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查氏，四海同根（QQ群：29902052(已满) 34372059 20416897 40730074）

天下查氏，四海同根（QQ群：29902052(已满) 34372059 20416897 40730074） http://yuanhuazhen.blog.tianya.cn/ 你去过袁花镇吗？你知道金庸原来姓查吗？你现在知道我也姓查了吧？ <![CDATA[关于查德祥的消息]]> 袁花镇镇长 2009-1-9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6236088&idWriter=0&Key=0 　　查德祥 2009-01-08 19:55:42
　　经过半年多方面的调查，我现在已经将我祖居地已经摸清楚，我祖居地为“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我姑妈说我曾爷爷和爷爷曾经让她背的辈分排名是“声鸿名振显，道达德宣扬”并且我们属于“清荣堂”。
　　前期我所说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金海大队学堂小队（现在为江塘乡金湾村学堂组）”，其中提到的“刘霞林”，他是我父亲的姑父，是我们目前唯一知道亲戚，目前还没有联系上，我打算明年去太湖寻找。
　　我太公 “查富贵”和十几户查姓同宗（其中有户叫“查竹新”）一起迁居到现在的“安徽省旌德县三溪镇”，其中我们家居住在“安徽省旌德县三溪镇龙山村庄屋队（庄屋以前叫殿屋又叫小河里）”，我爷爷（查有前）他们兄妹四个分别叫“查左前”“查右前”“查有前”“查有娣（女）”，其中我爷爷他们弟兄三个都是八路军，解放后我爷爷留在龙山村当村书记，我还没有出世时，我爷爷就已经去世，所以有些东西我就不知道了。
　　关于起名字用辈分问题，从我曾爷爷到我父亲这辈都没有用辈分起名字，直到我这辈又用辈分起名字，我叫“查德祥”，不过我爷爷的表弟他们有些都是用辈分起的名字，其中我一表叔叫“查大（达）胜”他们现在居住在“安徽省旌德县三溪镇街上”。
　　居我了解前几年“清荣堂”修祖谱时有人来到三溪镇，可惜并没有去我家，也许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引起的。
　　]]> 2009-2-8 10:49:00(3) <![CDATA[来自查德祥的QQ消息]]> 袁花镇镇长 2008-10-3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5394843&idWriter=0&Key=0 　　查德祥 2008-10-02 11:00:18
　　今年国庆我找到我表爷爷（他是我爷爷的堂弟），他说他是“道”字辈，他儿子是“达”字辈，孙子也是“德”字辈。
　　我爷爷弟兄两个也是“道”字辈，只是后来在当兵后改了名字，他们以前是新四军，解放后我爷爷就留在现在居住的地方。我父亲他们没有按辈分起名，我是按辈分起名的，我是“德”字辈。
　　并且从我家里人得到他们以前的一个老地址，地址是“太湖县江塘乡金海大队学堂小队”我父亲说记得以前有个亲戚叫“刘瑕林”，现在具体也不清楚了。
　　通过上面信息，我目前已经知道我是怀宁查氏一支，具体还要继续查阅，希望有知道的朋友能提供点信息。
　　
　　
　　联系方式：
　　
　　QQ：76390199
　　
　　电话：13865473530]]> 2009-1-8 20:01:00(4) <![CDATA[隔海尋根]]> 袁花镇镇长 2008-7-2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4440731&idWriter=0&Key=0 　　隔海尋根
　　作者: 查迎春 2008-04-13 21:45:28
　　
　　退休後賦閑在家，正撰寫家世，俾傳之子孫，以免忘本，但對本姓淵源無從查考，故而上網尋根，乃見此網站訊息。先父查爾文，在台名諱澤峰，據告：「本家原居江西省湖口縣，1949年隨軍來台落籍。先祖有查光斗、查金壽、查銀壽，均已過世，子孫去向不明。目前，湖口縣尚存查凍生及其子孫仍在原地務農。至於本家源出安徽或浙江，無從查考。」既然同宗有心續編家譜，可否就近代為尋根？
　　]]> 2008-7-2 9:47:00(0) <![CDATA[《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序（廖可斌）]]> 袁花镇镇长 2008-6-2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4336100&idWriter=0&Key=0 　　
　　《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序（廖可斌）
　　
　　作者：廖可斌
　　
　　提起浙江海宁查氏家族，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稍有了解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毫无疑问，这与金庸（查良镛）先生有关。金庸先生有多方面的成就，武侠小说创作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仅此一端即足以令他不朽。据不完全统计，他的十四种武侠小说发行量达3亿多册，而且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和动漫作品，华人世界几乎无人不晓。读其书，自然想知其为人，人们不禁对金庸先生的身世和家庭背景等产生浓厚兴趣。何况人们又约略知道浙江海宁查氏家族历史上出过不少名人，特别是清朝康熙年间，曾有过“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盛况，后来又经历了查继佐与“明史案”、查嗣庭科场案两次文字狱。据说查继佐免于死刑乃是因为“大力将军”吴六奇的援救，查嗣庭得罪之由则是在担任江西乡试主考时出的考题“维民所止”隐含“雍正”去首而触怒了雍正皇帝。这些说法颇有传奇色彩，因此更增强了人们的好奇心。
　　但一般人对海宁查氏家族的了解也就这么多了。世人各忙各的事情，不可能对感兴趣的每一件事情都亲自探个究竟。大家余兴未尽之际，不免感到几许遗憾。其实，对海宁查氏家族文化进行完整深入的探讨，意义远不止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金庸，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海宁查氏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一个典型个案，通过解剖这个个案，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古今家族文化之一斑，对当代家庭教育及营造和谐家庭以至构建和谐社会不无借鉴意义。查氏家族是浙江海宁特殊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分析查氏家族文化的特点，可以让我们对浙江地域文化的传统和特色有更深切的认识。由于这个家族英才辈出，总是被推到时代风云变幻的风口浪尖上。考察这个家族兴衰沉浮的过程，我们可藉以观察到从明清之际到现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一个侧面。总之，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选题。近年来，有人因为研究金庸而对海宁查氏家族的情况作过一些介绍，也有学者对查慎行的诗歌创作以至清代查氏诗人群体作过一些研究，但似乎还没有人对浙江海宁查氏家族的整体状况作一番探究，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一件颇为令人不解的事情。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洪永铿先生等所著的《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问世。这是中国家族文化研究和浙江地方文化研究的可喜成果，也必将受到广大“金庸谜”的欢迎。我有幸先睹为快，觉得它至少具有如下几方面的价值：
　　首先，本书第一次对海宁查氏家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较为完整的描述。如前所述，现在一般人大多只知道查继佐、查慎行、查嗣廷、查良镛等人。对查氏家族了解多一点的人，可能还知道查良铮（穆旦）、查济民等人的名字。本书则依据现在传世的几种查氏家谱和有关方志资料，追溯先秦时期查氏家族的起源，梳理查氏家族迁徙的线索，辨析查氏家族在明代南北分宗的过程，历数这个家族明清以来知名人物数百人，填补了从查继佐到查良镛之间的大片空白，使我们真正理解了所谓查氏家族“名人辈出”意味着什么。其中有些人物，如近代的查人伟、查猛济、查夷平、查忠礼、查良钊、查良鉴等，或曾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或大节凛然，但现在都差不多被人们遗忘了。不读这本书，很多人都不知道近代查家还出了这么多投身时代洪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对于查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些疑点，本书作者也经过缜密考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查嗣庭江西科场案的
　　，本书作者把它放在雍正初年朝廷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详述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事件中盘根错节的人际纠葛，指出该案实际上是雍正皇帝打击政敌的整体部署中的一个环节，这一判断很有说服力。
　　其次，本书总结概括了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的基本特点。作者指出，自古到今，查氏家族的成员有从政的，有从商的，有从文的，有业医的，也有从事法律、军事等方面工作的。但查氏家族的成员始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文学艺术的熏陶，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较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在社会历史和家族命运的剧烈变化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查氏家族一直有比较开明、开放的传统，鼓励家族成员向各个方面独立发展。特别是近代科举考试制度废除以后，以科举考试发家的查氏能迅速顺应时代变化，许多成员纷纷留学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回国后投身各种行业，仍能引领潮流。作者把查氏家族文化的主要特点概况为“诗礼传家，与时俱进”，这是非常准确的。作者还分析了清朝前期连遭两次文字狱对查氏家族的深刻影响，认为查氏家族因此变得谨慎，查氏家族文化因此具有了临危不惧、坚忍不拔、内敛深沉的特点，这一见解也阐幽烛隐，引人深思。
　　第三，本书分析了海宁查氏家族文化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社会特别重视家族，是查氏家族文化得以形成的宏观背景。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则是查氏家族文化得以形成的土壤。比如说，海宁查氏家族似乎就不像内地的某些家族那样有非常严厉的家规，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比较和谐，对待外人包括仆人、佃农等态度也比较平和，金庸先生在他的自传性短篇小说《月云》中对此有所描绘。这也是查氏家族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就与杭、嘉、湖平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民情风俗有关。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制度对查氏家族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有人当官，家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文化传统就有保障，否则就可能“富不过三代”，而在明清两朝，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形式。查氏家族之所以能在明清两朝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不断有成员考中科举。因此，科举考试制度是海宁查氏家族文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制度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科举考试制度，也就没有海宁查氏。实际上，这一规则不仅符合海宁查氏，也符合明清两代绝大多数其他著名家族。
　　第四，本书探讨了海宁查氏家族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虽然时代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家族形态已基本解体，但家庭仍然是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家族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存在，前人的一些基本生活经验对当代人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值得总结和继承。作者认为，查氏家族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注重培育人的品德和文学艺术修养，在巨大的灾难降临之际保持镇静，既注意保持传统又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民族大义等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同时又能沉潜于不同行业各有所成，这些宝贵传统仍能给我们以深刻启发。作者的这些意见无疑是非常中肯的。
　　本书的内容并不限于上述几个方面。比如作者在描述该家族文化总体风貌的同时，侧重介绍该家族文学创作的源流和特色，其中又重点探讨了查慎行、查良铮（穆旦）、查良镛（金庸）的文学成就，有主有次，点面结合，凸显了海宁查氏家族文化本身的特点和亮点，其中的许多论述也深中肯綮。当然，本书也还存在某些不足，如对海宁查氏家族内部有关仪轨的挖掘分析就还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书中有些部分表述还不够简练等。
　　我一直对海宁查氏家族文化怀有浓厚兴趣，有些疑问长期存于心中，非常希望有一本专门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出现。金庸先生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我有幸协助他工作，数年相处，亲闻謦欬，受益良多，于是更喜欢关注与金庸先生相关的事情。洪永铿先生是一所规模相当大的职业技术学院的负责人，内外巨细，管理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不愿放弃学术研究，不断有成果问世，我对他的精神和毅力十分钦佩。因有这样几重因缘，我乐缀数语如上，聊代嚆矢。
　　
　　 2006年10月8日]]> 2008-10-31 11:09:00(1) <![CDATA[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袁花镇镇长 2007-11-15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1741011&idWriter=0&Key=0 　　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作者：刘国重3 提交日期：2007-11-12 14:07:16
　　
　　　　十多年前，中国出现了大批“贵族学校”与“贵族商店”，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在我印象中，自1956年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大家变得一样富裕，也一样贫穷；同等高贵，又同等卑贱，何以短短三十年后就冒出偌多“贵族”？他们当初都藏在哪里呢？
　　　　
　　　　等我搞明白这些所谓“贵族”不过是“买什么都比别人更贵的一群人”的简称后，方始释然。又啼笑皆非：这算哪门子的“贵族”？—— 一群暴发户而已，正应了贾宝玉那句话：“平白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在中国向来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过有计划的对士族势力的打击，自李唐以来，能称得起“贵族”的世家更属至为稀有。
　　　　
　　　　绵延数百载的浙江海宁查氏应当可以算作这至为稀有中的一个——她主要是以出产文人学者而非高官巨商为世人所知的，其家世也就尤其见得尊贵。　
　　　　
　　　　海宁查氏的第一个巅峰期在清康雍两朝。查伊璜，查慎行．查嗣庭．查升于当时全国文坛学苑画界均属第一流人物。查氏门第鼎盛，一时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为查氏宗祠所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联，确为实录，绝非谬奖。
　　　　
　　　　其后二百年间，海宁查氏虽代不乏人，究竟未见特出一头地者。独于二十世纪再度开枝散叶，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两位大师级作家，分别代表了现代诗歌与小说的最高成就。此为查氏家族第二高峰期。其他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金监等从事于政界商海者可以不论。仅凭查良铮与查良镛的先后出现，铮镛交响，已足以使海宁查氏的第二乐章更显辉煌。
　　　　
　　　　窃以为对查氏兄弟文学成就的评价，不应低于稍早的周氏兄弟，较之历史上的曹氏，陆氏，苏氏，袁氏兄弟也未见多少逊色。所不同者，其他为同父兄弟，而查氏兄弟仅为同宗尔。
　　　　
　　　　兄弟同源同根，具有相通的基因与禀赋，不过正如同一棵树上找不见两片两完全相同的叶子，伯仲二人也会有相当大的性格差异，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苏氏兄弟，子瞻飞扬，子由谨厚，兄弟感情却又极深，“但愿世世为兄弟，再结今生未了因。　”
　　　　
　　　　周氏兄弟，“鲁迅太热而知堂太冷”（林语堂语）。终致决裂，“东有长庚，西有启明，永不相见。”
　　　　
　　　　真正永世未见一面的是查良铮与查良镛这对表兄弟。二人笔名的由来就有同有异，他们用的都是拆字法。不同处在于查良铮是将“查”姓上下拆分，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查良镛则是将“镛”名左右拆开而得“金庸”。
　　　　
　　　　二人天才相近，生平遭际，则大不相同，穆旦生于天津查氏分支。老弟兄六人，其父排六，因记忆力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这一房就很受他房轻侮。金庸则生于浙江海宁老宅，祖父查文清进士出身，曾任丹阳县令，其父查枢卿为地主兼银行家，生活优裕。　抗战军兴，二人经历倒颇有相似之处，都在为求学辗转南徒，奔波各地，辛苦备尝，穆旦时在西南联大，金庸则在中学，后来也被联大录取，终因战争原因未能就学。１９４８年穆旦赴美留学，５２年归国。也是在１９４８年金庸被调往香港《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１９５０年回到北京外交部谋职，因非党员遭拒，旋即返港。后脱离《大公》，手创《明报》事业，七十年代后成为大陆台湾两地最高领导人的坐上客，其时穆旦因为当年追随国民政府军抗日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扫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去世四年后才得平反。穆旦后半生困顿偃蹇，子女也甚受牵连，“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着好笑/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都已让他在岁月里烂掉。”此诗虽是自嘲，却又饱含辛酸。
　　　　
　　　　才人不遇，千古如斯，今日尤甚。作为现代最为杰出的诗人，穆旦的诗名却长期湮没不彰，在南开20多年，也仅得一‘副教授’职衔。
　　　　
　　　　金庸后半生则身名俱泰，风光无限。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荣誉院士，北大南开的名誉教授，浙大文学院院长，英国授给“英帝国官佐勋衔”，法国政府颁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
　　　　
　　　　二人生平际遇正有霄壤之别。穆旦年寿仅得59，金庸今年已是高寿82。以文人而成巨富，自然是令人神旺的大好佳事，而穆旦一生坎坷，思之却让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
　　　　
　　　　兄弟俩遭际如此不同，固然是因为二人的选择各异：穆旦选择了诗歌创作，曲高和寡；金庸则创作小说，并且是读者向来广众的武侠小说。穆旦以诗人学者的身份终其一生，金庸则于写作之外，兼及商业，创办《明报》，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二人生活的政治文化环境大异。金庸若非48年远走香江，据他自己推测——下场照样会很惨，我们也就无福消受金庸武侠带给自己的那份精神愉悦了。
　　　　
　　　　我与查氏有缘，二十年前我正在上上中学，几乎同时开始阅读穆旦译诗与金庸小说，一样的痴迷，一样的狂喜，一样的叹为观止。其时金庸小说大陆都有出版，购读较易。查良铮的翻译则出版还少，我又身处文化环境比经济环境更加封闭落后的一个海陬小城，买到或借到查译真的好难，几经周折借到《唐璜》，除了通读一过，我并手自抄录二百余页，托俺姐到上海捎书，仍是空手而返，穷极无聊之际，我突发奇想，写信给南开大学穆旦夫人周与良女士，拜托老人家为我代购穆旦翻译，随信寄去二十元钱，周教授将钱退回，却给我邮来四本书：《拜伦诗选》《普希金叙事诗集》《穆旦诗集》及一本穆旦纪念文集。收到书时的意外与喜悦，至今记忆犹新。我因为热爱查译，拜读其书，想了解其人，对他自己的诗作并不热心，粗略翻了翻，觉得生硬，随手放置一边，读我的拜伦/普希金去了。大半年后，当我再度拿起《穆旦诗选》，潜心细读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汉字怎么可以这样组合？诗怎么可以这样写而又如此之佳？穆旦何以仅以译诗名世而已作却无籍籍之名？
　　　　
　　　　其后十几年间，《穆旦诗集》常在我的手边案头，大部分诗句熟悉到可以记诵。从彼时起，我就认定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高成就者决不是马屁翁郭抹药，只能是查良铮先生。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穆旦放在首位，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于同一文库的《小说集》中，王一川将金庸作为小说大家置于第四位，则我断不敢苟同，我认为：金庸实为曹雪芹之后二百年间中国小说家第一人。王一川的排序已经招致太多“大雅君子”的讥评，我的惹人臭骂正是可以预期的，但平心而论，金庸这种地位的取得，到底含有‘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成分，也不是世无英雄，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本来随着欧美风雨的袭来，中华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撞击与融合较之当年佛教之输入华土，具有更大冲击力，完全应当结出不逊于魏晋盛唐的文化果实。新文化运动短短三十年历程，也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不凡且深具潜力的才士。
　　　　
　　　　但，启蒙中断！江青被逐步培养成为‘文化旗手’，百家争鸣的旗帜下，万马齐喑。沈从文。穆旦被迫搁笔，老舍投湖，曹禺才华被浪掷，汪曾祺写起了样板戏……，为山九仞，无不功亏一篑。
　　　　
　　　　与金庸同龄或稍幼的一辈人内，具备和金庸相侔甚至更高禀赋、学养者，不会太多，但绝对是有的。均在中华文化的冰河期郁郁而终，湮没无闻。
　　　　
　　　　金庸文学成就未见得高出大仲马许多，但他生在不见雨果、巴尔扎克的廿世纪中国，遂使此人独出一头地，这是金庸个人的侥幸，却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大不幸。
　　　　
　　　　金庸在香港度过大半生，他的天赋几乎未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发挥、展现。若说还有美中不足处，应该是他的《明报》与《明报月刊》虽深受知识者推重，读者却局限于数百万人口的香港与海外华人圈，起不到《新青年》《大公报》《观察》那样全国性影响。除此之外，金庸应当没有憾言了。他也深知“比之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遭遇，我们是幸运上万倍了”，自己“生平有4个理想，大致都达到了”。
　　　　
　　　　穆旦则是一位未完成的天才。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桂冠文学书系》一辑3种，分别是里尔克、瓦雷里、穆旦的诗集。客观地说，穆旦成就远逊里、瓦2人，他本与里尔克、瓦雷里的相同点仅在于各自在本国诗坛第一人的地位。
　　　　
　　　　穆旦诗艺在40年代已经走向成熟，进入50年代本应是丰硕的收获期，更上层楼。如果不被剥夺写诗的权利，如果穆旦不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摧残而遽逝于59岁的英年，如果查良铮有查良镛的高龄遐寿，以他的天份与勤奋，中国完全有机会为世界贡献出一位诗艺与里尔克、瓦雷里比肩而立的伟大诗人。现在，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只有无尽的遗憾。
　　　　
　　　　在无权写诗的岁月里，穆旦对当时当行得令的政治口号诗反感透顶：“诗的目前处境是一条沉船，早离开它早得救”“才华横溢的人也许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能烜赫一时”。正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时也命也，夫复何言？！
　　　　
　　　　 1924年，穆旦不满6岁，在天津《妇女日报》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文字《不是这样的讲》。同年3月，浙江海宁县袁花镇查氏旧宅，一个男孩诞生了，祖父查文清为他取名‘宜孙’，学名叫作‘查良镛’。
　　　　
　　　　 1934年，16岁的查良铮发表了第一首诗作；1939年，15岁的查良镛编印了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初中投考者》。2人的天份之高，于焉可见，其早慧，也大致相同。但二查成年后的不同路向也于此时确定了。查良铮成为纯正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查良镛则于文学之外，兼具商业天赋，他之成为古今以文致富第一人，在15岁时已初见端倪：“《献给初中投考者》这本书与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洁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查良铮、查良镛之成为穆旦与金庸，天分固然重要，关键还倚赖2人的勤奋、耐烦、肯下死功夫笨手段，两人之修习外语便大有不谋而合处，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不断南徙，查良铮亦在其间徒步行进3500公里，他每天撕下一页或几页《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就把这几页弃置，到达昆明，厚厚一部词典已经不见了。
　　　　
　　　　 50年代初，查良铮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为回国后适应向北极熊‘一边倒’的环境，又开始学习俄语，还是采用一页一页背词典的笨办法，数年后精金美玉般的《普希金抒情诗1集》、《2集》、《欧根。奥涅金》便与国人觌面了，火尽薪传，造就了另一位文章大家——王小波。
　　　　
　　　　金庸家住香港渣甸山上，大书房中设置有一个等身的铁柜，装满一张张卡片，写满英文单词、短句，金庸每日限定自己记忆一定数量的词句。60年代初，金庸自觉英文程度有限，坚持每天自修数小时。其英文水准或不及穆旦，仍自不凡。
　　　　
　　　　如今，查良铮的诗、译我几乎都已读遍，但金庸的社论、翻译、杂著终于无缘得见，令我感到莫大遗憾。从看过的寥寥几篇论，我深信那是天壤间第一等文字。
　　　　
　　　　穆旦后半生虽未能尽展其才，但出于其勤奋的天性，仍然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他52年归国，继续他深沉睿智的诗风必为当政者所不喜，他又无能像郭老那样《百花齐放》，转向了诗歌翻译。下面我便躲懒，摘录王小波《我的师承》一文，其中说出的也正是我的感受：“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查先生的翻译，质量像冯至、梁宗岱、卞之琳一样好，但其数量却是他们的几倍十几倍。短短5年间，他移译了10几本诗集，4本文学评论。至58年，他因当年随军入缅抗日而被打成‘历史XXX’，每日要比别人早起半小时‘自愿’打扫南开的厕所，译作全无出版可能，但正如巫宁坤所言：“穆旦置荣辱于度外，视谗佞如粪土，长夜孤灯，潜心译述”。逝前将所有译作与注释归并到一个帆布提箱中，交付最小的女儿保存：“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正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份情怀与金庸在‘破四旧’的喧嚣中创办《明报月刊》‘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相似，但是更为沉重深广。中华文明得免于彻底沦亡，还保有复兴的希望，不能不衷心铭感这些文化守夜人的辛苦。
　　　　
　　　　每次阅读查译，想到他当时身受的巨大压力与怆痛，未尝不黯然神伤，几欲泪落，但穆旦诗中告诉我们：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逝前几年穆旦又写出了20余首如钻石般熠熠闪光的诗作。这一切无不得力于他对文化的热爱和那份与生俱来的勤奋不懈。
　　　　
　　　　金庸则笔耕50年，著述何止“等身”，现有的《金庸作品集》其实名不副实，只收录了金庸作品的1/3弱，约1000万字。实则金庸还写过2万篇社论，以千字文的标准算，也有2000万字，再加上其他的杂著、剧本、翻译，完整的《作品集》绝对有100多册。
　　　　
　　　　金庸是成功的实业家，难得的是他在纵横商海的同时，全然不曾荒疏著述的’“名山胜业”，又岂是一般的“勤苦”可比？
　　　　
　　　　这10几年来，金庸少有文字面世，我想那是因为“金庸大名垂宇宙”，他爱惜羽毛，忧谗畏讥，文章应该写得不少，却不肯拿来与世人相见，其实是蛮可惜的事。
　　　　
　　　　穆旦与金庸的家国情怀均是炙热之极，并且贯彻始终的。世家贵族固然以出产纨绔子弟著称，但出身世家的肯长进有出息的子弟往往比平民子弟具有更强烈的家国一体，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幼时的穆旦就对家人声言：“要为国家为父亲争口气”。成年后考入西南联大，师从于闻一多，深受器重。闻编译的《现代诗钞》（英译本）中收录作品最多的是艾青与穆旦2人。不过穆旦诗风与闻一多绝少相似，相通的是2人诗作中一以贯之的爱国意识。30年代的朱自清认为：“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这一特质在穆旦笔下得到了传承，一心祈望‘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并且穆旦的爱国比闻一多更加清醒，也更为厚重。他大部分诗作所关注的都是整个民族以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忧患，纯粹书写个人悲欢的作品绝少。
　　　　
　　　　穆旦的爱国，从来不仅停留在口头、笔端，并且见诸行动。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穆旦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呼吁，投笔从戎，踏上缅甸战场。远征军曾在胡康河谷原始森林行军数月，大批倒毙（‘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魅》）。当时穆旦身罹重病，又在野人山绝粮八日，真正的‘九死一生’。但诗人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丰富，恐怕也料不到10年后，这段经历居然成为了自己‘罪行’，呜呼，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52年，穆旦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束装返国。后来虽遭遇种种不公正非人道待遇，但他对国族的那份恋情仍是‘九死其犹未悔’。无视于自己牛鬼蛇神的卑贱身份，时时以国计民生为念，收集报上的钢产量、石油产量及铁路里程等数字，前后比较，希望看到国家的一点点进步，为之欢欣鼓舞：“你问我心情如何，这确是不易描述，简单一点，以你们包钢的产量可以衡量。它高我也高，它低我也低”（76年致孙志鸣函，第2年先生就去世了）。拳拳此心，可昭日月。
　　　　
　　　　到了金庸那里，爱国几乎成了他的宗教信仰，金庸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有几分狂热，这当然其来有自。
　　　　
　　　　清末丹阳县民众与传教士发生纠纷，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县令查文清（金庸祖父）被革职，史称‘丹阳教案’。此事影响金庸甚巨，让他从小就深深记得‘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金庸幼时就读于龙山小学堂，历史老师为他们讲述外国欺压中国的种种凶暴时，不禁掩面痛哭，金庸和同学也无不哽咽饮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耄耋之年的金庸回忆说。
　　　　
　　　　 13岁时，倭寇大举侵华，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查氏亦被迫离开海宁，流亡千里，途中金庸慈母病死，幼弟夭亡。这段经历金庸刻骨铭心、无时或忘。心中对祖国强大的祈望如野火，熊熊不熄。
　　　　
　　　　前些年，央视访问金庸，当他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我分明感受到：这一刻金庸的全部身心都融化在对那‘有朝一日’的无限憧憬之中。那种喜悦与沉迷，令我震撼。
　　　　
　　　　穆旦与金庸在爱中国的同时，也都伴随着对美利坚的深深厌恶，金庸尤甚。本来世家子弟向来瞧不起暴发户，对于缺乏历史文化底蕴带有暴发性格的国家也不会真正心向往之。暴发之后，迅即败落也还可以容忍，难堪的是：这一暴发国家居然生生不息，迄今屹立不倒，声势风光远在5000年老贵族中华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穆旦52年离美返国，当然是因为他热爱祖国，也因为他对美国的反感厌恶。带有强烈反美情绪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两诗发表在195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却早在1951年就已写成，当时穆旦还在美国留学。两诗的写作、发表，固然受当时政治大气候影响，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本意去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从来不是穆旦的风格。
　　　　
　　　　 70年代初，穆旦旧同学回国参访，看望穆旦一家，穆旦子女难免对他当年离开美国回到故国‘自投罗网’的举措露出几分不以为然神色，朋友走后，穆旦赶忙把几个子女叫到一起，进行‘消毒’：“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人的，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
　　　　
　　　　至于金庸，他对贵族传统深厚的英伦情有独钟，每年都会在英国呆上一段时间，近年又在牛津读博士学位。但他对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澳大利亚却从不‘感冒’，嫌她‘没文化’。对另一英语国家美国更是反感透顶。
　　　　
　　　　早在1949年，他与《大公报》老板胡霖谈及美国人时，胡霖也是一副纯正的贵族口吻：“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50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绝不能伟大”。金庸撰文附和：“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1999年，不知金庸是否记起了50年前胡老板“美国必然没落”的大预言，印证了胡霖确实‘富有历史眼光’，只可惜斜视180度，美利坚不仅未曾衰落，且在冷战中成功拖垮苏联，成为举世唯一‘超强’，在经济、军事、科教、文化、金庸各领域无不占有对他国的压倒性优势。这如何不教金庸气不打一处来？这一年，金庸发表了他晚年最令人惊叹的言论：“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XX军一样，也是听D和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其矛头所指，全在花旗国，我甚至感受到金庸说这些话时颇有几分气急败坏。
　　　　
　　　　 ‘911事件’发生后，金庸又语出惊人：“即使本拉登是恐怖分子，也应当有人权的，应予尊重”。金庸此生难得有这样书生气的时候，据我看来：并不是金庸钟爱于本拉登深，实在是他痛恨于山姆大叔者切。
　　　　
　　　　百年来的文学大师中，穆旦最‘西化’，而金庸最‘古典’。兄弟二人选择的道路真有南辕北辙之别。穆旦往世界现代文学思潮不断勇猛精进，他第一部诗集就以‘探险队’命名，他在现代诗歌领域探险历程之远，攀援之高，至今仍无人超越；金庸则返身向后，重新拾起章回小说的中国传统形式，而灌注以新生命，唤起了亿万读者对于华夏古典文明的温情，功德无量。
　　　　
　　　　论者多谓穆旦诗作‘过分西化’，其实这正是穆旦有意为之，他认为受古诗词影响，对新诗创作不利：“比如一首旧诗吧，不太费思索，很光滑地就溜过去了，总不外乎那么一团诗意而已。而现在我们要求诗要明白无误地表现较深的思想，而且还要用形象或感觉表现出来，这就使现代派的诗技巧成为可贵的东西”。为此，穆旦刻意地强迫自己少看甚至不看古诗。这对于金庸而言，是不能想象的。
　　　　
　　　　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颇自负于自己的国学修养和诗词造诣，对金庸则径以‘洋才子’称之。这种论调必不为金庸所喜，金庸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王佐良指出：“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
　　　　
　　　　何平则认为：“金庸小说有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入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
　　　　
　　　　穆旦的文化底蕴当然仍是缘出华夏文明，但他自觉地吸收西洋文化之长，“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
　　　　
　　　　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金庸小说达不到今日的高度，但这种借鉴，反而更强化了他的中国特质。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其品质“全然是中国的”，中华文化最美好的东西，在金庸身上皆有所呈现，而中华文明中致命的缺陷，金庸也无从幸免。
　　　　
　　　　金庸在作品中总是尽力避免食用一些过于现代、西化的词语（例如‘思考’‘目的’）；穆旦诗句则多采用欧式语法。甚至他认为汉语中的叹词‘哦’不足表达心中所感，而以罗马字母‘O’代替。查氏兄弟在遣词造句上差异竟如此之大，源于天性，也和他们幼年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金庸生长在数百年的查氏老宅，触目皆是传统。祖父所编《海宁查氏诗抄》达数百卷，雕版放满两室。童年的查良镛与堂兄弟们竟以之为玩具。经过这样的书香世家的濡染，无怪乎金庸夫子自道“中国文化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了”。
　　　　
　　　　穆旦则出生于天津卫，与老根的疏离虽让他无法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陶养，同时却少受传统的重压与羁绊。天津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比身在海宁县的金庸更方便接触、吸收西方文化。
　　　　
　　　　穆旦向来不肯降心从俗，为庸众的喝彩改变诗风，也未曾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成长为‘歌德派’，他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金庸则从事通俗小说写作并且是为自己名下的《明报》写稿，其间难免经济利益的考量，带有一定的商业性。金庸亦不讳言，以‘说故事人’自居。这种商业性对他的文学成就是有伤害的，但未必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严重。
　　　　
　　　　谌容笔下《散淡的人》其原型似乎是莎学专家杨宪益先生，此老口中，那位后世英国人宁肯失去印度次大陆也不愿失去的莎士比亚的光辉形象是这样的：“他是个戏剧家，其实，这也是他死后人家恭维他的话。生前，他可没有这份荣耀。他是个缺少表演才能的戏子，后来改编别人的剧本，被伦敦戏剧界的雅士们攻击为偷窃‘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老粗’”。这话说得谑而近虐，却讲出了历史的真相。
　　　　
　　　　武侠小说‘通俗’，16世纪的市井戏剧又何尝‘高雅’？金庸为自己的《明报》写稿要‘迎合’读者，莎士比亚为自己的‘寰球剧场’编剧本就不需要‘迎合’观众？金庸笔下有太多‘巧合’，但莎剧中的‘巧合’只怕更多吧？金庸小说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我们正不妨拜读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先生剔出的硬伤又少到哪里呢？
　　　　
　　　　莎剧的缺陷，金庸小说无不具有。这并不能证明金庸像莎翁一样伟大——他还差得远。
　　　　
　　　　但这些先天性缺陷，既然不曾阻止莎士比亚走向‘伟大’，也就不构成否定、拒绝金庸的充分理据。
　　　　
　　　　对于文学天才，损伤最烈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政治压力。有商业性的作品固然能达到金庸的高度，甚至也不妨碍登上莎翁那样的巅峰。大家读金庸小说，应持一份平常心，莫念念不忘于它的通俗出身，而是以文学论文学，客观评价才好。
　　　　
　　　　穆旦与金庸都见证了文GE的始末。金庸在港处于旁观者位置。67年虽遭遇暗杀威胁，毕竟有惊无险。他在那些年的《明报》社论中对这千载浩劫做出了清醒的预测与解读。
　　　　
　　　　穆旦则身处距帝都一步之遥的天津，距风暴眼太近，自己也被裹挟其中。但他是那个时代未被洗脑成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穆旦身陷庐山迷雾之中，而能头脑清醒，比之金庸更见可贵。
　　　　
　　　　金庸在风云初起时写出《笑傲江湖》，穆旦则在WENGE尾声中，写下《演出》《神的变形》《问》等杰作，二者观念其实相通。《演出》可以看作黑木崖上日月神教教徒深入揭批东方不败那一幕活剧的形象概括，而《神的变形》与金庸笔下的日月神教更是若合符节。《笑傲江湖》与《神的变形》都表达了对无限权力必将走向腐败与疯狂的警觉和无奈。我曾经设想：一旦哪天把《笑傲》改编成舞台剧，正不妨把《神的变形》某些诗行移作任我行的内心独白：“浩浩荡荡，我掌握历史的方向/ 有始无终，我推动着巨轮前行..........”
　　　　
　　　　穆旦于前辈诗人中，颇为欣赏艾青。艾青的一首诗或许正可以为穆旦金庸这对同宗兄弟写照：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它们把根须缠绕在一起
　　　　
　　
　　
　　　　附注：　　
　　　　
　　　　海宁查氏自婺源迁出，婺源以前属于安徽省，今归辖于江西
　　　　
　　　　海子则出生在安徽怀宁查湾
　　　　
　　　　今天行政区划的婺源、怀宁均位于安徽、江西交界处，直线距离一百公里多些
　　　　
　　　　金庸、穆旦、海子三大师系出同源，可能性很大
　　　　
　　]]> 2008-3-26 18:53:00(1) <![CDATA[查良楠守望金庸旧居60年]]> 袁花镇镇长 2007-11-3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1604689&idWriter=0&Key=0 　　2007-8-11 9:18:00
　　【查】查良楠守望金庸旧居60年
　　来源：嘉兴日报点击次数：120
　　网友评论0核心提示：查良楠今年65岁了。尽管金庸几过家门而不入，然而，他依然默默地守护着他和哥哥查良镛的旧居，期盼着哥哥有一日回到老家来望上一眼，看一看这幢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查氏祖宅“赫山房”……
　　
　　浙江在线08月10日讯钱塘江北岸的海宁袁花镇东面有一座不大不高的“龙山”，龙山脚下有一座“查家桥”，桥旁有一大宅，森森然，黑漆大门上有一匾“赫山房”。这就是著名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旧居，也是他的出生之地。这里，有桃花三两株，李花三两株，小桥流水，大树鸟巢点点，风水很好。
　　
　　
　　
　　金庸真正的人生轨迹，是以这里为起点的。
　　
　　
　　
　　听说有客人参观金庸旧居，一个面相敦厚、皮肤黝黑的老农，笑脸相迎上来，他叫查良楠，金庸的六弟。他让我们待在大门外，自己绕到后门进入院内再到前门来开大门。
　　　　查良楠今年65岁了。尽管金庸几过家门而不入，然而，他依然默默地守护着他和哥哥查良镛的旧居，期盼着哥哥有一日回到老家来望上一眼，看一看这幢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查氏祖宅“赫山房”……
　　
　　
　　
　　
　　
　　
　　
　　
　　模模糊糊的离别
　　　　61年前的初夏，金庸结束了八年战乱中的漂泊生活，悄悄回到了家乡——浙江海宁的袁花小镇，在“赫山房”一住20多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他又悄悄上路了，一走就是几十个年头。在送行的人群里，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好奇地目送着这个陌生的“二阿哥”离开。
　　　　他就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
　　　　在金庸弟兄的排行中，查良楠列第六，称六毛弟。
　　　　查良楠比哥哥查良镛小19岁，良楠的生母叫顾秀英，良镛的生母叫徐禄，顾秀英原先是徐禄的随侍丫环。查良镛小时候跟秀英亲近，念小学时，奶奶便让秀英接送他上学。龙山学堂距“赫山房”有一里多路。晴天，两个人手牵着手，捕捉着蝴蝶一路欢笑而去；下雨天，小良镛就趴在秀英的背上，合撑一把雨伞回家。这时，他会偷偷地拉扯她的秀美长发，惹她哭，逗她笑。
　　　　小良镛一直把秀英当作自己的大姐姐看待，在他的记忆里，至今保存着很多让他回味的故事，因此，他后来写了纪实散文《月云》，纪念这段时光。
　　　　1937年，金庸13岁，他离开“赫山房”就读省立嘉兴中学，之后的几年，金庸辗转到了重庆。也就在1937年，日寇占领了这个江南小镇，顾秀英也被家人领回家去了，此时，徐禄随丈夫带着家人逃难逃过钱塘江去。在余姚庵东镇落脚时，徐禄得了急性痢血不治而亡。后来，顾秀英返回查家，做了查良镛的继母，相继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良楠是老二。
　　　　直到1946年7月，查良镛回家时才见到继母。当时，顾秀英拿着良镛的手一起坐在长条凳上，问起了他这几年孤身在外的情况。良镛告诉继母，他打算离开重庆到杭州谋职，他对继母说：“杭州离家很近，我会常常回来的，您要照顾好这个家，我还要回来跟您一起吃糖炒年糕呢！”
　　　　的确，查良镛顾不得那许多了，因为他已经长大了，为了有一个好前程，他不得不离开“赫山房”——那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很大的院子，还有书房，有兄弟，还有父亲。
　　　　可是，这一别，他就再也没有跨进过这幢老宅子。
　　　　黑漆大门訇然而开，里面五进，厅堂深深，有大小屋子八十多间，簇新的老式结构，黛瓦粉墙。
　　　　“我小时候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我曾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祖父是大儿子，住在一座大宅子的东半部，我叔祖父住在大宅子的西半部。这座大宅子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我祖先查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
　　　　这是十年前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对话时说的话。
　　　　此刻，站在澹远堂，我仰头看到了这块蓝底金字的堂匾，四周镶着九条金龙。查良楠说：“那块当年的大匾早没了，这一块，是后来补挂上去的。”
　　　　大匾下还挂着一副楹联，上书“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据说清代康熙皇帝感动于查家“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文瀚之风，欣喜之下才亲笔题写的。原先彰于查氏祠堂内，由于祠堂被人砸了，楹联掉落在地上，无人匿藏，便在土里腐烂了。自然，现在挂着的也是后人模仿着写了补的。
　　
　　
　　
　　
　　
　　
　　“赫山房”的期待
　　　　查良楠讷讷地说：“堂匾没了，楹联没了，二阿哥和几个哥哥也走了，留下来的是那些立在原地、傻呆呆等着主人回来的房子，以及二阿哥当年手植的枣树，它们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枝繁叶茂，快遮挡住了院子里的天空。”
　　　　说起“赫山房”的变迁，查良楠的话多了起来。其实，经历日寇掳扰以后，查家人死的死，散的散，“赫山房”早没了当年的繁华景象。在上世纪50年代初，金庸和良楠的父亲作为“反动地主”被处死了，“赫山房”搬入了十来户人家。查家两堂二十几口人居于堂屋后面的几间小披屋里。“赫山房”东改西拆的，遭到了严重破坏。1958年，“赫山房”被当作生产队的食堂，堂屋被打穿，木头镶板被拆，用泥巴垒起大灶做大锅饭，屋里的许多家具被搬走，围墙的砖被拆下来去修建商店。这样，老房子和里面的家具越来越少了。到了60年代，书房里的书、金庸坐过的大书桌，用过的笔砚被当作“四旧”全烧了，砸了，“赫山房”已经残破不堪了。
　　　　丈夫死后，顾秀英身边除了自己生养的六个儿女外，还有徐禄留下的四个孩子在外边念书。在闹饥荒那年，她偷偷卖掉了几间房屋，给外边的孩子寄钱，给家里的孩子买一点充饥的粮食。尽管卖房是让孩子们不挨饿，不失学，但她仍觉得对不起查家祖先，有割肉般的疼痛，想望着孩子长大以后再去买回来。晚上，她悄悄记录下了房屋的间数和大小。不料有人发觉汇报了，她被抓了去关押，挨了无数次的毒打，最后，脖颈上挂着“地主婆反攻倒算”的牌子游了三天街，奄奄一息了才被抬回家里。
　　　　只有在清晨时分，良楠和弟妹们在廊下凑着微光念书，这里才隐隐现出一些当年金庸在时的寂寞景象。
　　　　过了几年，上一辈的人相继离世，叔伯们纷纷搬离了“赫山房”。哥哥和三弟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两个妹妹先后出嫁，只有良楠和四弟与母亲依然住在“赫山房”里，苦度岁月。1989年，77岁的顾秀英去世，弥留之际，她给良楠留下了“不要离开老屋，等着你二阿哥回来”的遗嘱，二阿哥就是金庸。
　　　　后来，因为金庸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全国各地的人都前来寻访他的出生地。眼看老房子已经残破不堪，查良楠心情十分沉重。于是，他产生了绘制老宅全图的想法。老宅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他凭着自己的回忆，用一根竹子做成的5米长的竿子，仔细丈量老宅的面积，一点一点地记录起来。然后，又用了几天时间绘制了“赫山房”原貌的平面图。1998年7月，海宁市政府对“赫山房”进行全面修复，这幅平面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今的“赫山房”恢复了晚清民居风格，坐北朝南，风火墙高六米多，正中三间为厅堂，东西两侧为卧房、书房、厨房和起居室，屋宇分五进，每进之间有两米宽的南北向走廊，有墙门和天井，总面积达1100平方米。规模不大而具大家气象，结构不繁而见气韵流动。大门门楣之上，悬挂一方匾额“赫山房”，系著名红学家、金庸好友冯其庸题写。
　　　　迎面墙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金庸旧居”，也是冯其庸的手迹。
　　
　　
　　
　　擦肩而过的“重逢”
　　　　在和查良楠夫妇聊天的时候，他们回忆起了几次与金庸擦肩而过的“重逢”。
　　　　在查良楠看来，1946年那次不能算是与二阿哥见面，那时他“太小了，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1981年7月，金庸偕妻儿从香港回到内地，邓小平接见了他。也就在此时，在家乡务农的查良楠才知道金庸就是查良镛，就是自己的二阿哥。查良楠十分高兴——二阿哥很快要回家来了——他盼着，望着。
　　　　过不多久，海宁法院复查他父亲当年案件，认为所判是冤案，予以平反，并将“赫山房”的房产归还他家。
　　　　1992年12月里的一天，良楠听说二阿哥回来了，正在访问他中学时期的老师，他赶紧跑回家，唤妻子快将“赫山房”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一家人全换上了新衣裳。良楠见人就说：“我的二阿哥金庸回来了，我在家等着他。”然而，天黑了，他没有见着金庸。
　　　　事后，良楠听人说，这天金庸确实回到了袁花，他乘坐的轿车驶到天仙府河畔的小学校时，他执意要下车，他说：“这里是我念小学的地方，我要看看。”他下车了，看望了师生们和儿时的同学，还向母校捐了款。这天，金庸兴致很高，竟然忘记了去“赫山房”，忘了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
　　　　二阿哥为什么不回家？查良楠开始给金庸写信，写了许多封，尽说些自己家里的事情，害怕引起哥哥心中的不快，往事他一概不提。金庸回了信，虽然次数不多，话语不多，却也主动问些当年父母的事，也不忘问问继母受过的苦难。
　　　　1996年中秋，金庸陪同杨振宁教授到盐官看潮，然后在硖石住了两天。袁花距硖石不足15公里，他依然没有跨进“赫山房”。
　　　　后来，听说良楠弟兄从“赫山房”搬出，选址盖房，金庸立即给两弟弟汇了数万元钱。良楠写信告诉金庸，“赫山房”修复了，挂的是“金庸旧居”的牌子。金庸很快复信，询问房子的结构怎样，花了多少钱，良楠再写信，真挚地邀他回家看看。
　　　　又后来，金庸十分敬佩的爷爷查文清的坟墓找到了，并且迁址重筑。收到良楠的信不久，金庸即与池田大作对话，绝口赞扬他的祖父“舍身救民”的情怀。
　　　　再后来，香港纪念回归一周年，查良楠的小女儿婉敏随嘉兴市采访团赴香港，在金庸的大书房里，16岁的婉敏乖巧地唤着大伯：“大伯，您可要回家来呀，爸爸和妈妈盼着，我和姐姐也盼着您呢……”这时候，婉敏发觉大伯微微地点了点头。
　　　　2003年10月，金庸第三次回海宁，重访了舅父家(徐志摩故居，徐志摩是他的表兄)，吃了八十大寿的喜庆蛋糕之后，他直接去了嘉兴。
　　　　说到这儿，查良楠有点伤感：“我早过了花甲之年，不知道今生还能不能见上二阿哥一面……”
　　　　跟着查良楠老人在旧居里转了一圈，在南房里看到有三十三剑侠的画像挂在墙上，我想起以前读过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和《射雕英雄传》，才知道故事人物的原型是在这片屋檐下诞生的。
　　
　　
　　
　　痴情不悔的守望
　　　　九年前开始修缮“赫山房”时，查良楠的家也迁了出去，在相距百来米处新盖了楼房。但是，他晚上仍然住在这里，舍不得离开，如多年前一样，义务看护着这栋老宅。如今，他和老伴梅先艳仍是老宅唯一的住户，也是最后的守护者。虽然女儿和侄子们多次让二老搬回家里去住，但是他们不肯，他们已经习惯了老宅里的味道，看惯了老屋下的蜘蛛，听惯了屋外雨打荷叶的声音。
　　　　“赫山房”修复八年多了，“赫山房”作为名人旧居，2001年，海宁市博物馆开始给查良楠部分生活补助，查良楠一如既往地守护着。
　　　　“金庸为什么不回来看看？”常有参观者问他，查良楠一脸茫然。很久，他才自言自语地说：“二阿哥可能嫌我们没有保护好爸爸，所以他不愿意见我们。”其实，这仅仅是他的猜测，心中并不肯定。因为有一次，别人这么说时，他拿出金庸的话予以反驳。金庸曾经说过，对于父亲之死，“我当然很悲伤，但并没有怀恨在心，因为我已充分了解，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后来，在杭州《金庸茶馆》诞生仪式上，一名海宁老乡当面“拷问”金庸为啥不回家，金庸说：“我对家乡人民是热爱的，也想回家看看，但上次有人跟我说，为了保护我的旧居，他们把居住在里面的人赶了出去，这我是不同意的。‘赫山房’是查家祖先传下来的，不是我金庸一个人的，因此我不想妨碍大家的生活。”听了此话，良楠既高兴又忧愁：二阿哥不仅没有责怪我们，还在关怀着我们的生活。可是，搬离“赫山房”是自愿的，是我们为哥哥能做的一件事，没人赶我们呀，二阿哥怎么能为此而赌气呢！
　　　　查良楠是海宁市政协委员，每次去开会，让妻子代替管理，他总要嘱咐一遍又一遍：院子里树木多，房屋多是木质结构，任何人进来参观都不得吸烟。金庸旧居不仅是他们的老家，还是二阿哥金庸的旧居，防火不可掉以轻心。
　　　　几年前，金庸的《鹿鼎记》被收入了中学生语文教材，很多学生捧着课本访旧居，这里一下子显得热闹，良楠够忙了。有一名教师问他：“你替他看管着旧居，金庸连个照面也不给你，你觉得冤不冤？”良楠连说“不冤”，他指了指专心看画的学生：“你瞧，有这么多孩子喜欢金庸，崇敬这个大家族，我应当高兴才是。”这里已是一个有名的青少年教育基地了。
　　　　有一年春上，一对老华侨由北京客人陪同走进“赫山房”，介绍说是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来的，夫妇均是大学教授，那老太太叫“查露茜”，此行目的是寻根问祖。良楠帮助她查了《查氏家谱》，一核对，查露茜教授的祖先与海宁查家同出一脉，有据可查。老太太认定自己与金庸先生是“一家人”，感到非常激动，表示下次带着家人再来“认祖”。事后，良楠自夸说：“我守着‘赫山房’，不是为金庸管家产，我是在为查家光宗耀祖，作用大着呢！”
　　　　去年春节前，张纪中为筹拍新《鹿鼎记》来到海宁，他在“赫山房”里转悠了几天，终于拍板：海宁是这部电视剧的一个拍摄地。当他知悉良楠的身份时，不由惊叹道：“好伟大，金庸老家有这么一个乡村老弟，一直默默地等待他，他应该回来看看才是，叫他大侠应该有仁义之情么！”
　　
　　
　　
　　门又关上了。良楠说：“除了来人参观从里面开门，其余时间这扇大门得关上，因为要等着二阿哥来打开它。”
　　
　　
　　
　　我回头一看，“赫山房”的大门果然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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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嘉兴日报作者：蒋连根]]> 2009-11-3 10:24:00(2) <![CDATA[陈独秀母亲查氏夫人]]> 袁花镇镇长 2007-10-20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1441657&idWriter=0&Key=0 　　第一章皖城名士(1879.10—1901秋)
　　
　　不成龙就成蛇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庆同）出生在安庆城北的一间平房里。自陈独秀父辈上溯，陈家12世儒业不兴，陈独秀出生时，已成小户人家。
　　
　　　祖父陈章旭(字晓峰)，人称白胡子爹爹，生于1819年，年轻时候选知县，但一生候选，未被任用。陈章旭娶劳氏为妻，生下四儿一女。老大衍藩被太平军乱枪戳于稻草堆中不治身亡，老二衍藻夭折，老四衍庶（陈昔凡）是1875年的恩科举人，在外候选知县，无子。只有
　　老三陈衍中娶查氏为妻，生有两子两女，继承了陈家一脉香火。
　　陈独秀两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这一年，陈昔凡的原配，23岁的方氏也病逝了。白胡子爹爹喜欢抽鸦片，脾气更坏了。怀宁渌水乡老家来人，陈独秀母亲查氏叮嘱他们，手脚轻些，防止挨白胡子爹爹骂。
　　
　　陈独秀六七岁时，祖父叫他背四书五经。陈独秀天资好，但玩性重，背得急急巴巴的。白胡子爹爹拿篾条抽他，说：“你大伯父在你这么大时，这几篇东西早就会背了。”陈独秀挨了打，小嘴倔犟地鼓在一起，两眼狠狠地瞪着白胡子爹爹。
　　
　　祖父见了更气，骂他“将来长大了，一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不成龙就成蛇”。
　　　　查氏很贤慧，在邻里亲友中有“女丈夫”之名。家里虽然穷得丁当响，乡人有急难，她常尽力相助。族长手下一个户差，经常以各种名义找查氏要点钱花。
　　　　一天，户差对查氏说，陈家祖宗在阴间缺钱，托话给他，叫他捎钱。说完，户差打了一个哈欠，直挺挺地倒在床上，嘴里咕咕噜噜，鬼话连天。查氏也不去揭破他，说：“你等一等。”从箱子底下翻出几块钱。陈独秀见户差装神弄鬼，闭目睡在床上，一动不动，便和一群小朋友相约在屋前屋后一起喊：“失火了!失火了!”户差一听，慌忙睁开眼睛，说：“我在阴间就闻到烟味，知道失火了。”陈独秀和小朋友们在一旁哄笑，说：“一点不灵。”户差恼羞成怒要走。查氏忙把钱递了过去，赔不是。
　　
　　白胡子爹爹知道后，大骂陈独秀“翻生货”，抄起戒尺要打他，但想到户差平白无故打秋风，独秀聪颖乖巧，举起的手又放下了。
　　　　1889年，陈独秀11岁时，71岁的祖父去世了。陈独秀十二三岁时，哥哥庆元(字孟吉)20岁，已考取了秀才。开始接替白胡子爹爹，教弟弟读书。一日，查氏见陈独秀将四书五经放在一边，聚精会神地看《昭明文选》，埋怨道：“庆同，正经的书不看，这东西管用吗?”哥哥说：“庆同性子耐不下来，看一点闲书，比不看好。”嘴上已露出茸茸小胡子的庆元，是个阿弥陀佛的性子，讲话总是和颜悦色，一脸谦和。
　　
　　　　查氏知道庆元管不住弟弟，责怪陈独秀说：“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你这样贪玩，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说着，查氏的泪就掉了下来。陈独秀见母亲流泪，心软了下来，只好硬着头皮做八股文章。
　　
　　1896年，17岁的陈独秀参加院试考试。考试前，母亲问庆元：“庆同能考上么?”庆元说：“弟弟县考府考关都过了，这次院试也能通过。”母亲说：“我替他担心，县考府考他的名字排在后面。”“庆同的八股文有限，所以县考府考名次低，但院试要临场发挥，这是弟弟的长处，中个秀才没有问题，你就准备喜蛋吧。”
　　
　　　　宗师出了一个很古怪的题目，叫“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不少考生傻了眼，交了白卷。陈独秀见题目出得怪，急乱中将《昭明文选
　　》、《康熙字典》上的难字古文，东拼西凑，一古脑儿往里搬，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宗师监考时几次走到陈独秀旁边站住。交卷时，他叫住陈独秀：“陈乾生，你且慢走，你今年多大了?”陈独秀毕恭毕敬地说：“童生今年17了。”宗师“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年纪还轻，回家好好用功，好好用功。”这位宗师叫李端遇，安徽学政，大大的个子。回到家中，陈独秀把答卷情况和宗师的话对庆元说了。庆元半天才说：“怕是没有考好，不然宗师怎么会说‘好好用功’呢?”陈独秀见哥哥这样
　　
　　　　说，心里很难过，母亲的情绪也低了下来。看榜那天，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传来了：陈独秀考上了秀才，而且还是院试第一名。这下陈家别提多高兴了，贺喜的人接连不断，远亲近邻，族长户差都来了。查氏赶忙煮喜蛋，应酬客人，一天到晚笑呵呵的。客人走后，庆元说
　　：“我叫你煮喜蛋，没有说错吧?”查氏笑着说：“你也学贫嘴了，那几日怎么不见你呲个牙?"
　　　　庆元见弟弟不做声，问：“你在想什么?”陈独秀说：“我那篇不通的东西，怎么会得第一呢?”庆元说：“我也奇怪，听你那么讲，能考上秀才就不错了。”陈独秀说：“那题目本来就不通，文章写得又不通，那宗师也不通，大约这几个不通到一起，就通了。”母亲说：“这是命。什么通不通的，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前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鸟从我的头上飞过。庆同考上，是贵人吉象，命中注定的。”庆元听了，笑着说：“外面人还说，陈家祖坟风水好，振风塔是陈家坟前一管笔。”振风塔又叫万佛塔，号称长江第一塔。
　　
　　　　查氏说：“这话也像，陈家祖坟坐北朝南，振风塔正好在陈家祖坟前面，你父亲考上秀才，叔父中举，你们弟兄俩都中了秀才，说不定真有祖宗保佑呢!过几日，我们去一下坟地，好好烧把香。”陈独秀听了，不以为然，“我不信贵人吉相，祖坟显灵，我只感谢昭明太子，没有《昭明文选》……”庆元见弟弟这样说，白了他一眼。陈独秀见状，忙把后面的话吞了回去。
　　几日里，贺喜客人不断。最叫母亲高兴的是，安庆城几位从不登门的名门望族和富户人家，纷纷托媒上门，打听陈独秀的生辰八字。其中一位是安庆副将高登科托来的媒人，媒人只顾笑眯眯地看陈独秀，陈独秀不自在，说了声“请用茶”，借故出门去了。“到底是皖城名士，气度不凡。”客人说。查氏笑着说：“哪里称得上名士，你是夸奖他了。”客人说：“算是名士了，我们素不相识，不是慕名而来了么？”
　　
　　
　　
　　
　　
　　　　安庆副将高登科是霍邱城东十里高家洋人(安徽六安霍丘临淮乡)，出身贫寒，小时受继母虐待。13岁那年放鹅丢了两只，不敢回家，正巧一支官兵路过，就随军而去。高登科作战勇猛，升任副将。他娶了三位夫人，女儿高晓岚是续弦詹氏所生。詹氏死后，高晓岚受到继母厅氏的虐待，高登科便带她到安庆，亲自教养。
　　
　　
　　　　面对媒人，查氏说：“晓岚自幼丧母，庆同自幼丧父，两人都是苦命，倒是般配，只是高晓岚是将门之后，庆同出身贫贱，怕是门不当户不对。”客人说：“庆同父亲是大清举人，做官在外，前程无量。文官武职，正和高将军门当户对。你的两个儿子都是秀才，陈家又是书香世家，说起来，还是高家攀附陈家哩。”他这么说，是因为陈衍中去世后，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昔凡）为子。
　　
　　
　　　　查氏听了高兴，问：“不知高将军女儿今年多大了？”客人说：“高晓岚生于光绪二年丙子正月十八日，今年满19岁。”查氏说：“庆同生于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比小姐小3岁。”客人说：“不妨，女大三，抱金砖。”查氏说：“明个我带庆同去高府坐坐，和高将军、晓岚见一面，你看如何？”客人说：“这样最好。”
　　
　　
　　　　当晚，查氏讲到高府提媒的事。陈独秀看着庆元，庆元只是抿着嘴笑。庆元比妻张氏小一岁，所以不好说什么。陈独秀见哥哥只是笑，知道他已同意了，便说：“母亲做主吧。”
　　
　　
　　　　第二天，查氏和陈独秀去了高府。高登科一身新衣服，满面喜气。陈独秀喊了一声“伯父好”，挨母亲坐下了。高登科连声答应了，和查氏对坐，中间隔着一张八仙桌。堂厅正墙中间有一幅山水图，陈独秀手足无措，只将眼睛朝画上看。高登科以前没有见过陈独秀，只听说考中秀才第一。这会见陈独秀声音宏亮，目光炯炯，彬彬有礼，眉宇中透出几分英气，已是非常欢喜。虽然个子小了一点，皮肤略黑，因为年轻并不介意。
　　
　　
　　　　这时，高晓岚端上茶水、点心。高晓岚出身将门之后，个条高挑，这天穿着又仔细打扮过，一双如莲小脚。见了查氏，叫了一声“伯母”，挨次斟了茶水，走到高登科下首的紫檀木圆凳边，远远地和陈独秀对坐了。
　　
　　
　　　　查氏连忙答应了，两眼只顾朝高晓岚看，见她荆钗布衣、朴实厚道，心里十分欢喜。原来怕官家小姐，过不惯她家粗茶淡饭的生活，这回放心了。查氏再看陈独秀，儿子默默地坐着，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偶尔，陈独秀瞧了一眼高晓岚，心嘣嘣地乱跳。正巧高晓岚在瞧他，两人的脸顿时红了。从高府出来，陈独秀一路无话。俗话说，十八无丑女，陈独秀情窦初开，哪见过这个世面，心里乐滋滋的。
　　
　　
　　　　母亲问他：“怎么样？”陈独秀头也不抬，只是笑。问急了，答道：“说不上来。”母亲笑了，说不上来就是同意啊。
　　 ]]> 2007-11-1 21:57:00(2) <![CDATA[查文浩的资料]]> 袁花镇镇长 2007-9-19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1073345&idWriter=0&Key=0 　　1922年春，曾参加过菱湖会议的苏传贤、周新民、皮言智决定重新恢复成立团组织，命名为“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设在省立一师。9名团员中一师4名：皮言智、王逸龙、查文浩、张本国，一中1人：储应时。成立情况向团中央递交了报告书。。
　　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最早创立的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在上海团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
　　1923年春，由于一批团员骨干先后获官费赴日本留学，安庆团组织竟在无形中消失了。

1922年，团为培养骨干，派唐道海、查文浩（一师学生）去苏联学习。1924年又派许继慎、杨溥泉（一师学生）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

　　
　　http://www.aqyz.net/aqyz/xq100/read.php?wid=185]]> 2007-11-1 21:57:00(1) <![CDATA[诗人海子是查氏显字辈]]> 袁花镇镇长 2007-9-3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888675&idWriter=0&Key=0 　　查显谊（安徽）(442179727) 12:18:09
　　安徽安庆怀宁最大查姓：汝南郡清荣堂查氏
　　查显谊（安徽）(442179727) 12:22:16
　　世系：立敬兴贤哲诗书衔吉祥
　　渊源经学远同荣智永芳
　　声鸿名振显道达德宣扬
　　承序志培植怡谟贵善良
　　修齐传泽厚敦睦裕基长
　　本固枝皆茂家宜国有光
　　查研(769285057) 12:24:26
　　海子是什么辈？
　　查显谊（安徽）(442179727) 12:25:48
　　安徽安庆怀宁另一支查姓“光先德支长振家胜”
　　查显谊（安徽）(442179727) 12:27:10
　　海子是“显”字辈，怀宁高河查湾村查家老屋
　　查研(769285057) 12:30:07
　　哦
　　查显谊（安徽）(442179727) 12:35:50
　　安庆怀宁清荣堂查氏由“渊”字辈由江西迁入怀宁石镜乡海螺山，本地都叫“海螺查”。
　　]]> 2009-8-21 22:41:00(5) <![CDATA[查氏新资料]]> 袁花镇镇长 2007-8-20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25916&idWriter=0&Key=0 　　起源：
　　　　起源主要有四：①出自姬姓。春秋时鲁国大夫查延，字东安封于查，子孙以地为氏。②出自姜姓。据《姓苑》、《万姓统谱》所载，春秋时齐国君主齐顷公之子封于楂，其后以封邑为氏，后去木为查。③出自芈姓。据《姓氏考略》所载，春秋时楚国公族大夫食邑在柤(与查通用，故城在今湖北南漳西)，子孙以邑为氏。④出自他族。清满洲人姓，世居沈阳；又清满洲八旗沙拉氏后改为查姓；今蒙古、彝、傣、土家、哈尼、满等民族均有查姓。
　　　　始祖：查延。
　　
　　迁徙：
　　　　查姓源起于春秋时齐国(都城在今山东淄博)、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其五代前的播迁情况，各姓氏书均未有明确记载，而在五代前，查姓名人不见于史，使我们很难正确把握其早期的繁衍播迁的历史情况。据《郡望百家姓》和《姓氏考略》所载，查姓望出齐郡、济阳郡，表明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查姓人曾长期繁衍于今山东淄博、河南民权一带，而且其繁衍兴旺，人口众多。五代时，始有查姓见诸史册，目前已知查文徽为查姓最早入载史册之人，其有南唐军事支柱之称，祖居歙州休宁(今属安徽)，后随南唐降宋太祖赵匡胤，其孙查道始举家迁海陵(今江苏泰州)，成为海陵望族。南宋时，海陵成为金国与南宋王朝金戈铁马的交锋处，一部分查姓迁居长江以南躲避兵火，此后随着战争的持续和代金而起的元军大举南侵，查姓人在南方各地散居开来，今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等地均有查姓定居。元末，华中、华东战火弥漫，百姓流离失所，逃亡于华南、西南各省。明初，山西查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今山东、河南、北京、天津等地。明中叶以后，有沿海之查姓迁居台湾，进而播迁东南亚各国。清以后，查姓在全国分布之地进一步扩大，西北、东北一带均有查姓人定居。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有更多江浙之查姓渡海赴台。如今，查姓几乎分布全国各地，如辽宁清原、山西太原、陕西韩城、安徽泾县、江西金溪、福建清流、广东澄海、贵州从江、四川合江均有查姓人。查姓分布以安徽、江苏为多。目前查姓人口列全国第一百七十一位。
　　
　　郡望：
　　　　海陵郡　晋置，治海陵(今江苏泰州)。
　　　　济阳郡　晋分陈留置郡，治济阳(故城在今河南民权东北)，辖境约当今河南兰考东，山东东明南。
　　　　齐　郡　汉置，治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临淄镇)，辖境相当今山东淄博、青州、广饶、临朐等地。
　　
　　堂号：
　　　　清容堂　宋代查深，隐居读书，郡守把他推荐给朝廷，要他出来做官，他不干。郡守怕浪费他的才华，就在郡城西部给他盖了一栋房子，命名为“清容堂”，让他在那里教全郡学生读书，号为“清容先生”。
　　　　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海陵、济阳、齐郡。②自立堂号：淡远、铜鼓、菽原、种书、东山、双遂、敬业、三益等。
　　
　　字辈：
　　　　安徽怀宁查氏字辈：立敬舆贤哲，诗书衍吉祥，渊源经学远，同永之荣芳，声鸿名振显，道达德宣扬，承绪资培植，贻谋贵善良，修齐传泽厚，敦睦裕基长，本固枝偕茂，家宜国有光。
　　　　浙江温州查氏字辈：世思恩重德，光宗富贵全，日从君子庙，引达大归年。
　　　　北京大兴查氏字辈：为谨维勤，以绥尔禄，保世光大，成家之福。
　　　　山东泰安查氏字辈：建国贤才仲，传玉龙茂昌。
　　
　　名人：
　　　　查文徽，五代南唐臣。字光慎，歙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幼好学，手写经史数百卷。稍长，任气好侠，济人困乏，以此时人推重之。南唐烈祖辅政，文徽为徐知谔浙西判官，入为水部员外郎、判刑部，历侍御史知杂。南唐中主时，迁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拜枢密副使。与冯延己、冯延鲁、魏岑、陈觉互相汲引，侵蠹人事，时称“五鬼”。保大二年，为江西安抚使，以克建州功迁抚州观察使，又拜永安军留后。八年，陷埋伏中，为吴越所俘。不久，放归金陵。归时，吴越以毒酒饮之，遂病喑，以工部尚书致仕。后坐朱元北降，安置宣州。卒，谥宣。
　　　　查元方，宋臣。歙州休宁(今属安徽)人。南唐工部尚书查文徽子。南唐后主时任水部员外郎。吉王李从谦辟其为掌书记，曾随李从谦使宋。使还，通判建州。宋开宝八年南唐亡后，归宋，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于官。
　　
　　　　查道(955-1018)，北宋臣、学者。字湛然，歙州休宁(今属安徽)人。未冠，以词业著称。端拱初，进士及第，释褐馆陶县尉。曹彬辟为徐州从事，改兴元府观察推官。淳化中，通判遂州，迁秘书丞，徙知果州。咸平四年，代还，知宁州。应贤良方正科试，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馆。出为京西转运副使。六年，召为工部员外郎，充度支副使。以本官罢，出知襄州。大中祥符元年，归朝，直史馆，迁刑部员外郎，预修《册府元龟》。三年，进秩兵部，为龙图阁直学士。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铨选，纠察在京刑狱。出使辽，进右司郎中。天禧初，出知虢州。二年卒，年六十四。道好学，嗜弈棋，著有文集二十卷，今已佚。
　　　　查继佐(1601-1676)，明清之际学者。字伊璜，一字敬修，号与斋，又号东山，晚号钓叟，更名省。海宁(今属浙江)人。明末举人，曾在南明鲁王政权任兵部职方主事。1663年因清廷兴庄廷“明史案”受牵连入狱。出狱后改名左尹，号非人。工书画。所著《罪惟录》记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甚多。另有《班汉史论》、《鲁春秋》、《东山国语》、《国寿录》等。
　　　　查士标(1615-1698)，清画家。字二瞻，号梅壑，别号懒标、懒老、后乙卯生。出身书香门第，家藏鼎彝、金石篆刻及古书、字画甚多，受濡染薰陶，诗书画兼优，时人称之为“查文学”。清兵入关，士标先后浪迹南京、扬州等地，恨世疾俗，寄情山水，以诗书画自遣。画学倪瓒，后受董其昌影响，笔墨疏简，意境荒寂，与江韬、汪之瑞、孙逸并称“海阳四家”。书学米芾，潇洒苍劲。才思敏捷，每作一画，题诗亦成。传世书画较多，代表作有《狮子林图册》、《南山云树图》等。诗作有《种书堂遗稿》、《黄山诗钞》等传世。
　　　　查慎行(1650-1727)，清学者。初名嗣琏，字夏重，号他山，后改名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查田，浙江海宁人。五岁能诗，十岁作《武侯论》。曾就学于黄宗羲，研究经学，对《周易》尤有心得。二十岁补诸生，出门远游，遍历云贵、华中、华北、东南各地，从大自然中汲取诗材，写出大量作品，名噪一时。因热衷诗歌，不喜作时文，康熙三十二年(1693)始中举人。四十一年，康熙帝东巡，因大学士陈廷敬等推荐，诏随入都，入直南书房。次年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充武英殿总裁纂述。曾三次随驾巡游塞外，岁时风土，悉记以诗。得帝器重，亲书“敬业堂”额以赐。五十二年，称疾归里，筑初白庵以居，潜心著述，人称初白先生。雍正四年(1726)，其弟查嗣庭因文字案下狱，株连家族，慎行全家遭流放。后雍正帝览其诗文集，将慎行父子释放归里。不到两个月去世。其诗多记行旅，善用白描手法，对民间疾苦亦有所反映，被称为“国朝(清代)六家之一”。黄宗羲将其比作陆游，王士祯则称其为“奇创之才”。在创作上主张重视内容，认为：“诗之厚，在意不在词；诗之雄，在气不在貌。”著有《敬业堂集》、《周易玩辞集解》、《补注东坡编年诗》、《经史正伪》、《陪猎笔记》、《人海记》、《庐山游记》、《黔中风土记》及传奇《阴阳判》等。
　　　　查嗣庭(?-1726)，清臣。浙江海宁人，字横浦。查慎行弟。康熙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主持江西乡试，以“维民所止”为题，被人告发为“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世宗借此兴文字狱，他下狱病死，被戮尸，家族亦被杀或流放。
　　　　查升(1650-1707)，清书法家。字仲韦。浙江海宁人，查慎行族子。康熙中期进士，官至少詹事。善诗，风格清丽，尤擅长书法，仿董其昌著有《澹远堂集》。
　　　　查嗣瑮(1652-1733)，清诗人。字德尹，号查浦，查慎行之弟。浙江海宁人。幼警敏，数岁即解切韵谐音，随兄学诗。生平游迹遍天下。其诗精妙，与兄齐名，时人比作宋代“二苏”。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升至侍讲。后因查嗣庭文字狱案受株连，谪遣关西，年逾八十，卒于戍所。著有《查浦诗钞》、《查浦辑闻》、《南北史识小录》、《音类通考》、《唐人万首长律》等。
　　　　查弼纳(?-1731)，清将领。满洲正黄旗人，完颜氏。康熙二十二年(1683)，袭世职轻车都尉。历吏部郎中、内阁学士等官。六十一年，授两江总督，奏请于江西“棚民”区编保甲，有学力及臂力者，得入籍应试。又奏言严捕私盐贩者。雍正中，历内务府总管兼镶红旗汉军都统、吏部尚书、兵部尚书。雍正七年(1729)，用兵准噶尔，他率军督西路军需，次年改北路。后阵亡。
　　　　查为仁(1693-1749)，清文学家、藏书家。字心縠，号莲坡，人称莲坡居士。先为浙江人，迁居直隶宛平(今北京丰台)。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家资颇富。以主试者被讦，致获罪下狱，八年后得释。归家后发奋读书，居于天津水西庄，筑板屋称“花影庵”，藏书万余卷。结交名士甚多。著有《蔗糖未定稿》，与厉鹗合撰有《绝妙好词笺》。
　　　　查礼(?-1781)，清臣。字恂叔。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乾隆初年捐赀得任户部主事。历官四川松茂道、布政使、湖南巡抚。征讨金川土司叛乱期间，随军督理西路粮饷，捕治郭罗克乱盗。
　　　　查崇华，清臣。字九峰。安徽泾县人。初为福州将军魁伦幕僚，捐资得通判。历官台湾淡水同知、陕西凤邠道，署陕西按察使。嘉庆中，只身至海上招降朱渥部海上武装，后又侦得林清党嘉庆十八年(1813)在京起事。道光中，征讨张格尔，驻嘉峪关办理军需，主核实，节省甚巨。
　　　　查文经，清臣。字耕六。京山人。道光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后任员外郎、江苏常州知府。治常州时，适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入寇；他严加守备，稳定民心。后历任江宁知府、徐州道、淮扬道、福建按察使。1852年调江苏按察使；旋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南粮台。曾参与镇压太平军。
　　　　其他查姓名人有宋大臣查拱之、查揆；元道士查居广；明大臣查约、查伟，史学家查伊璜，学者查应光；清大臣查秉彝、查志隆，将领查郎阿，学者查三聘，文学家查昌鹓，诗人查若筠，画家查芝生等。近当代查姓名人有解放军将领查玉升、查国桢，民主革命者查人伟、查光佛，外交官查培新，物理学家查谦、查朝征、查鸿逵、查有梁，化学家查全性，防化专家查子英，化工专家查庆芳，动力学家查志武，机械专家查建中，生物学家查锡良，地质学家查忠忻、查明，水利学家查一民，医学家查少农、查良伦、查玉明、查振刚、查良镒、查国科，实业家查济民、查懋声，人口学家查瑞传，经济学家查伟德，哲学家查汝强，历史学家查树林，法学家查良鉴，教育家查良钊，翻译家查良铮、查明建、查意楞，外国语专家查国生，新闻家查雪松，古典文学家查屏球，作家查良镛(金庸)、查舜、查可欣，诗人查干，篆刻家查元康，漆器艺术家查文升，古琴家查夷平、查阜西，舞蹈编导查列，影视导演查传谊，电影摄影师查祥康，电影洗印师查瑞根，京剧演员查文艳，帆板教练员查跃宗等。
　　
　　]]> 2007-11-1 21:55:00(3) <![CDATA[有关金庸家族]]> 袁花镇镇长 2007-8-20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4490&idWriter=0&Key=0 　　有关金庸家族
　　
　　廊婕女士（中文95研）
　　
　　
　　　　文学世家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在中国封建文学的发展进程
　　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无论是在纵向的文化传递还是在横向的社会
　　影响上，文学世家作为一个文学群体都有其独特的优势，通过对文学
　　世家的研究可以认识知识分子的心态并进而认识社会的风貌．
　　　　海宁查氏自元代迁居浙西以来，诗文鼎兴，人文荟萃，其文学文
　　化传统自明、清一直延续至今，绵延不绝，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一
　　个典型的文学世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家族文学的
　　考察，可以涉及各个方面，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个庞大的
　　家族及其文学：
　　　一．追根溯源．主要是对家族谱系世代的考察．
　　　二．家族命运．对海宁查氏家族六百多年的家族史上的一些大事的
　　考察．
　　　三．家族文学．先从整体上来概述整个家族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
　　再选取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分析，以了解时代与地方文化对
　　家族文学的影响，以及家族文学在文学史上的走向与地位．
　　　四．文学特色．概括了这个文学世家的作品中所呈现的一些共同的
　　特点．
　　　　海宁查氏家族在人文建树上有着引人注目的成就，对查氏家族文
　　学的考察，无疑是颇有价值的．对海宁查氏这么一个庞大的家族，一
　　个前后拥有近六百年历史的家族，我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有待
　　以后更深入的工作．
　　　　
　　]]> 2007-11-1 22:00:00(1) <![CDATA[洪永铿的研究情况]]> 袁花镇镇长 2007-8-20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4399&idWriter=0&Key=0 　　海宁查氏与查慎行世系考
　　
　　洪永铿　
　　
　　摘　要：海宁查氏是江南望族,历代科甲鼎盛,仅康熙朝,即"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成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康熙赞语).虽也曾卷入清初庄廷(金龍)的明史案和雍正四年的江西试题案,遭受巨大打击,但查氏家族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仍然后继有人,名人辈出.直至今日,查良镛(金庸)、查良铮(穆旦)等,仍享誉海内外.论文考证了海宁查氏的世系及迁徙情况,分析了查氏宗族长盛不衰的种种原因,并对清初政界文坛颇有影响的查慎行的世系作了介绍,以期对浙江地域文化与宗族文化的研究,进行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海宁;查氏;查慎行;世系
　　
　　
　　
　　
　　作者简介：洪永铿,男,1949年生,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副教授.(杭州 310018)
　　作者单位：洪永铿（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杭州,310018）　
　　
　　参考文献：
　　
　　[1]查氏原系姬姓:传说黄帝居于姬水,因以为姓.周人以黄帝后裔后稷为祖,所以也以姬为姓."查氏原系姬姓"意即查氏是周天子的后裔.
　　[2]伯禽:周代鲁国的始祖,姬姓,字伯禽,也称禽,周公旦的长子.周公东征胜利后,封于旧奄国地,国号鲁.
　　[1]"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旧时袁花查氏南支宗祠堂即以此为楹联.
　　[2]明史案:清初湖州人庄廷(金龍)招集文人编《明史》,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书清帝年号,而有隆武、永历等南明年号.后被告发,庄廷(金龍)戮尸,庄氏家属和为书写序、校阅、买书、卖书、刻字、印刷的人,以及地方官吏,分别被处死刑或流放盛京(今辽宁沈阳)为奴,牵连极广,是清初震惊一时的文字狱.
　　[1]查嗣庭江西试题一案:清雍正四年,查嗣庭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出的试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等.雍正以"心怀怨望,讥刺时事"等罪名,下刑部狱.查氏族人被牵累甚广.
　　[2]弟瑾也受牵连;瑾后因出继获免.
　　[3]韬荒兄:查容字韬荒,号渐江,查慎行堂兄,有《弹筝集》.
　　[1]据嘉业堂刊《查他山年谱》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先生年三十三处记.
　　[2]黄宗羲《撰杖集·张心友诗序》:"余谓诗不当论时代,宋元各有优长,岂宜沟而出之于外若异域然?"
　　
　　
　　
　　出版日期：2007年1月15日
　　
　　]]> 2007-11-1 22:10:00(1) <![CDATA[查氏与＜红楼梦＞之关系]]> 袁花镇镇长 2007-8-20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4291&idWriter=0&Key=0 　　乾隆四临水西庄－－佐证《红楼梦》并非成书于乾隆年代　
　　
　　作者：隋邦森、隋海鹰收录时间：2005-02-04
　　
　　
　　天津水西庄位于南运河西岸今芥园一带。水西庄原是天津芦盐巨商查日乾与其子查为仁（康熙三十四年至乾隆十三年，即1695-1749年）营建的园林别墅，动工于雍正元年（1721年），兴盛于乾隆时期。当时水木清丽，风景幽雅，是文人雅士吟诗酬唱的佳境。由于园主人爱养名土，交接名流，水西庄曾经人文荟萃，盛极一时。
　　乾隆十三年（1748）初春，天津北运河上驶来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当朝皇帝乾隆南巡,来天津巡幸并首次驻跸水西庄。此后乾隆在南巡过程中又先后三次驻跸水西庄。并以皇帝的名义,佐证了《红楼梦》乃顶级国宝,但并非成书于他的乾隆年代。
　　水西庄是天津盐商查日乾、查为仁父子的私人花园，距天津城仅三里，便于安全保卫，是皇帝理想的驻跸之处。
　　乾隆皇帝能四次驻跸水西庄，首先是景色优雅，兼有人文胜迹。“运河明珠”水西庄的江南色彩浓烈，文化气息浓厚，景点命名考究，藕香榭、秋白斋、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等，充满诗情画意与红楼意境……园中江南植物茂盛，绣野簃中翠竹数亩，藕香榭中生长着“色香味美”的红菱，还有梧桐、桂花、梅花、芭蕉等。水西庄吸引大江南北众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以至“名流宴咏，殆无虚日”。
　　水西庄的饮食也极尽奢华，直追皇宫大内。据记载，水西庄“集各省之庖人，善一技者必罗致之，故查每宴客，庖丁之待诏者，达二百以上。……下箸万金，京中御膳房无其挥霍也。”水西庄制作菜肴以“鲜、嫩、名、贵”为特点，令人叹为观止。连乾隆皇帝也“自叹弗及”。
　　水西庄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年），创建者是津门巨商查日乾、查为仁父子。金庸先生与津门查氏是本家,他香港寓所中悬挂的条幅，就是查为仁的遗墨。
　　乾隆皇帝下江南，途中四次驻跸水西庄，对于精美绝伦的饮食赞不绝口。据记载，有128道茶点和菜肴组成的“满汉全席”，尚有河豚海蟹、蚬蛏鹿脯、黄芽春笋、青虾银鱼……用料讲究、烹制精美，既具有诗情画意，又有津沽特色，征服了号称“旅游皇帝”的乾隆及其皇后。还留下许多逸闻趣事，一次乾隆来到水西庄已值夏季，故意点菜“高丽银鱼”，而高丽银鱼产在冬季，水西庄名厨灵机一动，用目鱼做原料，改刀加上黄瓜条挂糊过油炸后，味道如同“高丽银鱼”，乾隆食后称绝。水西庄的美味如“花糕宴”、“紫蟹宴”、“白虾宴”、“百鱼宴”、“河豚宴”、“野鸭宴”、“紫芥宴”等也使南北文人墨客食之难忘，写下大量歌咏水西庄的诗篇。
　　乾隆以“帝王之尊”多次驻跸盐商私家园林，还有社会原因。当时的“盐商”经济已经具有垄断性，积聚的巨额钱财甚至能左右地方和中央财政。康熙和雍正时代采取“高压”政策，强制盐商交出巨额钱财，加重了各种社会矛盾。乾隆皇帝与盐商代表人物直接对话，即盐商将巨额钱财自动交与朝廷，换来若干特权和保护，使两淮与天津盐商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
　　第一次驻跸水西庄——为乾隆十三年（1748）初春，皇帝携带着孝贤皇后，农历二月初四离开通州，乘龙船由北京顺运河南下。乾隆乘坐的龙船名“安福舻”，长八丈四尺，宽一丈六尺；孝贤皇后乘船名曰“翔凤艇”，后面是一支庞大的宫廷船队。据《天津县新志》记载：“恩恤长芦盐商，诏免次年钱粮十分之三，赏赉军民七十、八十以上者。”为迎接乾隆这次巡幸，水西庄主人查日乾、查为仁父子自乾隆十二年（1747）就开始准备。据查礼《铜鼓书堂遗稿》所记：“天子将幸东鲁，天津为凤舻必经之地，相度地势，惟水西庄为宜……”这一年水西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修建了园中园“小水西”。第一次驻跸水西庄适逢紫芥花盛开，因此乾隆亲笔为水西庄题名“芥园”。
　　第二次驻跸水西庄——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乾隆东巡再次驻跸水西庄。据《天津县新志》记载：乾隆在水西庄主持论证了运河水利工程，“相度芥园运河形势，停止总督杨廷璋建减水坝之议。”这次驻跸水西庄，乾隆皇帝对于民间疾苦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前一年天津地区发生的重大水灾，除了减免赋税，赈抚灾民以外，更提出了“以工代赈”的政策。
　　第三次驻跸水西庄——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主要目的仍是“阅视河工”，对于海河和南北运河的水利工程十分关切。据《天津县新志》记载：“阅驻防兵；召试迎銮士子，赐顾堃等四人举人，杜兆荃内阁中书，张虎拜等十四人缎匹；谕缓征长芦盐商带征银两；诏免次年钱粮十分之三，赏赉军民七十、八十以上者，蠲免积逋；减军流以下罪。” 这次驻跸乾隆皇帝又留下御笔诗一首，有句云“汤扬止沸诚谓是，釜底抽薪竟得他”，仍是以运河防治水灾为主要内容。
　　第四次驻跸水西庄——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乾隆最后一次驻跸水西庄。据《天津县新志》记载：“恩恤长芦盐商，赐九老会诗及珍物；诏免本年钱粮十分之三，蠲免积欠地粮仓谷；广入学额五名，赏赉军民七十、八十以上者；减军流以下罪。” 这次驻跸时乾隆已经66岁高龄，他看到自己主持制定的天津运河水利工程，心中十分满意。此次乾隆也留下一首御笔诗，有句云“芥园减坝近城池，缉盗开门应戒为”，大意是说前几年总督杨廷璋准备在芥园附近修建减水坝，皇帝不同意，认为距离天津城池太近，予以否定。
　　乾隆在水西庄留下三首“御笔诗”。后人在水西庄立御制诗碑，并盖有“御碑亭”，成为水西庄著名景观。碑刻的“策马过天津府城作”，也是第四次巡幸天津时所做。此碑御笔诗拓片流传至今。
　　据记载：南巡船队，一共400余只。“临幸天津，途中预备彩棚、戏台，并设有采莲船只等。”由于皇帝驻跸，使水西庄“声名大振”，也使水西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经济上元气大伤，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辉煌以后，一代名园水西庄逐步走向衰败。道光年后该园逐渐衰败，庚子之后被战火所毁，昔日楼台亭榭已荡然无存。
　　《沽上题襟集八卷》为查为仁之三弟查学礼所辑,乾隆六年写刻本,六册。查学礼，字恂叔，一字俭堂，号铁桥，原名为礼，又名学礼，乾隆间以道员随征金川，专司督运,擢四川布政使,升湖南巡抚，未至任卒。工山水花鸟，俱极精致，尤善画梅。是书集水西庄宾主八人古今体诗六百十四首。卷三查为仁七十三首，附诗七首。卷八查学礼一百三首，附诗六首，集中地反映水西庄宾主早期的唱和活动。《水西庄秋日雨中(四首)》。
　　其一
　　西庄辟自信安湾，竹笕茅檐屋数间。
　　习静不惊风雨骤，蓼汀深处钓翁闲。
　　其二
　　村居幽趣许谁同，不是诗人即画工。
　　一抹林峦描未得，乱云如絮白濛濛。
　　其三
　　碧水迢迢漾浅沙，几丛修竹野人家。
　　最怜秋满疏篱外，带雨斜开扁豆花。
　　其四
　　拂堤衰柳湿拖烟，涨溢长河浪拍天。
　　独坐数帆台上望，群鸥飞过打鱼船。
　　查为仁（1695-1749）一名成苏，字心榖，号莲坡，又号花海翁，乃查日乾之子，家豪于财，而性爱读书。清圣祖康熙五十年（1711）乡试第一，因被劾考试作弊下狱，数年后得释，遂绝意仕途。在天津筑水西庄于运河边，有数帆台、揽翠轩诛胜景，图书、名画、金石、彝鼎等收藏极多。乾隆皇帝即位后，广开鸿博科，大江南北来京名流甚多，其道经天津，多至水西庄相聚，致使查为仁有孔北海、郑南阳之誉。查为仁博学能文，曾自编其稿为《花影庵集》二卷、《无题诗》二卷、《是梦集》一卷、《抱瓮集》一卷、《竹邨花坞集》一卷、《山游集》一卷，及《押廉词》等，总名之为《蔗糖未定稿》；尚有《赏菊倡和诗》一卷、《花影庵杂记》二卷、《莲坡诗话》三卷，其妻金含英所著《芸书阁剩稿》编为外集。
　　天津作为我国北方的水旱码头和拱卫国都的门户，随着辽、金、元、明、清定都北京，南粮北运和海盐产销，给天津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昌盛。海内文人和历代文坛领袖纷至沓来。《天津卫志》上说：“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
　　到过天津最杰出的文人首推《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在《射阳先生存稿》中，收有他对天津水乡风景的绘声绘色的描写：
　　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
　　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
　　春深水暖佳鱼味，海的风多健鹤翎；
　　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
　　明代小说《金瓶梅》作者王世贞也曾到过天津；他的《卫河》（即南运河）诗云：“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对天津河水潆洄的情景做了传神的写照。王世贞究竟是不是《金瓶梅》作者，疑之者说否，信之者说是，至今尚无定论。
　　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学家谈迁，在明史《国榷》初稿被窃后曾经伤心大哭，又抱病到北京重新搜集、采写有关资料，他路经津门，到三岔河口登临观海寺。日记中留下对天津的印象：“镇城百货交集”，“城中不见井，俱外汲于河”，并写下了《发天津》与《天津卫》等诗篇。
　　清初，天津人龙震、张霪与大画家石涛友谊极深。石涛上人曾几度到过天津。
　　康熙时有“江南三布衣”之称的朱彝尊（竹垞）、姜西溟（宸英）、严绳孙（荪友），留连沽上时都有诗篇留世。朱竹垞为城西铃铛阁所写的重修碑记被收为重要文献。赵执信（秋谷）、厉鹗（樊榭）、吴雯（莲洋）、洪升（昉思）与朱竹垞也先后到过天津。
　　厉鹗住在水西庄。《绝妙好词笺》是厉鹗同水西庄主人查莲坡对宋代周密原书的笺注。这部作品被收入由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
　　《长生殿传奇》作者洪升，舟过天津，其怀人诗编入《稗畦集》。他的《长生殿传奇》数易其稿，定稿以前曾经住在今河北区锦衣卫桥附近的张氏“问津园”。
　　康熙朝历任两淮盐政的曹寅父子与李煦父子，也是水西庄查家的座上客。
　　《红楼梦》后四十回编者高鹗的内兄张问陶（船山），在天津写过“二分烟月小扬州”的名句。后来“小扬州”竟成了天津的雅号。
　　《研究水西庄引出大观园》
　　天津水西庄学会理事刘尚恒先生关于《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原型就是水西庄的说法，曾经引起红学界的高度重视。
　　刘尚恒先生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水西庄，认为水西庄的园林建筑、诗集书稿是留给后人的一个宝藏，甚至认为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就是以水西庄为原型的。
　　著名红学家邓云乡先生曾说：“大观园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已经问了二百多年了”。大观园应该有一所或几所清初园林花园作为原型。这个原型应具备四个特点：一是规模宏大，“三里半大”的面积。二是以水面取胜、集景式的别墅型。三是与皇帝皇后等巡幸活动有关。四是这座私家园林还必须有可能使曹雪芹熟悉和体验的机会。
　　关于大观园之谜，前人曾提出南京“随园”说、北京“恭王府”说、海淀“圆明园”说，清朝“皇宫”说。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还提出“藕香名榭在津门”的著名课题，韩吉辰也认为水西庄和大观园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难道“大观园”真的就在津门吗？是水西庄造就了《红楼梦》的大观园吗？
　　《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在水西庄的观点在学术界虽有争议，但也有人响应。持此观点的学者从曹、查两家关系、《红楼梦》中生活素材来源、大观园与水西庄中景名的暗合、《红楼梦》诗词与水西庄中诗词的关系等诸多线索进行考证，成为红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课题。
　　有学者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曾经避难水西庄。雍正年间，在南方居住的查氏家族与当时的曹寅家、佟家、李煦家四大家族显赫一时，过往甚密。但在雍正初期，四家都被雍正抄了家。曹家被抄时曹雪芹尚幼，举家赴京时因吉凶难测，遂托付给水西庄查家，水西庄成了曹雪芹的临时“避难所”。曹雪芹生活在水西庄的日子里，那豪华生活和丰富藏书文物古玩，以及每日接触的人、发生的事成了《红楼梦》部分生活素材，这对创作《红楼梦》有一定的影响。而水西庄又确有“藕香榭”等著名景观。
　　《红楼梦》中“大观园”有些轩馆、庭院，与水西庄景物名称相同或相近。水西庄中的“藕香榭”景色幽静，四面环水，菱藕香深，荷花盛开，游船荡桨，景色迷人。而且池中生产一种江南特产，名叫“红菱”。据《天津府志》记载，红菱原产江南，引种到水西庄，成为北方独特的美味特产，名声很大。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海棠诗社中少了史湘云，贾宝玉以送礼物为由向史湘云传递消息，袭人揭开小摄丝盒子，装的就是红菱、鸡头。第六十七回写袭人见李纨的丫头素云捧个洋漆盒子，素云说：“是我们奶奶给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鸡头”。韩吉辰认为，与三十七回对比，作者分明指出“红菱”是园内产，外头买的是“菱角”。大观园里的“红菱”与水西庄中的“红菱”都是珍贵的礼品。
　　潇湘馆酷似水西庄的绣野籍，更令人惊奇。“龙吟细细、凤尾森森”的潇湘馆，居住着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在江北地区，翠竹很难成片生长，私家园林更难栽培。可是在津门水西庄，却有一处翠竹成林的景点，名叫绣野籍。《津门杂事诗》中：“惹烟笼月影檀栾，绣野籍前竹万竿”。诗自注：“津门少竹，水西庄绣野籍前后，栽竹数亩，蓊郁深翠，不减江南”。大观园与水西庄中，共有十余处名称相近或相同的地方，似乎提示曹雪芹的大观园是依托水西庄撰写的。
　　大观园大约“三里半大”，与水西庄的面积基本一样。《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从南方回到荣国府，恰逢兴建大观园。贾蓉说：“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已经传人画图样去了……”而水西庄私家园林的面积恰恰是159亩，符合“三里半大”的规模。
　　水西庄留下了两幅图画，著名画家朱岷的彩色“秋庄夜雨读书图”，真实再现了水西庄的面貌，仿佛一个小圆明园，据说水西庄的设计者参加过北京圆明园的建造。此图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水西庄是康乾盛世的产物，至光绪年间，一代名园，荡然无存！只留下水西庄（芥园）这个地名。水西庄的文物流传下来的已经很少：一对石狮，查氏诗词文稿，两幅图画，查氏家谱及祖像，以及一些日常用品。水西庄大量的文物流失海内外，金庸（查良镛）先生在香港住所的客厅里，至今悬挂着查为仁的一幅对联条幅。
　　水西庄学会名誉理事长周汝昌先生多次撰文，介绍水西庄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并为“水西庄研究专辑”题诗一首：“千年古戎镇燕垣，宋塞元屯明卫尊，谁识水西人物美，风流文采映津门。”
　　红学家冯骥才、杨大辛、周骥良、张仲、郭凤歧、罗澍伟、郭鸿林等对水西庄的研究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查氏后人主动提供了“曹雪芹避难水西庄”的口碑资料，这些都有力推动了水西庄与红楼梦关系的研究。
　　水西庄的饮食对于天津菜系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名菜比如“高丽目鱼条”流传下来，成为“津菜”的代表菜品之一。有学者认为曾在水西庄避难的曹雪芹，将水西庄优美景点和豪华生活都写入了书中。比如大观园潇湘馆中有大片竹林，还有鲜嫩的竹笋可以做菜，“寄语锦绷来岁脱，莫忘烧笋斗春盘。”
　　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曾提出“藕香名榭在津门”，红学家韩吉辰发现水西庄和大观园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难道“大观园”真的就在津门吗？
　　雕梁画栋、水榭亭台，巧笑倩影的少女、多情风雅的公子……曹雪芹笔下的江南园林、皇家建筑、人情风物，数百年来一直为世人魂牵梦绕。或许，天津卫建成了号称直逼皇宫大内的“水西庄”，之后才有了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才有了一部旷世奇书《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曾作《台城路·过水西庄吊津词人查莲坡先生故园》一词，勾画了上世纪40年代水西庄的凋零与作者心中的感慨：“茫茫何处寻诗酒？西庄市声喧乱。藤架正香，竹轩揽翠，华屋山丘都换。漫凭指点，叹豆叶瓜苗，是曾开宴。绿到河门，垂扬不见信安远。东南一派曼衍，沧波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箭。断瓦同销，斜阳耕废畎。”
　　《水西庄兴建于雍正元年—1723年》
　　水西庄是查日乾于清雍正元年（1723）兴建，座落在城西芥园。图为清代名画家朱岷所绘《秋庄夜雨读书图》，写查日乾之子查礼在水西庄秋雨夜读情景。
　　清代名画家朱岷所绘《秋庄夜雨读书图》，写查日乾之子查礼在水西庄秋雨夜读情景。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北国“江南大观园”园林文化精品。
　　水西庄自然环境幽雅精致，“面向卫水，背枕郊野”，凭河造景，巧夺天工。周汝昌先生说水西庄“不仅仅是花木亭台的风光，而且更蕴涵着巨大的历史文化的丘壑。”
　　天津历史博物馆珍藏的《秋庄夜雨读书图》、《水西庄修楔图》，绘出了二百多年前这一古园林的奇姿风韵，堪称园林文化的精品。其流风所被，影响兹深，骚人墨客，人才辈出，从而将“椎鲁不文”的天津从军卫鱼盐之乡推上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查家祖籍安徽，后其祖上移居浙江海宁，贩盐致富。明朝建都北京后，海宁查家的盐务拓展至京津一带，并在商务与仕途上兼有发展，客居宛平，成为京城豪富，后迁居天津，遂显赫一时。在清代著名的“维民所止”文字狱中，查家亦遭大祸，但案后仍营盐务，其富不减。
　　查日乾、查为仁父子“贾而好儒”，为当时文化名人。被收入《四库全书》的《绝妙好词笺》和编入《清诗话》中的《莲坡诗话》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均出自查氏之手。
　　据考证，水西庄于雍正元年开始选址营造，查日乾的儿子查为仁在《蔗塘未定稿·抱瓮集》中云：“天津城西五里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南距孔道半里许。其间榆槐柽柳之蔚郁。暇时，侍家大人过此，乐其水树之胜，因构为小园，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斧白木以为屋，周遭缭以短垣因地布置，不加丹垩，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其间姹花女弱竹，延荣接姿，历春绵冬，颇宜觞咏。营建即成，以在卫河之西也，名曰水西庄。”
　　水西庄的面积为159.145亩。从现存各种史料记载及当时人们对水西庄的诗歌吟咏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私家园林，其规模在当时已属罕见。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将天津查氏的水西庄和“扬州马氏秋玉之小玲珑山馆、杭州赵氏公干之小山堂”相提并论，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
　　《先有水西庄后有大观园——还是先有大观园后有水西庄》
　　水西庄兴建于清雍正元年(1723), 查嗣庭“维民所止”文字狱与隆科多牵连案发生在雍正四年（1726年），说明水西庄的藕香榭、秋白斋、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等与《红楼梦》重名或雷同的别墅建筑与“红菱”故事在前，查嗣庭案件在后。红学家“确定”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雍正六年即便真在天津水西庄“避难”，当时只有十三岁或更小。也在水西庄兴建之后。
　　按新红学的观点，应当是“先有水西庄，后有大观园”了。
　　但历史真相恰好相反——事实是“先有大观园，后有水西庄。”
　　钦犯查嗣庭字润木，取意于庭树。查嗣庭案是雍正朝发生的一个著名的文字狱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经隆科多荐举官至礼部侍郎。雍正继康熙称帝后，着手搞掉详知他上台内幕的隆科多。于是查嗣廷首当其冲地成了借口。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廷以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省正考官，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 。这句话出于《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之意。那本来是一个很寻常的题目，但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出这试题，用意是要杀皇帝的头。雍正那时已即帝位，决定对他的“可能的敌人”采取行动，凭『拆字离合』的方法，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雍正对查嗣庭案的处分裁定是从减式区别处理：“查嗣庭着戮尸枭示。伊子查□改为应斩坚候。查嗣庭之胞兄查嗣 □，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尤其“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日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 查嗣庭被处死，但查家案后仍营盐务，其富未减。从雍正到乾隆年间，反而愈加兴旺了。
　　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礼部侍郎查嗣庭参与了《红楼梦》的集体创作活动，但“维民所止”隐射“雍正”两字去了头，却是《红楼梦》“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与“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的写法——看来雍正没有冤枉查嗣庭。
　　李明鸟先生首先提出《风月宝鉴》作者是查嗣庭前辈查继佐的观点，是红学关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最大贡献。
　　李明鸟先生证实，明朝查继佐，即查东山，出生于七月四日。查继佐的学生沈仲方撰的《查东山先生年谱》载：“先生生于万历（1601年）辛丑秋七月四日酉时，为神宗二十九年。”
　　查继佐是明末清初的风云人物，反清复明的志士，也是一个参加与孝庄争天下的须眉英雄。抗清失败后他终身不事清，心系前明，专修明史。并因康熙年间的明史大案啷铛入狱，与查嗣庭一样，卷入文字狱中。
　　《红楼梦》中以谜语的形式多处多次点明查继佐的名字（如左尹）或字（如非人）和号（如东山），并特别点明“渔翁”巧合查继佐那个“钓叟”的别号。
　　从《红楼梦》时代背景和所写内容看，查继佐是作者中历史学家与文学家集于一身的合适的人选。他处于明朝灭亡而汉族士子又“补天”无力的时代。查继佐参加过南明鲁监国的抗清斗争，授任兵部职方司郎中，正是一个无力“补天”的士子。
　　《石头记》是部百科全书式的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其作者当是历史学家那样具有百科全书样知识的人，查继佐正具备这样的条件。他的《罪惟录》也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
　　查继佐写过《续西厢》等七种传奇，具有将历史故事大众化的能力。《红楼梦》特别推崇《西厢记》，恰与查氏写过《续西厢》成为呼应。
　　查家所建的西水庄，其轩馆名称与《红楼梦》大观园相同和近似，提示建此庄的查家人可能是以《石头记》书稿中的轩馆名称给水西庄的轩馆命名的，因为只有此书稿的主人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红楼梦》作者中必然有历史学家，而查继佐先生正是修明史的历史学家。明亡后，他曾参加鲁王郑义兴义军，任兵部职方主事。兵败还乡家居，隐姓埋名为“左尹非人”，在杭州开设敬修堂讲学写作，著述丰富，计有《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等史书。《红楼梦》中有“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的谶语——暗合“左尹非人”的隐号。查继佐避世而作“东山”之志，故有“东山”这个别号。《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探春在邀请入诗社帖上就以“直以东山之雅会”作为号召之言。秦可卿死后挽联中有“敬谨修斋，朝天叩佛”八个字，实际上暗隐着查继佐的“敬修”字和“兴斋”号——李明鸟先生认为“非人”、“东山”、“东山之雅会”、“敬修”、“兴斋”等等，出现于《红楼梦》中，证明贾宝玉就是查继佐的艺术化身，而《石头记》就是查继佐的自传。这是重蹈了胡适自传说的覆辙。上述字句，其实是《红楼梦》作者的自我隐射与对亡明的追悼之情，并非表明《红楼梦》为查家家世也。查家没有人在京城出过《秦可卿死封龙禁卫》那样轰动全国的大规模国葬，就是最好的反证。
　　查继佐多才多艺，精通诗赋棋画，尤工戏曲，妙解音律，特建家庭戏班。查继佐所著杂剧、传奇知有七种：《续西厢》，是续王实甫北《西厢》；《三极思》，传奇，已佚；《非非想》，传奇，存；《眼前因》，传奇，已佚；《梅花织》，传奇；《鸣鸿度》，传奇，未见；《王缘》，传奇，为养生而作。查氏作词曲比其他文字要慎严得多。据前人记录说：“先生凡有著作，虽满座呶呼，应答不废，落笔自善，不减闭户时。若填词则点灯独坐，稿长五、六易，一字或竟日思及，鬼神与天通忽凑，先生批笔狂叫，家人不知何故，惊慌乱走。”可见查继佐深知戏剧及剧本创作手法。而《红楼梦》的排场真的很象戏剧。——李明鸟先生认为，此乃《红楼梦》查家家世说的佐证，其实，此乃查继佐为《红楼梦》作者之一的佐证也。
　　 “查”姓古称“柦”姓，是以地名为姓的周封列国之一，真实姓氏是姬姓，与周文王同一姓氏。《红楼梦》的贾府和贾宝玉的姓氏是贾。贾，古国名，姬姓，亡于晋。《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晋献公娶于贾，无子。”杜预注：“贾，姬姓国也”。
　　 “假作真时真亦假”——是说假的爱新觉罗福临当了皇帝（贾宝玉），看起来不是汉族正统皇帝，但实际上顺治皇帝是孔子的后裔，他与姬姓周文王的汉族皇室，一脉相连。而真的爱新觉罗后裔，例如“成宗义皇帝”多尔衮，反而成了假皇帝。
　　贾宝玉与贾探春兄妹谈话，表示一尊重“孔子”，二尊重“姬子”——因为贾宝玉顺治皇帝是孔子后代孔有德的儿子，而孔子崇尚周公旦，主张“克己复礼”。贾宝玉尊重“姬子”与尊重“孔子”，是“克”满族的野蛮政策，恢“复”周朝的汉族礼仪也。
　　死于康熙十五年的查继佐应当是朱本铉领导的真正的《风月宝鉴》的第一作者。他没有写完全本的《红楼梦》，只有初稿。这个隐历史于小说故事的初稿，难道不是《风月宝鉴》的初稿吗？？
　　《红楼梦》作者是有多人参与的写作班子。也就是说，《红楼梦》先有一个原稿，然后在原稿的基础上经过多人修改、越来越好、不断添加内容，不停地完美充实。
　　第一回记述《红楼梦》一书的创作经过说，“石头”作《石头记》，空空道人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值得注意的是“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这句话在甲戌本是正文而非批语。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批语是“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的记载，说“有”而不说“作”，提示这个《风月宝鉴》原就存有，源自“东鲁孔梅溪”之作。查继佐生于明神宗二十九年（1601年），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他不可能写出平定三藩（潘三保）、收复台湾（薛宝琴归附荣国府）、签定尼布楚条约的事情（晴雯勇补俄罗斯孔雀裘），提示在他之后还有续作者。
　　目前红学界提到的《红楼梦》作者，包括抗清十九年的“韩王朱本铉”（甄士隐、空空道人、情僧），李明鸟先生提到的查继佐，潘重现先生提到的吴梅村，《金玉缘》署名的明末清初大文豪袁于令，袁枚《随园诗话》提到的曹寅或子孙，土默热先生提到的《长生殿》作者洪升（吴玉峰），与洪升齐名的孔有德族人《桃花扇》作者孔尚仁（东鲁孔梅溪），隋邦森先生提出的养心殿太监吴禄（化名“悼红轩”曹雪芹——“身在曹营心在汉”，“雪芹”为“麻衣重孝”之意）。
　　所有《红楼梦》的参与者都没有为自己或自己家族树碑立传的意思，他们都在为多民族的从战乱走向统一与强大的国家树碑立传。他们解决了从南宋以来困扰汉族知识界的正伪问题，华夷问题，多民族兄弟共生共荣问题,国家安宁(宁国府)与繁荣(荣国府)问题,彻底摆脱了大汉族主义与狭隘地方民族主义的桎梏，要在长城内外修建中华民族的最高理想——“大观园”。
　　《红楼梦》比《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三部古典名著在历史观点上，有了质的飞跃，具备了名垂千古，呵护中华民族万年统一与民族团结的不朽的水平。乾隆皇帝第三次驻跸天津水西庄，才在“藕香榭”上突然顿悟，彻底读懂了《红楼梦》这个顶级国宝，兴奋之余，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当时人物完全没有理解的御笔诗一首。
　　 “汤扬止沸诚谓是，釜底抽薪竟得他。”——决非说的是运河防治水灾的方法。
　　 “汤扬止沸诚谓是，釜底抽薪竟得他。”——化解矛盾搞好民族团结的最佳方案。
　　乾隆借题发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他”——千古绝唱《红楼梦》也。
　　《红楼梦》为康乾盛世登上历史舞台，做好了最充分的舆论准备。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辉煌腾达，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美丽的回光返照。
　　不是雍正元年兴建的“水西庄”造就了美轮美奂的《红楼梦》“大观园”。
　　而是康熙时代“大观园”的曙光在天津“水西庄”投射了一个零散的倩影。
　　
　　 2005年春节前夕于首都北京。
　　
　　
　　　
　　
　　]]> 2007-11-1 22:14:00(2) <![CDATA[北京最古老戏园广和剧场拟迁居（来源：新京报点击数]]> 袁花镇镇长 2007-8-19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4270&idWriter=0&Key=0 　　为北京最古老戏园，今后有望演出固定剧目
　　
　　　　本报讯（记者王荟）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戏园——广和剧场预计将会迁址重建，目前，有关部门尚未从崇文区的两块迁建备选地中为广和剧场确定最终的地址。
　　
　　　　北京市文化局有关负责人昨日介绍，广和剧场经历了北京城的数百年变迁，其迁址重建备受关注，目前还没有确定最终的地址和建设方案。
　　
　　　　崇文区为广和剧场提供两个迁建备选地一块在祈年大街与两广路交会处附近，另一个在幸福大街东侧，市文化局目前正在就迁建项目进行论证考察。
　　
　　　　市文化局文化设施建设处处长马德凯介绍，两块备选地中，前者面积大约5000平方米，但是这一地区对高度的限制有可能会影响到剧场建设，因为剧场换幕的需要，一般剧场的建设高度约为三十米。而幸福大街东侧的地块面积为3000平方米，预计对于剧场的建设规模和配套设施会有局限。
　　
　　　　目前，剧场的设计方案、开工时间和未来主题剧目的样式都还没有确定。文化局表示，今后广和剧场的发展方向是类似像美国百老汇、法国红磨坊那样有固定剧目常年演出的场所，并且具备高端演出所需要的演出设施。
　　
　　
　　
　　广和剧场
　　
　　　　广和剧场坐落于前门外肉市街46号，建于明朝末年，已有至少360年的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一家戏园。其前身“查楼”原为明末查氏家族别墅，康熙年间改为著名的广和楼。戏园到1919年还是男女分座，楼上女座，楼下男座。到1931年以后，才开始男女合座。1954年正式改名广和剧场，如今已停业近20年。
　　]]> 2007-11-1 22:15:00(1) <![CDATA[金庸大批判－－博客专题]]> 袁花镇镇长 2007-8-19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3888&idWriter=0&Key=0 　　http://bbspage.bokee.com/jinyong2007/]]> 2007-8-19 23:40:00(0) <![CDATA[金庸大批判－－博客专题]]> 袁花镇镇长 2007-8-19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3887&idWriter=0&Key=0 　　http://bbspage.bokee.com/jinyong2007/]]> 2007-8-19 23:40:00(0) <![CDATA[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袁花镇镇长 2007-8-19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3863&idWriter=0&Key=0 　　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十多年前，中国出现了大批“贵族学校”与“贵族商店”，着实令我吃惊不小，在我印象中，自1956年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大家变得一样富裕，也一样贫穷；同等高贵，又同等卑贱，何以短短三十年后就冒出偌多“贵族”？他们当初都藏在哪里呢？
　　等我搞明白这些所谓“贵族”不过是“买什么都比别人更贵的一群人”的简称后，方始释然。又啼笑皆非：这算哪门子的“贵族”？—— 一群暴发户而已，正应了贾宝玉那句话：“平白的玷辱了好名好姓”！
　　在中国向来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过有计划的对士族势力的打击，自李唐以来，能称得起“贵族”的世家更属至为稀有。
　　绵延数百载的浙江海宁查氏应当可以算作这至为稀有中的一个——她主要是以出产文人学者而非高官巨商为世人所知的，其家世也就尤其见得尊贵。　
　　海宁查氏的第一个巅峰期在清康雍两朝。查伊璜，查慎行．查嗣庭．查升于当时全国文坛学苑画界均属第一流人物。查氏门第鼎盛，一时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康熙为查氏宗祠所题“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联，确为实录，绝非谬奖。
　　其后二百年间，海宁查氏虽代不乏人，究竟未见特出一头地者。独于二十世纪再度开枝散叶，为中国文化贡献出两位大师级作家，分别代表了现代诗歌与小说的最高成就。此为查氏家族第二高峰期。其他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金监等从事于政界商海者可以不论。仅凭查良铮与查良镛的先后出现，铮镛交响，已足以使海宁查氏的第二乐章更显辉煌。
　　窃以为对查氏兄弟文学成就的评价，不应低于稍早的周氏兄弟，较之历史上的曹氏，陆氏，苏氏，袁氏兄弟也未见多少逊色。所不同者，其他为同父兄弟，而查氏兄弟仅为同宗尔。
　　兄弟同源同根，具有相通的基因与禀赋，不过正如同一棵树上找不见两片两完全相同的叶子，伯仲二人也会有相当大的性格差异，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苏氏兄弟，子瞻飞扬，子由谨厚，兄弟感情却又极深，“但愿世世为兄弟，再结今生未了因。　”
　　周氏兄弟，“鲁迅太热而知堂太冷”（林语堂语）。终致决裂，“东有长庚，西有启明，永不相见。”
　　真正永世未见一面的是查良铮与查良镛这对表兄弟。二人笔名的由来就有同有异，他们用的都是拆字法。不同处在于查良铮是将“查”姓上下拆分，得“穆旦”（最初写作“慕旦”）之名，查良镛则是将“镛”名左右拆开而得“金庸”。
　　二人天才相近，生平遭际，则大不相同，穆旦生于天津查氏分支。老弟兄六人，其父排六，因记忆力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这一房就很受他房轻侮。金庸则生于浙江海宁老宅，祖父查文清进士出身，曾任丹阳县令，其父查枢卿为地主兼银行家，生活优裕。　抗战军兴，二人经历倒颇有相似之处，都在为求学辗转南徒，奔波各地，辛苦备尝，穆旦时在西南联大，金庸则在中学，后来也被联大录取，终因战争原因未能就学。１９４８年穆旦赴美留学，５２年归国。也是在１９４８年金庸被调往香港《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１９５０年回到北京外交部谋职，因非党员遭拒，旋即返港。后脱离《大公》，手创《明报》事业，七十年代后成为大陆台湾两地最高领导人的坐上客，其时穆旦因为当年追随国民政府军抗日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扫入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去世四年后才得平反。穆旦后半生困顿偃蹇，子女也甚受牵连，“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这么丑，我看着都觉着好笑/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都已让他在岁月里烂掉。”此诗虽是自嘲，却又饱含辛酸。
　　才人不遇，千古如斯，今日尤甚。作为现代最为杰出的诗人，穆旦的诗名却长期湮没不彰，在南开20多年，也仅得一‘副教授’职衔。
　　金庸后半生则身名俱泰，风光无限。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荣誉院士，北大南开的名誉教授，浙大文学院院长，英国授给“英帝国官佐勋衔”，法国政府颁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
　　二人生平际遇正有霄壤之别。穆旦年寿仅得59，金庸今年已是高寿82。以文人而成巨富，自然是令人神旺的大好佳事，而穆旦一生坎坷，思之却让人扼腕叹息，黯然神伤。
　　
　　
　　
　　
　　
　　
　　作者：戴兴伟 2007-7-23 22:3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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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复：【拥抱家驹】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兄弟俩遭际如此不同，固然是因为二人的选择各异：穆旦选择了诗歌创作，曲高和寡；金庸则创作小说，并且是读者向来广众的武侠小说。穆旦以诗人学者的身份终其一生，金庸则于写作之外，兼及商业，创办《明报》，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二人生活的政治文化环境大异。金庸若非48年远走香江，据他自己推测——下场照样会很惨，我们也就无福消受金庸武侠带给自己的那份精神愉悦了。
　　我与查氏有缘，二十年前我正在上上中学，几乎同时开始阅读穆旦译诗与金庸小说，一样的痴迷，一样的狂喜，一样的叹为观止。其时金庸小说大陆都有出版，购读较易。查良铮的翻译则出版还少，我又身处文化环境比经济环境更加封闭落后的一个海陬小城，买到或借到查译真的好难，几经周折借到《唐璜》，除了通读一过，我并手自抄录二百余页，托俺姐到上海捎书，仍是空手而返，穷极无聊之际，我突发奇想，写信给南开大学穆旦夫人周与良女士，拜托老人家为我代购穆旦翻译，随信寄去二十元钱，周教授将钱退回，却给我邮来四本书：《拜伦诗选》《普希金叙事诗集》《穆旦诗集》及一本穆旦纪念文集。收到书时的意外与喜悦，至今记忆犹新。我因为热爱查译，拜读其书，想了解其人，对他自己的诗作并不热心，粗略翻了翻，觉得生硬，随手放置一边，读我的拜伦/普希金去了。大半年后，当我再度拿起《穆旦诗选》，潜心细读时，感受到极大的震撼：汉字怎么可以这样组合？诗怎么可以这样写而又如此之佳？穆旦何以仅以译诗名世而已作却无籍籍之名？
　　其后十几年间，《穆旦诗集》常在我的手边案头，大部分诗句熟悉到可以记诵。从彼时起，我就认定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高成就者决不是马屁翁郭抹药，只能是查良铮先生。九十年代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将穆旦放在首位，于我心有戚戚焉。至于同一文库的《小说集》中，王一川将金庸作为小说大家置于第四位，则我断不敢苟同，我认为：金庸实为曹雪芹之后二百年间中国小说家第一人。王一川的排序已经招致太多“大雅君子”的讥评，我的惹人臭骂正是可以预期的，但平心而论，金庸这种地位的取得，到底含有‘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成分，也不是世无英雄，而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本来随着欧美风雨的袭来，中华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撞击与融合较之当年佛教之输入华土，具有更大冲击力，完全应当结出不逊于魏晋盛唐的文化果实。新文化运动短短三十年历程，也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成就不凡且深具潜力的才士。
　　但，启蒙中断！江青被逐步培养成为‘文化旗手’，百家争鸣的旗帜下，万马齐喑。沈从文。穆旦被迫搁笔，老舍投湖，曹禺才华被浪掷，汪曾祺写起了样板戏……，为山九仞，无不功亏一篑。
　　
　　与金庸同龄或稍幼的一辈人内，具备和金庸相侔甚至更高禀赋、学养者，不会太多，但绝对是有的。均在中华文化的冰河期郁郁而终，湮没无闻。
　　金庸文学成就未见得高出大仲马许多，但他生在不见雨果、巴尔扎克的廿世纪中国，遂使此人独出一头地，这是金庸个人的侥幸，却是整个华夏文明的大不幸。
　　金庸在香港度过大半生，他的天赋几乎未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发挥、展现。若说还有美中不足处，应该是他的《明报》与《明报月刊》虽深受知识者推重，读者却局限于数百万人口的香港与海外华人圈，起不到《新青年》《大公报》《观察》那样全国性影响。除此之外，金庸应当没有憾言了。他也深知“比之国内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遭遇，我们是幸运上万倍了”，自己“生平有4个理想，大致都达到了”。
　　
　　穆旦则是一位未完成的天才。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桂冠文学书系》一辑3种，分别是里尔克、瓦雷里、穆旦的诗集。客观地说，穆旦成就远逊里、瓦2人，他本与里尔克、瓦雷里的相同点仅在于各自在本国诗坛第一人的地位。
　　
　　穆旦诗艺在40年代已经走向成熟，进入50年代本应是丰硕的收获期，更上层楼。如果不被剥夺写诗的权利，如果穆旦不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摧残而遽逝于59岁的英年，如果查良铮有查良镛的高龄遐寿，以他的天份与勤奋，中国完全有机会为世界贡献出一位诗艺与里尔克、瓦雷里比肩而立的伟大诗人。现在，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只有无尽的遗憾。
　　
　　
　　作者：戴兴伟 2007-7-23 22:3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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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回复：【拥抱家驹】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在无权写诗的岁月里，穆旦对当时当行得令的政治口号诗反感透顶：“诗的目前处境是一条沉船，早离开它早得救”“才华横溢的人也许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能烜赫一时”。正是‘千古文章未尽才’，时也命也，夫复何言？！ 1924年，穆旦不满6岁，在天津《妇女日报》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文字《不是这样的讲》。同年3月，浙江海宁县袁花镇查氏旧宅，一个男孩诞生了，祖父查文清为他取名‘宜孙’，学名叫作‘查良镛’。
　　
　　 1934年，16岁的查良铮发表了第一首诗作；1939年，15岁的查良镛编印了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初中投考者》。2人的天份之高，于焉可见，其早慧，也大致相同。但二查成年后的不同路向也于此时确定了。查良铮成为纯正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查良镛则于文学之外，兼具商业天赋，他之成为古今以文致富第一人，在15岁时已初见端倪：“《献给初中投考者》这本书与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洁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以后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查良铮、查良镛之成为穆旦与金庸，天分固然重要，关键还倚赖2人的勤奋、耐烦、肯下死功夫笨手段，两人之修习外语便大有不谋而合处，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不断南徙，查良铮亦在其间徒步行进3500公里，他每天撕下一页或几页《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就把这几页弃置，到达昆明，厚厚一部词典已经不见了。
　　
　　 50年代初，查良铮在芝加哥大学留学，为回国后适应向北极熊‘一边倒’的环境，又开始学习俄语，还是采用一页一页背词典的笨办法，数年后精金美玉般的《普希金抒情诗1集》、《2集》、《欧根。奥涅金》便与国人觌面了，火尽薪传，造就了另一位文章大家——王小波。
　　
　　金庸家住香港渣甸山上，大书房中设置有一个等身的铁柜，装满一张张卡片，写满英文单词、短句，金庸每日限定自己记忆一定数量的词句。60年代初，金庸自觉英文程度有限，坚持每天自修数小时。其英文水准或不及穆旦，仍自不凡。
　　
　　如今，查良铮的诗、译我几乎都已读遍，但金庸的社论、翻译、杂著终于无缘得见，令我感到莫大遗憾。从看过的寥寥几篇论，我深信那是天壤间第一等文字。
　　
　　穆旦后半生虽未能尽展其才，但出于其勤奋的天性，仍然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文化财富。他52年归国，继续他深沉睿智的诗风必为当政者所不喜，他又无能像郭老那样《百花齐放》，转向了诗歌翻译。下面我便躲懒，摘录王小波《我的师承》一文，其中说出的也正是我的感受：“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作者：戴兴伟 2007-7-23 22:3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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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回复：【拥抱家驹】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查先生的翻译，质量像冯至、梁宗岱、卞之琳一样好，但其数量却是他们的几倍十几倍。短短5年间，他移译了10几本诗集，4本文学评论。至58年，他因当年随军入缅抗日而被打成‘历史XXX’，每日要比别人早起半小时‘自愿’打扫南开的厕所，译作全无出版可能，但正如巫宁坤所言：“穆旦置荣辱于度外，视谗佞如粪土，长夜孤灯，潜心译述”。逝前将所有译作与注释归并到一个帆布提箱中，交付最小的女儿保存：“也许要等到你老了才可能出版”，正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这份情怀与金庸在‘破四旧’的喧嚣中创办《明报月刊》‘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相似，但是更为沉重深广。中华文明得免于彻底沦亡，还保有复兴的希望，不能不衷心铭感这些文化守夜人的辛苦。
　　每次阅读查译，想到他当时身受的巨大压力与怆痛，未尝不黯然神伤，几欲泪落，但穆旦诗中告诉我们：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逝前几年穆旦又写出了20余首如钻石般熠熠闪光的诗作。这一切无不得力于他对文化的热爱和那份与生俱来的勤奋不懈。
　　
　　金庸则笔耕50年，著述何止“等身”，现有的《金庸作品集》其实名不副实，只收录了金庸作品的1/3弱，约1000万字。实则金庸还写过2万篇社论，以千字文的标准算，也有2000万字，再加上其他的杂著、剧本、翻译，完整的《作品集》绝对有100多册。
　　
　　金庸是成功的实业家，难得的是他在纵横商海的同时，全然不曾荒疏著述的’“名山胜业”，又岂是一般的“勤苦”可比？
　　
　　这10几年来，金庸少有文字面世，我想那是因为“金庸大名垂宇宙”，他爱惜羽毛，忧谗畏讥，文章应该写得不少，却不肯拿来与世人相见，其实是蛮可惜的事。
　　穆旦与金庸的家国情怀均是炙热之极，并且贯彻始终的。世家贵族固然以出产纨绔子弟著称，但出身世家的肯长进有出息的子弟往往比平民子弟具有更强烈的家国一体，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幼时的穆旦就对家人声言：“要为国家为父亲争口气”。成年后考入西南联大，师从于闻一多，深受器重。闻编译的《现代诗钞》（英译本）中收录作品最多的是艾青与穆旦2人。不过穆旦诗风与闻一多绝少相似，相通的是2人诗作中一以贯之的爱国意识。30年代的朱自清认为：“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这一特质在穆旦笔下得到了传承，一心祈望‘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并且穆旦的爱国比闻一多更加清醒，也更为厚重。他大部分诗作所关注的都是整个民族以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忧患，纯粹书写个人悲欢的作品绝少。
　　
　　穆旦的爱国，从来不仅停留在口头、笔端，并且见诸行动。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穆旦响应国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呼吁，投笔从戎，踏上缅甸战场。远征军曾在胡康河谷原始森林行军数月，大批倒毙（‘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森林之魅》）。当时穆旦身罹重病，又在野人山绝粮八日，真正的‘九死一生’。但诗人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丰富，恐怕也料不到10年后，这段经历居然成为了自己‘罪行’，呜呼，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52年，穆旦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束装返国。后来虽遭遇种种不公正非人道待遇，但他对国族的那份恋情仍是‘九死其犹未悔’。无视于自己牛鬼蛇神的卑贱身份，时时以国计民生为念，收集报上的钢产量、石油产量及铁路里程等数字，前后比较，希望看到国家的一点点进步，为之欢欣鼓舞：“你问我心情如何，这确是不易描述，简单一点，以你们包钢的产量可以衡量。它高我也高，它低我也低”（76年致孙志鸣函，第2年先生就去世了）。拳拳此心，可昭日月。
　　
　　
　　作者：戴兴伟 2007-7-23 22:3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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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回复：【拥抱家驹】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到了金庸那里，爱国几乎成了他的宗教信仰，金庸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有几分狂热，这当然其来有自。
　　
　　清末丹阳县民众与传教士发生纠纷，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县令查文清（金庸祖父）被革职，史称‘丹阳教案’。此事影响金庸甚巨，让他从小就深深记得‘外国人欺负中国人’。
　　
　　金庸幼时就读于龙山小学堂，历史老师为他们讲述外国欺压中国的种种凶暴时，不禁掩面痛哭，金庸和同学也无不哽咽饮泣。“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耄耋之年的金庸回忆说。
　　
　　 13岁时，倭寇大举侵华，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查氏亦被迫离开海宁，流亡千里，途中金庸慈母病死，幼弟夭亡。这段经历金庸刻骨铭心、无时或忘。心中对祖国强大的祈望如野火，熊熊不熄。
　　
　　前些年，央视访问金庸，当他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时，我分明感受到：这一刻金庸的全部身心都融化在对那‘有朝一日’的无限憧憬之中。那种喜悦与沉迷，令我震撼。
　　
　　穆旦与金庸在爱中国的同时，也都伴随着对美利坚的深深厌恶，金庸尤甚。本来世家子弟向来瞧不起暴发户，对于缺乏历史文化底蕴带有暴发性格的国家也不会真正心向往之。暴发之后，迅即败落也还可以容忍，难堪的是：这一暴发国家居然生生不息，迄今屹立不倒，声势风光远在5000年老贵族中华之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穆旦52年离美返国，当然是因为他热爱祖国，也因为他对美国的反感厌恶。带有强烈反美情绪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两诗发表在195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却早在1951年就已写成，当时穆旦还在美国留学。两诗的写作、发表，固然受当时政治大气候影响，但完全违背自己的本意去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从来不是穆旦的风格。
　　
　　 70年代初，穆旦旧同学回国参访，看望穆旦一家，穆旦子女难免对他当年离开美国回到故国‘自投罗网’的举措露出几分不以为然神色，朋友走后，穆旦赶忙把几个子女叫到一起，进行‘消毒’：“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人的，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我们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
　　
　　至于金庸，他对贵族传统深厚的英伦情有独钟，每年都会在英国呆上一段时间，近年又在牛津读博士学位。但他对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澳大利亚却从不‘感冒’，嫌她‘没文化’。对另一英语国家美国更是反感透顶。
　　
　　早在1949年，他与《大公报》老板胡霖谈及美国人时，胡霖也是一副纯正的贵族口吻：“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50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绝不能伟大”。金庸撰文附和：“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1999年，不知金庸是否记起了50年前胡老板“美国必然没落”的大预言，印证了胡霖确实‘富有历史眼光’，只可惜斜视180度，美利坚不仅未曾衰落，且在冷战中成功拖垮苏联，成为举世唯一‘超强’，在经济、军事、科教、文化、金庸各领域无不占有对他国的压倒性优势。这如何不教金庸气不打一处来？这一年，金庸发表了他晚年最令人惊叹的言论：“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XX军一样，也是听D和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其矛头所指，全在花旗国，我甚至感受到金庸说这些话时颇有几分气急败坏。
　　
　　 ‘911事件’发生后，金庸又语出惊人：“即使本拉登是恐怖分子，也应当有人权的，应予尊重”。金庸此生难得有这样书生气的时候，据我看来：并不是金庸钟爱于本拉登深，实在是他痛恨于山姆大叔者切。
　　
　　百年来的文学大师中，穆旦最‘西化’，而金庸最‘古典’。兄弟二人选择的道路真有南辕北辙之别。穆旦往世界现代文学思潮不断勇猛精进，他第一部诗集就以‘探险队’命名，他在现代诗歌领域探险历程之远，攀援之高，至今仍无人超越；金庸则返身向后，重新拾起章回小说的中国传统形式，而灌注以新生命，唤起了亿万读者对于华夏古典文明的温情，功德无量
　　
　　
　　作者：戴兴伟 2007-7-23 22:3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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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回复：【拥抱家驹】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镛（金庸）
　　论者多谓穆旦诗作‘过分西化’，其实这正是穆旦有意为之，他认为受古诗词影响，对新诗创作不利：“比如一首旧诗吧，不太费思索，很光滑地就溜过去了，总不外乎那么一团诗意而已。而现在我们要求诗要明白无误地表现较深的思想，而且还要用形象或感觉表现出来，这就使现代派的诗技巧成为可贵的东西”。为此，穆旦刻意地强迫自己少看甚至不看古诗。这对于金庸而言，是不能想象的。
　　
　　梁羽生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颇自负于自己的国学修养和诗词造诣，对金庸则径以‘洋才子’称之。这种论调必不为金庸所喜，金庸自言：“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
　　
　　王佐良指出：“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
　　
　　何平则认为：“金庸小说有着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对汉文化圈以外，华夏文明以外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入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
　　
　　穆旦的文化底蕴当然仍是缘出华夏文明，但他自觉地吸收西洋文化之长，“他最好的品质全然是非中国的”。
　　
　　没有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金庸小说达不到今日的高度，但这种借鉴，反而更强化了他的中国特质。金庸小说以及金庸本人，其品质“全然是中国的”，中华文化最美好的东西，在金庸身上皆有所呈现，而中华文明中致命的缺陷，金庸也无从幸免。
　　
　　金庸在作品中总是尽力避免食用一些过于现代/西化的词语（例如‘思考’‘目的’）；穆旦诗句则多采用欧式语法。甚至他认为汉语中的叹词‘哦’不足表达心中所感，而以罗马字母‘O’代替。查氏兄弟在遣词造句上差异竟如此之大，源于天性，也和他们幼年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金庸生长在数百年的查氏老宅，触目皆是传统。祖父所编《海宁查氏诗抄》达数百卷，雕版放满两室。童年的查良镛与堂兄弟们竟以之为玩具。经过这样的书香世家的濡染，无怪乎金庸夫子自道“中国文化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了”。
　　
　　穆旦则出生于天津卫，与老根的疏离虽让他无法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陶养，同时却少受传统的重压与羁绊。天津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比身在海宁县的金庸更方便接触/吸收西方文化。
　　
　　穆旦向来不肯降心从俗，为庸众的喝彩改变诗风，也未曾迎合一时的政治风向，成长为‘歌德派’，他是完全忠实于自己的。金庸则从事通俗小说写作并且是为自己名下的《明报》写稿，其间难免经济利益的考量，带有一定的商业性。金庸亦不讳言，以‘说故事人’自居。这种商业性对他的文学成就是有伤害的，但未必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严重。
　　
　　谌容笔下《散淡的人》其原型似乎是莎学专家杨宪益先生，此老口中，那位后世英国人宁肯失去印度次大陆也不愿失去的莎士比亚的光辉形象是这样的：“他是个戏剧家，其实，这也是他死后人家恭维他的话。生前，他可没有这份荣耀。他是个缺少表演才能的戏子，后来改编别人的剧本，被伦敦戏剧界的雅士们攻击为偷窃‘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的‘老粗’”。这话说得谑而近虐，却讲出了历史的真相。
　　武侠小说‘通俗’，16世纪的市井戏剧又何尝‘高雅’？金庸为自己的《明报》写稿要‘迎合’读者，莎士比亚为自己的‘寰球剧场’编剧本就不需要‘迎合’观众？金庸笔下有太多‘巧合’，但莎剧中的‘巧合’只怕更多吧？金庸小说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我们正不妨拜读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梁先生剔出的硬伤又少到哪里呢？
　　
　　莎剧的缺陷，金庸小说无不具有。这并不能证明金庸像莎翁一样伟大——他还差得远。
　　
　　但这些先天性缺陷，既然不曾阻止莎士比亚走向‘伟大’，也就不构成否定/拒绝金庸的充分理据。
　　
　　对于文学天才，损伤最烈的不是商业利益，而是政治压力。有商业性的作品固然能达到金庸的高度，甚至也不妨碍登上莎翁那样的巅峰。大家读金庸小说，应持一份平常心，莫念念不忘于它的通俗出身，而是以文学论文学，客观评价才好。
　　
　　穆旦与金庸都见证了文GE的始末。金庸在港处于旁观者位置。67年虽遭遇暗杀威胁，毕竟有惊无险。他在那些年的《明报》社论中对这千载浩劫做出了清醒的预测与解读。
　　
　　穆旦则身处距帝都一步之遥的天津，距风暴眼太近，自己也被裹挟其中。但他是那个时代未被洗脑成功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穆旦身陷庐山迷雾之中，而能头脑清醒，比之金庸更见可贵。
　　
　　金庸在风云初起时写出《笑傲江湖》，穆旦则在WENGE尾声中，写下《演出》《神的变形》《问》等杰作，二者观念其实相通。《演出》可以看作黑木崖上日月神教教徒深入揭批东方不败那一幕活剧的形象概括，而《神的变形》与金庸笔下的日月神教更是若合符节。《笑傲江湖》与《神的变形》都表达了对无限权力必将走向腐败与疯狂的警觉和无奈。我曾经设想：一旦哪天把《笑傲》改编成舞台剧，正不妨把《神的变形》某些诗行移作任我行的内心独白：“浩浩荡荡，我掌握历史的方向/ 有始无终，我推动着巨轮前行..........”
　　
　　穆旦于前辈诗人中，颇为欣赏艾青。艾青的一首诗或许正可以为穆旦金庸这对同宗兄弟写照：
　　
　　一棵树，一棵树
　　彼此孤离地兀立着
　　风与空气
　　告诉着它们的距离
　　
　　
　　但是在泥土的覆盖下
　　它们的根伸长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
　　它们把根须缠绕在一起
　　
　　]]> 2007-11-1 22:16:00(1) <![CDATA[查氏文字狱]]> 袁花镇镇长 2007-8-19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713802&idWriter=0&Key=0 　　查氏文字狱
　　作者：商略日期：2007-8-15
　　精华：真我：点击：38 评论：3 已选入真我博客 | 字体大小：小中大特大目前共有 0 人推荐此文！您可以在此输入简短的推荐语：(200字以内)
　　
　　分类: 遗物笔记
　　国初诗人，以王、施、宋、朱为诸名家，查初白慎行继以苏、陆之调著名当时。其诗句亦颇俊逸峭劲，视西崖、义门诸公自为翘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尝随驾木兰，褒衣服行山谷间，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风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狱，缇系入京。宪皇帝阅其诗曰：“查某每饭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啸亭杂录》）
　　
　　海宁查氏一门，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康熙帝曾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啸亭》所载查嗣庭事，即是雍正时的一个著名文字狱。查嗣庭，字横浦（一说是查初白之堂弟，而非亲兄弟）。康熙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权臣隆科多党人。雍正四年(1726)典江西乡试，以“维民所止”为题，被人劾告“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又查其笔札诗钞，认为“语多悖逆”。世宗为产除隆科多党羽，遂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等罪，逮狱。病死戮尸，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遭流放。读史方知，这一个文字狱原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产物，“维民所止”一籍口而已。查嗣庭的问题，不在试题，根本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珽。皇帝当然能达到他“肃清”目的，隆科多有“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之罪，亦是结成奸党的罪状之一；蔡珽的罪名之一就是“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查嗣庭是冤枉不过的，做了宫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雍正五年五月结案时，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可查已于雍正四年（1726年）病死狱中，但仍被戮尸枭示。查初白被逮，是查嗣庭死于狱中的那一年，他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后，次年放归，不久就去世了。查慎行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查为仁《莲坡诗话》曾载初白诗话：“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北宋画家李公麟。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初白在世时，整理《敬业堂诗集》四十八卷，《续集》六卷，另有《词集》二卷。查氏后人并汇编《敬业堂文集》三卷，《别集》一卷，共一百余篇。
　　
　　查初白因为诗中有“每饭不忘君”的意思，因此被宽赦，而得而寿终正寝，老死在海宁老家。查嗣庭在狱中就早早地病死了，避免了凌迟处死的残酷刑罚，也算是运气之极。但查氏后人及其他兄弟都遭到了流放的命运。
　　
　　其实，查氏一族在清朝遭遇文字狱已不是第一次。早在康熙帝时，初白之族叔查伊璜就因为《明史》一案，差一点身陷囵圄。查伊璜在这一遭文字狱中的表现，是为后人所诟病的。一些史料诸如况周颐《眉庐丛话》、张岱《快园道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全祖望《鲒琦亭集之江浙两大狱记》等都有涉及，但他们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查伊璜识吴六奇于穷途风雪中，解衣赠金”，“迨后伊璜因史案罹祸，六奇感恩图报，既飞章为之昭雪，复持赠至于绉云，豪情高谊，垂三百年，播为美谈。”吴六奇，就是查良庸（金庸）之《鹿鼎记》中的那个“大力将军”，小说中吴为反清志士，匿身于清营，后为甘凤池夫妻误杀。
　　
　　全祖望《鲒琦亭集》载：惟海宁查继佑、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张岱《快园道古》载：湖州庄廷珑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珑遂将继佑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1660）十月，吴之荣为庄廷珑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共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况周颐《眉庐从话》载：吴兴庄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次年七月，归安知县吴某，持书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辩曰：“查继佐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继佐一闻，即同检举，事在庚子十月。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佐早而吴某后，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今吴某以罪受赏，而继佐以功受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详。”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载：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骧居海宁，治远莫致。其弟文清合词简举，问之杭严熊光裕，不得报。是月之五日，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鑨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此事载于青史，无可销迹。然而因此事难明，故提及者寡。近人印鸾章《清鉴》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
　　
　　所有现存资料都表明，查伊璜在被逮伊始，就急急地解辩和坦白。“首告”者，乃举报也，比“坦白从宽”还要无耻得多。继佐因举报之功，被免罪，并且与归安知县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珑的家产（这是作为朝廷的赏赐而获得）。查伊璜死于一六七六年，距离一六六三年的《明史案》已有十数年了，距离日后查嗣庭的雍正文字狱还有差不多五十年。五十年之后，查氏家族仍逃不脱大清朝的文字狱大棒，文宦元气大伤，直抵近代才得到了一些恢复（著名者有查良铮和查良庸）。
　　国初诗人，以王、施、宋、朱为诸名家，查初白慎行继以苏、陆之调著名当时。其诗句亦颇俊逸峭劲，视西崖、义门诸公自为翘楚。公以晚年入翰林，尝随驾木兰，褒衣服行山谷间，仁皇帝望而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风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狱，缇系入京。宪皇帝阅其诗曰：“查某每饭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啸亭杂录》）
　　
　　海宁查氏一门，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康熙帝曾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啸亭》所载查嗣庭事，即是雍正时的一个著名文字狱。查嗣庭，字横浦（一说是查初白之堂弟，而非亲兄弟）。康熙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权臣隆科多党人。雍正四年(1726)典江西乡试，以“维民所止”为题，被人劾告“维止”二字系雍正去头，又查其笔札诗钞，认为“语多悖逆”。世宗为产除隆科多党羽，遂以“讽刺时事，心怀怨望”等罪，逮狱。病死戮尸，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遭流放。读史方知，这一个文字狱原来是朝廷政治斗争的产物，“维民所止”一籍口而已。查嗣庭的问题，不在试题，根本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珽。皇帝当然能达到他“肃清”目的，隆科多有“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之罪，亦是结成奸党的罪状之一；蔡珽的罪名之一就是“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查嗣庭是冤枉不过的，做了宫庭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雍正五年五月结案时，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可查已于雍正四年（1726年）病死狱中，但仍被戮尸枭示。查初白被逮，是查嗣庭死于狱中的那一年，他以家长失教获罪，被逮入京后，次年放归，不久就去世了。查慎行受经史于著名学者黄宗羲，受诗法于桐城诗人钱澄之；又与朱彝尊为表兄弟，得其奖誉，声名早著。查为仁《莲坡诗话》曾载初白诗话：“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其诗工于刻画锻炼，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论诗绝句》称其诗“一味白描神活现，画中谁似李龙眠”，拟之北宋画家李公麟。赵翼《瓯北诗话》认为：“梅村（吴伟业）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实难其人。惟查初白才气开展，工力纯熟”，“要其功力之深，则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初白在世时，整理《敬业堂诗集》四十八卷，《续集》六卷，另有《词集》二卷。查氏后人并汇编《敬业堂文集》三卷，《别集》一卷，共一百余篇。
　　
　　查初白因为诗中有“每饭不忘君”的意思，因此被宽赦，而得而寿终正寝，老死在海宁老家。查嗣庭在狱中就早早地病死了，避免了凌迟处死的残酷刑罚，也算是运气之极。但查氏后人及其他兄弟都遭到了流放的命运。
　　
　　其实，查氏一族在清朝遭遇文字狱已不是第一次。早在康熙帝时，初白之族叔查伊璜就因为《明史》一案，差一点身陷囵圄。查伊璜在这一遭文字狱中的表现，是为后人所诟病的。一些史料诸如况周颐《眉庐丛话》、张岱《快园道古》、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全祖望《鲒琦亭集之江浙两大狱记》等都有涉及，但他们的注意力大多放在了“查伊璜识吴六奇于穷途风雪中，解衣赠金”，“迨后伊璜因史案罹祸，六奇感恩图报，既飞章为之昭雪，复持赠至于绉云，豪情高谊，垂三百年，播为美谈。”吴六奇，就是查良庸（金庸）之《鹿鼎记》中的那个“大力将军”，小说中吴为反清志士，匿身于清营，后为甘凤池夫妻误杀。
　　
　　全祖望《鲒琦亭集》载：惟海宁查继佑、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张岱《快园道古》载：湖州庄廷珑作明史，以查伊璜刻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此年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持书出首，累计伊璜，伊璜辨曰：“查继佑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珑遂将继佑刻入校阅。继佑一闻，即出检举，盖在庚子（1660）十月，吴之荣为庄廷珑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则继佑前之荣后，继佑之功当在之荣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佑早而之荣迟，之荣罪不应在继佑之下。今之荣以罪受上赏，而继佑以功受显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祥。”共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况周颐《眉庐从话》载：吴兴庄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阅姓氏。伊璜知即检举，学道发查存案。次年七月，归安知县吴某，持书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辩曰：“查继佐系杭州举人，不幸薄有微名。庄某将继佐列入校阅，继佐一闻，即同检举，事在庚子十月。吴令为庄某本县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为功，继佐之功当在吴某上；若以检举迟为罪，则继佐早而吴某后，吴某之罪不应在继佐下。今吴某以罪受赏，而继佐以功受戮，则是非颠倒极矣。诸法台幸为参详。”各衙门俱以查言为是。到部对理，竟得昭雪。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查继佐门人沈起所撰《查东山先生年谱》载：清顺治十八年，庄史案将发时，“陆子丽京（圻，字景宣，钱塘人）告先生曰：‘南浔有庄鑨者（字子相，湖州人，贡生）作《明史纪略》，参阅姓氏首列东山（摘按，即查继佐），次范子文白（骧），次及某，共十八人。（日记作廿一人）作序者李霜回（令皙）也。’先生殊骇，所谓大警者定以此矣。拟牒当事，从刀笔家称此书不工。先生曰：‘吾三人不工，此书是仇庄，非善。’因投牒督学，手著四六体，中一联：‘倘或犯于所忌，间有非所宜言。’并入范、陆名于牒，范、陆不知也。率此一联，生三家三百余口。”年谱注引查继佐《得案日记》曰：“骧居海宁，治远莫致。其弟文清合词简举，问之杭严熊光裕，不得报。是月之五日，余自作牒四六体，投督学胡尚衡，亦不得报。余手启胡：‘语陟鼎革而衡文，不知之乎？他日门户之忧，当与共之，勿谓此日不言，故警。’始以原牒行湖府学，学官为赵君宋，温州人，颇有深望。时鑨已卒，父老七十余岁矣，自言此书无不敬，可上闻。即奈何渔猎君宋毒之，详于府道。庄不得已，行千金寿知府陈某………”此事载于青史，无可销迹。然而因此事难明，故提及者寡。近人印鸾章《清鉴》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
　　
　　所有现存资料都表明，查伊璜在被逮伊始，就急急地解辩和坦白。“首告”者，乃举报也，比“坦白从宽”还要无耻得多。继佐因举报之功，被免罪，并且与归安知县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珑的家产（这是作为朝廷的赏赐而获得）。查伊璜死于一六七六年，距离一六六三年的《明史案》已有十数年了，距离日后查嗣庭的雍正文字狱还有差不多五十年。五十年之后，查氏家族仍逃不脱大清朝的文字狱大棒，文宦元气大伤，直抵近代才得到了一些恢复（著名者有查良铮和查良庸）。
　　]]> 2007-11-1 22:17:00(2) <![CDATA[江苏盐城查万成资料]]> 袁花镇镇长 2007-8-17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10688438&idWriter=0&Key=0 　　我有姓查，叫查万成。江苏盐城的，我们家在光绪年间和1993年修过两次家谱。老家谱我没见过新的我们族里长子人手一本，我家就有一本。裾说，我们盐城查氏一脉是在崇祯年间有江南过来的，提到了海陵，可我查过泰州海陵一带的资料没有查姓，不知是否笔误，以前没有拼音，将海宁误传为海陵，再说了海陵在江北，不合常理。还有我们族里在道光年间也有祖辈中过进士的，也算书香门第，一直延续到民国仍是当地乡绅，后来北京政府建立了，遭遇过一次大的波动，死了好多人，在我们族地，也迁进了好多外姓人。在后来我就快生了，我们查姓一脉不是很多，但也有几千人吧。怎么聚集寻祖，我们那也没通知啊。我们那有为老人，一生坎坷，学问颇深，据说是那位进士先祖嫡后，曾在民国时为官，据说曾在江苏民政厅当过差（当时驻地镇江），父亲哥哥都死在解放后，他侥幸逃到上海的，活了下来，文革时也相当悲惨。现在仍在世快九十了，93年祭祖就由他主持的，我真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他能看到，我们查氏真到那种天下同根，统一辈份的一天。
　　　　望能得到有关主持人物的回复，我号码13852959672。邮箱：chawancheng@yahoo.com.cn 主页：http://hexun.com/chawanchengluntan936 ]]> 2009-1-4 5:44:00(5) <![CDATA[婺源查氏]]> 袁花镇镇长 2007-5-14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80&PostID=9602402&idWriter=0&Key=0 　　
　　
　　　　数千年来，查氏逐步由北向南迁移，从汉到唐，先后迁居济阳、丹阳、九江、宣城等地，不断发展壮大。公元963年，南唐宣（州）歙（州）观察使查文徵谢任，自休宁隐居婺源城西，成为婺源查氏一世祖。查文徵在查公山构庐曰“山光寺”，教孙甄、陶读书，后改为山房道院。时县令廖平与之友善，凿石引泉，泉名“查公山廖公泉”。
　　
　　　　查公与廖县令在此烹茶论道，饮酒赋诗，留有《山房遗迹考》、《山房记》、《题山房》等诗篇。公元965年，查文徵因病去世，与夫人赵氏合葬于查公山，此坟至今保存完好，是我县已知的保存完好的千年古墓之一。
　　
　　　　查文徵子查元修，宋朝太常寺太祝，梦中遇神人指教：“见凤而止，遇凰而住”。公元964年，查元修来到北乡凤山，问里人士名，曰凤凰山，遂定居于此。其子查甄、查陶随父亲迁居凤凰山查村（原名铸炉坦），今浙源中学校址。传至十世查棐恭，从查村迁凤山东村今浙源林场址，此后子孙日繁，迁徙不一。
　　
　　　　十八世查瑜于1357后偕妻儿翻过村北浙岭，顺新安江，钱塘江至浙江海宁县袁花里龙山，因龙山与凤山合起来称"龙凤呈祥"，是个好兆头，遂定居于此，后逐渐发展为浙江查氏望族。（查传宦文）]]> 2007-11-1 22: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