成，但孙中山认为革命失败就是因为缺乏纪律导致，因而对此毫不相让，绝不妥协。孙中山说，“第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第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第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你们的见识有限，所以应该盲从我）；第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这绝无退让之余地”。

至于按手印一事，孙中山同样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有丝毫的更改。据当时在一旁观礼的革命老同志居正回忆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事实上，即便是孙中山自己，也要宣誓立约，以示庄重（不过免了手印一节）。

孙中山这样赤裸裸的搞个人独裁，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人都纷纷拒绝参加。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也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在得知盖手印一节后，或闻风远逸，或罢工杯葛，最终使得中华革命党并没有在历史上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除了开过一次成立大会，外加若干次失败的小行动外，也就在“二次革命”后的民国政局中被基本边缘化了。

节选自《民国原来是这样》（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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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22 10:20:00(1) 西门送客 2009-7-16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123577&idWriter=0&Key=0 袁世凯称帝竟然是全民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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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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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袁世凯也颇有震动，因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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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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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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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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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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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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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梁士诒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喝前进了，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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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应但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本身指定的场所报道，而在投票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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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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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的写着“同意”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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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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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想比，简直就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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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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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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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的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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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帝制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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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了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3在西方社会中可不是什么好日子，12月13日更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倒是这个袁克定真够十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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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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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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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御干儿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袁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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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个回事嘛？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那御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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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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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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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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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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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这是何故，留待下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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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黎元洪。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按官阶来说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不过反走了狗屎运，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对于这么个人物，袁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也不好对他太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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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称帝后，袁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已经搬出瀛台），在家苦练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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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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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做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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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系列连载（即将出版）
]]> 2009-7-17 10:39:00(1) 西门送客 2009-7-1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094308&idWriter=0&Key=0 梁启超为何反对袁世凯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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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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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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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
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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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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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路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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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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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举止不定：“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每颁行一个制度，不到半年又推翻重来，令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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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嬉笑怒骂，不仅将杨度之流的声誉摔入谷底，就连皇帝候选人袁世凯也被打得浑身灰溜溜的，几无面目见人。杨度虽是“旷世逸才”，但这位袁总统的刀笔吏毕竟干不过那位笔端蘸满感情的大文豪、大理论家。据说，袁世凯之前也曾知道梁启超有此雄文，一度还派人以二十万之价格购买（可见筹安会不值钱，尚不如梁大才子一篇文章），不让其发表（倘若成交，想必是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但同样被梁启超婉拒。等到袁总统读到这篇雄文，真是恨不得拔出手枪，送他几粒花生米助其归天。

不过话说回来，袁总统时期的舆论还算自由宽容，不然任凭你梁启超妙笔生花，他给你来个严格管制，让你无处发表，最后也只能压在箱底，烂在肚肠。

事实上，梁启超并不完全反对帝制，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要重返帝政，只有能两个途径，一个是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一战而霸，功德巍巍（如法国之拿破仑），亿兆敦迫，方可受兹大宝，传诸子孙；其二是经过第二次大乱后，全国沸腾，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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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和古德诺教授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古教授的但书和梁启超所列的条件途径，当时可曾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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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系列连载（即将出版）
]]> 2009-7-17 16:59:00(2) 西门送客 2009-7-9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029074&idWriter=0&Key=0 梁大财神为何“要头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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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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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称帝运动中，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并摇旗呐喊，群魔乱舞，闹腾得正欢的时候，另一彪人马突然异军突起，霎时间便将筹安会的风头抢去，这又是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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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却并非他人，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梁士诒。梁士诒在那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中遭人暗算，正当他沮丧之时，正好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延请人才，于是他便在当时袁世凯跟前的红人及老乡唐绍仪的推荐下，出任北洋书局总办。由此，梁士诒也就跟随唐绍仪的门下，成为一个北洋系下唐记小集团的成员。1906年，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士诒也就协助唐绍仪主持路政，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拾。等到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后，梁士诒也已经立稳脚跟，成为五路铁路提调（总经理了），邮传部成立后梁顺势当上铁路局局长，后来又奏办交通银行，由此发展出一大势力---交通系，人送绰号“梁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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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先后兼任过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等职。袁记约法颁布后，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取代之前的国务院，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结果梁士诒一时失势，无处安身，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祸不单行的是，肃政厅（袁记约法下的产物，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专门弹劾各级官员）此时又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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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次长参案”，指的是对陆军次长俆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而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五路大参案”则是关于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系的大佬、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当然脱不了干系（叶恭绰是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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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梁士诒只好去找“太子”袁克定帮忙。在“太子爷”的一番指点后，梁随后便召集交通系的干将开会。会上，梁士诒提出：“目前交通系之窘境，唯有支持帝制，方可取消参案；要是不赞成帝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诸干将正议论纷纷间，梁士诒说：“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头还是要脸，你们自己看着办。”会上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同意：“要头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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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出马，一个顶十。数日后，参政院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的请愿团，各行业、各阶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口里还呼着口号：“变更国体，唯我民意！”“君主立宪，造福万民！”这势头，与二十年前的“公车上书”有几分相似，又与七、八年前的国会请愿运动雷同，但这骨子里终究透出点星宿派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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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后，民意渐开，请愿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年为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各省立宪团体就曾进行过全国总动员，这次貌似依葫芦画瓢，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问题还出在这个“民意”上。按理说，这次来请愿的诸多人等穿着打扮远不如清末的那些立宪派士绅，应当更代表民意，但这些人的脸上又看不出发自内心的热忱，反倒像是未经排练的拉拉队，和之前选举大总统时的公民团倒有几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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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梁士诒等人在决定“要头不要脸”后，随后便发起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外，又有张镇芳、那彦图、梁鸿志、阮忠枢、夏寿田一干政界名流，并公推了沈云霈为会长，预备发起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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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署理湖北军务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从武昌回来，他原本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这次回京不为他事，只因筹安会给地方遍发电报、寻求支持，已具声势，他不能让这六君子抢了“拥帝”的头功，这才急匆匆回京，要大展拳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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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回京后便去拜访了老友阮忠枢，在阮忠枢的牵针引线下，段芝贵与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决定由段芝贵出面邀请朱启钤、雷震春、江朝宗、周自齐、袁乃宽、朱家宝、张作霖、陆建章、顾鳌等实权人物，共同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此，请愿会的帝制派一时间声势大振，会中骨干则人送绰号“十三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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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士诒、段芝贵等人的秘密操作下，各地官吏也应邀派出“公民”前来代表“民意”（费用当然是由交通系全包）；随后，这些人有买通一些报纸，每日以民意的幌子鼓吹帝制，弄得跟真的一样---只要有真银子，就不怕什么假民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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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权有钱有势，当然不是那耍耍笔杆子的“六君子”所能匹敌，而在参政院门口递请愿书的表演，其实就是“十三太保”策划的杰作。这次来请愿的分为商界请愿会、学界请愿会、各省请愿会、妇女请愿会等等，凡是来参加请愿的，都发参政费，人人有份，按照身份地位名气分别给予不同的价码。交通系遍地撒钱，这声势能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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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度见梁士诒等人后来居上，将自己的风头抢去，忍不住悲愤的说：“梁财神啊梁财神，你可真行啊，你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我搞不过你，但你也别猖狂，我们走着瞧！”

 但秀才们囊中羞涩，区区二十万元终究是做不成什么大事，最后也只是组织些财神看不上眼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聊壮声色。在请愿会的压迫下，筹安会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最后落得门可罗雀、无人过问的境地。杨度在恼羞之下，只得灰溜溜将“筹安会”的招牌摘掉，又换了个“宪政协进会”的牌子挂出来，但终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辛苦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六君子也就让出舞台，请愿改制的大任改由梁士诒那个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单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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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大肆造势下，中央大员除了黎元洪、段祺瑞数人不予理会外，其他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排班劝进，而各地劝行帝制的电报也如雪花般飘进参政院（都是民意哪）。帝制先锋、御干儿段芝贵更是联合龙济光、张作霖、赵倜、倪嗣冲、陈宧、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发出所谓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通电，更是把这场帝制运动推向了高潮。

 好事多磨。正当帝制党人自以为参政院将批准他们的请愿要求、成功在望的时候，某位大文豪突然抛出一篇冷嘲热讽的重磅文章，将他们的袁总统打了个清醒，也令帝制党人速胜的希望完全落空。

 这位人物，想必大家都猜到了吧……要是没有猜到，就继续看下一篇博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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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系列连载（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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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7-9 19:13:00(1) 西门送客 2009-7-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8001686&idWriter=0&Key=0 有才无德的“筹安会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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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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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
古教授的一篇《帝制共和论》让袁世凯喜出望外，这回可就真的要订制龙袍，做起皇帝美梦来了。至于杨度那些人，自然把古教授的文章捧为组织筹安会的“圣经”，那种急不可待、一心要抢头功的敬业精神，真是令人非仰慕不足以表示敬意。

古教授的文章不过是篇理论性的开场白，而杨度等实干家们则于1915年8月14日乘势拉开了帝制运动的帏幕，这便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筹安会”。筹安会挂牌的那天，倒也无甚大的动静，不过将写有“筹安会”三个大字的招牌挂出，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出了一帮能人策士，可将这乱象百出的民国筹划消停，让小老百姓也能过个安稳日子，倒也不失为一桩善事。

不料数天后，杨会长便在各大报纸上发布筹安会成立启事，并公布该会之宗旨宣言，其中在宣言中便掐头去尾地窃用了古德诺教授的话，说什么“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最后，杨会长还公布了发起人,分别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筹安六君子”。

杨度等人尽管声称自己是学术团体，尽管有“爱国热忱”作为掩护，但此文发表后，筹安会的“六君子之心”，也就路人皆知了。筹安会显然不是什么简单的学术研究，而实质上是政治团体；这“六君子”之说法也颇为滑稽，也不知是帝制派媒体还是当时的评论家给他们送了这样一顶帽子，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都喊他们叫“筹安会六君子”。

这“六君子”本是好词，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两组非常知名的，一是反对明朝宦官魏忠贤而惨遭迫害的“六君子”，即左光斗等人；二是戊戌政变后被慈禧太后所害的六君子，即谭嗣同等人。这杨度几位仁兄，叫他们一声“帝制六人帮”倒是恰如其分，他们又何德何能，能配上“六君子”之称呢？真是奇哉怪也，想必是意在讽刺，不足为喜（杨度与戊戌被杀的杨锐、刘光第倒是同门师兄弟，莫非由此而来？）。

“筹安六君子”何许人也，这里稍作简介。杨度，字皙子，乃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岁（1894年）时中举人，后来拜在湖南名士王闿运的门下学习经世致用之学；清末新政后，在国内学子留日热潮的带动下，杨度也于1902年东渡扶桑，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后来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学有所成的杨度便回国参考，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第一名则是后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梁士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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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士诒是广东三水人，与梁启超同时就读于佛山书院且于1889年同榜中举，后又在1894年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学习散馆后供职国史馆。梁士诒喜研究财政、河渠等实用之学，当时朝廷给他分配的工作不符合他的兴趣，于是他参加了1903年的经济特科考试并且勇夺第一，但在复试的时候被小人中伤，说他是逆党梁启超之弟，名字也很反动，所谓“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梁士诒的父亲倒是曾与康有为同榜中举），人品可知。当时慈禧太后最恨康梁二人，人所皆知，梁士诒也就心灰意冷，退出竞争；而杨度因是被杀的杨锐、刘光第的同门（同出于王闿运的门下），也就识趣的远偱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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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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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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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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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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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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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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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罢，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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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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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小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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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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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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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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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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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原来是这样》连载系列
]]> 2009-7-8 17:33:00(1) 西门送客 2009-7-2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7947431&idWriter=0&Key=0 袁世凯称帝毁了一个美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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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他老兄本与袁总统同年所生，当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也是当时世界宪政理论界的大权威。古德诺原本是个做学问的老夫子，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三十载。要说起他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那当然是没得说，不过他常年生活于象牙塔中，不知人事之险恶，结果是误上贼船，毁了自家前程。这事呢，说来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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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教授与民国政府签署的是三年合约，但他夫妇于1913年5月来华后不到一年，美国的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便给他寄来校长聘书，古教授难免心动，于是在与总统府协商后，同时兼任二职。古德诺在1914年8月返回美国就任校长，其在华的顾问事务暂时委与他人，但仍由他遥为领导。等到次年美国大学放暑假，古德诺便再度来华，而他这次所待的六星期，正是民国共和政治与帝制斗争的敏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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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是世界一流的宪政专家，但学术上的“政治学”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他老夫子不明就里，一下就陷入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古德诺第一次来华期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而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古德诺自然是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忌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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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第二次来华期间，袁大总统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草》为题，就各国现行国体及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作一文章，以供民国政府推行宪政之参考。对于此等作业，古德诺早已成竹在胸，因为这本就是法律顾问的份内事。受人所托，忠于人事，古德诺这么敬业的一个人，加上袁总统有礼贤下士，于是他便尽其平生所学，写了一篇万言条陈供袁总统参考，算是一报知遇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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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古德诺一再声称自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中国宪政问题提出建议，但以古教授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对后来政局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那些蓄势待发的帝制派政客们对古教授的学理推导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文章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大力宣传，要的是其中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只字片言，而其中的急先锋杨度更是捡到鸡毛当令箭，简直是如获至宝，随后便将古教授的文章汉译为《共和君主论》，并交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为帝制先声狠狠添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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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如果以如今之眼光看来，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并为之拍案叫绝呢。文章应当是好文章，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与恶意曲解，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这真可谓动机叵测，其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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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六周，却在无意中被人抬出来唱出一个重头大戏，最后是“哑巴吃黄连”，背了个中国大黑锅。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他不甘心为帝制派所利用，于是一边在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另一边又在袁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京报》的英文版上，以正视听，但为时晚矣。帝制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大戏还在后头，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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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在他返回美国后，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君宪救国”的代言人，真是气煞老古也。更糟糕的还在后面，袁世凯推行帝制失败后，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教授。

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而当时共和党本也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料有人怀疑他受贿而执笔，实为袁世凯之御用文人，结果古校长百口难辩，他那本该似锦的前程因被袁世凯帝党的一记臭蛋击中而烟消云散，真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令老头抱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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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他的名气虽然不如古德诺教授那般大，但也非等闲之辈。有贺长雄不仅是国际法专家，而且曾同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组织过进步党，并创立了早稻田大学。在古教授发表《共和君主论》的同时，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名叫《新式国家三要件论》的文章，可惜其主张帝制的观点过于隐晦，不够拉风，所以不为帝制派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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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帝制进入实施阶段后，有贺长雄却在背后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以日本皇室典范的蓝本，向袁世凯进呈了一份《皇室典范》，其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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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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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皇太子有故，传嫡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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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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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皇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宗室，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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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及为重要政治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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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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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宫中设立女官，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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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永远废除各方进呈贡品制度（满蒙回藏各王公世爵年班朝觐贡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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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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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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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后，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也得以应用（倒也有进步及借鉴之处）。最奇的是，在当时的外国人中，唯独有贺长雄对袁皇上自称“外臣”，虽说忠心耿耿但也未免有点肉麻。这不，有贺长雄的行为引起了在华日侨的极大愤怒，他们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并宣布从日籍中将有贺长雄除名，大概就是所谓的“日奸”了。不过，有贺长雄对此可不在乎，在袁世凯死后，他又接连给黎元洪、冯国璋及徐世昌三位总统做法律顾问，直到1921年病死，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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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有贺长雄还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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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五
]]> 2009-7-2 22:05:00(1) 西门送客 2009-6-30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7922190&idWriter=0&Key=0 美国教授为何力挺袁世凯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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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古德诺：外来的和尚念的啥经 @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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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当上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又将总统选举法也一并改了，既可传子，又可传妻，实际上与之前的皇帝已无区别，不过略欠一顶皇冠，一个名号。但袁克定还不满足，怂恿着老头子继续向帝制迈进，这一来二往的，袁世凯也就未免动了心。而正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之际，袁大总统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教授从太平洋的彼岸发表了一篇宏论，恰得东风之便，也在不经意间为帝制复辟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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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本是与袁总统同年所生，他老兄本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也是当时世界宪政理论界的大权威，我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博士便是出自他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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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诺原本是个做学问的老夫子，当时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三十载。要说起他的理论水平和教学水平，那当然是没得说，不过他常年生活于象牙塔中，不知人事之险恶，结果是误上贼船，毁了自家前程。这事呢，说来话长，且容笔者慢慢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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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正处于从专制到民治的转型期，而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他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也为了装点门面，于是便向外国聘请了两位宪政专家，一个是日本的有贺长雄，另一位就是古德诺教授。以当时古德诺的水平，做民国大总统的法律顾问当然不在话下，他接到聘书后也就欣然上任，每年领取年薪两万五千银元，这在当时的世界人才市场上可算得上凤毛麟角的高薪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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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古教授来华一事的，很有可能是他的中国大弟子顾维钧。顾维钧博士毕业回国后，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发现他人才难得，不仅向袁世凯极力引荐，而且还将之招为女婿，由此顾维钧在仕途上也就平步青云。尽管老丈人后来与袁世凯翻脸，但顾博士后来还是为袁世凯所信任并担任了机要秘书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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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教授与民国政府签署的是三年合约，但他夫妇于1913年5月来华后不到一年，美国的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便给他寄来校长聘书，古教授难免心动，于是在与总统府协商后，同时兼任二职。古德诺在1914年8月返回美国就任校长，其在华的顾问事务暂时委与他人，但仍由他遥为领导。等到次年美国大学放暑假，古德诺便再度来华，而他这次所待的六星期，正是民国共和政治与帝制斗争的敏感时期。

古德诺是世界一流的宪政专家，但学术上的“政治学”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完全是两码事，他老夫子不明就里，一下就陷入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漩涡之中。在古德诺第一次来华期间，正值“二次革命”爆发，而作为美国南北战争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古德诺自然是站在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一边，视南方革命为叛乱，这或许是古教授遭人忌恨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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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立场而言，古德诺是倾向于总统制的，在民国第一届国会天坛修宪期间，他也替袁世凯草拟了一份宪草，其中内容却与“天坛宪草”大相径庭，因为他认为中国太大，各地也不稳定，推行责任内阁制并无好处，而当时国会中的议员权力过大，不仅使本该与国会平行的大总统形如橡皮图章，也大大有损于民主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国会独裁，最终导致国家一事无成。因此，古德诺向袁世凯建议，中国应该实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总统制是最为适合的选择。

古德诺的看法与观点，自然对袁世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古德诺也在无意中成为袁世凯推行总统制的最佳辩护人。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革命党人虽然心有不甘，但对于古德诺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却也无可争辩，袁世凯后来取消“天坛宪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
对于袁世凯后来搞的《中华民国约法》，古德诺是十分推崇的，他在返回美国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后，就曾在当年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民国宪政改革的主题演说，其中对袁记约法改行总统制赞叹有加，大有“吾道得行”之兴奋呢。

古德诺第二次来华期间，袁大总统请古顾问以评议《天坛宪草》为题，就各国现行国体及共和与帝制之优劣作一文章，以供民国政府推行宪政之参考。对于此等作业，古德诺早已成竹在胸，因为这本就是法律顾问的份内事。受人所托，忠于人事，古德诺这么敬业的一个人，加上袁总统有礼贤下士，于是他便尽其平生所学，写了一篇万言条陈供袁总统参考，算是一报知遇之恩。

尽管古德诺一再声称自己是从纯学理的角度对中国宪政问题提出建议，但以古教授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这篇文章对后来政局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也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那些蓄势待发的帝制派政客们对古教授的学理推导毫无兴趣，他们要的是文章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的大力宣传，要的是其中关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只字片言，而其中的急先锋杨度更是捡到鸡毛当令箭，简直是如获至宝，随后便将古教授的文章汉译为《共和君主论》，并交各大媒体广为传播，为帝制先声狠狠添了一把火。

也许有人会问，在那篇洋洋万言的大作中，古德诺到底说了啥？要细说起来，古教授的文章做得还真是不赖呢。只可惜近代史家在给古教授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后，对如此好文章却匆忙放过，不求甚解，未免可惜可叹。倘若脱离民国初年的是非地和如今的革命观，回过头来再看古教授的一番高论，倒也不无参考之处呢。

简而言之，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各国的各种政体制度，譬如帝制，譬如共和，本身并无天然的、绝对的优劣之分，其中的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是否适用才是正道。换句话说，一味的照搬照抄，全盘西化，未必是件好事呢。当然，古教授此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点颇为接近，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他还得以各国历史和国情加以推导。

譬如英国，其实是最先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的国家，甚至连皇帝的脑袋都砍了下来（查理一世），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当上了“监国”之后，却推行的同样是专制。更麻烦的是，在“监国”体制下，接班人的问题没法解决（民选的领导人如何安排接班，在当时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克伦威尔快死的时候让自己的儿子上位，但这小克伦威尔没有经过战争，也就没有威信，结果很快就被议员们给轰了下去。克伦威尔的儿子做不成监国，其他人就更没有这个威信，最后议员们商量来商量去，还是请被废的太子（查理二世）来做皇帝的好，这样至少名正言顺---人家毕竟是几百年的皇族血统嘛！

于是，大英共和国便又成了大英帝国，即便是后来“光荣革命”，那也仅仅是换一个皇帝，而不是换一个国体。大英帝国依然是大英帝国，但皇帝不再是那个查理一世时期的皇帝，而是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所谓的虚君制是也。英国是近代最典型的君主立宪制，虽然保留皇帝，但却是正宗的民主议会制政体，这与一战前的德国及二战前的日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德皇和天皇仍旧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体制其实是一种伪君主立宪制，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其实就是模仿的这种体制，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提出的“十九信条”则是英国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可惜已经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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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共和政体，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典型模式，一个是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一个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国。从效果上来看，美国算是比较成功的，但美国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立不到300年的移民国家，他们没有专制的传统及其皇族势力；更重要是，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有好的发展机会，这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此所谓学术界称的“美国特殊论”。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开国总统华盛顿未尝生子，无二世可传，亦不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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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则不然，从帝制到共和，从共和到帝制，来回打转，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因而其酷烈尤甚，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砍贵族的脑袋，砍高级教士的脑袋，闹到最后，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最后，砍无可砍，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民主共和的混乱，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在煊赫武功下加冕称帝。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一百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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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拉美国家，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糕的典型，那些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等，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下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条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国内往往群雄并起，举国大乱，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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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迪亚斯统治墨西哥三十多年，最初尚且相安无事，但迪亚斯年老昏聩后，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结果群雄纷争，国将不国。因此，古教授指出，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些。

古教授最后总结说，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不过各有所适。如果按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条件，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宜的选择；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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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帝制（君主立宪而非专制帝制）的反转，古教授也未置可否，但他预留了但书三点，那就是：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动乱出现；二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对恢复帝制没有异议；三是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且三者缺一不可。对于这个看法，倾心于立宪政治的梁启超在后来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后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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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如果以如今之眼光看来，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并为之拍案叫绝呢。文章应当是好文章，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与恶意曲解，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这真可谓动机叵测，其祸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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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6-30 19:06:00(1) 西门送客 2009-6-25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79660&PostID=17863062&idWriter=0&Key=0 袁世凯称帝原来是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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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袁克定的太子梦 @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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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1月初，在国民党被解散后，国会因为议员人数未过半而瘫痪，袁世凯又在11月底搞了一个政治会议，表面上是作为自己御用的咨询机关，实际上是想用它来取代国会。果不其然，国会在一个多月后也被解散，议员们通通被赶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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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搞的这个政治会议并不是选举产生，其中由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指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总名额是80人。这80人中，大多是前清的旧官僚名流或立宪党人如杨度、杨士琦等，其中也不乏原革命党人如孙毓筠等，而前云贵总督、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李鸿章的三弟李鹤章之子）则被袁世凯任命为政治会议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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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国会最初的冲突主要是制定宪法问题上，因此在政治会议成立后，袁世凯也想将它变成一个造法工具，但政治会议的性质是咨询机关（有点类似于前清的资政院），最多只能研究研究政策、提供点政策参考之类的（如建议将国会和地方议会解散便出自于它的手笔），因此他们便建议袁世凯组织一个临时的“约法会议”，来专门从事“增修约法”一事，也显得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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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觉得这个建议还算可行，于是又在1914年3月18日召开“约法会议”，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准备在袁大总统的指导下制定一部新约法，以替代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流产的天坛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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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会议”总共有57人，在经过一个半月的忙乎后，便在当年5月1日公布了一部新的中华民国约法，姑且称之为“袁记约法”。这部新的“根本大法”对原来体制做了重大修改，立法机关由原来的参众两院改为一院制，即传说中的“立法院”（因为袁世凯到死也未曾组织过一届立法院）。鉴于组织立法院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因此在立法院未建立之前，就改由“参政院”代行立法职权。参政院的院长为副总统黎元洪兼任，副院长为汪大燮，参政员73名，而之前的政治会议也就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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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参政院和立法院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立法院乃是通过选举产生后行使立法职能，是民众的代议机关；而参政院的诸公则是由袁总统钦定，实际上是以咨询机关的名义代行立法权。你说这参政院有用吧，它不过是个御用结构；但你要说它没用吧，它还实实在在制定了数十种法律，譬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这些法律可都成了后来几个政府制定新法的蓝本，即便是和现在的法律相比，也已是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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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所制定的法律中，最为人诟病的莫过于1914年底制定的那个《大总统选举法》，那简直就是中西合璧又奇形怪状，助纣为虐且为虎作伥，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世界上就再也找不到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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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总统选举法》有两怪，第一怪是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成终身制；第二怪是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玩意，其实就是雍正皇帝在一百多年搞的秘密建储。如此一来，袁世凯要传妻传子，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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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何以会制定这样一部稀奇古怪的选举法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那个“根本大法”已经将之前的责任内阁制改成了总统制，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总统制，是“超总统制”。在这个制度下，袁世凯不仅掌握了所有的军政大权，就连总统的任期、候选总统的推选等也都大大超越了一般总统的权力，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换句话说，袁世凯由于苦于之前的“超议会制”对行政权特别是总统权的限制，所以这次改制不仅夺回了原属于总统的各项权力，而且还变本加厉，几乎要与日本伪君主立宪式的天皇权力相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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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记约法的体制下，原来的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国务院也就不复存在。为了更好的行使权力，袁世凯在总统府下设立政事堂，以前清的内阁协理大臣（相当于副总理）、老友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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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近代民主体制应当是国会立法及监督、总统或内阁行使行政权力、司法独立的三权分立构架，其中的政治运作又包括代议制、政党竞选执政、元首选举产生等基本构成要素和运作模式，但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已经是一扫而空，只剩下中华民国一副空招牌，实在令人咋舌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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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超总统制”下的总统和日本天皇还是有区别的，那就是：总统候选人虽然可以由上一任总统秘密推选，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所以呢，袁世凯虽然不急，但有人着急了。这人是谁呢？不消多说，一猜便知，那就是袁世凯的大儿子、准“太子”袁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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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袁世凯一生中妻妾众多（一妻九妾），儿女也有二十多个（十七子，十五女），在当时的那个转型年代，像袁世凯这样半新半旧的人物并不稀奇，拥有多房妻妾反是有钱有势人家的象征呢。袁世凯在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时在乡完婚，娶妻于氏，当时袁世凯不过17岁。两年后，袁克定出生，他不仅是袁世凯的嫡长子，也是于氏唯一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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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到朝鲜后，陆续添了多房妾侍并生了众多子女，但这些弟弟妹妹们都与袁克定的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次子袁克文就比袁世凯要小足足12岁，因此袁世凯对袁克定当然是另眼相看，好生培养。袁克定从小就跟着袁世凯，无论袁世凯是驻节朝鲜还是小站练兵，或者巡抚山东、总督直隶，袁克定就未曾离开过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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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袁克定，倒也算是出落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一改他父亲那种身材五短、赳赳武夫之形象。在袁世凯在清朝为官的时候，袁克定也供职于农工商部，后来还升任右丞（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后来因为袁世凯被赶出了北京，袁克定也就随同父亲回籍。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袁克定在河南老家骑马的时候不慎摔伤，因为医治不及时而落下病根，走路有点跛态，袁世凯看了十分心痛，便于次年送他到德国继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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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见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长子前来就医，自然是十分重视，招待也极为殷勤。威廉二世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当时正想在远东扩展势力，于是趁着宴会的时候在袁克定耳边吹风：“中国现在搞的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要想发达，必须向德国学习，非帝制不能发达。大公子回国后一定转告大总统，中国要恢复帝制的话，德国一定尽力襄助。”不仅如此，威廉二世在袁克定回国的时候还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袁世凯，信中的大概意思也是中德亲善提携并劝告袁世凯称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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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期间，袁克定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已，由此也对德国帝制之功效深信不疑。1914年，36岁的袁公子在德国脚伤没治好，倒是怀揣着一个皇帝梦回了国。由此，袁克定在家中刮起了一阵“德国旋风”，他给自己和弟弟们都定做了一套威风凛凛的德国亲王将校服，隐然以“太子”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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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却对家人、亲戚十分避嫌，他几个成年的儿子在前清的时候倒在官府里做过一些事情，但到了民国后，在袁世凯的坚持下，反而没有一个人在外做官，这让袁克定十分胸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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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机会很快就来了。在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发现他的北洋军已经暮气沉沉，而且派系林立，正好这时保定陆军学校的校长蒋方震提出编练“模范团”以重整军威，袁世凯便采纳了这个意见。所谓“模范团”，就是从各师中抽调各级军官分别充当军官和士兵，建制为团，训练半年后派到各师充当军官，以改造优化军队呢中的军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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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打算让云南来京的蔡锷担任“模范团”团长，但这一提议因遭到北洋系将领的反对而作罢。袁克定在听说此事后，便也想学习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的经历，于是他就向老头子提出由他来担任“模范团”团长。袁世凯听后觉得不妥，袁克定便说自己在德国的时候，发现德国皇族在国内只能担任军职，不得干涉内政，这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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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克定的软磨硬缠下，袁世凯只好答应去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商量下。段祺瑞本来就和袁克定有矛盾，他在听说要让袁克定担任“模范团”团长后，立刻大摇其头：“什么？让大公子担任团长？这怎么行？！他对军事一点都不懂，派他去练兵岂不是大出洋相？再说了，他腿脚不好，实在是有碍军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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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还没有等段祺瑞嘟嘟嚷嚷的说完，就气呼呼的走了。由于“模范团”团长人选难产，袁世凯最后只好自己兼任了。直到办“模范团”第二期的时候，段祺瑞当时已经被排挤到西山“养病”去了，袁克定才如愿以偿，当上了“模范团”的团长。但问题是，袁大公子可没有他老爹当年的那份吃苦的劲头和责任心，他从小就是公子气派，怎肯和袁世凯当年那样“每日与士兵们共奔走”，颐使气指、目中无人，他倒是有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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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袁克定是个“野心大、能力小”的主，但凭着袁世凯大公子的地位，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趋奉门下的，毕竟袁克定是“太子”嘛，万一押宝押对了，岂不是鸡犬升天、飞黄腾达？中国从来就不缺这号势利钻营的人物。当时紧跟袁克定的人中，文的有杨度、梁士诒之流，武的段芝贵、陈光远之辈，袁克定这“太子”尚未做成，“太子党”倒是人才济济，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袁克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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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北京兵变一事，据说袁克定就颇有嫌疑。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派出蔡元培等人专程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袁克定知道老爹不愿意离开北京，于是便背着袁世凯策划了这场兵变。不过，袁克定的计划是指使北洋军第三镇攻进皇宫，将小皇帝溥仪赶走后效法宋太祖“陈桥兵变”，给袁世凯来个“黄袍加身”。可笑的是，袁克定的计划没有通知禁卫军，结果禁卫军不知就里，拼死抵抗，袁克定的军队竟然攻不进去，这帮丘八老爷恼羞成怒之下，最后反演变成一场抢掠商家的浩劫。对于这事，袁世凯当时的表现也颇为惊慌，似乎事前确实不知，不过这也算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他当时正愁找不到推脱去南京就职的借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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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复辟闹剧中，最令人捧腹的莫过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来蒙骗老头子一事。《顺天时报》是袁世凯每天都要读的，因为这份报纸不仅发行量大，而且是日本人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动向，而当时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最为敏感。袁克定当时为了促成老头子称帝，竟然伪造了一份专门刊登一些鼓吹帝制、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之类消息的假报纸每天送给袁世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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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袁世凯的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回忆说：“假版的《顺天时报》是大哥（袁克定）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给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给家里其他人看的也是假的。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不料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于是让她顺便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袁克文）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痛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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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袁克定在紧要关头失去了老头子的信任，不过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令袁世凯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袁世凯家族中，外出做官的都没有活过60岁，如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乃至袁世凯自己的父亲袁保中，也是壮年而终。由此，60岁这道大关也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而从民国建立后开始，袁世凯的身体就每况愈下，这更是让他疑神疑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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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届60的大限即将来临时，袁克定称“只有称帝才突破这一魔咒”的保证，这就不能不对袁世凯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了。毕竟，皇帝是九五之尊嘛，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尊贵呢？或许，这个魔咒真的不敢侵犯真命天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把板子全打在袁克定的屁股上也不公道，毕竟袁世凯在那个时代也是迷信的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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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克定热衷于帝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对此漠不关心。不仅如此，这位“皇二子”甚至还写了首讽父诗，可算是民国古体诗中之极品，姑且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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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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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还有个版本，意境颇美，可共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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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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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讽父诗的最后两句是相同的，当然也是诗中的重点，无外乎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否则站得高，跌得重，老本全赔光。苏东坡在《水调歌头：中秋》中也说，“高处不胜寒”，想必袁大总统已经忘却了。

据传，袁世凯临死的时候，曾嘟嚷了一句：“是他害了我”。当时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之极。

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之败，袁克定亦不能辞其咎乎。

《民国往事》：连载八十、八十一、八十二
]]> 2009-6-26 10:4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