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島主 http://mochengtang.blog.tianya.cn/ 1982年生於宜昌，武漢大學歷史系卒業（史學士，2001-2005）。曾擔任理論刊物《學習月刊》編輯三年，現混跡於某政研室。工作之余，以文史自娛：深受史學先賢陳寅恪、唐長孺、嚴耕望、田餘慶等之薰陶，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魯番文書”；服膺于夏濟安、夏志清兄弟的文學研究“範式”，願蹱二大師人文之光，致力於“中國文學批評”。博主Email：wdlsliu@yahoo.com.cn . <![CDATA[洪湖破解新农村建设“难题”的经验及启示]]> mochengtang 2009-11-2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20324043&idWriter=0&Key=0  内部刊发于京山县委内刊《调查研究》，删减后发表于《学习月刊》200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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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随着其不断向纵深推进，面临的制约因素和新问题、新困难也在不断凸显。如何破解这些“瓶颈”障碍？我感到，仙洪试验区的新农村建设走在全省前列，特别是他们在破解新农村建设难题方面所探索出来的某些办法和智慧，给广大中西部地区提供了新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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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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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对县级党委和政府来说，在发展中面临的众多“两难”困境，直接制约着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推进。归纳起来，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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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农村公共需求全面增长与县级财力支撑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建设新农村，投入是关键。近年来，虽然中央、省、市各级政府都对加快新农村建设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和资金扶持，但相对于广大农村普遍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而言，资金缺口仍然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难题。在中部地区特别是县一级，许多像京山一样的欠发达地区，由于财力限制，侧重于保吃饭、保增长，在扶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方面，往往“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与上级的要求、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明显的反差。这一矛盾致使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资金筹措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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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新农村建设投入分散与资金整合之间的矛盾。即使有了足够的资金投入，如果缺乏整合，“撒胡椒面”式分散到各地各部门，新农村建设仍然难于达到理想效果。当前，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投入很高但也很分散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项目资金专项专用，无法有效互补；同时，分散后的项目资金落实到基层财政后，非常有限。比如，水利部门的资金只能修渠建塘堰，交通部门的资金只能修路，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村如果只修路或是只治水，都不能全面解决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如何把不同渠道投入“三农”的资金有效地整合起来，使其产生综合效益，是新农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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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农民理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与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的矛盾。新农村建设，应该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但现实情况是，不少群众对新农村建设参与热情不高，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有的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认为建设新农村是政府的事，是上级的要求，出现“上头热、下头凉”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农民的整体素质还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包办代替、农民的意愿和话语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关。许多地方政府和部门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较高，工作力度也很大，但是缺乏引导和激发农民发展生产、建设家园的有效措施，很多县乡的新农村规划是规划部门“做”出来的，农民没有说话的机会。如何转变群众观念，变“你建我看”为“你建我干”呢？也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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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农村普遍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事实证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农民增收渠道少、农村持续快速增收难。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如何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拓宽增收渠道、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必须破解的首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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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洪湖破解新农村建设难题的经验与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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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上述“两难”困境，以“锦绣梅园”为典范的洪湖市新农村建设，突破常规思维，大胆创新体制机制，成功破解了许多大障碍、大困难，使仙洪试验区呈现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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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资金筹措难题，“锦绣梅园”探索出来的“林水、林路结合”模式充分发挥了“市场”威力，收到“一石二鸟”、“一箭双雕”的双赢效果。“锦绣梅园”是由15个自然村组成的小区，这里曾是洪湖市有名的“虫窝子、穷窝子”，2007年初被省委、省政府纳入全省新农村建设整合项目连片建设的试验。在这样一个基础相当薄弱的地方搞新农村建设，如何避免陷入“村集体经济薄弱，一投入就增加债务”的怪圈？他们并没有消极地“等、靠、要”，除了向上积极争取政策扶持资金外，创造性地探索出了“林水、林路结合”投入模式，一举解决了资金短缺难题。具体说来，就是坚持用市场的办法，将河道两岸和公路两旁经营权出租给造林公司或民营业主，由他们负责河道疏挖扩洗和道路维护工作。当地老百姓把这种模式概括成两句话：“让我植树造林，帮你洗河修路”。这种模式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资金投入的压力，还解决了河渠淤塞无人疏洗，村级道路无人维护等多个难题，起到了“活水修路兴林”“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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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资金整合难题，“锦绣梅园”坚持“整体推进”战略，打破行政区划，把15个村全部纳入整治范围，实行多项捆绑、全面治理，实现了项目资金的整合。比如“五室”建设，当前的办法是每一室上面都有一点经费，实际上并不够，需要村里补贴，但很多村债务累累根本不可能补贴。针对这种情况，曹市镇党委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把上面要求的“各室单独建”改为“五室一起建”，像吴口、向荣等村建五室只用了8万元，不仅解决了村里无钱补贴的难处，而且节约资金13万元。这种集中优势资源重拳出击的方法和理念，既节约了建设资金，又提高了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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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群众参与难题，曹市镇通过加强宣传教育、技能培训、推行民主等方式，有效调动了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当地党委和政府很注重通过对身边的典型进行“解剖”，让他们现身说法，消除农民思想顾虑，让广大农民理解建立仙洪试验区的深刻意义，激发他们自觉投身到新农村建设中来。为此，该镇村村实行“五民工作法”，即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筹、民事民建、民事民管，将其贯穿在包括通村通组公路、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村庄环境整治等涉及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大事小事中。凡与老百姓生产生活相关联的事情，尤其是要老百姓出钱出力的事情，都让老百姓参与进来，并且举手同意。“五民工作法”真正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五权”得到保障，参与建设的积极性逐渐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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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农民增收难题，洪湖市坚持“产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理念，全力抓好农业与工业对接、基地与农户对接、生产与市场对接，走出了一条农民持续快速致富之路。调研中我们发现，那些新农村建设搞得好、农民生活水平高的地方有一个共同点，即当地都有支柱产业，有龙头企业，有特色产品。以万全镇为例，他们坚持“围绕产业办企业、办好企业促产业”的思路，积极引进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化龙头企业，突出发展支柱产业，突破性地形成了汽车零部件、新型材料、门窗家具制造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四大支柱产业，目前全镇共有工业企业3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家。如今的万全镇，已成为洪湖市有名的农业大镇、工业重镇和水产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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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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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湖新农村建设的经验做法给我们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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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农村建设要科学、合理规划。规划的重要性众人皆知，但要真正内化为一种自觉行动并非易事。洪湖市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做到了规划先行。他们的规划制定始终坚持把科学性、前瞻性与实用性、可操作性有机结合起来，有效避免了“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做法，使得规划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比如万全镇的规划目标，为了充分体现新农村建设的“20字要求”，充分体现科学、实用和美观，充分体现群众的意愿，他们在规划制定中充分征求各个部门、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对一些不同意见反复蹉商，认真修改，直到达成一致方才罢休。为了规划尽可能地符合人民群众意愿，镇干部和职能部门技术人员结合，深入村组，走访农户，召开村民代表会和村民大会，让老百姓发表意见，参与修订，使规划更加尊重群众生产需求和生活习俗，更加符合本地实际情况，更加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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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农村建设要形成多方联动机制。无论是化解资金筹措难题，还是化解资金投入难题，都需要积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多层次的资源，方能收到资源资本化、效益最大化、建设集约化的成效。“锦绣梅园”的探索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建立起市场、农户、政府多方联动机制，即使在有限的投入下，照样可以解决大难题。如他们打破行政区划，把15个村全部纳入整治范围，制定统一发展规划，并且整合农业、水利、土地、卫生等9个部门专项资金，捆绑使用，连片推进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环境整治，彻底创新了资金投入机制。他们创造的“林水、林路结合”模式，破解了农村水利养护的资金筹措难题，并衍生出“林路结合”、“林滩结合”、“林湾结合”等多种模式，进一步创新了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与管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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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关键是要创新体制机制，否则就容易变成一句口头上的空话。从万全镇的实践来看，其经验在于上级党委和政府既注重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雪中送炭”，更注重在农村内部挖掘潜力，激活农民主体的内生动力，调动在家人员和外出劳力等各种力量广泛参与；在于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广泛征求并听取群众的意见，使万全农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尊重、得以体现；在于善于动员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的日常维护，努力给予农民发挥作用的空间。此外，万全镇政府采取的先建后补措施，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府投资效益，又充分调动了群众自筹资金的积极性，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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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新农村建设必须依靠主导产业作支撑。新农村建设要想从根本上“新”起来，最基础的东西还是得有产业作支撑。以产业为基础，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大市场，这些龙头企业能够带领农民走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路子，并且使农民降低自然灾害、技术、市场等风险，让他们能够全力以赴搞好生产，有利于农民增收致富。我们参观学习的几个洪湖市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无一例外地都有主导产业作支撑。如万全镇打好“特色牌”，工业以制造业为主导，汽配、建材、化工和农副产品加工业齐头并进，农业走上了产业化、规模化经营道路；曹市镇大打“园区牌”，在工业园区培育一批明星企业。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农业发展必须走产业化道路，这些已近乎“常识”的理念在洪湖市新农村建设中正如火如荼地实践着，它告诉我们：光有漂亮的村容村貌还只是新农村建设的表面之“新”、肤浅之“新”，如何帮助农民建立有利于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力量，才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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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参考了中共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余爱民同志的调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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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2 19:58:00(0) <![CDATA[浅论夏济安的文学批评]]> mochengtang 2009-8-20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8602221&idWriter=0&Key=0 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340781&ex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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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这一学术谱系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华裔学者提升的。近年来,他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逐渐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和强烈响应。[1]这些研究成果以开放的视野、新鲜的角度和扎实的功底给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吹来了一股新风,让国内同行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研究境界，为文学史叙述观念和方式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推力。国内已经开始有相当数量的博士、硕士论文以他们为研究对象。[2]
但令人遗憾的是，对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另一位文学批评家、已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3]的重视则相对不够，缺少专论。根据笔者检索，目前还没有几篇专论夏济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贡献的论文，更遑论专著了。[4]在西方汉学界，夏济安与其胞弟夏志清教授被公认为研治中国文学批评的大师，他们开创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被称为“夏氏兄弟范式”；夏济安对推动台湾文学的发展居功甚伟，直接培养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陈若曦等台湾现代文学运动的中坚;他与几位朋友创办的《文学杂志》对文学摆脱政治化、庸俗化的道路起了引导作用，也推动了台湾文学素质的提高，提升了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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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显著的现象是诸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等引领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潮流的学术著作相继在内地有中译本出版，并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编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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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据笔者检索，已经有4篇学位论文以“夏志清”为选题进行专论，分别是陈玉珊《论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度博士论文）、徐敏《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度博士论文）、张德强《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建构方式、文学史观和批评标准》（吉林大学2006年度硕士论文）、刘方《论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已经有3篇学位论文以“李欧梵”为选题进行专论，分别是盛中华《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度硕士论文）、张静娴《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苏州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徐志强《论李欧梵的上海现代性研究》（郑州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关于“王德威”，则有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的长文《文学谱系·意识形态·文本解读——王德威的学术路向》和北大中文系博士生林分份《王德威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进行专题解读。至于与他们相关的研究或报道，则更是在各学报和媒体上连篇累牍，充分说明他们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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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济安（1916-1965），江苏吴县人。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毕业。曾任教于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外语系。1950年从香港赴台北，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先后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55年春，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进修一学期。翌年在台北创办《文学杂志》月刊，历时四年，对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极具影响力。1959年再度赴美，先后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任教并从事研究，不幸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夏济安对英美文学有精湛的研究，是国际公认的研究中国新文学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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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题论文仅见林慧美《略论夏济安5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载《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仅见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载《当代作家评论》 2007年第2期）、许俊雅《回首话当年——论夏济安与<文学杂志>》（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6期和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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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地位。[1]对他如此冷清的研究现状，是与这位杰出学者的学术地位不相符的。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从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角度发表管见。
盖因夏济安先生英年早逝（年仅49岁），他的博学与洞见还没有充分贡献给学界，致使存世著作不多。中文学术著作仅有《夏济安选集》一种，系其身后由台北志文出版社1971年出版，大陆则至2001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英文学术著作有《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黑暗的闸门：“左翼”文学运动研究）》（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另编译《美国散文选》上册（香港今日世界社1958年初版）、《现代英文选评注》（台湾商务1960年初版）和逝世后由弟弟夏志清先生整理校注的《夏济安日记》（台湾言心出版社1975年初版，大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初版）。可以说，中文作品数量的有限直接限制了夏济安先生对国内读者的影响力，但即便是从《夏济安选集》所收的寥寥数篇论文来看，夏氏的文学审美眼光和批评水准已足以傲视同行，显示出其融贯中西的学识和宽广深邃的批评视野。
笔者通过通读《夏济安选集》里的文章，认为夏氏的文学批评[2]既深得西方“新批评”理论的精髓，注重精微的作品内析，又注重作品的整体把握，融合了传记（作者生平经历）、历史（社会背景）和批评,形成了一种超越“新批评”的“文化批评”（ Cultural criticism）。
夏济安的文学趣味是“纯文学”的。夏济安的文学价值理念十分清晰，他主要以“纯文学”为理论基础，致力于“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夏志清语）。在他看来，独立于政治、独立于历史承担的“纯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何谓“纯文学”的标准？简言之，即坚持文学本身的评判标准（看语言是否精炼、技巧是否娴熟、意向是否丰富、结构是否巧妙、观察是否深刻等），而不要以思想意义、政治目的等一切非文学的外在标准来衡量。对此，二十世纪英诗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兼批评家T·S·艾略特作过很精辟的说明，他先是说：“文艺作品的伟大,是不能单凭文艺本身的标准来判断的”，但接着话锋一转，他又特别指出：“不过我们必须记得：一部作品是否够得上称为文学，只有凭文艺的标准才可决定”[3]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对文学作品来说，重要的不是它说什么，而是怎样说，真理的多少并不能决定作品价值的多少，思想的伟大也不意味着作品的伟大，否则文学与科学或哲学便没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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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济安逝世后，台大外文系的学生撰写过多篇回忆和纪念文章，具体请参见《永久的怀念》（夏济安先生纪念集编印委员会编，台湾文学研究集刊30辑，1967年）中所收其学生刘绍铭、庄信正、王敬义等的文章。此外，如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多次称“夏济安老师是我的一个相当大的文学导师”，在《蓦然回首》中写道：“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恐怕我的写作生涯要多许多波折，因为那时我对夏先生十分敬仰，而且自己又毫无信心，他的话，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一褒一贬，天壤之别。夏先生却抬起头对我笑道：‘你的文字很老辣，这篇小说，我们要用，登到《文学杂志》上去。’那便是《金大奶奶》，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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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要界定的是，文学批评并不等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只是文学研究中较活跃、较普遍的一种。文学研究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文学批评是一种在鉴赏的基础上，以文学理论为指导，对文学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和评价的文学阐释，它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有了这个区分之后，我们认为，夏济安的文学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学批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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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据夏济安先生的转述引用，见夏济安《两首坏诗》，《夏济安选集》第8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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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审美性”文学标准来重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上的一些所谓“名家”座次需要重排（这项工作由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完成）。这是与很长时期内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固有范式相悖的。众所周知。大陆的文学史写作有一个基本套路，就是在每一章的开头都用较长的篇幅概述社会历史背景，从经济等社会存在寻找根源，然后从这一思想方法出发，对于现代作家作品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按“鲁郭茅巴老曹”等排定座次。因此之故，许多政治宣传或说教意味浓厚的作品只因为迎合了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需要而名噪一时，随着时过境迁早已丧失了生命力，却依然享有“名著”的大名，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周立波《暴风骤雨》，等等即是；即如同一作家的作品，巴金的《家》、《春》、《秋》因其“反封建”的思想主题而名声远远响于作者真正艺术成就较高的另一长篇小说《寒夜》，同样，茅盾的《子夜》远比他读起来更有趣味的小说《虹》有名。
夏济安评判文学的标准是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反对文学由于服从（拿文学来做宣传和改造社会的工具）导致的简单化，模式化，理想化。针对那些宣传意味浓厚的作品，他说：“从反对旧社会的立场而写的小说，五四运动以来，已经出产了不知多少部，这些书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文学价值恐怕不如他们的历史价值。它们主要的缺点是它们的不够真实。热情地要求社会改革的小说家，难免要把它们的作品化为宣传：铲除旧的，迎接新的。他们所描写的旧社会的确是‘集众恶之大成 ’，但旧社会是否恶到这个程度，它究竟对于形成中国人的性格、想象、生活态度，以及生活方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热情的小说家是忽略不顾的”。[1]正是这样一种天真的诚挚和热情来写作，致使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们看人看事不再按照生活中的真实经验，急于充当新社会的代言人，“主义”遮蔽了他们看人看事的深度，热衷于创造一些贴着“英雄”和“坏蛋”标签的人物，自然逃不脱对人对事的粗浅认识。他接着说：“有宣传作用的小说，总得先定一个很明显的善恶标准。……一本小说里面，加入善恶分明，黑白判然，这本小说不可能是一本好小说。小说家所发生兴趣的东西，该是善恶朦胧的边界。”[2]这在在是经验之论。针对那些思想说教强烈的作品，他说：“小说家究竟不是思想家。他的可贵之处，不一定是揭示什么新思想，也不一定是重新标榜某种旧思想，他所要表现的是：人在两种或多种人生理想面前，不能取得协调的苦闷，直截了当地把真理提出来，总不如把追求真理的艰苦挣扎的过程写下来那样有意思和易于动人。小说家不怕思想矛盾、态度模棱。矛盾和模棱正是使小说内容丰富的重要因素。问题是，小说家有没有深切地感觉到因这种矛盾和模棱而引起的悲哀。”[3]
针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浪漫热情的文风，他说：“五四运动以后，中文的辞藻，染上闹剧式的夸张色彩，语意上总是趋于极端。”[4]在《文学杂志》创刊词中，夏济安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虽然身出动乱时代，但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 ’，我们所提倡的是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我们反对煽动文学：宣传作品固然可能有好文学，然文学可不尽是宣传，文学有他千古不灭的价值在”。[5]他反对“文以载道”，提倡文学要刻画人性、表现人生，他说：“我们相信文艺作品终究的目标，还是研究人性。而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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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旧文化与新小说》，载《夏济安选集》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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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上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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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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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载《夏济安选集》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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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致读者(之一)》，载《夏济安选集》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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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处存在的，只要作者能够体会。对于人性深刻之了解，大约是名著之所以称为不朽的主要原因吧。”[1]文学既然要“载道”，那么坚持艺术的标准就不遑顾及了。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让中国作家眼光狭隘，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水准难与世界媲美的根本原因。诚如学者所论：“这种急欲改造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也不一定会对探讨人类心灵问题感到兴趣的”。[2]夏济安的文学批评是“细腻”的。夏济安先生的文学批评既有别于传统学者“印象式”的评点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社会—历史性批评”的套路，也不机械地套用欧美“新批评”派[3]的“文本细读”[4]法。这里，笔者将以《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为例，来说明夏济安是如何最具体地深入文学作品本身，校练宗旨，详析技巧，同时又在在与作者、读者同鸣共感，深入参与到主体对象以内。他的文学批评富有“细腻”之感，正如陈世骧教授所说：“他的指摘、辨析，无处不是精细的实例，平心对比衡量而求具体该益或发明，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5]
我们知道，“印象式”的文学批评往往十分空洞，主要是经验、感悟式的东西，而不是根据文学理论原则来认真分析和探讨某个问题，往往缺乏深厚的学术基础。“社会—历史性批评”曾经是大陆文学史观的主要方法，由于过分强调“知人论世”的重要性，评论作品将精力放在作者的身世和历史背景的考察上，致使文学评论几乎成了历史传记的代名词，用这种方法分析的文学作品往往缺乏“分析”，更像“描述”，基本上走的是“作家生平+社会背景+内容概述+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套路，既缺乏对作品本身的“细读”，又千篇一律，沉闷得难于卒读。
笔者以为，《评彭歌的<落月>兼论现代小说》是最早以“文本细读”方法解剖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6]，也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堪称经典型范文。《落月》是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彭歌[7]在1950年代撰写的一部表现战时一位女伶生活[8]的长篇小说，夏济安先生以一万多字的篇幅，援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对彭歌的这部小说做出极其细致深刻的评论，其重点或许并不在评《落月》，反而是以此为例，以“论现代小说”为名，为年轻的写作者指引了符合“现代”美感的基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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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致读者(之二)》，载《夏济安选集》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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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志清《文学革命》，收于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版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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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批评”派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文学批评领域兴起的一个重要学派，代表人物如韦勒克、兰色姆、布鲁克斯、屈林等人，提供了一套从诗歌到小说的“文本细读”方法和理论，扭转了以往文学批评过于关注非文学的、非批评的研究路数或流于印象式的评点。当代治中国小说批评最有成就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即受教于“耶鲁新批评阵营”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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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本细读”是“新批评”派[4]的一个基本学术术语，意指对“文本”本身的精细分析能力。“新批评”学派不满于文学研究的“传记”做法——只重作家而不重文本，提倡回归文学的内部研究（如分析文学作品的意像、隐喻、象征、神话、结构、模式等），而不要以探究写作的背景、作家的生平来代替对作品本身的鉴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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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陈世骧《夏济安选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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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初次发表于1956年10月台北《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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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彭歌，河北宛平人。原名姚朋，1926年1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赴台。获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硕士和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学位。曾任《台湾新生报》副社长兼总编，《中央日报》总主笔、副社长、社长，“中华民国”笔会会长，《香港时报》董事长，并曾任教於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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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部小说内地难觅，笔者无法读到，只能据夏济安的叙述推测。

作要领和琢磨求精的写作方向。据说，该文一出，彭歌亲自致函夏济安，表示：“自今而后数年间，《落月》或将月落无痕，然以弟意度之，大作则为必传之文”。[1]
文中，夏先生把自己当作创作者，同感地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分析指摘创作之得失。《落月》一书由照相册作为主要故事开端，倒叙主角余心梅的种种遭遇；夹人物内心活动亦夹故事情节拼贴地开展其故事，让读者在余心梅的人生里时空交错。针对彭歌这样写女主人公余心梅的回忆、思想、情感等心理活动——“（故事的开始）平静地拭去了脸上的泪痕，她大开了照相册的第一页……（故事的结束）她翻到了照片本子的最后一页”，夏济安一方面肯定了作者使用意识流、拼贴等现代主义技巧，并以“落月”意象来概括余心梅的一生的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又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指出作者在此处犯下的毛病，即：“他（指作者彭歌）常常忘记他是在描写一个女人的心理活动，他常常自己从照相册子力钻了出来，向读说着说那。有时候，他根本把照相册子丢开，打开话匣子来替我们说故事了”。[2]这样的批评真正深入到作者的创作世界，切切地替作者建言。又如余心梅打开相册后，彭歌是这样写的：“人生总是从童年时代开头的……”，针对这种叙述法，夏先生批评道：“这（个写法）叫我很失望，这种话何必说呢？（按：意为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接着替作者彭歌这样构思：“假如她一翻开来是她父亲的相片，从相片上的面容回想她模模糊糊能记得的父亲生前的容貌和表情，再想到这张相片在父亲死后灵台上供过，在北平老宅卧室的墙上挂过，她到重庆去还带在身边，到了台北之类的的地方贴在照相册的第一页。这样，我认为较合适。这样写法，比现在的叙述法当然困难一点，但父亲的性格、家庭困苦的情形，仍旧穿插得进。这张照片在不同的地方挂过贴过，每个地方的情形等等，小说家都可以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这样的描写便可以更为生动。”再如彭歌写余心梅进戏园时“手里还捏着一包糖炒栗子，一串冰糖葫芦”，夏先生评论到：“我替彭歌先生喝彩，这种细末小节，正是小说家应该注意的。这非但点明了‘地’ （大约只有在北平才称冰糖葫芦）和‘ 时’（糖炒栗子不是四季都有），而且‘ 捏’字也用的好，确像小孩子看戏的情形”。接着他批评彭歌下一段的写法，说“这不是余心梅这个小女孩子在看戏，而是作者在‘评述 ’余心梅在看戏。……小说家碰到这种强烈感觉经验的场合，最好避免抽象的字眼，避免概括的字眼。”这种深入创作内部、替作者建言的文学批评，是那些“隔鞋瘙痒”式评论难于企及的吧。不仅如此，夏先生还以《落月》的创作为标本，非常细腻地向读者传授了很多文学理论。如“我所谓‘诗的技巧’，并不是说小说里应多穿插几段‘ 微微的风偷吻着树梢，蔚蓝的天空挂一钩新月’、‘ 陷入悲哀的泥沼，贴近痛苦的深渊’之类‘诗意 ’的描写。哪类‘诗意 ’的描写，我们的小说家已经出产得很多了，这不是好诗，也不是好散文。……诗的技巧，应该和讲故事的技巧大不相同，故事应该讲得明白，诗不妨含蓄。”[3]
“（小说家）尽量避免抽象的字眼，夺奖具体的东西。抽象的字眼，如‘爱’‘恨’‘空虚 ’ ‘人生’等，本来也许都是代表明确的概念的，但是这些字都给用滥了，读者碰到这种字，内心起不了‘共鸣’，常常只觉得是一对模模糊糊的字眼，象征主义诗人要力矫此弊，就多用具体事物的名字”。[4]这类评论在该文中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参看，此处不再赘举。
以上，我们指出了夏济安文学批评的一些特质。夏济安的文学价值理论，由他的胞弟夏志清教授在其拓荒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5]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可以说颠覆了大陆传统的文学史观。他的学生辈李欧梵、王德威继承了“夏氏兄弟”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并结出硕果。现在，在内地学术空气越来越自由的环境下，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逐步摆脱“左”的禁锢，开始寻回文学真谛的鉴别力，这才是评论现代文学作品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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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载《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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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济安选集》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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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上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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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上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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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英文版本很多，本文所用为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中译本。
]]> 2009-8-20 10:31:00(0) <![CDATA[短评两则]]> mochengtang 2009-7-23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8206038&idWriter=0&Key=0 有血有肉的“顺溜”
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是近年来又一部难得的、很好看的“主旋律”战争片，赢得了观众的普遍赞誉。一般说来，国产的“主旋律”战争片要赢得收视率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那种人物“脸谱化”、说教宣传气息浓的弊端长期充斥在国产“主旋律”影视剧中。久而久之，倒了观众的胃口。
　　但我们看到，从《亮剑》开始，近年来的主旋律国产战争片有了极大地突破，艺术水准有了很大提高。我看原因有三：首先是“草根式”英雄人物。“草根”英雄也迎合了近年来的社会娱乐思潮，这类人物的主要特点是人物鲜活，个性鲜明，很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不再是过去影评中经常看到的“高大全”式英雄人物。像李云龙、顺溜，就是这样的人物，身上毛病不少，但观众又能够接受，他们的形象无形中拉近了英雄与观众的距离，也无形中满足了观众的角色“代入感”。二是注重细节刻画。艺术的感染力在于细节的刻画力度。纵观这些成功的国产战争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呈现给观众的既不是我们印象中教科书上那种“熟悉”的革命叙事，也不是“敌军飞机大炮、我军冲锋吹号”式的宏观而抽象的战争场面，而是“以小见大”，通过截取许多生活细节的横断面，细腻而真切地凸显了主人公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性格特点。这样，就远离了说教宣传意味，让观众自己真切感受到了革命的艰难历程。三是娱乐色彩较浓。电视剧的本质是娱乐大众，在当今时代，没有娱乐精神的电视剧是很难抓住观众的。主旋律电视剧由于背负着说教宣传的使命和框架束缚，往往娱乐性很差，看得观众很反感。所以，把娱乐精神贯穿到电视剧中，是影视占据收视率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如何不过度娱乐化，变成媚俗和低俗，又是一个需要把握分寸的地方。
草于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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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二江“著书减刑”错在监狱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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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已在监狱改造多年的张二江再次成为公众热门话题。
原来，由于张在狱中著书立说，两次获得立功减刑。据媒体报道，张在服刑期间，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先后撰写《<风>类诗新解》、《白话兵经——孙子兵法译注》、《白话兵经——尚书译注》、《<雅颂>类诗新解》四本书，已分别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如何看待张二江的狱中著书及因其减刑现象？网上有很多议论，但其中很多评论混淆了主体。笔者以为，张通过狱中著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他没有错，而监狱管理局将此个人喜好与减刑挂钩，实为不妥。
相比于大多数罪犯的狱中生活方式，张二江利用自己的才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属于他个人的爱好。抛开其罪犯身份不论，显示出其作为武汉大学历史系82届毕业生的素养和基础，说明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即使改行从事他业也有坚持自己爱好的趣味（张酷爱书法、研究学问）。对此，公众没有理由指责，这是他的私权利。
但是，监狱管理局因此而两次为张减刑，实在是一种混淆公私的做法。根据刑法对立功减刑的规定，一是有重大的发明创造或科研成果，二是有其他立功表现。张二江著书立说是重大发明创造或科研成果吗？这还需要权威机构和人士鉴定才能下结论。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如此先例一开，后面的贪官效仿者绝对少不了，很多贪官将会走此捷径。
因此，对于类似张的这种个人行为，值得鼓励和称许，但不要与减刑挂钩，否则个人娱乐就变成功利性很强的行为了。
草于6月19日
]]> 2009-7-23 9:50:00(0) <![CDATA[我的藏书书目【续五】]]> mochengtang 2009-4-2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6951212&idWriter=0&Key=0 707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日】池田温著 龚泽铣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7
708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日】宫崎市定 著 韩昇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8
709 秦汉史论丛 【台】廖伯源 著 秦汉史 中华书局2008
710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吴刚主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三秦2006
711 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 【台】陶晋生著 宋元史 台湾商务1999
712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1978
713 美术与考古（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颜娟英主编 艺术史 大百科全书2005
714 唐代军费问题研究 贾志刚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国社科2006
715 宋辽关系史研究 【台】陶晋生 著 宋元史 中华书局2008
716 吴简研究（第1辑） 吴简研究会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崇文书局2006
717 英美十六家 【台】吴鲁芹著 文学批评 上海书店2008
718 鸡尾酒会及其他 【台】吴鲁芹著 散文 上海书店2008
719 瞎三话四集 【台】吴鲁芹著 散文 上海书店2008
720 唐大诏令集 【五代】宋敏求 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8
721 汉魏两晋南北朝墓志汇编 赵超 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天津古籍2008
722 师友•文章 【台】吴鲁芹著 散文 上海书店2008
723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全3册） 【唐】林宝 撰 郁贤皓 陶敏 校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8
724 桂苑笔耕集校注 【新罗】崔致远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5
725 汉官六种 【清】孙星衍辑 秦汉史 中华书局2008
726 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 【日】佐竹靖彦 主编 上古史 中华书局2008
727 日本中国史年刊（2006年度） 【日】谷川道雄 主编 历史学 上海古籍2008
728 半生缘 张爱玲 著 文学 皇冠（香港）1994
729 唐代基层文官 【台】赖瑞和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8
730 传奇 张爱玲 著 文学 人民文学1986
731 沈从文小说选集 沈从文 著 文学 人民文学1982
732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4） 武汉大学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 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暨敦煌吐鲁番学 武汉大学2008
733 宋朝兵制初探 王增瑜 著 宋元史 中华书局1983
734 台湾学者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选 毛其庆 编选 文学批评 人民文学1986
735 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罗新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北大2009
736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 阎步克 著 秦汉史 三联2009
737 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 项楚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2006
738 唐研究（14卷） 荣新江 主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北大2008

739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美】韩森 著 鲁西奇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江苏人民2008
740 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台湾香港论著选辑） 宁宗一 鲁德才 编 文学批评 南开大学1984
741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 【美】韩南 著 王秋桂等译 文学批评 北大2008
742 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编 敦煌吐鲁番学 汉语大词典1991
743 秧歌 张爱玲 著 文学 皇冠（台湾）1995

]]> 2009-4-2 16:51:00(0) <![CDATA[揭秘“钱场现象”]]> mochengtang 2009-3-19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6802289&idWriter=0&Key=0 ——京山县钱场镇村级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
◆《学习月刊》2009年第3期
按：这是我到地方政研室工作后写的调研文章。我想避免调研政府“材料”式的语言和写法，太枯燥与无聊了，机械的三段式：当地概况+原因分析+对策建议。既没有可读性，感觉千篇一律，特别是对策建议部分基本上是不调研就可以想出来的几点空洞的东西。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写随感式的呢？其好处是不用面面俱到，只挑对自己有触动的东西来写。所以写成这样一个东西。稿子得到我单位一位副主任的充实，先后在县市两级内参以单位名义发表过。现在把她稍作改写，与副主任联名在《学习月刊》最新一期发表，请批评指正。

钱场，曾经是湖北落后乡镇中的普通一员，但现在已是京山的“明星镇”。钱场何以脱颖而出并形成“钱场现象”的呢？带着这一问题，我们对其进行了调研，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
一、能人带动是起飞的原点

　　在探究一个后发性地区成功转型的原因时，寻求导致其出现转机的原点无疑是最重要的。钱场原本是一个人多、地少、土地贫，老百姓单靠“土里刨食”过日子的乡镇，能在众多的乡镇中脱颖而出，原点就是能人致富的带动效应。换句话说，充分发挥能人的作用、依靠能人带领千家万户逐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是钱场村级经济得已冲破束缚、摆脱窘境、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
　　钱场村级经济发展最先的突破口是蛋鸡养殖产业，白马村农民潘小羊是最早的发起者、实践者和带头人。其实，钱场人早就有笼养蛋鸡的习惯，但蛋鸡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产业，导致很多农民有心无胆，以前都是自家院舍小打小闹，根本就不能形成气候，直到潘小羊的出现，这种局面才得到根本性改变。潘小羊从事蛋鸡养殖产业的经历，源自一个偶然机会。1989年的一天，当时还是青年农民的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则养鸡致富的科技信息，于是产生了何不养鸡试试看的念头？说干就干，他跑汉口、上荆州，购回良种蛋鸡，几经周折，功夫没有白费，养殖探索当年便获得成功。潘小羊富起来后,在镇党委的积极扶持和培养下，被发展成党员。他加入党组织后，积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自身发展壮大了，还主动帮扶周围乡邻30多家开展养殖，无偿提供技术，赊销饲料、种苗等，从此带动了一方百姓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在钱场，靠发展蛋鸡养殖产业致富的能人还有很多，如白马村党总支书记潘栋梁，他敏锐把握时机，不惜卖掉自己的住房和精养鱼池，率先在白马养殖小区建起标准化鸡场；支委潘立新投资30万元在茶场示范区建起养殖规模2万只的鸡场。在这些能人的影响下，涌现出了邵言红、潘凤霞等一批身先士卒闯市场的能人，给周围村民作出了示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老百姓最信的就是身边的典型。农户们从潘小羊等能人的成功中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竞相追随和模仿。

　　找到这一突破口之后，钱场镇党委因势利导，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扶持。一方面，对潘小羊、潘立新等典型进行“解剖”，让他们现身说法，消除农民思想顾虑，并将这些典型户的养殖心得整理成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并不失时机召开现场会、讨论会，让农民感同身受，一些跃跃欲试的种田人纷纷走进养殖小区。同时，采取将金融部门扶农贷款向小区倾斜等政策性措施，“刺激”农民进区兴业。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有利于“能人”脱颖而出的机制。其中，他们的“双培”、“双带”作法特别值得推介。

 “双培”是努力把能人培养成党员和把支部书记培养成能人。潘小羊发展蛋鸡养殖业成功后，镇党委一班人通过积极培养，把他发展成党员，有效地带动了周围群众致富。桥河村支部书记邵言红上任前只是经营着十多亩农田的普通种植户，他担任支部书记后，多方求教，苦心经营，再加上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目前邵言红已拥有10000只的养鸡场、500头的养猪场，办起了碎石厂，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

 “双带”是大力实施党员带头富和带领富。着力把党员培养成“三户”（科技示范户、党员中心户、新农村建设示范户），要求有致富能力的党员每人包一至两户困难户，促其脱贫致富。据统计，全镇有“双带”能力的党员380户，带领1250户农户从事各类产业，2007年已帮助其中900多户脱贫致富。笼养蛋鸡产业已是全镇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其收入已占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

　　钱场镇鲜活的事例告诉我们，必须注重发现、培养和使用经济能人，让能人治村。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的矛盾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破解这一矛盾，需要发挥能人的带头作用，运用市场手段把农户的小生产有效地组织起来，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正是看到了“能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钱场镇党委坚持“把经济能人培养成村支书、把村支书培养成经济能人”作为加强基层党建的一项重要抓手，先后在外出创业人员和养殖大户中发展了多名党员。据调查，全镇104名村干部中，能人“村官”占近90%。实践证明，能人治村，凸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种成功模式，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
　二、观念突破是跨越的关键　

　　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摆脱小农意识的束缚，顺应时代潮流，树立全新的市场经济意识，村级经济发展才有出路。这里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钱场人头脑里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市场意识。

　　第一个例子是他们对通村公路的理解比一般人都深刻。国家修建高速公路征地有一笔丰厚的补偿，但得到了这笔补偿之后怎么花？钱场人既没有让村干部吞没或盖豪华办公大楼，也没有简单地存银行去吃利息，而是把钱用在了修好通村公路上。更令人欣赏的是，他们对“路”不单纯理解成自然之路，更把它理解成市场之路、资源与市场的对接之路、农民眼光与世界眼光的对接之路。他们认为，花大成本修好通村公路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人畜行走，更重要的目的是要让“路”产生效应，即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实现本地资源的对外开放，从而实现吸引外商到当地来投资开发的目的。该镇徐冲村，原来是个典型的“边缘村”，但随岳、武荆两条高速公路通过该村后，原本“边缘”的村不再边缘，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客商发现该村有值得开发的资源，于是就到该村考察。徐冲村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立马利用那200万元的高速公路征地补偿修好了宽敞油亮的通村公路，解决了交通问题，进而吸引了鹏昌蛋业等企业落户该村，带动了村级经济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有了市场意识，就能随时发现商机、捕捉商机、创造商机，甚至发掘一些原本在人们眼里不算优势的优势。

　　第二个例子是钱场人不封闭不排外，善于借助外力盘活本地资源。“让外商先赚钱，我们后赚钱；外商赚大钱，我们赚小钱；外商赚有形的钱，我们赚无形的钱”，这是钱场镇招商引资的“双赢”理念。钱场镇干部和群众都逐步形成了比较开放活跃的思维，不封闭排它，倡导“双赢共进”的理念和海纳百川、博采众长的发展观与竞争观。正是有了这种开放兼容意识，他们不等、不靠，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区位交通优势和资源优势，善于招商引资、借力攀高，把资源转化为财源。钱场的经济发展，工业抬了大头，而工业的发展，招商引资又抬了大头。比如原本要垮掉的镇办企业就是借招商引资之力盘活的。钱场的镇办企业本有一定基础，但由于多种原因，到2000年时，或停产关闭，或艰难苦撑，政府无法运转。如何盘活这些企业，变包袱为财富？钱场镇党委一班人认识到：走老路政府办企业，不仅条件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即使暂时能够盘活，但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只有深化改革，对外招商，借助外力才能够使这些存量资产焕发生机，永葆活力。于是，他们顶着不怕客商讨好、不怕社会流言蜚语、不怕企业改制引发麻烦等巨大压力，原钱场磷肥厂等8家镇办企业全部通过招商变为私营企业。这些企业通过体制、机制转换，引进人才、引进技术、引进资金，个个迸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全镇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
　　在发展思路上，钱场立足市场意识，突破了传统的“一二三”产业结构的思维方式，大力减少一产业比重，增大二三产业份量。他们瞄准市场，不断拓宽发展领域，促进产业转型，特别是坚持用工业理念来谋划农业和农村发展，取得显著进步。当沿着汉宜公路前行时，可以看到道路两边厂房鳞次栉比，村办企业充满勃勃生机。我们强烈感受到钱场正在经历着一场与以往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有着本质区别的“村村办企业、农民变工人”的转变。“村村办企业”，按照钱场镇提供的数据，就是平均每个村都有一到两个村办企业，村里自己能办最好，不能办则招商引资，而且按照发展规划，汉宜公路沿线的储备土地将全部拿出来办企业。所谓“农民变工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随着大量村办企业的蓬勃发展，这里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本地就业，就地转化成了工人，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二是在钱场，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理念的传播和市场意识的深入人心，农民心态也正在逐步向工人、商人心态转变。

　　村办企业并不是村级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那种不顾条件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盲目行为已为实践所弃。但在钱场，大力兴办企业、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的思路是切实可行的。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办企业需要具备三要素，即交通、资源和人才。其中交通是先天优势，具有对地方发展的强烈辐射带动效应；资源可分为原生资源和次生资源；人才则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包括人才成长培养的环境等。综合观之，钱场三者兼具，有着十分良好的发展村办企业的基础。

　　钱场人能够突破狭隘封闭的农民意识，树立开拓开放的市场意识，并非一日之功、一夜之变，而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
　　首先与该地便利开放的区位交通优势有关。钱场处在汉宜公路和京天公路两条省级主干道的交叉口，近年来又有新建的武荆、随岳两条高速公路横穿而过。现代高速公路不仅是交通之路，也是信息化之路，高速公路通过钱场，进一步打破了钱场的封闭保守状态，提供了外界信息与本地资源对接的机遇。钱场人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机遇，解放思想，顺应市场，勇闯市场，走出了一条新路。

　　其次该镇地处大洪山区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两种文化的交汇处，人员流动快（1.5万常驻外地人，在其他乡镇是少有的），容易形成活跃、开放的市场经济文化。

　　第三得益于该地镇、村两级领导班子开放的思维。全镇有近90％的能人村官，而能人一般都有市场经济的头脑，大多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大多具有敢闯、敢干、敢冒风险的精神。钱场果断起用能人担任村支书，为群众树立了勇闯市场的鲜活典型，发挥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
　　第四是招商引资的助推。近些年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强势开展，把各级干部推向了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一方面迫使干部主动下海游泳，另一方面群众亲身感受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在其影响下思想认识也越来越与市场经济接轨，市场意识日益强烈。

三、服务推动是繁荣的保障

　　除了有能人带动，有干部和群众开放的市场意识，村级经济发展还离不开强有力的服务作保障。调查中我们感到，钱场突破了以往简单的行政管制性思维，强化了政府的主导、引导作用和责任感，凸显了服务意识，值得借鉴的至少有三点：

　　一是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办得有声有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俗称农业合作社）已从理论和实践上被证明是一条提升农业规模经营、产业化经营的有效方式，但很多地方就是搞不起来，原因何在？通过调研，我们感到与钱场政府的职能定位很有关系。目前，钱场已经形成了养鸡、西瓜、水稻、水产、生猪、粮食等8个协会，政府对这些顺时应势形成的协会并不直接干预，而是引导、扶持，行业自主管理、自我发展。更为关键的是，该镇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挥作用不在生产经营领域，而在流通服务领域，把重心落在技术培训、信息收集、组建产销网络等方面，解决了农户的实际困难。他们认识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应以在流通服务领域的合作为主，政府重点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而不具体干预产业发展。

　　二是积极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该镇的发展思路和发展规划中贯穿着较强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意识，这是难能可贵的。践行循环经济与生态经济的科学发展理念需要有动力机制来保障，否则很可能成一句口头上的空话。钱场镇党委、政府落实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理念的动力机制就是拓展产业链，收到一举两得之效。如蛋鸡产业发展上规模后，鸡粪污染成为一大难题，蛋鸡的分割加工和专业市场建设也成为现实需求。如何解决这一难题，能否变废为宝？钱场积极主动地与相关科研院校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合作关系，先后引进了以鸡粪为原料生产有机肥的湖北地利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天泽生物有机肥公司，既可彻底解决鸡粪污染的后顾之忧，又可增加蛋鸡养殖产业的可持续效益。

 三是对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能够兼顾国家大政方针和本地实际，既坚持原则又有些变通，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们把干部考核的重点放在服务于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把服务项目纳入干部考核机制，对招商引资项目实行镇党政班子成员包联制和全程代理服务制，帮助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客商需求。为了避免包联制度搞成业主反感、起适得其反的效果，钱场镇党委制定了较严密的制度，把业主投诉与包联人工资挂钩，把不能对业主吃卡拿要作为一项纪律来执行。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转变服务观念，创新服务模式，钱场镇党委、政府出台了“五个一”项目服务模式，即一个投资项目，一名领导包联，一套班子运作，一笔经费支出，一个方案长抓到底，对客商所需办理的一切项目手续均由专班负责完成，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及时协调，专人督办，以最大限度满足客商需求。为了提高村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制订了对村支部班子成员工作进行党委考核评价和村民分析评议的“双评”制度。在党委考核上，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考核。在定量考核上，年初将镇党委对各支部要求完成的工作细化、量化成100分，年终由分管负责人组织班子对照细则逐一检查打分，并与工作挂钩。在定性考评上，召集村民代表、党员进行座谈，倾听群众呼声，将村党支部班子工作的好坏置于镇党委的监督下。在村民评议上，召开全村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的会议，每名班子成员从工作、作风、廉洁等方面进行述职，由村民进行评议，接受村民监督。“双评”工作的开展，有力地鞭策了村支部班子成员，使他们深深懂得了“村民选我当干部、我当干部要为民”的道理，调动了其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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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苗
]]> 2009-3-19 9:53:00(0) <![CDATA[夏志清《中国小说、美国批评家》一文（1983）]]> mochengtang 2009-1-5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6202520&idWriter=0&Key=0 按：夏先生的文章一如既往，即充满着对文学批评的洞见与新解，也充满着睿智与机巧。一般来说，本论题是很难写出新意的，常识性地复述是此类“大文章”之毛病，此类大题也只有夏氏这样的大手笔方能驾驭。这篇文章原系英文1983年发表，最近才有中文译稿问世，二十多年过去了，像夏先生诸多宏论一样，其高度与深度仍令国内同业汗颜，无法望其项背。
如所周知，夏先生治文学批评，深受其母校耶鲁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当年“新批评”派的大本营——系统而严谨地专业训练，又服膺于《大传统》的作者李维斯（英国剑桥诗学讲座）忠于阅读直觉、恪守“纯文学”标准之严厉“判官”角色，大笔如椽，黑白分明，常发愕愕之言。可以说，夏氏能以处女作《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举成名，奠定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至尊地位，“新批评”功莫大焉。
然而，夏先生并不抱残守缺，对其“武功底数”，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过 “新批评”的机械式分析之缺陷（无论是在《追悼钱锺书先生——兼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七十年代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颜元叔教授的论战之文《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还是在本篇中，夏先生都毫不客气地指摘了新批评对文学批评的负面干扰）。虽然如此，我仍认为新批评派“武功路数”是学习研治文艺批评的入门途径，因为新批评的本质其实是“文本”细读的功夫，而这似乎仍是国内文学批评的短板。夏先生的乃兄、已故的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先生的《评彭歌<落月>兼论现代小说》是用新批评治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一篇典范之作，细致入微，设身处地，似乎也是最成功的一篇。
在本篇中，夏先生继续表示了对美国文学批评同行治中国小说的不妥之处，同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治中国文学的可取之处——这对于我们身受国内文学观教育的人不算什么，但对于夏先生这种教育背景的文学批评家来说真是莫大的勇气。
本文中有一些卓见，摘编如下：
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拿中国人的独特思想和宇宙观来解说一切，那么中国小说的大小弱点，都可一一化为优点了。
以水磨的工夫去看一本书，不一定能培养出真知灼见来。有时一本书看上多遍，自己的批评感性反而变得迟钝了。
即使张竹坡的读法有其可取之处，而不像我上面引的那几句话所代表的迂腐，我们参考他的意见时也得特别小心，以免因震于他的才名而落入他的圈套。
一部小说要引人入胜，得看作者在处理文字和对话上有无独具匠心；在人物的刻画上有无深切的了解；对情节的安排是否别出机杼。就旧小说而言，正因为大部分的作者对道德问题的看法都是随波逐流的，一个作家是否有慧眼，最起码的要求是看他对中国社会或历史的观察，有无露出审慎而理智的关怀，或客观而又带讽喻性的批评。二三流的泛泛之作尽见儒释道三教的陈腔滥调，对善恶之辨人云亦云――缺乏的就是这种特色。
我不会把我作为文学史家与批评家读书的职守和因此而得的乐趣，跟我读到一本形式层次复杂、道德视野独具慧眼的真正一流作品时所感觉到的快乐混为一谈。
以纯小说艺术而论，《海上花》的技巧在许多方面比《红楼梦》尤胜一筹。
《怪现状》就比《儒林外史》更能震人心弦，也是一部更优秀的小说。


中国小说、美国评论家
——有关结构、传统和讽刺小说的联想

夏志清（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著
刘绍铭（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译


本文限于篇幅，不能细及中国传统小说各种类型，因此将集中讨论长篇小说。我在《中国古典小说》 【1】一书中，曾分别分析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六大小说。此文的范围和所引的资料，将延及晚清，覆盖面也因此比我前书广阔些。
 除了我个人的意见外，我也引述一些美国学界中对传统中国小说的形式与结构特别有研究的专家之理论作为参考。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大家对东亚文学的了解，那我在下面将恪遵本分，把我个人不敢苟同于同行的地方直率地说出来，以便大家讨论。因此，这篇讨论怎样以批评的眼光去看中国小说的文章，有两个层次：一是检讨他人意见，二是申发自己心声。这不是一篇选就既定的题目而写的系统性论文。

一

 “新批评”当道以来，一般美国学院派批评家为流风所及，分析一首诗或一本小说时，每细视其结构纹理，咸认为在一贯统一的原则下，结构越复杂，内容越见多彩多姿。晚近十多年来，渊源于欧洲的批评学派，异军迭起。可是新批评道统细水流长，其影响深入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学者中。他们阅读上述那几本古典小说时，亟亟摸寻其复杂之结构，认为非此不足以与西方的经典小说相提并论。自拙作《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以来，我就看过不少专论致力于发掘我书中讨论过的作品的“复杂面”。他们借用了像“神话”（myth）、“寓言”（allegory）、“原型”（archetype）、“象征主义”（symbolism）和“讽喻”（irony）这类的批评来引证一番，志在说明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把形式和内容糅合得天衣无缝的例子。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备受世界各地专家学者重视，而美国也因此成为中国小说研究的重镇。
 可是，我们得马上补充一点：并非所有在美国治中国小说的学者都对小说的结构感到相同的兴趣。马幼垣就是个好例子。他一九七五年发表在《亚洲学报》的论文――《中国的历史小说》【2】，就处处表现出其谨慎与负责的态度。因为他没有对这类作品的艺术价值作任何夸大其词的评价。韩南（Patrick Hanan）钻研传统小说有年，其扛鼎之作是两年前出版的《中国话本小说》【3】 。他也是个好例子。无论他谈的是话本体裁、叙事观点、与唐传奇大异其趣的叙事形式，或是判断话本作者中个别文体、独有的道德标准和世界观――他都流露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可贵的是他对这类型小说的作品与作者鉴定识别之余，鲜见华而不实之论。
 对中国小说评价过誉之言，事实上也往往限于上述那六本经典之作。当然，这六本小说负盛名久矣，为了言之有物而求助于任何经过考验而效果卓著的西方文学批评法则，也是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有西洋文学修养的中国小说专家都晓得，单以叙事的节奏来讲，连《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两本比较晚出的作品，也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区》（Middlemarch）的紧凑调子。为什么中西两传统中的最伟大的小说在叙事格式上出现这么大的歧异？这对受过比较文学训练的中国小说专家是个很大的挑战。
 为了找寻答案，浦安迪（Andrew Plaks）和林顺夫（Lin Shuen-fu）几年前乃问道于《易经》和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他们得到结论是：中国人与欧洲人的心态不同，乃由于中国人长久以来受到周而复始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说所影响【4】 。如此说来，《儒林》和《红楼》在叙事结构上的明显弱点（西方读者即使是看译本也不难察觉出来的弱点），一下子成了中国人心态在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特殊贡献了。如果我们动不动就拿中国人的独特思想和宇宙观来解说一切，那么中国小说的大小弱点，都可一一化为优点了。
 这套理论难以服人，包括Plaks自己。他曾经用过complementary bipolarity（“相辅而行的两极”）和multiple periodicity（“复合的周期性”）这两句术语来论《红楼梦》的结构。可是，在我谈他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书评还没出版前，他好像已有先见之明，不再采用这两个观念来看中国文学了【5】 。跟David T.Roy和另外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一样，Plaks越来越注重传统小说的“读法”——一下子使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这三人的名字时髦起来。他们三位与近代中国批评家最显著的分别是对西方一无所知，因此不曾在立论时“偏爱”西方文学作品。他们的见解难免反映出早年所受的八股文训练和趣味，但我们相信他们对儒释道三教的思想，一样到家。最令美国学者惊异的，无疑是这三人居然不约而同地大谈结构之重要，文字与主题组织应该如何配合得天衣无缝【6】 。正是：“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有大关锁处……。”
 你看，中国不是老早就出现了思路有条有理得像今天结构学派的批评家？可惜他们的意见，一直受到现代中国学者的冷落。偶有例外――就拿金圣叹来说罢――也难逃冷嘲热讽的命运。“读法”风气余波所及，现在有不少年青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游记》的清代刻本，带着寻宝的心情去发掘各种玄虚幽渺的注批。
 如果我们了解到美国大学研究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一种学术精神，就会晓得这些中国小说专家一方面仰赖“读法”的帮助，另方面又不能不依靠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指引――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事。专家读小说，不是光为了自己过瘾。他们死盯着一本书，精读再三，务求他日发表一得之见。通常某某教授正苦读某小说时，就因利乘便开一门专门讨论这小说的课，让学生参与其事，集思广益。在这种情势下，小说中的一枝一叶，必经众人细心剖析，仿佛天下文章细微晦隐者莫过于此。其实，这供人迫视的说部，可能只是“闲书”，作者不过用以娱人自娱，或者写给不好深究的小市民看的。
 由是出现了以下这种怪现象。不论在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像《水浒传》和《西游记》这种小说，通俗得可能成为儿童读物。可是在美国的汉学中心呢，学者正襟危坐，一字一句不敢疏忽，务求探到此二书的玄机，掌握到精妙的结构。面对一本在中国早有经典地位的小说，一般学者读了一次（甚至两次），如果仍看不到此书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往往先怪责自己。这本小说如果不是佳构，何来时誉之隆？于是这位勇于责己的学者乃再接再厉的念下去，经年累月的琢磨，直到最后自己也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大小说为止。问题是：以水磨的工夫去看一本书，不一定能培养出真知灼见来。有时一本书看上多遍，自己的批评感性反而变得迟钝了。艾略特写过不少论伊丽莎白时代二流剧作家的文章，但我不相信他对他们的作品看过两次以上，因为他这系列的短文都是赶时间的书评。可是这些短小精干的论文，不愧名家风范，思想深入独到，对这种诗剧的形式与音律，更时有创见，堪称一流的文学批评。
 经过多年钻研后，洛埃（David Roy）终于在一九七七年发表了一篇短文，对张竹坡推崇备至【7】 。对不知张竹坡是何许人也的读者，此文最大的贡献是Roy在文内抽译了不少“《金瓶梅》读法”的句子。Roy认为张竹坡的意见，“整体来说，是我所知的评论中国小说最有见解的文字。不但对《金瓶梅》如是，对其他小说也如是。这是独一无二的最有深度的‘读法’，在用其他语言写成的论文中也找不到相同的例子。”【8】
上面这段话的文体，其过甚其词处，直追张竹坡。其实，就凭摘录出来的“读法”例子看，不应有人把这些话当真。我们试举一个例子：“谁谓《金瓶梅》内有一无谓之笔墨也哉？”【9】 就我所熟悉的西方文学典范中，大概只有但丁的《神曲》才够得上这美誉。荷马的史诗，也有偶然失手的地方。莎氏的戏剧，时见插科打诨的场面。《金瓶梅》其词其话，采撷前人资料极多，更不用说文字结构上粗心大意之处了，为了使我们相信张竹坡的“读法”确是言之有物，Roy摘译句子时，一定花了不少挑选的苦心。尚未译出来的段落，有不少是对《金瓶梅》人物的名字索隐钩沉的。我们若看了这种“读法”，当知自作聪明的猜臆或牵强附会的联想，都是最不足为法的小说批评。猜测《金瓶梅》作者著书的本意如何如何，不是文艺批评。
 即使张竹坡的读法有其可取之处，而不像我上面引的那几句话所代表的迂腐，我们参考他的意见时也得特别小心，以免因震于他的才名而落入他的圈套。最近Roy有新文章发表，以儒家的眼光来论《金瓶梅》【10】 ，认为此书作者不但艺术胜人一筹，而且在道德上尤足称道，堪称荀子从人。他真的落了张竹坡的圈套了。其实Roy和我一样，涉猎过不少西方经典小说，不像旧时中国书评人那样与外国文化隔绝。正因为这原因，我们今天读中国小说，应该另有一套看法。平心而论，《金瓶梅》既是中国第一本真正的独立长篇小说，张竹坡对此另眼相看，也是不难了解的。可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此公看过的长篇说部不多，甚至连《红楼梦》也没过目。这令我想起英国批评大师F.R.Leavis，因看了早期文评界给菲尔丁小说《汤姆•琼斯》的定论有感而发的话来：“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一来没有什么精彩的小说可以挑选，二来空余时间又多，因此在他们看来此书紧张刺激，令人不忍释卷。这道理不难明白。即使行家司各特和柯勒律治对此小说交口称誉，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批评的标准是相对而论的。他们能拿什么跟《汤姆•琼斯》相比？”【11】 如果我们同意Leavis的说法，认为今天再有人大谈《汤姆•琼斯》的结构怎么完美无比，那是荒谬绝伦的事了。把《金瓶梅》的形式和道德境界捧得天花乱坠的，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 今天大家对传统的“读法”这么热衷，更显得我们对五四以来的小说批评冷落了。英文本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盛誉不减，也无非是舍此外再无同类的参考书了。鲁迅以外研究中国小说学者著作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即使偶然受到青睐，也无非是为了所列的研究资料关系。而研究资料的寿命毕竟有限，一下子又为新的出版物替代了。美国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小说批评文学不大重视，大概是他们认为这类著作水平不高，个人意见太浓，理论架构也嫌单薄。可是我个人倒不这样认为，我从胡适、郑振铎和阿英诸家所学到的东西，远比从“读法”派批评家得来的多 。【12】
 胡适等学者受到冷落，我怀疑是有其他原因。最显著的想是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美国学者大相径庭。五四时代的中国学者（更不用说今天在大陆上的研究工作者了），立论都是从反传统着眼的。在此大前提下，难怪他们对大部分的传统小说都口诛笔伐了。即便是我们肯定了的经典小说，他们称赞之余，还是有许多保留的。治中国小说的西方学者情形就大为不同。他们不但对中国旧传统没有什么恶言，反而觉得处处轻视传统中国社会和思想的五四学者见解肤浅。
 毫无疑问，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外学者竞相研习的对象。饮水思源，我们不应忘记当日首先发难指出旧社会种种弊端的，就是这一批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攻击封建制度下（特别是晚后几个朝代中）种种反人性措施和文化的僵朽。在当时来说，这不啻是划时代的贡献。研究中国小说或治中国史的学者，若是不认识到这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无视于小说作品史籍对下列人等的有关记载：昏君恶宦、枉死的忠臣勇将、勾结土豪劣绅的贪官污吏、屡试不第的失意文人、专横狠毒的丈夫、含羞忍辱的妻妾，还有世代受饥荒暴政所苦的孤立无援的农民。
 大概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最近出版的两本历史性的书很有价值。一是黄仁宇（Ray Huang）写的《万历十五年》，二是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13】 。前者落墨于统治阶级，后者着意于民间苦况。二书都是有关古旧中国社会忠实的报道。相形之下，治小说的学者在这方面落后了。由于他们研究小说务求客观，如果不是谈文体、叙事观点和方法，就是论神话、原型和寓言的涵义，所以他们只看到作品艺术性的一面，其他地方就管不着了。他们一定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才会对社会状况关心，因此觉得在大陆上的学者开口闭口谈“封建社会”或“封建思想”真是思想太简单了。
 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可是我相信我们在美国研究中国小说的人，也应该开始注意文学作品与人生、社会、政治和思想互为因果的齿轮关系了。这种“一炉而冶”的研究方法，其实也不一定伤害到一部文学作品结构的完整。这方法绝对行得通，已故批评大家屈灵（Lionel Trilling）的著作，不早就给我们可援的杰出先例么？小说不但描写人生，更重要的是小说同时也记述人生的各种可能性。譬如说吧，《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困锁深闺的妇女，除了寻求性的满足、抓家政大权、驾驭丈夫和皈依宗教以取心灵慰藉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妇女在现实生活中行动受到诸多限制，爱情得不到满足，求知的倾向受到压抑（无接受基本教育的机会）――这种种现象反映到小说上，也是个窒息的、了无生机的世界。传统中国社会如果不是对妇女诸多压迫，历代的小说家也不会尽这么大的气力把她们营救到虚幻的世界去，让她们享受较多的自由安排自己的命运。从志怪、传奇里的女妖仙姑、侠义小说中身怀绝技的侠女，到才子佳人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中时见的“惊才绝艳”娇娘，都可看出小说家的情怀。这类假托出来的绝世佳人，在《红楼梦》里都变了血肉之躯。只要她们不离开大观园一天，她们尽可漫谈人生各种可能性。一出这园林胜地，又得重入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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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五千多字的目标，乃针对目前美国研究中国小说两种趋势而发。一是好大喜功：处心积虑地要证明中国几本小说不但设想周全，而且寓意和结构复杂。二是厚古薄今：礼视传统“读法”，鄙夷五四学者否定封建思想与价值的言论。我认为批评家看小说，如果只把作品作为一种美学上或文学上的研究对象，无视于文字中所牵涉的各种社会现实，那就有失批评家的职守了。同样地，如果他的见解，因受制于采用的批评模式而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故意把本来组织漫散、思想模糊的一本小说，说得怎样“天衣无缝、首尾相应”等等，这也是不负责的行为。
 我个人对结构的看法与新批评诸子颇一致。那就是说，一本组织有系统的小说胜于杂乱无章的。我跟上述两位美国同业意见相异的地方，不在结构之功能，而是其重要性程度而已。奥斯丁（Jane Austen）的《爱玛》（“Emma”）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情报员》（“The Secret Agent”）在我看来都是组织极其严密的小说，而要我在中国旧小说中找出形式与内容凑合得如此“浑然天成”的例子，我实在找不出来。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中国的大小说也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部头作品，篇幅多出几倍，实在不易“一气呵成。”
 从另一角度讲，组织松懈的长篇小说，我一样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关于这点，巴顺（Jacques Barzun）的话说得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单从形式、结构的连贯性、文字组织的对称得体和作者对多样语调的掌握来做取舍标准，那么比尔博姆（Max Beerbohm）的小说“Zuleika Dobson”应比司汤达（Stendhal）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取得更高的评价。”【14】 可是有识之士就没有采用这种评价标准。除了技术性的考虑外，要决定一本小说的好坏，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一部小说要引人入胜，得看作者在处理文字和对话上有无独具匠心；在人物的刻画上有无深切的了解；对情节的安排是否别出机杼。换句话说，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的作者，得是个独具慧眼的人物。就旧小说而言，正因为大部分的作者对道德问题的看法都是随波逐流的，一个作家是否有慧眼，最起码的要求是看他对中国社会或历史的观察，有无露出审慎而理智的关怀，或客观而又带讽喻性的批评。二三流的泛泛之作尽见儒释道三教的陈腔滥调，对善恶之辨人云亦云――缺乏的就是这种特色。一本“独具慧眼”的小说即使在结构上有瑕疵，也是比一本组织得四平八稳的“庸才”小说耐人寻味，而且也有价值得多。
 最令我高兴的是Plaks在《新识水浒传和十六世纪的小说形式》【15】 一文所披露的新见解与我相同。在我看来，无论以学问的眼光来看也好，以文学批评的观点而论也好，这篇长文要比他论《红楼梦》的专书有分量多了。他的专书几乎完全没有理会曹雪芹所处的时代背景。这篇文章没有犯相同的偏差，他对晚明的思想和文学潮流非常注意。“阴阳五行”的说法已弃而不用了。代之而起的是“讽喻”的理论。Plaks现在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和《西游记》这四本小说的共有特色，是作者苦心经营的讽喻手法。Plaks执意如此，难怪他不承认同一世纪产生的其他长篇说部够得上称为novel的资格了。
 “讽喻”一词，应比“相辅而行的两极”有用，而Plaks用这新理论来探求这四部小说结构上和内容上柳暗花明之境，也是值得一试的。他细心求证，立意让我们看到百回水浒的骨络，处处显出讽喻的痕迹。Plaks用心良苦，而他看书的细微处，远超老派书评人。可是他在此文的新发现，也有不少地方难以服人。譬如说宋江这个人物吧。传统的说法都认定他是个问题人物，作者立心要竖立这个讽喻典型，好使相对之下，正面人物如李逵、鲁智深和武松等更见英雄本色。现在Plaks把这些人物与宋江混为一谈，与“好汉”林冲等人对照，认为他们是被水浒作者否定的“黑道”人物，因为他们性格残暴，多诈与仇视女人。Plaks承认这完全是他个人的看法，中国学者从未作过这类结论。如果讽喻笔法细微到完全不着痕迹，瞒过了所有前人读者，我们不禁要怀疑水浒作者是否真的沿着讽喻的原理去组织这本小说了。我们都知道，金圣叹为了要使他对宋江的讽喻看法更突出，不惜删改书中若干段落。宋江的形象也因此更像小人了。
 Plaks研究上述四大小说的新书尚未出版，因此我们不能单就他论水浒一文而判断他理论之得失。可是看了该文后，我实在有点担心。我们可以猜想到，作为一个严肃而心怀大志的中国小说理论家，他的批评工作不会因发掘到一两本小说的讽喻层次而满足。他一定会一鼓作气的从这个大前提推演下去：明朝的四大小说家【16】 ，突然感染到与福楼拜类似的激情，奋而以讽喻的手法来描写当时的社会。至于他们所用的题材是上古史，或是一个源于唐宋的传奇，或仅是一个家庭生活的横断面，都不会影响这大前提的正确性。
 我们不应忽略的是，福楼拜的出现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十九世纪法国思想、文学和艺术潮流互相影响下培养出来的结果。那四位中国小说家就缺乏这些刺激性的媒介。当时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如李贽（卓吾）对《水浒传》的看法，并不“讽喻”，虽然他对此书极为欣赏，还替其中一个版本写了《忠义水浒传叙》【17】 。Plaks对讽喻理论锲而不舍，也是由于他对小说形式或结构的执著。他觉得，如果这四本小说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一定经得起这种考验。那就是说，如果不是根据讽喻或其他原理撰述出来，最少是经过作者苦心孤诣经营出来的层次复杂的作品。Plaks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众所周知，因此如果我们说他对西方小说有先入为主的偏爱，将是至为滑稽的事。可是我相信他在下意识中一定有这个意念：除非这四部明人小说能通过他深博的辩证，提升为内容统一而结构复杂的作品，他无法肯定《三国》、《水浒》、《金瓶》和《西游》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在作品中能充分表达作者个人视野，而结构上又能符合上面标准的，也只有在十九世纪欧洲伟大的小说中才能找到例子。
 十九世纪的大小说，贵在深厚的人道思想：颂扬光明，反对黑暗，全面攻击庸俗的唯物主义、市侩思想和野蛮的制度【18】 ，维护人生其他崇高的价值。有鉴于此，Plaks的新理论也就有意无意之间的去证实明朝的四大小说家也是人道思想与文明的捍卫者。我个人受的是西方教育，在价值观念上自难免受到西方的影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我对李逵、武松和鲁智深等人杀人取乐的野蛮行为，对女人采取报复行为的虐待狂，口诛笔伐之余，还进而检讨了一下把这些人看成“好汉”的文化背景【19】 。
 Plaks跟我的看法就不同了。他认为百回《水浒传》的作者也是站在维护文化的立场说话的，因为他巧妙地用了讽喻的笔触来描写这类英雄。可惜的是，他所引用的资料，都没法洗脱这些“好汉”的冷血行为。为了要鉴定《水浒传》是一部今天西方读者看来不用皱眉头的世界文学名著，Plaks希望我们同意他的看法。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是个先知先觉的天才，因此书中虽然出现一场场好汉杀“淫妇”的残忍场面，其目的不是让那些铁石心肠的男性沙文主义读者看了开心，而是作者本人“讽喻”的表示他对这种野蛮行为不满。Plaks虽然忘记了，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中，人道主义思想达到了一种“世俗宗教”的地位，还是晚近才有的事。
 Roy把荀子的道德思想看成是《金瓶梅》的精神支柱，用意与Plaks相似。Roy不但要说明此书的严肃性，而且，依我推想，他也是有意无意地要肯定这小说的人文精神面。《金瓶梅》在清代被禁多次，现在Roy要替此“诲淫诲盗”之作平反，好让《金瓶梅》和Plaks所评价过的百回《水浒传》一样，成为肯定文明价值的世界文学经典。Roy在最近一篇论文中表示对我认为《金瓶梅》是“低级文化与平庸见识的产品”的见解不服【20】 。除非我们的“读法”有独得之秘，我们又怎可以否认此书的文学情节不是“低级文化与平庸见识的产品呢”？色情的文字，往往夹杂残忍的成分。插科打诨的场面，俗不可耐。作者卖弄词藻，哗众取宠。外表是我佛慈悲的嘴脸，私下尽是男盗女娼的玩意。这不是低级文化与平庸见识的表现？当然，现在Roy既然把《金瓶梅》的作者与古罗马的玉外纳（Juvenal），或英国的斯威夫特（Swift）相提并论，看成严肃不过的讽喻道德家，那么上述种种低级文化的征象，也不难自圆其说，因此可说成是作者故意的安排，让我们知道他对所处时代的颓废社会现象，多么痛心疾首。
 Plaks和Roy分别写的重估《水浒》和《金瓶梅》价值的文章，西方比较文学的学者看了，一定会特别欣赏。这类学者通常不说中文，内心难免有愧。现在他们得到证据了，不得不承认晚明小说比西方同期作品还要成熟。塞万提斯的皇皇巨著《堂吉诃德》，虽带有浓厚讽喻和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也不过是一本结构松懈的“江湖浪迹”型（Picaresque）的小说而已。现在问题是，我们引导了专门研究西方文学的同业对中国小说产生了不实际的期望，我们是否也同时哄骗了自己和跟随我们念书的研究生？他们对中国的旧小说本来自有一套粗浅的但贵乎诚恳的看法。现在面对已成名的学者博学深思却不足取信的“读法”，难免茫然不知所终，不知如何去“调协”。我们这样哄骗自己，不是也损害到我们自己的行业么？
 由于我是个专门研究中国新旧小说的人，因此自问读的小说比Plaks和Roy两位多。大概我读过的三四流作品还超过他们两位，我对忍受坏小说的能耐也特别大。知性的收获也许不大，报酬也不是没有的：我对中国小说认识的范围扩大了。再说，此后我也晓得把这部小说放在什么地位了。这也是一种乐趣。老实说，哪一天我能够把所有旧小说中稍有点名气的作品看完，将是平生莫大快事。那时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该看的，都看完了。”可是我不会把我作为文学史家与批评家读书的职守和因此而得的乐趣，跟我读到一本形式层次复杂、道德视野独具慧眼的真正一流作品时所感觉到的快乐混为一谈。在中国旧小说的传统中，《水浒传》和《金瓶梅》无疑是两部经典之作。但我绝不会把此二书放在我前面提过的两本西方名著相同的地位：那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米德尔马区》。这两部小说，一开卷就令我废寝忘食，浑然忘我。读《水浒传》和《金瓶梅》呢，我总感觉到有一段距离，因为二书的作者没法令我把全部感情投进他们的小说世界去。
 读旧小说读多了，我们就不必怀疑我们初读得来的印象。换句话说，不必单为怕看不到作者的微言大义或结构隐妙处而担心。就我个人经验来谈，《西游补》是惟一一部细读才能认识到其意义的小说【21】 。《红楼梦》是多读一次就多长一种经验的作品，但此书的震人心弦处，初读也会感觉出来。六大小说中要找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巨著代表，惟《红楼梦》是瞻。专门研究小说的朋友渐已忘记小说本来是消闲之作。以此角度来看，初读《红楼梦》比初读《水浒传》更能引人入胜。已见前书优点，再读《红楼梦》，是为了要“渐入佳境”。《水浒传》最精彩的部分凑合起来，已够一本好小说的分量。认清了这一点，我们也不必因看了其他部分的败笔而生气。更不必花九牛二虎之力去自圆其说，硬认此书由头到尾都是神来之笔。对一般旧小说而言，我们不能奢求其结构完整或道德意念别具一格。斤斤计较这些枝节，就失去了读书的乐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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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提到Plaks那篇长文中，有些意见倒是非常可取的。譬如说他认为那四大小说家刻意经营讽喻的目标，无非是为了要“藉此重新估计若干传统观念与价值”【22】 。这一看法与他在第一本书所持意见，几乎可说背道而驰，因为在该书中他认为曹雪芹是一位维护传统的“寓言小说家”。以此立场看，难怪他把宝玉和黛玉二人的种种痛苦感受，看作是他们“任性、不通世故和对宇宙间的现实无知”的结果【23】 。现在Plaks可认识到，早在明代，中国小说家已觉得有利用讽喻的笔法来“重新估计若干传统观念与价值”的需要了。近代中国批评家中，自然有不少特别强调《西游记》和《金瓶梅》的政治和社会讽刺作用的，正如他们不会忽视《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叛逆立场一样。Plaks比这些近代学者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看穿了明代小说家用的讽喻技巧，原来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文字策略，迫使我们对各英雄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道德规律与政治制度不能不作各种保留。近代中国学者的看法，比较直截了当。他们认为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讽刺小说家（satirist），存心就某些传统社会和政治现象挖苦一下，攻击一番。Plaks虽然没有跟从这种看法，但现在既然他已察觉到明代的中国不是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乌托邦，他的看法也渐渐与中国专家接近了。
 不论他们所用的手法是讽喻也好、讽刺也好、叛逆也好，自晚明以来严肃的小说家都可说是义无反顾地朝着社会和政治批评的方向走。晚清小说如李宝嘉和吴沃尧等人的作品，可谓集此等传统之大成。清朝气数快尽，旧中国所有的弱点一一暴露眼前。这两位小说家寄居上海租界，写作自由得未曾有，可以就他们所见所知的中国社会与政府，尽情暴露一番。
 自吴敬梓到吴沃尧以来的中国讽刺小说纹路，早有专家提及。为了追源溯流寻找更早的例子，我们不妨暂时抛下已奠定了“里程碑”地位的大小说不谈，看看有无其他与我们心态相似的讽刺性或批评性的作家。早在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就发现了清初作家李渔的价值。笠翁见解独到，只可惜他的小说，不是不易买到就是当时还未考证出来，因此他的名气，只限于《闲情偶寄》之类的小品和论戏曲等文章【24】 。对《肉蒲团》和其他短篇小说的评价，也是近年才有的事。除前面提过Hanan那本《中国话本小说》外，何谷理（Robert E.Hegel）前年出版的《十七世纪中国小说》（“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也是个好例子。这两位学者对李渔诙谐趣野的才具和善于模拟前人作品的天分，推崇备至。我个人更同意何谷理的看法，认为李渔的成就还要大，因为他同时也是个态度严肃的讽刺小说家。李渔模仿通俗小说的形式和体裁，目的不在要我们看了过瘾，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便于畅所欲言，就传统价值中百病丛生地方尽情嘲笑一番。李笠翁可能是清初最极端的讽刺小说家。
 自元朝以来，杂剧和小说作者嘲弄和攻击的人物对象，大半都是不会出问题的，诸如贪官污吏、花花公子的衙内、见色起淫心的和尚道士、目不识丁的秀才和招摇撞骗的江湖郎中。但不论作者出言怎么刻薄，基本上他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健全体系是深信不疑的。《金瓶梅》讽刺的人物对象，也没有超过上面提到的几种典型。李渔可不同了。《无声戏》所收的十二个“拟话本”故事，就毫不客气地嘲弄了传统小说所承载的儒家忠孝节义思想。《肉蒲团》更进一步。李渔在此不但肯定了夫妇（或“夫妻”）间的鱼水之欢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他还通过了铁扉道人这个角色，挖苦了理学禁欲的荒诞主张。当然佛家的思想也难逃李渔的鞭挞。李渔对佛家苦行精神和禅宗悟道“正果”的嘲讽，也在孤峰长老和他两个荒诞绝伦的门人的行为中看得出来。《肉蒲团》是无可否认的淫书，但同时也是一本逸趣横生肯定理性生活的小说。
 我在下面将用较多的篇幅来讨论出自《无声戏》集中的一个好故事。
 《男孟母教合三迁》中的两个男人，都有龙阳之癖。尤瑞郎长得面目娟好，自“嫁”与许季芳为妻后，即为了讨丈夫欢心而自去其势。当然，这样子也使自己对女性断了念。不幸的是，尤瑞郎这种自我牺牲反惹得地方上的同性恋人士对她丈夫又妒又恨。有一次许季芳犯了官司，在衙门受尽皮肉之苦后抱恨而亡。丈夫死后，尤瑞郎易名瑞娘，起居衣着一如未亡人，最后还领养许季芳前妻所生一子。为了教育此子成人，瑞娘不惜三迁。这孩儿果不负所望，日后中了进士，而瑞娘也受到节妇的表扬。
 Hanan认为李渔手法，别出心裁，因为他居然能在“同一小说内开了‘男欢女爱’、‘男性婚姻’、‘贞烈寡妇’和‘识见独到的母亲’这类题材的玩笑。”【25】 可是我们别忘了，李渔在这拟话本中，开宗明义就否定男色，因此我们可以说《男孟母教合三迁》也是讽刺同性恋行为的作品。历史上哪有对一个娈童“三贞九烈”如此记载过？
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李渔笔下允许二人确是一对恩爱夫妻。许季芳死后瑞娘自动要替他守寡，因此看来，动机纯正，一如她要效法孟母三迁教子的决定一样。李渔创造了瑞娘这样一个人物，说不定有意影射世上或书中记载的寡妇。她们守节，并非出于对丈夫的真情真意，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耀，或是怕人家非议――比起瑞娘来，她们应羞愧得无地自容了。
 尤瑞郎不只是节妇，还是个孝子。他父亲从小就栽培他做娈童，谁出得起五百两银子就卖给谁。许季芳为了争取瑞娘而倾家荡产，害得他们夫妇日后生活拮据。尤瑞郎对父亲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婚后对许季芳更是百依百顺。夫君给了父亲五百两银子，不但帮助老人家还了债，而且下半辈子也不用愁衣食，这真是大恩大典啊！李渔仅用了五个字来形容瑞娘父亲尤待环看到花白白银子时所感到的快乐：“有子万事足”。我读书多年，却从未看过一句中国成语用得这么讽刺，这么一针见血的。
 李渔以后，要等到晚清小说的出现才能找到堪与此比拟的讽世之作了。不错，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感到痛心疾首，因此对漏夜赶科场的员生和各式各样在学问上或道德上装模作样的人物，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可是他从没有怀疑过儒家的道德理想。他看淡功名利禄，立意归隐泉林，这本身就是一种儒家称道的理想。四十八回有《烈妇殉夫》一节，记一新寡女子活活绝食而死。虽然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吴敬梓怀疑“守节”观念的证据，我个人却认为这仅代表作者悲天悯人的一面：他觉得这女子和她的父亲愚蠢得可怜。而更不可原谅的是身为理学家的王玉辉，居然鼓动女儿饿死。若是这位三姑娘跟她处于相同境遇的女子一样，好好地过着节妇的生活，吴敬梓也不用记她了。
 我们大致可以这么下个结论：尽管晚清小说家暴露中国传统社会的残破处要比前人来得积极而彻底，本质上他们还是孔孟信徒，虽然他们对宋儒学派的伪善面已经觉得不屑一谈了。孔孟之道在他们心中的地位，犹如在今天一般的中国人一样，是中国文化中不能淫、不能移的基本精神，虽然这个文化的肌肉部分今天已经腐烂了。吴沃尧和李宝嘉同是态度开明的人物，很能接受西方的思想。可是二者相比，吴沃尧的儒家伦理观念比较强，因此他对当时目睹的种种怪现象，更觉痛心疾首。李宝嘉是个杰出的讽刺小说家，态度比较冷静客观，因此反觉得周围出现的愚昧懦弱和贪官渎职种种情形，倒是个“静观其趣”的机会，再也生不起气来。如果我们拿李宝嘉作品最精彩的地方来衡量，他表现滑稽突梯的能力，传统文学中鲜有人能望其项背。《官场现形记》和《文明小史》篇幅较长的情节中，常见一些吊儿郎当的喜剧角色穿插在与国事攸关的场面中。李宝嘉讽喻的用意也就不难明白：清廷的腐败无能，确已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拿国家大事来开玩笑（虽然仅是缩影），吴敬梓即使敢冒不韪也写不出来，因为他所关心的事情与李宝嘉截然不同。
 李宝嘉心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因此自己作品的结构也是一线牵成的散章。吴沃尧就不同。在他最出名的几部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小说形式上勇于实验的精神。他真的下过工夫去追求一贯的叙事结构。就拿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来说罢。这小说他经营多年，成就也高：这是所有晚清小说中结构层次最复杂而又最耐读的一本。除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同期的小说中要举出治中国文史的人该念的小说，就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了。读过清代以前几本大小说的人，已看了不少传统中国社会百孔千疮的地方。吴沃尧的小说，会让读者看到更多可怕的事实。
 《怪现状》是本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对话体小说。主人翁自号九死一生，书开始时是个十五、六岁的孤儿，父亲死后，与寡母相依为命。他父亲给他的遗产不薄，不幸处处为自己的亲伯父所骗。一直照顾他的倒是同窗学友吴继之和其他朋友。此小说所录的“怪现状”，若不是九死一生自己亲眼看到的，就是听来的故事。以少年长大成人的经验为主题的小说，在西方叫Bildungsroman，而九死一生身经各种奇遇，也确与狄更斯笔下的Nicholas Nickleby相似。九死一生在书中时见向家人或朋友求援。他心中明白所交往的人中，有不少是属于“魑魅魍魉”类的――欺诈、贪婪、好色。可是他居然一一逃过各种大难。二十年来他把所见所闻作了笔记。他受伯父和其他人欺凌的经验，使他也学乖了，因此跟坏人交往时，晓得处处提防。在这意识来讲，《怪现状》不仅是主角人物趋向成熟与日后看穿世情的心理历程，同时也是一本有关“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恶行状的记录。
 一般论者多以为此小说不过是稀奇古怪或骇人听闻故事的大杂碎而已。这看法有点偏差。书中所记的笑话丑闻通常都是在主角与人聊天时出现的，多彩多姿是毫无疑问了，但对整部小说的感染力却没有什么帮助。作者最能吸引我们的地方是有关九死一生遭遇的描述，或是他旅行到各地方时所见到的人物，再不然就是主角为了私人或别的原因憎恨的对象。作者有办法使我们全神贯注，当然拜其生花妙笔之赐，但另一个因素同样重要：他对这道德问题反应态度极其诚恳。九死一生对上海以外大城市的印象，也是写得有声有色。他初访一地――无论是苏州、香港或北京，必以清心直说的态度，把街头所闻所见的大千世界，一一记录下来，连颜色、气味和声音都不放过。这种巨细无遗的白描功夫，传统小说中难得一见。
 《怪现状》虽贯串了不少讽刺性的插曲，但其主题却是沉郁的，不是喜剧性的。作者着力要写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他在官场或商场所见的怪状，固然令他恶心（有时也觉得好笑），但最令他震惊的却是这些官商在家中的作为。前面说过，吴沃尧奉信儒家的伦理关系，他当然相信以家庭作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加上西方文明思想的洗礼，是维持儒家美德和避免家庭纠纷最妥善的方法。第一○一回中的王医生这么对九死一生说：
 所以我五个小儿，没有一个在身边；他们经商的经商，处馆的处馆；虽是娶了儿媳，我却叫他们连媳妇儿带了去。我一个人在上海，逍遥自在，何等快活；他们或者一年来看我一两趟，见了面，那种亲热要好孝顺的劲儿，说也说不出来。平心而论，那倒是他们的天性了。
 就九死一生所处的时代而言，这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即使在今时今日，还有不少中国人向往于“四代同堂”的传统生活。吴沃尧的儒家道德观，看似近乎顽固，但他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发这种论调的中国小说家：四代同堂的家庭生活，绝不可能过得和谐。如果我们说《金瓶梅》和《红楼梦》所描写的大家庭不能视作典型，此说就不能用于《怪现状》了，因为吴沃尧在书中所举的例子，上至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都是一丘之貉。妻妾争风，可引为笑谈，《怪现状》所录，却不限于此，吴沃尧对中国旧家庭制度之深恶痛绝，可从书中无数的例子看出来。譬如说新寡妇强迫丈夫小妾自尽。哥哥迫弟弟寻死，好把弟媳卖给妓院。浪子劫父亲，有意纵火烧家园。为了让儿子固穷，一个盐商的小妾在丈夫死后不久就将儿子捉将官里，控其不孝。寡妇迫害儿媳，用铁水烟筒毒打自己的儿子，直至头破血流为止。一个赖孙子过活的祖父，受尽当了大官的孙子折磨，须发长满了虱子，吃的是残羹冷饭。一个名叫苟才的满洲官员虐待儿媳，儿子痛不堪言，抱病而死。做公公的这时向媳妇跪下，要求她答应做他上司的妾侍，好让自己升官发财。不料苟才的另一个儿子与老头子一个妾侍搭上，慢慢将他毒死。看了这一○八回的《怪现状》（苟才初次在第四回露面，到一○一回才死），我们有绝对信心说，在吴沃尧出现以前，没有一部中国小说描写道德沦亡的范围能及得上他这部杰作的。也没有一部小说让我们看到这么多丧心病狂的男女，刻意地要毁灭自己最亲近的人，摧残善良人性的每一种情感。Roy对《金瓶梅》的看法，其实用来描写《怪现状》更为贴切：“这是对道德败坏社会最有力同时也是最不留情的控诉！”【26】 吴沃尧的前辈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同辈的小说家也没有做过这么强烈的控诉。
 《怪现状》是“文人小说”传统最后一次开花结果的作品。书中凡描写主角家居生活及与三五知己品茗谈心的细节，笔法细腻隽永，发人幽思。这是文人小说的特色，也是这小说的精神支架，如果把这些段落删去，那么九死一生所处的世界，实在荒凉得太可怕了。围绕着主角小圈子的好友，都是善良、仁慈、明事理和有教养的，也是作者乐于多见的人物。他们在书中的作用有两种。一是读者可以模仿认同的善良人性的代表；二是作者可以通过他们表现自己对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爱慕与认识，进而透露他改革社会的见解和对国事的关心。不难预料的是，书中着墨最多的一种改革，就是传统的家庭组织。
 我在上面对《怪现状》所作的扼要介绍和讨论，无非是想说明这固然是受《儒林外史》影响而产生的讽刺和谴责小说，但同时也是一本受《红楼梦》和《镜花缘》影响的人情小说（domestic novel）和对话体小说（conversational novel）。《金瓶梅》的影子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吴沃尧用了不少篇幅大力描写家庭的纠纷和败落。以成就较高的清代小说家而论，Harold Bloom所言的“受前人影响所生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晚清小说不绝如缕的多面性辉煌成就，正是拜《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影响的结果。没有《红楼梦》的催生，说不定就没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和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传世，曹雪芹对此二书的影响是一定可以肯定的，虽然文康和韩子云的创作才华“别具一格”。以纯小说艺术而论，《海上花》的技巧在许多方面比《红楼梦》尤胜一筹。引用一个研究《海上花》专家的话：“这是中国第一本‘纯戏剧化小说’”【27】 。拿相同的角度去看，李宝嘉和吴沃尧虽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可是他们作品与吴敬梓大异其趣，而且在不少方面可说青出于蓝。《怪现状》就比《儒林外史》更能震人心弦，也是一部更优秀的小说。吴沃尧花在此小说的心血和时间比吴敬梓多。再说，他说话的自由也不是吴敬梓那个时期可以享受到的。吴沃尧的精神面貌和所处的时代接近我们多了。
 我选了李渔和吴沃尧的作品来讨论，意在阐明一个重点，那就是：即使传统中国文化中有若干部分我们不能清晰了解，在研究中国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许多有利条件。几百年来，明清的大小说家的观点不是越来越跟我们接近么？除了《三国演义》因其题材与所描写的时代是个特殊例子外，其他五本经典小说无不一一显露出对中国传统生活某些面貌的焦虑与不安。我们因此不必羡慕金圣叹或张竹坡等人的特殊地位，更不必因我们的“读法”不及他们细致而难过。与他们同期的李渔，作品不是再浅显不过，再风趣不过么？比起金张二人来，李渔的批评眼光（虽然他不论小说），更见深锐独到。无他，李渔的脑筋比他们清楚，思想比他们接近现代。
 我们作为中国文学专家的立场因此再也清楚不过了。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与思想若干“封建”部分，无法热烈反应。但我们却可与那些态度虔诚、立场严肃的小说家“神交”一番，虽然我们所处时代不同，而在专制的帝皇统治下，他们也不能畅所欲言地批评他们的社会和政府。中国小说家要等到晚清才享受到这种运气。由于传统小说到了清代已转了型，走上讽刺的路子，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除了为了教学的方便外，我们大可不必把中国白话小说分成“传统”和“现代”两部分。原因是：这种相似的讽刺精神，薪火相传，由五四期间的小说家继承了下来。我相信，如果中国大陆的作家能够有畅所欲言的自由，这种讽刺的传统一定也会在那儿开花结果。
——收入《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夏志清论中国文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译文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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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ntroduction”，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出版。1980年印第安那大学重印再版。本文正文内没有提出来讨论的Andrew H.Plaks重要论文，下面两篇应特别注意：（一）“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收在他自己编的专书“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ctical Essays”中，1977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二）“Full-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A Generic Reappraisal,”见“New Asia Academic Bulletin”（《新亚学报》，1978。
 【2】见Y.W.Ma,“The Chinese Historical Novel:An Outline of Themes and Context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34,1975.）
 【3】“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哈佛大学，1981，此书性质不像1973年出版的“The Chinese Short Story”（哈佛大学）那么专门性，不是专家也可以看得懂。
 【4】有关Plaks部分，见“Allegory in Hsi-yuchi and Hung-lou meng”；林顺夫的文章是“Ritual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in Ju-lin Wai-shih”。二文均收于上文提到Plaks编的“Chinese Narrative”内。
 【5】Plaks的专著英文原题是“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普林斯顿大学，1976。我的书评则见“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39,No.1,1979。
 【6】请参阅上面提到的Plaks两篇文章。此外还有David T.Roy著的“Chang Chu-po's Commentary on the Chin Ping Mei”和林顺夫那篇文章。均见Plaks编的“Chinese Narrative”集内。
 【7】见前页注⑤Roy条。
 【8】“Chinese Narrative”，122页。
 【9】“Chinese Narrative”，120页。张竹坡“读法”十五节。
 【10】见“A Co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 Ping Mei,”《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学组》（“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Section on Literature”）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
 【11】见Leavis著“The Creat Tradition”（Doubleday Anchor,1954），12页。Leavis接着又说：“时下认为《汤姆•琼斯》结构完整无瑕之论调，荒谬之至。除非一本小说的素材比此书丰富，情节和趣味更细致，‘组织严密’之说，近于奢求了。”
 【12】使我获益匪浅的五四时代学者的著作，包括《胡适文存》（台北：1953年，四卷）内有关小说考证的论文；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卷一（北京，1957）；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北京，1955。）
 【13】《万历十五年》原题为：“1587:The Ming Dynasy in Decline”，耶鲁大学，1981。《王氏之死》为纽约Viking Press出版，1978。原题为“The Death of Woman Wang”。
 【14】见Barzun著，“Biography and Criticism--A Misalliance Disputed”，载“Critical Inquiry”（1,No.3,1975.）
 【15】见“Shui-hu chuan and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Form:An Interpretative Reappraisal”，载“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No.1,1980.）
 【16】 Plaks在前注提到这篇论文中，并没说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因此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修改了意见，因为他在“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承认吴承恩是此书的作者的。除《西游记》作者比较可以肯定外，《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书究竟是谁人手笔，仍是聚讼纷纭。
 【17】 见Plaks一文，49―50页。Plaks在49页也承认这个事实：“最令人困扰的，就是十六、十七世纪的书评人对李逵这个角色，几乎一致推许，认为他是一条心直口快、绝无虚诈的汉子。他们把他简直看成了‘活佛爷’，过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 【18】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精神面貌自然与西欧的小说不同。譬如说，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是一种黑暗的潮流。
 【19】请参阅《中国古典小说》，第二章。
 【20】见《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39页。
 【21】夏济安认为《西游补》不易懂，因为董说创造了许多梦境。“这些梦境的特色，对世上做过梦的人都似曾相识：歪曲事实、前后矛盾、次序颠倒、离题万丈，妙想天开却又痴情不舍。”见T.A.Hsia论《西游补》部分，“New Perspectives on Two Ming Novels:Hsi-yu chi and Hsi-yu pu”，收在周策纵（Tse-tsung Chow）编的“Wen-lin: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威斯康辛大学，1968），241页。
 【22】见“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No.1,5页。
 【23】引自我的书评，200页。
 【24】李渔的小说著作计有《肉蒲团》、《无声戏》（二集）和《十二楼》。三十年代能够看到的，仅是《十二楼》和他的戏曲而已。我们今天看到《无声戏》，还是拜德国学者Helmut Martin之赐。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台北古亭书屋于1969年出了数量有限的影印本。近代学者大多同意李渔是《肉蒲团》作者。请参看Robert E.Hegel（何谷理）著，“The Novel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哥伦比亚大学，1981），181―183页。
 【25】 Hanan著，“The Chinese Vernachuar Story”，175页。
 【26】见《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46页。
 【27】引自郑绪雷Stephen H.L.Cheng 197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Flowers of Shanghai and the Late-Ching Courtesan-Novel,171―172页；“根据Percy Lubbock的意见，够得上‘纯戏剧化小说’资格的，只有Henry James 1899年出版的小说“The Awkward Age”。也就是说比《海上花列传》晚出现了五年。这是令我们极感诧异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传统中国小说作者都有夫子自道的习惯，动不动就‘闲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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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5 17:38:00(0) <![CDATA[《不足存稿 甲编》重印再序]]> mochengtang 2008-10-17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5529776&idWriter=0&Key=0 
拙稿印出若干分送一些友朋及同僚后，得到过情之誉、不期之许，这些鼓励使得我有勇气再印出几本。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不是我自己满意的，但多多少少记录着我艰难探索的足迹。
回顾我这些年来的探索历程，是一个挣扎与摸索的过程。一方面，在恩师冻先生和史学界诸位名家前贤的影响下，读了一点历史书，但我没有走上纯专业的路子，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本事像陈寅恪先生、唐长孺先生、何炳棣先生、余英时先生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者那样能够大大地推进本领域的研究进展，而一般的可有可无的、重复劳作的所谓“专业论文”我也不屑为之。另一方面，我酷爱文学，读了一些西方文艺批评大家如韦勒克、兰色姆、布鲁克斯等的著作以及夏氏兄弟（夏济安、夏志清）有关中国小说与中国诗的典范批评。有了这两方面的背景，我就想走文史结合的路子——这便有了我想利用六朝的历史素材（主要是以北齐高欢、北周宇文泰、南朝梁武帝以及侯景为故事线索）创作一部历史小说的想法，可我想表达什么呢?纯粹是为了编串一些故事？戏说一些历史事件或上层政治斗争？当然不是，我是信奉文学的“人性论” 者，想表现各色人本身的痛苦与所受的束缚。文学的本质是描摹“人性”，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是人类悲剧的反思与再现，但不能写成思想著作或说教的政治宣传，文学技巧与表现力才是第一位的。这是我信奉的文学观。书名我已想好了，就叫《哀江南》，可能会写到庾信（《哀江南赋》的作者）、颜之推（《颜氏家训》的作者）等乱世间文士的痛苦与挣扎。宇文所安（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专长为中国诗学）在《地：金陵怀古》一文中对自庾信《哀江南赋》到孔尚任《桃花扇》中历代文人关于古都南京的悲情想象与现实历史的混合作了精彩分析，我想，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混合着历史与想象所带给人的精神愉悦吧。但我还没有想好角度，曾经有过的一些立意似乎都有人写过了，而重复是我所不愿为的。但我不会强写，我会用生命去体验和观察生活，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也许哪一天我会突然找到“突破口”。这些都是我的一些不自量的想法，但我会终身为之而努力。
这本小册子离我的想法还太遥远了，好在我只把它当作练笔，对不住读者，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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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2008年10月3日
]]> 2008-10-17 18:37:00(0) <![CDATA[《不足存稿 甲编》自序]]> mochengtang 2008-8-16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4879380&idWriter=0&Key=0 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十几篇文章，是我从近四年来散见于报刊和少量未发表的习作中挑选出来的，有些是我在《学习月刊》工作期间的“副产品”，有些是接受外界媒体的约稿之作，都是我年轻气盛时的不成熟练笔，不值得留存。
我任《学习月刊》编辑期间的业务老师、湖北省委讲师团主任兼《学习月刊》总编辑杨建国先生厚爱我，建议结集。但我觉得这点小东西在报刊上发表过后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并没有再版价值。时下，花钱买刊号出版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能接受时间或市场检验、没有多少“含金量”的粗糙之作，纵使厚颜出版也是沽名钓誉，只不过多制造了一份“文化垃圾”。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前人留下的经史子集、一流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和有较高水准的学术专著，才有传世的价值。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我之所以还腆颜汇集起来，就是想送给我的一些“素心人”朋友，互相切磋，并不是自己真正满意，敝帚自珍、自娱自乐而已，故取名《不足存稿 甲编》。
集子的名称是受宋人庄绰（季裕）的《鸡肋编》和前台大历史系教授方豪院士《方豪六十至六十四自选待定稿》的启发，既取前贤谦逊之意，也是实情。并且，以后的敝帚自珍之作皆可汇编为《乙编》、《丙编》、《丁编》、《戊编》……，省了命名，倒也惬意。
写这篇自序时，我已告别美丽的珞珈山，离开熏陶我一生的母校武汉大学，来到一个叫做xx的城市工作。这里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民风淳朴，生活闲适，但我还是抑制不住精神上的苦闷——我无法再专心看学术书籍，也没有人和我谈论学术，真正体会到欧阳永叔（修）被贬谪到吾乡夷陵时的滋味。这时，我更加思念我的母校，思念我的恩师冻国栋教授。
我到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本系后来影响我们这些晚学至深的史学大师、在20世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唐长孺先生（1911—1994）业已作古，但我幸运地遇到唐先生晚年的弟子、在人格和学问上让我终身追随的恩师冻国栋教授。是恩师渊综广博的学问和独具魅力的学者风范深深地让浅陋无知的我开始神往学问的无穷魅力。此后，在备受学界同行推崇的中国中古史研究重镇、由唐先生生前创办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门口，时常留下了我和同窗好友陈文龙氏（目前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从阎步克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问学的身影，在研究所里，我和文龙不仅得到恩师耐心细致的指导，还可以得见本所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著名老辈学者朱雷教授、陈国灿教授、黄惠贤教授的风采。
回想如煦煦春阳的师教，就倍感幸福。追随吾师的感觉就是罗尔纲先生在《师门五年记》里述他早年随胡适之先生问学的那种感觉。我至今保留着大学三年级的暑期，我和文龙按照老师的吩咐分别通读《明公书判清明集》和《大唐六典》的读书笔记，老师在我的读书报告上批下了几乎超过原文的意见，令人汗颜；我的学士学位论文是论隋文帝杨坚开皇初期政治活动的，就是老师要求我用《资治通鉴》与《隋书》对读的结果。此外，在生活上我和文龙不知多少次得到老师关怀。凡此种种，都不足于道师恩之万一。
 需要说明的是，我和陈文龙氏都不是恩师的研究生，但我们享受到了 “编外”研究生的待遇。恩师在繁杂的事务中（不仅自己要做学问、带研究生，而且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和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客座教授等数职）继续给我指明研读的方向：我在本科期间已经用《资治通鉴》与《隋书》对读过，此后可先用《通鉴》与“南北二史”（《南史》、《北史》）对读，然后用《通鉴》与“两唐书”（《新唐书》、《旧唐书》）对读，打下基础之后再选择《大唐六典》、《唐会要》、《通典》、《唐律疏议》等通读，层层推进，逐步扩大，以期全面掌握中古史料。
毕业后我的工作已经改行，写了些收在这本小册子里的通俗杂耍文章，还没能向恩师呈交一篇严肃的学术论文，这是我深感惭愧的。唯一自慰的是能不辱师教，利用业余时间按照老师的意见通读中古史料，虽然精力和进度有限，尚能“驽马十钝”也。
我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可参与政治活动，个人的兴趣和意志不得不有所舍弃，那也是无可奈何的。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最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物质的、权欲的方面并不太在意。于我而言，来到一个无法安心做学问的环境中、无法与同道谈论学问的氛围里，那种精神上的苦闷是最难以克服的。想起这些，一股哀意涌上心头。
 戊子岁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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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不足存稿 甲编》目 录
自序
【文化篇】
1回归历史小说的正统写法
——读熊召政《张居正》
2解析“易中天”的文化意义
3历史评价的现代误区
【学人篇】
4我所认识的日本学者
5忆唐长孺先生（外一篇）
6怀念我们的老学长严耕望院士
7感受数学家
【时评篇】
8且看“博士学位”的异化
——由南开大学博士不能按期毕业说起
9用高雅的音乐去爱青少年
——兼评谷建芬的轻音乐歌曲创作
10青年毛泽东的成才之路
——观《恰同学少年》有感
11什么样的导师才是合格的
——研究生培养“问题”之一
12研究生院应该招什么样的学生
——研究生培养“问题”之二
13 学学仇和与姚洋的君子之交
【品金篇】
14记忆中几种金庸小说的版本
【附录】
杨坚对关陇地区的经营——大象二年至开皇六年的政治考察

]]> 2008-8-16 21:57:00(0) <![CDATA[学学仇和与姚洋的君子之交]]> mochengtang 2008-5-27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4048241&idWriter=0&Key=0 
时下，一些专家、学者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反爱歌功颂德，一些官员拒绝负面报道，听不得批评意见，已是老百姓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在2008年4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我看到这样一篇评论，读后令人感慨。这篇评论题为《仇和应该警惕“致命的自负”》，开头这样写道：“仇和请姚洋吃了一顿饭，姚洋给仇和送了两本书”。
仇和是谁，不用多介绍，稍微关心时政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当今中国最受争议的激进“改革派”官员，现任中共云南昆明市委书记。姚洋是何许人也？仇和为什么要请姚洋吃一顿饭呢？姚洋又为何要送给仇和两本书呢？读罢全文，原来此中大有深意。
姚洋既不是仇和的顶头上司，也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他只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名普通教授。仇和和姚洋之前并不认识，更谈不上私交。那么，仇和为什么要请姚洋吃饭呢？原来，在仇和推行昆明新政的时候，姚洋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简单地发发“赞同”还是“反对”、“清官”还是“贪官”之类的议论，而是很具体地在报纸上表示担心仇和的新政会毁掉滇池。他讲得很激烈：“仇和到昆明市去当市委书记，他下的指标是每个局都必须去招商引资，你可以想象，民政局也招商引资，教育局也招商引资，环保局也招商引资，我就在想，昆明是最后一块净土，如果仇和在那儿干五年，估计滇池也完蛋了。”
仇和不愧是仇和，听到姚洋的意见后，他立马专程请姚洋到昆明参观。按理讲，一般的官员听到这样的非议，不说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至少也会不理不睬，更不要说陪姚洋考察、请姚洋吃饭了。姚洋的昆明之行，让他同仇和这位传奇官员有了“零距离接触”，真切感受到这位“铁腕书记”温文尔雅、酷爱读书的一面。后来他承认，此前对昆明的环保措施存在误解，但他对昆明目前的招商引资模式仍然表示担忧。这就又有了仇和请姚洋吃饭时姚洋要送给仇和两本书的深意。
姚洋送给仇和的是两本什么书呢？一本叫做《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另一本叫做《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姚洋希望仇和要读这两本书的深意，看看书名就知道了。关于这两本书，笔者早在2006年8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读到过姚洋教授题为《少一些工程思维，多一些人文关怀》的随笔文章。在那篇随笔里，姚洋教授介绍说，《国家的视角》是一个叫詹姆斯·C·斯科特的美国人写的，他在书中分析了像前苏联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以及完全按规划建成的城市巴西利亚那样一些本意是要改善人类生活、但在现实中却遭到彻底失败的例子，强有力地向人们证明，这些失败的背后，都是极端现代主义在作祟。本意是为了农民更幸福而建设的集体村庄，却导致农民生计潦倒；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为人民带来好运，尤其当这个政策是由一个英明但主导性很强的领导者以强力推动时。这，就是姚洋要仇和抽空读这本书的深意。《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是加拿大女学者简·雅各布斯1961年出版的，书中对极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她发现，这种思想最致命的错误在于它扼杀了街道生活，进而摧毁了社会。在现实中，我们仍然在轰轰烈烈地大举拆迁，制造一座座没有街道生活的空城。不知国人读到这本40多年就已经警示人类的书作何感想？
这两本书的主旨，不正是当前我们城市化进程中最易出现的问题吗？姚洋煞费苦心地送这两本书，原来是要提醒仇和作为一个领导者，在面对自己管辖的一方社会时，应有所敬畏（任何绝对化的指令，总会忽视细节，而任何细节都与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息息相关）。“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的理性都不足以判断所有的变化。”姚洋说。尽管通过亲身接触，他对仇和的印象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但他仍然要提醒仇和：自信和自负之间，有时是一步之遥。虽然姚洋已经开始欣赏仇和这个人，但他还是对他的施政作风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保持警惕。他要仇和从这两本书中自己去体悟一些人类的悲剧，引以为戒。
仇和与姚洋的交往真正显示出了君子风范，是君子之交。时下，学人曲学阿世成风，无论是对官还是对商，无不趋之若鹜，为逞一己之私，甘为传声筒，或沦落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斯文尽扫。我们不是没有见过官员与学者“亲密接触”，但往往沦为“利益的共同体”，甚至演化成“权学交易”。仇和和姚洋代表着两类角色，一为政府官员，一为专家学者，都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一言一行都牵扯到公众利益问题。仇和与姚洋的“结合”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他们的君子之交已经超越个人交情，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上。遗憾的是，很多所谓的“人物”并没有扮好自己的角色，专家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官员则不受监督和制约、听不进意见，都是我们社会常见的事。
作为官员，有必要耐心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既有建设性的，也应当包括批评性的，虚心纳谏，而不是置之不理或把请几个“专家”做摆设；作为专家学者，在做好书斋学问的同时，也要有“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努力将所学所知服务社会，为社会进步建言献策——这个言不是点缀似的，当然更不能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的。■
【与单春明兄联名发表，《学习月刊》2008年第6期】
]]> 2008-5-27 16:01:00(0) <![CDATA[悼高惠勤先生]]> mochengtang 2008-3-25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3154016&idWriter=0&Key=0 
今天早晨打开电脑，才在中国社科院的网站上看到我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高惠勤（女）先生病逝的消息。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我是川端康成文学的崇拜者，而高惠勤先生是川端文学翻译最具水准者。她的译著文体风格贴近原著，译文典雅优美，选词炼句精益求精；更重要的是，颇得原著意境和韵味——而这是表现川端文学美感最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中国，川端文学的翻译是比较多的，也是翻译水准较好的。国内市面上和舆论宣传上最流行的是叶渭渠、唐月梅夫妇的译本。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些讨厌这两位先生的川端文学译笔，觉得糟蹋了这位东方最具笔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比之下，我对高惠勤先生的翻译十分钟情。叶、高二氏的译笔高下从第一句就开始分明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雪国》两种译本的首句的翻译。二氏译得都非常准确，但高译不禁准确，而且与川端文学的风格意境融为一体。文学翻译不是说明文、论文翻译，只求精确，还得讲求美感，通过“再创造”对等地表现原著。
暂时略记如上，以表达我对尊敬的高惠勤先生——给我们川端文学精神食粮的一位不张扬【在百度图片里竟然连她一张照片都搜不到】、内敛的老奶奶的沉痛哀悼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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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简讯：前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外文所研究员高慧勤先生一九三四年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九五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文专业。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数十年来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翻译介绍，并曾担任过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秘书长、会长等职。所译川端康成小说《古都》《雪国》《千鹤》等，形神兼备，向为译界所推重。另主编有《东方现代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芥川龙之介全集》（中译五卷本，山东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五）等。
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名著名译插图本”刚刚出版了高先生翻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集《雪国》（二〇〇八年一月）。高先生在前言中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川端小说的插图本，选用了四篇拙译，除了《伊豆舞女》译于五六年前外，《雪国》《古都》《千鹤》等三篇，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旧译了。早先出的几个版本，也一直尘封在书橱里。此次又翻检出来，再做校订，略有修正，心中不免感慨良多。”又说：“……没料到的是，译川端竟有这样难，让人呕心沥血，让人寝食难安，让人魂牵梦萦……翻译本就难与原作等值，而川端，一向有‘语言魔术师’的美誉，要将其小说译成近于原著水平，又谈何容易！所以，几经校订，续有改进，始终未能臻于完善……”。高先生精益求精的精神，于此可见一端。
]]> 2008-3-25 8:55:00(0) <![CDATA[我的藏书书目【续四】]]> mochengtang 2008-3-19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3079324&idWriter=0&Ke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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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五六世纪北方民众的佛教信仰 侯旭东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国社科1998
673 敦煌资料（第一辑） 历史所 编 敦煌学 中华书局1961
674 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 【港】饶宗颐 著 思想史 学林1996
675 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日】周藤吉之 等著 敦煌吐鲁番学 甘肃人民1985
676 东洋学报（86卷4号） 日野 康一郎等 日文期刊 东洋文库2005
677 李欧梵自选集 【港】李欧梵著 文学批评 上海教育2002
678 语石 语石异同评 叶昌炽 柯昌泗 著 金石学 中华书局2003
679 北周六典（全两册） 王仲荦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1979
680 道与庶道 【美】韩明士 著 宋元史 江苏人民2007
681 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 【美】刘广京等著 近代史 上海古籍1995
682 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复印本】 【美】札奇斯钦 译注 宋元史 联经出版1979
683 秦汉史译文集【复印本】 秦汉史研究会编 秦汉史 内部1983
684 沈刚伯先生文集上集【复印本】 沈刚伯 著 历史学 中央日报
685 政治与权力（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王健文 主编 政治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86 云麓漫抄 【宋】赵彦卫 撰 唐宋笔记史料 中华书局2002
687 鸡肋编 【宋】庄绰 撰 唐宋笔记史料 中华书局2006
688 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 陈爽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国社科1998
689 北周地理志（全2册） 王仲荦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8
690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日】川胜义雄著 徐谷芃李济沧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8
691 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 【美】梅祖麟 著 语言学 商务2007
692 隋史遗文 【明】袁于令 著 文学 中华书局1996
693 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 【美】太史文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浙江人民1999
694 两汉太守刺史表 【台】严耕望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7
695 世说新语笺疏（全三册） 余嘉锡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2008
696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美】拉铁摩尔 著 历史地理 江苏人民2005
697 中古的佛教与社会 【台】刘淑芬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8
698 法国汉学（边疆与臣吏） 法国汉学编辑部 历史学 中华书局2007
699 日本东方学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 编 历史学 中华书局2007
700 出三藏记集 【梁】僧佑 撰 宗教史 中华书局2003
701 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何兹全 主编 宗教史 北师大1986
702 权文公集 【唐】权德舆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1993
703 吕衡州集 【唐】吕温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1993
704 刘随州集 【唐】刘长卿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1993
705 京都一年 【台】林文月 著 文学 三联书店2006
706 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 姜伯勤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1987


]]> 2008-3-19 10:45:00(1) <![CDATA[记几本新出的书]]> mochengtang 2008-2-25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2802954&idWriter=0&Key=0 最近一两年来，我明显地感觉到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的功德无量，陆续出版和重印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著作。限于精力和学识，笔者就自己所涉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领域【合称“中国的中世史”】而言，简记如下。
 严耕望史学著作集：2007年对中国的中世史读者最大的出版福音无疑是上海古籍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著作集”，已出版6种，计有《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严先生是民国59年当选的中研院院士、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中古制度与历史地理专家【一般大众不一定明白其分量，但说他和余英时是钱穆生平最得意的两个弟子就知道了】，战时就读于国立武汉大学历史系。严著大多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出版，大陆读者难觅，一般只在有该领域研究传统的研究机构藏有【如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武大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等】，台版书的价格高昂也令大陆读者望而却步。过去我们只能是拥有复印本，这次上古出版，且定价合理的出奇，可以想见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部的兴奋感。中华书局也在2007年翻印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授权的《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两大册，集中收录了先生部分论文精华。
 中国古代籍账研究：2008年出版的一大福音是敦煌学研究上的一部里程碑大著——【日】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账研究 概观 录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池田温先生是当代国际上最顶尖的几位敦煌学和唐史大家之一，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奠定他崇高学术地位的就是这部大著，获1983年度[昭和58年]的天皇“学士院赏”。这样的书在日本也印数极少，非卖品。想当年，以研究吐鲁番文书著称的武汉大学也只有两部原著，一部私人拥有，是池田先生赠送唐长孺先生的，一部公家拥有，藏武大图书馆【好像已经丢失了】。中华书局曾在84年出版过甘肃师大龚冼铎先生的译本，只有概观部分，可惜最精华的录文部分限于当时的印刷技术没有印出，现在这样珍稀的书让中华全貌印出【日文解说替换成龚先生的中文翻译】，我们只有双手合十赞叹。
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不仅国内涌现出陈寅恪（中山大学）、唐长孺（武汉大学）、田余庆（北京大学）、周一良（北京大学）、严耕望（中研院史语所、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等大师，日本也是大家林立，像仁井田陞（东京大学）、滨口重国（山梨大学）、山本达郎（东京大学）、池田温（东京大学）、日野开三郎（九州大学）、菊池英夫（北海道大学—中央大学）、堀敏一（明治大学）、越智重明（九州大学）等【上面是“东京学派”系统】；宫崎市定（京都大学）、藤枝晃（京都大学）、塚本善隆（京都大学—京都国立博物馆）、宇都宫清吉（名古屋大学）、宫川尚志（冈山大学—东海大学）、川胜义雄（京都大学）、谷川道雄（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砺波护（京都大学）、吉川忠夫（京都大学）等【以上“京都学派”系统】，都是足与国内史家抗衡的大学者。这批日本学者的杰出研究业绩被国内学者利用还很有限，9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过刘俊文主持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嘉惠学林，被学界广泛征引。得陇望蜀，我们还希望能看到日本同行的著作全本中译本。谷川道雄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和《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已翻译出版。这次由徐谷芃先生【不知是何许人也，此前翻译过谷川道雄纪念唐长孺的文章《受教四十年》，很好地传达出了作者笔底的深沉情感】和李济沧先生共同翻译的川胜氏大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据悉是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的一种，言下之意，还有多种日本学者的东洋史著作将被翻译出版，这真是又一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据悉韩昇先生正在翻译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我们期待着中华书局早日出版。李济沧先生青年有为，长期留学日本龙谷大学师从谷川道雄先生，此前翻译了乃师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文笔“信雅达”，我们期待这他能翻译更多日本学者的优秀成果，像滨口教授的《秦汉隋唐史的研究》、《唐王朝的贱人制度》、越智教授的《魏晋南朝的贵族制》、仁井与池田教授的《唐令拾遗》及其《补》、塚本教授的《支那仏教史研究：北魏篇》、砺波教授的《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堀教授的《中国古代的身份制——良与贱》等。笔者没有通晓日文的能力，但经常见我的老师们在论文中征引这些著作，期待更多的李济沧先生【有专业背景与留学日本的经历】继续着冯承钧先生的精神。
其他出版和重印的好消息还有一些重要史料，如上古重印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中华重印“王仲荦著作集”（已故山东大学教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等，都是功德无量之举。备受期待的“唐长孺著作集”也在付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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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 2009-1-24 15:40:00(1) <![CDATA[《闯关东》：一个民族艰辛的生存迁徙]]> mochengtang 2008-2-20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2751328&idWriter=0&Key=0 2008年春节前后，一部经编剧细心打磨和众多影星精湛表演的电视剧《闯关东》首先在央视一套播出，随后又在山东等卫视台循环播放，引起全国观众热烈的反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一个热门娱乐话题。这部电视剧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闯关东》的成功首先在于故事的传奇性，这是该剧能够吸引普罗大众眼球的最重要因素。无论是淘金、农耕、伐木、放排、采矿，还是哈尔滨经商以及东北特有的风土人情和雪域风光，都匠心独运，给人于视觉美感。当然，这部电视剧其实也存在着许多细节上的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但故事的张力与情节的曲折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观众的视线，抵消了对细节漏洞的深究。总的说来，瑕不掩瑜，这是一部振奋人心的国产好剧。
正如片名所示，“闯关东”的核心在于 “闯”，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剧情基本由四大单元构成：淘金、种地、经商、开矿。第一单元刻画的是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朱开山逃离山东，只身闯关东，而后妻儿老小也随之闯关东，历尽艰辛，这一部分主要以朱开山在老金沟的淘金活动为主线，情节紧张跌宕，颇合 大众的口味。第二单元描写朱开山一家在元宝镇放牛沟置地种庄稼的生活，富有东北农村田园情趣，从中可以看出编导对北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细致观察，让不熟悉北方农村风俗人情的观众过了一把瘾。第三单元反映的是朱开山一家辗转哈尔滨开餐馆以及和商霸潘五爷的“斗法”经历，朱开山的个人魅力一展无遗。第四单元则是写朱开山一家为了煤矿的所有权和日本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全剧的境界从传奇故事上升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上来。为了集中体现矛盾冲突，编剧赋予了朱开山一家一些日常生活中很难集中体现在一个家庭中的各种表演舞台，通过一个家庭的奋斗史，折射出整个闯关东的民生状态。亲情、爱情、国仇、家恨，所有的情感在这里都能表现得淋漓尽致，给国人献上一道丰盛的视角大宴。
但我觉得真正提升这部电视剧的“境界”、使其不仅仅停留在“好看”层面上的还是剧中所彰显的国人性格和民族精神。具体说来，像老金沟淘金、放牛沟种地、哈尔滨开饭馆三个故事单元精彩刻画了朱家的创业史，从朱开山的壮年一直到老年，从资本的原始积累（淘金然后置地）到建起东北最大的煤矿，彰显了中国的老百姓对环境的生存和忍耐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与日本人争夺矿山开采权的部分则彰显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纵观整部电视剧，有一种高贵不屈的民族气节包涵其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战争年代甘当汉奸的也只是一小撮没骨气的人。
这是一部苦难民族在饱受天灾人祸、内忧外辱的境况下的生存史。故事一开篇就给我造成强烈的震撼：山东又闹饥荒了，一担小米竟然能够直接主宰一对青年人的婚姻；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中国的旅顺口大战，乱扔炮弹，烧杀淫虐；在“闯关东”的路上，处处可见山东人的坟墓……就是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下，电视剧多侧面地展现了朱家人在闯关东的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生动反映了“闯关东”的民众生生不息的创业历程。朱开山一家的历史，是数以百万计闯关东人们的经历的浓缩。
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角度来说，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传播史，推动了东北与关内社会、经济、文化的协调和统一。但对当时人来说，却是他们的辛酸史。“在山海关这条路上，时常能看见咱们山东人的坟头。” 剧中的这句悲壮之语让我震撼良久。作为旁观者，我们无法真正体会到其中的辛酸与不易，只能从历史教科书中抽象地知道一些吉光片羽。如今，这部电视剧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先辈们当年扶老携幼闯关东的全貌，让当代青年体会到一个民族无奈的生存迁徙，一种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创业壮举。此时，我的心情可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的中国，愿你永远没有忧患永远宁静”。
]]> 2008-2-20 16:08:00(0) <![CDATA[“戈壁母亲”刘月季的审美价值]]> mochengtang 2008-1-18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2448519&idWriter=0&Ke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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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季，一个人人爱管她叫“大姐”的普通农村妇女，以她勤劳、善良、坚忍、宽容的品德诠释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式的妇女形象，引起观众强烈反响。这是不久前在央视一台播放的电视剧《戈壁母亲》的主角，在艺术形象上很有典型意义，她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缩影。看完该剧，我觉得称其为2007年国产剧中继《恰同学少年》之后的又一道“盛宴”，并不为过。“刘月季”这个艺术形象——我们把她称之为“中国式母亲”——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值得认真品评。
近年来，“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水平越来越高，涌现出一批精品电视剧，《戈壁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在艺术处理上，《戈壁母亲》一剧本着“以小见大”的文艺创作原则，很好地把个人命运放在历史洪流中去表现。大的方面，《戈壁母亲》表现的是从建国初几十万解放大军脱下军装、扛起锄头、进军茫茫戈壁，到苦难的文革岁月终于结束、百万兵团人迎来改革开放新时代，前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共和国前期创业史。“小”的方面，在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中，电视剧以“戈壁母亲”刘月季为中心，演绎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如何面对丈夫、如何面对人生中的重大转折，而展开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故事通过将一位深具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母亲形象融入两代兵团人的艰苦创业历程中，塑造了一批生动感人的屯垦戍边战士群像。其中，有她的前夫、全身心扑在垦荒事业中的兵团首长钟匡民，有为祖国开创伟业而甘心奉献的政委郭文云，有正直坦荡而有真才实学的工程师程世昌，有刘月季表现出色的子女钟槐、钟杨、钟柳……这些角色都个性鲜明，富有感染力。
 电视剧虽然成功表现了新疆建设兵团在特殊时期的创业英雄群像，但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刘月季”所诠释的母亲角色。这是一位平凡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她的胸怀却如戈壁滩一样宽广，心灵如雪莲花一样纯洁；她是中国式母亲美德的集中体现，勤俭持家，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作为一个当家人，无论是处理家事还是公事，是那样的从容、无私、负责、坦荡，懂事理、明是非……我相信看过《戈壁母亲》的观众，几乎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都会从刘月季身上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母亲不具备这个艺术形象身上所有的优点，但是，如果把我们所有母亲的伟大之处集聚在一起，就是一个真实的“月季大姐”。
她任劳任怨，教子以严。刘月季带着儿女不远千里到新疆寻找丈夫钟匡民，后者以两人是包办婚姻为由要求离婚。离婚后，刘月季并没有回山东老家，而是留下来成为垦荒大军的一员，她忍受着痛苦，把儿女们拉扯成人，还极力照顾前夫和他的新婚妻子孟苇婷。其艰难辛苦可想而知。之所以这么做，全是为了几个孩子——她信奉“孩子不能没有爹”这样质朴的人生道理。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为了子女都是能做的就去做，任劳任怨地做。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刘月季用一个母亲的大爱教育和影响着自己的儿女。比如说长子钟槐因为和刘玉兰的相爱而被当首长的父亲钟匡民安排到最艰苦的边防站工作，刘月季并不反对，她知道让儿子去边防站工作虽很艰苦但也是工作的需要，艰苦的地方才能锻炼人，她对钟匡民说去边境是好事，但不能让儿子背着罪名去，充分体现了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护和光明磊落的心胸。而得知钟槐因雪崩冻伤而失去右腿时，她拍打着病床，向钟匡民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你还我儿子！”，让人痛彻心肺。这是一种深沉的母爱。正是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三个子女经受住各种考验，健康成长，都成为具有奉献精神和吃苦耐劳品格的有用之才。
她深明事理，坚持正义。为救活困在荒地、即将被饥饿夺去生命的战士，她忍痛杀掉儿子在进疆路上给娘买下的毛驴。当钟匡民受到迫害、有人来征用钟的家做司令部时，她冒着风险保护了钟孟的家。当钟杨在搞棉种的试验、被迫要与父亲划清界限时，刘月季告诉儿子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要儿子表面上划清界限应付过去，以便能够继续棉种的试验。当钟匡民在地窝子病倒时，她顶着压力将钟强行背回家养病。尽管造反派头目王朝刚伤害过他，她仍然不计前嫌，想方设法帮助王、郑夫妇濒临破裂的家庭重归于好。
 她乐于助人，心胸宽广。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她真诚地照顾着前夫再婚的妻子；在屯垦开荒的艰难岁月，她真诚地照顾着周围的战友和孩子们；甚至在乌云翻滚的“文革”时代，她不顾造反派的压制，照顾着被关押的钟匡民、郭文云、程世昌……可以说，电视剧中上上下下的各种人物都曾受到她的恩惠。周围的人都为她的宽容、好心肠所感动，渐渐地把她当作贴心人，遇到犯难事便找到这位好心的大姐。就连那个干了不少坏事的造反派王朝刚也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因为她不仅救过他一命，还不断帮助开导他。对于“大姐”这个称呼所包含的深沉情感，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太懂得。但诚如一位深有体会的老同志所言：“她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政工干部的角色。过去，我们在军队对很多优秀的连队指导员有种褒奖评价就是有‘大姐’、‘大嫂般的心肠味道’。刘月季就是这种大姐大嫂的标本。刘月季这样的女性在我们的女兵连、卫生队都可以见到。”（曹京柱《“戈壁母亲”——东方的圣母》）
正如该剧的原作者韩天航先生所说，这个母亲形象很有她的代表意义，她不是凭空生造的艺术形象，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良传统道德的沃土之中，但又是活生生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她善良、坚忍、决断、深明大义。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她毅然承担；在遭受抛弃的一刹那间，她毅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这位母亲身上的道德力量是震撼人心的。可惜的是，这么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这些母亲们还大有人在，但她们已很少被人提及了，她们身上的这种精神也在不断丢失。现在我们“不合时宜”地去讲述她们的故事，只是想把那些已在丢失但根本不该丢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韩天航《因为我们需要崇高——〈母亲和我们〉创作谈》）。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妇女的德性，我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娶妻娶德、纳妾纳色”，虽然具有落后的男性强权色彩，但可以看出，对德性的要求还是对扮演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的首要标准，特别是温、良、恭、俭、让五个字精确地概括了中国妇女的价值取向。这些传统美德是几千年来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不断形成的。可惜的是，现在有许多人对刘月季并不理解，特别是一些年轻的观众不认同她的态度和做法，或嗤之以鼻，说她太假，或视其为“封建思想”，犯傻、愚昧。例如，有些观众说：“为什么一个没有多少的农村妇女会这样做？太不真实了吧！” 诚然，刘月季式的中国妇女所受的学校教育十分有限，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早已化作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渗透到她们的灵魂深处，她们说不出什么高昂激情的书面语言，但她们有自己通达的“土道理”。
总之，《戈壁母亲》以高昂的激情和真实的表演重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观众从刘月季和钟匡民一家的悲欢离合以及创业经历中看到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奉献精神，感受到了先辈们用汗水和鲜血所创造的人类历史。无论在任何时代，思想和信念都是不可缺失的。
载《学习月刊》2008年第2期
]]> 2008-1-18 13:08:00(0) <![CDATA[历史评价的现代误区]]> mochengtang 2007-12-19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2115209&idWriter=0&Key=0 
——从《色•戒》看当前的核心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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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容 刘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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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股斥责《色·戒》为“汉奸文艺”的强烈舆论引起了我们对这部电影的关注。本来，虽然是由名导演（李安）改编自名作家（张爱玲）的影片，我们也没有兴趣浪费时间去看，因为之前，这部影片已经被很多网络和娱乐媒体渲染成一部庸俗低级的“色情电影”。但随着讨论的升级，联系到当前一些影视作品中历史观存在的错误导向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影片的大意如下：抗日战争时期，一群大学生随学校流亡到香港。恰巧汪伪汉奸特务头子（影片称呼为“易先生”）也在香港，热血青年们决定设下圈套谋刺他，选定由同学王佳芝（女主角）色诱易先生。为了圆满实施计划，王佳芝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经过多次曲折，寻到了刺杀汉奸的机会，然而在紧要关头，她放走了他，因为她爱上了他。最后，包括王佳芝在内的这个学生团体被集体屠杀。
我们对这段故事的复述本身看不出什么“汉奸文艺”的倾向。但作为观众，该片放映过程中给我们造成的视觉效果是：这种由学生组成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很幼稚、很可笑，他们像小丑一样在电影里晃来晃去，给汉奸当道具；王佳芝的悲剧并不是汉奸、日本人造成的，而是他们这个“爱国刺杀行动”本身造成的。相信这部影片给大多数观众留下的强烈感觉和我们一样，所以才引发了《色·戒》是不是“汉奸文艺”的声音。我们的看法是，虽然不一定要上纲上线到“汉奸文艺”的政治高度，但是，李安在艺术与历史观的关系处理上确有失当之处。
正如台湾作家阎延文所分析的，《色·戒》通过对演员造型的美化（张爱玲原著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却是由影视明星梁朝伟扮演的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和故事情节的美化（作为臭名昭著的“７６号魔窟”汪伪特工头子的“易先生”，在影片中被置换成现代文明的高雅象征、令人艳羡的时尚人物，隐去了其血腥的一面），首先在视觉效果上对观众造成误导，容易让观众同情汉奸。如果说这是出于商业片的一贯票房需要，我们只能说导演考虑欠周。但不应该的是，《色·戒》在美化汉奸的同时，丑化和矮化了抗日志士，让人觉得这帮学生懦弱、无能，思想行为幼稚可笑。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强化了导演对所谓的学生爱国行动的嘲讽。
本来，作为艺术探索，李安的视角和处理手法自有其高明之处，我们固然不必要求所有的抗战影视一定要像《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之类宏大叙事式的正面表现，文艺工作者可以选择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特殊视角，来表现一批不成熟的热血青年的失败。“以小见大”向来是文艺表现手法的高明手段。问题在于，李安明白无误地把拍制《色·戒》说成是一次有意识的“抢救历史”行动，这就是对观众的严重误导。他的言下之意是说，《色·戒》里的故事才是历史的真实，至少是相当范围内的真实。
这是任何有点常识性知识的人都不能同意的，《色·戒》里反映的故事违背生活逻辑，并没有多少历史真实性。通过种种虚构的不合常理的剧情，把积极投身于正义民族战争的学生和政府描写成逼良为“娼”的黑暗势力，让观众觉得作为反抗一方的抗日群体和作为压迫一方的汉奸至少是同样坏的效果，这是一种片面、偏激的历史观，夸大了负面因素的真实效果。我们不排除革命过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美好（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也表现过红军在特殊时期把自己的人给清算的历史悲剧，引人深思），不赞成以往同类题材“脸谱化”的取向，不再相信高大全的“英雄形象”，但把这种极端、个别的事情上升到整个抗战群体就是严重地以偏概全。
不管李安导演的本意是不是这样，但影片放映后给观众造成的视觉效果就是这样的。这或许是作为艺术探索的李安导演所始料未及的，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无疑给我们的文化工作者敲响警钟。
我们说这番话并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目前评价历史人物有一种倾向是极为错误和危险的，即以今天的价值标准和过分以历史结果来看待过去。这种历史观在近年的文艺创作中并不鲜见。
比如说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戏文中称“不倒翁”），事四朝、侍十帝，向契丹称臣，当了六个皇帝的宰相，还恬不知耻地自称为“长乐老”，大史学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毫不客气地严厉谴责了他。但在当今的价值观下，不断有人为他翻案，说他的变节行为是“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种理论很容易成为汉奸的辩护词。还真有人以这种理论为大汉奸汪精卫辩护过，说他走的是不同于国共双方的另一条“曲线救国”道路，只是没成功罢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日本战胜中国、进而统治中国的若干年后，历史教科书上一定会这么写：汪精卫为中国的统一和战后稳定局面、促进中日两民族的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和蒋介石则顽固不化，是叛军之首。这有前车之鉴。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国对抗再厉害、对中原百姓危害再大的民族，一旦成为中国的统治阶层，一旦进入中国的正统谱系，文人们便会对其大肆贴金，避讳其过，粉饰太平。
在历史评价问题上，我们曾先后走过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过去普遍盛行的“革命思维”，另一个极端则是目前存在的“翻案思维”。
“革命思维”特别体现在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变相就是以阶级、出身来评价历史，凡是出身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历史行动就一概贬低，凡是农民起义就必定伟大，一定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种思维曾经遮蔽了很多历史真相，造成历史评价的教条主义。
但现在又慢慢走向了翻案成风的另一极端。这种翻案风不仅表现在学界，而且扩展到娱乐界。许多文化炒作都与这种翻案思维有关，如有的人贬损古人（说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孔子是“丧家狗”，……），有的颠覆经典（把经典作品浅薄化、庸俗化，歪说“三国”，恶搞“红楼”……）。我们并不是反对“翻案”，建立在严谨学理和扎实论证基础上的翻案恰恰是学术创新的表现。一些很有学问的学者的“翻案”是令人心服的。如通过对李鸿章的研究，已故的华裔历史学家刘广京院士（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就令人信服地改变了史学界对１９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和制度史的一般看法。李鸿章一生最受争议的无疑是外交。“清议批评者所理解的李鸿章，是一个因缺乏爱国心而不断向中国的外部敌人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刘广京指出，清议派的这种理解是想当然的，李本人是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忠君爱国者。当清议派以僵化的爱国主义姿态打扮自己时，李鸿章选择了务实的低调姿态，如果不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抱病与列强周旋，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的局面还真不知如何收场，“李鸿章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大师，在可能的采取坚定立场的少数情况下，他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在不可能的时候，便作出最小的让步。”然而，他的实用主义态度却不为清议派们所理解和认同。清议派们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舆论上的主动权。他们调子很高，但由于对“外夷”的现实无知得可怜，所以选择的行动方针很少切实可行，“清议派提出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书基础上的僵化的思想意识作为参照框架”。刘广京深刻分析了李鸿章与清议派的分歧，只有厘清这种分歧才有可能为李鸿章摘掉“卖国贼”这顶帽子。外交是实力的推展，外交家一般是“多财”方能“善贾”、“长袖”方能“善舞”。但是，由于没有国家实力在背后支撑，李鸿章无可奈何地落入了“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后人对他的苛刻评价证实了这一点。（【美】刘广京、朱昌绫合编《李鸿章评传——中国近代化的起始》，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所以说，“翻案”是需要较高学术水准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目前所谓的翻案文章大多是故作惊人之语，刺激读者的“眼球”。
突破抗战影视题材的内部危机，不再把重点放在宏观叙事式的正面讴歌上，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在历史观和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结果就可能违背本意，出现丑化烈士形象、歪曲历史的后果。我想到另一部也在影院热映过、叫做《南京》的电影。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已有好几部，为了突破已有的表现模式，这部电影也有“标新立异”之处。最明显的就是视角转向一批国际友好人士在南京沦陷期间的人道主义精神，歌颂他们献出自己有限的力量，尽力去保护无辜的中国人。但全剧并不给人为了抬高国际友人的贡献而贬低中国人民自己奋力抗争的感觉。
文化是核心价值的外在体现。我们非常同意阎延文女士的说法：“在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今天，放眼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不把影视艺术作为传播本民族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流行文化制造输出大国的美国，好莱坞大片在表现二战时期的美国人时，大都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比如中国观众熟悉的《拯救大兵瑞恩》，影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大时代的小人物，但米勒上尉、大兵瑞恩，甚至曾一度动摇懦弱的翻译厄本，最终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残酷的战争中彰显出人性的高大、美好和正直，显示了美国式的爱国主义，成为美国式的平民英雄。好莱坞电影体现的核心价值，几乎都维护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秩序。为什么我们的华语电影，就要诋毁中国的核心价值？”（阎延文：《色·戒》色情污染）。
 李安不仅误读了历史，也误读了张爱玲。在“汉奸文艺”争论成为舆论焦点之前，这部影片是以片名中的“色”字为喙头来炒作的，许多媒体都抓住“色”字大肆渲染。其实在色情方面，张爱玲女士的原作只是点到为止，用很干净节制的语言写道：王佳芝“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可是到了导演这里，就变成所谓删节多少分钟的“床戏”了。我们觉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前中国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些二三流小说家，都热衷于写人的性欲，以粗俗而赤裸裸的字眼为时髦。反倒是被目为“通俗”的金庸、张爱玲，用词含蓄、典雅。如金庸小说中最不能避开性情节的正面描写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被全真道士尹志平玷辱的场面，如果是当代文坛某些作家，一定会大做文章，可是作者用语典雅，通篇没有一个粗俗的字眼。同样，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曼桢被姐夫祝鸿才强暴只用了这样一句：“她忽然觉得毛骨悚然起来。她突然坐起身来了，有人在这间房间里”，若不是后文交待曼桢怀孕的情况，看第一遍时你根本不会明白是这么回事。当代文坛的一些作家真是堕落了，所谓的“下半身文学”猖獗其道，他们要提高文艺创作水平，首先在语言文字方面就应该向先贤们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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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月刊》2008年第一期
]]> 2007-12-19 11:46:00(0) <![CDATA[“文化建设”应处理好三大关系]]> mochengtang 2007-11-20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1794991&idWriter=0&Key=0  ——学习十七大报告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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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容 单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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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文化”本身是个抽象的词汇，“文化建设”不易操作，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文化要么是敬而远之，要么将其作为经济的附庸（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反映），导致文化建设滞后、变异。其实，“文化建设”固然有其“抽象”的一面，但并非就是“坐而论道”。如何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理解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正气，是一项实打实的具体工作，这涉及到文化建设的创新问题。报告中关于“文化建设”有针对性的论述很多，一篇小文不可能包罗，这里只就笔者有感触的三句话谈谈自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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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处理好“主旋律”与老百姓乐于接受的关系
 【十七大报告指出：“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 “主旋律”现在在许多人眼里几乎成了宣传说教的代名词。这是一种误解，“主旋律”并不等于是配合特定形势的应时应景之作，而是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注人类命运，歌颂人性、真情和永恒之爱，引导人们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这样的优秀作品才可以超越时代和国界，流传久远。
 不过，与其说是观众反感“主旋律”，不如说是我们有些“主旋律”文化节目制作得不好看，说教说得太明显。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是远离现世、教化空洞、思想抽象的宣传说教品。主旋律并不一定会刻板枯燥，如果“主旋律”作品能真正精雕细琢、建立在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艺术取向基础之上，再来谈其教化功能，老百姓还是乐于接受的。
 就笔者的明显感觉，近几年来的影视节目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例如在红色革命题材方面，出现了《恰同学少年》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青春剧，是对同类题材的极大突破；在军事斗争题材方面，出现了《亮剑》这样细腻刻画军人气概的好剧。这些剧塑造英雄人物一反以往高大全的模式，非常生活化和有人情味，但你能说不是弘扬“主旋律”吗？比如说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主旋律”，光今年在中央一台首播的《乡村爱情》、《喜耕田的故事》、《文化站长》三剧，笔者就觉得部部都有突破。据报道，三剧在央视一台播出后，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普遍觉得贴近生活、好看。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表现这种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村变革的影视文艺作品，很容易落入说教和宣传的意味。以上三剧非常有人情味和真实感，由于不在意于对重大事件的表现，因而就很注重对作品细节的刻画。这些细节是生活的细节，是属于农民的细节，而不是作家和艺术家为细节而“创造”的细节，细节的生动和鲜活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观赏性。说它富有人情味和真实感，主要表现在刻画矛盾冲突并不是凭空臆想，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乡村爱情》，我觉得该剧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挖掘得比较深刻。《喜耕田的故事》则直击了当前农村面临的打工与种地之间矛盾的现实。《文化站长》反映了文化事业在基层的尴尬困境和开办的艰难。比如说一个乡文化站竟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过去一直是党办宣传委员兼任文化站长），所以他上任第一天竟然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误认为与他的上级领导——“党办”刘宣委合署办公，气得刘宣委告诉他文化站压根就没有办公室：“在家听信，有事叫你。”结果管文化就真的天天在家守电话，引起邻居和村民怀疑他是否真的当了官？他只好把自家的书房“陋室斋”改作“兼乡文化站”。这些“硬件”问题都还不是最主要的矛盾，最让他揪心的是名为文化站长，实际上并没有事干。
 正像专家指出的，以往表现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之所以质量欠缺,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剧作家的创作冲动并不是从生活感受中得来的,不是在和农民、农村血融于水的生活中得来的,而是在动笔之前就设定好了主题,如歌颂“好人”、“清官”、“好官”。这种预先设定主题、然后拼凑素材和情节的创作模式,导致了许多作品图解主题、图解政策,造成了主题概念化、生活表面化、人物类型化、情节模式化,其质量上的欠缺也就可以想像了。
 影视节目是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媒介，弘扬“主旋律”应该在制作精品文艺节目上下功夫，有内涵又不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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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好“收视率”与“导向”的关系
 【十七大报告指出：“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 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本来就应该是媒体从业的道德底线。大众传媒宣扬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关系到社会道德风向标的确立和良好社会道德环境的营造。然而近年来，很多大众传媒陷入了过分商业化运作的泥潭，一切惟金钱马首是瞻。一些传媒为了提高自己的收视率、订阅率，以求得更多的广告收益，不惜哗众取宠、弄虚作假，甚至宣扬暴力、色情等低级趣味。对大众传媒来说，要处理好收视率或订阅率与导向的关系问题。其中，导向问题是底线、准则，是必须坚持的。这次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规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相关从业法规也在陆续出台，这是相关行业应该坚守的底线。但是，报告中这样规定，是不是就是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全割裂开了呢？不是。我们认为，忽视媒介伦理、只讲经济效益是不应该的，忽视经济效益来讲媒介伦理同样是不现实的。但是很多人的头脑中往往把两者截然对立，把观众、读者的审美水平估计得过低。现在许多媒体一味媚俗，以为这样就能赢得收视率。其实，观众口味和媒体导向是相互作用的。
 媒体也要生存和发展，完全不顾市场口味而去高调地宣传导向，很不现实。但是，要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也并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事，关键看文化建设有没有创新的方式。其实，有时候“创新”并非想像中的那么难，小小的一个“点子”就可能“扭转乾坤”。这里，我要特别表扬江西卫视举办的“中国红歌会”节目。
 众所周知，自从２００５年湖南卫视成功举办“超级女声”之后，短短两年时间，各类“选秀”节目蜂拥而至，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对青少年的成长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分析这类节目火爆的原因，无疑与“选秀”这种新颖的娱乐形式有关。但是，目前国内各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几乎是“超女”节目的翻版，缺少新的创意。比赛环节设计丑陋粗糙，评委言行举止失态，节目设计缺乏艺术水准，内容格调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已经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反感。
 但是，真正有内涵的“选秀”节目还是有生命力的，“中国红歌会”本质上也是一个娱乐性的“选秀”节目。当其他选秀节目纷纷亮出少男少女的底牌时，江西卫视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红歌会”揉合了时尚与怀旧的元素，格调高雅，立意新颖，寓教于乐。它在借鉴“选秀”节目成功经验的同时，首先在定位和立意上作了创新——传唱红歌经典，一下子就比那些低俗的娱乐节目在立意上高出一筹。正如《春天的故事》的曲作者王佑贵所说：“眼下的歌坛各色歌曲泛滥，红歌几乎被人淡忘了。其实，红歌具有极强的艺术性，是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谁也不能否认自己是听着红歌长大的，很多音乐人才也是从小受红歌熏陶出来的。”其次，颇具点评水准的评委也是红歌会的亮点。红歌会评委中既有傅庚辰、王佑贵、阎肃这样的作曲家，也有李双江、郭兰英这样的歌唱家，他们不仅表现出精湛的专业水平，而且显示出高尚的大家风范，这与那些低俗选秀节目的评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大众呼唤优秀电视节目和文艺产品的时候，“中国红歌会”无疑彰显着一种榜样的意义，唱响了大众传媒走出低俗的先声。但愿这个节目保持本色，不会变味。
 从“中国红歌会”的成功可以看出，“收视率”与“导向”并非截然对立，“导向”正确而“收视率”不好是因为没在节目内涵上下功夫，宣传说教意味浓于艺术表现力；同样，“收视率”风靡一时而节目低俗，纵然能赢得一时“火爆”，也终将被观众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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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普及传统文化应把握分寸感
 【 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也在逐步恢复，这与２０世纪初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乐观地预见，未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魅力”会更大，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学习汉语、热爱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上的“话语权”也会变大。但是，我们在传播传统文化时也要把握好分寸感，警惕一些变味的做法。
 一是盲目的“复古热”。据笔者观察，“复古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不合时宜的形式主义“复古”。比如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掀起的推广“汉服运动”，比如说让中小学生“读经尊孔”，等等。这类活动的形式大于实质，有“作秀”之嫌。另一种是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普及起来很不好把握，因为精华与糟粕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如果不审慎辨别，很容易把那些等级、尊卑、权谋、欺诈思想照单全收。另外，盲目复古容易导致盲目排外，限制我们的眼界。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尊崇。
 二是过度娱乐化解读。自从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火”了以后，很多人把他的调侃式语言当作走红的法宝，以为单靠恶搞、解构、颠覆就能成功，这实际上是对易中天的误读，没有理解他语言风格背后的思维深度。如有的学者从“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诗句，推论李白是大唐第一“古惑仔”；有人因为“冷月葬花魂”来推论林黛玉是沉湖而死……严谨的考证成了文字游戏，趣味化开始剑走偏锋。快餐化的“经典”解读，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很多仅停留在表层的视听享受上，无法给观众提供更多的“营养”（张岂之《透视“国学热”》）。
 透视这些变味的“国学热”、“经典热”，背后往往是一种商业行为。近来媒体又爆出几所知名大学开办针对精英人士的“国学培训”，被人们称为“天价国学班”，就是明证。还有，书店里充斥着各类“国学”解读读物，绝大多数是东拼西凑的应景之作。解读“经典”的书热销，“经典”本身的销量却不见长，基本上只是学者的读物，这种“经典热”就颇有点“买椟还珠”的讽刺味道[戴建国《“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 》]。看来，真正普及传统文化还任重道远。
 载《学习月刊》2007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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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20 9:09:00(0) <![CDATA[我的藏书书目【续三】]]> mochengtang 2007-11-13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1711729&idWriter=0&Key=0 589 文苑英华（全6册） 【宋】李昉等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
5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全20册） 【宋】李焘 著 宋元史 中华书局
591 李亦园自选集 【台】李亦园 著 人类学 上海教育2002
592 张灏自选集 【港】张灏 著 思想史 上海教育2002
593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美】李欧梵
著 文学批评 北大2001
594 博物志校证 【晋】张华 撰 范宁校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书局1980
595 通制条格校注 方龄贵 校注 宋元史 中华书局2001
596 王赓武自选集 [新加坡]王赓武 著 移民史 上海教育2002
597 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 [美]威尔逊著 文学批评 江苏教育2007
598 艺术哲学 [法]丹纳 著 文学批评 人民文学1997
599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加】卜正民 著 明清史 三联2005
600 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 【法】勒华拉杜里 著 世界史 商务2003
601 材不材斋文集（上下两编） 祝总斌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三秦2006
602 朝花夕拾 鲁迅 著 文学 人民文学
603 南宋的农村经济 【台】梁庚尧 著 宋元史 新星2006
604 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 【美】赵冈 著 经济史 新星2006
605 中国土地制度史 【美】赵冈 陈仲毅 著 经济史 新星2006
606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美】夏志清著 文学批评 江西人民2003
607 历代职官表 【清】黄本骥 编 历史工具书 上海古籍2006
608 两头蛇 【台】黄一农 著 中西交流史 上海古籍2006
609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美】林毓生著 思想史 三联1996
610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 著 文学 人民文学1988
611 老残游记 【晚清】刘鹗 著 文学 人民文学1982
612 神雕侠侣[一] 【港】金庸 著 文学 香港明河社1982
613 艾略特文学论文集 【英】TS艾略特 著 文学批评 百花洲文艺1994
614 西方四大批评家 【美】韦勒克 著 文学批评 复旦大学1983
615 中国意识的危机 【美】林毓生 著 思想史 贵州人民1986
616 荀悦与中古儒学 【台】陈启云著 思想史 辽宁大学2000
617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 【美】丁邦新 著 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1998
618 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集 【美】王士元著 语言学 商务2002
619 史学杂志第89编（1-12号） 日本史学会编 历史学 东京大学文学部内部交流
620 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 黄正建 主编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国社科2006
621 宋代经济史（上） 漆侠 著 宋元史 上海人民1987
622 唐代交通图考（全6卷） 【台】严耕望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7
623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下） 【台】严耕望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7
624 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 【台】严耕望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7
625 唐仆尚丞郎表（上下） 【台】严耕望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7
626 全隋文补遗 韩理州 整理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三秦
627 岁除的哀伤 【美】夏志清 著 散文 江苏人民2007
628 中国行会制度史 全汉昇 著 经济史 百花文艺2007
629 汪篯隋唐史论稿 汪篯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国社科1981
630 中国民族史十论 姚大力 著 民族史 广西师大2007
631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下） 【台】严耕望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2007
632 制度与国家（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黄清连 主编 制度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3 思想与学术（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陈弱水、王泛森主编 思想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4 社会变迁（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邢义田、林丽月主编 社会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5 经济脉动（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陈国栋、罗彤华主编 经济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6 家族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黄宽重、刘增贵主编 社会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7 妇女与社会（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李贞德、梁其姿主编 社会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8 生活与文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蒲慕洲主编 社会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39 生命与医疗（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 李建民主编 社会史 大百科全书2005
640 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 辛冠洁等编 思想史 中华书局1986
641 全宋文 【清】严可均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商务1999
642 全晋文 【清】严可均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商务1999
643 全三国文 【清】严可均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商务1999
644 全梁文 【清】严可均辑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商务1999
645 宋刑统 【宋】竇仪 著 宋元史 中华1984
646 初学记 【唐】徐坚 撰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2005
647 元丰九域志 【宋】 宋元史 中华2005
648 西突厥史料 【法】沙畹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
649 明代四大奇书 【美】浦安迪 著 文学批评 三联2006
650 陈垣史源学杂文 陈垣 著 历史学 三联2007
651 通往奴役之路 【美】哈耶克著 社会科学 中国社科2007
652 张家山汉代竹简 整理小组 秦汉史 文物2006
653 民生的开拓（中国文化新论 经济篇） 刘石吉等 经济史 三联1992
654 中国的历史 9 野村浩一 著 中共史 讲谈社1974
655 敬天与崇道 刘屹 著 宗教史 中华2005
656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 岑仲勉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2004
657 唐人行第录 岑仲勉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2004
658 中国善堂善会史研究 【日】夫马进 著 明清史 商务2005
659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日】竺沙雅章 著 宋元史 浙大2006
660 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 张金龙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2005
661 储光羲集/次山集 【唐】储光羲/ 元结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上海古籍1992
662 中古文献语言论集 董志翘 著 汉语史 巴蜀书社2000
663 汉代城市社会 张继海著 秦汉史 社科文献2006
664 世说新语词典 张万起 编 汉语词汇史 商务1993
665 六朝史考实 熊德基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中华2000
666 敦煌文献字义通释 曾良 著 敦煌学 厦大2001
667 南北朝史拾遗 李万生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三秦2004
668 中国伊朗编 【美】劳费尔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商务2001
669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美】曾小萍著 明清史 人大2005
670 唐人小说与政治 卞孝萱 著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鹭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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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人的文学 【美】夏志清 著 文学批评 辽宁教育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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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13 9:38:00(0) <![CDATA[“毛委员”为何要上井冈]]> mochengtang 2007-9-11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0977641&idWriter=0&Key=0 ——电视剧《井冈山》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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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长容
艺术的感染力在于细节的刻画力度。近期热播的《井冈山》这部电视剧，呈现给观众的既不是我们印象中教科书上那种“熟悉”的革命叙事，也不是“敌军飞机大炮、我军冲锋吹号”式的宏观而抽象的战争场面，而是在战争的严酷背景下，通过井冈山斗争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细腻而真切地凸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红军领导者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性格特点，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艰难历程。
综观全剧，我觉得该剧的主旨可以用两种转变来概括。这两种转变在今天已成常识，早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写进党史，可在中国共产革命的早期，却是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经过艰难的探索才实现的，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真正变成一种自觉的思维方式，并非易事。
第一种转变是实践中的，即由城市武装暴动向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转变。作为“事后诸葛亮”，今天来看这种转变，自然觉得是理所当然，可是作为“历史的行动者”，特别是在1927年，它却是全党为之困惑和需要探索的艰巨问题。当时，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还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出发，人们都很难想象，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可以远离城市无产阶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去。当时，党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还不单单是严酷的政治环境，而是何种革命道路才适合中国国情的困惑。正如周恩来所说：“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也不是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反思的结果。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涉，再加上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反思，当时弥漫着一股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的左倾思潮，这时就连毛泽东向往的也是“指挥着千军万马攻占长沙城” 、像俄国十月革命攻占冬宫那样壮观的场面。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是纠正了陈独秀右倾路线，但是许多领导人都沉醉于俄国革命先夺取大城市的经验之中，想照葫芦画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发动了一系列城市武装起义。但这些起义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先后归于失败，红军不仅人员损失惨重，更严重的是革命队伍中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军心不稳。
按照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回湖南是发动“湘南暴动”。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先到下面调查，发现不切实际，于是改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但是，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暴动失利让他冷静下来，经过反复思考和调研，他对自己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作了自我否定。在前委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自秋收起义以来，红军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其根本问题在于敌强我弱，还按照原来的“城市中心论”军事思想去攻占长沙是以卵击石。“攻占长沙市中央和湖南省委决定的，可是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要是不变，就要吃大亏”。当时面临的现实是敌人完全洞悉了起义部队的攻城计划，调集重兵布防长沙城外，等鳖入瓮。
在文家市的前委扩大会上，余洒度、苏先俊对毛泽东要上井冈山当“山大王”的决定大加谴责，他们抬出省委指示的帽子压人，会议陷入僵局。毛泽东认为，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原则，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基本上是适用的。不过，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道路，却因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俄国，共产党是利用长期合法的斗争，到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把革命推向农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不同，没有议会民主可以利用。统治阶级掌握着政权、军队、监狱，残酷地镇压革命，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以仅有的一点弱小武装力量同敌人在中心城市拼“血本”，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中国革命首先只能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生存、发展，而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就是农村、山区，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山高皇帝远。井冈山无疑是理想之选——地势易守难攻、群众基础好、处于政治“真空”地带，所以他先派人去给井冈山占山为王的绿林首领袁文才送信，试探袁文才的态度。途经三湾时，毛泽东睿智地“杯茶”释了余洒度、苏先俊的兵权，对部队进行了整顿，终于让这支原本要以卵击石攻打长沙的部队迈出了向井冈山转移的步伐，红军队伍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针对毛泽东拉部队上山“落草为寇”的行动，不断地有人反对，从湖南省委到余洒度、张子俊，以及后来的特派员周鲁、杜修经等。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反对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在读中国历史时就感到，历代农民起义如果只满足于“占山为王”，不能建立起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权并发展壮大，最终还是逃不了被朝廷消灭或招安的命运。中央和湖南省委的考虑可能就有这层顾虑，既然如此，熟读“三坟五典”的毛委员为何还要上井冈呢？这是由当时敌我力量太悬殊的现实决定的。毛泽东富有远见，他并不是真的满足于上井冈占山为王，而是借此保存力量、图谋发展，经过他不断地调查与思考，不仅让红军暂时得到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从井冈山道路中找到根据地建设这条新路，这是一条“逼上梁山”但超越“水浒”命运的道路 。
第二种转变是思想上的，即由信奉苏联革命道路向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转变。在我们以往的印象中，似乎党内思想是高度统一的。《井冈山》则向我们揭示了革命内部也有残酷而复杂的斗争，揭示了中共领导者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解放思想、注重实际的艰难性。
在1927年，包括瞿秋白、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主要负责人都还没有跳出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剧中，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巡视员杜修经和留苏归来的刘安恭等人就是这一错误思想路线的集中代表和牺牲品。在中国古代，“钦差大臣”扮演的角色不单单是到地方贯彻中央的权威，更担负着体察民情、让地方意见“上达天听”的一面。遗憾的是，周鲁、杜修经、刘安恭这三位由中央和湖南省委派到井冈山的 “钦差”，由于偏见（具体说来，就是迷信苏联革命道路），导致他们听不进毛泽东等人的意见，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第一次是以瞿秋白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满毛泽东占据井冈山“落草为寇”的做法，派湖南特委军事部长、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督促毛泽东下山搞湘南暴动。一开始，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来人，激动不已，亲自赶到路口迎接。不料周鲁到了井冈山就高高在上，机械地执行中央命令，挥舞“尚方宝剑”并误传“圣旨”——开除毛泽东的党籍，顽固地执行错误的“大城市”军事路线。虽然还让毛泽东以非党员的身份担任师长一职，但要其放弃井冈山，带领人马开赴湘南郴州等地，协助朱德、陈毅所部执行“烧杀政策”，开展“湘南暴动”。此举受到毛泽东及手下袁文才、王佐、罗荣桓、何长工等激烈反对，和周鲁争吵多日，双方极不愉快。最后毛泽东不得不带领所有人马“倾巢出动”前往郴州。但他明里执行中央政策，暗地里坚信自己的看法，虽然离开了井冈山，却派何长工、毛泽覃等人去和朱德、陈毅联系上山事宜。在和朱陈达成一致意见后，决定朱陈所部放弃郴州、耒阳、宜章等地，由毛掩护并接应朱陈所部会师井冈。此举遭到周鲁的激烈反对，周鲁指责陈毅等人不战自溃，丧失了湘南暴动的大好形势，认定郴州失守是毛泽东阳奉阴违的恶果。陈毅年轻气盛，公开指责失利的原因是因为瞿秋白领导的党中央“烧杀政策”的恶果，说“湘南暴动是老皇历了，根本行不通”，朱德也情绪激动，说周鲁作为特派员得不到大家的尊重，自己不能再执行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错误决定，要上井冈山。这样，周鲁成了孤家寡人，气极之下退出会议，扬言要 “带特委回湖南省委向中央告状”。第二天一早，周鲁带着特委不打招呼就愤然离去，朱德急忙派出一连兵马赶去保护。岂料追上周鲁，却发现他们早已中了伏击而全部牺牲。事实证明，湘南特委的荒谬之举，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革命力量在暴动后不久，失去了群众基础，不得不退出湘南。
第二次是当毛泽东正在农村插牌分田的时候，接到湖南省委又派来钦差大臣的消息，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湖南省委派来的巡视员杜修经带来了省委指示信，要求“红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原来，杜修经曾向湖南省委作了过于乐观的汇报，他认为不要红军主力、只靠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井冈山即可保存。湖南省委对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制定了湖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所以派杜修经为省委巡视员，帮助前委工作。毛泽东对省委不切实际的分兵开赴湘南的决定感到十分不解。会上，众人争论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决定以前委的名义向省委写出报告，陈述理由。随部队出发的杜修经不顾联席会决议，一味坚持要执行省委的命令。趁28、29团出击酃县、毛泽东等远在江西永新的机会，他煽动29团官兵乡土观念重的情绪，作出了开赴湘南的决定，搅乱了军心。归心似箭的29团军心涣散，在杜修经的继续策动下一意孤行，再次酿成了与强敌遭遇而全军覆没的悲剧。
第三次是留苏归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并带来中央要求红军分散到乡村去的决定。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和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对于井冈山的真实情形了解不多，作出的决定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陈毅都感到无法执行，他们与刘安恭在落实中央指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刘安恭是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的年轻干部，喝过洋墨水，但他不了解实际，生搬硬套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坚决反对。但是，刘安恭挥舞着中央的“尚方宝剑”，再加上在建军思想上毛泽东与朱德等人有重大分歧，使他在红四军“七大”上被选离领导岗位。党内斗争激烈升温，毛泽东终于萌生去意，离开前委，结果刘安恭的“城市中心论”在红四军内部再次占了上风，直接导致东江之战中，朱德败走麦城，刘安恭壮烈牺牲。血的教训终于让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性，朱德和陈毅表示要负荆请罪，把毛泽东请回来。
借鉴别人的经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立足于自身实际和不断变化发展的新情况。其实，把别人的东西当作口号是相当简单的，但口号式的了解并不是真正的了解。当你觉得别人的一些经验很有用的时候，而不知那些经验所代表的观念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在特殊历史情况下演变出来的性格，断章取义地变成自己的口号的时候，自然就会犯形式主义的谬误。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通过对两年多来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总结，集中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写成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至此，井冈山革命道路的斗争思想终于确立，中国革命道路终于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道路。只是这种转变太艰难了，教条主义的死灰还会复燃——后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就是明证。
 ]]> 2007-10-5 2:09:00(1) <![CDATA[记忆中金庸小说的几种版本]]> mochengtang 2007-9-10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0961954&idWriter=0&Ke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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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在乡下读书的孩子。那时的农村，不仅物质条件匮乏，精神生活也贫瘠，整个村庄实在找不出几本像样的书来看,所以连别人放在茅厕当“手纸”的半部《青春之歌》残籍都看。当我听说村里某个老者家里有几本“说部”，就立马翻山越岭地去借，结果有些失望，是几本竖排繁体的“古书”，名字叫《镜花缘》，也不管看不看得懂，就借来了。现在印象完全模糊，只觉得故事情节不大吸引人，啰嗦冗长，如果当时有书看的话，我想是看不下去的。
不过最近读夏志清教授的《镜花缘新论》（收入夏志清《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评述公允精当，让我们对其优点和缺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夏公是当代治中国小说批评的“第一把交椅”，台北的“中研院”院士，还撰有《老残游记新论》（刊台湾新竹《清华学报》第7卷第2期，1969）和《玉梨魂新论》（刊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第9期），我还没有读到，想来一样精彩绝伦，据说两文直接推动了哈佛的王德威教授对晚清小说的研究，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五四”上移到“晚清”，有机会我一定要找来认真读一读。
一
世事是如此地循环，我读到的第一本金庸小说竟又是一个残本（借用武侠小说的术语，就像一部武功秘籍的残本，泛黄、残破，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感）。这部小说就是《射雕英雄传》的后半部，这大约是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了。在这之前，我当然看过诸多金庸影视剧，那时大陆已经掀起了金庸影视热。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读金庸原著就是《射雕》的第21回《千钧巨岩》，这一回充分展现了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讲的是黄蓉如何利用风化的岩石困住欧阳克、又如何利用潮水力量救出欧阳克的情景。作者利用自然界的知识（风化岩石、潮水涨力），在行文中又层层“抖包袱”，引领读者享受了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故事情节。作家这种精细处理生活而产生的巧妙联想力，在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开篇也有运用：
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无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p4）
《一九八四》是20世纪一部批判极权主义的著名的“政治寓言”。在这里，为了表现每个人都逃不出“极权”（文中映射苏联“老大哥”）的监控，作者把人物画的视角特性（“你无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我小时候看墙上的美人画就是这种感觉，无论你逃到哪个角落，只要你能看见她，她的眼睛就注视着你）与极权（老大哥）联系起来，显示了小说家对“意象”的妙用。
阅读讲究张力，一味地情节紧张也让人吃不消。妙的是，查先生在这一回紧张的故事中也安插了一段“闲笔”，让紧张的气氛荡开了去，这就是正处于青春期的郭靖和黄蓉俩人坐在海边讨论孩子从哪里生出来的情景，我不厌其烦地引在这里：
玩了一阵，黄蓉道：“靖哥哥，你头发乱成这个样子啦，来，我给你梳梳。”两人并肩坐在一块岩石上。黄蓉从怀里取出一柄小小的镶金玉梳，将郭靖的头发打散，细细梳顺，叹了口气，道：“怎生想个法儿将西毒叔侄赶走，咱俩和师父三人就住在这岛上不走了，岂不是好？”郭靖道：“我就是想妈，还有六位恩师。”黄蓉道：“嗯，还有我爹爹。”过了一阵，又道：“不知穆姊姊现下怎么了？师父叫我做丐帮的帮主，我倒有点儿想念那些小叫化了。”郭靖笑道：“看来还是想法儿回去的好。”黄蓉将他头发梳好，挽了个髻子。郭靖道：“你这般给我梳头，真像我妈。”黄蓉笑道：“那你叫我声妈。”【按：状男女间情话，此句叫绝】郭靖笑着不语。黄蓉伸手到他腋窝里呵痒，笑问：“你叫不叫？”郭靖笑着跳起，头发又弄乱了。黄蓉笑道：“不叫就不叫，谁希罕了？你道将来没人叫我妈？快坐下。”郭靖依言坐下，黄蓉又给他挽髻，轻轻拂去他头发上的细沙，心中对他爱极，低下头来在他后颈中轻轻一吻，想起昨日与欧阳锋动手，郭靖见到自己初学乍练的打狗棒法时满脸的欢喜赞叹，当下便想将这路棒法教他。她只要见到郭靖武功增强，可比自己学会甚么本事还更喜欢得多。……但随即想到：“这路棒法只丐帮的帮主能学，我可不能传给他。”问道：“靖哥哥，你想不想当丐帮的帮主？”
 郭靖道：“师父叫你当帮主，你怎么又来问我？”说着转过头来。黄蓉道：“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孩儿，当丐帮的帮主实在不像。不如我把这帮主之位转手传了给你。你这么威风凛凛的一站出来，那些大叫化、小叫化、不大不小的中叫化便都服了你啦。再说，你当了丐帮帮主，这路神妙之极的打狗棒法，就可教给你了。”郭靖连连摇头，道：“不成，不成。我当不来帮主。我甚么主意都想不出，别说帮中的大事，就是小事我也办不了。”
黄蓉心想这话倒也不错，师父临危之际以帮主之位相传，虽说是迫不得已，却也定然想到自己年纪虽小，却是才智过人，处事决疑，未必便比帮中的长老们差了，否则的话，大可命自己持这棒去立旁人为帮主，再将棒法转授给他，当这帮主，终究不是傻里傻气的单凭会使降龙十八掌与打狗棒法便成，于是笑道：“你不当就不当。只可惜这路打狗棒法你便学不到了。”郭靖道：“你会得使，跟我会使还不是一样。”
黄蓉听他这句话中深情流露，心下感动，过了一会，说道：“只盼师父身上的伤能好，我再把这帮主的位子传还给他。那时……那时……”她本想说“那时我和你结成了夫妻”【按：女儿家之羞涩矜持，一句点出】，但这句话终究说不出口，转口问道：“靖哥哥，怎样才会生孩子，你知道么？”【按：话锋一转，写孩童对生育知识之好奇，模拟小儿情趣逼真】郭靖道：“我知道。”黄蓉道：“你倒说说看。”郭靖道：“人家结成夫妻，那就生孩子。”黄蓉道：“这个我也知道。为甚么结了夫妻就生孩子？”郭靖道：“那我可不知道啦，蓉儿，你说给我听。”黄蓉道：“我也说不上。我问过爹爹，他说孩子是从臂窝里钻出来的。”
郭靖正待再问端详，忽听身后一个破钹似的声音喝道：“生孩子的事，你们大了自然知道。潮水就快涨啦！”【按：情节之起承转合，浑然天成】黄蓉“啊”的一声，跳了起来。（香港：明河社1982年版，p858-859 ）
在紧张的情节之中穿插这么一段充满童趣的生活化的“闲文”，这是那些只会写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写妖魔鬼怪的玄幻小说作者永远无法达到的。金庸的很多部小说中都有这样的“闲笔”，曲尽小儿女的情趣，特别是后期的作品《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中，随处可见这种穿插，但又不让人感到节外生枝，表明作者艺术上更趋成熟。
早期的金庸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虽然放在武侠作品里无疑是一流的，但过多地套用陈词滥调，创造人物还有较重的脸谱化痕迹，对文字运用也还有不娴熟之处，所以有些部分读来沉闷。幸运的是，我读到的第一部金庸小说就是技巧和思想已经基本成熟的《射雕》，而且开篇读到的就是上述那精妙的情节，所以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看的这部《射雕》残本究竟是什么版本，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记忆中是白皮封面的16开本，上下两册，与坊间流行的四册本不同。前年的夏天，因为开始参加工作，领了自己的工资了，我就开始收藏各种金庸小说的版本，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大陆五花八门的出版社翻印的金庸小说。
我领到第一笔工资后，就想买到当年读过的那个只有上下两册、16开本的《射雕》。这时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金庸小说的版本知识，知道福建的《海峡》文艺曾经翻印过《射雕》，作为该通俗文艺期刊的增刊，交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只有上下两册，下册就是从第21回《千钧巨岩》开始，时隔多年，我遍觅不得，最后终于从网上定购到。可是，满心期待的我收到书后一看，书皮是褐色的（并不是我看过的那种白皮封面），排版也只是把原在该杂志连载的部分汇集在一起印制的，连页码也没有统一，篇首还有一段编辑自认为是“辩证全面”的按语，实际上是编辑部掩饰自己立场的幌子，也算是时代特色了。看来这并不是我当年看过的那个版本，也许我今生今世都找不到那个版本了。
关于这家《海峡》文艺杂志，据说曾经是传播港台文学的重要渠道，我手头还有海峡文艺版的《倚天屠龙记》（全四册，1991年版）和《连城诀》（上下册，1985年1版）。1991年海峡文艺版的《倚天屠龙记》竖排繁体，像绣像本《三国演义》一样配有传统风格的人物插图，插图人物有“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周颠、协律郎冷谦等，遗憾地是封面太不典雅，打斗气息太浓。“明教”这个秘密组织，在中国历史上或隐或显，不很重要，所以连历史学家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载氏著《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79年 ，p261 ）那样杰出的学者也会产生误解（参竺沙雅章《吃菜事魔について》，原载《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东京1974年版，复收于氏著《中国仏教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2年；中译文收于《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译》思想宗教卷，中华书局1993年）。《倚天屠龙记》流传后，“明教”重新引起大陆学者的关注，也算是“说部”对学术的间接贡献了。
二
1999年，我在旧书店淘到一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一版一印的《笑傲江湖》。这版《笑傲江湖》的最大亮点是封面和插图几乎copy了明河版。 众所周知，明河版“金庸作品集”是查先生自1972年封笔后，花10年之功对这些原在报刊连载的小说大规模修订的结果，不仅在文字、技巧和结构方面，就算插图设计都煞费苦心，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经典化”的过程。明河版金庸小说，封面、扉页、插页、插图，均为金庸精心细选，且印制精良，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并衬托出金庸作品的历史氛围与凝重。反观内地的各种翻印版本，好一些的只copy了由姜云行、王司马绘制的小说各章插图（这些插图已成经典），而把作者亲自配选的各种插页省掉了。这也是我不得不花大价钱买港版的缘故。
说来好笑，这部《笑傲江湖》还曾经是我少年时代因“失恋”而痛苦时期的精神抚慰品。在一篇正儿八经的书面文章里，回忆这件太私人化的事情，还真有些难于启齿。不过，我所敬重的夏志清教授在大半把年纪后还敢写出《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的“游戏之作”，我也就不怕人笑话了。
 那时我在县城念高中二年级，暗恋班上的一个女学生。她是一个文静加正经的女孩子，面容清秀，只是脖子粗粗的——大概是微胖的缘故吧（不过时隔多年后再见到她，已经没有了给人脖子粗粗的感觉，面容还是那般的清秀）。我很敬重她，总觉得伊是一个与众不同、有个性的女孩子，大女人的姿态和小儿女的情怀兼具——这也是后来读《倚天屠龙记》对赵敏特别有“好感”的潜意识（关于大女人的姿态和小儿女的情怀的结合，笔者前年曾草就《最爱赵敏》的小稿）。我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她，还大着胆子写封情书塞到她课桌里，她真了不起，不仅看都没看，还原封不动地当面还给我，实在是巾帼豪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写过情书这“劳什子”。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出现最坏结果的那一刹那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能断这份情的自我折磨过程，至今深受其苦。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她婚后一定是贤淑而温柔的，如果能忍受长年的孤寂而换来这样的欢欣与幸福，真是做学问的人的大幸，现在一想到她，心中就充满了感激。
那时我开始读《笑傲江湖》。抚慰我痛苦心灵的情节是令狐冲在华山后山闭门思过、他热爱着的小师妹移情别恋的那几章描写，表现内心情感非常细腻逼真。起初师妹岳灵珊争着每天给他送饭。两情相悦，别时依依不舍。 其间岳灵珊十多天卧病在床，令狐冲比自己病了还难受，“拿起碗来，竟是喉咙哽住了，难以下咽。”消瘦得像是自己也患了一场大病。后来林平之与岳灵珊在岳不群鼓励下接近起来，小师妹上玉女峰探望就少了。 有一天，岳灵珊提来一篮粽子，馅是草菇、香菌、腐衣、莲子、豆瓣做的，令狐冲咬了一口，颇觉滋味鲜美。但当得知这草菇是岳灵珊和林平之一起携手采集，“本来十分清香鲜美的粽子，粘在嘴里，竟然无法下咽。”前后两次咽不下去，心境却大不相同，真是一个绝妙的对照。金庸用活泼而又传神的生活化笔墨，细致地写出了令狐冲、岳灵珊之间关系的变化，令人感叹不已（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大出版社1999年版，p134）。 那段日子，他的疑虑、他的暗伤、他的自卑、他的委屈、他的激愤、他的自慰……简直道尽了失恋中人的一切悲苦。我相信在类似境遇下读这部书时，都会起同病相怜之感。
去年，我终于弄到一套明河1984年版的《笑傲江湖》，就是品相不大好，与这套山东文艺版成为我的珍藏。
有人说《笑傲江湖》是金庸小说里表现道家气氛最浓的一部，我倒觉得毋宁说是一部表现“自由主义”的作品。从金庸作品来看，他似乎对道家并无好感，除了王重阳和张三丰外，道教人物在他笔下时时透露出一股恶感。《笑傲江湖》与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反极权的。《一九八四》写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革命胜利前夕的1948年，离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还有18年。奥威尔在完成这部表现20世纪政治恐怖的极权主义作品不久就过世了。作者没有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他只是从学理和观察中预示了极权统治下人民的命运。无论你是何种信念、打着何种主义的旗号，无论你标榜自己的制度如何先进，只要你实行极权统治，都逃脱不了这个宿命。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几乎让所有的“普罗文学”作家以一种天真的诚挚和热情来写作，他们看人看事不再按照生活中的真实经验，急于充当新社会的代言人，“ 主义”遮蔽了他们看人看事的深度，热衷于创造一些贴着“英雄”和“坏蛋”标签的人物。正如夏教授所说：“这种急欲改造中国社会的热忱，对文学的素质，难免有坏的影响；现代中国文学早期浪漫主义作品之所以显得那么浅薄，与此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也不一定会对探讨人类心灵问题感到兴趣的” （夏志清《文学革命》，收于氏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版，p17）。文学既然要“载道”，那么坚持艺术的标准就不遑顾及了。不能超越这种高调的“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作家眼光狭隘，为意识形态所左右，自然逃不脱对人对事的粗浅认识。
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夏济安教授在他那篇富有创见的论文中引用过：“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夏济安《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收入《夏济安选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p16）。金庸小说延续了中国旧小说的这一思维，对待政治上的失意者，小说家的处理方式往往给他安排一个美女伴侍终身，再选个偏僻地方过上田园生活，算作是对英雄的最好补偿了（像《鹿鼎记》中竟然慷慨地给男主角7个老婆，对于韦小宝这样贪恋美色的人来讲，那真是莫大的安慰）。在中国的传统小说世界里，政治上的得意者一般都是无赖、流氓，而英雄注定要失意，或者像乔峰那样死掉，或者像张无忌那样被小人篡权。我们看到旧文化的这种束缚，即便是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现代洋才子”金庸，也逃不脱替他小说的主人公作出“山林主义”的俗套结局，做隐士成了政治失意者的唯一归宿。《笑傲》的男主角令狐冲先是在“师父”这个威权的枷锁中苦苦挣扎，再是在“日月神教教主”的威权下抗争。可是除了归隐一途，他没有办法——他的心累，这是绝世武功也解决不了的（现代文明中的“唯科学主义”不也如此？）。《笑傲江湖》宣扬“自由主义”，既是“感时忧国”精神的刺激，更是魏晋自然主义的延续。
三
我十分怀念当年的宝文堂书店，在上世纪80年代出过《鹿鼎记》、《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3种金庸小说，其装桢设计典雅素朴，古香古色，可以说是目前大陆各种金庸小说版本设计最有品味的一种。宝文堂版的封面以淡黄抑或是淡绿为主体颜色，图案为书中十幅插图之一,右侧为金庸手写体签名,书的背面印有宝文堂书店的篆字印章。“宝文堂”版当之无愧是内地翻印金庸小说的最好版本。虽然也是盗印（没有得到作者授权），但编辑的素质不同一般，可惜这家出版社在90年代初因故消亡，这是非常可惜的。我到去年终于把这三种宝文堂版金庸小说搜齐，也算是了却了一种心愿吧。
小说家金庸先生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对他文学史上地位的评定，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避不开的一个话题。
作为从“通俗文学”阵营走出来的杰出作家，金庸没有张爱玲幸运——张爱玲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1961年出版的那部拓荒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予品评后，她的文学史地位基本确立，后来的批评者即使要对她做重新评估，也只能对夏志清的说法作些微的修正。而金庸小说虽然拥有比张爱玲还多得多的读者，但还没有出现像夏志清那样有分量的严肃的学理论证之作（批评者多为“杂文家”如鄢烈山之流和迂腐的学院文人如何满子、袁良骏之流，但缺乏学术上的说服力，不值一驳），所以，可以预见，金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拥金和倒金者的“口水战”。本文无意“盖棺论定”。我只想就目前拥金者的一些方法谈点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倾向是喜爱金庸小说的人（这部分人往往本身也是学界精英）多抬出某某科学院院士（如陈省身、杨振宁、王选等）、某某政界大佬[如邓小平、蒋经国等]喜好金庸小说来反驳倒金者。
第二种倾向是以喜读金庸小说人数的多寡证明金庸小说的文学水平。虽然不喜欢、甚至反感金庸小说的人大有人在，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读过金庸小说的人中持肯定评价的居多。
以上两种倾向基本上代表着目前关于金庸小说论争的基本方法，实际上都缺乏真正的说服力，这可能是“倒金”者不服的真正原因。我以为要判断一部小说的真正价值，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要凭读者阅读后的直观感受，但“直观感受”不一定靠得住，特别是对阅读品位较低的大众来说。不过，“时间”是无情的可靠标准，如果在我们这些当代读者都死掉的几百年后，金庸小说还在流传，还被那时的文学批评家给予较高的评价，说明就是经典——经典是能超越时代和意识形态的，经过时代过滤后，它迎合当代人“口味”的因素已经荡然无存，如果还能符合后代人的阅读“口味”，那就说明它抓住了文学的本质——探索“人性”。人性是什么？是对人类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描摹，对人类悲剧的再现与反思。不管我们的社会如何进步、科学如何发达，可是我们的情感同三千年前《诗经》世界里的情感并没有什么不同，《诗经》里的情感还能引起我们的共鸣，这就是“人性”的独立与超越。
那么，当代人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判定或预见金庸小说的历史地位了呢？不是，但这种判定需要严肃的学术论证，而不是“印象”式的感观（大多数人读完一部小说只能笼统地说它好还是不好，但不具备文学批评的专门素养，所以很可能走眼，“畅销”不一定是“经典”就缘乎此），有这种资格的只有文学批评家（所以第一种倾向没有说服力，科学院院士并不具备专门的文学批评素养）。我以为当代对金庸小说作这种严肃学术论证的批评家的最好人选应该是已故的夏济安教授、陈世骧教授和现居纽约的夏志清教授。夏济安先生（1916-1965）是“学院派”中第一个给予金庸小说高度评价的人，他在文学批评水准达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只要通读一下《评彭歌〈落月〉兼论现代小说》（彭歌是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旧文化与新小说》两篇论文就知道了，前文可以说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文本细读”的“范式”。 可惜他英年早逝，死时还不到50岁，生前只说出了那句“写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指金庸）已经出现，看来我只能到海外去了”的广为人知的话，如果夏先生活着的时候能看到金庸后期作品的诞生，他再写一篇《评彭歌〈落月〉兼论现代小说》式的学院论文，金庸的文学史地位恐怕已经确立。陈世骧教授（1912-1971）又是一位薄命的文艺评论家，虽然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典文学，没发表过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文章，但大家只要读读《时间与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1958年6月7日在台大文学院第三次演讲》两文，就不会对他的专业水准有丝毫怀疑。陈世骧教授对金庸小说的赞誉见于那两封著名的《与金庸论武侠小说书》（《天龙八部》书后附录）里，可惜也没有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写出具体论证的学术文字，叹为可惜。在世最有这种资格和水准的自然是夏志清教授了，偏偏夏教授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看来这项严肃的学术论证工作只能留待李欧梵和王德威两位教授了。
 2007年9月10日初稿，12月25日改定于珞珈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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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9-10 10:31:00(0) <![CDATA[农民工最需要什么？]]> mochengtang 2007-8-15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81302&PostID=10664944&idWriter=0&Key=0
——读《人民日报》一组报道有感

在8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么一组图文并存的文章——《高温下的农民工》，记录了农民工群体在大城市顶着高温坚守岗位的状况。时当酷暑时节，笔者所在的武汉素有“火炉”之称，即使像我这样整天呆在“26℃”的办公室内的上班族，也难于忍受，所以看到这版文章，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很佩服该报的记者和编辑同志眼光独到，善于捕捉生活中最震撼人心的细节。比如记者摄下的这三幅图片，相信每一个人看了都会震撼：第一副画面是一个送水工正扛着纯净水爬楼梯，全身上下早已湿透；第二副画面则是时当正午，头顶炎炎烈日的环卫临时工还在冒着高温清扫街道；第三幅画面更令人震撼了，记者拍到在北京的一个批发市场，摊主躲在货车厢底下午休避暑，他幼小的儿子也在铺在车厢底下的凉席上玩耍。把避暑的地方找在货车厢底下，这比起农民工躲在引桥的涵洞下避暑更令人心酸。
改革开放近30年，由民工潮发展成巨大产业大军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我们了解多少？酷暑时节，他们过得怎样？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又有什么样的诉求？我们似乎漠不关心。
 应该说，我国政府已经把农民工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加以重视。就拿媒体报道最多的政府官员出面为农民工讨薪现象来说，善意可嘉。但是，欠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果《劳动法》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哪怕替农民工讨回了多少欠薪，也只不过是给人“帮忙”而已，政府的“责任”在这里被“慈善行为”悄悄替代了（参见刘文瑞《建立“弱势群体”的强势表达机制》，载本刊2007年第3期上半月）。所以，根本的是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要从政策上建立保障农民工权益的长效机制，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三：
一是住房问题。现在大多数农民工还租住在极为简陋狭小的居所甚至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笔者每天上下班，都到经过一个施工工地，看见许多农民工就在工地边搭上一个勉强能遮风挡雨的工棚，睡在那里，就在露天里生火做饭。试想，如果他们拿的工钱高一点，或用人单位能免费提供条件好一点的住处，谁愿意这样生活呢？再如上述第一幅画面中的送水工邵宽利，《人民日报》的记者同志这样描述：“他的妻子也在上海打工做保姆，两人在棚户区租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260元，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台旧电视机，一个高板凳，几个小板凳，再摆不下其他东西。暑假里一对上初中的儿女都来了，小房间里挤不下这么多人，邵宽利每晚都到老乡那里打地铺，天气太热干脆就睡在外面。”政府是否可考虑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建造一些低价位的适合农民工居住的住房，配套一些政策出租或出卖给他们，使他们做工有单位、居住有定所。国务院于8月13日颁布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农民工是否也可享受到这项政策的优惠？而不再仅仅因为一纸户口而被排斥在外。
二是子女教育问题。随着双亲外出打工的增多，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问题正浮出水面，诸如学业失教、心理失衡、安全失保等问题严重困扰着社会，还不仅仅是困扰孩子的父母。我在报刊上看到有些专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以当地的各种组织（如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妇联等）为主体的托管模式，这种建议自然有其道理，可是似乎忽视了人的情感因素，不一定切合实际。作为有正常情感的人来说，父母们都是希望孩子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才能安心，才不至于情感隔膜；而孩子们天性也是恋母恋父的，也希望生活在父母的身边。在双亲外出打工情况下，孩子被寄托在原居地，实际上是农民工的无奈之举。因为现在大多数城市对非本市居民子女入学加以种种限制，加收种种费用，高昂的学费让他们觉得“不划算”。即使带入城市的，也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子女同等的待遇，影响了孩子们健康地成长。如何让子女既能与定居在城市打工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又能让他们受到正常的教育，这是决策部门应该综合考虑的，这样的政策才有“人情味”。
三是待遇与安全问题。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程度明显偏低，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他们干最酷最脏最累的活，却拿着与其付出很不对值的薪酬，更残酷的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在近期山西黑煤矿、黑砖窑事件中发展到极致。虽然政府作出了很大努力，出台了相关法律，但是依然治不了“带血的煤”、“过劳死”等问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出台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法规虽然“合理”但不一定“合情”。比如说劳动合同是否只有形成书面文字才有效？因为农民工中相当多的文化程度偏低，根本就没有“劳动合同”的意识，如果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执法部门是否受理？就算是签订了书面性条约，也难保用工单位利用信息不对称让农民工“入套”，比如前些年存在过的所谓的“生死合同”（一些危险性行业企业不按《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履行安全卫生义务，在签订合同时要求与劳动者约定“工伤概不负责”）。那种利用信息不对称而带有诱骗性的合同，反而成为强势者高举“法律”的幌子“合法”地欺压弱势者的工具，反正“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里。
看来，农民工问题，其实多是政策歧视性的直接后果。末了，还谈一点关乎我们自身的个人修养问题。我有时想，为什么在大街上碰到美女问路或遇上个小麻烦求救，几乎所有人都很热心甚至殷勤过度，而对农民工则爱搭不理？希望社会学者或心理学者告诉我。
]]> 2007-8-15 15:2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