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八
　
经过克利亚什托尔内与护雅夫的论证[1]，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为同一人的观点一度获得压倒性优势，不过近来罗新根据其对北族官称名号制度的系统研究，明确指出“暾欲谷不是阿史德元珍”，从而使这一至今争论未定的话题再起波澜。[2]然在我看来，官称与名号一成不变的假设往往是不能成立的，官号可能会发生改变，而本人和他人对其官号的全称与简称的强调点也可能不同，这就经常导致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在相同或不同的载籍与碑铭中。此处借用罗新之辞：本文旧话重提，并不是要对以往的争论作出总结与评判，而是要凭借笔者近年对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时健家族事迹的新观察，特别是对回纥内部汗统变易及第二突厥汗国统治集团组成的新认识，重新考察暾欲谷及相关名号，从而对探究暾欲谷其人与阿史德元珍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角度。
　
1.暾欲谷出自阿史德氏
前文曾论及暾欲谷可能出自阿史德部，其论据为：[3]
　　　天宝元年，公与四男及西杀妻子、默啜之孙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及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五千余帐，并驼马羊牛二十余万，款塞归朝。
该材料的背景是后突厥内乱[4]，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到“阿布思、阿史德等部落”[5]，而不提突厥汗族“阿史那部落”，原因正是以突厥后族阿史德部为后台的毗伽可汗正妻娑匐可敦把持朝政，引发汗族宗室诸阿史那氏不满，群起而攻之，失势之后族及其嫡系部落只好南下投唐，此即《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所谓“阿史那革命”[6]，参见本文下述7之讨论。上述论证并不直接，然结合以下材料则可进一步坐实。《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载：
　　　（天宝四载）八月戊申，突厥（毗）伽可汗妻史氏内属，封宾国夫人，仍每载赐钱百贯，以充妆粉。
此处之“史氏”当即暾欲谷之女娑匐可敦，考“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都可简称为“史氏”，然突厥可汗本为“阿史那氏”，其妻“史氏”绝不可能再为“阿史那氏”，故此“史氏”必为“阿史德氏”无疑，然则暾欲谷亦当出身阿史德氏。
　
2.暾欲谷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2.1.在《暾欲谷碑》中，“sir（薛）”作为后突厥汗国统治集团的两大重要支柱之一，被多次提到，[7]显示出作者对该部族相当熟悉，并且刻意强调其重要地位，这一部族与薛延陀－回纥阿史德余部密切相关[8]，由此推测，暾欲谷可能具有某种回纥－薛延陀背景。
2.2.暾欲谷称号中的“暾”，在汉籍古译中尚有“吞”、“顿”、“统”等多种形式，都对应古突厥语的tun/ton，意为“第一个”，这一称号在突厥－回纥时代的使用情况，粗略考辑，计有如下例子：
　　　暾：西突厥暾叶护可汗（阿史那俀子），西突厥瞰莫贺咄（“瞰”为“暾”之讹），西突厥摄舍提暾啜，西突厥拔塞幹暾沙缽俟斤，后突厥暾欲谷，后突厥阿史德暾泥孰，回纥暾叶护（怀仁可汗逸标苾骨力裴罗）；
　　　吞：西突厥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回纥俱罗勃吞莫贺咄拔固折；
　　　顿：突骑施顿阿波（吐火仙可汗骨啜弟），葛逻禄叶护顿毗伽，回纥顿啜逻达干，回纥顿莫贺达干；
　　　统：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西突厥真珠统俟斤，西突厥统吐屯，东突厥统特勤（颉利可汗弟），薛延陀统特勤（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弟），薛延陀统毗伽可贺敦（阿史那思摩妻）。
上述19例中，西突厥占8例，回纥占4例，薛延陀占2例，突骑施占1例，葛逻禄占1例，后突厥占2例，东突厥只有1例，而西突厥的制度受属下诸铁勒部落的影响很大，回纥、薛延陀、突骑施、葛逻禄都是铁勒中的强部，后突厥中的暾欲谷与阿史德暾泥孰则都属阿史德部，本身即有出自回纥－薛延陀的嫌疑，因此“暾”这一称号更像是来自铁勒人的传统，与东突厥人关系不大，而在后突厥统治集团中采用该称号的成员，则很可能出自东突厥系之外的回纥－薛延陀系。
2.3.《暾欲谷碑》为暾欲谷本人自撰，其中每次提到“暾欲谷”时，之前必加“毗伽”一词，而《毗伽可汗碑》在唯一一处提到“暾欲谷”时，使用了“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的全称，却唯独没有在前面加上“毗伽”字样，可见“毗伽”的称号是暾欲谷本人颇为看重的，而这一称号在后突厥复国之前，更多地见于薛延陀等铁勒部落之中，除前面提到的阿史那思摩妻统毗伽可贺敦之外，尚有薛延陀汗国首任可汗真珠毗伽可汗夷男，这也是“毗伽”首次见于可汗号中[9]，而在后突厥复国之前，无论东突厥还是西突厥，其可汗号中都从未出现“毗伽”一词，可汗号之外的其他官号愚见所及仅有启民可汗兄子“毗黎伽特勤”一例[10]，然而在后突厥复国之后，“毗伽”的称号开始大规模流行，如颉利突利可汗曾孙阿史那毗伽特勤、默啜女贤力毗伽公主、毗伽可汗默棘连、颉跌利施可汗骨咄禄之妻颉利毗伽可敦（il bilgea qatun）、《翁金碑》碑主毗伽沙钵略贪汗达干（bilgea isbara tamghan tarqan）、《阙利啜碑》碑主沙钵略毗伽阙利啜（isbara bilgea keuli chor）、突骑施贺腊毗伽钦化可汗娑葛、坚昆都督骨笃禄毗伽可汗、同罗都督毗伽末啜等等，可汗、可敦、叶护、设、特勤、达干、啜等官号前都频频出现“毗伽”字样，阙特勤葬礼上从突骑施可汗处前来的掌印官之一就叫做“乌古斯毗伽”[11]，汗国末期的拔悉密贺腊毗伽可汗阿史那施与左右叶护回纥阙毗伽骨力裴罗与葛逻禄顿毗伽阿波移健啜也都偏爱此号，至漠北第二回纥汗国时，“毗伽”更成为可汗号中极常见之一部分，由此可见，暾欲谷对“毗伽”称号的钟爱很可能来自薛延陀－回纥的传统。
2.4.《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三、四行云：
　　　teurk sir bodun yearintea bod qalmadei. eida tashda qalmeishei qubraneip yeati yeuz boltei. eaki euleugi atleigh earti. bir euleugi yadagh earti.
　　　在突厥－薛（sir）人民的土地上没有留下（国家的）机体。留在荒原（直译：木、石）中的，聚合起来为七百人。其中两部分骑马，一部分步行。
同碑同石东面第十八行云：
　　　eaki being eartimiz. eaki seumeu boltei.
　　　我们是两千人，我们有两军。
突厥、铁勒等多数北族长于马战，唯薛延陀独擅步战[12]，暾欲谷在碑中如此强调复国元勋中与骑马者相对的步行者的比重，复云其有两军，结合后突厥汗国中薛延陀的重要地位[13]，似可推想此处的步行者与两军之一实指代其中的薛（sir）人，亦即薛延陀余部，而暾欲谷本人很可能正是这一集团势力的领袖人物。此外，元代畏兀儿偰氏家族以暾欲谷为其始祖，正暗示暾欲谷同回纥之间具有某种密切关系，而诸多证据表明，偰氏家族的始祖实为药罗葛家族之前的回纥首领，亦即阿史德时健俟斤家族[14]，该家族在薛延陀汗国覆亡后发展为祁连州薛延陀余部的核心，此点又一次表明了暾欲谷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3.阿史德元珍的回纥－薛延陀背景
3.1.在投奔骨咄禄叛军之前，元珍任职单于府检校降户部落，按照回避与牵制的惯例，其出身于突厥阿史德部的可能性不大，当时有薛延陀部落前往投奔阿史那伏念叛军，伏念被平定后，追随骨咄禄的叛军中可能即有薛延陀人[15]，而在单于府下二十四州都已叛乱、突厥阿史德部为叛乱组织者与掌握实权者的情况下，单于府长史王本立不太可能再派一个出身突厥阿史德部的人去招降，所以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当时王本立并不了解叛军中也有薛延陀人，也不甚清楚元珍所从出的阿史德部同突厥的阿史德部有何关系[16]，而元珍很可能正是出身薛延陀余部的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因此当其前往投奔叛军时，“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令专统兵马事”，即是因为其特殊的身份可以招揽更多的薛延陀人加入，有助于稳固与扩大突厥复国运动的统一战线。
3.2.《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云：
　　　是岁，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据黑沙城反，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元珍于云州，虏问唐大将为谁，应之曰：“薛仁贵！”虏曰：“吾闻仁贵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绐我！”仁贵免胄示之面，虏相顾失色，下马列拜，稍稍引去。仁贵因奋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
据此，元珍所率军队对薛仁贵极其忌惮，显然之前直接或间接吃过其苦头，且程度颇深，考薛仁贵之战功著在安东与安北，“三箭定天山”威震漠北，然而当时漠北的实际统治势力是以药罗葛回纥为首的九姓乌古斯－铁勒部众，薛仁贵同漠南的突厥本部之间不但从无过节，而且还彼此配合协同征伐过奚、契丹叛军[17]，因此阿史德元珍麾下恐非以突厥本部为主，疑出别部铁勒，很可能杂有曾从属于回纥－薛延陀的铁勒部落。
3.3.《元和姓纂》与《通志•氏族略》都提到元珍为“瀚海侯”[18]，“瀚海”一名向与回纥有关，而与突厥本部无涉，是为元珍出身回纥的又一则旁证；此外，汉文载籍提到元珍时有“阿史德”/“阿史那”之异文，而在提到时健俟斤时也存在类似现象，则进一步暗示：元珍可能出于回纥－薛延陀的时健俟斤家族，其族姓“阿史德”在当时常被误为“阿史那”。
　
4.《雀林碑》中的回纥－薛延陀痕迹
《雀林碑》又称《乔连碑》或《乔连石雕》，因其碑文简短，又残缺不全，国内学者对其素无研究，仅有耿世民的简要介绍[19]。《雀林碑》一般被认作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古突厥如尼文碑铭，缘于其中提到的“颉跌利施可汗”（ilterish qaghan）正是后突厥汗国创建者骨咄禄的可汗号。克利亚什托尔内是《雀林碑》较早期的研究者，他从中释读出了“暾[欲谷]”（ton[uquq]）一词，结合碑上的阿史德与阿史那印记，推论该碑铭可能是暾欲谷协助骨咄禄统率后突厥人平定九姓铁勒、重返漠北郁督军山之后不久建成的。[20]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释读尚存争议，“ton[uquq]”也可释读为“tolqu”，[21]若然，则《雀林碑》中就没有出现“暾欲谷”字样，不过这对克氏关于该碑创建背景的研究结论并无实质性影响，因为其中出现的其他专名及印记，已足兹证明。除“颉跌利施可汗”之外，《雀林碑》中还出现了“顿毗伽”（tun bilgea）和“顿移健俟斤”（tun yigean irkin）的字样，关于“顿”与“毗伽”的称号来自以回纥－薛延陀为代表的铁勒传统的讨论，已见于本文上述之2.2及2.3，此处的“移健”也与之类似，除见于参与反抗默啜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及推翻后突厥的葛逻禄顿毗伽阿波移健啜之外，还见于《阙利啜碑》中薛俟斤之子移健啜[22]，更频繁地出现在后世西域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显是极为常见的回鹘人名号，则“顿毗伽”与“顿移健俟斤”很可能正是拥护、追随以暾欲谷为领袖的薛延陀－回纥阿史德系的铁勒部落的代表人物，而其中的“顿移健俟斤”即使不是后来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也很可能是其父辈或族人，“回纥别部”一称，正是相对于之前为后突厥所逼南下投唐、迁徙到甘凉地区的瀚海都督回纥药罗葛系而言；关于“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与薛延陀及阿史德之关系，本文下述6中还会论及，此处不赘。《雀林碑》中另一引人注目之点，即是位于其左下部的两个印记，下方的印记无疑是见于《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翁金碑》上方的突厥可汗家族印记即“阿史那印记”，而上方的印记，根据克氏的论证，正是“阿史德印记”。问题在于，究竟是哪个“阿史德”？是突厥阿史德还是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愚意以为，答案当是后者，《唐会要•诸蕃马印》中的记载其实已经有所暗示，再结合《雀林碑》上的印记，则基本可以确认。在《唐会要•诸蕃马印》中，关于“阿史德马”的记载共出现三次，后两次记载是位于“苏农马”与“执失马”之间的“闼阿史德马”和“拔延阿史德马”，属于“定襄府所管”，显然这四种马正对应《新唐书•地理志》中关内道突厥府州之定襄都督府辖下四州：阿德州、执失州、苏农州、拔延州，则“闼阿史德”当为突厥阿史德；而前一次记载则颇奇怪：
　　　阿史德马，与苏农、执失同类，在阴山北库延谷北，西政连州，印※。
记载的相邻位置，之前有赤马、余没浑马、苾羽马、俱罗勒马等，都与碛北回纥马同种或相类；之后有思结马、匐利羽马、契苾马、奚结马等，则都与碛南突厥马同种或相类；唯独此处的阿史德马，介于碛北回纥马与碛南突厥马之间，既“与苏农、执失同类”，当更接近碛南突厥马，然而其地理位置更是特殊，“西政连州”一语，殊不可解，岑仲勉认为系“今祁连州”之讹[23]，所见甚是，联系到唐廷曾设祁连州安置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又其马印较定襄府管下之闼阿史德更接近《雀林碑》上之阿史德印记，故此阿史德当为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是则后突厥汗国统治集团中之阿史德，其核心部分实并非突厥本部之阿史德，而是回纥－薛延陀之阿史德，暾欲谷与元珍，无论其是否同一人，都属此一集团，并且应为其领袖之一，唐廷所记阿史德马印，当为后突厥时期交往获知，与突厥本部之闼阿史德有所不同，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而突厥本部阿史德的衰落，则可能与单于都护府叛乱时期奉职、温傅等突厥阿史德部酋对可汗阿史那伏念的背叛与离弃有关，另外也可能与唐廷对其首倡叛乱的残酷镇压不无干系。
　
5.《阙利啜碑》与暾欲谷
《阙利啜碑》中出现了另一个“暾欲谷”，即“cheiqan tonyuquq”，耿世民译为“齐干•暾欲谷”[24]，芮传明则译为“赤汗暾欲谷”[25]，此人为碑主毗伽阙利啜之父，故又称“元老阙利啜”（ulugh keuli chor）。关于此暾欲谷与《暾欲谷碑》碑主毗伽暾欲谷之关系，至今争议未定，不过据巴赞研究，《阙利啜碑》的意识形态是最接近《暾欲谷碑》的，即都属于保守的老突厥派，在碑文中有意识地拒绝使用新突厥派崇奉的汉人历法[26]，仅从这一点来说，元老阙利啜已存在与毗伽暾欲谷相似的背景；其次，《阙利啜碑》中提到元老阙利啜卒于八十岁时，这也与毗伽暾欲谷吻合；再次，根据大泽孝对《阙利啜碑》较新之录文，元老阙利啜实卒于毗伽可汗时期，而非以往认为的骨咄禄或默啜时期，这就再一次与毗伽暾欲谷之卒年吻合[27]；另外，根据碑铭的叙述，阙利啜家族为达头部领袖，在毗伽可汗时期主要活动于汗国西部，这也与汉文载籍中暾欲谷出现的地域相接近，而由前述暾欲谷之回纥－薛延陀背景可知，其故地本就位于西部一带，故与达头部亦相符合。除此之外，尚有另一证据可将阙利啜家族与暾欲谷家族联系起来，这就是《阙利啜碑》中提到的元老阙利啜之称号“cheiqan”，愚意以为，“cheiqan”正是汉译“时健”之原文：“时健”的中古音，高本汉构拟为/zi g'ien/[28]，与“cheiqan”基本接近，差别主要在于声母，而“时”、“健”二字中古分别属于禅母与群母，用禅母的“时”和群母的“健”来对译“ch”音和“qan”音，在当时并不少见，前者的例子，可以举出中亚粟特地区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唐代汉译别名又作“赭时”，其粟特语原文为“chach”，“时”正对译“ch”音；[29]后者的例子，则可以举出中亚地区的呾剌健国，《新唐书》作“多勒健”，其波斯语原文为“talaqan”，“健”正对译“qan”音。[30]“时健/cheiqan”与“移健/yigean”相类似，都是铁勒人喜爱的称号之一，其本义分别为“母系外甥、姨表兄弟”与“侄、甥”[31]，然而在用作称号时，并不必然具有与本义直接关联的含义[32]，见于汉文载籍的“时健”称号有如下例子：
　　　回纥时健俟斤，
　　　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
　　　同罗颉利发时健啜，
　　　处密时健俟斤，
　　　龟兹王苏伐叠时健莫贺俟利发；
上述前两人，据本系列札记的反复论证，已考定为同一人；同罗为铁勒强部，与回纥－薛延陀关系密切，其马印与薛延陀相似，在后突厥汗国末期之“阿史那革命”中属于阿史德一系；处密与龟兹则属西突厥，其称号受铁勒影响强烈；另外还有一例，见于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其中提到迪瓦什梯奇（Divashtich）之前的喷赤干领主为“chk'yn chwr βylk"”，马小鹤译为“奇金啜毗伽”，并指出其为突厥式称号，余案，“chk'yn chwr βylk"”之突厥语原文，似即“cheiqan chor bilgea”，则按唐代汉译习惯当为“时健啜毗伽”，此人出自胡禄屋部，为西突厥十箭咄陆系部落之首领，[33]“时健啜”与薛延陀汗国覆亡时的同罗颉利发同名，而其称号中兼有“毗伽”，再次佐证西突厥之称号受到铁勒的影响强烈。根据大泽孝之较新录文，元老阙利啜的称号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为“cheiqan tonyuquq”即“时健暾欲谷”加上了“apa”即“阿波”的称号，第二次是晋升为“eisbara cheiqan keuli chor”，即“沙钵略时健阙利啜”，第三次则是为“keuli chor tonyuquq”即“阙利啜暾欲谷”加上了“chabeish”的称号，由此可知，元老阙利啜的称号并非一成不变，“时健暾欲谷”可能是其早期的称号，而第一次所加的“阿波”称号也许正可以和阿史德元珍投奔骨咄禄之后被立为“阿波大达干”一事相联系，若上述论证可从，则元老阙利啜又名时健暾欲谷，即为出自回纥－薛延陀阿史德时健俟斤部落之暾欲谷，自号毗伽暾欲谷，其子为沙钵略毗伽阙利啜，其女则为毗伽可汗正妻娑匐可敦，这一勘同，或许可从其中找到更为坚实之论据；此外，碑铭中所述阙利啜葬礼规格之高，凸显可汗家族对其之倚重，而如此地位，似乎也只有阿史德暾欲谷这一可敦家族才能与之相配。
　
6.回纥二统之交嬗
见诸史籍的第一位回纥首领，是隋末的时健俟斤，其子菩萨继位后，率领回纥击败东突厥大军，成为随后建立的薛延陀汗国最重要的支柱，这一系统治氏族出自阿史德部，与突厥本部关系密切，其姻族则很可能为霫/白霫部。[34]在薛延陀汗国覆亡时，多弥可汗前去投奔唇齿相依的回纥阿史德部，遭回纥另一系首领胡禄俟利发吐迷度追杀，宗族被屠戮殆尽，回纥阿史德部也伤亡惨重，此后回纥的统治氏族便转变为吐迷度所从出的药罗葛部。药罗葛部很可能是被突厥征服之前回纥内部的传统强部，为从阿史德部手中夺取回纥的统治权、进而称霸整个漠北，吐迷度蓄谋已久，不惜勾结割据金山的东突厥余部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与其结为姻亲[35]，而在漠北铁勒归顺唐朝、设立六府七州之后，吐迷度对外为唐朝之瀚海都督，统管漠北诸府州，对内自称可汗，成为漠北铁勒诸部事实上的统治者，这便是药罗葛氏所建的漠北第一回纥汗国。另一方面，残存的回纥阿史德部和白霫部与薛延陀余部联合起来，在唐朝的安抚下休养生息，在征讨奚、契丹等蕃族叛乱的战争中，他们同先前投降唐朝的东突厥余部也逐渐走到了一起，[36]最终在调露年间的单于都护府叛乱爆发之后，他们摆脱了唐朝的统治，回到漠北又征服了铁勒诸部，迫使亲唐的回纥药罗葛部及其盟友契苾、思结、浑三部渡碛南下，撤退到甘凉之间，至此，漠北三十姓的第二突厥汗国宣告成立，而回纥阿史德部复成为国中最重要的支柱，一如六十年前在薛延陀汗国中那样。当此之时，漠北回纥的统治氏族遂又转变回为阿史德时健俟斤一系，而其首领毗伽暾欲谷很可能正是时健及菩萨之直系后裔[37]。在默啜统治时期，暾欲谷一度被贬抑，其部落氏族很可能也受牵连遭到排挤，本文上述4中曾提到《雀林碑》中有顿移健俟斤，与反抗默啜统治南下投唐的回纥别部首领移健颉利发可能为同一人或其父辈族人，而与移健颉利发一同南下的铁勒四部中，除了以杀死默啜的颉质略为首的拔野古和传统强部同罗、仆固之外，又一次出现了以比言为首的霫部[38]。毗伽可汗默棘连即位后，作为其岳父的暾欲谷重新出山，其部落氏族也再度得势，而当暾欲谷、默棘连殁后，以暾欲谷之女娑匐可敦为首的阿史德部长期把持朝政，终于引发了后突厥汗国末年的内战，此即《九姓回鹘可汗碑》中所谓“阿史那革命”。
　
7.“阿史那革命”与回纥药罗葛之二次建国
“阿史那革命”发生于漠北第二突厥汗国末期，初为后突厥宗室诸阿史那氏起兵反对被后族阿史德氏把持之汗廷，而内乱迅即扩大，局势遂一发不可收拾，此情形颇与西晋“八王之乱”相类似，至内乱后期，混战各方逐渐形成两大阵营，一方为拔悉密、葛逻禄和回纥，其盟主为以阿史那施为首领的拔悉密，另一方为阿史德、阿布思等部及其把持下之毗伽可汗系阿史那汗室，亦即突厥本部与忠于其统治之铁勒诸部[39]，这一对比颇耐人寻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处与拔悉密、葛逻禄结盟的回纥并非当时漠北回纥的主部阿史德系回纥（即唐人眼中的“回纥别部”），而是十余年前因不堪唐朝地方官吏打压从甘凉叛乱北返之药罗葛系回纥，其首领护输、逸标苾父子为甘凉末代瀚海都督回纥承宗之族人，俱出自吐迷度一系，而逸标苾在后突厥内乱之初选择与拔悉密、葛逻禄结盟，也是渊源有自——当时把持汗室之阿史德系乃其宿敌，绝难接近，而早在百年之前，吐迷度谋建漠北第一回纥汗国之时，曾先与割据金山之突厥车鼻可汗联姻，其时车鼻国内之主要部落即为拔悉密与葛逻禄，而车鼻之子羯漫陀统领拔悉密，降唐后置新黎州，车鼻治下之葛逻禄降唐后则置狼山州与浑河州，也都归回纥药罗葛统领之碛北之燕然都护府（即安北都护府之前身）管辖[40]；另一方面，暾欲谷与阙利啜曾分别击破过拔悉密与葛逻禄[41]，是则后两者对后突厥国家并不忠诚，甚至可以说是叛服无常，并且同阿史德部积怨甚深，正基于此，北返之后孤掌难鸣却又处心积虑欲再建回纥汗国之药罗葛与之一拍即合，遂趁突厥内乱之机，建立联盟，共同反对阿史德，[42]先推拔悉密首领阿史那施为盟主，利用其阿史那血统之号召力，推翻宿敌阿史德把持之后突厥汗室，待胜局已定后，便立即败盟，联合归顺之铁勒诸部，将拔悉密与葛逻禄各个击破，“数岁之间，复得我旧国”[43]，于是，时隔百年之后，回纥药罗葛人又一次在漠北建立了汗国，此即《磨延啜碑》北面第二行中所谓“我们的可汗第二次登了位”[44]。正是在这样的动乱背景之下，暾欲谷家族发生了分裂，由毗伽可敦率领的一支南下降唐，留处漠北色楞格河故地的一支，则与药罗葛政权合作，代居高位，其后世辗转高昌、内地，至或远徙海东高丽，繁衍成为偰氏等大族。[45]
　
8.暾欲谷与阿史德元珍
《阙利啜碑》中出现的“暾欲谷”，使罗新认为，“tonyuquq作为一组官号，在突厥第二汗国时代使用得并不罕见”[46]，而据本文上述5之论证，这两者很有可能是同一人，即“毗伽暾欲谷”实为“时健暾欲谷”的另一个称号，后者即“元老阙利啜”，是毗伽沙钵略阙利啜之父。事实上，“tonyuquq”作为一组官号，在第一突厥汗国时代当已出现，毗伽暾欲谷的“tonyuquq”一称很可能正是从前人承袭而来。此处提出关于暾欲谷得名的一种推测：根据本文上述之论证，暾欲谷出自阿史德时健俟斤－菩萨家族，从年龄上看，暾欲谷生于薛延陀汗国覆亡前后，当为菩萨之孙辈，其父之出生时间则可能距东突厥汗国覆亡前后不远，从阙利啜父子称号中都带有阙利啜来看，很可能暾欲谷这一称号也出现在暾欲谷之父即菩萨之子的称号之中，考菩萨在马鬃山一战中大破东突厥之欲谷设（五千破十万），威震大漠南北，回纥由此而兴盛，很可能菩萨正因此将击败之敌人之称号作为自己新生儿子之名，而“欲谷设”可能则是“暾欲谷设”（tonyuquq shad）之省称[47]。薛延陀汗国覆亡后，阿史德时健俟斤余部内迁唐朝，被安置在新建之祁连州及东皋兰州，暾欲谷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生成长，是以其在自撰碑铭中起首便说“我，毗伽暾欲谷，生长于唐朝”（bilgea tonyuquq bean eozeum tabghach ilingea qeilintim）。再看阿史德元珍，其出生时间很难确定，但从其事迹背景来推测，当与暾欲谷为同时代人；与刘元海相类似，元珍早年曾为质于唐朝京城，对汉地人文及边塞军情都有一定了解[48]，这也是骨咄禄起事后元珍前去投奔时骨咄禄得之大喜的重要原因之一；“元珍”显然为汉名，其蕃名原文，经克氏等人论证，已基本确认正是tonyuquq[49]，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骨咄禄起事前所属之云中都督舍利元英，“元英”显然也是一个汉名，其蕃名原文当为ton-alp或ton-bagha，亦即汉文音译之“吞阿娄拔”或“顿莫贺”，因当时隶属于唐朝，不少突厥－铁勒官员都有汉名，而在复国之后，民族主义意识迅即复活，其又恢复蕃名本称，亦属自然。元珍之蕃名既与暾欲谷相同，其时代复相接近，其事迹与功勋又相匹敌，其在后突厥国中地位与尊宠又相吻合，加以本文上述诸方面之论证，其为不同之二人之可能性显然已非常之小。是则汉文载籍中毗伽可汗时期复出之暾欲谷正是骨咄禄复国初期之重臣阿史德元珍，不过其时唐人已无法将汉名“元珍”与其蕃名“暾欲谷”相联系起来了。那么，暾欲谷在自撰碑铭中为何绝口不提曾经在唐朝为官之经历呢？罗新正是以此质疑同一人说[50]，愚意以为，这仍然可以用民族主义意识的复活与强化来解释，作为亲身经历亡国与唐朝统治的前突厥－薛延陀贵族之余部，又系“光复元勋”暨“国之支柱”，暾欲谷无疑属于汗国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即“老突厥派”，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贵为唐朝的官员”当然就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经历，而是不堪回首、需要刻意避讳的屈辱往事了。
　
————————
[1]克利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著，李佩娟译：《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央亚细亚原始文献》，第24－27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护雅夫著，吴永明译：<阿史德元珍与暾欲谷>，《世界民族》1979年第3期。
[2]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三辑，中华书局。
[3]参见本系列札记之六《阿史德与回纥汗统》之5[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8545208&idWriter=0&Key=0]。
[4]其起因在《康公神道碑》中被总结为“暾女灭国兮”，意指暾欲谷之女扰乱朝纲，致国破家亡。
[5]王永兴推测阿布思为突厥本蕃部落，一度依附于漠北铁勒的思结别部之中，在后突厥国中重又得势。余案，这一点与阿史德的地位处境颇为类似，都是介于突厥本部与别部铁勒之间的强部，故而在后突厥内乱中持有相近的立场。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229－2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林梅村：<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
[7]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三《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之4[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5141213&idWriter=0&Key=0]。
[8]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七《三十姓突厥考》之5[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9352194&idWriter=0&Key=0]。
[9]梁师都曾被始毕可汗封为“大度毗伽可汗”，意为“解事天子”，但其远非突厥－铁勒部落，且仅为隋末东突厥扶植的多个傀儡政权之一，为时甚短，影响甚微。
[10]《隋书·卷三》。
[11]《阙特勤碑》北－13：“……oghuz bilgea tamghachei ……”。
[12]《旧唐书·北狄传》：“先是，延陀击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等，以步战而胜。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于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应接罪至于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
[13]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七《三十姓突厥考》之5[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9352194&idWriter=0&Key=0]。
[14]参见本系列札记之六《阿史德与回纥汗统》[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8545208&idWriter=0&Key=0]。
[15]《暾欲谷碑》提到最早追随骨咄禄起事的七百人之中有“三分之一步行”，参见本文上述2.4。
[16]当时元珍“尝坐事为单于长史王本立所拘絷”，有可能是受到单于府管内突厥叛乱的牵连，出于隔离同谋嫌疑者而被暂时扣押，从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中“伏念弟元珍拥其余种复叛”的叙述来看，唐朝方面对元珍的身份始终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17]《新唐书·薛仁贵传》：“（薛仁贵）俄与辛文陵破契丹于黑山，执其王阿卜固献东都”。《新唐书·北狄传》：“（契丹）窟哥死，与奚连叛，行军总管阿史德枢宾等执松漠都督阿卜固献东都。……（显庆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侯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为冷陉道行军总管”。《新唐书·高宗本纪》：“（显庆五年）五月辛丑，作八关宫。戊辰，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为沙砖道行军总管，以伐契丹，……，十二月，阿史德枢宾及奚、契丹战，败之。”
[18]《通志·氏族略》：“阿史德氏：突厥始善可汗之裔，别号阿史德氏。通天司宾卿，瀚海侯阿史德元珍，右武卫大将军阿史德览，并其后也。”《元和姓纂》中关于阿史德元珍的记载与之略同。然而岑仲勉认为此处之阿史德元珍与附骨咄禄起兵叛乱之阿史德元珍为同名异人，并无根据，而其官号与“检校降户部落”有别，恰恰表明在汉人制度中官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9]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45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克里亚什托尔内依著，陈弘法译：<乔连石雕上的古代突厥铭文>，《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2辑，1982年7月。
[21]突厥如尼文的硬/l/字母和硬/n/字母比较接近，不易辨识。参见Osman Fikri SERTKAYA关于雀林碑的研究史的文章： GÖKTÜRK HARFLİ ÇOYR YAZITI[http://www.turan.tc/kalem/yazit.html]。
[22]《阙利啜碑》东－9：“sir irkin oghlei yigean chor.”
[23]岑仲勉：《突厥集史》，第654页，中华书局，1958年。
[2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78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302，3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6]路易·巴赞著，耿昇译：《突厥历法研究》，中华书局，1998年。
[27]Takashi OSAWA：，《欧亚学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07年。
[28]高本汉著，潘悟云等译：《汉文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
[29]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25页，中华书局，2000年。
[30]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第127页，中华书局，2000年。
[31]参见：A.冯·加班著，耿世民译：《古代突厥语语法》，第316，356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关于“cheiqan”之本义，另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8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参与推翻后突厥汗国之葛逻禄叶护之称号为“顿毗伽阿波移健啜”，复原为“ton bilgea apa yigean chor”，其中apa本义为“父辈、祖先”，yigean本义为“侄子、外甥”，若按本义理解，一为长辈，一为晚辈，却出现在同一称号中，岂非矛盾？显然，无论apa还是yigean，此处只是作为一种荣耀的古老尊号，在多数情况下，其本义已经隐而不显了。
[33]参见：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
[34]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一《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2949549&idWriter=0&Key=0]，及之六《阿史德与回纥汗统》[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8545208&idWriter=0&Key=0]。贞观年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发动的侵唐战争中，其主力除本部薛延陀与回纥及铁勒传统强部同罗、仆固外，即有霫部参加；薛延陀国亡之后，唐朝为回纥阿史德余部设祁连州，为白霫余部设居延州，从州名上看，两者地域相距当不远，其间关系也非同一般。关于霫与白霫之关系，参见：冯继钦：<霫与白霫新探>，《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03期；周伟洲：<霫与白霫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01期。
[35]吐迷度兄子乌纥与部下俱陆莫贺达官俱罗勃俱为车鼻之婿，见旧新唐书回纥/回鹘传。
[36]《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载：“（显庆）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为冷陉道行军总管。”此三人分别为突厥阿史德余部、薛延陀余部及白霫余部之首领，能将此素无瓜葛之诸部联系起来之势力，只能是回纥阿史德余部，因其与之分别为同源部落、唇齿部落及通婚部落。
[37]参见本文上述5之论证。
[38]关于默啜覆亡之际南下投唐九姓五都督（即回纥、拔野古、同罗、仆固与霫等铁勒五部）之辨析，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404－407页，中华书局，1958年。另据《新唐书·回鹘传》：“……。独解支死，子伏帝匐立。明年，助唐攻杀默啜，于是别部移健颉利发与同罗、霫等皆来，诏置其部于大武军北。”虽撰史者并不明了“别部”（即阿史德部）与药罗葛部之关系，这一记载却特别突出了同罗、霫与回纥－薛延陀阿史德部之密切联系。
[39]小野川秀美认为后突厥末期九姓首领为同罗阿布思，参见氏著<铁勒考>，《民族史译文集》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1978年。
[40]参见：李大龙：<有关唐安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艾冲：<关于唐代单于都护府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41]分别参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二》与《阙利啜碑》。
[42]铃木宏节可能正是基于药罗葛回纥的盟友为拔悉密与葛逻禄因而认定后两者为三十姓突厥之组成，然而从前述推论可以看出，拔悉密与葛逻禄在后突厥国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其重要度与影响力甚至不及九姓乌古斯即漠北铁勒诸部，所以其显然不配位列后突厥统治阶层核心基石之三十姓。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七《三十姓突厥考》之3[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9352194&idWriter=0&Key=0]。
[43]此句紧接“[阿]史那革命”，参见《九姓回鹘可汗碑》第V行，林梅村：<九姓回鹘可汗碑研究>，《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
[44]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二《十姓回纥、九姓乌古斯与九姓回鹘》之2[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3675212&idWriter=0&Key=0]。
[45]参见本系列札记之六《阿史德与回纥汗统》[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82489&PostID=8545208&idWriter=0&Key=0]。
[46]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三辑。
[47]此欲谷设为颉利可汗之侄或子，颉利可汗有弟统特勤，可知“统/暾（ton/tun）”之称号在颉利汗室子弟中并不罕见，而其汉译则往往被省略。
[48]《新唐书·薛登传》：“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及还，并为边害。”
[49]相关讨论参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85－2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50]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三辑。文中最后一句为：“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暾欲谷碑在介绍暾欲谷时，只说他生长在中国，却一点也没有说到他曾经贵为唐朝的官员”。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七
　
在汉文载籍里，突厥三十姓的字样最早出现在毗伽公主墓志中[1]。毗伽公主为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之女，墓志中两次提到三十姓可汗，分别指默啜可汗及骨咄禄之子毗伽可汗。关于这三十姓的含义及组成，国外学者颇有议论，但国内学者却甚少关注，现不揣菲薄提出愚见，以求教于通博之人。
　
1.三十姓中不包括十姓
虽然汉文载籍中从未出现过“三十姓突厥”的字样，但从上下文判断，“三十姓”当指漠北的突厥汗国，特别地，是指骨咄禄、默啜复兴之后的东突厥汗国即第二突厥汗国。毗伽公主墓志中提到其亲兄为右贤王墨特勤，此即默啜之子阿史那逾轮[2]，于默啜一系败亡后来投大唐，被封为右贤王，在此之前，另有一位后突厥高官已被封为左贤王，此即颉利突利可汗之曾孙阿史那毗伽特勤[3]，这两人曾经位列开元六年（718年）讨伐漠北突厥毗伽可汗的联军将领名单之中[4]，他们也出现在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封禅泰山的名单之中[5]，此即汉文载籍中另一次提到突厥三十姓之处：[6]
　　　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戎狄夷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褷、五天十姓，昆仑、日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位。
此处之突厥颉利发，当指毗伽可汗阿史那默棘连派往唐庭朝贺封禅兼请婚之使者阿史德颉利发，十姓可汗指降唐之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氏，三十姓左右贤王则显然即为上述从后突厥汗国降唐之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及默啜之子右贤王墨特勤阿史那逾轮。据此可知，三十姓自三十姓，十姓自十姓，两者并列，前者并不包括后者。“十姓”（“on oq”，即“十箭”）本为西突厥别称，但在后突厥汗国时期，十姓故地已落入西突厥别部突骑施之手，虽然默啜曾一度征服控制该处，但为时甚短，旋即复归于黑姓突骑施。西突厥十姓与东突厥三十姓，分离既久，关系早已疏远，复兴的东突厥汗国肇基漠北郁督军山，自不会将远处西垂的别部十姓纳入其嫡系的三十姓之中。
　
2.三十姓中不包括九姓
关于三十姓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石见清裕曾就墓志对其生平事迹加以考证[7]，今无法窥其原文，只好参考韩昇之书评[8]，但对比墓志，颇感韩昇之书评恐有误解[9]。据其墓志，墓主生于682年左右，卒于724年，所以当调露元年（679年）单于大都护府二十四州突厥反叛时，墓主尚未出生，也就根本不可能“逃归唐朝”。从墓志看，阿史那毗伽特勤应是在默啜败亡前夕投唐，才合于“曾未逾岁，旧国沦亡”之记叙，也就是说，阿史那毗伽是从默啜手下的后突厥汗国中叛逃至唐朝的，而此事绝不可能发生在后突厥汗国建立之前，这也才可与阿史那毗伽归唐后被称为“三十姓左贤王”相印证。关于此事，尚有另一材料可兹佐证。万岁通天年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发动之“营州之乱”终被武周大军平定，实得力于默啜突厥军队的配合，在事后报捷文书的将领名单之中，便有阿史那毗伽，[10]其时十六岁，长于骨咄禄默啜诸子，因此默啜对其特加倚重，时已成为突厥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在墓志中，接下来的一句尤为重要：
　　　开元三年，拜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赐紫袍金带，便令招慰三窟九姓，因与九姓同斩默啜，传首京师。
此处之“三窟”，也出现在《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中：[11]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萧关、金城关。自河西节度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东京二千八百十一里。北海抵日亭海、弥娥山、独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窟故居地。
则“三窟”当是代指突厥本部，特别地，系指正宗嫡系之东突厥本部，结合阿史那毗伽特勤“三十姓左贤王”之身份，“三窟”在当时或即为“三十姓”之同义代称[12]，据此可知，三十姓自三十姓，九姓自九姓，两者并列，前者并不包括后者。“九姓”（“toquz oghuz”，即“九姓乌古斯”）本为漠北铁勒别称，与突厥判然有别，本来就不可能被纳入突厥嫡系之三十姓中；而在上引材料中，“三窟”与“十箭”（即“十姓”）并列，也进一步印证了1中之论点。
　
3.前贤看法之不能成立
国外学者考证三十姓突厥之组成，愚见所及，主要有如下三种看法：
　　　（1）三十姓＝十二姓东突厥＋十八姓乌古斯部落（即九姓乌古斯＋九姓回纥）【K. Czegledy】[13]；
　　　（2）三十姓＝十一姓东突厥（十二姓－阿史那）＋十姓西突厥＋九姓乌古斯【M. Dbrovits】[14]；
　　　（3）三十姓＝十二姓东突厥＋十姓西突厥＋五姓拔悉密＋三姓葛逻禄【铃木宏节】[15]。
其中之（2）既包括十姓，又包括九姓，而将突厥可汗之姓阿史那排除在外，纯为凑数，尤其牵强；之（1）包括了九姓，之（3）未包括九姓，却包括了十姓，并且将与十姓、金山关系密切的三姓葛逻禄及拔悉密也包含在内，然而拔悉密之部数为五则明显与汉文载籍矛盾[16]。现根据前面1、2之讨论，三十姓中不包括十姓，则可排除（2）（3），三十姓中不包括九姓，则可排除（1）（2），由此三种看法皆不能成立。然则三十姓究竟所指为何？愚意以为，当系后突厥汗国复兴之中坚力量，具体来说，即是单于大都护府起事之突厥二十四州加上薛延陀六州，一州对一姓，正为三十姓；而突厥二十四姓本身又以嫡系十二姓（即“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为核心。以下试申论之。
　
4.单于府二十四州
单于大都护府之前身，本为安置东突厥汗国覆亡后颉利可汗之突厥降众所设。其间建置经过多次演变，由于材料不足，其详细情形至今仍不明晰。[17]从贞观四年（630年）之颉利降唐，至调露元年（679年）之单于府二十四州复叛，近五十年时间，其建置演变之来龙去脉不可尽知，但大致过程如下：
　　　贞观四年，颉利降众分置六州，定襄府三州：阿史德州、苏农州、执失州，云中府三州：舍利州、阿史那州、绰州；
　　　贞观二十三年，变为两府十一州，定襄府五州：增加贺鲁州、葛逻州，云中府六州：增加郁射州、卑失州、艺失州；
　　　其后，变为四府十六州，定襄府增加拔延州，分出桑乾府，增加叱略州，云中府增加思壁州、白登州，分出呼延府，增加[足夹]跌州。
至此，颉利之部众已演变为十六州，一州对一部：
　　　定襄都督府（颉利左部）：阿德州（阿史德部）、执失州（执失部）、苏农州（苏农部）、拔延州（拔延阿史德部）；
　　　云中都督府（颉利右部）：舍利州（舍利吐利部）、阿史那州（阿史那部）、绰州（绰部）、思壁州（思壁部）、白登州（奴剌部）；
　　　桑乾都督府（分自定襄）：郁射州（郁射施部）、艺失州（多地艺失部）、卑失州（卑失部）、叱略州（叱略部）[18]；
　　　呼延都督府（分自云中）：贺鲁州（贺鲁部）、葛逻州（葛逻禄部）、[足夹]跌州（[足夹]跌部）[19]。
此十六州一定是调露元年叛乱的单于府二十四州之一部分，而且是最主要最核心的部分。另一方面，唐朝在贞观四年为颉利降众设置六州之前已为先期投降的其他东突厥部落设置了若干羁縻府州，主要有顺州、祐州、长州、化州，又有北开州、北宁州、北抚州、北安州等，其间关系众说纷纭，可存而不论，很可能其中一部分后已随着大漠南北局势的变化被撤废合并到颉利降部之十六州中，一部分则被分置于河曲六州之内，参照上述颉利降部羁縻州不断扩置的情形，不排除另有一部分也发生了类似的扩置，只是史籍失载。从2可知，曾为后突厥汗国默啜部下的阿史那毗伽特勤为突利可汗曾孙，单于大都护府起事时其尚未出生，然其父必为骨咄禄之部下，由此推知单于府二十四州中当有突利之部众。其余州姓不可尽考，但大抵为前突厥汗国之嫡系部落，除上述颉利可汗阿史那咄苾、突利可汗阿史那什钵苾部众外，尚有郁射设阿史那摸末、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部众等等，随着漠南羁縻州之安置及稳固，不断前来降附，为其增设新州也是势所必然。于是，至调露元年突厥叛乱前夕，漠南单于大都护府增至二十四州，然此数目似非任意设定，很可能有所比附，盖唐人对北蕃之处置，处处追仿汉人，如单于、瀚海之名即是其例，案汉时匈奴有二十四长，单于府州之数或与此有关。
　
5.薛延陀六州
薛延陀本为铁勒诸部中最雄张者，原先应是九姓之一，但自从在漠北建立汗国之后，当已不再属九姓之列。薛延陀汗国之灭亡，与亲唐之回纥药罗葛部之崛起关系密切，而阿史德时健部则被排挤出回纥，自是竟成为薛延陀余众之一，[20]为安置此部，唐朝先后设置祁连州及东皋兰州，其地当距薛延陀故牙郁督军山不远。对于薛延陀本部余众，唐朝设有达浑都督府，下辖五州：姑衍州、步讫若州、嵠弹州、鹘州、低粟州，从总章二年（669年）平定延陀余众叛乱及设置嵠弹州一事的地点来看，上述五州应当都位于薛延陀故牙郁督军山不远的区域，而当时漠北乃是安置铁勒诸部的燕然－瀚海－安北都护府辖地，故延陀余众诸州当位于郁督军山以南的漠南西部一带。东突厥汗国的故牙也在郁督军山，但当时距亡国已近五十年，熟悉故地者肯定已经不多，突厥人要想恢复故国、达成“还都郁督军山”这一标志性的举措，势必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在这方面，亡国才三十余年、更加熟悉郁督军山地域，并且素为漠北九姓所惮服的薛延陀余部自然就成了最好的盟友。早在显庆年间，东突厥降众与薛延陀降众便已开始接近[21]，由于阿史德时健部的中介，这一合流更加顺畅，至单于府二十四州叛乱时，突厥－薛延陀的联合行动正是由阿史德部发起，屡仆屡兴，[22]嗣后征服漠北九姓、还牙郁督军山时，很可能正是经由《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黄河北道中所说的“道历阴山、牟（羊）那山、龙门山、牛头山、铁勒山、北庭山、（真檀山、）木刺山、诺（洛）真山，（涉黑沙，）道入十姓部落故居地（三窟故地）”那条道路[23]，而其向导及主力盟军之一，则很可能正是稔熟郁督军山附近地形并素为漠北九姓所惮服的薛延陀余部。突厥三十姓包括薛延陀六姓（州）这一推测，在突厥如尼文碑铭中也有所体现。《暾欲谷碑》中多次提及“突厥－薛”（teurk sir），并将其置于乌古斯人之前；而《毗伽可汗碑》中位于“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之前模糊不清的“(al)tei sir”更是直接对应于“六姓薛（延陀）”；如果将sir理解为薛延陀在突厥如尼文中的对应名称，那么这便是薛延陀部落在早期的后突厥汗国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有力证据。[24]另外，汉文载籍表明，在默啜晚年大批突厥－铁勒部落降唐时期，也有“达浑”部落及薛延陀余众的身影出现，[25]而直至毗伽可汗殁后突厥汗国灭亡前夕之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仍有“突厥大首领延陁俱末啜剌达干来朝”。[26]综合上述考证，突厥三十姓中当包括薛延陀六姓（州），后者在突厥的复国运动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也正因为此，《毗伽可汗碑》及《阙特勤碑》中共同出现但又都模糊不清的、位于“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之前的“otuz t????”就应相当于《暾欲谷碑》中的“突厥－薛”（teurk sir），亦即包括薛延陀在内的建国元勋之“三十姓突厥”（otuz teurk），而绝非外蕃疏属之“三十姓鞑靼”（otuz tatar）。
　
6.三十姓与十二姓
除“九姓”、“十姓”、“三十姓”外，载籍中还有另一个与突厥－铁勒有关的名称：“十二姓”。上述《毗伽公主墓志》中提到的“十二部”即可视为较早的一例，稍后的《安禄山事迹》直接提到“十二姓”，从上下文分析，当是指后突厥本部部众（与“九姓”即铁勒部众相对）；之后《康公神道碑》及《阿跌光进碑》中也曾提到“十二姓”，但康氏与阿跌氏根本不是突厥，故其当为标榜冒认之举，不能据此认为突厥“十二姓”也包括粟特－胡部及乌古斯－铁勒部。[27]同一时期的敦煌吐蕃语文献P. T. 1283 II中提到的“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很可能正是指上述突厥十二姓，从目前已经大致确认的“默啜十二部落”中的八个部落来看，其范围当不会超出上述4中颉利降众之四府十六州：[28]
　　　(1)Zha-ma可汗部＝阿史那部，　(2)Ha-li部＝贺鲁部，
　　　(3)A-sha-sde部＝阿史德部，　 (4)Shar-du-livi部＝舍利吐利部，
　　　(5)Lo-lad部＝奴剌部，　　　　(6)Par-sil部＝卑失部，
　　　(7)So-ni部＝苏农部，　　　　 (8)He-bdal部＝[足夹]跌部。
其中定襄府二州：阿德、苏农，云中府三州：阿史那、舍利、奴剌，桑乾府一州：卑失，呼延府二州：贺鲁、[足夹]跌，而其余未能考定之四部为：Rngi-kevi，Jol-to，Yan-ti及Gar-rga-pur，也很可能正对应云中府之绰州、定襄府之执失州、桑乾府之郁射州及呼延府之葛逻州。[29]从载籍中提到的前后突厥国中首领姓名来看，上述十二姓部落在前后突厥国中的确占据着最为核心的地位，[30]很有可能，单于府二十四州正是以最初的突厥十二姓所对应的十二州为基础扩充而来。二十四姓突厥联合六姓薛延陀重新建立了三十姓的“漠北大国”，然而随着蓝突厥人的衰落，三十姓突厥汗国仅仅存在了五十余年，“三十姓”的名号也成为昙花一现；其后继者十姓回纥及九姓乌古斯建立了新的汗国，他们连同不服其统治先后西迁的其他异姓突厥部落们，继承了从匈奴、高车以来的内亚民族古老的“二十四姓”/“十二姓”观念，敦煌于阗文书《使河西记》中提到河西回鹘分为十二部落[31]，《记述的装饰》中提到葛逻禄杀死可汗人民的十二个享有盛名的首领[32]，《动物的自然性质》中提到古兹（Ghuzz，即乌古斯）有十二部落[33]，《突厥语大辞典》及《史集》中提到土库曼－乌古斯分为二十四部落等等，可能都与此不无关系。
　
————————
[1]参见：http://218.56.50.243:8080/was40/detail?record=59&channelid=35522；此外还可参见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卷六十六《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wave99&message=11020.
[2]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855页，关于《史继先墓志》的讨论。
[3]<唐赠左骁卫大将军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 第三辑》，吴钢 主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
[4]《册府元龟》卷986载：“况默啜之子右金吾卫大将军、右贤王墨特勒（勤）逾轮，自拔于乱，顷投于国，今不计其先人之僭，复加以右贤之宠。右威卫将军、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勒（勤），……”，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wave99&message=11200；另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406页。
[5]案左贤王阿史那毗伽特勤殁于开元十二年秋九月，封禅名单中之左贤王或为其袭爵之继承者，或特为凑数之虚名，待考。
[6]《旧唐书·礼仪三》，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oldtangsu/jts_027.htm；另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424页。
[7]《唐の北方問题と国際秩序》（石見清裕著，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2月，7+565+26，14000日圆），转引自韩昇之书评，见下一注释。
[8]韩昇：<书评：石見清裕著《唐の北方問题と国際秩序》>，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c01/145.html.
[9]据《唐研究纵横谈》（胡戟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之<我的唐史研究成果和方法&石见清裕>，“墓主：突厥王族。开元三年臣服于唐。统治突厥人降户部落，担当唐的国境警备的一部分。开元四年，参加唐的默啜远征”，则原作者似并无错误。
[10]<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全唐文》卷225，http://bbs4.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wave99&message=11228；又见于《文苑英华》卷647，参见毛漢光：<隋唐軍府演變之比較與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民84，第六卷 第一期，頁119-157，http://www.lib.ccu.edu.tw/indoor/journal/jnccu/v6s1_6.htm及http://140.123.22.213/indoor/journal/jnccu/v6s1_6.htm.
[11]汤开建：<《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陇右、河西、北庭、安西、范阳五道部族、地理考证>，《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网络版：http://guji.artx.cn/Article/8011_8046.html.
[12]“三窟”究系何义，尚无满意之解释，此处暂且提出一种猜测：突厥起源传说中“先代所生之窟”，或有三处，故称“三窟”；又突厥起源传说中，阿史那为始祖讷都六后代十姓之一，设若每窟十姓，则三窟正为三十姓，或此即为“三十姓”得名渊源之一？存疑待考。
[13]K. Czegledy, , p.280-1,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us, XXV, 1972，转引自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第2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4]Mihály Dobrovits, ,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ume 57, Number 3, 12 October 2004, pp. 257-262(6).
[15]鈴木宏節：<三十姓突厥の出現－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ジア情勢－>，《史学雑誌》115-10, 2006, pp. 1-36，原文无法读到，但可从提要知其大概，参见：http://dmatsui.cocolog-nifty.com/abitaqur/2006/11/11510_2006_1c0b.html.
[16]“拔悉蜜五部落”仅见于敦煌吐蕃语文献P. T. 1283 II中，而《九姓回鹘可汗碑》汉文部分则有“于时九姓回鹘、卌姓拔悉蜜、三姓[葛禄]、诸异姓佥曰”之记载，参照“三姓葛逻禄”之例，则此处拔悉密部数当为四十姓（原碑拓本中“卌”字为“[廿廿]”，参见《维吾尔族简史》图版第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两者不合，未知孰是。
[17]相关讨论参见：王世丽：《安北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艾冲：<唐代前期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樊文礼：<唐贞观四年设置突厥羁縻府州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樊文礼：<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苏北海：<唐朝在回纥、东突厥地区设立的府州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等等。
[18]叱略部不见于载籍，待考。
[19][足夹]跌州置年不详，可能系从葛逻州分出，史载贞观二十三年以葛逻禄、悒怛二部置葛逻州，则[足夹]跌当即悒怛，其部后独立设州。
[20]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一《薛延陀亡时回纥首领易统探微》，http://www.newsmth.net/pc/pccon.php?id=110&nid=170508.
[21]《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载：“（显庆）五年，以定襄都督阿史德枢宾、左武候将军延陀梯真、居延州都督李含珠为冷陉道行军总管。”
[22]阿史那伏念叛乱时，即有薛延陀部落西行前往投靠，事见《册府元龟》卷443。
[23]汤开建：《太白阴经·关塞四夷篇》关内道、黄河北道、河东道部族、地理考证，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24]参见本系列札记之三《阿史德、舍利、薛延陀与钦察关系小考》之4，http://www.newsmth.net/pc/pccon.php?id=110&nid=221980.
[25]《册府元龟》卷974。
[26]《册府元龟》卷975。
[27]参见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8]参见本系列札记之四《可萨卑失考》之5，http://www.newsmth.net/pc/pccon.php?id=110&nid=271130；部落名转写参照王尧、陈践译文有所修订。
[29]绰：[*chiAk]，执失：[*cjip *srjit]，郁射施：[*iuk *jia *srje]，葛逻禄：qarluq，对音并不确切，存疑待考。
[30]待另撰文。
[31]W. B. Henning, , 《BSOS》, Vol. 9, No. 3. (1938), pp. 545-571；黄盛璋：<敦煌于阗文书中河西部族考证>，《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
[32]瓦·弗·巴托尔德 著，王小甫 译，<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
[33]V·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马卫集论中国、突厥和印度》（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英国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2年。

————————
[1]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6。《元史》卷124《岳璘帖穆尔传》作“仳理伽普华”。
[2]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6。
[3]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
[4]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5-106。
[5]赡思：《哈珊神道碑》，《常山贞石志》卷21，转引自《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566-567。
[6]黄溍：《亦辇真公神道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4，四部丛刊，页240。
[7]“小云石/小云失/写云赤”与1中岳璘帖穆尔之孙“偰文质”为同名异译，回鹘语原文seawinch，意为“喜悦”，是回鹘/畏兀儿人常用名字之一，偰文质之弟名“越伦质”，回鹘语原文eogreunch，意为“高兴”，与seawinch正好配对，也是回鹘/畏兀儿人常用名字之一，参见葛玛丽《古代突厥语语法》中字典及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页281。
[8]“吾鲁/兀鲁”回鹘语原文ulugh，意为“大”，“阿乌只/爱兀赤”回鹘语原文ayghuchei，意为“谋臣，发言人”，参见葛玛丽（A. von Gabain）《古代突厥语语法》中字典。
[9]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页310-314。
[10]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62。
[11]拉施特：《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239-241。
[12]《辽史》卷30载：“（大石）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
[13]田卫疆：《“卜古可汗传说”史实解析——一把打开高昌回鹘史研究之门的钥匙》，《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五云：“写云赤笃忽璘亦畏兀儿人。与岳璘帖穆尔同出暾欲谷之后。父的斤必里杰提，犹华言智福大相，写云赤笃忽璘仕其国为吾鲁爱兀赤，犹华言大臣也。”其看法与本文相同。
[15]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4-285。
[16]参见：刘迎胜：《元宪宗朝的察合台兀鲁思》，《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还可参见：热依汗·卡德尔：《对湖南常德桃源维吾尔族高昌先祖哈勒的几点考释》，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1598.html
[17]萧启庆：《蒙元时代高昌偰氏的仕宦与汉化》，《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1999年。
[18]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载《圭斋文集》卷11，四部丛刊，页105-106。
[19]护雅夫：《突厥的国家构造》，《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九），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20]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
[21]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223。
[22]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页123-130。
[23]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1-26。
[24]之前阿史那伏念叛乱时，即有薛延陀部落西行前往投靠，事见《册府元龟》卷443；后突厥立国之后的默啜末年混乱时期，亦有薛延陀部落南下降唐，事见《册府元龟》卷974。

——乌古斯钦察研究札记之五
　
0.默啜（Qapghan）为后突厥汗国（第二突厥汗国）的一代雄主，基本上，后突厥汗国是在默啜统治时期稳固下来并发展壮大的，当然这也得益于唐朝内部的一系列变乱，尤其是武周代立，政局不定，默啜更是打着恢复唐朝的旗号借机扩张，而当默啜内乱之时，唐朝也屡因派系倾轧而坐失良机，眼睁睁又见其恢复甚至“中兴”[1]。论出身，默啜家族远非前突厥汗国阿史那氏的嫡系，但其在复兴汗国的过程之中，通过各种方式网络旧部、系联友邦，又重新建立起若干豪门巨族。这其中联姻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所连接的这些门阀多为古老的贵族世家，然而正因其古老，其没落也是势所必然，以下对载籍碑铭中所见的默啜诸婿作一番考索，其所从出的家族主要为：火拔氏、阿史德氏、俾失氏、高氏，或者还有慕容氏、[足夹]跌氏等。如同突厥的阿史那家族一般，这些家族在蓝突厥汗国覆灭之后也大都寂寞无闻，泯然众人矣[2]——继之而兴的乃是以乌古斯人及钦察人为代表的异姓突厥们。
　
1.石阿失毕，火拔氏，突厥颉利发，入唐受封燕山郡王，妻阿史那氏受封金山公主。
据《旧唐书·卷一百七》：
　　　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江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骑围逼北庭，虔瓘率众固守。同俄特勒单骑亲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于路左，突起斩之。贼众既至，失同俄，相率于城下乞降，请尽军中衣资器杖以赎同俄。及闻其死，三军恸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时与同俄特勒同领兵，以同俄之死，惧不敢归，遂将其妻归降。
此明言石阿失毕为默啜女婿，且与默啜之子共同领军，其在突厥内部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又据《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开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火拔惧不敢归，携其妻来奔，制授左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封其妻为金山公主，赐宅一区，奴婢十人，马十匹，物千段。
吴玉贵对此段记载曾作分析[3]，则火拔颉利发或又作默啜妹婿，“燕山郡王”或又作“燕北郡王”，未知孰是。关于火拔氏，姚薇元疑其为贺拔氏之异译[4]，陈连庆也持类似看法[5]，但均未证实，其来源尚需进一步考查，若果与贺拔、斛拔存在渊源，则其当属高车、敕勒一系，与突厥关系密切。又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
则哥舒翰部下蕃将火拔归仁亦为燕山郡王，此即安史之乱潼关失守时将哥舒翰执降于叛军复被禄山所杀之人。据《元和姓纂》：“啜剌、突骑施首领，开元左武候大将军燕山王右失毕，子归仁，袭燕山王。”[6]则火拔归仁正是火拔石阿失毕之子，其母即金山公主阿史那氏，为默啜之妹或之女。安史叛军中本多突厥旧部，是以火拔归仁等蕃将才有挟持官军主帅哥舒翰投降叛军之举。
　
2.觅觅，阿史德氏，突厥达干，入唐受封云中郡开国公，妻阿史那氏受封云中郡夫人。
据《旧唐书·卷二百四》及《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默啜女婿阿史德胡禄，俄又归朝，授以特进。
又据《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并序》[7]：
　　　駙馬都尉。故特進兼左衛大將軍。雲中郡開國公踏没施達千阿史德覓覓。漠北大國。有三十姓可汗。愛女建冉賢力毗伽公主。比漢主公焉。自入漢。封雲中郡夫人。父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禄默啜大可汗。
王国维据之考证公主之夫即突厥阿史德胡禄[8]。案阿史德氏为突厥传统后族，默啜女婿有出自阿史德者自不足为异，且“云中郡”为后突厥复兴汗国的主要策源地，第一突厥汗国灭亡后阿史那部即分布于舍利吐利部治下的云中都督府，阿史德部则主治原汗国左厢的定襄都督府。
　
3.十囊，俾失氏，突厥阙颉斤，入唐受封雁门郡开国公，妻阿史那氏受封雁门郡夫人。
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苾悉颉力可左武卫将员外兼置刺史，封雁门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赐马两匹，物四百段，宅一区[9]。
　　　四月辛亥，突厥俾失州大首领伊罗友阙颉斤十囊来降，封其妻阿史那氏为雁门郡夫人，以向化宠之也[10]。
又据《大唐故特进右卫大将军雁门郡开国公俾失公墓志铭并序》：
　　　考裴罗文阙颉斤，克绍家声，纂承堂抅，位参朱紫，历袭朝班，缉宁边疆，种落强盛，单于可汗美公识量，宏远宽猛，合宜以女妻之，情均爱子，兼绾衙务，部统任能，越在本蕃钦惪[11]。
俾失即卑失，又作苾悉，为“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之一，则俾失十囊为默啜女婿之一，卑失/俾失/苾悉为乌古斯－突厥之古老部落，历史悠久，相关考证参见拙文《可萨卑失考》。
　
4.文简，高氏，高丽莫离支，入唐受封辽西郡王，妻阿史那氏受封辽西郡夫人。
据《旧唐书·卷二百四》及《通典·卷一百九十八》：
　　　明年，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子婿高丽莫离支高文简、[足夹]跌都督[足夹]跌思泰等各率其众，相继来降，前后总万余帐。
又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开元七年正月乙未，封辽西郡王高文简妻阿史那氏为辽西郡夫人。文简，东蕃酋长，率众归我，故有是宠。
高丽亡于后突厥汗国复兴之前十数年，高文简当是高丽贵族遗民之亡居突厥者，为默啜所收纳，养为女婿。作为前高丽重臣及“辽海贵族”，高文简显然具有非同一般之地位，故而无论在突厥国中还是投降唐朝之后，都保有较高之待遇。
　
以下存疑：
5.道奴，慕容氏，吐谷浑大首领，入唐受封云中郡开国公。
陈世良认为，从封号、经历及前后文来看，慕容道奴极有可能与前文2.之阿史德觅觅/阿史德胡禄为同一人，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征讨五》载：“圣历元年八月突厥默啜率众袭静难及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将军慕容玄崱以兵五千人降之，贼军由是大振。”慕容玄崱很可能是慕容道奴的父辈，因迎降默啜立下大功，被赐姓阿史德氏，归暾欲谷（即阿史德元珍）部下节制，如此则慕容道奴也算默啜女婿之一[12]。案突厥阿史那氏与吐谷浑慕容氏确实甚有渊源，第一突厥汗国末主颉利可汗之母即出自吐谷浑，颉利在穷途之时亦有投奔吐谷浑之打算，而之前西部可汗达头（步迦可汗）在败亡后亦逃往吐谷浑。当后突厥汗国兴起之时，已立国三百余年的吐谷浑正在遭受新兴强国吐蕃的步步侵逼，在唐朝的呵护之下苟延残喘，其部民首领中有亡入后突厥国中为阿史德氏收养并成为默啜驸马的慕容道奴之辈，亦并非不可能之事。
　
6.思太，[足夹]跌氏，突厥都督，入唐受封楼烦郡公。
思太又作思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此人是默啜女婿，但因其与前述高文简、慕容道奴一同投唐，故此一并列出讨论。案[足夹]跌为突厥，开元初（默啜末年）降唐后设有[足夹]跌州，隶属呼延都督府（府内其他尚有贺鲁州、那吉州或葛逻州），地在碛南；而阿跌（Adiz）为铁勒－乌古斯，贞观末（薛延陀亡时）降唐后设有鸡田州，地在碛北，两者判然有别，绝非同一部落[13]。从挹怛部与[足夹]跌部同隶属呼延都督府，及[足夹]跌部在后突厥汗国中的重要地位来看，[足夹]跌部很可能来源于从前中亚大国嚈哒/悒怛余部，正可对应于“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中的Heb-dal[14]。[足夹]跌思太后又叛回突厥，其部落势力之盛，生命力之强，继续在后突厥国中扮演重要角色；安史之乱时也曾有一支[足夹]跌部与火拔部同在哥舒翰统率之下于潼关抵御叛军[15]；甚至在漠北进入第二回纥汗国时代之后，仍有一支[足夹]跌氏顽强崛起，从药罗葛氏手中夺取汗位，此即回鹘之“[足夹]跌汗朝”[16]。
　
7.新兴的后突厥汗国在默啜的东征西讨、南侵北掠之下扩张到了顶点，但其国力也已达极至。默啜末年，内乱四起，重臣暾欲谷被谗，九姓反叛，诸部纷纷南投大唐，其上层便是以上述墨啜诸婿为代表的突厥众王公贵戚及部落首领，入唐后继续享受高官厚禄，他们大多留住京城，后代渐趋华化，对朝廷也抱有较高的忠诚，因此不再对大唐帝国形成威胁，真正构患唐廷的，乃是那些中下层的“胡、虏”难民——正是在默啜末年的后突厥国移民大潮中，以幼年安禄山[17]为代表的众多部落难民从大漠南北投奔唐朝的东北边境，在那厢的营州城外，胡虏小儿骑马射猎，饮酒唱歌，长成的他们，便是那“东北城傍”[18]的主力，而也正是在他们之中，涌现出了“大燕皇帝”安禄山和史思明们。

————————
[1]薛宗正：《唐伐默啜史事考索》，《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2][足夹]跌氏的一支虽跻身回纥上层甚至篡取汗位改号回鹘，却仍需冒认传统汗族的药罗葛氏；若干吐谷浑慕容氏人士继续活跃在唐宋之间，暾欲谷所在的阿史德后裔的一支偰氏家族名显于元代，但其后人显然也都迅速华化了，参见拙文《阿史德氏与回纥汗统》。
[3]吴玉贵，《通典》“邊防典”證誤，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4/1313.html
[4]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18页。
[5]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魏晋南北朝民族姓氏研究》第188页。
[6]岑仲勉：《突厥集史》第383页。
[7]网络录文参见日人：http://coe21.zinbun.kyoto-u.ac.jp/djvuchar?963F,53F2,5FB7,8993,8993；另外，济南图书馆也有毗伽公主墓志铭拓本，并已上传网络，参见：http://218.56.50.243:8080/was40/detail?record=59&channelid=35522
[8]王国维：《唐贤力苾伽公主墓志跋》，《观堂集林》。
[9]岑仲勉：《突厥集史》第391页。
[10]岑仲勉：《突厥集史》第396页。
[11]李域铮：《西安西郊唐俾失十囊墓清理简报》，《文博》1985年第4期。
[12]陈世良：《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考述》，《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13]岑仲勉指出：“按Abdal又拼作Habdal（余案：即嚈哒，参见同书第669页），“[足夹]”字《通典》未作音，《集韵》奚结切，但[足夹]从夹声，应“奚给切”（γi?p）之讹，若然，则[足夹]跌之语原当是Habdal，断与阿跌无关。”参见岑仲勉：《突厥集史》第744页。
[14]李树辉亦持类似看法：史称颉于迦斯·骨咄禄为⻊夹跌氏。“⻊夹跌”也便是“嚈哒”，为Abdal的音译；希腊、罗马史籍称之为Ephtolits或Ephtarit，阿拉伯语称为Haital、Hagatila，波斯语称为Heftal、Hetal。参见李树辉：《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1506.html
[15]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云：“（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陀、蓬子、处蜜、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颉跌”当即“[足夹]跌”，与奴剌同属“突厥默啜可汗十二部落”。
[16]《新唐书·回鹘传》载：“十一年，可汗死，无子，国人立其相骨咄禄为可汗，以使者来，诏秘书监张荐持节册拜爱滕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毘伽怀信可汗。骨咄禄本⻊夹跌氏，少孤，为大首领所养，辩敏材武，当天亲时数主兵，诸酋尊畏。至是，以药罗葛氏世有功，不敢自名其族，而尽取可汗子孙内之朝廷。”
[17]安禄山母为突厥女巫阿史德氏，父为九姓胡康氏，后过继安氏，无论从种族还是文化上，安禄山其实仍然保有相当程度的突厥遗风，其父系虽为粟特，但也已“内亚化”即受到了突厥等内亚民族的熏染，而史思明的突厥认同感则更强，参见钟焓：《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8]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网址：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02/26.html

马米科尼扬（Mamikonean）是中古时期亚美尼亚的一大家族，至今仍广布西亚。公元四世纪初，马氏家族开始兴起，在亚美尼亚安息王朝中位居要职，五世纪初，安息王朝绝统，亚美尼亚并入萨珊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然而萨珊波斯人在当地强制推行祆教引发了普遍的不满，亚美尼亚人遂揭竿而起，多次反抗之后，终于获得相当的自治权利，并保留了基督教信仰，而其领导者以及事成之后的若干代自治总督（Sparapet），正都出自马米科尼扬家族。七世纪之后，萨珊波斯灭亡，亚美尼亚则在阿拉伯与拜占庭、可萨的夹缝中挣扎，亲拜占庭的马米科尼扬家族也逐渐衰落，八世纪后期，亚美尼亚两度起义反抗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均遭失败，马氏家族也因此一蹶不振，而其竞争对手——亲阿拉伯的巴格拉图尼（Bagratuni）家族则趁势崛起，在穆斯林的重重包围之下顽强地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王国，这一契机，保证了亚美尼亚的民族独立，使其能够历经磨难而延续至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１）
　
正是基于上述这一历史渊源，古代亚美尼亚的历史编撰也分为两派——“亲马派”与“反马派”。成书于五世纪的P'awstos Buzand和Ghazar P'arbec'i的《亚美尼亚人史》（History of the Armenians）都属于“亲马派”，而成书于八世纪的Ghewond的《历史》则属于“反马派”。柯伦的摩西的《亚美尼亚史》虽托为五世纪的作品，但书中的“反马”倾向非常明显（见Thomson之评注），其最终成书至早也在七世纪之后。职是之故，我们在分析马氏家族的“中国”祖先传说及其相关史料记载时，上述两派的分野始终是不容忽视的。（注２）
　
最早提到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的史料是五世纪P'awstos Buzand的《亚美尼亚人史》，其中谓马氏祖先来自Chen(k)之地，本出帝胄，因兄弟相争被迫出走至此，虽记载简略，然颇强调马氏血统之高贵。关于这一传奇更为详细的描述出现在无名氏的《亚美尼亚史略》（Primary History of Armenia）中，一般认为成书于五、六世纪，将其与富有争议的柯伦的摩西的《亚美尼亚史》中的相关记载相比较，可以发现有多处差异：
　１．摩西称马氏始祖名为“马姆贡”（Mamgon），《史略》则称其始祖为两兄弟“马米克”（Mamik）和“科纳克”（Konak）；
　２．摩西称马姆贡来投奔的时间是波斯萨珊朝太祖阿尔达希尔（Artashir）驾崩、其子沙普尔（Shapuh）即位之际，而其最终目的地是属国亚美尼亚，统治者是安息朝的特拉达特（Trdat），《史略》则将此事置于波斯安息朝末年的阿尔达万（Artavan）时期，马米克兄弟先是投奔安息帕提亚的老家巴里黑地区，后来才被安排护送到亚美尼亚，当时的统治者是同出于安息家族的库思老（Khosrov）；
　３．《史略》称时人曾向来自“中国”的使臣求证该事，使臣当即证实，并谓马米克兄弟系出自该国豪门望族之勇士，其国尚有歌谣传唱之，这一细节在摩西的版本中并未提及；（注３）
　４．摩西在提到“中国”的皇帝同意讲和不再兴兵之后，盛赞“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并随即插入一段对美丽富饶的“中国”的简介，据后人研究（参见R. Thomson的评注），该简介系取材于六世纪之后成书的一部亚美尼亚地理著作，属于典型的“以今注古”。
通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摩西的史观。在《史略》编撰的时代，“亲马派”尚占上风，遥远异域的神秘“中国”对于亚美尼亚人民及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说是一种相当高贵的外来背景（注４），灭亡未久的安息朝也享有比异教的萨珊朝更为正统的地位；而柯伦的摩西的时代，“反马派”已然得势，随着亲阿拉伯的巴氏家族的崛起，衰落中的马氏家族的历史功勋正在被日益淡化，不过此时东方的“中国”则已显得不再陌生，对前阿拉伯的萨珊朝的记忆也逐渐盖过了更远古的安息朝。这里存在一个吊诡：马氏家族源出东方，然而其政治文化姿态却更加倾向西方。随着马家式微，亚美尼亚频繁徘徊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历史轨迹也就此更多地转向了东方。
　
马米科尼扬家族祖先传说的“中国”究竟是不是东亚的这个中国，至今还是一个争论未定的迷题（注５），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否定的意见似乎更具合理性；至于将马氏家族与三国时期的马超联系起来的假说，由于关键证据的缺乏，成立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注６）。不过，古代亚美尼亚与中国可能确实甚有渊源，其间隐情尚待发覆，而欲探查其中介环节，则也许需要将目光转向对安息的重新审视之中。
　
————————
（注１）关于亚美尼亚的简要历史，参见Vahan Kurkjian的A History of Armenia；关于柯伦的摩西编撰《亚美尼亚史》的目的，参见R. Thomson的评论中最后一节：The purpose of Moses' History.

（注２）关于中古亚美尼亚原始史料，参见R. Bedrosian的“5-15世纪亚美尼亚史料选”的英译本；关于柯伦的摩西《亚美尼亚史》的反马米科尼扬倾向，参见R. Thomson的评论。

（注３）歌谣传唱的故事可以与吐谷浑从慕容鲜卑中出走远徙河西的故事相类比，吐谷浑出走后，慕容国中遂有《阿干之歌》传唱于世；类似的分裂故事还有匹孤的秃发部从拓跋鲜卑中析出远走河西等。由此推测，马米克兄弟原来所在的国家可能具有游牧的传统，或为类似于匈奴、鲜卑那样的中亚行国。

（注４）参见维舟兄《外来的君王》。

（注５）参见R. Bedrosian的“5-13世纪亚美尼亚经典材料中所见中国与中国人”。

（注６）参见拙文《“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探析》。

很多年以前，陆续有人提出古罗马士兵曾经流落甘肃的说法，虽然一再被专家否定，但并不妨碍当地的农民大力发展旅游事业，而且据说还可以申请去意大利寻根。按理罗马和中国相隔悬远，直接过来似不太可能，需要有中介，这中介非安息和匈奴莫属。安息也称帕提亚，是与两汉王朝相始终的一大帝国，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三世纪，立国波斯近五百年。如果说古罗马的东方军团必须跨越安息、匈奴才能来到中国，那么反之亦然，当时中国的流亡者要远赴里海、黑海，势必也须途径匈奴、安息。所以，如果公元后三世纪从中国迁往遥远的亚美尼亚并扎根于彼的马米科尼扬家族当真是马超的后代，那么他们也应当是取道匈奴与安息的地域。然而，“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这一说法固极诱人，其本身却大有问题，其可靠性甚至远低于“古罗马失踪军团来到甘肃”之说。
　
“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的说法好多年前也听闻过，最近旧事重提，网上也频频转载，是缘于人民日报驻亚美尼亚特约记者马良的这篇文章《三国时期逃过灭门大祸 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其中提到，亚美尼亚有一个大姓马米科尼扬，据说祖先来自中国，而“记载其祖先来自中国的古籍是亚美尼亚古代著名历史学家莫夫谢斯·霍列纳齐著的《亚美尼亚史》”。cinason案，这里的“莫夫谢斯·霍列纳齐”（МОВСЕС ХОРЕНАЦИ）又译作“柯伦的摩西”（Moses Khorenats'i, Moses of Choren），相当于亚美尼亚的希罗多德、司马迁，其《亚美尼亚史》（История Армении, History of the Armenians）则是其国史学开山之作，类似于《历史》、《史记》者。马良文中提到：
　　　《亚美尼亚史》明确记载，马米科尼扬家族的始祖名为马抗（也译马姆贡），公元三世纪由中国迁徙而来。马抗自称其父为中国一位国王，名叫阿尔博克，他因罪而出走波斯。当时为了追杀马抗，中国皇帝曾派特使来到波斯，并扬言如波斯不交出马抗，就对其发动战争。当时波斯萨珊王朝的君主阿尔达希尔一世不想交出马抗，也不想因此得罪中国，就让马抗投奔其属国―――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国王特尔达特二世收留了马抗。后来，马抗因战功获得亚美尼亚国王的欢心。于是，国王就按亚美尼亚姓氏的习惯，赐马抗姓马米科尼扬，亚美尼亚的马氏家族从此开始。
cinason案，这里的“马姆贡”（Мамгон, Mamgon）译为“马抗”完全没有根据，更关键的问题是：马姆贡真的是来自中国吗？为查证这一问题，必须求助于外文甚至原文的记载，所幸的是，网上已有摩西《亚美尼亚史》的俄文版和亚美尼亚原文版，查俄文版第2部第81章<关于马米科尼扬家族的来历以及如何出现>（О том, откуда и как появился род Мамиконеанов），其中提到马氏来自一个名为“ченов”的地区，注解称：Страна ченов — Китай, чены — китайцы，也认为其所指为中国；而英文版（R.W.Thomson, 1978）更是直接译为China和Chinese，但是，根据何在？查原文的对应章节（第2部第79章），终于得到所谓“中国”的原文是զՃենացն(zChenats'n)，而要想把这个地名与中国勘同，至少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有效的证据几乎没有，距离证实还相当遥远。
　
再看汉文资料。第一手的史料中是绝无相关记载的，马良的文章称，这一说法主要由苏仲翔提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苏仲翔曾经写过一篇论文，他认为，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时期在公元226―241年，特尔达特二世统治时期在公元217―238年，因此，马抗来到亚美尼亚的时间相当于中国的三国时代，而且都在马超家族被诛之后，时间相当。如果再参照他的姓氏、全家被诛和被中国皇帝追缉等情况，那么马抗为马超后代的可能性非常大。
由于找不到苏仲翔的文章，无法得知其考证详情，但从上述引文来看，明显证据不足，假设是相当大胆了，然而其求证无论如何小心，也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当时中国是汉末三国时期，波斯则处于安息与萨珊两大王朝交嬗之际，中国自顾不暇，试问又如何可能效法陈汤追斩北匈奴郅支单于那般对遥远而新兴的萨珊强国宣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即以曹操之强、孔明之神，其影响也绝未越过祁连、瀚海，更不要说西域、河中乃至波斯、亚美尼亚了。
　
关于《亚美尼亚史》的成书年代以及摩西为何时代人，至今仍未有定论，从前以为是五世纪，现在则更多倾向于八世纪，这两种差异直接影响到作者摩西的立场，因为从五世纪开始亚美尼亚基本处于马米科尼扬家族的统治之下，而八世纪之后政权则转入其竞争对手巴格拉图尼（Bagratuni）家族手中，如果该书确为八世纪之产物，则由巴氏家族一方的摩西将马氏家族记述为祖先来自遥远异域的异教徒，或正可视为当时两大家族政治斗争的反映。而所谓“中国”的传说，则大体是后世层累附会形成，至于“马超后代”云云，指为“无稽之谈”，当不为过。
　
　
　
参考文献：
马良，三国时期逃过灭门大祸 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
摩西《亚美尼亚史》俄文版
摩西《亚美尼亚史》原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