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棚豆架

瓜棚豆架 http://cjmm418.blog.tianya.cn/ 这是赵晓铃耕种的瓜棚豆架,不要嫌瓜瘦豆小呵,尽可能提供没有污染的很绿色的瓜豆哦.转载要和我联系哟! 我的地址:cjmm418@163.com <![CDATA[叶檀还是太温柔]]> cjmm418 2009-8-13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494197&idWriter=0&Key=0 　　瓜按:一直喜欢叶檀,虽说有些文章读起费劲.今天感到,叶檀还是太温柔.读了这篇,直觉得中国应该高呼"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了.可是著名财经评论员,大家喜欢的叶檀都没有喊,谁还记得这句口号呢?
　　
　　央企地王与新公私合营之路(转贴)
　　
　　
　　2009-08-03 南方人物周刊
　　
　　
　　
　　地王频频被央企拿走，显示在民营资本集聚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国进民退的趋势。
　　
　　
　　
　　 6月26日下午，中国电子集团旗下的成都中泽置业以19.6亿元的价格，竞得了北京“奥运村乡地块”。6月30日，北京广渠门15号地块以40.6亿元的成交价，被有央企背景的中化方兴夺走。有超过100亿元央企资金在今年夏天进入北京土地市场。
　　
　　
　　
　　其他各地同样如此，5月，绿地集团拿下“2009上海最贵地”，投资金额达12亿元；在广州，6月，广州城建集团竞拍下今年的广州地王，溢价高达154%；重庆，6月下旬，鸿恩寺地块经过80多轮竞价后，被保利地产以38.1亿元摘得；7月24日，保利地产以成都今年土地拍卖最高单价每亩1860万元的天价，拿下领事馆地块，购地总价逾12亿元。据不完全统计，5月以来短短两个月中，北京、广州等重点城市相继刷新历史纪录的单价和总价“地王”已达到13块，其中央企所涉土地款合计超过265亿元。
　　
　　
　　
　　央企当道，民资沦为陪太子读书者，原因是央企“不差钱”。今年上半年大规模信贷扩张，央企夺得头筹，民企只得到5%份额；央企上市房地产公司能够将土地直接在资本市场获得高额溢价。另一个市场方面的原因是房地产成交量上升，导致房地产企业库存减少，而拥地较多的央企比民企更能抵御下行周期的冲击。
　　
　　
　　
　　资金、项目、土地等资源集聚到央企身上，处于困境中的民企不能不随势而动。在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一些见势而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家正在发动“新公私合营”。
　　
　　
　　
　　今年5月，浙江省绍兴市将市里面能够联系到的国有企业名单，下发到下面各县市区的政府部门，以及各重点民营企业。上溯两个月，绍兴成功组织了在北京举行的绍兴民企与央企对接会。绍兴市政府先后6次与国资委等相关部门联系，对行业契合度紧密的央企，逐一登门拜访，最终促成了“3月对接”。
　　
　　
　　
　　新公私合营运动在倒逼中产生，如一些企业家所说，央企有资金、有项目，可以集团军作战，而民企有市场优势、船小好调头，类似于轻骑兵，如果将两种优势嫁接到一起，将是市场与资金的美妙结合。对于新公私合营运动的种种词藻铺陈，彰显了民营企业在资源调动能力上的捉襟见肘，他们得不到信贷与行政资源的雨露滋润，只能通过“傍央企大款”暗度陈仓。
　　
　　
　　
　　冯仑领导的万通在2004年4月就与天津泰达合作，冯仑毫不隐讳他的“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观点。真正能支撑他观点的是如下数据，在2008年的演讲中，冯仑表示：“我们(万通)从资本规模来讲，去年(2007年)在135家A股房地产公司当中排名第16位，现金排名在第5位，环渤海地区是第1位，这个都跟傍大款的过程有关系。”
　　
　　
　　
　　冯仑的榜样是王石，万科的大股东是央企中颇具实力的华润集团。近日宁高宁率领的著名央企中粮集团入主蒙牛，也是老牛牛根生为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所迫的结果，中粮救了蒙牛，延聘了蒙牛的团队，打通了这家农业公司巨头的乳业渠道。
　　
　　
　　
　　新公私合营运动是形势逼迫下的产物，民营企业急于做大做强，不得不借用大型国企的力量，而国有企业为了占据现有的市场，希望并购或者纳入具有竞争力的民企。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引入国资成为大股东，另一类则是彻底被国资控股，戴上了红帽子。前者如万通，并未让国资成为控股者，不过是借力打力；而后者则被收编入国企的集团军中。历史让人唏嘘，老一辈企业家张瑞敏、宗庆后等好不容易摘去的帽子，现在民企自己又乖乖戴上了。
　　
　　
　　
　　新公私合营运动有两种可能的路径，如果民企资源环境继续恶化，所谓新公私合营就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营企业生产方式的卷土重来；但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国企深化改革，那么与民企的合作将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契机。
　　
　　
　　
　　把中国的新公私合营与美国政府对企业的救助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美国不存在国企独掌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土壤，政府资金的介入是金融危机的特殊产物，在经济萧条时短期出现。而我国则是制度性的资源分配决定了民企的傍大款行为，是经济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的象征。
　　
　　注：引用媒体报道。
　　中央国资委分管的136家央企中，逾七成企业涉足房地产业，其中以地产为主业的有16家，如保利、远洋、华润等；辅业包含房地产的则达80多家，组成了新的拿地大军。
　　这些企业对房地产涉足越深，越能够证明房地产不仅捆绑了地方财政，还进一步捆绑了中央企业，国资委想进行主辅分离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想跳下房地产战车，难上加难
　　]]> 2009-10-3 10:45:00(1) <![CDATA[关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 cjmm418 2009-8-12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494165&idWriter=0&Key=0 　　瓜按:天大雨,乡下的宽带不稳,贴东西不易.先贴这个.这是财经网上与章立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但财经网至今没有发出来.前面的争议,可上财经网看.
　　
　　
　　关于老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问题
　　赵晓铃
　　
　　“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写成已有两年，至今尚未公开发表，今年5月26日，在一个小范围内部发表，希望有知情者和读者提出意见。谢谢章立凡先生的关注，特别谢谢章先生指出该文关于卢作孚去世前家里情况的错误。关于老民生公司在卢作孚先生去世前的1000亿贷款，我无法断定其存在，写作时未采信。为什么？兹再次说明。
　　
　　也曾采信口述与回忆
　　
　　多篇回忆里都提到，1952年2月，卢作孚去世前民生公司得到中央批准1000亿（旧币）人民币贷款，而童少生没有及时告知卢作孚。卢作孚的自杀与此有关。过去好多年里，我都比较相信这种说法，采信的是与章先生大致相同的口述材料与回忆录。
　　2003年春，在北京看到民生公司得到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的若干贷款合同，我就对此产生怀疑。那次查阅的结果，解决的问题不多，产生的疑问却不少。当非典在京城悄悄肆虐的时候，我带着一些复印资料和许多疑问离开北京。
　　2007年6月，在武汉查阅一月，阅读的重点是1949年到1952年9月公私合营前的民生公司。了解这个企业在这三年多里发生的重要事件，对于理解卢作孚先生最后的选择，无疑是必要的。这次阅读，弄清了一些疑问，但对我心理的冲击与震憾，实非言语所能形容。在北京，在武汉，在广州，我都没有看到1952年2月，民生公司得到过1000亿贷款的记载。同时感到，此事无论有无，都不是卢作孚做出最后选择的重要的原因。
　　
　　政府曾给民生贷款1600亿
　　
　　现存的档案会有不完整的情况，而且，单是武汉长航档案中心所藏老民生公司档案就有13000卷以上，不可能全部看完。我调出的财务类档案里，没有发现这一时段此项贷款的记录。
　　不过此间保存了1960年代武汉大学与民生公司合作编写的尚未出版的民生公司历史资料汇编（定稿），其第四篇是民生公司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8）的内容，由于成稿时间较早，又由多人集体搜集了多年史料，那时特别强调公私合营前后政府对民生公司的支持，关于这一时段民生公司贷款的资料，应该是比较完整的。
　　从中可知，从1950年春到1952年7月，政府给民生公司的各种贷款，前后累计达1600亿元。这是1952年8月25日，时任民生公司代总经理的童少生在董监会上《关于目前公司情况及今后改革意见的报告》里谈到的，凌耀伦主编的《民生公司史》也引用了这条资料。据952年8月统计，不算加拿大的巨额贷款，民生公司还有990余亿元政府欠款、267亿余元私营企业或个人欠款，总计1257亿7千万余元债务未偿还。（见附件1）
　　
　　童少生申请1000亿投资
　　
　　1952年7月2日，童少生代表公司向交通部申请政府向民生公司投资1000亿元。这份文件全文如下：
　　
　　民生实业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又未经过彻底民主改革，造成严重的亏损，截至1952年六月底止，长短期负债约计1110亿元，五反退财及周转金100亿元，本年下半年度的可能收支差额约130亿元，总共约计1164亿元。经与郑董事长及有关董监研究，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必须加强领导，财务必须加以整理，方能挽救公司当年危急。兹特向政府请求：
　　一，请求政府投资壹仟亿元，作为公司偿还债务一部分之用，其余负债约464亿元，由公司处理与航业无关的投资事业，附属事业，及港务设备？（此字原件看不清）偿还之。
　　二，公司的投资事业，计有重庆的天府煤矿公司126亿元，渝鑫炼钢26亿元，重庆轮渡公司257亿元，华东区上海中华造船厂39亿元。附属事业计有合川电水厂约22亿元。印刷社约13亿元。港务设备约值300亿元。（以上均系预计数字，待处理时再按实际估值作价）这些均需转卖给当地政府，拟请由中南财委通知各当地财委承认收买，使公司能将处理所得之款作为偿还国家银行及私营企业的欠款尾数。
　　三，请求增加董事长2人，董事七人。公事（司）董事会有大部分私股董事，病亡的计有：杜月笙、唐棣之、苏汰余、李佐成等四人，被镇压的有石荣廷一人。反革命分子计有晏阳初、王毅灵二人。共计缺七人。此外尚有待了解的计有：胡筠庄、潘昌猷、何淬廉、张肖梅、邓鸣阶等五人。拟请政府暂时委派公股代表七人补充，以便加强领导。又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长仅一人，拟增加副董事长二人，以资协助执行职务，均请政府先行指派，俟开股东会时再请求追认之。
　　以上请求，至为迫切。特此恳请裁夺赐办，无任公感。谨致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
　　民生实业公司童少生
　　 1952年7月2日
　　（北京卷童少生致交通部函）
　　注：政府公股代表已在1950年就派到民生公司，本材料中“拟请政府暂委派公股代表七人”是后来民生公司董事会向交通部的补充申请。
　　
　　这个1000亿元政府投资的使用分配记载是：
　　
　　政府投资壹仟亿的用途分配：
　　1，清偿国债款七百五十亿
　　2，清偿五一年下期现金亏折九十三亿元
　　3，填补五二年一至四月现金亏折一百五十亿元
　　（民生公司公私合营档 1952）
　　
　　这条史料里投资款使用的时间应是1952年4月底以后，当时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回忆他到北京办理1000亿贷款在卢作孚去世后的三、四月间，可断定是4月底。张祥麟说，“当即就办理了还贷手续。把过去贷的款还了。没有拿到一分钱现款。”（见黄振亚《卢作孚自杀与童少生无关》未刊稿。）从用途上看，应是上述“用途分配”里的投资，说贷款是记忆有误。
　　而童少生的申请也是一个补充申请。后来公开的领导讲话中多次讲到，投资1000亿元是应资本家的要求。
　　在“民生公司北京历次贷款抵押品记录表”上，所记一共8笔贷款，其中最早一笔是1950年3月21日贷的，也是数字最大一笔，为港币100万元；最迟为1951年9月28日贷的24.18亿元，是人民币中最大一笔。此表上未有1952年4月张祥麟在北京所办1000亿贷款的抵押品记录，由此可断定张祥麟1952年4月经手的是投资不是贷款，既已视为投资，便不需要抵押。而童少生致交通部函，是为公私合营做准备，补办申请投资手续。到8月的公司董事会上，只是“追认”增加资本。那时，这1000亿投资及所有公私合营准备工作都已完成。9月5日召开的大会是向职工和社会公开宣布，民生公司自9月1日公私合营。这以后的生产成绩，全是公私合营之功。
　　
　　政府投资为了控股民生
　　
　　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中国当时对私改造的典范。当时和以后都大大宣传的，宣传词里常常强调政府投资1000亿救了民生公司。为什么政府要投资民生公司1000亿？下面这条史料回答了这个问题。
　　
　　公司过去纯粹是资本家的，解放后虽有公股，比重很小，但今天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思想上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才能推动工作。这变化可从以下几方面看。
　　一，从领导方面看，过去政府虽也派公股代表，但没有直接领导企业。从今年五月开始，政府才派了大批干部直接参加工作。这些干部是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代表国家人民的利益来领导。这个企业建立党的领导核心。
　　二，公私比重起了变化。解放后，政府对公司贷了一千几百亿元，现在政府决定作为对公司的投资，在比重上起了很大变化。过去，公股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现在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就是说，民生公司现在的情况国营经济是占主要的比重。
　　三，组织机构和各种制度，逐渐走上国营企业的规模，无论在对内对外关系上都起了变化。
　　四，以上的变化影响了企业的性质和前途。公私比重的变化并未完全改变公司性质，仍然是公私合营企业在私股部分还是有剥削关系存在，这种剥削的存在是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根据共同纲领是允许存在的。企业的前途，没有问题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
　　（民生公司档案卷 46号 1952年8月12日肖鹏同志报告摘要）
　　
　　肖鹏，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后曾任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他这个报告与前引童少生报告同时段，其所说的政府“贷了一千几百亿元”，应与童少生所指同义，指从1950年3月以来，两年多里民生公司得到的各项政府贷款的总和一千六百亿元。后来好些总结报告或回忆录（不是专业的财务表报）里，常常是讲贷款，而不讲投资，数字也往往有出入，有说一千三百亿，有说一千亿，似乎报告人或回忆者或记录者对贷款与投资的概念不很清楚。接下来经过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这种概念不明白的多了，这种财务问题，如果其说纷纭，还是要有档案印证，甚至若干档案文献反复比较研究才可有结论。
　　肖鹏所说“过去的公股”是原来国民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没收少数成为战犯的私股股东的股份；他言下的这种“债转股”，实际上成为那以后公私合营的一个普遍手段。毛泽东说了，公私合营是改造的武器（见刘惠农回忆），实际上是折腾企业。今天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公司贷的那个钱是救企业。现在奥巴马颠颠地催他们还，企业救活了，纳税人的钱也不白花。
　　
　　卢作孚的“一揽子计划”成泡影
　　
　　从财务上看，那时政府有必要对民生公司再投资1000亿么？ 1950年3月，卢作孚通过民生公司驻京办事处主任何廼仁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请求贷款的同时也制定了还款计划。计划只要民生公司生产正常，到1951年7月，便可开始偿还债务，当年可还700余亿；计划1952年偿还1000余亿欠款后，还有400余亿的余额。以后按约分期偿还加拿大贷款，同时为国家作出贡献。这就是卢作孚的一揽子计划。
　　后来，在民生公司执行公私合营过渡办法期间，不但还款计划成了泡影，还新增了800亿债务。其间所经历的剧烈震荡，血腥浩劫，更不是卢作孚能预料的！这一时段企业损失的，卢作孚锥心痛惜的，岂止是巨额的资产？探寻讨论这一过程后，我以为，到1952年2月，即便真有1000亿政府贷款，对于卢作孚最后的选择，意义已不大。如能按卢作孚先生计划实现，政府贷款本不必这样多，后来的政府投资更无必要！以民生公司的生产能力，只要业务饱满，1000亿债务，一年就可还清。
　　1952年2月卢先生去世以后，整个民生公司转入“清反”运动，长江宜昌以下航线及华南航线停船，长江宜昌以上航线部分停船搞运动。置生产于不顾，在合营后的总结中，说“1952年前9个月，只完成全年运输任务的46%，平均日亏1.4亿余元”。《民生公司史》中也说，公私合营以前的1952年1-9月（应为1-8月，民生公司在9月5日宣布公私合营）亏损即达31478822161.66元（第420页）。是政治运动造成民生公司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亏损，后来却一直说是老民生公司制度腐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致！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朝鲜战争导致中美关系恶化，1951年6月底前想借用银行在美冻结存款偿还加拿大债务的办法失败，在还本付息的最后期限，1951年10月31日，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船只全部驶回内地，加拿大贷款未归还。那么，在这以后，根本就没有急用的巨额的款项。直至多年后，中国与加拿大正式建交前才由中国政府归还这笔本金为1250万加元的贷款——若按卢作孚的还款计划，本可不花纳税人的钱来承担！现在，几年之间至少多花了数千亿人民币，只为了漂亮地控股民生公司！在那个化私为公的时代，政府哪里才抱得民生公司这一个金娃娃！在全国，政府共才花多少钱，就对所有公私合营企业控股了？这些，民建老人都清楚，心里不服的。
　　
　　“电报门”掩盖了卢作孚自杀时严峻的政治环境
　　
　　总之，这些找到的相关资料里都不能断定1952年2月，有中央特批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如有，难不成是张祥麟在4月底（甚至可能是5月初）所办“贷款”（已视为投资）在三个月以前就批准了？就“通知”了？
　　如其有，信息且是卢作孚辞世两天前到达，童少生能知，邓小平焉能不知？ 2月7日，是卢作孚辞世前一日，他与小平见面时，小平还与他共进午餐，同行的胡子昂开始并不知道，是小平临时请的？是至午餐时间谈话未结束边吃边谈？总之未有多人参加午餐谈话，谈什么都方便。作孚为公司财务焦虑，能不问之？作孚问之，小平何不告之？若小平知之而不肯告之，少生又岂敢告之？
　　所以认为，童少生自作主张对卢作孚隐瞒中央特批1000亿贷款通知，可能性很小很小。即便有此事，将童少生作为导致卢作孚自杀和死亡的重要责任人也是不合适的。即便童少生曾对人讲“忘记了”，都可质疑。他不可能忘记这样大的事，至于要不要告诉卢作孚，从他当时的处境来看，他绝不可能自作主张，却完全有可能代人受过。在那一时段的档案里能看到，童少生虽图自保，能较早地看准风向，但在政治运动之前也力求公允，为公司及职工利益向政府力争；而政治运动大张其鼓以后，常被推上前台，“处理”昔日同仁，而要理解这一切，必须还原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氛围。
　　有关1949年后政治运动的口述材料，特别不易辩析。这个流传久远的“电报门”，善良地淡化了卢作孚的“自绝于人民”，减轻其亲友们的政治压力，可以理解；但也淡化了卢作孚辞世时严峻的政治环境。那个时代，国家经济急待发展，却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家永久性地下岗，甚至非正常死亡，更不是用一些偶然的原因能够解释的。如今再来强调这个“电报门”，令人难以信服。
　　那个“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的公私合营，其真相到底怎样？其对于中国经济又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今天，在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原本不够广阔的民营经济的路又越走越窄，央企却在坐大；不少民营企业家希望得到国企公股，宁愿交出自己的经营权，让出股份。这，又意味着什么？
　　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论文《新中国建国初期对民营企业的政策》的日文复印件，是2005年美国学者罗安妮来重庆时所赠送，原文发表于《社会经济史学》，2000年11月。
　　前引史料（楷体）和附件，摘自长航档案中心藏“民生公司历史资料汇编，第四篇（定稿）”未刊稿，见航运局保管目录5，民生办，第35卷。其后的括弧所注为汇编者注。
　　
　　附件
　　
　　政府对民生公司的大量贷款
　　类别户名欠款金额偿还金额结欠金额
　　国家银行重庆人民银行 66171295663
　　重庆人民银行 9600000000
　　重庆交通银行 9549054000
　　上海人民银行 4133640000
　　上海交通银行 2553840000
　　汉口人民银行 3064806700
　　江宁人民银行 275063850
　　小计 95347700213
　　国家机构重庆英信贷款 2094665919
　　重庆川东行署 597172575
　　上海善管会 1001700000
　　小计 3693538494
　　国家银行机构合计 99041228707
　　私营银行 10584223912
　　私人私企 7694718888
　　应付款项 2450000000
　　备用金 3000000000
　　香港欠款 3000000000
　　私营银行等合计 26728942800
　　欠款总计 125770180507
　　原计划偿还 100000000000
　　实际偿还 106096881507 19673300000
　　
　　注：
　　1，本资料系1952年8月，公私合营时整理。
　　2，还欠款来源是合营时政府投资一千亿元。
　　3，还欠时间自7月27日起至8月12日。
　　4，本表所列数额均系旧币。
　　（民生公司档案北京卷）
　　
　　2009-7-5
　　]]> 2009-8-13 0:17:00(0) <![CDATA[<卢作孚之死>第20章(4)]]> cjmm418 2009-8-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69751&idWriter=0&Key=0 　　送行与痛哭
　　
　　1952年2月9日上午，一年前就被民生公司除名的原民生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周吾达正在牛奶公司上班，接到原来同事的一个电话：卢先生死了！周吾达惊恐不已，又十分悲痛。他想，卢先生这样的人都死了，我们这些人还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在办公室里，他不敢表露出任何情绪。等到下班后，他绕到民国路卢作孚的家，看到门前冷冷清清，不象是办丧事的样子。他不敢进去了，也不敢在门前久留，便转身离去。走到附近的罗汉寺，他遇见一位民生公司职工。这位昔日同事对他说的那句话，他记了五十多年。那人说：“这个运动还要深入，卢作孚耍死狗不得行！” 听到这话的，还有周吾达的女同事贾如真。
　　卢作孚的遗体停放在民国路家里，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没有挽联。前来吊唁的人很少。民生公司的职工们大都如周吾达，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只能在心中为卢先生送行。
　　周吾达一生都温和胆小，严于律已，我却感动于他内心的正气和对卢作孚不变的敬重与深情。他对于那种美化当时严酷政治环境的回忆相当反感。他一再对我说，我要讲，我90岁了，我怕啥子？他多次将1988年的一张集体照片给我看，说明这是卢作孚先生诞辰95周年时，老民生同人在官方纪念活动之前的纪念聚会。每说一次他都非常兴奋。那是老人们压抑多年以后，终于第一次公开表达对卢作孚先生的怀念，真是有翻身解放的感觉。
　　1952年２月９日下午，民生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董事们因卢作孚身后萧条，决定补助卢家1000万元（新币1000元）做丧葬费，这当然并不是特殊的照顾，与前些年去世的彭瑞成相比，这些补助是相当微薄的。在这个会上，还任命童少生为公司代总经理。
　　10日下午，民生公司举行课长以上的行政干部会议，与会者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的人，包括童少生在内，均痛哭失声，以至民生公司党组织向上级汇报时，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哭丧会”。
　　后来，新华社向北京反映情况的《内部参考》里特别提到童少生的哭。当时童少生已被看作可起正面作用的资产阶级代表了，他的言行处处被注意。以童少生的炼达，是不应哭的，那会上有的人就晓得利害不哭，他为什么却忍不住哭？他哭他多年深心敬仰的卢作孚先生？哭自己前天夜里那致命的延误？抑或是哭自己的不得已？更哭这种不得已完全不可告人？童少生的心境与感受到的压力谁人能知？
　　在与卢作孚共事的岁月里，童少生深受卢先生事业心的感染，自1944年一起去美国加拿大访问，与卢作孚相处甚多，相知也更深。战后把民生的事业由江河推向海洋，需要有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这是卢作孚倚重少生的重要原因。少生自小养成洋派作风，在提倡艰苦奋斗的民生公司，作孚给予了相当的理解与宽容，有时还主动问少生钱够不够用。但是起用少生，在老派的民生人那里不是没有阻力。三年前，董事会终于正式任命少生为民生公司副总经理，谁知，两年十一个月以后，竟是在这样的董事会上，他被任命为代总经理！
　　此一哭，很可能是童少生性情的最后表露，自此以后，他谨小慎微。后来，童少生成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的左派，历任长航局副局长，四川交通厅厅长，四川省副省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他的儿女们对父亲的了解都不多，小儿子童熙春与父亲相处时间较长，提到对父亲的印象，略一沉吟，然后一字字地对我说：“父亲，他非常，听党的话。”
　　此是后话。
　　在1952年早春的那个阴冷的日子，那个一百多人的会上，多年与卢作孚一起走过同生共死的坎坷岁月的男人们，在最近一些日子里终日惶惶不安，目睹亲友或同仁被捕被杀的男人们，他们在一起失声痛哭！在后来所有的回忆录里，都听不见记入《内参》里的这些哭声。
　　卢国维写道：“民生公司原董事长郑东琴老先生(东翁)和一些高级职员都来悼念和安慰母亲。”
　　2月11日下午，卢作孚的棺木盖上了。这时，邓华益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儿子邓安澜。邓华益要求将棺木打开，命儿子跪下，待十二岁的邓安澜给卢伯伯磕完头，棺木重新合上。邓安澜很多年以后还记得，卢伯伯家气氛紧张，好多人很警惕地盯着他与父亲的一举一动。
　　卢国纶回忆，“2月12日，是父亲出殡的日子，民生公司和有关部门做了周到的安排，送葬的队伍人数很多，灵柩从民国路家中一直抬到望龙门，再由父亲创办民生公司时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载运到南岸”。
　　对于这个细节，卢国维没有用“送葬”一词，他写的是，“灵柩运送去南岸民生村旁墓地安葬时，公司职工和船员数百人自发地排列在望龙门码头路旁目送，频频向家属点头、挥手招呼，望见他上了‘民生’轮船，渡过长江并到了南岸，直到看不见送灵队伍时才散去。”
　　卢国纪写的是：“当我们护送着灵柩到达长江边时，‘民生’轮的船员们默默地站在岸边和船头，照应着灵柩上船。渡江以后，又照应着灵柩下船，然后默默地站在船舷边，目送灵柩上岸远去。”
　　老民生人陈代六说，那时大家都想去送卢先生，就是去看看，没有人讲话，不敢讲。那么，就只能是“目送”了。
　　民生轮在江面上默默驶往对岸，突然，江上有轮船拉响了汽笛，不知是哪一条轮船上的职工，自发地以这种方式为卢先生送行。顿时，蒙淑仪和孩子们热泪沾襟。
　　另一只轮船上的职工，竟自发地为卢作孚先生举行了追悼会！那是一只老式的钢壳小轮船，是1923年由上海合兴厂建造的，长不过144尺，只能装91吨货，52名旅客。它的名字叫“生存”。后来，生存轮的行为被公股代表汇报到交通部，从后来民生公司职工们参加的那些政治运动看，可以断定，生存轮的职工会为此而付出代价的。
　　卢国伦的回忆中还说，“2月11日，我二哥卢国纪一家从北碚赶回重庆，其他兄姐或不及赶回，或尚不知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未能回来为父亲送行，至为遗憾。”
　　
　　关于逝者的沧桑往事
　　
　　往事历历，民生人都应该记得，公司元老级干部寿辰时，公司职工常有自发的祝寿活动，公司也是允许，甚至提倡的，尤其是抗战时期，尽管当事人不肯在战争时期铺张，但大家总要想法热闹一下，这样似乎可以增加艰苦岁月里的凝聚力和勇气。1942年冬，公司董事长郑东琴六十寿辰，东琴因感念时事艰难，怕亲友同仁为他举办庆祝活动而花费，便回到故乡避寿。卢作孚亲为东琴撰成寿叙一篇，与代总经理魏文翰联名致信各方友朋，请他们将名字列入，制作一祝寿的锦屏。
　　1943年春，卢作孚五十寿辰，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职工们知道卢先生不会举办寿宴，也不会接受寿礼，便发起了一个独特的祝寿活动，用一周的业余时间额外加班，把加班的成绩写成礼单，为卢先生祝寿。在民生机器厂，工人们“倍极努力”，“不分昼夜赶工”，红炉场，冷作场均加班，电焊水线下工作，每日加工三小时，一周以后，各车间各部门都有这样的礼单送总公司为卢先生祝寿。
　　1947年春，民生公司处务经理邓华益六十寿辰，全公司放假一天，在南岸民生新村为邓先生祝寿，放电影、放鞭炮、唱京戏。所有在港船舶都在同一时间鸣响汽笛，向公司的有功之臣致敬！
　　那些年，不论公司哪位职工去世，除了公司会按章抚恤以外，公司员工都会自发组织帮助去世同事的遗属。1937年春，大家爱戴的人事经理甘南引先生逝世，公司职工举办过隆重的悼念活动，并热情帮助甘先生遗孀和子女。就是一位茶房（服务员）过世，《新世界》上也刊有纪念文章。
　　1947年，公司财务经理彭瑞成去世，身后萧条，董事会按例给予三千元补助，又因卢作孚提议，以为彭先生于公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补助四千元。尽管当时物价已涨得厉害，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全公司各部门仍然照例自发致送奠仪。公司在重庆罗汉寺为彭经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于老友的逝世，卢作孚十分悲痛，他在挽联中写道：“得卅余年知已共廿余年经营情同骨肉交同患难生死嘱闻突至我恸曷胜”，又题彭瑞成遗像，“感故旧之凋零，睹遗像而怆弔！賸有可歌可泣之往绩，并事业而齐耀。”每一次民生职工死亡，同仁的那些挽联悼词，实在情深意长，又彰显逝者遗风，如邓东琴为彭瑞成题词有“持身廉介，治事周详，耿耿忠言，及而弥芳”，以纪念逝者，以勉励生者。作孚把彭瑞成之子代芬带在自己身边，让他在香港工作，不久做了香港分公司襄理。彭代芬是职工子弟直接进入公司管理层的特例，但此时，彭瑞成已逝，也不算破例。
　　前述1949年“九二”大火，公司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仍尽力抚恤受灾职工，举行隆重公祭。
　　卢作孚从香港回到重庆以后，如陶建中、邓华益这样受绝大委屈，甚至含冤而逝者甚多，他们中好些都与他“情同骨肉交同患难”，他们的遭遇，会引起卢作孚和民生人什么样的心理反映？
　　如今，民生公司的创办人、26年来深受股东和职工爱戴的总经理卢作孚去世了，竟没有隆重的追悼会，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一如既往的职工发起的治丧活动，没有花圈，没有表达哀思和追慕的荡气回肠的挽联……
　　江水呜咽，愁怨和恐惧笼罩着民生公司。这时，在北京，黄炎培、陈铭德、邓季惺等卢作孚的挚友们还不知道这一噩耗。
　　卢作孚长眠在长江边民生新村旁的小山岗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大女儿国懿从海外
　　回来为父亲扫墓，他的孙子卢晓雁和朋友们在那一带荒草丛中寻找，却难寻爷爷安息的墓园。三十多年的沧桑岁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不堪世事！又过了一些年后，人们在北碚为卢作孚捐资修墓立碑，不少如周吾达这样的老民生人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有了现在的作孚园。
　　
　　]]> 2009-8-10 10:36:00(2) <![CDATA[<卢作孚之死>第20章(3)]]> cjmm418 2009-8-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69737&idWriter=0&Key=0 　　困惑
　　
　　卢国维在自己的晚年痛心地写道：
　　“如果我们当时在重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卢子英也说过，如果自己当时没有参加土改，在重庆常与二哥见面谈谈，二哥也不至于如此。
　　卢国纪说，当时西南煤炭工业局局长兼天府煤矿公司公股代表孔勋与父亲交往甚笃，原约好在2月8号那天下午来看父亲的孔勋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开完会后，却忘记了这个约会。他认为，如果孔勋那天没有爽约，会见了父亲，父亲也不会出事。
　　卢国纪在重庆天府煤矿工作，距离市区的家仅五十公里路程，却是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即2月10日的下午才由矿长通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要知道，那个地区的电话线，在1928年就已架设，那是卢作孚北碚建设的最早成绩！
　　如果蒙淑仪在第一时间拨打的是她所熟悉的仁济医院的电话，如果仁济医院放射科专家左立梁能及时赶到——左立梁从30年代就任北碚地方医院院长多年，是卢作孚北碚建设事业的重要同志，也是卢作孚好友。抗战胜利后，左立梁赴美学习，成为放射专家——后来左大夫得知此事说过：“真可惜，当时如果立即送来医院或电话通知我们派救护车，即使已完全停止呼吸也是能够救活转来的。”
　　蒙淑仪的第一反应是往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打电话，这只能说明她一直是信任公司同仁的，说明卢作孚近日感受到的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竟然没有传达给夫人，而是全部埋在自己心底！
　　如果童少生能够一心想到救人，而不是出于政治压力先请示再行动，如果张祥麟能够及时得到消息赶到现场并作出正确的抢救决定，如果那天上午没有那个会议，如果前述的一些严重事件没有发生，如果民生公司能如卢作孚提出的公私合营办法实行，公司有正常发展的市场环境，实现1950年春天何廼仁在周恩来面前描述的渡过难关的还款计划，实现1950年秋天业务会上大家的企望，实现卢作孚一再在股东大会上对众股东的承诺，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加关系能如两国友好的人们的愿望继续，如果没有内战……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如果卢作孚被救活，那又怎么样呢？
　　……
　　好多人写文章都说关怀是气势汹汹地跳上台去，指责批判卢作孚，那么，关怀到底有没有上台呢？是其他人记忆有误，还是晚年的张祥麟有意淡化当年的政治运动而对事实用了减法？我以为，不论关怀是上台揭发还是坐着提意见，都不是卢作孚弃世的重要原因，关怀的搬出和揭发只是一种信号，这信号后面是什么呢？关怀是张祥麟“引火烧身”引出的“火”而已，“火”要烧的是谁？
　　答案是明摆在那里的。
　　让我非常困惑的，倒是87岁的张祥麟的那种困惑的样子。
　　那天张祥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脸无辜，他一再说，“（卢作孚自杀）为什么呢？没有什么事，没什么原因呵！”“那个服务员关怀嘛，他没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见，大家都是坐着提的。”
　　这位过去的首席公股代表，是在表明他没有伤害、为难卢作孚。他真的至今也不知道卢作孚为什么弃世？或是他知道了不肯对我们说？
　　如果没有看到有关档案，我会相信张祥麟，他毕竟87岁，而且患肺癌已到晚期；然而，我读到那几页档案了。我感觉到，他想掩盖什么，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位耄耋老人，很喜欢有人登门采访，也讲了一些真话，但是对于自己所经历的那段历史，他没有反思，对于卢作孚陶建中这些优秀的生命的消失，没有愧疚。
　　要还原卢作孚去世的场景，不得不提到张祥麟和其他一些历史在场者的名字，研究者当然没有任何想要清算追究的意思，相信卢作孚先生的在天之灵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张祥麟现在也去世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会怎样面对卢作孚呢？卢作孚一直是提倡社会和谐的，今天执政党也提倡和谐社会，然而，不遗忘历史，敢于面对真相的和谐才是真正长久的和谐。尽管这样想，但真的要在书稿里提到这些名字，还是踌蹰了许多日子。
　　遗嘱
　　卢作孚留下的遗嘱似乎过于简单。 2003年5月26日，新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次子卢国纪接受我的采访时，提到这个遗嘱。他说：“父亲的遗书我看过，内容我还能记住：
　　“1，淑仪生活依靠诸儿女；2，民生公司股票退还；3，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4，借公司的家具归还；
　　“遗书是草纸写的，看来是临时很匆忙的，（自杀）不是早有准备。股票的事情，（父亲）原来在公司只有一股，后来董事会送了一些股票（给他），父亲表示不要；但他不在家时还是送来了股票，母亲不知情，收下了，这大约是（19）48年的事。很可能是公私合营清股时他才知道（家里有股票）的，要退还的就是这些股票。”
　　关于父亲的遗嘱，卢国纶的回忆与卢国纪基本相同：
　　“父亲留下的简单的遗嘱，是写给母亲的。遗嘱用钢笔写在一张毛边信纸上，字迹非常清晰。这张遗嘱，事后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亲眼见到这份遗嘱的，仅有包括母亲和我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当时我根据回忆记录了下来，这份遗嘱的内容是：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这里有必要对父亲的遗嘱逐条做一下说明。
　　“‘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指的是我们家1948年从南京搬回重庆，我二姐卢国仪主持搬家时，误将借用民生公司的两件旧家具一起搬了回来，当时我们家除这两件误搬回来的旧家具外，并没有其他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后二姐偶然得知此事，便在信中告诉了父亲。父亲非常在意这件事，特别于1952年1月20日，亦即去世的18天前，在写给我二姐的回信中首先提到此事：‘一月九日信接到。为南京破旧东西写信给罗昌扬，尚未得回信，正准备再去信。希望能得一确实内容，以便归还或赔偿’（罗昌扬为当时民生公司南京办事处主任）。父亲一生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绝不占公家半点便宜，临终时仍记挂着借用公司的家具，特别首先叮嘱母亲一定归还。
　　“‘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父亲在这里提到的股票，主要是指由民生公司董事会奖励给父亲的、从未参加过分红的一点干股。父亲去世后，母亲遵照父亲的嘱托，将此股票寄给了在武汉的民生公司董事会。但民生公司董事会按照国家政策没有接受，后又寄还给了母亲。
　　“‘今后生活依靠儿女’，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有职业，自然也没有收入。父亲虽然是著名的实业家，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而此时，我们兄妹已陆续就业，因此父亲才叮嘱母亲今后生活依靠儿女，为母亲以后的生活做了安排。”
　　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卢国伦写道，“这表现出父亲对自己所担任的政治职务负责任的态度。”
　　另一位知情的老人也对我谈到证章，他解释说：“还要退还证章，就是胸前戴的那种椭圆形证章，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时作出入证用。”
　　我小时候看见过大人使用这种单位的证章，知道那也是身份的证明，便问：“卢老先生想得很周到，是怕证章被他人使用吧？”
　　“是这样，但也是寒心哪。”
　　“哦！”
　　我有些惊讶，旋即明白，与这位八旬老人对视，他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有些人以为，卢作孚的自杀，事前并无任何准备。
　　2009年5月15日，我在北京见到郑碧贤女士，她的父亲郑献征是卢作孚在1930年创办的兼善中学的第一任校长，以后做过重庆大学校长，四川三台县县长，1949年政权鼎革之前，任四川省水利厅长。郑献征是民国时期兼洁奉公，爱国爱民的公务员的典范，他离开三台县时，当地人民以万民伞相送。郑碧贤发现父亲1949年前记的一本日记，其中可见郑献征先生与卢作孚相交甚深。她说，1949年，卢作孚先生曾送一瓶安眠药给父亲，自己留下一瓶。
　　我问她，这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以备万一不测，还可以得个全尸嘛。
　　她的父亲后来被捕押到家乡荣昌，让儿子把放在家里的衣物送来，其中就有这瓶安眠药。当晚，郑献征即将那瓶药全部服下，因抢救及时，自杀未遂。
　　郑先生对安眠药的使用，在卢先生之前。提供当时还不多见的安眠药的左力梁大夫，当时知道卢先生要这些药物除了治失眠以外的用意吗？
　　
　　]]> 2009-8-4 16:35:00(0) <![CDATA[<卢作孚之死>第20章(2)]]> cjmm418 2009-8-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69703&idWriter=0&Key=0 　　爷爷今天回家真早
　　
　　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卢作孚在离公司不远的小十字路口，遇见了一个熟人，二人打了招呼。那人是郑璧成的女婿陈克。陈克记得很清楚，卢伯伯那天对他说了一句话：“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岳父。”
　　陈克的岳父郑璧成，就成了卢作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里还惦记着的友人。
　　在很多情况下，卢作孚是严谨的，不苟言笑的；但卢作孚也有率性之为，甚至有孩子气。1927年，他领了一帮年轻人去登山探险，在一个没人进去过的深洞前，李佐臣止步了，卢作孚却和小伙子们深入到漆黑的洞里，出来以后，他大笑佐臣胆小；1930年，卢作孚去东北考察，游青岛时徒步上崂山，遇打野鸡的老人，便要买下野鸡带回北碚做陈列品，他还羡慕山民的真率自然，心中没有对时局的忧患；遇山泉水可爱，竟解衣脱鞋想下水游泳，下山时路陡，飞步而下……
　　卢作孚先生，我相信你此时此刻，就是想做一回率性的孩子，为自己，对，就是为自己，做一个选择。
　　卢作孚回到家，天还没有黑，五岁的孙子卢晓雁觉得爷爷今天回家真早。
　　卢作孚独自进了寝室，把门关上。
　　傍晚，晓雁去叫爷爷吃晚饭时，已叫不开门。
　　
　　致命的延误
　　
　　关于1952年2月8日晚上卢作孚家里发生的事情，卢国维的记述最为详细。
　　“当天下午母亲因去妇女互助会(成员多是工商业者家属)开会学习，会后又去菜园坝探望三弟一家。城里家中只有我们的五岁男孩以及厨工、保姆(亲戚)各一人。下午五时许，父亲由公司回家后叮嘱厨工、保姆说他很疲倦，需要好好睡一下，招呼孩子勿吵闹，也不要唤醒他。说完即进入卧室关上房门去睡了。傍晚母亲从三弟家回来，听说情况后问睡了多久，闻知约摸一个小时，就关照让他再睡一会儿。这样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仍然没有动静，方觉得不对，立即去推门。这才发现里面给闩上了。同大家一起大声敲、喊也无反应，母亲紧张了，马上嘱厨工从窗口翻进去开门。母亲一行进房后见父亲仰卧床上，呼吸极度微弱。床头柜上有两个空小瓶，母亲一看就知道那是安眠药瓶，其中一个是平日为帮助睡眠用的，只盛有少数几片，另一瓶是深藏在一只衣箱里的。果然那只衣箱已打开，里面的衣物也翻乱了。这个急迫的检视过程只经历了一、两分钟。此时母亲一面关照保姆把两个孩子带出去，一面按捺着万分惊恐的心情自己叫电话到民生公司总经理室，请他们派人带医生来急救。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才见童少生带了一个公司职工医院的医生从距离不过一公里的总公司(医院就在公司大楼旁边)前来，却未见有救护车跟随。医生问明情况和按脉听诊后，只注射了两针强心针，实际上新近更名为市立二人民医院的仁济医院距离父母寓所(金城银行物业)不到两百米。该院有重庆市第一流的专科医生，设备也好，民生公司与其长期有特约关系，父母亲与该院几位老医生都熟识。童少生同这家医院也多有往还。但他明知母亲正处于惊惶失措、焦心如焚，自己完全拿不定主意的关头，却不考虑联系医院，只是望着公司的医生给父亲打针，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再延误时机，让本来可以抢救过来的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那样紧张的关头，为什么完全可以避免的致命的延误却不能避免？我采访过的好多人都如卢国维一样，认为是童少生的责任，甚至认为他是有意延误。直到采访了张祥麟，并看到相关档案后，我才感觉事情恐怕不是那样简单。
　　张祥麟回忆：
　　“上午（“三反”坦白检举会上）我检讨，也是做三反动员，边动员边检讨。下面还有欧阳平（也要做检讨），午饭后，我就去动员欧阳平，做工作，叫他上去表态，检讨检讨嘛。他又是民主党派。我到他家里去了，在他家吃的晚饭。从欧阳平家里出来，回到民生大楼，就接到童少生电话，说卢先生出事了。我想卢先生能有什么事呀？就去他家里，看到卢先生躺在床上，旁边有一个瓶子，还有个医生。我问医生有没有办法。医生说没有脉搏了。我马上找陶琦，陶琦打电话给市委书记张霖之，张霖之也派来了医生，但是晚了，脉搏没有了。 ”
　　张祥麟说，当时，卢作孚的妹夫刘华屏也在现场。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是，蒙淑仪的判断——卢作孚服用了过量安眠药——没错。她的第一反应是往民生公司总经理室打电话。这时离卢作孚服安眠药已有一个小时以上，待童少生得知消息，公司已下班，他很可能是从自己家里出发，找到医生，然后一起到达民国路的卢作孚家。这个医生抢救措施无力，只注射了强心针。（为什么没有如常见的对安眠药中毒连续使用解毒药，以使抑制了的呼吸中枢逐渐兴奋起来？卢国纶回忆中说，在场还有一位护士，是护士提醒医生，卢先生服用了过量安眠药。）童少生只是再给张祥麟打电话，等张祥麟从欧阳平家回到公司，接到童少生电话，然后赶到卢作孚家，已失去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在找到张祥麟之前，童少生为什么不主张立即将卢作孚送往距离仅200米的仁济医院？
　　童少生是知性的；也是精明的，审慎的，对于当局对卢作孚的真实态度，他一定知道得多一些；以童少生在新政府领导下生活的经验应该知道，卢作孚自杀，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他自然也清楚自己这种表面受到尊重，实质并不被信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言一行是时时受到关注的。上午的“三反”动员会以后，童少生对卢作孚已不肯走得太近。这样重大的事件如何处置，他必须首先请示在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而不是把事情张扬出去——哪怕人命关天；然而，一向住在公司里的张祥麟此时却不在公司！
　　从卢作孚去世后多日封锁消息的事实来看，害怕消息泄露，很可能是童少生没有及时将卢作孚直接送医院抢救的原因。在找到张祥麟之前，童少生只能找来民生公司职工医院的医生。童少生在现场大约是8点多到10点多的两个小时左右。这两个小时里情况万分紧急，卢作孚的生命一点点流失，过去在卢作孚眼里长袖善舞，善于独立工作的童少生竟然不能基于常识果断做出一个简单的正确决定！
　　卢作孚停止呼吸了，蒙淑仪此时已知关怀当天在公司大会上的表现，深感悲愤。关怀住在家里的时候，因为穿西装，衬衣需要熨烫，关怀的衣服也与作孚的一样，是她送到店里去洗。她为小儿子国纶制做新衣时，还为关怀也做了一套。这时，她禁不住说了谴责关怀的话。童少生立即说：“你要站稳立场呵！”
　　童少生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是好心提醒蒙淑仪，由此也可知，童少生的所有表现，都是为了“站稳立场”。过来人都能理解，“立场”，在那个时代，对任何人都至关要紧，更不要说对童少生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后来的事情表明，民生公司所有职工，甚至卢作孚的亲属及子女，都被要求“站稳立场”！
　　档案中有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并无时间与台头落款，从内容看，应是民生公司的党组织写给上级报告的底稿。报告写道：“（卢作孚）二月八日晚六点服安眠药片，八点多家人发觉，十一点我们得知，正拟急行抢救，因服毒过重，十一点四十分自杀逝世。”
　　由此可知，公股代表张祥麟到场时，卢作孚还有生命迹象，在这以后的几十分钟里，张祥麟也没有想到要将生命垂危的卢作孚送到近在咫尺的医院抢救，而是忙着向并不懂得抢救，当时又很难立即找到的上级领导请示，然后静候市委书记从更远的地方派出自己的医生！真的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
　　卢作孚幼子卢国纶是那晚的亲历者之一，他写道：
　　“待公司来人离去后，母亲才派温师傅去叫我，我赶到家时已是深夜，强忍哀痛的我一面安慰悲伤过度的母亲，一面设法通知在渝的亲友，料理后事。所有的忙乱过去后，留下母亲和我为父亲守灵，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笼罩着我们，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我们母子难以承受，凄清、孤苦和震惊之情，是我永世也难以忘怀的！
　　　　“在得到民生公司的报告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派公安部门有关人员到家里了解情况，布置安全保卫工作，并安排专人和我保持联系。他们离去时，带走了剩余的安眠药片和父亲留下的遗嘱。2月9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代表军政委员会领导，到我家里对亲属表示了慰问。”
　　当年只有五岁的卢晓雁记得，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他认得是民生公司的。有人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这就是安全保卫工作？
　　
　　]]> 2009-8-4 16:33:00(0) <![CDATA[<卢作孚之死>第20章(1)]]> cjmm418 2009-8-4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61397&idWriter=0&Key=0 　　第二十章
　　自杀
　　
　　　　　　【本报讯】民生公司民铎、民恒于２月５日与８日，相继被特务有意识破坏后，总经理卢作孚忽于８日晚自杀，内情未明，政府正竭力侦察中云云。
　　
　　——重庆《新华日报》，1952年2月13日
　　
　　公股代表“引火烧身”
　　
　　1952年2月8日，这是卢作孚生命中最后的一天。为了弄清楚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2007年6月14日上午，我和李肇基的儿子、华中师范大学的计算机教授李邦畿先生一起去拜见了当年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张祥麟。张祥麟87岁了，离休前是长江港务局的党委书记。我们在他家并不豪华却阳光明亮的客厅里见到他，他向我们描述了五十五年前的那一天里，他本人的亲历亲见。
　　张祥麟说，“三反”运动开始后，在公司大楼里走道的墙上，贴着一张一张的小字报，内容是质问公股代表为什么不下来，不到工人中间来？公股代表为什么没有贪污？他手指着自己说，就是不相信我没有贪污的意思嘛。
　　我问：“有写卢作孚小字报的吗？”
　　“没有，没有提到卢作孚名字的。”他迟疑一下，又补充说，“也可能有，我没有看到。”
　　“卢作孚看小字报吗？”
　　“不知道。应该也看到了吧，因为他上下班总是要经过那里嘛。”
　　这么说，在1952年2月8日上午，卢作孚经过贴了小字报的公司大楼走道，去参加公司召开的“‘三反’坦白检举大会”。“‘三反’坦白检举大会”，是档案中一份《关于卢自杀的报告》里的提法。张祥麟回忆，这个会是“三反”动员会，他在会上做检讨，也是做动员。我过去采访的一些老民生职工都认为，这个会是当时公司工会安排的，但从张祥麟的回忆来看，他本人是事先有准备的。他说，会上，有人上台向他提意见。除了发言人上台外，其余都坐在台下，卢作孚坐在台前一只沙发上。台上发言后，台下自由发言。这时，卢作孚的服务员，19岁的广东人关怀坐着提了几条意见。
　　关怀提的什么意见呢？张祥麟回忆，“在北京，卢作孚住在东安市场一个楼里，我们去和他谈工作，谈事情，一起吃饭，吃烧饼，豆腐脑。关怀就是说的这个，但都没有提卢作孚的名字。这就是浪费。我就检讨，我说开会，比如股东会大请客是浪费。在北京还一起去洗澡，一起到万寿山逛了一回，和卢作孚一起去的。当时，卢作孚说，‘这些都记在我账上’，我也没有提他讲的这个话，只检讨说是公司浪费了。”
　　李邦畿说：“有文章讲，是关怀上台批判（卢作孚）。”
　　张祥麟说：“那个服务员关怀嘛，他没有上台，他坐着提意见，大家都是坐着提的。关怀是从卢作孚家里搬出来了，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那个会先是台上发言，然后叫大家提意见，大家讲时，关怀也讲，没有点卢作孚的名。卢作孚就在那坐着。公方代表就我和欧阳平在场。据我了解，散会以后，卢作孚还找了关怀，在办公室里讲他，我们花的自己的工资，有什么错误呀？”
　　关于这天上午的会议，卢国维的描述是这样的。
　　“民生公司召开以市工会联合会和公司工会为主力的‘五反’动员大会，公股首席代表张祥林 (兼党委书记)作动员报告并进行所谓引火烧身，说自己跟随卢作孚去北京开会，还想请卢买一件皮大衣，虽然最终没说出口，但是差一点中了‘糖衣炮弹’。接着父亲的随身通讯员关怀一个箭步冲上台去，大声嚷着要揭发公股代表的‘受贿’行为。所举例证竟是前不久公股代表数人同总经理(即我父亲)一道去北京开董事会(私方董事居住北京者较多)期间，总经理(代表私方)请吃便饭、看京戏，同去理发代付钱。当时在场的同仁见父亲面色难看，知其心里毕竟难受。名为揭批‘索贿’、‘受贿’，人们自然会联系到‘行贿’。在‘群情激昂’的会场上，首席公股代表优柔寡断不知所措，散会后也没设法对当事人做好“工作”，启发开导使其放心。全然忘记了中央确立的对民主人士的保护政策。”
　　卢国维的这个描述想必是从当时在场的民生职工那里得来的，比较具体地反映了张祥麟的态度，只是，公股代表之态度并不仅仅是“优柔寡断”所致。
　　会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卢作孚对关怀说，讲话要实事求是。这个年轻的服务员从广州过来专门照顾卢作孚，卢作孚关心他，教他学文化。前述有关台湾伪董事会给香港的电报稿上，有关怀送发的签字，可见卢作孚已将关怀视为贴身的助手。但是，就在这天早上，一直住在卢作孚家的关怀从家里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年轻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当着大家的面这样不实事求是地“提意见”。卢国纶说关怀是“有恃而无恐”，关怀所恃为何呢？
　　我们采访张祥麟时，他还讲了这样一件往事。
　　张祥麟提出，要香港分公司为自己买一只杯子。（我一直没有搞懂，是什么杯子要到香港去买？）不久，香港分公司经理杨成质将杯子送到重庆，同时送上了账单。童少生问卢作孚：杯子是张代表要的，是不是送给他（不要张付钱）？卢作孚回答：你要送，人家要不要呢？最后，买杯子的钱是在张祥麟的工资里扣的。张说，“卢作孚这个人很会说话，不说送，也不说不送，而是反问童，‘人家要不要呢？’”这事是童少生后来告诉他的。
　　张祥麟现在对我们讲这事，是为了说明卢作孚不会行贿，还是要说明卢作孚滑头呢？他当年提出要买杯子却不先付钱，是想贪便宜，还是对卢作孚进行试探呢？我想了很久不得要领。五十五年前的那个会上，他用不存在的皮大衣来“引火”，是要“烧”谁的身？不论他是不是真有想要皮大衣的念头，却引出人家确有“糖衣炮弹”——以至自己差点中了“糖衣炮弹”的想象！搞“糖衣炮弹”的罪行，会因为你那个没有说出口的念头就存在？这种有罪推论真是奇了，而在当时，却是很普遍的，因为被视为资产阶级，就可以推论出罪行。可以肯定，如果那只杯子由公司赠送张代表，在1952年2月8日那天的三反动员会上，就会有一枚看得见的“糖衣炮弹”了。
　　
　　童少生没有和卢作孚说一句话
　　
　　这个时候，副总经理童少生也在办公室里，他没有和卢作孚说一句话。
　　此时的无声实胜有声。
　　1932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为振兴国货，抵制日货，童少生和好友陈叔敬、张嘉铸创办了中华国货介绍所。那时四川进口货物，洋货占百分之八十，在国货救国的声浪中，国货介绍所得到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和上海各厂家支持。童少生继承哥哥童季达出面主持的美商捷江轮船公司，与民生公司是业务上的对手，他任董事长的国货介绍所的货物却必定交给华资的民生公司来运。卢作孚还常常到国货介绍所的朝会上去做讲演，宣传用国货，支持几位青年实业家的爱国义举。
　　国货介绍所成功了，捷江公司却在川江的竞争中倒闭了。童少生的同学刘鸿生时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办，坚决要求他参加招商局，卢作孚看重童少生的才能与爱国思想，也请他加盟民生公司。童少生敬佩卢作孚，以为卢先生“作事认真有远见克苦耐劳事业心重”，所以“一点也没考虑的就参加了民生公司”，成为昔日对手企业中的职业经理人。
　　1943年，童少生即成为民生四个处务经理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1944年，卢作孚第一次到美国和加拿大，童少生即与之随行，并实现自己多年愿望，在美国学习航运管理。以后童少生又三次奉派赴美国、加拿大，参与了卢作孚在美国考察和在加拿大借款造船的决策和实施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业务重心转向沿海，成立上海区公司，卢作孚向董事会郑重推荐，任命童少生为上海区公司经理。1949年3月，由于卢作孚的推荐，童少生正式就任公司副总经理。民生公司与金城银行合办太平洋轮船公司，是童少生在美购置三只海轮，并任太平洋轮船公司经理。这样的人事安排，这样的人事安排，已能见出民生公司对今后走向海洋的发展预期。在民生公司，人们将童少生视为卢作孚的爱将，前途无限。
　　往事历历，20年来，卢作孚和童少生有多少共同的快乐与焦虑！作孚不会忘记，少生又何曾忘记！上海解放前夕，美国领事馆来电话，要童少生到美国去，少生明确地拒绝了。这个决定里，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也包含了与卢作孚在一起共图民族航运事业的信心与热情。
　　少生此时已参加民主建国会，在前不久的一份自传上，他还表示了对卢作孚先生的敬佩之情，认为自己的作事为人深受卢先生影响。
　　但是现在，他俩同在一办公室里却不讲话了。
　　童少生自幼信仰天主教，与在重庆的天主教人士来往密切，这很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包袱。在新政府发动的威力强大的政治运动中，作为副总经理，他也置身斗争的漩涡之中，如何自处自保，是他面临的严峻问题。
　　卢作孚是感受力强而又克制的。他能忍受生气的乘客往他脸上吐口水，抗战里更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现在，他能忍受共事多年，一向敬重他的少生这样的沉默吗？
　　卢作孚是历练的，他应该知道，一个国家在大的格局变化之际，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都会有反常的表现，但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对道德的颠覆，导致人性恶的大面积释放的程度，他不可能预料得到。虽说早在1933年，卢作孚就预见到，中共掌握权力以后的中国，会成为赤色帝国主义与白色帝国主义阶级斗争的战场；但这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地对人权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在中国大地上是第一次演出，在全国范围内，除了过去在红色根据地经历过肃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人以外，还没有人经历过。
　　对于少生来说，那天下午在办公室里没有和卢作孚讲话，是进退有据——他没有讲伤害卢作孚的话，但也可说是与卢氏划清了界限。这个细节是童少生自己对他的妹妹讲的，可见他印象之深，甚至可以理解为他的内疚。
　　从前述李肇基回忆可知，卢作孚对童少生的态度，也不会感觉太过突然，但此时此刻，少生的轻慢与冷漠，已不是他一个人的态度。卢作孚多次说过，事业是可能失败的，只要人成功了，就成功了。他费尽心血倾力维护的，是民生公司集团生活的质量，集团的凝聚力。现在公司已被政治运动弄到人心惶惶，劳资分裂，即便将来公司的业务还能恢复，和谐奋进的公司灵魂已然消失，这对于卢作孚来说，如何不是万千锥心之剌？
　　散会后，和卢作孚讲过话的人是张祥麟。张说的是，“群众对我的意见很大呀。”
　　卢作孚说：“对我的意见比你更大。”
　　这是很得体的回答了。此时，卢作孚应该知道“意见”的份量，懂得公股代表之“引火烧身”，无非是项庄舞剑。
　　对于民主人士，张祥麟并没有忘记，他这天下午就到另一公股代表欧阳平家去了，欧阳平是农工民主党党员，亦是交通部派的公股代表，在清理股权和财产中做了很多具体工作。张祥麟是去动员欧阳平也要“引火烧身”。
　　下午，卢作孚在办公室里处理了一些事，还到过秘书课，他在那里仔细地交待了民铎轮的施救办法。以前，这样的事情多半是由郑璧成具体负责的。
　　]]> 2009-8-4 16:29:00(2) <![CDATA[明天在书城讲演:卢作孚的教育艺术]]> cjmm418 2009-8-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37749&idWriter=0&Key=0 　　明天上午10点正,应重庆书城做讲演,地方我还找不到,说是在索菲特酒店对面.
　　回来再贴博客.]]> 2009-8-2 20:10:00(1) <![CDATA[<卢作孚之死>第19章(3)]]> cjmm418 2009-8-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37703&idWriter=0&Key=0 　　和邓小平一起吃午饭
　　
　　1952年2月7日上午，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去，见到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也是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时至中午，和卢作孚一同来的胡子昂在机关门口等着他一起乘车回去，却久不见他出来，胡子昂便进去找他。有人告诉胡子昂，卢作孚先生和邓小平书记一起吃午饭呢。胡子昂就自己回去了。在饭桌上，卢作孚和邓小平会谈些什么呢？他们可能会再谈到当时的政治运动，也可能不会再谈了，但他们的谈话一定与民生公司有关。
　　在刚刚过去的1951年，民生公司遭受空前重创，人与生产的损失甚至超过战争年代！现时公司危机越来越严重，公私合营还遥遥无期。
　　这一天，作为总经理的卢作孚是最后一次为民生公司向当局反映情况了。
　　]]> 2009-8-2 11:30:00(0) <![CDATA[<卢作孚之死>第19章(2)]]> cjmm418 2009-8-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37215&idWriter=0&Key=0 　　 “华益，我对不起你！”
　　
　　 1952年2月5日下午，民生公司原业务处经理邓华益来到民国路20号卢作孚住所，与卢作孚做了一次长谈。
　　邓华益，比卢作孚年长六岁，生于基督世家，出身贫苦，由教会教育长大，因为英文好又是本地人，年纪轻轻就做了英商白理洋行买办，是率先接触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重庆人。邓华益在洋人手里挣下第一桶金。1927年，在全国反帝高潮中，他买下白理洋行两只轮船成立自己的九江轮船公司，那是当时川江上最引人注目的华资轮船公司，邓华益一跃而为重庆大富，航业界老大。
　　卢作孚不会忘记，当年民生公司要联合川江华资轮船公司，共同对抗强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的竞争，因各家华资公司互不信任疑虑重重而难以联合，邓华益以当时实力最强的九江轮船公司加盟民生公司，自己进民生担任航业部经理。时任华轮联合办事处主任的邓华益这一举措，对重庆航业界“统一川江”的运动起了好大的推进作用呵！那一年，民生公司的实力也因九江公司的加盟而壮大了一倍。
　　卢作孚自然了解，邓华益（原是重庆有名的大户，）将绝大部分家产投入民生公司，因多年未有股红息分配，（只有工资维持一家生活，）物价飞涨，邓家日子已不宽裕。
　　邓华益也不会忘记，进入民生公司这个为国家作贡献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他感受到灵魂的升华，以及回报社会的愉快。在共同的日益壮大的企业里，他有安全感，南岸的民生新村，是邓华益一家老小的乐园。1947年，华益长子邓安全患肺癌，本着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的原则，又由于邓华益对公司的特别贡献，卢作孚组织了周到的护送小组送孩子到上海治疗，并由公司承担了全部治疗费用。邓华益六十寿，民生新村居民过节似的同乐同庆。邓华益在民生公司，是唯一可不着民生服的职工，因为他自小受西方教育，着西服还系领结，这也是卢作孚特许的。卢作孚邓华益，他们不但是事业上的伙伴，也是甘苦与共的朋友。
　　这样一位处事平和，在公司历史上的有功之臣，既为大股东，又是高级管理人才，在1951年3月28日，竟被公司以“年老体弱”为由“资遣” ！ 1935年，邓华益填写的职工调查表上，写明有家产八万元，但被勒令搬出民生新村时，若不是作孚努力争取，一家老小几无立锥之地！卢作孚说，临江门那片宿舍的地产，原本是华益的呵。后来，卢作孚总算为华益争取到住房，邓家老小不至流落街头！现在，档案里还留着开除郑璧成、资遣邓华益的文件，那上面都没有总经理卢作孚的签名。可以想象，当这样的人事处理单送到卢作孚手上时，他何忍落签！何忍！
　　那一晚，两个朋友谈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邓华益日后回忆道：从不送客出门的作孚将他送到门外，几次说：“华益，这些年来我对不起你！” 沉重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在阶级斗争狂潮面前，谁能够力挽狂澜而不被那疯狂的潮流吞没呢？卢作孚说“对不起”，是把保护公司职工，尤其是公司高级职员不受阶级斗争伤害的责任都放到自己身上了么？他内心的负荷太重太重了！
　　这一天，民生公司的“民铎”轮在长寿附近失吉。
　　
　　卢作孚做检讨
　　
　　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二十多年来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这时已让资方代理人专门开会学习，这种另类的待遇不知与会者是否感觉无奈与屈辱。
　　卢作孚的这个检讨，很可能是一种带头“引火烧身”的安排，但他却并不以为是一种形式，从记录看，竟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一开头就沉重地说，“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一句话未完竟落下泪来。
　　在这个检讨里，卢作孚简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一生，他尽可能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来描述自己，表现了他与新政府的合作意识，也可理解为他已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他提到在川南办教育时，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共事，检查自己报国的道路选择曾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影响。卢作孚一生自奉甚薄，已为世所公认，可是却检讨自己，连生病住中央医院都以为太享受了。他对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是难以接受的，不光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已被视为可耻的另类，更因为卢作孚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 。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没有掩盖他的情绪——对郑璧成等一批懂航运懂船的管理干部被捕或被清洗后的伤感与痛苦！在检讨的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是因为屈辱么？倘若还有更大的屈辱呢？他还能承受么？
　　这天下午，卢作孚去了“民铎”失事的现场，面对滔滔江水和破损的轮船，他沉默着。
　　这沉默下有何等的惊涛駭浪？航运企业家都是爱船极深的，过去有一次，遇到海损沉船，一向沉着理性的卢作孚竟会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如今这样频繁的事故，让公司雪上加霜，如何不令他心如刀绞？
　　回到公司，卢作孚立刻找到公股代表欧阳平，算公司二月份（疑为一月份）的收支情况。没有看到当时所算一月份收支情况结果，但民生公司在整个1951年已损失339.7亿余元，在1952年一月只可能有更大的危机。
　　算过以后，卢作孚一掌击在桌上，叹一口气，说了一句话，“把门关了来搞‘三反’，搞了再开门！”
　　这一击一叹里，如何不是撕心裂肺般的疼痛与愤懑！
　　这一句话好克制呵，表达的意思和情绪却再明白不过了。在政治运动里，人心不安，甚至提心吊胆，高级船员受到极大冲击，管理制度松弛，如何安全生产？两年来，政治运动愈演愈剧，事故越来越多，据《民生公司史》统计，1950年至1952年8月，发生海损事故502件，死亡232人！大大超过了战争时期！后来公股代表张祥麟在向交通部的汇报中，说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前“事故平均每二天一次”，与这个统计大致相符。
　　尽管民生公司创办以来，中国的战乱可谓经年不断，这样大一个企业，仍能于万难中发展，而且民生公司一向重视人的管理教育，长期以来不断总结改进，已有相当成熟的制度，卢作孚及一批高层管理干部，也已是有经验的管理专家，其中不乏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实为首屈一指。虽说过去公司的管理，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公司发展较快，而卢作孚本人又担负社会工作常常不在公司的时期，但卢作孚对于公司职工的状态，总是非常敏感，一发现精神焕散，必立马采取措施纠正。如1939年，他已担任交通部次长，前线运输极其繁忙，这年一月，回到公司参加朝会，发现朝会质量下降，与会者精力不集中，立即整顿，重新安排会场，认真布置发言，丰富内容，增加讲演与听众的互动，注意趣味性，并整顿纪律，总公司的朝会立时出现新气象。卢作孚在经常进行的工作整顿中，会细细地促进各部门各股室的各种制度检查；更有年年的股东大会，必须要向股东们做出报告，并接受监事会的监察。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民生公司，在生产业务上，财务上，在安全航行上，不可能长期出现大的漏洞。
　　在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已结束的时候，民生公司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事故和巨大的损失！到底是什么破坏了正常的管理秩序？是谁伤害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卢作孚心里非常清楚。然而，面对新政府那干预市场的强悍力量，尤其是那种破坏公司管理制度，甚至破坏道德人心的政治运动，卢作孚还能做什么呢？
　　]]> 2009-8-2 10:50:00(0) <![CDATA[<卢作孚之死>第19章(1)]]> cjmm418 2009-8-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37199&idWriter=0&Key=0 　　第十九章
　　最后的日子
　　
　　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
　　
　　 ——1952年2月6日卢作孚检查记录
　　
　　给女儿的信
　　
　　1952年1月20日，卢作孚给远在上海的小女儿国仪写了一封回信，国仪来信，说准备回家生孩子，征求父母意见。父亲的信是亲切的。
　　
　　家中一致赞成你的计划，特别是你的母亲。请你即决定安排五月回家，小孩诞生即在重庆；小孩饲养，当然是你的母亲的事。只太苦了你的母亲，学习，宣传，生产，理家，带孙儿女，似乎太为繁重。但为了你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遇事先打算清楚，想到一切成功和失败的后果，有如此次安排，先同人商量，期得更多意见的帮助。我所恳切告诉你的，是今后任何事情，都应照此次计划那样，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才能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
　　
　　细细读过，似乎隐隐感觉到写信人的心情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
　　做事有计划，事后有检查（过去卢作孚常用的语言是“整理”），是卢作孚几十年一贯的作风，他常以此要求民生公司职工，自然也这样教育要求女儿。女儿此次安排已有预先的计划，“先同人商量，期得更多的意见和帮助”了，尚且叮嘱“遇事先打算清楚，想到一切成功和失败的后果”，又要再强调 “今后任何事情，都要有决定以前的从容思考和从容商讨”，强调“避免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倘若如此，“影响不仅及于工作而已”；似乎写信人对“困陷在进退不得的境地”有些体会，以至反复地这样叮嘱。
　　女儿的信中问到母亲的五十岁生日，父亲信中告诉她：“你的母亲的生日并未请客，亦无客来。旧的习俗已从基本上革掉了。只在昨晚吃的是素面，今天桌上多了两三样菜，都是凑合起来的，似乎有一点表示，但绝无拜寿那一回事。”
　　这个日子似乎是冷清了些。在民生公司这样一个过去友善和谐的团体里，太太们多是患难之交，孩子们多如姐妹兄弟般交往。卢作孚夫人蒙淑仪，人称卢二太太，善良贤淑，乐于助人。1937年春，民生公司人事经理甘南引先生因公病逝时，蒙淑仪立即去帮助甘夫人盛绍尧，甘南引的女儿到老都还记得小时候卢二太太怎样亲切地照顾自己。这个生日，即便太太们孩子们不来向卢二太太祝寿，亲友来走动走动，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一天“亦无客来”。虽然可视为革除旧的陋习，而严峻的政治运动已使亲情友情淡薄，却不可否认。父亲慎言，并无多话，女儿能感觉到那纸下透出的寂寥与压抑么？不论年轻的女儿能够领会多少父亲的心绪，她也万不会想到，这竟是父亲的绝笔！
　　
　　通夜不能入眠
　　
　　1952年1月27日，是这年的春节。
　　这时，卢作孚的长子国维在香港，长女国懿在美国，小女国仪在上海，次子国纪在重庆北碚天府煤矿，幼子国伦在重庆市内铁路局工作。春节这天，外地工作的孩子们没有回家过节。卢作孚本人也没在家过节，他到丰都去了，不久前民生公司的一只轮船“民恒”在丰都沉没，他去了事故现场。
　　1月28日是年初二，卢作孚乘飞机去北京“商讨要务”，30日即飞回重庆。
　　在这个月里，民生公司襄理以上的干部会，有公股代表参加，发言很集中，将矛头指向卢作孚，说当前公司的困难和矛盾都是他造成的。作为总经理，对于公司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巨额外债的问题，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样重大的事件，关系到民生公司在中国二战后的大政方针，当时必须由董事会通过，公司高层管理，都是相当清楚的。大家当初没有反对意见，现在，却把责任都推到卢作孚身上。
　　五十余年后，卢作孚幼子卢国纶写道，“据母亲后来回忆，那几天父亲守着电话疲惫不堪，通宵睁着眼睛无法入眠，不时喊着公司某几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字，情绪极为紧张焦躁。”
　　这“几位高级管理人员”是谁？是在自己手创的民生机器厂外毙命的陶建中？还是已远离重庆的郑璧成？抑或是以祖辈积累的家产贡献于事业，一生追随卢作孚的老友李佐臣？卢作孚不可能忘记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他们是为事业集合到一起的，现在，事业走到这般地步，交给政府也罢，但是，为什么要他们家产被夺还性命不保？为什么让他们性命不保还倍受侮辱，甚至祸及子孙？在香港暂居之时，卢作孚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事业，惦记着事业中的人们，通过电报信函与他们联系，他们相互之间曾是那样尊重，那样信赖，如今，他们在哪里？咫尺天涯，却不能互通款曲，不能相互慰藉，他甚至眼睁睁看着他们或被他们献身的事业除名而生活无着，或身陷囹圄受冤屈，甚至竟化为新政权刀下冤魂，他也不能相助相救！要知道，民生公司二十年前就被称做是“朋友公司”呵！
　　卢作孚惜才如命，千方百计罗致天下精英办事业，民生公司中高层有大量优秀人才，希望能够在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之下，在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年代展其长才；怎能想到，如今会在一个人斗争人，人诬陷人的时代失去尊严！
　　卢作孚思虑过重，是常失眠的，这些日子，没有安眠药更是不能入睡了。卢作孚重情重义重然诺，是他朋友众多，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要他弃然诺，背信义，必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催儿子寄钱回家
　　
　　1月下旬，春节临近之际，卢作孚匆匆地给次子国纪写了一封短信，问儿子是否将钱寄出。卢国纪回忆道，“那段时间由于住在城内，家里的客人很多，大多是来商讨工作问题的，因此家庭开支比较大。父亲的工资并不多，还得按月扣还姐姐出国治病和学习时从民生公司借的旅费，家庭经济情况因此紧张起来。”“我知道春节当中，家里更需要钱，决定将自己的一点储蓄连同年终双薪凑足两百元寄回家去。”
　　卢作孚的五个孩子，从小过惯艰苦生活。孩子们小时候，卢作孚和他的家人全靠卢作孚本人的工资生活，弟弟卢子英的孩子比较多，卢作孚还经常资助他们。到1951年下半年，连最小的儿子卢国纶都已参加工作，没有一个孩子经济上不能自立。家中的常住人口只有生活节俭的卢作孚夫妇，就是有两个孙儿女在身边，也不至于经济上捉襟见肘，何以在1951年春节前，卢作孚还要写信催儿子寄钱回家？
　　事实上，这年春节，卢作孚家是过得相当冷清的，为什么有这样大的支出呢？
　　国纪说的“客人很多”，是一些什么客人呢？如果客人是来商讨工作的，为什么不到民生公司，而要在卢作孚家里增加开支呢？如果是卢家的亲戚朋友，为什么在蒙淑仪五十岁生日时没有来，在春节里没有来？他们要商讨什么工作？
　　民生公司最早的一批股东，多是卢作孚家乡合川人，多年来，公司并未分红，他们都给予支持理解。在土地改革这样的生死关头，乡下有土地的股东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会向民生公司和卢作孚求援。一些有关回忆中提到，那时卢作孚感受到的压力还来自民生公司被土改冲击的股东，股东请求在民生公司退股，以解困厄。卢作孚自己参加过土改，深知股东们的难处，而此时民生公司已无力以现金退股。这些日子来卢作孚家的，是这样一些急需援助的股东朋友么？如果是的，我想，面对这样的股东，这样的家乡父老，卢作孚只能自己倾囊相助，虽杯水车薪，也不遗余力。
　　不管怎样，对于卢作孚辞世前的日子里经济上的窘况，尚无可靠的解释。
　　]]> 2009-8-2 10:48:00(0) <![CDATA[<卢作孚之死>开头2]]> cjmm418 2009-8-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323120&idWriter=0&Key=0 　　黄炎培：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
　　　　　　　　　　　　　　　　
　　卢作孚与黄炎培，是相知很深的忘年交。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因为在抗战时和另外五个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曾和毛泽东有过著名的“窑洞对”，现在常常被人们提起。大家都知道，袁世凯、蒋介石曾请他做官，他坚决不肯，袁世凯说他“与官不做，遇事生风”。抗战以后，他经历了政协会议、奔走促进国共和谈，作为民盟的几个常委之一，是共产党的朋友，1949年以后，黄炎培出任了中央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1915年，卢作孚第一次到上海求学，就认识了黄炎培，那时黄已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倡职业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对卢作孚影响很大。卢作孚的事业，黄炎培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是黄炎培，把卢作孚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与金融界，卢作孚得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交往，得到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智力资源，并引进人才建设四川。黄炎培在上海的人脉，对于民生公司更有积极的帮助。黄炎培曾任民生公司董事，在整个公司都是很受尊敬的，大家都称他的号，叫他任之先生，或是黄任老。
　　　　1936年春，黄炎培乘民生公司的船沿长江入川考察，并宣传抗战，民生公司提供了许多方便。参观了卢作孚手创的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黄任老充满喜悦，舍不得离去，留连于幽雅的温泉公园，在园中江边的数帆楼一住三天，写下“嘉陵江水碧于油，夹岸春云嫩不收”等诗文。抗战时期，黄任老在重庆，就住在卢作孚任董事的巴蜀学校的菁园。这个学校的周勖成校长，就是卢作孚请黄炎培推荐的。黄任老在此地再婚，大喜之日，是卢作孚做的证婚人。
　　 1952年，卢作孚去世一周以后，黄炎培才得知噩耗。立马在北京为此而奔走，并向中共高层反映情况。一个月以后，黄炎培为卢作孚写了一首哀词。
　　　　哀词曰：
　　　　
　　乌呼作孚！
　　君为一大事而死乎！
　　君应是为一大事而生，
　　君以穷书生乎无寸金，
　　乃大集有钱者之钱，
　　以创“民生”。
　　辛辛苦苦了卅年，
　　长江几千里，
　　内河几十道，
　　平时载客载货，
　　战时运械运兵。
　　责在人先，
　　利居人后！
　　有罪归我！
　　有功归人。
　　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
　　君为何来？
　　为的是国家，
　　为的是人民。
　　终得从黑暗中眼见光明，
　　眼见全大陆的解放，
　　眼见大中华的复兴，
　　还运最后的奇谋。
　　七大艨艟，
　　完璧归赵，
　　而不居功，
　　而不求名。
　　乌乎作孚！
　　君其安眠吧！
　　君实为此大事而生。
　　作孚！作孚！
　　我是君卅年之老友。
　　我以爱君敬君之故，
　　曾历访君早年事迹与北碚，
　　于泸州，
　　于少城。
　　又曾多次为“民生”乘客，
　　实地察君所经营之事物，
　　所识拔所训练之人。
　　识君之抱负，
　　惊君之才，
　　知君之心，
　　呜呼作孚！
　　今乃为词以哀君之生平。
　　君其安眠吧！
　　几十百年后，
　　有欲之君者，
　　其问诸水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第三年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四日君殁三十六日
　　
　　 “奇艰大诽集中于君之一身”，这么说，黄炎培认为卢作孚是含冤而死的？但黄先生没有写出那些“奇艰大诽”，他不能言说他的认识么？他为什么说“几十百年后，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呢？
　　
　　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2007年夏天，我住在武汉的东方帝豪宾馆，每天一早，沿着滨江大道往海关方向走一百来米，就到了长江航运管理局，穿过大门，去到档案中心。
　　这次阅读的重点是解读1949年到1952年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我终于看到了一些有关的原始材料，并访问了一位身患绝症的87岁老人，在卢作孚最后的时刻，他是一位重要的在场者。
　　白天，我抄写、拍照，晚上在电脑上看那些材料。在一些文件里，不但能看到卢作孚的签章，还看到别的重要人物的签章，真觉得是走进了历史，那些半个多世纪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是那样可感可触。一天，看到一位我在重庆就已熟悉的老人几十年前的签名，想到他对我讲的话，都有了实实在在的印证。我反复看那些东西，想像他书写时的环境，体会他当时的心绪。那些存放了几十年的纸片就这样活过来了，那些人名和数字都化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走出来了，他们就在我眼前，他们就在我身边！我甚至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接下来的三天，我几乎通夜难以入眠。在黑暗中，常常有一种压迫令人几乎窒息，那是一种在劫难逃的孤寂。我知道我是谁，也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中好多人的名字、业绩，甚至性格和身世，我已相当熟悉了；可他们为什么要来和我说话，为什么我会感觉心痛难禁？我被淹没在前所未有的恐惧与绝望之中。
　　突然，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似乎和这些事情不相干的人——张纯如。这位年轻的女作家经过调查研究后写了《南京大屠杀》，然后自杀了。那时，我无法理解，我以为一位年轻的母亲无论如何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她的孩子才两岁呀！
　　现在，我竟然明白张纯如为什么自杀了。真的会有那样一种东西，让人极度抑郁，灰心，以至于无力自拔，不能面对！那种东西是一直潜在我们心底里的，不易察觉，但是它会被唤起，然后长大，大到你无法抵御！
　　如果谎言可以那样长久地严密地铺天盖地又华丽巧妙地掩住真实，还有历史吗？真实又是什么呢？这一切还有意义吗？我仿佛什么都明白了，可是，那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过去了很多年，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今天，明白与不明白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感觉自己心里有一种灰暗的东西在迅速长大。
　　我被自己的明白吓坏了，打开房灯，坐了起来。我必须和人说话，必须说点什么。夜深人静，不能打电话了，发短信吧。那之前我是不大会发短信的，拿起手机按来按去，就会了。我发给朋友，发给亲人。手机后来是摁坏了，那些已发短信还留了几条在里面，记录下那几天惊恐无助的感觉。
　　
　　我看到了真实的过去感觉太压抑了……谎言的汪洋大海里何处还有真实何处有灵魂的安宁……
　　……公司历史上最血腥残暴……的一页至今无人揭开……不是没思想准备但仍无限震惊真话讲不过无耻的铺天盖地的谎言……空头文章于世何益……
　　已明白张纯如的死因她一定有更多东西未表达出来而她还没有不许表达及档案保密在汉还想再撑几日月底回家
　　
　　那天以后，每天早上还是去档案中心，只是下午回到宾馆，便把照片放进电脑，不再马上翻看了。
　　武汉的沿江大道，正是在长江之滨，这条路上有许多充满历史感的漂亮建筑，一个一个地看过去，会有无尽的遐想。在沿江大道尽头，著名的江汉海关雄踞虎视。从那里右拐，就是步行街江汉路，这路上有一个建筑，过去曾是民生公司武汉分公司的所在，现在是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便装店。它的斜对面，那个老建筑现在也是商店了，早先是日本日清轮船公司的房子。日清公司当年好霸道，仗着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内河长江里营运，是民生公司的强大对手。20世纪30年代，在川江上那一场残酷的竞争中，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日清公司使尽了招数，不但压低船票，还给旅客送毛巾送雨伞以招揽生意。民生公司有卢作孚等一批优秀精明的高级管理人才运筹帏幄，有全体职工的努力和民族主义高涨的民众支持，尤其是上海银行家的支持，那时四川的军政府虽有破坏，也还是有一些支持力度；民生公司才没有被打垮，而且完成了对川江大多数中国轮船公司的并购，成为川江上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为几年后的抗战运输做了物质和人才的准备。这两座楼，从那时到现在，都斜对面地你盯着我，我瞪着你。
　　江汉路上，还有上海银行的旧址，现在是工商银行江汉路营业所。上海银行行长陈光圃先生，是卢作孚先生好友，在此居住多年的老人，一定在那时见过他们并肩携手的身影。民生公司那几员大将，郑璧成先生，李肇基先生，童少生先生，他们也一定多次走过这里。
　　距此不远，还有金城银行武汉支行的旧址，金城银行是银行界里民生公司最大的支持者，也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卢作孚先生肯定到那里去会见过金城银行总经理，那个为了支持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试验生产纯碱，不惜冒险透支的银行家周作民。1938年，大家都在这里保卫大武汉。那些激动人心的讲演，那些众志成城的火把游行，还有那年10月撤退前的行色匆匆与惊恐慌乱，卢作孚和朋友们都是一起见证过的。那时卢先生的从容镇定，民生公司武汉分公司的有序行动，都被记在档案里了。
　　后来，金城银行旧址做过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现在又正在改建成新的美术馆。楼顶上“金城银行”四字赫然在目，那些历史的陈迹我到那里去寻找呢？楼前车来人往，还有人在这里回望过去那些各具个性的实业巨头的风采吗？还有人为他们在此间演出的精彩故事惊叹，为他们后来不同的命运唏嘘么？
　　在武汉的滨江大道上，一点一点地捡拾着历史的碎片，那些手写的签名，那些印章，在在都让我感受到前辈的情感和心绪。我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五十多年前，卢晓雁记忆中的那一个天色特别阴暗的下午。
　　我终于看见，在我们重庆市区里，我自小就熟悉的那条街上，从小什字到民国路的人行道上，铺着40公分见方的石板，卢作孚在人行道上一步步地走着。他独自一人，小关从他家搬出去了，不再与他同行。这时，他遇见了一个熟人，是一位晚辈，他对他叮嘱了一句话。然后，他从罗汉寺前走过，这是重庆市区里最大的寺庙，终年香火不断，他知道与他共事多年的郑璧成对罗汉寺捐赠不少。就是郑璧成，在罗汉寺为“九二”大火殉难职工举行公祭的时候，与他一起站在副祭的位置上。往事历历，但他已来不及细细回想。
　　回到家里，他在门口看见了活泼的孙子晓雁，晓雁也看见了他，贪玩的晓雁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爷爷了。卢作孚没有停下来和晓雁玩一玩，或是象过去那样，在石台阶前跟孙子比赛由下往上跳，他已心如止水；然而，谁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常。
　　他进了寝室关上房门，在枕边拿出一只药瓶，那是左力梁大夫给他的安眠药，左大夫曾是北碚地方医院院长，这个医院是北碚建设中重要的一部分，左大夫知道卢先生长期失眠。这瓶药已所剩不多，他又打开衣柜，找出那瓶未曾取用过的，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他把门反插上，看了看房间，这是租用的金城银行的房子，也是他的家，他得跟家人交代点什么。他取出笔，房间里只有草纸，他在一张草纸上写了几行字……
　　这份后来视为遗嘱的文字上，并没有一字说明他这样做的原因。
　　卢作孚之死，便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现在，我从这个天色阴暗的下午倒回去三年，尽可能地搜寻、缝缀那些历史的碎片，拼连出1949到1952这三年间，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令人信服地破解卢作孚死亡之谜，因为不是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能够寻到，不是所有的事实和感悟都能够表达，遮蔽历史的决不仅仅是时间，但我寻到的一些故事，甚至一些细节，或感人至深，或惊心动魄。故事非常非常不完整，但是在连缀它们的时候，我逐渐地理解了卢作孚最后的选择。那是当时他可能做出的唯一选择。
　　因为一些材料让我非常震惊，我会较多地引用，尽可能地呈现它们原始的样子，这或许会影响阅读，但自以为读者诸君，尤其大陆中年以上的读者能够理解。对我自己来说，这些资料的真实呈现非常有意义。
　　
　　
　　]]> 2009-8-4 16:40:00(5) <![CDATA[<卢作孚之死>开头(1)]]> cjmm418 2009-7-28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270907&idWriter=0&Key=0 　　开头：
　　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写呵，你不写有罪
　　
　　　　从我们繁华喧嚣的重庆城区沿嘉陵江上行，江水渐行渐清，山林越看越绿， 45公里后，便到了漂亮的园林小城北碚。北碚市街之间有一北碚公园；公园最高处，有一作孚园；作孚园里，有一尊卢作孚的白色石雕坐像。
　　卢作孚一生走过许多地方，但他最爱此地。这是他的亲爱的北碚，花园一样的北碚，举世闻名的北碚。他开发建设了北碚，他生前却决不允许用他的名字命名这里的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个地方，作孚园的命名，是后人的意愿，作孚园不大，也不豪华精致，是私人捐款建成，建园时间是１９９０年，是一种很民间的真心纪念。
　　雕像后面的石壁上，凿刻着卢作孚最好的朋友晏阳初撰写的文章“敬怀至友作孚兄”，全文如下：
　　
　　　　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至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只能拣几点略述。
　　　　作孚有理想，有大志，他深知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发展交通。长江是交通重道，需要轮船，所以他组织民生公司，以应时代的需要。
　　　　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或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他的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道他的人，都敬佩他。
　　　　他生活非常的简朴，常年穿着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小，属于瘦的瘦劲一型。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先生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抗战期间，因为得跟美国人打交道，他跟我妻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那时，他大概五十岁左右，英语说得不算流利，但简单的可以应付。
　　　　我现在已记不清究竟那一年与他结交。我们在定县的时候（１９２９至３６年），他已经对乡村改造发生兴趣。曾请了一位姓何的朋友来参观我们的工作。１９４０年，我们在四川巴县歇马埸创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他是学院的会计董事。
　　　　有二、三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四十年代，他到美国为他的公司借款，我那时也在美国为乡村学院捐款。我对他说：“作孚，外国人很注意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我带他去一家裁缝铺做西装；教他打领带。领带并不好打，一而再，再而三，他终于学会了。我又对他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一个和尚。”他听我的劝告，他留起了头发，很用心的学梳头。
　　　　作孚对人的观察很敏锐。他知道：对怎样的人应该说怎样的话。他不说闲话，言必有物。用字精当，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象他做事一样：很沉着、有组织、有思想。
　　　　他先回国后，中国乡村学院请他去讲演。他说：“人都以为在美国很享福，你们的院长在美国募捐，住一个小店。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在洗袜子。捐款是天下最苦的事，其苦一言难尽。”这话是别人后来告诉我的。
　　　　我常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作孚。”
　　　　象作孚这样一位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国人应当敬重。然而，他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我为国家伤心，我为至友哀痛。
　　
　　晏阳初（1893－1990）是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生前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顾问，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晏先生是卢先生的挚友。晏先生这篇文章1982年8月22日写于菲律宾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所有有关卢作孚的文字，我最喜欢他写的这一篇。可亲可信，简明又有分量。
　　作孚园里还刻有梁漱溟的话，“公而忘私，为而不有”，梁先生这段话是这样的：“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第一次到作孚园，是在清冷的冬天，公园里略显萧疏，仍是碧绿，而且非常安静。是我的朋友周鸣鸣领我去的，就是她极力鼓动我写卢作孚，她那时是西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中共党的书记，在很长时间里是以卢作孚作榜样来教育学生的。她说她读《卢作孚文选》时非常激动，“怎么有这么好的人呐！”然后问我，“赵晓铃，你们学文学的为什么不写卢作孚呢？”
　　她这一问，我深觉惭愧，为自己，也为自己所处的这个文化圈。
　　等我读过她送来的《卢作孚文选》和一些相关资料后，想起已故女作家、我的同窗龚巧明生前说的一句话：“写呵，你不写有罪。”
　　巧明认为，有的东西，你是必须写的。写呵，你不写有罪！但是，我能写么？
　　同学周平，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四川记者站的站长，听我说起卢作孚，马上说，“这个人不得了呀！你晓得不，我是最早报道新民生公司成立的记者，听了我这个报道，有一位老民生人太高兴了，兴奋得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四川作家谭兴国，是前辈文学编辑，听我说有意写卢作孚，但是因为编辑一本大型文学期刊的工作，也不知道有没有条件来搜集资料，他立刻显得有些激动：“哎呀，晓铃，你就做这件事嘛。你不要编刊物了，你后半辈子，就做这件事，值呀！”
　　那时候，卢作孚已经非常吸引我了，因为知道份量不轻，还是不能下决心来做这件事。听了谭老师的话，我想：写一本人物传记，真的会用上我后半生的时间？虽然要在好几年以后，我才明白谭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但他的这句话，还真让我跃跃欲试了。
　　
　　那天下午，天色特别阴暗
　　
　　最早读到的，也是我手里唯一的有关卢作孚的资料是《辞海》上的一条——
　　
　　卢作孚（１８９３－１９５２）民族资本家。四川合川人。１９２５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曾任民生公司总经理，国民党政府川江航务管理局局长，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和交通部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向国外购轮船数艘，经营远洋航运。１９５０年自香港回国，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２年病逝。
　　
　　“病逝”，不能解释晏阳初说的“竟是如此悲惨” 的结局，这中间有什么秘密没有揭开呢？
　　鸣鸣送来的所有资料都没有明白地说明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个悬念，我去了重庆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看到在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３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左上角，有一条消息，标题很醒目——
　　
　　卢作孚自杀
　　　　　　【本报讯】民生公司民铎、民恒于２月５日与８日，相继被特务有意识破坏后，总经理卢作孚忽于８日晚自杀，内情未明，政府正竭力侦察中云云。
　　
　　　　1999年10月13日，在重庆锦绣山庄，卢作孚的长孙，成都锦绣花园总经理卢晓雁和我谈起他爷爷辞世的日子。他说的第一句话是：“那天下午，天色特别阴暗。”
　　
　　天都没有黑，爷爷就回来了，我想，爷爷从来没有这样早回来过呢。爷爷一个人到屋里睡觉了，我自己在外面玩。天黑了，我家厨工老温对我说：“晓雁，饭煮好了，去请爷爷起来吃饭！”
　　　　“爷爷，爷爷，吃饭了！”我叫着，往爷爷的房间跑。
　　　　爷爷没有答应。
　　　　“爷爷，爷爷，起来吃饭了！”我拍着门喊，爷爷还是不答应。过道里黑黑的，我有些害怕。天黑得好快呀。
　　一会，婆婆回来了。我告诉她，爷爷不开门。
　　“我来喊。”婆婆向房间走过去。
　　我转身又出去玩。
　　　　突然，我听见婆婆哭起来了，赶紧跑过去，老温也过来了。
　　　　房间打开了，爷爷躺在床上，躺在他每天跟婆婆和我睡在一起的那张大床上。
　　　　晚上，来了很多人，有一些是民生公司的人，他们曾经来过这个家。有人把家里的箱子柜子都用纸条封起来。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害怕。我在恐惧中睡着了。那年我五岁。
　　　　后来，爷爷被抬到了长江边，来接爷爷过江的，是一只７０吨的小轮船，它就是“民生”号，是民生公司的第一只轮船。２６年前，是爷爷把它从上海买来的。民生号把爷爷送到南岸。民生公司职工新村旁的小山岗，成了爷爷劳累一生以后最后的栖息地。
　　
　　晓雁无限怀念地说起一些细节。那时，卧室里一张大床，每晚，他是要睡在爷爷和婆婆中间的。他还记得，在家门附近的石台阶上，爷爷有时会和他一起由下往上跳，还得单腿跳。如今，这一切都成了遥远的记忆。
　　采访结束走出锦绣山庄，眼前突然雨雾迷漫。
　　雾是我们这座临江城市的特点。冬天，江上起来的雾可以在整个上午笼罩着城市，纠缠着行人与车辆，几米以外的人，都看不清面目，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春秋天的雨，常常形成雨雾，把江水和山林罩在白茫茫之中，城市的轮廓也在湿漉漉中一派模糊。
　　我与卢晓雁同龄，还曾在一个学校读书，但他的爷爷卢作孚却藏在深深的历史的浓雾里。我能够拨开重重雾障，看到卢作孚和与他有关的过去吗？
　　我不知深浅地向卢作孚走去，下意识地感到，那些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的生活一定与我有血肉相连之处。没有想到，我会随着他走进一段重重雾障中的中国历史，更没有想到，他和他的生活会不断拷问着今天的中国现实，这种拷问是那样严厉和无处逃避，使写作的过程充满了难以承受的困惑与艰难沉重，甚至陷进深深的泥泞。然而，在一次又一次摆脱困惑以后，我常常有一种大梦觉醒，甚至新生的感觉。这是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内心体验。
　　十年过去了，我读了不少，访谈过不少，也写了不少，都没有完全解开卢作孚自杀之谜。研究和书写卢作孚的人越来越多，而对卢作孚最后的选择，都不能自圆其说。好多次，我几乎都要放弃寻找这个谜底了。
　　当下的问题有时会在历史中去找到答案。的确是今天的生活，让我无法放弃追问与寻找。
　　在近十年的追寻中，我已知道，在卢作孚先生那个时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的人物虽说很少，毕竟还是有的；而如晏阳初先生说的“正人君子，爱国志士，了不起的实业家”也并不在少数。
　　今天，我们要怎样才会又有一批 “正人君子，爱国志士”那样的企业家出现呢？
　　曾有过的那样优秀的一代企业家，我们是怎样失去他们的呢？他们在中国是空前的，难道也绝后了么？
　　卢作孚先生是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为什么在从香港北归以后的一年半里，他做了那样一种选择呢？要知道，所有的相关著作里都提到，北归以后，卢作孚是受到国家最高领导的尊重与照顾的。
　　为什么在那一年，会有卢晓雁记忆中的那一个天色特别阴暗的下午？为什么？
　　
　　]]> 2009-8-28 17:44:00(7) <![CDATA[提要与目录]]> cjmm418 2009-7-17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128058&idWriter=0&Key=0 　　
《卢作孚之死》内容提要

1949年，中国发生巨大变化和震荡。1950年6月，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香港滞留半年多以后回到大陆。在北京，卢作孚与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订了公私合营协议，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民生公司总部所在地重庆。1952年2月8日，卢作孚自杀身亡。这年9月，民生公司实现公私合营，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公私合营的典范。本书通过大量的原始材料和访谈记录，还原当时的社会场景，考察民生公司这个企业在这样的震荡（1949-1952）中，也是卢作孚生命的最后时段发生的种种事件，揭示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具体过程，解密卢作孚这位民族功臣、优秀企业家死亡之谜。作者对卢作孚有多年研究，在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以及各地档案馆，查阅梳理大量档案和相关历史文献。由于有详实的史料支撑，作者笔下触目惊心的历史是真实可信的，不但澄清一些历史的疑云，并由此引出对历史的严肃反思。本书在揭示历史事件的时候，关注相关人物的命运，使历史可感可触。

目录

开头：有欲之君者，其问诸水滨
1，精枯髓竭
2，应变
3，大火
4，香港
5，扣押
6，爆炸
7，焦虑
8，工会
9，北上
10，协议
11，南归
12，逮捕与资遣
13，忠诚
14，运动（一）
15，血债
16，分岐
17，渡海
18，批评
19，最后的日子
20，自杀
21，运动（二）
22，北归船员
23，典范
结尾：结束“战争后的战争”
]]> 2009-7-28 11:28:00(8) <![CDATA[从一个沉重的话题开始]]> cjmm418 2009-7-17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8128057&idWriter=0&Key=0 　　瓜按：
　　网易编辑邀我开博，帮我注册已近一月，今终于开了。谢谢这位非常年轻的朋友，谢谢我所有的朋友给我的勇气。
　　
　　从一个沉重的话题开始
　　
　　网易编辑邀我在此开博，感谢盛情。前日的博客是编辑贴上的吧？看来大家对卢作孚先生自杀真相确实关心。各位网友，咱们就就从这个沉重的话题开始？
　　 2008年夏，我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卢作孚之死》初稿，四川作家冉云飞为书稿作序，并将序文《世上已无卢作孚》之一部分贴在他的博客上。9月2日，卢作孚的一位亲属便要求我，此书“不出版，不上网”。这位老人当时还说，要是拿出去了，会有人批判你的！他强调，党是爱护民生公司的，（卢先生的死）就是童少生扣下了1000亿贷款的电报！这话让我非常惊讶。从来，我都没有在他面前隐瞒过我的基本观点，他还记得前两年我对这个电报的存在就有怀疑。但是，他毕竟没有看到我的书稿呵！虽然我并不能认同这样的要求，但看到老人的白发和病容，我不能不答应。这成了我迟迟不将书稿交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我甚至不能将书稿更多地示人，以征求意见。
　　今年5月，北京的一位朋友读到这部书稿，给了很高的评价，希望能够节选在他所办的内部刊物《往事》上发表。这时，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老编辑向我约这个稿子，已有六年，他现在也是白发老人了，我实在无以面对，便同意了。
　　 5月26日，《往事》第79期刊出《卢作孚最后的日子》，是《卢作孚之死》中的两个章节。
　　 6月上旬，朋友转来章立凡先生在《财经》杂志上的文章，看到章文强调1000亿贷款电报，并第一次公开点童少生的名，并提到《卢作孚最后的日子》。我想到去年那位老人的话，有些敏感。一些网友在他的文章后有激烈的跟帖。便写了一文，说明我为什么在卢作孚先生自杀这个问题上不提童少生扣电报的事。
　　《财经》杂志不同意发表我的文章，只同意将此文发在《财经网》，并同时发表章先生的第二篇文章。那时，我正在武汉长航档案中心查阅老民生公司资料，就注意调了一下财务类档案，得到的资料还是没有改变我的看法。《长江大撤退》的作者黄振亚先生，年届80，研究民生公司多年，掌握资料很多，看到这些文章后，写了《卢作孚自杀与童少生无关》。过去对于黄先生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意的地方，但一直认为，他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曾当面与他友好地商榷。黄文发给《财经网》编辑后，一个月过去了还无回音。我那时写的《关于老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问题》也就没有发过去。
　　我现在把有关文章都贴在这里。谢谢网友们关注！
　　
　　]]> 2009-7-25 16:48:00(2) <![CDATA[卢作孚先生自杀前的一个重要细节]]> cjmm418 2009-6-10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7682984&idWriter=0&Key=0 　　6月6日，朋友转来章立凡先生在《财经》杂志上发表的《哀莫大于心死》，内容谈卢作孚之死，他写道：
　　“ 1952年1月26日，‘五反’运动正式发动。当时民生公司不仅承受债务压力，还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周转困难；而旗下“民铎”轮又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忧心如焚的卢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决定破例提供人民币1000亿元（旧币，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又来电确认此事，但童少生两次获知后均未告卢。2月8日卢自杀前的那个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在办公室里，童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会议上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
　　这让人感到，中央同意1000亿元贷款，而时任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的童少生没有及时将此信息转告卢作孚，是卢作孚自杀的重要原因。
　　章文还提到我写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虽然《卢作孚最后的日子》并没有公开发表，只在一个小范围里向朋友们请教，但看来章立凡是读到了的。可能是因为我在文章里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的问题，他特意撰文补充。
　　确实，在一万余字的《卢作孚最后的日子里》我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在尚未公开出版的二十五万字的《卢作孚之死》里，也没有谈到这个1000亿贷款。
　　因为1952年2月中央答应给民生公司1000亿贷款的这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太小太小。
　　我的依据是：
　　由于当时几无民间融资渠道，民生公司必须要依靠政府贷款才能度过难关。从1950年3月起，新政府控制下的国家银行便开始贷款给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万港币贷款，偿还两季度的加拿大贷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贷得50万港币，6月14日，在上海贷得22亿人民币。以后多次请求贷款，一般是一次贷数十万人民币。这在当时的民营企业中，已属少见，重庆的一家民营银行，当时要求贷款10万元以启死回生也不可得。在那些民生公司向银行的借款协议上，都有相当苛严的抵押条件，一般要求半年内，甚至两个月便归还。所以以后总是一边还一边借。
　　我看到好些请求贷款的信件，知道卢作孚先生在回到北京以后，请求政府贷款便非常不容易了。1950年6月，因为偿付加拿大贷款到期利息，要求政府贷款51亿6千万，到月底都没有贷到，只得电令民生香港分公司在港短期贷款先付给加拿大银行，直到7月18日，财经委员会才同意交通部意见，7月26日，交通部章伯钧部长致函中国人民银行南行长，为民生公司交涉贷款，民生公司再用这钱去还香港的债权人。
　　民生公司到卢作孚去世前，的确欠下很高的国内债务，部分是历史积欠其他银行和企业的，部分是欠新政府的银行的，具体数字还未查明。但可以断定的是，1000亿这个数字当时实在太大，那时民生公司所有海外船只都已驶回，加拿大借款本息已不偿还，就是要还，也分十年还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一次要求1000亿贷款。
　　另外，根据日本学者泉谷阳子的研究，1951年10月底，民生公司在港船只全部驶回后，中央财经委员会在1951年11月就说，因为民生公司没有好好改革，不再借钱给民生公司。
　　那么，在1952年2月，中央（应该通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即便同意贷款给民生，也不可能是这样大的一笔款子。
　　在卢作孚逝世前后的档案中，我至今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个1000亿贷款的文件。卢作孚逝世以后，有好多份向中央汇报的文件，详细汇报卢作孚在最后的日子里的言行，以及对卢作孚逝世原因的猜测，也没有一份文件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1000亿这个数字出现在卢作孚逝世半年以后。1952年8月25日，民生公司董事会请求政府向公司投资1000亿元，这个投资中一部分是债转股，还有一部分用来修船发展生产。这1000亿投资已是当时估算的民生公司资产的50%。重要的是，增加了50万股公股，改变了民生股份中的公私股比例。公股比例上升，私股比例下降，改组民生公司董事会便顺理成章。那时，卢作孚逝世已半年，在这半年内，民生公司很多船只是停船搞运动，亏损之大可以想见。因此，这半年内又增加了许多债务。
　　还有一个依据是，民生公司原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之子邓安澜告诉我，1983年夏天民建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邓安澜去古耕虞和童少生住的酒店房间找他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参加民建，为重建九江轮船公司作准备。那次邓安澜问童少生，解放初民生公司资金很困难，为何没有向银行贷款？童说长期大额的贷款贷不了，只借了一些短期小额的，后来作为公股股份资金留下了。这与档案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此事也可向现居深圳的香港泓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安澜先生查证。
　　卢作孚逝世后有一段时间，有议论说周恩来在当天下午发来电报，内容是请卢先生到苏联访问，如这份电文及时让卢看到，他可能不会自杀。这份电文没有及时送到卢作孚手中，据说是因为已下班，收发室准备第二天上班时再送。此事与童少生无关。在档案和当时的原始材料里，我也没有看到过这份电报以及相关记载。
　　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电文就变成中央同意贷款1000亿，还被童少生有意无意地瞒下。
　　1952年2月8日晚，卢作孚服过量安眠药以后，卢作孚夫人蒙淑仪打电话找到童少生，童少生带了单位医生到现场，抢救不力，并没有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童少生有一定责任。
　　我采访的好些老民生人，也对童少生有看法，但历史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能把童少生没有做的事放在他身上。从档案里还能看到，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童少生当时的政治压力也是相当大的。
　　上引章立凡所说，在卢作孚的故事中流传很广，我过去也是相信的。在了解研究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全过程以后，便有了怀疑，感觉再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
　　有时，档案里的记录与多次重复的传说很不一样，我以为档案比较可信一些。
　　章立凡文章还有可以商榷之处。
　　如1952年2月7日，卢作孚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见过邓小平，并与邓小平共进午餐。这是事实，但卢邓谈话内容至今不详。如有这1000亿贷款，时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会不告诉卢作孚？章立凡说，他们“显然未提及贷款救急之事”，根据是什么呢？是卢作孚不会问，还是邓小平有意不说？还是根本没有这个1000亿的事？
　　另外，重庆市当时尚未开展矛头直接指向私营企业主的“五反”运动，而是搞的“三反”，不过民生公司的“三反”是有其特点的。
　　由于我的书尚未公开出版，卢作孚去世前后的情况，一时难以细说。看到一些网友过激的语言，有些不安，便先写此文。以为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涉及一些细节，有时会谈到具体个人的责任，不管一时是不是准确，都不是为了再掀仇恨。
　　
　　]]> 2009-6-16 20:48:00(10) <![CDATA[青青老师遭遇车祸!]]> cjmm418 2009-2-1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6512482&idWriter=0&Key=0 　　我链接的"青青老师",博客"陌上柳青青",展示一位乡村中学教师日常生活及所见所思,平和亲切,真实动人,其间自然流露的爱心极有感染力.于是,我与她有了联系.今天收到她丈夫张老师的来信,才知牛年之初,青青老师竟遭遇车祸.震惊之余,真希望能够帮助青青老师度过灾难,将此信放在这里,供关心的网友了解.
　　
　　"初六，她陪父亲去郑州看病，所乘车辆在市内一路口等信号灯，被一醉酒司机驾小轿车从车后猛烈撞击，章当场昏迷，长达14个小时。肇事者逃逸，又撞倒交通护栏130多米，接连又撞坏八辆车。
　　我在乡下，家里人从电视报道中得知，三天之后我才从老家赶到郑州。经检查，颅脑没有明显器质性损伤，但当时有十多小时昏迷，醒后失忆、头疼、眩晕、呕吐，几天后还有疑似癫痫等症状出现。
　　关于赔付问题，处理起来相当麻烦，中间起了很多波折。这其间，有肇事方的不人道，有主治医生的不道德，有交警的徇情枉法。不管怎样，总算于昨天处理完毕出院，看情况，估计要两、三月方能正常工作。"
　　]]> 2009-5-7 22:37:00(7) <![CDATA[转贴:关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通信]]> cjmm418 2009-2-7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6432712&idWriter=0&Key=0 　　瓜棚按:冉云飞今天博客答复前日我读了他的博文"慎言改造国民劣根性"给他的信,感觉还有些事不太明白,先把与他的这两封信贴此,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呵!
　　
　　冉按：这是赵晓铃女史与我关于“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探讨，我认为最终实现民治才是我们帮助农村哪怕灾区民众的目的。实现民治，是医治这些所谓国民劣根性的真正解药。当然，要实现民治，非民主自由莫办。欢迎大家发表自各的意见。2009年2月7日9：48分于成都。
　　
　　小冉：
　　
　　昨晚回来看到贵博“慎言改造”一文，有一些不解处，以为梁之“新民”说，胡适“五鬼闹中华”说，晏之“以生计教育治贫，卫生教育治弱，文艺教育治愚，公民教育治私”，卢作孚之“训练”说，有相通之处，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中国有知识文化者不多，知识分子服务民众，自启蒙又做启蒙，如今在几十年被有意识愚民后，更需要介绍常识，回到常态，晏一代那个公民教育很好的。不但教，而且实践，让没有开化的乡民自觉自治，并以乡村知识分子为核心。（我现在弄不太明白，当时那个“村治”中，多少是民间的自组织，有多少地方政府治理的成份。）
　　
　　
　　
　　
　　
　　凡看到先进国家社会者，都感叹中国人素质低，以为教育普及，尤其现代性的普及重要，而知识分子见多识广一点，就应该，也会有多一些公德心，做一些服务工作。以前和龚巧明谈起一些事，她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即我们能多读点书（当然那时尚无明白的“狼奶”意识），正是好多没能读书的人垫了底。要多谅解，多服务，要有担当。当然，记得不一定就会做得好。
　　
　　
　　
　　
　　
　　改造，不一定说到国民性，但对中国人的提高或曰启蒙，怎样都不错的。以为这里要害是怎样改造，用什么去改造。以为百年来中国弄得有些曲折，文化建设正做不做，批孟批孔，却张扬暴戾之气（重庆一些文人很张扬码头文化的，里头有些东西我不能接受），专制之声。不是进步，反倒退了。接触一下台湾人，就晓得这边文化退步得不得了。
　　
　　
　　
　　
　　
　　晏的教育背景及他的民主自由思想对他的治贫弱愚私起很大作用，现在很多人理解不大对，不注意他的公民教育，包括一些研究家。
　　
　　
　　
　　乡建派治贫弱愚私，其实要落脚到自治，要大家都能独立思考，那时张季直愁的是现在人意见太多，卢作孚却说，不怕意见太多，就怕没有自己的意见。他在民生公司搞的职工活动，就是要大家都有思考的能力，都创造，不仅是“集体主义”那一套。我感觉那一代人，新民思想与宪政思想是一致的，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宪政，只是国情不同时，有一些侧重。卢作孚先生在二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职工教育训练方法并不全一样的。当然，那个“集团生活”说容易被理解成“集体主义”，只是他做的与说的并不很一样，他说得要左一些，他对人与对已也不一样，他对人很宽的。
　　
　　改造说被利用，这不是一回事。共产党太会偷换概念了。当年镇反，他还说是民主改革呢。
　　
　　鲁迅我从小不喜欢，总是敬而远之，不过不敢说出来。有一回私下与老姨妈议论，她说也不喜欢鲁，“就是会骂人嘛，总骂哪点好呢”。我以为这样的读者多呢，在一般读者中，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不是鲁迅，他的影响是被毛和文学人放大了的。
　　
　　鲁迅作品除小说，我不大读的，感觉阴冷，破坏到底，建设不足。这是不是被利用的原因呢？中国的文学分子就是喜欢这种，喜欢深刻的破坏性，放大仇恨和怨气。而这样的文学作品又常常整成教材，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半夜鸡叫，正因中国人文化低，才容易上这些当。怎么当时就那么能上这些小文化人搞出来的不伦不类的东西的当呢？是不是还是总体文化低了呀。现在一些小说，写得不错的，倒没人读了。
　　
　　前日看央视电视剧《走西口》，里面胡说《共产党宣言》目的实现了，中国就可以自由做生意。怎么就有这样胡搞的事情？
　　
　　乡建派有一个特点，从小地方做起，不是硬说自己这就是救国唯一正路，各人说各人的，做各人的，但到抗战时，政府接受了一些，乡建人士也有加入政府机构的。晏就进入四川省政府。但他办乡建院，还是坚持私立。到美国通过晏阳初条款，成立中美人士参加的农复会，就把国际援助，知识分子努力和民间需要，国家建设，政府支持合力了，可惜内战中断了农复会工作。农复会也好，早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好，都是最好的知识分子掌实权做实事。他们在“新民”的同时，一直也没有放弃对制度的改革要求与改良努力。
　　
　　总之，我以为，改良文化与改革制度是好一致的，没有冲突呀。改良文化推动制度建设，制度好了，知识分子好说话做事，不再劣币淘汰良币，文化好推进。
　　
　　随便聊聊，盼指教。
　　
　　新春快乐！
　　
　　赵晓铃
　　
　　 2009-1-31
　　
　　
　　赵大姐：
　　
　　
　　自我发表《慎言“国民劣根性”》一篇文章后，有各种讨论，各种跟帖，但都没有你探讨得仔细，其原因不言自明，你是研究卢作孚先生真正的专家。卢先生与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秉志、任鸿隽、胡先骕等知识分子的往还友谊，只要翻翻卢先生的年谱和书信集，就不难明白。据说凤凰卫视曾经找到大陆一些知识分子，说大商人，要讲胡雪岩等人，那真是找对了收视率，但却没有现代公民社会的影子。老实说，卢作孚、范静生等前辈的努力，经傅国涌兄的《大商人》一书已有所阐扬，但不仅一般读者看不见，就是许多媒体也闭目塞听。看看卢先生等大实业家的努力，他们与知识界共同的努力，再看看今日这些商人与学界联合起来做虚假广告、做各种虚假论证，以骗取民众的血汗钱的行为，所有毒食品包括毒奶粉何尝没有那些所谓的“科学家”在后面撑腰，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商人和科学家相比，今之商人和科学家，相去何止霄壤！
　　
　　
　　
　　
　　
　　我在《慎言“国民劣根性”》一文里曾说过，我并不反对消极意义上的开启民智。什么叫消极意义上的开启民智呢？你上举的卢、晏、梁、胡先生所采取的，都应该算得上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开启民智。消极意义上的开启明智，不唱高调；对所谓的愚民有同情之理解；民众并非低愚到等你高高在上地去号召，去像教主一样去灌顶使其开窍；更不采取强制措施来实施其改造方略。至于用政权的强力来实施改造，逼迫民众变成“新民”，就是更等而下之的行为。从言论上讲，梁启超、胡适先生二人采取的是低调开启民智；从行动上讲，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先生等都是如此，他们搞的是试验，是民治（by the people）；将言论和行动结合得较好的还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董时进、杨开道等人。也就是说，我赞同这样的开启民智，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做，用得体的言论和易于实施的具体方略来循循善诱。
　　
　　
　　
　　
　　
　　进一步说，国民性的改变，应该低调而实际的事情做起。晏、梁、卢诸人所进行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乡村自治，无一不是如此。平民教育重在易于实施，教平民如何做公民，同时与民众的实际生存联系起来；乡村建设与乡村自治，重在乡村政治结构、生活方式、民众开化方面做工作，使其逐步达到自治之目的。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查一个我自己的小细节。我做《四川信息掮客周刊》快一年，只做涉及到四川大地震的诸种信息，做些力所能及的帮助灾民的事。但帮助里自然要批评政府许多做法，特别是汇集各种批评校舍倒塌而死难家长维权受阻等情形，这居然引起一些来川自愿者的不解。我深深感觉到，很多人对自愿者的理解还停留于浅表的好人好事阶段。什么是志愿者，什么是乡村建设，什么是平民教育，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民治(by the people)的目的。没有这一目的，志愿者、乡村建设，都是救急而无法救其于永远。真正让民众觉醒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民治。不能让百姓达致民治的目的，其帮助是有限和短暂的。达到了民治的效果，其自私、愚昧等方面的所谓国民劣根性，自然会得到有效的改进，最终会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现在有多少志愿者意识到自己做义工、做志愿者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达致民治之目的呢？我不敢过于奢望，但我并不悲观。我认为大家必须意识到，你帮助别人的目的，不是别人永远受你帮助而永远处于一种受助的地位，这样的受助地位是不便于其自立而自治的。事实上，你就是再做自愿者，你也不可能帮某人一辈子，要是真能做到也只是个案与特例，没有模范矜式效果。我认为真要让民众达到自治的目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最紧要的是政府真正贯彻村民自治，政府可引导不可约束民众的自我努力，并鼓励专业和公共知识分子前往农村继续晏、梁、卢等先生未竞之事业。像现在还要提高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待遇、视大学生村官为救命稻草的做法，实足以贻害中国农村。而中国农村不现代化，民众不能自治，民众不能转化成为现代公民，那么中国的进步，就会受到许多阻滞。
　　
　　
　　
　　我并不反对知识分子出来指出个体之缺失，也不反对对国民性加以研究。但我们许多国民性恐怕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如愚昧、自私（自私的问题还比较复杂，得细说才行）等，这是未开化的人都有的，几个世纪以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下的西方国家也未必不如此。所以把愚昧、自私等当成中国国民劣根性，不仅自大，而且根本不准确。如果中国国民有劣根性的话，那么一定是中国国民所固有的。但我认为愚昧、自私并非中国所固有。因此我认为中国国民劣根性一说，从根本上来说，恐怕是个伪命题。我们要思考的是，别的国家为什么比较快地解决了愚昧、自私等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人先天愚昧，必须拿出一点“中国特色”的改造方式（如办学习班、洗澡、改造等）来给民众开启愚昧。如果中国人愚昧，问题何在？恐怕不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其主要在于中国专制制度的愚昧，包括如今教育上的愚昧。四九后教育上的愚民，给中国人所造成的伤害，何其之大，有多少能有清醒的认识？
　　
　　
　　
　　即便民众愚昧，政府也没有强行改造民众的权力；政府要在好的制度框架范围内，让民众达到自治。我们这个强权政府，他们之所以对人民指手划脚，其背后的想法就是一方面愚民，另一方面强行去改造所谓的国民劣根性。比如你不符合集体的要求，不符极权者的愿望，你不跟随他们所谓的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便是不重大局，便是自私。事实上，愚昧也好、自私也罢，制度在其间的解决能力，远甚于文化方面的力量。自私是人都有的事，但西方人为什么保护自私而又没有自私到变成“劣根性”呢，问题何在？问题在于制度保障范围内的自私是被允许的，至于你损害了别人的自私，自有相关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调节。我的意思是，从文化上“改造国民劣根性”为强权政府替自己的强盗行为，找到比较合理的理论说辞。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强权政府，都认为民众应该改造，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自己没问题。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自封“”，而把本该在宪法范围内进行民治的民众视作愚昧的人来改造、教育，这就从根柢上走上了与民治相反的道路。
　　
　　
　　
　　知识分子视民众愚昧的高高在上，还只是过口瘾而已，当政府拿这些知识分子视民众为愚昧的说辞去进行他的强权的时候，那么土改、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干涉农民自主的许多混账做法，就出来了。去愚启昧，重在教育更重在制度的变革，同时也让民众在逐步的民主自由练习中改进，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真正的民治。这也是卢、晏、梁、陶（行知）等人的道路。令人欣慰的是，如今的立人图书馆（晏阳初图书馆马上建立了）、公盟中心、传知行研究所等NGO机构正在接续上一辈知识分子的道路，做力所能及的事。但我希望如今的政府不要去打压各种志愿者机构的努力，应该提供诸多帮助，让新时代的晏、卢、梁、陶诸人得以诞生，这比改造国民劣根性这样高高在上的口号，要有用得多。
　　
　　
　　
　　“改造国民劣根性”背后的思想背景和言说理路很复杂，不是我们这一两封通信就可以说清楚。以后，我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望你指教。
　　
　　谨祝新春快乐！
　　
　　
　　
　　冉云飞拜启2009年2月7日9：45分于成都
　　
　　]]> 2009-6-6 23:09:00(6) <![CDATA[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5)]]> cjmm418 2008-12-26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6114015&idWriter=0&Key=0 　　八百把二胡大合奏
　　
　　1940年，兼善中学已迁到鸡公山上，校舍与设备相当简陋，但那几年就读兼善的学生却对鸡公山上的生活永生难忘。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山风拂煦，兼善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奏。时为兼善学生的杨本泉先生，多年后回忆道：当八百把二胡同时拉响之时，一股“浩荡柔和的音乐顿时弥漫山谷林间，在晚风中飘浮回旋，人们仿佛沐浴在乐浪里”，“景象之壮观，至今思之仍令人悠然神往”。
　　那时兼善中学刚办高中，高初中学生共一千二百名，演出人数竟达三分之二！而且演出水平相当高，当时八百二胡手之一的杨本泉记得，那天演出的合奏曲有《光明行》、《前进操》，独奏曲有《良宵》、《病中吟》和演奏技巧要求很高的《空山鸟语》、《山村夜奠》。在教育史上，这次演奏也是一奇观！
　　那时兼善中学二胡普及到什么程度呢？杨本泉所在的初八班26个同学，就拥有24把二胡，二胡迷到“连课间休息十分钟也弦歌不辍：不会拉二胡的人在这种熏陶下，对许多二胡名曲也耳熟能详了”。
　　名师出高徒．二胡这样高雅的民族乐器在兼善中学这样普及，归功于当时学校的音乐教师储师竹先生。储先生自幼酷爱音乐，师承中国二胡大师刘天华，为南京音乐专科学校国乐系教授。1939年，储先生因抗战流亡来川，便应聘到兼善中学任音乐教师。抗战艰苦，苦无乐器，储先生有一个大发明，即用竹筒做琴筒，用牛皮纸
　　储师竹先生
　　代替蛇皮蒙二胡。这种纸竹二胡音量较小，却音色柔和，也别具一格。北碚到处都有竹子，材料易得，而兼善学生本来就挺能动手的，很快地，师生员工几乎人手一把二胡了。那时的鸡公山上，林间溪边，琴声悠扬，飞鸟和鸣，何等令人神往！师生们生活艰苦，精神饱满，于一种质实高雅，丰富而空灵的性格气质的养成何等有益！
　　储先生这样的音乐教师好多学校都争着聘请，他在兼善只有一年时间，但是他发明的纸二胡留下了，连他为悼念恩师刘天华而作的二胡曲《山村夜奠》，学生们也记住了。从此，好音乐，尤善二胡便形成一个传统，在兼善中学保留了许多年。这样的传统在少年学子的心上，又会保留多久呢？
　　储先生为兼善留下的，还有校歌。歌词为校长张博和所作，词曰：
　　
　　不说一句虚话，不做一件假事，把一切艰难困苦都放在我们肩上。加速的突进去，换那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努力吧兼善青年，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
　　
　　储先生本名储振华，我们在档案里看到的是这个名字。现在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储师竹的信息，储先生已然大师也。
　　兼善中学学生生活丰富多彩，那时学生基本上住校，每到周末，都由学校安排活动，或旅行温泉公园，攀登缙云山，或参观北川铁路，三峡染织厂，或野餐露营，或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又常有讲演会，常到北碚街区参加民众教育，到学校办的孤儿院工作，更要参加学校或兼善农场的劳动。这些活动也是兼善教育的重要部分，成为兼善学生的宝贵记忆，给予学生影响之深远，并不亚于课堂学习。
　　
　　回顾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卢作孚张博和办兼善中学，并没有升学率的压力，却下大功夫抓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并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在那贫弱而充满战乱的时代，尽管卢作孚卢子英和张博和校长以及老师们都尽力帮助贫困学子，学生中辍学的仍然很多，学费仍是许多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因为对于兼善公司的效益不满意，卢作孚曾大为光火。张博和为了兼善公司的收益，竟离开学校到西山坪兼善农场里去住了一段日子。张博和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长，但办公司无疑牵制了校长许多的精力。而且，尽管兼善中学办学有特点，但由于经济窘迫社会动荡，师资还是不够稳定。1937年秋，兼善还办过一两年制的商科班，是职业教育的性质，比较能适应社会的及时需要，但兼善中学的智育质量，办学经验似不如当时的南开中学等名校。兼善中学初中毕业生，包括一些校董的孩子，到高中时便离开了兼善，比如校董郑璧成的两个儿子，初中在兼善，高中就读树人中学，卢子英之子高中上了南开。可见那时的兼善并非尽善。
　　]]> 2009-1-31 0:29:00(16) <![CDATA[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5)]]> cjmm418 2008-12-26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6113186&idWriter=0&Key=0 　　八百把二胡大合奏
　　
　　1940年，兼善中学已迁到鸡公山上，校舍与设备相当简陋，但那几年就读兼善的学生却对鸡公山上的生活永生难忘。
　　这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山风拂煦，兼善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奏。时为兼善学生的杨本泉先生，多年后回忆道：当八百把二胡同时拉响之时，一股“浩荡柔和的音乐顿时弥漫山谷林间，在晚风中飘浮回旋，人们仿佛沐浴在乐浪里”，“景象之壮观，至今思之仍令人悠然神往”。
　　那时兼善中学刚办高中，高初中学生共一千二百名，演出人数竟达三分之二！而且演出水平相当高，当时八百二胡手之一的杨本泉记得，那天演出的合奏曲有《光明行》、《前进操》，独奏曲有《良宵》、《病中吟》和演奏技巧要求很高的《空山鸟语》、《山村夜奠》。在教育史上，这次演奏也是一奇观！
　　那时兼善中学二胡普及到什么程度呢？杨本泉所在的初八班26个同学，就拥有24把二胡，二胡迷到“连课间休息十分钟也弦歌不辍：不会拉二胡的人在这种熏陶下，对许多二胡名曲也耳熟能详了”。
　　名师出高徒．二胡这样高雅的民族乐器在兼善中学这样普及，归功于当时学校的音乐教师储师竹先生。储先生自幼酷爱音乐，师承中国二胡大师刘天华，为南京音乐专科学校国乐系教授。1939年，储先生因抗战流亡来川，便应聘到兼善中学任音乐教师。抗战艰苦，苦无乐器，储先生有一个大发明，即用竹筒做琴筒，用牛皮纸
　　储师竹先生
　　代替蛇皮蒙二胡。这种纸竹二胡音量较小，却音色柔和，也别具一格。北碚到处都有竹子，材料易得，而兼善学生本来就挺能动手的，很快地，师生员工几乎人手一把二胡了。那时的鸡公山上，林间溪边，琴声悠扬，飞鸟和鸣，何等令人神往！师生们生活艰苦，精神饱满，于一种质实高雅，丰富而空灵的性格气质的养成何等有益！
　　储先生这样的音乐教师好多学校都争着聘请，他在兼善只有一年时间，但是他发明的纸二胡留下了，连他为悼念恩师刘天华而作的二胡曲《山村夜奠》，学生们也记住了。从此，好音乐，尤善二胡便形成一个传统，在兼善中学保留了许多年。这样的传统在少年学子的心上，又会保留多久呢？
　　储先生为兼善留下的，还有校歌。歌词为校长张博和所作，词曰：
　　
　　不说一句虚话，不做一件假事，把一切艰难困苦都放在我们肩上。加速的突进去，换那未来世界的和平幸福。努力吧兼善青年，我们的责任何等重大。
　　
　　储先生本名储振华，我们在档案里看到的是这个名字。现在上网一查，就能看到储师竹的信息，储先生已然大师也。
　　兼善中学学生生活丰富多彩，那时学生基本上住校，每到周末，都由学校安排活动，或旅行温泉公园，攀登缙云山，或参观北川铁路，三峡染织厂，或野餐露营，或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又常有讲演会，常到北碚街区参加民众教育，到学校办的孤儿院工作，更要参加学校或兼善农场的劳动。这些活动也是兼善教育的重要部分，成为兼善学生的宝贵记忆，给予学生影响之深远，并不亚于课堂学习。
　　
　　回顾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卢作孚张博和办兼善中学，并没有升学率的压力，却下大功夫抓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并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在那贫弱而充满战乱的时代，尽管卢作孚卢子英和张博和校长以及老师们都尽力帮助贫困学子，学生中辍学的仍然很多，学费仍是许多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因为对于兼善公司的效益不满意，卢作孚曾大为光火。张博和为了兼善公司的收益，竟离开学校到西山坪兼善农场里去住了一段日子。张博和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长，但办公司无疑牵制了校长许多的精力。而且，尽管兼善中学办学有特点，但由于经济窘迫社会动荡，师资还是不够稳定。1937年秋，兼善还办过一两年制的商科班，是职业教育的性质，比较能适应社会的及时需要，但兼善中学的智育质量，办学经验似不如当时的南开中学等名校。兼善中学初中毕业生，包括一些校董的孩子，到高中时便离开了兼善，比如校董郑璧成的两个儿子，初中在兼善，高中就读树人中学，卢子英之子高中上了南开。可见那时的兼善并非尽善。
　　]]> 2009-1-24 17:32:00(3) <![CDATA[兼善中学的前尘往事(4)]]> cjmm418 2008-12-26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10338&PostID=16113163&idWriter=0&Key=0 　　火一般的子君
　　
　　兼善中学早期毕业生有相当部分毕业后就在北碚工作，比较受好评。兼善学生的特点，由当时社会上流传“舍得干，读兼善”这话可知是比较注重实干的。
　　在兼善中学档案中，发现保存完好的第七班校友纪念册。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兼善学生的一点影象。
　　第七班是1936年秋入学，1939年秋毕业的一个初中班。第一年有同学117人，分为甲乙两组，到第二年上学期，辍学者竟过半，便两组合为一组，至第五学期，人数已减为35人，最后读到毕业的只有29人，其中女生4人，是兼善中学第一个有女生的毕业班。以后升入普通中学高中的有26人。
　　 “七七”事变后，兼善中学学生热血沸腾。为了保存国家文化种子，政府除办军校以外，并不很鼓励一般大中学生参军，但第七班竟有四名同学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第七班的纪念册中着重记录了其中两位。
　　一位是原级长周子芹，在同学间是有长者风的老大哥，“学习优良，体格强健，为全校之模范”，“素抱爱国热忱，满怀济世大志”，“诚朴而沉默，对人非常和蔼可亲”，“治学亦有苦干精神，写作，书画，文艺尤为善长，讲演也很突出。被同学称为“卓异的天才”。
　　还有一位是陈子君，二十出头，是已结婚有了孩子的比较成熟的青年。同学们以为他是“坦白直率，为人忠信”的。子君爱研究社会科学，每天午后都到北碚图书馆读报，因为读禁书，还坐过两年牢。
　　周、陈二君“对同学爱互助，对公众爱服务”，得教师和同学的拥戴。“七七”事变后，“他俩素来对国际知识和我国立国的处境，研究很深宏，尤其对暴敌之灭华企图，愤慨异常，早抱有投笔从戎的志向”。那时他们读了一本书《西线无战事》深受影响，这书是欧战中一个士兵，以其实际观察写下的战争实录。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反战的作品，让那时的青年向往民族解放的战斗生活。于是，两位胸怀理想，热情勇敢的青年，带着自己不多的积蓄，离开学校。从重庆出发时，他们去过民生公司，受到亲切的欢迎和黄云龙经理的鼓励，然后出川到了陕西，去到＊＊＊＊＊＊军事队学习。
　　同学们非常想念这两位兄长式的同窗，周、陈二位也常给老师和同学写信，讲述他们的生活并鼓励同学们为了国家民族要艰苦奋斗，要选择有意义的生活道路，不可贪图享受。这些信有的刊登在《嘉陵江日报》上。从他们的信上得知，他们学习期满后，带同队弟兄三十余人，辗转山西、河北、辽宁，到敌后打游击。他们说，那里的“老百姓和军队打成一片”，“各方面都令人满意”，他们参加了几次反“扫荡”。后来周子芹在司令部做文书，陈子君去了冀东，1939年夏天以后，就再没有陈的消息。周子芹写道：“我们为了祖国胜利祈祷，希望子君依然健壮的活着，用他熊熊的怒火，去焚毁一切的陈腐与贪污，消灭那疯狂侵略者的野心！”
　　在纪念册里，朱荣盛为陈子君所做小传的题目是：《火一般的子君》。
　　这以后的档案和文献里，再没有发现陈子君的信息。
　　优秀的兼善学生，火一般的子君，你在哪里呢？
　　
　　努力吧，兼善青年
　　
　　纪念册里有多篇同学小传，多是同学写同学，也有自传。有的是用文言写成，读来很有意思，是当年青春学子生活及精神面貌生动展现。
　　唐有武写的《李复初传》有句，“与吾同级，案坐毗邻，互相切磋，不耻问难，暇则赏弄器乐，谐言并作，友谊渐深，行相伴，坐相依，饮共乐，互狂矣”，活泼有趣。
　　继周子芹任级长的陈兴让古文甚好，作《欧相友传》：“相友欧君綦江人也，七岁失沽，母健在，有兄弟二人，家务操持多赖其母，学费供给全仰于兄，其读书之有今日，皆赖母氏兄长照拂之力，此君之所以念念不忘也。君性孤耿，沈默寡言，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作事颇踏实，率真，勇于敢为，具有革命精神，侠义风气，拥护正义，服从真理，能摧？扶弱，对人的情感真挚，富于同情，劝善规过，坦白直率，人多畏敬，故同学有畏友之称。君与余相善，惟彼此多心心相印，形迹亦淡如水也……”
　　寥寥数语写出同学身世，家庭，性格特点，青春意气甚是可爱。
　　李兴义做《程茂柏传》，传曰：
　　“茂柏字先达，四川南川人，年二十又一，体不甚健，不喜运动，庄重寡言，诚仆好静，故有老大哥之称。其家固不甚裕，父早仙逝，母健在，和蔼慈祥。既鲜兄弟，复乏姊妹，每读人有兄弟我独无之句，触发情怀，慨然者久之。平时埋头苦干，有治学精神，故在校中成绩甚佳，对公共服务，尤其尽心尽责，如教养孤儿，办民众学校，抗敌宣传，办壁报等尽力不少，先生同学咸爱戴之。” 情怀风貌鲜明突出。
　　同学笔下的级长陈兴让，有超乎寻常的办事能力，文言文数全班之冠，能做古诗，是壁报编辑，排足球主力，也是拉拉队长，课外活动极热心。更可贵的，陈兴让还是民众夜校校长。
　　纪念册留白处，有若干名人名言，是那时的青年用以励志的。仅录几条：
　　“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幼若不学，老无所知；春若不耕，秋无所望；寅若不起，日无所办。——孔子三计图”
　　 “人如轻我，骗我，谤我，欺我，笑我，妨我，辱我，害我；我惟有敬他，容他，让他，耐他，随他，避他，不理他，再过几时看他。 ——文晋臣”
　　“早辛苦，早快乐，迟辛苦，迟快乐，不辛苦，不快乐。——谢梅庄”
　　“诚实以启人之信我，乐易以使人之亲我，虚已以听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检以杜人之议我，自反以息人之罪我，发奋以破人之量我，洞澈以解人之疑我。量力又济人之求我，尽心以报人之任我，天下事尽其在我。——宋司马光”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太，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佛，遽尔摧沮。
　　——曾国藩”
　　这些语录让人感到，那时的教育，那个时代的青年，对于传统的美德非常重视。纪念册表现的兼善初中学生的文字水平真是令人惊叹，他们自律的能力，尤其那种相当成熟的爱国家，好读书，能吃苦，肯服务，做事认真，做人清白，严已宽人，平和友爱的思想品德修养给人印象深刻，这应该是兼善校风的重要部分。
　　兼善中学以为，国家需要的人才，“必须有精深专长之科学、坚强健壮之体魄及公忠体国之精忱”。从这些学生身上，正体现了这样一个培养方向。兼善中学的校训为：智仁勇恒。这与张博和校长母校北京汇文中学的校训“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有相同的地方，但又多一个字“恒”。这个字，对于年轻人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这样动荡太多的国家，也更为重要。倘若对于好的传统，我们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持之以恒，不走弯路，更不倒退，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今天会达到一个怎样的境界呵！
　　兼善学生，离开学校后仍关心母校。1945年，19岁的杨益言（小说《红岩》作者）已考入迁到四川宜宾的同济大学，在校友调查表上，他在“对母校的意见”一栏上写道：“一，抗战胜利，迁川各大学将迁返，为发扬兼善精神，为国作育人才，希望设立兼善大学；二，整理兼善公司，让财源大增，对同学收费少一些，使贫苦同学不致有向偶之恨。”
　　
　　]]> 2008-12-26 9:4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