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消息：《华盛顿邮报》近日刊登的系列照片《权力的办公桌》为人们近距离展示了华盛顿权贵们的办公桌。不同的办公桌展现出主人不同的个性、工作方式、成就以及雄心壮志。



美国建筑业亿万富翁希拉·约翰逊参与设计了自己的这张办公桌。办公桌安放在她位于米德尔博格附近341英亩的大农场的办公室内。约翰逊的建筑公司正在米德尔博格修建一座休闲养生馆



充满活力的约翰逊还兼任华盛顿神秘者篮球队协会的主席。她的办公桌上摆着协会送给她的塑像，以及她的座右铭“心中有大局，做事有激情”（Think big，Have passion）。




J·克雷格·文特是美国文特研究所的主席。



这位生物化学家兼实业家表示，他喜欢木头的温暖和它的“遗传生命起源”。文特办公桌使用的木材来自一棵有着150年历史的枫树。



华盛顿商业银行德尔投资集团创始人兼主席弗德烈·马力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妻子、孩子和朋友的照片。（国际在线独家资讯 蒋黎黎）



托德·格雷是华盛顿Equinox大饭店的大厨兼合伙老板。格雷在一间荒废的办公室内发现了这张桌子并将它“据为己有”。他说：“这桌子很宽敞，很实用。它的高度刚好适合我把脚放上去。”格雷认为他的办公桌是他的“思考之地，计划之地，以及和员工拿着酒聊天的好地方”。（国际在线独家资讯 蒋黎黎）



这恐怕是美国商界最重要的办公桌。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的席本·伯南克不愿谈论自己的办公桌，但伯南克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伯南克在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就用着这张桌子。（

当道德的谴责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时，是否可以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昨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来自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议，在《刑法》上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

　　或许现实中见死不救的新闻太多，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违背了礼仪之邦的风尚，而且仅仅依靠道德说教不足以扭转世风日下的窘态，王文科教授才想到了设立“见死不救罪”，企图用法律的力量救赎道德的疲软。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虚幻，在技术层面上根本难以实施。

　　首先，正如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法律和道德一直并行不悖，彼此不能取代，足以说明两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法律靠强制力量约束公民的行为，道德则靠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行动，正所谓文武之道，相得益彰。如果，我们非要在见死不救的问题上用法律取代道德，正如专家所担心，很可能适得其反。

　　根据现代契约理论，国家的责任尚且不能无限，遑论个人？只要依法纳税，遵守三不理论(不侵害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公共利益)，那么，就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至于遇到别人身处危险之中，是否伸出援手，则纯粹属于个人道德觉悟以及对施救后果的判断上。事实证明，即使眼下没设立“见死不救罪”，勇于救人献出生命的英雄也不少见。同样，设立“见死不救罪”，情况也不会立刻好转，只要内心没有变化，外部力量无能为力。

　　其次，依照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要处罚一个见死不救者在技术上难以实施。到底该如何界定见死不救？王文科教授认为，所谓见死不救是指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的行为。有责任救助？普通公民没有受过训练，不拿国家薪水，不执行公共部门职责，怎么就有责任救助呢？至于有能力，就更不靠谱了，你怎么鉴定一个公民当时恰有能力。法律不是小朋友过家家，是很严肃的，要讲究取证。最后很可能是费时费力，白白浪费了司法资源，却对道德的救赎与事无补。

　　事实上，建议制定“见死不救罪”，我以为这是典型的病笃乱投医，过分迷恋法律的力量。应该说，眼下的道德滑坡是不争的事实，而之所以出现如此重要的滑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转型，如官员的蜕化。其实，社会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市场经济道德的树立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完善。当然，道德的完善也不是绝对排斥法律的辅助，如，严格打击官员贪污腐败就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正醇，如设立见义勇为奖就会鼓励公民乐于助人，如严惩公职人员渎职就会减少悲剧的发生，但必须牢记，法律并非万能，法律管不了道德范畴内的事。       

 

 

 

 

 

                                                                                                                                                    

当道德的谴责不足以制止屡屡发生的见死不救行为时，是否可以制定“见死不救罪”以实行法律拯救？昨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法学研讨会上，来自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的王文科教授提出建议，在《刑法》上制定见死不救罪，实行分类处罚

　　或许现实中见死不救的新闻太多，严重伤害了民众的感情，违背了礼仪之邦的风尚，而且仅仅依靠道德说教不足以扭转世风日下的窘态，王文科教授才想到了设立“见死不救罪”，企图用法律的力量救赎道德的疲软。可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虚幻，在技术层面上根本难以实施。

　　首先，正如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法律和道德一直并行不悖，彼此不能取代，足以说明两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法律靠强制力量约束公民的行为，道德则靠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行动，正所谓文武之道，相得益彰。如果，我们非要在见死不救的问题上用法律取代道德，正如专家所担心，很可能适得其反。

　　根据现代契约理论，国家的责任尚且不能无限，遑论个人？只要依法纳税，遵守三不理论(不侵害国家利益，他人利益，公共利益)，那么，就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至于遇到别人身处危险之中，是否伸出援手，则纯粹属于个人道德觉悟以及对施救后果的判断上。事实证明，即使眼下没设立“见死不救罪”，勇于救人献出生命的英雄也不少见。同样，设立“见死不救罪”，情况也不会立刻好转，只要内心没有变化，外部力量无能为力。

　　其次，依照最基本的法律常识，要处罚一个见死不救者在技术上难以实施。到底该如何界定见死不救？王文科教授认为，所谓见死不救是指眼见他人陷入险境，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的行为。有责任救助？普通公民没有受过训练，不拿国家薪水，不执行公共部门职责，怎么就有责任救助呢？至于有能力，就更不靠谱了，你怎么鉴定一个公民当时恰有能力。法律不是小朋友过家家，是很严肃的，要讲究取证。最后很可能是费时费力，白白浪费了司法资源，却对道德的救赎与事无补。

　　事实上，建议制定“见死不救罪”，我以为这是典型的病笃乱投医，过分迷恋法律的力量。应该说，眼下的道德滑坡是不争的事实，而之所以出现如此重要的滑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的转型，如官员的蜕化。其实，社会发展自有其自身的规律，市场经济道德的树立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完善。当然，道德的完善也不是绝对排斥法律的辅助，如，严格打击官员贪污腐败就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正醇，如设立见义勇为奖就会鼓励公民乐于助人，如严惩公职人员渎职就会减少悲剧的发生，但必须牢记，法律并非万能，法律管不了道德范畴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