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四年的老dc拍摄，没有加任何滤镜。在太阳快出来时候才找合适的快门。竟然拍下来太阳出来的那一秒。有人说这是上帝的眷顾，也许是真的。

来自财政部的公示

6月30日更新，财政部网站公示修改，109万万改成109万，请诸位网友注意。

http://www.mof.gov.cn/mof/xinxi/zhongyangbiaoxun/zhongbiaogonggao/200903/t20090302_117619.html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楼装修工程邀请招标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NSFC－FWZX－200901。
　　二、项目名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楼装修工程。
　　采购单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机关服务中心
　　定标日期：2009年2月28日
　　专家评审组按照邀请招标的程序，对参加投标的单位进行评审、排序，最终推荐北京住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中标供应商，中标金额为1098062万元。
　　如对中标结果有疑义，请于本中标公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
　　联系人：张明清 联系电话:010-62327233
　　特此公告。
　　2009年3月2日

http://www.mof.gov.cn/mof/xinxi/zhongyangbiaoxun/zhongbiaogonggao/200902/t20090224_116154.html

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主楼一二层三个卫生间装修改造项目中标公告

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主楼一二层三个卫生间装修改造项目中标公告

受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委托，我中心对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主楼一二层三个卫生间装修改造项目（招标编号为RC-G08041）进行了国内公开招标。现将招标结果公示如下：
中标人名称：中国装饰有限公司。
中标金额：1491234.00元。
集中采购机构：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
集中采购机构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永定门内西街甲2号。
联系人：张鸿 郭凯 电话：83102131 传真：83102131。
我们在此谨对参与本项目的各投标人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全国人大机关采购中心
200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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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63819312\13\14\15标讯接收邮箱：zye@ccgp.gov.cn传真：010-63819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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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北京支点国际资讯投资有限公司 pii@ccgp.gov.cn
京ICP证030808号

具有中国特色的脑筋急转弯
转自摸扑

问：边做假药广告、边说假药效果、边痛斥假药危害的是什么？
答：江湖骗子。
错，是CCTV。

问：比上大学还贵的是什么？
答：出国留学。
错，是幼儿园。

问：为什么有人从几千米高直接跌落到千米左右却面不改色心不跳？
答：是在跳伞。
错，他们是中国股民。

问：某人第一个月拿1000元工资，第二月拿800，第三月拿600，请问他的工资是降低了还是增长了？
答：降低了。
错，是负增长。

问：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进行激烈的搏斗这是什么事情？
答：是抗日战争。
错，是城市管理者执法。

问：你只有10平米的房屋，邻居从90平米换到190平米，你的居住面积有没有增加？
答：没有。
错，你在平均住房面积里被增加了50平米。

问：明明你口袋里只有50元，却搞一大堆数据证明你实际有100元的是什么人？
答：骗子。
错，是统计局

问：一个永远要你对她负责而她却不对你负责的是谁？
答：二奶。
错！是银行。

问：说起来与你时刻密切相关，但需要时却看不见也找不到的是什么？
答：空气。
错！是相关部门。

【本文刊于《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24期。本文写于5月宏观经济数据出台之前。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基本还是和当初的论断吻合。并且更加重了我对于未来趋势的怀疑。】

自从1月至4月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陆续发布以后，各方便争议不断。一些乐观的机构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见底甚至已经走出低谷，整体经济正在复苏；而另一方则持怀疑态度，认为单凭借短期数据来判断还为时过早，未来几个月的中国经济还扑朔迷离。5月26日国家统计局出面“定调”：总的看，中国经济取得较好开局，主要经济指标止跌回稳，整体经济的表现好于预期、好于世界。而次日央行发布的《2008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又说：目前经济反弹基础尚不稳固，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好坏参半的数据，再到相互矛盾的论调，无论是谁都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无怪乎一些海外媒体会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大体上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那么问题就必然出在对当前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一些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已经见诸报端。

一般而言依据凯恩斯理论，在一国经济见底的时期不应当出现“通货膨胀”这个词语。而如果在经济低迷时期反倒出现了通货膨胀预期，那么依理论角度来说只能产生一种疑问：前四个月的经济回暖迹象真的是刺激内需政策的作用吗？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各项经济指标来看，前四月推动中国经济强势反弹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的强劲增长，其中政府投资占了主要部分。自从去年11月中央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公布以来，到今年4月已经安排了两批中央投资，第三批中央投资也正在进行。截至4月30日，中央新增投资已经累计下达预算3924亿元。正是由于这一点，大家普遍认为凯恩斯式的积极财政政策促使我国经济好转。

但是我们要注意所谓中央投资只是资金预算，真正落实到位，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还需要一个过程。就生产方来说，光是工程招标、设备采购、签订施工合同等环节尚需要数月时间。至于通过迂回的生产过程，进入到消费领域，真正对消费者产生利益，那更是一段漫长的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复苏”的过程却几乎是与中央投资计划安排同步进行的。怎么可能投资预算刚刚下达，经济就立刻回暖呢？更何况，相对于中央投资94%的平均到位率而言，地方配套资金到位仅有48%。地方财力窘困的状况必然会使得依赖政府支出的刺激经济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也许我们对于政府刺激内需的政策过于乐观了些，预期也过高了一些。凯恩斯政策虽然是应对经济萧条的特效药，但毕竟不是速效救心丸，不可能指望今日施行明日便见成效。如果回顾上个世纪那场大萧条的历史，我们应该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凯恩斯的刺激有效需求政策一直到二战前都没有发挥切实影响。如今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凯恩斯政策标志的罗斯福新政既不是凯恩斯提出的，也没有能使得美国经济真正复苏。一直到二战爆发前，美国失业率都徘徊在两位数的水平，远比现在还高。当时唯一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经济体，就是战前希特勒的德国。真正拯救了凯恩斯刺激内需政策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政府支出增加和赤字上升，变成了一场凯恩斯政策建议最好的实验。也就是说，经过了数年的战时经济，蔓延世界的大萧条才被遏制。

所以，我们还不应急急地把目前在股市、楼市、信贷、固定资产投资、消费以及相关指数上出现的经济向好苗头立刻归结为凯恩斯政策的影响。那么如果不是刺激内需政策的作用，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经济向上的趋势呢？其实，如果从诸多喜忧参半的经济数据来看，这应当是“庇古效应”的结果。

所谓庇古效应，也就是财富效应，是对剑桥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庇古于1943年提出的一种应对经济萧条方法的称呼。庇古是剑桥学派权威马歇尔的弟子，也是马歇尔讲席的继任者。他和马歇尔一样都可以算作凯恩斯的老师，凯恩斯在剑桥的讲师职位薪金就是用庇古自己的基金支付的。但是，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攻击的靶子就是以庇古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为此，庇古不得不做出反驳，其中就包括后来被作为有效反驳凯恩斯理论的“庇古效应”。

“庇古效应”指出了经济萧条时期一个有益的副作用：私人部门手中财富的真实价值会提高。伴随着不景气的经济形势，总的价格水平下降、工资紧缩，会使得私人手中以现金、有价证券等形式持有的流动性资产价值相对来说变得更大，简单说就是钱变得更值钱了。此时按照经济学上的“真实余额”理论，私人必定会重新调整手中流动性资产，使之真实价值大致稳定。这样私人部门会减少储蓄并增加支出，从而扩大总需求，使得经济向充分就业水平回归。

因此按照“庇古效应”的观点，大萧条时期应当做的就是增加失业、削减工资，促使经济重新回到均衡状态。暂且不论这种观点是否看上去显得过于消极、不人道、不合乎情理。先让我们简单想想自去年下半年起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伴随着大量私营企业倒闭，许多公司用缩短工作时间方式变相裁员、缩减工资。而反映物价水平的CPI指数和PPI指数，前者自去年11月回落到3%的警戒线以下后，从今年2月开始连续三个月负增长；后者则是连续五个月下降。以上都符合“庇古效应”的前提条件。然后紧接下来便是11月上旬开始中央4万亿以及24个省市18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相继出台，极大抬高了民众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态度，导致通货膨胀预期的出现。同时自1月份开始对私人消费者来说存在着过节、结婚生子计划等消费需求；对企业来说则存在着一年伊始的信贷安排等投资需求。所以一方面是由于价格水平下降、工资缩减带来的流动资产价值上升；一方面则是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对未来价格走势上升的预期以及特定时间条件下刚性需求的存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迫使私人部门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投资支出。这样就出现了消费者过节消费支出大量增加、卖房炒股，使得房地产业量价双回升，股市接连上新高；而企业则利用信贷指标放开之际增加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使得仅前四个月新增信贷就达5.17万亿元的天量，超过去年全年新增信贷，并且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新增贷款目标。

在如此的需求激增情况下，宏观经济指标怎能不显示出转好态势。而所有这些经济特征都符合“庇古效应”而非凯恩斯式的刺激需求政策。

实际上，“庇古效应”是一种针对经济波动的机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应对萧条的思想。强调的是在遇到偶然因素引起的经济下滑情况时，由经济体依靠自身的稳健机制自动地回复到稳定状态。但是如果遇到的不是暂时性的经济波动，而是大范围的、由于经济结构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导致的整体经济进入周期性萧条时期，那么“庇古效应”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私人部门流动性资产的价值不论怎样上升，也有耗竭的时候，到那时就不能再依靠财富效应来提振经济了。所以，面对前四月用电量持续下降、工业增速放缓，人们有理由担心当前的经济回暖是否能持续下去。

此时就需要反过来思考内需刺激政策，凯恩斯式的经济政策绝对不是简单地鼓励消费和投资，而是强调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推动私人部门有效需求的提升。因为在排斥政府干预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中，如果不考虑对外贸易，一个封闭经济体的需求就仅由两部分构成：消费和投资。但是凯恩斯对这两部分需求都不信任。消费者的投机性需求、企业家的动物精神以及脆弱的金融系统都会导致经济体内在的不稳定，造成过多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使得有效需求不足。这样凯恩斯政策的核心就是把政府加入需求的行列，依靠政府支出来刺激需求的增加。

因此凯恩斯政策真正发挥作用需要一段时间。就目前来看，当“庇古效应”的影响逐步减弱的时候，积极的财政政策计划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逐步实施，其效果应该在近期开始显露。5月份的各类经济数据即将陆续披露，相信主要指标仍然是进一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并且在接下来几个月内中国经济都会因凯恩斯政策而暂时获益。

然而，我们还不能根据凯恩斯式的内需刺激政策来确定中国经济未来长期的发展趋势。历史已经证明凯恩斯政策虽然是一种短期内缓减经济萧条阵痛的良方，长期服用却会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而中国经济即便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早已经是问题多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投资结构的失衡以及生产结构的失衡，所有这些存在于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问题都不能指望用一种短期政策能够彻底解决。

因而，政府在经济萧条期间推出刺激经济计划之时，我们认为仍应当强调注重现代经济内在法则的长期措施的推进。事实上早有理论家指出，凯恩斯政策的最大敌人仍然是“萨伊定律”。只有当供给真正能有效地创造需求；当消费者储蓄增加而诸如股市、房地产等投机性需求得到规范；当生产的扩展不再依赖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而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之时，我们才能够确信一国经济走在良序增长的道路上。

【本文刊于《周末画报》541期。这篇文章写于一个月前，那时正是对未来经济信心大增的时刻。如今来看，应该仍有意义。我的看法始终不变，就一个社会长期发展而言，萨伊才是凯恩斯最大的敌人，尽管当年为了彻底埋葬萨伊定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不惜扭曲了萨伊定律本来的意思。】

近几月来中国经济利好消息不断。房地产业量价双回升，股市站上了2500点大关，而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包括汽车销量、民航经营、企业家信心等一系列数据也表明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回暖迹象。特别是反映经济扩张收缩的PMI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是达到了52.4，表明我国制造业经济总体趋向扩张的势头。

也许街头巷尾的百姓言谈要比中央数据更有说服力，自从去年10月开始“金融危机”就成了大众流行语，连卖水果的都贴出“因金融危机大减价”的牌子。而如今大家好像还没有怎么经历金融海啸的大风大浪就挺了过来。就连修自行车的师傅都说：“哪里有什么金融危机，大家不是照吃照喝，炒股买房，照样花钱嘛。”

毫无疑问，目前的中国经济回暖与自去年年底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有莫大关系，第一季度众多宏观经济指标回升也表明前一轮刺激内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实效。面对这样良好的势态，甚至国内外有专家开始预言中国经济年底将会复苏，而众多学者也开始热议第二轮新经济刺激方案。

但是当我们仍在憧憬进一步刺激消费的时候，笔者则认为现在是该反思“萨伊定律”的时候了。

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而众经济学家又苦无良方时，我们求诸众多先贤，希望他们的理论能够拯救世界。于是乎有人重提马克思，有人再举弗里德曼，有人力主奥地利学派，更多人则又一次抬出了凯恩斯。然而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萨伊，法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萨伊身处18至19世纪之交的动荡年代，他见证了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拿破仑政权时代，亲身体会了法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在王政复辟时代的法兰西，“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邪恶如毒蛇般的词汇，而萨伊正是在这样的压制环境下成为法国第一个经济学讲席教授，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为学生公开授课。他撰写的杰作《政治经济学概论》在三十年间一直是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的标准教科书。

与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相比，萨伊对当时工商界有着更深刻的切身体验。斯密尽管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私交甚笃，但他毕竟是一个学者。而萨伊年轻时就经过商，拿破仑称帝后更是因为在财政金融政策上与其发生抵牾而被迫离开巴黎从事制造业十年。在这样的背景下，萨伊对于财富生产的认识不只是局限于理论，而是具备更多的实践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提出了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的市场法则。

如今被大众接受下来的“萨伊定律”，也就是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来自凯恩斯的版本。经过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盖棺定论，“萨伊定律”被当作古典经济学的象征而埋进了故纸堆中。供给不可能创造需求，产品生产出来不可能就销售一空，否则怎么解释困扰厂商的存货问题。相反，有需求才有供给，因此一国经济需求是最重要的，需求决定国民收入。所有这些似乎都成为了一种“常识”，当下的经济刺激方案，不就是这一“常识”的证明吗？无怪乎我们早已将“萨伊定律”遗忘。

还是让我们看看萨伊本人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一种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地说，生产者在完成他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出卖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中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拿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

这段话直观上很容易明白：厂商生产了产品后就会产生对其他产品的需求。我们每个人不就是拿到工资后就想着如何花钱吗？但是如果再仔细思考就会觉得颇为费解，萨伊究竟表达什么意思呢？

要理解萨伊定律，我们只需结合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商业周期理论。奥派著名学者熊彼特曾指出，现代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阶段，形成了一种周期性的运动。而产生周期性运动的原因，则在于企业家。“企业家”这个词正是萨伊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当年萨伊著作的英译者对法语entrepreneur的意思颇感头疼，考虑再三后才翻译为“冒险家”。“冒险”是企业家的特征，熊彼特称之为“创新”。总的说来，“创新”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新技术的应用，二是寻找新需求。

一个社会经济的繁荣衰退，皆源于企业家的“冒险”：寻找新的产品、以新的技术生产产品、开辟新产品的市场等等。一流的企业家会创造需求，二流的企业家则只是迎合需求。当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减弱，或者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创新减弱时，过度迎合消费需求导致一个市场中投入过剩，生产结构扭曲，进而市场萎缩，经济进入萧条期。

因此“冒险”精神改变的，是社会经济的生产结构。这就是“萨伊定律”真正的含义：生产结构影响经济周期。商业周期的根源在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需求不足根源于产品供给存在问题，信心不足是对供给的信心不足，人们不敢花钱是由于对未来收入的怀疑。

如果要用现代经济指标来解释“萨伊定律”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用生产指数还是用消费指数来评价一国经济增长？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说，如果我们承认此次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大危机之后又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期开始的标志，那么以拉动内需为主导的凯恩斯模式政策虽然在短期内确实能够缓减阵痛，但长期来看终究还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上个世纪长达50年之久的凯恩斯政策的失败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对于世界各国政府来说，刺激消费并不是最为困难的，当代经济体拥有各式各样改变需求的技术。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就是一种变相改变消费者未来预期、提升消费者信心的手段。虚假的生产创造虚假的需求，层出不穷的需求激励致使依据各种经济长波理论来说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应出现的经济衰退期被一再推迟。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使得隐藏在当代生产结构深层的问题不仅被掩盖，而且迫使误导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由一国扩散到整个世界。到最后一旦需求泡沫崩溃，也就必然会迅速波及整个世界。

所以当前最为困难的是如何改变各国已经严重扭曲的生产结构。奥巴马政府推行的新能源产业革命的国家发展战略应该说是颇有远见的。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当信心指数逐步恢复之时经济政策的中心应该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不是考虑如何消费已经过剩的产品而是考虑为何这些产品会过剩；不是强调投资的数量而是强调投资的方向；不是强制消费者消费而是有效提升消费者收入。否则此次的经济回暖就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非“春暖花开”，毕竟生产结构性失调才是一国经济整体扰动的根本原因。要真正走出经济困境，还是让我们深思当年萨伊说过的话：“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美国加图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
                       亚特拉斯基金会（Atlas Foundation）

承办单位：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
协办单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一、论文选题

立足学术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建国六十周年；拥有现代视角，关注现实问题，且运用符合国际规范的研究方法；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和发现，能够反映所在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水平。论文选题的研究领域可以为制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思想史和伦理学。

二、参选要求
1、参选论文要求未以任何形式发表或者出版过；
2、参选论文字数以1万字左右为宜，可以适当增减；
3、参选人为全国范围内（含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背景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三、奖励
本论文奖设立一等奖1名，二等奖4名(研究生两名，本科生两名)，三等奖8名。

1）获得一等奖学生将获得奖励证书和奖金一万元，获得二等奖的学生将获得奖励证书和奖金五千元，三等奖的获得奖励证书和奖金两千元。
2）所有获奖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可参加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夏令营等学术活动。
3）获奖学生将有机会被推荐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夏令营活动。

四、参选事宜
1、论文递交时间：学术论文收集时间从即日起至2009年7月04日（电子版本以电子邮件送达时间为准；纸面材料以邮戳时间为准），评审结束后评审委员会将公布评选结果并在浙江大学颁奖。
2、递交材料：
1）论文正文，详细论文格式见附录；
2）学位证书或者学生证件复印件；
3）学术论文摘要（中文，1000到2000字）。
3、递交方式和联系地址：
参选人需发送论文正文的电子版本至评审工作小组电子信箱，并同时邮寄包括论文纸面版本在内的其他相关材料至评审工作小组。

评审工作小组联系方式：上海 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 方钦 收（请在信封背面注明“参加论文竞赛”字样）

邮政编码：200433；电话：021 6564 3145；电子邮件：rieteh@gmail.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参加论文竞赛”）

详细内容请参阅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网站：http://www.econ.fudan.edu.cn/news_detail.asp?id=1095

【看之前就想到这片不可能没遭剪刀手，回来之后上网搜一搜，果然如此。虽然和之前杜琪峰的电影比，这次剪得少多了，可是关键的问题：为啥“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都要删光光呢？难道剪刀手都“不高兴”啦？？？】

转帖：关于 机动部队：同袍 的删减部分
2009-04-18 17:34:33 　　来自: JOJO様やはり最高

又被电影局忽悠了 其实 并不是一刀未剪...
　　
　　不知道为什么 或许是出于意识形态问题吧。
　　
　　#1
　　
　　那个斗鸡眼出场的那一段全被删了，以至于大陆院线版里看到中后期斗鸡眼出来的时候 总觉得很突兀。看了港三版 就完全明白了...
　　
　　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
　　
　　#2
　　
　　邵美琪带领的那一组PTU小队 迷路的时候 以为遇到鬼打墙了 粤语字幕是“鬼遮眼” 遇到了几个装有骷髅的坛子，还有几个特写镜头，被删掉了，然后 又是队员的迷信行为等等。 大陆院线版删得 邵美琪怎么掉下山坡摔瘸了腿 都没看清楚... 可怜。
　　
　　#3
　　
　　最离谱的是 山区里一间小教堂那段 人家明明唱的是圣歌，大陆院线版偏偏改成唱的是“生日快乐”歌， 让所有电影院里的人 如坠入五里雾中... 怎么唱生日快乐歌啊。
　　
　　还有小队进入教堂 借用电话联系上司等等 很多场景都删掉了...
　　
　　最后 匪徒在教堂里 被压制后， 出来教堂，
　　
　　单身掀衣 转身 双手摆头 猫低... 等等 尽数删掉。
　　
　　还有 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 被斗鸡眼又写到了 教堂上，其实都很有寓意的.....
　　
　　删得真的 离谱啊....

五、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马克卢普曾经尝试以一些共同的信念结构来界定二战以前的奥地利学派，他提出包括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边际主义、偏好理论、机会成本以及生产的迂回性在内的六项原则，然而，正如包括马克卢普自己在内的许多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这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原则早已非奥地利学派所独有，而是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组成内容。所以马克卢普又加上了两条“极易引起争议”的原则——消费者主权和政治个人主义，作为区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关键（第224页）。但这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因此科兹纳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词条的时候，在马克卢普的前六条原则基础上，加上了新奥地利学派所特别强调的另两大原则——市场过程与不确定性。[1]然而即便如此，以现今的经济学标准来看，这后两项原则也早已成为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博弈论制度分析等经济学前沿领域的研究主题，不再是奥地利学派的专利。

因此另一些奥地利学派学者更偏好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奥地利学派范式”。就像多兰（Edwin G. Dolan）所作的那样，把奥地利学派归结为一门“非常规科学范式”，其包含三项方法论原则：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人有目的的行动；拒绝把确定经济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包括在合理的经济问题范围之内；通过文字演绎推理少数几个基本公理的逻辑含义。[2]

但是如果说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指的仅仅是一种方法论，那么其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些学者所希望的那种与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的思想传统。通过回顾奥地利学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从奥地利学派诞生至今，也许只有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能够作为奥地利学派最完满的经济学系统，但是其遭到排斥的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新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打破了人类行为学的理想体系，回归到了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努力的方向是不明确的。沃恩教授最终将叙述的重点放在了“时间与无知的经济学”，这是奥得利斯库（Gerald P. O’Driscoll）和里佐（Mario J. Rizzo）那本著作的书名。也许如一些学者所称这只是对奥地利学派当今发展的肤浅认识；也许科兹纳最终未能解决不确定性问题，拉赫曼始终没有重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结构，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也许加里森（Roger W. Garrison）和怀特（Lawrence White）等人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功是对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一种背弃。但是在一位局外人眼中看来，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召唤”可能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

无论罗斯巴德的赞誉是否有夸大之嫌，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行为学体系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举例来说，米塞斯-罗斯巴德有关商业周期的解释——由于政府和中央银行推动的信贷扩张引起的投资过剩与需求相对不足所造成的繁荣与萧条交替出现，对于认识我们当前的金融危机依然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的货币理论更为贴近当前货币与金融资产界限日益模糊的现实。然而过分执着于体系的完美只能意味一种孤立的姿态。姑且不论是否仅凭理论逻辑自身的无瑕疵就能够彻底排除经验数据的检验，单就政策建议层面而言，无论是米塞斯的金本位观点还是罗斯巴德更为激进的废除中央银行建议，在当前的经济现实下都没有任何可行性。

在撇除了恪守体系的窠臼之后，人类行为学或许才体现了奥地利学派最为关键的意义：她始终如一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人本身，坚持彻底的主观主义立场。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行为的，但是我们的意图并不是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我们的效用，而是追求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地满足我们的欲求。满足欲望的过程才是经济学家应当关注的中心。如果行为人能够以某种方式突破当前限制条件而在更大程度上满足欲求，每一个人都有如此行动的激励。市场扩展过程中无数的制度发明、金融衍生产品创造，正是个人有意图地突破约束条件而尽可能满足欲望的行为。这种非设计的行为后果会造就市场繁荣，也会促使经济灾难。无论如何，这正是我们现实经济世界的运行机制。

由此可见，奥地利学派的优势不在于挑战主流经济学，不在于构造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在于其提供的理论洞见始终面向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因此，奥地利学派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应是执着于一套完美的理论体系的构建，而是回归真实世界的经济分析。

认识主观经验下的客观世界，这正是当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所向。拉赫曼当年力图描述的纯经济理论——“主观意义-合成体的客观意义-合成体”，如今已成为经济研究前沿所努力的方向。这样回归真实世界就意味着奥地利学派应当仅仅以一种独特的经济学视角形式参与到共同的经济分析领域中去。所以沃恩教授最后的结论又回到了当年在南罗约敦会议上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句惹恼众人的论断上，“没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有优秀的经济学和糟糕的经济学”（第199页）。

消失了的奥地利学派也许才是最好的奥地利学派。就如当年哈耶克所言，“一个学派，当其消失而不再单独存在时，就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因为它的主要观念已经成为主流一般学说的组成部分了。维也纳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得了这样的成功”（第223页）。所以我们说奥地利学派的未来应当是一套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

对于那些坚持奥地利学派“正统”而批评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或许主流经济学确实总是做得不够好，但是让我们再度回忆当年瓦尔拉斯在《政治经济学与正义》中的那段话：“……从她的诞生到荣耀的顶峰，一点一点地成长，遵循着她的道路，坚持着她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存在于最新的冠之以‘指导’或‘手册’的工作之中，而是存在于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真理集合之中，存在于从其诞生直至今日仍忠实地遵从的传统之中。正是在那里她存在着，因曾经的失败和最终的凯旋而骄傲”。“伟大的传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是由于批评、自省与包容，主流经济学才成为“主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亦应如此。

据说当年波普尔访问剑桥的时候，因为“哲学问题”这个话头，气得维特根斯坦拿起拨火棍想要揍他。亏得好好先生罗素在一旁，才没有使得事态扩大。

这当然是一件学术八卦。不过也能引得我们众多热衷公共话题的人士议论一番。

当年不知上什么课，一名全年级公认的全A生上台演讲（当然是为了期末考试拿A而在老师面前表现一下了），振振有词地谈起了经济学的“证伪”问题。我虽然成绩不怎么样，不过至少受过老维的熏陶，一听就不对味。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其诞生之初就是不明确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分析方法既可以说有抽象演绎，也有经验描述。这个斯密苏格兰传统的出身和在法国的游历有关。不能单纯归为经验主义或是理性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亚里士多德传统或者柏拉图传统。而在斯密之前，被誉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他的《商业性质概论》比斯密的《国富论》更易读，同时也已经建立了一套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抽象推理和经验数据并存的分析方法。在斯密之后，“法国的亚当·斯密”萨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分析既要重演绎，但也不能轻事实。萨伊矛头所向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的分析方法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即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然后在假设的基础上推导结论。这种在“假设”基础上把演绎逻辑推到极限的分析方法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无视历史、社会、文化、哲学和制度框架，导致理论与历史的分离，剥离了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然而就是这种方法，后来和数学结合在一起，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脱离现实当然是这种方法最受诟病的地方。不过有了卡尔·波普尔，经济学的大救星来了。既然基于假设的抽象演绎脱离现实，那么只要我们搜集的经验数据不能“证伪”那些通过假设得出的结论，不就说明我们是对的吗？弗里德曼就此发表了一篇广受欢迎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从此以后，我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科学方法就是数学建模加上实证检验。

这套方法实在是贻害无穷，单就这一点我也要拿拨火棍打波普尔。

稍稍有些哲学头脑的人都会意识到，李嘉图的分析方法属于演绎逻辑，计量实证检验是归纳逻辑。这两套逻辑是说结合就能结合的吗？前者推演的命题是属于可能世界的范畴，后者处理的则是现实世界的经验，我们所处的世界不过只是诸多可能世界中的一种而已。

拜托，大家不要忘了大哲学家休谟当年说过的话：从实然不可能推出应然。弗里德曼虽然是大经济学家，但是他的哲学素养实在是二流以下。实证检验和理论模型之间，不是简单的“证明”和“证伪”的问题。

尽管如今经济学界不少大牛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可惜趋势所向，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不服从李嘉图恶习，就意味着不可能在主流里面说话。

当年米塞斯穷心竭力，几乎是白手起家创造了“人类行为学”体系，用基于“公理”（注意是“公理”不是“假设”）的演绎体系，外加历史经验事实佐证（不是实证检验），来构建经济学方法。但是这套方法显然不能忠于韦伯当年定下的“价值中立”的规矩，除了罗斯巴德外，可以说是后继无人。

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新奥地利学派：理想体系的分裂

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人类行为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全然拒绝，才使人们认识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存在。终于，在几十年的坚持之后，这支围绕在米塞斯周围、以纽约曼哈顿下区一个地下室中的研讨班为活动中心的小团体，开始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注意。

布坎南（James Buchanan）宣布了奥地利学派最终赢得关于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的胜利；沙克尔（G. L. S. Shackle）对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充满敬意；希克斯认识到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中被遗忘的时间维度。当哈耶克于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复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时机已经成熟”（第115页）。

沃恩把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时间定在了1974年，定在了那次长达一周时间的南罗约敦会议。然而，从沃恩充满感情色彩的叙述中，从那次会议文章结集而成的《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一书中，重生的新奥地利学派却不复再有当年米塞斯殚精竭虑所构建的统一体系。

事实上无需沃恩的叙述，只消翻开《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我们便可知道谁代表着新奥地利学派。全书14篇文章中12篇都是由三人所著，他们是南罗约敦会议的主导者，他们的声音代表了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罗斯巴德，米塞斯思想最坚定的继承者，美国奥地利学派的中流砥柱。他的丰富而高产的成果在很大程度是对“人类行为学”体系的补充与再阐释。他运用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来解释1929年的“大萧条”，他把“人的行动”运用到政治、历史乃至哲学等现象的分析，他通过亲自对历史经验的再分析来论证在拒绝了经济学实证检验之后如何证明人类行为学体系的正确性。毫无疑问，罗斯巴德用其犀利的语言更清楚地解释了米塞斯的思想，但是他从来没有跳出过“人类行为学”的框架。因此，尽管在一些学者看来罗斯巴德或许代表着最正统的奥地利学派，但是“他那个品牌的经济学仍然被学术界认为是落伍时代的错误”（第105页）。

与罗斯巴德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科兹纳（Israel Kirzner），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中另一位杰出弟子。他也许没有前者那种宽泛的研究思路，他更注重那些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细节性命题，从而“尝试在主流学术圈语境内继续米塞斯的学术研究工作”（第111页）。从科兹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对主流经济学那么强烈的抵制情绪，相反他的所有研究都可以视为是将奥地利学派的某些洞见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中去的努力。就如同他本人所言，经济学解释有两个任务——探索行动的无意后果和用人的行动来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而奥地利学派的洞见就是“人的行动有目的”，“人的偏好、预期和知识是固有地不确定和不可预测”。[1]如何以奥地利学派的洞见来完成经济学解释的任务，这是经济学家应当关心的内容。由此可见，科兹纳并不过分强调奥地利学派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专注于经济研究的共通性。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不存在对于完美的人类行为学体系的坚持，他更为关心真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以及如何运用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更好地解释这些经济现象。用沃恩的话来说，科兹纳所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不是试图对抗新古典经济学，而是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视角来对传统经济学作出贡献。无论他的努力是否成功，或者是否为他那些奥地利学派同行所接受。

第三股思潮则来自于拉赫曼，新奥地利学派中一位非直接师承自米塞斯，也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美国圈的人物。与罗斯巴德和科兹纳相比，拉赫曼的思想或许更天马行空。罗斯巴德关注的始终是“米塞斯说了些什么”；科兹纳则在相信米塞斯理论的正确性同时，更强调如何去解释真实世界。而拉赫曼一方面相信存在一个挑战主流传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另一方面他并不认为人类行为学体系就足以代表他心目中那独一无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把奥地利学派理论定位于“市场过程理论”。拉赫曼的“市场过程”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或者用沙克尔的比喻来说，“万花筒般的世界”。这是对“均衡”概念的反讽，是对“知识”和“时间”的无限强调，“市场过程是永不停息的知识流的表现。……在社会中，知识的模式总是不停地变化着，是一个难以描述的过程。知识很难被当作‘资料’，或在时间和空间上可确认的东西”。[2]于是乎，拉赫曼继承了米塞斯体系的一部分内容——支配市场过程的人的因素之重要性，但是他又完全打破了米塞斯的体系，转而尝试用经济学以外的理论来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所以在拉赫曼看来，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建构远远没有完成，还有大量工作可以展开。

很明显，奥地利学派的复兴带来的是由米塞斯构建的奥地利学派理想体系的分裂。罗斯巴德、科兹纳和拉赫曼，他们至少代表着奥地利学派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新奥地利学派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成为了一个更让人困惑的概念。

门格尔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基础，但终其一生却仍未能完成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计划。他的两位直系传人——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与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各自从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扩展了门格尔的思想，但他们并没有构建宏大完整的独立经济学系统的野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真正成熟归功于米塞斯的努力。

在米塞斯众多的学术成就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最终完成了奥地利经济学体系。他首先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一书中完成了门格尔未尽的任务——货币理论；然后建构起了完整的“人类行为学”体系。

《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门格尔虽然解释了货币的起源，但货币价值理论一直是其没有完成的空白领域。米塞斯承袭了门格尔晚年的思想，将奥地利学派彻底的主观主义应用到了货币理论之中，运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及其购买力问题。从而，“经济学终于实现了圆满，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1]然而米塞斯的贡献不仅于此，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论战中，米塞斯开始思考为由门格尔首创的经济学方法论打造某种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一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人的行动》。这是一部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感到非常困惑的综合性著作，从方法论到市场、价格与货币，再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它囊括了太多的一般经济学家所熟悉的资料，但又采用人们不熟悉的表述方式”（第77页）。然而，在米塞斯的崇拜者眼中，《人的行动》是“经济学的极致”，“这本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套我们有些人曾经梦寐以求、但却觉得永远难以企及的经济学思想体系”。[2]

也许如沃恩所言，米塞斯并没有打算将《人的行为》撰写为奥地利学派的标准教科书，也许他本人“从未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其他经济学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第77页）。但是显然米塞斯也并没有意图通过本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从而将门格尔的分析方法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相一致。米塞斯比任何人都更热衷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基础的构建，并且最终他完成了奥地利学派特有的经济学体系，这使得米塞斯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当代奥地利学派的领袖。

就像Gordon所指出的，沃恩在本书中严重误解了米塞斯的思想，她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把米塞斯当作了极端先验论者。[3]恰恰相反，依照罗斯巴德（Murray N. Rothbard）的阐述，米塞斯的方法论不仅不是先验主义的，而且是极端经验的，“远比现代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后休谟经验主义更经验主义”。[4]

米塞斯的体系之基础是一个异常简单的公理：作为个人的人的行动。这里，所谓米塞斯的“先验论”仅在于关于“行动”的概念上，米塞斯是以康德（Immanuel Kant）的认识论来解释行动概念的，即对于“行动”本身的认识是先验的，是“人的大脑的逻辑结构的基本和必然性质”的一部分。[5]除此之外，所有由基本公理出发的演绎推导和辅助公理均来自现实世界的经验。人从事有目的的行为；选择特定的手段，去达成目标；手段是稀缺的；选择受到知识的约束；行动需要时间；未来是不确定的；等等。通过文字演绎的方式，米塞斯仅凭借极少的基本公理推导出了从个人选择到商业周期的整个微观、宏观经济学体系。

“人类行为学”的体系是完美的，完美得以至于其至今仍然和主流经济学如此地格格不入。米塞斯在美国的经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当时所遭遇的孤立。当其他奥地利同行，诸如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以及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等人已迅速地融入美国学术圈，并在重点大学拥有显赫地位的时候。作为将奥地利学派思想引入美国的领军人物，米塞斯却被排除在了主流学术界之外，成为经济学边缘人物。沃恩教授解释了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现实原因，然而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原因也许是：米塞斯的体系拒绝任何修改或者扩展的可能性。既然作为出发点的公理是如此简单且不证自明，那么如果演绎逻辑推导不存在任何问题，所有的结论就是自然而然成立并应当为人们普遍接受。不需要再做任何过多的解释和证明，不存在证实或者证伪的问题，更不需要任何实证的检验。所以数学语言被排斥了，经济计量更是一种错误的实证方法。米塞斯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体系，并且将其演绎逻辑闭合了。这样，在拒绝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同时，无论是米塞斯个人还是他的理论均被排斥于主流经济理论之外。

二、无可争议的奠基者：卡尔·门格尔

且不说奥地利学派学者的观点，即便单从主流的思想史视角来评价，门格尔亦是毋庸置疑的大师级人物。1871年，《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的那一年，被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之年。由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和门格尔三人以不同方式独立解决古典经济学的“价值悖论”，从而开启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其中，门格尔的影响在有些学者看来显得特别重要，例如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盛赞《国民经济学原理》，“他将因这本著作而流芳百世，因为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自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以来，还没有其他书像门格尔的《原理》那样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连杰文斯的那本出众的（更确切地说是语句如格言般隽永的）以及瓦尔拉斯命运不佳、令人费解的著作也不例外”。[2]

维克塞尔是对的。如今当我们再度翻开那本出版于百年前《国民经济学原理》，我们仍然会被这位先贤简洁、明确、坚定的论断所震撼。该书是门格尔计划中的一部系统经济学论著的第一部分，正如沃恩所发现的，其开篇便迥异于普通的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经济学是不应研究经济行为的实际建议的；理论经济学所应研究的，只是人类为满足其欲望而展开预筹活动的条件”。[3]如此一来，这本献给历史学派的奠基者罗雪尔（Wilhelm G. F. Roscher）的著作，却从一开始便拒绝了德国历史学派最根本的经验归纳方法：经济学研究所强调的，是“财货与人类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4]

从个人的主观欲望出发，研究外在世界客观物与个人欲望满足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为前提门格尔建立起了他独特的经济学体系：依据个人的欲望来定义“财货”（good）的性质，再由此定义主观价值（效用），从而来对消费品与生产要素领域进行界定，进而确定交换、价格、商品与货币起源，最终建立起以个人为中心、内在统一的经济体。

无论门格尔努力创建的这套体系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看起来多么地特立独行，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来看，门格尔的思想中最具价值的部分——例如主观价值论、“边际效用递减”等，经过后人的阐释，已经完全被新古典理论吸收了。因此在思想史的教科书中，我们常常见到他被摆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者的位置上。

这一评价当然不会获得正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赞同，在他们看来将门格尔视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是误解了门格尔。新古典理论仅仅从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所作的三大贡献——主观价值理论、原子式分析方法以及货币理论——中继承了部分不完整的内容，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门格尔的贡献远非只是发现了“边际效用”，而在于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理论，从中提供的种种经济学洞识为后人开辟了无限的研究可能性。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门格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基人的门格尔与作为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派创始人的门格尔。就其深邃复杂的思想而言，这并不构成什么矛盾。从门格尔独树一帜的理论中，当代学者总能够解读出种种不同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从门格尔的货币产生理论中找到苏格兰传统思想的精确表述——“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货币的产生过程既不是有意的设计，也不可预测。经过这个过程产生的制度绝非人类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各个个体有意识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无意图结果”（第34页）。然而我们也知道，除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外，刻上苏格兰传统标记的制度理论并没有受到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特别钟爱。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对门格尔思想不断地重新解读。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争论中重新发现了门格尔的主题；希克斯爵士（J. R. Hicks）所编辑《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拉赫曼所著短文《门格尔及边际主义革命》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献陆续发表，带来了奥地利学派在美国的复兴。

“门格尔的方法的本质当然是，始终以个人的理性行为为基础，以此建立起复杂的市场结构的模式”，[5]这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内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析理路。然而这还不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全部。

【本文刊于《文景》2009年03期。也许是我近期以来写得最累的一篇书评，不过总算把被某些人搞得混乱不堪的奥地利学派给梳理了一遍。对我而言，这种梳理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对读者来说，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原文太长，现分几次贴出。】

从理想体系到真实世界：
           一个局外人眼中的奥地利学派

一、什么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或许当年有许多原因迫使我终止这项思想史研究计划，但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我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奥地利学派？

因此，当我翻开沃恩（Karen I. Vaughn）教授所著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读到该书的前言时，便油然而生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那些似曾相识的疑问唤起了我对于数年前那些困惑的回忆——“到底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是否就是所有奥地利人写的相关作品的总和”，“奥地利学派是否是挑战主流经济学的一套特殊理论”。正是在这种感觉的驱使下，让我读完全书。与某些作为奥地利学派拥趸的读者失望甚至恼怒的心情相比，当我合上这本书时，竟然些微感到某种欣慰乃至愉悦，尽管这不能代表我同意作者在本书中写下的每一句话。

关于那个困扰本书作者长达20年之久的问题，沃恩教授在前言就给出了回答，“从观点表达充分、与新古典主义模式相区分、有着重要不同特征的经济学理论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承认迄今为止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经济学’”（沃恩著，朱全红等译，《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一个传统的迁入》，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3页，以下仅标页码）。毫无疑问，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论断。

我们知道，当提及“学派”的时候，很多情况下我们是从一种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去审视问题的，例如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重农学派”、“历史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等。对于这些通常情况是持续数十年后便消失了的学派，我们是在一种“过去时态”的情景下讨论的。所以“某某学派”的称呼有时候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分类标签，其流传至今的思想往往也只具有知识考古的价值而已。

因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随着1974年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奥地利经济学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个历史名称”[1]。因为毕竟连哈耶克自己也承认，“自立门户的奥地利学派虽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奥地利传统，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传统有朝一日会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许多贡献”。[2]

然而沃恩的断言显然走得更远，她根本不承认有过这样一个“学派”的存在。如此的观点当然会触怒那些至今仍然视自己为奥地利学派一员的经济学家们，翻阅当代奥地利学派的官方网站——“米塞斯研究院”——上对该书的评论，即使不是严厉指责至少也是颇有微词。Ekelund的结论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即便如此本书也毫无新意可言，她提供的解释是对虚无主义的召唤”。[3]

在当代许多学者眼中，“奥地利学派”绝对没有沦落为思想史的分类标签，其不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学术传统，更不是仅供知识考古而用的僵死的“思想化石”。相反，奥地利学派的生命仍然延续着，她是一个绵延130多年并且仍在发展中的思想团体，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充满革命精神的思潮，是一场与主流经济学的错误道路不断抗争的运动。

显然，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对上述观点的全然否定。然而，如果我们翻到本书的最后，便会发现沃恩教授的论断与其说是一种诋毁，不如说是一种希冀。尽管她“始终不将自己称作‘奥地利’学派的人”（第2页），但她仍然是以一个奥地利学派同情者的身份来写作本书的。所以当她在写下如此论断时，她所持有的实际上是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一派的观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未来在于它必须对其经济理论的结构原则进行彻底的重建”（第11页）。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逐渐相信在奥地利经济学派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他们对当代经济学的批判中就孕育着真正科学革命的种子”（第5页）。对一位诚挚追求真理的奥地利学派学者而言，这恐怕是最真诚的赞誉了。

那么，作为局外人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沃恩教授这种似乎两相矛盾的观点呢？或者更为本质的问题是，奥地利学派，这一持续百年却又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边缘的学术传统其价值究竟是什么呢？要真正理解奥地利学派，或许最好的方法依然是沃恩在书中提出的方式，回溯奥地利学派思想的源头。

【本文刊于《周末画报》535期。昨日突然看见有人士挑本文的刺，说笔者的用意是拆市场的台。实在是无言。细想一下，也许笔者写的字真不适合某些人士阅读。】

当奥巴马上台发表总统就职演说的时候，我突然听见一句如此熟悉的话：“市场创造财富、拓展自由的能力无可匹敌，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就会失去控制。”回想起来，我之所以感到这句话似曾相似，也许是由于不久之前一位来复旦讲学的英国教授在他最后一节课上让同学们参与的一次问卷调查。

在这份问卷中教授特意安排了两道题：一道题问的是网上购物；另一道题则是关于当时的热点新闻——三鹿奶粉。

尽管是局限于听课学生内的小范围问卷调查，但是搜集上来的回答仍然让我们这位外国教授感到有些困惑：对于前一道题，绝大多数学生信任网上购物（可能要附带一些信誉保证之类的条件）；对于后一道题，则绝大多数学生不相信听任企业竞争能够使市场变好，市场应当受到管制和监督。

教授的困惑在于，在他看来网上销售和企业行为都属于市场竞争范畴，甚至网上交易的自由化程度更高。那么既然同学们欢迎并且接受虚拟世界的市场竞争，怎么又会反过来要求对现实世界中的市场进行管制呢？

先不管其他因素，至少同学们的回答显然反映了当下一种普遍的民众共识，也就是全民总统奥巴马那句话的含义：我们喜爱市场，但是我们怀疑它可能干坏事。在饱尝着金融危机苦果的时刻，“市场需要监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人们怀疑市场也许出于这样一种担忧：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会陷入混乱，从而导致灾难。换作经济学家们文绉绉的言辞来说，自由竞争市场会产生“市场失灵”。

理论上而言，“市场失灵”是一个矛盾。因为既然经济学家们承认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为何同样是自由竞争又会导致资源浪费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放任自由带来的结果：人人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至于造成社会利益的损失。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早已被启蒙思想家们解决的问题：放任自由绝不意味着放纵自己的贪欲，相反其意味着一种社会良序是如何可能的。

因为现实可行的自由是一个悖论：每个人都希望纵容自己为所欲为，而当平等的个人相互交往时，他们发现唯有相互限制权利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增进自己的自由。大翻译家严复先生深明其理，所以当年将英国古典经济学第三代领袖小穆勒与其爱妻合著的最后一部杰作《论自由》译作《群己权界论》。

不过也有人是因为另一种忧虑而对市场持警惕态度：公平问题。是否自由竞争的市场无法兼顾效率与公平呢？在经济学界业内有一本很著名的小册子，叫《平等与效率》，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肯写的。他就认为“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社会面临着某种选择”。但是奥肯这一结论是基于结果平等的前提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过于强调收入上的平等分享，那么其必然会导致低效率。而市场要求的却是在给予社会中每个人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竞争。因此，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当然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

然而无论我说得怎样天花乱坠，这些空洞的理论似乎都抵不过“民意”：难道没有看见那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实吗？三聚奶、黑煤窑、血汗工厂，国有资产流失，0.4% 的人掌握着70%的财富……这些难道不都是市场化的恶果吗？而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更是市场缺乏监管的铁证。

可是，我们目睹的这些“市场失灵”难道真的是市场问题吗？正是由于财富在社会分流过程中被权力截流才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正是因为市场的自发规则遭到过多行政命令的干涉才致使企业行为失范。这次金融危机更是表明，非市场力量对经济系统的不当介入才是市场失序的乱源。如果没有约翰逊总统时代签署的住房保障法案，如果没有民主党长期为“两房”作政治背书，美国会陷入如此严重的次贷危机吗？而当年要求政府放松金融管制的人正是如今要求政府保护的人。这难道还不能够说明，利益集团操纵下政府权力的过当干预使得市场法律监管完全失效，才是这所谓的市场灾难背后的原因。

市场机制就像自然秩序，在允许它自我健康运行时就会变得生机盎然。然而就像历史无数次证明的那样，一旦有外来力量不正当地干涉其发挥作用，它也会和我们的大自然一样显示出“脆弱”的一面。

因此必须承认市场不可能是完美的，而且肯定会出现问题。市场的不完美根源于人性的不完美。但这又是市场的伟大之处：它集中了那不甚完美的人性的全部力量，以尽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

我们的社会是由生活在其间的独立个人之行为构成，而我们的行为选择是依据自身对于外在世界的理解来作出的。无数个人对于自我生活的这种认知是独一无二的宝贵信息，它不可能掌握在任何一个权威机构手中。而通过不受干预的价格系统——市场机制的核心，我们能够相互交流沟通这些信息，从而作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

这就是当年经济学大师哈耶克试图阐明的道理，市场的精妙在于它通过价格系统集中了个人分散掌握的知识以帮助我们相互协调人与人的交往行为，从而形成一种能为我们自觉遵循的秩序：自发秩序。而这一个机制的实现依靠的是自由竞争。

与常人的理解不同，市场竞争从来不是指争名夺利。竞争是一个试错过程，是自主的个人通过价格系统反映的信息片段不断尝试获取分散知识从而作出最佳决策的过程。这期间当然会有损失、耗费甚至不幸，但是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正是从这种不断尝试的挫折中产生。

所以越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我们就越应当信任市场。难道我们宁可相信不受我们控制的权力的干预而不愿信任我们自己的能力？政府挽救危机的措施也不应是一味强调保护，不是振兴“产业”而是振兴市场，让价格系统和自由竞争去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因为笼中的金丝雀永远不可能成长。

既然市场的能力在于集中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智慧，那么我们还认为“市场需要监管”吗？是不是应该反过来，“监管市场的机构”本身就需要受到市场的监管？

瞧，那个苏格兰人

这是一位生活平淡无奇的苏格兰人。1723年他生于柯卡尔迪一个文职官员家庭；作为学生和教授，他在格拉斯哥度过了一生中“收获最大、因而也是过得最愉快、最体面”的十余年；作为一位年轻公爵的家庭教师，他陪同出游欧洲大陆；退休以后，他依靠一笔丰厚的年金退隐于柯卡尔迪专心写作；生命中最后的12年他定居于爱丁堡，尽心尽职完成海关专员的工作。

唯一能够引起人们兴趣并津津乐道的轶事，也许就是他那著名的独自出神：他把黄油面包当作红茶放进茶壶冲泡，然后抱怨茶太难喝；他穿着睡衣在花园中散步，沉思默想中竟然走到了15英里之外的地方；在签署一份公文的时候，他却写上了身旁同事的名字；当门卫向他行礼的时候，他毫无意识地仔细模仿了行礼动作的每一步骤。

然而这位平凡的苏格兰人，却有着一个不平凡的名字：亚当·斯密。

流芳百世的《国富论》

斯密博士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部不朽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简称的《国富论》。

从历史意义上而言，这部著作的价值当然不可低估。它自1776年出版时起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二十多年时间里，仅英文版就出了9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到1871年为止，在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穆勒等后继者的努力下，围绕着对《国富论》一书内容的争论、修正、补充和拓展，形成了以古典经济学为主导的一百年。并且，《国富论》对后世的影响不仅止于经济学界，英国文明史家曾言《国富论》“从其最终结果看，可能是所有见诸文字的图书中最有影响的”，它“比所有政治家和立法者联合起来的能力还要大，尽管历史保存了对后者所作所为的正式记录”。

究竟是何种魔力使得《国富论》具有如此的思想力量呢？依照标准的教科书式解释，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贡献可以概述为：根据自然法、天赋权利和牛顿式的自然秩序这一模式，从劳动分工出发，解释了价值、货币、价格、工资、利润以及利息的生成、资本的性质、经济的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公共财政问题，提出自由放任原理、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市场竞争机制。所有这些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并构成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

然而这些贡献在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眼中，都不是斯密所独创，“《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社会的风尚，它鼓吹的只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另一位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则更是极端，“他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东西，而任何属于他原创的东西又都是错误的”。

这样的评价显然有些过于轻蔑了，如果仅仅作为时代思潮的搜集或者抄袭是绝然不会成就一部划时代巨著的。但是标准教科书所说的也只不过是历史荣耀的光环而已。这些在当年也许称得上创新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学生来说，要么已经成为了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要么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常识而无需再讲述了。难怪经济思想史家布劳格抱怨说如今几乎没有人会将《国富论》从头读到尾。

那么这是否说明，除去历史价值后，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对当今世界就不具有任何意义了呢？

当然不是。也许就时髦的经济分析技术而言百年前的斯密确实是落伍了，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现在思考所处的世界依然具有伟大的意义。亚当·斯密对当代的贡献，用哈耶克的版本来解释，即“认识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整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

如果换作斯密那简单而著名的喻言，那就是“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恐怕是斯密最具代表性的用语了。不过翻遍现已整理出版的斯密全集，只有三处提及了“看不见的手”。引用率最高的就是《国富论》中那段论述，“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在这部道德哲学论著中，斯密对“看不见的手”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述，尽管富人天性贪婪自私，他们雇佣劳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在此，斯密所言的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财富会从富人手中分流到穷人那里，从而实现社会在经济上的公平。有人说这是不同于《国富论》的“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那里指的是“自利”，而在这里说的是“道德”。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斯密是在讨论效用所具有的影响时写下上述这段话的。所以两处“看不见的手”所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个人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这是人类共同的天性；并且在苏格兰启蒙思想中，遵循这一天性，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只是在《道德情操论》中，这种效用的满足具有更深的道德内涵。通过把自利置于一种合宜性体系的考察之中，通过“公正的旁观者”依据同情这一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作出的仲裁，效用就具备了一种赞同的情感，因而也就具有了道德的性质。

这就是“自发秩序”的道德：每一个人依自利的原则相互交往，促成各种社会规则，而正是由规则的遵从中，产生了道德的规范，约束我们的自利不至沦落为自私与贪婪，损害社会的公正。

因此就像经济学家西尼尔所言，“对财富的追求……对芸芸众生来说，是道德改进最重要的源泉”。利己之心本就蕴含着道德的力量，这是一种比任何道德说教更为强有力的影响，它使得自我施行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而此时的社会不仅是有效率的且是符合道义的。这就是斯密非凡的智慧。

让我们谨记他在紧接着“看不见的手”之后所作的评论，政治法规只有遵从这种自发的力量才能得到尊重，如果政府中掌权的人“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若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政府应当循应民意，这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英国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本文刊于《周末画报》2009年2月7日，第159期】

宏观经济措施应当“经常简易”

方钦

2008年中国经济跌宕起伏之势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如果说当前全球严峻的经济形势向世界各国提出了一系列全新挑战的话，那么我们要面对的境况远远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因为除了要处理全球经济放缓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直接冲击之外，更要应对这十数年来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在中国经济体内部所积结下来的种种难题。真可谓淤疾未清，外患不断。

站在岁末，如果我们回顾这一年的经济数据，特别是审视一年来宏观经济措施“乾坤大挪移”，恐怕只有布朗肖的话能够概括：“它意味着确定性失去了意义，成为不确定性。我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

在这样的不确定情势下，除了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应有的一些共识外，任何对2009年经济形势过多的预测皆是枉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应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的困境。对此，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说发放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这一看似孩子气的建议实际上符合一个经济学直觉：在长期内修建十数条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与直接发放购物券供普通民众强制消费相比，哪项措施更能够在短期内拉动需求？

当然，或许从施行角度上讲大范围发放“红包”会存在问题，但是不容否认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8、9月之间，决策层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上半年紧缩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下子转而推出巨额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1月份中央更是提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各地方政府又层层加码，以至24个省市刺激经济的计划投资总量高达18万亿，这差不多相当于2007年GDP总量的四分之三！

其他姑且不问，这剂重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拉动内需，仍然让人疑惑。依照时下流行的观点，这一典型的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带来政府支出乘数效应，刺激国民经济增长，更不用说对于市场信心的积极作用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忽视凯恩斯乘数最简单的道理：如果现在有4万亿存量资金摆在面前，那么毫无疑问，把这4万亿砸下去，带来的乘数效应理论上能解决一切问题。

然而我们所有的仅仅是4万亿的“计划”而已，是到2010年为止的预算投资总规模。那么所谓的凯恩斯支出乘数效应，实际上在于在2009年能有多少预算赤字，其它再多的预算投资都是虚的。因为如果我们要先收钱再花钱，这就不是一个支出乘数问题，而是一个平衡预算乘数，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乐观。现在有消息透露说明年财政赤字将达到5000亿元，那么短期内对拉动中国内需产生切实影响的，只是这5000亿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单单想要依靠政府支出唱独角戏来增加经济增长动力显然不够。仍旧依照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所谓“内需”有三个要素：消费需求、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要拉动内需，无疑也从三方面都有所动作。但就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基本情况而言，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企业投资，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密不可分。

首先看企业投资。2008年上半年，中国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了41.5%。面临税负增加、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再加上劳动成本增加，身负五座大山的中国企业处境维艰。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企业家信心指数的迅速下跌。企业家信心指数是衡量企业投资欲望的指标，而就目前看来，企业投资动力近乎为零。要拉动企业投资这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须依赖中央财政措施。然而如果按现在发改委的意向将资金投向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等9大“支柱产业”，这实际上是政府在替企业花钱，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增加产能，并未对企业减负带来任何好处。真正的减负在于减税，而目前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企业税减负1200亿，只是杯水车薪。可以预期这对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提升收效甚微，更不用说启动企业投资了。

其次再来看家庭需求。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家庭需求积累下来的问题构成了我国目前经济困境的关键。长久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持续疲软，仅03年到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就下降了19.4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更是低41个百分点，现在的消费率甚至低于“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而与此同时，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出现了自199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出口来维持。所以如果政府还不能够提振消费需求，在国内生产能力过剩而世界经济又濒临衰颓从而中国产品出口增长将进一步下滑的情况下，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都终将落空。

而要刺激家庭需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要让百姓敢花钱。而要让百姓敢花钱最重要的就是“民生”二字。为此中央对于4万亿的使用也定下了调：关注民生。但是看一看发改委解释的4万亿投资构成，不由让我们怀疑什么才叫“民生”。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民生”就是医疗、教育和社保。如果一个平常老百姓不用害怕有病看不起，不用害怕子女没钱进好学校，不用害怕失业、退休没人管，那他还要在银行存那么多钱干嘛？如果教育、医保、社保不到位，百姓即便是有钱也不敢花，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却成为全球最低的症结所在。然而再看看我们的4万亿投资构成，最重要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却仅占1%。相比每年“三公”（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公费出国）消费9000亿元，如此之低的医疗、教育投入，如何才能让百姓花钱无后顾之忧，如何才能提升家庭消费？

最后，与上述两方面构成强烈对比的是政府收入的急剧增长。据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估计，2007年“第一财政”、“第二财政”加在一起实际收入就高达9万亿，再加上2万多亿的国债，政府实际控制了GDP总量的45%。我们知道，劳动收入、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三者构成了国民收入。当政府占据了国民收入如此大的一块份额之后，家庭、企业还能剩下多少需求欲望？想要依靠中央计划投资的1. 18万亿来刺激民间投资，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归根结底，我国目前的经济困境就在于家庭、企业的需求动力由于政府收入占比过高而被挤压殆尽，造成生产能力大规模过剩情况下的内需严重不足。知道了这一点，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富民”：大规模减税，投巨资完善医疗、教育与社保，最终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另外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必须稳定宏观经济措施，在现在的情势下，政策措施过度频繁改弦易辙是对民众信心的最大杀手。

因此，“藏富于民”也好，“不与民争利”也好，简单来说就是当年欧阳修所谓“经常简易”四字。“经常”即政策有所持循，无变易之烦，以稳固人心，提升预期；“简易”，即“易以施为而无纷乱之扰”。也许，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2009年，简单财政才是最美妙的。

2008年12月24日于复旦

【本文首发于博客“庸见”（http://byron-and-chris.blogspot.com）。本人与友人合作博客“Common Sense-庸见”正式启用，今后凡注明【庸见】之文章，均首发于该博客，以明确版权。所有发于“庸见”之文章，除注明外，均为两位作者原创，故而谢绝任意转载。如需任何形式的非商业或商业性质转载，均需与本人联系。谢谢诸位。】

作者：席天扬

前一个帖子里的新闻谈到媒体和网络舆论等问题，一个对象是年轻一代。有道是后生可畏，我们很难猜透今天的二十岁左右的大学生的想法。不过假如给我讲台和听众，以下可能是我想对他们说的：

1，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学习和交流的方式。无论是在信息渠道的通畅，信息来源的多元，还是在自我的言论表达方面，比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你们拥有更多更广泛的自由。

2， 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奥运火炬事件，拉萨骚乱等）发表自己的看法，这应该是你们的权利。幸运的，你们现在可以行使这些权利。

3， 但，应该拥有这些权利的理由，并不是你们说了或做了正确的事情（尽管它们可能是对的），而是出于言论自由的宪法原则。

4， 言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然而言论自由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类社会历经200余年的斗争，才把言论自由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成适用于个人的宪法原则。而在中国，这个原则的落实还有更长的路程要走。

5， 如你们所见，在今天的中国，言论自由的原则不是彻底落实的。当仍然有人可能因言获罪时，你们的言论不可能是自由的。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它应该是你们的权利，但现在不是你们的权利；你们现在可以行使这种权利，但却是出于某些其它的理由。

6， 言论自由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哪怕它是一种残缺的，短暂的，不牢固的存在。在我看来，你们对言论自由的最美好的贡献，就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尊重和宽容相对甚至相反的立场。

7， 后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者：所谓言论自由的道德原则----我不同意你的立场，但誓死捍卫你的说话的权利。这句话被中国人引进和谈论了很久很久，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人中我没有见到一个活的榜样，曾经或正在实践这个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希望更年轻一代为中国自由的贡献，是从真正地实践这个原则开始。

8， 没有人有权利指责爱国本身，正如没有人有权利指责爱本身。爱国不是道德，更不是义务，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

9， 正如爱不一定需要理由，爱国也不一定需要理由。但就好比说，更懂得生活的人更懂得爱，对祖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更多了解后，你们会发现更多更好的爱或不爱的理由。

10， “五毛党”在中国客观存在，并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下去。你们不是“五毛党”，可能大多数甚至不清楚什么“五毛党”，但这不能说明他们是不存在的。

11， 你们的言论自由和情感的正当性，不会因为国外媒体的误解而打折扣。

12， 不要去要求不存在的媒体公正：没有中立无私的媒体这回事情。当我们无法要求媒体的公正时，至少我们应该珍视媒体的自由。

13， 未来的史书，关于2008年拉萨的骚乱事件，会真实地记载这一种屈辱：对于主权国家无法想法的事情：政府无法有效地保护民众免于暴徒的追杀，全副武装的军警被迫缩在街角被棍棒和石块攻击，而这个国家却因为种种掣肘无法应对暴乱者的挑衅。

这种掣肘不是来自于暴乱本身，而是因为这这个国家存在着的，种种不体面的事情，使他难以得到国际主流舆论的同情。

14，一个强大的国家，应该同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拒绝那种种不体面事情的国家。爱国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个人的微薄力量，让那些不体面的事减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