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症”：从“御用”到“商用”的身份迷津

曾念长

2008年的山西省可以称为“事故多发地带”，除了震惊全国的“山西矿难”之外，还有年末的两起“记者被拘”事件发生在这个省份。先是《网络报》记者关键于12月1日在山西太原采访时被刑拘，接着是12月4日太原杏花岭区检查院进京拘捕了央视女记者李敏。这两起“被拘事件”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事件发生多日之后才见诸媒体；第二，两位记者都曾经在山西调查过企业土地纠纷问题；第三，两位记者被拘的理由都是“涉嫌受贿”。

在事故频发的2008年，两位记者“被拘”算不上多大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关系主义”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大问题。央视女记者李敏被拘之后，我在腾讯博客专栏写了一个短文，指出在经济衰退背景下的中国三大精英联盟实际上已陷入重重内部危机。所谓的三大精英，是指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结盟不仅被国内的孙立平等学者所关注，也被国外知识界所关注。2007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腐败铁三角”的文章，以中国房价居高不下为例，分析了当下中国由贪官、无良学者和奸商三股势力是如何架构起“腐败铁三角”的。但是没有哪个学者愿意指出这三大精英将以怎样的速度走向关系破裂和反目成仇。

记者频繁被拘，无疑是精英联盟走向关系破裂的一个微弱却真实的信号。从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看，以公共媒体为场域的记者应当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通过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深度介入和发言来获得人们的认可和支持。记者的这种作业方式虽然不是一种界定清晰的公益事业，但具有无可置疑的公共属性并赋予记者相应的公共身份。但在过去几年，尽管中国的记者队伍迅速扩大，但公共型记者却没有成长起来。这也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重大软件缺陷之一。公共型记者的社会缺席，则与公共媒体场域的历史缺失和现实缺位直接相关。九十年代后期，以市场为导向的大众媒体大量涌现，打破了机关报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媒体最后都被商人和官员支配了，其典型建制是“机关报业集团旗下的市场报”。而那些从“机关报”滑向“市场报”的记者，则直接完成了从“御用文人”到“商用文人”的身份转型。

“机关报业集团旗下的市场报”是透视中国三大精英联盟的一个微观路径。“机关报”通向官员，市场报通向商人，中间则夹杂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御用型和商用型媒体人。在本世纪零年代，他们在新经济背景下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官员与商人出现权与钱的相互寻租，包括御用型和商用型媒体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则为这种寻租行为寻求“理论支持”。但是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加剧，这种联盟不但遭到了来自社会草根阶层的强烈抑制，而且由于“瞬间利益”的短暂性，三大精英联盟时刻面临着关系破裂的内部危机。

2008年除了两起“记者被拘”事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外，还有两个与中国媒体人有关的事件应该纳入我们的分析视野：一是年初CCTV在一则“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的电视新闻中出现了一个采访中学生张殊凡的镜头，镜头里的张殊凡说道：“上次我查资料，突然蹦出一个窗口，很黄很暴力，我赶快给关了。”违背常识的“很黄很暴力”瞬间成为网民反讽官办型媒体和御用型记者的流行语。第二起事件则是发生于神舟七号发射上天期间——新华社记者在宇航员尚未出舱时就已经发表了“神七航天员已顺利完成太空漫步”的新闻，网民痛斥新华社穿越时空做未来报道，造假程度不亚于三鹿。以上两起事件是中国御用型记者在新时期遭遇草根阶层挑衅的典型，但比起商用型记者，他们总是能得到体制的保护。

商用型记者的真实身份是“文字打工仔”。他们与“市场报”这台商业机器捆绑在一起，在商人的指挥下高速运转。尽管在商业语法的指导下他们比御用型记者更加活色生鲜，每天都能策划出一道道信息快餐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是他们对自己关注的事物往往无力问津，最后变得漠不关心。“货币哲学”的强力支配使得商用型记者与商业的关系日益密切，并最终陷入官商的角力之中。无论《网络报》记者关键与央视记者李敏的“涉嫌受贿”罪名是否成立，都无法改变当前中国商用型记者身陷商业旋涡的社会事实。由于“文字打工仔”只对他的商人老板负责，商用型记者的身份既无法得到官方的保障，也不能获得民间的认可。这就使得部分在市场报谋求生存同时又具有公共意识的商用型记者在介入社会公共问题时面临着不可预知的人身危险。他们可能被执法机关莫名其妙地带走，也可能遇上一群暴徒然后从人间蒸发。

要让中国的记者回到社会公共领域，就必须卸下他们身上的御用身份或商用身份，赋予其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合法性，而这种身体体系的建设则与公共媒体场域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前段时间郑也夫教授到福州，在闲聊燃油税这个话题时他又说到了媒体问题：现在的媒体记者都没真正理解欧美国家的燃油税政策就开始胡说八道了，很不负责任。我当时表达了这个意思：这是中国记者普遍存在的身份问题，让一个被商业操控的文字打工仔还要面向公众负责任地发言，这本身就很滑稽。（注：本文尚未在纸媒刊发，如有媒体采用，请联系）

做人与做事的根本问题

曾念长

做人与做事，构成了中国人日常社会实践的全部。仅从字面上理解，这个事实判断并无特殊之处，因为没有哪个异族的社会实践不是围绕着做人与做事展开来的。但是，将“做人”与“做事”本身内化为人们“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维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自主的、封闭的家国伦理体系和社会实践观，却是中国人的独有景观。

沿着“做人”与“做事”这两个基本维度，可以不断梳理出一系列的对偶性的哲学范畴：义－利、立德－立功、义理—事功、道－器等等。在这些范畴之中，义、做人、立德、义理、道皆可归纳到“道德之学”中去，利、做事、立功、事功、器皆可归纳到“实务之学”中去。这样，“道德之学”与“实务之学”构成了更大范畴的对偶关系。但是，这种对偶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平等的对称关系，而是在中国人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价值不对等”的对称关系，正如男性与女性在生物学上是对偶的二元，但在社会实践中，二者却演化出价值不对等的两性世界。

做人与做事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孰轻孰重”或“谁先谁后”的问题，这是中国人在做人与做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依然支配着今天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2004年，北京大学校长许宏智与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做客中央电视台，谈到了大学生进入大学后的任务。许宏智说了三个要点——做学问、做人和服务社会；Richard Levin说了两个要点——质疑和学习。两人的对话反映了中美两国的知识精英对“安身立命之道”的不同认识。许宏智是一位具有专业意识的当代自然科学家，但并没有退去传统士大夫的强烈“做人”意识。我的母校福州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起家的高校，现任校长吴敏生出身于清华工科，他在每年的新生大会上言必及“先做人再做事”的道理。而福州大学的校训——明德至诚、博学远致，显然是提倡将“道德之学”置于“实务之学”之上的治学理念。

杨国强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一书中，从“义理”与“事功”的哲学维度对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进行了理解式的考察，实际上是“做人”与“做事”的某种叙事转换。在1860（庚申）至1894（甲午）年间，清王朝一直处于内乱和外侵的双重困扰之中。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时局，朝廷不得不将中央集权逐步下放，从而导致地方官僚群体的崛起。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向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洋务运动正是发生于庚申至甲午年间。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此期间先后攀爬到了其官宦生涯的顶峰，成为清王朝权力体系里灸手可热的人物。曾国藩虽为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但真正把洋务运动推向高潮的则是年纪小他十二岁的李鸿章。然而，李鸿章所获得的历史综合效益却远不如曾国藩。为什么？杨国强在本书的后记中感叹道：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这个结论既是杨国强先生的价值判断，也是中国历史的基本经验。做人与做事，孰轻孰重？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在杨国强的历史叙事中，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是一个“有信念的道德主义者”。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一生汇融汉宋，以富有个人体验和学理深度的经世之学换来众多士人的服膺。”“曾国藩生当一个多事的乱世，然而他关注‘风气’，更用心于化人。”在说到李鸿章时，杨国强说道：“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心人物。然而他始终未能成为洋务运动的精神领袖。”“李鸿章一生很少关注风气，却在身后留下了污漫的风气”，“他重做事过于重为人”。因此，杨国强评价道：没有人格力量作支撑，负重者是难以致远的。[1]

李鸿章与曾国藩比，输在了“人格”上，也就是“做人”的功夫不到家。那么“做人”具体指什么呢？杨国强没有说到这个问题，但我们却不难理解。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充当了朝廷最大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从“朱程理学”到“手刃同胞”，这种看似矛盾的人格裂痕却被强悍的“内圣外王”的“做人哲学”抹平了。成功扑灭太平军之后，曾国藩受到了国家极权的重大褒奖，一路平步青云，官至二品。后来者更是对曾国藩的做人哲学趋之若鹜，将其家书、信札、辞章视为“中国官场学”的经典文献。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与曾国藩的“柔和－暴力”美学形成对比的是，李鸿章对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派则充满了单调的同情，当他们倒在血迫之中时，唯有李鸿章一人挺身而出，在西太后面前为他们说话。在李鸿章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不具备的现代人文色彩，但是历史的天平并没有向李鸿章倾斜，而是将其悬置在争议板上。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历史际遇，让我们看到了“做人”的复杂性，它既不是指“做好人”，也不是指“做坏人”，而是指在处理宏观政治生活（国家政治）和微观政治生活（生活政治）中皆能达到一种圆融的境界，这个境界的伦理底线则是“政治正确”。纵观曾国藩一生，其微观政治生活处理得滴水不露，其宏观政治生活虽偶有失蹄，最终还是臻于圆满。而善于做事的李鸿章，虽然比曾国藩更富果敢和血气，但终因超越了“政治正确”这条底线而留下了众多败笔。

曾国藩的历史成就来源于其对中国传统“做人哲学”的精妙理解，因此杨国强称他是“以学问成就事功”。这里的学问，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学问。而做人的学问并不止乎“做人”，而是统摄了“修身”、“齐家”、“治国”等等事功。“做人”与“做事”的这种内在关系统一于传统士人的家国意识形态之中，但到十九世纪中期，这种内在关系的和谐性遭到了外在力量的冲击，一度暴露出惊恐不安的表情。

曾国藩大举洋务运动之后，“做人”与“做事”的对偶关系转化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当西学以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侵入中国的时候，曾国藩表现出了深深的不适感。因为这些西洋怪物毫无“道”之美，却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器”之粗暴。这是“器”对“道”的一次巨大颠覆。曾国藩虽然发起了洋务运动，但他打心里无法认同没有“道”之美的西洋实物。与曾国藩相反的是，李鸿章对中国传统士人所热衷的“时文帖刮”表示出鄙夷之态，却对西洋器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李鸿章的这种心态在“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一语中尽显无遗。

洋务运动的另一位晚辈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对“中学”与“西学”僵硬关系的一种调和。这种调和的手段在接纳“西学”的同时，力图确保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学”处于主体地位。张之洞的“体－用”论，将“中学”与“西学”的对抗关系重新纳入“做人”与“做事”的和谐关系中去，正是代表了传统士人的理想归宿。洋务运动虽然一度以“器”压“道”，但这只是短暂的惊悚，终究未能改变中国人以“道”制“器”的永恒信念，更无法颠倒中国人“做人”与“做事”的哲学实践。

一百多年过后，当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资料时，发现人们普遍将曾国藩描述为“千古第一完人”，而李鸿章却难以盖棺定论。这些来自网络的匿名评判代表了今天的历史意志，“做人”与“做事”的家国伦理体系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前进而瓦解。它再度支持了我所秉持的“传统不变”之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洋务运动后期，李鸿章痛感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在于“患贫”，因此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主张，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一批民用企业及具备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也随之出现。“商”的兴起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春秋战国以降，士、农、工、商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依次排位的四大阶层。“士”是读书人（也有人认为“士”是指地主阶级）；“农”是农民；“工”是小手工业者，“商”是商人。这四大阶层实际上构成了两对范畴：农与士，工与商。“农”代表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被统治阶级，“士”代表了农业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相应地，“工”代表了非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被统治阶级，“商”则代表了非农业社会的上层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在传统农业社会，“士”与“农”构成了国民体系的绝对主角，而“工”与“商”则是被贬斥的配角。“商”被安排在四大阶层之末，正是农业社会的统治者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潜在统治者的极端敌视。

洋务运动后期，随着现代工厂体系的建立和一批现代商人的兴起，“做人”与“做事”的伦理话语本应实现从“士”与“农”向“商”与“工”的飞跃。但是，由洋务派推动的近代民用工业是在“官督商办”的政策下起步发展起来的，中国商人在近代工业社会的萌芽阶段就出现了历史的缺位。后来洋务运动的民用企业在经营方针上逐步实现由“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的转向，“商”的力量开始兴起，但“官”依然处于强势地位。这种局面致使独立的商人阶层姗姗来迟，以胡雪岩为代表的“红顶商人”（官僚商人）则填补了这个历史的空白，充当了近代工业社会以来的商业领袖和精神楷模。洋务运动虽然在内部蕴育了近代商业和商人群体，但不可能培育出一个独立的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商人阶层，而是奠定了“官商结合”的基调。这个基调影响至今，成为当代中国商业意识形态领域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做人”与“做事”的首要问题不是要处理好“商”与“工”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官”与“工商”的问题。

写作此文时，央视8套正在热播《大龙脉》。该剧以洋务运动为历史背景，重构了近代工商业巨子唐廷枢的形象。在历史上，唐廷枢（1832—1892）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事业的重要台柱之一。他开创了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座煤矿——开平唐山煤矿，中国第一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台机车———龙号机车，中国第一袋水泥，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股份制企业等等。

在《大龙脉》一剧中，贯穿了唐廷枢对“做大官”与“做大事”的戏剧性理解：在开平矿务局挂牌开业之初，李鸿章问唐廷枢想得到何种奖赏，唐廷枢表示不求做大官只求办大事。为了解决煤矿运输问题，唐廷枢大力推进唐胥铁路建设，并在未经朝廷许可的情况下让“龙号”机车奔驰在大清的土地上。“龙号”机车因被诟陷“惊皇陵龙脉”致使唐廷枢入狱。出狱后的唐廷枢径直去天津见李鸿章，感叹自己已悟到了“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道理。

电视剧对“做大官”与“做大事”的伦理叙事正是今人对洋务运动历史的基本理解。这种大白话式的叙事并没有超越“做人”与“做事”的家国伦理体系。它实际上是“做人”与“做事”的伦理话语在经历“中学”与“西学”、“官”与“工商”二次过渡之后的又一次话语跨越。而剧中唐廷枢对“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彻底醒悟则成为零年代中国复古主义思潮和历史皈依的一个镜像式写照。

在虚构的电视剧之外，“做大官”与“做大事”的关系实践已成为零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大主题。这个主题在学院、商业等等从传统家国体系里脱胎出来的社会场域中尤其焕发出其迷人的光彩。从九十年代开始，“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意识形态全面渗入学院、企业等现代组织，一步步指导着这些社会细胞寻求一种适应中国传统伦理机体的安身立命之道。

学院在世纪之交的制度变局中完成了“副部级——厅级——处级——科级”的官本位体系构建，在这个等级框架之内，所有学术人和教学者根据其占据的行政地位进行资源分配。尽管有许多学者援引西方大学制度来抨击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制度，却遭到了来自中国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力反驳。因为以“学术独立”、“大学自主”为基本理念的西方大学制度在中国缺乏稳固的价值基石，那些看似牛逼哄哄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传统文人的改头换面，骨子里对官本位的国家权力体系趋之若鹜；一旦失去了国家权力的关爱，知识分子则如丧家之犬。（2）教育行政部门的反驳固然让人沮丧，却深刻洞察了历史和现实的风向标。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制度不过是整个中国社会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历史生成，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共谋的一个结果。

中国民办高校的长期积弱状态则成为中国大学官本位制度符合人心所向的一个有力反证。在福建经济发达地区的泉州，由著名侨商吴庆星投资的仰恩大学从1987年创办起已有20多年的办学历史（新中国第一所私立高校），但是这所一开始就以本科为起点的私立高校的综合效益和社会评价却远不如近年新组建的公办本科高校。中国教育部在政策上对私立高校和公办高校的文凭一视同仁，但社会效果却大不相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私立高校与公办高校在社会建制上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私立高校（商办高校）座落在国家权力的官本位坐标系之外，它们一开始就无法与公办高校同台竞争。它们不是事业单位，大部分教职员工无法在官本位体系中对号入座，不能享受相应的国家福利；它们缺乏由国家财政支撑的学科和科研平台，整个学校只能在投入与产出的精打细算中处于低水平的运作状态；他们不得不依靠高昂的学费收入来维持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致使在公办高校数量大扩张的背景下私立高校的生源却一年不如一年。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私立高校（包括洋人教会学校）一度在民国年间成就了百花盛开的繁华景象，但终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了。这是历史选择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回到今天，私立高校欲“做大事”，必然要首先谋求“做大官”。在中国，私立高校的美好未来并不是不可能。它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私塾教育传统中寻找出“私学”与“家国权力体系”的密切联系。

在商业领域，“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传统智慧已逐步实现对当代中国商业意识形态的成功改造。许多商业组织虽然在规模上不能与国家组织相提并论，但在结构及权力运作规则上越来越自觉地趋同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那些在企业多年摸爬滚打过的管理学者开始鼓吹在企业管理中采用中国传统的御人之术，并积极推动“做人”与“做事”哲学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渗透性应用。在企业组织之外，腰缠万贯的商人成为“先做大官才能做大事”的积极践行者。他们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参政议政机构或高度官方化的民间组织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中去，获得“做大官”的合法席位，从而推动自己在商业上“做大事”，并自觉承担起将现代商业活动纳入传统家国伦理体系中去的历史责任。

自晚清以来，“做人”与“做事”的家国伦理体系虽然在接踵而来的外在力量的冲击下经历了数次的话语转换，但中国人的社会实践终究没有走出“做人”与“做事”这个根本问题的自我限定。这种坚硬的内部连贯性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意志的非凡固执。这个结论至少对于那些成天感叹传统流失、世风不古的人来说是一个醒目的警示：传统就在那里，一动不动，它只不过是一只时代的变色龙。（本文删节版发表于《新京报》）

2008年7月22日，初稿

2008年12月14日，终稿

注释：

[1] 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三联书店，2008

[2] 熊丙奇教授在《东方早报》（2008年6月26日）撰文引用中国教育部领导的观点：学校领导的地位，直接对应的是学校的地位。而学校的地位关乎拨款、关乎学校教师的收入，直至尊严……设想一下，如果大学没有行政级别，结果会怎样？学校领导开会只能坐在角落里，没有人请你说话，你说的话也没人睬，重要文件按规定不能交给大学领导审阅，这样的领导怎么向政府争取资源？本来已经不被重视的教育，将陷入更加不被重视的深渊。因此，谁肯轻易放弃自己的行政级别！……你可以批评社会的官本位问题，可能改变吗？要知道，企业有副部级、医院有副部级，房地产公司也有副部级……

网聊主题：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

网聊时间：2008年3月29日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网 

陈勇：今晚我们有幸请到新锐的年轻学人曾念长先生，他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发言，现在，请各位网友安静，先听嘉宾对今晚的网聊主题作一个简单表述，我们明白嘉宾的话题内容后，好有效地进行交流。请嘉宾发言，大家欢迎！谢谢！ 

曾念长：我今天聊的话题是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选择这个话题，一是因为我这几年都在从事文化批评的活动，关注国内文化批评界的动态；二是从学科上讲，我是读社会学出身的，国内的社会学家似乎并不关心文化的问题，但在西方社会学界，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基于这两个出发点，我选择了这个话题。

王运涛：文化批评是社会学的一大传统，曾先生的观点之一。大家可以解读，思辩。

李安乐：您提到：文学（文本）批评是一项“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申辩活动，而文化批评则是一项“是什么、为什么”的祛魅事业。如何理解您这句话？

曾念长：文学批评是一项表明价值立场的活动，也就是说你要说出你批评的文学文本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是支持还是反对。但文化批评，他是一项诸如韦伯所说的“理解”的活动，他重在对批评对象作出解释，而自己必须保持价值中立。这个“价值中立”，不是代表文化批评者的道德标高，而是代表了他的专业水准和职业追求。我认为文化批评是一项科学事业。 

王运涛：文化批评是一项科学事业，曾先生观点之二。大家深思之。

胡杨：您提到“我意识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夹杂着人情和私货的国度，一个文学批评者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左右逢源，做一个发声响亮的鼓吹手，一种就是主动退出这个文化生态圈，寻求另一种表达途径。”我想这其实是一个文学批判者到底要做什么的问题？

曾念长：中国很难产生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这是由中国过剩的文人传统造成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带有浓重的体制性特征，这种体制身份的不断自我规训使其一开始就沦为家国意识形态的修辞专家。而那些所谓的有骨气的文人，不过是这个体制的反叛性对偶，成为中国文人传统不断获得机体平衡的一种必要调节因素。文学批评的最大意义在于对一元价值的反叛宣泄，但在家国意识形态的笼照之下，这个意义彻底消失了。文学批评家由此构成了中国庞大的“玩赏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真实身份是长袖善舞的官僚。

suna：官僚最起初是文官。

疯：既然官僚，何来民主与批评者的中立性？  

sunnygra：是啊，我也觉得曾先生之论有些偏颇。 

曾念长：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前面我说到的官僚，并不直接指向贬义，更不是一种道德审判，而是类似于韦伯的“官僚制”这样一种中性表达。当我将中国传统文人定义为官僚的时候，并不是在否定文人的存在价值，它的存在价值是由历史生成的，我们抹不掉，只能梳理。但在我们传统的语义系统里，官僚一词是带有道德批判向度的。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在福州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编辑在我的文章里做了唯一的一处处理，就是把“官僚”一词删除了。显然，编辑对这个词很警惕，而我对编辑的这种警惕持另一种警惕。在中国，做一个合格的文化批评家，他首先要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对附加在他身上的这一整套语义系统的清除、超越与背叛。这一整套语义系统是在过去和现在不断生成的，它支配了社会个体的日常行为和美学惯习，抽掉了人们对日常生活进行局外观察和反省的能力。文化批评家的语言只有回归到“零度意义”，才能避开各种意义的迷雾，从而有效抵达它的批评对象。

何子平：怎样确立文化批评的科学性？请曾先生指点？

曾念长：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问题，当然也是每一个文化批评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于文化批评的科学性而言，并不是指百分之百的真理，而是一种揭开遮蔽和靠近真相的持续性努力和愿景。要确立文化批评的科学性，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批评家话语权的来源，多元的话语权来源可以让批评家选择更加多样的话语方式，从而在总体上保证批评的声音趋近科学性；二是批评家对“零度语言”的释放，当批评家被来自外在的一整套语义系统支配的时候，他将变得“很有文化”，同时也失去了文化批评的能力；“没文化”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的最佳状态。

阿木：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批评是一种文化的反思吗？ 

曾念长：文化批评与文化反思至少在思维类型上是一致的。社会学大师布迪厄主张一种反思的社会学，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出色的文化批评家。

何子平：可以概括一下文化批评的范式吗? 

曾念长：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类型的实践活动，体现了它的跨学科背景的特征。这个特征分布到每个文化批评家身上，则表现为文化批评范式的多样性，即每个文化批评家基于自身的学科背景和知识体系，选择了相应的研究和批评范式。但在中国文化批评界，文化批评的跨学科特征还不是很明显。前段时间我发表在《社会学家茶座》的一篇文章——《同济批评的华丽转身》，对当前中国最集中的一个文化批评群体——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进行了个案分析，发现他们都有中文的学科背景，延伸的学科范围也局限在文、史、哲这三个传统的学科领域之内，这是文化批评在中国发展现状的某个侧面反映。值得一提的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近年出版的《流氓的盛宴》，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疆界，是近年来文化批评写作的一大突破，我个人特别关注这本著作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出色运用，将其视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大收获。

就我个人写作实践而言，我力图在文化批评中导入社会学研究的一些方法。我的写作能从齐美尔、韦伯、福柯、布迪厄的研究方法中受益良多。当然，这些方法并不专属于社会学的，而我只不过是通过社会学这个窗口窥见了这些方法。

上个世纪欧洲的文化批评有两大流派：一个是法兰克福学院，一个是伯明翰学派。他们都与社会研究有着重大关系。法兰克福学派以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为基地，而伯明翰学派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来则被改造成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

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的这种密切关系启发了我对社会学自身传统的观察。一般认为，社会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三大研究范式：功能主义、冲突主义、符号互动主义。但是，我前面提到的几位社会学家，齐美尔、韦伯、福柯、布迪厄是很难简单地被纳入这三大范式中去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从事文化批评。在文化批评刚刚兴起的19世纪末期，齐美尔是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他的《货币哲学》是天才之作，通过对资本主义货币文化的批评，意外地成就了一项重大的学术创见。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文化批评通往学术的直通道。我们甚至发现，文化批评本身就能构成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

sunnygra：社会学研究与文化批评不完全是一回事。文化批评的方法也只是社会学研究当中的一种途径之一。 

曾念长：是的。尽管我很关注文化批评与社会学研究的关系，但文化批评本身并不依附于哪一个学科，它在跨学科之间漂移，有着一副多变的面孔。



王运涛：中国是一个从上往下煽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平等，据说已经消灭了阶级，但却充满了无数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阶层。从文化批评的视角来看，我们中国人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请教曾先生。 

曾念长：关于中国人的心路历程问题，我始终认同“传统不变”的观点。在善变的时代面孔之下，每个民族都隐藏着一颗顽固的心灵。我们习惯于将一个变迁中的时代的种种问题归咎于“世风日下”，却没有反思过我们的传统本来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在它迷人的外表之下，是一群被“正义的外壳”镇压住的魔鬼。我的“传统不变”观点来自于社会心理学家古斯道夫勒庞，《乌合之众》的作者，他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在过去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文明几乎原步不动的结论。 

何子平：批评在不同的国度仍然有不同的形态，也许西方的评论更具有全球的眼光，更喜欢用人权、宗教或者其他的全球性角度来看中国，但是中国毕竟是中国，它要回答的不仅是全球性的问题，也要回答自身的问题。对于中国，要从事文化批评，就必须通晓中国文化，中国人要批评中国尚且如此，何况西方的媒体？

曾念长：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文化的问题。雷蒙威廉斯说过，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批评家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的批评对象之间的隐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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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乐：在学术与政治间学者游走的空间有多大？ 

曾念长：这是现代学者不断追问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就发表过两个著名的演讲，《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探讨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但在传统文人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文人的身份是高度政治化的，他们的个人言说是家国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到了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各种权力场域的不断分化，学者在不同权力空间中的游走才成为一定可能。但总的来说，这种空间还是相当逼窄的。政治与商业是现代学术的最大主宰，而多数人只关注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却忽视了商业的力量。何子平：我旁边的朋友说，现在把媒体开放是提前了，公众的辨别能力有问题，你看呢？ 

曾念长：媒体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不开放，它将成为政治专制的工具。开放了，它将成为商业专制的工具。因此，作为公众，它们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但作为文化批评家，无论是开放还是不开放，都不必高兴。 

何子平：恩，你始终坚持文化批评的独立性。那么你认为文化批评者是否要有政治立场或者说国家立场？是否要有道德立场？

曾念长：文化批评家必须构建出它所发现的文化事实，无须承担道德的包袱，但这并不阻碍在批评工作之外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

何子平：批评是促使人以及人的群体进步，批评是多种多层次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批评？

曾念长：朱大可说过，中国人对“批评”一词的理解被“毛语”误导了，批评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矫正行动。但批评的本真含义是阐释，文化批评家不是政治辅导员，他仅仅是一个日常世界的阐释者，他的所有职责就是揭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隐秘联系，是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对现实世界的检阅。

何子平：我们公众怎样对待文化批评？怎样从中受益？

曾念长：公众永远无法正确对待文化批评，比如李银河关于同性恋的观点，实际上是一个很冷静的表述，但确迎来了公众的愤怒。

suna：公众还需要定义。 

曾念长：按照勒庞的观点，公众就乌合之众。 

何子平：公众是否是乌合之众? 

曾念长：在文化批家眼里，乌合之众不是一个贬义词，但在您理解来，可能成了一个贬义词。 

何子平：乌合之众是因为文化批评或者是媒体的引导力量不够，或者引导方法失误的原因吗？社会学能否寻找到一条引导公众的方法呢？

曾念长：乌合之众是一个恒常的状态，不引导，依然存在乌合之众，引导了，乌合之众则爆发出它特有的力量。比如这次网络上传播的关于家乐福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乌合之众的行为。 社会学不能找到一条引导公众的方法，正如爱因斯坦不能阻挡武器用于战争一样。 

sunnygra：公众和公民和大众是同样的所指？ 

曾念长：公民是一个宏观政治学概念，与公众、大众不同。 

何子平：公众应该有一个意愿的方向，这个意愿的方向值得社会学研究，文化批评也应当顺着这个方向。 

曾念长：文化批评不可能顺着哪个方向，除了文化批评家的认知兴趣指引着他的日常研究工作之外，他不可能顺从于哪个方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 

何子平：恩，你说的文化批评更加独立。

曾念长：但中国的社会学家很少从事文化批评，多数学者更愿意沿着诸如“和谐社会”这样的宏大叙事模式走。

胡杨：文学批评是一把刀子吗，可以杀人 ，也可以救人，过于旁观和理智了，最终会成为了别人的工具。 

曾念长：是的，旁观者容易被利用，这是二战期间具有科学精神的德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惨痛教训，以致于爱因斯坦晚年说道，他不会原谅德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我要申明的是，旁观的姿态是文化批评家的基本姿态，尽管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危险胡杨：所以批评者也应该有立场。处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思想认识，立场都会不同。 曾念长：文化批评家的立场就是指出别人不知道的文化事实。 

何子平：那么文化批评家既然是独立的，那么依据什么来断定事实？依据什么来分析事实？它必定要有所总结，这是个困难。

曾念长：批评者是在个“在场的旁观者”，比如我对“文学场”的文化批评，缘于我与文学场各色人物的近距离观察，但我并不是这个场里的利益人，这个场里的当事人不能说的，我说出来了。

陈勇：感谢嘉宾，感谢各位网友，很高兴我们一起度过一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下面请嘉宾对今晚的网聊作一个总结发言吧，大这欢迎！ 

曾念长：文化批评是一项以跨学科为知识背景、以当下日常生活为阐释对象的活动，它是一项袪魁的事业。西方社会学发展史告诉我们，文化批评是这个学科最富想象力和生命力的传统。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学研究而言，提倡文化批评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一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实证与理论的相互扯皮。

谢谢陈勇，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短暂聊天毕竟不能说清很多问题，希望以后多交流。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