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有话说

（内容提要）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一个台湾网友在网上贴一篇文章《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決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沒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來，在我最绝望的時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对医生有这些理想化期望很朴实，这么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事实是，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发展史上所占的比例。这件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
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我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真正了解多少呢？

为什么有些人从医生这一行中退出？

也许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官僚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他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眼前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冷漠。如果还有个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医生曾作为最需要道德支撑的职业，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它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而且，医学其实并不象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越来越峰回路转，但最后难免一败。

医学院一毕业，就象第一个过滤站，过滤了一些起初一腔热诚然后心有旁骛的医学生，不管以什么具体或者抽象的理由。他们有的出国，有的进医药公司，有的改行。只是留下的也不是支纯粹的队伍，有的还象当年填志愿时那么喜欢做医生，大部分人则是一时想不好还能去干其他什么工作，于是也去了医院。

进制药公司后，我遇到许多这样一开始或是中途离开医学现场的人，他们分布在公司的各个部门，观望着医院生活，在医学的外围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忍受不了医生生活的辛苦和没有规律，有些人适应不了医院里的派系斗争——虽然这样的斗争哪里都有，有些人是怀着对这个职业的爱恨交加忍痛离开的。有的人是质疑医学的发展已经渐渐受控于制药行业，那还不如直接投身做药算了。

再看在医院里，也是几种人混在一起，有心甘情愿一辈子从医的，有无可奈何把医学当饭碗的，也有无可无不可的。只是在病人看来，他们都叫“医生”，他们的形象也都是共有的“医生”形象。这些病人，对他们职业背后的动因也不得而知。有时和在医院工作的大学同学一起吃饭，会听到有些人在饭桌上强烈地质疑医院生活，但末了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先干着再说吧，别的也干不了。

医生，是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冷暖自知的职业。他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被强行赋予的神性

1983年，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说的就是医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愈后而已。

医学院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蛇杖”这个造型。具体说来，就是一条蛇缠着手杖——至今仍然是西医的标志。在古时候，因为蛇的外形，人们一方面觉得它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身上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蛇渐渐地被抬升为权力、先知、智慧的象征。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在出诊时，就总有条一米多长的蛇跟着他。他的手杖上刻着：“生也有涯，艺术无涯，历练难哉”传说中，最初是半人半马的基戎把阿斯克勒庇奥斯调教成了能干的医生，让他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在荷马时代，他虽是个名医，但仍然是个人而已，到了特洛伊之战后，才逐渐建立神的地位。

刚上医学院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神圣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实习时，我看了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两本书，说的都是医学生的实习生生涯。一本是小说《上帝之家》（House of GOD），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的，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我们几乎与生俱来地，无一例外地，习惯祈求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于是，这些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我们期待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提供所有帮助。而我们在看病这件事里，干了些什么呢？任务尽数甩手给医生，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管生病？

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内容提要：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像汽车维修站的那些技术工人一样。）

无法重燃的温情

冷漠背后

George Sarton，被后辈尊称为“现代科学之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注意到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可能是医生人情味的丧失，医学在向前走的过程中，迷失并陶醉在纯技术的世界里——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就付出了人文丧失的代价。“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天堂，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的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来说，相当多的科学家已经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操作工，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现代医学。George Sarton几乎靠一本巨著就够立足千年。他的一本《科学史导论》影响了后来许多人，“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也非他莫属。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是个什么概念的时间？其时，世界上第一台ENIAC电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明的青霉素，作为人类治疗细菌感染的第一个武器粉墨登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挽救了大量美英盟军伤员的生命。而卡介苗和链霉素在四十年代横空出世，人们畏惧多年的结核病终于得到了有力控制……科学挥舞着大臂，指点江山，改变山河，一派繁荣景象。

但Sarton怀着人文主义的最终关怀，并没有被眼前热闹的科学浪潮所淹没，他果敢甚至大胆地描述了科学发展可能带来的冷漠，人情味可能会因此面临枯萎和消亡：“技术专家如此深地沉浸在他的问题中，以至于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在他眼里已不复存在，而且他的人情味也可能枯萎消亡。于是在他心中可能滋生出一种新的激进主义：平静、冷漠，然而是可怕的激进主义。”

一针见血的预言，正扎在医学这一门时时需以人为本的科学的敏感伤口上。

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

妹妹小何最近因为时常发作的腰疼，决定去医院看病。她问我意见时，我说如果你能做到不厌其烦的话，那么你去吧，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你在当天肯定得不到医生的结论，因为这年头，肯定是一大堆检查先行。

她去了医院，先是医院的导医台把她分到了妇科。她挂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副教授的号。医生给她开了一堆检查：血常规、血生化、宫颈刮片、B超……其中有些检查她连名字都叫不全，也不知道作何用途。医生跟她说这些检查结果出来了再来。一周后，等所有结果出来了，医生说：妇科没事，去肾内科看看。她去了肾内科，又是一堆检查，一周后，结果正常。医生冷冰冰地说：我这里没事，去骨科看看。小何又去了骨科。

“我这里没事，你去XX科看看。”小何学着那些专科医生的语调，问我，“你们这些学医的人就这么给病人一个说法的？好像我在他们眼里只剩解剖结构，还按器官系统划分。”

对这样的事我们确实不接受也得接受，大公司可以把员工当一台大机器上的螺丝钉进行定位，每个医生也其实也正是这样一条流水线上的一道工序而已。

我们来看看医学怎么在繁荣发展的同时，怎样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迹，又怎么导致今日的医生和病人一时间难以收拾、难以缓和的尴尬关系。

除了归罪世风日下外，冷漠医生的出现，其实不全是作为个体的医生的错。他们每个人面前，其实都放着两个难题，这难题让他们左右为难：左边是人们一如既往地对医生的人情味要求，右边则是医学渐朝严格分工发展、医患关系带上了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能平衡好这左右两边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如果是白求恩、华佗在科技高速发展、分工精密的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行医，估计他们也很难成为人人称颂的榜样。

人情味的枯萎和消亡，背后的原因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我们人人歌颂的“科学发展”。因为科学的发展，原先几千年来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的对话氛围，已经在短短几十年内，猛然切换成了“一个医生面对一个器官”，“几个或是十几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我们进了医院，就变成了一架盛着出错零件的机器。我们上流水线，医生看他负责的那部分零件，而对于医生来说，这零件不管来自张大民还是李大卫，都是一个样，他只管维修，就象汽车维修站的那些技术工人一样。这情景和四个世纪前“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说的一样：人类身体不过是一台机器而已，这台机器的机能均可以用物理力学加以解释。

人情味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对一的交流氛围最适合人情味的生存。眼神、语气、日复一日的接触、连续不断……这些都是人情味所需要的成分。可以这么说，在古代，甚至就在一百年前，那时的情形还是——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那时的医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循证医学一说，也没那么多精确的定量的检查仪器和指标，主要靠经验、靠感觉。虽说后来加上了一些处于朦胧阶段的零星科学知识，也依然脱不了经验科学的形式。在这样的情境下，从对病人的诊断开始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在医生和病人直接接触的过程中完成。在这直接接触的过程里，一个医生面对病人情感上的联系一直连续不断。

那时的医学分科，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说法。一个医生面对一个病人时，他有着朴素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整体观。医生面对的是整个病人，他可以对病人从上到下、从心理到生理全面地考虑。因为这样连续的情感交流，因为这种不加分割的生理心理治疗，“人情味”成了那时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重要调料。

可惜的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付出了人情味的代价。而我们显然完全沉浸在神奇科学的狂欢中，将另一层面的世界给遗忘了。在技术突破势不可挡的同时，打破、剪断了原先医生和病人之间那种连绵、浓重的情感关系。

仅有批判是不够的

在十七岁那年，一个朋友向我描述协和名医林巧稚的纪录片。听完之后，怀着一股理想主义冲动，我考了医学院。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对我来说，这八个字眼闪着某种能带我超越平凡的光芒。但在八年的医学生教育结束后，我没有穿上白大褂，带上听诊器，去做一个医生。这些年，有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当医生，真可惜。

在上大学时，常会听到老师讲他们的老师的故事。讲内科的必定会提到协和消化科名医张孝骞。张老形容自己面对每个病人时的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给病人查体时，每个细节都不放过。一个曾经大家都诊断不了的疑难病人，他通过查体发现病人右侧腹股沟有一个小肿物，而确诊了一种极罕见的病。据说，他诊断的这例是世界第八例。上妇产科时，几乎每个老师开讲前都会先讲一段妇产科名医林巧稚的故事。据说，林老的办公室总是很晚才熄，她能守在产妇的床前，握着病人的手，直至病人度过危险期。就在1983年她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连接生了六个婴儿……但这样的故事，正越来越稀少。

在年轻时，我曾把自己的中途退场原因更多地归为医生这一职业，正面临着某种宝贵的人文精神的普遍丢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充满了这样的埋怨和批判。现在，那些去协和医院看病的人，可能经常会跑到门诊的书摊上买一本叫做《协和名医录》的书，载入其中的多是年逾五十的教授。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渐渐画上了黑框，他们最后成了一张相片。人们会感慨，这些教授代表了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代表了某种即将消失的精神。人们还会担心，那些在物质剧变的八 九十年代从医的年轻人们，是否将呈现给自己一张张渐渐冷漠的脸孔？

在我渐渐接近医生生活的路途中，一个现实放在面前——当年打动、鼓舞我填志愿的林巧稚记录片中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这样的失落，最初促使填写志愿的那种生活方式失去了寄托。身穿实习医生白大褂的我，成了无脚鸟。像每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我喜欢去一知半解地抱怨、一叶障目地感慨，去真诚或者偶尔充满姿态感地愤世嫉俗。这些情绪在一刻间，似乎能给人以发泄、释放的快感，但可能永远也抵达不了本质。我们现在身边充斥的各种各样对医疗体制的批判和质问，其实也象我年轻时的愤怒情绪一样，浅薄而花里胡哨，很多时候让人觉得解气，解气之后除了沮丧便无所收获。

一个北大教授说的很有些道理：我们作为人，似乎总喜欢站在身处的时代，缅怀过去，针砭时弊，痛心这一代不如上一代。但放心吧，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没有人们说得那么惨，每一个时代的感慨似乎都是多余的，因为人类确实是在前进。

医学确实是在前进。想像一下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一支数目庞大的医生队伍一直在忙乎着这么一些医疗活动：放血、大剂量腹泻汤和灌肠术，那时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的一个深渊”。而就在大概一百年前，医生手中还没有青霉素、阿司匹林这样的化学药物武器，更不用说可以精确定位病变的核磁共振检查、神奇的射频消融了。但是我们作为人，站在身处的这个时代，面对疾病时，却在无限缅怀过去流传的一种叫做“医德”和“人文关怀”的东西。

我曾从北京移居上海生活过两年。一开始因为一个熟人也没有，我作为作为一个曾经的医生——那时作为一个患者也曾经很困惑地站在医院的门诊楼里，不知道如何跟眼前医院强大的官僚体系接上轨。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去看病对我来说，同样充满了不安全感。这时我更强烈地体会到，一个无助的病人多么期待能遇上可以全心信任的医生。但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关于医生的形象定位基本已成了：冷漠、没有责任、急功近利、物质先行。医生就是“冷漠“、“不负责任”、“红包”这些贬义词的代称。周围的那些生过病的朋友也常对我抱怨医院风气日下，甚至我目睹身边有的朋友成了医生玩忽职守的牺牲品。这些朋友几乎以控诉的口吻，向我描述着他们悲惨的就医经历。

真相很少寄生在那些脱口而出的牢骚、逞一时口舌之快的怨愤中。我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来自医生的“人文关怀”，因为我们面对着其他类似“看病费用过高”这样的问题，便因此连带否定了整个医疗世界。其实客观地说，眼前的这个医疗世界，根本不比几十年前差多少，甚至它比几十年前好很多。我们有没有想过，除了对那些制定宏观政策的人继续保持期待之外，我们可以去做点什么多少改善一下自己的医疗处境？

仅仅是批判，是不够的。仅仅有全盘否定，是幼稚的。一个病人如何面对一个缺点多多但终归在前进的医疗世界，需要拨开云雾、直抵目标的现实思考。

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

在八年医学院生活后，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医院，没有选择做医生。本以为一旦退了场，身后那个热闹、喧哗、泥沙与黄金同在的医学世界便与我无关了。但其实没有，以医学为场景的事件，大大小小，其实贯穿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人生活贯穿医学事件，你我都一样。

在毕业后的这几年间，我目睹身边的一些朋友成了病人。往往是一次普通的体检，或是自己摸到突出身体的一个肿块，顷刻之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剧变。他们必须面对出了问题的身体，面对突然袭击的疾病，穿着病号服，在医院里周旋、挣扎。身体，出了错的身体，占据了他们全部的生活和思想，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对身体视若罔闻，一无所知。他们在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试图从我这个已经退场的医学生这里了解点医学知识，多一点，再多一点。除此之外，他们更害怕两眼一摸黑地看病，害怕碰到冷漠医生，希望我能介绍几个熟人医生。

这些朋友都还年轻，大病突然降临，他们需要的是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对疾病的了解，还有几个熟人，能认真仔细地给他们看病。我看着他们中有些人在屡次濒临崩溃的折磨中扛了过来，重做好汉一条。但也有一些没能扛过来，永远地离开了。

2003年是特殊的一年，我看着两个人离开了。一个是多年好友的妹妹，二十来岁的她在分娩的同时发现得了白血病。这种场景，简直布满了生命的讽刺意义。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但孕育生命的那条生命却岌岌可危。好几次我在不同的医院走廊里看着她无助的父母，不知道从何安慰起。她的父母几乎花光此生所有的积蓄，只为了最后接受一个在开始就知道无望的结果。在她最后离开的时候，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另一位是香港歌星梅艳芳，用罗大佑的话说，“代表了真正香港精神的阿梅”。患上癌症的她，本来找到我们公司希望能用我们公司的研发药品。老板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去看看阿梅的情况，希望能给她最后的治疗可能。那时我对她的了解微乎其微。2002年冬天为了看一支来中国的英国乐队ＳＵＥＤＥ一眼，稀里糊涂地花两百块买了张票，在上海大剧院看了场叫做华语榜中榜的晚会。坐下时，晚会已经开始，台上是阿梅和田震一起上台颁奖。她唱了首《长藤挂铜铃》，她周身独特的气场控制着整个舞台，她的精神气和打扮在整台晚会的脂粉气、和稀泥中，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

我几乎是在知道要和她面谈时（也是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才开始去真正了解她，买回她所有的专辑和电影，听她的歌，看她的电影，还有她传奇的人生。她的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感染力，独一无二，我的一位朋友评价说：“梅艳芳象数字中的质数，古怪，不知逢迎。对一个并不柔软的人来说，这样的女人总给我更多亲近感”。

人们很轻易地就把她的故事看成了悲剧收场，伴以一阵阵叹息声。让我感觉更痛心的是，这位我越来越尊敬的传奇人物，似乎也把自己的经历看成了悲剧。我多么希望人们能把她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我更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离开理解为“有尊严的消失”、“从容的消失”。在得知她离去那一刻，我才深切地体会到，以自己舒服的方式面对疾病，多一份尊严多一份自由，这可能是一个病人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对付疾病所能完成的最好结果。

其实一个病人的最终目标，并不一定是战胜病魔。

无法逃离的另一重身份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消失了半年，终于又来上班。这半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季节更替，从春天到秋天。比如旁边紧邻的街道一夜间冒出了装修得纷繁多姿的咖啡馆。比如我的一个朋友生了病、读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们还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书店抱了本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回家……

同事上班第一天，我约她中午出来吃饭。走在去餐馆的路上，我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这半年的变化，试图打破有些尴尬的气氛。因为，这半年，对于四十出头的同事来说，发生的事更多、更重大：她陪着半年前突然诊为癌症的丈夫，走完了最后一段生命路程。这半年对她来说，意味着亲历了靠得最近的生和死，最终看着病痛。

除了象郑钧唱的“我们活着也许只是为了相互温暖”之外，我请她吃饭是因为相信她对于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已经不再忌讳，所以才有勇气请她吃上班后第一顿午饭。我还相信在写完这本书之后，自己的神经也变得比较坚韧，能够面对得了她可能会谈起的生老病死。没有足够粗壮的神经，怎么能抵挡得了可能的痛哭流涕的悲剧场面？又怎么能对着一个亲眼目睹生死的敏感心灵，去谈论不可避免的冰冷话题？

那天吃饭时，同事果真说到伤心处，流下了眼泪。她也果然和我说起健康和疾病、生和死的话题。除此之外，她还说起在这半年里她读到的徐晓的《半生为人》——又一本和疾病有点关系的书，她说：这本书给了她四十年来最贴近的思考。她还说：没有思考，内心实在难以得到平静。

翻开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第一页写的是：“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我们人人难逃病人的身份——无非是个迟早问题。我们迟早必须面对自己一堆不太精密的零件构成的身体，也迟早会有面对医生和医学的那一刻：可能是作为一个感冒患者，一个关节炎患者……可能会作为一个先兆流产的孕妇，或者是因为一次单位体检才偶然发现高血压高血脂……每个人在自己成为病人之前，有可能因为亲人或者朋友的缘故更早面对病患——但事实是，并非人人都知道如何去做聪明病人，也并非人人能做成聪明病人。

现代医学正一步步变成科学“横行”的世界，那些头戴新概念面世的新药、巧夺天工的医疗技术、汪洋似海的研究进展信息，正象现代健康生活里的娱乐节目一样铺天盖地，我们渐渐生活在赫胥黎描述的“美丽新世界”中，他预言——在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技术，人们会淹没在汪洋似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生活在这种“美丽新世界”的我们，在信息拥塞的现实中忙于分解注意力，忙于被导游一览、速成手册、快餐文化和心灵鸡汤抓住，琢磨如何创业、如何管理、如何成功……确实不大有功夫去考虑面对疾病王国这种极端处境——结果通常是，到了那一天，我们被生活忽地抛向了坚硬冰冷的本质。“美丽新世界”中让人麻痹、舒服、懒惰的糖衣被剥去，只剩下一个人，赤裸裸，面对陌生和让人厌恶恐惧的一切。人从未如此孤独。这时，他比往常更需要自尊和自由。而思考，几乎是通向自尊和自由的唯一路途，只有它能带我们进入平静和坦然，我们可以籍此找到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也许不是完美，但起码更好。

在我们或者我们亲近的人生病时，我们必须面对眼前的整个医疗世界，面对这个医疗世界暴露出来的各种缺陷。这个“庞杂的、势利的、官僚的、自负的”医疗世界，它潜在的问题一一暴露在我们眼前：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生日趋冷漠，对性命攸关的大事掉以轻心，先拿红包后上手术台；医学分工过细，病人成了一部零件出了错的机器……然后，我们开始了愤怒和抱怨，这世界不乏一些愤怒的病人。但是别忘了，我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为了玩场情绪游戏，更不是为了让愤怒和抱怨这些“负面”情绪，来加重疾病。不完美的现实象团泥沼，让人很容易忘了最终目标，并在现实细节的纠缠里越陷越深。但如果告诉你，现实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必须生存的看上去粗糙不堪的环境，或者说，短时间内难以发生改变的环境，或者说，正以缓慢的速度力图克服缺陷的环境，我们能做的就是——直接面对它。不仅直接面对它，还要动用自己所能，找出迂回之计，拿出全部人生智慧来面对它。因为这世界可能没有完美的解决之道，但起码有相对更好的解决之道。

事实是，似乎只有进入了疾病王国，我们才不得不去面对自己出错的身体，面对疾病，面对死亡恐惧。这时，我们需要去给许许多多的问题找答案：为什么人会生病？为什么会对死亡恐惧？我们如何主动地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理解疾病的意义？面对医生时，能否改变病人的“弱者地位”？怎么和医生进行沟通，得到我们希望的医疗？我们如何面对“信息的不对称”？如何赢得医生的注意力，尽可能获得最好的照顾？……这些问题，它们已经超越了医疗世界本身，而是和我们自己有关，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动解决。但这些问题里的绝大多数，我们很少真正认真、透彻地思考过。我们似乎已经习惯“偷懒”地把这些本该由自己去对付的任务，也一并推给了医生、推给了医疗制度，希望他们能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治疗方案一并给我们备好。而我们似乎只是那个穿着病号服，躺在床上或者在医院的走廊里溜达，被动等待结果的人。在我们严格审视生存环境的时候，又何时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去关注来自心底的声音，去关注那个近乎丧失思考能力、思考要求的衰弱的“自我”呢？

一个人在疾病王国所面对的，不单是众人抱怨的糟糕医疗环境，还有作为人而非动物，那些来自他心底的声音。如何面对这些声音，是一个人的思考，一个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