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ymymy.blog.tianya.cn/ 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且默默地放屁。 西-闪 2009-11-2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20300356&idWriter=0&Key=0 


洁尘的长篇小说《锦瑟无端》刚刚出版了。为这个小说，她付出了两三年的时间。其间也听她讲过之中的得失与苦恼，如今结出硕果，应算功德圆满。
祝贺洁尘！]]> 2009-11-21 12:18:00(0) 西-闪 2009-11-1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20203052&idWriter=0&Key=0
西闪/文
我们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讨论信任，以及信任赖以存在的社会网络，并把它们视为“社会资本”，是因为信任是一种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它帮助人们通过冒险来简化生活。更因为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信任不仅是政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也译作“实质合法性”）的心理基础，还对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发挥着不可小视的支持作用。这一点，我们通过“输入—输出”的政治系统模型做了简要的分析，还没有展开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在这一点上，查尔斯•蒂利曾经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做了批评。他认为，帕特南在每一个论证的结尾处都出现了理论上的滑坡——他证明了信任可以促进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参与率越高，政府效率（制度绩效）越高。但帕特南把较有效率的政府解释为较为民主的政府则是错的。在民主与信任之间的因果联系上，帕特南也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蒂利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认为，与其说帕特南在信任问题上所说甚少，不如说他或多或少忽略了信任的另一面，那就是“不信任”。这直接导致他的论证不那么严密。社会资本与政治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结关系，首先社会资本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造，例如解散和整合过去相互隔离的社会网络，创造新的适应政治体系的社会网络等等。毫无疑问，伴随这些过程，新的信任在产生，新的不信任也在生成。
不信任不是“无信任”，也不仅是信任的反面。正如卢曼所言，它还是信任在“功能上的等价物”。（《信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信任一样，不信任也是一种简化机制，并与信任一起发挥作用。事实上人人都清楚，没有彻底意义上的信任，当然，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不信任。人们在付出信任时往往以不信任作为前提——通常是一些事先声明的条件和防范性的准则。西方人讲“好的篱笆造就好的邻居”，中国人说“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等等，讲的都是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微妙关系。
有意思的是，就像两家人之间的篱笆那样，与信任相比，不信任好像更容易辨识。这可能是因为它总会表现出来的拒绝、紧张、焦虑以及消极。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可辨的不信任来确认自己付出信任是不是荒唐之举。卢曼说：“对整体的信任，决定性地取决于关键时刻被削弱的信任以及插入的不信任。”这听起来有些复杂，但不难理解。就如我曾讲的那样，在大多数时候，整体性的信任不过是一种对诸多片段式的信任的归纳。完整无缺的、一次性付出的信任是靠不住的，最佳的方式是分别的、一小次一小次不那么冒风险地付出信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格外重要——如果一个政府宣称它是民主政府，从而要求国民的信任，那么国民首先得跟这个政府达成一套基于不信任的规则，并要求双方都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行事，如此才片段式地付出信任。
假如人们预先达成了一系列的规则，嗣后的行为都在这一系列规则范围内进行，那么这些规则就叫做“宪法”（constitution）。（《同意的计算》，詹姆斯•M•布坎南 戈登•塔洛克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已经接近了一个过去尚未涉足的领域，那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宪政”。
查尔斯•蒂利说，某种信任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令人惊讶的是，某种不信任也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宪政”的深层含义——每个人都不值得完全信任——只有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控制在一系列的规则限度内，人们的权利才能得到基本的保证。即便是民主制度，也得在其之前加上“宪政”二字作为限制词。因为规则所构成的“有条件的同意意味着不愿意给统治者（不管是如何公正当选的）开空白支票。它意味着一种威胁，即如果他们不根据公民们表达的集体意愿来采取行动，公民们不仅要把他们赶走而且要从诸如服兵役、法律义务和税收等政府经营的有风险的活动中撤回他们的服从。”（《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关于不信任的重要性，托马斯•杰斐逊说得比蒂利简略。他说：“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忌而非信任之上的。”这话有些极端，但不无道理。
所以当统治者说：“我的骄傲在于我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家能比我更有权代表人民，”（阿道夫•希特勒，转引自《民主与不信任》，约翰•哈特•伊利著，法律出版社）人们有理由对这样的“代表”表示反对，因为他要求的是人们毫无保留的信任。同样，当一个人、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说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时，我们也有理由持怀疑的态度，除非存在着明确的规则约束着他们的行为，否则绝不付出信任。
可以这么讲，如果信任无处不在，政治系统本身就毫无必要。这个系统之所以独立存在，因为它要解决的，正是那些依靠普遍的信任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候，让我们再度回顾一下输入—输出的政治模型。我们讨论过，在政治系统这个工厂里，要求是原料，绩效是产品，支持（包括信任）是能源，那么不信任在其中起什么作用？我觉得它是输送能源的管网，其中有管道、有闸阀、有变压装置。信任必须经由它的调节才能流向工厂的各个特定方向。
2009.11.15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9-11-17 10:49:00(0) 西-闪 2009-11-1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20161011&idWriter=0&Key=0 
西闪/文
以“杰作”形容一本小说是平庸的，而用“奇迹”、“精神冒险”等词汇来形容也不见得有多么高超。在《巴登夏日》的序言中，苏珊•桑塔格把这些词汇都派上了用场。我不敢说，这些金光闪闪的词语是否压迫了小说作者——列昂尼德•茨普金(Lenoid　Tsypkin)早在桑塔格发现这本小说之前已悄然离世。但这些词语无疑是压在小说本身上的灿烂而沉重的石头。
小说不同于其它作品，一本小说要依靠作者的身世、思想背景才能成立，那小说就失去了价值。在这里，苏珊•桑塔格再次犯了一个批评家经常犯的错误，她不厌其烦地为读者讲述小说背后的辛酸以及茨普金多舛的人生，甚至像一个音乐知识普及者分析马勒那样煞有介事：“从开篇起，小说就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法……”我开始怀疑这不是一篇序言，而是一把解剖刀，它将一个完整的小说割裂成了镜子碎片，反射着茨普金卑微的人生和文学梦。要知道，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是多么想以文学超越自己卑俗的人生，去亲近永恒和无限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样，茨普金书写自己内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如此。但无情的批评家把他飞升的灵魂扯了下来，硬塞进那个饱经时间折磨的躯壳。
抛开苏珊•桑塔格，才能真正进入《巴登夏日》。这不是“祛魅”，是还原，是回到小说本身。只有这样，你才能欣赏到巴登巴登（Baden－Baden）夏天的美景，体会到费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昵称）和妻子安娜在前往德国的列车上逐渐清晰的情感纠葛。当然，你更能感受到那个热爱费佳不亚于安娜的“我”——并不在场但实际上时刻在场的“我”加入了他俩的旅程。宽厚包容的安娜对费佳圣母一般的爱，狂暴易怒的费佳对安娜任性的爱，“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敬之爱，这构成了一场爱的角力。这场角力超越时空：“我”在驶往列宁格勒（圣彼得堡）的火车上，而百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德国的火车上。桑塔格认为这个开篇是双重叙事的手法，而我并不这么认为。这不是双重叙事，对于“我”（或多或少可以视作茨普金的一个分身）来说，这是同一个故事。因为“我”超越时空去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和他们一起旅行，一起缠绵，一起蒙受羞辱。而同时，那对作家夫妇何尝不是飞越时空，侵入“我”的内心，和“我”一起体验时代的荒凉、爱与文学的寂寞？
很难说这场角力谁的力量强大过谁。安娜的宽厚似乎可以容纳费佳的任性，可费佳有一种安娜没有的人生赌徒般的热情。“我”好像被费佳炽烈癫狂的光芒折服，却因为时间和命运的安排而处于某种有利的地位：可以通过想像去建构甚至操纵时光之外的那对夫妇。不经然间，安娜的日记又在改变着“我”，让“我”对自己的偶像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一个封闭的游戏。显然，茨普金并不想邀请所有的读者来参与这爱的角力。大多数读者心灵脆弱，也没有敏锐和直指人心的移情能力，很难突破这种闭合关系。这从作者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出来。《巴登夏日》约有10万字，作者却只将小说大致分成十个自然段，通篇是长长的只有逗号甚少句号的句子，长得令读者无法呼吸。营造了一种逐渐高亢、情弦紧绷的心理氛围。读者要承受得起这种压力，才有可能认清这三方的角力，甚至加入其中。
不得不说，这就是《巴登夏日》的魅力所在，如同迄今无人登顶的梅里雪山那样充满危险和诱惑。它对那些怯懦的读者设置了障碍，却又向勇敢的读者发出了邀请。
像抛开苏珊•桑塔格那样抛开这篇短评，直接进入《巴登夏日》吧。

旧文一篇，发于《新京报》
]]> 2009-11-15 12:40:00(0) 西-闪 2009-11-11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20077644&idWriter=0&Key=0 前两天看见网上新闻的标题，说成都有人用人血浇花，以为不过是又一桩雷人趣闻，没有在意。不料这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的确有人用医院的血浆浇灌兰花，还在网上论坛发了一组图文炫耀。
据说相关医院和责任人要受到严肃处理。然而从成都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甄英对媒体的表态中，很难看到成都市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严肃性。甄处长表示“问题出在一家工矿医院血液报废管理程序上”，成都市卫生局已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对输血科值班人员解除劳动合同，并对科主任予以解职，传递者给予了留用察看处分。（11月11日《广州日报》）而这样的表示里要求答案的人们看不到任何有用的讯息——那家工矿医院叫什么名字？有关责任人是谁？被解除合同的是谁？被解职的科主任是谁？被留用察看的传递者又是谁？这些人的姓名不公开，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处罚都是搪塞，只能认为市政府是在敷衍公众。
即便这些处罚都做到了真实公开，市政府仍然应该向公众明确道歉。道理很简单，成都市血液中心隶属于成都市卫生局，是政府机构的分支。献血者把自己的鲜血交给了成都市血液中心，而不是交给那家医院，就意味着成都市政府对那些献血者做了承诺，保证规范地保管和使用这些血液。目前看来，成都市政府没有履行好这一承诺，因此必须向公众道歉。
再有，按照正常程序保存的血浆一般保质期是5年，为何今年采集的血液如此之快就“报废”了？市政府也应该就此拿出说法。
当然，鲜血浇花事件在成都的大小媒体上是看不到什么报道的。不过那家“工矿医院”（多么轻描淡写的说法）已被网民查出，它就是四川石油总医院，位于双流华阳。我曾经见过这医院，大楼建得恢弘得很。上面还镌刻有几个大字：“以人为本，以德行医”。算了吧。


]]> 2009-11-11 15:19:00(0) 西-闪 2009-11-10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20053259&idWriter=0&Key=0
西闪/文
在谈论社会资本与政治制度的关系时，就不得不谈到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关于这个模型我们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政治系统就像一个工厂，输入原料（社会需求，简称为“要求”），经过加工（政治互动），输出产品（政府政策和政府行动）。
我们还涉及到了制度绩效的概念，知道它基本上就是政治系统中的“产品”，即政府的政策和行动。了解这些内容，有助于接下来要谈的两件事。一，考察制度绩效。二，讨论制度绩效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制度绩效，就不大可能犯我们一直在犯的错误。例如将经济发展归功于政府，或者把不该政府管的事情委托于它，或者期望政府去完成它不愿意完成的目标。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期望政治体达成它们不想达成的目标，这是可笑的；但是期望它们有效地达成它们渴望达成的目标，这是合乎情理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罗伯特D•帕特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要考察的不是GDP的增长速度，而是经济发展规划；不是空气污染程度，而是环境政策；不是国民健康情况，而是医疗保健计划。这些规划、政策以及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才是制度绩效，其它的都不是。
在对意大利地区分权的体制改革实验所进行的研究中，罗伯特•帕特南首先要评价的，正是制度绩效——那20个地区政府在行使政府职能时干得怎么样。它们是好政府还是坏政府？好坏的程度如何？他列出了考察制度绩效的12项指标。这是一系列地、彼此密切关联的考察指标，其中包括预算的及时性、立法的全面性、连贯性和创造性，还包括工业、农业、医疗保健、城市发展等方面的财政支出能力，以及官僚机构的快速反应能力等等。
在长达20年的持续考察中，帕特南发现意大利各地区政府的制度绩效存在着强烈的南北差异。总体来看，北方地区比南方地区的政府干得好，而且好很多。这是为什么呢？经济发展水平对制度绩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很好理解：一个发达地区的政府在执行它的财政政策时会游刃有余，相反，一个穷困的地区政府没办法达成自己想达成的目标。财富还会推动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的发展，从而促进民众思想和个性的成熟与完善，保障政府稳定有效地运转。用通俗的话讲，这叫“有钱好办事”。用学者的话说那就是：“在解释绩效差异的所有理论中，最有力的就是现代化理论”。
但是，这个“最有力”的理论在现实中却碰见太多的例外，其局限性暴露无遗。帕特南就注意到，无论是富裕的意大利北部还是穷困的南部，与这一理论冲突的实例不少。处于经济发展水平最底层的地区制度绩效并非最差，最富裕地区的制度绩效也未必就好过其它地区。也就是说，除了经济现代化这一因素外，影响制度绩效的还有其它的原因，甚至是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帕特南认为，一种混合了（或者说超越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公民共同体”理论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这种理论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是由拥有平等权利和承担平等义务的公民所组成，那么这样的社会即可称为“公民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以互惠合作为原则基础的横向关系取代了权威与依附的关系，成为人们的联结纽带。人们的交往互动方式越接近互惠合作的理想状态，政治生活就越趋于自治，这个共同体就越具有公共精神。
事实上，所谓公共精神，它的落脚处还是那个我们已经开始熟悉的词：“社会资本”——信任以及它所依赖的社会网络。当学者们说信任是最需要在公民共同体中广为传播的道德品质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指出，公共精神与社会资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表述的不同——前者强调的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后者强调的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互动结构。富有公共精神的社会与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是一回事，它们都有助于人们形成高质量的合作关系，从而解决集体行动中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搭便车困境”。用博弈论的语言讲，在公民共同体里，或者说，在社会资本足够的社会中，人们将达成一种互助博弈（mutual-aid game）的均衡关系，合作可以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意大利历经20年的地区实验已经证实，社会资本的多寡是影响制度绩效的深层次原因：社会资本丰富，制度绩效较为显著。反之，社会资本匮乏，制度绩效低下。
回过头再来审视政治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就会发现，之前我对它的解释过于简化了。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比我所说的“原料与成品”更复杂。的确，社会需求（要求）是输入的主要原料，但还有一类东西也属于输入的部分，那就是“支持”。这是一种将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联结起来的重要的力量。（《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戴维•伊斯顿，华夏出版社）如果继续用工厂作为政治系统的比喻，要求是原料，绩效是成品，那么“支持”就是能源。没有这种能源，原料的输入就会压力重重，甚至输入失败；没有能源，政治系统就是一个缺乏动力的不稳定的工厂，根本无法生产像样的产品。而社会资本就是生产制度绩效这一产品的主要能源，就是政治系统的主要支持。
2009.11.8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9-11-16 12:18:00(6) 西-闪 2009-11-9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20019942&idWriter=0&Key=0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那一年有太多的日子需要纪念。历史太长，可以说一年365天都装不下人们的纪念。所以中国人尤其擅长遗忘，不然根本没办法在清醒与屈辱中存活。
　　然而我想，抵抗屈辱的最好方式不是纪念，而是行动。
　　扬-维尔纳·米勒有一本书《另一个国度》讲德国知识分子在柏林墙倒塌前后的讨论。那些人声名赫赫，那些讨论相当重要，君特·格拉斯、尤尔根·哈贝马斯、马丁·瓦尔泽等等。然而有一种疑惑无法从我脑中祛除：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他们在哪儿？他们事先设想到、谈论到那一事件吗？
　　我认为，知识分子们迟到了。他们疑惧于历史，不敢为未来行动。
　　抄录书中一首诗的片段，为正在推墙的人们助兴：
　　
　　是啊，只盼这些人和别的人一样，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
　　挤满了灵魂出窍的住户，
　　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
　　被抛入这片国土，
　　流离失所直到坟墓：
　　
　　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
　　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藉，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国家语言》]]> 2009-11-9 11:31:00(0) 西-闪 2009-11-5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934812&idWriter=0&Key=0 昨日去朋友工作的建筑事务所看看。那是一个老厂房改造出来的空间，很有特色。它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常常流连的地方——父亲工作的场合。我在那里玩耍，摆弄各种机械设备，偷拿各种废弃零件，还为此挨打。
朋友把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拍摄的各色现代艺术作品放给我们看，引发了大家短暂的讨论，也触发了我的一些感想。这些感想一段时间来蓄积于胸，找不到机会一说。
问题的关键正是现代艺术最核心的追求：独创性。事实上，没有独创性，现代艺术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但是，恰恰是因为对独创性的过分追求，使得现代艺术总是面临着“过时”的批评。这话说起来好像复杂，其实看看实例就很明白了。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等等，这些“成功”的艺术家，他们成功在哪儿？成功就在于“独创性”。可是这“独创性”是他们的作品中仅剩的一点价值了，他们不得不靠复制自我的方式来保持“独创性”。多么吊诡的现代艺术。
席勒曾经有一篇文章题为《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伯林意识到了这一区分对艺术有多么重要。他在《威尔第的“素朴”》一文中发现了这种吊诡背后的观念变化——艺术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威尔第式的素朴艺术家。这一类艺术家的作品即人，人即作品，殊难分割。而一类艺术家是像瓦格纳这种，用观念说话。这类人时刻意识到所谓“自我”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我的独特，故而作品与人之间存有巨大的鸿沟。
看张晓刚等人的作品，你不会看到画家在作品中寄托自己的任何情感。即便有，那也是大量复制的、生产出来的东西。但他们创造了独特的符号，就像央行发行的纸币，我们一眼就能辨识5元与100元的区别。
今天读波普尔的自传《无尽的探索》，其中也谈到素朴与感伤。他直接将其作为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野标志。这一点，他是在论及巴赫与贝多芬的区别时谈到的。当然，他也谈到了他很讨厌的瓦格纳。他的结论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没有必要追求独创性，或者说，独创性对于艺术来说完全不重要。真正的艺术家应该追求的是作品的尽善尽美，而不是所谓独特——独创性是上帝才具有的禀赋，如果人类去追求这个只会破坏艺术的完美性。其实，他谈的，也是现代艺术的问题。
]]> 2009-11-9 15:15:00(1) 西-闪 2009-11-5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924446&idWriter=0&Key=0 


这许多年，小安只有一本诗集《种烟叶的女人》，希望她能有更多的诗集出版。]]> 2009-11-5 11:07:00(0) 西-闪 2009-11-3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882893&idWriter=0&Key=0
今天文化部的新闻通气会上文化市场司的官员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先前发布终止《魔兽世界》审批的通知明显越权，因为按照规定，网络游戏归文化部管，而不是新闻出版总署。而网易呢（魔兽营运商），显然不把新闻总署的一纸通知放在眼里，照样开放游戏。事端一起，议论四起。有人说网易明显有恃无恐，方敢叫板总署。也有人说，文化部公开指责新闻总署，无非是政府两机构分账不均，摆明是为了争夺网络游戏的利益。这些话都有道理，可是没多大意思。何必去猜测这些动机呢？不如直观地看待这一事情。
简单来说，政府各部门之间争权夺利乃是必然，如今这个事情有什么新鲜之处？新鲜之处在于，它们主动地将相互的争斗摆到台面上了——照过去的规矩，它们可以去找上级部门协调和裁定。但现在它们开新闻通气会、接受媒体采访，向社会寻求支持。无论如何，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权力可以争夺，但必须置于可以公开讨论的场合之中。如果事情一直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不是重新回到“宫廷斗争”的老路，其意义重大。
还是那句话：讨论权力，就是参与政治。这个讨论的机会，大众不可错失了。
]]> 2009-11-3 18:11:00(0) 西-闪 2009-11-2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844466&idWriter=0&Key=0
西闪/文
为什么长期以来美国本土黑人的整体经济水平远低于美国的其他族裔群体，甚至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也会轻视他们？
对此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那是因为本土黑人最初作为奴隶被迫移民美洲，长期受到远较其他族裔更深重的压制和歧视，处于社会边缘，故而一直深陷于贫苦的恶性循环之中难以摆脱；另一类解释是认为，本土黑人无法像其他族裔的美国人那样，向消费者提供独特的产品。例如制造工艺、电脑技术、餐饮服务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没有独到之处。结果是他们只能在体育运动、理发美容等少数领域满足消费者需求，而这也导致他们在整体上经济地位不高。不过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这些解释都缺乏说服力，因为与本土黑人相比，其他族裔的移民在美国社会里所遇到的困难并不见得少，而这些移民之所以能站稳脚跟，进而在经济上有所成就，主要得益于这些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资本。更具体地讲，是移民群体中的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中产生的信任和规范在起关键作用。
福山认为，随着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移民美国的，还有他们原有的社会网络。血亲、宗族、同乡以及种族成为最早几批亚裔移民形成社会的基础，之后这些网络才被更具自发性的现代组织所取代。然而美国本土黑人没有可以与亚裔移民相提并论的社会网络，其社会凝聚力甚至还不如从牙买加和特立尼达迁移过来的黑人——后者同是奴隶的后代，但由于当时英国治下的奴隶制度虽然残酷，却允许黑人保有本土文化，所以他们的社会网络遭受的破坏程度小于美国黑奴。十多年前福山说：“当代美国下层黑人社会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瓦解最严重的社会之一。”这一结论到目前来看仍然令人警醒。
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创造社会财富。这是福山在《信任》（海南出版社）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不仅如此，社会资本还能提高政府效率，改善制度绩效，可以让民主真正得以运转——这是罗伯特•帕特南经过25年的实地研究得出的结论。
上世纪70年代初，有着长期中央集权传统的意大利开始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制度改革：把权力下放到全国20个地区政府。这一规模巨大的政治实验为帕特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系统的研究机会——20个新的地区政府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建立，在宪法上的地位一致，实际得到的授权基本相同，并且行使着完全一样的政府职能：“城市管理、农业、住房、医疗保健、公共设施、假日培训以及经济发展。”（《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与此同时，这20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各有不同，这恰好让帕特南可以像植物学家考察种子在不同土壤以及环境下的生长情况那样，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是如何影响这20个地区的新政府的——它们的发展是同步的吗？如果有差异，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简言之，他要考察的是影响制度绩效的诸多因素。
那么，什么叫制度绩效呢？从字面上即可理解，那就是政治制度的实施结果及其实施效率。政治学家常用“输入—输出”的模型来概括政治系统：社会的需求→政治互动→政府→政策选择→实施。所谓制度绩效的考察，就是以这样一个系统为依据，来评判政府在回应社会需求时是否敏感，在满足这些需求时是否有效率。
有学者将政治系统比喻为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工厂（《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戴维•伊斯顿著，华夏出版社），按照这一思路，在“输入—输出”的模型中，社会的普遍愿望相当于生产原料，其中一部分被采用，经过政治互动，被加工成类似中间产品的“要求”。这些要求再经过进一步地加工，生产出终端产品——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就是所谓“输出”。这些输出作用于社会，将导致社会产生新的愿望，然后它们作为新的生产原料等待工厂的“采购”。这样一个循环过程通常被学者们称为“反馈”。所谓制度绩效，主要指的是这个工厂生产成品的那一部分流程以及终端产品本身，即政治系统中的“输出”部分。而考察制度绩效，主要考察的就是“输出”，即政府的决策与行动——用帕特南的话讲，重点是把政府当作问题的解决者和服务的提供者来考量。
然而，在考察制度绩效之前，有一个前提必须要重点强调。那就是政治系统这个“工厂”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否则就会面临没有生产原料的窘境，也会出现生产的产品“货不对版”的情形。同时，这个“工厂”的“生产流程”不仅要满足加工各种生产原料的需求，还要满足制造不同产品的需求。也就是说，政治系统要有良好的“输入”，这是我们考察“输出”的前提。
2009.11.1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9-11-8 14:03:00(3) 西-闪 2009-10-29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761258&idWriter=0&Key=0 　

西闪/文
我们讨论了信任在人类交往中的重要意义，也讨论了信任的不同类型，但问题还是很多。譬如有一个问题就很重要：在人类社会中，信任究竟在哪儿？或者用学术的话讲，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里存在着信任？
弗朗西斯•福山转引过另一学者讲述的故事：一位父亲鼓励儿子爬上高墙，然后从上面跳下来。儿子惧怕，不愿意这么做。父亲叫他别担心，并保证在他跳下来时用双手接住他。儿子于是胆战心惊爬上墙，然后跳下来，结果脸朝下摔在地上。这时候父亲告诫儿子说：“你必须学会连你的父母也不要相信。”（《大分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个故事实在令人震惊，父子之间何以如此残酷？但是如果人们知道这位父亲是意大利南部黑手党的成员，那么也许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黑手党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垂直的权力制度和庇附关系（“庇佑—依附”）之上的，组织中的头目提供庇护，组织中的成员只需要服从，不需要信任——甚至绝对不能有信任，因为毫无疑问，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会抵消掉维系这类组织存在所必需的畏惧和服从。从特定的角度看，那位父亲做得很成功——儿子后来做了当地黑手党的头目。
长期以来，黑手党为意大利南部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带有“私人性质的极权体制”，（《使民主运转起来》，罗伯特 D •帕特南著，江西人民出版社）这让我不由地想起阿尔伯特•赫希曼将一党制、恐怖组织和犯罪团伙划归一类的原因，很简单，它们的组织结构既不允许抱怨和抗议，也不允许自由地退出，本质上就是为强化服从铲除信任而蓄意设计的制度。（《退出、呼吁与忠诚》，经济科学出版社）假如把对领袖的崇拜看作一种极端的信任的话，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它绝对是以摧毁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代价的。
齐美尔说过，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如果没有信任，人类社会就会瓦解。因此赫希曼将信任称作个人和组织的“道德资源”，它维系着人与人，人与组织间的认同感和忠诚度。但我更认可科尔曼以及不少学者的观点——信任的确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资源，但它具有生产性，而非消耗性。它有着所有资本的共性，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你越使用它，它反而更多，因而更是一种“社会资本”。这是作为资本的金钱与作为资本的信任都具有的重要特征。
科尔曼是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的。他说，社会资本是无形的，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为这个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在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里，人们在实现特定目标时会容易很多。反之，则目标很难实现或代价高昂。总之，社会资本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不同的组织结构产生的社会资本多少明显不同。（《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帕特南的解释更为明晰，他说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这种社会网络的特征，诸如信任、互惠关系、交往规范等等，它们能够促进社会合作，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中对六个大规模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分析，它们分别是中国、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和德国。他发现，那些家庭起着核心作用的社会往往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而那些自发性社团组织占核心地位的社会坚实如花岗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这种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社会资本远远少于由各种社会中层组织构成的网络。在此，“信任半径”是一个特别形象的词。显然，家庭中的信任可能异常牢固，但半径小于社会网络。而权力极端集中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团伙和极权国家的信任半径小于自发组织、民间社团和民主国家也是不言而喻的。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里反复描述的城市街区生活就是信任如何产生的鲜活例证。她总结了一个安全的街区应该具备的三个条件：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界线分明；街边的楼房必须面对街面，它们是保护行人安全的眼睛；人行道上总是有行人，他们本身既是保证街道安全的目光，同时还会吸引更多的注意。由这些条件构成的街区生活是网络化的、交互性的，当然也是安全的。设想一下，你在深夜行走于这样的街区，并不感到恐惧，显然不是信任某个掌控一切的人，或者一个高度警戒的安全部门，而就是网络化的街道社会——这是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一个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

2009.10.25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9-10-30 0:53:00(7) 西-闪 2009-10-26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699982&idWriter=0&Key=0
西闪/文
在经济领域中人们信任货币，在知识领域信任真理，在信息传播领域信任权威，在政治领域信任权力。货币、真理、权威和权力，这些人类互动中的交往媒介，无一不是信任的象征物和凝聚物，同时又是各自领域的简化物——这揭示了信任的本质：它是一种对社会复杂性进行简化的机制。（《信任》，尼克拉斯•卢曼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中用“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来形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人类生存的环境向来是复杂的，总是充满未知、危险与不确定，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是主观的、局限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复杂远不止于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类基本摆脱了物资短缺，其行为的根本逻辑开始从财富分配逻辑向风险分配逻辑转变。过去，“短缺的专制”——物质需求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但现在这种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所释放的破坏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发达国家，超重的苦恼取代了饥饿的恐慌，这导致建立在财富逻辑之上的整个社会制度面临正当性（Legitimacy）危机。而欠发达国家的人们在饱受贫困的同时，还得承受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等等。这所有的一切，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现实图景，也凸显了人类未来要面对的巨大风险，所谓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即是如此。
贝克认为，建立在现代化逻辑上的风险计算方法已经崩溃了，破产了——不可控制的风险将折磨着每个人。卢曼也感叹，世界在不可控制的复杂性中消失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似乎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选择任何行动。这时候，就如吉登斯所说，风险（risk）一词的词根在古葡萄牙语中的意思是“敢于”，控制风险的惟一办法就是化繁就简，从众多的通往不同风险的道路中做出“选择”。信任正是因为其化繁就简的能力成为人们做出选择时的重要依据。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化繁就简不仅是任何生物的生存手段，更是人类应对复杂环境终能衍化至今的战略抉择。我们运用工具，使用语言，发明货币，都是为了化繁就简，信任也是如此，它让你在外出时不必认真考虑带刀带枪的问题，也让我走在夜晚的街道上不必过于担心意外的发生。不过，在面对更加复杂的现代社会时，事实总是教育人们，传统的信任可能仍有诗意，但却显得过于幼稚。实际上，如果说信任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润滑剂，那么信任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变得举足轻重——当人们说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制度具有正当性时，本质上说的就是民众对它的整体性信任。
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整体性的信任不过是一种对诸多片段式的信任的归纳。完整无缺的、一次性付出的信任是靠不住的，最佳的方式是分别的、一小次一小次不那么冒风险地付出信任。贝克所谓的“风险分配逻辑”，就是这个意思。很大程度上，人们在构建一个社会的制度和秩序时正是这样去做的——那些片段式的信任所构成的，正是系统信任。
詹姆斯•S•科尔曼将系统信任划分为三种。一种是相互信任。甲信任乙，乙信任甲。它比那种委托人单方面信任受托人的简单且不对称的信任关系强，已经算得上一个系统。第二种是中介信任。甲和乙的信任，是以丙为中介人的。这个中介人可能是顾问，负责给甲乙双方提供信息；可能是保证人，丙在甲乙的信任关系间提供担保；还可能是承办人，丙以乙为理由，去获得甲的信任。其中，与保证人作用类似的，最后一种系统信任叫第三方信任。在这种关系中，保证人不再直接参与甲乙双方的交往，但所起的作用却更重要。例如发行股票的公司、发布信息的公众传媒、提供教育的学校、行使权力和发行货币的政府等组织，就发挥了信任关系中第三方的作用。（《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然，政治中的信任关系更为复杂，远不是简单的分分类别就足以阐明的。就此，贝克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政治学”的概念。他认为，民主与开放是控制风险、强化信任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他所谈的，就是风险、信任与选择的关系——化繁就简意味着做出选择，而选择就得面对风险，并付出信任。选择，包括了解、讨论、投票和同意，这是民主最基本的法则。我们既可以把它们看作控制风险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把它们视为构建系统信任，乃至对政治体制整体性信任的基础。信任和选择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根本上讲，没有选择，就谈不上信任。
2009.10.18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2009-10-27 9:05:00(3) 西-闪 2009-10-25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679679&idWriter=0&Key=0 林达的系列文章《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在《上海书评》上已经连载了24期，大概已近完结，不久就会结集，仍由三联书店出版。
林达的文章一向有魅力，我曾宣称自己是他的粉丝。但现在看来，他的魅力恐已成为他的阻碍，使其无法更为深刻地去探究这个世界。
就拿今天他在《麦卡锡：一个焦虑的时代》一文中的用语来做例子吧。他写到：“我常常想，麦卡锡本人也是麦卡锡时代的一个牺牲者。”这样的思维真可谓懒惰和庸俗。照此句式，我可以写无数貌似有理的东西，譬如“毛泽东本人也是毛时代的一个牺牲品”等等。问题是，这种包含了太多修辞，却不特指任何事实的结论有什么意义？]]> 2009-11-10 22:05:00(2) 西-闪 2009-10-22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621609&idWriter=0&Key=0 不想见到某人，总会偏偏碰到。刚打开《思与文》网站就看见王绍光教授在大谈政治学的本土化。
王先生坚称，他的调查表明，中国仍是一个高信任度的国家。这话也出现在《民主四讲》当中——三鹿奶粉实在应该早请先生做公关，可能就不会有今日之下场了。
文中王先生更是借褒扬另一学者的名义说：“不站得高一点，没有一点胆识，是说不出，也不敢说出这些话的。”什么话呢？其中关键一句是：“民有、民享、民治意义上的民主可以在一党制下实现。”
我就不懂了。说这些话真需要什么“胆识”吗？同样的意思不正体现在我们的国家意志和政治制度当中吗？难道说，它们的依据竟是胆子大？王先生所说的，不正是党国一直在说一直在做的事情吗？你需要什么“胆识”？
在我看来，王绍光教授说出这番话，阐明如此观点，需要的不是胆识，而是脸皮——没有一定厚度的脸皮，这话是断断说不出来的。
]]> 2009-10-24 2:56:00(2) 西-闪 2009-10-20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587075&idWriter=0&Key=0 下半年甚少远游，今天去乐山，已是最远处。朋友开车，一到江边，心情豁然，方觉自己终是江边长大的人。
上午随意行走，在陕西街的路边菜市上瞅稀奇。一路往上，爬上缓坡，黄家山巷情景也颇似童年故乡所见，闻到植物味道，看见道旁泥土，亲切得很。可惜故乡半截已没入江中，记忆只好在此寻些仿佛。
中午寻到月耳塘的豆腐干、眼镜豆腐脑、特色蛋烘糕和芳芳跷脚牛肉，吃到眩晕。
下午乘渡轮到江心岛上饮茶，面对大佛，天上雁阵列列，秋天感觉。
回来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两首诗，甚好。
这一天完满了。]]> 2009-10-24 3:09:00(3) 西-闪 2009-10-19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555448&idWriter=0&Key=0 对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各方舆论评价不一。有人说火药味儿十足，也有人说平静而乏味。当然，在不翻墙的情况下，得出的印象可能跟两会差不多——团结、和谐、崛起、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国内的媒体报道中稍微透露出一点不满，也没人会知道其中的详情。像我这般孤陋寡闻的人，只是从新华社新闻的字里行间才依稀明白，原来在遥远的法兰克福发生了“热烈的讨论”，有了“分歧”，乃至“指责”。至于具体内容是什么？按照传统的方式，对不起，请你自己去造句或填空。例如国内的报道在批判西方那种“只有负面新闻才是好新闻”的“潜在新闻文化”，那么想必西方媒体正在诋毁中国有一种“没有新闻才是好新闻”的宣传戒律。
我倒是建议，伟大的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必要去迎合腐朽的西方——搞什么书展，不如搞一个禁书宣传周，把那些成天介闹个没完的西方记者和作家拉到北京来，当面把他们的作品焚给世人看。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纸灰，才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 2009-10-19 20:04:00(0) 西-闪 2009-10-19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542159&idWriter=0&Key=0

（请天涯的管理员注意，没人歧视你的工作，但请提高业务水平）
今天的东方早报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的访谈，很值得大家围观.（《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之前他曾出版一书专论民主，叫《民主四讲》，那也算是一本奇书。该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可以简述为一句话：“众人昭昭，我独昏昏。”意思是说，大家都说民主好，但实际上大家说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民主。民主从未实现过，如今的西方民主是与民主的真正精神背道而驰的。那么什么是民主精神呢？王教授引经据典讲了不少，其核心内容是选举式民主是假民主，直接民主才是真民主——与其选举，不如抽签。
今天王教授在报上基本上重复了他的观点。当然，他还善意地提醒中国千万别走西方民主的“弯路”，那相当于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的环境政策。这比方打得真妙。实际上，鉴于王教授对“真”的执着，以及对“假”的警惕，我建议香港中文大学，或者别的什么机构给王教授发薪水时千万不要用纸币，王教授自己也应该自觉地有这方面的要求——众所周知，纸币乃是符号，不是“真正的”金钱——即便是黄金白银也是“虚假的”——王教授除了鸡鸭鱼肉大米白面，虚头八脑的钱就别收啦。
可惜的是，王教授没法举一个“非西方民主”的真民主例子，去驳倒西方式的假民主，只能用他所标榜的民主高调去贬抑民主实践的现实。稍经逻辑训练的头脑都可以看清他的诡辩术：在事物与事物间进行比较，只能以价值比较价值，以事实比较事实。并且，首先应该坚持以事实为基础的原则。否则，随意以一方的价值去比较另一方的事实，或者抛开事实去比较价值，那肯定是极为拙劣的作弊行为。
从价值的角度看，我承认那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高于选举的、代议的民主。但是，即便我们不将前一种民主视为意识形态，而当作一种高超的理想，它也不应该拿去和西方民主的现实相比。要比就得先从事实说起：拿中国的现实比较西方的现实，拿孙志刚案、拿躲猫猫事件、拿最牛钉子户和关在私牢的上访户去比较西方的现实，看双方的民主何种是真，何种是假。当然也应该反过来，拿校园枪击案、拿黑人歧视案、克林顿弹劾案等等来比较中国的现实，看双方的制度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只有看清了、比较明白了事实，我们才能谈论所谓理想和价值，不然就很可能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我想，王绍光先生不大可能没有接受过起码的逻辑教育就当上了教授。所以我有理由相信，王教授对民主的“真假”所发表的意见，是故意混淆视听的行为。至于他的动机，我则不便揣测了。

]]> 2009-10-19 21:36:00(1) 西-闪 2009-10-17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512267&idWriter=0&Key=0 观念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在水火不容的表象下，各种观念常常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我兴致盎然。
拿对弱者的同情来讲吧，观念的演进有时会大出人的意料。
同情弱者——为弱者辩护——抢占道德高地——证明弱者在道德上高于强者——号召数量占优（总是如此）的弱者反抗强者——民粹主义。这是一条路径。
批判精英——指责强者（精英）在各方面压制弱者——将权力关系简化为少数统治与多数被统治的关系——号召数量占优（总是如此）的弱者反抗强者——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的精英主义者。这也是一条路径。
为什么会这样？简单浅薄的思维方式在作祟，过分简化的观念在作祟。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伦理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哪里仅是人数多与少的问题。
结果是，姿势分子出现了。他们摆出的姿势相当唬人，他们打着各种旗号出现——无论左右，实际上不过是一群思想上的懒汉。他们喜欢的字眼往往是真诚、热情、质朴和憨厚，而不是真理、理性、正义与善良。
]]> 2009-10-19 0:51:00(1) 西-闪 2009-10-16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482308&idWriter=0&Key=0 


在比目鱼兄的博客上看到，“读写人”网站已经一岁了。
不懂网络技术，在我看来，“读写人”不过是一个RSS聚合网站，类似于抓虾。然而技术远没有视角重要。一年前，当比目鱼兄做这样一个书评聚合时，恐怕他也没想到“读写人”在书评人的圈子里，乃至在读书人的圈子里，慢慢变得有份量，这实在是与他的眼光分不开。
在“读写人”上能找到最新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新京报·书评周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和全国较有影响的书评人的博客文章，以及《书城》。可以这么讲，“读写人”是了解国内书评的最好窗口，也是了解时下阅读视野的最佳风标。
“读写人”也偶尔能看见我的文章。不过我现在所写的，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书评，忝列其上罢了——老实说，这让我感觉颇为良好。当然，这也是我推荐“读写人”的原因之一。
“读写人”，生日快乐！]]> 2009-10-16 11:14:00(0) 西-闪 2009-10-14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3331&PostID=19443324&idWriter=0&Key=0
西闪/文
信任是人人都有的心理机制。对某人怀有某种期待，并对这种期待抱有信心，这是“信任”最宽泛的解释。没有起码的信任，没人敢于在绿灯亮起的时候穿越斑马线。没有起码的信任，人甚至不可能从床上爬起来，恐惧将会把他牢牢地钉在原地无法动弹——没有信任，甚至连怀疑都不会存在，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惟有自我毁灭一条路。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信任就是一种信念，一种信心，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信任则是一种人际关系，一种包含风险的行动。
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与受托人。在这个关系中，受托人的行动取决于委托人的信任，或者说，委托人的信任是受托人行动的前提。那么，委托人将信任赋予受托人，其前提又是什么呢？詹姆斯•S•科尔曼认为，委托人的情况与赌场上的理性下注者类似，是否给予受托人信任就像下赌注一样，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可能的收获、可能的损失以及获得成功的概率。（《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实际上，这三个基本因素说的都是一件事：对风险的估算。
可是，我们已经知道，风险的估算是很困难的，特别是那些社会和政治活动。无论是可能的收获、可能的损失还是成功的概率，都依赖于知识（信息）的掌握——将婴儿交给保姆的父母会想方设法了解保姆的所有情况，家长迫切想知道经常和自己的女儿一起的那个高三男生究竟如何，材料供应商邀请采购商去他们的生产基地看一看，都是基于同样的认识。相较于陌生人，我们往往更信任自己熟悉的那些人，也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信任与信息的关系密切。
当然，我们也经常看到完全相反的例子。比如有些人宁愿相信素不相识的骗子也不愿信任亲人，这是为什么？答案看上去很简单，骗子会耍弄各种手腕来证明，在与他的交往中，你将得到的收获将远远大于可能的损失。而经验表明，当可能的收获明显大于可能的损失时，人们往往会过高估计成功的概率。更为有趣的是，那些朋友较少的人特别容易轻信骗子，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稍微复杂一点：因为这样的人缺少这样的机会——将他在骗子那儿可能得到的损益与他在众多朋友那儿得到的损益相比较。
于是我们得到了有关信任的几点推论。一，信任有赖于信息的掌握程度；二，预期收益明显高于预期损失时，成功概率总是被高估。反之，概率则往往被低估；三，社会互动较频繁和复杂，信任更难建立，但更为可靠。反之，社会互动较少和单一，信任更容易建立，但风险也更高。
不同的社会关系有着不同性质的信任。其中，以交往方式的不同，可以把信任区分为两大类：人格信任和系统信任。（《信任》，尼克拉斯•卢曼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互动关系较少和单一的社会里，我们是依靠对具体的其他人的信任建立自己的生活框架的。这种人格信任已经得到太多的歌颂和太多的缅怀。可是，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必须提高自身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在每个人的眼中，世界更加复杂，选择更加多样。如何把复杂的世界和多样的选择联系起来，并且处理好呢？那就要使用更多的“交往媒介”。所谓交往媒介，就是一些符号化的、被人为赋予意义的代码（就像莫尔斯电码）。通过这些具有通用作用的代码，一个人的选择可以和另一个人以及更多人联系起来。
高度分化的社会系统是要用高度分化和完善的交往媒介来支撑的。社会系统中的任何子系统：政治、科学、经济、国家、政党等，当然特别是现代社会，都得依靠交往媒介。正是在频繁使用这些交往媒介的情况下，系统信任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前提——这种信任是通过连续地、肯定性的使用某种交往媒介，从而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对一个系统的功能，而不是对某一个人的信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货币的使用。我们知道，货币是很重要的交往媒介。它从普通的商品流通领域脱离出来成为“硬通货”，一方面是因为它的价值由交换者之外的第三方（政府）承诺和保证，本身就是一种信任的凝聚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在长期地连续地使用货币的过程中得到的几乎都是肯定性的答案，因而我们假定，整个货币系统是有效的，货币正在并且一直会发挥自身的功能，这就是一种系统信任。
当货币被纸币所取代，这种交往媒介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对系统信任的依赖程度加强了——纸币的使用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推行，它还包含着政府的承诺：纸币的价值是与货币（金、银等）的价值持平的，其发行速度不得超过经济发展中商品和劳务的增长速度。一旦这个承诺失效，纸币就会贬值。相应的，政府的信任（信用）就会贬值，乃至出现政治破产。
那么，在非经济领域，存不存在类似纸币的这种本身没有价值，但在起着类似作用的交往媒介呢？情况要复杂得多，但的确存在。科尔曼说，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承诺和地位起着货币相似的作用。卢曼则认为，在知识领域，真理就是硬通货。在信息传播领域，权威是硬通货。在政治领域，合法的权力是硬通货。这么多不同的货币类似物，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复杂社会中的信任主要依靠的是系统，而不是人格。
不过，系统信任与人格信任一样，都需要扎根在坚实的地基之上。其实，答案已经隐藏在讨论里——对任何信任的支持，都体现在有效交往的机会当中。人与人的信任如此，人与系统的信任也如此。一个不给人展示信任的机会的系统，当然不值得信任。

因版面有限，本文于2009.9.27、10.11分篇发表在《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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