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henshouwen.blog.tianya.cn/ 野兽爱智慧 msn：philosophia1979@hotmail.com 陈寿文 2010-2-3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63958&idWriter=0&Key=0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作者：孙立平　　

内容提示：

　　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

　　二、供求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趋势性变化

　　三、强势精英群体左右政策制定，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

　　四、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独特性

　　五、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

　　六、「断裂的社会」之演变前景

　　【作者说明】1994年笔者与王思斌、杨善华、王汉生、林彬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文，提出了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框架；1998年笔者和李强、沈原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一些重要趋势。本文可被视为上述两文之续篇。在本文写作中笔者曾多次与沈原讨论，形成了不少观点，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准确把握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则是制定社会政策、了解社会舆论走向的基本前提。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状况相比，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无论理论界还是政策制定部门对这一变化的把握和理解却似乎还不到位，其中至少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是认识模式的局限性，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改革前」、「改革后」的简单对比法来认识社会状况。依照这种比较方法，人们所关心的是改革后比改革前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但却可能忽视80年代与90年代社会状况的重大差异。实际上，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或可被视为80年代社会变化的延续，而另外一些变化则意味著社会结构演变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正是这后一类变化使得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与80年代的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原因之二则是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对上述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缺乏必要的敏感。事实上，自90年代中期以来，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公正问题。这些新问题对政策制定者和思想理论界是严峻的挑战。但是，在「改革」话语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在「改革」还是「保守」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问题根本找不到应有的位置，当然就更谈不上在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上有效地面对这类问题。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并非暂时的、边缘性现象，而是根本性的挑战，其中的一些趋势已开始定型化，这必然对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思想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不应当把这些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视为转型期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短期现象，而要有长期应对的准备。

　　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断裂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变化，其中的一些变化就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众的街头巷议或普通人的牢骚已频频涉及这些变化。但囿于旧思维的学者们却固执地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性趋势之外的某些枝节，熟视无睹；事实上，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变化早已超出了那些认识改革过程的旧思维框架，旧思维已无法把握新出现的社会问题。

　　本文所分析的重大社会变化可以从分析90年代中期以来政策研究圈里流行的一句话切入，这句话就是「宏观好，微观不好」[1]。它的含义是：从宏观角度去看，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相当高的速度，中央财政状况明显改善，商业银行资金充裕，少数都市非常繁华；而从微观层面观察，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宏观的「繁荣」和微观的不景气表现为鲜明的反差。笔者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开始出现了断裂。

　　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与80年代的情形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会带来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很高的正向关联度。当时的改革是在物品匮乏的状态下起步的，也就是说，那时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的根源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太弱有关。比如，80年代初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短缺、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业不发达（当时普遍存在著外出「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而随著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状况得以迅速改善。可以说，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

　　但到了90年代后期，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但仍然维持在7%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相当高的增长速度。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份。但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个7%的增长速度中最多也就是有2个百分点的「水份」。把这个「水份」扣除后，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这似乎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然而，就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许多民众感受到的却不是繁荣，而是到处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有些民众甚至觉得目前的生活水平大不如从前。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笔者以为，这种现象表明，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已经出现了断裂。如果观察近年来的就业状况，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断裂的痕迹。1997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了7.8%，从业人员仅增加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2000年中国经济有所复苏，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上年，但社会生活状况并未随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有所好转，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就业依然十分困难，各种社会问题进一步积累。

　　二、供求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趋势性变化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一是消费和生产正经历著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另一个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呈现出一种从扩散转变为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两个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导致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盟和对立关系的出现。

　　1.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这一转型可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在70年代，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工资都只有几十元，家庭的支出结构相当固定，购买了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之后，家庭收入就所剩无几了。与这种典型的商品短缺和供给制特徵相对应的，是生活必需品在居民家庭的需求和支出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到了90年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人们议论日常生活开支时经常提到：「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这意味著中国的供求结构正经历著一场变迁，即从以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转变为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地位。

　　直接反映这种变迁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这个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高于60％以上的国家属于贫困型社会；该系数为50％－60％的国家是温饱型社会；40％－50％为小康型社会；40％以下为富裕社会。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年即已下降到50％以下，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41．9％，2000年则降到40％；2000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仅为50％左右。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重大影响，但这一点几乎完全被中国的理论界忽视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意味著人们从此不必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可以开始享受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等；这一转型必然伴随著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可能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过经济大萧条，关于其原因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后人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提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西方国家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在本文的讨论中将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

　　2.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8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实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政府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因工资和奖金的增加也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工资奖金的增长快于企业收入增长的所谓「超分配」现象）；一些当时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份无法进入企事业单位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始了个体经营，结果这部份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了最早的致富者。当时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特别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里，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在80年代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气象和发展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虽然仍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城市中，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发展，但也因此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份农村剩馀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下，小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著「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也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然而，这种权力和财富扩散的良性演变趋势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表现出逆转的苗头，那就是「官倒」的出现。「官倒」的制度背景是价格「双轨制」，「官倒」现象使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突然成了中国的一批新兴富裕者，那时其中一些人被称为「万元户」。但当时其人数极为有限，他们所获财富的数量也不算大，他们的存在尚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些人正是靠著从事「官倒」活动积累的财富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后来成了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与80年代的财富及资源扩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及资源聚敛过程。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引入市场机制提供的机会、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都使得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则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特大城市或其他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改变著中国的资源配置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各社会群体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初期「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是在失利者出现之前造就了得利者；但90年代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使一些人迅速暴富，而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却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在90年代这个改革的失利者显现的年代里，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2]，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改革前这个群体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均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过去十几年中它已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份退休职工也属于这个群体。

　　其次，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了明显的凋敞，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不少地方的乡村已很少见到年轻人，有的村庄成了「空壳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农业在过去十几年中已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1997年以后大多数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乡村基层被掏空。近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省以上财政，基层政府的财力越来越弱。有不少县级政府无法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目前全国乡镇政府的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实际负债还不止这个数字；村委会的负债也急剧上升，一个村庄负债40至50万元是常见的。

　　三、强势精英群体左右政策制定，国家（政府）的自主性日益下降

　　资源配置从改革初期的扩散模式转变为90年代的积聚模式产生的第一个直接社会结果是：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支配著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强势精英群体。不少学者期待著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出现所谓的「中间阶层」，于是他们把私营企业主的出现或「白领阶层」的扩大都看作是体现这一趋势的苗头。然而，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实演变却兆示著另一种趋势，即像南美国家那样成为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而中国社会中总体性精英阶层[3]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垄断型地位的巩固，不仅标志著这种两极化社会的形成，而且意味著社会两极化趋势的不可逆转。目前，种种事实表明，这个总体性精英阶层的主要目标就是巩固其基础、维持其群体边界的封闭性，以使该群体的地位和人数规模不受挑战。

　　由于政治权力制约著「市场化」过程，重要经济资源被权力拥有者所垄断，总体性精英阶层的资本聚积速度相当快，有些人几年内就从几万元起家而拥有了十几亿元的资产。如果对照一下个体户的发展过程，总体性精英的资本扩张速度就更反常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个体户，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20多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可被称为「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由于总体性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原本可能由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所占有的资源，多半被总体性资本所垄断，结果总体性精英不仅遏制了中国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而且侵犯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因此，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迅速暴富的同时，大部份农村人口以及部份城市人口沦为贫苦的社会群体。

　　8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体制外的商业精英，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曾一度令体制内的政治经济精英十分疑惧，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事实上与这种疑惧有直接关系。但在90年代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彼此之间开始形成复杂的联盟式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80年代末的事件使双方都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稳定话语」成了双方建立联盟关系的基础。其次，90年代初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压制私营、民营和乡镇企业的政策，但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为地方利益所驱动而立场鲜明地站在后者一边，于是有「几不变」政策的出台，由此，一些地方政治精英与体制外商业精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再次，在90年代兴起的「下海」浪潮中，一些政府官员或有极强官方背景的人变为商人，这也增进了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的亲和性。最后，知识技术阶层中的一部份人加入了这个联盟，扩大了这个精英联盟的基础。随著体制内和体制外精英、政治和商业精英的结盟，这个联盟囊括了各类精英的主体，于是在中国社会中成为唯一的强势社会群体。这个强势群体不仅代表民间的经济势力，也代表由政府支持的主要垄断部门。

　　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趋势，即上述强势精英群体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与此同时，国家（政府）的自主性则日益降低。国家机器本属于公共管理机构，理应服务于全体国民的利益，要协调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因此，国家在不同利益群体面前应当具有相当的超越性，所谓国家的自主性即体现在这种超越性上。此外，国家机器以强制性的权力掌握和支配著社会中的许多资源，又是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这一功能本身也要求国家机构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时要尽可能地不受社会中那些强势社会集团的影响和左右。但现在中国所出现的现实却恰恰相反，即国家的自主性在明显下降。

　　90年代以来国家自主性的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公共政策的制定明显地向社会上层倾斜，忽视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和需要。有人批评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右的政府。其意涵是，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政府总是站在资本这一方，而不是站在普通民众这一方。尽管这一说法很极端，但它指出的问题却是不可忽视的。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然要追求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也应当对私营经济实行优惠政策，但是，社会公正也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的，它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部份。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在资源分配方面却重经济政策、轻社会政策，用于社会政策的资源太少；同时也缺少有效的照顾社会中下层民众利益的社会政策，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确实有所忽视。

　　第二，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这个群体所左右。在基层，强势群体主要是利用「关系」和行贿等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如影响当地政府发展规划或建设项目的确定，从中获得种种商业利益。而在上层，强势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左右往往是获得制度保障的。例如，从未考虑按照不同社会群体的人口比重来安排人大和政协委员、以保证委员的代表性，代表民营经济和政府部门的委员相对较多，而代表社会弱势群体的委员就很少。这样，在立法或决策咨询过程中，强势群体的声音必然压过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在公共舆论方面，强势群体利用其经济实力，通过支持赞助媒体和学术活动等方式，也很容易达到让媒体和学者为强势群体的利益说话的目的。例如，90年中期前后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政府不得不实行经济紧缩方针，结果大量的房地产投资被套牢。于是，在各地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研讨会，其主题都是主张放松银根。一些经济学家在会上大声疾呼，当时的经济并非过热，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许多这样的会议都有房地产商赞助或参与，这就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中央决策的一个迹象。

　　各种利益群体如果合法、公开地通过影响政府政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本无可非议。但中国的情况却是，只有强势群体能有效地影响政策、造成有利于其利益格局的局面，而其他社会群体却无法对政策施加有效影响；国家机构无法在所有社会群体面前保持公正性，更缺乏自主性，总是偏重照顾强势群体的利益，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牺牲。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国家机器就可能异化为强势群体实现、保护其利益的工具。

　　四、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独特性

　　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第二个直接结果是底层社会群体的人数迅速扩大，许多人的生活相对或绝对贫困化，社会地位明显恶化。虽然「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不完全等同于「贫困人口」，但两者所涵盖的人群是高度重叠的。所以，当前中国底层社会的群体特徵之一就是生活贫困。该群体的另一特徵是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有些完全是现行制度造成的（例如农民不能与城市居民平等地竞争就业机会、国有企业破产造成大批国有企业职工集中性下岗），但也可能与身体条件、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原因有关。底层社会群体在社会政治层面也处于弱势地位，他们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很弱，又因为没有代议制民主而不能通过选举表达其意愿，如果各级政府和媒体都不关心他们、不为他们说话，那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群体就只能落入相当悲惨的境地了。

　　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弱势群体，在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现在中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长期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过去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城市居民也知道有贫困农民的存在，但这毕竟远离作为社会中心的城市，在城市里没有真切的感受；而现在城市里也出现了一个贫困群体，这个新的弱势群体的出现令人们有了更直观和具体的感受。第三，在80年代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是逐渐改善的；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在弱势群体中开始出现绝对贫困的现象，这意味著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中有一部份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在过去几年里，这个弱势群体的数量不但未减少，相反还不断上升。正因为如此，在目前中国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

　　1.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主要构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几部份构成的。第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整体上变成了贫困的弱势群体。随著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成了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群体的「弱势」特徵逐渐表露出来。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著，对于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而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则不断上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平均数掩盖了少数富人收入的暴增和许多城市贫民收入的绝对下降），结果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1983年缩小为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之大是50年来前所未有的。从国民个人的金融资产数额来看，1999年末占全国人口将近65%的农户的储蓄馀额不及城市居民储蓄馀额的五分之一。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农民已连续多年处于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留在乡间的农民几乎看不到摆脱贫困的前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未增加，反而下降了。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份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显然不可能再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进入城市的上亿农民工基本上也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弱势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社会地位上。从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馀劳动力涌入城市，现在已接近或超过1亿人。这样大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是社会结构变化中不可轻视的力量。他们仍居留乡间的数亿亲属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农民工的收入，甚至许多乡镇政府的开支也指望这些农民工在家乡支付的税费摊派。占农村劳动力约三分之一的人进城打工后，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其个人素质明显提高，这既有利于改善农村社会的封闭状况，也必然影响到城市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在城市的一些行业中（如建筑业、垃圾处理业），他们已经成了主要的劳动力，许多人也在城市边缘勉强安顿下来。

　　但是，在城市社会中这个群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却具有相当独特的弱势特徵。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他们虽然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不可缺少的一员，但在制度上他们从未被城市社会正式接纳，更谈不上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城市的户籍制度仍然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社会的正式成员之外。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无疑属于「下等人」，其中相当一部份人有过被城市管理机构无端收容或遣返的经历。需要指出的是，按照1982年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收容遣送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里的流浪乞讨人员；但近年来这已成为一些城市管理部门专门用来对付农民工的借口，这些部门甚至以此作为「创收自肥」的手段。同时，在工作场所中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市居民不愿担任的工作，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工资经常被拖欠、没有任何福利或社会保障。2000年在广东惠州一家手套厂就有农民工因被迫一个月工作500小时而活活累死，而承担如此超强劳动的农民工的月工资最低只有300元。

　　第三，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也是新出现的弱势群体，其人数已达数千万，占城市居民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90年代以来失业下岗日益普遍化，在城市里这意味著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因此近年来城市中已形成一个以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新贫困阶层，这是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现象。与农民相比，这个城市里的贫困群体有一些独特特徵。其一，农民还有自己承包的土地，即使缺少现金收入，仍能勉强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居民一旦失业下岗、现金性收入断绝，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有关部门1999年对北京市1,000名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后人均收入下降61％，特困户收入的下降幅度更大。其二，农民长期处在普遍贫困的环境中，农村里贫富差别的刺激并不强烈；而在城市中贫富差别却极为鲜明，这对城市居民中新的贫困群体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其三，城市中生活费用高，且缺少弹性。90年代前半期物价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90年代末虽然物价相对稳定，但居民开支中增加了一批原来属于社会保障而现在则需要自己负担的消费项目，如住房、子女的教育费用、部份医疗费用和养老金等。由于下岗职工的平均年龄是35至45岁，「上有老、下有小」，一旦下岗失业就会全家陷入贫困的境地。其四，在城市的工作单位仍然具有很强的福利化特徵的情况下，失去城市里的正式工作和收入，就意味著失去诸多的福利和社会保障。

　　2.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独特性

　　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特点与其他国家普遍的情形很不相同，它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不同的年龄层，也不只是集中在某些受歧视的族群或出现在经济特别落后的偏远乡村，弱势群体中有一部份成员具有非常独特的背景。

　　那些被整体地抛到失业群体当中的国有企业职工就是一种类型。首先，他们个人并无「弱势」特徵却被抛入「弱势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却因为其原来工作的行业萧条或原工作单位破产而沦落为弱势群体。其次，这些人沦为失业者的时间和地点也往往非常集中，数千万人在短短几年内因一项政策的实施而突然都成了失业者，许多人甚至就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以致于一些工厂的家属区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失业区。再次，他们彼此之间具高度的同质性，不仅过去曾是同事，也有因同样原因而失业的经历和感受，对许多社会问题有高度认同，而且失业后维系著相当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们失业后并不是零散的个体，而仍然保持著很强的群体性，很容易形成共同的行动目标。这在一些传统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显然，这样的「弱势群体」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比传统的弱势群体成员要强得多，其潜在的构成社会压力的能力不可低估。

　　另一种类型的弱势群体是面对著明显突出的制度性歧视的进城农民工。他们往往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或具有危险性的工作，而且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城市政府还明确规定不许他们从事许多职业。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市居民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只被允许住在狭小拥挤、秩序乱、卫生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4]他们遭到公安、城管、工商等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最近在许多地方还普遍存在著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5]这种制度性歧视无疑会滋生出社会仇恨，而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弱者，缺乏用法律或其他制度化手段保护自己权利的能力，于是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有些人就会用非常规的、甚至是非法的方式自行解决冲突或发泄不满，由此而出现了对社会稳定的威胁。

　　五、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

　　1.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与「国际接轨」产生的「拉断效应」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存在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意味著社会结构的断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n Touraine）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400至500万人，他们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其馀的人都是「掉队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近年来中国的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对这种现象的认知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不景气等表面性理由之下。不少学者往往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成因。其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其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及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其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认知把失业下岗现象视为暂时性因素的结果，并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似乎一旦这些暂时性因素消失或改善了，比如经济恢复景气状态、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或产业结构的转换完成了，那些失业下岗人员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当然，上述这三个因素确实存在；但即便这三个因素消失了，庞大的失业下岗群体的再就业恐怕仍然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虽然会出现一些新的职业，但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一些特徵：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学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今后新的就业机会却往往需要相当高的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所以，即使中国再度出现经济高增长或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举成功，下岗失业者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已不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这就意味著目前规模庞大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将现在的失业下岗者仅仅视为因暂时性因素而失去工作，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创造再就业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不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那么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社会需求。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说下岗失业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由于过去中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大都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下岗失业不仅仅意味著失去工作和收入，同时也意味著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占回答者的83.4%）。其他的调查也表明，下岗失业群体生活上遇到主要困难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如果患了较严重的疾病，其基本生活将无法维持；难以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如果生活中遇到突发性事件将难以应对。

　　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影响因素。虽然已有很多讨论涉及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人们很少关注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加入世贸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影响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入世」会使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份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结为一体；而在社会的这一部份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社会的其他部份却变得与这个「先进」的部份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与「国际接轨」会产生对社会结构的「拉断效应」。

　　从以下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可以看出「拉断效应」的表现：一方面，粮食减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信息技术产业（IT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入世」后国外企业将大举登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员工与本国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会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在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显然会加剧社会结构的断裂。「拉断效应」的另一后果是将促成「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固化」。

　　2.开始出现断裂的城乡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断裂的另一特徵是农村社会城市化过程的中断，从而出现城乡之间的永久性隔离。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社会必然要从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结构。而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今后有可能无法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因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

　　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指出：随著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中国的情形而言，2000年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至多只及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可能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农业人口也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国内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至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农民还可以用农业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今天许多农民反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他们反倒比过去更像小农。

　　学者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实际上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的，可被称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换言之，当时的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份，构筑了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完全不同，农村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的工业化。但是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城乡之间通过资源的流动仍然保持著相当紧密的联系，彼此是不可能相互隔绝的。当时整个社会仍然保留著那种「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徵，城市居民所消费的主要是农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但城市对农村实际上是高度依赖的，城市居民的大部份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基本上回流到农村。

　　现在中国社会已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居民的收入中只有一小部份用于购买农副产品，而其馀的支出，如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费用、电器、医疗、子女教育、旅游及其他服务等，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关系；此外，许多原来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改成进口了。这样，城市居民支出的大部份很难再流入农村。这意味著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农民和农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城市社会不再对农村有高度依赖；相反，城市社会日益进入一种自我发展的形态。这时在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断裂，甚至可把它视为一种更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规定造成的，而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的。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或许可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3.「断裂的社会」并非「多元社会」

　　所谓「断裂的社会」是指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分别与经济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阶段相对应，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讨论社会的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时，必须注意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认识混乱。

　　「多元社会」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徵。它大体上有如下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著对「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即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

　　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断裂的社会」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其实，「断裂的社会」与「多元社会」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互相对立，但社会结构的不同部份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仍能在整体上相互结合。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社会结构的不同部份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也无法结合成一个整体性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如果借用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的「三个浪潮」的概念，可以形像地说明这个问题。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曾在80年代风靡了整个世界。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初露端倪的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笔者以为，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思考这场「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可能影响。

　　今天的中国究竟属于哪个「浪潮」呢？如果观察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所见到的尽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总裁都改称CEO了，这大概可以被视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然而，从北京的中关村往西南走十几公里，那里的石景山区有全国著名的「首都钢铁公司」。石景山区的情景与全国大部份大中小城市一样，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其特徵是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的排放。近年来，那里的人们又多了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下岗失业」。若再深入到广袤的农村，到处所见则依然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农户家庭仍旧是基本生产单位，耕种著很小的一块土地，收获的农副产品大部份由农民自己消费，能出售的部份非常有限；农民们固然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因收入微薄，只能对这些产品「渴望」而已。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简单命题，也是关系到社会整合难度的复杂问题。隶属于截然不同的时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不同社会群体本来应当属于不同时代的诉求共存在一时，各社会群体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互相脱节，甚至彼此矛盾，这对中国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挑战。例如，对于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都使都市居民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有著切身的感受和紧迫的要求。可是在乡村居民或矿区职工面前，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似乎就说不太响了。笔者前几年去过山西，那是一个因长期大量开采煤炭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当地干部谈到环境保护时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与都市居民的环保生态意识相比，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在文化层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从都市学人中的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普通城市百姓的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热，再到农村的地方性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中国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一种多时代文化的混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基本上是面向城市中上阶层居民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不得不每天观看那些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城里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电视文化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及其社会后果值得深思。

　　六、「断裂的社会」之演变前景

　　1.信任结构解体后以强凌弱格局的形成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现存的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那些破碎的部份，也没有办法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这时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已超出了社会学通常讨论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范畴。与此同时，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新的秩序，不过，这种新的结构或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组合的基础上的。

　　任何社会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社会也毫无例外。社会的信任结构包括系统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信任危机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解体，这应当引起国人的严重关注。从「杀熟」现象（通过欺骗自己的熟人朋友而获利）的蔓延可以看出信任危机达到了什么程度。在中国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是围绕著「熟人」而建立起来的；相对于其他的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是最基本可靠的。「杀熟」现象的严重社会后果是将人与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相互信任破坏殆尽——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于是，人们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敢信任了。

　　除了个人层面存在著信任危机之外，中国的社会中社会公信力也被破坏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实际上反映了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社会秩序的有效约束力无疑是以人们对它的信任为基础的。比如，人们需要相信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相信传媒上的消息（至少是有分析性地相信），相信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需要信任政府并根据政府的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也需要相信警察的公正和无私。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实际上就是一种公信力，如果这个公信力出了问题，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混乱状态。如果上面列举的这些信任都不存在了，社会生活中还会有秩序吗？正常的社会生活还能维持吗？

　　信任结构解体之后，中国的社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出现的不是规则的建立，而是以强凌弱格局的形成，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6]。此案绝非偶见的案例，最近许多地方也发生过性质类似的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7]，而在城市开发的拆迁过程中，开发公司使用黑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现象。[8]除了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现象之外，还有一种制度性的以强凌弱——即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寡头垄断。在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过程中，寡头垄断已开始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它虽然不采用赤裸裸的暴力形式，但却与倚仗暴力的以强凌弱行为同样地蛮横无理。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其中的一些现象也许刚刚抬头，但应当引起高度警觉。

　　2.防止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

　　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意大利的西西里及那不勒斯地区曾因黑手党猖獗而著名。学者们发现：在那里人们普遍地缺乏信任，即使遇到能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事，彼此也不愿合作；人们甚至用互相损害的手法来竞争。这种信任缺失的社会传统是历史上形成的，那里的人们以往具有这样一些特徵：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曲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流行等。换言之，那里的社会结构是以不信任为基础的。有学者指出，在西班牙统治该地区时期，「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大利这两个地区黑手党的猖獗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的反应。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由于不存在最基本的公认规则和信任，人们无法用正常和谐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于是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黑手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它还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仅有暴力的威胁还不够，合作必也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当面临被捕或生命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

　　针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从这样的分析角度来认识社会演变的可能，并非无稽之谈或危言耸听。

　　3.当前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

　　这里所说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许多行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以违法甚至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都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这些规定其实全都是违法的，但各级政府正是以这种违法的手段在「执法」[9]，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会公信力。

　　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装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这实际上产生了政府机构流氓化的社会形像。此外，近年来对各级官员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日益松弛，不少官员每天出入酒楼夜总会，在那里决定公务、宴请交际，甚至公费或免费嫖娼，这种公务员的流氓化行为也令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深恶痛绝。

　　根据已有报导，现在各地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已经被打击的几个黑社会团伙案件中，每次都有很多当地官员深深卷入其中。如果这类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局部性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就可能出现。

　　4.「断裂的社会」中的政府与秩序

　　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社会的断裂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恰恰进入了一种无力面对这一现实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过去十几年来虽然屡次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实际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反而进一步膨胀；无论是政府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前的时期。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来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职人员的消费也越来越豪华。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难怪有香港居民来到内地后会产生一种十分突出的感觉：这里没有政府了。

　　这种现象涉及到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这在基层政府更为普遍，地方政府几乎主要的「头头」都在抓「项目」，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却明显地被忽视；其二，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官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忙于「创收」，如果找不到「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法轮功」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其三，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其四，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其五，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失效。所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凡是与政府职能直接有关的领域几乎都处于衰败之中。例如，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科技发展缺乏后劲；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陷于困境，农村中相当多的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许多农村教师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城市中大中小学教学经费严重不足，优秀教师大量流失；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因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处境日益艰难；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分散了政府机构对自己本应承担职能的关注，一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处理的公共事务被推给企业。例如，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但现在政府却经常不加关注，只好由企业自行应付；又如，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各级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许多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就是各级政府立项承办的，结果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必然日趋严重。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政府机构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性资源的活动，属于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活动，则被称为行业的「不正之风」。这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

　　其次，政府功能失效、社会生活失序的现象日益严重。政府机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正常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这个「调节器」丧失了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

　　再次，公共事业逐渐衰败。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中，绝大多数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经办，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应如此。然而近年来凡是由政府经办的公共事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于困境之中，不但难以正常发展，连生存下去也变得非常困难。

　　此外还可以看到，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变得「与民争利」、「夺民之利」，政府机构的公共性、超越性明显异化了。当然，这个过程所伴随的必然是各级政府官员腐败机会的增加。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管理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来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社会群体要求的忽视。所以，置身于「断裂的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明智的态度并能妥善地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而在政府行为日益「市场化」、「企业化」的情况下，政府机构不仅无法承担上述必要的功能，甚至其本身的活动可能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注释】

　　[1]温铁军在「『通胀』和相关政策的讨论「一文中列举了一些类似说法：「城市好、农村不好；国有好、民营不好；股市好、企业不好；税收好、财政不好；上头好、下头不好」等等。文载《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05月14日。

　　[2]《福布斯》杂志评选2001年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

　　[3]笔者与李强、沈原等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一文采用了「总体性(totalist)」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体制，并对中国的「总体性社会」特徵作了分析（见《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本文所说的「总体性精英」和「总体性资本」均是「总体性社会」这一概念的延伸，以定义这种体制下的精英群体以及他们控制的资本或资源。

　　[4]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市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并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至80元，到了北京后需要办理的各种证件多达6、7种，每人每年至少需要为此支出450元。

　　[5]共青团广东省委的一项调查表明，64.4％的三资和私营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资，有的企业甚至无限期拖欠或拒发工资。

　　[6]据报导，1995年刘涌通过贿赂渖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领导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后来刘涌纠集了一帮地痞无赖，用打、砸、砍、杀等种种卑劣手段，把生意迅速扩大到了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他在渖阳市曾是个有名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拥有渖阳市人大代表、致公党渖阳直属支部组委等头衔。以刘涌的弟弟——原渖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警长刘军为首的一夥人也加入了这个犯罪团伙。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三名执法人员曾到刘涌经营的「百佳超市」检查，发现该店出售的酒类和化妆品不符合有关规定，却遭到刘涌的追杀。据该研究所监督管理科原科长回忆：「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著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后，最后没有结果，不能正确解决，甚至凶手都抓不到，其他执法人员也受影响，我们以后没查过刘涌。」

　　[7]比如，北京市「鹏润家园」、「天通苑」、「银枫家园」、「北苑家园」等小区的业主都被殴打过；广州也发生过白云区「法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等事。

　　[8]例如，「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份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馀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怨于政府。

　　[9]在农村地区，违法行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比如，乡镇一级的司法所本来无权查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如此做，可某镇司法所一年就查获农民赌博案件181起，罚没款总金额32万多元，查处嫖娼案件31起，罚款36人次12万多元。此外，大部份乡村干部都公然违反法律规定，在徵收税费过程中对交不起税费的农民「强制执行」。按照有关法规，这种「强制执行」应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委会向法院申请后，经法院裁定才能执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乡村两级干部都是自行签发「强制执行」通知，组织「收缴队」到农户家强制收缴，任意查抄没收农民的财物，甚至拘留或殴打农民。

五、社会结构显现出种种断裂的迹象

　　1.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与「国际接轨」产生的「拉断效应」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结构里，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存在还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意味著社会结构的断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n Touraine）在谈到法国近年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时用过一个比喻，即法国社会从过去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他的意思是，在以往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中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结构正在消失，今天法国的社会变迁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位于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他认为，现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400至500万人，他们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其馀的人都是「掉队者」。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

　　近年来中国的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但对这种现象的认知被掩盖在经济低迷或国有企业不景气等表面性理由之下。不少学者往往从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的成因。其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其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及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其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认知把失业下岗现象视为暂时性因素的结果，并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似乎一旦这些暂时性因素消失或改善了，比如经济恢复景气状态、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了或产业结构的转换完成了，那些失业下岗人员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当然，上述这三个因素确实存在；但即便这三个因素消失了，庞大的失业下岗群体的再就业恐怕仍然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虽然会出现一些新的职业，但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一些特徵：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学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今后新的就业机会却往往需要相当高的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人。所以，即使中国再度出现经济高增长或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举成功，下岗失业者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中的绝大部份人已不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这就意味著目前规模庞大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将现在的失业下岗者仅仅视为因暂时性因素而失去工作，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创造再就业机会；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不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那么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出某些制度性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社会需求。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具有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

　　说下岗失业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还有一层含义。由于过去中国的社会保障措施大都与单位制度联系在一起，因而下岗失业不仅仅意味著失去工作和收入，同时也意味著失去许多福利和社会保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显示，职工下岗之后最担心的是「失去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占回答者的83.4%）。其他的调查也表明，下岗失业群体生活上遇到主要困难是：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如果患了较严重的疾病，其基本生活将无法维持；难以支付住房、子女教育等大宗费用；如果生活中遇到突发性事件将难以应对。

　　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影响因素。虽然已有很多讨论涉及加入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但人们很少关注这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加入世贸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影响中有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入世」会使中国社会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部份日益与国际市场或国际社会结为一体；而在社会的这一部份变得「更为先进」的同时，社会的其他部份却变得与这个「先进」的部份越来越没有关系；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断裂的社会，与「国际接轨」会产生对社会结构的「拉断效应」。

　　从以下两个形成鲜明对照的现象可以看出「拉断效应」的表现：一方面，粮食减产，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乡镇企业不景气，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则是信息技术产业（IT业）、特别是软件行业人员薪酬的大幅度攀升。「入世」后国外企业将大举登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员工与本国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会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在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这种「与国际接轨」的过程显然会加剧社会结构的断裂。「拉断效应」的另一后果是将促成「被甩出去的失业群体」的「固化」。

　　2.开始出现断裂的城乡结构

　　中国社会结构出现断裂的另一特徵是农村社会城市化过程的中断，从而出现城乡之间的永久性隔离。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社会必然要从一个以农村社会为主的结构转变为一个以城市社会为主的结构。而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今后有可能无法顺利实现这种转变，因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结构。

　　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盖尔.约翰逊指出：随著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中国的情形而言，2000年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至多只及非农产品的三分之一。同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可能高于其他经济部门，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是如此。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年－1980年）的农业人口下降了65％。这并不是个别现象，美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农业人口也下降了72％。而在中国，由于种种限制国内移民的政策，如户籍制度等，1985年至1990年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大量人口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其必然结果就是：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在人均的意义上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甚至越来越不能成为一个产业，而成为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如果说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农民还可以用农业收入换来品种和数量有限的工业品的话，今天许多农民反而无法做到这一点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农民不从事其他产业的经营，他们反倒比过去更像小农。

　　学者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实际上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的，可被称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换言之，当时的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将城乡人口和城乡的经济社会生活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互相隔离的部份，构筑了人为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城乡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完全不同，农村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中的工业化。但是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城乡之间通过资源的流动仍然保持著相当紧密的联系，彼此是不可能相互隔绝的。当时整个社会仍然保留著那种「生活必需品时代」的特徵，城市居民所消费的主要是农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但城市对农村实际上是高度依赖的，城市居民的大部份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基本上回流到农村。

　　现在中国社会已进入了「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居民的收入中只有一小部份用于购买农副产品，而其馀的支出，如住房、汽车或其他交通费用、电器、医疗、子女教育、旅游及其他服务等，与农村或农民几乎没有关系；此外，许多原来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改成进口了。这样，城市居民支出的大部份很难再流入农村。这意味著城市居民的生活与农民和农村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城市社会不再对农村有高度依赖；相反，城市社会日益进入一种自我发展的形态。这时在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断裂，甚至可把它视为一种更深刻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规定造成的，而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出现的。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或许可被称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

　　3.「断裂的社会」并非「多元社会」

　　所谓「断裂的社会」是指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分别与经济社会发展截然不同的阶段相对应，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讨论社会的断裂以及由此造成的「断裂社会」时，必须注意将这种「断裂社会」与一般所说的「多元社会」加以区分，否则会造成种种认识混乱。

　　「多元社会」是6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概念，后来被广泛用于指称西方现代社会的特徵。它大体上有如下三种含义：第一，在社会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承认每个群体的利益都是正当的。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意味著对「少数群体」利益的承认和尊重，少数人的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利益的多元性表现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就是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压力群体」的存在。第二，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一种以自主而多元的政治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框架，不同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即政党。其政治哲学的基础是，一个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和要求。第三，多样性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或「唯一正当」的社会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

　　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断裂的社会」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其实，「断裂的社会」与「多元社会」有著根本的不同。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互相对立，但社会结构的不同部份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仍能在整体上相互结合。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其社会结构的不同部份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彼此之间也无法结合成一个整体性社会；换言之，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如果借用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提出的「三个浪潮」的概念，可以形像地说明这个问题。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曾在80年代风靡了整个世界。作者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二次文明浪潮」；而当时就已初露端倪的以信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文明浪潮」。笔者以为，可以借用托夫勒的「三个浪潮」的概念来思考这场「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可能影响。

　　今天的中国究竟属于哪个「浪潮」呢？如果观察北京的中关村以及全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区」，所见到的尽是计算机、网络、软件、基因、生物技术、电子商务、白领，连总裁都改称CEO了，这大概可以被视为名副其实的「第三次浪潮」。然而，从北京的中关村往西南走十几公里，那里的石景山区有全国著名的「首都钢铁公司」。石景山区的情景与全国大部份大中小城市一样，还是典型的「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其特徵是灰色调的环境、轰鸣的机器（如果没有停产的话）、废气废物的排放。近年来，那里的人们又多了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下岗失业」。若再深入到广袤的农村，到处所见则依然是典型的「第一次文明」的情景：农户家庭仍旧是基本生产单位，耕种著很小的一块土地，收获的农副产品大部份由农民自己消费，能出售的部份非常有限；农民们固然渴望越来越高级的工业品或更为高级的「第三次浪潮」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但因收入微薄，只能对这些产品「渴望」而已。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不同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简单命题，也是关系到社会整合难度的复杂问题。隶属于截然不同的时代的经济社会结构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不同社会群体本来应当属于不同时代的诉求共存在一时，各社会群体所关心的问题不仅互相脱节，甚至彼此矛盾，这对中国社会的整合和稳定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挑战。例如，对于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的人们来说，灰暗的天空、污浊的空气以及日益恶化的水源，都使都市居民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有著切身的感受和紧迫的要求。可是在乡村居民或矿区职工面前，这些天经地义的道理似乎就说不太响了。笔者前几年去过山西，那是一个因长期大量开采煤炭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的省份，农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当地干部谈到环境保护时一脸的无奈：「没有办法啊，只能先污染后治理」。与都市居民的环保生态意识相比，生活在不同世界中的人们的道理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在文化层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从都市学人中的存在主义、尼采热、「后现代」，到普通城市百姓的消费主义、市民文化、港台电视剧热，再到农村的地方性自娱自乐和「封建迷信」，中国的文化结构呈现出一种多时代文化的混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的电视节目基本上是面向城市中上阶层居民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不得不每天观看那些与他们几乎完全不相干、甚至也不属于他们的时代的「城里人」的喜怒哀乐，这种电视文化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及其社会后果值得深思。

　　六、「断裂的社会」之演变前景

　　1.信任结构解体后以强凌弱格局的形成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断裂的真正含义是，现存的社会制度框架已经不能容纳那些破碎的部份，也没有办法把它们重新整合起来。这时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已超出了社会学通常讨论的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范畴。与此同时，在这种断裂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结构或者新的秩序，不过，这种新的结构或秩序是建立在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组合的基础上的。

　　任何社会关系都必须建立在信任之上，中国的社会也毫无例外。社会的信任结构包括系统信任和个人信任两个层面。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信任危机以及相应的社会秩序解体，这应当引起国人的严重关注。从「杀熟」现象（通过欺骗自己的熟人朋友而获利）的蔓延可以看出信任危机达到了什么程度。在中国社会中，基本的信任结构是围绕著「熟人」而建立起来的；相对于其他的信任结构而言，这种以「熟人」为基础的信任结构是最基本可靠的。「杀熟」现象的严重社会后果是将人与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相互信任破坏殆尽——昨天还以为是最可信赖的人，今天就成了坑害自己、让自己上当的骗子。于是，人们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敢信任了。

　　除了个人层面存在著信任危机之外，中国的社会中社会公信力也被破坏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实际上反映了对社会秩序的信任，社会秩序的有效约束力无疑是以人们对它的信任为基础的。比如，人们需要相信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相信传媒上的消息（至少是有分析性地相信），相信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需要信任政府并根据政府的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也需要相信警察的公正和无私。对社会系统的信任实际上就是一种公信力，如果这个公信力出了问题，社会生活就会处于混乱状态。如果上面列举的这些信任都不存在了，社会生活中还会有秩序吗？正常的社会生活还能维持吗？

　　信任结构解体之后，中国的社会处于一种完全没有信任结构的状态，这时候出现的不是规则的建立，而是以强凌弱格局的形成，这样的趋势现在正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最近审结的刘涌黑社会犯罪团伙一案就可以说明这一点[6]。此案绝非偶见的案例，最近许多地方也发生过性质类似的物业管理公司殴打业主的事件[7]，而在城市开发的拆迁过程中，开发公司使用黑社会力量的更是远非个别现象。[8]除了以暴力为基础的以强凌弱现象之外，还有一种制度性的以强凌弱——即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以及寡头垄断。在90年代的资源重新积聚过程中，寡头垄断已开始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它虽然不采用赤裸裸的暴力形式，但却与倚仗暴力的以强凌弱行为同样地蛮横无理。以强凌弱、社会暴力和寡头垄断，都是信任结构缺失之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其中的一些现象也许刚刚抬头，但应当引起高度警觉。

　　2.防止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

　　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意大利的西西里及那不勒斯地区曾因黑手党猖獗而著名。学者们发现：在那里人们普遍地缺乏信任，即使遇到能给双方带来利益的事，彼此也不愿合作；人们甚至用互相损害的手法来竞争。这种信任缺失的社会传统是历史上形成的，那里的人们以往具有这样一些特徵：顺从而不是反抗统治，贵族贪图享乐，法庭对贵族卑躬曲膝，将个人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普遍的欺骗狡猾和偏袒，犯罪和谋杀流行等。换言之，那里的社会结构是以不信任为基础的。有学者指出，在西班牙统治该地区时期，「西班牙人不仅为达到统治目的而利用不信任，他们也教被统治的人民这么做，并把它一代一代向下传」。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大利这两个地区黑手党的猖獗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的反应。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由于不存在最基本的公认规则和信任，人们无法用正常和谐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于是他们在争夺中最现实的目标不是战胜对手，而是伤害对手。「人们唯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份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黑手党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它还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仅有暴力的威胁还不够，合作必也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当面临被捕或生命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原则。

　　针对中国的社会现状，从这样的分析角度来认识社会演变的可能，并非无稽之谈或危言耸听。

　　3.当前基层官员的犯罪化、流氓化和黑社会化

　　这里所说的犯罪化不是指刑事或经济犯罪，而是指政府的许多行为（甚至其日常管理活动）本身就是以违法甚至犯罪的形式进行的。例如，按照《行政处罚法》，省以下政府无权单独设定行政处罚，但为了「强化」地方或部门权力，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都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处罚。这些规定其实全都是违法的，但各级政府正是以这种违法的手段在「执法」[9]，一些以「红头文件」为指导的政府行为，有时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它不仅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而且破坏了行政系统的社会公信力。

　　基层政权的流氓化更值得注意。不少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招收了一批类似于流氓的人员，为他们提供装备，委托他们去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民众反抗的棘手任务，如市政管理、计划生育、强收摊派等。这实际上产生了政府机构流氓化的社会形像。此外，近年来对各级官员的纪律和道德约束日益松弛，不少官员每天出入酒楼夜总会，在那里决定公务、宴请交际，甚至公费或免费嫖娼，这种公务员的流氓化行为也令社会大众对政府官员深恶痛绝。

　　根据已有报导，现在各地官员中也有不少人与黑社会团伙合作，参股开妓院或参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已经被打击的几个黑社会团伙案件中，每次都有很多当地官员深深卷入其中。如果这类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局部性的「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就可能出现。

　　4.「断裂的社会」中的政府与秩序

　　断裂的社会实际上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社会的断裂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恰恰进入了一种无力面对这一现实的状态。一方面，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过去十几年来虽然屡次精简机构和人员，但实际结果是政府机构和人员反而进一步膨胀；无论是政府机构的种类和数量，还是政府公职人员的规模，都远远超出了改革前的时期。不仅如此，各级政府机关的办公楼越来越漂亮堂皇，政府公职人员的消费也越来越豪华。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机构承担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和责任，却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从市政管理、公共秩序到社会治安，人们都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难怪有香港居民来到内地后会产生一种十分突出的感觉：这里没有政府了。

　　这种现象涉及到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问题，就是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政府机构直接参与赢利性经营活动，这在基层政府更为普遍，地方政府几乎主要的「头头」都在抓「项目」，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却明显地被忽视；其二，用行政权力牟取部门或官员个人的经济收入，很多部门和官员都忙于「创收」，如果找不到「创收」的机会就要「作局」，有的地方甚至把反对「法轮功」都当成了创收的机会；其三，以「为企业办实事」的名义介入企业活动，其实「办实事」是幌子，从中收费甚至从中营利才是真实的目的，结果由于「层层设卡」，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效率下降；其四，层层下达经济增长指标，片面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衡量政府官员政绩的基本标准；其五，政府官员与企业私下结合，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官员傍大款」。

　　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失效。所以目前在中国社会中，凡是与政府职能直接有关的领域几乎都处于衰败之中。例如，基础科学和尖端技术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科技发展缺乏后劲；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陷于困境，农村中相当多的贫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学，许多农村教师不能及时领到工资，城市中大中小学教学经费严重不足，优秀教师大量流失；严肃的文化和艺术因得不到政府的资助而处境日益艰难；法律的执行效率极低，社会公平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政府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分散了政府机构对自己本应承担职能的关注，一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处理的公共事务被推给企业。例如，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但现在政府却经常不加关注，只好由企业自行应付；又如，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各级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许多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就是各级政府立项承办的，结果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必然日趋严重。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政府机构从事赢利性的经营活动，将导致对其掌握的权力性资源或垄断性资源的滥用。利用权力性资源的活动，属于政府机构的腐败行为；利用垄断性资源的活动，则被称为行业的「不正之风」。这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滥用，不仅会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而且会造成社会功能的紊乱。

　　其次，政府功能失效、社会生活失序的现象日益严重。政府机构「下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行政经费紧张的问题，但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正常功能。政府是整个社会生活的「调节器」，政府功能的畸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这个「调节器」丧失了作用，于是便导致社会生活中种种紊乱现象的发生。

　　再次，公共事业逐渐衰败。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中，绝大多数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经办，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应如此。然而近年来凡是由政府经办的公共事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处于困境之中，不但难以正常发展，连生存下去也变得非常困难。

　　此外还可以看到，政府机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变得「与民争利」、「夺民之利」，政府机构的公共性、超越性明显异化了。当然，这个过程所伴随的必然是各级政府官员腐败机会的增加。

　　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有著截然不同的要求，这种差异有时甚至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管理这样的社会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一般来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很容易造成对某些社会群体要求的忽视。所以，置身于「断裂的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明智的态度并能妥善地协调；否则，就会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而在政府行为日益「市场化」、「企业化」的情况下，政府机构不仅无法承担上述必要的功能，甚至其本身的活动可能就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注释】

　　[1]温铁军在「『通胀』和相关政策的讨论「一文中列举了一些类似说法：「城市好、农村不好；国有好、民营不好；股市好、企业不好；税收好、财政不好；上头好、下头不好」等等。文载《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org.cn/），上网日期2001年05月14日。

　　[2]《福布斯》杂志评选2001年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

　　[3]笔者与李强、沈原等发表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和隐患」一文采用了「总体性(totalist)」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主义国家的集权体制，并对中国的「总体性社会」特徵作了分析（见《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本文所说的「总体性精英」和「总体性资本」均是「总体性社会」这一概念的延伸，以定义这种体制下的精英群体以及他们控制的资本或资源。

　　[4]以北京市为例，一个农民工要想在北京市合法打工，首先要在户口所在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并每年缴纳管理服务费50元至80元，到了北京后需要办理的各种证件多达6、7种，每人每年至少需要为此支出450元。

　　[5]共青团广东省委的一项调查表明，64.4％的三资和私营企业拖欠、克扣农民工的工资，有的企业甚至无限期拖欠或拒发工资。

　　[6]据报导，1995年刘涌通过贿赂渖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领导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企业——太原街中华商场。后来刘涌纠集了一帮地痞无赖，用打、砸、砍、杀等种种卑劣手段，把生意迅速扩大到了烟草、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行业。他在渖阳市曾是个有名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拥有20多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7亿元资产，拥有渖阳市人大代表、致公党渖阳直属支部组委等头衔。以刘涌的弟弟——原渖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警长刘军为首的一夥人也加入了这个犯罪团伙。辽宁省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三名执法人员曾到刘涌经营的「百佳超市」检查，发现该店出售的酒类和化妆品不符合有关规定，却遭到刘涌的追杀。据该研究所监督管理科原科长回忆：「当时我们已经走出百佳超市，后面突然冲出十几个人，拿著刀就砍，最后我们被送到医院抢救。事情发生后，最后没有结果，不能正确解决，甚至凶手都抓不到，其他执法人员也受影响，我们以后没查过刘涌。」

　　[7]比如，北京市「鹏润家园」、「天通苑」、「银枫家园」、「北苑家园」等小区的业主都被殴打过；广州也发生过白云区「法春兰花园」业主被物业公司殴打等事。

　　[8]例如，「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这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先后雇用40多人(绝大部份是社会闲散人员)承揽拆迁业务，因拆迁发生故意伤害他人案件10余起，打伤30馀人，使许多拆迁户深受其害并迁怨于政府。

　　[9]在农村地区，违法行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比如，乡镇一级的司法所本来无权查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如此做，可某镇司法所一年就查获农民赌博案件181起，罚没款总金额32万多元，查处嫖娼案件31起，罚款36人次12万多元。此外，大部份乡村干部都公然违反法律规定，在徵收税费过程中对交不起税费的农民「强制执行」。按照有关法规，这种「强制执行」应由乡镇人民政府或村委会向法院申请后，经法院裁定才能执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乡村两级干部都是自行签发「强制执行」通知，组织「收缴队」到农户家强制收缴，任意查抄没收农民的财物，甚至拘留或殴打农民。]]> 2010-2-4 9:13:00(1) 陈寿文 2010-2-3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63364&idWriter=0&Key=0



踏上静修之路
　　
野兽爱智慧
　　
书不在于拥有多少，或读了多少，而在能否遇到一本书，读了之后，你的人生从此不同以往。《金刚经》对于中国台湾出版界传奇人物郝明义而言，便是这样的一本书。
　　
郝明义认为，在阅读及生命的实践上，每个人都应该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前进。借助他人分享节省自己苦思不得的时间；而自己有所得时，也该把肩膀借给别人使用。于是便有了《一只牡羊的金刚经笔记》。
　　
通读此书，发现郝明义信奉的是深奥宗教(Esoteric)而不是世俗宗教(Exoteric)。
　　
世俗宗教基本上是一种信仰而不是实证。如果你信仰宗教神话，你就得救了，如果你不相信，你就下地狱，而且是不容分说的。而深奥宗教的“深奥”二字的意思是指内在的或深藏不露的。深奥宗教或神秘主义(Mysticism)并不意味它是秘而不宣的，而是直接的体验和个人的觉察。深奥宗教要求你不要迷信或盲从任何教条，相反，它要你以自己的知觉做实验。如同所有杰出的科学，它是以直接的体验做基础，绝不是靠迷信或愿望。此外它必须被公开检验或被一群亲自做过实验的人认可；这项实验就是静修（Meditation）。
　　
静修的知识是一种内在知识，它可以被一群训练有素的静修高手予以公开证实，因为这些人深谙内观的逻辑。但内在知识是必须由你亲自体验的真理。经过六千多年的实验，我们已经可以充分证实某些结论，立下某些灵性的定理。但如果不亲自做这项实验，你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没有权利表决。同样地，如果你不懂数学，你就不能对毕达哥拉斯定理说三道四。当然你可以有观点，但深奥宗教对观点是不感兴趣的，它需要的是真正的认识。神秘主义对那些不肯亲自体证的人而言就是秘而不显的。
　　
神秘主义者相信：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诠释世俗宗教，你可以把神话诠释成蕴藏真理的寓言。神话信奉者不会把他们的神话当成寓言看待，他们会按照字面的意思加以理解。
　　
神秘主义者会以隐喻的方式来诠释神话：会赋予神话一些奥义。这些奥义是透过灵魂内在的体验和观察而被发现的，它不是从外在的信念系统或神话得来的。因此怀特海指出，神秘主义永远站在科学的这一边来对抗教会，因为神秘主义和科学都依赖直接的证据。牛顿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神秘主义者，这两者是完全不冲突的。反之，你不可能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伟大的神话信奉者。
　　
神秘主义者会赞同其他的宗教，他们的宗教精髓和别的神秘宗教是相同的，“他们给了它许多名称，其实所指的都是同一个。”然而神话信奉者，譬如一名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新教徒，他绝不可能承认佛法也会让人得到彻底的救赎。神话信奉者坚持他们的信仰才是唯一的道路，因为他们把信仰奠基在表象的神话上，无法领悟那些象征所隐含的一致性，但是神秘主义者却能领悟，而领悟的捷径便是静修（Meditation）。
　　
回顾20世纪，人们发现西方心理学两个最重要的突破，都不是出于新知识的发现，而是古老智慧的体认。
　　
第一个突破就是心理上的成熟可否持续进展到超越常态的程度，所谓常态只是人受限于文化的武断界定。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确实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就如威廉·詹姆斯所指出的：“不论在身体上、智力上、或是精神上，大部分人都只活出很有限的潜能，我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储藏了那么多可资利用的生命。”
　　
第二个突破就是确实有方法可以实现超个人的潜能，这些方法是几千年来数百种文化淬炼出来的超越艺术，这种艺术也构成了世界几个伟大宗教传统的默观核心。超越艺术的核心是由六项常见的要素所组成的：伦理道德的训练，专注力的培养，情绪的转化，自我超越，觉察力的提升，智慧的培养。
　　
各种静修传统不是从一般的道德规范来看伦理道德，而是视之为训练心灵的必要纪律。不道德的行为不但是源于具有破坏力的心理因素，也会增强这些心理因素。相反的，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削弱这些心理因素，而培养如仁慈、怜悯、平静这类的心理因素。最后，在达到超个人的成熟时，合乎道德的行为就会自然流露，并自然表现出对所有人和所有生命的认同。
　　
专注力的训练和培养，是克服未经训练、飘荡易变的心灵所必备的条件。在所有传统的教诲中，没有任何主题比专注力更重要；而在现代世界的思维里，也没有其他主题受到如此严重的忽视、误解和扭曲。能随心所欲地指挥专注力，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心灵专注于什么事物，就会呈现出该事物的性质。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想到生气的人，就容易觉得生气；如果想到深爱的人，就容易感受到爱。能够控制专注力的人，就能控制并培养特定的情绪和动机。
　　
合乎道德的行为和稳定的专注力，能促进情绪的转化。减少不适当而具有破坏性的情绪，培养正向的情绪，比如爱、快乐和慈悲。超越的艺术包含许多做法，可以培养这些情绪，所能达到的强度和深度，更是西方心理学无法想象的。例如佛教徒的慈悲、印度教徒的爱，和基督教徒的大爱，都只有在他们没有条件、毫不动摇地包容所有生物，没有例外也没有保留时，才算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正向情绪要达到这种惊人的强度和境界，必须培养平静来促成。这种冷静的情绪可以让爱和慈悲保持在无条件而不动摇的状态，即使遇到胁迫也不受影响。
　　
心灵的自然倾向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漫游，需要经过努力才能专注于现在。静坐正是这种努力的训练，结果就是以当下为中心的崭新知觉。静坐的人会发现内在和外在的知觉都变得更敏锐，更能欣赏每个经验片刻的清新与新奇。
　　
智慧是比知识更重要的东西。知识是某种我们拥有的东西，而智慧则是某种我们成为的状态。要发展智慧，就需要自我转化。对“事物本然”的实相（包括世界中的大量苦难），保持开放没有防卫的态度，能促进这种转化。 在我们的时代，存在主义对苦难的体认是最强而有力的，它生动地描述不可避免的存在挑战（无意义、自由和死亡），存在主义提高了我们对存在的限制与苦难的觉察力，使我们陷在没有出路的处境，可是超越的智慧提供了一条出路。
　　
《一只牧羊的金刚经笔记》附录的“数息打坐法”是一个很好的静修法门，大家可以从它开始踏上静修之路。我们必须闭上双眼，唤起全新的识见；觉醒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然而只有少数人会使用。
]]> 2010-2-3 20:26:00(0) 陈寿文 2010-1-3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10597&idWriter=0&Key=0 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

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等的通信——陈子明致徐友渔
作者：徐友渔,陈子明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9-7-15

友渔兄：

　　你好。捷克之行归国后，一切是否顺利？甚念。

　　看到你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国三十年各派社会思潮》，很受启发，但也有一点遗憾，不吐不快。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你说第五个流派“以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我是不能同意的。这使我深感，历史是很容易被遗忘的。如果当事人不现身说法，连老兄如此熟悉八十年代文化生态的人，也会对某些局部看不真切。我想通过这封长信，介绍一下《二十世纪文库》的来龙去脉，顺便与你讨论一下八十年代北京的主要文化思想派别，不妥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一、五大“派别”百花齐放

　　苏炜说“圈子”，那只是人的集合；你说“派别”，就提高了一个层次，还会涉及思想的聚合。我把你说的五大“派别”分为两组：一组与现实政治关系较少，是比较纯粹的文化思想流派，另一组则与现实政治有比较密切的关联。

　　第一组包括两个“派别”：中国文化书院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前者如你所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传统文化应该能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所以应该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它是以弘扬与复兴国学为己任的”，所以可以称为“新国学派”。后者如你所说，“它的特点就是介绍当代，也就是20世纪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可以称为“新人文主义”派。二者一“中”一“西”，可以说是绝配。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汤一介等教授共同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一道创建的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于1984年10月成立于北京。首任院务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梁先生1988年去世后，由季羡林继任主席。在第一批聘任的导师中，老一辈的有冯友兰、邓广铭、张岱年、侯仁之、何兹全、启功、金克木、吴晓铃等，“人到中年”的有汤一介、包遵信、庞朴、李泽厚、李学勤、乐黛云、梁从诫等，海外学者有陈鼓应、韦政通、刘述先、魏斐德、傅伟勋、成中英、林毓生、杜维明等。但是，真正打理院务、维持机构运转的是创办时连副教授还没有评上的青年学者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等人。我在创办函授大学的时候，曾特意向他们请教经验。书院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短期讲习班、进修班、函授班，还举办了多次较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5月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中国宗教的过去与现在国际学术讨论会”。书院出版物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式出版的函授教材。1987至1989年，书院举办了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在全国有12000余函授学员；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中国文化书院文库》，分“论著类”、“讲演录类”、“资料类”等，但大部分在八十年代尚未出版。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于1986年秋，主编甘阳，副主编苏国勋，编委于晓、王炜、王焱、王庆节、刘东、刘晓枫、孙依依、纪宏、余量、何光沪、陈来、陈平原、陈维纲、陈嘉映、林岗、周国平、胡平、赵越胜、徐友渔、郭宏安、阎步克、秦晓鹰。1988年11月出版集刊第五辑时，从编委名单中取消了胡平。编委会除了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外，还推出了三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副主编增加了刘晓枫，《人文研究丛书》的副主编是三人，再加上王焱。《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人文研究丛书》的编委还有曹天予。你曾说：“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他二十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你们编委会的成员中，我与胡平最熟。他还为何家栋与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约来了陈维纲、赵越胜的稿子。王焱则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之一。王炜、陈来、阎步克、秦晓鹰包括你，当时也都有交往。余量、纪宏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的书记和专职干部，同时也是我们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的成员。我和甘阳的头两次私人接触，都与“文化：中国与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次是在1985年甘阳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不久。因为我1984年10月来所后，就借走了哲学所图书馆的英文版《社会科学哲学》小册子，想要翻译。当时复印还不太容易，所以该书在我手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甘阳第一次来找我，是来索要这本书，我当时很忙，考虑到自己可能抽不出时间翻译，就和甘阳一起去了图书馆，办了还借书手续。后来好像是由“新知文库”出了该书的译本。另一次是在1986年夏秋，甘阳和苏国勋来位于羊坊店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找我和李盛平，商量合作出书事宜。当时盛平提出了把《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与拟议中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并的建议，甘阳没有同意。甘阳当时还和何家栋谈过与工人出版社合作的计划。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何因为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免去了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职务。后来通过王焱的联系，才谈拢了与三联书店合作的计划（《人文研究丛书》则是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炜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是否如此，你应当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上述两个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包遵信把“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带到中国文化书院会议室开了几次碰头会。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的人心所向。当时似乎只有何新一人站在运动的对立面。

　　第二组有三个“派别”，按你的说法是“以王元化为首的围绕《新启蒙》杂志的一批思想家”、“以《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为主的一些人”、以《二十世纪文库》为代表的“第五个文化山头”。但是在我看来，这三个“派别”的当事人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称谓，因为它们的形成和演变要比第一组的两个“派别”复杂得多。下面分述这三个派别以及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命名。

　　该组的第一个“派别”，有一个早已约定俗成的名称--“理论务虚会派”。其成员包括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极为活跃的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江、王若水、杨西光、马沛文、王惠德、林涧清、廖盖隆、阮铭、孙长江、李洪林、郭罗基、苏绍智、冯兰瑞、吴明瑜、鲍彤、于浩成、张显扬、严家其等。前面五个人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十一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另外五人是保守派）；严家其当时只有36岁，可能是会议正式出席者中最年轻的。王元化等人也可以列入这个“派别”。

　　许纪霖说：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这一诉求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界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这一独立意识的关怀便催生了我所称之为的思想界。在'文化热'之前，中国除了专业的学术界，只有理论界，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理论界展开的。”知识分子“慢慢地从体制中心向体制边缘发展、向民间发展”，便“开始建构起一个民间的思想界”。1978年前后的一段时间，理论务虚会派为邓小平、胡耀邦起草讲话稿，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撰写社论和特约评论员文章，还不能归入许纪霖意义上的“思想界”，但是，很快他们便沦为被打压的对象。1980年，王若水就因为与民主墙的联系受到调查；1981年，郭罗基被下令赶出北京；1982年，王震当上中央党校校长后首先就拿吴江、孙长江、阮铭开刀，把三人调离党校；1983年，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因为周扬在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去世一百周年大会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1986年底胡耀邦下台后，王若水、张显扬被勒令退党，苏绍智、孙长江被撤职，也险些被勒令退党……到1987年，除了鲍彤成为赵紫阳的智囊，其他理论务虚会派成员均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首要分子。但这也促使他们脱离“理论界”，进入“思想界”。如果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最合适的应当是“异化派”。这表明当时他们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羁绊，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反对派。当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已经转变为宪政民主主义者。以“新启蒙”来命名这个“派别”，容易与三十年代陈伯达等人的“新启蒙运动”相混淆。一些没有参加《新启蒙论丛》的人可能也不会认可。

　　“以王元化为首的”仅是《新启蒙论丛》编委会。“异化派”还有其他的出版物，譬如说由胡绩伟任主编，王若水、李洪林和于浩成任副主编的《民主丛书》。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当时还掌握着一些舆论阵地，譬如说马列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下属的《经济学周报》。这个派别作为“理论派别”的时候，应当说是以“胡耀邦为首的”。当其成为“思想派别”的时候，就没有为首者而是聚合为多个团体协同作战了。

　　我们再来看《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1984年主编包遵信，副主编金观涛、唐若昕，编委王岐山、王小强、王晓鲁、尹蓝天、刘青峰、乐秀成、朱嘉明、朱熹豪、阮芳赋、何维凌、严家其、陈子伶、易小冶、张钢、贾新民、陶德荣、翁永曦、黄江南、董秀玉、樊洪业、戴士和。1985年增加了顾问严济慈、杜润生、张黎群、陈翰伯、侯外庐、钟沛璋、钱三强，编委丁学良、王焱、陈越光、秦晓鹰。金观涛说：“除了编委，还有一些义务工作者，他们帮助整理稿件、作记录、组织活动等等，都是一些日常繁琐事务，但是一开始丛书上没出现他们的名字。”“当时我们都三十多岁了，他们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热情和朝气。……他们有的是放弃了已有的工作，来为《丛书》做事。他们后来成了丛书活动的骨干，有的当了编委和副主编。”1987年金观涛出任主编（包遵信、陈一谘增为顾问）后，副主编增补了陈越光，编委增补了王军衔、刘东。1988年，副主编增至陈越光、贾新民、唐若昕三人，编委增加了刘溢、林和生、夏小万、黄鸣、萧功秦、梁晓燕、谢选骏、蔡大成。

　　刘苏里说：“其实，这套影响巨大的丛书，叫丛书并不准确，因为从选目中很难看出其中的内在逻辑。作者队伍，从境内到港台，到外国，应有尽有。选题也是五花八门，政治、经济不必说，甚至还有美学、文艺理论。内在唯一一致的，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一批文化精英集体亮相所具有的姿态了。它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虽然编委会成员二十年后各奔东西。”甘阳在和查建英对话时说：“金观涛他们和我们编委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他们和党内的改革派关系很多，包括里面很多人。整个和党内改革派靠得比较紧，他们是想影响政策……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所以他们讨论的语言老是半官方语言。”一个说“他们基本上是和体制结合比较紧”，一个说“一批文化精英……开了民间出版的先河”，把两句话加在一起，就道破了八十年代的一种改革机制：要首先能够被“体制”视为自己人，才有机会打缺口、开先河。这个“派别”与前一个“派别”、后一个“派别”都不同，它在1989年以前，一直具有政治“合法性”与“正确性”。

　　《走向未来》群体在前面路的作用，我是最有切身感受的。中央“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由于有《走向未来》群体率先结成社外编委会，我才能和其他人随后组建一系列编委会。

　　由于《走向未来》群体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性各不相同，我以为可以赞同刘苏里，称之为“青年精英派”。加上“青年”二字，不是为了强调编委会成员均为青年（年龄最大者为包遵信，1983年是45岁，还有金观涛等几名“文革”前大学生，编委会平均年龄比其他编委会还要大一些），而是另有因缘。

　　金观涛妻子刘青峰的叔叔刘茂才，当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帮助他们联系了四川人民出版社，但是这样还不行。金观涛说：“我们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还需要找一个对编委会负起政治责任的单位来管我们，也就是找一个挂靠机构。只有找到这种创新形式，才能使编委会在现行体制下合法运作。而实现这种制度创新，则要依靠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的共同追求。《走向未来》编委会挂靠在社科院青少年所名下，就是出于这样的机缘。当时是唐若昕穿针引线，而青少所的负责人是钟沛璋。他一见我们就问：为什么要做丛书？我说，就是想办一套启蒙的思想性丛书。他一听就明白，一拍即合，这就成了。”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是《走向未来》的政治保姆，所以编委会顾问中有该所所长张黎群和副所长钟沛璋，副主编中有该所工作人员唐若昕。这里顺便说一下，唐若昕也是“就业组”和“国情组”挂靠青少年所的牵线人。我们当时也邀请了青少年所另一位副所长、我姑姑陈尔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时的战友李景先担任“国情组”领导小组组长（姜洪和我为副组长）。《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在社科院“清污”运动中被保了下来，没有政治后台而有政治前科的“国情组”则被扼杀。不久，青少年所本身也被社科院撤销了，残部并入社会学所。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唐若昕在青少年所撤销后，先后到蛇口招商局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工作；1989年走上仕途，曾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2008年8月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任上因经济问题被逮捕，2008年底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金观涛到香港后，曾与陈方正用英文合著《从“青年文稿”到“河殇”》（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K: Chinese University of HK Press, 1997.），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对《青年文稿》的重视不亚于《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说：“80年代初，林春和我搞了一个《青年文稿》，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对我们非常支持，这个《青年文稿》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共出了两本，其中一本叫《历史的沉思》，金观涛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的论文就在那本书里登出来了。”金观涛从这时开始才成为具有广泛知名度的青年思想家。

　　1978年以后，率先获得官方承认的有以下几批“青年精英”：第一批是“四五英雄”，胡耀邦专门指示要从他们中间挑选团中央委员（有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贺延光、李西宁、王立山等。后来，这些人积极参与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团中央和中宣部还准备组织他们去全国巡回演讲，可是这些人不识抬举，自发搞签名运动、请愿游行，要求公审“四人帮”，还搞“自发刊物”（胡耀邦认为，对当时的民刊，既不打为非法刊物，也不称群众刊物，称其自发刊物，寓意能够“引导”），因此很快就被边缘化。第二批是汇聚在《青年文稿》的一些人，林春、李银河当时撰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她们“一帮子小年轻”作为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列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以才有资格创办《青年文稿》。第三批是翁永曦、黄江南、王歧山、朱嘉明“四君子”，他们因提出“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24字方针而备受陈云的赞赏。翁永曦是最早被提拔至副部级的青年人，后来因为有人告他曾在1976年“批邓”而落马。第四批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包括陈一谘、何维凌、王小强、王晓鲁、张钢等。我们从《走向未来》编委会名单中可以看出，除了被党内保守派边缘化、妖魔化的“四五英雄”，几乎囊括了其他几批“青年精英”。如果林春、李银河不是太早出国，她们肯定是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如果用《走向未来》编委会的灵魂人物金观涛的思想倾向来给这个“派别”命名，正如你所说：“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的方法论有一整套新东西，这套东西是建立在上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最新潮流之上的。所以他们（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应该用这套东西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而不要用以前那些陈词滥调，那些老教条来解释。他们想给中国提供的是一个基于最新自然科学成果之上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据此可以称之为“新方法论派”。

　　“最后一派一般人……没有多作研究”，主要是因为政治障碍。这派在1989年以前就是政治敏感人物。《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在1986年写了长篇报告文学准备介绍，被我拦了下来，稿子现在还在我手里。1989年之后自然就更不能写了。其实海外学界对这一派有不少研究，在一些关于中国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和政治运动的英文著作中辟有专节、专章，甚至还有专著问世。金观涛在上述英文书中对这派有所介绍和评论，顾昕则以英文发表多篇专题论文。海外研究者多看重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政治异议人士”、“公民社会先行者”，你则慧眼独具，“特别重视”“他们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我在下面会说明这派特别注重“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这些东西”的原因，之前先作一个概括介绍。

　　第五个“派别”的核心是《走向未来》丛书、青年经济学会都特意回避的一批“四五英雄”。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反对“文革”路线；在“四五运动”中，他们积极参与和推动这个运动，使运动具有了明确批判“现代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要求搞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特征。他们随后又投入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因此可以冠之以“民间政改派”。他们集反对“文革”极“左”路线、反对“四人帮”、反对“凡是派”等历史责任和历史荣誉于一身，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

　　作为民间政改派重要一员的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在总编辑黎澍的支持下，于1986年春筹划组织了以政治改革为主题的讨论会。这次会议成为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5月，陈子明、余量、闵琦、陈兆钢、王志刚等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名义召集了青年理论工作者“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在《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组建的同时，还成立了以我和余量为召集人、闵琦为秘书长的“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筹备组成员与《二十世纪文库》常务编委和政治学分编委会有很大的重叠。之后的几个月，邓小平连续六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的层面骤然间热了起来。我们从事的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和研究工作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某种程度的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望》、《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频繁报道我们活动的消息和综述文章。在此期间，陈一谘、何维凌曾与我和盛平私下交谈过一次，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之事后来无疾而终。直到1989年，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和“三所一会”的一些人，和作为跨体制的以中国社科院、北大、政法大的众多中青年研究人员和教师为研究基础、以丛书编委会和民间研究所为活动平台的民间政改派，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又有某些契合点。去年我见鲍彤时得知，当时虽然有很多人都向他提到我们，但考虑到我们的民主墙背景，他不允许政改办的人正式与我们接触。因此，我们一直是与鲍彤、陈一谘、吴国光等“官方政改派”不搭界的“民间政改派”。

　　根据民间政改派总体上的思想倾向，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派”。在这一点上，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有差异的。甘阳说：“对现代性的这种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我1988年为《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该前言指出：“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而且同时也有肯定的，留恋的一面，同样，对于'现代社会'，我们不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深深的疑虑和不安之感。我以为，这种复杂难言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感受将会长期地困扰着我们，并将迫使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人)在今后不得不采取一种'两面作战'的态度：不但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而且对现代社会也始终保持一种审视的、批判的眼光。”《二十世纪文库》则基本上与“后现代主义”绝缘。这一派对于“现代”的坚守，从《二十世纪文库》两个子丛书的命名就可以看出：一个叫《现代文化》丛书，一个叫《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也从同一时期的其他活动中表现出来。

　　1988年11月，由盛平担任筹备组组长和大会筹委会主任，由他任所长的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主办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民间学术会议，有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张显扬、严家其、张晋藩、罗荣渠、温元凯、黎鸣、孙立平、萧功秦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在这次会议上，萧功秦就提出了新权威主义的主张，引起了争论。当时会议还提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停滞18年的问题，以此反思中国改革是否可能陷入停滞的陷阱。

　　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开了十几次“现代化”学术沙龙，每次有十几人到几十人参加。1989年5月24日至6月3日，我和孙立平、杨百揆、石小敏、刘力群、闵琦、刘卫华等人突击撰写题为《中国现代化论纲》的长文，准备一次性发表在《经济学周报》上，可惜没能完工。

　　总结一下：第一个“派别”是中国文化书院，在思想倾向上是“新国学派”；第二个“派别”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思想倾向上是“新人文主义派”；第三个“派别”是理论务虚会派，在思想倾向上是“异化派”，《新启蒙》论丛是其标志性出版物之一；第四个“派别”（或群体）是“青年精英派”，就其灵魂人物而言，在思想倾向上是“新方法论派”，《走向未来》是该派从《青年文稿》到《河殇》之间一个相当重要的中间环节；第五个“派别”是民间政改派，在思想倾向上是“现代化派”，《二十世纪文库》是体现出该派特别注重有别于“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的代表性出版物。这里的顺序不是按照问世先后或重要性排列，仅仅是出于叙述的方便。在我看来，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整个思想理论界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派，但最没有持续生命力的也是第三派，因为该派的代表性人物，现在大多数已经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樊篱。

　　观察五大“派别”的名单，可以发现一些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名字。李泽厚、庞朴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顾问，李泽厚同时还是《二十世纪文库》的编委。包遵信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第一批导师。胡平同时是《二十世纪文库》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早期编委。王焱同时是《走向未来》丛书、《二十世纪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编委。唐若昕是“青年精英派”和“民间政改派”挂靠青少年所的共同牵线人。李盛平与张显扬、于光远、冯兰瑞、孙连成是社科院马列所的同事，主要通过他们的关系，把民间政改派与理论务虚会派联系起来。

　　据盛平回忆：1988年12月底，官方召开了一个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的纪念会。盛平他们的研究所在公安大学礼堂也开了一个相同主题的纪念会，规模有近200人。于光远、项南、黎澍、李锐、李慎之、王若水、苏绍智、丁守和、许良英、冯兰瑞、孙长江、张显扬等人都参加了。项南在会上发言说，今天开会感到了一股解放区的清新空气。这个会议实际上是从精神上追随胡耀邦的老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交汇。胡耀邦在理论务虚会前后多次指出，1977年、1978年是大搏斗的两年，是天翻地覆的两年，一大批理论界的先锋闯将为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当下的官方史书中，理论务虚会派和民间政改派的历史贡献都被一笔抹杀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分组，我们还可以根据团体运作方式把五大“派别”再分为两组。第一组：中国文化书院是自立团体，书院经费全部通过收费办学和接受个人及团体资助等方式自筹；《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隶属于一个民办实体，筹备阶段是隶属于民办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编辑部，后来是隶属于民办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的编辑部，在经费上并不仰仗于出版社。第二组是没有自立实体的社外编委会。理论务虚会派的一些人曾是主管新闻出版机构的部局级干部，他们还有许多体制内资源可以挖掘，所以暂时还不需要建立民办实体。“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大都是名士派头，不屑于从事经营活动，组织上也不太规范，从周国平所披露的情况来看，即便是没有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编委会也有难以为继之虞。《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介于两组之间，据刘青峰披露，1988年，编委会曾创办“二十一世纪研究院”，但还没有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政治风暴中夭折了。

　　你演讲中的相关小标题是“80年代：五大'派别'，百家争鸣”，我很同意这个说法，所以挪用到这里。上述各派，主要局限于北京，在外地还有许多活跃的中青年思想文化团体，譬如说武汉李明华为主编的、王一鸣为社长的《青年论坛》，上海陈奎德主编的《思想家》杂志，等等。即使在北京，也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青年思想团体。胡平曾点出“王润生主编的《传统与变革》丛书”，称其“力图以生动明快的风格普及新的伦理观念和法治观念”。我亦认为应当补充介绍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副主编：许医农、杨利川，编委：王辉、王通讯、邓伟志、石小敏、齐海滨、吴稼祥、杨百揆、郑继兵、张维迎、梁策、梁治平、崔之元。这个团体和我们比较接近，因为杨利川、杨百揆是北京大学竞选运动中名列前茅的竞选人，石小敏是“国情组”和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重要成员，王润生、梁治平是《青年理论家文稿》的编委，齐海滨是《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的编委，另有几个人与我们来往也很多。1989年以后，王润生、齐海滨流亡海外，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吴稼祥、杨百揆销声匿迹多年；杨利川弃文经商；这个团体像其他几个“派别”一样被摧毁，这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是非常惨痛的损失。　　　　

　　二、《二十世纪文库》的策划、组织、出版

　　《二十世纪文库》的创意、策划是李盛平和我，编委会实际主持者是李盛平，丛书出版人是张宏儒和李盛平（因为有一部分书属于合作出书，出版社只负责给书号）。邓朴方不是文库的“领导”，他是华夏出版社的主管单位残疾人联合会的领导。至于为什么由他来挂名“主编”，这里面有接下去要讲的故事。

　　你的演讲中说，文库“活跃分子，有现在非常著名的邓正来、李盛平这些人”。邓、李二位都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把正来放在盛平的前面，而且把他们仅称为“活跃分子”，恐怕是不合适的。当时，邓正来住在羊坊店的地下室里，为文库法学系列承担了很多工作，但他只是文库的一般编委，连常务编委也不是。丛书出了第一批之后，他就离开了编委会。他在《现代文化丛书》也做了不少工作，是这个丛书的第二副主编。倒是你没有提到的沈志华，是文库的常务编委。但沈志华也是后来增补的，自始至终担任文库常务编委的，是先后担任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务委员的肖金泉、贾湛、王伟，还有社会与科技所副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黎鸣。“以李盛平为领导，他们出了一套丛书，叫《二十世纪文库》”，才是符合实际的说法。

　　1986年春，还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前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我和李盛平已经组织了若干社外编委会（下面再介绍），但规模较小，感到不过瘾，因此酝酿搞一个大型的社会科学文库，先从翻译入手。（当时出著作显然还不成熟。后来盛平他们打算在《二十世纪文库》中增加著作系列，但这时已到了1989年，这一计划就停了下来。这件事当时由黎鸣负责，他已经组织了十几部稿件。）此时，我们通过各种活动，联系了数百名青年研究人员、青年教师，有已经成型的组织架构和骨干队伍。贾湛建议联系华夏出版社。贾湛是贾拓夫的小儿子，他的哥哥贾宏生在残联帮助邓朴方工作，任中国康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的姐夫张宏儒当时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盛平与宏儒见了面，双方谈了半个小时，一拍即合。随后我也与宏儒见了面。在请邓朴方出任主编的问题上，大家意见一致，因为这样一来，推出一些政治敏感的译著就比较有保障。在这一年，因为别的事情，我和盛平曾与邓朴方见过一面，显然他对我们的印象还可以，否则就不会答应出任主编，为我们遮风挡雨。

　　盛平认为，邓朴方的作用还不仅如此，他是一个具有时代感和历史责任的人。他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在思想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在一次讨论邓朴方在联合国残疾人大会上的讲话稿时，朴方在讨论中坚持和弘扬人道主义的提法（当时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曾明确反对这个提法）。所以朴方担任这个主编，不是简单地为我们遮风挡雨，也有思想上赞成我们的想法。

　　下面说一说，为什么恰恰是李盛平和我，既没有成为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的粉丝，也没有参与“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而是“专心致志地介绍当代国际上的社会科学”。这与我们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盛平和我分别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而不是学哲学和文学的雅士。包遵信和金观涛也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这恐怕不完全是偶然。

　　盛平，1949年9月生于北京，是真正的“共和国同龄人”。他是1976年清明节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中央“民族英魂”条幅的制作组织者，是1977年1月6日在王府井大街贴出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执笔者，是早期西单民主墙上揭批吴德的著名大字报《捂得捂不得》的作者。1980年，他在首都高校竞选运动中是率先竞选和当选的西城区人民代表（稍后胡平和我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大学毕业后，他在《百科知识》杂志担任编辑，负责社会科学方面的稿件（梁从诫则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稿件）。这使他得以结识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科学界具有广泛的人脉。

　　实事求是地说，盛平是《二十世纪文库》的主要领导，但在确定文库基本思路和框架方面，我的作用也很关键。文库着重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下力气，是盛平、肖金泉、贾湛等人和我的共同想法。文库后来没有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下大力，也是根据我的意见，为的是与你们的丛书减少交叉，以免发生对译者的争夺。

　　我1952年出生，是“文革”前的“老初一”，但是我在插队六年期间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与习惯。1974年成为“工农兵学员”。额尔登高毕公社根据阿巴嘎旗的电话通知，告诉我已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了，等我到了旗所在地，却被招生办临时掉了包，领到的是北京化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因而没能成为你和胡平、军涛等人的校友。我读的是基本有机合成（现在叫化学工程）专业，第二年就因为“反革命集团嫌疑”被逮捕。1978年底恢复学籍后，我就决定考研。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三门专业课是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我在大学（毕业证书上注明1974-1980，实际上只有一头一尾两年多）只读了一点物理化学（工科比理科简单得多），其他两门都是自学，考研时取得了高等数学95分、结构化学84分的好成绩。

　　我从一开始考研究生，就没准备搞所学的专业，主要是为了开眼界，系统了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我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方向是“眼镜王蛇神经毒素生物大分子结构的X光衍射分析”。首先要采集蛇毒，给小白鼠注射检验毒性，这是动物学工作；从蛇毒中分离提纯神经毒素，要用电泳、质谱仪等，这是生物化学工作。而我所在的生物物理所七室，主要是用晶体X光衍射的方法测定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因为在猪胰岛素晶体结构分析方面的成就，曾获得中国科学发明一等奖，仅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X光衍射的数据要在计算机上分析，还要懂一些计算机软件。总之，这个专业要接触动物、生化、物理、计算机等学科，对理科的方方面面都涉及一点，比较符合我的理想。在读研期间，我先后发表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未来学的论著，当时虽然还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说法，却正好是朱苏力所说“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但“专业能力不足”那一类人的典型。

　　民主墙和高校竞选运动被压制后，我就开始致力于民间社会科学思想库的建设。最近我找到了分别写于1981年和1982年的两个提纲：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1. 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 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 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 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 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 社会学与人类学：

　　7. 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

　　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三、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四、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于晓生？

　　（引文标点字句遵从原始文献，未予改动--编者注）

　　到1983年，我和姜洪、石小敏等人就创建了“国情组”。同年4月，在成都举行的“民族学、社会学、青少年研究科研规划会议”上，我代表该组作了《社会科学要自觉为改革提供咨询》的发言，我说：“要高瞻远瞩地解决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绝不能就事论事，孔中窥豹，必须开拓眼界，胸怀全局，首先要对国家的基本国情和总体发展战略有深入透彻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把组名改为'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为改革提供理论的依据，而且要直接参与规划改革的远景蓝图，选择改革的目标体系，拟定改革的评价指标，设计改革的最佳程序。无须赘言，澄清基本理论问题，创建新的学科，勾画新的理论框架，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在我们研究组现有六十余名特约研究人员中，已获得或正在进修硕士学位者有三十余人，获得学士学位者二十余人，所学专业包括政治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计划统计、财政金融、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哲学、社会学、法律、历史、中文、新闻、教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动化、计算机软件、系统工程与系统分析等三十多个专业。”可以这么说，在当时这批人中间，只有我才能与这么多专业的人对话，并把他们聚集整合起来。

　　我在代李景先起草的《关于青少年研究所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国情组从3月份成立至5月初，陆续成立了七个课题组，它们是：劳动就业课题组、劳务消费课题组、工资课题组、流通与市场课题组、干部课题组、人口与教育课题组、青年社会学课题组。”“国情组正式成立刚刚半年，但是已经可以看出，采取各种灵活的方法，充分调动和利用社科院以外的研究力量，进行跨部门、多学科、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所述七个课题组，劳动就业组有姜洪、姜渔等，劳务消费组有石小敏、刘伟等，工资组有党晓捷、秦永楠等，流通与市场组有蔡晓鹏、张学军等，干部组有李盛平、杨百揆等，人口与教育组有杨东平、张力、周孝正等，青年社会学组有杨利川、黄晶生等。这个报告写于1983年9月，报告中要求社科院领导“能够专门就国情组的问题安排我们进行一次汇报”，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国情组”的生存危机。在有关部门打了“国情组”的小报告之后，社科院领导没有再听取青少年所领导的汇报，一个月后就正式决定由青少年所解散“国情组”。

　　1984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现在叫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来的时候就说好搞社会科学哲学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搞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人搞？你是否知道？）室主任邱仁宗为我联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这个方向，让我抓紧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可是我已经搞了公司、丛书、函授等一大摊子事，就错过了这个出国机会。最近看到万润南写的《四通故事》，得知他也有与我类似经历。

　　从我断断续续的日记来看，首次涉及文库是在1986年6月20日。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学系列选题会，到会40余人，讨论了刘庸安、王燕滨、缪晓非、杨百揆、吴知论、谭金云、徐征、田志立等人的选题。在我7月22日的日记上，写有《二十世纪文库》最初的编委名单：于沛、于浩成、邓朴方、王伟、王燕滨、朱庭光、李盛平、李泽厚、孙长江、孙连成、邵大箴、何家栋、刘再复、张琢、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吴深、吴衡康、林方、胡平、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嵩、贾湛、蔡声宁、黎鸣。当时我们商定：主编邓朴方，副主编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常务编委王伟、肖金泉、贾湛、黎鸣、吴深。闵琦执笔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含“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青年政治研究会筹备组”）大事记》载：“1986.8.11-14 由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编辑部与华夏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会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就《文库》的宗旨、选题和组稿程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了第一批书（39本、7个学科）的编辑出版安排。《文库》的主编由华夏出版社社长邓朴方担任，李盛平担任常务副主编。”

　　据盛平讲，早在3、4月份，他和肖金泉、贾湛、黎鸣等人已经碰出了一百多个选题，也物色了一批译者。他是拿着这些东西去找的张宏儒，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所以才和宏儒一拍即合。事隔多年，提到这一情景，盛平还讲，宏儒不愧是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出版家。

　　我手头保存着盛平主持起草的日期为1986年10月的《〈二十世纪文库〉编辑出版规划》，写道：“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完善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为了向中国的改革提供广泛的理论、信息；为了开阔视野，从比较中得到启迪；为了引进新的观念，建设新的范式；为了扶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句话，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二十世纪文库》。”“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名著翻译；二十世纪以前出版，但对当代社会科学仍有影响的名著也适当选入。著作则侧重于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专论。在学科上侧重于二十世纪新发展起来或发展变化比较大的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也适当覆盖，但选题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也在入选之列。”“丛书选题工作已经开始六个多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杜会学、心理学、哲学、史学均已收上大量选题，并已分学科讨论确定一批。各学科都有少量成熟的成稿，今年11月可以征订20本，明年春季出版征订20本，夏季出版。”“通过前一段的组织工作，联系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力的译作者，其中除一些中老年教授、副教授外，计有法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史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博士50余人，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硕士400余人，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在京中青年为主的较强的译、著者队伍。”“文库按学科成立学科编委会，每个学科编委会设编委5-7人，任务是按照总的要求负责对本学科书稿进行评价、鉴定，推荐给总编委会讨论确认后，由学科编委会指定专人负责审读、编辑，然后交出版社。”

　　文库起步时就成立了十一个分编委会。政治学：缪晓非、杨百揆、王燕滨、刘庸安、陈兆钢、郭夏、张历历，吴知论、刘在平等；法学：肖金泉、周振想、沈国峰、邓正来、周大伟、郑永流等；经济学：贾湛、梁小民、杨德明、厉以平、余永定、吴衡康、郑秉文、俞敏生、王凯、施炜、彭剑锋、杨河清等；社会学：黎鸣、张琢、孙非、孙立平、李路路、王文仲、叶念先、高佳、梁向阳、何凡兴等；人类学：周星、覃光广、王庆仁、张猛、张海洋、张永钊、石奕龙等；科学文化学：顾昕、孙永平、田云光、吴国盛、冯晓哲、熊伟、刘兵等；心理学：吴深、林方等；教育学：程方平、王伟廉、王大龙、吴忠魁、帅扬、毛祖桓、滕星等；语言学：倪文杰、沈家煊、陈平等；历史学：张宏儒、于沛、祝立明、王清和、霍万城、张家哲等；哲学：范进、安延明、张晓明、刘继、李河等。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分编委会。传播学：马在新、范东生、袁路阳、叶小刚、刘卫平等；艺术：邵大箴、朱青生等。

　　盛平和我为《二十世纪文库》制定了一句口号：“出书、出人、出思想。”后来的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这个宗旨。文库推出了一批具有长远价值的书，帮助造就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思想家。编委会还力图建设中国民间独立的、综合性的思想库，这一进程因1989年的事件而终止。

　　1987年2月，《二十世纪文库》最初几本书出版时，已经取消了副主编这个层次，列出的编委会名单是：主编邓朴方，常务编委李盛平、张宏儒、张显扬、陈子明、肖金泉、贾湛、王伟、黎鸣、吴深，编委于沛、王燕滨、孙连成、刘再复、李泽厚、朱庭光、何家栋、邵大箴、吴衡康、林方、张琢、周星、俞敏生、郭建模、唐枢、高崧、程方平。随后出版的书里，常务编委取消了张显扬和陈子明，后来又恢复了张显扬。1988年12月，常务编委增补了陶德荣、褚朔维，1989年4月，增补了沈志华。1987年下半年以后增补的编委有马在新、王焱、孙立平、范进、顾昕、缪晓非。

　　关于副主编这个层次的取消，李盛平讲，是根据他的建议。因为1987年初时局骤变，出版社迫于政治上的压力，要撤下张显扬的副主编，盛平不同意，说要撤就都撤。后来一些朋友曾感慨，如果盛平没有那个与显扬共进退的侠义之举，继续当他的常务副主编，何至于刚刚过去了二十多年，《二十世纪文库》运作的过程就在以讹传讹中面目全非了。

　　1989年6月以后，如同“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二十世纪文库》出版时不再列出编委会，版权页标明1989年9月的部分丛书属于“漏网之鱼”，仍印有编委会名单。到1991年初，《二十世纪文库》第四批书出版完毕，即告结束。最近我看到网上资料，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华夏出版社推出了《现代西方思想文库》，“其中所收书的多数是原来《二十世纪文库》中所收录的（特别是第一批所收书更是如此），不妨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看做是华夏出版社为在21世纪推销《二十世纪文库》而进行的一次新包装和升级版。该丛书1999年推出第一批，2000年推出第二批，2001年起推出第三批。第一批书中有文库总序（其各书的序言一如《二十世纪文库》中同书序言，只是出版社编辑自以为是地重新加了个篇名），第二批起加上了丛书编委会（该编委会成员好像没有一个人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重叠的）。但2003年该丛书重印时，去掉了丛书总序和丛书编委会”。显然，这是出版社侵犯《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版权的行为。

　　与你们的丛书一样，《二十世纪文库》也有两个子丛书。其一是《现代文化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肖金泉、邓正来。其二是《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王伟。两个编委会与《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大体上是重叠的。这三种丛书的分工不像你们的系列丛书那样鲜明，主要是为了分流，加快编委会手中大量书稿的出版。收入后两种丛书的《裸猿》、《代沟》、《骑马民族国家》、《发现的模式》、《科学与反科学》、《科学的价值》、《科学的社会运行》等均属于所属学科内的经典著作。即使如此，由于1989年以后编委会停止活动，仍然有许多书稿散失。据朱青生回忆，他曾组织一批人翻译Horst Woldemar Janson的《艺术史》。“当时，邵（大箴）先生和我都参与编辑《二十世纪文库》，执行主编李盛平动员我们将此书编入文库。……并正式预告、征订，定于1989年出书。由于种种原因，到了1995年，我留学欧洲归来，发现已经画好版式的书稿还存在华夏出版社的仓库里，而当年的译者已如星散。”

　　据盛平回忆，《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向出版社发了100部书稿，出版了98部，有两部已经征订的书最后没有出版。其中一部就是朱青生的《艺术史》，这部书稿仅彩图就有500多幅，编委会已制好版，出版社怕赔钱不肯出。另一部是《政党学》，出版社说是“自由化”就给毙了。此时，张宏儒已离开了华夏出版社。

　　如果加上《现代文化》丛书10种，《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8种，《二十世纪文库》及其子丛书总计116种，在出书数量上超过了《走向未来》丛书，也可能超过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但是，由于影响人类思想的最经典的著作大多属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人文领域，因此从译著的厚重和深邃而言，《二十世纪文库》可能比你们的《西方学术文库》略逊一筹。

　　除了《二十世纪文库》及两种子丛书，盛平在八十年代还主编了《政治体制研究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主编李盛平，副主编刘在平（常务）、杨百揆，编委王军涛、王志刚、王晓东、白若冰、仝志敏、朱勇、刘庸安、孙立平、李凡、李培华、杨明、吴知论、闵琦、肖金泉、沈国锋、怀效峰、陈鹰、陈云生、郑秦、张明澍、贺和风、贾英、徐海宁、彭剑峰、谭健、缪晓非、黎鸣。出版的专著、大事记、编著、译著等，共计14种。书目：《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构想》、《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1976-1986十年政治大事记》、《社会主义国家干部管理体制改革》、《近现代地方政府比较》、《城市政治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研究》、《控制论与社会改革》、《各国公务员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体制改革》、《民主的构思--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改革》。1989年2月，盛平在该丛书的前言里说：“今天我国的改革事业遇到了严峻的困难，甚至有形成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只要全民族，尤其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危机有深刻的共识，完全有可能找到克服危机、继续发展的方法和途径。”数月后，因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六四”事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挫折。

　　在八十年代，李盛平他们还主编了多种从体例到内容颇具时代感、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工具书。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社会科学大辞典》、《公务员百科辞典》、《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　　我自己则主编了《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先后由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编辑出版事业，是“综合性民间思想库”应当具备的“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一系列机构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和何家栋先生在1987年主编了以书代刊的《青年理论家文稿》，编委会成员包括：王忆会、王润生、王焱、王燕滨、孙立平、余习广、闵琦、张晓明、杨百揆、陈坡、姜洪、秦永楠、梁治平、黎鸣。1988年出版的第二辑，在编委会下面又设了执行主编陈坡，编辑王培、李书磊、肖叶、孙永平、车桂。前两辑文章作者有曹锡仁、胡平、姜洪、陈子明、张俊浩、盛洪、邹刚、阎步克、袁红冰、陈小平等。第三辑已经编好，但未能出版。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的编委会顾问有于浩成、许崇德、李方、李正文、何家栋、杜汝揖、张友渔、袁方、龚祥瑞、谢韬、谭健，主编陈子明，副主编陈兆钢，编委王小平、王文仲、王燕滨、孙立平、齐海滨、闵琦、吴知论、张明澍、陈小平、杨百揆、郑也夫、郭夏、缪晓非。已出版和已交稿十余种，包括陈子明等著《现代政治学导论》，张明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概论》，郭夏著《政党学概论》，陈兆钢著《组织论》等。1989年5月5日发行的《宁夏新书目》，“隆重推出……集国外当代政治发展之研究成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全方位思考”的译著9种：（美）A.J.H编《政治腐化》、（美）彼特·M·布劳等著《现代社会中的官僚体制》、（美）伦纳德·宾德等著《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英）K.C.惠尔著《现代宪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主编《政党与政治发展》、（美）约瑟夫·拉帕隆巴拉等著《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美）沃尔特·罗森鲍姆著《政治文化》、（美）卢西恩·W·派伊编著《传播与政治发展》、（美）费列克斯·A·涅梅罗等著《现代公共行政》，预计在7-9月出版发行。我在6月9日赶到银川，要求出版社加快印制，以免查封，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上述9种书，我看有些20年后尚未问世。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在1989年以前由我主编，张晓明副主编；编委有安延明、孙乃修、李河、李鹏程、刘继、张强等。这套丛书在策划阶段先散发了一个调查表，请学术界专家学者推荐思想家人选，推荐上来一共100多人。编委会从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前苏联的类似丛书中挑选原本，约稿102种，进入编辑环节80多种。其中最初由工人出版社推出的前五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每本发行量均高达几十万册。“六四”以后，由张晓明接任主编，章建刚副主编；他们继续把这套书出下去，最后一共推出了64种。1989年以后出版的书中，增加了一个编委何明虹（陈子明、王之虹合起来的意思），并用此笔名出版了我的译著《波普》。

　　如果当时允许民办出版社，纵观上述民间政改派的学术译著编辑出版工作，已经可以与一个大型出版社相媲美。在这方面尤其要强调李盛平的贡献，他既是我们当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工作最力、成果最多的人。

　　1986年，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首批书发行会的发言中说明了译丛的出版宗旨：“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希望全面地了解和推介人类文明的思想宝藏，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你们乃至八十年代的整个中国思想界，是有高度共识的。

　　一写就写了这么多，期待你的回音。

　　相互纠错以求真

　　--徐友渔回复陈子明

　　文/徐友渔

　　子明，你好！

　　很高兴收到你关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二十世纪文库》的来信。首先我要说，我乐于接受你的指正，我愿意承认，虽然我自认为是在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但对于一些思想文化活动的人事背景与操作、推出过程，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你在信中披露的种种情况，如果你本人不说，外人不可能了解。看得出来，对于我们共同论列的第五个派别，你不但以内部人士和策划者的身份作出回顾，而且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文字记录，事后还研究查证了有关资料，所以，你的说法无疑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对于我们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十分重要。

　　关于30年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作了多次讲演，我有一种自觉和自省：如果主要只是我在说，虽然我并不追求话语霸权，但万一形成一种印象，人们，尤其是后来者，以为我所讲的就是历史，那就会造成严重问题。我的阐释既受我掌握资讯的限制，也受我的见识和水平的局限。只有不同的人，特别是事件、活动的当事人，出来讲述、争论，不同故事的总和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

　　我以上的感想不是客套话，而是反思和受到一些事情刺激的结果，对此，我想多说几句。

　　中国在政治制度上是中央集权制，反映到思想文化上也是如此，不但官方如此，民间的事情也大受影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一般而言，身处北京的人发言的机会多、声音大，形成一种无意识的文化霸权。有的时候，不但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把北京几个人讲的故事当成中国的历史而不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文革”期间年轻人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又如“文革”中思想文化沙龙的出现，以及思想、文学方面的探索，北京的故事当然很有价值，但外省也有同样甚至更为坚苦卓绝的探索和更深刻的成果，虽然我不敢断定北京的故事遮蔽了外地的故事，虽然我认为外地的有趣故事没有广为人知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无论如何，以北京来代表甚至代替中国是不合理的。

　　我说这话不光是责备别人，而是含有自我批评。我多多少少也有这样的毛病，身在北京，说的话往往是“中国如何如何”，甚至把自己周围一些人做的事、说的话说成是“中国如何如何”，直到有外地的同行、朋友发出抱怨，认为不公平，认为太自我中心，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偏狭。

　　现实的刺激来源于两本书：《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虽然这两本书都很不错，但我也听到不少人的疑问：“这就是八十年代？”“这就是七十年代？”比较共同的意见是，这两本书有两个突出特征：一、小圈子主义，编者只找自己的熟人朋友，不去努力寻找有代表性的，足以反映那个年代的人物；二、泛文学倾向，讲述者太集中于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那个时代的气氛有渲染，而思想则付诸阙如。当然，书中每一个讲述者的故事都真实感人，编者也没有宣称他们的书可以充分代表一个重要的年代，但无论如何，既然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书名，读者有理由希望能在书中看到那个年代思想的形态、脉动与变迁。

　　总的说来，《八十年代：访谈录》和《七十年代》是有价值的，它们毕竟为历史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以上的批评意见是以一种严格、挑剔的标准发出的，意在提醒人们，当我们不仅想表达纯粹个人经验，而是想提供时代图景时，必需的不仅是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还要有历史感，否则当我们在彰显某些东西时，会在无意中遮蔽某些东西。

　　谈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免不了要对主要的流派进行划分和概括，你在信中说：“自苏炜在《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发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以后，很多人都沿用他所谓'三大文化圈子'的说法，你在演讲中提出了'五大派别'，我是非常赞成的。”对此，我想补充和展开一下。

　　思想文化“圈子”、“派别”或者“山头”的数量，是个有趣的话题。说是三个，苏炜并非“始作俑者”。在我的记忆中，这个提法出自陈来。我记得1988年我在国外，在一份海外中文报纸上读到陈来的文章，介绍当时活跃的思想文化派别，说是有三个：一、中国文化书院；二、《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三、“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由于陈来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本人也是文化热中的活跃人士，海外关心大陆思想文化情况的人采用了他的说法，一时间，“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似乎成为定论，我当时就有“是否全面”的疑问。

　　我于1988年夏天结束留学回到北京，发现我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很乐于接受“三大文化山头”的说法，尤其是我们的主编。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前两个山头比我们形成早、实力强，能与他们并列，平起平坐，无形中是占了便宜。苏炜不是这个编委会的成员，但通过赵越胜的关系和我们打得火热。苏炜（虽然与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得不说）对于思想学术并不在行，很讲哥们儿义气，把我们这伙人看得很了不起，爱说贬低其他山头的话，所以在1992年又提起三个文化圈子，似乎我们这伙人最强。

　　当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阐述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与活动时（首篇文章是发表在《东方》1995年第2期上的《从“主义”到“问题”--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论》），我感到“三大文化山头”的概括有重大偏颇和缺失，不能表现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的概貌，而且对于另外一些做出重要成绩的个人和团体有失公平，所以我作出“五大派别”的概括，并力图简练、准确地刻画它们各自的内涵与特色。实际上，把数量从三个扩大到五个仍然不全面，所以我后来在讲演、文章中还提及“猫头鹰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等，但还是受自己的爱好和接触范围的局限。

　　比照顾到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思想本身作出准确的描述、深刻的剖析。我感到，我们两人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想派别的阐述，除了各自熟悉与不熟悉的优缺点可以互补之外，还有方法上的不同，或许也可以甚至应该互补。

　　我偏重于思想本身，有把思想作为一个自足领域的倾向，描述思想与时代条件、时代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你偏重于推出思想的人，推出思想过程中的人事关系，人群的聚合与重组。对于我来说，就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样，思想是主题，它后面的人事不论怎么变动，思想有自己运行的法则。

　　我的这样纯粹思想史的倾向使我采取了一种“文本主义”的方法，即把刊物、书籍、文章、会议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而你偏重于一群人，他们聚集起来形成的群体，人们进入或脱离群体的过程与结果。当我谈到“新启蒙派”时，我注重聚集在《新启蒙论丛》旗下的人，即它的编委会成员和主要撰稿人。而你的叙述则涵盖了许许多多的人，按时间顺序可以把他们叫做“理论务虚会派”或“异化派”等。我以为，你的描述的缺点是：第一，这个群体太大、太杂，很难把他们作为一派概括其思想特征；第二，即使他们是倾向相同、气味相投的人群，其中多数人并没有对所加标签的思想流派在文本上作出贡献。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用一个思想派别的名称来标志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实在有点困难，但他们的身份、地位、知识结构和思维特征又确实具有明显的共同性，可能最合适的称呼应该是“理论界的党内民主派”，但这个称呼对于一个思想派别而言恐怕过于宽泛了。

　　你把第四个派别叫做“青年精英派”，把第五个派别叫做“民间政改派”，对此我很不习惯，我感觉这更像是对于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划分，不能由此感知思想文化的内涵。

　　我更明白我的方法的问题。如果文本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说《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以邓朴方为首没有错，因为该文库每本书上都印着主编为邓朴方，白纸黑字，有根有据，这相当于你们的公司正式注册，登记了一个法人，出了事要拿他是问，能说他不是负责人吗？但这反映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因为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能解释这套书是基于什么考虑和操作过程问世的。

　　文本主义的弊害在某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暴露无遗，由于他们不了解背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能根据官方报刊和民间印刷品作研究，而中国政治的特点是说一套做一套，“打着红旗反红旗”，而掌权者更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以他们的研究往往很肤浅，陷入混乱、矛盾的文献中感到茫然，我在研究文革时能比他们做得好，除了同样掌握丰富的文字材料外，更关键的是我知道文字后面的人、动机、过程，文字与意图、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对你们这个派别了解不多，以纯思想史立场进行解释产生的问题，还表现为把其他人的工作归到邓正来的头上，这是不对的，当然过错全在我，与邓正来本人无关。我对以下情况比较清楚并且高度重视：“八九”事件之后，各文化山头土崩瓦解，一些重要人物流落海外，当九十年代初出现一点复苏机会时，邓正来抓住了，成为收罗以前各山头残部并招募新军的几乎唯一的“山大王”。从九十年代起，“社会科学派”一枝独秀，我把邓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理解成继承和发扬光大《二十世纪文库》的精神和事业的实体，把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重要性投射到了八十年代的作用上，这有点像我平时很不喜欢的所谓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用逻辑或理念的发展代替历史事实。

　　我现在并不因此完全否定我的方法，因为，我们处理的毕竟是一段思想文化史，如果我们只是讲述一群人做了一些事情，组织了一些活动，而不分析阐释思想的意义，那有舍本逐末之嫌。

　　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方法，是要把思想、文本和事实、历史结合起来，用历史过程中的事实来说明思想、文本产生的实际情况，用思想和文本来说明从事活动的人们的意图和取得的成就。

　　说到这里，我认为不论是你或我，在对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说明中，都只是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和表达想法的努力和过程，还没有揭示我们思想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我主要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怎么看待当时中国的现实，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的未来，这些想法决定我们力图依靠引进当代西方某一类思想理论，以革新中国，实现某种社会理想，这是需要和值得说明的。第二，间接地也是更深入地，我们应当说明，为什么在一种全方位的思想文化控制和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的条件下，我们能够突破从小加之于我们的桎梏，获得新的理念，认同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哪些主客观因素使我们完成看似不可能的思想自我革新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八十年代回溯到七十和六十年代，那是真正进行探索和发生巨变的时期，需要从群体性的社会思想还原到个体的思想觉醒和精神嬗变，我们应该写出一部基于个体和个人与社会历史互动关系的思想发生史与精神发育史。我想系统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希望今后还能就这个问题与你交流。

　　最后，我想谈一谈你信中偶然涉及的有关“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几点情况，事实证明，不深入到一个派别的内部，不是当事人，有些复杂、微妙的情况是很难准确把握的。

　　你在信中说，你与李盛平这个派别，以及包遵信、金观涛那个派别没有对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等二十世纪的大思想家、哲学家予以重视，而是关注现实问题，与你们是历史和理工科出身有关，我认为只是表层解释，还可以说得更深入。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特色和主打项目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比如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萨特，英美语言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解释学的伽达默尔等，这也是该编委会独树一帜、大获成功的原因。这个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北大外哲所和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偏重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与人物，这首先与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我认为，重视什么，在刚开放的中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选择什么作为引进、介绍的内容，还有一个学养和眼界的问题。中国与外界隔绝几十年，对内搞思想文化一元化，在打开国门、放眼世界的时候，怎么借鉴、学习什么，把什么摆到优先地位，与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识有关，与人们对思想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有关。事实上，当初我们这批人选择学习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不是被动、随机的，而是有一种自觉的选择。我记得当我决定考研究生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报考于光远的研究生，这意味着做学问与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最密切。我最后放弃这个打算而是选择学习当代西方哲学，与我认为应该重启严复的事业，在思想文化的最深层次实行变革有关。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立时间很晚，成员很没有资历，而且书生气很重，社会活动能力很差，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后来居上的气势？这与各编委会的知识结构与眼光不无关系。事实上，一些有实力的文化山头都有扩充领域、囊括天下的雄心，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的主要人文哲学思想没有了解，他们的视野和规划存在盲区。正是因为那些早已出道、事业有成的文化首领们认识不深、重视不够，或者略有所知而对重量级对象啃不下来，才给我们这批后来者留下了一大片活动空间。不能设想，要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但不重视20世纪的最新发展；不能设想，全力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而对最为厚重的，基础性的人文哲学思想的主要流派不作深入研究。

　　你在信中说，你所属的派别的思想倾向可以称为“现代化派”，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倾向不是这样。你引证我们的主编甘阳的话说，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到八十年代后期实际已经非常自觉，最明确的表述是他1988年为《1980年代文化意识》所写的前言。

　　我认为以此来下判断不准确。甘阳的前言发表在海外，知道的人很少，离编委会停止活动很近，不能代表编委会的思想倾向。当时，海内外根据出版物和公开言论划分、评判各个文化山头时，把我们这个编委会称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虽然在官方的词汇中“全盘西化”是个贬义词，但对我们而言却是褒义，我们，特别是主编，对于这个称谓是欣然接受，甚至沾沾自喜，因为它准确地说明了我们工作的性质和我们的思想倾向。甘阳也许会说，西方思想包含他喜欢的艾略特、海德格尔的反对现代性的思想，但只要我们忠实于当时的语境，就会同意，全盘西化等于现代化，而没有后现代或反现代的意义。我不否认甘阳有质疑现代性的倾向，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在编委会的指导方针上表现出来，更没有起支配作用。

　　你在信中谈到了文化山头与当时现实政治的关系，你引证苏炜的话说，“非政治的政治”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它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同样口号。我认为，这是苏炜把后来的认识投射到以前的思想，我从来没有在这个编委会内部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编委会有这种明确的认识。

　　你还认为，虽然“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与现实政治关系较远的派别，但最终都没能真正脱离政治。你举出的例证是，在1989年那场运动中，甘阳为“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起草了《十点声明》，我并不确切知道甘阳起草了这个声明，虽然我知道他在后期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组织活动中参加得很深。但我要说，主编的个人活动不能代表编委会的立场和态度，另外，他的行动与1989年的政治是一种什么关系，也比较复杂，其中还包含一些值得反省、警惕的东西。

　　记得在1989年3月，北岛找到了甘阳，征集签名，他的请求被甘阳拒绝。应该说，甘阳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他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但甘阳的拒绝在编委会内部引起了强烈不满和广泛议论，有人认为北岛不是找甘阳个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位副主编说：“他这样，以后何以立足于士林？”这句典雅的话在圈子内外广泛流传。我认为，在一开始，甘阳的态度使编委会内多数成员失望，与大家的态度相反。

　　后来，甘阳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介入得很深，而且有的事还使用了编委会的名义，照我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做法并没有征求编委会的意见，而且很可能危及编委会的生存--虽然后来事态出人意料，任何人的态度和行动都无关大局。我认为，甘阳虽然是编委会的主编，但不能依他的态度来判断编委会的态度。编委会作为一个群体，态度一般而言总是比较稳定，甘阳则立场多变，像股市上的炒家，他有赌徒性格。他自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不止一次180度的大转弯，他的表现不能当成出自思想、信念来认真对待，更不能代表一个群体。

　　上面说的事情，有些很琐碎，但要为历史求真，小事也需要尽可能弄清楚。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仔细读过陈方正与金观涛合著的《从“青年文稿”到“河殇”》，其中的访谈，凡是我知道情况的都有错误，他们也采访过我，我禁不住怀疑，我的记忆是不是也会发生错误。所以，大家来回忆并相互纠错，恐怕是求真的唯一办法。

　　（相关简介：陈子明，政治学者；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此次通信完成于2009年5月底。）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2010-1-31 21:28:00(0) 陈寿文 2010-1-3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10557&idWriter=0&Key=0 对西方媒体“大动肝火”有什么用？
作者：秦晖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33期
来源日期：2009-11-26

　　前些日子，在“法兰克福书展”主办者召开的“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上发生的那场冲突，已在境外媒体和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过程我就不详述了。

　　这场由中德两国一些机构合办的研讨会，原定由双方分别邀请与会嘉宾。“德方”(加引号是因为这只是德国的一个非官方机构，既非公权力，也非民意代言，视之为德国国民或政府的代表都过于“上纲”了，下文的“中方”也一样)并未对“中方”邀请者持异议，但“中方”对“德方”一些邀请者据传却有严厉指责。后来因为国内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009年9月11日一篇报道，让此事件在国内流传开来。这篇报道的标题为《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文中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又引述“中方”某学者的话说：对这场较量“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此后，《环球时报》在会议结束后的14日又发表了一篇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却改口指责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总之，前后口径的不一致，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媒体最“讨厌”?

　　人们不难猜度这“谣言”的真假和“中方”不同态度的由来，但笔者不想对此深究。这里只想问：“中方”一些人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如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各自媒体都散布了一些对对方不利，或对自己貌似有利的“假消息”。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在这场风波中《环球时报》11日报道与德国媒体在“消息”认定上并无二致，都说中国要阻止邀请某些人，但是两者对此的态度相反：德国媒体激烈反对，而《环球时报》全力支持。可见“偏见”其实是一种态度。由于这种态度，对事实的认定(例如，“中方阻止邀请”究竟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固然会有偏差，但即便事实认定无异，对同一事实的评价也会相异，乃至相反。可以说，真正令我们一些国人反感的，就是这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环球时报》散布的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但由于“态度”正确，似乎就并不令他们反感了。

　　那么西方的政府与商家难道就没有“偏见”吗?当然未必。但是，西方的政府与商家都有求于我，例如政府希望我们在联合国投票时配合，商家希望和我们做买卖等，因此它们往往需要“讨好”我们(当然不会白讨好，我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唯独媒体是无求于我们的。所以，它们的“偏见”就显得特别来劲儿。

　　当然，西方媒体不讨好我们，甚至也不讨好它们的政府和商家，这就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说法大异，比如这次事件，一些国人就恨不得他们的商家和政府对他们的媒体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西方媒体不讨好政府与商家，却并非不讨好任何人--除非它们不希望有受众。事实上，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化环境下的传媒不会“媚上”，但难免“媚俗”。欣赏这种体制的人称赞的是前者，而反感这种体制的人批评的是后者。应该说，这种欣赏与反感都是有根据的。

　　“不媚上却媚俗”与媒体的“偏见”

　　所谓“媚俗”，讲好听点就是要考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里要摆脱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崇拜”，“人民”也是人，也是有“偏见”的。好的媒体志向远大，追求以客观、公正的言论在“人民”中建立持久的公信力，就不会刻意迎合“人民”的偏见。但有的媒体追求短期效果，就难免哗众取宠，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瞻。不过这里的“人民”其实就是新闻学上所谓的受众，不能成为其受众的人们，媒体也就没有必要去“讨好”。

　　因此新闻自由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都涉及这种自由的覆盖面。就正面来说，由于媒体不“媚上”，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媒体就可以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使政府、商家都不能为所欲为。就负面来说，由于媒体“媚俗”，新闻自由地区的民众偏好就有可能成为媒体迎合的对象。所以西方媒体表现出“偏见”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西方民众与任何地方，包括我们中国的民众一样，都会有这种那种的“偏见”。

　　但是也如上所述，媒体迎合的范围并非特定的国界，而是新闻自由传播与媒体开放市场的边界。例如德国媒体，尤其是那些具有跨国影响的大媒体不能只“讨好”德国人，因为它们在德国以外的“自由世界”还要扩大受众，就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中国媒体市场有可能开放的时候，希望进入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是十分“讨好”国人的。像著名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年就曾作过这种尝试，但结果是碰了个大钉子。

　　显然，默多克的媒体如果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它不可能像官方媒体一样“媚上”--当然不是说它就会“抗上”，只是它不可能在“媚上”方面与官方媒体竞争，否则它不可能有市场;但它也不可能只“媚”西方之“俗”，否则它不可能赢得中国的受众。它还必须考虑“媚”中国之“俗”。那些不仅中国官方不喜欢，一般老百姓也可能不喜欢的话题，诸如涉及西藏、新疆、台湾、奥运之类的禁忌，它是非常可能回避的。你夸奖它照顾国人的民族感情也好，你反感它的新闻自由打了折扣也好，媒体就是这么回事。

　　“媚西方之俗”与“媚中国之俗”

　　但是，恰恰因为中国它们进不去，所以你不能指望它们很在乎中国的受众，它们要媚俗也就只能媚西方之俗。因此除了一般市场化自由媒体“不媚上却媚俗”的两面性之外，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还可能有一种特殊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它们既不媚上(包括西方的“上”和中国的“上”)也不媚中国之俗，言论自由的长处可能得到充分(甚至比在西方更充分)的发挥。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只媚西方之俗而不媚中国之俗，“媚俗”的短处不仅存在，而且可能表现为对中国的一种特殊“偏见”。

　　这种偏见偶尔也会表现为明显的歧视，例如极少数西方人谈到中国人时还会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白人谈论黑人那样，认为他们民智未开、素质低下、不配搞民主等。但在今天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已成为头号大忌的西方，这样的言论已经少而又少。然而，殖民时代的一些思维习惯并不会完全消失，甚至在一些“满腔正义”的言说中也有体现。

　　例如西方舆论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差，我以为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一些西方人把这一点与中国国力的增长联系起来便以为中国人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确实与思维逻辑上的“殖民主义积习”有关。我曾经指出：“殖民积习”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者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只欺负自己人，不会欺负外人;我们不准戴XX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夷狄们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大动肝火有什么用?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前面说过，西方的政府与商家有求于我们，我们发火有时还管用，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们?说得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对于那边的媒体我们能拿它们奈何?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它们搞新闻审查?能让它们停刊整顿?它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它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其实大骂西方媒体如果说还有点用，那就是让国人远离这些媒体。然而说实话，“远离”它们只有在可以接近它们时才有意义。而我们本来就对它们实行封锁，国人本来就近不了，有什么远离不远离?去年一些西方媒体惹恼了我国，这些媒体也确有出于偏见、报道失实的问题，一些国人大呼“抵制”并非无由。问题在于这些媒体你不“抵制”也看不到--所谓抵制有何意义?这不跟晋惠帝所说的快饿死者抵制“食肉糜”差不多吗?你不抵制就能食得上“肉糜”?只有在新闻自由、媒体开放的条件下，“抵制”这些媒体才有意义。就如“家乐福”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那些“爱国消费者”才有“抵制家乐福”一说，他们怎么不抵制“红磨坊”?那不也是法国人开的?很简单，抵制不抵制反正你都去不了嘛。

　　不过说实在的，中国如果实现了新闻自由、媒体市场开放，我看用不着抵制，西方媒体也就“驯服”了。这倒不是说中国新闻自由了西方就会产生好感，他们对我们的“偏见”就消失了(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都会有偏见，中国民主了与西方之间的“偏见”就会完全消失?)，也不是说我们自己都新闻自由，不怕媒体批评了，也就不会怕西方媒体的批评。我是说他们的媒体既然进来了(当然这不会是单方的，我们的媒体也可以出去嘛，ChinaDaily和《环球时报》英文版难道是吃素的?就不能也去“和平演变”一下他们?)，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劣根性”，它们就会“媚”我们的“俗”。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顺着我们说话。不像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它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偏好?

　　消除“偏见”的可行办法

　　所以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第一当然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国人要学会把自己的同胞当人，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不要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还埋怨外国人为什么不跟着踩;外国人对此大惊小怪，那些国人还挺委屈：我们踩自己人又没有踩你们，你们干嘛“说三道四”?其实那“普世价值”的大道理先不去讲，就说那些怀有“对自己人应该比对外人好”的“殖民偏见”的洋人，看见国人这么踩自己人，要他们相信我们强大了不会去踩他们，大概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这两条做到了，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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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
作者：秦晖
来源：作者博客
本站发布时间：2009-9-23 2:47:01
阅读量：114次

　　会前风云

　　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我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我联系此事，并且要了我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我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直到约半个月前，才从我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我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我们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但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我当时想，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意见，所以把他们发的邀请书都请中国官方“把关”吧。

　　由于8月底起我要到东南亚参加预期半个月的湄公河流域开发调研项目，回来后估计是赶不上趟了，因此我一直没向德国方面肯定行期。等到我9月10日从老挝回来才知道居然还来得及，于是次日便乘汉莎航班飞往德国。此前我由于一直在东南亚，并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但登机前却得知德方邀请的其他几位大多没有来，不免有些奇怪。

　　直到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们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终于成行。

　　到了法兰克福机场，我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着我和徐星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来前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但此时他当然已经知道，因为大批记者已经在此守候。这时有人塞给我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当天（11日）的报纸已经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我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旅居美国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

　　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着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但是我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着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我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坏了坏了”，“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这样的博弈能够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得上吗？

　　会上所闻

　　约20分钟后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随即带着我、徐星和戴晴匆匆离开。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我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我们清华的李强教授，我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我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我们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

　　我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是，“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

　　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我记得，他好像已经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嘛。

　　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呢？

　　会外思索

　　我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

　　我想，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比如新闻出版署）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

　　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如果官方决心阻止她成行，那是完全做得到的。谁都知道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据戴晴自己说她过去也确实有过这样的遭遇。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据此可以责怪德国主办者多事，批评媒体乱炒作，而中国可以得到一个开明的形象。

　　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国内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当然，尽管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德国的许多媒体人（在机场给我报纸的就是一个德国记者）都已知道这件事，但在会上谁也没有提，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国家变得更开明终究是件好事，就不必让我们的同仁难堪了吧。

　　令人不可思议的倒是《环球时报》，到会议结束后的14日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作者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吗？“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是谁散布的“假消息”？

　　风波起伏

　　由于会前的汹汹舆情已经弄得主办者灰头土脸，连法兰克福市当局也受到很大压力，而10多天后就是德国大选，当局所属的党派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不想因此丢掉选票。因此12日的会一开场就变得十分高调，先是法兰克福市长对此事明确表态，她说自己历来坚持言论自由，不怕任何压力。过去书展就邀请过东欧的异见作家，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一传统，还标榜自己曾接待过达赖喇嘛。然后书展的主办者和主要资助者也相继表态，高调欢迎戴晴和贝岭，对自己前段的“软弱”向公众道歉，并把戴晴、贝岭请上台发表感言。在整个这“欢迎、检讨、表态”过程中多次响起一片掌声，气氛十分热烈。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中国官方同仁坐不住了。他们原先其实已经接受了现实，在戴晴、贝岭与他们同坐一排时他们并没有像《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那样：“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但是会上如此高调地欢迎戴晴、贝岭而把他们撇在一边，的确让他们非常难堪。而且会议事先发下的议程中也确实没有这一“欢迎、检讨、表态”的环节。于是他们纷纷起身，全体退场，表示抗议。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作为官方代表，也确实不得不这样。不过如果反过来为主办者想想，在前一段几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尴尬中，在临近大选的关头，他们不这样“弥补过失”又怎么办？

　　但是好在我们的官方同仁并未走远，书展主要资助者布斯先生前去“道了歉”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会场，会议遂回到原定议程继续开始。我真是服了这书展的主办者，他们先向媒体道歉不该“屈从”中国，后向“中方”道歉不该“屈从”媒体，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然而也亏了他们这么两头作揖，这个气氛如此对立的研讨会居然还又开下去了。

　　而且如果没有先前这沸沸扬扬的风波，书展中的这类活动本来并不会那么引起关注，这场风波倒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行为了。平心而论，戴晴、贝岭两位本来在德国也没有那么大知名度，如果不是有先前的节外生枝，他们甚至都不一定会应邀前来，来了也不会形成那么大的舆论轰动。从这一点上讲，两位倒是应当感谢那“丝毫不能妥协”地必欲封杀他们的赵俊杰等辈了。

　　我的发言

　　会议虽然回到原先议程，但毕竟有了先前的一场，后来的发言者，尤其是“中方”发言者几乎都要离开原议题就这场风波说上几句，主要是驳斥“中国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说法。记得好像是张蕴岭先生说：他们两位当然有权利在此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你们不该冷落我们而去专门捧他们。我当时就想：“他们两位有权发表自己的言论”？这话要是在国内说该多好啊！黄平先生还现身说法，他说他主编《读书》杂志14年，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我听了好感动，我们国家真是进步了。但是，与黄平先生一起主编《读书》的汪晖先生不是曾抱怨，他们两位的主编之位被撤掉就是权势者做的手脚吗？两位主编的说法，我该信谁的？

　　在第一阶段的发言者中，似乎只有我没有涉及刚才的风波。我是“德方”邀请的，但“中方”也代转了这份邀请，我对双方都心存谢意，但也没有义务加入争论去为哪一方辩护。这一阶段原定的议题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对自己的认识和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也就直接进入了这个主题。

　　我从刚刚调研所知的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水电、矿业等开发活动谈起，讲到中资在劳工权益、对利益相对方（如被占地的当地农民）和当地公民社会的态度、以及环保意识等方面确实不如同在当地搞开发的一些西方公司，即使在老挝这么个政治背景与我国相似的国家也有这种反映。但是有人因此攻击中资在搞“殖民主义”，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因为事实是：一方面中资在那里对利益相关各方做得不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好，但是另一方面，中资做得确实已经比他们在国内对劳工、对被征地农民、对挑刺的NGO的做法要好多了，与在国内的做法相比，他们实在已经很进步了。而什么叫“殖民主义”？那就是像当年的西方一样，对自己的国民权利很尊重，对殖民地人民却很不好。然而，中资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对海外投资地民众的“迁就”尽管不如西资，却几乎可以肯定要高于他们在国内的做法。这一点其实从中资受到的批评就可以证明。

　　很多人批评中资使用从中国弄来的农民工而不肯雇佣本地人，这当然有违于增加本地就业的原则，受到批评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他们说：西方公司当然不会从他们国内弄一批白人到你们这里做重累脏险的苦力，为什么？只是因为要保证你们的就业机会？当然不是！这首先是因为白人不愿干这种活。西方人不愿干的活，西方公司让你们老挝人干，这是“殖民积习”；而你们不愿干的活，中资公司让中国的“农民工”去干，这又是什么积习呢？这当然不是殖民积习，但可以说是“低人权”积习。殖民积习是宗主国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但不尊重他国人，而我们中国的强势者却相反，他们尊重你们的权利也许还不够，但绝对比尊重国内利益相关的弱势者要强多了！

　　我因此表示很赞成扩大中资在海外的活动，这主要还不在于他们能为中国赚到多少钱，或者为当地作出什么贡献，而在于希望他们能够在海外学会尊重人权，从而反馈国内，能对中国人更好一些。如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开发奥卢昆铝土矿，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和昆士兰州政府的大力促成，但仍不得不花费一年半时间与当地很少的土著人谈判土地租用问题。而在国内他们哪有这份耐心？中铝的“平等待人”在当地获得好评，可是在国内这个“好榜样”却不能宣传：国外的“工会陷阱”已经够让“中资”头疼了，如果“奥卢昆经验”传入国内，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民也学会了像澳洲那个小小的“原始部落”那样大模大样地与政府支持的“大鳄”漫天要价，那还了得？！

　　“偏见”我见

　　总的来讲，我还是从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虽然有波折，毕竟还是对戴晴他们开闸放行了。虽然“14年自主办刊未受干预”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如此，但至少我们的官方同仁认为应该如此。我们的官方同仁说中国已有言论自由，但愿他们说的能逐渐变成现实。我们的同仁大都也承认中国“纵向有进步，横向有差距”，看到差距就有了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官方同仁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

　　是因为如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我们自己的《环球时报》散布的“假消息”，包括对“中方”不利的“假消息”难道还少吗？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而且甚至可以说，西方媒体的一些“偏见”确实与“殖民主义积习”有关。因为“殖民积习”如前所述，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戴晴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说服他们：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不准戴晴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我们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夷狄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说的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我们能拿他们奈何？如果说我们是新闻全球开放的，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希望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或许还会顺着我们说话。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他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肝火？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他们搞新闻审查？能让他们停刊整顿？他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他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所以我们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官方同仁能跟戴晴、贝岭同室讨论问题，能否定那种“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的赵俊杰式主张。如果在国内也能如此，那么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 2010-1-31 21:24:00(0) 陈寿文 2010-1-3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10517&idWriter=0&Key=0 南非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经验
作者：秦晖
来源：南方新闻网
来源日期：2009-5-26

南非经济腾飞源于独特的制度安排

南非是中国很关注的一个国家，1995年中国与南非建交之后，南非是中国人去得很多的一个国家。最近媒体对南非的报道也比较多，但是往往是说南非的治安问题等等，但是对这些现象的由来，中国人好像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的印象中，非洲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种族隔离时代到过南非的人都知道，南非大城市甚至比欧美还要漂亮。欧美的城市，还是有很多比较脏乱差的穷人住宅区，但是民主化以前的南非因为对黑人实行严格的控制，黑人是不能进城安家的，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城市都是白人城市，建筑的华丽、秩序的良好以及市容的整洁，甚至超过了欧美的一些城市。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是由于南非上述体制下，圈地很方便，欧美没有这样的条件。南非在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公路里程曾经一度仅次于美国、德国，居世界第三位。

南非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南非在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间，平均每7.4年GDP就翻一番。但是到了70年代末，由于社会危机的逐渐显露，开始减速，到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很多人认为南非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有金矿，其实南非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制造业推动的。虽然在起步阶段，黄金的确是南非经济的很重要因素，但是南非的金矿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开采，开采条件都很差，成本也很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推动南非经济发展的并不是采矿业和农业，而是工业。一战后，南非的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了采矿业，1965年超过其他各种行业之和，成为非洲唯一真正工业化的国家。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1/3以上的经济产值。

南非经济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鲜明的外向型。讲得简单一些，就是利用随便圈地、使用黑人的流动劳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大量的投资，生产出的廉价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尤其在非洲市场上有相当的竞争力。因此，南非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外贸顺差很高，南非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内，外贸顺差曾经从143亿兰特发展到7430亿兰特，膨胀了五十几倍。南非的资本项目顺差也非常高，1965年是2.15亿美元，到了1982年发展到23.66亿美元，后来由于南非的社会矛盾发展，大量的外资开始撤出南非，1985年以后南非就成了一个资本流出的国家。

第三个特征，就是南非的白人主体布尔人比较需要国家的保护，因此他们的公营经济占的比重比较大，1980年公营部门占全国固定资产的58%，占产值的26%，出口占50%以上。

南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吸引到大量的外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很大情况下就是由于当时南非独特的制度安排。南非的用工制度和土地制度，别国是不可能拥有的，使他们在招商引资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讲得简单一些，南非的白人主体，就是荷兰裔的布尔人，利用英布战争形成的民族情绪抵制国际社会的人权压力，以大比重的国营经济维护布尔人的特权，另一方面，在南非的外向型市场经济中通过剥夺多数黑人权利来压低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从而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经济扩大出口。为此，有一整套被南非人叫做“二元体制”的种族隔离制度，其中包括只准黑人进城打工但不能安家的“流动工人”制度，随意盘查、拘禁黑人的打工证制度，以“消除贫民窟”为名驱赶黑人的所谓“有序城市化”政策，既便于白人国家随意圈占土地又便于束缚黑人的土著土地强制性“部落所有制”制度，以及阻止打工黑人在城市扎根，让他们出卖青春后返回农村的所谓“黑人家园复兴计划”。这种体制尽管实现了“奇迹”式的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终于不可持续。到了1990年代，南非在国内人民的斗争与国际社会的推动下实现了民主化，南非的发展也开始了新的篇章。

“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

南非70%多的人口是黑人(现在由于白人逐渐外迁，黑人比例接近80%)，30%的人口是白人和其他人种，这两种人实行完全不同的制度。南非之所以可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和英布战争之后形成的民族情绪有关。

在20世纪初发生了英布战争，英国人经过三年战争，灭掉了两个布尔共和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南非联邦。因此荷兰裔的布尔人有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布尔人的抗争下，即使在英布战争后的英属时期，包括“穷白人”在内的布尔人势力仍然主导着南非政治，独立后更是如此。到处都可以看到英布战争的纪念碑，布尔人不断宣传，说讲英语的人以前曾经欺负过我们，现在还要欺负我们，现在欺负我们的表现就是要对我们强加人权观念，强迫我们提高黑人的人权。布尔人(自称为阿非利堪人)认为这是一种外来干涉，抵抗殖民主义就表现在他们要拒绝这种干涉。

当时的南非总统博塔就曾傲慢地宣称，我们的人民同殖民主义作斗争比非洲其他人更早，这些殖民者的后裔现在却干涉我们的内政，强迫我们按我们敌人的方式去理解种族隔离制度，我们绝不屈服！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但绝不搞他们建议的一人一票选出的政府。因此，布尔人压迫黑人，坚持自己的种族优越性，似乎反而具有了抵制殖民主义、独立自主和拒绝他人干涉内政的所谓正义性。为了坚持他们的种族特权，他们可以退出英联邦、蔑视联合国，断绝南非荷兰裔教会与宗主国教会的关系，与国际社会叫板。

早在1834年，英国殖民当局在南非废除黑奴制，布尔人就视之为奇耻大辱，他们认为黑人就是应该当奴隶的，英国人废除黑奴制，是对他们的蔑视。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时，当时布尔人通过宪法剥夺了英治下保有的一些黑人权利，比如英国殖民当局允许黑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布尔人就取消了，然后一些黑人组成代表团到伦敦去请愿，要求英国议会阻止布尔人所做的这一切。布尔人就说这些人是英国人的走狗，是“南非奸”，是在帮助英国人干涉南非的内政。

1930年，南非主管土著事务的部长霍洛维声称，美国人的黑白一体化政策是失败的，不能把这种失败的种族政策强加给南非。1960年2月，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南非，在议会发表了著名演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敦促南非政府改变种族隔离制度。在布尔人中引起了强烈的愤怒，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当年10月布尔人占多数的南非白人议会投票宣布脱离英联邦，废除英国女王象征性的地位，成立南非共和国。

南非宗教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南非英语白人建立的英国圣公会是比较反对种族隔离的，他们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大主教图图。但是南非的荷兰白人教会归正会支持种族隔离，甚至对荷兰本土归正会的反种族主义态度都不能容忍，遂自立门户，断绝了与后者的关系。

南非的英语白人之所以在种族问题上比较开明，是因为在当时的南非白人中，英语白人大部分人从事工商业，也就是当老板的比较多。而荷裔的白人叫布尔人，布尔是荷兰语农民的意思，他们传统上是农民，比较排斥工商业，他们进城之后绝大多数是穷白人。穷白人搞工商业竞争比不过英语白人，打工又竞争不过黑人。因此这些人特别需要有特权来保护，他们特别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提供大锅饭，能够把被认为是进城跟他们抢饭碗的黑人排挤到底层。这就使他们在种族问题上变得比英语白人要更加顽固。

正因为这样，当时的黑人解放运动，对英语世界也怀有好感。曼德拉就曾经自称是亲英派，他说：英语对于布尔人来说是一种外来语言，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求解放的语言。1941年罗斯福、丘吉尔颁布《大西洋宪章》，强调普遍人权，布尔人对此嗤之以鼻，但非国大则深受鼓舞，立刻把文本搬来，发表《非洲宪章》，呼吁给予黑人普遍人权。而南非的英国圣公会更是成为黑人基督徒的抗争基地，产生了像黑人大主教图图等精英。

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又一个理由是文化差异论，否认普遍人权，主张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南非御用学者宣称，如同保持种族生物特性一样，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最基本和首要的人权。按照他们的说法，黑人低人一等、白人高人一等，这就是种族特征，保持这种种族特征就是最重要的人权。据说黑人也希望保护自己的文化特性，实行种族隔离有利于保持黑人文化。只有把黑人和白人隔离起来，才能保持和发展黑人民族的“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南非在布尔人掌权之后，废除了英治时期的土著地区议会，强制恢复了传统的酋长制度为主的班图斯坦制度。

南非为了保护布尔人的特权，在经济领域搞了很多维护布尔人特权的国有经济。南非布尔人当老板的比较少，在自由雇佣的条件下，又竞争不过黑人劳工，因此需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国有部门去吸纳布尔人就业，这是南非国有部门占比重很大的一个原因。

有人调侃说，南非搞的是“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对白人来说，南非是一个福利国家，各种福利那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它是建立在黑白对立的基础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非的特征就是白人和黑人各自内部的阶级分化都很不发达，南非的白人内部比较平等，黑人内部差别也不大，但是黑白之间的差别非常之大。在改革之前，中国也有很类似的现象，就是城里差别不大，农村差别也不大，但是城乡差别非常之大。

如果我们进行纵向的比较，也就是尽管南非黑白差异非常之大，但是南非的黑人劳工进城打工后，比起他们在所谓的黑人家园时，收入还是有比较高的增长，即使是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是南部非洲各国黑人打工者的集中输入地，南部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有大量的劳工跑到南非去打工，如莫桑比克、马拉维、津巴布韦等国，都有超过1/3乃至一半的劳动力跑到南非打工。这一现象说明，南非的黑人劳工尽管处境非常之差，但是比起周边的国家来说，还是要富裕一些，所以这些人才愿意来打工。

这些进城市打工的黑人，南非当局把他们叫做“流动工人”，这些黑人打工者随时携带的通行证，称为“Dom Pas”，白人警察在城里一见到黑人就查证件，如果没有就强制收容审查。南非黑人当时的抗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议黑人通行证制度。南非的黑人证件办理是不花钱的，这和我们进城农民办理的三证有很大的区别。

南非的流动工人和有序城市化

由于流动劳工政策，造成了南非的一个现象——逢年过节有大批的黑人劳工要回家，在南非的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有一个据说是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前后，有大量的劳工要返乡，会出现一个很热闹的景观。一些南非朋友告诉我，现在圣诞节回去过节的劳工，主要是外籍劳工了。因为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南非本国的黑人劳工80%已经在城里安家，已不必再每年卷入这种所谓的民工潮里了。

南非的黑人劳工即使在流动时期，虽然白人不希望他们在城里安家，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力图在城里建立各种各样的社区。当然这些社区在白人眼里都是很不高尚的社区，都是属于类似于贫民窟的社区。绝大多数的黑人劳工他们都在打工地附近安了家，当时南非白人不让他们进入主城区，但是在城外划了一片地方让他们安家，这就是约翰内斯堡西南25公里的索韦托。

在索韦托以家庭方式居住在贫民区的黑人劳工，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前占80%，而以单身劳工方式居住在集体工棚的，大概占20%。普遍认为居住在单身宿舍无法安家的单身劳工，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比在贫民区安家的那些劳工的地位更加低、处境更坏。在过渡时期，南非出现严重的部族冲突，死了上万人，当时说冲突是由于科萨人和祖鲁人的部族矛盾，后来学者认为，其实所谓的部族矛盾包含了利益诉求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处境更差的集体宿舍劳工，与在贫民窟可以安家的那些劳工之间的利益矛盾导致的。

南非的土地制度也一直存在着英国传统的私有制和布尔传统的国有制的冲突。19世纪英国人在治理开普殖民地时期，曾一度推行过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允许黑人购买和拥有土地，但是这一政策惹怒了布尔人，进行了强烈的反对，为了安抚布尔人，英国人妥协了，后来南非实行的仍然主要是布尔人的制度。其中著名的就是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规定黑人实行部落传统下的份地制，实行所谓的平均地权，规定必须保证黑人家庭拥有份地，但是份地不得超过10英亩，一家不得拥有多份，而且份地不能买卖。白人规定这种制度，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黑人由于土地买卖而变为无地农民，是为黑人着想，其实谁都知道，这是为了白人圈地着想。

1913年、1936年南非又两次通过了土地法，最后形成了一种“二元土地制度”。在最终实现白人国家所有的框架下，一方面白人社会内部基本上按照英国传统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上的私有地权制度，但另一方面，对黑人却强化了部落集体下的家庭“份地”平均使用制，不仅禁止黑人白人之间的土地交易，在黑人内部也只承认部落土地所有制，不承认私有制，限制个人对土地的权利，限制个人的土地拥有量。

对白人当局来说，实行这样的土地制度有两个好处。第一，实行这一制度，白人当局就有理由说黑人在所谓的黑人家园里，是保留有退路了，因此城市可以不对他们开放，城市只要出现危机，出现经济萧条，就可以把黑人劳工赶回去，因为他们反正可以回去种地，失业也不是问题，社会保障也不是问题。第二，虽然黑人的份地是属于集体的，但国家高于集体，国家要圈土地，集体没有任何抵制能力。因此，这个制度给白人圈地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使得白人城市的基础设施搞得很好。南非的城市很漂亮、高速公路修得很多，都与这些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南非的这一“优势”，是欧美国家所不具备的。在经济繁荣时，可以让流动工人大量进城卖苦力，一旦遇到萧条，就把他们视为城里多余的人，进而把他们赶回所谓的黑人家园，让他们靠狭小的部落份地生活，以此一次一次把危机的打击转嫁到他们的身上。这种流动劳工加黑人家园部落所有制的设计，就是所谓有序的城市化。南非的一位专家汤姆林森就曾经论证过，美国的城市化就是无序的城市化，美国没有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因此黑人大量涌入城市，芝加哥、底特律等黑人都是占一半人口以上，造成城市脏乱差，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糟糕、很失败的案例，南非绝对不能这样干，南非要做自己独创性的体制，就是要把黑人管住，只让他们来打工，不能让他们在城市定居，这样的制度就是所谓有序的城市化。

在有序城市化的条件下，南非不允许黑人在城里定居，但是却需要黑人打工，黑人不能定居的理由，就是如果黑人在城市里定居，就会形成贫民窟。但是时间长了，黑人安家的趋势还是无法阻止，他们就在约翰内斯堡城外划了一片地方，让流动工人在那里盖房子，这就是所谓的索韦托(Soweto)。它本是“西南镇区”(South West Town)的拼读，但一些黑人却有另外的解释：索韦托就是So Where To，“那么我们去哪儿呢？”显然，白人不准他们到别的地方。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一大片的棚户区组成的索韦托和全是华丽的建筑构成的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号称是南半球最美丽的城市、非洲花园，而索韦托是人口高达100多万的庞大棚户区，是世界著名的所谓问题社区，不单在政治上是黑人反抗运动的根据地，同时社会秩序也比较差，是犯罪率很高的一个城区。

民主化之后，这种现象很快得到了改变，一方面索韦托的公共设施在民主化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索韦托不再是那么简陋，不管是黑人的住宅，还是各种公共设施，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黑人可以进入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在有些人看来就比过去要脏乱差了，有些人说原来的约翰内斯堡像北京，现在的约翰内斯堡有一点像是马尼拉了，但是这到底是进步还是倒退呢？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判断。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大城市是没有贫民区的，原因是不允许黑人进入，只能住在索韦托，不能住在约翰内斯堡。但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就有大量的穷人进入大城市，在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露宿街头的人，就出现了一些棚户，还出现了穷人干脆占据空房的现象，出现了治安和脏乱差一类的问题。这一类问题，使得现在的南非大城市比起种族隔离时期要更像拉美(据说拉美大城市的特征就是城里有大片的贫民区)，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拉美化，因为拉美化是没有走出种族隔离制度这一背景的，而南非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一个暂时的现象。

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里很干净，治安也很好，但是这是以种族隔离为代价的。我发明了一个名词，把这种状况叫做“前拉美化”，也就是说它是在没有迁徙自由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漂亮城市，这种漂亮城市的背后是对黑人人权的剥夺，因此它比拉美还要落后。而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的民主化阶段南非虽然出现了暂时的城市治理困难，可以叫作“类拉美化”吧，但与“前拉美化”的“漂亮城市”相比还是进步了。今天南非社会的共识是，如今的城市治理困难只是他们进步过程中的问题，要解决这种问题，但绝不会再倒退回到“前拉美化”的状态，尽管南非在那时曾经有非常漂亮而且“有序”的城市，但对于大多数人即黑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值得他们自豪。

按照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当局的制度设计，“流动工人”应该是在城里打工，把家留在农村，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白人当局起了名称，原来叫班图斯坦，后来叫“黑人家园”。南非的“黑人家园”理论是1956年通过所谓的汤姆林森考察团的报告建立的。当时南非的一个农学教授汤姆林森率领一班学者搞了个调查，认为南非工业化造成大量黑人涌入城市，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到本世纪末都市黑人人口将达到1500万，那么就会出现美国底特律、芝加哥式的现象，他们以美国作为反面的案例，说这种无序的城市化会造成严重的问题，像贫民窟、脏乱差等等。因此他们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让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发展”。但是这个报告也说，黑人只务农其实也过不下去，因此要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汤姆林森报告说，如果不为黑人在自己的居住区提供发展机会，那么我们的计划就会失败，因此要实行所谓的投资点和工业分散化计划，也就是在黑人家园搞离土不离乡的乡土工业，让黑人就地在那里工作，不要进城，进了城也不要在城里安家。

白人当局还说，黑人家园可以保护黑人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制度，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当时黑人维权运动对此是强烈反对的，曼德拉对这个计划有激烈批评，他指出：尽管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说法并非一无是处，但这个计划的目的是在于阻止黑人定居城市，因此从总体来说是行不通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进城定居是穷人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虽然南非实行了这一计划，但仍然无法遏制黑人进城安家的潮流。南非所谓的黑人家园，在10多年前就已经逐渐成了一个留守人口居住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老人、妇女、小孩，而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但是南非当局希望通过振兴黑人家园计划，使得南非的黑人能够回流农村，即使不回流，也希望由此只在城里暂住，等到打工到35岁就回到黑人家园靠部落集体所有制养老了。在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20年，进行了相当大规模的投资。正如汤姆林森报告所讲的，如果在黑人家园里没有出路，黑人仍然是要涌入城市的，因此要实行黑人家园制度，就要使黑人家园有所谓的复兴。于是通过国家投资，在黑人家园盖了很多公共设施，盖了一些居民区，搞了很多那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为了使黑人家园对于黑人有约束力，南非从1974年开始，还千方百计地让这些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毕竟还是有一点西方的传统，如果是本国的公民，不让他们在城市定居还是说不过去，他们也不能明目张胆实行一种另类的户籍制度，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这些黑人干脆成为外籍劳工，如果这个黑人家园独立成为单独的国家，那么黑人劳工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他们就成为外籍劳工，只能在这里打工、不能安家。

为了这一点，南非的国家公共财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后期，他们对黑人家园的补贴非常之大，1988年到1989年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增长非常快。按照当时的比价，相当于34亿美元。如果折算成2006年的美元，就相当于60亿美元，按照黑人家园的总人口平均，每人达到380美元。

但是，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投入的效果却很差，因为它的初衷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借助传统专制酋长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的资格，将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这样的一种状态固定化，甚至借助传统力量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而不给白人城市添麻烦。正是由于这种制度设计是出于这样很不正常的目的，因此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效果差，被很多白人纳税者视为很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也是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后期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实际上还是拦不住黑人进城的潮流，还不如干脆让他们进城。

一方面南非将黑人圈在索韦托这样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城区还是出现黑人住宅区，当时的南非政府就采取驱逐政策，就是所谓的清除贫民窟。南非在经济发展时期曾经出现过很多这种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在50年代出现的索菲亚顿事件是最有名的一次。

最近姚洋先生说贫民窟意味着穷人进城“侵犯产权”。我不否认一些民主国家对穷人“私搭乱建”相当宽容。但是那些“低人权国家”则不然，他们的暴力“城管”显然侵犯人权，而用城管方式“清除贫民窟”才真正是侵犯产权。民主化以前的南非怎么可能让黑人“私搭乱建”？那里的黑人贫民区应该说都是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形成的。约翰内斯堡市内的索菲亚顿本来是一块给穷白人盖的廉租房小区，完全是合法的，但是盖起来了之后，白人当局认为标准太差，做白人的廉租房不够格，因此市政当局拒绝提供市政支持，没有给它投资建下水道等等。开发商不愿意浪费这笔钱，就把房子卖(租)给了黑人打工者。这完全是正常的产权交易，并没有发生所谓黑人占地乱建的事。但是后来，因为那里离市中心比较近，只有4英里，属于三环内甚至二环内吧，白人当局认为这块地皮被黑人占据太可惜，于是实行了“清除贫民窟”计划，把上万黑人赶走，造成非常严重的事件。著名南非影片《鼓》就是讲的这件事。

在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中，黑人领袖都非常强调黑人贫民区存在的权利。尽管贫民区本身条件就非常差，但是连这样的地方都不让他们住，就更加不人道。曼德拉就曾描述过约翰内斯堡的亚历山大贫民区，那里设施简陋，治安也很糟糕，但曼德拉强调说，白人当局的清理贫民窟，要比贫民窟本身更不人道。非国大领导了贫民窟黑人的反拆迁斗争。曼德拉说：“尽管亚历山大的生活像地狱，但这里也是一个致富之地，黑人可以在这里积累私有财产，经营自己的产业，黑人不必向白人的城市管理当局磕头。亚历山大是一片希望的沃土，见证了我们的人民冲破约束、成为城市永久居住者的历程。为了让非洲人留在农村，或是在矿上打工，白人政府坚持认为黑人本质上就是农村人，不适合城市生活，亚历山大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却戳穿了这种无耻的谎言，亚历山大的居民来自各个非洲部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和政治意识，城市生活有利于抹掉部落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因此曼德拉说亚历山大是黑人的希望之地。

当然曼德拉绝不是说黑人就该住得这么差，但这是国家之过，不是黑人之过。国家不能提供廉租房已经该骂了，黑人自己搞个“窟”你还要驱逐他，这真是太过分了！

总之，南非是靠欺负黑人实现的经济高增长。但这种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难以为继了。一方面是维护这种状态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黑人家园的建设都是非常花钱的，效果也不好。二是这种制度安排的成本越来越高，国际社会对这种事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用“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化经济中增加“竞争力”的体制，本身也会带来严重问题，这就使该国的消费市场极其狭窄，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非常高。

由于这种种的原因，南非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变了这样的状况，民主化进程就变成了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最终发生了1994年的南非变革。关于1994年以后的南非变革，我觉得还有无数的故事，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关于这一点，今后我们还可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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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作者：秦晖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5-26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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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老挝如何“不折腾”？
作者：秦晖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9-10-24

表里如一的国度

飞机掠过了莽莽苍苍的丰沙里原始森林、战争年代血流成河的查尔平原和烟波浩渺的南俄湖，下午两点多钟，我们降落在老挝首都万象西郊的万岱国际机场。我们的东南亚考察开始了。

万岱机场的规模比我国多数省会的机场还小，大约与喀什、延安这类地方机场差不多大。走出机场往东不到一公里就进入了万象市区。除了旅游者喜欢描述的异国情调外，一般人到了这里的第一印象都是：这是个穷国，一个“欠发达国家”。而且，这个国家穷得表里如一，不像一些非洲国家那样，一方面老百姓穷得饥荒不断，野有饿殍，另一方面首都的许多“形象工程”却宏伟得令发达国家都自叹不如。

老挝百姓的生活其实不像外人乍看上去那么差。但是首都万象的市容，不要说与一些国家的首都不能相比，就是与河对岸的泰国边城廊开 （泰国70多个府城中规模居中的一个）也差得很远。1975年老挝革命成功至今也34年了，万象只是人口增加不少，主要市区并没有多大改观，没有进行过成片的“旧城改造”，也看不出规划“新城”的痕迹。没有工业区，没有在前苏联等地常见的大片火柴盒式国有宿舍楼群，除了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上的新总理府、革命纪念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等仅有的几座“形象大厦”（规模也一般）外，全城看不到连片的新市区。主席府、文化宫等政治性建筑都零散分布于老城区中，不显山不露水。

万象的市政设施可以说是相当落后，没有地铁，没有高速公路（全国也没有），没有立交桥，去年建桥连通对岸泰国廊开的几公里铁路也是全国唯一的，号称 “结束了老挝无铁路的历史”，但这条口岸线路主要用于与泰国的进出口运输，并未开通客运。街上出售的万象市区地图上，连每个红绿灯路口都一一标出，就像北京地图标出各个立交桥一样——万象多数路口没有红绿灯，正如北京多数路口并无立交桥。万象市区沿湄公河延伸10余公里，但河岸多是自然状态的土岸，有防洪堤的地段也是土筑，没有衬砌河岸。滨河马路也是一边民居一边土岸的普通道路，没有其他国家的河畔都市常见的河滨公园或顺岸景观大道。当然，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我们来时，市中心的一小段河岸正在铺砌花砖，建设河滨绿化带。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私车普遍，公交呈现衰落，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城市运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交系统。万象这个城市却很特别，她的人口也有60万之多，居民汽车拥有量很低，但整个城市几乎没有公交系统。市内可以看到一些闲置未用的公交站棚，据说原来曾试办公交，因乘客少，经营不善，都关张了。如今万象除了两条郊区公共汽车线路（一条通往北郊的国立大学，一条通往东南郊的泰老边境口岸）外，没有别的市内公交。出租车只在机场等少数地点可以叫到。居民出行，除了骑自家的摩托车或者步行外，唯一的选择是在大街小巷穿行自如的 “突突”（tuk－tuk）车，即一种使用摩托发动机的机动三轮车。它像中国城市的出租车那样属于公司所有，司机租用，统一管理。万象街头的“突突”是一大文化景观，这种车虽简陋，却装饰花哨，灵活便捷，易于绕过拥堵路段，而且服务态度还好，虽然不打表，但在民风淳朴、人人信佛的老挝，司机很少“宰客”，价格十分低廉，即便远至郊区如泰老大桥，返程往往空驶，却也不加价。这种“穷人的士”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很早就取消了它，我认为这如同许多城市禁止小排量汽车一样，是一种追求豪华“形象”而不顾穷人的“超前”规定。不过，虽然许多国家有这种交通方式，但还是将其设为公交系统的辅助，像老挝这样在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将它作为几乎唯一的公交方式的国家，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

万象市内路况不佳，因此也有交通拥堵现象，但是并非因为汽车多，而是牛车、马车、行人摩托与汽车混杂的情况下发生的“穷国式拥堵”。在通往老挝最高级别的部队医院“103医院”附近的有农贸市场的路上，我们就被大群拉货板车堵过20分钟。

老挝自从“革新开放”（越南对改革开放的称呼，老挝跟着叫）后2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也算相当快，但并没有出现以国内资金来大兴土木的情况。比较大的工程不是外国援建，就是外国投资。前面提到的万岱国际机场由日本援建，至今也是日方在经营，湄公河上的泰老大桥是澳大利亚援建的，给万象供电的老挝目前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南俄河1级也是日本援建，市中心的国家文化宫是中国援建的，万象最高建筑、也是迄今唯一十层以上的大楼、湄公河畔的“同善岛大酒店”是华商投资的，最近最著名的就是后面还要提到的“东南亚运动会”场馆群，那也是中国投资的。这给人的印象是，老挝本国新增的经济财富都流散在民间了。

悠哉佛国

万象城内，在一片片参差不齐的民房和低层商住楼中，唯有小乘佛教的庙宇金碧辉煌，而且数量很多，成为最抢眼的风景，也是老挝吸引游客、展现异国情调和历史传统的重要文化遗产和观光资源。据说万象过去有多达150多所寺庙，多年之前宗教曾受到政府打压，关闭了不少。革新时期宗教复兴，现在仍有佛寺60多座。雨季里来到万象，看着空又中满城雕梁画栋、金瓦白墙、翘脊高耸、重椽相叠、飞檐流光、群龛溢彩的古刹新宇，梵音缭绕，佛相庄严，不由人想起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与许多宗教传统浓厚的国家一样，佛寺在这里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文化教育中心，过去甚至是唯一的教育中心。时至今日，万象的许多小学仍然设在寺庙内，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不少佛教胜地名闻遐迩。城东北的塔銮，在老语的“齐头式地名”中意谓“皇家之塔”，建于1566年，是全国最大的塔銮寺（瓦塔銮）所在，也是老挝历代国王与顶级高僧的骨灰安放之地，老挝国徽上绘有它的图形，可谓国宝。该寺群塔簇拥，主塔高耸，各塔皆通体贴金，光耀十里之外，规模仅次于缅甸的仰光大金塔。城中心的塔丹（黑塔），是万象城内留下的年代最久且未经重建的古迹，为暹罗征服老挝时所建。据说是因为老挝人以被暹罗征服为耻，现在这里并不是重要景点，也没有维修，显得很颓败（说来也怪，对于法国殖民那一段他们的感觉很不同，虽然老挝也抗法，但法国风情在这里仍处处可见，殖民时期的法式建筑也受到珍视）。塔銮和玉佛寺、西萨寺要买门票，并不贵，而其他的绝大多数寺庙，包括许多很有价值的寺庙都可以免费参观。

旅游业现在也是老挝的支柱产业了，而且无论从数字看，还是从街上随处可见的外国“驴友”、市区到处分布的民居旅馆（称为GH）看，这个行业也的确比较兴旺。但是这里的旅游没有国内那样浓烈的商业气味。无论卖票的还是免费开放的地方，都没有熙熙攘攘的景象，更没有摊档云集、成群小贩追着游人兜售物件的景观。老挝也有许多旅行社，但主要业务似乎以接待自助游为主，街上到处可见外国“背包客”，或独行侠，或出双入对，三三两两，却没有看到国内那种导游一手执旗、一手吹哨，带着一大队游客鱼贯而行的场面，各商店也看不到导游带队导购的情景。旅游是休闲而不是“赶集”，只有在这里才体会到了。

老挝的困难也体现在文化上。这里基本教育还是普及的，学校建筑按老挝的发展水平看应该说很不错，万象的学童都穿着校服，精神不错。但图书就不敢恭维了，整个万象没有像样的书店，一些私营小书店书籍很少，而且价格奇贵，一张万象地图开价折合人民币达三四十元，以一般老挝人的收入，买书真是太奢侈了。可以理解的是：由于老挝是小国，老文书籍发行量很小，出书成本就很高，所以这里的书店大量卖的是泰国书（泰老语言相近，懂泰文的老挝人很多），而且以二手书居多。

为何没有“柏林墙”？

差不多从一进万象城，我们就能看到街道两旁凡是“公家”的建筑物都竖着旗杆，挂着两面旗：老挝国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党旗。很多国家都有国旗遍挂的习惯，但党旗也与国旗遍挂，即便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也只在老挝见到。在国内除了党务机关，党旗一般只有在入党仪式上才出现。而这里不但公家建筑并树二旗，许多商店、民居也都挂着二旗，甚至一些大排档、修车铺也插着两面小旗。

执政党的影响力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党博物馆（凯山·丰威汉博物馆）与人民军博物馆都比“国家博物馆”更大而且气派；最好的医院不是国立医院，而是军队的103医院；党政建筑都是围墙设岗，不能任人进出。

老挝的社会问题还是很突出的。与老挝人交谈，他们都叹息特权严重，官僚颟顸，吏治腐败。他们说，老挝政府官员工资极低，折合人民币约仅一两百元，但很多“斗食小吏”却都有豪华洋楼，高档私车，还呼奴使婢，不知他们钱从何来，如此等等。

这样一个十分贫穷而且问题丛生的国家，与对岸的泰国形成鲜明对比。泰国当然也有一大堆弊病。但是要论贫富，两国的差距绝对要比东欧剧变前东西德的差异大得多。那时西德人均收入是东德的3倍，可是泰国人均收入在1997年危机前曾9倍于老挝。这些年泰国有点自乱方寸，老挝却由于基数低，增长得较快，不过现在泰国人的平均收入也要比老挝人多6倍。泰国这个指标比中国还高不少，而老挝却比中国低得多。在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方面，泰国的水平也明显高于老挝。往来泰老两国间，泰境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车行如梭，一入老境，就变成人、畜、机动车杂行的小路；湄公界河上，这边的边城小镇都比那边的首都省会繁华许多。一边是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一边是破旧城区，市井萧索。对比之鲜明，实有甚于当年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德国。

如果两国文化差异或地理屏障大些还好说，偏偏泰老又是近得不能再近。从地图上看，版图狭长的老挝横亘于越南与泰国之间，但实际上老越边界是“东南亚屋脊”长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人烟稀少；而老泰边界却是湄公河，一衣带水。此河纵贯老挝南北千余公里，除了上寮的琅勃拉邦附近与下寮的巴色附近两小段外，大部分都是界河。而老挝本是山国，全境九成是山地，只有沿湄公河一线平畴，故而全国大部分人口都聚集在河边，也就是密集在边界上。首都万象与第二大城市沙湾拿吉都滨临界河，分别与泰国城市廊开、穆达汉隔河相望，两边差异可以说历历在目。



泰老之间

而泰老两边的人种、语言、宗教文化又十分相似，与越南则相差甚远。过去很多书都说老挝有三大族群，即老龙族、老松族与老听族。实际上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三个称呼在老挝语中本是地域之分，而非族群之分：“老龙”指水边的人，“老听”指半山腰的人，“老松”指山顶的人，均为多族的组合。“老听”主要是克木族，“老松”中最多的是苗族，而“老龙”占全国人口的70%，一般就代表了老挝，它包括老族和“普泰”。“普”（布）是壮泰语支诸语言中“人”的意思，我当年在滇黔桂交界地区当下乡知青，那里的壮族都自称“布依”，与邻近的贵州布依族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汉人则被称为“布哈”（“客人”）。所以“普泰”实际上就是“泰人”，与泰国的主体民族是一回事。而老族（又译“佬族”或“寮族”）共有2400多万，只有七分之一在老挝，称为这个小国的主体民族，其余的绝大多数都在泰国，占泰国人口的35%，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泰东北19府即所谓“伊森地区”的主要居民。而伊森地区对老挝而言就是湄公河对岸。换句话说，泰、老实际上都是两国的跨国民族，而且两族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泰国境内。

这两个民族本身也十分相似，老挝国内把他们统称“老龙”的确是有来由的。首先，二者语言不仅同属一系（汉藏语系），而且同属一族 （壮侗语族）一支（壮泰语支）。早就有人说，中国广西的壮语与泰语相似。老语介于壮泰之间，与泰语就更相似。我离开壮乡毕竟已经30年，原来熟悉的壮语已经生疏，加上壮、老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所以通常语速的老挝话听不大懂，但仔细分析一个个词汇，却大都与壮语差不多。泰语和老语自然更是如此。而越南语（中国叫“京语”）则是汉藏语系中一种语族未定的独特语言，越南语言学家甚至否认它属于汉藏语系，说是应该属于南亚语系，如果是那样，它与上述各语种的差别就大了。其次，泰、老两族的文字更为相似，老挝寺庙中较古老的老文 “多坦”（“经文”），形体和拼写均类似旧傣仂文（古泰文，现在西双版纳傣族仍用），而现在通行的“多老”（“老文”），形体和拼写都近似当代泰文。无怪乎老挝书店都卖泰版书。而越南文与泰、老文字就截然不同。我国的壮族与老族虽然语言相近，文字却毫无相同之处。古壮文是类似汉字的方块字，新壮文则是20世纪50年代搞的拉丁化拼音字。这与宗教文化背景有关。泰、老两族都笃信从印度南传的小乘佛教，文字也是从印度的梵文字母演变而来。而壮族与越南人都受中华文明影响，佛教也是汉传佛教（仅指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有高棉等少数民族带来的南传佛教），所以古代文字是汉字式的，现代文字则是“西方化”的。

宗教、语言、文字之外的其他民俗，泰老也多有相似：两者都隆重地过“宋干节”（泼水节），传统上都用佛历，建筑风格、饮食习惯与一些风俗禁忌也相当类似。

老挝人与泰人历史上长期恩怨纠结，与越南倒没有多少关系。法国人来了才把泰、老分开，而把老、越拉到了一起。在法国人到来之前，原来的老挝古国已经解体，分裂为数部，均为暹罗（泰国）的藩属。法国势力从越南渗入后，1893年以武力迫使暹罗签订《法暹曼谷条约》，把湄公河以东划归法属印度支那。而大多数老族人居住的湄公河以西仍属于暹罗。所以这个条约划定的边界既不是文化界线，也不是民族界线，仅仅就是政治势力范围而已。

稳定之谜

既然湄公河两岸民族、文化差异很小，两边如今贫富差异这么大，为什么没有出现老挝人跑到泰国的潮流，就像柏林墙建成前的东西德一样？

泰老边界当然不像美国与加拿大边界或欧盟各国间边界那样不设防，但也绝不如是逃亡者无法逾越的天堑。老挝人民军有一支500多人的“内河部队”，在湄公河上设有8个基地，主要就是用于控制边界的。但对于上千公里河道，这支小部队并不能严密封锁，事实上也很少听说它在抓捕偷渡者方面有什么作为。湄公河洪枯流量相差悬殊，枯水期很多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两国居民不经官方口岸而私自来往的事并不稀奇。没有发生大逃亡，主要还是因为没有逃亡的动力。在万象到沙湾拿吉的湄公界河上多年前一直有长途客轮航线，后来停航了，因为一些“第三国公民”借助这条航线上的船驶近泰国河岸时入水逃亡的事时有发生。但是老挝人却很少这样做。

这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小乘佛教使人安贫乐道，不慕繁华。这也许有点道理。但是缅甸与老挝同样都虔信小乘佛教，也同样贫穷（老挝可能更穷），在泰国的缅甸逃亡者却多达百万计，成为国际关注的严重问题，而老挝逃亡者却很少见，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这又怎么解释？

有人说，想逃的老挝人1975年已经逃了。这也可算是一说。老挝主要城市背靠界河，逃亡比较容易，因此1975年老挝内战时，不少反对“巴特寮”（今天的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人士就过河到了泰国。不过那时普通老挝人并没有大量出逃。在老挝，一些山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老松”中的苗族曾与现政府关系紧张，但是老挝的主体民族，无论老族还是普泰，出走的很少。

潇洒的贫困？

我觉得，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原因应当是老挝人生活压力很小。我自己对此有些体会。想当年我在广西插队的壮乡，从货币收入来讲也是穷得一塌糊涂，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几分钱，除去实物，强劳力一年的分红钱才十几元。但是我所在的田林县是广西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的县，人均生存空间很大，而且那里是亚热带丛林地区，植被茂盛，生态甚佳，据说传统时代即使遭灾颗粒未收，靠采集渔猎也能生存。我们刚去时当地山民甚至都不种菜，做饭时支起火塘到寨子附近林中采些竹笋野菜什么的就下锅。当然那也是穷日子。但是后来我到西北工作，看到那里一些苦旱山区，用货币收入来衡量与我们田林也差不多，然而那不毛之地草都长不起来，人口却高度密集，饮水、烧柴都困难之极，庄稼一旦歉收，不逃荒就没法活。这才感到那货币收入有时并不能说明一切，这里的贫穷和我们那里的贫穷不是一回事。后来改革潮起，这里的农民群起外出打工。而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当年插队的寨子，看到那里其实变化不大，依旧贫困，但却没有什么人外出挣钱。因为家乡虽穷，但没什么生存压力。

老挝的情况大概就是如此，这个国家有点像我们那个滇黔桂之交的山区。它的面积与广西相当，人口却不到广西的八分之一。如果与泰国境内老族聚居的伊森地区相比，老挝的面积比伊森地区大了40％，人口却只有其28.8％，人口密度为其五分之一。老挝也是个热带丛林之国，温暖湿润，光、热、水、土充足，植被茂密，生存资源丰富。虽然山林多耕地少，但人口更少。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这么少的人在这里讨生活还是相当容易的。只要没有战乱，这里就犹如汉人所谓的世外桃源，藏人所谓的香格里拉，西人所谓的伊甸园，有点“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味道。

老挝人虽然钱少，但基本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论气候，老挝水稻可以三熟，但农民只种一季，他们不吃杂粮，甚至不吃籼米，而只吃生长期长、产量低而口感好的糯米。肉奶消费不多，但喜欢吃鱼，菜蔬水果不一而足。老挝周边邻国如越南、柬埔寨与缅甸，历史上都发生过严重的饥荒，但老挝从来没有。老挝农民还有个习惯与我当年插队的壮族山寨相同，那就是特别爱干净，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还怕脏，种的是“卫生田”，除牛粪（据说那“不很臭，还能忍受”）外，不施别的粪肥，尤忌人粪尿。老挝农村也有类似壮山的习惯，“没有厕所，但决不能在田间方便”是很多“游客须知”都强调的禁忌。由于欠发达的老挝化肥施用量不大，田地产量不是很高，但这并不影响农民的丰衣足食。

万象城市虽破旧，饮食水准还颇高，到处是高中低各档食肆，挤满食客。老挝餐和中、泰、韩、马（来）各国馆子就不说了，法国西餐尤其出色。据友人说，万象的法餐馆比北京还正宗，毕竟曾做过法国殖民地。老挝作为热带国家是咖啡出口国，虽然量不多但品质甚佳。老挝工业很少，但“老挝啤酒”算是个明星企业，这家公司私有化以后越来越火，不仅占据了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在东南亚已成名牌。西餐、咖啡、啤酒在万象并非只有外国游客消费，老挝人还是主要顾客。在这些方面，老挝人还是颇为“西化”的。万象私车不多，但摩托普及，自行车较少。公交与出租汽车的不兴，主要就是被私家摩托排挤的。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老挝人付出得也少。他们对未来预期稳定，工作时间较短。农村只种一季，城里人也很 “潇洒”——不少国人说是懒散，但是曾有学术研究指出：热带地区原住民由于自然原因，代谢损耗大，体力活动持续能力较低，印度、印尼、拉美都有这个特点。中资公司的朋友曾提到：他们曾用提高小时工资的办法鼓励老挝雇员加班，没想到雇员反而因此缩短了工时，因为他们考虑的不是怎样挣最多的钱，而是为了挣到够用的钱应该劳动多久。小时工资高了，他们自然就可以少干一些了。这种现象在马克斯·韦伯的书中曾经提到。他认为“利润最大化”是“新教伦理”的观念，而天主教伦理则倾向于“闲暇最大化”，但是这种说法说服力应该很有限，因为在老挝并不存在这样的宗教上的区别。



老挝人看泰国

事实上老挝人不仅没有大量往国外跑，老挝农民也没有大量往城里跑。老挝没有户籍制，但农民并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万。万象没有大兴工业、大量招工固然是个原因。但是万象对于“非正规就业”并不严格管制，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社会失序，见不到大片的“贫民窟”。万象当然不是可以到处乱建棚户的，但除了重要公共区域外，通常不需要政府来管。民间社区可以调节这种事。万象城里各村（他们城里与乡下的基层社区称呼相同，犹如日本城乡都叫“町”，老挝华人也把这里的社区与乡下一样译作“村”），都是熟人社会。外来人摆摊设点、收破烂修五金什么的，只要大家需要就会容留。

老挝农民没有大量往城里跑，和老挝人没有大量往国外跑是同样道理。反观湄公河对岸，伊森地区人口密度是这边的五倍，虽然收入高，但生存竞争和生活压力都比这边大。而伊森地区比老挝虽然富得多，在泰国仍算贫困地区，人们不是与对岸比，而是与曼谷等泰国其他地区比，这样一比心里并不舒服。所以“伊森人”（泰国对当地老族的称呼）到曼谷等地打工的倒是很多。在这边的同族看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令人羡慕。我们认识一个富有的老挝生意人，他每个礼拜天都跑曼谷去消费，但绝不常住。“那里太闹，”他说。我们也问过一位老挝的穷人，他曾在伊森地区打工。“整天忙碌，没意思，”他说。我以为，这一穷一富的两个老挝人的感觉很有代表性。

老挝人对于泰国还有一种有趣的情绪。老、泰不仅文化相近，历史上应该说他们受泰国的影响也是长期的，相对而言，泰国传统上文化比老挝发达，对老挝文明有正面影响，但泰人势力也比老挝大，对老挝有欺压，尤其是18世纪后老挝长期沦为泰国的藩属。而法国的殖民时代从1893年《法暹条约》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就60年。但是很多老挝人尊法而蔑泰。他们也抗法，但且抗且敬，而对泰国他们则且拒且厌。

“不折腾”的老挝革命

老挝在历史上没有像一些邻国一样陷入大饥荒。这或许与老挝革命的特点有关。

如前所述，1893年《法暹条约》后老挝摆脱泰国的宗主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而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心在越南。从此越南对老挝的影响超过了泰国。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出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导的 “印度支那共产党”。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越南与柬埔寨两国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都是留法的，然后在本国发展，越南的胡志明、孙德胜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都是如此。而老挝的几代共产党的实际领袖 （不是像苏发努冯那样的挂名的），从凯山·丰威汉、坎代·西番敦直到现在的朱马里·赛雅颂，都是越南培养的（凯山还有一半越南血统），他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是军队司令、带兵的人。这两个特点，前一个使老挝革命具有更多的从越南输入的性质，难以深入本土社会，后一个使他们不像一些知识分子型的职业革命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对凯山就有这种评价。

老挝革命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越南军队打下来的，只是一种军事胜利。而老挝人民革命党自身力量不大，据说1975年掌权时党员也不过千余人，而且几乎都在军中，地方上近于空白。老、越、柬三国的革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革命彻底胜利前共产党即使在自己的控制区也是“地下”的，柬埔寨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越南劳动党 （南方抗美时期是越党的南方局）都不公开，实际领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老挝的凯山和南越的阮文灵）也躲在幕后，出面活动的只是外围统战组织，如柬埔寨的“流亡政府”、老挝爱国阵线和越南的“越盟”（抗法时期）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抗美时期），以及它们的挂名领袖（西哈努克亲王、苏发努冯亲王、阮友寿律师等）。历史较久实力较强的越共、柬共倒还罢了，本来力量很小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在这种条件下更难扩大影响。因此虽然在1975年后，随着老挝政权更迭，外交上也唯越南马首是瞻，但“社会革命”难以深入，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凝聚力并未破坏。

1975年革命胜利后，老挝乡土社会受到的实际冲击仍然有限。1978年老挝推行集体化曾导致一些恶果，但在尚未发展成饥荒前当局就发觉不妙，于是知难而退，也很快放弃了其他强行改造社会的尝试。当时越南的“革新开放”尚未开始，一些老挝人自豪地说，他们走在了越南人的前面。戈尔巴乔夫也有类似的回忆。但现在看来，所谓走在越南前面，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比越南多做了些事情，毋宁说相反，他们比越南少做了些事情。

如前所述，那时老挝人民革命党人数还很少，后来他们大力发展组织，如今据说已有党员8万人。但是这些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在放弃“阶级斗争”政策后入党的，思想不是很激进。老挝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残酷内斗或血腥清洗，虽然也曾有过排挤苏发努冯亲王之类的现象，但他也不过是靠边站而已。老挝还允许党员信教，8万党员绝大多数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响很大。与传统时代一样，政府中也有腐败，但不会为某种狂想去“折腾”老百姓，不会随便拿百姓做试验品去组装“新社会”。有人可以自己建豪宅，但不会强拆老百姓的陋居而将其赶走。他们可以自己钻营肥差，但不会取缔老百姓的“非正规就业”。

“弱政府”？

实际上，老挝政府在很多方面对社会的控制不强。比如，中资公司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必须自己与当地百姓打交道，办理购地和安置事宜。老挝政府是不会替你搞征地拆迁，再以此来“招商引资”的。“他们是弱政府，”一个朋友说。“村里的事都是长老说了算，他们并不管什么国家需要。那些长老只考虑本地人的利益，他们不听政府的。跟他们讨价还价很费劲。”我们知道，传统老挝乡村都有个长老会，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负责筹资维修本村寺庙（老挝几乎村村有佛寺）和其他村中公共事务。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的意志如何贯彻呢？“村里设有专门的政府代表，他负责办理政府交代的事。”但另一位朋友接着话说：据他所知，实际上此人通常就是长老会召集人的儿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因此还是要听长老的。

老挝与中国一样，投资项目需要先提出可行性报告，再经一系列政府部门审批。但国内的可行性报告就是论证国家如何需要，项目本身又如何有效益。政府如果认可，通过审批决定上马，就会给你安排用地。但在老挝却是反过来的。可行性报告除了论证国家需要和项目效益外，还要说明用地是否已经解决，并把投资者自己与当地百姓草签的购地安置合同作为可行性报告的附件上呈，才能进入政府审批程序。也就是说，当地百姓如果不同意，可行性报告根本就递不上去。

老挝革命前就与越南、柬埔寨有个不同：后两国基本上就是亲美执政者与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双方对立，而老挝则是“左中右三方”：左派是亲越的“巴特寮”，右派是亲美的所谓“沙湾拿吉集团”，而以富马亲王为首的王国政府则是名义上中立的。尽管印度支那战争升级后“中立派”已经分化，万象当局实际上为右派所把持，但王国政府与富马首相的“中立”形式并未取消。战争结束时右派逃走，富马政府是以开门迎接的方式向“巴特寮”移交政权的，很多上层人物，包括一些未参加右派的旧贵族并未逃亡。新政权最初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久当然就翻了脸，把他们都抓到“革命老区”、全国最穷的桑怒省去劳动改造，富马亲王据说就死在了桑怒。

但是如前所述，老挝这段“激进”时期很短，“革新”以后就让这些人返回了城市，有趣的是却发还了他们的财产。于是这些人（现在当然基本上已是其后代）又成了富人。而且与那些新近出现的暴发户相比，一般老挝人对这些 “传统富人”的认可程度还要高些。我们在老挝听到不少人骂贪官污吏，却没有听到什么人骂他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仍然很高。由于万象写字楼极少，中资公司通常都租用这类富人的别墅小楼来办公。其中一家中资办事处是前王国政府万象警察局长出租的，气派的西式洋楼有罗马式柱廊，清一色红木装修，豪华了得。此老当年也被抓到桑怒劳改过，历劫不死，回来还是个人物。据说他这类小楼有好几栋，一栋自住，其余出租。他自己既不经商，更无多少的头衔，仅凭出租这几所私宅就过得很阔绰，经常跑曼谷去购物，在当地也俨然是社会名流，很受尊敬。

的确，在党旗遍挂的万象，另一套象征符号也比比皆是。众多的寺庙、佛像就不用说了，万象街道以当代人物命名的只有城东北的凯山·丰威汉大道，但以历代国王、高僧命名的则随处可见，如法昂大道、三森泰大街、纳塔提拉大街等等。万象街头的国王塑像也很多。最大的塔銮广场上有纳塔提拉王像，西边从机场入城处竖着法昂王像，东边从老泰口岸入城，则三森泰王像在迎接着你（图：法昂王像）。而当代领袖只有凯山·丰威汉的一座塑像在其纪念馆内。万象“革新”初期曾经“去红色”，例如把国徽中的镰刀锤子图形换成了塔銮的图形。近年来政府又开始重视红色象征资源，把沙湾拿吉市改名凯山·丰威汉市 （凯山出生在该地），但几年过去，除了市政府牌子外好像哪里都还是旧名，刚出的交通时刻表和旅行指南、地图上也还是印的沙湾拿吉，老挝人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新地名。革命前“巴特寮”挂名领导、“红色亲王”苏发努冯在革命后备受冷落，近年来又重新宣传他，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年初万象命名了苏发努冯路，但9月间我们到这里时，路牌仍没变。



老挝很老，老挝不老

总之，老挝人好像对“旧事物”很习惯，而对“新东西”不太理会。不能绝对地说这好还是不好。把“传统社会”说得花团锦簇与抹得一团漆黑都是荒唐的。今天老挝仍有很多问题，老百姓埋怨腐败，而既然“革命”的变化有限，这腐败恐怕也还要从“传统”上寻根。老挝的经济增长说不上是奇迹，由于很难大规模征地拆迁，万象也没怎么“旧貌换新颜”。“革新”20年来老挝年均经济增长6%左右，虽不如中国快，但与泰国的差距还是在缓慢地缩短。老挝粮食产量在集体化时一度跌到60万吨，革新不久的1985年就增加到了154万吨，2000年已经达到244万吨，保证了人民丰衣足食。老挝经济增长很少转化为“形象”投资，但人民消费明显在改善。国际上有评论把老挝形容为“温和仁慈的威权体制”。老挝人生活安定，虽然贫富阶层分化明显，但没有突出的社会矛盾。

如今国际上一些人在宣传 “不丹模式”，据说不丹国家很小（比老挝还小），很不发达 （应该比老挝更不发达），但“人文指数”却甚高，人民的“幸福感”很强，很快乐也很自豪。我没有去过不丹，但看看老挝，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是可能的。在老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们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是由衷的。街上很多人都穿民族服装，这并非政府提倡。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老挝与泰国的语言、文字、信仰、寺庙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很相像。可是你对老挝人这样说，他会很严肃地否认，并郑重地告诉你老挝与泰国不同在哪里，而且肯定是老挝的更好。他们对民族独特性的骄傲，绝不是装腔作势给人看的。

当然，不能说旧的东西就不需要改变。老挝人不想跑到泰国，但他们其实还是以泰国的富裕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安贫乐道，那些丧失了所有政治资本只是保留了财富的旧贵族怎么会还有社会地位？人们向往更好的生活，因此也要求不同程度地改变现状。人们追求富裕，追求新奇——但这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希望被人以“进步”的名义来折腾，不希望被大人物当成试验 “新药方”的小白鼠。同样的道理，当他们有新的追求时，也不希望被当作献祭品摆上一些冠冕堂皇的祭坛。老挝农民未必想要挤进城市，但他们出现在城里时，也不会遭到歧视和驱赶。他们可能喜欢进步或者喜欢保守，但没人愿意“被进步”或“被保守”。从这个角度讲，老挝人的“保守”或许同时就是他们“进步”的表现。老挝很老，但老挝又不老，甚至很新潮，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这一点。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表时有删节）
]]> 2010-2-3 20:52:00(0) 陈寿文 2010-1-3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10368&idWriter=0&Key=0 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

二十世纪50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统一”，“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都是构成50年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的词语下被高度简略化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50年代新国家是怎样进行社会“统合”，如何实现高度一体化的？

本文所称的“统合”，是指建国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

笔者之所以对“新中国在50年代的社会统合”这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如笔者这样的一代人都是50年代初出身的，对这个问题有一种很自然的“关切”，可是我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年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是一般性的知道50年代的那些历史过程，也知道用于描绘这些过程的语汇和概念，但是我们对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或“行动”的层面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对中国在50年代后的历史进程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二十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近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历史学的研究还很少，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上世纪50年代历史可以不再仅属于政治学，也应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历史学研究强调资料，现在已开放一些档案资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录，使50年代历史的研究已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近二十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利用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并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研究“50年代社会统合的问题”。当然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资料可以利用，可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档案资料，一是开放不够；同时，那些档案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对一般民众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

在毛时代，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性的对普罗大众生活史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那就是从1963年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的活动：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统称：“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之前，还有40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中进行的和在建国前后在土改运动中推行的“诉苦”。只是这类写作和口头表达，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行为，都是着眼于服务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例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在形式上，还有新发展，例如，从“诉苦”，发展到“吃忆苦饭”；第二，毛时代的所有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就设定的。这就是1949年前是“苦”的，现在是“甜”的。

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小人物”的回忆录，情况则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些回忆录的写作都是个人行为。其次，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变动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影响，而过去我们在研究50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时，对这些问题往往是不重视的，我们对社会大众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

回忆录能否作为单一史料来使用，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单纯利用回忆录来做历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结合其它资料，以及不同回忆录之间的互相印证，回忆录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回忆录。本文使用的15本回忆录都是非文学性的出版物，我没有经过特意的挑选，是随机性的，这15本回忆录，除个别外，出版后都没有引起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它们大多都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断是通过“买书号”的形式自费出版的，因为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这些文本同样也经过了出版社的审查。在这15本回忆录中，有3本是自印本。这些回忆录都是作者对他们一生生活的回忆，但都有一个主线，这就是从个人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对50年代初期的生活经历给予较多的叙述，重点反映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影响，虽然都是个人的叙述，但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互相印证。

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区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15本回忆录中有14本是个人回忆录，也有一本是多人回忆的合集：

1，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江苏、黑龙江。
2，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吉林。
3，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反映地区：上海、北京、湖北。
4，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5年8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辽宁。
5，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湖北。
6，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
7，陈星：《风雨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甘肃。
8，记实文集《二十一年》（上、下两册），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是一批在云南省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21年的右派幸存者回忆录，反映地区：云南。
9，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反映地区：安徽。
10，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2005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河南。
11，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
12，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西藏，四川、贵州。
13，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自印本100册，2005年印行，反映地区：湖北。
14，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2006年2月印行，反映地区：浙江。
15，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反映地区：河南，湖北。

上述回忆录的共同的特点是：

1，14个人是亲历，只有1人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主要是根据他的父母的回忆来写他的“家族史”。
2，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是普通人，不是社会名流。
3，作者中有4个大学生，其中2个是在新中国的大学毕业的，其他多数人是小知识分子，也有普通工人，革命军人，后两类作者原先只有初等文化，是通过长期的自学，才能写书的。
4，只有1个人在1949年前在国民党的党务部门及军队工作过，是低级人员。
5，多数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家庭。
6，回忆录作者的绝大多数都在50年代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并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但导致他们成为“右派”的原因和50年的社会统合的大趋势是一致的，这就是新国家对“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的高度要求。

本文就以这些回忆录做参照，结合其它历史资料来探讨以下5个问题：

一。新国家以不间断的“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的方法

15本回忆录的作者都对新中国的诞生表达了欢欣鼓舞之情，从他们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在建国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后，新社会的基本面貌就形成了：社会秩序井然，党和国家及其领袖的权威已完全确立，工农地位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已经认识到必须转变思想和立场，长期接受改造，工农商学兵都明白应在一切领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等。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逐渐成为了新社会的“对立面”，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5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和心理所造成的巨大的冲击，并且都程度不同地留露出对不间断的政治运动惊惧的情绪，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新国家和新社会的拥护者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短短几年后就成为社会统合所打击的对象？新国家开展政治运动的和社会统合的关系是什么？

笔者认为，过去仅从总结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认识政治运动，是不全面的，从50年代的历史看，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基本方式就是不间断地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新国家以“阶级论”作为区分敌我的标准，突出强调一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的政治历史的背景与对党和国家政治忠诚的关系，由于用这种思想意识指导的政治行动的效力巨大，在毛时代的近三十年里，它不仅是一个主宰性的思想意识，更成为一种固定化的分析和治国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新政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的重要手段就是“搞运动”，其方式有别于苏联：在斯大林时代，苏联主要是依靠专门机关的镇压，用肉体消灭和大规模监禁和流放的方式镇压异己力量，形式上还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中国则是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成立临时性的领导运动的机构，制定临时性的条令和法规，以党组织为核心，运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大规模发动群众参与，形成巨大的社会氛围，用群众运动和公安机关相结合的方式，打击、震摄和镇压敌人，以达到运动预期要完成的目标。对斗争对象，以教育、感化、改造为主；以镇压为辅。

“搞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成为常规方式，首先是因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种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为建国后的一种路径依赖。借助于政治运动，可以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发现积极分子，建党、建政、建基层组织，在全国广大人群中通过组织“阶级队伍”，区分敌、我、友；第二，“搞运动”之便捷还在于：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形成铺天盖地的强力、快速的攻势，以达成革命的目标。（

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的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分，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阶级和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中，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和组织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5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成斗争对象转变思想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暴力，带有明显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分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分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对之采取严厉的惩罚或改造措施。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内容是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即被“管制”对象都是“戴帽”的“地主”、“反革命”、“坏分子”等，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分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许多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并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在建国初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已离开家乡在外地读中学，以后又考入华中农学院的中专部，但是他家乡的乡政府拒不同意为他“转户口”，其理由是他是“大地主的细崽子”，“应留在农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以后当地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还写信给华中农学院，要把他带回家乡，充当“地主”。这种现象在50年代初并非个别，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

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三十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它如管制反革命分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王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这在50年代初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并曾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

1951年上半年，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这是面对国民党残余力量的破坏活动，新国家对敌对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发起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清算斗争。“镇反”运动形成巨大的威慑效应，也教育、提高了群众的“对敌斗争觉悟”，极大地巩固了新政权。对于镇反运动，在这些回忆录都有所涉及，作者的态度都是表示拥护。回忆录的作者李蕴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为配合政治学习，“组织学生列队去到镇反处决现场，亲眼看到反革命份子应枪声倒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作者对此场景还记忆犹新。回忆录另一作者吴文勉原是无锡永泰丝厂的工人，1947年为躲避“抓壮丁”，全厂男工，包括50多岁的老工人，都集体参加了“三青团”，建国后，他们都清一色成为“反革命份子”，而作者为了找靠山，在别人劝导下，还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并在工友中发展了10个人，除此以外，没有其它活动，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作者前后只做了“中统”特务1年，建国后在北大荒却改造了25年。他的经历说明，50年代初政治运动所具有的鲜明的清算的性质。

二，共产党内的纯化是重中之重，对肃反运动偏查的批评往往带来严重后果

中共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从来就把清理内部，纯洁组织看成是一项有关革命成败、胜利果实能否保持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建国后，这又作为一项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与发展。在党和军队、国家机关内部清理“异己分子”本身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内容。执政党对党内的统合的问题更加重视，它的主要特点是：对党员的阶级出身的问题尤其重视，在50年代，党内清理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党员和原南方地下党，它的背景之一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党员和对非主力武装的歧视，以及毛对党的“纯化”问题的强调。

《二十一年》等回忆录的一些作者都很困惑也不理解：为什么建国后原中共地下党员都普遍被打击？现在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披露，答案找到了：建国后清理中共地下党，是有思想背景的一项全局性的行动，南方的情况更加严重。

1952年3月18日，刘少奇在向苏联大使罗申通报情况时说：

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

1951年，中央政法委负责人董必武也向苏联大使罗申说：

在清理过程中，尤其对1947年以后入党，进入党政机关的所有人员重点进行审查。

这就是建国后原地下党同志被重点清理的思想背景。这种由对“敌情”过份估计而产生的“纯化观”还夹杂着地域和宗派观念的消极因素。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许岳林在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浙南游击纵队，就是因为对南下干部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而被列为“肃反”对象，以后还被打成右派，而他所在的浙江省天台县的原地下党干部，自山东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到来后，都被免职，其中一部分人还被扣上“叛徒”的帽子。

南方各地的地下党被打击，原负责人被清理是普遍现象。云南省原“边纵”、地下党的县团以上干部被整掉200余人。中共广东地下党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拥有1万多人，内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干部，这支部队为迎接解放军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国后其成员大多被视为是“可疑分子”。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陶铸认为，“地方武装不纯”，“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结果是，原广东地下党中的许多人都被清除出党，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数人甚至被枪毙。至于南方地区那些在革命胜利前夜曾参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更被普遍视为是“投机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动分子”而在“镇反”等运动中受到惩办。相比之于南方，北方是老区，解放的早，更重要的是，40年代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是受彭真，刘仁领导的，被认为是在刘少奇的正确路线上的，因此，华北地区的地下党员，很少受打击，建国后都受到重用。

执政党对于在党内贯彻“阶级路线”，表现出坚决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严格入党条件和在党、军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对干部进行频繁的政治审查和清理。建国之初，中共开始在产业工人中大量吸收党员，知识分子入党则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执政党在朝鲜战场上吸收了一批参军的知识青年入党。但是对于和平环境下要求入党的知识分子，则取决于他们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家庭背景是否清白。如果阶级出身有较大的问题，亲属中有被杀、关、管或有海外关系者，即使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也不会被吸收入党。

1951年，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部署，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清理内层（党机关）、中层（政府机关）的运动。被清洗的对象大多是“阶级异己分子”，即出身于地富家庭、对地富家庭表示同情的共产党员。《昨夜风》一书的作者在北京辅仁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建国后，以为国家只是推行“新民主主义”，由于是少东家，受父母影响，对自家的产业过于关心，不久就被党内除名，以后虽担任了长春市工商联秘书长，但在“五反”运动中就受到冲击，1957年又顺延成为“右派”，这说明执政党对于党内的异己游离倾向，绝不手软。

1952年4月，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指示，命令干部中“凡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必须作出交代。紧接着，全国各级党政干部向党组织普遍交代了各自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类运动中，交代阶级成份、本人历史和社会关系都是中心内容。

1953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毛泽东终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强，计划经济体制也初步确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运动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和继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肃反运动”。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终结使党在国家政治和社会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在执政党内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纯化”政策。1955－1956年，全国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又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在“内层”（党机关）和“中层”（政府机关）中又清洗出一批“异己分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国初期，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嫌疑”人员。仅1955年一年就对机关、军队、企业的220万人进行了审查。“查清了每一个人的过去，他的联系和情绪”。在这批人群中，有将近5%的人被视为是“不可靠分子（国民党的侦察人员、外国间谍、反革命分子、流氓）”。以后这个数字被压缩，认为被查出来的各类可疑分子，约占百分之二。广东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夏——1958年12月底，分四批进行，前三批参加运动的共61万人，清查出的反革命份子和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一点四。

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对新中国历史的影响很大，民主人士等对肃反运动偏差的批评带来严重的后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一年后都成为“右派”。肃反运动的“主观化”、“扩大化”是普遍存在的。据曾任广东省委“肃反五人小组”组长的文敏生回忆，广东第一批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有410个，“由于种种原因”，“运动开展不到一个月，竟揭发出上百个”小集团“。回忆录《如歌岁月》的作者章正邦当时在四川省峨眉县参加肃反，该县将所有肃反对象集中归口，统一安排住宿在礼堂和大会议室，为时一个月。为激发参加者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每天在读文件和报纸后，还安排专人读肃反小说和报告文学，”以此来推进肃反运动的深入“，最后“抓了七八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又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

对于肃反运动的偏差，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黄炎培、李济深、马寅初、邵力子、黄绍竑、陈其瑗、陈铭枢、罗隆基、李书城等，都曾提出过批评，有的人甚至称肃反是“违法”和“违宪”，是“惨无人道”，要求政府结束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李济深责问公安部长罗瑞卿：既能对旧人员包下来，为何又对其中有的人进行处理？罗瑞卿回答：我们从来没有说要把反革命也包下来。李书城批评说，中国的“逼供信”和和斯大林的“逼供信”只是形式不同，其实都是折磨，一个是肉体上的折磨，一个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民主人士还把革命党比做张献忠和黄巢。用罗瑞卿的话说，民主人士对“肃反”是“一片不满之声”。

罗瑞卿说：他们说的事例经过调查，大都属实，“而我们在工作中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还不止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大大超过他们讲的程度的”。周恩来总理也说，黄绍竑在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据上海汇报也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所以，还在1956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一年后，果然黄绍竑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曲，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很好，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新国家对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新国家对工人比较宽容，调查和“排队”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群被认为和旧中国有较多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也和苏联的方式不同，苏联是依靠专门机关的调查，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人事保卫制度，是对苏联经验的发展。

和党内统合同步进行的是社会统合。从建国初，新国家对全国民众的社会调查工作就开始稳步进行，这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对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对城市成年人口，结合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开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加快。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动员检举揭发，填写表格，写自传，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区分，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

在革命年代，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是革命的中心，经过土改运动，党在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建立，敌、我阵线分明。相比较于农村，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建国初，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中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这项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团、工、青、妇），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新国家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

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三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3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1953年后，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国内一些社会阶层中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情绪。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对于当时是否存在敌对阶级的大规模的反抗和破坏，现有资料无从证实，但根据各种资料反映，1953年后推出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等，确实造成了部分城乡人民和一部份知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实行面粉统销计划，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讽刺和谩骂”，泰明鞋店资本家说“毛主席强，但全国没有粮食吃”，“总路线一公布，和军事管制一样”。河北省的一些党员干部也为农民“抱不平”、“喊冤”，说“政府对农民太苛刻了”，“对农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历史学家，全国人大代表翦伯赞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视察，家乡的父老向他哭诉，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饭吃，只吃树皮、野菜、菜饼。新国家将这种不满言论视为是敌对阶级的反抗和破坏，所采取的反击措施还是强化阶级斗争，其具体方法就是将政治分层进一步细密化，把前一阶段出于策略考虑而暂时未于触动的人员也划入敌对阶级范畴。

1953年后的“敌对阶级”范围较前有了新的扩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动会道门、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农。“反革命”的种类也有了新的增加，历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为，和旧社会联系较多的人员，如中下级国民党军政人员、保甲长等，也被划入“历史反革命”之列。

1953年后，1949年前旧中国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总体被划入了“旧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被一般视为“不纯”阶层，其主要依据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并曾为旧社会服务。在这群人中，“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占有相当的比例。

“历史不清分子”和“不纯分子”都是50年代初出现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历史不清分子”一般指“历史复杂”，参加过反动组织、或曾在旧政权重要机构服务，有一般的“反动”行为，或有“反动”嫌疑但查无明显证据者，例如：原国民党军、公、教系统人员，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简称为“反属”），被镇压、被管制分子的家属等等，在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这个人群又被视为是“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所谓“不纯分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断扩大，在50年代有相对的稳定性，所指多为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即在“革命群众”和“敌人”之间比较靠近右边者，例如：原国民党一般党员，三青团员，原旧军队士兵（统称为“兵痞”），资本家，有海外关系者或仍与海外有联系者。

15本回忆录的作者基本都在肃反运动中被冲击，他们所在的单位花费大量钱财，在全国各地对他们的历史情况进行“外调”，使得单位领导有机会去了许多过去从不可能去的地方。“外调”的行动受到被审查对象的普遍欢迎，他们相信“外调”有助于澄清他们的历史疑点。1955-1956年，全国范围的“外调”大规模进行，它的核心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也是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体制方面的独创，斯大林时代的“肃反”是没有这项举措的。仅中央直属机关就派出达四位数的外调人员，国家机关也是四位数，大批审干人员奔走于全国各地，进行查证资料的工作，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通过大规模的“外调”，基本查清了党和国家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历史疑点，使许多人得到解托。

新国家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也包括城市中的工人阶级。为了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一化三改造”，执政党采取的是依靠工人阶级，强化阶级斗争的方针，然而这并不表明城市中的工人一概都被视为是党的依靠对象，对工人也得进行“阶级分析”，换言之，作为个体的工人并不就属于“工人阶级”，在工人中也需落实“阶级路线”。

50年代初中期，开展了对全国职工状况调查，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企业的工人的历史状况进行了普遍的“清理”，以“摸清”工人的政治历史情况，具体办法是：1、让工人填写登记表；2、由单位党委与工人住地派出所配合，将派出所掌握的资料添入登记表；3、由单位进行进一步审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1952-1953年新招工人4857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成分复杂者582人。据全国总工会1953年对上海私营工厂工人状况的调查，“过高的生活水平已使一些工人腐化起来。大隆机器厂工人不愿听共产主义的道理；大沪制铁厂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嫖赌”，“有不少工人还讨了小老婆”，“有些厂的工人还和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欺骗政府”。萍乡煤矿1万职工中有1200人被认为“不纯”，其中工人有903人；1955年初，鞍山钢铁公司有5万职工，其中“不纯”分子有5000人，占职工总数的10%.

“排队摸底”不仅限于调查工人中的“不纯分子”，它也包括对工人的思想状态进行分类排队，即区分出工人中的先进层、中间层和落后层。一般而言，“先进工人”多指老工人，对老工人也要根据他的“阶级意识”与现实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先进”。萍乡煤矿工人解放后娶的老婆，成分不好者达到10%以上，这样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认为是“落后”工人。如果老工人注意奖金、工资一类，则会被认为是“经济主义思想严重”，“思想觉悟不高”，也不会被划入“先进”工人行列。

“落后工人”则指青年工人，所谓“落后”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响。

对于工人中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背景的差异，党的领导层十分了解，邓小平在1957年的整风报告中说，占65%的新工人中，农民、学生、城市贫民出身占一半以上，还有3%新工人是地、富、资产阶级、伪军警和游民分子，他提出，这些人的的剥削阶级意识和坏习气尚未得到应有的改造。然而从总体上看，新国家对工人是比较宽大的。1957年9月中央发出文件，规定在工人中不划右派，只进行“先进”，“中间”，“落后”的分类，不作左、中、右的划分，对技术人员和科室以上的干部可以划“右派”。

50年代新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排队模底”的重点是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这和当时领导层的认识是相联系的，由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和旧中国有较深的历史和思想联系，他们被顺理成章地视为是有待进一步加强改造的社会群体。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排对摸底”，就是对他们进行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细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极右”的政治划分，然后依据不同情况，给予区别对待。这是一项全国性的行动，一直深入到县和县以下的城镇的小学教员这一级。广东省的和平县在建国初是一个人口不到三十万的小县，也在小学教员中进行“左”、“中”、“右”的排队。

对于如何帮助、教育知识分子也有许多细密的规定。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8月25日，中央指示，对技术专家，应列出“少数确有学问和技术并有资格和名望的人”的名单报送中央审查，“对他们中组织学习，不放到群众中去斗争”。

两年后，在反右运动时，又提出，对大人物中的右派，对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放手进行，斗深斗透”，而对一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其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

具体策略有许多：有的是“斗而不狠”；

有的为了将来能够使用，应采取控制新闻报道的方法，有的不登报，有的“小斗登报”；
对有重大作用的科学家，采取“谈而不斗”；
对科学界中的“老右派”，即民主革命阶段的右派，在鸣放期间没有表现或很少表现反动言行的，“当然不要排队，也不好批判”。

反右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意识到到“保持社会生活高度紧张”的必要性，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他指出：“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在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团结人民的重要条件，为满足阶级斗争的需要，许多基层单位宁枉勿纵，在50年代，安徽省芜湖地区无一所高校，也没有民主党派，更没有“文联”和“作协”，某农场集中的1500名右派，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小人物”：小学老师，办事员，保管员、送货员、半文盲等，他们都是当地领导为完成右派的“指标”而被凑成“右派”的。而其中许多小学老师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只读了半年速成班就做了小学老师，在反右暑期学习班中因答错题成为右派的。这些小学老师都是乡里孩子，见识很少，工作的地方又在农村或山区，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他们被要求在考试中判断一个题目：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是对还是错？他们根据有限的知识都填了“对”，于是全部成为“小右派”。

四，新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成员的阶级背景和思想一致性，以此作为社会统合的基础

15本回忆录都提到他们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因历史问题或出身问题在社会统合中被冲击，如果再加上在思想一致性上和新政治文化等方面存有矛盾，就会演变为极严重的问题而被划入“敌人”行列。

新政权在初建时期，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抵”、“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才知道，执政党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李理回忆说，在建国前夕的南下部队中，就有知识分子因在旧社会的经历“不那么干净”而在“诉苦”时感到负咎而喝DDT自杀的。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南京市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此时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初期，陆定一以如此口吻批判、否定美国文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当时南京的知识界对陆定一的讲话却持有异议，当负责同志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才噤口无言。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喻明达50年代在华中农学院中专部学习，他对当时被神化的苏联的“米丘林学说”有所怀疑，认为“通过人为的努力，使生物的遗传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不断地变异，似乎于理欠通”，当他把这个看法告诉老师时，就受到老师的警告。而湖南军大的教员在讲“隧道”一词时，因举了一个“纽约地铁”的例子，也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崇美”，他被告知，应举“莫斯科地铁的例子”。

由此可以证明，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新政权在初建时期，就高度重视对“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同时，各地还创造出一些专门针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词汇，“思想剥皮”就是1955年内蒙创造的经验，即对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阶级背景和现实表现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对重点人逐个全面分析，具体对待”。甘肃省有的基层单位更将这个词语加以简化，直接称之“剥皮”，肃反对象一般都要被送到“剥皮组”接受教育。1955年，对上海资方人员335人调查的结果是：“不纯”分子占百分之八十。1954年之前，上海城市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职许多是由资本家的家属担任，但在这之后，已基本由工人家属担任。

在这一时期，对于1949年后在校的大学生，新国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宽和的，认为他们虽然多为非无产阶级出身，但接受的是新社会的教育，历史经历清楚，经过长期的思想改造，还是有可能转变世界观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在执行“阶级路线”时，各地不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如四川大学团委就组织了对“反动”、“落后”学生的孤立打击行动，从1951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被“孤立”的学生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4%以上。这些人大都曾参加过反动党团，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复杂。“孤立”的方法有：不让他们与其他同学接近，经常组织开他们的斗争会。

出身问题和个人历史在建国前是否清白决定一切，这在1955年肃反运动后就基本确立了，自那以后，历次运动都以出身不好的人群为重点打击对象，肃反运动如此，反右运动也如此，东北地区是这样，西南地区也是这样，全国都如此。反右运动前夕，云南传达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右是新的肃反，划右的标准首先是看有无政治历史问题，云南又传达彭真内部讲话：对右派，我们采取的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或叫”打闷棍“。

在判定“右派”时，家庭出身和历史背景起最重要的作用，许多“家庭出身不好”、历史经历复杂，或有“海外关系”，在历次审干运动中都受到怀疑而查无实据的人，虽然本人在运动中没有任何“鸣放”言论，也被一劳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肃省干部石天爱，在运动中没有一句不当言论，就因为她是军阀，汉奸石友三的女儿，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类似石天爱的情况在当时并非是个别现象。广东省和平县出身地富家庭的小学教员，虽然并无错误言论，也多事先被定为“计划内的右派分子”。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常振威因出身不好，在和几个小伙伴玩耍时，曾互相封官许愿，于是15，6岁的八个少年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1962年9月才获释。另一位回忆录作者章正邦，在建国初参军入藏，但因他曾在1949年前的重庆民营报馆担任过编辑，在1951年的部队展开的“民主运动”中被怀疑是国民党员，审干的同志坚信，“我们新华社的记者都是党员，不是党员不能作这个工作，你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社工作，天天宣传戡乱救国，不是党员能做这个工作吗？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以后能到澄清，但还是被列入有历史和政治疑点的”第四类干部“而被转业到地方，1957年又被顺延为”右派“。回忆录作者之一的湖北的喻明达由于是地主出身，家乡干部要把他留在家当地主，他好不容易才走出家乡考入了中技学农林，就是想离人群远点，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林区工作，他有自知之明，一辈子”夹起尾巴“做人，才躲过历次运动的打击。

在新国家加速对社会进行统合之际，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衣着也有了新的变化，回忆录作者之一的胡伯威当时是北大的学生，他回忆说，这就是要强化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和上级的关系，而不应发展个人间的横向关系，因为那会被认为是“搞小圈子”等等，正确的态度是，要老成，不要活泼，“人们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党性“到家了。回忆录作者章正邦从部队转业到四川省峨眉县，他所工作的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下来的，由于”在部队实践工作中都有体会，都变得持重“，作者为避免被认为是”搞小集团“，从不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私人的来往。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李理也回忆到，他当时的领导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沙和尚，不要做孙悟空”。在人们的衣着上，“男女同志都是蓝、黄、黑三种颜色，如果在色彩和服饰上稍有变化，就会遭来非议”。而在“中苏友好”的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买了苏联在中国倾销的“大花布”来做衣服，以此表明自己“拥护中苏友好”的政治立场。

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

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

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1957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

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

章伯均：原3级，1957后降为6级，
罗隆基：原4级，1957后降为9级，
章乃器：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龙云：原2级，1957后降为6级，
陈铭枢：原3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绍竑：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琪翔：原7级，1957后降为9级。

1953-1957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分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分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一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对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分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分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400人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分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两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分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等服务行业。

在这些集中“不纯分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新国家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统合中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工作，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新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分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分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140多人为严重“不纯分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受。因为在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分子”628户，共2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回忆录的几个作者，也因为出身问题和现实身份，或自觉前往边远地区，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相比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边远或基层地去的生存和改造的环境更为艰苦，尤以西北、西南地区为甚。

六，结论：50年代建立起新结构是超强结构

十五本回忆录在对50年代社会状况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较客观的，基本情况彼此可以互相印照，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叙述，其准确性无从查证，但也可以判断基本是真实的。这十五本回忆录，不可能涉及到新国家在50年代进行社会统合的全貌，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地区比较广泛，反映的情况却有强烈的同质性，和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统合的某些重要的特征。本文的结论是：

1，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在建国初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的力度大大加强和加速，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

2，新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快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们有许多创造，建构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叙述，中国传统的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他们也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

3，构成了一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尤其是通过政治运动加紧完成和不断完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类别分类，建立起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效果明显，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贯通的新结构，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专政、革命意识形态鼓动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分配，形成激励和惩戒机制，从而很快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

4，它的正面价值是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改变了近代以来民气衰落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5，但是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当时是处在冷战大环境下，又是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领导层强烈的敌情思维和战争思维，而纠错机制长期缺位。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盲目信仰和依赖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较低，或存有浓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结，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会，打击报复，伤害无辜，使大批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统合的牺牲品，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严重的损失。

6，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在50年代进行的社会统合是革命党从革命夺权向建立并巩固新政权的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新政权稳固性的不断加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50年代那种法治缺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严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扩大，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势必要被后来者以温和政策加以逐步调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提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意味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来源：《领导者》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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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教授的著作目录

发布时间：2005-11-22 22:05:13

一、专著：

1,《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全书约60万字）。2002年5月重印。

2, 《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2004年出版。

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论文集），即将出版。

二、合著、合译：

1、参加张宪文主编的《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2、参加茅家琦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3、参加茅家琦主编的《八十年代的台湾》，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

4、参加钱乘旦主编的《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参加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6、（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与颜世安、黄东兰合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7、（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合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三、论文：

1，《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载《南京大学学报》, 1988年第3期。

2，《非经济因素与台湾经济现代化关系之辨析》，载《南京大学学报》, 1989年第3期。

3，《台湾文化的危机及其未来发展之展望》 （与茅家琦教授合作） ， 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6期合刊。

4，《力行社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之考释》,载《民国档案》, 1991年第4期。

5，《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 1992年第4期。

6，《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载《南京大学学报》, 1993年第4期。

7，《在道与势之间—毛泽东为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所作的准 备》 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秋季号。被译成英文：Between “Ideology” and “Influence”: Preparations Made by Mao Zedong for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载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Year Book (1994), published by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Service Center,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香港社会科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

8，《论抗战后期孙科的“左”倾》，载《民国研究》，第2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9，《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4期。

10，《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载《南京大学学报》， 1998年第2期。

11，《北京政争与地方—释读<江渭清回忆录>》，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总46期）。

12， 《大跃进与国家权力的扩张— 以江苏省为例》，载香港中文大学 《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总第48期)。

13， 《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 初孙科的政治主张》，载《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

14， 《在史料的丛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载香港中文大学 《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总第53期)。

15， 《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载日本《百年》，1999年第4期。

16， 《‘肃ＡＢ团’事件的历史考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8月号(总第54期)。

17， 《试论延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8，《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 纪》2000年4月号（总第58期）。

19，《大饥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20，《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21，《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新贡献》，载《焚膏补拙-----历史学家茅家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22，《延安教育的演变：教育是目标还是手段？》，载《中国的自由教育》，朗文香港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3，《初读<杨尚昆日记》,《南方周末》特稿,2002年3月21日，收入《迟到的故事--〈南方周末〉往事版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24，《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总第72期）。

25，《1960年“持续跃进”中的江苏省城市人民公社运动》（第二作者为黄骏），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5期。

26，《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7，《百年现代化三题》，收入许江主编：《人文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年10月出版。

28,《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答<凤凰周刊>问》，载《凤凰周刊》，2003年第35期。

29，《“有所思”和文革的发动》，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30，《略论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1，《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收入许纪霖、刘擎主编：《丽娃河畔论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三，随感，观察,

1， 《孙科的晚年岁月》，载《纵横》，1998年第5期。

2，《历史漩涡中的朱瑞》，载《老照片》，第8辑，1998年。

3，《人有病，天知否？》，载《万象》，2001年第2期。

4，《延安：一个社会改造的样本》，载广州《南方周末》，2003年3月20日。

5，《陈琮英》，载《财经》，2003年第12期。

6，《你为中国做的贡献已载入史册》，载《怀念李慎之》，2003年5月。

7，《横看成岭侧成峰：发现当代史的多重面相》，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8,《在历史中求真实》，载《世纪》，2004年第3期。

9、《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9期。

10，《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载《凤凰周刊》，2004年第12期。

11，《国民党下一步怎么走》，载《南风窗》，2005年5月16日出版，总第286期。
]]> 2010-1-31 22:10:00(1) 陈寿文 2010-1-3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10276&idWriter=0&Key=0 贺卫方西游记专访：“沉下心来读点书也蛮好”
作者：言咏,贺卫方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9-3-20

　　贺卫方这次真的远行了，不是南下钱塘江畔，而是西行新疆。

　　贺卫方说2008是自己的一个“折腾年”。这一年，他计划离开任职13年的北大去浙大执教，被媒体高调曝光。当离职手续办得只差最后一个公章时，浙大表示不能接收。几个月后，贺卫方重回北大。他从外文局辞职的妻子现在仍然在寻找工作。

　　这么多动荡之后，远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有了尘埃落定的意味。到达石河子的第五天，贺卫方在博客里写了一篇《在石河子安顿下来》，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体的安顿，也是心灵的安顿。

　　西行

　　贺卫方在2月23日知道自己将被派遣到新疆支教两年的消息。

　　贺卫方对于北大重新接纳自己一直心怀感激，他觉得如果学校希望自己暂时去新疆教一段时间书，他没有理由问“能不能不去”。因此，回去和家人简单说明情况后，第二天他答复表示同意。

　　贺卫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朋友们3月份之后才陆续得知，因为“纸已经包不住火”——喜欢结友小聚的贺卫方，经常会收到邀请，比如“3月16日咱们一起喝酒？”他只好如实相告。之后，每天晚上都是一顿送别饭。

　　直到在石河子安顿下来，贺卫方都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山东的父母，他怕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多想。对于老人不会上网，他觉得挺好。

　　乘坐3月11日的飞机，贺卫方下午两点到达乌鲁木齐，在新疆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石河子距乌鲁木齐150公里，走高速两个小时车程。

　　这是当年由垦荒军人在马背上构思、在戈壁滩上凭空而建的一座城市。城市不大，去任何地方办事提前半个小时足够，空气污染少，水质好，绿化率高，据说达到了40%。3月的石河子依然残雪落枯枝，不过道路两边老树参天，顶部的枝丫交搭在一起，令人不难想象它们夏季蓊郁浓茂的样子。

　　这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30万人口中有17万老人。夜幕降临之后，街道上都是出门遛弯儿的老两口。

　　这不是贺卫方第一次到石河子，以前他曾有两次短暂的拜访。

　　到达石河子的第二天，贺卫方的老同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即借出差乌鲁木齐之机前来探望。一番叙旧后送别至机场，几天之后，又听说龙宗智到了广州。这让贺卫方感叹现代交通的便利，让从前笼罩着远行者的那份悲凉苍茫消失于无形。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亲戚在新疆，回一次山东老家几天汽车再加几天火车，每一次分离都像生离死别，家里的女人们全都哭红眼圈。

　　“临行前我调侃说要做边塞诗人，但现代交通工具之下是做不了的。诗人要受到很大的压抑，要非常沉重，愤怒，郁闷，才写得出凝聚情感的诗歌。我们现在哪有凝聚，短信、电话还有MSN，哗哗哗哗一会儿就宣泄掉了。”贺卫方说。

　　授业

　　贺卫方3月17日下午在石河子大学上了第一节课——司法制度导论。

　　可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坐无虚席，其实这门课的必修学生只有政法学院法律系07级的七八十人。除了学生，学校的一些年轻教师也前来旁听。事先校方除了常规公布课表之外，并没有做任何额外的宣传工作。

　　当贺卫方走进教室时，全场一阵掌声。棕色格子衬衫，黑色长裤，干干净净的褐色皮鞋，两鬓头发有些花白，但整体气色不错——他的外表给人以精致得体的印象。

　　贺卫方开始了在石河子的第一课。他幽默而善于调动气氛的演讲天赋尽显无遗，短短十分钟的开场白，引来至少六七次笑声。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课里，贺卫方侃侃而谈，磅礴流畅，时不时穿插一些“不差钱”、“小沈阳”之类的时髦调料，神采飞扬，信马由缰。

　　石河子大学是这个小城的文化中心，占地跨越了城市的三个街区，两条马路横穿了校园。它最早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解放军进疆途中创办的石河子医学院，今日的石河子大学合并了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兵团师范专科学校和兵团经济专科学校，去年年底刚刚进入“211”工程。北京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指定的对口支援院校。

　　校方给贺卫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配了一位助理——该校政法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些同事半开玩笑地说这位教师有被陨石砸中了头的运气。贺卫方每周上六个小时的课，先上司法制度导论，然后是法理学。贺卫方说他在北大很多年没讲过法理课了，这一次重做冯妇。

　　他有意通过系统地讲授司法制度导论，进而形成一本自己的著作，一本既像教材也像演讲录的书。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把自己的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并增加注释。

　　组织上对贺支教的一个预期是推动石河子大学法理学硕士点的申报。这是石河子大学比较迫切的期盼，也是北大希望促成的目标。

　　北大自2001年起被列为石河子大学的对口支援院校，八年来数批老师前来支教。这其中以贺卫方引起的关注为最。休息之后再次上课的时候，一位学生走上讲台，拿出一张纸片，说这是他写给贺老师的诗，并且当众朗读出来。贺卫方向这位学生表示感谢，把纸片折好收到了外套的口袋里。

　　吃喝

　　当晚在石大宣传部宴请他的酒席上，贺在席间敬酒、闲扯、调侃、戏谑，展现出颇为生活的一面。酒意浓处，谈起音乐，他随口哼起肯尼基的那首萨克斯《回家》，声情并茂，神色飞舞。

　　贺风度儒雅谦和，但时不时会点燃一根香烟，好酒，也能喝。

　　他说自己是好食之徒，之所以对石河子印象不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饮食对其胃口。他喜欢吃羊肉，尤其是西北膻一点的羊肉。

　　石河子大学有一个专门给支教老师做饭的食堂，贺卫方只去过一次，他想把住所附近的饭馆挨个先考察一遍。

　　“走三分钟就有一家云南米线，再往那边一拐，是一家重庆火锅店。再过去是湘君府，吃湘菜的地儿。往北有家清真餐馆。楼这里有一个锦绣园，是当地特色。那边有一家山东鱼大姐饺子馆，旁边有家四川菜馆，对面还有一家重庆火锅。”说起附近吃饭的地儿，贺卫方张口就是这么一大串，如数家珍般的熟悉。

　　他说：我们今天去家没尝过的吧？

　　考察了一圈，最后进了那家重庆火锅店。贺卫方问，能喝点酒吗？

　　点了两瓶啤酒。问他在红酒、白酒和啤酒之间有何偏好。他说，要看气氛。如果是老友相聚，那白酒是少不了的，只有烈性的白酒才符合那时的氛围。安静清淡的场合，可以喝些红酒和啤酒，清酒也是不错的选择。啤酒不管冬夏一定要冰镇了喝，不然少了很多滋味。

　　贺卫方回忆起大约八九年前有一次在衡山开学术会议。开到最后一天时他们干脆不吃会议饭了，一群人下山找饭馆。走到半山腰看一家饭店不错，就进去吃。十来个人喝了九瓶酒鬼酒，每个人都喝了七八两，酒意盎然。喝到后半夜，他们夜爬衡山，看到一轮明月挂在夜空，“这样的时刻，没有白酒是不行的”，贺卫方说，“我比较热爱生活”。

　　客居

　　贺卫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十几层高的粉红色板楼，三个单元是石大教师的住房，一个单元由学校买下，专门提供给支教老师居住。

　　贺卫方居住的是一套八九十平米的两居室。家具、电器等生活设备都很齐备，由于生活用品不多而显得有些空荡。客厅茶几上摆放着校方探望时送的水果，进门右手边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是摊开的笔记本，“有了网，我就像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状态”，贺卫方说。

　　书房的书架是空着的。他说不准备将北京的书搬过来，“这一次走和去年那次有很大的不同，去年那是连根拔起的走，这次是临时性的，我还是北大的老师，工资还是那边发”。

　　学校也把贺卫方当做贵客，极尽地主之谊。在石大宣传部的接风酒宴上，宣传部长张爱萍在开场祝酒词中说：“欢迎贺老师在石大做客两年。”

　　但两年的停留毕竟不同于匆匆数天的拜访，这让贺卫方时而也有了主人的心态。当老同学龙宗智来石河子探望他时，他陪着重逛了一次军垦博物馆，这让他有了“地主”的感觉。

　　由于每周只有六个课时，贺卫方的课余时间很多。他打算利用这两年好好游历一下这块有着中国最复杂地貌的广袤土地。

　　石大的同行告诉贺卫方，过去一个前来支教一年的老师，步行把这个城市走了个遍。贺卫方说或许他也会如此，他喜欢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在欧洲一些小城闲逛，常常会不经意发现一些好地方，比如门脸小、肚子大的旧书店，比如弯弯曲曲小巷里有着历史韵味的去处。他期待这两年里能发现一些让其怦然心动的所在。

　　虽然客居边陲，贺卫方的行程依然很满，4月份的每个周末他几乎都要飞离新疆。月初回北京讲学，随后在武汉、苏州、宜宾都有会议和讲座。

　　偶尔会有一些孤独。性格外向的贺卫方在北京时一周至少四天在外面和朋友吃饭，有时甚至七天都轮不上在家吃。而在这里他有时会有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的感觉，一个人出去吃饭，拿本书，边吃边看几页，吃完饭回来也是一个人呆着。

　　“爱人在北京，孩子在上海，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贺卫方说。

专访：“沉下心来读点书也蛮好”

　　经济观察报：你来这里支教是一年还是两年？怎么决定下来的？

　　贺卫方：是两年。

　　当初我要调走，后来又要回来，北大这样的学校，你贺卫方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别人不说，我心里也有某种不安和歉疚。所以，学校这时候希望我暂时到新疆来工作一段时间，从任何角度——道义的角度，朋友的角度，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去，那太不近情理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博客里曾感慨北大“兼容并包，良非虚言”。

　　贺卫方：是，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注脚，成为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注脚。以后大家举例说你看贺卫方调动的过程，还是可以看出北大是个比较有胸怀的大学。

　　经济观察报：以前到新疆是短暂拜访，这次是长期居住，心态是不是不太一样？

　　贺卫方：是有点儿，有喜有忧吧。

　　不过，能有个环境让我安静下来，沉下心来读点书，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好的事情。新疆是中亚腹地，经历了很多历史变迁，有机会在这里呆一段，读些和这个地方的历史有关联的书，不是说追求去做这方面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个国民，一个在大学里工作的国民去理解新疆，也很令人憧憬。

　　经济观察报：你说2008年是你的“折腾年”，现在是不是有尘埃落定的味道？

　　贺卫方：差不多吧。比较平静。去年的调动这个事还是让人有种不安的感觉，离开北大还是有种不大能割舍的感情。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所以情感上的波动还是挺大的，这件事也引发了许多议论，网络时代铺天盖地，让你不得不去关注一些东西，回应一些东西。

　　2009年一开始又是这样一件事。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心态安定一点，仔细做些阅读，也是一件好事，也算是休克疗法，彻底让你一下子进入一个平静的空间，稍微远离一点中心地带的躁动不安，也蛮好的。

　　经济观察报：以往的不能平静，更多地出自于哪种原因呢？

　　贺卫方：其一当然是个人因素，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交友，属于比较外向的类型；另外也许是我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受社会关注的领域，个人也自觉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所以说这种不平静多多少少还是自己造成的。要是自己想安静的话，即便在北京，也是可能的。

　　法学这个学科比较入世，需要把社会当作法学思想和制度的实验场，这没办法避免。以最近关于司法改革到底要走哪条路的讨论为例，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是想解决一个问题，走的路不同而已，你会发觉这里面特别有魅力，特别值得投身其中去论辩，去阐释，去说服更多人接受你的主张。更别说还有很多让人拍案而起的事情，像曾经的孙志刚案等等，这些给法律界提出太多的挑战，也涉及自己的良知，你坐不住。

　　但没有完美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就会变成离不开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知识界要发出声音了，你就要出来，如果你不想出来，别人会困惑，你为什么不出声了？许多人会坦率表达对你怯懦缩头的不满，你就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难以自拔。自己就往往会感觉到矛盾。

　　有些事情我特别想说话，也说话，但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说话，否则你就变成一台发言机器了。

　　经济观察报：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贺卫方：其实从去年或更早点开始，我也在做一些离现实遥远点的事情，比如对历史做一些小的考据。我去年写过《拿破仑的治国理念》，写过《黑船上的汉学家》，我还曾考据过钱钟书文章中的一把小扇子，后来利用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去当地纪念馆把扇子找出来了。

　　这些也是在知识上很愉快的事情。

　　另外，我很欣赏你们报纸提出的“理性，建设性”。当你遇到现实的问题时要认真考察，而尽量不要用泛道德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更愿意别人把你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人？

　　贺卫方：一个学者，一个关注现实，希望对现实的改变能产生合理影响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注意修辞学的学者。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法律也是一门说服人的艺术，我自己很着迷于西方辩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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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与胡适之
作者：周永坤
来源：雅典学园
来源日期：2009-5-7

　　昨天一天听会，听得很累。用我们时下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很不上档次的会——不要说部长、市长，连一个科级干部都没有光临捧场（不排除没有亮身份者可能有）。不过，精神上却是快乐。会上聆听了袁伟时先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高论，董健先生（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关于教授和大学的惊世之语，更领略了章诒和先生关于戏曲必然死亡的悲声。当然，更高兴的是见到了日日挂念的老贺。这一切当感谢德源（姑苏）文化论坛（一）“2009德源学术年会暨春季学术报告会”的举办者。

　　看来老贺在那里生活得很滋润，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并没有想象中的落魄。当有提问者用到“流放”一词时，老贺特别站起来辩误。说是他去石河子是支教，不是流放。当地人对于流放的说法很是不满，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天天在被流放。他说，“让我到新疆去教书，我觉得挺好。”但是老贺也说走得仓促，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并没有抱怨。我也认为流放一词用在老贺身上是明显不妥的，这次他可以飞来苏州就是证明——如果是流放，是不能从流放地“出走”的。如果有谁硬要说，制度会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流放，我也没有办法。

　　既然贺卫方到了，就没有不讲话的道理，这不光不合他的个性，相信会议主办方也不会放过他。老贺讲的题目是《胡适与中国历史》。

　　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贺的专业是外国法制史，不知什么时候研究起胡适来了，而且卓有成效。上得讲台，老贺就飞起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可谓妙语连珠。老贺说，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关注的是胡适的人权与法学思想。老贺从胡适留在大陆的二儿子的惨死，讲到胡适的藏书今安在，最后归结到胡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四大贡献：

　　第一，胡适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好的文化基础——提倡白话文。老贺说，法律需要特殊的语言来表达体现。从古罗马发展起来的特殊语言是法律特有的载体。物权法公布出来，有人说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法律有专业的语汇。河南提倡“脱下法袍”，说一穿法袍就与老百姓有了距离。老百姓热天干活都光膀子，不知河南的法官会不会光膀子办案？古典时代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讲究对仗，甚至判决书是一首诗。明朝传教士吃惊地看到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是“写诗了没有？”于成龙在广东有一妙判。美则美，但是，过分追求美，与事实离开太远。要有精确的语言，精确的语言人民才能监督。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为法律文书的写作提供了方便。

　　二是胡适提倡学习西方。胡适早期思想是激烈的反传统。他说，少年朋友们，我们只有承认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才能学习人，才能造就好的国家。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人。

　　三是提倡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老贺说，胡适认为建设宪政国家特别需要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比如，胡适强调要学会开会，他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不民主，有些是不会民主。老贺说，现在有些事决定下来了才开会，上访都不成了。那样的会还不如不开。要学会开会，学会开人人讲真话的会，其实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的要件。胡适认为不要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造。胡适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梦幻感。罗素、罗曼%26#8226;罗兰、鲁迅也是，鲁迅没有觉悟。马克思主义是很伟大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是良药，不是饭。斯密才是饭。我们吃了60年的药。西方有人说，剥夺财产是将财产从更多的私人手里转到更少的私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改良被推到对立面，这个社会会走极端。胡适身上体现了健全的思考。

　　第四，提倡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对话关系。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30年代蒋介石非常尊重胡适，但是胡适不入党。因为人一入党，说话就不大可信了，胡适对政党处于警觉中。知识分子是统治者的批评者，但是不是敌人。当时追求自由的人希望胡适起来组织反对党，但是他不愿意。胡适死了，蒋介石不知是不是真悲哀，如果真，那是失去了一位诤友。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应当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胡适平等待人。现在有些人不会笑，标准笑。人的尊严在于如沐春风。胡适不求回报。为民主而抗争不要过分，否则就是革命家了。两党长期打，打到最后大家很相象了。我一朋友办一网站，专门批评学术腐败，乐此不疲。我说，偶尔干干可以，不要太投入。因为与小人打架，久之自己也变成小人了。追求民主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空间。

　　在回答提问时，老贺提到评法批儒。他说，小时候评法批儒，好一点的人都归入法家，毛泽东喜欢法家。有人认为法家是赤裸裸的专制，儒家是温情脉脉的专制。任何专制者都喜欢将人变成原子，如此则没有办法与国家抗争。我们建设法治社会不是法家社会，需要特别警惕法家。法家与儒家是配合的，不是对立的。历史有效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儒家和法家）都不能开出法治花。本土法治资源太少，宝贝在西方，这并不否认偶尔用一下中国古代思想。他说最近在研究孟子的独夫思想。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判处查理死刑是要论证的，说查理叛国，当时叛国就是背叛国王，怎么证明“国王背叛国王”。但是英国人还是在法律范围内论证它。

　　两点说明：第一，上面转述老贺的话是本人的记录，未经老贺审阅，肯定不尽合原意，为避免可能的谬种流传，请勿转载；第二，对老贺提一点批评，当称“胡适之”或者“适之先生”，称“胡适”是不礼貌的。不知当否？另外本人未带照相机,有朋友能提供老贺演讲的照片么?
]]> 2010-2-3 20:57:00(3) 陈寿文 2010-1-3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810185&idWriter=0&Key=0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作者：高华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8月上半月期
来源日期：2006-11-8

[摘要]中国的革命词语有一个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革命话语的演化过程，毛在延安时期通过对一系列词语重下定义，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构建了一套整体性的，具有巨大覆盖面的革命话语系统，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制高点。中国的革命词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今天时代环境变化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面对前人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遗产，需要探索新的思路。

　　[关键词]“革命的符号地带”；整体性论述；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一、从俄式革命话语到毛泽东的革命话语

　　在今人的一些文章里或影视作品中，经常把20世纪50、60年代称之为“火红的年代”或者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的社会和生活，是由一系列宏大的革命话语组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红色词语的海洋里，为它激动，受它指引，也因它而困惑和痛苦。词语即叙述，革命的词语或革命的话语就是对于革命的叙述和表达。列宁有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早在20年代初，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就开始建构自己的革命话语，也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对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解释。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阶级”特征和“民族”特征都还未充分呈现，究其原因，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共享“打倒列强、除军阀”等一套革命话语，虽已包含反帝民族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没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现“中国”民族特征的、有关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叙述。在这一阶段，中共的革命话语也未和党的领袖的名字相联系，换言之，陈独秀等并非是革命话语的原创者，中共的革命话语基本上来源于俄式共产主义。即便到了1927年国共分裂后，“阶级”的主题虽已全面凸显，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中共革命话语还没有产生自己的“民族”特征，中国无产阶级的有关革命的叙述，尤其是建制架构等方面，都具有浓厚的俄式色彩。

　　1931-1934年，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博古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全面、系统地贯彻了全盘俄化的路线，已初步建构起具有俄式共产主义色彩的话语系统，这就是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言必称弗拉基米尔。列宁和约瑟夫。斯大林”，既有内容，更有形式：

　　在党的建设和政权的建制方面：有“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

　　在革命军队和群众武装建制方面：有“少共国际师”、“赤卫队”、“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参加广州暴动而牺牲的苏联驻穗副领事）”；

　　在肃反系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

　　在青少年组织方面：不仅有共青团，还有“皮安尼尔”──少年先锋队，凡年满16至19岁的红色青少年，皆可申请加入“皮安尼尔”，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表党领导苏区的青少年工作；

　　在文化教育和群众教育系统：有列宁师范、列宁小学，各单位还辟有宣传鼓动栏──列宁角；还有“高尔基戏剧学校”，苏维埃剧团，即蓝衫剧团（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业余剧团）；

　　在群众组织方面：有“反帝大同盟”；

　　中央苏区经常召开群众大会，有时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有时纪念苏联红军节，凡开大会皆要成立主席团，甚至“皮安尼尔”开会，也要花不少时间选出会议主席团。在重要会议上，被选入主席团的经常还有外国同志：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革命文豪高尔基、日共领袖片山潜、德共领袖台尔曼等。那是一个国际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年代，从红色的莫斯科到红色的瑞金，好似一根红线连接着，中央苏区的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与莫斯科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偏僻贫困的赣南和闽西，似乎是又一个苏式社会的翻版。

　　但是俄式共产主义的话语环境在1934年陷入困境：

　　第一、红军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下，中央苏区已不能维持，革命话语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即将消失。第二、博古等“国际派”作为俄式话语的阐释者在解释、叙述他们的经验时已捉襟见肘。

　　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中央红军的关键岗位，以后又逐渐领导了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党和红军已在陕北完全立足，晋察冀等几个大战略根据地在敌后也相继开辟，革命话语已经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理空间，可以依赖根据地试验、推广和传播。

　　在中国革命的土壤中崛起的毛泽东立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那以后的七八年中，他悄悄地且又是有条不紊地对中央苏区那一套话语系统和制度框架进行了转换。然而旧的一套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一个过程，1939年延安举行了中国女子大学的隆重的开学典礼，校长王明还是抑止不住要宣泄他满头脑的苏俄崇拜的情愫。大会会场正中虽高悬毛泽东的画像，却又模仿苏联，在毛像的左右挂起了王明、朱德、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等所有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画像。王明身为女大校长，总忘不了国际共运那些女革命家，于是校门两边的墙上又悬挂起蔡特金、伊巴露丽、克鲁普斯卡娅的肖像……一时间，似乎又有些瑞金时代的气氛了。

　　但是，时光毕竟不会倒转。此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早已改名为中央党校。不久，延安的马列学院也易名为“中央研究院”。再早一些，“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个完全俄化的名称，也被改为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安处，甚至延安的托儿所也名之为“洛杉矶托儿所”，却不叫“莫斯科托儿所”。至于“皮安尼尔”，则早已不复存在，边区有的只是儿童团。然而，毛泽东对洋名词也并非一概排斥，例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党内就保留了“布尔什维克”这个词语，一来这个词流传甚广，早已深入人心；二来这个词也并非王明一人就能垄断，其它人也可以使用，在整风运动中，毛就作过《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的著名演讲。差不多到了1950年代中期，这个词语才逐渐退出流行政治语汇，与此相联系，“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个共产党员之间的称呼终于被“革命的敬礼”所取代。

　　在延安时期，毛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无祖国”，国家的概念以及爱国主义不仅不重要，而且不利于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爱国主义者，而是具有十分国际性的世界观。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代就被看成是救亡图存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发展和强化了这一传统，1938年更具体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一切方面的中国化、中国气派的重大命题。

　　毛还建立起以阶级论为核心，以“群众路线”为主要内容的平民主义叙述，对中国农民阶级重下新定义。俄式解释虽然早就提出中国革命的关键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也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但是在江西时期，“鞋子”和“脚”却不对称。苏区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却有各类“工会”，于是，只能以强化意识形态来暂时缓解“鞋子”和“脚”的“不对称”的窘境，而在叙述上仍没给农民阶级“正名”，还是用“国际主义”，“皮安尼尔”，“少共国际师”等来提升农民的“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的意识。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比江西苏区更加落后，边区和多数根据地基本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只有不识字的农民。1937年，边区的小学校只有120所，识字人群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华池县为二百分之一[1]，妇女基本不识字，缠足现象非常严重。在延安时期，在沿用江西苏维埃叙述时“暗渡陈仓”，继续保留“鞋子”（“工会”），但已开始在革命叙述中突显农民的作用，农民的“勇敢”和“忠诚”被认为是体现了“朴素的阶级感情”，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毛称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高度褒扬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不仅是对俄式解释及江西苏区经验的进一步的发展，也是面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对现实状况的一种承认和强化，因为在“苏维埃十年”（1928-1937），党和革命军队的主体就已是被广泛动员的农民，抗战以后，军队和党得到巨大发展，其主体仍然是受过初步政治训练的农民。

　　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新叙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马克思认为，“革命阶级”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解放社会，在这种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有意义的。列宁比马克思对知识分子有更多的论述，他虽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有所肯定，但对知识分子和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等则给予了更多的分析和批判.斯大林则第一次发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毛认为，共产党、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领导核心，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很重要，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因而也是最无知识的，所以需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毛以后对国共斗争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

　　毛的新话语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了“启蒙”民众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毛通过对“知识”、“理论”、“人性”、“个人与集体”等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建立起毛的新文化的基本架构。他说，不能对实践有用的理论就是狗屎，甚至还不如狗屎，因为狗屎还可以肥田[2].在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毛强调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知识分子应服从革命。毛的革命文化突出强调个人对革命、对党的责任，他甚至规定了革命文学的写作原则，并使之成为法定的革命文化的最高创作原则（关于形式与内容、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普及与提高、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等等）。“五四”带来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话语的重新定义，其动力是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本土现实环境的刺激，出现了流行的“五四”话语：人性、人道、个性解放、民主、科学等。在“左翼十年”（1928-1937），受时局环境的强大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进一步加速，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已和社会批判结合在一起，被高度政治化了，彻底的政治化发生在1940年代的延安。

　　毛的革命话语既源于列宁，又是他的独创，他对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强调，较之普列汉诺夫、列宁、“拉普”、瞿秋白，更加突出。列宁善于利用给词语下定义达到革命的目的，列宁给“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民族”重下定义，称自己的党派为“布尔什维克”，虽然列宁一派当时并没有得到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拥护，但是“多数派”这个话语的使用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毛继承了列宁的风格，又有自己的特色，毛的革命话语气势磅礴，通俗易懂，极具鼓动性：“革命是不可战胜的”，“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光明与黑暗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等等。

　　毛经过与王明等的斗争，取得了对词语下定义的权力，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他个人鲜明特色，也是比较固定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通过整风运动，基本扫清了俄式话语对党的影响，从而完全奠定了他的“革命话语”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抓住两面旗帜，反帝反侵略，开展底层革命：第一面旗帜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抗日）；第二面旗帜是以平民主义（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争取底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数；又以民主主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争取到国内知识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毛泽东的成功取决于他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基本问题，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对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也是“反帝反封建”，他发动反清革命和国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败，关键是对底层的改造着力不够。毛的反应则是通过对马、列、斯的转换，面对底层群众和精英分子，创造出一套新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无所不包的新解释体系，为革命党人提供了意义和价值，占据了近代中国的道德至高点。

　　二、延安：一个革命的符号地带

　　1937-1938年，国内政治较为开明，国民党也抗战，可是为什么许多青年人投奔延安？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出版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3].这类书在上世纪30、40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非常教条，也不通俗，影响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琐碎，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蒲鲁东在1848年指出：“让我们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是好的，有实际意义的，那就是革命。”

　　加缪也说过：“毫无疑问，美丽不能创造革命，然而总有一天，革命将需要美丽。”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已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许多青年相信，美丽包含革命的一切美好和正义的方面（陈学昭），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李伯钊，陆定一，凯丰都会写歌词，三个人都有留俄的经历，《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原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的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的新话语也有不兼容的一面：五四遗产的另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以革命的道德化的理想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三、新话语的“中心”和“隙缝”

　　直到1942年后，典范性的延安文化才出现，在此前多年“有破有立”的基础上，毛的革命话语通过对党的历史的重新叙述，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最终建立了起来。

　　第一个层面：重新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形成“两条路线”——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场域，启发高级领导人联系个人的历史，带头反省，再使革命向下层深入，使全党接受毛的新解释；

　　第二个层面：毛带头讲“故事”—毛叙述了党的历史上“钦差大臣”，“洋八股”，“本本主义”等危害革命的大量事例，再引导其它领导人讲自己的“故事”，进而引导延安的每一个党员讲自己的“故事”，并将他们的个别经验转化为一个集体的经验，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延安的干部认真学习文件（“整顿三风”、“布尔什维克十二条”，“四三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二十二个文件》），写读书笔记和反省笔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脱裤子，割尾巴”；其间又贯穿改造文风、反对“党八股”，用群众语言，农民的语言，取代俄式教科书语言和“五四”后流行的“学生腔”。

　　思想学习加速了延安知识分子对新的革命话语的内化，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根据地的“一元化”新结构已初具规模，革命队伍中的“差序，礼仪和规范”，本来就是思想转化为制度过程中的必要的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冲击到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王实味的表达及所引起的强烈反应，在无意中建构起知识分子和革命体制关系的一种经典性的叙述。针对王实味事件，“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提出，使阶级出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阶级出身作为衡量思想纯化的标尺，也就基本固定化了。根据地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的重点对象也转移到对已入党或未入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他们的组织审查。这也和江西时期的经验有着延续性，只是在1934年长征以前，中央苏区和其它苏区没有大群的外来知识分子，在苏区展开的多是以“反托派”，“反右倾”为名目进行的党内斗争或对敌斗争，对象既有党内的知识分子，但更多的是红军指战员。

　　经过延安整风，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

　　毛的话语把“我们”和“他们”区别了开来，凝聚了革命力量。新话语在各革命根据地得到流行和普及，在文艺方面，出现了新表达的载体，改良后的新秧歌，信天游，木刻，版画，年画，将革命和斗争的主题凸现出来，生动铨释着毛的新概念。新话语也在国统区传播，革命文艺战士何其芳、刘白羽于1945年初赴重庆，在大后方阐释新话语，扩大了这一革命话语的影响。

　　伴随毛泽东的革命话语的普及、流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完全胜利，毛的革命话语也从延安的权威话语成了新中国的权威话语，作为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论述，它在那个年代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知识分子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在“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通过他们的努力，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纷纷与过去的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 ），“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是知识体系不行了，历史不是我们的了”，“这个覆盖面很大，潘光旦也是这样，认为自己也不行的。我们是文化投降，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尽管整体性论述的“覆盖面”极为广大，但是，五四话语在毛的新话语成为中心话语后，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新话语的边缘。由于在新话语和五四话语间有一种“重叠”，在某些特定环境下，整体性的叙述也会出现一道“隙缝”，反对迷信、解放思想、人民民主、“实事求是”，双百方针、关心群众生活，都可以被给予新的解读，形成了与五四话语的“对接”，故而在1956-1957年才有可能出现如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等一批针砭时弊的杂文。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刺激，中国也开始了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然而，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僵硬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有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1957年夏到1958年，一些从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被他们的同志，也是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他们努力说服自己，强迫接受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的现实，希望在艰苦的劳动中得以“脱胎换骨”，重新回到革命的行列。可是若干年后，延安知识分子又被更激进的后来者——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窜红的极左派“理论家”加以“规训和惩戒”。“文革”前夕，周扬等延安知识分子和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被“一网打尽”，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起了王实味，对“规训和惩戒”提出质疑和反思，王实味也成了持续性的集体记忆的符号，一些昔日的延安知识分子，如顾准等人，终于又回到了五四，走到了自由主义。

　　考察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1，都在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入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渴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为了追求一个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无数的中国人为之努力、奋斗，牺牲，他们给后人留下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在过去革命话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它改变了中国，也持续性地影响着我们。

　　今天的环境变了，人们需要探索新的思路。二十世纪波澜起伏的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已进入历史，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每天都在改变着中国和世界，或许还是用的上80年代的一句老话，这就是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过去？又如何面对未来？

　　注释：

　　[1]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1939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版。

　　[2]上述内容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已被删去，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第4-5页，1942年延安印行；另参见王惠德：《忆昔日》，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79-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3]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印行。]]> 2010-1-31 20:53:00(1) 陈寿文 2010-1-30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798425&idWriter=0&Key=0 来源：肯恩•威尔伯 《恩宠与勇气》

　　我们回到博尔德和每日例行的苦工中。在这之前，我已经深深地投人大圆满的修行，我的指导上师是贝诺法王。大圆满的精髓是极为简单的，与世界其他的最高智慧传统是一致的，特别是印度教的吠檀多哲学与佛教的禅。简而言之：
　　
如果神性具有任何意义，它一定是无所不在、遍布四方与包容一切的，神性一定在你当下、此时、此地的觉知中。也就是说，你当下的觉知既不需要修正，也不需要调整，它本来就是完整的、圆满的，充满了神性。
　　
更进—步说，你并不需要解脱才看到神性，也不是说你已经与神性同在，只是不自知而已，因为这还是暗示了某些地方神性是不存在的。根据大圆满的观点，你和神性根本是一体的，圆满的觉性就是当下这一刻，你的每一个觉知的活动就是神性的展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存在神性，或者说神性不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神性具有任何意义，它应该是永恒的，或是没有起点的，也是没有终点的。如果神性有起点，它就是暂时的，而非无时间性与永恒的。这意味着你无法变成或是达到解脱的状态。如果你能达到解脱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有起点的，也就不是真正的解脱了。
　　
反之，神性和解脱其实就是你当下正在觉知的状态。当我在接受这些教诲时，我想到星期天的报纸登出的谜题，上面画了一张风景画，标题写着：“20位名人的脸就藏在这幅风景画里，你能分辨得出来吗?”这些名人的脸可能包括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Cronkite)、约翰•肯尼迪等知名人士。但重点是你正在看这些人的脸，你不必再多看什么，因为他们就在你的视觉领域内，你只是没认出他们罢了。如果你还是看不出来，就会有某个人前来为你指点迷津，将他们一一指给你看。
　　
我认为神性与解脱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在看着神性，只是还没认出它而已，我们也都拥有这份必要的认知力，但是没有领悟力。这也是大圆满的教导并不特别推荐静修的理由。静修在其他方面是有用途的，但是目的是要改变认知、改变觉知。从大圆满的角度来看，那些是不必要的，也是偏离重心的。你目前所拥有的觉知已经完全俱足了神性，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改变的。任何想要改变的企图都好像是在那幅风景画上添加油彩，而不是单纯地认出那些面孔。
　　
因此，大圆满的核心教诲并非静修，因为静修着重在意识状态的改变，但解脱并不是意识状态的改变，而是对任何现存状态的自然认知。实际上，大圆满有许多的教诲都说明了为什么静修无法产生功效，解脱是无法获取的，因为它已经存在当下了。想要得到解脱就如同画蛇添足一般。大圆满的第一个原则是：要想拥有根本的觉知，你既不能做什么，也不能不做什么，因为它已经本自俱足了。
　　
大圆满不采用静修，而是用“直指”的方式。上师先简单地和你交谈、然后指出你已经俱足的神性或觉性，这份觉性在父母未生你之前，你已经本自俱足了，它是永恒的，也是没有起点的。换句话说，如同指出那幅风景画中的脸孔一样，你不需要解谜题也不需要重组谜题，只要认出你正在看的是什么就够了。静修为的是重组这个谜题：大圆满则什么也不更动。通常上师直指你本自俱足的觉性时会说：“既不去改正，也不去修整你当下的觉知……”
　　
我不能真的教你什么，因为那是大圆满上师的职责，但我可以提供你印度教吠檀多哲学的观点，因为它们已经被撰写出版，特别是在拉马纳尊者的著作中。以下是我的引述：
　　
我们恒久以来早已觉知的就是知觉的本身，我们早已俱足了本觉，它能目睹任何一个生起的现象。一位老禅师曾说过：“你听见鸟叫了吗?你看见太阳了吗?谁没有解脱呢?”我们无法想像有人是没有本觉的，因为就连这份想像我们都能知觉得到。即使在梦境中我们也能知觉。此外这些教诲还主张，觉知不该划分成解脱的与无明的，存在的只有觉知，不需要更正或修整，它的本身就是神性。
　　
这些教诲就是要你认出自己的本觉和目睹的本能，然后安住在那个状态中，任何想要获得觉察的企图都偏离重点。你可能会说：“可是我看不见神性啊！”“但是你能知觉自己看不到神性，这知觉的本身就是神性!”
　　
注意力是可以训练的，因为你可能会忘记，但是本觉无法训练，因为它是自来就俱足的。在训练注意力的时候，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这一刻，但是本觉却是在你尚未做任何努力之前的觉知状态。你其实已经在觉知，也已经解脱了。你也许不能永远保持注意力，但你永远已经是解脱的。
　　
这种“直指”的教诲大概是这样进行的：有时候几分钟、几小时，有时候几天，直到你“领悟”，直到你发现自己的真面目，那个父母未生你以前的面孔(超越时间的、永恒的、没有生死的)，这是一种领悟而不是认知，有点像看着百货公司的玻璃橱窗时，发现有一个模糊而熟悉的脸孔正看着自己，你再集中于焦点看，才发现那竟然是自己脸孔的反映。这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真我的反映。
　　
根据这些教诲，本觉并不难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避开。而所谓的方法对于真我而言其实是障碍。只要你执著于方法，它们反而会阻碍你对于本觉的领悟。存在的只有真我，只有神。拉马纳尊者是这么说的：
　　　　
既没有创造，也没有毁灭，
　　　　
既没有命运，也没有自由意志，
　　　　
既没有途径，也没有成就，
　　　　
这就是最终的真理。
　　
我应该提醒一下，虽然大圆满本身并不强调静修，但是当你被传授大圆满的教诲时，应该已经完成前面八个阶段的静修练习。静修仍然被视为非常重要的训练，它可以增进心智的美德、专注力、注意力和洞见，但是它和解脱是无关的。任何一种能达到的解脱都不是真的解脱。静修是一种训练，大圆满则指出训练其实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当下的本觉。
　　
我的上师时常与学生们面谈，学生们有时会说：“我刚才有一段最奇妙的经验，我的自我突然消失与万物合一，连时间感也不见了，真是奇妙极了！”
　　
上师回答：“那很好，请你告诉我，那个经验有没有时间的起点?”
　　
“呀?昨天发生的，我只是在打坐，它突然就出现了。”
　　
“只要有开始，就不是真的。在你认出之前，它早存在了，而且不是一种经验，因为既没有起点，它是你早已觉知的东西，你领悟到无始的状态再来找我吧！
　　
学生一旦有了领悟，就可以借由静修来稳定这份领悟，把它带到生活中的每一个面向，这其实是最难的部分。大圆满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要领悟你的真实面目是比较容易的；但活出它来就很困难了。”我目前就是在练习活出它来。
　　
崔雅自己的练习也让她产生了类似的理解，她大部分都追随拉马纳尊者的教诲，拉马纳尊者也是我个人最偏爱的导师。更重要的是，崔雅开始能体悟她在13岁时所经历的一次神秘体验(她称之为“我生命中的指引象征”)，其实就是对于真我的一瞥，那是一种与空性合一的经验。那个经验发生在她13岁那一年的静修状态中——她其实只是在排演自己的死亡。
　　
我喜欢在静修时融入虚空，融入那无垠的空间。今天早上肯说，在静修练习中，只有一件事真正吸引他，那就是与无限的空间认同，这也是最吸引我的一件事。我立即联想到13岁的经验，我发现它在我面临死亡的这段期间，带给我很大的帮助，因为那不是学来或别人告诉我的事，而是亲身的体验，且是自发的。我认为它可以帮助我真正地放下，当时我看见自己扩大到和宇宙的每一个原子及分子完全合一了，我领悟到那就是我真正的本质。在静修时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但那个原始的经验因为没有接受任何暗示，所以我比较信任它。
　　
冈札勒斯医生警告我们，崔雅肺部的肿瘤因为开始分解了，会产生呼吸困难，可能需要携带型的氧气筒来帮助呼吸。他说某些接受这项酵素治疗的病人曾经咳出坏死或被分解的肿瘤。鲍勃•多蒂(我们在“杨克诊所”交的朋友，也因为癌症复发而开始接受凯利疗法)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咳出了一大块像肝一样的东西，令他的医生大吃一惊。
　　
正统医生告诉她，她可能即将死于肺癌，必须开始携带氧气筒了。
　　
10月底崔雅开始使用氧气筒，她不怎么喜欢这个安排，但是她因此泄气了吗?每天早晨我打坐完以后，总会经过她的走路机，我看见她背上绑着氧气筒，每天至少走三英里路，脸上写满了热情的静定与喜悦。
　　
她的正统医生询问她对死亡的恐惧感，他们认为她是完全否认了死亡，才会接受凯利疗法，而拒绝他们的建议(在逼问之下，他们承认自己建议的方法根本是无效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段对话的过程。
　　
“崔雅，你怕死吗?”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痛，我不想痛死。”
　　
“这一点我们一定有办法处理。现在的痛感测量水准很高，长久以来已经没有病人在疼痛中死亡，我保证绝对不会让你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你真的不怕死吗?”
　　
“不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和自己以及每个人都是联结的，当我死的时候，我只是融入了一切万有，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就是她真实的状况，医生最后终于相信她了。他有点激动，情况相当感人。
　　
“我相信你，崔雅。你知道吗?我从没看过像你这样的病人，你不自怜，一点都没有，能为你治病是我的荣幸。”
　　
崔雅上前拥抱他，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谢谢你。”
　　
亲爱的朋友们：
　
　屋外的风正在肆虐，相当强劲；离我们家不远的左侧峡谷，不幸有一场大火正在燃烧。最新的报道说有76户人家被迫撤离。因为风势太强，消防人员无法喷洒灭火剂，从我们的屋顶可以看见熊熊的火光，恐怕迟早我们也得撤离。睡前我们将一些必备的用品收进车里，以防半夜接到催我们离开的电话。黄石公园的这场大火，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熄灭?
　　
这次火灾让我看到我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强烈地被所谓的“坏”事所干扰了。得癌症到现在五年了，我不断地和好消息、坏消息以及不确定的未来搏斗。从中我学会随波而流，不抵抗，允许事情以原貌呈现，然后静观其变。如果我们必须撤离，就撤离。现在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远方黑夜中的火焰，为那些被迫撤离的人祝福。
　　
肯总喜欢说，我们在自己身上所下的功夫，无论是心理或灵性上的，都不是要设法除去生命之海的波浪，而是要学习如何冲浪。在饱受威胁的情况下，我学会许多冲浪的技巧，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上个月在阿斯彭，我想起以往每件事对我而言似乎都很重要，我曾经深染“意义与目的”的毒瘾，努力想把每件事都搞清楚；新时代的观点是那么明确地强调每件事都是有目的、安排好的和有意义的。我记得在芬德霍恩有一个很流行的祈祷文是这么结尾的：“让爱与光的计划实现”。佛法与癌症却教我如何与那些“未知”生活在一起，而不去掌控生命的洪流。让每件事维持原貌，并且透过放下来体会失望与烦恼中的平安。以往我是那么喜欢做事，我的自我价值感都取决于自己所做的事，我一直忙个不停，每一刻都得被填满。
　　
参与风中之星年会的那几天，我一直想起自己曾经举办一次学生暑期活动。我有点后悔当时为那些学生安排了太多的活动，好像他们愈忙，我们的活动就办得愈好。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空间喘口气，整合一下丰富又多样的经验，单纯地与他人相处，沐浴在料罗拉多山美丽的环境中。多年来我在自己身上也施加了同样的压力。
　　
我正在学习。我决定明年要把精力集中在自我治疗与酵素治疗上，我称之为“小老太婆年”。我要尽可能睡晚一点，少做事，放慢脚步，喝下午茶，减少出远门的时间；只接受治疗，参加闭关，探望家人。我要在寒冷的冬天燃起炉火，和肯与狗儿们一同窝在炉边取暖。我要仿效芬德霍恩的生活，有充足的时间休息、静修、思考、访友，在花园中悠游地散步，享受午后的阳光。我想起近来在阿斯彭度过的夜晚，我们围坐在布鲁斯的小木屋前的篝火旁。凯洛斯(Kairos)依偎在肯的膝盖上，我们互相取暖来驱走入夜后山区的寒冷。我们教一个英国游客烤药蜀葵(marshmallow)的技巧。我至今仍记得她说对美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忙碌和飞快的步伐，让他们看上去很疯狂。
　　
过去我总觉得贡献能力、做“正当的事”是最重要的，譬如当我们去露营时，大部分人都跑去玩耍了，我却责无旁贷地捡树枝、木柴生火，搭帐篷，替马儿松绑。我总是在假期结束后成为“荣誉女童军”的一员，得到一枚镶有土耳其石的银制别针。然而现在身处疾病的压力与酵素治疗造成的倦怠感中，生活变得简单清明多了，也更为宽阔。我发现自己愈来愈容易丢掉一些“东西”，例如我把摄影器材全部送人，以免有一天又不能自主地投入，此外我也将那些过去曾带给我快乐的衣服、小饰物和有流苏的长围巾，通通分送给最好的朋友的孩子们，因此柜子与衣橱腾出了许多空间。生命不再那么浓稠，也不再那么晦暗，反而变得轻快、透明与充满着喜悦。
　　　　
1988年9月/10月于博尔德
　　
我想，下一个单元的题目应该是“陌生人要帮助你的时候，不要害怕说不。”或者“学习信赖自己心灵的免疫系统！”
　　
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担忧那些罹患了癌症，还要受到某些自以为是之人的负面暗示。过去有一些本意良善的人，给了我许多看似建议其实是批判的谏言，令我十分困惑和内疚。更深的心理因素应该追溯到我在童年时那份强烈的不安适感，我很想保护在自己和在别人心中的那个小孩，我想帮她认清自己的力量，也帮她认清自己的错误。尤其是那些罹患癌症的人，我想安慰他们内心里那个比以前更脆弱的小孩，“不要去听那些自认为很了解你的人的话。”“你要相信自己，要以自己的理解来过滤他们的意见，你要拒绝那些对你有害、剥夺你的权力、让你对自己存疑的话。你要保有心灵免疫系统，让自己有能力接受有助益的帮助，拒绝那些毫无助益的‘协助’。”
　　
举例来说：我有位朋友在风中之星年会期间为我引荐了两位治疗师。其中一位替我做了一次免费的治疗，我很信任她，觉得她不会伤害我，也不会操控我。她为我做了一次短暂却相当有价值的治疗，第二天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得几乎手足舞蹈(当天晚上我真的和肯去迪斯科跳舞)。我多么渴望能去滑雪，沿着山麓蜿蜒而下，感受一下风吹拂在脸上的滋味！
　　
至于第二位女士，我在稍早之前就见过她，是一名有自己工作室的心理治疗师。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正和琳达谈论前一晚做的梦。
　　
这位女士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语气强烈地说：“我感觉到你的内心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而且有一股很大的暴力。”
　　
“是愤怒吗?”我问。
　　
“不，是暴力，很大的暴力，比愤怒更强烈。”
　　
我们没有机会多说什么，因为下一堂课就要开始了。
　　
一直到傍晚时分，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她的话有多么生气！第二天，我将她拉至一旁，义正词严地对她解释，不管她的洞见是对是错，重点是，我觉得自己受到她的贬抑、攻击与侵犯。我并未请她担任我的心理治疗师，也从未邀请她进入我内心的世界，我们之间完全没有信任可言，充其量只是一面之缘罢了。我试着向她解释，她在一个全然不适当的情境中将这些话一股脑儿地倒到我身上；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想很少有人会对她的话产生正面的回应)。这整个情况非常清楚，她并不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心理医师。我很高兴自己的心灵免疫系统在当时奏效，我希望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些污染清除干净！她说的或许是对的，但是她的沟通方式却摆明了她在乎的是自己的权威与判断，而不是真心想要帮人洞悉自己内在的需要。
　　
第一位女士，也就是我从一开始便很信任的那位，周末也主持治疗活动。我本来要参加，但是与她的助理交谈过后，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我想我的心灵免疫系统那一天又发挥了功效(那位与我谈过话的助理可能会称之为抗拒吧)。那位助理要我先弄清楚自己在那个周末想达到什么目标与功效，说我可能会有抗拒的反应(一个人的心灵免疫系统很容易就被冠上抗拒的标签，一旦想加强自己的免疫力，马上就会被视为抗拒)。她对我说：“你得的既然是癌症，势必有东西在吞噬你的内在，你有能力面对真相吗?”一听完这句话，我的心灵免疫系统立刻产生效应。
　　
肯当时也在分机上，他很少动怒，这回却对这位女士火了。我记不大清楚他当时所说的话，好像是“女士，真正吞噬她的，就是像你这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些什么的混蛋。”讲完他就把电话挂了。我心想，上帝啊，请不要让我再听到这些过于简化的诠释，这些人到底是要帮助我，还是伤害我?我很想让她知道，她那看似无知的话语中包含了多少的暴力和攻击性，但在肯充满爱的表现后，似乎有点困难。他说他已经受够了这些人，我深表赞同，但仍然试图与他们沟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态度有多伤人。
　　
我发现杰里米•海沃德(JeremyHayward)对于佛化教育的一些注解(他在那洛巴学会所发表的演说)与这整个议题有关。
　　
“从佛家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存在有一些本质是超越文化的，其中之一就是全人类都在受苦。所有人看似安全的家中皆有一个秘密，那就是我们有很深的恐惧……因为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有可能死亡。不论是快是慢，不论因病而死或老死，死亡的那一刻是突然的，我们只要想到那一刻就非常恐惧，而且这份恐惧是宇宙性的，不因文化而产生差异，伊努特(Inuit)人如此，澳洲人也如此。因此觉察与逃离这份恐惧——这个企图平衡自己的动作一直在进行。觉察恐惧的本身就是一种无惧。我们一旦觉察到它，并且安住于其中，就是让自己去感受那份战栗、体会那令人发抖的滋味，然后就无惧了。逃离恐惧或恐惧自己的恐惧都是怯懦。这是我们的心智不断演出的一场戏……演着演着，突然有一刻你发现有一种觉察是包含了恐惧与无惧，还有喜悦和信心。因此如果你能安住在那份恐惧中，就可能发现喜悦和信心，而喜悦和信心又是来自你发现自己竟然有一份无法被摧毁的觉察力。
　　
“因此最根本的事实是，恐惧与无惧结合在一起就能带来信心和喜悦……人性本善指的是这份根本的喜悦和根本的信心。如此我们就能从内疚和罪恶感中解脱了。”他说佛化教育的基本精神就是去除恐惧和发现人性本善，我们需要“放下罪恶感，放下内疚，放下谴责，不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不再寻找问题加以修正，而是去滋养自己的善与智慧……觉察别人身上的恐惧与无惧，并且帮助他们觉察自己的恐惧，发现自己的无惧，这就是慈悲。”
　　
至于前面所提到的治疗工作坊，我完全清楚它们对许多人可能都有助益，但是现在也有报道和批评指出，这些工作坊对某些人是有害和欠缺慈悲的。我提及这些事，是因为我认为，癌症病患在寻求治疗以及其他所有的可能性的过程中，最容易受到这类工作坊承诺的影响。电话中那位女士说在工作坊中，我能发现自己的“底线”，而这将完完全全地将我治愈。幸亏当时肯没有听到这些。
　　
但是在所有这些可能性当中，尽管那么多还没有被证明，我只坚持一件事，那就是无论这个选择是物理治疗还是心理治疗——你必须相信自己作出的决定，绝对不要受他人意见的不当影响。我想要帮助人们感到有力量，可以说出“不，那不适合我”或者“不，你不是我的治疗师”，不用再害怕有某种未经检验的抵抗情绪会掩藏在他们的选择当中。
　　
我的讯息很简单，但这是辛苦学来的：相信你自己，也相信你的心灵免疫系统。花点时间去发现自己的重心，持续自己认为有效的治疗，不论是静修、观想、心理治疗、散步、写日记、解梦，或者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内观，只要是能帮你达成功效的，就值得持续下去。
　　　　于10月10日
　　
酵素治疗的成效如何?好极了!根据冈札勒斯“可笑的小检验”显示，酵素发挥了相当的功效，除了些许的疲倦感之外，我觉得很好，也很喜乐。
　　
但来自另一方面的看法就没有这么乐观了。过去这六个星期中，我所有的指数不断地上升，因此我的肿瘤科大夫又为我安排了一次电脑断层扫描。某天早上他打电话告诉我检查的结果，肿瘤约成长了30%左右；他要我们尽快过去商谈对策。我一点都不觉得惊恐(好吧，是有一点……)，我想先和冈札勒斯医生谈一谈，我记得有位女士曾经说过有关她骨头扫描的结果。“情况比我刚开始接受治疗时恶化许多，”她说，“我的医生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最初骨头有强烈的疼痛感，现在却不痛了，所以我相信电脑断层扫描所呈现的结果应该就是冈札勒斯医生说的治疗反应。”感谢上帝我们一大早使联络上他。冈札勒斯医生相当肯定，他认为我身上出现的症状就是酵素吞噬肿瘤的结果，身体的免疫系统也释出了各种东西来应战，譬如吞噬细胞。他说电脑断层扫描的结果之所以很活跃，是因为它无法分辨到底是肿瘤在成长、治疗产生了功效还是疤痕组织的反应。他说：“每周都得说服我的病人这是好转的反应，最好不要考虑放疗或化疗。”他问我症状是否恶化，我说没有，至少没有什么显著的异状，如果肿瘤真的成长了30%，我应该会不舒服才对：“我真的希望你是对的，但我不打算对你所说的一切寄予厚望，除非你亲眼看到电脑扫描的结果，认定那确实是好转的反应。”
　　
肯和我赶忙去看电脑断层扫描报告。报告看起来糟透了，但恶化的程度都差不多，这似乎支持了冈札勒斯的诠释，而且脑部移位的现象也没有恶化(我的右脑有一个大肿瘤，它的增大便会挤压到左脑，产生易位的现象)。我的症状还算轻微，左眼的左侧仍有波浪感，此外偶尔会轻微的头痛，打坐之后有奇怪的肿胀感(因此我改做瑜伽)，有时会失去平衡感与方向感。眼睛后方不时有强烈的疼痛感，我想可能是脑瘤的肿胀造成的结果，但是枕头加高之后这些现象就消失了。
　　
冈札勒斯医生看过电脑断层扫描之后，我们又通了一次电话，他非常确定最初的看法。他请了一位放射专家，很肯定这种看起来像是细胞增长的现象，其实是肿瘤坏死之后的发炎反应。
　　
冈札勒斯医生要我们继续努力，我也决定这么做。我们在12月中会再做一次扫描。冈札勒斯医生说，他有60%到70%的病人经过六个月的治疗后，扫描的结果都有明显的改善。我想那会是我在圣诞节前最期待的一个好消息！天啊，我无法想像刚刚被告知患上癌症时的思想状态——压力、恐惧、狂乱、迷惘、无知——我带着疑惑回过头来，看到当时的自己努力鼓足勇气继续前行、保持强壮，却没有花时间提高自己的心智，完全弄丢了我现在所感觉到的这份宁静与平和。
　　
癌症支援中心有两名女士因持续接受化疗而痊愈，前后大约花了20到24个月时间，她们两人的体质似乎比我强壮许多，但我很清楚，化疗并不适合我。我真庆幸在化疗之外还有能让我产生信心的治疗方法。然而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这项疗法并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尽管冈札勒斯非常有信心，但也可能失败(即使奚弗大夫对这项疗法也很乐观)。
　　
看样子我还是得使用氧气筒来帮助呼吸，或许这不是一时可以摆脱掉的……
　　
还有些琐细的小事值得记录，我的头发已经渐渐地长出来了，只不过速度非常慢，放疗与化疗阻碍了它们的生长，头顶有一大片非常稀疏，我并不太在意。如果我还能活下去，而这个问题仍然无法解决，或者会像某些男性朋友一样考虑植发。
　　
我仍然透过电话与罹患癌症的病人交谈，那是一种苦乐参半的感觉，我很乐意和他们谈话、与他们分享自己的内省与洞见，但我的心也会因他们悲惨的故事而伤痛，那些单身母亲、离开妻子的丈夫、十年后又复发的病人的幸福快乐生活因此瓦解。最近有许多人打电话向我询问我对杨克诊所的看法，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很敬重奚弗大夫，只不过他的治疗是以化疗为主，毒性很强又不一定有效(到现在我对酵素的治疗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感冒了，奚弗大夫无法让我进行正规的治疗，这也许是治疗结果不如预期的原因。此外也必须考虑长时间待在德国的花费与各种可能的压力，最好有一位像肯这样的支持者随侍在侧，否则很难撑过去。如果所有的要素都不成问题，我会认可这项疗法。冈札勒斯医生也对他们的治疗深表赞同，但他只推荐给那些剩下三四个月寿命的病人。
　　
我在阿斯彭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些很棒的道理，尤其是珍妮特在每一次聚会开始前诵读的巴哈依教(Baha’i)祈祷文：
　　　　
哦！我的上帝，你的名是我的良药，
　　　　忆起称是我的救赎，
　　　　亲近你是我的希望，
　　　　你的爱是我的伴侣。
　　　　你的悲悯是我的治疗与拯救，
　　　　不论今世与来世。
　　　　你就是圆满，
　　　　全知，
　　　　与全智。
　　
“臣服于神”仍然是我用来提醒自己的咒语。拉马纳尊者说：“无论它出现或消失，都要臣服于它，接受它的旨意，如果你要它照你的意思而行，就不是臣服而是要求，你不能要求它服从你，同时又认为自己臣服于它……要将一切的事交托在它的手中……”我发现愈在自己身上探索这份降服的品质(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很弱)，愈发现它和佛家的平等心、静定、接纳事物的原貌、不企图掌控或改变什么是相同的道理。
　　
我很喜欢拉马纳尊者教诲中的“永远已经”的特质。我们永远都是已经解脱的，已经与大我(Self)合一，与虚空一体。他说：
　　
“人们总是无法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当下的觉知就是真实的大我。有谁是无法意识到大我的?人们只对神秘的事物惑兴趣，譬如天堂、地狱、轮回转世等等，简单的真相是不吸引人的。因此宗教纵容他们，最后还是要把他们带回大我。既然你最终还是回到大我，何不在当下便安住于大我。”
　　
“恩宠始终是存在的，恩宠就是大我，并不需要向外追寻。我们只需要认识它的存在……
　　
“如果领悟的东西不是永恒的，它就不值得拥有。因此我们追寻的并不是一个有起点的东西，而是永恒的、每一个当下的觉知。”
　　
有关努力，他说：“透过各种努力，人最终变成的其实是自己早已具备的状态。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去除我们被现世的苦难所限的错误印象。
　　
“现在要你们不努力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深入之后就会发现，要自己努力是不可能的。”
　　
我最近完成了第二次体内“大扫除”与“肝脏排毒”。能够将那些藏在结肠与胆囊中的坏东西清除干净，实在非常有趣！这是凯利疗法的一部分，有许多朋友表示他们对这两种排毒方法感兴趣，我在这里一并介绍相关的资讯。我的体内大扫除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几个月下来，我的肠壁仍有不少的线状黏着物。第一次的肝脏排毒没有成功，我想是因为没有喝苹果汁。第二次我把胰岛素的量提高了，可以大量地吃苹果，结果排出了三个颗大的胆结石以及30颗以上较小的结石，颜色确实是我所听过的绿色。许多人都认为这种体内大排毒每个人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借以维持结肠的健康。我开玩笑地对肯说：“我的生命已经沦落到检查自己的粪便了。”
　　
现在我的每一件事几乎都由肯负责照顾。他片刻不离地守在我的身边，我称他为“我的冠军”，这可能令他有点不好意思。他为我做饭，看护我，照顾我的饮食，带我去看医生，注射胰岛素时他帮助我，我累得不想动时他还帮我洗澡。他每天清晨五点就得起床，这样才有时间打坐。最近他打坐时开始出现一些奇妙的现象。他告诉我他已经学会如何服务，他的行动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我告诉他，我很抱歉自己的癌症毁了他的事业，他睁着棕色的大眼睛对我说：“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多么甜的人啊！
　　　　
我身体其他部位的情况又如何?
　　　　
于10月20日
　
恩宠与勇气，存在与工作，静定与热情，臣服与意志，接纳与果决，这就是她一生的总结。她一生都在和自己灵魂的这两面角力，最后终于将它们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 2010-1-30 23:24:00(1) 陈寿文 2010-1-30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798352&idWriter=0&Key=0 来源：《懂得爱：在亲密关系中成长》

爱的发展阶段

随着人的成长与成熟，爱的意义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不是连续出现的，而是累积出来的。婴儿需要以照顾和保护的方式被爱，长大后，这些需要就较不重要，但没有完全消失。爱的其他意义会逐渐呈现，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程度的重要性。

爱的意义

英语最常用到的字就是爱。人渴望爱，为爱奋斗，甚至为爱而死。大家互诉彼此相爱，大部分人假定家人之间必然有爱，但对爱的真正意义却少有共识！说到这个字时，各人都假定自己表达的意思和别人听见的意思一样，事实常常并非如此。由于这种误解，许多关系注定失败，所造成的情感痛苦和后遗症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曾在其他地方详细谈古哦爱的发展，但多年来，我们的观念益成熟，所以想用更广泛的方式再次讨论爱，详细述说爱的不同阶段和面向。

根本没有爱这种东西

爱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物体，甚至不是一个名词。爱是动词，是表达情感的动作。根本没有爱这种东西，只有爱的动作。爱是一种过程，没有一个可以称作爱的终点，只有旅程、生活中的发展计划，人在其中可以发现自己和他人在相爱的关系中。爱是互动的一种性质，是某种内心的感受，可以用外观（爱的“表情”）和行动（爱的“行为”）表现出来。爱经常被当成商品，可以交换或买卖，或是拿来勒索、控制。爱被视为某种数量有限的东西时，必然会被小心监管、慢慢花用，以免耗竭。这种把爱视为物体的观点，本质上是机械化的，认为人只能付出这么多爱，所以必须当精明的投资者，以确保付出能有回报。小孩被视为空的容器，必须用爱填满，将来才能付出在。父母和小孩都固着于爱的交换模式，好象爱是一种物体，是能用来控制别人的商品。

爱是把小孩绑在父母身上的锁链。
——林肯

爱的能量观点

另一种观点把爱视为能量，是人与人之间和谐流动的能量，使人因滋养而成长，得到快乐。这种观点表示有一种被爱的需要，没有回报的爱会使人耗尽能量。这个观点的本质显然仍是机械化的。

相反的，我们相信能量不是用来转让或交换，而是每一个人里面的能量与别人里面的能量在和谐宇宙的脉络中共鸣。别人所说的“爱的连接”被我们视为有意义的共鸣关系，所以人不需要被爱，只需要发现和激发自己共鸣之爱的能量。

爱的同理心观点

当人与人之间调整到同一个频道时，就会产生共鸣的震动，这种相爱是敏感而脆弱的，彼此有和谐的意愿和能力。能量在他们之间不会像在机械化的爱中那样丧失或消散，这种生命状态可以让宇宙的能量毫无阻碍地在两人之间流动，创造同理共感的可能性，彼此相互回应。在这个过程中，能认识自己和对方。爱不是连接，而是呈现原本已经存在的连接，因为人其实不是分离的。

爱在关系中呈现

爱在关系中呈现。我们不赞成过度简化的格言：“除非你学会爱自己，否则无法爱别人。”这种观点其实会导致过度专注在自己身上的耽溺行为，把时间浪费在等待爱的来临，无法发展自己潜在的丰富和深度。人不需要先被爱，学会对别人有兴趣时，就会发现自己的感受和反应；彼此学到同理的经验时，就能激发自身爱的潜力。他们需要的不是先被爱，而是练习自己的进取和勇气，愿意冒险进入爱的关系。通过爱，可以看见自己的防卫、面具和角色，看见原本看不到的部分。爱不是把两个人粘在一起的胶水，这是机械化的观点。爱是在万事万物的架构中启发，呈现，找出真我的道路。

爱的发展

随着人的成长与成熟，爱的意义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接续出现的，而是累积出来的。婴儿需要以照顾和保护的方式被爱，长大后，这些需要就较不重要，但没有完全消失。爱的其他意义会逐渐呈现，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程度的重要性。人越成熟，爱的一样一就变得越广泛、复杂。

爱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在不同处境和不同时间会有所不同的过程。在母亲怀中的婴儿经验到的爱，其实不同于母亲付出的爱；这个母亲对丈夫说“我爱你”或是对年迈的父母说“我爱你”时，又各有不同的意义。

爱会随着成长和经验而发展。不同年龄的爱有不同的性质；此外，相同年纪在不同关系中的爱也有所不同，所以你会爱比萨、莫扎特、小孩、丈夫、自己或上帝。每一种爱都是不同的，即使在方言中，同样的“爱”字也被用来描述许多不同的情形；爱斯基摩人有许多字是用来描述不同性质的雪，我们可能也该用不同的字来描述不同性质的爱。

爱的阶段

我们在A Manual for LifeZ中谈到与他人、自己、生活发展成熟关系时，提到了爱的阶段。以下是更细腻的描述，比原初的版本多了一些增修。

爱的阶段

爱是支持
爱是增加力量
爱是启发
爱是重视人
爱是快乐
爱是认识
爱是脆弱和亲密
爱是接纳
爱是分享
爱是共同创造
爱是永恒

请注意这些发展阶段是累积添加上去的，虽然通常是按顺序由上往下进行，但这些爱的面向比较像织锦中丰富的元素，而不是一系列的现象。

在任何时刻，根据不同的成熟度，爱的能力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人会依据自己的个性和环境选择爱的表现方式。

爱是支持

依赖

婴儿在出生时是无助的，焦虑、害怕、一无所有的婴儿要依赖双亲才能生存、舒适、安心。当这些基本的身体和情感需求被父母满足时，小孩就觉得被爱。父母以照顾来表达爱，婴儿则在被照顾时体验爱。

最常被人当作爱的，就是照顾和被照顾的基本互动形式。这种互动对婴儿是必要的交流，因为他们有一种模糊但真实的恐惧，如果不被爱就可能被抛弃而无法活命。母亲和小孩的自然连接会因为互相以来的感觉而加强，不论从身体、情感或灵性来看，这种强烈的连接对小孩都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对父母而言，身体层面比较不重要，可是情感和灵性的需要可能比小孩更强烈。

这种爱（被保护和被需求的需要）会留存一生。人在成熟后会体认自己有照顾自己的能力，独立、分离、做出个人选择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但不论多么成熟，仍会一直带着这种婴儿式的依赖感觉，永远无法消除。随着人的成长，可以学会更自由选择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对什么人表达感受。

未满足的需求

需求的观念非常棘手，虽然小孩需要被爱，但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保护和刺激。此外，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发现自己爱人的能力，少了这个发现，就会持续留在婴儿期被人注意的渴望中。

被爱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时，小孩的反应先是焦虑，然后是害怕，接着是生气和愤怒，再次是沮丧，最后是绝望；当人失去挚爱的伴侣时，常常有完全相同的过程。可是，觉得被抛弃的小孩和承认有一项主要的差异：小孩真的有死亡的危险，但成人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下去。许多能干的承认仍会立即掉入婴儿时期被抛弃的恐惧中。

支持之爱的迷思

许多爱情故事把“爱就是需求和依赖”的观点变成神话，这被人视为模范，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这个伟大爱情故事背后的主题是两个人没有彼此就活不下去，他们以爱之名牺牲自己。大部分人似乎渴望拥有同样的浪漫悲剧。

安全感和控制

这种依赖的爱是不成熟的，人在其中试图控制爱的对象，以维持基本的安全感。相爱的人有许多控制的方法，讨好、操纵、威胁、讨人喜欢，或是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人，有些是社会较能接受的控制方式，借此得到安全感。

不论是小孩或成人，这种依赖的爱通常会伴随占有和理所当然的感觉，认为自己拥有对方，当拥有权受到威胁时，就会产生嫉妒。害怕被抛弃时，常常以嫉妒作为控制对方的方法。

显然这是物化的爱，不是真正的爱。执着于依赖和拥有时，就无法认识彼此，所以无法产生真正的爱。

讨好别人

小孩因为不安全感和害怕被抛弃而学会讨好父母，这是日后所有关系的基本动机。成长过程中，小孩持续从外界寻找支持和关注，试图以讨好来保住安全感。进入学校、发展同伴关系时，讨好一直都是重要的主题，先是带着这种动机试图讨好老师，后来则是讨好雇主和伴侣。奇怪的是，父母常常因为自己的强烈需求而讨好子女。所有讨好和被保护的渴望都和婴儿被抛弃的恐惧有关，大部分成人关系的背后都潜藏着这个主题。

接纳自己和对方的需求

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未解决的婴儿式依赖，但只是有这种依赖成为关系的核心主题时，才会造成问题，因为会使关系受到限制。在发展关系时，支持之爱其实是重要的基础材料，不但是关系发展初期阶段的必需品，而且这个阶段还牵涉到个人的脆弱感。互重视对方时，会害怕失去对方，婴儿也是以这种方式害怕失去父母。可以借由分享这种脆弱感而走出依赖，进入更大的自主。只要一方不试图以这种需求感控制另一方，就可以使脆弱感的分享成为滋养的时光，互相得到喜悦和满足。

爱的慰藉，有如雨后的阳光。

——莎士比亚

爱是增加力量

增加力量，不是赋予权力

我们在先前的著作中把这段标题定为“爱是赋予权力”，后来发现许多人分不清权力和力量的区别，所以我们现在把“权力”用在支配、顺从和控制的情景，人会彼此施展权力。另一方面，力量来自内在，可以维护真诚、主动的自我，包括自我觉察和自我负责的选择与行为，而不是加诸任何其他人身上的力量。

由于发现“赋予权力”这个用语会造成混淆，所以改用“增加力量”，以表达更清楚的意义。

当人越来越被赋予权力（累积权力）时就会更抓着对象不放。增加力量（内在力量的成长）则来自具体的自我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价值观、思想和感受。表达力量时，不需要反对或脱离任何人、事、物。

靠自己

小孩成长时会逐渐发展自给自足所需的技巧，先是抓和握的能力，然后是爬、走和说话，这些技巧能为小孩提供自信和自我价值感（所谓“个人的能力”）。这些技巧发展得越好，小孩就越不需要依赖别人而活，自信逐渐增加时，焦虑和恐惧就会减少。在这个过程中，小孩会急于核对父母的反应，因为父母是小孩生存的依据。

小孩在试验中不断核对父母的反应，看看新发现的独立恩能够里会得到赞成或反对。如果父母有被人需要的需要，小孩就会得到信息，认为向外探索是不好的，小孩的情感因而会一直绑在父母身上，因为内疚而回避探索和学习的自然渴望。在这种过度保护的环境中，父母通过小孩来逃避自己的不安全感，在他们有限的逻辑里，觉得自己对小孩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认为小孩无法自己成长和发展。

小孩年幼时，父母常以过度保护表现上述情形。小孩较大时，父母常常“为了他们好”而订立规则和告诫，以父母的世界观绑住小孩，而不是鼓励小孩发展自己的观点。小孩把学校功课带回家时，也常常有这种过度控制的情形，建议小孩应该如何画图、写作，妨碍小孩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如果父母能说：“你想要做什么？”而不是“你应该这样做”，小孩就能发展自己的观点和创意。“够好”的父母会鼓励小孩一步步走向自主和独立。

不愿放手的父母

有些父母本身就相信爱是照顾别人，当他们拥有或控制小孩时，常常根据自己的想法来表现爱，提供支持、保护和控制；由于这种态度会造成依赖，所以会限制父母和小孩的发展。这种父母在潜意识层面害怕失去孩子的依赖，小孩了解父母的害怕时，可能会以好几种方式反应，比如相信独立是危险的，而不愿取得自给自足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小孩想独立却得不到支持时，会产生怨恨、愤怒和反抗。

在成人关系中，彼此的吸引常常出于支持和被支持的渴望，当其中一方想成长为独立的人时，就会威胁依赖关系中的安全感，于是另一方觉得焦虑、受伤，生气并指责对方，可能试图用某种方式重新控制对方，而不是以爱支持对方成长为独立的个体。当人坚持以控制取代支持时，彼此就会疏离，觉得被对方忽略。这种关系的动力常常始于核心家庭中过度保护小孩的父母。

角色

角色是基于期望有所表现而产生的，所以会要求双方严守规则和习俗，而不是重视双方的独立和自主。内心匮乏的人为了安全感常常希望伴侣履行角色的要求，而不是探索自己的兴趣，例如，丈夫可能期望妻子留在家中做家事，却不考虑妻子较喜欢外出工作；妻子可能期望丈夫外出工作，却不顾丈夫较喜欢做家事。成熟的爱会乐于见到挚爱的人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充满自己的力量，较不需要依赖别人的同意。

自主

当爱是增加力量时，双方都被视为独立的人；在共有的孤独中，可以彼此拥抱而不互相依赖。于是两个人都能在个体化的过程中茁壮。

爱是两个孤独的人互相保护、接触和回应。

——里尔克

爱是启发

从混沌到秩序

对婴儿来说，内在和外在经验世界似乎毫无意义又容易引发焦虑。小孩通过个人能力和技巧的发展，逐渐获得特殊的世界观，包括个人的好恶与抱负。爱使小孩得到激励，促使他不断学习，逐渐脱离无知。启发之爱能帮助小孩在混沌中得到秩序。随着小孩逐渐成长和学习，就有更广泛的启发，这种小孩能越来越了解自我与他人。

小孩有学习和探索是的天性，随着生命的展现而得到启发。爱和这种启发有关：小孩学习新事物时会被爱着凉，父母能看到小孩眼睛发出的光芒。好奇是一种天生的功能，父母如果不会欣赏小孩学习的本能，有可能使小孩的好奇心发育不良或丧失。

在生活中学习

通过探索世界和自己，能使好奇心不断发展，愈益增强。生活会提供永无止境的学习可能性，学习和掌握天生的潜力，能使人得到强烈的满足感。当人越来越成为自己时，就会累积内在力量。学习不是累积许多事实，而是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以动态的方式整合和回应，以整个自我和环境应对。通过学习，可以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自己。

如果能享受学习，日后就能拥有启发的关系，不论是和配偶、小孩、伙伴、朋友的关系，都能如此。这种人会以伴侣的学习、成长、满足为乐，本身也会一直扩展视野，学习看见别人眼中的世界。

教导与探索

并不所以知识都能使人自由。资讯的教导常常以控制和奴役的方式进行，小孩在学校必须赞成和顺从老师的教导，这种教导的知识虽然有用，甚至可能是成功适应社会所必需的知识，但没有启发的作，只是便于建立和维持角色，无法帮助人探索自我。适应这种这种教条资讯的过程会扼杀人的本质。

人到中年，常常有一种发展自我的急迫感，但这时通常已经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迈向自我觉察和创造力的冲劲会成为破坏既有关系模式的力量，但这种破坏力能为双方重新赋予生命力，如果能学会欣赏彼此的创造力和学习，就能进入以爱启发的新世界。

镜像反映

我们先前讨论过各种镜像反映的类型（见“家庭花园“）。直接的镜像反映能促进自主的成长，扭曲的镜像反映常常发生在浪漫或以权力为基础的相会。

每一个人成为个体的过程（个体化）就是越来越觉察和认识自己。爱人的人会以关爱的方式提供资讯、经验、鼓励和回馈。以这种方式爱小孩的父母能体认子女是独立的个体，在父母和其他人直接的镜像反映刺激下，孩子就有自己成长、独立的能力，好象花园的植物只要浇水、照料，就能自行成长。父母的回馈常常不是出于关爱，而是批评、否定、控制、要求顺从，结果会伤害小孩的自我价值感。

父母通常比较在乎子女是否成为父母期望的样子，比较在意社会地位以及别人对子女的看法（因为会联系到别人对这一个家庭的看法），而较不关心年轻人的幸福和学习。有些父母把小孩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想借子女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在这种氛围下，子女被视为满足父母雄心壮志的工具，而不是有自身兴趣、想从自己的角度认识世界的个体。

当父母提供的是扭曲的镜像反映时，回映的形象会使小孩觉得变小（凹透镜）或变大（凸透镜）；两种错误的镜像都无法让小孩有机会切合实际地看见自己，也无法和世界建立和谐的关系。父母过度夸赞或严厉批评时，小孩都学不到正确的的自我评估。

你如此爱我，想要把我放在口袋随身携带，我将窒息而死。

——劳伦斯《儿子与情人》

这种占有的爱通常非常重要，许多社会文化上的成就都与此有关。许多人进入关系、生养子女、努力工作，都是想要这种拥有、照顾、改善他人的生活；这种爱建立了安全感的基础。被这种方式所爱时，会觉得自己有价值；可惜这种氛围里的自我价值感是建立在别人而不是自己身上。许多小孩无法符合父母、老师的期望，因而觉得能力不足、自卑、不受欢迎、没有价值、缺乏安全感，因为想得到别人的肯定而任其支配。

角色和理想我

小孩常常被当成物来抚养，必须扮演角色（好儿女、优秀的学生、慈爱的父母），很少因为自己身为人的本质而受到肯定。小孩被期望制造出理想我，才能得到肯定，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真我）被肯定。成长过程因为角色而得到赞赏的人，容易把自己物化，碰触不到自己更深的本质，因而同意自恨，缺乏使他们回归生命本质的自我觉察和自我接纳。

自我价值感

成人的核心问题就是自我价值感。在关系中，许多人只有在得到别人赞赏时才觉得有价值，这种依赖环境的人寻找的同伴是高度重视他们、乐于以讨好回报的人。这种态度一直很有用，但是当彼此达不到对方的期望时，就会产生怨恨、愤怒、排斥，接下来通常是沮丧、忧郁。

具有高度自我价值感的人不会物化自己，而是把自己当作人来重视；父母、朋友以这种方式重视他们的经验，也会激励这个过程。这种人被别人拒绝时，不会崩溃无助，也不会以防卫、暴力、报复来回应，他们能在紧要关头看清重要的主题：如实看见自己是什么人。他们容易感到脆弱，但不会逃避痛苦的感受，能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也不会责备他人。

重视人

这个阶段的爱是重视角色与成就之外的人本身，关系中的双方都被视为自主、独立、完整的人。由于被当作人来重视，不是当成物，所以两人之间没有拥有权的问题，而是在独立中共同成长。

爱是快乐

心中有爱的人会乐于看见别人的快乐，父母会被子女眼中闪现的光芒感动，因为这表示孩子与生命连接，父母会觉得快乐、安心、满足。父母对孩子的照顾多半是在潜意识中由这些感觉决定的，小孩的反应也多半是为了看见父母闪现的光芒。当双方都有这种光芒时，就进入共同创造的爱的状态。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别人并不是快乐的来源。在爱的状态，虽然快乐是由对方的存在激发的，但双方都要为自己的快乐负责。许多人坚信的快乐来自别人，只有自己被爱时，才觉得魁岸了。他们感觉不到自己快额的能力，却要别人负责。这种依赖环境的人容易用讨好的方式控制别人，以避免自己被别人拒绝，结果失去内在的力量和自主性。这不是爱！在爱中的人会各自成长，因成长而伟大；如果自我缩小，就表示丧失了爱。

两个人彼此相爱时，爱本身就是快乐，爱人的人在伴侣快乐十也觉得快乐。并不是你的爱让伴侣快乐，而是因为双方是各自不同的人，都能成长和主动地发展；自由自己才能使自己快乐。许多人心中怀着儿时被爱的渴望，难为被爱确实是舒服、快乐的事，可是，更深刻的快乐是能爱别人，感受到爱的辽阔和喜悦。

爱的快乐就在爱的过程，我们感受到的热情，比自己引发的热情，更另人快乐。

——拉罗什富科

爱是认识

当一个人卸下防卫时，就会想自己和对方显露真正的自己。当心墙倒下，双方就能如实看见彼此，在这个过程中，各自会向对方袒露自己。以这种方式了解彼此时，双方就会有越来越亲近、和谐的接触。

袒露自己才能让对方认识你；彼此也在认识对方的过程中，袒露更多的自己。认识这个字的语源是拉丁文recognoscere（意为再度知道），当人认识了自己的伴侣时，也就认识了自己，因日亿年 若不认识自己的某部分，就无法认识别人的相同部分。当认识到伴侣是一种生命的展现时，也就能感受到自己投入生命的感觉。在认识彼此时，可以在和谐的事物中看见自己的位置，，完全领会自己和对方及宇宙的合一。生命会因此发光，人会看见事件中更深的意义：开启灵性的层面。在神学中，显现的概念就是指生命力（上帝）的展现。当人认识彼此，就会如实地散发生命力。

每一个关系，从最亲近的亲子或伴侣乃至教疏远的同事和朋友，甚至搭公车遇见的司机，都是灵魂的交织。这种交织的礼物不只是人与人的亲密，也是自身灵魂的显现，更是进入灵魂深处的邀约。

——托马斯•穆尔

爱是脆弱和亲密

学习防卫

小孩发展的过程中，所接受的训练大部分是为安全感和生存做准备。教育和养育都鼓励人自我防卫，包括：教导如何扮演适当的角色、如何获得成就、顺从权威。小孩学习社交礼仪，接受家庭、学校和教堂的道德规范，学会压抑情绪、克服冲动、控制自己和别人。于是建立关系的模式，借由操纵他人和控制自己，以获得回报。

防卫和角色

人有自我防卫的倾向，以确保自己的生存，这是存货的必要现象。心理和情感上的生存与身体的生存同样重要：失去其一就好象失去全部。每一个人都会运用各种防卫以达到上述目的。特殊的防卫对人格和独特性有极大的影响，所以防卫系统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

可惜这些确保生存的防卫也会阻碍自我的全然表现，全然展现自己的人会受到责备、排斥和遗弃。对小孩而言（或是每一个人的内在小孩），这种排斥会被视为危及生存，所以学会角色的功能虽然有利于生存，却需要关闭或压抑能量身体，自我被“放入冷藏室，怀着重生的秘密愿望”，以避免他人的评断和排斥。这种人很难对别人或自己诚实，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不易受伤。

放下，让自己脆弱

如果想要有个人的成长（探索生命的意义），每个人终究必须放下防卫，才能体验自发性，感受存在的外在限制和内心世界的丰富。这种情形只发生在放下防卫、使防卫透明化，或将之全然抛弃时，也就是呈现脆弱面的时候。

小孩在一开始是脆弱的，面对生活的威胁和多变，小孩立刻学会必要的防卫和角色，否则就会被视为有缺陷或无能，常常被评断为愚笨。

天真的人就像小孩一样脆弱，一直保持赤子之心，但多少保有对人和生活的信赖，他们不用防卫，也不是愚笨，而是保持开放的心，但仍能好好活下拉一。他们的生活常常是别人的模范和启示。

爱是提供脆弱

爱就是提供这种脆弱，开放地呈现自我，天真而没有狡猾和控制。这种人能体验最真诚的自我，不需要自我设限的防卫，那是一种清新、开放、喜悦的情感状态。自我是辽阔的，能够体验到最远的界限。这时会出现一种罕见的契机：重新认识自我，全然活在当下，跳脱所有防卫。

由爱掌管时，就没有权力的意志；当权力支配时，就没有爱。爱与权力互为对方的阴影。

——荣格

成为脆弱的人

亲密时会渴望彼此分享自我，被对方认识。可是，想被认识，就必须脱去习惯的防卫和角色。进入成年期时，这些防卫已经根深蒂固，将之去除是非常困难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人以脆弱、没有防卫的方式呈现自己时，就是自我袒露，可以与别人有亲密的接触，没有心机、欺骗或操纵，他们的关系是真诚的，他们的爱包含极度的脆弱。在这种处境中，可能会觉得焦虑、不确定，但也是与人同在、自我袒露、可以产色回归年真实接触的处境。

少了脆弱，关系就只是角色和习惯行为，并没有真正认识彼此。许多湖您和长期伴侣关系就只是两个角色的相处，他们可能不曾表现脆弱、袒露自我。通过脆弱就有个人成长的可能，这种爱让彼此有认识和亲密的机会。

这种爱发生在整合期及之后的阶段。浪漫期和权力争夺期的脆弱极其有限。当脆弱升起，加上对自己和他人的好奇，就更完满地开启整合期。

爱是接纳

接纳

在以角色和义务为主的关系中，双方不够了解彼此，还不足以体验接纳的爱，当双方进入更为好奇、较少防卫的整合期，就能认识角色和物化形象之外的彼此，呈现这个部分时，就呢功能拥抱、接纳原本不认识的部分。好奇、觉察、承认的过程成为关系中一致的主题时，就能越来越了解和接纳自我与对方。接纳自我与对方的过程越来越深入时，就会不断产生新的成长、觉察和接纳。随着关系成熟，双方就会越来越有人性和个体化。

跳脱权力争夺

在权力争夺期双方会隐藏在防卫和角色之后，彼此无法认识，所以没有多少机会接纳自己或对方。这时会僵持在指责、内疚和轻视的状态，缺少好奇。在接纳的爱中，就能跳脱对错的限制，接受双方的想法、感受和态度，越来越愿意在彼此袒露中承认这些部分。这个过程能克服指责造成的限制，进入更深的接纳之爱；同时，接纳的过程也能克服自恨，使自我价值感得以成长。

在相互接纳的对话中，伴侣能接受单前的处境，不再抱怨或想要有所不同，可说是“卷起袖子”全然投入关系的目标，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会有兴趣。对任何转变都感到好奇和愿意面对，这正是整合期的特征。当关系加深，彼此的接纳之爱和自我接纳（自爱）就会更完满。

爱是分享

好的婚姻是两人都任命对方做自己孤独的守护者。

——里尔克

在关系的早期阶段，会以物化彼此防卫，两人都隐藏在防卫和心墙之后，没有真正的对话。进入整合期时，好奇就会大过防卫，袒露多于隐藏。在探索与好奇的氛围中，彼此袒露，脆弱而又坚强。双方都更加个体化，更为自主，也更为亲近，因为接纳了彼此的独立。伴侣能彼此开放、表现脆弱，不受期望、指责、内疚或防卫的限制，就能以爱分享感受。

照顾或关怀对方

分享如果期望回报，就不是爱。父母为孩子做事常常是为了控制孩子，要他们听话。这并没有错，不但合理，甚至可能是重要的。这是训练孩子的方式，也是对孩子的照顾。可是，小孩长大后，父母应该以更多的关怀取代这种照顾，才能渐渐脱离父母的角色，从人的角度和孩子相处。

避免固着于照顾的角色，内心才能越来越自由，也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这在主要的亲密关系中特别重要。彼此照顾会把人简化成依赖的对象，扼杀个人的成长，造成停滞、压抑的关系。关心对方则是尊重别人的个体性，父母以这种方式爱孩子时，就能以对方这个人为乐，看见个体化的自我逐渐浮现。主要关系中的伴侣能分享而不依赖时，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交流。

个体化

以这种方式分享，就会表达更多自我，越来越个体化；双方是独立的，又对彼此敏感。他们不需要为了个体化而疏远，通过相互交融（独立自主的人交融在一起）而保持亲近的互动。当分享出问题时（大部分家庭都有这种情形），小孩会为了成为独立的个体而反抗。分享有助于建立界限和自主，照顾和义务则建立心墙和依赖。

任何事只要一经分享就能强化亲密，例如，以负责的态度分享愤怒，不因为自己的愤怒指责别人，表达情绪的界限而没有暴力或控制的威胁感。嫉妒、占有、内疚、责备、期望和怨恨，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分享，促进彼此的亲密感。

学习分享

学习分享可以帮助人跳脱既有观点的限制，学习体认伴侣拥有完全不同但令人信服的观点。通过分享，我们能学会真正的蜻蜓，听见对方所听见的；同样的，也能学会新的看法，看见伴侣的观点提供了什么洞见，双方就能从中成长，跳脱儿时自我设限的自恋态度，发展更成熟、同理的反应，敏锐地了解彼此的感受和观点。

我们所做的，不论多么正直，都无法独立完成；所以，爱拯救了我们。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

爱是共同创造

我所知最引人注目的创作者就是以生活本身为媒介的艺术家……他们表达出难以言传的内容，不需要画笔、铁锤、黏土或吉他。他们既不绘画，也不雕塑，他们的媒介就是生命。只要他们一出现，不论碰触什么，都会为生活增色，他们看，却不需要画，可说是活生生的艺术家。

——斯通

共同创造

共同创造时，双方会分享一起投入生活时的觉察与领悟。在这种爱中，两人的生活会与周遭的人产生动态的互动，成为创造的过程，不只产生细腻的艺术作品，也会在生活的所有面向产生创造力（比如“耀眼”的室内装潢或烹饪的品位）。共同创造的证据会展现在工作、家庭生活和休闲活动中。在活动和彼此的互动中呈现非凡的生活品质：新奇、鲜明、活跃，甚至在小事上也看得出来。在关系的相互性中，这种人会把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当成创作。

关系里的灵性小孩

分享爱时，会创造一些新事物，有人称之为“结合力”，有人称之为“灵性小孩”，这些名称都是企图描述某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在相互分享、关怀、袒露的脆弱状态中，各人会更彻底地与对方同在，单纯地献出全部自我，没有心机，体验到自我的辽阔和真诚，清新而没有防卫，彼此有默契的同步；有人说好象是一种“灵魂的结合”，就好象界限完全消融，两个独立的人合而为一。

在你们的共处中，要保留许多空间。

——纪伯伦

结合与分开

事实上，向爱臣服并没有去除两人之间的界限，而是更清楚地接定界限。当我们体会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完全融合时，常常会感到心的刺痛。每个人始终是独立的，但可以更了解自己的独特，也更亲密地了解彼此，这是真正的认识。由于如此深知彼此的经验，以至于分隔的界限似乎消失了，合一似乎是可能的。这是两人分享爱所创造的状态的特征。

共同创造的启发性

共同创造的人所做的事和一起做事的方式，会影响其成果和周围的人，别人不但能看见这种爱，更会深受影响，也得到启发，在自己的个体化和分享中产生爱。

所有人类都爱一个充满爱的人。

——爱默生

爱是永恒

挚爱的人永不逝去

财产很快就被以往，人却永不被以往。自我所坚持的事物，即使有很高的价值，也会自然消逝；但被爱的人会成为动态关系的一部分，双方借此转化。彼此拥有的部分如果与爱无关，将会逐渐消失；可是爱中曾有的精髓永不逝去。

这种爱并没有把一方的个性强加在另一方身上，而是像呻吟相和的两种乐器，当对方出现时，就能呈现原本没有的和声。人不会因为爱的互动而改变，而是唤起自身本性的丰富。发生这种情形时，就不可能将之破坏，因为和声是永恒的。

胜过死亡的爱

所以，当一方死亡时，爱并没有停止。其实爱的强度常常因为身体的毁灭而增加。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因为车祸骤然过世，我们问这位朋友：“你现在是否与失去身体的他更加亲近？”她先是被我们的问题吓了一跳，可是，几天后，她说这个观点对她有很大的帮助，使她了解到自己与儿子的连接并不在于身体的存在，或是期待他重返人世；她发现自己对儿子的爱是永恒的。

爱的和谐

基本的生活共鸣和时空无关。人越发真诚时，就会连接到宇宙的共鸣，也连接到所有生命。所以，人的本质是永恒（不受时间限制）和无限（不受空间限制）；我们同时又是独特的、有限的个体。这是人在深处的灵性本质：每个人都参与永恒和无限。

宇宙之爱

在“自我与连接”图中，宇宙的共通能量可以被称为上帝（饿可以称为道、宇宙能量或宇宙之爱）。个人以独特的生命出现，从宇宙的能量之源散发而出。每个人在时空中都是分离、独特的，但必死之躯是永恒过程的展现。当人触碰到自己的真实本质（通过自我怜惜、呼吸、与他人对话），就会和宇宙之爱的状态和谐共鸣，他们在其中都是永远相关的。“爱是永恒”就是承认一切都是合一的。

这是爱的超个人层面。当伴侣发现更多的自己和彼此，就会在欣赏双方的独特性与完整性中转化，这不是超脱身体，不认同俗世生命的超越。在相爱关系中对话是一种严酷的考验，能使每个人的本质都被转化，这种爱的状态是和宇宙能量的重新结合。体验深刻的亲近，并不只是和自己与对方亲近，而是和所有生命亲近。他们通过彼此的碰触，与万物和谐地重新结合。

超越时空的连接

当人向自己与伴侣更彻底地敞开时，就开始瞥见更深的层面，看见人与人其实是连接的，不受时空限制，所以爱是永恒和无限的。永恒之爱的经验会揭示自己和整个宇宙连接的真相。人与生活共鸣时，就能跳脱使人分隔的社会角色：肤色、种族、教义和社会阶级；在重新合一时，就发现自己和生命本身是合一的，重新连接到和谐的宇宙共鸣（上帝）。

如果能在一粒沙中找到全是，也就能在生活的一小点中找到灵魂本身，命运在此交会，心与人在此交织。

——托马斯•穆尔

全然活在相爱关系中的人

在成熟的关系中，会经历本章谈到的爱的诸多面向。在彼此的对话与欣赏中，关系持续发展，永不止息，正如下面这首诗所描绘的：

感谢一位朋友

你先是用我觉得陌生的方式爱我
就好象羽翼未丰的小鸟对气流感到陌生，
给我支持却不要求我拍动双翼。
当我信赖你，
当我不由自主以整个人信赖你，
你以信赖接纳我的信赖
对你信赖的人充满信心。
你叫我看你的前面，看见你所看见的，
听见你听到的声音，赞扬你所赞扬的声音，
那是你的声音，还有我的声音。
我飞入完美之爱的灵魂之流
永远品尝生命树的果实
因为你爱我却不占有我，
因为你没有努力说服我，
因为你属于我所属于的生命
你认识他，也让我认识他。
现在，我心中的感谢
可以放在金杯中
给你吗？
这只是：你所付出又付出的，
我也付出，而且永远付出。
因为它与你同在，也必与我同在。
所知道的一切，而且是欢乐的知道，
就是真正朋友的价值。

——西奥多•布莱克

]]> 2010-1-30 23:26:00(0) 陈寿文 2010-1-27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745062&idWriter=0&Key=0



做梦的艺术：清净心灵
　　
　　陈寿文
　　
　　许多生活经验能跨越文化籓篱，这些经验可以为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的人创造共同的基础，梦就是我们共有的经验之一。除了特殊健康状况或某些药物的影响，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做梦。许多人注意自己的梦，加以处理，从中得到日间生活所没有的洞识。
　　
　　从古时候，梦就被认定是灵感、神秘和讯息的来源。对巫术而言，梦使他们注意神圣的使命；而对以色列的先知而言，梦是来自上帝的讯息。在古地中海文化中，梦被视为疗愈的来源，人群会聚集到医药与疗愈之神（Asklepios）的庙宇，以期待孵育出疗愈之梦。晚近，梦被心理学视为“通往潜意识的途径”（弗洛依德），以及来自潜意识的疗愈讯息和直觉智慧（荣格）。
　　
　　而超个人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潜意识除了低层潜意识，还有高层潜意识。“人格中早就存有种‘高级电路’，就像低层潜意识一样，操纵了我们的喜怒哀乐。高峰经验、创造能力、美学观点以及灵性修持，都是这些高层能力的表现，它是实现比我们内显的完善境界的自然趋向。”（马斯洛语）人们若能欣然相应，便会产生有共目睹的转变：艺术创作、深刻创见、科技上的突破、人格的转变、新的融汇贯通、忘我的奉献、价值的改变、博爱的行为、改变生活方向、对人类的积极贡献，为使命献身的更深热忱……
　　
　　潜意识是超现实主义的创作大师。它创作梦的素材包括被压抑的情感，未完全体验的经历，童年深刻的印记，现实生活的碎片以及近期萦绕于心的所思所为。潜意识会把这些元素信手拈来，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逻辑糅合在一起，制造出令人眩目的奇幻效果，而这种逻辑却不是我们意识层面的推理和判断所能理解的。
　　
　　潜意识是一个睿智的家伙，它是通过梦来提示梦者人生最核心的奥秘体验、被意识忽略的情感密码、有待处理的一段过往伤痛或者对未来的预示。梦是通往自我了解的路径，是探索心性的密门。
　　
　　梦是超越我们理性思维的那一部分的表达。它们通过我们的右脑进来，而右脑擅长以画面形式思考，感知肌肉运动知觉。为了能够理解，我们必需用左脑抓住并领会这些信息，左脑是运用语言和概念进行线性思维的系统。我们倾向于只用左脑来看我们的生活事件，但其实也可以更多运用直觉型的右脑，这可以使得我们以更平衡的方式去认识事物。这也让我们看到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获得更全面的图景。
　　
　　美国作家卡斯塔尼达，以唐望故事系列而著名。他出生在南美洲，年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后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以“印第安人使用的药用植物”作为其人类学研究重点。1960年，在为论文收集资料时，他结识了一位雅基族印第安老人唐望，之后被唐望收为巫术门徒。
　　
　　卡斯塔尼达刚开始不信巫术，但以理性的态度巨细无遗地记录下了唐望教授巫术的过程。1968年，他出版第一本著作《唐望的教诲——雅基文化的知识系统》。该书在当时的美国文化界造成轰动，唤醒了美国文化对印第安传统智慧的兴趣，成为意想不到的畅销书。《时代周刊》曾于1973年3月以封面专题的形式报道卡斯塔尼达的故事，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之后的三十多年，卡斯塔尼达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唐望故事，对当代美国的灵性思潮影响巨大。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做梦的艺术》（The Art of Dreaming），是唐望故事系列中的第九本。它是卡斯塔尼达首次以全书来探讨一个巫术主题：做梦，以控制梦的训练使梦境成为另一种现实，进而达到超越现实的目标。以神秘学的观点来看，梦的控制与禅定观想等修持法门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梦是人类潜意识的直接投射，因此对于梦的控制，其内在意义便是达成一种理性与潜意识（非理性、超理性）的统合。
　　
　　根据唐望的描述，有两种知觉生物漫游在地球上：有机生物与无机生物。两者都是明晰体，都被无数的宇宙能量纤维穿过。请想像人类有两个层次：肉体及明晰体，明晰体(茧)呈蛋形或球形，有肉体的两倍大，是人类的能量本质，又称能量体。
　　
　　只要是明晰体都会有一个聚合点（Assemblage Point），无机生物世界不在我们平常固定的聚合点位置上，所以就日常意识而言无法感知，但其确实存在，其他世界亦然。人类聚合点约网球大，周围有一圈明亮的光环，而那光辉就是意识。
　　
　　聚合点与它的光环是生命与意识的记号，人死亡时明晰茧破裂，意识之光由开口逸出，明晰体即刻光熄生灭，当聚合点偏离原来的固定位置，不仅意识状态随之改变，也能够聚合穿过的不同宇宙放射成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聚合点在睡眠时很容易移动，梦与这类移动有密切关系，聚合点移动愈大所做的梦越怪异。既然梦是聚合点 (意识) 移动后的结果，所发生的梦事件就不会纪录在肉体的大脑而是在能量体的聚合点所移动到的新位置上。聚合点的位置就像储存纪录的仓库。能量体的知识无限庞大，完整的纪录是被储存在聚合点的位置上，只能被重新经验。
　　
　　你记不起你的梦，原因之一大概是缺乏传输所需的基本能量，你偶尔能记起的梦必然是在你能量状态较为理想的情况之下。“做梦的艺术”也就是藉由纪律的训练，在睡眠及平常的梦中，培养并实行一种有系统的移动聚合点的能力，以控制梦的训练使梦境成为另一种现实。
　　
　　根据唐望的观念，唯有先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某种程度的心灵平衡，没有压抑或内在的冲突，控制梦才成为可能。可以说，梦的控制就是心灵状态是否会清明坚实的直接证明。生活在当前复杂的工业社会中，要想尝试做到书中境界，势必得从日常生活形态上做根本的检讨与改变才行。
　　
　　《做梦的艺术》（美）卡罗斯•卡斯塔尼达著，鲁宓译，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0年1月一版一次，28元
]]> 2010-1-30 14:52:00(1) 陈寿文 2010-1-26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722762&idWriter=0&Key=0 CHAPTER EIGHT: Enlightened Relationships

Enter the Now from Wherever You Are
Love/Hate Relationships
Addiction and the Search for Wholeness
From Addictive to Enlightened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s as Spiritual Practice
Why Women Are Closer to Enlightenment
Dissolving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Give 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Chapter Eight

ENLIGHTENED RELATIONSHIPS

ENTER THE NOW FROM WHEREVER YOU ARE

I always thought that true enlightenment is not possible except through love in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n't this what makes us whole again? How can one's life be fulfilled until that happens?

Is that true in your experience? Has this happened to you?

Not yet, but how could it be otherwise? I know that it will happen.

In other words, you are waiting for an event in time to save you. Is this not the core error that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Salvation is not elsewhere in place or time. It is here and now.

What does that statement mean, "salvation is here and now"? I don't understand it. I don't even know what salvation means.

Most people pursue physical pleasures or various forms of psychological gratification because they believe that those things will make them happy or free them from a feeling of fear or lack. Happiness may be perceived as a heightened sense of aliveness attained through physical pleasure, or a more secure and more complete sense of self attained through some form of psychological gratification. This is the search for salvation from a state of unsatisfactoriness or insufficiency. Invariably, any satisfaction that they obtain is short-lived, so the condition of satisfaction or fulfillment is usually projected once again onto an imaginary point away from the here and now. "When I obtain this or am free of that — then I will be okay." This is the unconscious mind-set that creates the illusion of salvation in the future.

True salvation is fulfillment, peace, life in all its fullness. It is to be who you are, to feel within you the good that has no opposite, the joy of Being that depends on nothing outside itself. It is felt not as a passing experience but as an abiding presence. In theistic language, it is to "know God" — not as something outside you but as your own innermost essence. True salvation is to know yourself as an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timeless and formless One Life from which all that exists derives its being. True salvation is a state of freedom — from fear, from suffering, from a perceived state of lack and insufficiency and therefore from all wanting, needing, grasping, and dinging. It is freedom from compulsive thinking, from negativity, and above all from past and future as a psychological need. Your mind is telling you that you cannot get there from here. Something needs to happen, or you need to become this or that before you can be free and fulfilled. It is saying, in fact, that you need time — that you need to find, sort out, do, achieve, acquire, become, or understand something before you can be free or complete. You see time as the means to salvation, whereas in truth it is the greatest obstacle to salvation. You think that you can't get there from where and who you are at this moment because you are not yet complete or good enough, but the truth is that here and now is the only point from where you can get there. You "get' there by realizing that you are there already. You find God the moment you realize that you don't need to seek God. So there is no only way to salvation: Any condition can be used, but no particular condition is needed. However, there is only one point of access: the Now: There can be no salvation away from this moment. You are lonely and without a partner? Enter the Now from there. You are in a relationship? Enter the Now from there.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ever do or attain that will get you closer to salvation than it is at this moment. This may be hard to grasp for a mind accustomed to thinking that everything worthwhile is in the future. Nor can anything that you ever did or that was done to you in the past prevent you from saying yes to what is and taking your attention deeply into the Now. You cannot do this in the future. You do it now or not at all.

§

LOVE/HATE RELATIONSHIPS

Unless and until you access the consciousness frequency of presence, all relationships, and particularly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re deeply flawed and ultimately dysfunctional. They may seem perfect for a while, such as when you are "in love," but invariably that apparent perfection gets disrupted as arguments, conflicts, dissatisfaction, and emotional or even physical violence occur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It seems that most "love relationships" become love/hate relationships before long. Love can then turn into savage attack, feelings of hostility, or complete withdrawal of affection at the flick of a switch. This is considered normal. The relationship then oscillates for a while, a few months or a few years, between the polarities of "love" and hate, and it gives you as much pleasure as it gives you pain. It is not uncommon for couples to become addicted to those cycles. Their drama makes them feel alive. When a balance between the positive/negative polarities is lost and the negative, destructive cycles occur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which tends to happen sooner or later, then it will not be long before the relationship finally collapses.

It may appear that if you could only eliminate the negative or destructive cycles, then all would be well and the relationship would flower beautifully — but alas, this is not possible. The polarities are mutually interdependent. You canno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The positive already contains within itself the as yet unmanifested negative. Both are in fac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dysfunction. I am speaking here of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 not of true love, which has no opposite because it arises from beyond the mind. Love as a continuous state is as yet very rare — as rare as conscious human beings. Brief and elusive glimpses of love, however, are possible whenever there is a gap in the stream of mind.
The negative side of a relationship is, of course, more easily recognizable as dysfunctional than the positive one. And it is also easier to recognize the source of negativity in your partner than to see it in yourself. It can manifest in many forms: possessiveness, jealousy, control, withdrawal and unspoken resentment, the need to be right, insensitivity and self-absorption, emotional demands and manipulation, the urge to argue, criticize, judge, blame, or attack, anger, unconscious revenge for past pain inflicted by a parent, rage and physical violence.

On the positive side, you are "in love" with your partner. This is at first a deeply satisfying state. You feel intensely alive. Your existence has suddenly become meaningful because someone needs you, wants you, and makes you feel special, and you do the same for him or her. When you are together, you feel whole. The feeling can become so intense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fades into insignificance.

However, you may also have noticed that there is a neediness and a clinging quality to that intensity. You become addicted to the other person. He or she acts on you like a drug. You are on a high when the drug is available, but even the possibility or the thought that he or she might no longer be there for you can lead to jealousy, possessiveness, attempts at manipulation through emotional blackmail, blaming and accusing — fear of loss. If the other person does leave you, this can give rise to the most intense hostility or the most profound grief and despair. In an instant, loving tenderness can turn into a savage attack or dreadful grief. Where is the love now? Can love change into its opposite in an instant? Was it love in the first place, or just an addictive grasping and clinging?

ADDICTION AND THE SEARCH FOR WHOLENESS

Why should we become addicted to another person?

The reason why the romantic love relationship is such an intense and universally sought-after experience is that it seems to offer liberation from a deep-seated state of fear, need, lack, and incompleteness that is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in its unredeemed and unenlightened state. There is a physical as well as a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to this state.

On the physical level, you are obviously not whole, nor will you ever be: You are either a man or a woman, which is to say, one-half of the whole. On this level, the longing for wholeness — the return to oneness — manifests as male-female attraction, man's need for a woman, woman's need for a man. It is an almost irresistible urge for union with the opposite energy polarity. The root of this physical urge is a spiritual one: the longing for an end to duality, a return to the state of wholeness. Sexual union is the closest you can get to this state on the physical level. This is why it is the most deeply satisfying experience the physical realm can offer. But sexual union is no more than a fleeting glimpse of wholeness, an instant of bliss. As long as it is unconsciously sought as a means of salvation, you are seeking the end of duality on the level of form, where it cannot be found. You are given a tantalizing glimpse of heaven, but you are not allowed to dwell there, and find yourself again in a separate body.

O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the sense of lack and incompleteness is, if anything, even greater than on the physical level. As long as you are identified with the mind, you have an externally derived sense of self. That is to say, you get your sense of who you are from things that ultimatel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ho you are: your social role, possessions, external appearanc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belief systems, and so on. This false, mind-made self, the ego, feels vulnerable, insecure, and is always seeking new things to identify with to give it a feeling that it exists. But nothing is ever enough to give it lasting fulfillment. Its fear remains; its sense of lack and neediness remains.

But then that special relationship comes along. It seems to be the answer to all the ego's problems and to meet all its needs. At least this is how it appears at first. All the other things that you derived your sense of self from before, now become relatively insignificant. You now have a single focal point that replaces them all, gives meaning to your life, and through which you define your identity: the person you are "in love" with. You are no longer a disconnected fragment in an uncaring universe, or so it seems. Your world now has a center: the loved one. The fact that the center is outside you and that, therefore, you still have an externally derived sense of self does not seem to matter at first. What matters is that the underlying feelings of incompleteness, of fear, lack and unfulfillment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egoic state are no longer there — or are they? Have they dissolved, or do they continue to exist underneath the happy surface reality?

If in your relationships you experience both "love" and the opposite of love — attack, emotional violence, and so on — then it is likely that you are confusing ego attachment and addictive clinging with love. You cannot love your partner one moment and attack him or her the next. True love has no opposite. If your "love" has an opposite, then it is not love but a strong ego-need for a more complete and deeper sense of self, a need that the other person temporarily meets. It is the ego's substitute for salvation, and for a short time it almost does feel like salvation.

But there comes a point when your partner behaves in ways that fail to meet your needs, or rather those of your ego. The feelings of fear, pain, and lack that are an intrinsic part of egoic consciousness but had been covered up by the "love relationship" now resurface. Just as with every other addiction, you are on a high when the drug is available, but invariably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the drug no longer works for you. When those painful feelings reappear, you feel them even more strongly than before, and what is more, you now perceive your partner as the cause of those feelings. This means that you project them outward and attack the other with all the savage violence that is part of your pain. This attack may awaken the partner's own pain, and he or she may counter your attack. At this point, the ego is still unconsciously hoping that its attack or its attempts at manipulation will be sufficient punishment to induce your partner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so that it can use them again as a cover-up for your pain.

Every addiction arises from an unconscious refusal to face and move through your own pain. Every addiction starts with pain and ends with pain. Whatever the substance you are addicted to — alcohol, food, legal or illegal drugs, or a person — you are using something or somebody to cover up your pain. That is why, after the initial euphoria has passed, there is so much unhappiness, so much pai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They do not cause pain and unhappiness. They bring out the pain and unhappiness that is already in you. Every addiction does that. Every addiction reaches a point where it does not work for you anymore, and then you feel the pain more intensely than ever.

This is one reason why most people are always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e present moment and are seeking some kind of salvation in the future, The first thing that they might encounter if they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Now is their own pain, and this is what they fear. If they only knew how easy it is to access in the Now the power of presence that dissolves the past and its pain, the reality that dissolves the illusion. If they only knew how close they are to their own reality, how dose to God.

Avoidance of relationships in an attempt to avoid pain is not the answer either. The pain is there anyway. Three failed relationships in as many years are more likely to force you into awakening than three years on a desert island or shut away in your room. But if you could bring intense presence into your aloneness, that would work for you too.

§

FROM ADDICTIVE TO ENLIGHTENED RELATIONSHIPS

Can we change an addictive relationship into a true one ?

Yes. Being present and intensifying your presence by taking your attention ever more deeply into the Now:. Whether you are living alone or with a partner, this remains the key. For love to flourish, the light of your presence needs to be strong enough so that you no longer get taken over by the thinker or the pain-body and mistake them for who you are. To know yourself as the Being underneath the thinker, the stillness underneath the mental noise, the love and joy underneath the pain, is freedom, salvation, enlightenment. To disidentify from the pain-body is to bring presence into the pain and thus transmute it. To disidentify from thinking is to be the silent watcher of your thoughts and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repetitive patterns of your mind and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ego.

If you stop investing it with "selfness," the mind loses its compulsive quality, which basically is the compulsion to judge, and so to resist what is, which creates conflict, drama, and new pain. In fact, the moment that judgment stops through acceptance of what is, you are free of the mind. You have made room for love, for joy, for peace. First you stop judging yourself; then you stop judging your partner. The greatest catalyst for change in a relationship is complete acceptance of your partner as he or she is, without needing to judge or change them in any way. That immediately takes you beyond ego. All mind games and all addictive clinging are then over. There are no victims and no perpetrators anymore, no accuser and accused. This is also the end of all codependency, of being drawn into somebody else's unconscious pattern and thereby enabling it to continue. You will then either separate — in love — or move ever more deeply into the Now together — into Being. Can it be that simple? Yes, it is that simple.

Love is a state of Being. Your love is not outside; it is deep within you. You can never lose it, and it cannot leave you. It is not dependent on some other body, some external form.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presence, you can feel your own formless and timeless reality as the unmanifested life that animates your physical form. You can then feel the same life deep within every other human and every other creature. You look beyond the veil of form and separation. This is the realization of oneness. This is love.

What is God? The eternal One Life underneath all the forms of life. What is love? To feel the presence of that One Life deep within yourself and within all creatures. To be it. Therefore, all love is the lov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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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is not selective, just as the light of the sun is not selective. It does not make one person special. It is not exclusive. Exclusivity is not the love of God but the "love" of ego. However, the intensity with which true love is felt can vary. There may be one person who reflects your love back to you more clearly and more intensely than others, and if that person feels the same toward you, it can be said that you are in a love relationship with him or her. The bond that connects you with that person is the same bond that connects you with the person sitting next to you on a bus, or with a bird, a tree, a flower. Only the degree of intensity with which it is felt differs.

Even in an otherwise addictive relationship, there may be moments when something more real shines through, something beyond your mutual addictive needs. These are moments when both your and your partner's mind briefly subside and the pain-body is temporarily in a dormant state. This may sometimes happen during physical intimacy, or when you are both witnessing the miracle of childbirth, or in the presence of death, or when one of you is seriously ill — anything that renders the mind powerless. When this happens, your Being, which is usually buried underneath the mind, becomes revealed, and it is this that makes true communication possible.

True communication is communion — the realization of oneness, which is love. Usually, this is quickly lost again, unless you are able to stay present enough to keep out the mind and its old patterns. As soon as the mind and mind identification return, you are no longer yourself but a mental image of yourself, and you start playing games and roles again to get your ego needs met. You are a human mind again, pretending to be a human being, interacting with another mind, playing a drama called "love."

Although brief glimpses are possible, love cannot flourish unless you are permanently free of mind identification and your presence is intense enough to have dissolved the pain-body — or you can at least remain present as the watcher. The pain-body cannot then take you over and so become destructive of love.

RELATIONSHIPS AS SPIRITUAL PRACTICE

As the egoic mode of consciousness and all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that it created enter the final stage of collaps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reflect the deep state of crisis in which humanity now finds itself. As huma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dentified with their mind, most relationships are not rooted in Being and so turn into a source of pain and become dominated by problems and conflict.

Millions are now living alone or as single parents, unable to establish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or unwilling to repeat the insane drama of past relationships. Others go from one relationship to another, from one pleasure-and-pain cycle to another, in search of the elusive goal of fulfillment through union with the opposite energy polarity. Still others compromise and continue to be together in a dysfunctional relationship in which negativity prevails, for the sake of the children or security, through force of habit, fear of being alone, or some other mutually "beneficial" arrangement, or even through the unconscious addiction to the excitement of emotional drama and pain.

However, every crisis represents not only danger but also opportunity. If relationships energize and magnify egoic mind patterns and activate the pain-body, as they do at this time, why not accept this fact rather than try to escape from it? Why not cooperate with it instead of avoiding relationships or continuing to pursue the phantom of an ideal partner as an answer to your problems or a means of felling fulfilled? The opportunity that is concealed within every crisis does not manifest until all the facts of any given situation are acknowledged and fully accepted. As long as you deny them, as long as you try to escape from them or wish that things were different,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does not open up, and you remain trapped inside that situation, which will remain the same or deteriorate further.

With the acknowledgment and acceptance of the facts also comes a degree of freedom from them. For example, when you know there is disharmony and you hold that "knowing," through your knowing a new factor has come in, and the disharmony cannot remain unchanged. When you know you are not at peace, your knowing creates a still space that surrounds your nonpeace in a loving and tender embrace and then transmutes your nonpeace into peace. As far as inner transformation is concerned,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You cannot transform yourself, and you certainly cannot transform your partner or anybody else. All you can do is create a space for transformation to happen, for grace and love to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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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whenever your relationship is not working, whenever it brings out the "madness" in you and in your partner, be glad. What was unconscious is being brought up to the light.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salvation. Every moment, hold the knowing of that moment, particularly of your inner state. If there is anger, know that there is anger. If there is jealousy, defensiveness, the urge to argue, the need to be right, an inner child demanding love and attention, or emotional pain of any kind — whatever it is, know the reality of that moment and hold the knowing. The relationship then becomes your sadhana, your spiritual practice. If you observe unconscious behavior in your partner, hold it in the loving embrace of your knowing so that you won't react. Unconsciousness and knowing cannot coexist for long — even if the knowing is only in the other person and not in the one who is acting out the unconsciousness. The energy form that lies behind hostility and attack finds the presence of love absolutely intolerable. If you react at all to your partner's unconsciousness, you become unconscious yourself. But if you then remember to know your reaction, nothing is lost.

Humanity is under great pressure to evolve because it is our only chance of survival as a race. This will affect every aspect of your life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particular. Never before have relationships been as problematic and conflict ridden as they are now. As you may have noticed, they are not here to make you happy or fulfilled. If you continue to pursue the goal of salvation through a relationship, you will be disillusioned again and again. But if you accept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here to make you conscious instead of happy, then the relationship will offer you salvation, and you will be aligning yourself with the higher consciousness that wants to be born into this world. For those who hold on to the old patterns, there will be increasing pain, violence, confusion, and madness.

I suppose that it takes two to make a relationship into a spiritual practice, as you suggest. For example, my partner is still acting out his old patterns of jealousy and control. I have pointed this out many times, but he is unable to see it.

How many people does it take to make your life into a spiritual practice? Never mind if your partner will not cooperate. Sanity — consciousness — can only come into this world through you. You do not need to wait for the world to become sane, or for somebody else to become conscious, before you can be enlightened. You may wait forever. Do not accuse each other of being unconscious. The moment you start to argue, you have identified with a mental position and are now defending not only that position but also your sense of self. The ego is in charge. You have become unconscious. At times,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point out certain aspects of your partner's behavior. If you are very alert, very present, you can do so without ego involvement — without blaming, accusing, or making the other wrong.

When your partner behaves unconsciously, relinquish all judgment. Judgment is either to confuse someone's unconscious behavior with who they are or to project your own unconsciousness onto another person and mistake that for who they are. To relinquish judgment does not mean that you do not recognize dysfunction and unconsciousness when you see it. It means "being the knowing" rather than "being the reaction" and the judge. You will then either be totally free of reaction or you may react and still be the knowing, the space in which the reaction is watched and allowed to be. Instead of fighting the darkness, you bring in the light. Instead of reacting to delusion, you see the delusion yet at the same time look through it. Being the knowing creates a clear space of loving presence that allows all things and all people to be as they are. No greater catalyst for transformation exists. If you practice this, your partner cannot stay with you and remain unconscious.

If you both agree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your spiritual practice, so much the better. You can then express y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to each other as soon as they occur, or as soon as a reaction comes up, so that you do not create a time gap in which an unexpressed or unacknowledged emotion or grievance can fester and grow. Learn to give expression to what you feel without blaming. Learn to listen to your partner in an open, nondefensive way. Give your partner space for expressing himself or herself. Be present. Accusing, defending, attacking — all those patterns that are designed to strengthen or protect the ego or to get its needs met will then become redundant. Giving space to others — and to yourself— is vital. Love cannot flourish without it. When you have removed the two factors that are destructive of relationships: When the pain-body has been transmuted and you are no longer identified with mind and mental positions, and if your partner has done the same, you will experience the bliss of the flowering of relationship. Instead of mirroring to each other your pain and your unconsciousness, instead of satisfying your mutual addictive ego needs, you will reflect back to each other the love that you feel deep within, the love that comes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your oneness with all that is. This is the love that has no opposite.

If your partner is still identified with the mind and the pain-body while you are already free, this will represent a major challenge — not to you but to your partner. It is not easy to live with an enlightened person, or rather it is so easy that the ego finds it extremely threatening. Remember that the ego needs problems, conflict, and "enemies"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separateness on which its identity depends. The unenlightened partner's mind will be deeply frustrated because its fixed positions are not resisted, which means they will become shaky and weak, and there is even the "danger" that they may collapse altogether, resulting in loss of self. The pain-body is demanding feedback and not getting it. The need for argument, drama, and conflict is not being met. But beware: Some people who are unresponsive, withdrawn, insensitive, or cut off from their feelings may think and try to convince others that they are enlightened, or at least that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them and everything wrong with their partner. Men tend to do that more than women. They may see their female partners as irrational or emotional. But if you can feel your emotions, you are not far from the radiant inner body just underneath. If you are mainly in your head, the distance is much greater, and you need to bring consciousness into the emotional body before you can reach the inner body.

If there isn't an emanation of love and joy, complete presence and openness toward all beings, then it is not enlightenment. Another indicator is how a person behaves in difficult or challenging situations or when things "go wrong." If your "enlightenment" is egoic self-delusion, then life will soon give you a challenge that will bring out your unconsciousness in whatever form — as fear, anger, defensiveness, judgment, depression, and so on. If you are in a relationship, many of your challenges will come through your partner. For example, a woman may be challenged by an unresponsive male partner who lives almost entirely in his head. She will be challenged by his inability to hear her, to give her attention and space to be, which is due to his lack of presence. The absence of love i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is usually more keenly felt by a woman than a man, will trigger the woman's pain-body, and through it she will attack her partner — blame, criticize, make wrong, and so on. This in turn now becomes his challenge.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her pain-body's attack, which he sees as totally unwarranted, he will become even more deeply entrenched in his mental positions as he justifies, defends himself or counterattacks. Eventually, this may activate his own pain-body. When both partners have thus been taken over, a level of deep unconsciousness has been reached, of emotional violence, savage attack and counterattack. It will not subside until both pain-bodies have replenished themselves and then enter the dormant stage. Until the next time.

This is only one of an endless number of possible scenarios. Many volumes have been written, and many more could be written, about the ways in which unconsciousness is brought out in male-female relationships. But, as I said earlier, once you understand the root of the dysfunction, you do not need to explore its countless manifestations.

Let's briefly look again at the scenario I have just described. Every challenge that it contains is actually a disguised opportunity for salvation. At every stage of the unfolding dysfunctional process, freedom from unconsciousness is possible. For example, the woman's hostility could become a signal for the man to come out of his mind-identified state, awaken into the Now, become present — instead of becoming even more identified with his mind, even more unconscious. Instead of "being" the pain-body, the woman could be the knowing that watches the emotional pain in herself, thus accessing the power of the Now and initiating the transmutation of the pain. This would remove the compulsive and automatic outward projection of it. She could then express her feelings to her partn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course, that he will listen, but it gives him a good chance to become present and certainly breaks the insane cycle of the involuntary acting out of old mind patterns. If the woman misses that opportunity, the man could watch his own mental-emotional reaction to her pain, his own defensiveness, rather than being the reaction. He could then watch his own pain-body being triggered and thus bring consciousness into his emotions. In this way, a clear and still space of pure awareness would come into being — the knowing, the silent witness, the watcher. This awareness does not deny the pain and yet is beyond it. It allows the pain to be and yet transmutes it at the same time. It accepts everything and transforms everything. A door would have opened up for her through which she could easily join him in that space.

If you are consistently or at least predominantly present in your relationship, this will be the greatest challenge for your partner.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tolerate your presence for very long and stay unconscious. If they are ready, they will walk through the door that you opened for them and join you in that state. If they are not, you will separate like oil and water. The light is too painful for someone who wants to remain in darkness.

WHY WOMEN ARE CLOSER TO ENLIGHTENMENT

Are the obstacles to enlightenment the same for a man as for a woman?

Yes, but the emphasis is different.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easier for a woman to feel and be in her body, so she is naturally closer to Being and potentially closer to enlightenment than a man. This is why many ancient cultures instinctively chose female figures or analogies to represent or describe the formless and transcendental reality. It was often seen as a womb that gives birth to everything in creation and sustains and nourishes it during its life as form. In the Tao Te Ching,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and profound books ever written, the Tao, which could be translated as Being, is described as "infinite, eternally present, the mother of the universe." Naturally, women are closer to it than men since they virtually "embody" the Unmanifested. What is more, all creatures and all things must eventually return to the Source. 'All things vanish into the Tao. It alone endures." Since the Source is seen as female, this is represented as the light and dark sides of the archetypal feminine in psychology and mythology. The Goddess or Divine Mother has two aspects: She gives life, and she takes life.
When the mind took over and humans lost touch with the reality of their divine essence, they started to think of God as a male figure. Society became male dominated, and the female was made subordinate to the male.

I am not suggesting a return to earlier femal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ivine. Some people now use the term Goddess instead of God. They are redressing a bala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that was lost a long time ago, and that is good. But it is still a representation and a concept, perhaps temporarily useful, just as a map or a signpost is temporarily useful, but more a hindrance than a help when you are ready to realize the reality beyond all concepts and images. What does remain true, however, is that the energy frequency of the mind appears to be essentially male. The mind resists, fights for control, uses, manipulates, attacks, tries to grasp and possess, and so on. This is why the traditional God is a patriarchal, controlling authority figure, an often angry man who you should live in fear of, as the Old Testament suggests. This God is a projection of the human mind.

To go beyond the mind and reconnect with the deeper reality of Being, very different qualities are needed: surrender, nonjudgment, an openness that allows life to be instead of resisting it, the capacity to hold all things in the loving embrace of your knowing. All these qualifies are much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emale principle. Whereas mind-energy is hard and rigid, Being-energy is soft and yielding and yet infinitely more powerful than mind. The mind runs our civilization, whereas Being is in charge of all life on our planet and beyond. Being is the very Intelligence whose visible manifestation is the physical universe. Although women are potentially closer to it, men can also access it within themselves.

At this time, the vast majority of men as well as women are still in the grip of the mind: identified with the thinker and the pain-body. This, of course, is what preven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flowering of love. As a general rule, the major obstacle for men tends to be the thinking mind, and the major obstacle for women the pain-body, although in certain individual cases the opposite may be true, and in others the two factors may be equal.

DISSOLVING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Why is the pain-body more of an obstacle for women?

The pain-body usually has a collective as well as a personal aspect. The personal aspect is the accumulated residue of emotional pain suffered in one's own past. The collective one is the pain accumulated in the collective human psych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rough disease, torture, war, murder, cruelty, madness, and so on. Everyone's personal pain-body also partakes of this collective pain-body. There are different strands in the collective pain-body. For example, certain races or countries in which extreme forms of strife and violence occur have a heavier collective pain-body than others. Anyone with a strong pain-body and not enough consciousness to disidentify from it will not only continuously or periodically be forced to relive their emotional pain but may also easily become either the perpetrator or the victim of violence,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ir pain-body is predominantly active or pass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may also be potentially closer to enlightenment. This potential isn't necessarily realized, of course, but if you are trapped in a nightmare you will probably be more strongly motivated to awaken than someone who is just caught in the ups and downs of an ordinary dream.

Apart from her personal pain-body, every woman has her share in what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 unless she is fully conscious. This consists of accumulated pain suffered by women partly through male subjugation of the female, through slavery, exploitation, rape, childbirth, child loss, and so on,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motional or physical pain that for many women precedes and coincides with the menstrual flow is the pain-body in its collective aspect that awakens from its dormancy at that time, although it can be triggered at other times too. It restricts the free flow of life energy through the body, of which menstruation is a physical expression. Let's dwell on this for a moment and see how it can become an opportunity for enlightenment.

Often a woman is "taken over" by the pain-body at that time. It has an extremely powerful energetic charge that can easily pull you into unconscious identification with it. You are then actively possessed by an energy field that occupies your inner space and pretends to be you — but, of course, is not you at all. It speaks through you, acts through you, thinks through you. It will create negative situations in your life so that it can feed on the energy. It wants more pain, in whatever form. I have described this process already. It can be vicious and destructive. It is pure pain, past pain — and it is not you.

The number of women who are now approaching the fully conscious state already exceeds that of men and will be growing even faster in the years to come. Men may catch up with them in the end, but for some considerable time there will be a gap between the consciousness of men and that of women. Women are regaining the function that is their birthright and, therefore, comes to them more naturally than it does to men: to be a bridge between the manifested world and the Unmanifested, between physicality and spirit. Your main task as a woman now is to transmute the pain-body so that it no longer comes between you and your true self, the essence of who you are. Of course, you also have to deal with the other obstacle to enlightenment, which is the thinking mind, but the intense presence you generate when dealing with the pain-body will also free you from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mind.

The first thing to remember is this: As long as you make an identity for yourself out of the pain, you cannot become free of it. As long as part of your sense of self is invested in your emotional pain, you will unconsciously resist or sabotage every attempt that you make to heal that pain. Why? Quite simply because you want to keep yourself intact, and the pai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you. This is an unconscious process, and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it is to make it conscious.

To suddenly see that you are or have been attached to your pain can be quite a shocking realization. The moment you realize this, you have broken the attachment. The pain-body is an energy field, almost like an entity, that has become temporarily lodged in your inner space. It is life energy that has become trapped, energy that is no longer flowing. Of course, the pain-body is there because of certain thing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It/s the living past in you, and if you identify with it, you identify with the past. A victim identity is the belief that the past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present, which is the opposite of the truth. It is the belief that other people and what they did to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who you are now, for your emotional pain or your inability to be your true self. The truth is that the only power there is, is contained within this moment: It is the power of your presence. Once you know that, you also realize tha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inner space now — nobody else is — and that the past cannot prevail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Now.

So identification prevents you from dealing with the pain-body. Some women who are already conscious enough to have relinquished their victim identity on the personal level are still holding on to a collective victim identity: "what men did to women." They are right — and they are also wrong. They are right inasmuch as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is in large part due to male violence inflicted on women and repression of the female principle throughout the planet over millennia. They are wrong if they derive a sense of self from this fact and thereby keep themselves imprisoned in a collective victim identity. If a woman is still holding on to anger, resentment, or condemnation, she is holding on to her pain-body. This may give her a comforting sense of identity, of solidarity with other women, but it is keeping her in bondage to the past and blocking full access to her essence and true power. If women exclude themselves from men, that fosters a sense of separation and therefore a strengthening of the ego. And the stronger the ego, the more distant you are from your true nature.

So do not use the pain-body to give you an identity. Use it for enlightenment instead. Transmute it into consciousness. One of the best times for this is during menses. I believe that, in the years to come, many women will enter the fully conscious state during that time. Usually, it is a time of unconsciousness for many women, as they are taken over by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Once you have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consciousness, however, you can reverse this, so instead of becoming unconscious you become more conscious. I have described the basic process already, but let me take you through it again, this tim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When you know that the menstrual flow is approaching, before you feel the first signs of what is commonly called premenstrual tension, the awakening of the collective female pain-body, become very alert and inhabit your body as fully as possible. When the first sign appears, you need to be alert enough to "catch" it before it takes you over. For example, the first sign may be a sudden strong irritation or a flash of anger, or it may be a purely physical symptom. Whatever it is, catch it before it can take over your thinking or behavior. This simply means putting the spotlight of your attention on it. If it is an emotion, feel the strong energy charge behind it. Know that it is the pain-body. At the same time, be the knowing; that is to say, be aware of your conscious presence and feel its power. Any emotion that you take your presence into will quickly subside and become transmuted. If it is a purely physical symptom, the attention that you give it will prevent it from turning into an emotion or a thought. Then continue to be alert and wait for the next sign of the pain-body. When it appears, catch it again in the same way as before.

Later, when the pain-body has fully awakened from its dormant state, you may experience considerable turbulence in your inner space for a while, perhaps for several days. Whatever form this takes, stay present. Give it your complete attention. Watch the turbulence inside you. Know it is there. Hold the knowing, and be the knowing. Remember: do not let the pain-body use your mind and take over your thinking. Watch it. Feel its energy directly, inside your body. As you know, full attention means full acceptance.

Through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thus acceptance, there comes transmutation. The pain-body becomes transformed into radiant consciousness, just as a piece of wood, when placed in or near a fire, itself is transformed into fire. Menstruation will then become not only a joyful and fulfilling expression of your womanhood but also a sacred time of transmutation, when you give birth to a new consciousness. Your true nature then shines forth, both in its female aspect as the Goddess and in its transcendental aspect as the divine Being that you are beyond male and female duality.

If your male partner is conscious enough, he can help you with the practice I have just described by holding the frequency of intense presence particularly at this time. If he stays present whenever you fall back into unconsciou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in-body, which can and will happen at first, you will be able to quickly rejoin him in that state. This means that whenever the pain-body temporarily takes over, whether during menses or at other times, your partner will not mistake it for who you are. Even if the pain-body attacks him, as it probably will, he will not react to it as if it were "you," withdraw, or put up some kind of defense. He will hold the space of intense presence. Nothing else is needed for transformation. At other times, you will be able to do the same for him or help him reclaim consciousness from the mind by drawing his attention into the here and now whenever he becomes identified with his thinking.
In this way, a permanent energy field of a pure and high frequency will arise between you. No illusion, no pain, no conflict, nothing that is not you, and nothing that is not love can survive in it. This represent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divine, transpersonal purpose of your relationship. It becomes a vortex of consciousness that will draw in many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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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When one is fully conscious, would one still have a need for a relationship? Would a man still feel drawn to a woman? Would a woman still feel incomplete without a man?

Enlightened or not, you are either a man or a woman, so on the level of your form identity you are not complete. You are one-half of the whole. This incompleteness is felt as male-female attraction, the pull toward the opposite energy polarity, no matter how conscious you are. But in that state of inner connectedness, you feel this pull somewhere on the surface or periphery of your life. Any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in that state feels somewhat like that. The whole world seems like waves or ripples on the surface or a vast and deep ocean. You are that ocean and, of course, you are also a ripple, but a ripple that has realized its true identity as the ocean, and compared to that vastness and depth, the world of waves and ripples is not all that importan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you don't relate deeply to other people or to your partner. In fact, you can relate deeply only if you are conscious of Being. Coming from Being, you are able to focus beyond the veil of form. In Being, male and female are one. Your form may continue to have certain needs, but Being has none. It is already complete and whole. If those needs are met, that is beautiful, but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me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your deep inner state. So it is perfectly possible for an enlightened person, if the need for the male or female polarity is not met, to feel a sense of lack or incompleteness on the outer level of his or her being, yet at the same time be totally complete, fulfilled, and at peace within.

In the quest for enlightenment, is being gay a help or a hindrance, or does it not make any difference?

As you approach adulthood, uncertainty about your sexuality followed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you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may force you to disidentify from socially conditioned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behavior. This will automatically raise your level of consciousness above that of the unconscious majority, whose members unquestioningly take on board all inherited patterns. In that respect, being gay can be a help. Being an outsider to some extent, someone who does not "fit in" with others or is rejected by them for whatever reason, makes life difficult, but it also places you at an advantage as far as enlightenment is concerned. It takes you out of unconsciousness almost by force.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then develop a sense of identity based on your gayness, you have escaped one trap only to fall into another. You will play roles and games dictated by a mental image you have of yourself as gay. You will become unconscious. You will become unreal. Underneath your ego mask, you will become very unhappy. If this happens to you, being gay will have become a hindrance. But you always get another chance, of course. Acute unhappiness can be a great awakener.

Is it not true that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and love yourself before you can have a fulfilling relationship with another person ?

If you cannot be at ease with yourself when you are alone, you will seek a relationship to cover up your unease. You can be sure that the unease will then reappear in some other form within the relationship, and you will probably hold your partner responsible for it.
All you really need to do is accept this moment fully. You are then at ease in the here and now and at ease with yourself.

But do you need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at all? Why can't you just be yourself? When you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you have split yourself into two: "I" and "myself," subject and object. That mind-created duality is the root cause of all unnecessary complexity, of all problems and conflict in your life. In the state of enlightenment, you are yourself — "you" and "yourself" merge into one. You do not judge yourself, you do not feel sorry for yourself, you are not proud of yourself, you do not love yourself, you do not hate yourself, and so on. The split caused by self-reflective consciousness is healed, its curse removed. There is no "self" that you need to protect, defend, or feed anymore. When you are enlightened, there is one relationship that you no longer have: the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Once you have given that up, all your other relationships will be love relationships.
]]> 2010-1-26 20:48:00(0) 陈寿文 2010-1-26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722513&idWriter=0&Key=0 人们为何爱Google？

2010-01-21 16:30:18　来源: 第一财经周刊

除了不作恶的口号外，你对来自Google的技术了解多少？

明星可以用与众不同的魅力来征服粉丝，但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一家大公司想要留住用户，甚至把他们变成粉丝，则要亮出真本事。

我们不妨来盘点一下Google全球的明星产品，来看这家市值1840亿美元的大公司，究竟是如何把价值观贯穿于技术之中的。

01 Google Search（搜索）

这是Google的立业之本。

对于用户而言，搜索框是个黑箱子，我们不知道它后面发生了什么，但大家都希望它能提供最公正的结果—让机器理解输入的关键词，并且把想要的结果直接呈现出来。这一点Google做得不错，它通过“Page Rank”网页排名算法，让机器在不断的计算中摸清用户到底在问什么，然后做出评级，将最有效的信息排在搜索结果最前列。除此之外，Google还坚持将广告和搜索结果分开排列。

这两种做法能让用户变得更“傻瓜”—无需自己去判断哪些是广告，也无需翻很多页去找寻最有效的信息，因为在未经过人工干预的机器计算结果中，排在最前面的往往是最有效的。用户因此而信赖它，就像信赖一个不偏不倚的“百事通”先生。

在这方面，Google一直在做更多工作，除了排除人工对搜索结果干预，以及努力促进搜索质量之外，还不断提供更多“进阶用法”：你可以使用站内搜索，在一个特定网站中搜索你所需要的关键词；也可以使用Timeline（时间线）功能，搜索关键词在特定时间内的信息；当你在搜索图片时，还可选择尺寸和颜色等。这些都让用户更快更精确地得到信息，而他们的选择也在帮助机器学习用户的意图和偏好。

02 Gmail（邮件）

互联网市场中有无数款邮件产品，但这丝毫没有降低Gmail对用户的吸引力。这个产品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神秘，因为用户需要得到邀请函才能使用这项功能。

不过这个产品也的确不负众望。刚开始，它最讨人喜欢的地方在于能有效减少垃圾邮件；后来人们发现Google作为免费邮箱，有着足够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免费储存空间，一些G粉们每天登录Gmail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的邮箱空间又增加了多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Google可以自信地向每个用户提倡无需删除邮件。当然，如果要寻找一封几年前的邮件，只要搜索一下就行。

最与众不同的当属Gmail的邮件排列功能，在开发界，这种排列形式被奉为用户体验的经典。与普通邮件网站以日期和发件人等形式排列不同，Gmail将同样话题的邮件以主题作为线性排列，所有同主题邮件都在同一列中树形回复。这样的好处是，当你要查看同一主题邮件时，不必再一封封点开每个邮件，而只要在同主题下展开，就能查阅到所有往来信件的反馈内容。

作为一个在线运用，Gmail的打开速度也令人赞赏，几乎可以达到和本地客户端程序一样快，甚至更快。

即时聊天也被整合到Gmail中—Gmail chat这个功能让你可以在Gmail中直接和在线的账户联系人聊天，聊天记录在之后会以一封邮件的方式呈现并保存下来。

其实更多的功能正在被融合进Gmail中，这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线工作平台而不仅仅是个邮箱。

进入Gmail 设置选项的Lab（实验室）一项，你可以把YouTube、Picasa、Flickr、Google Docs（在线文档）等功能都通过安装扩展的方式加入到Gmail中，你甚至可以在Gmail中玩贪吃蛇的游戏。到底有多少功能，就看你有多少探索精神啦。

03 Google Calendar（日历）

如果总是在线，而且是个大忙人，那么用Google Calendar挺好。这项功能其实和Outlook中的Calendar功能差不多，可以记录每天的事务、活动和约会，但比Outlook更好的地方在于，它是免费的，而且可以在任何一台联网的设备上查看。

Google Calendar的提醒功能非常好用。除了电子邮件、弹出式窗口这种对电脑依赖度很高的提醒方式之外，Google可以通过给你的手机发短信的方式（SMS notification功能）来提醒你。

Google Calendar的共享方式也比Outlook更加方便。你可以为你和你的伙伴建立一个共享日历，共同安排时间，也可以通过邮件的方式将单个事项的时间地点共享给他。在这套系统中，如果有问题，参与者可以直接邮件讨论，非常方便。

一些便捷还体现在，它和Gmail的整合程度很高，和一些硬件设备的同步也很方便，因此，它完全可以成为你的移动日历。

04 Google Docs & Spreadsheets（在线文档）

这是一个在线文字处理系统，可以在线处理文档、表格和PPT。虽然比起微软的桌面应用程序Office功能还简单了点，但是它所能提供的协作性却很具有创新力。

你可以邀请合作伙伴共享你的文档，一起处理同一份文件。在协作时，你甚至可以实时看到别人正在修改的部分。

举个例子就知道这样共享有多高效。工作中总会遇到一份文件需要给不同人审阅和修改的情况，通常人们需要把这封文件电邮给不同人，然后收到N个修改版，之后还需要综合各种修改版本，再一一给众人核对。通过Google文档，众人可以一起在同一个版本上修改，并看到彼此修改意见，甚至可以直接在同一页面上进行讨论—彼此沟通变得便利了很多。

通过Revision（修订）选项，还可以清晰看到文档修改的历史记录。对于需要回顾整个文档都做了哪些修改的特殊用户而言，这无疑是个便利的功能。

这事实上颠覆了往常的工作模式，很多人正在用这种方式进行远距离协作。

当然，对于马虎的人而言，还有一个好处是，即使是在家里完成文档后忘记拷贝也没有关系，因为只要能上网，在任何地方登录Google账户就可以打开文档。

05 Google Map&Google Earth（地图和地球）

这是名副其实足不出户观遍世界的工具。用Google Earth软件，你可以将地球置于眼底，动动鼠标，去看看世界另一端一个小城市的高清晰卫星图片。

很多人用这个工具去找寻自己老家的那栋楼，或是看看下一次度假的目的地。有资深且时间充裕的G粉在Google Earth上看到过在自家楼顶晒日光浴而被卫星拍下来的热辣女郎。

现在这个功能已和Google Map融合在了一起。这意味着你在查地图时可以像往常一样看着那些抽象意义的直线曲线，也可以切换到Google Earth模式看看卫星实景图片。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你还可以选择第三种模式—Street View（街景）。

这种模式下，你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上面的街景图片是Google员工开着专用车沿路拍过去的，和你在街上能看到的景色几乎一样。

对于生活在拥堵城市中的人而言，Google的实时路况也非常好用。很多人都在自己的手机中装上Google Map，并把它作为GPS使用。

当然，最基本的路线规划、公共交通换乘建议、周边商家搜索等功能就不用说了。你需要知道以下这些可以帮助你扮酷的功能：在Google Earth中，你可以游览火星和海洋，还可以拉着另一半一起看星空。

06 Google Chrome（浏览器）

这款浏览器一诞生就以简洁、安全和快速著称。在外观上它的确将能省略的按钮一律省略；在安全上，它采用了“沙盒”（Sandbox）技术，使得每个Tab页签之间都独立；在网页浏览速度上，它也在追求极致，虽然用户可能不会有多大感觉。现在Google正力求让这款浏览器更加美观和实用。2009年，Google推出了Chrome主题，让使用者可以自由更换Chrome的皮肤；除此之外，Google还像Firefox（火狐浏览器）那样推出了一系列的插件，使用户能够在Chrome上安装自己所需要的应用—这些插件在不断增加，包括邮件提醒、在标签页中调用IE等等。

要知道，当时Firefox能抢走IE的一部分用户，就是因为它允许用户自行安装各种插件。

07 Google Translate（翻译）

通过让机器对不同的语言文字进行匹配、分析和学习，Google提供了自动机器翻译的功能，这项功能可以帮助人们快速了解国外网页的内容。

对于一个倡导“整合全球信息”和“世界是平的”理念的大公司，Google的这种做法正是在帮助人们跨越语言的障碍去找寻全球的信息。它甚至很贴心地在Google Reader（阅读器）、Google Toolbar等功能中放上了翻译功能，使人们在不同情境下使用翻译都很便利；它甚至还提供了一个代码向导，使网站站长可以让自己的网站提供多种语言的输出。

08 Google Toolbar（工具栏）、iGoogle（个性化主页）

这个工具栏上可以放置任何一个你常用的Google功能按钮，比如搜索、Gmail、书签等等，当你不需要时，你也可以通过工具栏设置选项去掉它。

iGoogle和Google Toolbar的功能类似，只是前者以个性化的主页形式出现，允许你把常用的功能变成一个个小方块放在这个主页上，并随时调整位置。可放的东西有很多：天气、新闻、股票、正在进行的比赛比分等。

09 Google Adsense（广告系统）

这是许多站长们喜欢的功能，因为这个功能能带来“钱”。作为站长，即使你的网站只是一个小小博客，也都可以申请Google在你的网站上投放广告。这些广告会经过Google的机器分析，和网站内容匹配，并且呈现在网站上。当用户在网站上点击这些广告时，站长们就会因此得到广告分成。Google还特意推出了Google Analytics（分析）来帮助站长分析自己网站的流量和营销效果，帮助站长提高网页质量。对于一些处于创业期的网站而言，它们在淘得第一桶金之前，都得靠着这些广告费来“补贴家用”。

10 Google Book Search（谷歌图书搜索）

其实这是Google搜索中垂直搜索的一部分，但却是值得单列出来的一项，不是因为最近它官司缠身，而是因为它的确在破除更多的信息和知识壁垒。

Google和出版社以及美国的几所大学图书馆进行合作，将书籍文献数字化，并依据版权人的不同授权而给网络用户提供书籍信息、摘要、甚或全文的检索。这意味着，以前在网络上搜索不到的书本内信息，现在在网络上也能检索到。它能帮助有这方面需求的学者和研究者节约大量的时间，也能帮助更多书籍接触到更多的读者。

11 Gphone（手机操作系统）

Gphone不是具体的一款手机，而是对用了Google Android操作系统的手机的统称。

对于手机行业而言，iPhone是颠覆了传统手机理念的一款机器，Gphone也同样如此。Google期望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Gphone手机让移动互联网蓬勃起来，因此在2007年开发了开源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并且联合产业上下游的多家公司成立了一个联盟。

现在，在上网体验上，Gphone看起来和iPhone不相上下，甚至有超越之势。它内置了很多Google的功能，例如Gmail、Google Map等等，也允许用户往Gphone上安装更多的应用程序（Applications），使得手机本身看上去更像是一台小小便携电脑。有了这些设备，互联网无处不在，Google也无处不在。几年前，谁能想到Google会进入手机行业呢？

如此长的产品线，如此彻底地改变着我们的网络生活和习惯，这就是Google这家公司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它的创新精神、公正立场和互联网时代开拓者的角色把无数用户变成了自己的粉丝。

联系编辑：liyang@1cbn.com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作者：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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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周刊封面文章：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作者：杨晓宇 龚鸿燕 | 出处：第一财经周刊 | 2010/1/21 17:54:40

他们是最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身处最活跃的互联网市场，他们有无尽的创意和把一切付诸行动的勇气，但是，他们遇到了问题。他和窦毅、陈昊芝一般年纪，33岁，拥有着这几个年轻人所没有的东西—一张真正的笑脸。

他们是最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身处最活跃的互联网市场，他们有无尽的创意和把一切付诸行动的勇气，但是，他们遇到了问题。

　　文｜CBN记者 杨晓宇 龚鸿燕

　　CBN特约记者 刘萍

　　1月13日，下午6点，博客大巴(blogbus.com)CEO窦毅拿着手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步，又在原地转了个圈。

　　从1月5日博客大巴在互联网审查风暴中被封算起，已经八天九夜了。13日那天，窦毅打了无数个电话，手机也死机了四次，他对着电话，不停地重复相同的话语。现在，距离解封只有最后一步—通知域名服务商解封，“但是现在所有电话都联系不到他们。”

　　口干舌燥的窦毅其实应该算是个幸运儿，和这一轮互联网整治中受到波及的其他创业者相比，他至少知道需要补齐的是哪个手续，自己该往哪些方向努力。

　　王兴的微博(http://t.sina.com.cn)客网站“饭否”因为“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于2009年7月突然被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IDC(互联网数据中心)停止服务之后，至今没有恢复。2009年11月，陈昊芝—译言网董事长兼总经理—也接到了IDC的通知电话，并被告知译言网违反的是“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一个月后，BTChina的站长黄希威接到了一封邮件，被告知自己的网站被取消了备案号……

　　我们采访到了四个年轻人。他们中最年长的也不过才33岁。他们是最新一代的创业者，他们身处最活跃的互联网市场，他们有无尽的创意和把一切付诸行动的勇气，但是，他们不快乐。

　　他们本不该如此。他们创办的网站都有数量不菲的用户，有那么一群人还成了他们的粉丝，他们的创业让很多找不到用户的同道羡慕。但现在，他们只是2009年中国互联网整顿中被涉及到的几个年轻人而已。

　　据人民网的统计，从2009年开始的中国互联网专项整治共涉及到十余万个相关网站，其中也包括了谷歌、百度、土豆、豆瓣等网站。

　　从被关停到恢复，博客大巴用了8天，译言用了差不多50天，这些日子都是让人忧伤的。陈昊芝说，自己儿子11月19日出生，可11月30日关站后，几乎一个月自己都没有机会抱抱他。“这个失落谁能理解？”

　　王兴、黄希威心情肯定更灰暗，因为他们的网站至今仍未恢复。连续创业者王兴已经开始为新的项目出差，自称“能力不够”，凑不够千万注册资金的黄希威却只能无奈地说“我力所不能及”，“关了就关了吧”。

　　同样在这段时间内，Twitter网站的创始人Jack Dorsey开始了自己的再次创业，正式进入电子支付领域。2009年，他的Twitter是最受关注的互联网公司。他意气风发，觉得未来要做的事情还有那么多。

　　他和窦毅、陈昊芝一般年纪，33岁，拥有着这几个年轻人所没有的东西—一张真正的笑脸。

　　2010年1月8日，译言网注册的一个新域名“yeeyan.org”上线，其原来的域名“yeeyan.com”至今尚无恢复的消息。陈昊芝期待着“yeeyan.com”能尽快解封。他觉得，现在的互联网环境如果让自己这样“创造社会价值和创新型企业的人”考虑后路，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就算是扛，我也会扛过去”。但是，要扛多久，“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

　　1月13日晚8点左右，在窦毅他们等待了整整一天之后，一位坐在电脑前的工作人员突然喊了起来，“我们被解封了！”几个脑袋顿时围了上去，大家不由自主地鼓了掌，遍地笑容。“赶紧公告！”窦毅一声令下。

　　20时05分，新浪微博上出现了博客大巴的最新信息。

　　此时，窦毅习惯性地掏出手机，看了看，又放回了兜里—电话暂时可以休息一下了。

　　C=CBNweekly D=窦毅

　　C: 1月5日下午，博客大巴遭遇关站的原因是什么？

　　D: 是因为有一些不良、低俗信息。但是我们在2009年9月份已经删掉了。可能监管部门在那时已经发现了，再下文……然后一直到那天……

　　C: 遭遇关站时，觉得突然吗？还是有预感？

　　D: 很突然。关我们没有通过正常的渠道下发文件，没有通过比如市局、分局这样的。直接停掉域名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C: 关站当天做了些什么？

　　D: 当时我以为第二天就恢复了，因为那不是很严重。第一，我们已经删除了；第二，对以前我们遇到的问题来讲，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当时没想到会封那么长时间。

　　C: 以前遇到的是什么严重问题？

　　D: 政治言论、更低俗的。

　　C: 本来你以为是小事一桩，很快就解决了，没想到拖那么久，着急吗？

　　D: 是啊。第二天，发现没能打开，又开始跟主管部门沟通。公安部、工信部、通讯管理局、域名解析商……就这些，一步一步走。大家都在协调这个事情。着急啊。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任何时候监管都是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事急也急不来，毕竟，我们是配合政府工作的。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就拖得让人挺急躁。还是经验不够吧。

　　C: 怎么和团队说这些呢？我看到很多员工都在担心。

　　D: 其实除了主管，我没有和任何人去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回事，这信息都是公开的么。其实是把事情的真相及时告知用户，第二天就在豆瓣上说了。

　　C: 现在你可以松口气了。

　　D: 其实这次我们知道结果肯定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他们会拖多？久。

　　C: 现在会对这些规则都了然于心吗？

　　D: 其实以前都了解。但是这次主要是我们对事态估计不够严重。再拖了几天后。就着急了，当时也准备去北京什么的。但是后来和北京的部门沟通，说没问题，让我们等，让耐心一些。

　　C: 开站之后，在自我监管方面会做出什么改变吗？

　　D: 我们对待自查的态度会更严谨，之前还是有一些疏漏的。这几天，恢复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下测试，也增加了站务方面的人手，做到有效监管。

　　C: 很多用户会担心以后监管更严格。

　　D: 我们还是会积极地给大家提供比较良好的环境，同时，也会遵守相关法规的规定。这样才能保证绝大多数用户正常使用，让平台得到良性维护。

　　C: 平衡这两者是一种艺术。

　　D: 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以后还会遇？到。

　　C: 就是说你在心里面会把它当成一种常态？

　　D: 习以为常吧。

　　C: 在这次关站期间，你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里？

　　D: 来自于对用户要有一个交代，要尽快让他们恢复正常使用。

　　C: 算过这件事对BlogBus造成的影响么？

　　D: 这些都是无形的，关键是看你以后怎么运营了。我们出于对自己产品的考量，对用户的了解，大部分用户还是对BlogBus比较熟悉的，当时选择BlogBus也是通过比较的。有些人也可能会搬家。但真正对我们网站和产品熟悉的人，还是会选择使用BlogBus的。我想会有些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太大。

　　C: 关站的遭遇，会让你觉得还是有很多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存在吗？

　　D: 那倒也不会。任何事情都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都能找到那把钥匙。要是找不到钥匙了，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那就打不开锁，过不了关。

　　C: 你觉得以后自己会一直在互联网行业吗？

　　D: 至少目前看，很长时间都会在。我没有想过现在要换个行当。

　　窦毅

　　博客大巴CEO

　　出生年月 1977年12月

　　毕业学校 河南金融干部管理学院

　　个人经历 窦毅，网名横戈。历任明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富友证券河南省区副总经理

　　BlogBus

　　创立日期 2002年12月

　　创始人 郭晓雷。2003年10月，窦毅接手BlogBus，任CEO

　　用户数量 800万注册用户；近7万VIP用户

　　关停日期 1月5日下午5时左右中止域名解析

　　恢复日期 1月13日20时

　　关停原因 因为一篇已删除的低俗色情信息


　　被关掉已经半年了，至今饭否也没有重开的消息。王兴仍然没有放弃恢复饭否的努力和期待。

　　文｜CBN 记者 龚鸿燕

　　C=CBNweekly W=王兴

　　C: 我记得当时饭否一直在进行自我监管的，你对用户也比较过饭否删掉一些东西和饭否被关掉的轻重。

　　W: 当时，那事一出来我们就觉得不是好事。我们赶紧采取措施，很多词都不允许发，也不允许搜索了。不管技术上还是人力上我们都进行了投入。但是后来看还是没满足要求。第一次面对这样大的突发事件，我们自己也没把握到位。

　　C: 关站之后大家讨论了些什么？

　　W: 我们团队内部的讨论还是很理性，碰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外沟通主要由我负责，另一个合伙人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事情。但大家会一起准备材料。

　　C: 材料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哪些方面？

　　W: 主要就是陈述事实，说接到机房通知我们网站要暂停服务，然后说说我们之前存在的问题，再讲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保证网站不会成为不良信息的流通渠道。我们并不擅长这类沟通，只能努力按照比较正规、职业的办法来写。

　　C: 你们自己有预计过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吗？

　　W: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预计国庆后能恢复，但是之后还是没能开站。

　　C: 你觉得压力大吗？

　　W: 当时就想着尽快恢复，没空想别的，其它也不觉得有压力。但是我在豆瓣、贴吧和一些博客看到大家过了半年还在继续等待饭否回来，一直支持着盼望重开，我觉得这算是一种压力吧。

　　C: 你有没有觉得绝望？

　　W: 没有，可能我真的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感觉。也许我说这话你会觉得我假，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们还年轻。无论如何，生活还是得继续。我常常这样想，五十年后回过头来看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那真是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就是这个想法。

　　C: 饭否被关之前运营状况怎么样？跟VC有接触吗？

　　W: 挺好，用户增长越来越快。惠普已经投了广告，还有几个在陆续接洽中。当时我们和VC也谈得挺好。关站之后，VC那边也帮我们找了一些人。但是两个月后还是没有开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C: 现在你们公司里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W: 最大的问题就是饭否不存在！我们的产品不存在了！没法继续运营和改进。

　　C: 于是开始产生做一个新项目的想法？

　　W: 也就是差不多这段时间，整整半年了。不过还是不会离开SNS这个大方向。

　　C: 你是打算放弃饭否？

　　W: 不，我们还在努力。但是在半年已过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这样无限制地干等下去了。我们的初衷是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C: 怕不怕以后网站重开或者新项目上马之后，还会遇到类似情况？

　　W: 当然要避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就是不够重视才会这样，总不能犯过错还不吸取教训吧。

　　C: 曾经有打算离开这个行业吗？

　　W: 没有。我还是觉得互联网是这个时代最有趣的事情。现在可能是遇到困难了，但放到五十年后看，现在的困难都不是困难。

　　C: 你觉得自己现在了解规则了吗？

　　W: 这个不敢说。就算你觉得自己了解了，规则永远在变化。

　　王兴

　　北京三快网络公司CEO

　　出生年月 1979年2月

　　毕业学校 清华大学电子科技系

　　个人经历 2005年11月创立SNS网站“校内”；2006年将“校内”卖给千橡集团；2007年11月，创立了微型博客网站“饭否”；2008年年中创立SNS网站“海内”

　　饭否

　　创立日期 2007年11月

　　创始人 王兴

　　用户数量 10万

　　关停日期 2009年7月7日

　　恢复日期 至今未恢复

　　关停原因 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

　　黄希威：是我能力达不到

　　做了6年的BTChina网站被取消了，黄希威也暂时失去了重新开始的勇气—1000万的注册资金和那么多的政策……这都不是他现在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文｜CBN 记者 龚鸿燕

　　C: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被关站的？

　　H: 12月4日，IDC给了个邮件通知我取消了备案号。一开始我以为是恶作剧，打了电话发现是网站真的要被关了。一部分是直接被IDC关闭的，剩下一部分是我自己关闭的。关闭后者是因为反正都取消备案号，当然也不能开了。

　　C: 关站之后做了什么？

　　H: 就是把关站这个信息告诉大家，还有具体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

　　C: 在此之前，BTChina有多少人在兼职维护着？这个网站投入了你很大财力和精力，前前后后一共投入多少算过吗？

　　H: 因为都是业余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到10人吧。我们都是业余时间有空管管，没有规定的。初期投入比较多，一开始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是从头做起的，后面就还好了，因为后期没改进，程序比较稳定，就是普通的维护、做做内容上的一些处理。技术上不出问题一般就没我什么事情了。内容上大概平均一天一两个小时。

　　C: 之前遇到过这类的监管吗？

　　H: 或多或少会碰到一些。但这次的性质根本不一样，以前就是改一些东西就行了，这次关站就真的没办法。

　　C: 你之前有想过会被关吗？

　　H: 想过啊，完全是在我预期之内的事情。所以现在真的来了，也还好。一年前出台《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就觉得里面几条详细的规定我们根本达不到，迟早是要被关闭的。有了心理预期，真的关了的时候，我就想，关了就关了吧。

　　C: 之后，就不打算重新注册一个公司，重新备案吗？

　　H: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不到的，我就不去想了。我达不到申请条件。这个条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你说一两万注册一个公司这个我还能负担，但条例里面规定的注册资金是1000万—这个不是我能做到的。真的不是说我不去努力，是我能力所达不到。你说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花点时间，熬几个通宵这些我都可以，但门槛在那里。如果我要做商业化，为何不一开始就做商业化？

　　C: 曾经有人试图把它商业化吗？比如风投？

　　H: 有过一些吧，但是我对这个不是很在意。因为我一开始给外界传达出去的信息就是，我们就是业余的，没别的想法。我当时这个姿态表示出去了，(风险投资)他们肯定是想投商业化的东西的，后来就不会对我们有兴趣了。

　　C: 你最初为什么会去做BTChina？

　　H: 本来就是想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网站，没人做我去做，也就是很业余的。最后做出来了，就需要有人去维护它。当初就想着这不是商业性的网站，希望有人喜欢用就好。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它商业化，业余就是业余。

　　C: 关站后，心情怎么样？在做些什么？

　　H: 那我肯定是郁闷的。不可能说网站关了我还很开心，但郁闷不是我们在乎的东西，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意义。郁闷不郁闷也没什么区别。正常工作，剩下的时间那我就好好休息。

　　C: 会一下子感到闲下来了吗？

　　H: 人肯定不会太闲，我还有工作。

　　C: 将来会不会再做一些网站？有没有想好要做什么？

　　H: 应该还是会的。但短期内肯定不会，准备休息一下。而且一个网站做了6年了，突然关了，然后我马上就去做另外一个了，这个也不太现实。而且现在政策蛮多的，等等吧。

　　C: 你觉得还有没有可能重开？

　　H: 那各种可能都会存在，但我自己没这个(重开的)想法。其实关闭了就是关闭了，我不认为会改变，这是没有理由的。试听这块的监管就是国家出台的文件，不可能轻易改变的。

　　C: 到现在整个网站投入了多少？

　　H: 这个很难说，前期就是机器，因为我们都是业余的，本身不用付工钱，但每个人都要花时间去维护，最大的成本还是人工。后期的时候有一些广告，服务器正好也有一些开销，差不多能够维持就行了。

　　C: 你觉得现在自己了解你所说的游戏规则了吗？

　　H: 当我看到的时候就了解了。看不到的，我还是不了解。

　　陈昊芝：不能因此禁锢自己

　　接到译言网的域名被注销的电话，陈昊芝很吃惊。他一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社会有益的，很简单很单纯。

　　文｜CBN 记者 龚鸿燕

　　C=CBNweekly CH=陈昊芝

　　C: 最初关站是怎么通知你们的？

　　CH: 11月30日，IDC给我们打了一个电话，说网站有违规要关停。上面说我们违反了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网站内容有违规存在，要处罚。我们当时的确很吃惊。然后我们的域名yeeyan.com被注销备案了，除非整改和内容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才能恢复。说实话，3年来，我认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很简单很单纯。

　　C: 有没有具体指出哪里违规了？有没有人跟你们说什么时候可以恢复？

　　CH: 有。我们网站上有一些内容涉及到时政和军事。其实我们也没考虑把国外时政类文章的版权拿来然后翻译，但网站上的确有这样一些译文的存在。接到通知我们就立刻做内容梳理了。关停下来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时间可以恢复。我们就想通过正常渠道提交整改意见，尽量都做了沟通。但这个是有严格的流程的，必须通过IDC来递交。

　　C: 当时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

　　CH: 有。这段时间是正好赶在风头上，我们也考虑过很难真正恢复。但股东和团队的想法都比较一致，就算译言真的关停了，也会重新去做事情，另外起步。但这个是作了最坏的打算，我们还是按照流程来准备各项恢复工作。还是抱着恢复的期望的。

　　C: 之后除了内容的整改，你们还做了什么事情？

　　CH: 重新备案。我们按照一般企业的流程，重新走审批过程，申请我们的yeeyan.org域名、还有就是去维持这段时间的运营。由于没有收入，大家就拿出了几十万来先支撑着。反正现在就是网站内容上把好关，没有时政类内容了，译文先审核才发布，有一个进一步保障。最想要的当然是yeeeyan.com的恢复，但是需要时间。

　　C: 那一个月压力是不是很大？

　　CH: 说实话，心理压力非常大。流量的流失、团队的收入能不能维系都是很让人提心吊胆的。译言3年的时间，是很多员工、合伙人一起付出的结果，如果就这样彻底结束，那么不单是我，我们任何人都会觉得很难承受。对我个人，我儿子11月19日出生。30日关站后，几乎一个月我都没有机会抱抱他，你说这个失落谁能理解？

　　C: 译言到现在累积投入多少？运营状况怎么样？

　　CH: 投入了近300万吧，目前勉强能够打平。译言2008年10月份才开始商业化。前几年一直处于摸索期，只能做一些单纯的文章翻译，放到网站上换取流量，以广告收入为基础。但网络广告注重细分市场的定位。后来才慢慢摸索出了现在这样一套盈利模式，我们是希望3年后达到2000万的收入水平。

　　C: 你觉得在关站这一个月内，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CH: 这倒没有。毕竟我也不是刚创业的人，所以并没有很理想化。网站就和企业一样，只要有社会价值，几年后总能看到的。但到底几年，说实话，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深刻教训，我们在商业化过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到收入部分，而没有考虑到风险和资质。我觉得未来设立更多的规则是必然的。但是作为一个创业者，我们不能因此而禁锢了自己，还是需要创新。

　　C: 使用新的域名重开之后，怕不怕再次触礁？

　　CH: 技术教材手册、文学科幻读物、生活方式类……太多领域可以涉及而且需要去投入精力。现在译言的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涉及敏感内容的，译者和用户因为知道译言前期的磨难也都很注意。此外，译言本身增加了审核机制，所以不会有违规的出现了。

　　C: 所以你们未来不会涉及时政类的文章了？

　　CH: 基本上短期内不会了，因为这涉及到管理规定。我们本身没有新闻信息，也没有服务资质。涉及军事、时政那两类的话，国家2003年就开始有相关规定，要申请资质的话需要1000万注册资金然后报批上级主管单位，以我们现在的规模有些困难。

　　C: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行业？

　　CH: 没有。从2000年到现在，我已经经历了几次成功与失败。中间创建过SNS网站，200多万投资失败。还曾经得了中度抑郁症，整整两年才真正走出来。所以，到今天，我真的不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

　　陈昊芝

　　译言网董事长兼总经理

　　出生年月 1977年10月

　　毕业学校 北京三十四中职高毕业

　　个人经历 卓越网创始股东之一，12年来一直在互联网行业进行创业，做过近10家网站。2007年帮助译言在国内开站，2008年初离开，一年后重回译言，对译言这个纯爱好者聚集的翻译平台进行商业化

　　译言

　　创立日期 2007年4月

　　创始人 赵恺、赵佳敏、张雷、陈昊芝

　　用户数量 15万

　　关停日期 2009年11月30日

　　恢复日期 2010年1月8日

　　关停原因 包含时政军事内容


]]> 2010-1-26 20:26:00(0) 陈寿文 2010-1-24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679095&idWriter=0&Key=0 7 自我报告

女艺术家/作家

这位极具创造力的女子，现年四十五、六岁，过着十分具有生产力的生活，并强烈渴望整合生命的各个层面。虽然也曾遭遇过其它典型的拙火现象，但至今她的拙火现象主要仍是视觉与听觉方面的经验。以下是她所写的对自己拙火经验的概略描述：

1966年春天，我被体内微妙能量的大幅跃进所唤醒，之后有两个多月无法入睡。接下来的六个月，睡眠仍有困难。在这觉醒的开端，我在灵视中看到整个地球，并听见一个声音说道：「学习人类的深层原型。」

因为我整个存有正开展到对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好一阵子后，我才能够再度开始学习、读书，或做任何事。夜晚我散步、读书，白天则尽我作为人母及主妇的世俗职责。

那时我对拙火一无所知。后来是别人看出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是拙火觉醒。我的经验突如其来，是未被预期而又无可否认的。这并不轻松——并且由于我身边的人对此毫无所知而更加困难。虽然这种经验的力量并不容易承受，我仍然常感觉得到扩展、喜悦，性灵得到极度的滋养，在独处时尤其如此。

1963年，我开始禅坐，我相信这是引发此次觉醒的主因。帮助我整合这拙火经验的，也就是禅坐及内观静坐。

得以接触这种能量，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然而像所有的财富一样，它并不容易管理，我时而感到有令人刺痛的能量遍布全身，时而又是恍惚出神、喜悦、极度的快乐，以及洞见。我渐渐知道，抗拒会造成疼痛，接受则导致喜乐。我逐渐学会如何正确地反应。在最初的两个月里，我几乎要相信自己再也不能睡觉了，起初我完全无法接受，但最后，我便能够妥协了。

虽然我接受了无法接受的事，我却仍然没有方向，没有生命的形式或模型可适应这能量层次的大幅跃进。这似乎超出我的能力所及。在普通的感官知觉外，我同时感受到光和一些微妙境界。这使我相当慌乱失措，而想寻求这一个新领域的地图，这也就是要我学习人类原型的「呼声」。

神话、宗教，以及神圣艺术中的属灵宇宙哲学比提供了关于宇宙律则的线索，这些律则包括我曾得以接触的超感度领域。我的追寻从未停顿，但我在此时发现了这些原型的整体性模式。我认为这种整体性的取向，是新生命和新文化的基础。

我感到拙火经验并不单是生理或心理的，它也是宇宙哲学及心灵上的。就我而言，它是一个要求宇宙心理学上的回答之心灵呼唤。对宇宙秩序的洞察和对人性最深层面的洞察是同时进行的。拙火能量有着驱动我进入远远超越感官知觉之领域的伏特量或电压。这几年来，这种超感官领域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滋养与指引。

1967年，我再度经历能量的大幅提升，并接收到自此成为我生命指导的灵视。这次灵视是关于一种宇宙性的语言。先是当我静坐时出现了一点强烈、不属尘世的美丽蓝光，接着这蓝光笼罩住我，我便进入另一个时空。在那儿，我看到三个仙界生物，如此清晰而纯静，远远超过感官所能知觉的程度。中央的那位是白色的，旁边的两位则是一红一蓝。有甘露从我上颚滴下（从脑中来的？），而使我全身喜乐满盈。我看到天界的景致，并蒙仙界生物示以自然背后发光的结构。他们让我看我们星球的未来，告诉我人类将有劫难，但也会有些孩子将会了解现在显现给我的这种宇宙语言。

这些灵视和声音并不仅仅是幻觉。以我的了解，灵视与幻觉的不同，在于灵视是生命的明确指引，判断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在人的生命中，以正面的方式显现。幻觉是同样的心理上的作用，但它显现在未能整合这种原能（primal energy）的人身上，使他们支离破碎。

1984年，我又再一次经历微妙能量的大幅增加，并有灵视及声音伴随之。当时我可以看见人们的脉轮、灵气，以及许多灵界生物。

我学会某些巫术技巧来处理这能量，如此我便能任意的进入微妙领域，并见到灵象及听到声音。然而我费了两年，才学会不陷在能量的狂喜中，而能将之沈潜、加深，以及整合。

1986年，我因为一种焚烧着我的灵能失衡而病倒了。在病中，我了解到，若我无法完全控制这种微妙的能量，则最多只能再活五年。由于我觉得我无法在这段时间内完成我的使命，我有意识地努力重建我的肉体，以支撑这日益增长的微妙能量。

男心理治疗师

这位中年男子，是一位在职的容格派心理分析师。在他身上的拙火历程，是透过身体工作(body work)而发动。以下便是他对自己遭遇这股巨大力量经过的描述：

1950年代后期，离开医学院后，我的心理治疗事业便由一段透过对话方式、大部分是佛洛伊德传统的住院实习展开。接下来是六年的个人心理分析生涯。在此期间，许多宗教性的梦，以及一些我后来发现确实是心电感应的梦，侵入我作为分析师的个人生活中。我以解离（reducive)的方式诠释这些梦，而这种过于理性的分析方式，常常不能为第二类的梦境提供令人满意的解答。

在从事这种分析的最后一年里，容格开始出现在我的梦中，不久我便发现了他对心灵的三度空间看法。

一旦结实地投入我个人的容格式分析工作，并接受本地容格派机构的候选人训练，我的梦开始召唤我去探索身体觉知的领域。

一开始，我心中仍然十分疑虑。我避免阅读或讨论这方面的事。我的一位教授曾对威尔汉•莱希对自己在精神病状态发生的身体武装（armoring)的描述，发表过教条式的声言。我受到这一声言的影响，而非常谨慎小心。瑜伽和其它东方修行或哲学对我也同样可疑，而我也从未认真研究过它们。

这种身体工作（包括深呼吸，以及身体一小段一小段的缓慢运动）进行了六个月后，我眼睛四周开始痉挛般地活动，我讶异极了 。每次这种自发肌肉活动发作后，我便会感到一种柔和的震动感，这种感觉日益增强，且愈来愈舒服。

渐渐地，我的身体一段接一段地发生类似的运动，而喉咙是最后作用到的部分。

这舒服的震动感逐渐增加，我花了些时间，才能够忍受这种快感。但是也有痛苦的经验。有好几个月，我的腹部会放射强烈的热，使我太太无法睡在我身边。而当这种震动开始进入头部，我头痛了三个月，并且害怕会精神失常。

在这七年的历程中，这些全然自发的活动，渐渐能为我的自我所控制。现在我只要闭上眼睛，把能量导入任何我喜欢的能量中心或脉轮，便能进入震动状态。这段漫长的历程中，孳息了不少利益，我能够体验身体上的极度快感，这事实上是一种静坐经验。我能够几乎立即解除身上的压力，忘掉身体的疼痛，并在能量耗尽时自行充电。

最初，当这能量给与我一种美妙的崇高感时，我曾过度耽溺其中，而在第二天发现身上有残留的影响。在这方面的贪婪也要付出代价——一段期间难缠的焦躁症。

我的梦时常指导我如何使用能量，也会警告我前面有危险的陷阱。我很幸运地与一位了解这种历程的分析师共事，他也对这些象征性的梦境有所认识。

在几次这种强烈能量活动的期间，好几位病人说，当我在场时，他们身上也会产生类似的活动。

回想自我第一次经验内在能量起的十二年里，我觉得自己是被福佑，而得以经验我生命中的拙火力量之开展与不断的粹炼的。极为奇异地，我发现自己会被某些陌生人吸引，后来我得知他们那时正在经历深沈的身体觉知活动，这种觉知活动，开启他们到更深一层的心灵觉醒，及更有意义的生命。我觉得自己的拙火历程正方兴未艾，我期待进一步的发展。

女性医护专业人员

这位现年三十五、六岁的单身女性,在1970年，由于使用LSD(注：一种迷幻药）而发动了拙火。当时她完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拙火升起的相关症状，使她饱受困扰。1981年三月，在读过这本书的第一版后，她写信给我，详细描述了她经历这现象的经过。以下便是她明畅的叙述经过修订的版本：

我的拙火经验曾是、也许仍然是，我生命中最具冲击性的事件。几年来，我读遍我所能找到的任何可能与我奇异，有时甚至是恐怖的经验有关的书籍。您的书统合了拙火的各个层面，与我自己的结论不谋而合。在十一年后，找到这样一本书，真是令人欣慰。

1970年，我十八岁时，曾经三次尝试LSD迷幻之旅。前两次很美妙，且具「心灵性」——第二次，我还经验到可能是某种形式的「悟」的状态。而第三次时，我经验到我现在称为「拙火」的东西。

在拙火现象发生之前，我「觉知」到我能够关掉我的心智与自性——可以身体不死亡而泯灭自己的个人存在。(现在这对我已没有意义，但这是我当时的经验。)不久后，我感到有一股隆隆的白光，还由我脊椎基部激射而上，穿出头顶。我吓坏了，惊呆了，以为自己快死了。我「猛拉」下那光能的激流。它每隔几分或几秒，便再次上冲， 而我不断将它猛拉下来。我跑到急诊室，注射了镇静剂。后来我看了六个月的心理医生，帮助不大，却是在慌乱中才稳定了我的锚。

白光的汹涌仍在持续。我们称之为LSD重映（flashbacks)。起先一天要发生好几次。有时我会随着白光的涌动，从熟睡中惊跳起来。这段期间，认定自己若非快死便是快疯了的想法，始终盘据心头。我对这经验本身并不特别感兴趣，只是一心想要终止它。经过六个月的焦虑、心悸、体重减轻及腹泻后，我住进医院（一般的而非心理治疗医院）做了一星期的检查及休养。第一夜，当我合眼睡觉时，我感到有光碰触眉心，并感到现在一切都会开始好转了。我记得住院期间，有时我会玩弄自己的手，作出一些我现在知道是手印（mudras， 自发性的姿势）的手势。我还记得自己曾替人看手相，并不时被风闻而来的护士搞得很烦。也许我算得很准吧，我不记得了。

大约在此时，我开始写诗（我唯一曾经投稿的一首诗已被刊出）。我的素描也有进步。

接下来的两年很辛苦，虽然我对控制能量涌动已较为熟练。我学会令能量涌动，停在头骨下端，有时我的头和颈会因为制止能量的努力而摇摆。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和身体并非浑然一体。我的身体所在的位置，常常与我主观感受的位置有点出入。

大约在二十到二十二岁之间，我有许多细琐的心灵经验，而且全都有人证。有几个梦预示某些来信的内容，另有一个梦是关于一次轻微的车祸。在一次梦见受洗时，我感到光-爱-喜悦温柔地流过我的全身，而上达天空。我的绮梦也变得更为真实，有时并会在梦中经验高潮。

二十二到二十五岁间，能量的涌动较为缓和，我能够将它控制在头骨基部。我会摇晃，并感到震动（看得见的），震动若是变强，就成为涌流。震动时并有可测出的热力伴随之（华氏99到101度）。

这期间，我接受了一年半的团体治疗。我完全明白，我必须在那儿做些什么。我唯一的「阻力」便是自己有意识的牵制。我体内有一个能量的流，而我却刻意地堵住它，而现在有一个安全而支持我的地方，在此我可以渐渐地打开活阀。最初几个月里，我所做的只是让身体震动、发热、松开对能量的箝制，以反哭泣等。现在我已经了解拙火能量与心理阻碍的关系。（我尤为感谢您对此点的证实。)

在治疗过程中，我颈部的阻塞平静地疏散开来，并使得自发的程度增加。也正是在治疗时，我第一次在口鼻部位感到极微细的振动，并有甜美的感受遍布全身。这期间，我作了许多「特殊」的梦：飞翔、通明的景物、全身充满能量等。有些梦几乎是慑人的，但总是正面的。

二十五到二十七岁，我不再对拙火能量经验感到恐惧。当感到摇晃和震动开始时，我便走到可以独处的地方。有时我让身体采取它所想要的姿势，并让身体自由选择呼吸方式——多半是快而深的。有时我会出声。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既非自主，亦非不自主，而是「被允许」。有时我会感到性兴奋；有时我的胸部、鼻子和嘴会震动；有时我的腹肌会「滚动」或收缩；有时会听到高频的铃声，或是耳中发出的低吼声。

我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静坐。我会放松，而让某种感觉浸透身体。自从读过您的书后，我注意到这感觉大致是遵照您所说的顺序传开，总是始于双脚。这种感觉是一种甜美而疏松的「空」，而且不光是在表面。这个转换，使我的身体觉得整个像是一个物质或能量。然后是我的眼睛。我眼中有种压力，指向两眼后方之间的一点。然后，有时某种东西会在那儿打开，而我便感到广大而黑暗的晴朗，而自己是其中的一点。

最近这两年中，我只害怕过一次。我感到自己（我的主观能量自我）愈长愈大（大约有十八呎），并且害怕自己会消失，我记得震动感只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在「意识扩展」的状态中。我欢迎这种震动，并与之并行，结果是益增的喜悦——当它持续时——一种沈潜的狂喜与开放。我确信只要具足必要的条件，我便能引发震动。

静坐时的飘浮感增加了，是一种与梦中飞翔完全相同的感觉。一天早晨，当我躺在床上即将醒来时，我感到由于自己与肉体并不十分密合，我得要再「进去」几吋，才能醒过来，所以我便移了进去，然后即刻便醒来了。这并不是一个念头，而是我的感官经验。另一件发生过几次的新鲜事是，我在睡觉时仍然完全有意识（我不知除此还能如何描述它——我并不是指我也常有的历历如真的梦境) 还有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东西。我只是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却能游目室内，看得无比真切。这和梦十分不同，它完全就像是灵视。

我最近作了个具有实在肉体感觉的「融合」(merging）的梦——「融合」一字得自梦中。我与一人融合。开始是稀疏的、空与甜的感觉，接着我们的身躯相融，然后我们得把留在外面的手臂拉进这个合体。

我告诉您这个梦，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拙火进一步的作用。还是同样的能量，只是日益精粹。并且无论我是醒是睡，抑或是在静坐，它都是相同的。

六年后的今天，这女子已停止静坐，拙火活动也安静下来了。她现在的兴趣主要在于外在世界。虽然仍然常有心灵经验，特别是预知及历历如真的梦，她觉得脐部与心窝中心已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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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征兆及症状的概述

将征兆(客观的指征）与症状(主观的描述）区分开来，并将之分别归入四个基本类型，对了解拙火综结是有帮助的。这四个基本类型是：运动性、感官性、诠释性，以及非生理性现象。

1运动性——任何可被独立观察而测量出来的现象。

2感官性——像是光、声音，及感受这类的内在感觉，通常可归入此类。

3诠释性——任何诠释经验的心理过程。

4非生理性——某些必定牵涉到生理学不足以解释之因素的现象（假定它们是真实的)。

这种四重分类是为了方便而设计的，事实上，生理拙火作用——像是自发身体动作、刺痛、内光等——常常只是单一完整经验中，几个不同的层面。另一个问题是，有些现象同时分属两个或三个类别。

例如，客观的热力显现同时属于运动及感官类；而「单视」既属感官，又属诠释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将该种经验列在每一个可行的类别下，以利参照，但只讨论一次。

自动性现象

自发性的身体动作与姿势：这种在瑜伽语汇中叫作「净行」(kriyas)的动作是自发的，虽然有时可以以意志来制止。它们可以作用于身体的任何一部分，包括眼睛。动作可能是平缓弯曲，也可能是痉挛抽搐，或者是震动。其范围小至肌肉抽动、长时间的颤抖，乃至自动采取一些平时难以，甚至不可能做到的瑜伽姿势(体位法、身印等等)。一个人可能在先前对这些瑜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做出这些动作，这也许可为这些瑜伽姿势最初是如何被发现的问题提供线索。这种自发动作也包括自发性的喊叫、发笑、尖叫，或发哨音等。

不寻常的呼吸模式：根据瑜伽理论，生命力（prana ，真气)充盈全身（以及外在世界）。真气与呼吸关系密切，而呼吸也就是生命力得以进入体内、流行其间，而后离开身体的机制。瑜伽行者，特别是哈达瑜伽行者，冀求能控制呼吸及生命力的流动，以调和身体能量，增加活力。一般认为，这是为了使身体能够承受心灵历程的冲击，尤其是拙火的觉醒。前面我们已看到这种觉醒可能会带来各种令人难受的净化性副作用。

这种对生命力的瑜伽操控法，技术上称为pranayama ，这个字是由prana (字面意义为「生命」)及ayama (伸展、延长）二字组成。这个词通常被译为「呼吸控制法」。如果我们能记着呼吸承载着生命力，这个译名倒也堪用。有些瑜伽行者每天要花上数小时来练习各种呼吸控制技法，这些技法一般都包含长时间的闭气。

不寻常的呼吸模式是发生在生理拙火循环中的自发动作之一，像是快速呼吸、浅呼吸、深呼吸、长时间闭气等。和其它瑜伽净行一样，这样自发地改变一个人惯常的呼吸模式，可能会导致相当的焦虑。不过，根据道行高的瑜伽行者的说法，这种情况多少算是拙火历程常见的特征。然而，这些大师也告诫人们，不要用呼吸控制作为加速拙火跃升的手段。

瘫痪：在深度的冥想中，有时身体会暂时被锁定在某种姿势。我在第六章曾讨论过的两位年经女子部分瘫痪的案例，不可视为一般的现象。她们功能的丧失是渐进的，而后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妨碍到正常的运作。当我得以藉由解释、情绪上的支持及鼓励，减轻她们对拙火历程的恐惧后，两人的症状都消返了。可能她们的瘫痪只是一种从属性（secondary）的症状，而非出于生理——拙火循环的原始作用——藉由拙火能量的冲击，而将组织潜在的弱点转化为外显的症状。

感官性现象

刺痛感：皮肤或身体内部可能会感到刺痛、发痒、搔痒或震动。适切的描述应该是一种深沈而恍惚的痒感，和类似性高潮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始于脚和腿，或是骨盘，然后上行至背部、颈部、头顶，然后再下行至额头、脸部、喉咙，而止于腹部。这些感觉很少完全遵照这个顺序行进，但我们称这种行进顺序为典型的生理拙火循环途径。

冷热感：拙火循环典型地会在全身或局部产生冷热感。像痛痒感一样，冷热感偶尔也可能在体内游移，但并不总是循着可辨识的模式。这种冷与热的感觉，可能会客观地显现出来，并且，如前所见，可能会有超乎寻常的现象。

内在的光与幻象：生理拙火历程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光」的经验发生。某些传统，甚至曾概述这种光现象的整个序列。例如穆克达难陀尊者，便曾区分出如身体大小的红光、黑白光块，以及他在其中看到宇宙母型的扁豆大小的「蓝珍珠」等幻象。有时也有人「看到」此种或类似的光，照亮身体的特殊部位，像是脊柱或是颅骨内部。

具有各种复杂形式的光也可能发生，虽然较为少见。

我已经说过，光的经验在神秘世界及心灵传统中的重要性了。在我有机会研究的生理拙火案例中，大部分都有光的幻象产生。名著《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的作者——心理师理查德•巴克认为，光的幻象是一个经验是否属于宇宙性的最重要基准。从主观的症状到客观的征兆，他想象出光经验的整个属面。最微妙的经验之中，据他说，照明（illumination） 纯粹只是一种掌握某件东西的新方式，就像是「啊哈！」(aha！)经验那样；然后是一个或数个内光的幻象；再下来是有视暗室如白昼的能力，伴随内光的经验；更加客观，或外在化的经验是，悟道者周身有灵气或光圈，能为他人所见。

内在声音：内在感知的声音，包括各式各样特殊的声音，像是哨声、嘶声、鸟叫声、隆隆声，以及笛声般的声响。我有机会研究过的案例中，大半都有声音方面的经验。这些声音经验似乎是随他们所习的静坐方式而改变。瑜伽文献，尤其是哈达瑜伽的梵文典籍中，关于这现象的记载很多，有些甚至将这种声音作正式的排列，由粗糙到微妙，而终于那种叫「天乐」(nada)的「超凡」声音。这种声音又称为神圣的音节—— 「唵！(om）。

疼痛：「拙火事件的一些作用，对身受者就像是撞墙般的明显，疼痛是其中之一」。「患者」常会报告头部、眼睛、脊椎，以及身体其它部位出现疼痛感。这些感觉可能会没有明显原因地突然发生，一段时间后(可能是几分钟、几小时到几天）使同样突兀而神秘地消失。

第六章描述了一位女心理学家的经验，这位女子发现她的头痛是因为她尝试控制拙火历程所致。这个例子暗示拙火循环中的疼痛，可能是由对这历程有意或无意的抗拒所引起的。而那位女演员的案例，则暗示当拙火能流遭遇体内的阻塞时，疼痛便会发生。这种说法是可以解释的，例如，与拙火觉醒相关之夹钳般的头痛。在1978年，「新时代」杂志三月号的一篇访谈中，班托夫曾就此点发表意见，以班托夫的思路为基础，马克利夫曾就这个主题完成了一篇论文，题目是「拙火、头痛及生物回馈」（Kundalini，Headaches and Bio of feedback）。也许这样说没错：四千万苦于周期性的紧张性头痛的美国人中，有好些是正在经历不完全的拙火觉醒令人不快之副作用的人。马克利夫作了如下的观察：

「在一个对拙火觉醒过程亳无了解，只是从经验中得知发生何事，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国家中，紧张性头痛可能是未被辨识出的拙火觉醒症状。而偏头痛可能是拙火活动的前驱，或相关的毛病。串发性头痛——一种通常侵扰男性的特别剧烈的头痛，可能与拙火的循环性有关。这些头痛喜好发生于春秋两季，虽然有许多理论提出，无人确知它们为何如此。这种疼痛可能大约持续半小时到两小时，然后消失一阵子，每天再发好几次，疼痛严重到会令患者痛苦地在地上翻滚。他们可能会连续数周或数月如此成串发作，然后便完全消失，直到下一个发作季节…有人怀疑有某种具生物周期性的化学物质牵涉其中。拙火的研究也许能够帮助解答这个谜。」

诠释性现象

不寻常或极端的情绪：在生理拙火循环时，狂喜、至乐、平和、爱、喜悦，及宇宙和谐感几乎与强烈的恐惧、焦虑、混乱、沮丧，甚至仇恨等情绪，同样容易出现。一般而言，特别是在这种历程的早期阶段中，任何普通的情绪都会较往常加剧许多。而较晚期的阶段，则倾向以喜乐、宁静、爱与满足等感觉为主。

思想过程的扭曲：思想可能会加速、减慢，或者完全被抑止，并可能会有不平衡、奇特或是非理性的想法。可能人会感到濒临疯狂， 进入完全恍惚的状态，或是变得冲动，感到被孤立而一片混乱。我所研究过的案例，大多曾在拙火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经验过这种转变。华许关于静坐与思考的个人自白与此有所关连。回想那次为期十天，期间每天要花十八个小时练习「专注」（佛教的内观静坐）的避静，他写道：

「身处这种心灵所创造出来的奇想中，其微妙、繁复、无限的幅度与数目，以及它迷人的力量，似乎是无法理解，无法与现实区隔开，更加无法对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描述的…这些内在对话与奇想之力量，及无所不在的渗透力，使我讶异于我们何以能在平日清醒的生活中对之亳无所觉。」

华许更进一步描述他如何遭遇强烈的焦虑感，以及一旦这无法控制的焦虑消返，他又如何无理地被这个没来由的恐惧消失了的事实大大烦扰。这种拙火历程，如同深沈的静坐，搅动潜意识的淤泥，并逼人面对他最不想去视察的心灵素材。除了令人不快外，这种历程也有使人变得更不稳定的危险性。

抽离(detachment)：正在经历生理拙火历程的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像是在从一段距离外观察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感觉。这种旁观的意识状态，不同于仅仅是超然或是焦虑的撤出，因为这个旁观者自性是以与被观察者对立的立场经验自身。苏菲派的一种说法——「分离之火」，以及帕坦亚里瑜伽中「先知」的概念，都暗示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通常并不会干扰个人的正常机能。

解离（dissociation)：抽离的状态，或是旁观的意识，乃是藉自性从认同或对相关心理过程的积极涉入中撤出所致。当有深度的心理抗拒、恐惧、迷乱，或是社会及其它环境的压力存在时，这种抽离的位置便会失衡。如此，这种抽离的位置便会伴随或导致歇斯底里，或是近似精神分裂的状态。再者，此人可能变得自我中心地认同于这种生理拙火历程，而导致，例如，认为自己是为某种使命而被神明挑选的妄想。这种失衡通常可以因着时间过去，或是得到支持性的环境而被克服。

单视（single seeing):这种现象的那种清晰可辨的状态，借着那些经验过的人所使用的生动而大同小异的描述，可以轻易地被辨识出来。例如，穆克达难陀尊者便曾在他值得注意的自传中，以下面的文字提及这种现象：

「我的眼睛逐渐向上滚动，而集中到顶轮的空间（akasha)…现在它们不再分别地看，而是如同一体地看。」

1976年二月，一次讲课时，他描述一种状态，其间他的眼睛似乎同样程度地内转和外转，同时「看见」内在与外在的景物。

第六章中我曾述及一位女艺术家的案例，她报告说，她的「眼睛似乎会个别运动，感觉瞳孔像是两个洞般钻进头部，而在中央会合。」

一位现代神秘学家——冠尔托斯，也曾写下她自己的经验：

「我的视力转变了，集中到一个极小极小的点上，这个小点不停地移动，与旧日惯常的路径全然不同，像是从一个新的源头流出般… 它就像是某种内在的眼睛，某种古老的觉知中心，一直都在那儿，只是被恢复罢了。这种内在视觉似乎是以一种与肉眼视力无关的方式聚焦于无极，却又对视力有深刻的影响。」

容格在他1932年的拙火研讨班中所作的观察，进一步阐述了 「单视」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当被问到有这个经验的人是不是失去了一眼的渥顿时，容格说是，并说欧西瑞斯也曾有过这个经验。然后他继续说：

「渥顿必须牺牲一眼给弥米尔之泉——智慧之泉，也就是潜意识（the unconscious）;你知道，一眼将留在此深处，或是转向它。因而，当波釆用他自己的话「被诱进自然的中心」时，他写下那本关于「翻转的眼睛」的书。他一眼转向内，不断看入另一个世界，最后他失去一只眼睛；在这个世界，他不再有两只眼睛。」

也许我们必须将这层意思，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归给「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四节」那段我们熟知的圣经话语：「身体的光是眼睛；因此，当你的眼睛为单一时，你的全身也就充满了光。」这段经文是根据詹姆士王版的译文。在较近代的圣经版本中，这个字「单一」被改成了 「完好」(sound)，这是对这个本质上属于秘教的经验之秘教的再诠释。

我们也会想到希腊神话中赛克洛普的独眼。英国古典学者巴特渥斯曾有以下独具慧眼的述论：

「我知道除了某种瑜伽体系中的眉间轮外，赛克洛普额头上的那只眼睛，便再没有可能的解释了。容我提出，在《奥狄赛》一书中，奥狄修斯将这「第三眼」挖出，乃显示了他反对人类拥有任何这类的视能。」

这种「第三眼」，在图像上通常是描绘成位于额头的中央。但是据达爱，阿难塔曾明确指出，它真正的位置应该是脑核本身。

有趣的是，艾丽斯•格林曾报告说，某些参加她生物回馈实验的受试者，曾在深深放松时，感到单眼的内在幻象。也许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眼的一种象征式的表现。

单视有很多层面，但在此书中，我们只将它理解为视觉功能实际上的改变。

大身(Great Body)经验：偶尔拙火历程会伴随着觉得比肉体大上许多的感觉。或许这种现象是被描述成「感到有十呎高」的喜悦状态之加强版。这时肌肉运动，知觉似乎伸展到平常经验的疆界之外。人会感到身体像是被充气一般。

非生理性现象

出体经验：出体经验(OBE）是以一种没有形体的意识体，或以一种超肉体复本的形式（「以太的复本」或「星光体」等）主观感到离开肉体的现象。这种现象引起医学界的注意，是因为有相当数目的病人报告说，在麻醉或其它无意识状态时有过这种经验。医学上一般将出体经验视为幻觉或妄想。

然而，超心理学家不断尝试建立这种经验的客观性。有些证据显示，出体经验可以至少是部分客观的。这对当前西方对于脑与意识的关系提出质疑。如同在单视现象中，用来描述出体经验的语言是如此大同小异，我们可以料想此种经验是与其它分离意识状态明显有别的。

关于这种经验，有许多轶事式的报导。其中玛克艾佛所提供的一则很有意思。她曾有多次出体经验，每次都是由她所作的苏菲派放松练习与静坐所引发。她下面的观察特别地有趣：

「不久，通常是五到十分钟的事……我会看到大片云层往下扫过并分开、卷回，然后再以不同的阵势与色彩再度扫下、分开，总是在中间让出一条通路……同时会有一种温热感及运动感，从我脊椎的尾端开始升起，愈变愈热，直到肩胛骨上，并有阵阵热气上透皮肤，直到手臂、腿、手及背，最后是腹部。有时会感到热得难受。这「推进者」，我如此称呼那在脊椎里爬升的东西，在到达颈部前似乎遇到了些阻碍，但无妨，每次我作此练习时，它都一次强似一次地挺进。最近，在六个星期将尽时，我注意到似乎是在房内近身处，在这私人剧场之外，有阵阵闪光出现在我眼帘之上。」

如我在玛克艾佛书中的附录所言：「我认为她这种进入现实之隐微层次的旅程，显然对她的生命具有正面的、治疗及启示的作用…，这个结论时常受到一种论调的驳斥，认为此种经验只可能发生在相信它们的人身上。对这个论调，我的答复是，没错，这种经验只可能发生在相信的人身上，事实上，有时甚至是由此信仰所引发的。但这个答复并不会减损此一经验的价值，相反地，它使我们对人类潜力的定义变得更为开放，而不受局限，并对心灵成长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无穷辽阔的视域」。

关于出体经验更进一步的资料，我推荐罗拔•孟罗(Robert Monroe)、希文•穆顿(Sylvan J.Muldoon)及罗柏•克鲁卡(Robert Crookall)的著作。

心灵感觉(psychic perceptions)：正在经历拙火历程的人，常常会有特殊的心灵能力或经验，特别是非经我们知识范围内之肉体感官而得到讯息的能力。这种超常经验，如经证实，便应该列入「感官性」一类，并且，如同出体经验，需要以超越现今神经生理模型的观点来解释。

在某些案例中，这些心灵感受显然是拙火觉醒的作用。然而，这些经验时常是先于拙火之觉醒的。这可能意味着在天生较为敏感而具心灵力的人身上，生理拙火历程较容易被发动。

班托夫模型之相关性

运动性迹象与症状脑波：可能会刺激与群体肌肉运动（像是摆姿势的反射动作）相关之运动皮质层，或是视丘中心。这些运动中，有些具有明显的非特定性，这可能意味着刺激的焦点是在脑部深处，而非皮质层。呼吸模式也可能是由类似的刺激方式产生，而麻痹，如前所述，则可能是一种从属性的效果。

身体感觉：这些感觉也许可以归因于产生在两个人脑半球的脑波，直接刺激负责感觉之皮质层的结果。受影响的身体部位之特殊顺序，乃与他们在感觉皮层对应位置的顺序相符：先是脚趾，然后是下肢、背、头、眼、脸、喉咙，乃至终结于对应在颞叶正上方的腹部。根据班托夫的模型，拙火历程中最早出现的身体感觉是发生在脚部，特别是对应于脑的中央沟之左大拇趾。(神圣的恒河据说是发源于神的左脚大拇趾；在无上瑜伽体系中，导师的双脚是特别尊贵的部位，尤其是大拇趾)。典型的生理拙火循环中,刺激之顺序与感觉皮层对应位置之顺序完全相符的事实,给与班托夫的模型（至少在这一方面）强有力的支持。

有趣的是，请注意在这个模型中，喉咙和腹部是最后开启的部分，指示循环的完成。喉咙的重要性在传统上早已被认定。拙火的密教名称之一，便是「瓦格-艾希瓦瑞」，意即「言语的女神」。也许，要在开喉之后，传说中大师神奇的力量才会大大地显现。

冷热感：这些感觉可能是由下视丘的刺激造成。下视丘与身体部位的对应关系，并不像皮质层那样明确，这也许是冷热感的移动较不规律的原因。单靠班托夫的模型，很难解释极端热度之客观显现。这模型与此现象并不相冲突，而是暗示了这种拙火现象可能还涉及其它因素。

光与声音现象：这些现象可能导源于靠近视丘中侧膝与中膝区域的刺激，以及产生于脑室中的持续脑波。这些现象通常没有特定的形式，可能是由于此回路与皮质量中，代表声光的部位距离太长之故。至于具有特定形式的声音和幻象，则可能意味这刺激已传至代表声、光、语言的邻近相关区域。假使这些现象是由心灵因素所决定的，它们可能会有相当不同而未知的来源，当然，光的客观显现，如经证实，自也需要超越我们现有知识的解释。

疼痛：产生于脑部的波，在遭遇某种不易克服的阻抗时，便可能会引起疼痛。疼痛的感受可能会播送出去，而似乎像是来自身体的各个部分。或者运动性的刺激，也可能在周边部位本身造成紧张而引起疼痛，实际上，这些杂质，或是拙火能流的阻塞物，究竟是如瑜伽学者所称一般，位在脊椎轴中的脉轮，或是在身体周边部位，脑中特定区域，或是心灵中某种更微妙的层面……这些都不会造成什么差别。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并不互相排斥，而其最后结果，也都是相同的。

情绪及思想过程的扭曲：这些现象与班托夫的模型并不抵触，但因为过于复杂，该模型至今还无法被解释。

抽离与解离：潘菲尔德曾报导，直接刺激大脑皮质层第三十九号区域，会致使抽离或解离的现象发生。如此它们便可能是周行的脑波造成的单纯结果，或者它们也可能有更为微妙的心理原因。

单视与大身：这些经验与班托夫的模型并不冲突，但至今仍无法为该模型所解释。

体外及心灵经验：班托夫的模型并未对这些已被客观地证实了的现象，提出一个解释，但他的确为这种研究，提出了一个可能大有斩获的方向指标。在下一章的结尾，我将再谈谈这个问题。

拙火：传统与临床

如我曾经解释过，拙火活动主要有两个模型。一方面是印度瑜伽及坦特罗典籍所描述的传统模型，另一方面则有班托夫的生理学模型，以及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临床观察。

在拙火历程中，那些具有纯粹生理基础的各方面，我称之为生理拙火，而我所作的临床观察，多半是属于此类。这些生理拙火迹象与症状，与瑜伽文献中的描述，有一些重要的不同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拙火能量上升的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体感觉。

根据传统模型，拙火是在脊椎的基部觉醒，或被唤醒，而后直接沿身体的中轴上行，到达头顶，而完成全程。这个路径沿线据说有几个心灵能量的中心。这些中心（或脉轮）中含有杂质，这些杂质必须在拙火能量能够继续上行前被清除掉。

相对而言，临床显示拙火能量始于双腿，而后沿着背部上行至头顶，然后再下行至脸部，穿过喉咙，到达腹部的终点站。

这两套描述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首先，在武断之余，我们必须了解，瑜伽的记载常常是非常微妙的。西方科学家坚持，感官知觉的真正位置是在感觉皮质层，即使我们感到那感觉是在身体周边。同样地，瑜伽行者的意思则也许是那些在身体各部分感受到的感觉、阻塞，和开上（例如喉咙的开上），是以某种微妙的方式为脊柱中的脉轮所代表。

穆克达难陀尊者的一位弟子之经验暗示了另一种可能。他告诉我，他感到拙火能量遍行全身，但是却是从额头下行至脸及喉咙；然后到胸部、腹部，再到脊椎的基部，然后才会进入脊柱而上行。他更说脊柱中的感觉较之周边部位更为幽微，而不易察觉。他提出的一个可能的理由是，也许在他的情形中还没有相当程度的能量进入脊轴。

时间因素是传统与临床描述之间的另一个不同点。所有生理拙火综结的特征，都已为传统描述所囊括，但我们发现相当「平凡」的人往往在数月内，便完成生理拙火循环，而瑜伽典籍却设了一个长得多的期限——通常是几年——给道行最高的入门弟子来完成拙火历程。我们猜想，完整的拙火觉醒是一个涵盖更广的历程，生理拙火循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可能生理拙火是一个分离的机制，可以作为完整拙火觉醒的一部分而独立展开。但现在要下任何最终的结论都嫌太早。

许多问题都是来自比较不同阶段的困难，而事实上，这些过程许多都是同时发生的。个别差异更使问题复杂化。然而，藉由将拙火觉醒视为一种净化过程的假设，可能可以澄清一些问题。如果这些杂质，或不平衡，有任何客观实质，就应该有可能可以藉由生理或心理测试显示其存在。进而测试除去这些杂质是否能使某些临床迹象或症状消失。既然班托夫模型已解释了这种历程可能如何被发动，既然我们知道如何能在此历程的初期阶段将之辨识出来，这种研究合理的下一步，应该是涵盖整个拙火开展过程的长期案例研案。这些研究将会是无价的：它们能够证实在某些特定的现象中，拙火历程是有益无害的。

班托夫的模型可以详尽地解释许多在拙火觉醒过程中观察到的迹象与症状。即使最后证明这模型只是部分地正确，或只解释了所有拙火现象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这个模型还是极具启发性价值的。

班托夫模型与以往解释拙火之尝试的不同，在于它提出更进一步的假设，甚至提示许多实验来测试这些假设。

以下是一些想法：

1依照柏瑞那、威廉生，以及考夫曼等人所提出的方法，测量静坐高手头部四周的微弱磁场。

2决定在静坐的何种阶段中，不规则的微颤会转变为共振的振动。

3发展生物回馈系统，以帮助静坐者达到共振状态。

4研究在头部一侧及两侧施以磁场模拟所产生的影响。

5研究静坐者所报告的光、静及声音感觉，并决定其中哪些可能与物理上可测量的状况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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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拙火循环：诊断与治疗

诊断的考虑

我手头的临床资料显示，生理拙火综结与精神变态是显然有别的。这些发现也为如何分辨这两种状态提供了许多准据。在本书所提出的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历经拙火经验时，如果受到来自社会压力，或早期制约形成的抗拒的负面回馈，则可能会产生类似精神分裂的状况。

我的两个案例特别能够证明这两种状态是泾渭分明的。其一是我在第六章所描述的一个女艺术家的案例。另一个案例则并没有收入此书。那是关于一个人由于不当行为被关进精神病院后，变得「精神变态」的案例。两人都报告说，当他们待在各自的精神病院时，他们很确定自己(以及其它几个病人）可以分辨病人中谁是「疯狂」，而谁只是「通了电而神思不属」。

这可能是一种「同类才识得同类」的情形，一个正经历拙火活动的人，能够直觉地感知他人的拙火状态。这一点很有价值，因为当我们无法决定某一特定个案是处于何种状态时，便可以向这样的人求教(见附录二：印度之桅！Masts)。

对于怎样才算是精神变态，临床医师通常都有一种灵敏的觉察力。要能够知道病人是精神失衡，还是正在被一种较为正面的心灵力量所冲击，我们大半得靠这种对精神病的「气味」的灵敏嗅觉。一般来说，受过训练的临床医师，多半也能感觉到病人是否对自身及他人具有危险性。在我的经验中，在拙火觉醒的早期阶段，经验到敌意和愤怒的个人，很少有将这些暴力情绪付诸行动的倾向。

再者，在以拙火成份为主的案例中，病人对自己的态度通常要客观得多，也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与烦恼。而精神变态者则多半非常隐晦而保留，完全被其经验中模糊但显然相当主观的方面盘据心头，而从来无法沟通清楚。

我的临床资料以及班托夫的模型，突显出几点较为显著的特征：热的感觉在拙火状态中是常见的，在精神病态中却很少有。另外，振动或颤动，以及刺痛、发痒的感觉也是很典型的拙火现象。这些感觉会以一定的模式移动，通常是循着前面描述过的顺序。但是在那些对于拙火能量应如何运行存有先见之人的非典型案例中，这些运行模式可能是不规则的。此外，经历拙火历程的人会在内部见到明亮的光。也许会有疼痛，尤其是在头部。疼痛会突然发生，然后在整个过程的关键阶段，同样突兀地停止。不寻常的呼吸模式以及其它自发性身体动作也很常见。会听见像是鸟叫，或是吹哨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很少会像在精神病态的案例中那样以负面的方式侵入。当听见声音时，经历拙火历程的人会感觉它们是来自内部，而不会误以为是来自外界的现实。

我的临床资料支持了拙火力量是正面而具创造性的观点。我的每一位历经拙火的患者，现在都对自己很满意。他们全都说自己能够更容易地处理压力，并且变得更为理性。传统的案例中显示，拙火历程的完成，可以带来特殊的能力(称为（siddhis)或「力量」)以及深沈的内在平静。但是在初期阶段，这种经验本身所产生的压力，加上自己或他人的负面态度，可能会令人难以招架，并导致严重的失衡。

我的经验显示，对待这些案例最好的方法，是给与了解、力量，以及温和的支持。稍早我曾描述一位作家的案例。这位作家深为自发的恍惚状态所困扰，当我鼓励他以意志力进入恍惚状态后，这些现象便完全停止了。借着告诉他精神病态与心灵活动的区别，我灌输他这种恍惚状态是健全而有意义的态度。因着我对其经验的接受，他也开始能够接受了。一旦他放弃对于这些现象及其潜藏力量的抗拒，这些现象也就不再影响他了。

同样地，那位苦于严重头痛的女心理学家，也以接受取代排拒，而头痛也在她不再尝试控制拙火过程后停止了。换句话说，这疼痛并非拙火历程本身，而是人们对它的抗拒所造成的。我怀疑生理拙火机转的一切负面作用都是如此。

生理拙火所造成的症状，都会随着时间而自动消失。由于我们基本上是在处理一个净化或平衡的过程，而每个人都代表一个有限系统，因此这种历程是会自行停止的。而其间的骚乱也不能视作病态。事实上，由于能够清除潜在的病理因素，它们是有治疗作用的。

拙火力量是自发地自「身—心」深处升起，并且显然能够自行导向。如此，紧张和失衡都不是来自过程本身，而是来自意识或潜意识的干扰。帮助一个人了解，并接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许便是我们最该做的事。通常如果我们顺其自然，这个历程将会找到它自己自然的步伐与平衡。然而，如果它已经变得太快或太激烈，我的经验告诉我，可以用较丰富的膳食，有活力的运动，或是暂时中止静坐，来使它和缓下来。

拙火过程在那些有特别敏感的神经系统的人身上，最容易一触即发，并且最容易变得激烈而扰人——他们是天生具有心灵力的人。在我的案例中，许多人在经历拙火觉醒之前，就曾有过某种心灵经验了。天生心灵敏感者，常常觉得拙火历程大过剧烈，以至于不愿投入往往会加剧拙火历程的非正规传统静坐方式。有时，如果他们不愿完全放弃静坐，他们也许会采取某种自己选择的较温和形式的静坐。他们的焦虑多半来自对此种生理拙火历程的误解和无知。显然我们应该给与他们知识与信心，使得这种过程得以依最舒适、最自然的速率进行，而不是去增加他们的恐惧。

显然，态度的改变可以有很大的成果。首先要改变的是，正在经历拙火现象的人自身的态度，而最终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态度。这对于我们这些在灵性追求中需要可行模式的人是有帮助的。不幸的是，在我们的西方文明中，灵性的价值与态度普遍地被压抑。某些其它文化在这方面较为进步，它们承认精神或心灵上高度发展之个人的正面贡献。在答里岛，恍惚状态有帮助孩子适应的重要功能。再如卡兹所述，非洲布什曼人使用恍惚状态作为增进其社会凝聚力的中心仪式。斯高奇曾说，西方心理治疗师可能会将它视作严重精神分裂的通灵状态，在某个部落是成为祭司之入门式的先决条件。在喜玛拉雅山附近的国家中，灵媒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我还可以随时举出许多其它的例子。

反观我们的文化中，有多少具创造力的人，正因诊断的错误而受苦，我觉得医疗界特别有义务尽一切努力去纠正这些错误。其中一部分努力，便是要认清拙火现象并非一种精神病态。这是很悲哀的，一些有潜力成为具有超凡能力的人，如巫医、灵媒，以及「为神所迷醉的人」（类似那些印度之「桅」)，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正在被「监管照顾」。很可能现在精神病院中的许多人，尽管古怪，还是应该被放出来，如此他们便能丰富我们的生命。

问题在于如何能在精神病院的众多患者中将他们辨识出来。后面附录二中所提之梅尔•巴巴关于印度之「桅」的著作，也许可以提供有用的先例。如果真像我所说过的「同类才识得同类」，这样的人对于我们对拙火案例的诊断以及治疗性支持，的确可说是无价的。

在那些没有准备，便遭遇拙火历程的人之中，有不少人往往会（至少是有时）觉得自己相当疯狂，为了避免被视为精神分裂，或被送进医院或精神病院，他们努力使自己行为正常，并对自己的经验保持沉默。但请试想一下，他们的孤立感及他们与他人之隔离所造成的痛苦。我们必须对这些人及他的家人，甚至于大环境，提供必要的信息，以帮助他们认清到自己的状况乃是一种福气，而非诅咒。当然，我们必须停止对那些正处于重生历程中的人们施以物理或电击治疗，这些方式与创造性的自我发展以及心灵成熟是水火不容的。反之，我们必须开始承认这些个人--尽管他们可能慌乱恐惧--已经由内部展开始治疗了，这种治疗远比现代医疗所能由外部施加的治疗优越许多。
拙火治疗作用

我的拙火案例中，有几个特别地有意思。它们支持了我认为拙火历程本质上具有治疗性的论点。有一位心理学家兼作家，在三十年前曾经住院疗养数月。他被诊断为精神病发，特征是判断力紊乱、思绪浮动、夸张，以及过动。在此事件后，他有些不稳定，苦于慢性的轻度沮丧。无论如何，有一段时间，他以心理治疗为业，偶尔表现不错，但却经常涉入反转移的问题。其它时候，他则无法自己赚足生活费。

1974年，他成为无上瑜伽大师穆克达难陀尊者的弟子。他发觉自己在尊者的印度修行处的生活，以及与这位大师和其它灵修者的接触，是极有效的治疗。在他追随穆克达难陀尊者不久后，便开始出现拙火觉醒的迹象，而拙火的觉醒导致——至少是伴随着——他写作生产力的惊人成长。他也开始享受人际关系的新深度，并对生命有了更确定的掌握。在他生命中的这段重要时期之前和当中，我都时常见到他，可以证实他的整个人格结构、性格，以及处理内在、外在世界的方式，都有戏剧性的进步。

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现年五十五、六岁的女性心理学家，曾经严重沮丧数年之久，甚至曾经两度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每次自杀后，都有好几天不省人事。她唯一一次长期住院是在尝试自杀之前，那次是由于生完头胎后的沮丧而住院。她担任一名责任重大的管理者有数年之久，同时也是一名成功的精神治疗师。在这段时间，她也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包括传统的精神分析。

1972年，这位女子参加了一次冥想避静，其间她每天要静坐几个小时。在短时间内，她便开始经历自发性的拙火经验。随后她便成了穆克达难陀尊者的学生。我是在1973年认识她的。我们相识的头一年里，她有点返缩和保留。但是她后来绽放成一个有安全感，而风趣的人。她告诉我，她从那时起，再也没有沮丧过。我的观察也证实了她对自己的评估。

我想起四位具有心灵能力的人，每一位都曾被诊断为患有某种痉挛性疾病，而在他们发现并使用其心灵才能之后，每个人的症状，以及依赖药物的程度，都大为减轻了。某些其它创造性的事业，也许也具有同样的解放作用，这四个人却选择成为职业通灵者。基于这个证据，虽然不能正式宣称他们症状的减轻，是由于有了这个新的能量宣泄管道，但这因果关系是呼之欲出的。我相当确定，我们将自某些可以经由拙火历程而变得更有效率的较高层次之功能上，得到各种各样的益处，包括较佳的健康，以及情绪的平衡。

当然，如前所见，拙火历程也可以是分裂性的。如果无人指导，一个人很有理由会感到怀疑和恐惧，在一个像是隐居所或修道院那样的支持性环境中，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易地被处理掉。在这种环境中，拙火觉醒所带来的扰人副作用，能够被正确地理解、接受，在某种程度内，甚至是受欢迎的。

然而，缺乏这样的环境时，一个经验此种力量的人，通常会采取各种不理想的反应方式。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样一个深沈而扰人的内在变化，无疑是意味着自己神智不清了。在第六章提过的女艺术家，以及女演员的案例，基本上便是如此。另外，在至少一个案例中（那位中年主妇），自发的拙火觉醒所带来的纷扰与混乱，也可能会导致心灵的膨胀，以及自觉伟大的妄想。

那位女心理学家借着加入各种团体，以及寻找支持性的导师和治疗师，来处理她的内在纷扰。她在仰赖这些帮助一年或更久后，才能够自立。至于那位科学家，他对拙火的了解甚至更为充份，又有相当具支持性的环境，单单只要减低静坐的密集程度，便可正常生活了。

现在我们应该很清楚，医师在诊断时，应该对拙火活动的症状模式保持警觉。神经科大夫在诊断类似精神病的状况时，如能探询病人的静坐历史，将可能得到宝贵的线索。如此他们便能延缓或完全避免苛刻而不当的诊断程序。心理治疗师在处理貌似歇斯底里症状，或是对拙火觉醒的类似精神病反应时，要记得在精神官能症或精神病的外观下，有一种过程正在进行。这种过程是远远超越精神病学的一般知识，或是像威廉，詹姆士所描述的那种恍惚状态的。

在精神治疗之外，我建议医生鼓励有疑似拙火问题的病患，向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求教。当然，要找到一位有帮助的人可能极为困难，除非医生本身很有经验，或曾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否则他所能做的，可能也仅是推荐病人去向这样的人求教。对于某些案例，也许可以向病人推荐一位众所周知对拙火现象所知甚详，甚至（如已故的穆克达难陀尊者）能以心灵传输的方式引发此一历程的心灵大师。

然而，我必须提出一点警告。我坚决相信，那些特别设计用来加速拙火升起的方式，例如称为pranayams的呼吸控制练习，是具有危险性的。它们需要在自身经历过拙火全程，而有能力适任之心灵导师或上师的直接指导下才能施行。刻意地练习瑜伽呼吸技法，可能会在时机未成熟时，释放出巨大的内在能量，而这个尚未作好准备的人，便无法加以疏导或控制。拙火可以被强迫唤醒，但如此只会对人造成损害。

尾 声

在科学界，有个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如果一个实验的结果出人意表，或是无法解释，那么便不会被发表；而那些结果能支持心中理想的假设者，则会付印。换言之，我们的科学企业并不像是科学意识型态所假定的那样客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较具声望的科学期刊(当然也是最保守的)，极少刊载本书所提的这类不寻常现象的原因。然而，仍有许多顽强的研究者并不为此气馁，继续投注心力，以探究心理及心灵的实相。

日本的本山便是这些自行其是的科学家之一．他使用复杂的电磁装置，做了许多研究来证实脉轮系统，以及针炙经络的存在。在他东京的实验室中，班托夫和我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发现头部左半及右半部的身体微动之振幅有差异。左半边的运动要比右半边强上百分之五十。在注意到这个明显区别后不久，我们又有了意外的重大发现：当受试者进入深层的静坐状态，这种在左右的差异，几乎会完全消失。

在一般的意识状态下，大脑一边的脑电波图（简称EEG）振幅会比另一边大得多。借着回馈与耐性，人可以平衡这个差异，并在此刻体验深深的平静与安详。或许我们的发现，便是这种心理状态在物理上的对应现象。

米雷观察到在一群受试者中，左右大脑半球间EEG 相位相干达到七至十三赫兹的人，常常会说有宁静、集中，以及光等主观感受。克莱尼斯的作品中，也证实了心理状态与生理的关连。他显示出情绪可以被一个对侧面及垂直压力敏感的简单转换器记录下来。克莱尼斯令受试者想象某种特定情绪，并同时按下转换器，结果每种情绪都有其特殊的信号或波形。

布罗蒂禾口亚克斯洛德曾注意到他们所研究的胎儿反应具有持定的模式、方向，及作用。稍晚，康杜和桑德发现，婴儿表面上看来没有规律的动作，会随着他们所听到的大人话语而变动。皮尔斯归结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而指出：作为成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套微肌肉动作来协调语言的使用与接收。和我前面提过的那些研究一样，这些研究是感觉-运动联系的进一步证据。

我的同僚和我，以及其它的研究者，不断尝试要测量出对应于静坐者所报告的光、热，和声音感觉之生理现象。在前面几位经历拙火觉醒之静坐者的案例纪录中，我曾指出，我们确曾在其中一位身上观察到温度的变化。有了最近发展出来的医用温度记录设备，我们可以无需在静坐中的受试者身上装置温度转换器，便能看见这种变化。其它研究者，特别是杜伯瑞，曾经描述使用灵敏的光电倍增管来探侧受试者身上发出的低强度紫外光的方法。我们测量静坐者的声音，感觉的生理对应现象的尝试并不成功，但我们必须使用改良的设备和实验程序，在这些方面做更进一步的研究。这将有助于显示静坐者主观报告究竟有何种程度之客观基础。

我们曾经用Motoyama的电场传感器（又叫「脉轮测量装置」）做了个有趣的实验。据我所知，这个实验尚未被证实或复验过。当受试者安静地坐在这个机器中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他正常的EEG波形。经过数分钟的深度静坐，或许是当受试者正感到自己跨越一般的意识状态的当儿，这些信号突然减少，而有一个较高波的振幅相应增加。而我们的实验者没有合适的设备来侦测这个波段。令我们讶异的是，这个新波形的频率，高达350到500赫兹，比正常EEG波形的0到50赫兹要高出许多。这些较高频的EEG信号，也许可以作为某些静坐状态及体外经验，或是意识之装置(bilocation)的一种容易测量的指标。果真如此，一个几世纪来充满神秘与蛊惑的问题，现在便可能成为科学上的新辟疆土。

*有关静坐者脑波变化此方面可阅读《念力的秘密：叫唤自己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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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拙火与心灵生活

如前所述，即使是在心灵上毫无准备，也不曾静坐过的人身上，拙火觉醒仍有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这又带出了拙火在心灵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根据某些思想学派，心灵生活必须仰赖拙火的力量。这些学派坚持，在「身心」的潜在能量被发动，而沿身体中轴升至头顶后，真正的心灵转化才会发生。果真如此，我们便得对许多心灵传统打点折扣，世上仍有许多真正具有心灵力的人，从未有意识地经历过与拙火觉醒相关的心理或身体症状。他们可能从未经历过头痛、烧灼感，或是有令人痛苦的能量流，从双脚或脊椎尾端激射到头部，也可能对体内的七个或更多个能量轮毫无所知。然而，他们却可能经历过合一的意识，平静与喜悦。他们甚至可能是通灵人。

如果我们同意果毕•克里希那的说法，假定拙火是一种潜藏在一切心灵与精神现象之下的根本性进化机制，那么在许多心灵修行者，及有成就的神秘家身上，找不到生理拙火现象的事实，便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那些人身上比较少有那种往往会使拙火历程复杂化的阻塞及身心抗拒。第二种解释是，在他们身上，拙火力量仅仅是不完全地觉醒便导致了他们心灵精神的实现。

两种说法都各有支持者，而我个人的意见是，要得到最后的结论，还得要借助更多的研究。而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拙火与真正的心灵性宙之间有何关连。假使拙火果真具有促使「身心」进化的功能，此种机制是否真的和心灵开展有关？这得看我们所谓的「心灵」是指什么而定。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般认为，心灵性主要乃在于可导致心灵经验或能力，以及异常「扩大」了的意识状态之态度与技术。

这种观点无疑将心灵性视为神经系统进化的产物，也的确有人如此声言。而达爱•阿难塔大师却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较为激进的观点。这个观点与世界上一些伟大的非二元传统——如吠陀哲学和大乘佛教——极为相符。他的论点是，大多数所谓的心灵成就，不过是产生于「身心」之内的「经验」，因此并不真正具有自我超越性。它们是对于自我实现或快乐之伟大追寻的产物。

反观真正的心灵性，乃在于每分每秒对自我、对「身心」，以及对所有可能的经验状态之超越。它与对神或更高的进化可能性之寻求无关。要获致真正的心灵性，我们必须能直觉地认清我们与生命，或神，或超越的实相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分隔，从而生活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达爱•阿难塔如此说明：

「我们的职责不是转而向内，在自身之内寻求神；也不是转而向外，假定神存在或不存在，而是以一种冷静或清醒的心态发展自身。我们的职责是觉醒，超越自身，超越身与心的现象，觉醒入一个身心原本都在其中的境地。」

这种觉醒或自我超越，只有在我们开始了解「身心」的倾向之后，才有可能。自我的「身心」具有遇事返缩的倾向，或如达爱•阿难塔所说，它总是「躲避关系」。他说：

「你一直以情绪的力量收缩自己。无论你如何努力思想、考虑、经验、想望、役使或操控你自己，都无法影响这种收缩。拙火的觉醒无法影响它，它与拙火毫无关系。你可以经验拙火，直到你厌烦得打呵欠了，但还是一点也无法触及这种情绪的回缩。」

心灵修行主要便是要对付这种从更大的生命（或说是神）撤离的自动情绪撤返。自我（ego)就是这样不断的撤返，而自我的习惯，便是在紧要关头阻止神启（God-Realization），或开悟。因此，灵修主要乃在于超越自我之墙，以开放的心向外伸展，并无畏地拥抱一切生命。一个人的情感必须是完全清明而完整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崩溃于心」，他们怀疑神、怀疑他人，以及自己。他们情感生命的发展受到阻碍。

在郁郁不乐中，他们无休止地寻找能够使自己觉得好些的方法。如果他们无法以食色、权力等一般乐趣慰藉自己，他们便寻找其它方式来刺激自己的神经系统。于是他们成为「心灵」追寻者，探索自己身心的潜能。但是，他们逃离疏离与收缩等基本情绪之企图注定终归徒劳，人是无法超越他未能认清而理解之事物的。

无论在脑神经的突触（synapses)中，施放多少烟花炮弹，都无法帮助我们克服心灵的咬啮。一旦幻象或是喜悦的经验过去，人便再度回到情绪原来的痛苦状态。然后，为了再次感受喜悦，他将重新努力刺激神经系统，或迫使拙火上升到更高的中心。在这方面，心灵或神秘经验与性高潮，并无多大的不同。无论刺激的是性器还是脑，结果永远只是心理物理的经验，而非神启，在他1978年七月八日的一次未出版的谈话中，达爱•阿难塔说道：

「对脑核拙火的欲望与对性中心拙火的欲望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只是朝两个方向使用相同的机制罢了。而这两个方向都不能通往神……借着将注意力转向拙火，或生命之流，而依附于脑，在传统上，被鼓吹为通往神的道路。这是常年以来潜入心灵传统的一个错误。通往神的道路，并非经由拙火，拙火的觉醒，以及全神贯注于脑核，也不是神启。拙火和神启毫不相干，它只是一个调播入一种特殊进化性机制的方法。通往神启的道路乃是一种能够理解，并且完全超越此种机制的方法。」

由此可见，真正的心灵性并非虚无缥缈。它始于对自己的情绪反缩负起责任——对自己的无爱、不信任、背叛的心、冲突感，以及恐惧负责。这就是达爱•阿难塔所谓「心灵之道」的真义。

「心灵（heart）是现实或心灵生活的修行之钥。人们倾向于专注在心智或身体的层面，而忽略了心灵。然而，心灵性的准则在于心灵，而心灵历程的火，便是在此觉醒的。这火既不在会阴，也不在头顶，而是在心灵这个无限之地，存有之根，以及「身心」的情感核心。」

在论及心灵历程的火时，达爱•阿难塔所指的自然不是任何热的感觉——热感属于生理拙火的领域。火在这里是一种比喻。心灵的火乃指一种主观的涤清感，感到所有的假设、意见、幻象、妄想，乃至所有的依附和偏嗜，都逐渐地被净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意识中对实相（reality）否认或隐藏的每个动作，都逐渐地被净化。这是一种留驻在一处的状态，而非去从事任何内在或外在的追寻。任何种类的心理或身体症状，都有可能伴随这种净化——从不舒服到生病，包括发烧及身体各部分的发热现象。

这是达爱•阿难塔的经验之谈。他熟知各式各样的拙火症状，明白也坚持拙火状态、神秘经验、心灵现象，以及伟大的心灵觉醒之间的分野。伟大的心灵觉醒和神经系统毫无关系。他知道拙火力量不同于超越的力量或夏克提，这种超越的力量是终极实相本身无极无限的力量层面。

他引用印度的形上学，把这个终极实相称为湿婆——夏克提。湿婆代表意识的层面，而夏克提代表力量的层面。但这两者只有在概念层次上可以互相区分。实质上，他们是一个同质的、单一的「密集」(intensity)。达爱•阿难塔论道：

「一切上升者皆已是湿婆和夏克提的合体。不需要抬起拙火一分一寸，「它」便己经升起来了，并且还在不断地升起，同时「它」也不断在下降。「它」是大阳、心灵（或内在的自性）的传导环圈。当外显的存在从心灵的观点生活时，一切的上升和下降都已完成，并且继续不断地在完成。」

由是观之，拙火的能量不过是这个同质而单一的「密集」——或实相——的一种显现。它是在人类「身心」完全觉醒前的一种进化「身心」的现象。

开悟的导师单靠他们自身的存在，便能传送湿婆——夏克提，或意识——力量。他们事实上已与实相无别，因为他们不再受制于自身是一有限存在的假设，不再受限于始终与其它生命分离的身体与心智。一个开悟的人，便是那单一实相的化身，因此，他只要站在那儿，就具有转化的力量，就能对那些能够调整自己而接收到这力量的人有所帮助。达爱•阿难塔解释道：

「一位真正上师的夏克提，并不单单只是拙火夏克提。拙火夏克提总是在归返「真实」（truth），寻找「真实」，以及寻求与「真实」的融合。而流溢于真正上师身上的夏克提，本身已是「真实」。它是「真实」的力量。」

导师所放送的真实之力，对接收此种心灵传输的弟子，具有净化的作用。而这就是全部的目的。而导师的传输在弟子身上，可能会有相当殊异的作用。它可能导致全然的喜悦状态，或激烈的情绪反应，也可能导致幸福的感觉和疾病的症状。不论是何种作用，这种心灵传输的首要功能，乃在于强化弟子的整个生命，因为经由此种强化作用，他才能对回缩或自我收缩的倾向，变得敏感而有理解力。只有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改变或转化才会发生。而真正转化的指标之一，便是愿意去超越即使是最喜乐的经验，直到达成一种除那唯一绝对的实相外，别无他物的稳固实现。

达爱•阿难塔的众多著作，以及弟子们的记述，都明白显示出这一切并不只是一种哲学。他的话语有着由个人启悟经验而来的权威。在他的心灵自传《聆听之膝》(The Kness oflistening)中，他描写道，在他两三岁之前，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充满能量、光，与无瑕之喜悦的气泡，他将之称为「光明」(the bright)。在失去这个异乎寻常的状态后，他便展开漫长的追寻，直到1970年方止。

在孩提时，他会周期性地进入一种像是高烧赡妄的状态中，其间他又会回到「光明」的境地。虽然这「光明」已返去，它在他心中仍然具有强力的神秘推进力。然而，直到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才开始在寻找「光明」之外，有系统地探索人类「身心」的可能性。一夜，当他觉得已经作了一切可能的寻求后，他有了下面的经验：

「然后，相当突然地，在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身上的能量和觉知，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种绝对理解的感觉，在意识极深极远的一端张开、上升。而所有往下朝那深度移到的思想能量，似乎在一个深不可测的点上转向。这个上升的推力，使我站了起来，觉得有一股汹涌的力量从深度上升、扩张，使我整个身体及意识的每个层面，充满了一波又一波最美、最令人喜悦的能量……我的头开始因充塞脑中的强烈能量而作痛……最后我在街上乱走，而使自己筋疲力尽，然后我回到房间。」

当他在1961年到史丹佛大学之前，他已经能够确定他自己的意识中，有一种机制使他无法达到开悟的状态。现在他开始严格地观察这个机制的活动。他借用希腊神话人物纳西瑟斯，来象征这种无爱的自我封闭的机制、这个自我的习惯。这期间，他有许多特殊的心灵及神秘经验。其中之一特别的有意思。在加州山景市老兵管理医院的一次正式经验中，他为一种深刻的感觉所淹没。这感觉起于脊椎的基部，然后上行到心脏、喉咙、后脑，而终于头顶。他描述这次的经验如下：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生命的这个类似神经系统的形式结构，但是，不只于此，我还意识到印度及密术文献中所谓的「脉轮体」，或是觉醒的「拙火-夏克提」……这个「形式」，这个普通的心灵体， 就是我在小时候经历过而称之为「光明」的东西。」

他也常常会经历所谓「星光体」(astral body)的天体形成，以及压在他身上的「麻木感」。虽然这些经验有点令他着迷，但他主要的动机，仍是要了解那种「自我收缩」的机制。然后他了解到自己需要一位导师。

1964年，他开始跟随一般称为「鲁迪」(Rudi)或鲁卓阿难陀尊者的阿尔拔•鲁道夫学习。这位曾是穆克达难陀尊者学生的大师所传授的拙火瑜伽，乃是以自我努力，而非自我超越或恩典（grace）为基础。在鲁迪门下，达爱•阿难塔第一次经验到师父与弟子间心灵能量的传输。

然而，他直觉上认为，心灵历程应该是一种自我臣服(self-surrender)，而非费力的自我锻练。发觉鲁迪的瑜伽与他的直觉信念相冲突，达爱，阿难塔转而向穆克达难陀尊者求助。只在尊者的印度修行处待了三天，达爱，阿难塔便经验到一种绝对狂喜的状态，也就是离诸妄想三摩地。

第二年,他又回到印度,随穆克达难陀尊者修行,这次他经历到拙火，以及幻象经验的全部领域，包括尊者教学中最为突显的要角「蓝珍珠」。这一切都为尊者的一封信所证实（尊者极少写信），信中说到达爱•阿难塔已获致「瑜伽的解放」，并已有资格教导别人。

但是达爱•阿难塔明白自己的心灵之旅尚未抵达终点，他也并不特别有兴趣教导拙火瑜伽。他很确定，即使他曾一再经验绝对狂喜，也不过是对神经系统操控的结果,更不用说其它的幻象和心灵现象了。所以，这不可能等同于开悟，或是神启——这些是持续不断的状态。因此他加强自己自我观察和自我臣服的练习。而后在1970年九月十日，发生了下面的事：

「刹那间，我突然深刻而直接地觉知到我是什么。这是一种无言的了解，一种在意识本身之中的直接知识。它就是意识本身，没有添加来自任何其它来源的信息……没有思想涉入其中，我就是那个意识，没有一点喜悦或惊讶的反应。我就是那个我所认清的东西，我就是它……然后确实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去了解了。我生命中的每个经验，都是为了造就此刻。」

在这次觉醒后，一连串的自发心灵活动接二连三发生在达爱•阿难塔身上，到今天仍未停止。这证实了他认为开悟不是目标，而是心灵转化之基础的论点。]]> 2010-1-24 16:39:00(0) 陈寿文 2010-1-24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51212&PostID=21679024&idWriter=0&Key=0 4 生理性拙火

拙火发动的过程富有戏剧性，在传统上被视为强力的净化过程，而在物我狂喜相融的高峰状态中，达到身心的超越。

拙火在向上移动的路径中，借着动力作用将遇到的各种杂质燃烧殆尽。梵文经典还特别提到三个主要结构性障碍，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结」。根据传统的知识，这些结位于几个中心：最低处肛门、心，和眉心后面。瑜伽士受指示，要以单一注意力的集中和专注的呼吸，来穿透每一个结。

但是拙火的路径在它向上弧线的通道上，可能在任一个地方受阻。我们可以将这些阻碍看作是压力点。而拙火上升时，促使中央神经系统释放压力，通常会伴随着痛楚的经验。拙火遇到这些障碍，会持续发挥作用，直到消散为止。这充分显示了升起的拙火会自己找出进行的方向。它自发性的运作，散布到全部的心理生理系统，来达成身心转化。一旦障碍消除，拙火自由地流过那点，而继续向上旅行，直到碰到下一个压力带。拙火能量似乎可以扩散，所以它能同时在许多层次上运作，同时消除许多不同压力点。

拙火一路向上移动，一直到达头顶中心才停止。无论在上升的过程中，拙火能量是多么分散，一旦到达头顶中心，它就集中起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模拟成电的现象。一束电流通过细钨丝时，会产生光亮，但经过粗铜线时则不会，因为细钨丝提供了相当的阻力，而铜线没有。同样的情况，拙火遇到心理生理系统中存有特别阻力的部分时，会产生惊人的觉受。但是由拙火对抗阻力的摩擦力所产生的热，很快就把阻碍烧尽了，然后觉受也停止了。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用来理解这个过程：一股强劲的水流流过小橡皮水管，会使得水管猛力挥动，可是同样的水流流过救火水管，则几乎不会被注意到。同样地，拙火的能量流过身心受局限的地方，会造成混乱，而使人经验到痛苦。当然，这些全都只是比喻而已。无疑地，拙火的真正过程要比电流或流过水管的水更加精细微妙，也更为复杂。

然而，以纯粹的生理的物质用语来理解拙火现象的整个范畴是可能的。班托夫正是这么做的。他的模型能解释很多我和其它人所观察到的拙火现象。以下跨文化的调查和案例研究报导中的自发性身体动作、变动的身体觉受，和其它现象，都能被解释为拙火活动的副产品。班托夫的模型提供了目前最好的解释。

然而，我必须强调，在我的临床观察和传统的模型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最显著的不同在于，拙火能量通过身心的活动。依据瑜伽和密宗的传统经典，拙火自脊椎底端的脉轮中心升起，沿着中脉到头顶。这也是穆克达难陀(swami Muktananda)和果毕•克里希那在陈述自己经验时所表达的一小部分。而另一方面，我的临床资料和一些非印度传统的记载，却显示拙火的活动是由脚开始，沿着背部或脊椎到头部，再下行到脸部，经过喉嚷，最后停在腹部。

化名为卢宽瑜(Lu K’uan Yu)的鲁克(Charles Luk)，在道家系统中描述内火的小周天轨道（microsmic orbit)发轫于脊椎的底部，上升到头部，然后下行到出发点。这和班托夫模式的预测完全相同。

现在问题是：班托夫模式和传统拙火模式之间的差异如何解释？我们可以假设这是两个相关而根本上完全不同的过程。或是假设基本过程是相同的，而不同之处只是偶发的。第一种假设较不可能，因为描述太类似了。而假如第二种假设是正确的话，我是如此认为的，那我们还是得解释这些不同之处。

我们会猜测，这些不同之处可能是由不正确，或不完备的自我观察和描述所造成的。那些拙火自发性觉醒的人，会不会因为没有传统印度解释的知识，硬是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经验？或者是那些在传统模式的架构中寻求拙火升起的人多少心存预设，而主导了他们的经验？我认为第二个解释更值得采信。语言建构我们的经验。一旦我们采纳某一种模式作为可信的如实反映，我们就不再视它为模式，而把它和真实划上等号。

在拙火的传统模式基础上，致力于拙火觉醒的古老技巧上的瑜伽士，无法避免地会有这样的倾向。他全心期待拙火能量在最低中心（脉轮、脉丛结）醒来，上行到头顶中心（顶轮），在那儿，产生了无可言喻的幸福感。因此他极有可能忽略任何和指示不符的现象。甚至，他可能没有清楚地觉察到任何这样的现象，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整个过程的另一个层面。

照这样看来，那些先前对这过程没有任何概念，而经验到自发性拙火觉醒的人，是较好的观察者。他们会注意到那些从传统角度看来，没有任何意义或根本不存在的现象。在他们的脑中，没有瑜伽士精细抽象的理论架构来过滤真实。因此，他们对于拙火经验的独特征兆较为敏感，特别是在身体方面。

然而，也因此，他们在探索这过程更深的灵性发展方面，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原因是在缺乏传统的背景之下，他们并不像一些修道士曾充分地发展出来的，理解拙火的全部潜能。他们也许会同意构成西方文明骨干的物质哲学，他们甚至会以较高层次的思想来理解他们的经验。但是，相反地，他们也会害怕——像我的许多病人一样——害怕自己是疯了。

拙火过程存着许多秘密。有许多是我这个当医生的也不理解的。因此，集中在可以说出有用意见的某些层面是较可行的。而拙火经验的生理向度正是如此。我将用「生理性拙火」(physio-Kundalini)来统称拙火过程中那些能纯以生理方式来解释的层面。生理性拙火是缓慢进行的能量感受之流，发源于身体低处，上升到头，绕过喉嚷，到腹部，此时刺激达到顶点。我称这种复杂现象为生理性拙火过程、周期（cycle），或机制(mechanism)。

当拙火能量在途中遇到阻碍时，克服且净化了那阻碍点的心理生理系统，我即称为那特别区位的「开启」(opening）。喉咙的开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术语富有描述性，而且适用于生理上的诠释。因此，我们不必沿用形而上且理想化的模式描述，却能与拙火过程的传统模式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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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文化里的拙火经验

非洲的「困族」（！Kung)

巴札娃那（Botswana)西北部是卡拉哈律(Kalahari）沙漠——「困族」的家乡。美国人类学家卡兹对这民族神秘仪式的纪录，使我们看到一些不寻常的线索“在他的纪录中，「困族」为了热起「n/um」来达到「奇亚」（！Kia)状态，往往连续跳舞好几个小时。卡兹认为「n/um」类似「拙火」。「奇亚」是超越的状态。这状态不仅仅是所谓的「高峰经验」，这经验也暂时性地超越平日醒着的意识，来容纳狂喜感受。这和马斯洛所谓的「高原经验」更类似，此经验是彻底转化的，整个人有意识地、喜悦地全心投入更大的生命里面，才会经历到的。因此，「奇亚」状态和禅宗的开悟（satori），或印度某些型态的「三摩地」相类似，这不是凭借感官知觉的丧失就能达成的。

那些被授与「n/um」秘密的「困族」族人，知道如何去引动这力量，和当他面对巨大内在力量强过他的自我感的威胁时，如何克服必将遇到的恐惧。一旦他跨过恐惧的门坎时，他就进入「奇亚」状态。

「n/um」据说存在心窝处。当它热起来时，自脊椎底部升到头部，「奇亚」状态就在它达到头部时完成的。根据卡兹的纪录，一个族人提供了以下的报告：

「你跳舞。跳啊！跳啊！跳啊！然后「n/um」在腹部升起，在背部升起，接着你开始发抖。「n/um」令你颤抖，它很热。你张大眼睛，但你不四处看；你直直地瞪视前方。但当你进入「奇亚」状态，你四处观看，因为你看见每样东西，因为你看到是什么在困扰每个人……然后，「n/um」进入你身体的每一部分，从脚尖到发根都渗入。」

另一个族人这么说：

「你感到你的脊背有尖锐的东西，它逐渐上升。然后你脊椎底部有刺痛感，刺痛、刺痛、刺痛、刺痛、刺痛、刺痛、刺痛……直到你脑中一片空白。」

在「奇亚」的高度状态，一个「n/um」的老师可以表演多样的特殊技能，如医治病人和玩弄，或走在火堆上。他也可能出现天眼通，看到极远处的事物。一位「n/um」老师说，当他在「奇亚」状态时，「我真的再度成为自己」。这暗示着这些超能力事实上是人类本有的。

超越平常意识和自我感之后，一位「n/um」老师可以接触超自然界和驱鬼。在「困族」的宇宙观中，鬼会使人生病。驱鬼是「n/um」老师的技艺与能力的重心所在。对他而言，治愈就是赢得了与拟人化的致病势力的战斗。

卡兹指出，「困族」寻求「奇亚」，不只是为了自我成长，而主要是要帮助别人。「奇亚」也不是被他们寻来作逃避日常生活的永久避难所。相反地，族人必须很快回复到平常状态，以及善尽日常的责任。「奇亚」状态的延长，并不被视为恩赐，而是错误。为了进入生命的神圣领域，接收滋养，然后与自己的同伴分享在治疗的过程中所接收到的经验，是他们追求「奇亚」状态的主因。

在「n/um」过程中决定谁是专精者的唯一标准在于过程本身。凡经验到「n/um」，而且能维持「奇亚」状态的人，自然而然被视为「n/um」的老师。据了解，一个人的感受愈多，想象力愈丰富，他愈有可能达到「奇亚」，也就是超越他的平常状态。「困族」有一半以上的人能达到「奇亚」状态，这种能力似乎有遗传性的。

「n/um」的升起伴随着恐惧和疼痛，而且无法预测。「困族」相信「n/um」老师能帮助学生热起「n/um」，而且控制整个过程，以防止过度的惧怕阻碍了 「奇亚」的发生。虽然现在「n/um」是个别传授，「困族」仍把「n/um」当成神赐的礼物。

圣•德蕾莎(Saint Therese)，基督教神秘主义者

圣•德蕾莎在她一生的回忆录中，曾描述过她如何为自发性拙火醒觉的类似现象所苦恼。德蕾莎来自一般法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有着快乐的双亲和四个姊妹。十岁时，她成为卡摩（译注：Carmelite ，卡摩教派，十二世纪在卡摩山所创立的宗教教派。)修女院的学生。在她入学的几个月后，突然经常性地头痛。某个傍晚，正当她准备上床睡觉时，开始无法自主地颤抖。这种情形持续了一个礼拜，而且任何治疗都不管用。高烧并没和颤抖一并发生。而颤抖总是如同来时一般神秘地消失。

几个礼拜之后，她被幻觉、昏厥和抽搐的奇怪混合感觉所袭击。她好像发狂般地胡言乱语，对看不见的可怖生物大叫。她在床上痛苦的翻滚，头部猛烈的撞床头，好像某种力量正在攻击她。这些「抽搐」，有时像体操家的软功，偶尔又会剧烈得把她抛出床外。她整个身体的旋转和跌落动作，都超乎了她平常的弹性。例如，她会由膝盖跳起来，不必用手就能使头倒立。后来，在大弥撒时，她遭受到更严重的袭击，唯有在她殷切的祷告之后才停止。

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袭击相当猛烈，包括身体奇怪地扭曲和旋转，但她的身体却丝毫无损。有时她一头栽向地板，或被掷向床头木板，可是仍未受到伤害。

这种奇怪的疾病持续不到两个月。之后，还有两次不到几分钟的昏迷和僵硬。德蕾莎宣称她在整个过程中从未丧失觉知，即使在「昏迷」时期，也保持着醒觉，只是她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活动。她自述道：

「我几乎一直处在精神混乱之中，胡言乱语，然而我十分确定， 我从来没有一刻丧失理智的思维。我似乎是在近乎死亡的昏迷状态，连最微细的动作都没有：任何人都可以对我做任何事——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杀了我，可是自始至终，我都能听见周围的谈话声，而且记得一清二楚。」

圣•德蕾莎固定接受一位医术精湛医生的治疗，但这位医生也束手无策，并且坦白承认完全被她的症状弄胡涂了，然而，他也坚信，德蕾莎的症状不是歇斯底里。德蕾莎本人则把自己可怕的经验斥为「魔鬼的伎俩」。仔细回顾，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普遍不为人知的自发性拙火升起的症状。在基督教传统中，有多少其它的圣者经历类似经验——无论医学或神学，都无法圆满地解释清楚。

生理灵性的热

热，如生理灵性的热，在许多宗教传统中都曾被提及。正如伊利亚德观察到的:

我们碰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只与印度宗教有关，也与一般宗教历史有关，过多的能量、神奇的宗教能量，被人们十分明显地经验的「热」。这已不是能量的神话或象征，而是改造了修行者的生理机能的实际经验。我可以确信古代的神秘主义者、修道者，早已熟悉这种经验。许多「原始」民族视这种能量为「焚烧」，以带有「热」、「烧」、「烫」这些意思的字眼，来描述这种能量。

伊利亚德进一步提到：

我们也要记得，全世界的巫医（译注：shamans 。此字有两解，一是亚洲北部某种宗教的祭师，他能召唤善灵和恶灵。二是北美印地安人的巫医。)和巫师，都以「火的大师」(master of fire)闻名于世，他们可以吞下火烬、手拿红烫的铁、走过火堆。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展现惊人的耐寒力。北极地区的巫医和喜马拉雅山的修道士，因着他们「神奇的热能」，展现了超乎想象的御寒能力。

许多传统，特别是西藏佛教和中国道教，已经有发展出控制生理灵性的热能之精细理论和修行方法。在西藏，「拙火瑜伽」是六大开悟法门之一。西藏的僧侣很珍视它在冬天使他们免于受冻的附带效果。「拙火瑜伽」的大师，以在极低温的情况下还能把他们身上的湿布「烘干」而闻名。

道教发展出复杂的生理炼丹术——也就是利用内在的热（火）来增加活力，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安德希尔在她那广为人称颂的研究中，提到「英国神秘主义之父」罗来的关于「热」的经验。罗来在他的著作《爱之火》中写到：「当心智真的被永不止息的爱——我称之为热——点燃时，人能感受到心的燃烧，不只是希望，而是真切的，心真的转变成火，释放出燃烧般爱的感受。」罗来本人对这经验的强度也很惊讶，那不只是心智上或想象，而是在生理上也有强而有力的印证。在他著作的序文中，他陈述道：「我经常摸索我的胸部，想知道这种燃烧是不是由于外在身体因素所引起的。」一位印度苏菲老师门下的弟子，也是现代神秘主义者崔蒂，报告了一个类似的热的痛苦感受。在她的灵性自传中，她说：

「沿着脊椎，内部热流似火，外部则流动着一股一股的冷颤，一波又一波地漫过脚、手、腹部，使所有毛发都竖立起来了，好像全身都充满电。」

另一篇她的日记上则是这么写道：

「我内在的力量整夜都没减弱，使得我无法入睡。我注意到一些完全崭新的东西。我的血液发亮，而我看见它在我身体内部循环。不久，我察觉到那不是血液，是光，一道蓝白色的光，在另一个系统中运行：光从身体中出来，又在不同的点进入体内。仔细观察，我可以看见无数的光点像一张发亮的网，环绕身体的内外部。非常美丽。没有骨头，身体由光所结的网所建构。」

然而很快地，我就注意到身体似乎着火了。这液状的光是冷的，但它却燃着我，好像热熔浆一股股地流过每条神经和纤维，愈来愈亮，愈来愈难以忍受，愈来愈快。我除了躺着，无助地看着这令人痛苦的强烈热流每秒增强……闪动着、波动着、扩大、收缩之外，什么事也不能做。活生生地被焚烧。

白哈瑞也从苏菲经典中找出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因为这些例子是「内热」显现在身体上的：

「其一：圣者来吃饭，女孩把水倒在他手上。她注意到他内在分离的火燃烧旺盛，以至于水一按触到他的手，就化为蒸气。

其二 ：我发誓，当那位医生伸手碰我的手时，他的手被灼伤了，立刻出现一块块肿胀。这就是分离之火的热。他了解我的状况，所以能欣然忍受这种痛楚。」

阿格波，一位备受瞩目的菲律宾「心灵外科医生」，于1974年与我的一次对谈中告诉我，他已学会如何以心理方法点燃火，这是他成为治疗者的训练之一。1975年，穆克达难陀表示，这种能力是某些瑜伽学派的训练之一。这种实际发出热能的传统流传广泛，使得拙火觉醒的类似临床案例更加可信。

最近，许多「自发性燃烧」的例子被披露出来。巴西「生命研究机构」中的安德略德调查许多自发性的火。有些事迹是警察亲眼目睹，我个人也见过一个案例。

我花两年时间调查经常引发火的案例。其中之一是，一个年轻犹太人娶一位天主教女子，当他们有了一个儿子之后，这户人家就开始闹鬼。这桩婚姻引起家族纷争，整个情况十分情绪化。起先，闹鬼现象围绕新生的婴儿发生，后来，年轻丈夫决定改信天主教，这件事和愈来愈剧烈的闹鬼现象，使得全家族都陷入了惊涛骇浪中。

家族中的四代成员和许多外人，都曾目睹了各种超自然现象，如物品自行移动和消失。年轻的夫妇常感受到被撞击、摇动、抓伤和勒紧的苦痛。女子的母亲某一天傍晚被撞倒在地，不醒人事而必须送医。

每一位家族成员和有些调查员，则亲眼看见许多自发性的火。有一天傍晚，我和孩子的祖父到卧室要探看这孩子，发现窗帘着火了。我和他在灭火时，也轻微地伤到了手。一些小规模的火发生时，我也在场。后来，当年轻男子改信天主教后，积极从事教堂活动，而且举行正式的驱魔仪式，这种现象才告停止。

我们可以视这些案例为被抑制的心理生理能量如何外在化的示范，因为「热」是活跃的拙火经常示现的活动之一。比起其它生理上的改变，「热」更容易被观察和衡量出来。拙火上升到达头顶时，所产生的热促成了强烈光明、狂喜的悟道经验。

光的经验

光的经验可说是全球性的灵性或神秘经验。它和拙火力量上升到头顶（或称顶轮）关系密切。果毕•克里希那形容道：

「每当我将心智之眼转向自己时，无可避免地，我会看到在我头内头外有一道光明之流，在一恒常震动状态中，好像是一束极微细、灿烂的物质，从脊柱上升，而在头骨附近漫开来，以无法描述的光辉充满、环绕头部。」

穆克达难陀也描述了一个类似的现象：

「我环顾四周。大火的火苗在每个方向吞噬着。整个宇宙都着火了……在我头内，我看到眩人的光亮，我感到害怕。」

最高神秘的觉悟经验通常被称为「光明」或「开悟」，并非偶然。所有世代的神秘主义者和觉悟者，说到他们灵性状态的「光辉绚烂」层面时，并不是种比喻，而是字义上的真实经验。

「内在光明」的经验是巫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斯基摩人把一种神秘状况称为「柯瓦曼尼克」((quaumaneq)，意思是「闪电」或「光明」。没有这样的状况，无法成为巫师。这奇怪的光充满了巫师的头和身体，据猜测这光还可以使他看到很遥远的、黑暗的地方，甚至未来都看得见。

印度教最早的秘意经典之一《旃陀伽耶，奥义书》(chandogya-Upanishad)中，超越性大我据说是以「内在光明」而存在心的这区域。佛陀夜睹明星悟道，明亮的星星象征「清澈的光」，或超越一切形式的宇宙实相。西藏密宗高僧警告弟子在死亡的过程要注意这「清澈的光」。

依照传统的佛陀自传《方广大庄严经》，当佛陀进入甚深禅定时，一道光芒会自他的顶轮升起。这令人想起《博伽梵歌》(the bhagavad Gita)第十四章的一段诗文，它说当真正的知识或智慧出现时，身体会涌出光。中国哲人庄子也说过同样的话。

《博伽梵歌》有名的第十一章，对于阿朱拿王子的开悟经验有美好的描述。他见到克里希那(krishna)光辉绚丽的荣光，被这象征最终真实的光芒所震慑。阿朱拿所经验到的「神性」，是「一团光，光芒四射……简直像太阳般辉煌灿烂」。

然而，并非所有体验到非生理性的光亮，都意味着开悟或成道。神秘主义传统也承认，体验到光，不见得就表示证得破除二元对立的悟境。哈达瑜伽和密宗的修道士已发展出复杂的观想技巧，光联觉（由触觉、听觉引发的视觉感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些技巧被视为产生内在光的方法。同样的，道教高人也开展了「循环」内在光的修行方式，这能使「黄金花」开而获得「长生不死之药」。

早期基督教洗礼仪式被称为「光明」。圣灵以火焰形式出现。根据基督教传说，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水就放在火之上。

根据古老传统说法，真正的修道士真的会放出慈悲柔和的光。许多故事提到虔心在祷告的修士放出了光芒。

道教传统

在中国道教传统中，拙火现象是耳熟能详的。他们认为，当人学会制心一处时，隐藏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经过许多心智和身体上的训练，使「气」（也就是梵文中的普拉那prana )汇集在下腹部。当心受到控制，气或生命力会启动，而在身体的主脉中流动，造成不自主运动（身体自行活动，不受指挥）。气的发动据说会产生以下八种感觉：痛、痒、冷、暖、无重量、沉重、粗糙和平滑。

生命能是热的，它不只散布热到身体各部分，而且会变得明亮，让静坐的人看见。在一些较特殊的静坐者中，它会投出一道确实可见的光。当生命能移动到受阻地带，则会引发疼痛和粗糙、抽筋的不愉快感受。

化名为鲁克的卢宽瑜提到过，道家高手因是子（Yin Shih Tsu）在1914年撰写的书里说，感到热从他的脊椎底部上升到他的头顶，然后下行到脸部、喉咙，最后到丹田。他全身翻滚、扭动，并且看到许多内在光。他头痛，有一次还觉得鼓胀。他的上半身似乎在延长，以至于他觉得有十呎高。这就是佛教经典中的「大身」(（great body）。

因是子说，他并非一次就经历到这些不同的感受，而是在不同时刻的静坐过程中一一体验到的。有时循环的热比较像依循固定路径的震动。他曾经在晚上不自主地摆出一系列有秩序的瑜伽姿势，期间长达六个月。

在韩国，禅的传统中也有相同的例子。1974年，韩国的禅师，也是政治人物的息欧（seo）博士告诉我，气从身体——尤其是背部——往上行，然后绕过头顶到脸部，经过喉嚷，最后抵达腹部。

乌洛波洛斯（Uroboros)

乌洛波洛斯——蛇吞自己的尾巴的意思——是个古老的象征。它象征着生命的连续性，或天与地的结合，有时，这自我吞食的蛇身被画成一半黑一半白，类似中国阴阳的象征，表示了在自然中两极的运行和调和。若取其调和之意，乌洛波洛斯在诸斯底教（译注：Gnostic ，初期的基督教之一派，重视神直觉，被视为异端。)传统中，是很重要的象征，它的入门弟子都冀求超越小我而进入统合的大意识。

十九世纪，德国化学家卡库勒(Kekule)在梦中就是看到这个原型象征，而得到灵感，才洞悉苯（benzene)的分子结构是一闭合的碳环。

在艾力卡（Arica）由伊卡若(Oscar lchazo)所创的现代秘术学校中，「乌洛波洛斯」是一种训练，藉由呼吸的控制，来引动下腹部的能量。吸气时，集中注意力在会阴部，起先有感受，然后引导能量沿着脊椎到头后部，能量绕过头部，这时呼气，能量也往下行。它经过头顶到前额，在眼睛部分分叉，沿着鼻梁两侧下行，经过上唇两侧而在下巴会合。韩国禅宗教法中也有同样模式。在埃及古老的奥西力斯(译注：Osiris，原为太阳神，后为其弟所杀，肢体散落大地，其妻爱西斯拾回其尸，而再度复活，成为阴间的主宰和审判者。他和尼罗河被视为大自然更新活力的代表。)之眼的象征也是一个左证。能量自下巴经喉嚷前方到胸骨，一直下行到下腹部为止。在一定的时间内，能量自动由腹部走到生殖器官，而完成循环。这个训练的目的是要在头内或循环过程中「看到」光。

拙火升起的一些古典记载

第一位著书详细讨论拙火经验的那瑞亚那南达，对于拙火能量的部分和完全升起作了区分。部分升起会导致身体和心智上各种并发症，只有在拙火完全上升到头顶时，才会唤醒对圆满神性或解脱的真正渴求，而在意识转化上获得理想成果。也唯有这样，才能没有任何副作用地开悟，体验无上的喜悦。

拙火的升起伴随着不同的觉受和经验。以下摘自那瑞亚那南达所汇编的症状表：

1有强烈灼烧感，起初沿着背部，而后遍布全身。

2拙火进入中脉时，会有痛觉。那瑞亚那南达特别指出这和其它扰人的现象都不该视为疾病的征兆。

3当拙火到达心臓时，会感觉到心跳加快。

4从脚趾头会有爬行的感觉往上走，有时全身都开始摇动。往上走的感觉有时像蚂蚁慢慢往头部爬，或像蛇扭摆而上，或像鸟从此地跳跃到彼地，或像鱼急冲过平静水池，或如猴子跳到远处的树枝。

这些征兆在印度传统经典中都被提到，特别是在瑜伽和密宗的系统里。这足以作为拙火过程有其客观性的论证。印度当代十分有名的神秘主义者——圣拉马克里希那，以惊人的相同词语来描述他的拙火经验。关于他自然达到的不同狂喜状态，据报导他是这么说的：

「在这些三摩地（狂喜状态），人感到灵魂之流像蚂蚁、鱼、猴子、鸟，或蛇般活动着。

有时灵魂之流自脊椎升起，像蚂蚁一样爬行。有时，在三摩地状态中，灵魂在神圣狂喜的海洋中，如鱼般喜悦优游。有时，当我侧躺着，我感到灵魂之流像猴子一样推我，非常喜悦地和我玩耍。我静止不动。那股力量像猴子，突然一跃到头顶。这是你看到我突然跳起来的原因。有时呢，灵魂之流升起如同鸟，从这树枝跳到另一枝。它停留的地方像火……有时灵魂之流如蛇般向上移动，「之」字形前进，最后到达头部，然后我进入三摩地状态。除非一个人的拙火被唤起，否则他的灵魂意识不会清醒过来。」

另一位印度权威特莎尊者的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在正统的瑜伽传统和现代瑜伽提倡者之间搭起了桥栎。这位圣者以鲜活的个人语汇来描述拙火觉醒的症状。他的描述涵盖了所有不同的感官系统、运动神经系统和其它征候。

吸引了众多西方弟子的印度悉日云传统的大师穆克达难陀，在他的自传中有丰富而详尽的描述。他报告了以下情形：身体不自主的动作、固定在某些奇怪的姿势上、强烈的能量之流流过身体、不寻常的呼吸模式、内在的光影与声音、令人害怕的影像与声音，以及许多不寻常的神秘现象。比如，他会在静坐时闻到香味，尝到甘露和经历喜悦幸福之感。

但是也有一些令人不快的副作用。「我的身体发热，我的头变得很重。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开始呻吟。」他特别指出在肛门附近有刺痛感。此外，他还提到偶尔性欲会强烈得难以抵抗——苏菲修行者崔蒂也作了同样的告白。所有秘教传统，特别是密宗和道教，都明白生命力的激发与性能量的关连。

穆克达难陀的拙火经验持续了许多年，最后他经历过所有这些经验后，而能恒久处于「完美的和平与宁静」之中。

从临床观点来看，很值得注意的是，在穆克达难陀拙火觉醒的初期，他经常既困惑又害怕，没有办法控制他身体狂野的动作、奇异的姿势，或头内眩目的光。大部分时候，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快要发疯了。假如他向精神分析医师，而非他的上师寻求帮助的话，我们可以猜得到诊断的结果是什么。然而一旦克服了早期的困难，他就能完美运作，甚至在灵性追寻道路上帮助其它人。

在克什米尔的老师兼行政人员果毕•克里希那的自传中，也记录了自发性拙火觉醒。克里希那的书中，除了有十分珍贵的自我观察纪录外，还附录了希尔曼(Jsme hillman)的心理学评论，希尔曼把拙火经验和容格的精神病模型作了一番比较。

虽然克里希那小时候有过通灵的经验，长大成人后却抱持不可知论，不能确定神是否存在。即使如此，他依然有规律地静坐了好几年。

他没有任何神秘经验，一直到1937年，他34岁时，事情才有了转变。那时他经验到拙火自发性升起的力量，而剧烈改变了他的生命。

从那时起，他经常觉察到他的意识如一个发光的领域，神秘地如月亮般有圆缺的变化。1943年，一次强而有力的拙火经验，使他达到狂喜的统一，或三摩地。他如此描写这次经验：

我清楚地感到无可比拟的喜悦之感自手指、脚趾、躯体和四肢的未端神经向脊椎移动，在这儿集中强化后，以更细腻愉悦的感受向上跃进，往头上半部区域倾注狂喜、兴奋之流，这是由罕见的发光神经分泌物所造成的。在找不到更适当的称呼之下，我称它为甘露(nectar)……

当他特别留意时，这喜悦圆满的感受就会消失。只要他一不注意，它就以更大强度的感受向上流动。突然，随着如瀑布般的吼声，他感到一道液态光流，经由脊髓进入他的大脑。他的身体开始摇动，而他被包围在一道光环内。他和他的周遭合一，而且被至上的喜悦所淹没。

紧接着却是害怕、衰弱的感受，对人漠不关心。他的嘴巴有苦味，喉咙有焦灼感，而且经常感到全身有如无数烫红的大头针穿刺，而他得了失眠症。在黑暗中，他注意到自己四周有红色的光辉。有时，他还感到严重的背痛。他觉得拙火以一种错误方式在运作，而他可能会死。

一旦拙火在他体内觉醒，克里希那就只能任它摆布。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才达到身体平衡和宁静。但是一旦活跃的拙火稳定之后，它就成为逐渐开发非凡的心智才能、创造力和宁静力量的基础。它也会产生所有的神秘经验。早期，他经验到他身体感觉戏剧化的扩张。「我觉得我好像以一个比从前更高角度的水平来看这世界。」他也可以从各个角度如实地看到他的环境。这经验是所谓的「大身」(great body)或「单眼」(single eye )。

一个美国人的例子

一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渥尔夫，回忆起他十二岁时经验到的奇特现象，回顾起来，算是他第一次拙火的觉醒。那时，他正参加一项速算比赛。当老师读第一道问题时，渥尔夫感到异常兴奋，而他的身体正以某种内在能量震动着。然后，「我注意到有光亮穿越和围绕着我——一道从未如此明亮的光。这是种好的感觉，『活』的感觉，而非生病的感受」。

老师一讲完数学问题，他马上脱口说出答案。而在此之前，他从未显示过速算的特别性向。所以当老师要求他解释如何迅速得出答案时，他无法回答。但他继续说出正确的答案，而赢得了那次的比赛和以后几年的数次比赛。

在十七岁时，这神秘的能力消失了。到1974年，当渥尔夫开始静坐，拙火才再度活跃起来。透过规律性地使用自律控制，这活动更加强了。然后，1975年三月初，他发生了以下强烈的拙火经验

「在我刚刚躺下来，等着入睡时，我却开始在心眼中看到一道微弱震动的光……没多久，在我体内深处有了内在的疑问。这是有关这经验是否应该继续下去的问题……这疑问在近乎潜意识方式下，几乎马上被回答了。决定是加油——加强——而非切断这经验。这一切都在没有文字的情形下发生。光马上增强到令我无法忍受。我不怎么了解这经验。

这强化的过程伴随着许多奇怪的响声——不和谐，却又不难听。这也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同时，我感到在我头中央和前额有强大的气流流过，而在我右眉停止。这感觉很愉快——几乎是性感的……经过初期混乱之后，光有了剧烈的改变。从一个无固定模式快速转变成可理解、固定，如亲笔画出大而发亮的球形……我一辈子所熟悉的身体感已变成「发亮球体感」，发光范围的新环境是我的新身体。」

拙火觉醒之后，紧跟着是许多原型式的梦和通灵经验，包括「传达」的能力或渥尔夫所称的「切桑效果」(satang effect）。「切桑」这印度字是从梵文「切——桑加」(sat-sanga)而来的，字义是「真理之友」或「和真实相连」。它通常指的是在一位已觉醒或觉悟大师面前（或现身）静坐的传统练习。如此贴近觉悟的修行者静坐，已被公认是灵性觉醒的方法。

这「切桑效果」或心灵感染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也说得通：彼此互相影响彼此的心灵状况。这很容易证实的，例如当我们和生病或沮丧的人在一起时，我们的能量较易低落；同样地，在一个快乐的人面前，我们也会受到正面的影响。而拙火觉醒的人，其影响力更是不同凡响。

渥尔夫的拙火症状逐渐增多。接着，在四月初，他经历了更多的拙火传统征兆。他写道：

「我被下背部强力的挤压推撞所惊吓。当这动作开始时，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冒出来——这好像是一只松鼠，四处碰击要撞出来。我好像坐在有生命的东西上。很快地，我的胃变得很烫，而我开始流汗。」

接下来的几天，他下背部的活动仍持续着。而在月底时，「肆虐的热——大火般地——开始慢慢移过我整个头的表皮」。他听到巨大的声响在他的头颅之内，压力逐渐升高。他继续看到光，包括穆克达难陀所强调的蓝点（bindu）。接下来，拙火引发了各式各样自发性的身体动作。一年后，渥尔夫入院接受治疗。后来他回忆道：「 1976年中，我有吓人的瑜伽症状，使我在冠状动脉治疗中心躺了三天。这经验和琼斯(Franklin Jones )——又称达爱•阿难塔——的假性狭心症一样。」后来他的消化系统有了毛病。

1977年前期，渥尔夫减少静坐和自律控制的次数，几个月以后，拙火活动的副作用消失。当他恢复静坐练习时，他已以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他不再渴求通灵经验或灵性洞见，他已了解到，没有任何经验能给与终极的满足。他发现了自我超越的真理。

「小我必须溶解——离开。这不是可以强求或努力而得的。当人单单放下，和把自己交托给未来的时候，自然就达到了。

慢慢地，现在，我开始明白了这光。当白昼的光开始穿透窗户而入时，我的追寻慢慢趋缓。」

意象经验

寇特瓦是一位美国的作家和禅师，她的「开悟」经验曾得到有名的禅师雅稣塔尼•罗西的证可。我认识这女子本人，我把她放在这一段，是因为她的纪录已经出版了。我举她的例子以便于和前面提到的渥尔夫拙火经验作一番确实的比照。事实上，这两个个案是如此地不同，以至于形成讨论拙火升起和我所谓「意象经验」不同之处的起始点。

寇特瓦的第一次「最深真实」的经验，是在全身麻醉后半醒状态下体验到的。在经过自发性整合经验以后，她在这种经验中似乎与自然融合，她对视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她写下复杂的观察时，她的一位老师认为她心智不正常，而送她到精神分析治疗师那儿。之后的短期入院，使她十分沮丧。而她因为被误解而意气消沈，甚至企图自杀。然而有一天，当「我视觉的焦点改变了，它变成一个无限小的点，不停地在新的轨道上移动，好像来自新的源头」。

一连好几天，寇特瓦都处于狂喜状态中。然而，虽然她沈浸在狂喜的幸福中，她的特殊情况却并没妨碍到她的日常活动。从那时起，她过着有创造力和快乐的生活。

除了她的灵性经验被误诊为心理疾病之外，这案例还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她少有和拙火醒觉相关的症状。她少年时期的经验，会使人预测她在往后的日子将有更多拙火症状的出现。但事实是1967 年，她开始学习禅坐时，只有一项奇特的经验。

她坐在禅堂时，看到了明亮的光。它看起来如此真实，以至于她以为电灯被打开了。后来即使她弄清楚了自己处于相当暗的环境，她却继续看到光亮达好几分钟之久。

我们知道光的视觉经验或辐射，是拙火升起的常有征兆。寇特瓦的经验若不是不完全的拙火醒觉，就是和拙火不相干的经验。克里希那的论点是，所有神秘经验都立基于拙火的发动。的确，他认为，既然拙火是发动人体生物能的发动机，它就是一切经验的基础。

我的论点是，本书所讨论的生理性拙火，是在广泛的心理或灵性经验范畴中，需要特别看待的一组不平常经验。寇特瓦在这儿所描述的经验并不属于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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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例
本章提出了 17个拙火升起的案例。其中有15位人士是我访问过的，另外两位我只是会过面而已，而由我一位同事访谈。他们有些人是因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问题，或是静坐中有了困难，被送到我这儿来的。另一些人则是在我听过了他们不寻常的经验之后，将他们挑选出来的。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后来都与我成为朋友，使得我能更深入地分享他们的经验。

在所有的案例中，我的追踪揭示了拙火过程的正常模式，以及这过程和这些人的生理、情绪与智性生活的结合。

案例一：人文学科男教授

这位小时候有许多通灵经验的六十九岁老先生，在1963年的某一天，小睡醒来后，发现他手靠着的臀部出现三寸的水泡。这个不寻常经验，激起了他对心灵能力的兴趣。在两年内，虽然没有专家指导，他却有规律地进行静坐。然后，在1967年，他开始正规的学习禅坐。

之后几个月，在某次静坐中，他曾被持续了几分钟的明亮金黄色光所吞没。几星期后，他又有类似的经验。

在许多次静坐过程中，他注意到，在他的腿到鼠蹊部、手臂和胸部、背部乃至头部到眉，部有刺痛和痒的感受向上移动。这些感受会自眉部移到脸颊、鼻孔外部，有时到下巴。后来，在静坐时，他感到喉部刺痛和痒。所有这些症状都显示了典型生理性的拙火循环。

十年后的今天，他已返休了几年，这位教授不再经验拙火过程中任何戏剧性的呈现。然而，他可以引动自骨盘而起的能量之流，使它向上扩散。他感到这些能量之流使他更有活力，还治愈了他慢性的下背痛。有时，他感到喉咙能量受阻，这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拙火能量受到阻碍的地方。

然而，最近几年，他报告了许多有趣的生理改变。只是做些有氧运动，他就感觉年轻十岁。他的肩膀、胸部扩大了好几吋，他的腰缩小了。他轻了十五磅。有时，他的手很热。有时，他会听到铃声，有时会被很大的嘶嘶声所惊醒。

他过着平静的生活，有时他以前指导的学生会去拜访他。他对心理层面非常敏感，经常有预知的梦，梦见即将发生的事。

秩序和纪律较易促成生理性拙火稳定的成长，以及它和人心理生理的整合。相反地，较没纪律、较自由的心理导向，强调出神状态等类似现象，则较易导向非典型的拙火活动。

案例二：高中女老师

这位教授西班牙文的中年老师，已经练习瑜伽和静坐数年了。1980年，她开始有一连串的症状，如头痛，脸和鼻子刺痛，喉咙、心脏、腹部痉挛，时而疼痛，全身有爆裂的感受。每当她静坐时，这些症状就加重。她有空的感受，也有并非由她自己的感受所发出的声音。

1985年十一月，一种剧烈的改变产生了。在30天的静坐期间，她察觉到能量的强流流过她全身。有时候除了头内的感觉之外，她没有其它部位的感觉。她感到拙火能量在她脸部和头顶推拉着。在喉咙、心脏和腹部的脉轮也有推撞的感受。静坐愈频繁，这些感受就愈强烈。这些区域轮流发烫。然后往后几个星期，她开始陆续听到机器般的噪音在头内嗡嗡作响。闭起眼睛时，她可以看到脸和头部有白色的光流出。

三个月后，这些症状减轻，但是在密集静坐之后，又被挑起。拙火能量再次上升而绕过脸部和身躯。她感到近乎忘我的喜悦和高亢狂喜的感受，直到她厌倦神经系统的过度刺激。

没多久，她的喉部会痉挛，她怕自己会咳死。所有的症状都重来一遍，一连几个星期，她数次经历「心脏病」发作。这些症状开始减轻时，她又尝到尖锐的坐骨疼痛，后来由NMR核磁共振诊断装置：利用强力磁气拍摄内脏或肌肉组织影像的装置。)诊断出是椎间盘（脊椎骨间的一片软骨）断裂，压在神经上。经过三个月的治疗之后，并没减轻她的疼痛，她同意开刀。那时，经诊断她有足垂症（foot drop）。从下背到左脚大拇趾有强烈的痛楚蔓延。从此，她苦于坐骨麻痹和僵硬。然而，不久十分戏剧化地，坐骨疼痛突然缓和下来，三天之内，她除了一点跛以外，已经可以走路了。六个月后的现在，她只有左脚下半部还有些疲软。

她认为在拙火能量开始活跃于背部之前，她的背部就有隐而未现的毛病，拙火加快了病理过程。她视自己迅速痊愈是一种恩赐。虽然她仍继续静坐，但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案例三：女艺术教师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现年四十五岁的女士，是在十年前。那时，她已从事自发绘画(automatic painting)十四年了。过去的两年中，她不断创作描述其内在状态的自发绘画。而这些内在状态，常常预示即将发生的事件。

这个循环是有一次她在作画时，突然失去知觉而开始的。当她恢复意识后，发觉自己躺在地板上，身体剧烈晃动，身上充满巨大的能量。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有半小时，并在第二天晚上再度发生。翌晨，当她在练习瑜伽时，强大的能量及震颤再度袭来。这时，她创作出第一幅自发画作。

接着她立刻又画下这个系列中的第二幅画。在整个过程中，她感受到能量与内在热力的强烈波动，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身在何处。她开始担心自己要精神错乱了。接踵而来的，是头痛及无法控制的焦虑。然后，她便在经验各种力量形式之幻觉的同时，画下了她的第三幅自发画作。

就在这时，她崩溃了。她开始沮丧，觉得自己像是快死了。她周身作痛，并哭了许久，画出四号作品，她叫它「破碎」，因为它反映了她内在的混乱。

后来，在两天中，她画了一幅自己的脸被一条蛇缠绕着的画。完成当天的夜里，她全身颤抖着醒来，看见一个长着象脸的奇异淡红色生物。「牠」把手指放在她额头上，然后她便再度睡着了。又梦见自己在画眼睛，而这些眼睛在她的画笔下活了起来。第二天的早晨，她开始画那个蓝红色的「人」。在后来的一幅画中，她描绘了那人正在治疗地破碎的头。她并在另一幅画中描绘了一个婴孩从那人之中出生，而后长大的情景。

在另一次危机中，她画了一条红色的章鱼。后来，在一次恍惚状态中，她又创作了一幅画，画中有一个头放在另一个黑色的头上。画完这幅画后，她觉得自己重生了。

可是在她创作她的第三十三号作品时，她的严酷考验又来了。她被沮丧的情绪淹没，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集中营里。这些都由她画中的阴郁景象反映了出来。这些画作之后，是一幅有个「波形人」从蛋中出现的画。这个系列完成时，她感到自己完整地活着。

下一个事件是她感到自己的腿有如火烧，接着又扩及胸部和手臂。她发冷发热，无法进食。头部两侧及眼睛后方感到疼痛，并且心跳猛烈。经过测量，她的血压也升高了。

就在我和她面谈之前，她左脚的大拇趾有一种痉挛性的疼痛，就好像钉了枚钉子进去似的。我检查时发现那枚趾甲很红，但并非由于流血。这时她并因完全失去听力达一小时而慌乱失措，相信自己要死了。她去请教医生，却查不出任何毛病。

自从与我面谈之后，她即报告说，有一种「开喉」(throat opening)的感觉，但也有呼吸困难及头部感到压力的现象。这些经验与状态，似乎与她练瑜伽及从事艺术创作有关。她教书的工作似乎对她有种稳定的作用，而她也承认在开始教书后，整体上感觉好多了。

案例四：女心理学家

孩提时代在一次宗教性夏令营度假后的一年里，这位中年女子体验到与神和自然合一的感觉。长大后，她经历过几次严重的沮丧，其中一次还需住院治疗。在1960及1970年，她曾两度尝试自杀，每次都昏迷不醒好几天。

在1972年，她开始进行超觉静坐，这帮助她承受了女儿夭折的悲剧，也治好了她的气喘。她练习这种静坐方式大约半年，然后又有半年不曾静坐。当她再度开始静坐时，她转习佛教的内观，专注于呼吸、身体感觉，以及思绪上。

她逐渐增加静坐的时间。在1974年夏天之前，她每天要静坐三到四小时。也就是在这时候，她发现她的静坐不断加深。在一次静坐时，她强烈地感到失去方向感，感到自己不在空间中，这使她觉得有些害怕。然后，亳无预警地，她左脚大拇趾根部突然感到激痛，紧接着，一种涟漪般的痛楚感觉传上她的腿。而后，她觉得自己骨盘下部及会阴像是肿了起来似的。当这种感觉扩散到腰际时，她的躯干突然猛烈地扭向右边。（每当一个新的能量中心打开时，她便会感到左脚大拇趾的那种疼痛)。

她在腹部分明地感觉到有声音说：「我必须拯救一切有情众生。」接下来是一种冷的感觉由头顶浇下，流过肩膀、手臂，而到达胸部，并伴随着「我还没有准备好」的话语。这一切是在她静坐一小时后发生，持续了大约十到三十分钟。

几个月后，在一次密集的冥想避静中，她再度感到自己整个身体被一股大能量推来拉去。然后她看到或感到一股光的喷泉，从骨盆部位喷发到头部，此时她感到身体中央有一道宽宽的裂缝。

1975年，一位西藏静坐大师指出她能量的流动偏向一边。为了矫正此点，她转习西藏观想技法。她开始感到身体能量中心没有原因及顺序地开开合合。在静坐时，头部及喉咙会有低频率的嗡嗡声，平时偶尔也会有。她身体仍持续有自发动作，也仍有能量涌入及疼痛的现象。然而，在该年终了之前，她每晚又能够睡上三到四小时了。

后来，在她数次梦到穆克达难陀尊者后，她去找他以寻求精神上的指导。他为她持咒（mantra)，教她专注于头部，而非内观静坐的专注于身体。她开始在静坐时有更多的自发身体动作，但疼痛与恐惧减弱了，而恍惚出神及喜悦的感觉渐增。她并体验到更多的刺痛及发热现象，特别是在下背部及手部。

她开始了解她身上有一个顽强的部分，对她的自我成长及精神成熟有何等的负面影响。但直到1987年，她才开始有意识地对付这些深植于童年，而在日后成为她心灵上难缠的问题。

在最近后续的面谈中，她报告说，她旧有的拙火头痛仍然持续着，但不再有能量的侵扰了。她现在常与一些活着或已故的导师精神相通，更特别的是，她发展出能够不时地立刻治愈疾病的能力。

案例五：计算机专家

这位男士现在大约二十五、六岁。九岁时，他突然开始有性器及下腹激痛的现象。夜晚躺在床上时，他会感到一股强力推挤下喉管，并伴随有知觉扭曲的问题。一位医生试探性地诊断是缘于血糖异常降低症。

十一、二岁时，他和朋友作催眠实验，发觉自己能够轻易地与现实分离。在他十六岁时，有一天，当他正安静地坐着，突然开始失控地颤抖起来，身体变得很热。他腹部的疼痛再度全力袭来，伴随着昏眩与恶心的感觉。通便之后，这些症状便消返了。第二天，也是安静地坐着时，他有了一次出体经验。过去他也曾有过一次濒临出体状态的经验，然而这次，他能够轻易地在房间内移动，并清楚地看见自己休息中的身体。然后他警觉起来，借着移动手臂，他便得以滑回体内。这事件后，他的世界崩溃了几个星期，他觉得自己要疯了。在学校，他也游离过好几次。

稍后，当他在参加罗芬系列的第五次静坐时（主要乃作用于腰大肌，他有一次强烈的情绪宣泄。他哭泣许久，身体激烈晃动，觉得必须立刻让自己停下来。突然有一股极大的能量，像消防水龙般从会阴冲上脊柱。当它到达头部时，他觉得头骨周围及内部似有无限的空间，他并觉得额头上像是被打了个洞。整个过程中，他的头部周围及内部，都有各色光芒展现。在额头「洞穿」时，他觉得有强大的气流由开口涌入。接下来，便是在无边无际的空间中感到无尽的平和。

接着他产生了自己已开悟的妄念（他现在仍如此认为)，并以为那无垠的空间及对另一世界的专注，对他才是唯一的真实。后来一位禅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