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去年9月回给一个MM的文字，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你在深圳近十年，还能关注一些问题，非常难能可贵，社会责任感不需要任何人授权和限制。现在就你的一些问题做一点回答。
 你首先说不喜欢用“城镇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概念，因为这意味着血腥对立。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阶级是客观存在的，有的是自然产生的，有的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比如工业化革命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是社会历史的自然产物，而中国城乡身份隔离体制下的“农民”和“市民”则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对“阶级”一词最科学的定义就是社会群体间的权利差别，同时这种差别产生了剥削和压迫。在20世纪前，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工人们普遍处于无权的受压迫和剥削状态下，这种阶级对立是普遍存在的，工人们没有政治普选权，没有工会议价权，没有参与社会分配的权利，一切都是世袭的或新兴的资本家老板们说了算，这种权利的差别对立和剥削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为了终结这种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状态。资本主义和中国特有的城乡身份等级隔离主义一样，都是少数人为了垄断社会资源而维持的不公平制度。
 从1958年中国正式实行这种身份等级隔离制度以来，农民身份者就被全面地剥夺了二三产业的平等就业竞争权，二次分配权和主要的公共产品享有权。在毛时代，农民身份者被严格限制在农村第一产业和有限的社队企业，完全被剥夺了城镇企业的就业竞争权，只有乖乖地捆绑在农村为城镇提供工业化资本所需剪刀差压榨的义务上。邓时代，农民身份者较之毛时代的唯一进步就是可以进入城市出卖自己在城镇居民垄断之外的廉价劳动力，同样也没有全面的就业竞争权，没有二次分配和公共产品分配权，本质上没有根本的改变。不论是毛时代还是在邓时代，城乡身份是两个根本对立的等级，不但在各类权利上完全不同，而且都包含有剥削关系，毛时代的剥削在于强制的剪刀差，邓时代的剥削则更加扩大了，除了农业领域部分剪刀差继续存在外，还扩展到2-4亿多农民身份者所从事的工商业领域，主要以农民身份者参与形成和交纳的税费形成的公共产品和二次分配全部被城镇身份等级者所霸占。权利的区别对立和剥削关系的存在是界定阶级概念的主要基础。事实上，因为农民身份者无权享受绝大多数公共资源（包括自己参与形成与交纳的各类税费和国产资源在内），人均综合收入只占城镇阶级的20%左右。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实际上远远高过巴西和美国），其中最主要地体现在城乡身份等级者之间的差别上。而城镇阶级内部的基尼系数则属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正常状态。如果没有巨大的权利不平等和经济剥削，这个人为的阶级就不会产生。
 关于阶级一词的使用，我们不能局限于极左的定义，只有在极左的定义里，阶级一词才代表着你死我活的血腥对立，因为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他们倾向于暴力变革和新的阶级专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定义里，阶级完全是可以调和的，通过和平改良，清除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制造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对立双方就可以达成和解。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极左定义的阶级一词就将现实中存在的人群之间权利对立的事实也否定了。社会民主主义是左派，最初的工农运动都带有或多或少的阶级色彩，但是她的本质是全民的，也就是站在全民公正的基础上为弱势的工农阶级争取平等权利。她致力于消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公正和等级制度。从更宽阔的意义上来说，社会民主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对立。使各个社会阶层能在平等中和谐相处，所以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主张无阶级社会的学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再宽广一点，我们也会发现，国际主流右派，也就是新自由主义者也一样承认阶级和剥削的客观存在。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代表使用“阶级”，“剥削”和“特权”的频率并不比左派低，而且定义基本上相近，比如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始祖之一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就如“社会主义”一词被马列斯毛等严重歪曲和玷污了一样，阶级一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也被涂上了极左的概念色彩。所以你们看我使用“阶级”一词时，首先要弄清它的基本含义：权利的对立与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里，由于已经实现了劳资平等，资本家和工人已经不再是对立的，而是完全平等的合作关系，普遍意义上的阶级性质已经消亡了。而在中国的城乡身份等级者之间，不但权利依旧完全不平等，其剥削关系倒反越来越强烈，城乡身份者之间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并不是基于两者各自的创造能力不同，而是基于两者完全不同的权利：即就业竞争的权利，二次分配的权利和主要公共产品分配的权利。说白了，就是7亿多劳动者共同创造的绝大多数的东西只有那两亿左右的人及其相关家属等才有权利去享受。
 城镇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一种被迫的定义，因为它只是基于等级隔离主义制度在客观上的区别对待，是城镇阶级为了持续地垄断三大产业剩余而人为地制造和维持下来的。它既不是什么城乡差别，也不是什么户籍管理，更不是什么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仅仅只是一部分人为了独占全民劳动剩余而实行的垄断制度罢了。当代社会人的权利更多地基于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自己的贡献，而不是别的什么借口。农民阶级没有最起码的劳动权。劳动权体现在起点的平等，就业竞争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三个方面，在分配领域又包括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公共产品的分配。农民身份者和城镇身份者在起点上的完全不平等是有目共睹的，从1958年至今依然没有全面的就业竞争权，他们的二次分配权被普遍剥夺，公共产品的80%都被城镇阶级霸占，至于一次分配，在胡温上台前也是普遍缺失的，不但拿不到足额的工资报酬，还要从一次分配中拿出很大一部分去满足城镇阶级二次分配和公共产品的不足。
中国的等级隔离主义因为是毛左和邓右们人为地制造和维护下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乃是中国独有，就如以前白人对黑人的种族隔离主义只是美国与南非独有一样。一旦废除了这种依照城乡身份等级来分配权利和财富的制度，“城镇阶级”和“农民阶级”也会马上不再适用。就如美国和南非废除了种族制度后不再有“种族隔离主义”一词存在一样。只是与南非和美国不一样的是，中国人为的贱民阶级受到比黑人更加严重的经济剥削。
我们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但不是消极地等，也需要积极的批判，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有那些权利。
 你说深圳那些别的城市来的外来人口也没有福利保障权，也要办理暂住证（居住证），以前也要交纳成倍的“借读费”等费用，所以城镇人没有剥削“农民”，并且就你的了解，深圳对外来工的待遇算是很好的，很少会拖欠工钱。
这其实是一个认识水平的问题。深圳市人口是120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仅为200多万。1200多万人口一起创造，而那些福利产品和公共产品只有200多万户籍人口才有权利享受，这是巨大的不公平。深圳所有二次分配和公共产品中都凝聚着那1000万左右“外来人员”的血汗与创造在内。由于权利的隔离制度，由于那些非本地户籍人员要额外地交纳“”借读费”，“城市增容费”和“暂住费（居住费）”，其实他们还是没有享受到深圳的公共产品，他们上街走路也是额外地交纳了买路钱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从一次分配里拿出一部分去赎买包含着他们劳动剩余的那些公共产品。只有本地户籍人员才能独享所有那些资源。
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那些外来的城市人和外来的农民身份者一样地被本地户籍的城镇阶级剥夺了。既然都是被剥夺者，就应该有最起码的觉悟，更不能将这种剥削制度视为正常，从而为全中国城镇阶级集体地剥夺农民阶级寻找借口。如果你也是一个城镇身份者，在深圳工作十年而没有市民权，你该深深地体会到农民身份者在全国所有地方被剥夺了市民权的不公，从而学会和他们站在一起。你不能因为你的老家城市和深圳一样在剥夺那些“农民工”，就认为深圳剥夺了你们基于自己劳动应得的权利有了理由。那该是多么滑稽可笑。你的家人A无故欺负了C，并不是你和C共同被B欺负的理由。你不但应该和C一起反对B的欺负，还要同时反对你的家人A对C的欺负。
至于深圳对“农民工”权利的重视，关键看你以什么标准。其实你们看到的仅仅是一次分配上的进步，也就是“农民工”的工资不再被随便拖欠和克扣，对他们的工伤和职业病赔偿比较重视，不再像整个九十年代那样随意剥夺工友们在街上行走和在住处休息的基本人权。但是工友们的二次分配权和公共产品享有权依然在全面被剥夺之列。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人觉得他们享有自己的劳动剩余是一种基本权利。支付工友们足额的工资报酬天经地义，就如你买东西要付钱一样（多年来很多人不这么认为，尤其是那些不良老板和无耻媒体）。同理，让工友们享有自己的劳动剩余也一样天经地义。这就关系到一个全面市民权的问题。可以说，绝大多数工友们是没有最基本的市民权的。这是全国的普遍状况，如果深圳也和别的城市一样，又何来“先进”之说？还是同一个比方，以前深圳人认为买东西可以不付钱，现在愿意付一部分钱了就可以了吗？因为你给工友们的报酬不是他们劳动对价的全部。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个被普遍蒙骗的观点就是：工资等一次分配是自己劳动报酬的全部。绝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劳动里还有以二次分配和公共产品形式体现出来被拿去的那一份。比如你踩在深圳的大街上，那些街道凝结着你的血汗剩余，你不需要再交纳别的买路钱（如暂住费和增容费等）去使用它们，又如你的子女在深圳读书，深圳市教育财政投入里也有你的那一份劳动剩余在里面，你完全可以拒绝交纳多出的外来人员子女借读费。因为你参与形成和交纳的那部分税费是由深圳市本地政府拿走的。同理，那些所谓的“农民工”又何尝不是一个道理？否则，深圳市政府要么对这些“外来工”参与形成的税费进行减免，要么退还。
你在邮件里说“农民工”的处境不能怪城镇平民，只能怪那些不良的老板资本家。你这个看法具有完全的普遍性，可以说代表着至少一半市民阶级的观点。但是正因为我们是一个等级隔离主义分配制度的国家，你说的并不完全成立。我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观点是需要冒很大压力的，因为我针对的也许是整个城镇身份者群体。
 等级隔离主义制度只分配给农民阶级20%左右的全民财富，5亿多农民身份者要养活7-9亿人口，仅仅用20%的财富根本就不足够，而全民资源和岗位又因为等级隔离主义制度完全把他们排斥在外，这是他们沦为廉价劳动力的根源。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活命，他们除了去血汗工厂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但是等级隔离主义制度几乎得到了全体城镇身份者的维护与支持，都认为自己垄断那80%的财富也是天经地义的。如此庞大的劳动力队伍，竞争那些被城镇阶级特许的有限岗位，他们的劳动条件又怎么不苛刻和严酷呢？如果没有那些血汗工厂，80%的财富又永远将他们拒绝在外，他们除了犯罪，卖淫和当奴工，就只有死亡一条路。因为即使在第一产业，也因为各类税费的压榨几乎是亏本的。试想，如果被城镇阶级独占的那80%的财富有至少50%也能分配到他们身上，他们就没有必要进入血汗工厂去接受剥削和压迫。反之，那些真正依靠廉价劳动力才能生存的血汗工厂如果提高了报酬和待遇，就只有破产关门一条路，到时将是工友们的大量失业，而他们一旦失业此前一直被视为盲流受到关押，殴打和驱逐。
 所以你光怪资本家是没有道理的，工友们受压榨的根源在于等级隔离主义，在于每个城镇市民阶级所支持和得益的那个制度，可以说所有等级隔离主义者都是那些不良资本家的合谋。因为哪怕那些真正薄利的血汗工厂交纳的大量税费，工友们也都没有权利去享受，而几乎所有市民阶级都认为他们不应该享受那些税费，因为那些税费是和全面的市民权息息相关的。资本家的剥削是需要社会土壤的，虽然他们的土壤各种各样，在中国则主要是市民阶级严重依赖的等级隔离主义制度。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分配制度不合理，即少数人占据了大多数财富，大多数人的劳动力价格就会处于恶性循环的低廉状态，这时资本主义就会自动产生。为了活命和养家糊口，除了反抗，你必须接受那些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资本剥削。就业竞争权的平等，一次分配的平等（中国从1958年来一直存在着城乡劳动者同工不同酬的固定制度），二次分配和公共产品权的平等，自然会提升劳动力价格，在减少剥削的同时通过扩大内需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你说城镇平民并没有参与剥夺“农民”，这也带有普遍性，在思想领域，这些几乎都是主流共识，但是如果我们能变得更加诚实一点，就会慢慢地改变这种带有民粹主义观点的认识。通过对我国等级隔离主义制度的全面考察，我选择了不讨好的诚实，而不是去迎合那些民粹主义的观点。
在毛时代，农民要将自己劳动果实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无偿地贡献给城镇。这些血汗剩余成为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最基本的原始资本，可以说农民是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真正大股东。由于五十多年来的等级隔离主义持续有效，农民身份者从来就没有享受过这些企业资本的任何回报，不但原始资本分毫没还给他们，连企业利税也是从来就没有权利享受过。至于所谓的国家投入给他们的财政，则和他们其他税费基本对消。
由于我国直到九十年代初还是以工业公有制为主体，实际上绝大多数城镇阶级（超过一亿多人）都在依靠这些由农民提供原始资本的国有制企业里吃饭。垄断性的一次分配的工资，福利保障和通过国家财政体现出来的公共产品都只有城镇阶级才有权利享受。那么，农民提供的剪刀差等血汗剩余几乎所有的城镇平民都无偿地享受到了。
试想，如果要归还农民提供的原始资本，还要将企业的利税分红给他们，普遍在公有制企业就业的城镇平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降低自己的工资福利，因为企业支付不起这么高的成本，二是维持原有工资福利水平，而少缴利税，但是由他们独享的公共产品也就少了。所以现在一看就明白，正因为等级隔离主义剥夺了农民阶级分享自己有份的公有制企业的原始资本和红利的所有权利，城镇平民们才能拥有那些垄断性的工资福利和公共产品。这难道不是剥削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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