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选“最有才”的中国农民，周正龙应该当之无愧。

     在昨天周正龙案二审庭审中，周正龙用“中国式智慧”再一次让人惊奇。周在庭上的令人不解的行为举止，恰恰是其参透了玄机作出的大胆一博。

     二审律师可谓聪明人，有一定的辩护技巧，在庭审中再次提出对于虎照真伪的质疑，试图把此案重新拉回到起跑线，以便重新进行鉴定，意图在于能过再次鉴定也许能证明“虎照非一人能完成”，以揭开虎照案的盖子，让扑朔迷离的案件真相大白，让幕后人走向前台。

     律师能出此招，庭前面见周正龙时应该有了沟通，也应得到了周的允许与配合的承诺。然而，周却在庭审中“幡然醒悟”，不仅没配合律师的策略，而且主动承认“全是自己的错”，并朗读悔过书一份。

     周正龙的夫人也是不一般的胆识，主动出庭做证。其妻子罗大翠说：老周拍虎照不是为了钱。周正龙找虎拍虎是县林业局让他去的，林业局给周正龙安排食宿，提供了很多方便，就是要让周找老虎。

     通过这样的证词，是试图说明周正龙即使有造假行为，但没有谋利的主观故意，只是为了“交官差”，不应当以诈骗罪论处。

     然而，周正龙丝毫不顾妻子的好意，打断妻子的证词，再次强调“华南虎”照造假都是他一人所为，并提出，不要让他的家人再出庭。

     许多人不理解周正龙的行为，认为其不知好歹，这么多人想帮他，他反而不领情不配合，十足一个傻瓜蛋。

     错了，都错了。太小看以一介草民之力折腾中国一年之久的老周了。

     老周之妻，可谓有胆有识之人，为求夫君上庭一博，而且思路清晰；老周之律师，也算业内之精英（虽然两律师有些配合不当之瑕疵），精心研究辩护技巧，而且很有创意，有说可圈可点之处。

     然而，与老周相比，他们都有些天真了。老周的主动“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不惜与辩方律师、辩方证人各说各话，才是真正的自保，达到了能够达到的最好结局。

     凭借辩护技巧就想把幕后真相还原？凭借以理相争就能把替人受过的老周减轻些责任？如果理想可以这样实现，虎案闹剧就不会发生了，背后的怪事也不会扑朔迷离了。

      还是老周想的透彻：说这些都没用，还是主动配合把这出戏演完，默契也好，有事先承诺也好，反正“组织上”不会亏待自己。否则，不仅希望落空，而且后患无穷。我一介草民不听组织的听谁的。听法律的？唉，不如组织实惠。

     二审的判决也令人叹服，二审的法官与老周、与一审法院都有默契之处，心领神会一点通：既没有从量刑上否定一审法院（维持原判二年半），又对老周的关键时刻毅然配合组织给了回报（微调为三年缓期执行），可谓皆大欢喜：老周可以从看守所回家了，一审法院没有增加“改判率”、二审法院也没有无所作为、检察院也没话说、组织上也可以放心了。

     老周是个人才，有些非凡的总结归纳参悟思辨的高度智慧。忽发奇想，如果老周有个文凭作敲门砖进行了官场，是否如鱼得水如虎归山，可以大展宏图呢？

     可以想象，老周回到家里可以用他的招牌式自信表情，对妻子悠悠地说：女人呐，到底是见识短些，那几位律师，到底是天真了一些，幸亏没听你们的，不然，我老周现在哪里出的来？你们，还是嫩了点。

     的确，我们都嫩了点。中国式智慧，书本上没有的，大家好好向周老师学学吧。啥叫潜规则？女演员陪导演睡觉算啥，这才是真正的潜规则。
  
    ■ 李 炜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9位起诉三鹿的受害者，可能要面临“法院不予受理”的困境。河北石家庄新华区法院立案庭已经明确表示，法院决定对此事不予立案。

       更让人奇怪的是：不予受理的原因，不是该9起案件有不予受理的法定原因，而是因为上级“打了招呼”，没有文件，只是内部通知。“新华区法院表示，也不会向此案当事人提供不予受理的裁定书。”

       关于“不予立案”，已经是司法界的老花招了。新华区法院这么做，也体现出了“有关领导”的“深思熟虑”。

       首先，不立案源于内部通知，口头招呼而已。为什么不用文件等书面通知，因为这样的通知是违反现行法律的，

       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符合四个要件就要立案：原告有利害关系、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求、符合民诉范围与管辖权。

       “上级”不傻，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上级”发了这样的违法通知，难免被“群众”抓住了违法的把柄，只好用这种并不正大光明的“内部通知”形式。

       其次，即使不予受理，也不发“不予受理裁定书”，更是一种无赖行为。

       民诉法规定：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新华区法院也知道，本案不予受理是“不讲理”的，如果发了“不予受理裁定书”，原告肯定要上诉到石家庄中级法院，法院领导会斥责“怎么这点事都办不好，给上级法院添麻烦”。而不立案也不裁定的做法，让原告手中无裁定书，也就无法上诉。可谓一招替领导分忧的妙棋，让案件滞留到新华区，拖死你。

       法院无缘无故的“拒不立案”，并不是新闻，法院不会公布每年拒不受理的数字，但从本人曾经在司法界进行过的调研可以看出，凡是“敏感案件、影响当地安定团结的案件、影响本地经济建设的案件”，一般都会受此待遇。

       比如在一些基层法院，如果有人对一起当地的知名企业提起群体诉讼，如劳动纠纷、产品质量纠纷、拆迁纠纷等，当地就有相应的“上级领导”出面打招呼：不予立案。原告：说你不立案总要给我个说法吧，裁定书总得给我吧。法院说：你以为我是法盲？这种违法的裁定书我能给你吗？

      曾经研究过“信访制度”，发现“信访”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为什么外国没有信访制度而中国独有？是因为在中国，正常的司法救济经常遇到不正常的“拒不受理 ”，公民面对纠纷时，依法行使权利常常告状无门，只要走上了信访的道路。而由于“信访制度”不属于司法程序，各有关部门采取非正常手段予以阻拦、推诿的“ 操作空间”就更大更灵活。各地政府在阻止、跟踪、监控信访者方面，每年花了纳税人巨额的资金。每当国家有重大活动，这方面的资金花费更是海量。

       虽然这些都是沉疴旧病了，但三鹿案的“拒不立案”依然让人震惊。因为这些做法尽管不是什么秘密，但总有些“潜规则”的意思。此次新华区法院在面对世界关注的重大民生案件时，依然有勇气堂而皇之毫不遮掩地采用“不予立案”的做法，让人感到法院系统的某些力度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虽然法院会以“等待政府赔偿方案”为一块遮羞布，但不让当事人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诉求而作出的赔偿方案，最终保护的是谁？“齐二药”、“甲氨蝶呤”等数起重大案件中的的受害者索赔无门的局面，很有可能要再一次重演。

       司法公正是社会的底线。而此事件中，司法是否公正还谈不上，不予立案的行为将通向此底线的道路都封死了，可谓比底线崩溃更大的沦丧。

       不知道在此事件中的决策层、传达者、执行者，如何面对自己作为社会一员的良心与正义。

       且不论案件如何判决，审理中能否公正司法，连受理案件都不敢、或不愿，有关部门到底担心什么，心虚什么，或者在回避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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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习一下一个法条的变迁：
    1979年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
    后来，这一法条被静悄悄地修改了。
    1983年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表述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参考阅读《论法院、法官定位的误区及矫正》

       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央视举办奥运歌曲颁奖晚会，本应当是歌舞升平、万众一心的和谐盛会，却因不和谐之举引来一片非议：所有到场演唱的超级女声选手，都无一例外地遭遇“镜头封杀”，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纪敏佳等人分别上台演唱时，全都成了“隐形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特写镜头一律躲着走。
 
       看到这个新闻不由得替央视捏把汗：幸亏超女演唱的曲目都是与其他明星合作，万一有一首是某超女独唱，摄像或切换导演该如何处理呢？开天窗？出标语？或者这首歌从头到尾一直出现观众席镜头（这种事并非不可能发生，CCTV5转播足球时就干过）。

       第一反应是感到滑稽可笑，央视的“国家大台”的小家子气暴露无遗。因为，实在找不出一个能摆出台面的封杀理由。以前，央视与广电总局非常默契，可以给地方台的选秀节目扣上各种“不高雅不主流”帽子，但是这一次呢？这些草根明星演唱的可都是奥运歌曲，绝对的主旋律。奥运歌曲是奥组委选的，央视无法“前期封杀”，只要“后期”做做手脚。

       我们既然要欢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见的各国运动员与客人相聚北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却对几位超女如临大敌，央视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第二反应是不合时宜，在全国人民对以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的“偏见、选择性失明”进行抨击的时候，央视却做出了同样“选择性失明”的经典之举，真是不给全国人民长脸，让群众骂CNN的时候，总有些理不直气不壮，授人以柄，腰杆不硬啊。
 
       第三反应是自欺欺人，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封杀”本身就是个愚蠢、过时的举动，力量已经越来越弱，还有可能适得其反。超级女声等选秀类节目，并非人人都喜欢，但应该允许不同的艺术风格并存，允许地方台进行创新与探索。无论出于高尚或不高尚的目的，都无法让封杀真正达到目的。超级女声在封杀中人气越来越高，许多不原本喜欢超女的观众，也开始对这些选手表示支持：不就是一些爱唱歌的年轻人吗，有必要这么不依不饶吗？
 
       这并非央视第一次封杀超女，超女也并非唯一的封杀对象，陈佩斯、朱时茂、郭德纲等，都受此优待。然而，没见人家被杀掉，反而活得很滋润。
 
       央视的封杀是习惯性作法，而且“封杀面”很宽，还有很多出于不同目的的封杀之举，而且封杀还有“溯及力”。

       曾经以演唱《十五的月亮》闻名的著名军旅歌手，因与某起案件有牵连，至今该歌手的所有以前学过的节目，从未在央视重播过。央视出版的历年春晚DVD中，该歌手的节目全被删除处理。可偏偏该歌手以前几乎是年年参加春晚，害得央视春晚DVD均是“删洁本”。
 
       更有意思的是，凡是该歌手曾经唱过的歌曲，央视也不再使用，那怕是其他人再演唱也不行。歌手再有错，歌曲没有错，可惜了几首经典歌曲的词曲作者，也可惜了残缺不全的“20年经典歌曲回顾”。
 

       不仅对演员如此，对其他人物也使用这招。1988年春晚，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相声《巧立名目》（名句“领导，冒号”即出于此段子），然而，现在央视重播或出版此段子时，节目从头到尾，在背对观众面向镜头表演的牛群和李立山之间，都有一个十分惹眼的马赛克，挡住了演员身后观众席上一个人的脸，让人心生疑惑，好奇心促使人互相询问：这个人是谁？
 
       当然是一个不准再露脸的敏感人物。大家原本对此人的相貌并不熟悉，不打马赛克也没几个人认识，央视却多此一举，反而徒增观众的好奇与关注。
 
       一个相声段子，马赛克也就马赛克了。可是许多国家的辉煌事件、党的辉煌事件，也因为这种谨小慎微的“封杀情结”给弄得残缺不全。党史上非常重要的十三大召开、国家历史上十分重要的“香港回归签字仪式”，都因为有回避因素却又实在遮掩不了，只好一闪而过，在许多重要的文献片如《邓小平》、《复兴之路》中留下遗憾。

       看来，“封杀”并非央视的发明，而是有其渊源与背景的习惯做法，只不过央视作为国家大台，把这种做法发挥到了极致而已。君不见，一个县委书记遇到媒体批评，也习惯性地想到“封杀记者”；遇到某些重大事故，指挥部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舆论；甚至前几天还传出了某县公安局试图对网络评论进行全国性封杀的疑似事件。
 
       回想当年上历史课时，凡是涉及到林彪的事件都被封杀掉，115师的抗日事迹一律不写或少写，牵连罗荣桓、聂荣臻两位115师的将领也因此在历史课本中出场很少，当年民间流行的“十大元帅年画”，也因此成了“九大元帅”。终于，后期感到这个人与他的许多事，实在是回避不了，加马赛克也不是好办法，加之党史研究与宣传的日益开明，林彪的名字在教科书与电影中都可以大大方方的出现，也没有引发什么不良后果，人民群众反而对党的开明十分赞赏。
 
       可见，遮遮掩掩的“封杀”有时并非明智之举，开明的舆论环境更能增进和谐。“一封即灵”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前是多元化社会，再回到全国人民八台样板戏、别的节目都是大毒草的年代，凭央视的封杀力量实难做到；再回到八亿人共学红宝书的时代也违背党的改革开放的宏伟进程。
 
       社会多一些声音、有一些争论塌不了天，让群众多些发言机会、多些了解些透明信息、少一些盲目猜测，不但不会影响党的领导与国家发展，反而更能稳固党的执政之基，促进真正的和谐与真正的团结。
 
       时代的发展进步有其规律，十七大提出的“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精神，有着高瞻远瞩的意义。因此，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县委书记动辄封杀网络媒体的举动少一些，央视的动辄封杀“异端”的脾气再改一改，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个无比和谐的社会。
  
    ■ 李 炜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参考阅读：《27天的反思：圣火归来我们收获了什么？》

       广交会召开前，要求参展的人员提供自己的“未犯罪证明”成了新闻。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在公安局门前排队开证明的人站成长龙；由于是临时通知，许多需要回原籍开“未犯罪证明”的客商影响了4月15日开展时间，不少厂商不得不撤出；而参展商中，一些曾经有过“犯罪污点”的人（管他是什么污点，哪怕是交通肇事罪），不得不羞答答地退出广交会。

    把一次商品交易会，办成一次道德与遵纪守法的检查会，不得不承认，这是广交会的一大发明，开创了数项先河：

    一、此举从根本上解决了广州的治安混乱问题。“良民证”的规定，保证了来参展的人都是未有犯罪记录的人，因此，如果广交会出现了治安问题、安全问题，与主办方无关，责任不要追究到主办方头上。

    二、此举体现了对外国客商的极大尊重，有利于外国人在中国找到别处没有的尊荣感，因为，“良民证”的规定只对中国人，外国人无此要求。

    三、此举宣告了对有犯罪记录的人实行“终身歧视制”，是对我国法治理念的一次重大修正，不仅不许这些人经商参展，更建议今后民航、铁路、公路、电影院、洗浴中心、人民广场、小区纳凉处等管理部门，仿效此做法，大力推广“良民证”措施。

    四、此举开创了“把人人当成贼”的社会防范意识，树立了“有罪推定论”，即，没有“良民证”的人就不是好人。今后，不仅要检查“暂住证”，更要检查“良民证”，要让广大市民养成出行时携带“良民证”的好习惯。

    五、此举对于公安系统的创收起到了促进作用。虽然开一份证明只需要几元钱，但积少成多呵，十几万参展商得多少钱？而且，一旦全国推广，全国13亿人，每人掏出两块钱，大家自己算吧。

    六、此举提高了居委会与派出所的权力与地位，许多地方办理良民证需要居委会先开具，派出所再盖章，看你们谁还敢再“拿村长不当干部”？

    七、此举对红红火火的“办证产业”是一个极大地促进。“亚太证件集团”设在广交会周围的营业网点，已经标出了300元办理“良民证”的业务价格，看似比官方价贵了，但考虑省下的往返机票、时间成本，便宜，真便宜。

    八、此举是对“无犯罪记录、有信用污点”的参展商最大的保护，展会最应该严格审查的是参展商的信用评估、是否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但我们伟大的广交会改变了国际惯例，创造性的用“良民证”大而化之，另一批有信用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的参展商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能拿得出“良民证”，他们是主办会认证的“好商人”。

    伟大的广交会，你们开创了“良民证”新时代，你们是这项重大发明的先行者、创造者。

    如果不是执着的记者借着两会的环境，继续追问“彭宇案”，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件引发了全国人民关注、并直接影响了人们道德层面的案件，已经悄悄地和解了。

    江苏省高级法院院长公丕祥说：彭宇案件实际上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南京中院依法裁定准予双方当事人撤诉。最后案件的结果是以和解撤诉而结案的。而且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都表示满意。　

    出于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和解撤诉，其实是民事案件审理的一种比较好的结果，对于矛盾的化解、社会的稳定、案件的执行等，都比一般判决效果要好一些。

    然而，“彭宇案”的和解，却让人无法产生“矛盾解决了，一天乌云散”的释然， 这是因为，案件一审结果之后，引发全国讨论的特殊性。　

    每一个关心“彭宇案”的人，都在探究背后到底掩盖了什么？　

    1、“和解”可以让二审裁定书中，忽略案件真相。到底是一个被冤枉的活雷锋，还是一理应承担责任的肇事者？　　

    2、“和解”可以让人们不再探寻一审法院的瑕疵。一审法院所秉承的“依常理判决”的方式，到底是对还是错？而且所依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他撞的，他不可能去扶，他扶了，所以他是肇事者”，在逻辑上是否站得住脚？是否是一种“恶意推测式”逻辑？能否成为今后其他案件的判例参考（虽然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已生效判决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3、“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案件举证原则，是否可以因本案件而发生动摇？在原告没有举出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法官是否可以忽略证据而进行常理推断？　　

    4、在一审过程中，关于人们关注的“伪证嫌疑问题”，其中涉及到某些公安机关人员的行为，以及法官对证据审理中的原则与立场问题，由于和解，这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了”。　　

    5、和解内容法院保密，不知道是出于法律的规定、当事人的意愿、还是一审二审法院的意志？　　

    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和解是一种好结局，从困扰自己生活的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恢复原本的工作生活。而且民事案件也并非都要审出个你死我活，达到解决问题的的目的即可，即使中间有折衷、让步、博弈。　　

    然而，不能因为当事人的和解，而掩盖了司法人员在此案中的瑕疵。我们可以不了解“和解内容”，甚至可以不追问“事实真相”，这些已经不重要了，但我们关心法院对于上述几个问题，尤其是“忽略证据、恶意推理式”审判方式的评价与解释。　　

    当然，可能这种追问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新华社的记者已经在追问了，但被江苏高院公丕祥院长的“太极神功”轻松破解、避而不谈。　　

    案件已经了结，但恶性影响并未消除，此前，各地都有“彭宇案让人心有余悸，老太太当街跌倒无人敢扶”的报道，今后还会有吗？　　

    更有甚者，今后还会不会出现“本院依照常理推断，被告欠钱是很有可能的”、“本院依照常理推断，此人不是你杀的还能是别人杀的不成”诸如此类的判决。　　

    谁知道这种从天而降的“莫须有”会砸着谁？我们一起在心有余悸中祈祷吧。　　

    昨日媒体报称：陷入艳照事件的张柏芝已经出来开工，首支接拍的广告为大陆产品“洁尔阴”洗液。张柏芝日前悄悄开车到摄影棚拍广告，她看起来神情轻松、状态大好，工作时，情绪也很正常，彷佛不雅照一事跟她无关，专业敬业的态度赢得厂商赞赏，不但跟她签下一纸2年合约，还有高达千万新台币的广告酬劳入袋。

    报道也指出，近期还有3、4家广告厂商，相中张柏芝，找她代言，从单车到丝袜都有。　

    消息出来后，想不引起议论也难，其中，这时候竟然还有厂家请其代言、代言产品与目前事件的微妙联想等，都是议论的话题。　　

    总结一下网友看到这个60秒超长广告的反应： 

    第一种：我家电视是不是“卡”了，要不要重启一下（典型的微软后遗症）。

    第二种：是不是电视台出故障了，磁带緾带了吧（典型的不懂数字技术）。 　　

    第三种：是不是恒源祥疯了（典型的对中国企业不了解，少见多怪型）。 

    第四种：是恒源祥创意太高，还是我智商太低（典型的不自信性格）。 

    对于恒源祥的这种彪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早在2006年刚刚成为奥运会赞助商的时候，就演过这么一出“恒源祥，牛牛牛”（见本人早期博客《都中了恒源祥的“牛计”了！》）。但即便是有免疫力的前提下，我还是结结实实地被“雷”到了。

    不管第一反应如何，对这则广告、乃至因广告而对恒源祥的评价是一致差评，还有彪悍人士效仿出了12星座版，甚至网上出现因为这则广告号召抵制恒源祥产品的贴子，响应者众。　

　　网上流传的戏谑《恒源祥广告12星座版》　

     本无意对此事发表意见，但今天中午，《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专门就此事采访我，中心问题是：“恒源祥这么做，是为什么呢？”当时谈了几点意见，录于此。     如此彪悍的广告为什么会出炉？原因有三： 　

    一、恒源祥的“重复式广告情结”的恶性扩散。 

    恒源祥的前身，只是上海南京路上一家绒线商店，1987年刘瑞旗出任商店经理后，用了三招把事业做大：一是削价销售盘活库存（这在当年是骇世之举），二是把大家已经遗忘的老字号恒源祥商标注册了下来，三是采取“定牌加工”经营模式，也就是现在通行的OEM。 

    1991年，刘瑞旗又使出一招，让恒源祥声名鹊起：做广告。第一步是《婉君》的贴片广告，每条15秒。刘瑞旗觉得太浪费，也不想花钱做创意、拍广告片，就找来几块纸板，剪了代表恒源祥形象的小囡头和“恒源祥羊羊羊”六个字，每5秒中可以读两遍“恒源祥羊羊羊”，一部电视剧播下来就重复了六遍。 　　

    这种土法上马的广告，反而有了奇效，在当时的媒体环境下，迅速让大家记住了恒源祥。于是，这种手法就成了恒源祥的“法宝”，即时在央视投广告，依然是“重复式”的“羊羊羊”。 　

    起家时的成功套路，往往会形成某种“情结”，而且，越成功这种“情结”就越根深蒂固。 　　

    2006年恒源祥成了奥运赞助商后，本来是提升品牌形象的最佳时机，但恒源祥却推出了一个让人怀疑自己智商的“恒源祥，牛牛牛”。此事引发了媒体的报道与讨论，播出数轮后即停播。 　　

    本以为恒源祥能从“牛牛牛”的恶评中吸取教训，却没想到这次“变本加厉”，把十二生肖从头到尾报一遍。可见，“重复式广告情结”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　　

    二、恒源祥对战略定位和传播目标的“迷茫症”。 　　

    品牌的塑造分为几个阶段，打造知名度--提高美誉度—塑造品牌文化—输出品牌价值观，从而，提高品牌的附加值，强化消费者的精神享受，从而锁定忠诚消费群体。 　　

    应该说，重复式广告在90年代初期，是符合恒源祥当时的经营状况的，要让一个刚刚诞生（或新生）的品牌，迅速树立起知名度，方法土了点，但却收到了奇效。

    然而，目前的恒源祥缺知名度吗？已经是绒线、毛衫行业的领军品牌了。现在最急需的是提高美誉度、塑造品牌文化。 

    而恒源祥依然用上世纪的手法，做新世纪的事情，还在花钱做“只提高知名度，无益于美誉度”的广告，只能说“不是药不好，而是吃的时机不对”。

    在上次“牛牛牛”广告引发恶评后，我就听到恒源祥高层的声音：“这么多媒体炒这件事，我们花很少的钱就大大提高了品牌知名度。”让我有些莫名其妙，这种 “不求美誉度，先炒知名度”的思路，如果是刚起步的小企业小品牌，可以说是策略，但对于恒源祥来说，还在恶炒知名度，可谓自降身价。

    品牌的塑造与传播，要经过系统的规划，象恒源祥这样“想一出是一出”，可以说规模象大企业，而品牌理念依然停留于小企业阶段。 

    三、恒源祥对“恶俗式广告”的偏执迷信症。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对于广告有一种认识：“精美的创意的，反而不如简单的见效快。” 　

    而脑白金广告的成功，更让企业家坚定了这一想法。 

   我十分赞同脑白金广告的成功（严格地说，是销量提升的成功），但我要提醒企业家们的是：轻易不要学脑白金，因为脑白金走的是“单纯做产品销量”的打法，丝毫不考虑品牌塑造，而且在保健品行业，是以产品打天下，很难做成品牌。脑白金的打法是有道理的。 　　

    请问一下大家，脑白金的品牌是什么？不是“脑白金”这三个字，它的注册商标是“年轻态”牌。一个连商标名称都不重点传播的商品，根本就是“用一个单一产品强打市场强做销量”的思路。 　　

    而恒源祥，近年来产品线延伸很快，从绒线品牌已经扩充到了服装品牌。而且其深受业界称道的“虚拟经营”方式，把其它的环节都交给了“联合体”去做，那么，恒源祥手里还有什么筹码让联合体能真正联合起来？只有品牌。而刘瑞旗也多次说：品牌是恒源祥的第一生产力。 　　

    一个以品牌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却一直在做脑白金式的广告，只能说明企业家的偏执。 　　

    广告是拍给消费者看的，是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工具。广告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讨好”消费者。投入大笔资金，去播一条让消费者痛骂的广告，偏执是严重的。 　　

    恒源祥作为08奥运会的赞助商，在纺织行业颇具影响力的企业，回过头去看，却发现，恒源祥却从未有过一条提升美誉度、塑造品牌内涵的广告片（曾经有一条号称在新西兰拍摄的风光片也十分苍白，依旧是知名度打法）。 　　

    其实，恒源祥在企业文化建设、品牌公关活动、经营理念创新方面，都有许多亮点，但这些这点一是太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品牌核心力，二是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传播活动（最直接的就是广告）太随心所欲，把好东西都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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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不出所料，虎照事件的当事机关，选择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用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非常微妙的态度。

     2月4日，陕西林业厅发布了一个《致歉信》，但只字不提虎照真假问题，而是“巧妙”地把自己的行为定性为“草率发布”。同时，陕西省政府也就“违反新闻发布制度”对林业厅进行了批评。

    多好的时间，2月4日发布，见报就是2月5日，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这之后8天假期，不仅是媒体的“空白期”，上网人数也是一个谷底，真是“翻云覆雨的最佳时段”。果然，对于这两份文件的出台，纸媒、网络的关注与评论，都比以往少了很多，陕西各机关是否有一种“避开风头”的沾沾自喜？

    仅仅是利用了过年的还不算，陕西林业厅此次“风平浪静”，还应该谢天、谢地、谢人。

    谢天谢地，是因为中国南方一场罕见的雨雪灾害，天寒地冻，交通受阻，电力故障，八方关注。大家都在帮着抗灾救灾，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也都是灾情报道，网络上也都是关于灾情的讨论。即使记者想去陕西挖掘一下，也因交通受阻。

    谢人，这是陕西林业厅的“意外救命稻草”。谢谁？应该感谢以陈冠希、张柏芝、阿娇等香港明星，正是他们领衔主演的大片《艳︱照》（仿李安格式），让网络、媒体一下子有了新的焦点，看看各网各报，全是陈张阿的报道，让虎照的关注度相形见绌。估计，对于《艳︱照》的关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陕西林业厅又有了充分的迂回空间与时间。

    虽然这一次的批评也好、道歉也好，都始终在回避“真假”这个关键问题，但机关处理问题都很有节奏感，先放出两份文件来试探一下，没有人关注了就算过关，如果关注依然很大，那就再想个主意减减压，要知道，时间是可以改变一切、冲淡一切的。

    有一个故事：有位大臣因工作失职应判死罪，他向国王求情说，臣该死，但是想戴罪立功，臣愿意花六个月的时间，教会陛下心爱的那匹大白马开口说话。

    国王一听，内心称奇。那就缓期6个月吧，6个月后，如果大白马开口说话，朕免你死罪，如没有开口说话，立即处死。

    大臣的家人不解：你这是何苦呢，大白马开口说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呵。大臣说：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也许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6个月之中陛下改主意不判我死罪了，二是6个月之中陛下去世，新君即位赦我死罪，还有第三种可能，万一……万一大白马真的开口说话了呢？

    看，官场中人都可谓深谙此道，多少公众关注的事件，就是在时间的庇护下，让当事者绝处逢生，怎一个“拖”字了得。任你怎么质问真假，我就是不说，耍无赖也不说，先“拖”着，这不，“拖”出一个陈冠希出来了不是？

    就他们这点小聪明，公众其实眼睛雪亮，只不过已经懒得搭理你了。因为，即使真假答案还没有公布，但公众心目中的答案已经有了，那就是有些政府机关的诚信、道德已经一塌糊涂，万一…万一照片是真得呢？无所谓，你的诚信与道德依然一塌糊涂。

    许多官场中人，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看看他们的官场技巧吧：

    2月3日，湖北省天门市公布城管殴打魏文华致死的尸检结论，相关专家鉴定为“外伤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而死亡”。

    2月4日，山东省通报了山东华源矿业 “8.17”溃水淹井事故调查处理情况（造成172人死亡。从8月份施救失败无法进行“正面宣传”后就不再有媒体报道，5个月后“悄悄地”地发布一份无责任人名单的处理情况）。

    2月5日，辽宁省铁岭市委宣布，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被铁岭市委责令引咎辞职。

    就让陕西、山东、天门、铁岭等四地领导及有关部门，最后发自肺腑地说一句话（就剩一句了？）：吉人自有天相，感谢春节长假、感谢雪灾，感谢陈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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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联想的官方网站上说，224美元即可买到ThinkPad笔记本的高端产品T61，仅合人民币1630元，你会怎么想？

    如果你抓住了这次惊喜机会，已经付款下单成功，却被告知“定单被取消”，你又会怎么想？

    会不会油然而生一句话“你耍我呢”？

    近日联想就是因为这样的“乌龙事件”，成为一些网上社区讨论的话题，从1月8号下午5点多开始，联想集团美国网站出售的ThinkPad笔记本让人不敢相信，其定位高端的T61最低仅售224美元(约合人民币1630元)。

    这一让人惊喜的消息迅速在论坛传开，不少网民纷纷登陆联想美国网站“捡便宜”。看看配置的确便宜：酷睿2双核T8100(2.1GHZ)的CPU、 1G内存、250GB硬盘、 nVIDIA Quadro NVS 140M显卡、康宝光驱、4芯电池、14.1吋WXGA+高分辨率屏幕、VISTA家庭版操作系统。正常价格在1700多美元（人民币12000元左右）。

    4个小时之后，联想美国网站恢复了正常价格，随后并将已经选购但还未信用卡付款的用户订单清空。这意味着，这样的惊喜机会不是联想的“促销活动”，而是一个工作失误，“自摆乌龙”。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数百网友在论坛讨论、等待联想的处理结果。

    又是4个小时之后，联想陆续向已经订购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此次产生的订单做取消处理。

    一场乌龙事件以惊喜开始，以“逗你玩”收场，立刻引发网友的非议。

    消费者很容易把联想的这次“乌龙事件”与ThinkPad的原东家IBM的“1元康宝事件”联系起来：

    2004年4月7日，当时IBM也是因为网站错误，当时售价约2000元的笔记本康宝光驱被1元钱的价格出售，40分钟内，一些用户纷纷订购，有用户当时甚至订购了每单订购最大值100台。最后IBM出于对自己信誉的考虑，声明兑现承诺，全部以1元的价格将这些康宝光驱出售给已经下单的消费者。“1元康宝”事件也让IBM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增辉不少。

    “同样是经营ThinkPad，差距咋就这样大涅？”

    网站上的产品、价格、出售意愿，实际上是一种“合同要约”，一旦消费者下单购买，双方买卖合同当即生效，双方必须遵守承诺。这是商业文明中的“契约精神”。

    从法律上讲，联想也许可以按照“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理由，认定合同为可撤消的合同，从法律上说的过去，但发一个几十字的邮件即通知消费者“订单取消”，无疑是一种最下策的昏招。

    就如同当年恒升电脑“赢得了官司，输掉了人心”一样，联想无疑也是“挽回了损失，失去了人心”。

    所谓“失去人心”，并非是“没占到便宜就发牢骚”，而是联想企业这种傲慢、小家子气、沟通中对消费者感受的漠视、对自身失误的不以为然，让消费者感到了一种地位上和不公平、不被尊重。

    价格失误是个“事件”，在企业运作过程中，类似的事件，或带有“负面“的一些事件，会时在发生，不可避免，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处理这样的事件。

    高明的企业，会把“负面事件”做成“事件营销”，效果远远要比广告的效果好的多，因此传播的范围、关注度、可信度都比广告高很多。

    如当年青岛电冰箱总厂出现了次品，在八十年代，这样的事件太常见了，如果降价销售或内部处理，已经是当时很负责任的处理了，但当时张瑞敏面对这样一个负面事件，不捂不盖，反而采取了较为张扬的“砸冰箱”的方式，76台冰箱全部砸烂，不仅强化了企业的质量意识，更让海尔的形象一夜之间大大加分。这就是很典型的事件营销的方式。

    其他知名企业，也有很多“变坏事为好事”的“事件营销”案例，我所在的上海战国策营销咨询机构在为企业进行危机公关与营销策划中，事件营销也是经常能取得奇效的手段之一。

    因此，对于联想的“乌龙事件”来说，上策是“将错就错”，宣布自己的价格有失误，但责任在于自己，凡是已经下了订单的消费者，购买行为有效，而且，还要向这些“占了便宜”的消费者再送一份“幸运大奖”的礼品，理由是他们是最关注联想网站的人。

    这样一来，联想付出的只是一部分损失，我不知道这样损失有多大，但这种策略对于品牌的美誉度、企业的形象、消费者的口碑都有极大的提高，也会形成新闻效应，只要这种新闻效应产生的价值与此次损失相差不多，此种策略绝对划算。

    甚至，联想可以“顺水推舟”，推出“彩蛋计划”，即宣布联想可以在网站上不定期地会出现这种“喜出望外”的“惊喜价格”，这样一来，去联想网站浏览、购物的消费者立刻会剧增。

    中策是挽回损失，但做好细致的沟通工作，即使取消定单，也要给相关消费者寄发礼品，发送致歉函，或给予一定的抵用金或特别折扣。此种会把负面评价降下来，但效果远不如“上策”有效。

    联想目前的策略是“下策中的下策”，不知道联想的公关部门是如何考虑的，这样的企业文化让人心寒。

    虽然这次“乌龙事件”是发生在联想的美国网站，但联想的处理方式却是如此的“中国化”。而且联想的姿态与“ATM事件”中的银行方是如此的相似：“你失误责任在你，我失误责任还在你。”

    由此可见，联想单方面取消消费者的订单是一件“好事”，万一交易成功，按照“ATM事件”中法官的思维方式，极有可能认定这些消费者有罪，判你个无期有期什么的，你可就无言以对了。

    感谢联想的“英明决策”，是联想挽救了“犯罪边缘”的消费者。联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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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称国家颁布新标准规定馒头应是圆形或椭圆形》，这则新闻引发了众多媒体的转载，也引发了众多网民对此“国家标准”的冷嘲热讽。不外乎“馒头有必要规定为圆形的吗”、“馒头也需要制定标准吗”、“是否多此一举”、“可笑滑稽”，诸如此类。

       看到这则新闻，我十分疑惑，因为根据我的新闻常识，这是一篇有硬伤的稿件：

       一是没有明确的、确定的消息源：通篇都是用“据称”、“某企业负责人介绍”。

       二是没有采访到权威的消息源：既然新闻内容是讲国家标准，为什么没有国家标准委员会的信息？这和道听途说有什么区别？

       三是没有进行深入求证：很简单，既然谈国家标准，就把这份国家标准拿在手里看一遍，对记者来说不算苛求吧。但是很遗憾，这位记者根本没见过这份国家标准。

       为什么这么判断，是因为笔者看到了这份国家标准，可以负责任地说：这篇新闻报道纯属“伪劣新闻”，记者的无知、哗众取宠，导致公众对国家标准产生了误解。

       标准编号：GB/T21118-2007，标准中文名称《小麦粉馒头》，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包装储存和运输等8个部分构成。

    最为重点的是，在卫生指标中对大肠菌群、霉菌、致病菌、砷、铅等物质有了明确的指标和检验方法。

    翻遍了整本GB/T21118-2007标准，没有看到记者所说的“馒头必须为圆形、椭圆形”、或任何类似的表述。

       不知道这位伟大的记者是采访的何方神圣，得到这个信息，而且，对所有涉及民众健康的指标要求不进行报道，却编出了一个“圆形标准”的假信息，并制作成标题？

        一篇伪劣新闻，引发了“民间精英”的冷嘲热讽，反映出几大问题：

        一是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进行报道，而是制造、寻找所谓“新闻点”，不惜采用道听途说、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等种种非职业的做法，滥用民众对媒体的信任。

       二是民众的独立思考精神：由于新闻媒体的职业素质下降，我们更应该听到一则消息时有独立的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三是网民对于“标准化”这一问题了解不多，用自己的常识对专业问题进行解读，难免有所偏差：例如，许多评论中，已经超出了对“形状”的讨论，出现了“难道馒头还要标准化吗”、“油条要不要标准化”、“难道我家蒸馒头也要根据国家标准”等等质问。

       我非标准化业内人士，但由于业务交叉，曾经屡次参加标准化制定的相关专业会议，如上个月在深圳，刚刚出席了《纺织品防螨抗菌性能评定标准审稿会》。对于标准化的意义与重要性，有了一些粗浅认识，散列于下（如有准确之处，见教于方家）：

       1、“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这是标准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看一看VHS与 Betamax标准之战的经典案例，看看现在“蓝光技术”与“HD-DVD”，无线局域网标准之争，再翻一翻中国企业在标准上吃过的大亏，就知道标准的重要性了。

       2、对于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目前是制造大国，但为何不是制造强国？原因也在于中国在标准上的话语权还不够强。看看关于“不合格洋化妆品”、“甲醛含量超标的名牌服装”、“汰渍洗衣粉去污能力不合格”等事件，相关部分在处理时遇到的“标准冲突”的尴尬，就知道标准的重要性了。

        3、标准对国家来说，在“国际贸易战”、“国家安全”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如“美国美泰公司对中国玩具召回事件”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国家制定并在中国推行“面包标准”、“三明治标准”，目的在于向中国进口高筋小麦。中国主产的是“中筋小麦”，适合蒸煮类食品，然而，蒸煮类食品的创新与标准制定却落在了日本后面，如方便米饭、方便面等，都是日本首创技术，并抢占标准的话语权。

         4、很多标准还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一点就不多说了。就连上文中批到了笔者参加的《纺织品防螨抗菌性能评定标准审稿会》，就有解放军装备部门的官员参加。

        谈到这里，需要补充一点，标准的制定是十分严谨的，以这次审稿会来说，各大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医学机构、化学工业、纺织工业、高校、解放军等相关专业人士，对标准的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术语都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核实与认证，有些指标试验，要进行几年的时间。

       5、现在国家在标准化建设上已经在快马加鞭，公众对于“标准”的知识应该进行补充，对于标准的制定与推行应该理解、支持。

         6、标准是为了规范市场、抢占技术高点，至于有些网友说“我家里蒸馒头是否也必须按国家标准”，这是抬杠。企业要出品“小麦粉馒头”，必须符合国家标准（GB），或者严格遵守企业自行制定并经国家认可备案的企业标准（QB）。对于公众来说，这是件好事，不知道网上为何一片“糊涂的争论”？

        7、至于“国家有必要对馒头做标准吗”奇怪论调，不值一驳，你不支持我支持，而且希望对于此类涉及日常生活的标准制定越快越好。如目前常见的几种食品，目前有了商业标准，希望国家标准尽早制定：挂面标准：SB/T 10068-92、速冻饺子：SB/T 10422-2007、油炸类食品通用标准SB /T 10223-1994(包括油条)。

       引发这场争论，主要原因还在于无良记者、无良媒体，利用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挑起一场莫名其妙地争论。其次反应于公众的心态与素养（有些律师、学者也加入到冷嘲热讽的行列中来，不知道独立思考的精神哪里去了）。

       最后，把这个“祸源”在此曝光。联想到最近数起“假新闻”，都是在因为记者职业素养低下造成的，再多说一句：无良记者们，不要成为谎言的代名词。

       这篇“伪劣新闻”的源头：《华商晨报》，记者：王莉、祝洪美（胆子真大）。

       先后转载的媒体有：《羊城晚报》、《法制晚报》、《凉山晚报》、《邯郸日报》等（排名不分先后），转载的网站不计其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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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手机从一诞生开始，就在国外品牌的夹缝中生存。
　　
　　 没办法，起步晚，起点低，技术专利受制于人。国产手机诞生之日，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就已经占据了绝对领先优势。三星、索尼、LG由于其技术、产品、品牌的延伸，也迅速占领中国市场。
　　
　　 中国手机怎么办？
　　
　　 看起来一直在成长，却没有找到成长的模式；看起来一直在突围，却一直没打到突围的缺口。
　　
　　 直到有一天，中国手机找到一剂猛药：电视购物。
　　
　　 于是，在中国电视的屏幕上，除了卖药的，就是卖手机的，而且，清一色的国产手机。
　　
　　 金立、商务通、长虹、联想、CECT、佳通、盛泰、康佳、侨兴、天语……有多年混迹业内的老手，也有见缝插针的新品牌。
　　
　　 “待机王”、“商务王”、“游戏王”、“安全王”、“操盘王”，不怕摔、不怕水、不怕水、不怕压、不怕丢、不怕偷、不怕没电……各种概念，层出不穷，让人觉得，最厉害的手机技术就在中国。
　　
　　 而最近，“光能手机”的闹剧，将这场概念大战上升到了新顶点，也预示着，越吹越大的泡泡到了一个临界点，爆裂的临界点。
　　
　　 将手机卖场搬到电视上，有几大好处：避开卖场中的手机价格对比、功能对比、品牌对比，相对形成一个“屏蔽环境”；避开传统卖场中的“消费者体验”，把“演播的体验”强加给消费者，让某些在卖场里无法传播的概念，在电视上能大行其道；狂轰滥炸式的广告洗脑，产生瞬时的催眠效果，让消费者产生购物冲动；跟进的电话导购，能够迅速锁定顾客；缩短渠道链条，把渠道费用用在广告费上，更具有杀伤力。
　　
　　 因此，这种避开传统手机渠道中的洋品牌强敌，实行“错位营销”，让某些手机品牌短期内销量大幅度上升，尝到了甜头，因此，先行者乐此不疲，跟进者前赴后继。
　　
　　 然而，与收到的银子一起收到的，还有消费者的投诉、不满。大量的虚假宣传、功能误导、价格游戏、质量问题、售后问题，让国产手机集体陷入“诚信危机”。
　　
　　 近日，对“光能手机”的质疑与评测，让诚信危机达到了顶点。
　　
　　 错位竞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关键是，国产手机集体选错了药方。因为，电视直销是一个“负品牌美誉度”的平台，长期以来，保健品、药品、无烟锅等，已经把电视购物这种先进营销模式折腾成了一个“卖大力丸”的乌烟瘴气之所，国产手机把电视购物作为一个“错位竞争”的法宝，无异于自甘堕落、饮鸩止渴，因为品牌形象很容易由于参与电视直销而受损。
　　
　　 回顾中国的手机发展历程，手机厂家一直在苦苦寻找与国际巨头“错位”的突围之路。
　　
　　 第一次突围，是波导等手机发起的“渠道变革”，以短渠道模式、营销重心下沉的方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但是后来，由于财大气粗的国际品牌及时觉醒，也进行了营销重心下沉，导致国产手机再一次身陷重围。
　　
　　 第二次突围，是借联通发起“CDMA”大战之机，趁国际品牌手机不重视C网产品的开发，国产CDMA手机迅速占领了一定的市场份额。然而，很快就发现，由于市场容量的问题、专利费的问题，CDMA手机最后挣不了几个钱，占领了一定的份额，也只是一个空名份而已，大部分国际品牌不做CDMA手机是有道理的。
　　
　　 第三次突围，就是自认为找到了“电视购物”的法宝。
　　
　　 三次重大突围战，两次都是在营销链条的后端做文章，没解决根本问题；一次涉及了产品本身，但却没有原创性，用买来的（或抄来的）技术，导致有名无利。
　　
　　 国产手机的错位竞争，目前还停留在小伎俩的时代，没有找到真正的突围之道。而集体把“小伎俩”视为救世良药，无异于集体自杀。可以预言，国产手机在“电视购物”的小道上走下去，最终面临的是集体失守，自毁长城。
　　
　　 国产手机与洋品牌的竞争，最终依然是品牌与研发的竞争。要加强品牌塑造、技术攻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在中短期的时间内，能不能找到一条道路，既提升品牌形象，又能在研发上迅速找到产品差异化，在市场上有良好的销售业绩，取得国产手机的突围呢？
　　
　　 手机市场的蓝海是存在的，国际品牌的空档也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下期接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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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媒体曝光称，在最近的一次央视高层例会上，广电总局领导对东方卫视春节晚会的小品节目《菊花台上的夜宴》提出了批评，广电总局高层领导认为，“国产电影还处于发展阶段，最好不要中伤和诋毁国产电影，并要求，今后‘不准在文艺作品中批评国产电影’。该电视台也必须深刻反省和总结。”

　　对此，我感到十分滑稽、十分可笑、十分无奈，仿佛回到了难忘的1966-1976，本来想对此写一篇评论，但对此行径，已经是懒得评论了。相信大家对此都有自己的观点。

　　写几个题目放在这里，等无聊的时候再写出来。因为，面对无聊的广电总局，宝贵的时间不愿意浪费。

　　《继足协之后，广电局成为最无聊部门》

　　《广电总局是大众审美的唯一标准》

　　《国产电影不需要文艺批评吗？》

　　《菊花台上的夜宴，是文艺批评的好小品》

　　《电视摇控器即将由广电总局统一管理》

　　来访者谁有兴趣，挑个题目去写吧。最好跟贴留个链接，好文共赏，一吐为快。或者在本文后发表观点，本人整理成文，大家共同谱写“主旋律”。

　　忽然想起3.15又快到了。每年都会有几个负面典型被曝光，香武士音响、欧典地板大家还记忆犹新。2007年的3.15，在负面典型中，会不会出现洋品牌呢？

　　过去的2006年，关于洋品牌的事件接连发生。含苏丹红的肯德基、重金属超标的SK-Ⅱ、偷梁换柱的夏普平板电视、质量危机的柯达相机、出售过期食品的家乐福等。

　　上海、广州，分别查出了一大批洋品牌服装中发现甲醛超标、含有致癌物质芳香胺等问题。其中，竟然有被消费者“仰慕”的Zara、CHANEL、MNG、AMARNI、S.T.Dupont、PINK、MaxMara、BURBERRY等知名品牌。在浙江，一批国外知名品牌皮鞋因产品不合格而被销毁。

　　看来，在2007年，有针对性的曝光一批洋品牌，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因为洋品牌质量事件频频发生，就是因为“太惯着了”。

　　曝光洋典型，就是要改变消费者长期以来对洋品牌的盲目迷信的心理。由于我国长期工业不发达，进口产品一直比国内的质量好。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中心，国产品牌的质量已经与进口产品相差不大。而许多洋品牌就是国内品牌代工的。如果迷信的心理不尽快调整，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的态度仍然不会改变。

　　浙江省工商局的领导就对媒体说过：经过这些年的严管理、高要求，国内的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在几次检测中，国产品牌的质量和产品标识等都为合格，反而是同时检验的许多进口产品出现了不合格的情况。

　　曝光洋典型，就是要改变外国企业在质量监管上的双重标准。西方公司为了全球扩张的战略考虑，有意对一些洋品牌进行差别化生产，投放到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产品有时要次一些。在质量监管方面的双重标准是洋品牌接连发生质量问题的关键原因。

　　曝光洋典型，就是要让洋品牌不在享有“特权”。长期以来，相关部门对于洋品牌也是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等方面，都比国内品牌宽松很多，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上海的淮海路，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也反应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政府部门强力监管，则是国外品牌不敢“忽悠”中国人的根本保证。要把对洋品牌的仰视转变成平视，所有商品，不管来自哪个国度，都应该一视同仁。

　　3.15只有一天，而这一天却有着标志性、引导性、典型性的意义。每年曝光的典型，都会让所在行业引发震动。

　　让消费者清醒、让洋品牌震动、让行政机关的心态改变、让国民待遇也落实到质量监管领域，都是今年曝光几个洋典型的充分理由。

　　希望CCTV的3.15晚会，能做出一场得民心的“主旋律”。

　　几条新闻引发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东方早报的消息说，在对上海6000名职场人士的调查中，有23.7％的职场人希望自己能够在新一年创业。

　　京华时报的消息说，春节期间，一名大二学生因为没有买到车票而无法回家，就带着自己的天文望远镜，在八达岭长城设摊出租，因无照经营被延庆城管罚款50元。

　　法制晚报的消息说，情人节那天，一对情侣手提塑料桶在街头卖鲜花，被城管查处后，情侣因此分手。

　　出租望远镜、卖花，看似极小的生意，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与比尔•盖茨写下第一行程序一样，都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开始。

　　中国在八十年代初兴起了第一次创业浪潮，首批个体户在夹缝中生存。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了新的一轮创业高峰。此后，创业成为了大家追求成功的热闹途径，人们甚至感慨：中国将成为创业者的一片沃土。

　　然而，从我们身边随处发生的新闻去看，在中国，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形成。虽然创业者们热血沸腾，但整个社会机制、管理者心态，都还没有营造起创业的氛围。

　　不仅刚迈出第一步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摊位，即使是“从小摊走向办公室”的创业者们，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比如：对企业注册登记的资本金额度等标准门槛设立标准较高，经营范围限制较严，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较多，从申请到批准的时间较长，对运营中的企业检查等干扰较多，而且各个环节的公务员寻租行为较为盛行，结果增加了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创业及运营的风险和成本。

　　发达国家已经降低到了极限的注册资金门槛，在中国依然很高。本意是为了杜绝皮包公司，但皮包公司恰恰是许多创业者第一步必经的阶段。

　　以往要在日本注册一家公司，商业法律规定至少要有300万日元或者是1000万日元的资本金。日本政府为鼓励“白手起家”，在2004年开始将公司的注册最低资本金降低到1日元。在失业严重的恶劣环境中，“1日元起家”逐渐奏效，引发了空前的创业热潮。

　　而且，在美国、日本，创业教育与辅导、社会融资的机制、管理中的鼓励与倾斜等，都让白手起家者能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而且整个社会风气中，对创业者的尊重与推崇，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

　　有一天，一个美国富豪路过一个街角卖铅笔的小摊时，见小摊贩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精神萎靡，很显然这是一个近乎乞丐的人了。便在这人收钱的杯子里放下了一元钱，他走了几步却又折了回来，很抱歉的对这人说：“对不起，我忘记拿走我买的铅笔了。你也是一个与我一样的商人。”

　　很多年后的一个商业晚宴上，这位商人面前出现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商人，他彬彬有礼的对这位商人说：“您也许已经不记得我了，可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因为是您让我意识到我不是乞丐，而是一个很有尊严的铅笔推销商，是您让我知道自己其实可以跟您一样。谢谢您改变了我的生命。”而这位商人认出了这个男人是最近几年崛起的一位成功的文具商。

　　多希望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街头，多希望中国的“白手起家”者，能不失尊严的开始第一步，哪怕是卖几束花、出租望远镜。

　　明天全国人代会就要开幕了，《就业促进法草案》可能也是本次会议的内容之一。就业是民生之本，而目前社会的就业压力依然巨大。与其动用许多社会资源去被动安置，不用合理的调整有关政策与制度，营造创业氛围，鼓励自主创业，这是比单纯的安置更有意义的解决之道。

　　如果对白手起家创业者准入的门槛低、环节少、时间短，则创业活跃，兼职创业、个体经营者多，微型和中小企业多，就业水平会大幅度提高，失业率自然下降。

　　前几天的消息，上海调整了对个体摊贩的管理方法，对街头及小区摊点合理开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加深了我对上海城市管理水平、鼓励创业理念的认可。

　　希望更多的白手起家者，都能找到自己的一个立足点，不再是东躲西藏、夹缝中生存，而是尊严与激情长伴成功之路。

　　小金人揭晓了，黄金甲郁闷了，而一部纪录短片《颍州的孩子》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最佳纪录片奖，国内媒体又要注意“报道尺度”了。

　　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娱乐版（或影视版）的头条，“黄金甲落选”成了新闻，而《颍州的孩子》获奖却只是在文章中提了一句而已。

　　失落，很多人太失落了。金碧辉煌的泱泱大国奢华盛景为什么在奥斯卡上得到认可，而一部（按宣传部门标准）明显是“负面报道”的纪录片却得到了奥斯卡的青睐？

　　尴尬，很多人太尴尬了。烧钱，炒作，不着边际的任意挥霍，专门为奥斯卡打造的大片，却遭到冷遇。难道奥斯卡不需要大片了？

　　中国电影大腕们在虚幻之中，打造一部部“超越时空”的“玄幻式大片”的时候，毕竟还有许多电影人，在关照着现实。虽然他们的作品没有人进行炒作，也没办法让人获得感官的愉悦、色彩的刺激。

　　获奖的消息传来，不免又会有三种声音沉渣泛起：

　　一为“口味论”，中国负面的形象，比较贴合外国人的口味，这并不是中国的“主旋律”；

　　二为“意识形态论”，不同的意识形态，会导致不同的评选标准，与中国“主旋律”的标准不同；

　　三为“价值观论”，这是西方通过评奖来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并将价值观强加于中国人。

　　三种观点由来已久，不去评说了。但是，曾经也有中国“正面报道”的东西在西方电影节了获过奖，那时候这三种声音为什么没有出现？

　　口味，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这种差异说明了什么？

　　我有一种预感，《颍州的孩子》很难在国内上映，或者能否上“嘻嘻体味”的6频道也很难说，就象当年中国旅法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国内官方媒体十分寂静，多年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企盼立刻消失了。

　　而且艾滋病的话题在体制内十分敏感，象高.耀.洁老人最近的情况，即可作出这样的判断。

　　电影不是广告片，不是宣传片，不是教育片。

　　突然觉得张艺谋太有才了，那部大片名字用得真好，“黄金甲”，金光灿灿的盔甲，华丽、玄幻，但终究是一个盔甲而已。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政治是大于一切的。一切要为政治服务，官员也好、普通公民也好，头脑中的“政治观念”普遍大于“法治观念”。这样的狭隘思想，甚至牢牢占据了司法者的内心，影响到了司法的公正与中立。

　　我们不可否认，司法是无法杜绝政治化的，即使在法治相对进步的欧美国家，法律的条文中也能找到政治化的影子。
 
　　然而，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政治化，应该在立法阶段进行体现，用立法来体现国家意志、价值观、政治目标。然而，法律一旦确立，在个案的具体审理，就应该严格按照成文法进行操作。如果这个阶段也以政治为标准，则是对法律的嘲笑与践踏。
 
　　崔英杰究竟应该按什么罪名起诉？是不是罪行严重、行为恶劣、必须判处死刑？这些都有明文的法律规定。而以“如果不死让城管如果执法”为理由，就判定内证崔英杰“必须死”，刚是司法“泛政治化”的体现。相信，这样的论调，也会影响到法院的审判。
 
　　崔英杰的行为，无论按“故意杀人罪”，还是按“故意伤害罪”起诉，其他行为都是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不是“侵害了城管的执法权力”，否则为什么不以“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起诉？
 
　　崔英杰只所以“必须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杀害了一名烈士，准确的说，是因为他的行为使李志强成为了烈士。然而这与崔英杰的行为定性与量刑无关。如果导致烈士死亡的人必须判死刑，那么，今后政府即可代替法院宣判某人的死刑了，因为烈士的认定在政府而不在法院，烈士也是一个政治化的荣誉，而非法律上对当事人的身份认定。
 
　　本文并非在此为崔英杰辩护，一个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死刑。如何判决，我们静候法院的宣判。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领导们在大喊“中国要加快法治进程”，一方面，头脑依然在践踏着法律的尊严，尤其是近年来，要求法院审判中要做到“四统一”：“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经济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看起来很完美，却是毫无法治观念的废话，实际上是让法律成为了一根可以根据长官意志、政治需要进行松松紧紧的橡皮筋。
 
　　本文也无意对李志强烈士有任何非议，但李志强烈士的死只会让我同情与惋惜，但决不会让我尊敬。他是一位受害者，一方面死于被告人崔英杰的水果刀下，一方面死于一个不依法行政的行为之中。
 
　　按照一审庭审中认定的证据，城管队员没有穿制服，没有出示证件，没有告知权利义务，是扣押还是没收？没有处罚决定书？有无扣押清单？按照行政处罚法，“当场扣押”属于简易程序，而简易程序只能知用于处罚额低于50元的案件。而在此案件中，城管的行为是不是合法呢？好象没有多少人关心。
 
　　如果一项轻微违法行为（如影响市容），需要动用大量的公共资源，用更大的违法行为（违法行政，侵害公民人身与财产权）去纠正，属于成本倒挂，我们宁愿选择允许这种轻微违法行为的存在。
 
　　十五年前，我在一所大学的“模拟法庭”中，与一群法律系的学生一起看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片中秋菊住的这家小旅馆的店主老汉，对秋菊说：
 
　　“你这个案子我看能赢，因为行政诉讼法刚刚颁布，民告官的案子很少，如果这时候判你输了，以后谁还打行政诉讼？这是宣传需要。”

　　这时，“模拟法庭”里响起了大家斯文而会心的笑声。乡野村夫、法律学子、庙堂高官，都理解这种“潜规则”。

　　崔英杰罪不可赦，只是不愿意看到，已经因为城管执法“潜规则”而犯下罪行的他，不要再次成为“司法泛政治化潜规则”受害者。

　　而且希望，人人都不要成为潜规则的受害者。
 
　　■李炜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地球人都知道”，无疑是一句很有名的广告语，有名到什么程度？它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随口就能说出来的一句话。不知道过几年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词条，被收入新版的辞典之中，也不知道会不会象那个著名的“鸡词条”一样引发关注。　　

　　但每个人都会随口而出的一句话，下面这道题不一定每个人都答的出：

　　“地球人都知道”是哪个品牌的广告语？先不要看答案，估计答错的人的比例相当多。

　　两年前，我们上海战国策营销咨询机构在做保暖内衣市场调研时，就发现了这一趣事：500份目标消费者（保暖内衣）样本中，有344人回答“地球人都知道”这句广告语，是“南极人”的，占68%；回答是其它品牌的，107人，占25%，而答出正确答案的，只有49人，占10%不到。

　　再用百度试验一下，搜索“地球人都知道　南极人”，找到相关网页约4,430篇，全部为非厂家发布的帖子；搜索“地球人都知道　北极绒”，找到相关网页约2,620篇，而且，大部分是厂家发布的信息。

　　其实正确答案已经说出来了，真正花了银子做这个广告的，是北极绒。

　　你说冤不冤？不知道北极绒的老板对此情况有何感想？花了钱放了炮仗自己却没听到响。不知道这条广告片的创作者叶茂中有什么感想，让广告语流行了，广告主却被人遗忘，甚至还被张冠李戴，会不会创作者有些哭笑不得，或者有些干着急？

　　其它行业其它品牌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呢？估计还会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反映出了行业与产品的同质化。

　　南极人、北极绒都是做保暖内衣，但他们的营销策略、产品定位、产品卖点，都是十分相似。不仅他们俩相似，整个行业都象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手法大体相同。因此，出现混淆不足为其。

　　二、广告语的诉求点出现错误。

　　这句广告语，可以说放在哪个品牌上都能用，甚至放在别的行业的品牌上也能用。如“王老吉，地球人都知道”，也没什么不可以。这是因为，广告语没有把企业、品牌、或产品的差异化提炼出来，即“广告语无法精确指向品牌”，无法形成稳固的“广告语—品牌—消费者”的联系。

　　三、品牌没有融入广告语之中。

　　也许创作者会说，既然品牌、产品同质化，我无法做差异化诉求，用这句广告语就是打知名度的。行不行？当然可以，新品牌首要任务是知名度，当年（2001年）这么做也是一条正确的方向，然而，结果呢？却是为别人打了知名度了。症结在哪里？如果是坚决地打品牌知名度，最不浪费广告费的做法是，把品牌与广告语结合在一起，让它们密不可分。

　　可能一些创意型唯美派广告人，会认为这种方法很土，但却是最有效，市场最认可。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品牌在中国大陆投放的所有广告，都是如此的直接、土气，把品牌与广告语直接融为一句话，分都没办法分。

　　“日立牌是黑塔七（HITACHI）”、“偷西吧偷西吧（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还有住友化学的“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这么多广告语，一句都没有产生张冠李戴，广告费一分都没有流失。

　　四、“老大效应”发挥威力。

　　任何行业都象一个江湖，都有一个老大。保暖内衣行业也是如此，南极人多年销量遥遥领先，知名度攀升，成为了保暖内衣行业的老大。做老大有个好处，行业上升时获益最多，一个简单的观点：“行业各品牌广告的20%是替老大做的”。因为各品牌的广告投放量大了，行业销售总量放大，“老大”分的蛋糕也最多。这是行业老大的“吸纳效应”。结果，消费者就把北极绒花重金打造的广告语，很自然地安到了老大南极人头上。

　　但老大也不是总有好处。当行业出现风吹草动，老大受到的影响也最大。还以保暖内衣为例，这几年行业总体美誉度下降，出现了一些危机事件。其中，“南极人”代人受过、代行业受过的例子就有多起。没办法，行业一出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老大。

　　五、“地球人”的整合传播不够。

　　创作一句广告语，仅仅完成了一个细节工作，如何通过广告语的整合传播，让品牌聚焦，却是许多广告人、策划人懒的去做、或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然而，这些幕后工作，才是真正地让品牌增值、让销量提升的硬功夫。这些做到位了，根本不会出现“广告语流失”。

　　比如，电视广告与终端形象的接应、报纸广告与促销活动的联动、新闻事件与公关活动的配合等等，如果北极绒当年都以“地球人都知道”为主线，将各传播手法与市场活动紧密结合，全方位重复刺激，怎么会出现张冠李戴的尴尬事？可惜，许多品牌策划者就象“治箭伤只把箭杆剪掉就算成功”的医生，只做了风光的表面文章，却忽视了真正的发力点。

　　但这事也不能怨广告片的创作者。许多企业认为，只好拍好一条广告片，能出奇能出彩，就达到目的了。因此，对咨询公司、策划广告公司的要求就是：别的我都会，你只需要给我一条广告片就可以了。花的是点心钱，当然就吃不到套餐了。有些咨询公司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其实，做一句能够流传的广告语并不难，满足三要素即可。一是语言要有风格，或口语化的幽默感，或工整的意境感，让人有触动感，；二是通过名人传播，或通过有夸张、机智、滑稽的情节式广告进行传播，有记忆点；第三最重要，大批量的集中投放，“重复就是硬道理”。

　　然而，广告语好做，真正让广告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却不是花拳绣腿就能做到的。而一句有名的广告语，却成了消费者心目中其它品牌的作品，更是令人哭笑不得。

　　其实这种例子还很多。测试一下：

　　1、“滴滴香浓，意犹未尽”，这是哪个品牌的广告语？别急着答雀巢，可能记混了。

　　2、“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是哪个品牌的广告语？看看，国际品牌也犯这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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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乡、海宁是同属浙江省嘉兴市的两个县级市，海宁因皮革而兴市，桐乡因毛衫而发达，本可以和和睦相处，然而，最近两市之间本来是相邻的兄弟市，最近却引发了“皮革大战”、“市场大战”。

　　一直以来，位于海宁市的海宁中国皮革城是一枝独秀，“皮革时尚，潮起海宁”也成了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可是从去年9月23号开始，随着距离海宁皮革城仅十多公里的桐乡鞋业皮革城开业，让海宁多了一个最头疼的竞争对手。

　　沪杭高速是两个市场共同的客源输送线，最近的高速出口“屠甸”位于桐乡境内，向左是海宁，向右是桐乡。

　　双方的战争首先是路标大战、广告牌大战，桐乡占据“主场”优势，在自己的地盘上，把路标、广告片牌设置的十分到位，并且煞费苦心的在路标上不写“桐乡皮革城”，而是写成“皮革城”，让第一次驾车至此的客人以为这是海宁皮革城方向，分流了许多本来准备去海宁的客源。

　　海宁自然不会善罢甘休，高速沿线的高炮广告一个接一个，气势逼人。路标没法设，干脆开车带着路标牌子，在路口一停就是一天。看看效果还是一般，干脆警察在路口值班，看见外地车牌就拦一下：是去皮革城吗？请往左拐。把外地司机弄的一愣一愣的：现在警察服务这么到位了？

　　其次是优惠大战，桐乡自知作为后来者必须出奇招，就用优惠的手段，照顾好了旅游团的司机和导游，让他们从传统的向左转，改为向右转。

　　再次是对经营商户的的争夺：降低租金，给予免费期等方法，让许多海宁的经营户利益驱动下奔向桐乡。

　　愈演愈烈的双城大战，从现实中延伸到了媒体、延伸到了网络论坛。初看起来，是两个市场的的竞争，但竞争发展到这样的层面，已经超去了竞争的涵义。

　　桐乡、海宁双城大战，是一个缩影，反映出了交易市场这种业态，在经营上的误区。

　　伴随服装、服饰类产业的发展和国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专业市场迅猛发展的速度，超乎了许多人的意料。作为国内服装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的流通形式，近20年来，全国涌现出了千余家服装、服饰类专业市场，其中成交额超过10亿元的服装市场有近百家。

　　除一些服装产业基地和具有商品集散优势的省会大城市外，服装专业市场的创建，如今已成为许多城市市场建设的重点。从一些城市的消费需求看，尽管许多地区的服装专业市场经营面积，已远远超过了当地服饰物流需求的总量，但各种服装市场的建设仍"高烧"不退。

　　经销商的争夺战，采购商的争夺战，消费群体的争夺战，如今已随着专业市场的发展在各地战火连天。

　　这种争夺战的背后，不是因为市场“太多了”，而是因为市场“太雷同了”。

　　大批的服装、服饰类市场定位模糊，同质化严重，缺乏鲜明个性。尤其是在相对集中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大批的专业市场大同小异，都没有做出自己的特色，只好陷入了同质化竞争的泥潭：

　　同样靠传统的交易传统：95%服装市场停留在现金、现货、现场交易模式的初级阶段，库存、运输成本高。大家都认识到了这种传统模式的弊端，但由于短期成市压力的存在，又不得不回到传统交易的老路上来。

　　同样靠零售+批发的经营模式，导致客户源重叠、消费者群体重叠，只好用价格作为竞争的唯一砝码。

　　经营业户是同样的进货源，导致产品定位重叠，以小品牌或假样品牌为主，真正的大品牌占的比例并不多，导致此类市场的档次趋同。

　　同质化，恰恰是恶性竞争的根源。以桐乡皮革城为例，简直就是海宁皮革城的缩影，与海宁走同样的道路，而又缺少先发优势，仅仅靠非常规手段强行拉动，三个月可以，一年可以，长此下去呢？

　　专业市场的功能定位，必须与产业集群地和市场集散地的需求相适应，并且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独特定位与独特的经营模式。

　　目前，国际服装服饰（包装鞋业、箱包等皮革制品）产业向中国转移，国内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我国服装服饰产业快速发展，产品结构在快速变化；与此同时，由于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来自大型超市、电子商务、连锁营业集团等流通业态，对传统批发市场的竞争加剧，因此，重复的、模仿的、简单的传统市场经营思路，需要换脑转变。

　　在几十年的经营发展中已形成惯性思维中国专业市场，应该通过产业和市场的互动找到新的机遇，迅速调整经营理念，调整人才资源，调整商品结构，调整物流渠道，调整服务职能，推动专业市场的服装交易单一功能，向服装产品展示、品牌展示中心，向服饰采购、物流配送、接受国际订单中心，向服饰技术研发、时尚信息发布中心的转变，做专业市场的升级版。

　　如果是不一样的桐乡，不一样的海宁，用不同的定位与功能，面对不同的客流，别说是现在的相距十几公里，即使是只隔一堵墙的邻居，又如何呢？那种状态下，两家只能是相互促进、资源共享，而非现在的相互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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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一直在卓越买电影看，一是享受足不了户的购物便利，再就是卓越的VIP折扣价总让我有些占便宜的感觉。而最近，在街头百无聊赖之时，考察了一下盗版的行情，突然发现价格差距如此之大。

　　一张5块钱的盗版碟，竟然集成了5部D9格式的电影，声画效果与正版无异（以我等非专业的眼睛与耳朵判断），平均每部电影1块钱。与正版有20倍的差距。

　　马克思说过，当一个交易中存在三倍的利润时，就足以让人铤而走险。

　　因此，也可以推论，当盗版与正版之间存在20位的价差时，购买者内心的道德与知识产权意识已经抵制不了价差带来的巨大诱惑。更何况，这只是司空见惯的“小节”问题，不会让人产生不安。

　　所以，与其呼吁消费者不买盗版，远不如想点办法缩小正版与盗版之间价差。

　　实际上，当正版价格真的贴近了盗版价格，正版也还不一定能“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惊奇的发现，盗版者已经走上了品牌之路，用品牌（而不仅是低价）赢得了市场。

　　“这个品牌不错，他们的光盘质量绝对信得过，大家都指名购买这个品牌的光盘。”

　　当我翻看着小贩箱子里的光盘时，我听到小贩这样的推荐用语，感觉十分的惊奇。因为小贩推荐的，并不是一些合法音像出版品牌，而是“×龙”、“天×”等印在盗版光盘封套上的标识。

　　仔细研究，发现每一个盗版封套的上端，都有品牌名称、品牌搂狗，有的还有广告语：“××制作、必属精品”、“高科数码、专业字幕”、“高清画质、绝无枪版”等。

　　如果说盗版光盘仅仅是做到了品牌的标识，那么，还不能说是“走上了品牌之路”。在品牌定位、产品开发、消费者研究、销售渠道与服务等各方面，盗版光盘都走在了正版光盘的前列。

　　一、各个盗版光盘品牌，形成了不同的定位。

　　大陆、香港、欧美各有专攻，新片、老片、剧集，区隔明确。“这个品牌专做美国连续剧的，字幕配的一流，比正版字幕做的还好。”当小贩介绍该“品牌”时，对品牌的定位与优势十分熟悉。而相反，正版音像的品牌却远没有形成清晰的品牌定位。

　　二、对消费者需求进行了精细化研究，产品开发十分精准。

　　正版光盘还停留在“以产品为中心”的阶段，而盗版光盘已经进入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人性化营销阶段。正版光盘是有什么产品就卖什么产品，而盗版光盘，充分考虑了消费者的消费特征、购买习惯、审美口味，把不同的影片进行集锦，做成合集。按题材分如十大灾难片、十大枪战片、十大海难片、十大惊悚片、五十大科幻片等、按导演分如斯皮、王晶、王家卫等，按演员分有周星驰、周润发、克鲁斯等，让消费者购买十分方便，也加大了单笔销售额。


　　三、新技术应用走在了正版的前面，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化的便利。

　　D9在盗版光盘中等到了充分的利用，尤其是一些合集、连续剧等，30几集的连续剧，两三张碟就搞定，购买方便、播放也方便。而正版光盘中，D9用的非常少。究其原因，还是不想放下身价，不想让消费者得实惠，而这恰好给了盗版可乘之机。

　　四、销售终端的建设小而灵，服务的人性化超过正版光盘销售商。

　　繁华闹市的的支路路口，小胡同小弄堂，盗版连锁从业者的身影随处可见，让想买碟的消费者马上可以决策、马上可以实施。而正版光盘的终端远没有如此密集。而且盗版连锁的服务也十分人性化。“老板，上星期买的《老友记》有一张放不出的。”“不好意思，我给你换一套。”不需验证发票，不需验证质量问题是否属实，立马搞定，让你觉得如果不顺手再买两张都有点不好意思。

　　盗版者的品牌意识、营销策略、服务流程远远超过了正版经营者，不由得让人有些哭笑不得。虽然这其中有些属于盗版者的利润与成本与正版经营者不同，有灵活的空间，但有一些，却不是一个利润就能当作借口的。

　　我在一些讲座中，曾经戏言过一个“黄牛定律”，即：大凡主流与潜流的的竞争中，潜流总是在很多方面超过主流。比如，当国企是主流而私企是潜流时，私企的竞争力与活力明显要超过国企，当“黄牛”在地下活动时，他们的经营方法、拓展能力、客户维护能力、服务意识要比正规渠道高明很多，贴小广告的人，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永远比正规广告发布者要强。

　　而现在，盗版者的品牌意识，明显要比正版经营者要强很多，恰恰也是符合了“黄牛定律”。而正版机构的优势，只剩下一下“版权所有”了。

　　但是，仅有版权是不够的，一旦有一天盗版者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金盆洗手、从良上岸，也投资个正规音像公司玩玩，估计目前的音像出版发行机构不是他们的对手。

　　盗版品牌的兴起，是由于盗版光盘需求量的增大，盗版光盘生产量的加大之后，盗版市场出现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许多盗版光盘质量不高、枪版横行，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于是，一批觉醒的盗版制造与经销商，痛定思痛，开始走上了“品牌之路”。内抓质量、外树形象，用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巩固市场。

　　盗版品牌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注册，如果有一天，当辛辛苦苦创建的，具备高知名度、高美誉度的盗版品牌本身，也被其它盗版者仿冒盗用的时候，不知道“盗版品牌”的创建者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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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美国富豪，前往梵蒂冈拜会天主教教皇。两人在罗马教庭的花园中散步、密谈，另有一枢机主教随侍在侧。这位美国富豪非常富有诚意地要捐出一大笔巨款，给教会做慈善之用，但教皇始终皱着眉头，不愿意答应。

　　“捐100万美元好不好？”“不行！”

　　“2000万美元，好吗？”富翁再说。教皇还是摇摇头。

　　“5000万美元如何？”教皇依然不愿松口，不肯答应。

　　几分钟后美国富豪很大方地再度请求：“这样吧，我捐1亿美元，可以吗？”

　　教皇似乎有些心动，但仍然很痛苦地摇头拒绝。于是，美国富豪只好失望地怅然离去。

　　一旁的枢机主教见状，急忙向教皇劝道：“教皇，您何必这么坚决不答应呢？您知道，1亿美元，我们可以盖多少教堂、帮助多少饥饿的穷人、盖多少医院……为什么？”

　　“哎呀，你不知道呀！那美国人要我们以后做弥撒、祈祷结束后，不说‘阿门’，而要改说‘可口可乐’啊！”

　　看来，资本也有失灵的时候，广告时代也有几方净土是无法侵入的。可口可乐的梦想在教皇面前停滞了脚步。

　　然而，在教皇那里碰壁的计划，现在有了新的转机，也许在中国可以得到新的途径。只要可口可乐花足够的本钱，中国的武汉市可以更名为“可口可乐市”。

　　这也许是一个猜想，但是，10月18日，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宣布将实行地名有偿命名制度。道路、桥梁、广场、住宅等都可以有偿冠名，目的是解决政府资金紧张问题。除非信誉不良的企业、或名称不雅的品牌（武汉领导举例如卫生巾等），其它均可以参加地名拍卖。使用期限为15年至20年。

　　看来人穷志也短，如果可口可乐的美元攻势加大，估计可以顺利将武汉市更名为“可口可乐市”，反正卖开头了，路名能卖，市名也卖个好价钱吧。

　　搞不好可口可乐的老朋友百事可乐也不会示弱，市名没拿到，买个桥名吧，“百事可乐长江大桥，横跨可口可乐市！”叫起来也不差。

　　非常可乐没有两个洋乐那么有钱，但也花小钱买了个龟山电视塔。但叫起来却气死两个洋乐：“非常可乐塔，是可口可乐市的制高点，矗立于百事可乐桥之首……”如何，小钱也能办大事，这才叫智慧。

　　有可能在给我的一位武汉朋友写信时，会这样写地址：可口可乐市微软区本田大道万宝路脑白金花园（百事可乐桥头非常可乐塔下）。

　　其实“可市”政府还有很多资源可以盘活赚钱，如，每年的人代会、政协会，可以拍卖冠名权：“蒙牛酸酸乳可口可乐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等。市领导可以出任品牌形象代言人：“黄鹤楼香烟，常委级的享受。”

　　不知道武汉的市民生活的这样的环境中，会有何感想？也许多年以后，有些回忆歌曲已应该这样唱了：“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非常可乐塔紧挨着我的家，到后来这座塔，又改名叫了茅台塔，门前的大马路，忘了当年叫个啥……”

　　这样的主意，也亏这些政府官员们想得出。甚至还有些学者，用“帕累托改进”来为这项决定找撤。然而，帕累托改进是指：资源配置处于一般均衡状态，一个人要想改进自己的福利，必以损害他人的福利为前提。如果一个人的福利改善，不必侵害到别人的福利，则说明资源配置存在改善的余地，这样的改变就被称为“帕累托改进”。

　　在此事件中，得益的一方很明确，就是政府。但是，真的没有人因此而受到损害吗？如果这样的措施没有人受损害，教皇为什么不改祈祷用语？

　　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强行让市民接受广告的侵扰，无法躲避，甚至不得不成为广告的“发布者”，名片、身份证、信件等都在为冠名企业做宣传，但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对价。电视广告尽管铺天盖地，但最起码中间还能插播点电视剧，老百姓还能得到相应的免费节目补偿。地名成了广告，老百姓能得到什么补偿？

　　二是让某些企业处于不平等地位。试想，如果武汉本地的红金龙烟草公司，地处“万宝路555号”，当做何感想？上海的外高桥地区曾经小试过用企业品牌命名定名，然而又迅速改回来了，因为对招商引资影响太大，为了一片绿叶而损失了整片森林。

　　三是品牌冠名影响了地名的稳定性。企业倒闭了，地名怎么办？品牌出负面新闻了，地名改不改？要知道，目前的跨国企业，平均寿命才只是11-12年，中国的集团公司，平均寿命7-8年。让老百姓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记一次地名？

　　四是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每次冠名权期限15-20年，就意味着如果每个品牌都平安无事，也必须每隔15-20年就更新一次（你指望企业续约？不可能），那么，相应的资源浪费将是极其惊人的：路标、地图、办公用品、出版物、身份证、档案、计算机数据库、公交线路、标牌……让聪明的政府官员算算看，到底要浪费几十个亿？是不是打算折算到GDP的增长点中去？

　　典型的劳民伤财式决策，其实武汉并不是第一家，其它城市几年前就开始悄悄地进行，只不过他们的范围较小，影响不大，没有引发公众的关注，但已经尝到了恶果。

　　武汉其实有点冤，“没抓住偷牛的，却暴打拔桩的。”谁让你不学好，专学爱折腾的？而且还想发扬光大，大张旗鼓地拍卖，不打你打谁？

　　老百姓其实对这些官员的要求已经不高了：你笨点贪点懒点我们也就忍了，但你别没事找事折腾我们行不？你实在缺钱花，老百姓再多捐点行不？

　　与“懒政”相比，“乱政”可能更可怕。与瞎折腾相比，老百姓宁愿你继续懒下去，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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