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按：80年代初，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郑念《上海生死劫》，据说88年还印过一版。坊间早已售缺。随着郑念的去世，旧书网几乎一夜之间，售缺了所有存书，也算奇观，仅余两套日文版，售价不菲。估计这书，短时间内不可能再版了——我们的出版遭遇如此盛世，绝不是某些人说说就可以抹杀的！

The Washington Post专栏作家Charles Krauthammer在郑念去世的当天撰文说，《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他说，郑念有时候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永远不让恶势力占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整个报道，这算是点睛之笔。

郑念安息！

《上海生与死》作者郑念去世

作者：燕青
　　

撰写了震动英文世界的《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书的郑念（Nien Cheng）女士，日前（2009年11月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因病去世，享年94岁。美国之音中文部就郑念女士的生平和著作，采访了同是出生在中国、由于同现政府持不同政见而定居美国的几位著名作家和学者，包括郑念生前的好友。
　　

中国著名作家、1989*年民主*运动之后被迫流亡海外、目前旅居美国的苏*晓康先生星期六从他在美国东部德拉瓦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高度评价了《上海生与死》这本书；他说，这本书让中国以外的人了解到了文革时代的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念的成就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鲜有的成就*
　　

苏*晓*康说：“这两天听到郑念女士去世的消息之后，我想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我不敢说整个西方人，至今对中国文革的认识，仅仅达到郑念书中所提供的这些资讯的程度。大概可以算上的另外一本书是《一滴泪》，巫宁坤先生写的，他是讲他整个右派的经历，但是其中也包括文革。可以说西方读者、西方民众对于文革的了解，就是这两本书而已，没有更多的，因为中国人没有写出来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说是能够听懂的、看得懂的(著作)。”
　　

《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郑念女士用英文撰写的，1986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清楚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文革时代所发生的事件。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在西方政界、文坛、以及社会上引起轰动。

*故事令人落泪*
　　

著名历史学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余英时教授回忆说，他那个时候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附近，有一个读书俱乐部，郑念的书发表以后，大家都想请她来演讲。余英时先生的夫人找到郑念以后，郑念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从华盛顿到普林斯顿，给俱乐部里普通的美国人讲她的书，讲中国的文革。余英时教授星期天从他在新泽西州的家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余英时先生说：“她讲得非常动人，全场的听众都哭了。”
　　

郑念原本不姓郑，她1915年生于北京，原名姚念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就读燕京大学，之后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姓郑的留学生，两人相爱结婚，婚后她跟随先生改姓郑。两人学成后一同返回当时的中华民国，她的先生先是在当时民国政府外交部任职，1949年以后又在上海壳牌国际石油公司（Shell）驻中国办事处担任主管，不幸1957年死于癌症。
　　

郑念夫妇唯一的一个孩子、女儿梅平1942年生于澳大利亚，后来随父母回到中国。
　　

郑念生前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文革期间，她因为和壳牌石油公司的关系被抄家，一开始，因为女儿梅平是共青团员，她的房间没有被抄，但是，母女两个人之间不允许说话；后来运动越来越厉害，女儿梅平的房间也被抄了，并且还被关到牛棚里。郑念说，一开始，她还可以让佣人给梅平送被子、换洗的衣服等等，但是1966年9月，她本人被关押以后，母女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1973年3月，郑念出狱了，但是她被告知，她的女儿梅平已经不在人世了。
　　

多少年来，梅平的死因一直不是特别清楚，郑念相信梅平是被逮捕和监禁她的那些人迫害致死的。

*情系冤死的女儿、有如天*安门母亲*
　　

余英时教授说，女儿的死，以及她对女儿的怀念，是郑念著书的主要动力。“她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尤其她女儿的死，这是最重要的，她女儿死，等于她自己也死了一样。她自己在监牢里遭受了无数的打击、迫害、刑罚，但是她都不为所动，但是一听说女儿死了，她整个人就崩溃了。”
　　

余英时教授进而分析说：“她后来的生命就是为她女儿，她写这本书也是为她女儿，让她女儿可以永生；个人伤痛是最大的，她并没有唱高调，并没有谈国家民族这些大问题。她就是从她一家子被共*产党毁灭，她先生也因此而早死；一家人的伤痛，在《上海生与死》当中，一一表露出来了；就像我说的天*安门母*亲，都是个人有这样的伤痛，不容易忘记的，不可能忘记的。”

*不做健忘的民族、 不让历史重演*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如果中国目前整个制度没有一个相当根本的改变，就很难有正常化的记忆。
　　

他说，中国目前的zzd想要人们忘记文革那一段对执政党不利的历史，但是，郑念的书把那一段记忆变为永恒。

余英时和苏*晓康都认为，郑念所秉持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最让人钦佩的。
　　

苏*晓康说：“她用她个人微弱的一点力量，来跟中国人这种遗忘做斗争，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她知道如果一个民族什么都遗忘的话，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她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她女儿所经历的悲剧还会发生。”

*独立的人格、坚忍不拔*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最后一次见到郑念，是2007年，在郑念在华盛顿市区里的家中。余英时先生说，一直到晚年，郑念都一直非常独立，90多岁了，还照样开车。
　　

余英时先生说：“她通常都是自己去买菜，自己开车，她90多岁，我们(2005年那次)去的时候，她还开车带我们到旁边的中国馆子吃饭。偶尔有一两个亲戚或者朋友来照顾她，但是很少，基本上她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她人品极高，绝对不会向G妥协；不会说现在G现在有钱了，对你也很好，然后就放弃过去的追求，郑念绝不肯的。如果中国人都能像郑念， 第一，G不会产生，第二，产生了也不会长久；但是在中国，妥协的人远远多于坚持自己立场的人，这是很大的悲剧。”

*抵抗文学的里程碑*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著名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海姆（Charles Krauthammer）在郑念去世的当天撰文说，《上海生与死》这本书是抵抗文学中的一座里程碑。
　　

他说，郑念有时候讲到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需要有“任务感”，而她这一生的“任务”就是在心理上、精神上，永远不让恶势力占上风，而且要为历史做证人，同时还要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悲哀中，勇敢地、自尊地生活下去。
　　

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

老刘按：外地的博友未必常能看到北京的《经济观察报》。从包头回来，看到老哥们秦晖战士的长文，这里转发，向他提出的“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发问，表示我由衷的钦佩和赞成。

秦晖：还有多少墙需要拆掉？
　　

     ——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作者：秦晖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9-11-9
　　

本站发布时间：2009-11-9 18:18:17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与风气。通常，当我们无法准确查知这种风气的源头时，我们就以一场具体的戏剧化事件作为它的原点，尤其是在这个事件蕴含有完美的禁锢与自由、沉闷与变革意义的时候。可以说，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在历史上恰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代表的不只是东西对峙的终结，它也象征着民众的自由流动、市场的自由扩张与思想的自由传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让我们与一些杰出的思想者一起，再次评价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民众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德政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拥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柏林墙存在的28年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但它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具有这个功能。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的，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东德领导人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法庭“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民主德国在苏占区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苏联便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七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苏联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回本国，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法本、克虏伯等大型企业没收后改造为苏联股份公司。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使东德不堪重负。

　　而西德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地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从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一年中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年一下子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德国人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到20世纪70年代，东德已成为苏东阵营中经济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20世纪80年代后，东德的“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联邦德国宪法》通过，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西德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20世纪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便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加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主德国加入“经互会”，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制，很快自选超级商场满街，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东德为此提出“先生产好，后生活好”的口号，让人寄希望于缥缈的未来，而西德无需口号，明摆着的“生活好”已经有力地证明它的生产也绝不差。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和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被大墙阻隔的西柏林，塔都被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事件”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东德《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九点要求：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降低生活费用；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禁止迫害罢工工人；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撤走苏联占领军；释放全部政治犯；遣返所有战俘；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此事，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958年达到8%，被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东德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从1961年8月13日建成，到1989年11月9日拆除，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人们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

　　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控制东欧集团的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前往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进入西德。在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东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开放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德国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国民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感到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所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德国铁路公司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是联邦，而是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很不景气。像位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往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所以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铁路公司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人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东德体制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他们毕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意味着什么。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一群各种肤色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老刘按：该文写于今年8月，朋友告诉我，《中国读书报》上有载，于是百度，查出该文发在11月4日某版。又读一遍，仍有当初写时的感觉。此文不短，我是一口气写完。

出版的永恒之道

                    ——纪念译林出版社建社20周年

“我是读某某社的书走过来的”，是读者对一个出版商的最高褒奖。

这一褒奖，暗含两层意思。一是某出版商出的书足够多，以及好；一是坚持的时间足够长，且不间断。换句话说，无法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出版商，皆无缘此一褒奖。

作为读者，在我可回顾的时间段里，早期，但当这一殊荣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中期是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新近的，非译林出版社莫属。

来自销售商的褒奖，是大家未必熟知的。

万圣销售译林出版社图书，始自1993年，直接交道始自1994年。从1996年开始，我们根据若干因素对出版商（供应商）打分评级，一年一修订。译林社起步评为D级（第四级），到2001年，跃升到A级（最高级），与其他二十一个供应商并驾齐驱。以后A级供应商名单起起伏伏，而译林社与商务、中华、三联、世纪集团、人民、江苏人民等供应商一道，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读者和销售商，对译林出版社的褒奖，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译林社产品的认可与赞誉。再好的宣传和营销手段，代替不了持续推出的优异产品，——产品是一家出版商核心竞争力所在，是其精神追求的坚实载体，是实现其立社原则的根本。我把它称之为“出版的永恒之道”。译林社20年，从蹒跚起步，到青年时代的壮怀激烈，走向的，正是这条康庄大道。

1994年，“党校订货会”，译林社推出重磅图书，《尤利西斯》，洛阳纸贵，一单难求。万圣与译林的交道，自此开始。并非所有情人都一见钟情。万圣与译林，往来交易始自磕磕绊绊——《尤》售罄，无法发货，八千多元现金押在译林帐上。这是两造关系中的难题，也是我们交往的第一个故事。

引起我们注意译林社的，是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它比《尤》上市早几个月。我们几乎第一时间上架。该书1996、2003年再版。万圣卖掉最后一本，是2008年。15年来，《立场》的进货、售卖，持续不断，也象征着供应商与销售商的越来越健康的关系。

此后，同类产品，译林版有《基督的二性》（1996）、《协同书》（2003）、《基督教先驱的受难》（2006）、《基督教思想史》（2008）出版。同类主题延伸产品，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993）、卡赞扎基《基督的最后诱惑》（1999）、班扬《天路历程》（2001）、多克特罗《上帝之城》（2008）。甚至《圣经童话》、《圣经故事·名画全彩版》、《圣诞忆旧集》，等等。

出版反乌托邦作品，译林不是第一家，但持续且多品种，译林做得与老牌江苏人民、上海译文一样精彩。此类作品先后出版的有《中午的黑暗》（1999）、《美妙的新世界》（2000）、《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2002）、《癌症楼》（2007）、《一九八四·动物农场》（2008），等。与之相类似的，译林社历年推出了更多大家产品，如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赫尔岑（《往事与随想》全译本），等等。稍微延伸一截儿，施林克的《生死朗读》，也应列入此类产品名单。

施林克的《生死朗读》（定价10.20元），译林2000年推出第一版。译品极好，却极少被人注意。2006年，另一译者的《朗读者》（附CD）出版，引起坊间关注。但真正热火起来，是2009年再刷的同一版本（定价22.00元）。我们注意一下译林社在一本十几万字小说上所下的工夫。前后九年，两个译本，三种版本，随着同名电影的上市，才最终有了巨大收获。真乃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可有多少出版商等得了9年，花大力气搞两个译本，三个版本？机会永远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译林在《读》书上的实践，是这一经典俗语的最好注脚。

当然，译林的“有心”，使得它常常有着斩立决式的收获，比如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卡尔维诺作品，《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不知卖掉多少！罗伯－格里耶、阿特伍德、纳博科夫、冯古内特、耶利内克、奈保尔、奥斯特、莱辛、品钦，等等，等等，几乎都是一炮走红。我想，它们的成功，译林与我们这些销售商一样，内心充满喜悦——卖最好的书，又能挣到较好的钱，怎么不高兴呢。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是另一类产品的样板。该书一上来简、精装一起推出。第一卷诞生于一个极不寻常的年月份1989年6月，到第七卷出齐，已是1991年10月了。此后，1993年推出上下卷版本，1994年推出上中下版本，2005年又开始出版单本（首卷《在斯万家这边》）。20年，一部作品不是简单花样翻新，新版上市，每每受到读者追捧，普鲁斯特和作品本身魅力外，难道跟译林的“有心”没有关系？我已无法统计，不同版本的《追》，总计印了多少册，打动过多少读者。事实上，三卷本，08有了新刷；两卷本，09开年又换了新装。继续为读者所喜爱。首版《追》，在孔网九五品已炒到400.00元一套（原价59.00元）。

我相信，类似译林版普鲁斯特《追》书的产品，20年“一贯制”地给出版商带来收益，一定还有，但肯定不多了。须知，译林社今年20年庆哪。建社第一年给一个出版商带来收益的，今日、此刻仍能因之有所收获的产品，在我们将近600家公营出版商，超万家民营工作室，每年首版新书15万种以上，在其中，还能举出几例？

一个出版商的成功之路，绝非你偶然搞了个一口气卖掉几十万百万册的产品，也不是你年出书几百上千个新品种，更不是你洋洋自得地跟风拣洋漏得些小钱的那些小聪明，而是译林版普鲁斯特这样的选题，这样的操作，这样耐心地像农民种地样的，一点点积累，20后回望，垒起的一坐闪着金光的大厦。这才是出版的永恒之道。即使有一天，纸质图书电子化，甚而书籍的生产形态完全变了，译林社启示我们的“出版的永恒之道”，仍有价值。

译林仅仅以上述产品为龙头，跻身A级供应商，多少是个奇迹。因为如此，说“值得夸耀”，还稍显夸张。是下列产品，真正使年轻的译林，成为出版丛林中健壮、勇猛、所向披靡的战士。它们是：“传记系列”（包括宗教人士、学术耆宿、政治人物、体坛明星等等）；“文学史系列”（包括西班牙、美国黑人小说等等）；“双语系列”。等等。每个系列，都是长长的队伍。

2000年，译林推出已延续10年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已出版近80个品种，是10年来最重要的系列丛书之一，可堪与比肩的，是出于同一主编之手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经典与解释”丛书（华师大、华夏），“世纪文库”（上海世纪集团），屈指可数。“现代西方思想”丛书（社科），尺度可嘉，但体量略逊一筹。类似者，还有三联书店的“哈佛－燕京”、“西学源流”等等。这套精心编制的译丛，几乎囊括了现当代最著名的西方思想家（哲学、社会、神学等），包括近年陆续在大陆出名的施特劳斯、阿伦特、科耶夫、施密特、雷蒙·阿隆、伯林，等等。不止如此，其令人吃惊之处，在于“坚持”，在于水准把关（选题与译品），在于平均速度出书。坚持把一套丛书做上10年的，主编不多，出版商也不多。把关，除职业道德，还要有超乎寻常的责任心。平均速度出书，既是对耐心（耐力，甚而体力）的考验，也是对商业技巧的磨炼。

当07年推出八卷本《古希腊悲喜剧全集》，译林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立社原则，把20年来追求的“出版的永恒之道”，推向一个新的巅峰。这套巨大而艰深的工程，是普鲁斯特《追》的升级，是“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基础上的惊险一跃。

作为销售商，万圣受惠于译林太多太多。作为万圣的A级供应商，也给我们的努力以充分的奖赏，——万圣被译林列入北京地区十几个“法定”定点销售商之一。但此篇纪念文字，不是讲述万圣与译林15年来往故事，——说来可能平淡。我们之间的确有许多平淡的故事。或许正是这种平淡，使得我们之间保持的了15年不间断的交易（交往），少有纠纷。我们之间算是对上眼了，互相抬举，

惺惺相惜。在译林20周年社庆的日子，我们是发自内心地赞扬它们，由衷地祝愿它们沿着出版的永恒之道，走下去。

    作为读者，从18年前阅读《追》开始，到浏览译林最新产品阿多尼斯《我的孤独是一坐花园》，我所受惠于译林的，更多更多。作为读者，我不能不提及《吉尔伽美什》、《拉维尔斯坦》、《亲历兄弟连》、《尼伯龙根之歌》、《生死朗读》、《教父归来》、《午夜日记》、《伯林谈话录》、《美国精神的封闭》、《项笛传》、《沙龙传》、《查令十字街84号》、《自由与死亡》、《追寻克林索尔》……等书对我的意义。这个书单还可以开下去，很长。它的长度，代表我对译林的感激尺度。作为读者，如同我们对商务、三联、人民文学、上海人民……心怀感激一样，对一个20年不间断给予我们精神食粮的译林社，我们保持深深的感激之情。

北京万圣书园

刘苏里

2009年8月

停博说明

1，  2006年10月开博，11月正式持续写博，我要感谢天涯人物主编李国盛。但后来的乐趣与非乐趣，也都与他有关，多少而已。

2，  此前，我拒绝所有邀请开博的网站。当时我认为，有那么多好书不去读，读什么博客，瞎耽误工夫。我不读博客，也不希望别人读我写的什么博客。

3，  国盛锲而不舍，因此我们也成了朋友。不仅如此，在天涯，果然如国盛所说，读者“质量”颇高。我没有白来开博，我受到太多教益，希望我瞎写的文字，也能给读者带来一点阅读的快意。

4，  删贴之难来了。这引起我的不快。开始我还力争，甚至谩骂删贴的家伙，不管是受人之托，还是主动所为，一律骂个狗血喷头。

5，  后来删的多了，且骂什么都不管用，遂有去意。跟一班傻逼耽误时间，不值得。

6，  我注意中国言论尺度久矣，当然知道这里的上下左右。但于心不甘。此后做零星“抵抗”——其实瞎掰，抵抗个屁——跟屁怎么抵抗，抵抗得了屁吗？但还是不相信，我们的抵抗，是屁抵抗。所以又继续了几篇。

7，  结果是加快删贴。此后，我偶尔写几个字，一个月写几个字。后来，干脆拉倒，我认输不行？省你们的心，我也省心，两造干净。我做我的生意，你继续牛逼。

8，  这下好啦。另外的不省心来了。很多认识不认识的人（朋友），见面就问我博客怎么不写了，——开始我以为别人是客气，没当回事儿，应付两句，甚至随口给个理由，以为过一段时间，客气自然消失。

9，  再后来，各种猜测来了。再再后来，连我毕业后不怎么见面的同学，也问起停博的事儿，我有些疑虑起来。我不能不重视他们的意见。我想起自己开的书店，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某天，有位读者干脆问：书店是你想开就开，想关就关的么？问我一楞。

10，              我第一次知道，（各位看官，容我自恋、矫情一把！）原来还真有些读者，愿意看我那两把刷子乱刷一气。我信了他们的真诚。正好这时，由之、注注兄来啦！

11，              想通后，我决定恢复（断断续续）停了一年半的博客，决心以后不给自己任何停博理由，除非手脚不利索，或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如果你们要删，打不打招呼也不重要，就径行删好啦！

12，              其实，我从来不是为“抵抗”而来。我的国家需要建设。我的人民需要有品质的生活。我是为我的国家和人民而来。韩寒、艾未未、陈丹青，是我的榜样。天涯的力瑾、梁由之、长平、孤云，甚至我的好友蓝紫木槿、胡大侠，都是我的榜样。如果说韩、艾、陈，还是牛逼人的话，天涯的博友，大都是普通人。我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好好学习，天天写字，为我的国家一天一砖，月月添瓦。我们的大厦，一定会建起来。

13，              2009年10月30日，正式恢复博客。

14，              感谢朋友们，感谢天涯！

刘按：此文发表于《南方周末》整整一个月前。发表时编辑予以重要改动。我虽未接到改动通知，但大体理解编辑的用心。这样一篇札记都能挑出有碍观瞻的毛病，我也真服了国朝的言论管理能力和尺度，把每个人，包括报纸编辑都逼成思想警察。此篇说的正是“尺度”，看来都是白说。可叹！

思考尺度决定行走的远近

             ——近期若干历史政治类书籍阅读札记

1，题解

“近期”，主要限定在09年开年至今。“历史政治类”，主要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结，特别是中共党史回顾、反思作品范围。“若干”，这类出版物，年年一堆，月月新品，无法求全，选择若干，代不代表性，不是笔者关注重点。“阅读札记”，一种文体而已，进可攻退可守，说不下去可立马打住，不给自己找麻烦，亦不给他人添乱。
　　

“思考尺度”，这里是特指。指一个民族有能力有机会从事思考的群体，他们总的思考能力，——宽度、深度、强度、向度、精细度、品质度的总和。比如，再显得强大的躯体，如果思考的品质度很低，它永远只能是精神的矮子。在比如，思考方向几乎是思考尺度最重要的指标，“向度”出了问题，再深、再宽、再强、再精细，都将是一场空，不止此，是民族灾难，是只要不调整方向，便万劫不复的深渊。“行走”，是个比喻。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能力，因而也是其可能对人类文明贡献大小的计量器。我想强调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行走”，不止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总和、军事力量大小、科技水准优劣，乃至教育水平的高低，关键在它运用政治道德的能力，支撑政治道德原则的精神质量。“远近”，也是比喻，可以作大小、强弱、多寡等任意理解。

言归正传。

2，还原历史之难

    许多年来，“还原历史”，大家所期待，但最难。可还原历史，是一切大尺度思考的必要前提。思考是在空间和时间背景下展开的，而历史恰好是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铺陈，再加上时空中的人。有了后者，我们发现，人既是时空维度中的演员，也是可以跳出来的观察者和思考者。
　　

    历史还原有技术难点。但真正困扰从业者的，是它的非技术方面，也就是时时陷阱，处处禁忌。这最可怕。一个民族－国家的思考大脑，受困于思考时非技术陷阱和禁忌，还能有什么指望？
　　

    书店里摆着多部大小部头的专著、文集和回忆录，能读的，技术难点之外，大都受陷阱和禁忌的局限。刚刚上市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四卷本/社科文献版），就是一例。作者金冲及，是继胡绳之后，与龚育之等齐名的中共党史专家。金还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家，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51），历史学科班出身。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史纲》看作金一生从事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部大书，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头，结尾定格在2000年12月31日。160年的时间尺度，近120万字的容量，可以说匹配。二十世纪中国史体系性写作，金书为仅见。
　　

    但翻阅完金书，第一印象，是找不到多少史家自己的观点，倒是看到很多熟悉的毛泽东的观点，许多近代史、中共党史传统研究不变的结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金书里，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其曲折、鲜活而丰富的展开，成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注脚——在这里，所有的较力，都为了证明一条真理；所有具体的人都消失了，亿万人存在的惟一价值，就是证明一个目标选择的正确，而这个目标展开的每一个细节，却与他们的福祉没什么关系。
　　

    具体到很多历史事件，比如清末立宪，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共《八七宣言》、夺取政权后的土改、朝鲜战争的缘起以及战争期间国内的经济形势、文革的发动和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的核心成就，等等，原本已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金书中，见不到反映，也没有相应的评价。
　　

    很重要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在金书中，几乎成了一部政治专史，一部各政治集团的斗争史，执政党的政策史、改造史，中国人生活这一百多年的其他方面，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宗教信仰的等等，几乎所有的方面，都消失了。
　　

    何以至此？我仔细寻觅若干章节作者用笔的意图，反复琢磨一些关键事件略去的用心，得出一条结论，就是史家遇到了陷阱和禁忌。我无法相信金不知道高饶事件对后来五十年中国历史的意义，中共政权建立初期征粮、民变与匪乱的内在逻辑关系。然而这陷阱与禁忌，有多少是别人给作者设的，有多少是自我设置？这是还原历史中的一个大问题。

3，史家职责：突围
　　

    突围不仅必要，且有可能。史家的职责，就是尽其所能地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其重要意义，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一个民族－国家的健康成长，很大程度依赖史家的责任与良知。
　　

    案头有五部作品，在“突围”上各自下了工夫，有些篇章，颇见思考力度。

    杨奎松，北京大学、华东师大教授，中国现代史专家，新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两卷/江西人民版）。看上去，这是一部文集，其实可作专著阅读。全书18章，写作时间15年，涉及中共建政26年的历史（1946－72）。多数章节先后在较偏僻的期刊发表过，有几章此前读过，但逻辑在一起，还是给人新的感觉。上卷9章，以内政为主。下卷9章，以外部关系为主。因为称“建国史研究”，少了以偏概全之嫌，反而因主题突出，一章一拳，多数打在有效部位。有关中共建政的外部关系一卷，写得尤其出彩。这一卷，杨重点写了中苏、中美、中朝、中越、中国－东南亚国家，等等双边关系，写了两岸对峙，还写了中共外交政策的演变、毛泽东世界革命构想与实践，特别在背景复杂的关系中分析了毛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毛的研究，还使用了心理学、性格类型学工具，是大陆同题研究所鲜见。
　　

    因是专题“研究”，所以很难建立起体系，至少上卷看不出有什么事先规划。但我们还是能读出作者某种大的企图心，或许假以时日，作者能做出一篇成体系的中国现代史大文章来。
　　

    林蕴晖，国防大学退休教授，中共党史专家，去年出版了《国史札记·事件篇》，今年又推出姊妹篇《国史札记·史论篇》（上海东方版）。作者将作品取名“札记”，可说谨慎之极。但这并未妨碍作者探求毛泽东要“资本主义十五年绝种”提出的背景和涵义，比较毛、刘、周、邓、张（闻天）社会主义思考之异同等诸多问题时，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决心。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九州版），是一本连续出版物，由华东师大教授韩钢、《历史研究》前任主编徐思彦领衔。本辑研究集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中共干部任用制度的形成，到政权对私营报业的改造，从城市“割瘤”（城市改造）到五十年代初民变与征粮的关系，专题研究、对比研究、史料辑录、回忆口述，可谓琳琅满目。布朗、王海光有关中共掌权初期贵州历史的研究，观点不同，但各有新意，选题具有开创意义。
　　

    沈志华主编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三卷/社科文献版），是由28个专题构成的一部苏俄社会主义史大书，120余万字。它有三个重要特点，也是此类著作突破性的标志：第一，云集老中青三代史学研究者，年轻人为主，以老带新；第二，大量使用近年公布的苏俄档案（董洁的研究，甚至中、英、俄、朝史料并用）；第三，选题有重要突破。仅拿第三点而言，若干选题，此前少有研究者问津：对苏联干部住房制度的研究，对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背景的讨论，以及执政党与东正教的关系、苏联朝鲜托管政策的形成、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等研究，都是开了先河。
　　

   主编沈志华，时任华东师大教授，是大陆重要的冷战史研究专家、苏联史专家。在主编者言中，他特别强调苏俄社会主义史研究运用实证方法的价值，力求做到主要选题要“专”，从“专”中试图得出一般性结论。培养年轻史学研究者，是该书主编的用心之一，为弥补俄罗斯史、冷战史研究青黄不接之缺，奠定未来基础。顺便提及，今年是沈志华教授学术成果丰收的大年，除《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新华版）再版，还有他与李丹慧整理的《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复旦大学版）的问世。他与杨奎松共同主编的八卷《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相继出版。
　　

    侯凤菁的《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新华版），是截至目前，大陆研究该专题最重要的著作。该作为1956年匈牙利人民反抗暴政举行的起义正名，为起义付出生命代价、以纳吉为核心的英勇牺牲者们辩诬，还以大量原始资料，详尽描写起义的过程，分析起义的原因，论证极权主义体制必遭人民唾弃的根本原由。作者1970年代便被派往布达佩斯，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对匈牙利进行长期观察、报道。他对匈牙利1956年发生的镇压事件，抱以极大同情，但叙述不失史家的严谨和客观。
　　

    上列作品，或史料，或方法，或观点，或选题，各有突破，而最重要的突破，是在观点与结论方面，证明某种程度对陷阱和禁忌的突破是可能的。

4，另一种史书：在责任与利益之间

    历史研究依赖史料的挖掘。史料分客观存在着的（档案、报刊、日记、信函、电报等），和作者主动提供的（回忆、口述等）。其中后者的难度更大，因而意义也更大。我把所有提供给史家研究的回忆、口述，称作“另一种史书”。专业史家作品质量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史料提供者的责任心。在此意义上，好的史料提供者，也是史家作品的共同撰写人。难得一见的史料提供者，不仅提供可信的史料，还有独到分析，有反思，有批判，他们几乎就是史家了。
　　

    往往，责任心有利益作平衡，使得史料提供者的作品，人云亦云，东躲西藏，甚至有意回避核心事实，乃至编造“真相”，混淆视听。因此，“难得一见”更觉珍贵。这里介绍的《问史求信集》就是这类难得一见的史书。

    《问史求信集》（红旗版），是“中央文革小组”初期成员阎长贵的文章结集。作者身份特殊——兼任江青1967－68年秘书（阎长贵），和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书中披露的大量文革初期史料，对深化认识文革发动，意义非凡。书中，作者澄清了吴晗“海瑞罢官”案、“五、一六通知”出台、陶铸案、上海“一月风暴”发动、“全面内战”口号提出、毛泽东与江青的真实关系等重要历史事件和悬案的脉络。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及其灾难，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有着深刻的分析。可贵的是，作者深陷文革，对自己做过的事，却有惊人的反思（阎长贵）——他是陶铸案加害者之一，虽然是次要角色。两位作者也是文革的受害者，1968年初，先后被关进大牢，75年才获开释，又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获得平反。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受害者，就一味喊冤，诬陷加害者，保持了做人的基本伦理底线和另一种史家的客观公正态度。

    与《问史求信集》相比，另一本当事人的回忆文字——《周恩来与“首都工作组”》（中央文献版），在责任心与利益之间的平衡上，便有可圈点之处。作者张民，退休前任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军事战略学研究员。1965年，毛泽东鉴于北京的安全形势，批准周恩来组建“保卫首都”的军事性质的“首都工作组”，张从总参调任该组工作，直到1967年该工作组撤销。这个工作组之神秘，保密要求之高，在军人出身的张民看来，匪夷所思。作者由于全程参与“工作组”工作，又在周身边，加之该项工作的性质，因此有机会了解文革初期大量的内幕故事。这方面，作者尽了很大心力，我们第一次详尽知道了“首都工作组”组建内情，以及周毛在此工作组存在期间的微妙关系。但作者止步于此，对文革发动者、重要参与者，百般辩护，而对他们的言行，缺少应有的分析批判，令人惋惜。

5，历史思考的尺度
　　

    历史是有刻度的。每临近一个重要刻度时，人们往往自觉开动大脑，总结过往，点评事件，藏否人物，对它们重新给予解释，赋予新的意义，历史学家，首当其冲。

    然而，许多因素，限制了史家的视野，因之也限制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思考能力。历史思考中的大尺度，无从谈起。
　　

    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历史思考的尺度大小，有三个方向标准。一是横向参照，主要测量宽度，当今最大的尺度，无疑是世界规模的，仅此言之，以上所列作品，除杨、沈有些意思外，余者皆十分缺乏。二是纵向参照，以测量深度——对本（该）国几千年历史的掌握情况，这对每一位近现当代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严峻挑战。以上历史作品，无一例外，都缺少纵向比较，和引历史故事为佐证的维度，就事论事，一个萝卜一个坑，历史的经验，在这里湮灭了，古人的智慧，无法蝶化蛹般地激起现代人的灵感。金冲及的著作，在少数章节段落里，有此境界。第三，是内向观照坐标，即史家在历史研究中，自我观照的自觉与能力。缺少这一点，所谓对历史事件中的人作同情式理解，便是一句空话，努力做到回到历史现场，只能是幻想。这一点，侯著好些，但也仅仅与其他作品相比才说得上。

    历史思考需要尺度，尺度大小，思考品质高低立见，而一个民族－国家的健康状况，与此有绝大关系。历史学家，任重而道远。我们殷切期待着他们新的成就。

醒客夜谭30：SEE换届选举观摩

SEE，是阿拉善生态什么会的缩写。昨天举行第二届第二次换届选举。

很早，秘书长Y兄便告诉我消息。会议头一天，Y兄和副理事长Z老友电话我，问我是否出席、观摩。

推掉其他事儿，下午到达会场，已是一片热闹，正在进行的是参选人发表参选演说。据说此前演说已有七人，我听了最后四人，熟悉的有北大校友杨利川，多少年未曾谋面，岁月在人脸上留下无法挥去的印迹。王维嘉我也知道。两人的演说都很有意思。杨发表演说时，让我想起29年前，海淀人大代表选举，北大选区他参选时演说的情景。年轻有为、怀抱理想的一代人，就这样被熬过去近30年，重温“旧梦”，我不知道利川做何感想？

出席观摩和采访的人，似乎比正式到会的阿拉善会员（王石告诉我是86人）还要多。我属闲杂人等，落座，竟有数位熟人、朋友间杂左右，——有香港大学某中心的X博士（女），有某出版公司的L总经理（女），有该会发起时的幕后推手，某将军女公子N大姐，有《南方周末》记者老友XS，有某报记者某某某，有我多年不见的某政府高官W先生，北大政治学副教授H，等等。很快，忙前忙后的杨鹏秘书长，一脸兴奋路过座位，我起身向他道贺会议行行如仪；副理事长张树新女士，我二十多年的老友，站在主席位置，正主持全场活动。前届理事长王石走过来，我起身问候，说“退役了？”，王说“还在任中，一小时后正式卸任！”我笑王的认真和诙谐。看得出来，他们多少年的工作，在激烈的搏弈中，慢慢显出秩序和气象，毕竟，他们是认真对待这局面的开启与达成，可能比做生意一点都不差。

N大姐引我认识可能即将出任下届理事会理事长的H先生，一位台湾企业家。他是残障人士，不便起身，我向他道贺致意。

原某NGO组织重要成员、现供职某报社的Y小姐，面带微笑匆匆而过，刚好打照面。她不失时机地把录音笔递过来，采访我身边的老熟人W官员，我俩多年不见，正聊得欢，面对机器，只好中断，我做理解状——Y小姐我认识。

选举结果出来，上届监事会主席任志强宣布选举结果。章程委员会，冯仑等三人当选；监事会，刘晓光等五人当选；理事会，H先生、王维嘉等八人当选，王维嘉得票第一，利川得票第四。各组分别在举着牌子的姑娘导引下，到指定房间开闭门会，选举领导人。

三个委员会成员的选举，86名会员在一张选票上分别划勾投票，总共废票只两张。

五点多一点，任志强宣布各委员会领导人，冯仑当选章程主席，刘晓光当选监事主席，H先生当选理事长，全场爆以热烈掌声。

我想看的就是这一幕。可惜，竞选演说只看了四人。

一个规模不小的协会，选举如此公开，以我所知所见，此为第一。

它们是公开的，公开就要接受监督，竞选人都要放下腰板，选上的人，必须全力以赴为会员工作，做不到，下届一定会被选下来。

我侧头问高官W哥们，“更大、更根本的选举，什么时候到来？”W哥们知道我说的意思。他的回答令我吃惊：“已经开始了，不久将会扩大到你想像的范围。”我将信将疑。他说：“基层选举搞了许多年，谁还敢说农民素质低，中国人无能力举行选举？”我说，“只基层，乡一级便切断了。”他说：“所有人都期待着，能抻多久？”我当然期望他所说能够实现。

有一位竞选者的承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保证每年投在SEE的时间，不低于60天。这承诺朴实而硬朗，没有一点虚的。

杨利川说，希望大家投我的票，如果当选，有机会为大家服务，是我的荣幸。如果落选，我也不气馁，因为选上的，一定是比我做的更好。

他们都没有取悦“选民”的蛊惑之言，讨好选票的媚俗作秀。因为你怎么样，大家都比较清楚，说多少多好，不如实际行动。如此说来，这个协会，还是一个近乎社区大小的规模，百人会员左右，大家像是邻居，彼此了解，有一种信靠，说好听话，作秀，只能让大家不齿。

老刘按：这是我今年四月十八号唐逸先生作品（《幽谷的凤》·三卷）发布会上的即席发言。会后，作了修改。记得那天会议，由吴彬女士主持，嘉宾有沈公沈昌文，秦晖，（何）怀宏等十几人。会后，我们与唐先生、唐夫人共进晚餐。时隔半年有余，另我吃惊的是，竟百度不出一家媒体对会议的报道——当时在场的媒体有很多家！或许有些媒体的报道，并无机会上网？舍此，媒体势力至此，令人难以置信。

昨天，友人梁由之兄访万圣，网络大侠注注同行。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后，由之才透出来访主题——再次督促我恢复天涯博客，情真意切。说“再次”，是因去年底，梁兄从深圳打来电话，主题之一，就是催促我不要放弃天涯博客。我轻易答应他愿意试试，随后也写过几篇，但终于有负梁兄和天涯结识的诸位朋友，很快停下来。梁兄此次督促，语虽和缓，但意思不免严苛，让我万端惭愧，无地自容。感谢由之和注注！你们的教训，老刘在此领过。

唐逸：飘逸与凌厉

              ——在唐逸先生作品发布会上的发言

从外地赶过来参加唐先生作品会，很重要的原因是旅行中的一个契机。

此前我虽然答应邀请，但不能保证18日前赶回来。

唐先生的一个老朋友，我们同机到上海。等飞机时，我拿着唐先生的书在读，那朋友问我看什么书哪，我说唐逸的书。哦？他说，我给你讲讲唐先生的故事。

我无法仅凭作品，非常抽象地理解一个人。我必须通过一连串的故事，甚至加上直观感受，才能建构起对一个人的立体印象，这时，我才可以说说这个人。在这个朋友给我讲唐先生的故事之前，我接到了作品会议的邀请函，唐夫人给我打过电话，还有几年前买过唐先生的《荣木谭》、《理性与信仰》，但是我没有读过——这是我对唐逸的全部感知。浙大出版社送我唐逸新作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唐逸是谁。前天上飞机前，那位朋友很惊讶看到我手里唐先生的书，意思是说唐先生的书还能出——这是我猜的啊。由此引起我的好奇。于是他给我讲了某年在瑞士他与唐先生交往的故事，以及唐先生讲给他听的早年的故事。唐逸的形象一下子就丰满起来，有了立体感。

    故事中有一个细节，与书中和大家刚才讲的不太一样，在此我向唐先生本人求证：他说您大学毕业后，是辞职，而不是被开除。是这样么？这个情节特别关键，这是我建构对唐逸立体印象和进一步理解的核心要素。那位朋友说唐先生人很“好玩”，“是个奇人”，首先因为他辞职这件事情。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生敢辞职的，我不知道是否有第二个人，我完全不能想像那样一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唐先生后来的生命轨迹，如果建立在辞职叙述轨道上，而不是被开除，可能是我们理解唐先生作品的关键环节之一。至少对我而言，因为辞职事件，唐先生的形象在我脑海中，突然变得伟岸起来，使我顿生敬意。他后来的立场，始终不渝的立场，一定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几天旅行，一路读下来，的确如此。

就我的知识结构与积累，我没资格评价唐先生的作品，包括被称作“散文”的那些篇章。唐先生显然受过极专业的分析哲学训练，论证的逻辑性极强，加上他深厚的学识，和渊博的古今中外知识，——对付一点都很难，而要全面体会，进而作出评价，简直不可能。但有一点，我认为读懂了，至少感受到了，就是唐先生作为专业的学问家，他对现实的由衷关切。这中间似乎有强烈的反差。这让我想起史华兹先生，余英时先生，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极专业的同时，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林同齐先生在总结史华兹研究风格时，专门用了“关切”这个词，给我很大的振动。

其次，大家仔细读唐先生的作品，会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叙述、文字，都有一种飘逸之美，逻辑之美，环环相扣，一丝不苟，但常常又表现出凌厉的批判姿态，绝不妥协的姿态。这一点尤其令我吃惊。

一个人几十年遭受那么多挫折，历经那么多磨难，却还能在保持专业水准的同时，同时保持清晰的批判眼光，还能行云流水般地做着文章，对中国文明走出低谷，怀着一种信心，至少让我很受震惊，很受教育，也很受鼓舞。

虽然我无法全部读懂唐先生的作品，但我还要谢谢他，——作为一个普通读者。

    我的发言有些语无伦次，请大家原谅。

终于有一天，人人都学会不喘气地活着，它们的国便变得更加强大了！

但它们的国不是我的国。

向所有原本喘着气但被暴力掐断的同胞们致哀！

自欺欺人还是无耻愚弄？

“国家统计局回应平均工资数据虚高质疑

有关部门对上述职工平均工资的统计给出了一些解释，按照相关解释，目前的职工平均工资统计，所涉及的统计对象还只是企事业单位、机关与社会团体，并没有将社会中小企业纳入。而且职工工资总额计算方法不是按实际发到职工手里的现金计算，还包括单位代扣代缴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

　　根据有关部门的解释，所谓“职工工资”原来只是全体职工中间的一部分人，而这部分职工还基本属于社会中收入稳定且比较高的那部分，于是，所谓“职工平均工资”高于大多数市民的实际收入便在情理之中了。但这种一部分的收入统计数据，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又有多少可参考的价值？”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每日赔偿金为111.99元

　　本报讯 （记者李静睿）最高人民法院昨日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额，今年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的赔偿金为111.99元，比上年增加12.68元。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2008年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111.99元，比上年增加12.68元。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这一标准执行。

　　《国家赔偿法》从1995年开始实施，但各界对于其赔偿标准过低一直存有质疑。去年10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但是尚未涉及上述条款的修改。”

上引文字，均为公开报道（部分）。“事业单位、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有多少一般理解意义上“职工”的含义？为何公开全社会“职工”平均年收入同时，未作上述说明，等到一片质疑时，如此搪塞障眼，文过饰非？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每日赔偿金为111.99元”，据说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额”而重新设定的。且不说侵犯公民自由（每日）是否可与08“职工”平均工资数额相等价，就是回到最原始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日收入超过此数，那么国家对此的赔偿，也以每日111.99元作价么？更为严重的是，如此荒唐的逻辑，是如何进入政策制定者脑袋里的？——一个被国家公务机关侵害的国民，其被侵害的状况，可以以某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日均数额相抵。你们就是用这种乌龟王八蛋的逻辑治理国家的么？

最严重的腐败，是全民腐败；最大的腐败，是人心的腐败；最可悲的腐败，是自己（包括我）参与全民腐败而不自省、沾沾自喜、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式地批评别人的腐败。大人们差不多没救了，那么有良心的大人们，不指望自己（包括我）迷途知返，那就救救孩子吧。鲁迅周作人痛批中国文化“吃人”，也呐喊“救救孩子！”

愤怒激发我们思考的热情。有一天，连愤怒都没有了，思考必定停止，思想随之消亡。鲁迅讲，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前一个“沉默”，可能是思考的状态。所谓“灭亡”，就是根本不思考的沉默的结果。所以，有两种沉默。一种在愤怒中爆发，一种在不愤怒中灭亡。

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

拜伦（？）：“愤怒出诗人”。

残雪：“没有愤怒，当初我们也不会开始写作。”

精神上不能独立，再高大健壮、再有权势、多有财富、多么美丽、“自恋自信自我”，都还是孩童。

摆脱精神束缚，是一个人的成年仪式。它是一个过程。但过程不那么重要，结果更重要。

通过自省，不是一日三省吾身式的，或是进入摆脱精神束缚的幽暗大门。期间的痛苦，可能难以想象。

老刘按：必须承认，我们开书店的经历，要比罗志华先生幸运一些。自去年二月罗先生葬身书堆，我就在想，比之他和他的青文书屋，我们幸运在哪儿？是我们书店开在北京么？还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大陆经济起飞的大环境？好像都不足成为答案。总之，我没有答案。没有答案是什么意思？大概只能用我的“必须承认”可能是个伪命题来解释。大概是我们今天还活着，仍开着书店，来跟罗志华已然逝去的青文复兴计划的搁浅比较罢，“要比……幸运一些”，也未可知。
　　

但有一点我想得很是通了：书店是印刷文明的产物，而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得益于纸张、印刷多矣。书店就像印刷文明存亡兴衰的风向标，它能测出这一文明走向的隐秘轨迹。据说，人类上世纪末已进入网络文明时代，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如果不是相反，起码也不是相成——书籍还在以传统方式出版，人们还在以传统方式阅读。然青文和罗志华的命运，是个案么？仍不好说。以我观察，尽管独立书店在减少，但的确活着的还坚强活着，死去的还寻求机会，东山再起。青文将再次跃出水面，便是一个明证。看来，一部分心有不甘人们，决心与时代交手的时候，并没把谁摔倒谁太当一回事，——他们的姿态已给所有此类行为的正当性，作了很好注脚。
　　

感谢大风之友传来此文。

“二楼书店” 辗转二十年

3月初的香港，位于繁华街道的三联书店，正在开着一个追思会。被凭吊的人，生前穷困潦倒，赖以谋生的小店铺由于负债累累被勒令清盘；这个人，生前从未出版过只字片语。但是，还是这个人，死后被誉为香港的“文化推手”，在他去世后一个月，仍然有许多文人，对着他的照片，一遍遍怀念，一遍遍回忆。 
　　2008年2月19日，香港本地报纸的港闻版刊出一则新闻：除夕夜前，某偏僻货仓“货物”倒塌，压死“从事货运代理的小商人”，事发14天后，才发现早已腐败的遗体。更确切的情况是：货仓里迎面倒塌的，是整整20箱书。被书埋葬的，是青文书屋的主人罗志华。这个爱书如痴的人，让书本变成了他的墓室。  
　　追思会上，一位嘉宾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人们陷入了沉思 —— 在这个时代里，被阅读的书，和阅读书的人，究竟是谁在为谁坚守？ 

青文书屋 
　　1981年，第六届青年文学奖筹委会主席张楚勇和十几名青年文学奖获得者聚在一起，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合股租下湾仔一家写字楼的二楼商铺，开了这家名叫“青文”的小书店。 
　　那间书店真是可怕，就连最明亮的正午，楼道里也都昏黑一片。书店里四壁全是书，一直堆砌到天花板边上，只余一条逼仄的过道，过道上隔三岔五地站着几个人，动也不动地低头专心看书 —— 这样的看书人，香港人把他们叫做“打书钉”。 
　　书店开张前，第五届文学奖筹委会主席陈庆源写下了这段豪情壮语 ——“我们有一个宏愿，要建筑一座坚固的大桥。桥的这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桥的另一端是通向人类终极的理想。我们坚信，文学能导人思索、发人深省，更能开拓人类的创造力，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建立理想的世界。” 
　　青文的一干创始人办征文，搞讲座，举行文学生活营，组织出版文集，在大学和中学里搞大型书展。网罗香港的杰出作家当评判，到台湾找到雕刻家朱铭为书屋雕出李白醉酒的奖杯，更跑去北京拜会朱光潜、沈从文、艾青等文化大师，把访谈内容刊成单行本。当时，文史哲书籍非常好卖。青文书屋挑书的本领又确实独具只眼。“走向未来”丛书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和内地几乎同步开卖，售价是人民币标价的10倍，却依然几次断货。历届青年文学奖的手制单行本文集一再扩印，最高时再版1万册，不出一年便轻松售空。 

接手青文 
　　1988年，青文的创始股东们决定把股份全数转卖，罗志华以高出两成还多的出价，赢得了书屋。 
　　罗志华接手后，青文开展了订书的业务。往来其间的熟客如果听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可以直接向青文订货。客人下订单的大多是一些冷僻难销而又价格不菲的书籍，除了青文，恐怕在香港再找不到一间书店愿意这样不惜成本地四处寻找。 
　　有人说，罗志华接手后的青文举办文化活动少了，各项服务业务却多了。或者说，青文的理想化色彩少了，却成了一家更纯粹的书店。确实，尽管20年来一直在和书打交道，但罗志华从来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发表文章，更没有著书立说，只是默默地做着一间小书店的经营者。 
　　16岁那年，一直认真努力学习的罗志华突然决定辍学，“本来以他的分数，是应该可以念香港大学的”。罗志华的理由很简单 —— 念到历史书时，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让人不开心，华人觉得在香港没什么发展空间。而望向现实社会，也会发现读书人身价不值几文，生活日新月异的，都是生意人。辍学后，罗志华去三联书店当店员。 
　　旧同事们对青文的未来并不看好。当时，青文月收入在七八千元左右，除去租金水电后所剩无几。青文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一些别无买处的好书和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单行本。前者主要是从内地进货，后者则是香港的本土力量。罗志华接手还不足一年，内地的人文社科类丛书数量突然大减，进货渠道也出了问题。而最早致力于青年文学奖的那批人陆续离去，青年文学奖在高校里的影响力渐渐淡了下来，单行本再也没那么好卖了。 
　　罗志华的方法很简单，青文取得了出版社的牌照，一边用以扩大书屋的影响力，另一边又把在装帧、校对、出版等环节取得的收入全都贴补进书屋的日常经营。由一个小老板进化为独立出版人，罗志华的举动在当时的香港极为鲜见。 
　　香港出版社是纯粹商业机构，畅销书作者炙手可热，但一些冷门的书刊哪怕是苦心经年写出，也很难有出版社答应为其出版。在罗志华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订装、一人搬运的“一人主义”之下，陈云、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这些今天依然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作家出版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 

一人战争 
　　尽管内地和香港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环境，但两地在阅读市场上却有着相同的脉络 —— 文学类书刊在上世纪80年代迅速兴旺，又从90年代起迅速衰落。旅游图书、八卦杂志总是高居畅销榜的前几位，读者依然，口味却变了。对此，作家马家辉用一句不失诗意的话来概括 —— 每一代人，都会有一种文化形式去承载他们的理想。而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代，选择文学。 
　　在别家“二楼书店”已经腾出大半空间用来销售DVD的时候，文学书始终在青文坚韧地唱着主角。书屋自行出版的书从初期的四五种增加到三四十种，书店里又无法再腾出空间，罗志华便索性将新出版的书层层叠叠地堆在书架前，经常有读者因为书籍杂乱颇有微辞。 
　　罗志华没日没夜，只是埋头在收银机后面，穿简陋的T恤，戴厚厚的镜片，连吃盒饭都不出来，忙着编书、校对。客人来了，爱理不理；书乱了，也爱理不理。朋友劝罗志华好好经营，要不就干脆转型。他却说，懂书的人，乱也自然会来。 
　　不过，客人却越来越少了。几年来，处于昏暗楼层的青文书屋不知换过了多少只灯泡，但出现在罗志华面前的顾客却总是那些面容，无非是年复一年，多了皱纹，少了头发。 
　　有时，罗志华也会向熟客抱怨生活的不便 —— 没钱交租、缴不出话费被强停手机、要到偏僻的公共浴室洗澡、找到一家便宜饭店，一份盒饭只卖10元，但要走很远…… 
　　1991年起设立的香港双年奖是支撑青文的一大动力。它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创办，目的就是为鼓励香港本地作家写作，奖项分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和儿童少年文学五个类别，每个类别各设双年奖及推荐奖一名。在已评出的九届双年奖中，青文出版的书拿到了12个奖项。 
　　但青文，仍然像朵微弱的小火苗，能够跳动多久，谁又能说得清呢？  
　　香港作家叶辉记得，罗志华非常欣赏台湾诚品书店出版《诚品阅读》免费供读者索取的方式，他估量香港的大书店绝不会做这种赔本买卖，便独自以最低廉的成本出版了《诗潮》和《青文评论丛书》。“如果说在零售上他无法跟大书店竞争，起码在出版上，他做了一件连大集团也做不到的事。”叶辉说，“ 在我看来，那是一场很不公平、也很不聪明，但非常了不起的‘一人战争’。” 

壮志难筹 
　　最终，马家辉成了青文书屋的最后一个客人。下午，马家辉接到了罗志华的电话：“你还约好一套《钱钟书全集》在我这里，快点来取，明天就要关门啦。”傍晚6点，马家辉准时出现在青文书屋，罗志华正在打包书籍，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为什么不来个清仓大甩卖？”马家辉问。这是多家“二楼书店”关张前的最后一课，反正已经资不抵债，存下的图书如果不减价清仓，也只好当作废纸卖掉。“卖你个死人头。”罗志华毫不客气，“我把书全部搬去货仓，等有机会重新开店时，再来卖过。” 
　　拎着两大包书，马家辉有些黯然地走下楼梯。罗志华正忙着用螺丝刀卸下招牌，小心地抬到店里仔细抹干净。25年后，青文终于在2006年夏天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句号。 
　　2007年11月16日，在青文书屋已经关张15个月之后，由青文出版的《飞天棺材》和《滴水观音》，获得了第九届香港双年奖新诗组和小说组的两项大奖，无意中成了青文书屋最后的纪念。 
　　整个2007年，罗志华都没有出席什么公开场合，只是不断在电话里对朋友们讲述他的“复兴计划”—— 总有一天，青文会重新开张的。话筒对面，无人相信。就像他宝贝似的收藏的那几十箱书，搬到大角咀工业区工厂大厦一个约10平方米的狭小货仓，他把那里叫做“青文出版社的陈列室”，只是没有人光顾过。 
　　冷冷清清之中，噩耗传来。很多朋友开始怀念，悔恨没有在之前多帮罗志华一点。叶辉曾在青文最窘迫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所有版税，还倒贴钱帮罗志华印书。青文结业时，一番苦心变成白忙，“不过，我付出的无非是钱，罗生付出的却是命。” 
　　在所有的悼念之中，也许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的一句话更能说出众人心声 ——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 

过于喧嚣的孤独 
　　2008年5月4日，港岛上环举办了一个并不普通的拍卖会。会场上，循环播出着一部15分钟的木偶动画片《Too Loud a Solitude》（《过于喧嚣的孤独》）。主人公是一个废纸回收站的工人，孑然一身，没有妻儿朋友，终日在肮脏而潮湿的工厂里将废纸和旧书压扁回收。他从废纸堆中捡到不少令他一生受用不尽的旧书。最后，他被解雇了，失去了生命中唯一的价值，便抱着最爱的几本书跳进压纸机，按动开关，将自己和书本一起在机器中压碎。 
　　这场拍卖会，全为了实现罗志华的遗愿。罗志华去世后，姐姐罗清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张4716元租金的发票，才得知他已租下了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一个70多平方米的单位，又买了4台新计算机，准备再开青文。得知消息，青文的旧书友们无不惊诧：罗志华的“复兴计划”居然不是白说的。 
　　叶辉、游静、岑朗天、陈智德、邓小桦、陈志华、袁兆昌……一干香港文化人迅速搭建起“青文临时小组”，举办拍卖筹款活动。拍卖会上，几米送来了亲笔签名的书画原稿，罗志华是最早把几米画作引到香港的书商之一；词作家林夕送来了他珍藏的画作，在能够精当地选词造句之前，林夕一直是青文书屋的常客；叶辉送来了收藏多年的一套书，21本“文化视野丛书”和13本“青文评论丛书”，记载了青文书屋的罗志华时代……在所有拍卖品当中，最让众人动容的，还是那部动画短片，剧情宛如罗志华单调而丰富的一生。这部动画片，刚刚在美国艺术家Genevieve Anderson手中杀青。在听说罗志华的事情后，她立刻把拷贝捐出，说：“当我向别人转述罗志华的故事时，所有听过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整场拍卖会共筹集了7万多元钱。按照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每月6000元的租金计算，足够维持一年。 
　　5月8日，叶辉、游静等几个朋友到石硖尾实地勘察。地方虽偏僻，却由政府投资建立起了一座堂皇的写字楼，专做扶持文化事业之用。楼盘周边，有简陋却实惠的茶餐厅、星罗棋布的学校、剧院、大排档，俨然十几年前“二楼书店”旺盛之时的旺角。 
　　那间由罗志华订下的铺位里，四壁空空。房间正中堆放着十几箱藏书，这些书，从青文书屋挪到大角咀仓库，又从仓库挪来这里。再过两个月，它们就要被重新摆上货架。青文又要开张了。

刊载于： “二楼书店” 辗转二十年 作者 甲子  2009-2-10

老刘按：接不认识的友人传来余英时先生的文字，又读一遍。说“又读“，是我手头上正好有中文版的《一滴泪》，一位台湾朋友送的。我转此文，是想让对那一段历史毫不知情的同学们，通过余先生的序言，进而发生兴趣找巫宁坤先生的原作来读。现在好像不时兴回顾以往之种种，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意思，除了泄气还是泄气。最好多来鼓气的。毕竟，我们大国崛起了嘛。毕竟我们可以对美国人高喊“中国不高兴”了嘛。殊不知，今天你们面前的道路，是“历史滚滚车轮”碾过巫宁坤们（聂绀弩们），甚至刘少奇们（习仲勋们）铺就的。当然，他们中有些人也曾是历史滚滚车轮的一部分。一个健忘的民族，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这是谁说的来着？一个对历史毫无之情，或闭目塞听，甚或视而不见的人，说轻了，你们是狼奶喂大的一群。还他妈一天到晚杞人忧天似的装大尾巴狼，今天看不惯这个，明天挑战那个。我真怀疑，真动起刀枪，你们会他妈躲到哪家的裤裆里！整天价享受着一切现代化成果，咒骂现代化；跟着全球化敛财，嘲笑全球化。你们自己说，你们是什么东西？是为按。

余英时：《一滴泪》序

大约十年前，我便读了《一滴泪》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当时感受很深，至今犹在记忆中。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运用高超的文学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难——从个人、家庭到亲友——生动地勾勒了出来。作者文笔的流畅自然，显示出他在英美文学与语言上的深厚造诣。他将三十年的坎坷人生归结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尤使我为之击节。在中国文史传统中，这正是所谓‘春秋笔法’。当然，作者的隽语是从西泽（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脱化而出的，经过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学修养和匠心独运，即此可见。

这是我在未识作者之前对于《一滴泪》的认识，应该说是相当客观的。我当时对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无所知，更不必说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读《一滴泪》原本时，我发生了一点悬念，使我渴想一见作者其人。什么悬念呢？作者是应燕京大学的西语系教授赵萝蕤电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则恰好于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历史系二年级，读过一学期的书，当时教我英文的便是赵教授。一学期下来，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热心又亲切的老师。我记得她曾请全班同学去她家中吃过一次饺子，也见到了她的先生陈梦家。后来我的专业使我时时有机会阅读陈梦家有关甲骨、金文、汉简的著作。阅览之际，我总不免怀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陈梦家不甘受辱而自杀后，我更想知道赵教授的处境。我曾听说她一度陷于精神崩溃的状态，但传闻不详，终成为我的一个悬念。我想《一滴泪》的作者一定会告诉我不少关于她的事情。

几年之后，我偶然在《吴宓日记》（第九册，页八六、一○八）中发现了‘巫宁坤’三个字，下面注语说：‘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翻译’，我才确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陆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华府国会图书馆读书期间，由于高克毅先生的介绍，我才有幸与巫先生同席，这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接谈之下，我不但知道了关于赵萝蕤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结识了这样一位才华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辈作家。当天听巫先生谈论，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里如一；一席话之后，我便完全懂得：他为什么绝对逃不过毛泽东的‘阳谋’了。

回到普林斯顿之后，承巫先生寄赠《一滴泪》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将此书重写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纲领虽与英文本不殊，但在叙事方面则详细多了，使中国读者能由语境而深入情境，尽其曲折。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断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价值。本书有五章是根据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写成，其中事实都在作者的闻见之外。作者运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难的经历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好像是佛经上说的‘两束芦苇，互倚不倒’。这不但是文学的技巧，而且有象征意义。巫先生之所以终能‘幸存’下来，如果没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夫人给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冻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监’，送食品之外更为他的病情而向原单位要求早日释放，他也可能饿死在清河农场。（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中所写清河农场的情况恰可印证。）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难时期，也一直是‘两束芦苇，互倚不倒’。

但是本书的最高价值并不止于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难’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写出了中国知识人在历史上最黑暗期间的‘心史’。在毛泽东‘乾坤独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识人都在炼狱中受煎熬。大致说来，中共政权成立之初，五、六十岁的属于老一代，三四十岁的属于中年一代，二十岁前后的则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陆思想气氛开始松动的时候，老一代知识人或死或衰，已发不出什么声音；中年一代则已进入晚景，惊魂甫定，战战兢兢地保持着刚刚得到的‘皇恩浩荡’，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时正进入中年，精力虽然旺盛，但成长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社会中，一时还没有足够的精神与思想的资源，作为反思三十年劫难的凭借。巫先生独能在一九八六年写成〈从半步桥到康桥〉自传初稿，五年以后又扩大成《一滴泪》，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异数。从客观条件说，作者的‘劫后余生录’不但是在英国和美国撰写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由于具有这一客观的优势，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写出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来。这里必须重视的是作者的主观条件。

巫先生的《一滴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人‘泪海’中之‘一滴’。然而这《一滴泪》也如实地折射出整个‘泪海’的形势，也可以说是‘泪海’的具体而微。这是我断定《一滴泪》是知识人‘心史’的主要根据。能写出这样‘心史’的作者，必须具备一项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即在精神和肉体都被践踏了三十年之后，还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复了精神上的自我。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曾会见过不少老一代的知识人，而且还包括过去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谈，我便发现他们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状态（disoriented）。在几十年以暴力为后盾的不断‘思想改造’下，他们原有的精神自我竟彻底散灭了。就我所见到的文字记录而言，似乎也只有陈寅格、吴宓等极少数的人还能至死不失其故我。这使我不能不五体投地佩服巫先生的巨大而坚韧的精神抗力，能够数十年如一日，顶得住铺天盖地而来的胡言乱语。他并不是在一九八六年开始写自传时才神定气足：早在‘右派’尚未彻底改正之前，他便已‘故态复萌’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成都‘全国外国文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发出了狮子吼——‘选取自由的文学，谢绝奴役人的革命！’事实证明，他说出了人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所以会后许多同行纷纷向他致敬，有的还含着眼泪。正因如此，我才毫不迟疑地认定他的《一滴泪》写出了整整一代知识人的‘心史’。

巫先生在一九五一年回国之前，已具备了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他的价值意识及由此而衍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已大致定型。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经过无数劫难而始终保持住原有的价值系统。他好像庖丁解牛所用的那把刀一样，‘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他也像庄子所描绘的‘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他和大多数同难知识人的分别便在于此。我当然不是说，巫先生是唯一经得起‘党天下’炼狱考验的知识人。仅仅就五十五万‘右派’而言（事实上远不止此数），其中不肯向‘党天下’屈服的人必然占有一个很高的比例，但他们却不像巫先生那样，能够‘幸存’下来或留下文字的记录。最近受到大家高度注视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她为民主、自由而殉道的精神便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青年一代‘右派’写回忆录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但是我写这篇序文，却时时联想到今年出版的《吴宓日记续篇》（共十册，北京，三联，二○○六年）。这部晚年日记始于一九四九，终于一九七四，中间虽有残缺，但大体上延续了二十六年，恰好涵盖了毛泽东的当权时期。吴先生记述了每一次所谓‘运动’的实况，包括‘思想改造’和‘检讨’中的种种胡言乱语；他也巨细不遗地写下了他自己和其它同事备受凌辱的经过。以个案而言，这是我见到的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记录，把中国知识人在这一时期的苦难镜头一一摄取了下来，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但更重要的是他自始至终都抱着‘殉道’的精神与征服了中国的斯大林体制——‘党天下’——相抗争。他所谓‘道’即建立在对中西古典文化的体认之上的价值信仰。在《吴宓日记》前十册（一九一○—一九四八）中，他曾屡屡自誓‘殉道’的决心，而《续编》则充满了实践的事迹，两相对照，他的‘知行合一’是无可怀疑的。在暴力威胁之下，表面上他自然不能不向‘党天下’低头。但是在日记中他则一再为此自责，而且自比于‘身降心不降’的吴梅村。限于篇幅，让我举两三个实例来说明他的殉道精神。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写道：

    宓4-6至柑园赴三组学习会，续研《实践论》。念古今东西哲学之伟大而奉此一册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竞事赞颂发挥，可笑尤可耻也。（《续编》第  一册，页200）

能在日记中对毛的〈实践论〉作此大不敬之语，他非具有强大的自信力不可，而当时哲学名家如金岳霖、冯友兰则无不奉此文为‘不易之真理、无上之精思’。相形之下，真信仰与观念游戏之辨已无所遁形。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日记》中说：

2:30-5:00大礼堂聆（1）郭豫才北碚市人民代表会议传达报告；（2）周西卜宣布‘中苏友好月’庆祝办法；（3）张伯华‘中苏友好’之意义，解释（i）花布倾销（ii）旅大占领（iii）长春铁路经营皆为助中国而非利苏俄之举动。末言庆祝及欢迎苏联文艺团办法，极详尽。呜呼，古今亡国之速且易，又其国人之甘心亡国，惟恐人之不我取，未有如今中国之亡于苏俄者也！（同上，页462-463）

当时毛泽东正在全力推行‘一边倒’政策，从体制到作风，没有一处不是奉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为楷模；至于苏联侵夺中国权益的种种举动，如日记所列的事实，中共则一概为之文过饰非。吴先生对此表现了最大的愤怒；他认定中共是心甘情愿地使‘中国亡于苏俄’。以后几年他在日记中反复论述这一观点。一言以蔽之，他痛惜中国古典文化已彻底毁灭，而西方古典文化也不复有存身之地，他‘心目中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中，而‘今日或未来的中国’或将成为‘苏维埃联邦之一部分’，或‘苏联之羽翼’。（见同书，第二册，页148-149；第三册，页138-139）‘反右’运动展开之后，他写了一首〈记学习所得〉诗：

    阶级为邦赖斗争，是非从此记分明。 层层制度休言改，处处服从莫妄评。政治课先新理足，工农身贵老师轻。中华文史原当废，仰首苏联百事精。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将晓作（同上第三册，页131）

中国的现况和知识人的处境都浓缩在这一首诗中。吴先生与‘党天下’抗争从未停止过。文革时期，他屡遭毒打，右腿一度折成三截，日记中自不敢畅所欲言。但即使在这种极端恐怖气氛之下，他仍然坚持以曲折方式传达他的反抗。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读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参考消息》。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在Detroit宣言：闻知国内‘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第十册，页511）

这显然是借《参考消息》的报导来表示他反对当时的‘批孔’运动；自己未着一字，但满腔孤愤已藉此宣泄出来了。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郑重介绍《吴宓日记续编》呢？这有三重理由：第一、吴先生是巫先生的老师。我曾向巫先生求证过，他说他在西南联大时选过吴先生‘欧洲文学史’的课程。第二、前面已指出，毛泽东虽能恃其‘党天下’的暴力逼使大多数中国知识人‘降志辱身’，但老、中、青三代中都有特立独行的豪杰之士，自始至终不为威势所屈。巫先生属于中年一代而吴先生则代表老年的一代。所以这部新出的《吴宓日记续编》正好与《一滴泪》互相印证。第三、巫先生之所以能写出一部知识人的‘心史’，我深信是由于他原有的精神价值从未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所撼动。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吴先生晚年只要有机会便闭户读中西古典文学或重读早年师友以至自己的诗文集。这正说明，他必须不断地回到他的精神世界的源头，去汲取和增强与暴力抗争的动力。

巫先生在《一滴泪》中没有明确点出他的精神抗力从何而来。我最近曾向他提出一个很严肃的请求，希望他能再写一本劫难中的心路历程，与《一滴泪》互为表里。我盼望他不会让我失望。但是细心的读者并不难在《一滴泪》中找到线索。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他向半步桥劳教所报到的时候，行囊中便带了英文本《哈姆雷特》和《杜甫诗选》。这两本书便是支持他渡过半步桥、北大荒、清河农场三处艰苦岁月的精神伴侣。他把女儿取名为‘一毛’，即出于杜诗‘万古云霄一羽毛’之句。在北大荒，他又从难友那里借到一些沈从文的小说，他的精神世界也更丰富了。从他在一九六二年的回忆，他在劳改营里，一直是‘与《哈姆雷特》、杜甫的诗篇、和沈从文小说相依为命’的。（第十章〈暂回人间〉）这和吴宓先生的精神奋斗岂不如出一辙？

最后，我要借美国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二○○二年六月对巫先生的访问，作为这篇序文的结束。但这必须从何伟的新书谈起。何伟是《纽约客》（New Yorker）驻北京的记者，他的第一本报导文学《江城》（River Town），通过许多小故事，写变动中的中国，十分生动深刻。其中单篇文字在《纽约客》上刊出时，早已脍炙人口，集结成书后更是好评如云。今年他又把最近的散篇集成《甲骨》一书（Oracle Bones, New York: Harper Colins, 2006）。这部新书的有些篇章也是先在《纽约客》上刊出的。书名《甲骨》，因为其中一个主要故事是写陈梦家的。因陈梦家而涉及他的夫人赵萝蕤，再从赵萝蕤蔓延到《一滴泪》作者，所以才有对巫先生的专访。何伟的研究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他不但访问了陈梦家、赵萝蕤的亲友，而且连领头迫害陈梦家的人也不肯放过。由于陈梦家打成‘右派’的罪状是他反对文字改革，何伟竟遍访与文字改革有直接关系的人，包括一位九十多岁老先生；他对有关陈梦家的每一件事都非追到水落石出不止。这件事恰好又与吴宓发生了瓜葛，让我引两条日记为《甲骨》一书添一点有趣的证据。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吴宓记道：

    午饭时，接张天授剪寄(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陈梦家撰〈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上海《文汇报》专电〈首都学术界激烈争论‘汉字要不要改革？’记〉。即复函申谢。宓读此剪报，始知宓一向太过慎重，太为畏怯，愧对自己平生之志事矣。即致唐兰、陈梦家一函，述感佩之意。写示‘不死惊看汉字亡’一诗。（第三册，页88-89）

吴先生是誓死捍卫汉字的，陈的文章和唐的发言给他陡然增添了无限的勇气，竟写信去支持。但八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说：

    北京有陈梦家，以反对文字改革为其罪。按宓于五月二十日致唐兰、陈梦家一函，似因浆糊潮湿，邮票脱落，该函竟以‘欠资无人收领’退回，宓幸免牵连矣。然宓自愧不如梦家之因文字改革而得罪也。（同上页，152-153）

吴先生因‘邮票脱落’而幸免打成‘右派’的可能，这种事实在太巧了。但他并不‘自幸’，而是‘自愧’，这又是他‘殉道’精神的充分体现。巫先生便是和陈梦家同时落入‘阳谋’的陷阱的。

何伟‘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尚不止此。由于甲骨的发现地是安阳，他亲到安阳考古站访问，希望找到和陈梦家相识的考古人员。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一位已退休的老杨，老杨是当时看守陈梦家的人员之一，他向何伟回忆了陈自杀前后的一些事迹。但是何伟并不照单全收，他要和其它的采访数据互相比勘，才试作推断或存疑。更不可思议的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安阳发掘，他竟于二○○一年十二月亲至台北中央研究院访问了百龄老人石璋如先生，因为他是当年参加发掘的仅存人证了。

只有介绍了《甲骨》一书是怎样写成的，我们才能认真对待何伟对巫先生的专访。巫先生初到燕京大学时，暂时寄居在陈梦家、赵萝蕤的家中，直接和陈先生交往过，并且亲身听到他说：‘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这一切何伟早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是有备而来的。但何伟此书并不是专写陈梦家一人；他不过是借陈的个案为线索，来探索在党天下的蹂躏下，几代中国知识人是怎样活下来的。因此他每访一位与陈有关的人，除了搜集资料之外，笔锋一转，便以被采访者为主体；对于巫先生，他也是如此。被采访者对于中共一浪高于一浪的‘运动’，特别是‘文革’，反应各有不同。他只作现象学的描述，不下任何道德判断。但对于巫先生，他显然另眼看待。他说，他特别尊敬巫先生的宁静。正是由于内心的宁静，他才能在回忆录中把自己的经历清理出来，并循此而寻求其苦难人生的意义所在。在这一方面《一滴泪》体现了极高的价值。何伟也很想知道：巫先生怎样在监狱和劳改营中还能保持住坚韧的精神。巫先生说，他常常想到杜甫、莎士比亚和迪伦．托玛斯。他特别引了托玛斯〈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的诗句，也就是他在《一滴泪》中译出的几句：

    当筋疲腱松时在拉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见第三章）

这又再一次证实了上面关于他的精神世界源头的推测。

巫先生对于‘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的人生并不悔恨，他对何伟说：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或反右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一滴泪》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p.456）

我完全同意巫先生的看法。王国维曾引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人间词话》卷上）《一滴泪》便是‘以血书者’，巫先生以‘受难’的全部人生为中国史上最黑暗时代作见证，这是他个人的不朽的盛业，然而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集体代价则是空前巨大的。我不禁想起了赵翼的两句诗，引之以为序文的结语：

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

二○○六年耶诞日

刘按：以下是我为“新京报”2008年度“华语图书传媒年选”获奖图书《从战争中走来》写的奖辞。这份奖辞从撰写到修改，花了我将近两个夜里的时间。　

“年选”自五年前首开，相当高调，传说受到打压。自第二届起，低调进行，本人连续参加二、三、四、五（本年度）届，感触良多，不赘述。

奇怪的是，本年度“年选”公布的时候，却取消了五个单项奖和大奖获奖名单，当然也不会公布颁奖辞了！只以20种“推荐”名义，公布了结果。随后我接到主持人打来的电话，解释原因，让我多理解。说实话，从大处着眼，我应该理解。但我无法原谅。评委们决选出的获奖图书，都是本年度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社科类《极权主义的起源》，财经类《黑天鹅》，艺术生活类《书店的灯光》，历史传记类《从战争中走来》，文学类《聆听父亲》等等。大奖给了杨奎松教授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更奇怪的是，公布的社科、艺术生活、财经等类推荐图书，与评委们决选出并确认的书目有出入，社科类更是大相径庭！这不仅是对评委们劳动的不尊重，更是对被评作者、出版商、责任编辑等的不尊重。这样的做法让我如何“理解”？！我手头未保留决选结果的原始记录，所以不能胪列“出入”、“大相径庭”的具体情况。

“新京报”或有难言之隐，但以我判断，并非全部如此。比如社科类书目的调换。

“新京报”是我尊重的报纸，但“新京报”此次做法，无法让我“尊重”。在一次与梁文道先生对谈中，他特别提到年轻的报纸、杂志记者写评论时，心中应该有“怕”，——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很多记者大学之后马上进媒体工作，没有什么社会经历，读书也未必很多。他們最应该有的媒体人素质是什么呢？是要懂得怕，不是怕出事，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了解我们自己，国家怎么样认识自己的国家，是透过媒体认识的。你刚20出头，刚读完书，没干过什么事，突然在这么重大的岗位当人民喉舌了，你怕不怕，该怕，你就要怕自己不行，没有能力，那你要拼命读书，拼命想啊。”我深以为然。我想在此补充文道兄——下笔的怕之外，做事也要有个“怕”字。虽然许多高官厚禄之辈缺少历史感，心中早无怕字，但记者朋友们不应该学他们的“榜样”。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颁奖辞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该作都堪当“厚重”，但不失激情、传神，感人泪下。　

打动读者的作品，源于作者的真诚。“我关起门来，一个人，静静地回忆、思考，写他也写我自己。”“这真是一种享受，虽然我常会写着写着就掉泪。”作者张胜说：我甚至都不想把这本书写完，我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六十年来，以中共开国将军为题的作品，它不是第一部，但却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传主对作者说：“你就当故事听吧，搞什么回忆录，书店里有的是，拿下一本，换个名字就行了。”对作者，这是警戒，甚或鞭策。读者有幸，看到的不是一部“换个名字就行了”的“回忆录”。

将“回忆录”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部作品，绝非读者习惯了的回忆录，毋宁说它是引人沉思的故事集，是令人浩叹的警世录，是一代革命者痛定思痛的“忏悔书”。

作为个体，老将军没什么好忏悔的，“事了拂袖去，深藏身与名”，仙风道骨，真名士也。但他是“打天下”的将军，创建中共海军的功臣，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前线司令员，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两弹一星”的领军人物，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副总理。每一个职位，可看到不同的风景，引发他不一样的思考与反思。他臧否各色人物，一针见血；对所见所历，厌之深入骨髓，批则毫不留情。他年轻时的青云之志，化作老年的大彻大悟，晚年的恨铁不成钢。他的“勿逐名利自蒙羞，要辨真伪羞奴颜！”不啻觉悟者的呐喊，为万世忏悔，空谷足音！

以上还都不是该作获奖的充足理由。

作品从头至尾，朴实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久被遗忘的真理：缺乏道义基础的政治，非良政也。战争年代的政治如是，和平时代的政治更是如此。老将军单枪匹马开辟皖北根据地秉持的逻辑，在他看来，无疑也是他参与治国治军的原则。但他因此而遭陷害，坐牢，受尽屈辱，“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但他到底是近似铁打的汉子，“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他坚信“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进一步的反思，痛彻心腑。

政治有道德底线，古往今来的良政，莫不如此。老将军当然时刻铭记在心。他用一生实践着这一原则，从不妥协。他用这一原则，衡量人的作为，褒贬各项决策。他的姿态，以他位高权重，不再是个人的，毋宁说是以一己之力，警示世人，昭示来者。与顾准一样，他为蒙羞的时代，保存了一抹耀眼的光亮，为何谓政治正义，作了千古证人。

作者张胜，是传主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军阶至少将，中年挂杖而去，颇有乃父之风。在张老将军深居简出的晚年，他用10年时间，与父亲对话，“讨论战争，军队，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命运。”其情可感。老将军去世后，张胜用三年时间，整理几大箱录音带，反复核对，日夜推敲，全书用笔恣意，故事讲得紧张而传神。惜之老将军不知成作，否则他会以为然否？
　　

刘苏里

2009年2月22日
　　

附：“新京报”公布的“推荐”书目——

　★文学

　　《聆听父亲》 张大春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档案》 （澳）穆斯塔芬 中华书局

　　《风雅颂》 阎连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小姨多鹤》 严歌苓 作家出版社

　　★社科

　　《羌在汉藏之间》 王明珂 中华书局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徐贲 吉林出版集团

　　《交锋三十年》 马立诚 江苏人民出版社

　　《崩溃》 贾雷德·戴蒙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历史传记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从战争中走来》 张胜 中国青年出版社

　　《拥抱战败》 （美）约翰·W·道尔 三联书店

　　《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 迪特里希·施万尼茨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财经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陈志武 中信出版社

　　《黑天鹅》 塔勒布 中信出版社

　　《他乡之税》 田毅 赵旭 中信出版社

　　《剑桥美国经济史》 恩格尔曼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艺术生活

　　《北京798》 黄锐 四川美术出版社

　　《光影言语》 白睿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店的灯光》 （美）刘易斯·布兹比 上海三联书店

　　《追寻快乐》 （韩）李孝仁 上海人民出版社

按：两束往来信札，读来有些意思。征得芳玲、焕萍同意，发在我博客里，以“关于书店的信札”名之，以飨同好。刘苏里，2月23日

钟芳玲的来信：

蘇里兄：　

近來一切可好？非常懷念上回與你、煥萍及一干書友的相聚。我近日正在寫一篇小文，其中提到萬聖與醒客，如下有幾個問替得煩請你抽空答覆。感謝。
　　

1. 記得我2004年底去你們書店時，看到有個「每日新書」的檯面，但是去年底似乎沒看到，想了解是否你們已經取消了此檯面？

2. 想了解你們書店最高紀錄曾經收養過多少隻流浪貓?

3. 上回去，聽到你喊店中幾隻貓的名字為平安、百合、小翠、蔥花，不知這幾個名字是否正確?
　　

4. 我觀察到你們書店的分類與眾不同，我想知道你自己最為得意的分類是哪幾個?

我一月初到二月中在香港、廣州、台北幾處奔波，前些日子剛回舊金山，已經和「城市之光」書店的總採購保羅·山崎約好了，下星期會碰面，到時萬聖又將是我們的話題，盼望你與煥萍有機會到舊金山一遊。

芳玲

张焕萍的回信

芳玲好！　

苏里领导嘱我给芳玲美女回信，他在赶稿子。

1.我们一直坚持有新书到货台，但从05年将原来表现“今日到货”，改为“最新到货”。因为我们发现，原来那样会使一些一周到店一次的人很麻烦。现在我们是把新书中最值得摆放的，放在前三排，其他依时间分大类摆，一台人文社科，分中外，一台文艺，分文学和科学艺术。新书台上的书是一周至一周半内到货的，以保证一周到店一次的人不错过。我们这里一周到店一次的人最多。但我们网上仍坚持发布每日到货，只是比实际到货慢些时候。 

2.万圣的咖啡厅先后有十四只猫，分别是大咪、二咪、珠珠、滴滴、五宝、平安、美旺、百合、小灰、吉祥、一灵、芭蕉、丛花、刘翠。几只是白色的，不得不都拿回家养了，他们太容易脏。每只猫都有其来的因缘，都是不得不收。

3.在店里的猫有平安（2005年平安夜那天来的）、百合（因为她真是妩媚香纯如百合花，是只三色猫，眼睛深情如海）、百合的爱人小灰（是只野猫后代，英俊然性格极野，只对百合百依百顺。小灰聪明得常与苏里对话，叫声是拐着许多调儿向他表达千言万语，很多人都听过）、百合与小灰的孩子：芭蕉、丛花和刘翠（这些猫到底还是姓刘）。还有吉祥。惜之大咪、二咪、美旺走失，令人至今不能释怀。

4.万圣的分类不仅是学科类别，更是主题词下的链接，相关阅读我们认为更重要，这是我们在阅读中体会到的。比较精彩的如:

万圣的学术区有两条通道，一条西方经典，按人分；一条中国文化精华，按典籍分，之后才链起中西历史。

我们把主要大国：日（包括朝、韩）、美、俄、欧及欧共体至全球化摆在一条通道上。关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研究都放在这儿而不是分放。

万圣是最早设三农问题专架（农村、农业、农民）的，对称架是城市专架，特别是城镇化，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居其两者中的是环境与发展专架，与我们国家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中最重要的问题相契中。　

万圣设知识分子公共读物台，让一些我们认为必读和最近关注的社会话题在这架上，比如会有税的问题，比如会是蒙、藏、疆问题，最近就是三十年改革反思问题，也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关心和发言的问题，我们会随着其呈现而摆出。

我们还有一个“福”字台（因为台后是玻璃，每年春节会在玻璃上贴大红的“福”字，故员工内部称福字台），是最好的出口通道上，我们会摆些各种不相关的，但万圣读者会购买的“顶极闲书”，不要小看这个台，不好选取，比如我们会摆，《作弊的文化史》、《荒漠甘泉》、《抗衰老计划》和《演讲的艺术》、《生活中来》乃至教育类的书《一岁就上常青藤》，等完全不相关的书，但需要它的、会看它们的是同类人。

万圣最好的当然是不期而放的小主题台，会因为来了一本有价值的解读蒋介石日记，把民国时代史料重新整理，把A级书摆出，供回顾并补遗，这里面说不定还有老剧本呢，当然还可能放一本《口述史的写法》等书。

当然，万圣在离收银台最近处是关于阅读的专门平台，全是关于书籍、阅读、书店、图书馆的书，是店里唯一不变区位，比如《书店风景》、《阅读的年轮》、《书天堂》、《坐拥书城》、《书店的灯光》、《阅读的历史》，甚至菲茨杰拉德的《书店》。店里再没地方也永远平摆在这里。记得老版的《书店风景》最后几本时，我那个急呀，作梦都是在库里又挖出了几本！现在是《查灵十字街84号》没货，我那个（汗）憾呀。还有最新的《小猫杜威》，好喜欢的一本书。　

噢，知道吗，万圣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关于猫狗的小平台，就在文学区电脑查询台边，近十种，是这类书的A品。其旁边摆的却是《沉思录》、《必要的丧失》等“阅读物”。看不明白的人一定说万圣不会分类。

所以在万圣当店员是很累的，当然也很兴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固定，总是变化，但这变化又要充分呈现给读者，不让他们觉得乱和摸不着头脑。同时，类别架上也许还要互见两本。店员要考试的，就是计时找书或上架。目标是黑了灯也能摸到！

总之我在万圣摆书时，内心中常得意地想：有心的人会懂！

当我摆完书、观察销售后也常欣慰地叹：相知的人真买呀！
当然也有露怯的时候，仔细再看时发现也许译得太差，或是徒有虚名。

事实上，这样的摆放常让读者会心地一笑。

对不起，我说多了。等老了，我会写《万圣的秘密》或中国版《书店风云录》（日本有一本，我从台湾背回来的。）

你好不好，你要保重。

附件是　

1.百合小灰夫妻，题图“恩爱”；

2.小时候的百合；

3.百合小妈妈。

焕萍

刘按：这篇粗陋的回顾文字，是为《SOHO小报》写的，原文16000余字，该刊去年第12期刊出。《新京报》绿茶兄读后，鼓励我在他编的版面刊登，我授权他动刀子，几天后，收到下面这篇被浓缩到万字左右的稿子。版面有限，绿茶兄希望我删改成5000字左右，我仔细读了他的“修改稿”，回信说，实在不能再删了，让他想办法。言下之意，再删，刊登意义不大。越两日，绿茶兄给我电话，说是改到版面允许的字数，并未伤筋动骨。我还窃喜：到底是伟大的编辑，能把万字的东西削去一半，还能留其“神韵”。今天晚上参加《新京报》华语****大奖评选回来，我百度该文，结果令我大骇。

作为作者，我认为有必要将一点六万字改到万字文章的原貌，呈现给读者。

需要提及的是，这篇万字文，还是删掉了许多重要的内容，比如林达。找机会，我把全文发在这里，供同好批评。

三十年，人、书籍与社会

刘苏里
　　

下面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30年，主题是人、书籍与社会脉动的关系。
　　

故事一点点展开，由近及远，直至源头。有两点发现：我们前行的距离，已经很远很远；可站在出发点向前望，目标似又模糊起来……很契合中国这30年的情形。
　　

1

对大多数人来说，1976年10月之前，除政治学习之需，几乎没有其他读书生活。不是过来人，难以置信。
　　

但还是有人有书读，多数是“偷”来的，在人群中，到底是少数，甚至极少数。有书不能读，或根本无书可读，是普遍实情。1978年之后用了近10年的时间，“买书难”才得以缓解，证明中国人被饿到什么程度。1978年5月，国家出版局组织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一次性投放市场1500万册，瞬间售罄。稍早一点，2月下旬，北京各主要新华书店门市同时发售《哈姆雷特》、《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家》等作品，堪比十年后深圳发行股票造成的轰动。
　　

当年我在黑龙江虎林县（后改县级市），准备高考。
　　

2008年，据说是书店零售业最惨淡的一年，20年前的买书难，转为今天的卖书难，是原因之一。20年，买书卖书，天上人间。
　　

回头说那35种重印作品，总印1500万册，平均每种印42.85万，跟今天的每种开机只敢印5、6千册，哪有道理可说。但今天的品种数，包括重印版，一年有20多万种，其间的差距，又怎能以道理计哉！2006年，一部风靡全国的文化类读物，一千几百家媒体以不同形式报道，一问，才买了不到5万册。
　　

可30年的国人阅读史，源头大概就在1978年2月下旬到5月初的三十几种重印书上市。从大势看，这几十种重印书，恰如涓涓细流，自此慢慢形成洪流，排山倒海，一泻千里。
　　

在短缺年代，书籍是稀有资源。从中心城市到边缘乡镇，分配极不合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旧体制短缺的不仅是经济，更短缺书籍和书籍承载的一切。
　　

2　

大学生活的特点，是选择面突然加大，就阅读而言，从报刊、杂志到书籍——自己购买的，图书馆收藏的，同学间拆借的，任何地方顺手牵羊的，无不成为鲸吞对象，消化不消化，都当作营养物，说我们当时是阅读的杂食动物，绝无夸张。
　　

1979年夏季，在我入学前不久，李泽厚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一年，《美的历程》交付出版社，但上市是两年以后的事。李的哲学奠基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据说成稿于“文革”，到1979年初才有机会与读者见面。直到1986年古代思想史论，1987年现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八十年代启蒙思潮精神领袖的地位，再无人挑战。
　　

比较起他影响更大的《美的历程》，我更喜欢“三论”——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三十年后，我问起刘东，他说，李对孔、儒学的解读，还是最精彩的（“孔子再评价”），但我记得的，是李对毛哲学的看法，以及隐隐约约有关中国近代救亡与启蒙的论述。李虽是那个时代年轻学子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但却不是我的，我更喜欢日本人木村久一关于天才儿童教育法（《早期教育与天才》），和《豺狼的日子》。也是30年后，在去承德坝上的路上，我惊奇地发现，同伙中竟然有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太喜欢《豺狼的日子》，甚至一想起戴高乐总统俯下身一刹那，便为“豺狼”失手太息，——我体会，那是世间最大的悲情。
　　

其实，我个人，因躲在图书馆开放的书架之间，逃课阅读科罗泽的《戴高乐传》（1978年1月版），无可救药地喜欢上戴高乐，喜欢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在伦敦领导法国抵抗组织的英雄举动，甚至着迷于他类似使性子般与雄狮一样的丘吉尔周旋，玩猫捉老鼠游戏，从不妥协让步的姿态，尤其爱上他凯旋巴黎的盛况，很多年，我总是间歇地“回忆”、复盘那一幕，——法国人从维希政权阴影中走出来，靠的首先是戴高乐倔犟的军人姿态。也是30年后，当我读到科耶夫写给戴高乐《法国国是论纲》，我头脑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就是戴高乐俯身、重返巴黎的历史镜头，是戴高乐那近乎阿拉法特花头围巾似的“抵抗战士”军帽。2005年，人民大学重新翻译出版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希望回忆录》，以及女儿写的《我的父亲戴高乐》，没犹豫地买下，试图找回当年读戴的感觉。

读所有能读之书，只要带字儿。卢梭《忏悔录》（人民文学1980）、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198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1980）、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1981）、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1978）和奥威尔的《1984》（？），等等。
　　

对日本的认识，始于吉田茂。这位战中形迹可疑的人，战后却成为引领日本走出战争阴影的政治家，是日本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此后，读过许多有关日本或与日本有关的作品，如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1980）、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浙江人民198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上海远东1995）。
　　

令人遗憾的是，记忆中奥威尔的《1984》，是在大学后期读的，可怎么也找不到初版本，无法确认出版者和年代。奥威尔的立场，反极权专制姿态，以及书中老大哥形象，让我十分震惊，并对他千里眼般的预警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读《动物庄园》（上海人民1988），是很多年后的事情。
　　

3　

八十年代，是中国开放后的启蒙时期。
　　

此前的四年，是中国“解冻年代”的曲折年代。人们压抑几十年，尤其文革十年，愤怒的火焰达到一触即发之势。不论精英阶层，还是更广大的普通民众，需要排遣，还历史真相，寻求公道和正义。“伤痕文学”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悄然走热。
　　

地处偏远的边疆小镇，感受解冻的热度，比之中心城市，差得很远。补上伤痕文学一课，在我，已是几年以后的事。因为我们那里，很难看到发表《班主任》、《伤痕》的报刊。读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叶文富《将军，你不要这样做》，是大学一年级下半学期。
　　

入学的兴奋，冲淡了我读伤痕文学的热情。恰巧，此时作家王蒙、张洁、叶文富，先后来学校演讲，阅读的动力和感受，自然不同于纯文字的、纯故事情节的。我们心中的问题，可以当面向这些作者提问。现在想来，提问是仓促的，回答也是仓促的，这很符合我们阅读新起点的社会心理状态，急促而充满怀疑。
　　

对国家灾难的系统反思，差不多要等到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群众1982）、奥威尔《198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社科1980）和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社科1982）、《让历史来审判》（人民1983）出版以后。我们几乎是第一时间阅读到这些作品，尽管多数还是“内部发行”。二十多年前，同学间面红耳赤的争论场面，还历历在目。顾准再次引起重视，要等到12年以后的《顾准文集》（贵州人民1994）出版，奥威尔的作品终于走出解禁之境，而王亚南的著作一版再版，直到最近。遗憾的是，《古拉格群岛》至今还是“内部发行”。

启蒙伴随着国家开放进程。就我个人而言，或许整整两代人（40、50、60年代出生），开蒙是从阅读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上海人民、社科、四川人民、花城等出版机构的读物中完成的。伤痕文学，除戴厚英《人啊人》（花城1980），多数还是刊物、报纸副刊文字，不便阅读，也不易保存。重印外国文学名著为启蒙热潮推波助澜，成了阅读首选。一位朋友提起当年阅读《战争与回忆》（人民文学1981），两眼放光，说，“我就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外国，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新鲜。”不久前，他还顺手牵羊朋友一套《战争与回忆》，颇为自得，当夜又读了一遍第一卷。还有一位朋友，当年把茨威格的书手抄一册，影响他直到今天。

人民文学、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等机构，是启蒙年代的出版栋梁。商务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那年代读书人，谁没个十几、几十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达尔文、培根、洛克、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托克维尔、罗素、杜威，等等，直到后来的克劳塞维茨、马汉、波普尔、亚当·斯密、李斯特、普鲁塔克、希罗多德、吉本、尼采、弗洛伊德、宾克莱等等作品，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近距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多少人智慧的天窗。
　　

没有哪一套丛书对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大的了。目前能够查到的，丛书第一本，是《易卜生集》（1911）；1978年以后新启蒙时代能查到的第一本，是《魁奈经济著作集》（1979），直到最近的《历史是什么》（2007），持续将近百年，伴随民国以来开启的现代化的全过程。
　　

4

我属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代人。对祖宗遗留下的伟大作品，整个八十年代，涉猎有限，尽管此一时代，“国学”热，比西学热，差不许多。
　　

中学学过古文，仅此而已。
　　

从批林批孔到批儒评法，从反“封建”到破四旧，一系列政治动员，破坏了我们一代人仅有的对祖宗遗产的热情。中学传看《三国》和《水浒》，纯属好玩，吸纳的营养，实在可怜。大学生活，同学来源复杂，背景不一，有有家学的，启发（甚至竞争心态）我领略“国学”风景。三本书，引我入门：冯其庸领衔编的《历代文选》（中国青年1978三印）、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1980）和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1982）。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这三本书，每天必读，文选百十篇，几乎能全部背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是倒背如流。杨注论语，二十几年来，读过许多遍，其中诸多教益，成为我为人处世的坐标。而我最喜欢的，是庄子，“北溟有鱼，其名为鲲……”，世间极富想象力的篇章，“秋水”有让人沉静之功效。

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1978），余冠英《诗经选译》（人民文学1979），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中华1980），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1980），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皆案头常备书。最有意思的是读《人间词话》，每隔一段时间，总是不自觉地对照，“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自己到了哪个层次。
　　

更系统的接触古典文献，还是1989年以后的事。李零是我的老师，注意他，是从《方术考》开始，到《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已顶礼膜拜了。最近几年，年年读得到他的新著，从《兵以诈立》到《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年近一个甲子，可心中块垒似乎非一两部作品可冲开，行文愈发有战斗性。更早一些，迷过庞朴。李学勤的著作，像《走出疑古时代》，非常喜欢，但未必同意其结论。
　　

从古典文献进到考古学著作的阅读，要归功苏秉琦，我是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库房里找到《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虽然此前读过《神祗·坟墓·学者》（三联书店1991），但是苏的著作，让我迷上考古学（1996），1999年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一口气读完，让我对祖宗的兴趣，大为提高。

“国学”热，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二十几年不衰，当然有其内在逻辑。新儒家作品的引进，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杜维明，甚至有人把余英时列入其中，纷纷登陆，国内学人也陆续挖掘出境内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新新儒家蒋庆、陈明遥相呼应，所有努力，都为了用儒家的内圣之功，开出新时代的外王之效，蒋庆的《政治儒学》，以及几年前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2005），目标一以贯之。今年七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龚鹏程《读经有什么用：现代七十二位名家论学生读经之是与非》，可谓最新声音。
　　

无独有偶，像是配合，1996年启动、2000年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2004年由季羡林、任继愈、王蒙等人牵头发出的《甲申文化宣言》，把“国学”热－中华文明复兴的愿望，推向高潮。2006年，电视片“大国崛起”热播，随后套书出版，把2003年郑必坚在博鳌论坛首度提出的“和平崛起”，提到前所未有的热度，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出版《国外著名学者、政要论中国崛起》，成为总结性著述，为“崛起”呼声助威加油。2007年至今，谈论“崛起”的图书，比较严肃的，就是五十几种。所有这一切，是否与二十多年来持续加温的“国学”热，有着亲缘关系？
　　

5　

“走向未来”丛书，从1984年出版第一批书，截止1988年，可查到的，共出版了74种。巧合的是，丛书第一本，是李平晔《人的发现》，像是戴厚英《人啊人》三年后的回响。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受丛书运作模式鼓励，一批冠以“丛书”之名的套书，先后出场，比如三联版“西方学术译丛”（1986），贵州人民“传统与变革”丛书（1986），华夏版“20世纪文库”（1987），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1988），等等。
　　

组成一个编委会，拥有很大确定选题的自由空间，连续出版（多年、多种），滥觞于“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以后，这样的丛书，很多，但最耀眼的，是南北二刘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江苏人民）、“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译林），和“经典与解释”（刘小枫，华夏、华东师大）、西方经典注疏集（刘小枫，华夏、华师大）。二刘都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宿将，参加过多种丛书编委会，并有著作产生影响——《西方的丑学》（刘东，四川人民“走向未来”丛书）、《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人民“人文研究”丛书）、《诗话哲学》（刘小枫，山东文艺）。
　　

2008年，“花生文库”策划的《王云五文集》第五卷出版（江西教育），作者忆及当年商务创办，以及此后发展历程，与中国现代文化步伐如此紧密，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弄潮儿，坚定不移的推手，甚至是指路灯塔。科举废弃，传统的现代的知识人，有赴官场的，有搞研究教学的，少量从商，更有一批人办出版、图书公司，编书、出书、买书，成为中国现代化努力重要的力量。他们与知识生产者密切配合，推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文化曲折前行，居功至伟。八十年代初知识人找到“丛书”这个支点，撬动了参与国家变革的大门，上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等人的传统，血脉延续至今，不能不让人击掌浩叹。

6

1983年，《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出版，限国内发行。1984，奈斯比特《大趋势》（社科）面世，同年，商务出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直到1996年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卡斯特“网络时代三部曲”（社科文献2000）、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社科文献2007）、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大2008）问世，出版界紧紧抓住了信息社会从预言到现实，这一至关重要的脉动。可以说，中国开放，“大国崛起”，经济持续增长的步伐，都与这一轮信息－网络技术、观念传播，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二十多年来，至少在此方面，官民上下同欲，收获之丰硕，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但不能忘记，迎头追赶信息化，是在另一更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条副线，主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当年讨论现代化时，争议少，共识多。等到全球化来临，——这一现代化的衍生物，却争议不断。还好，在拥抱全球化一点，官民主流，又一次意见一致，“全球化”在中国登堂入室，修成正果。
　　

1983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随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1985）、海尔布罗纳《现代化理论研究》（华夏1988）、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1988、上海人民1989），相继上市，迈开了现代化历史与理论研究的步伐。从1990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连续推出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现代化新论》（1993）、《东亚现代化》（1997），加之1996年，布莱克主编的《比较现代化》出版，掀起新一轮现代化研究热潮。25年来，以此为题的作品数以千计，前赴后继，绵延不绝，蔚为壮观。
　　

这不正是中国人一百六十年来现代化梦想的写照么。

1984年，研究生开题报告，我选的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虽然阴差阳错最后做了个公共行政学题目，但落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一直是我密切关注的领域，从未间断。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1956）、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商务1977）、亚农《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山西人民1986）、亨廷顿《艰难抉择》（华夏1989），都是我陆续读过的，印象颇深。我对巴列维的敬仰和同情，都源于《职责》，而从巴黎回国的知识分子与国内大毛拉门联手搞掉巴列维，让我很多年来，惊诧不已。

最近几年，我连续读过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商务2003）、《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华东师大2001）、《全球化地图》（社科文献2007）、《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上海人民2008），都还是现代化主题。

7

1989年，出版了三种颇受关注的书，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社科）、戴晴《长江，长江：三峡工程论证》（贵州人民）。何的风格，是刘宾雁开的先河，30年来，有一批作家秉承此一风格写作，比如苏晓康（《乌托邦祭》、《自由备忘录》），赵瑜（《兵败汉城》、《革命百里州》）、卢跃刚（《乡村八记》、《大国寡民》），胡平（《千年沉重》、《禅机》）、王军（《城记》），马立诚、凌志军（《蛇口风波》、《交锋》）。其实戴晴的写作，八十年代，亦是此一风格。
　　

此一写作风格，学者们也有发挥，且写出的作品，大都风靡一时。仅我个人读到的就有杨东平《城市季风》（东方199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2000）、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2003）、章立凡《记忆：往事未付红尘》，（陕西师大2004）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2004）、杨显慧《夹边沟纪事》（天津古籍2002，花城2008）《告别夹边沟》（上海文艺2003）《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2007），等等。

台港作家中，此一风格不止一人能为，在大陆形成巨大影响的有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1986）、龙应台《野火集》（湖南文艺1988）。
　　

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当时社会脉动或早或晚的折射，因而留在了读者的记忆中。

魏特夫，在中国有着非常奇特的经历。几乎开放同时，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一道，他走进知识人视野，一个时期其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可书要等到1989年9月才出版，或许是赶着译的，或是部头大，难译，或遇到出版障碍也未可知。等书出版，讨论热烈期已过，后来人们偶尔提起他，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书已出版。但魏特夫很重要，跟至今难见于国人的德热拉斯一样重要。德热拉斯的《新阶级》，45年前就有了中译本，比我小三岁，至今还盖着“仅供内部参考”的戳子，命运不济《东方专制主义》。类似命运的，还有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据说三十年来，有多人翻译该作，2008年，终于在部分删节后由三联书店出版。比起德热拉斯和阿伦特，科尔奈和米塞斯幸运许多，前者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去年由中央编译出版，后者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这部成书于40年前的作品，中译本2008年花落社科出版社，近期上市。
　　

有时前行并不顺利，但步子并未停止，还在走，就有希望。

8

盘点30年有关书籍的人和事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下面这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按时间排序，他们（它们）分别是：
　　

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1979）；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1979）；巴金：《随想录》（人民文学1980－1986）；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人民文学1981）；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人民文学1982）；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1982）；欧文·斯通：《凡高传》（北京1983）；任俊明 等：《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1983）；段若非 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文集》（人民1984）；瓦西列夫：《情爱论》（三联书店1984）；费正清 等“剑桥中国史”系列（社科1984至今）；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1985）；颜月君 等编《朦胧诗选》（春风文艺1985）；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人民文学1986），《寻找家园》（花城2004）；波伏瓦：《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1988）；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1988）；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2）；霍金：《时间简史》（湖南科技199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1993）；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社科1994，译林2007新译）；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1998）；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中国社科1998）；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2001）；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三联书店2003）；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社科2003）；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科文献2003）；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科文献2003）；金耀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大2004）；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科文献2006）；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技2006）；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科文献2008）；……
　　

相信漏掉的，比所列的，多很多，但我无法穷尽，况且篇幅也不允许。就此打住。

醒客夜谭29：无言以对

春节免不了会亲访友。一场，晚9时许。一场，上午9点半到下午2点前后。前一场，几乎在吵架中度过。后一场，接受教训，多听，少说，间或斗几句嘴。

都是朋友和近亲。能为什么吵和忍呢？回家与妻儿复述，儿子先不干了，“就该骂”（他总是把汉语的说话声音大，定义为“骂”——与我们平时说的骂人之“骂”不是一个概念。）老婆说话了：何必吵架呢，不值得。儿子说，让我也骂。是为……价值而骂。我说是“捍卫”，不是骂，是辩论。儿子说“对，debate”。

两场下来，七八个小时，话题及其广泛。参与“骂”的，除个别者，多数是可被称为精英的——学院的院长不是精英？副部级干部不是？最高学府的博士生不是？矿业巨头不是？大律师不是？真是除我外，无一不是了。

“骂”什么呢？我挑几个典型，看看“骂”的内容。

有人说，“达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问，说说理由看。此公掰着手指头：一，他想在西藏恢复奴隶制；二，他想搞大藏区，分裂国家；三，他反对奥运会。我问他，达赖何时想恢复奴隶制了？他说，他不想恢复奴隶制，想干什么？

又有人说，中国派到索马里海域的三艘战舰，除电子设备稍差以外，其余比谁都不差，比美国也不差，日本公开说，比它们强。还有老兄插话：中国马上要上航空母舰，别说造几艘破船了。（言下之意，几艘舰艇算什么！）

又有说：整个西方世界都在金融危机面前趴下了，看我们，四万亿砸下去，分分钟恢复。且钱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上。

又有说：我不管谁执政，只要它维护国家统一，即使被奴役，也认了。

又有说：台湾搞台独的，就是一小撮，百分之二十的人不到，绝大多数人赞成统一，起码承认大陆台湾是一个中国。否则大选绑公投的公投，怎么不过半啊。

又有说：就是美国，也没有实现百分百公正，你看它们歧视黑人，华人地位低下……它们到处欺行霸市，没理由就打伊拉克。

又有说：萨科齐不是什么好东西，默克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小布什更坏。看中国强大了，他们谁还把我们怎么样。

又有说：看地震，看奥运，看……

又有说：……

……

……

“骂”所有话题时，亲朋好友的脸上洋溢着两种表情：骄傲与愤怒。

想起鲁迅的话，也想起鲁迅兄弟周作人的话。他们兄弟不和归不和，但骨子里对世态炎凉的看法，如出一辙，对国朝国民的意见，惊人一致。鲁迅留给国人的遗产之一，是塑造了阿Q，他兄弟的贡献，是发明了“重来”这个概念。大意是人种有遗传，精神气质亦遗传也，凡古已有之的，必“重来”一过。一般的、小小不言的“重来”，也就算了。怕的是阿Q的重来，死鬼重来，杀人的重来，洗脑术重来。忘了俩人谁说的了，大意是：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有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

当我说，09以后要准备过苦日子，谁会听进去呢——痴人说梦吧。

俩兄弟心有不甘，我辈也只好“无言以对”了——权且留下文字记录，以备某时查阅。

真应了题头那句话：无言以对了。

向各位朋友们拜个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