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地产大亨”潘石屹，一向长袖善舞、能力出众，最近“老革命碰见新问题”，被誉为“最窝囊”开发商。北京提前进入冬季，潘石屹居住的建外SOHO小区却因为两家物业公司发生纠纷而停暖停电，室内温度不足3度。作为开发商兼业主，潘石屹一边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响应部分业主倡议，提供公司账号作为公共缴费平台，以便度过这个冬天；一边通过博客“上访”，呼吁政府协调干预。但是，这位“地产大亨”也深知维权之难，已经做好“移民”打算，准备搬迁至其他住处。

　　潘石屹此举被视为“别有用心”，有的媒体更是指责他有取代物业公司的个人目的。“别有用心”容易成为诛心之论，这里不去讨论，SOHO小区遭遇的停电停暖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地产大亨”的遭遇不是个案，另外一位“童话大王”遭遇类似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早在2008年的冬天，郑渊洁足额缴纳供暖费之后，抽到了书房暖气停止供暖的大奖，他给市政供暖热线12319打了17次报修电话，千呼万唤，暖气依然千娇百媚，拒绝现身。今年3月份，郑渊洁在博客上惊喜地宣布，发现书房停止供暖的疑似原因，当天的《北京晚报》报道，北京某供暖办公室主任孙某某，利用职权，贪污供暖补贴费77万元。可是，第二个冬天已经来临，他的书房依然寒冷如初。

　　去年，郑渊洁曾经通过博客“上访”，公布了自己在书房全副武装、身穿棉衣的工作照。我怀疑这张照片坏了事情，既然你可以全副武装、身穿棉衣，那就说明没有暖气，“情绪基本稳定”，更何况你经常呼吁环保，那就让你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所以，我建议郑渊洁今年公布一张身穿单衣、瑟瑟发抖的工作照，告诉有关部门，如果书房无法恢复供暖，“童话大话”很有可能成为“卖火柴的老男孩”，倒在自己的书房里。这样，或许会有奇效，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最好是向潘石屹学习，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生产自救，一边准备“移民”。

　　一位“地产大亨”，一位“童话大王”，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应该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但是，他们却连“呼电唤暖”都做不到，以至于“饥寒交迫”。当然，两者原因不同，一个是因为物业公司，一个是因为市政机构。在那些习惯于“仇富”或者“反智”的群体看来，物业公司和市政公司把他们教育了一下富豪和精英，无疑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也不必过于幸灾乐祸，潘石屹和郑渊洁随时可以“移民”，等这种事情落到自己头上，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经常有学者批评中国民众缺乏平常心，批评每个人都想成为成功人士，不愿成为“平凡的人”。潘石屹和郑渊洁的遭遇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平凡的人”，比做成功人士还要困难。什么是“平凡的人”？他至少应该拥有用电用暖的权利吧。可是，“地产大亨”和“童话大王”只能通过“移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绝大多数民众争先恐后地“出人头地”，并非是把成功人士当做终极目标，无非是想拥有“平凡的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平凡的人”，需要拥有最低限度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在成功人士都会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民众只有“出人头地”，才能做一个“平凡的人”。他们不是缺乏平常心，而是太渴望过上平常的生活了。

　　当公民权利成为特权，人人都会渴望“特权”。挑学校，递条子；动手术，塞红包；买房子，准备送上几十上百万人民币，还要彻夜排队。这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无一不是为了满足极为正常的需求，与其说是“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公民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必然结果。公民权利的缺失，使得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一个校长拥有批准学生入校的“特权”，他在看病的时候却要塞上厚厚的红包（除非是学生家长）；一个医生收下红包，转身彻夜排队买房（除非他让房地产商起死回生）；一个房地产商，似乎无所不能，他连用电用暖的权利都不能保证。物业公司、市政市政的员工也不会例外，一边拥有某些小小的“特权”，一边又无法享受某些基本的公民权利。

　　如果“地产大亨”和“童话大王”只准备解决自己“饥寒交迫”的问题，一走了之即可，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博客“上访”，尽管这种努力的效果和范围极为有限，而且出于个人利益的目的，却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公民首先应该保护个人利益，而非“献身”。

作者：王晓渔

　　韩寒拥有无数身份：留级生、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80后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但是在接受《南都周刊》（2009年10月30日）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公民韩寒”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标题，并且迅速在网络传播。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韩寒的谦辞，那说明他既不理解何谓韩寒，也不理解何谓公民。

　　今日中国，最为稀缺的不是作家也不是意见领袖，而是公民。未来中国，无需人人都是作家或者人人都是意见领袖，“六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场灾难，人人都是公民却是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公民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拥有某国的国籍即为该国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公民，他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也知道自己需要承担哪些公民责任，并且实践这种理念，不是“被拥有”和“被承担”，也不仅仅是“知道”而已。

　　在接受采访时，韩寒表示自己与郭敬明“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比性”。“男女有别”的说法容易引起争议，这主要是一种修辞，表明两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能因此断定韩寒歧视女性。

　　韩寒和郭敬明，都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都是在80后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两者在出道之初曾被相提并论，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现在依然把两者并列，那是无视两者的区别。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剽窃庄羽的《圈里圈外》。小偷也有公民权，一个小偷偶尔失足，此后纠正自己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是郭敬明拒绝表示道歉，所以，王朔多次指出郭敬明是一个小偷，不仅针对他的剽窃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拒绝道歉的行为。

　　韩寒对郭敬明的批评不是针对剽窃行为，而是针对价值观。他指出郭敬明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没有理想和精神的层面，追求物质没有关系，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物质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郭敬明谈到物质，似乎那些物质从天而降，无需付出个人努力。韩寒和郭敬明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可以视为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公民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不会因为一种需求放弃另一种需求，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是个人努力；“小偷”则是物质需求至上，并且期待物质是先天拥有的。

　　韩寒和郭敬明的价值观，不是“男女有别”，而是“高下立判”。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我们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们陷入相对主义，拒绝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评判。韩寒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思维，他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价值观有贵贱之分，郭敬明“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确实，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多元主义，不等于相对主义。因此，我们不必讳言，韩寒的价值观优于郭敬明的价值观，就像公民的价值观优于“小偷”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小偷”也有存在的权利。

　　如果以网络文化符号作为比附，韩寒是一只生猛的草泥马，与其他草泥马一起维护个人的权利；郭敬明则是酱油男，除了个人的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维护个人利益，本身无可指责，打酱油当然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不允许打酱油的时代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一个时代个人都沉迷于打酱油，同样是可怕的。个人利益仅是个人权利中很小的一部分，一个个体不仅可以打酱油，还享有吃“卧草”的权利，还有与其他草泥马一起打败河蟹的权利。做草泥马，还是做酱油男，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草泥马比酱油男更值得赞美。

　　公民韩寒和“小偷”郭敬明，草泥马和酱油男，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还代表了两种“高下立判”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贵贱之分”，只能说明我们也成了酱油男。

作者：王晓渔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因为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震惊中国。10月15日天涯等网站出现帖子，声称逯军调任“郑州市引才办主任”，郑州市委组织部表示“网贴可以肯定为谣言”，因为逯军事后被“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持续至今，最终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尚未作出。（《武汉晚报》10月18日）

　　我专门找到那个帖子，却很难把它与“谣言”联系在一起，感觉更具“玩笑”的成分。帖子的标题是《“替谁说话”的逯军局长当了“郑州市引才办主任”》，但是正文找不到“谣言”的影子，丝毫也没有提到逯军复出，只是中规中矩地把逯军的简历、照片和事发时有关部门声称调查的内容贴了出来。这样，标题和正文就互相冲突。郑州市委组织部声称网贴是谣言，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标题是谣言，还是正文是谣言，如果是后者，是否意味着有关部门并未对逯军进行调查？

　　在一个人肉搜索时代，郑州是否有“引才办”，或者逯军是否就任“引才办主任”，几秒钟之后就可以验明正身。为何会有网友“造谣”？如果说这个网友“别有用心”，为何这个“谣言”在天涯等著名网站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迅速传播？如果说众多网友“不明真相”，为何有的网友在转帖的时候，为了表明这是一个“谣言”，甚至戏谑性地把逯军的新职务写成“荷兰省郑州市引才办主任”，使得“谣言”彻底成为“玩笑”？

　　在我看来，这个帖子既不是一个复杂的“谣言”，也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玩笑”，而是充分表明网络监督走向困境时的无可奈何。近年来，网络反腐不仅为公众瞩目，亦获党和政府承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条，新华网则发表了题为《中共积极探索“网络反腐”迫使官员检点言行》的报道，以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为例，对网络反腐做出了高度评价。

　　网络反腐成为整顿吏治的全新模式，各方对它充满期许。但毋庸讳言，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无法适应网络反腐的新形势，或者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应对网络反腐的新方法。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透露，一些政府部门面对公众舆论习惯采取“拖、堵、删、等”的方法。网络监督同样面临这种情况，一些部门在事发时迫于舆论会高调表示严肃处理，等到舆论转移方向之后就不了了之。以逯军事件为例，从6月18日郑州市监察局领衔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月，调查和处理结果一直难产。与之不同的是，因为享用“九五至尊”天价香烟而闻名的周久耕，从声称严厉查处低于成本价售房到被免职，相隔半个多月的时间，到被立案是两个月的时间。难道逯军的情况比周久耕还要复杂？

　　网络监督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做冷处理，躲过舆论高峰，当事人就会安然无恙。“停职”或“免职”成为平息舆论的最好方式，公众认为这是处分，但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处分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并无“停职”或“免职”一说，停职只是调查之前的步骤，免职可能会另有任用。对于当事人来说，“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有时相当于“带薪休假”，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成为网友最后的武器，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那些已经冷却但未得到处理的事件重新获得关注。显然，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谣言”是正确的，所以，才会出现标题“造谣”、正文却没有“谣言”的奇怪现象，而且标题里的“谣言”更像是一个“玩笑”。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辟谣”的最好方式就是将调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最近我看到另一个传闻，因为“纵做鬼，也幸福”而闻名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我很希望有关部门出面指出这是一个“谣言”。此外，今年6月，清华大学表示核查自己的硕士毕业生、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周森锋的论文是否抄袭，迄今已经将近4个月的时间，依然没有公布核查结果，是否又要等到一个“谣言”出现才会有所表示呢？

作者：王晓渔

　　每年诺贝尔奖颁布前后，中国上上下下都会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颁布之前，焦虑是否有中国公民可以获奖？颁布之后的情况，不用多说，基本以沮丧而告终。如果有华裔获奖者，立即焦虑地寻找他的中国远房亲戚，如果没有华裔获奖者，就会更加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先后出现三种自我安慰的方式：面向过去的“失之交臂说”、面向现在的“诺贝尔提名说”、面向未来的“相信未来说”。

　　最为著名的“失之交臂说”是如果老舍和沈从文没有去世，将会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有50年的保密期，这些传说难以得到证实。马悦然曾公开否认老舍获奖的传说，老舍之子舒乙则认为马悦然当时资历尚浅，不可能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舒乙认为父亲获奖的证据更加经不起推敲，老舍疑似获奖的年份都无法确定，一说是1966年，一说是1968年。

　　不管“失之交臂说”是否属实，这些毕竟都已成为历史，与当下无关。于是，另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诞生，就是“诺贝尔提名说”。在2000年前后，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王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新闻，最后经过调查发现，王蒙与提名者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个消息曝光之后，王蒙获得提名的新闻就不再出现了。个人努力宣告失败，又出现集体活动。2005年前后，突然出现一个“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中国有108名个人或组织入围，各地媒体纷纷报道本地有女性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获得提名的高耀洁女士称这是“一场骗局或闹剧”，声明退出，该活动大陆地区联络人居然表示提名无法退出。

　　“诺贝尔提名说”泛滥之后，逐渐失去了虚张声势的作用，成为一场心知肚明的游戏。2008年，安徽一位局长兼诗人也玩了这么一场游戏，媒体已经不再是当年报道王蒙时的引以为豪，而是不以为然。于是，第三种自我安慰的“相信未来说”出现。比如杨振宁先生表示，20年内中国本土学者有望问鼎诺贝尔奖。他这句话不是第一次讲，根据网友考证，第一次这样讲是10年前，杨振宁先生10年不变的预言让我想起“飞矢不动”的原理。这样自我安慰，永远不会失效。

　　据说中国很多作家，每到诺贝尔奖颁布之前，就“心神不宁”，对即将颁布的名单充满期待，甚至打好了获奖演说的腹稿。由于作家们没有像大学生高也一样，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表达自己的“心神不宁”，这个传说难以证实。但是，我曾在书店见到不止一套中国作家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丛书，王蒙们的“诺贝尔提名奖”也足以证明作家们的焦虑。与此不同的是，如果注意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报道，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对诺贝尔奖的焦虑，没有谁从事研究是为了向诺贝尔奖进军，也没有谁在颁奖之前充满期待，他们得知获奖的第一反应都是意外。在美国一些大学，获奖者的特权是获得一个优先停车位。此次奥斯特罗姆成为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记者问她在清晨得知获奖后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回答说：“醒醒。”

　　愤怒出诗人，但焦虑出不了诺贝尔奖。愤怒的诗人往往是三流的，焦虑只能使我们更加远离诺贝尔奖。如果阅读获奖者的传记，总结他们有什么成功秘诀，那就是趣味，他们谈到自己的研究对象，通常会说“好玩”。这一点，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最具代表性，那本《别闹了，费曼先生》里的科学顽童，在中国是典型的差生形象。可惜，诺贝尔奖不是可以轮流申办的奥运会，否则中国可以努力争取诺贝尔奖的评审权，那样杨振宁的预言一定能够实现。奥运会重在身体，可以通过举国体制来培训，诺贝尔重在精神，举国体制没有用武之地——看来我们只能继续焦虑了。

作者：王晓渔

　　朱丽倩父亲的一桩葬礼，使得四对“地下婚姻”现出原形：刘德华和朱丽倩、黎明和乐基儿、杨千嬅和丁子高、夏雨和袁泉——这个连环八卦被称作“一个葬礼和四个婚礼”。随后，在一片皆大欢喜的祝贺声中，又出现一段悲情故事：原来刘德华漂洋过海地跑到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是为了保护朱丽倩，因为他屡次拒绝黑帮大哥合作拍片的要求，对方曾经对他和朱丽倩发出威胁。这种说法未免低估了黑帮的能量，也高估了其他艺人的胆量，如果黑帮打算对刘德华下手，不会对他的婚姻状况一无所知，黑帮看中的明星也不仅刘德华一人，似乎没有其他艺人因此秘密结婚。英雄护美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危机公关，刘德华忍辱负重伪装单身，只是为了让粉丝继续紧密团结在他的身边。

　　除了男主角刘德华倾力演出，其他几对配角的表现也各有千秋。黎明和乐基儿继续低调，在一次商业活动中，黎明五次用多谢回应婚姻问题，在另一次商业活动中，乐基儿八次拒绝回答相同问题，据说这种低调与她的广告代言要求保持未婚未孕形象有关，无疑“广告说”比“黑道说”更能让人信服。杨千嬅对婚姻供认不讳，她的前疑似男友吴彦祖表示如果应邀出席婚宴，一定送上礼物，并且透露自己和女友将于三四年内结婚。虽然其间有疑似第三者高圆圆，夏雨和袁泉结束十年漫漫恋爱，注册结婚，也算终成正果，传闻更是迫不及待地认定他们是未婚先孕。

　　“一个葬礼和四个婚礼”的曲折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十五年前的那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几乎包涵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元素——偷窥/揭秘、流言/传奇、单相思/想象——充分说明了人民为什么热爱八卦，因为八卦不仅提供娱乐。

　　人们总是一面努力捍卫自己的隐私，一面对他人的秘密充满好奇。八卦满足了这种需求，如同希区柯克的“后窗”，传播者隐藏在暗处，观看对面万家灯火里的是是非非。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没有了拒绝八卦的权利，只有生产八卦的义务。陈冠希的“艳照门”最能说明这一特征，当他的私密照片并非出于他的个人意愿到处传播，他却要向公众道歉。同样，是否结婚本是私人事务，刘德华却要为自己没有广而告之进行解释。明星们一边抱怨八卦，一边依赖八卦。在冯小刚的《甲方乙方》里，一个无法忍受狗仔的明星，最终发现没有狗仔的日子更加无法忍受。明星和狗仔是一种寄生关系，公众是得利者，可以享受八卦带来的偷窥/揭秘快感，一旦出现戴安娜式的意外，狗仔又会成为替罪羊，公众会迅速加入声讨的行列。

　　很多八卦的娱乐指数，已经超出了明星们的娱乐节目。以“一个葬礼和四个婚礼”为例，有赌城、有黑帮、有地下恋情、有危机公关，融合偶像剧、情感剧、警匪剧、都市剧于一体，并且兼有电视剧和真人秀、现场直播、电脑游戏的形式。八卦虽然产生于前网络时代，与网络Web2.0时代的精神却不谋而合，观看与参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打破。公众不仅是流言/传奇的传播者、接受者，也是制造者、介入者，可以改变八卦的进程。偶像和粉丝变成了老鼠和猫的关系，明星更像众目睽睽之下的老鼠，不是面对一只猫，而是面对无数只猫，大义凛然地迎上前去，否则就会受到公众的集体批判。公众仿佛手中握着遥控杆，但作为真人秀主演的明星们不是电脑游戏中被动的角色，有时将计就计、反戈一击。这一切都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剧情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没有脚本，重在即兴表演。

　　八卦不仅用来游戏，还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生活，这种需求以前主要靠文学来满足，进入娱乐工业时代，八卦取而代之。近三十年间，文学的衰落和八卦的兴起几乎同步。明星们作为大众情人，是粉丝们合法的第三者。如果你在墙壁、手机、电脑上放一张异性同事或同学的照片，你的第二者（男/女朋友、妻子/丈夫）肯定会提出抗议，如果你放一张异性明星的照片，那没有任何问题。潜在的道德感，使得人们习惯于把单相思对象设定为未婚状态。在日常交往中，单相思对象不会因为被单相思而保持单身，但是在娱乐工业中，明星会因为粉丝推迟结婚或者伪装单身，使得单相思具有一种可持续性。在日常交往中，单相思往往表现为暗恋，一旦暗恋被公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就会生出尴尬，但是在娱乐工业中，单相思会以非常热烈的方式公开表达，偶像需要尽力满足粉丝的想象。刘德华面对杨丽娟，就会面临见面还是不见面的两难选择，尴尬的不是杨丽娟，而是刘德华。

　　八卦如同心灵鸡汤，是公众精神生活的调节器，对它不必过高评价，也不必轻易否定。如果说当下的八卦现状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比例失调，娱乐八卦严重过度，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八卦严重不足。很多娱乐八卦已经没有了八卦精神，在新闻淡季，某个明星换了一套服装或者换了一种发型，也会成为大幅报道的对象。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另外一些八卦，比如此次台湾风灾之后，“行政院长”刘兆玄的八卦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他在勘灾时球鞋如何一尘不染，他在救灾期间如何跑去染发，接听电话如何有说有笑，都成为狗仔对象。这不仅满足了公众的八卦需求，也对官员的行政能力提出严格要求。同样，“华南虎”、“俯卧撑”、“躲猫猫”等事件，既具有八卦的属性，又超越了娱乐八卦的局限，这应该是未来八卦的主攻方向。

作者：王晓渔

　　8月30日11时27分，在余秋雨先生的博客上出现一则“转帖”，称都江堰“秋雨图书馆”开馆，余秋雨实际捐助超50万元，“假捐”谣言不攻自破。这个“转帖”既无原始出处，又无作者，却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和图片，更像余秋雨团队的原创。31分钟后，博客再次更新，以余秋雨的名义称“为地震灾区捐助的三个学生图书馆，已于日前落成”，还称“大灾激发大善，大善建立大信，即使再难的事，也能在心心相印中完成”。

　　这些“转贴”和“原创”非但没有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反而证明了假捐“谣言”不是空穴来风。5月末，萧夏林先生发表《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称余秋雨虚拟捐款。随后，余秋雨以网上经常借口“转帐”、“对帐”、“查帐”实施经济诈骗为由，拒绝网友提出的查账要求。过了三个月，余秋雨终于公布了捐赠清单、部分捐赠图书名称，三所学校签署的接受日期均为8月28日。

　　余秋雨此举，与其说是“大善建立大信”，不如说是“亡羊补牢”。不管属于哪一种，这种行为都胜过言而无信、空口无凭。但匆匆“补牢”不能证明未曾“亡羊”，更不能证明“亡羊”纯属谣言。萧夏林批评余秋雨虚拟捐款在前，余秋雨捐助图书在后，暂且不说从捐款到捐书的变化，仅从时间顺序上说，萧夏林的批评可以促使余秋雨尽快兑现承诺，余秋雨的捐书却无法证明萧夏林的批评是谣言，因为批评主要是针对余秋雨此前一年的行为，不可能预知未来。

　　余秋雨的“补牢”行为，称不上大善或者大信，相反，有不少存疑之处，如图书馆命名问题、图书折扣问题和捐赠书目问题。根据博客提供的照片显示，存放余秋雨捐赠图书的建筑物，均在显著位置标有“秋雨图书馆”的字样。余秋雨为每所学校捐赠的1万册书，加上电脑设备，100平方米足以容纳，再加上阅览室和余秋雨承诺的后续赠书，最多不过占用一个楼面，充其量只是“秋雨图书室”。不知出于何种理由整栋建筑物署名“秋雨图书馆”？余秋雨曾在博客上称“以一个人的力量独资为灾区捐建三所图书馆”，难道捐赠图书等同于捐建图书馆？捐建应该不仅包括图书，也包括图书馆的建筑，以这个标准衡量，余秋雨的捐建是真是假，还有待考察。按照惯例，出资方可以要求当地教育部门按照1：1的比例提供配套建设经费，但以图书换取图书馆命名，实为罕见。香港的邵逸夫、田家炳等先生，在大陆很多学校建立了“逸夫楼”、“田家炳楼”，如果他们如法炮制，可以压缩很多成本。但是，他们肯定不会产生这种想法，虚张声势的行为恰恰与捐赠教育的初衷相反。紫金山天文台将“田家炳楼”改作茶餐厅，余秋雨却通过捐赠图书将学校的建筑命名为“秋雨图书馆”，两者遭遇可谓天壤之别。

　　在博客里，余秋雨对“九久读书网”以50%的书价购得三万余册优质图书表示感谢，这种感谢属于自家人说客套话，余秋雨系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也是出资者。是否见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万余册图书是否优质？这种优质不应仅仅体现在书目上，也应表现在版本上。余秋雨列出了部分捐赠图书名称，但没有版本信息，因此无法判断图书质量。仅从图书名称来看，因为多为超出版权期的名著，往往有数十上百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价格迥异，质量也迥异。如果并非优质版本，四折、三折甚至更低的折扣也并非难事，出版社的图书积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直在等待解决。这里没有吹毛求疵的意思，只是希望购书机构能在折扣和版本上选取性价比最为理想的结合点。

　　名著以外的书目，多有值得商榷之处。据《南方都市报》9月1日报道，所有的图书名单都是由余秋雨开列，他根据中学和小学生的不同阅读需求选择了不同的名著和经典读物。我既为其中出现《窗边的小豆豆》而高兴，又为其中出现《货币战争》而不解。一家馆藏丰富、面向各种人群的图书馆，收入《货币战争》，不足为奇。但是一家馆藏有限，面向中学生的图书室，收入这本剪刀加浆糊编制而成的畅销书，不免有浪费资源之嫌。《成都商报》记者还在小学图书室里发现《舞者》（记者没有透露作者，疑为海岩作品）和《亮剑》，让小学生读《舞者》和《亮剑》，让中学生读《货币战争》，这种书目尽显文学家气质，却不太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需求。

　　余秋雨先生此次捐赠图书的行为，值得有保留的肯定，但他无法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也无法摆脱假捐“谣言”。除了指责”咬余专业户“之外，余秋雨恐怕要在自己身上多找点原因。

作者：王晓渔

　　8月12日， 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此次《通用规范汉字表》，汉字变动规模远远不如此前两次《汉字简化方案》，但参与讨论范围之广泛、观点之多样，却是以前不曾出现的。

　　1950年代的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改变了上千年的书写习惯，虽然最初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但是很快就无法展开讨论。著名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1957年发表了《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建议对汉字简化和汉字拉丁化抱谨慎态度，被划为右派，因为章伯钧先生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还被视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

　　正如水价、电费调整的听证会从无到有，汉字变法从不能讨论和公开征求意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听证会渐渐成为形象工程，以至于公众发出听证会等于涨价会的感慨。此次“汉字听证会”，讨论质量远胜于那些水价听证会、电费听证会，但是由于几个关键问题尚有欠缺，使得这场讨论亦有成为形象工程的趋势。

　　首先，讨论对象即《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的告知工作不够完善，仅刊登在《中国教育报》和中国语言文字网上，传播范围有限。公众聚焦的对象是媒体广泛报道的44个汉字整容，由于征求意见公告里表示《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历时八年，就产生了专家历时八年为44个汉字整容的解读。如果阅读原件，就会知道字表研制课题组和专家委员会工作组制作了上千万字的语料库。制作语料库是否需要八年时间，可以继续争议，但不是八年整容44个汉字那样荒唐。《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部门不应将误读单纯归咎于公众和媒体，需要反省的是为何不能将征求意见稿以各种方式广泛传播。我在中国语言文字网找到的只有PDF格式，这种格式无法直接阅读，需要下载软件。据说新版字体更为适合电脑使用，为何没有其他格式？有网友自发组织“《通用规范汉字表》民间文本版打字委员会 ”，这种工作完全应该由《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部门承担。

　　其次，不应以自我评价代替公众讨论。《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先生，在新华网在线交流时表示：“根据我们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的统计，赞成的占67%，反对的大概占6%。”每年春晚之后，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收视率总是与第三方的数字有天壤之别。王宁提供的这个数字与网上各方的统计也截然不同，甚至正反比例互相颠倒。我不太理解何谓“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如果这种意见具有权威性，为何还要公开征求意见？仅仅采用“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100%的赞成也不奇怪。此外，赞成和反对的标准和对象有待界定？字表收入8300个字，公众主要反对的是44个汉字，如此计算，反对率是0.5%也不为错，但是这种统计有何意义。公众和媒体对于44个汉字整容的不满不是非理性的情绪释放，字表收入了6个原来的繁体字和51个非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就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为何同时进行的调整遭遇截然相反，值得深思。

　　举行“汉字听证会”，应该广泛传播的是征求意见稿，不是官方意见，应该搜集的是来自各方的意见，不是“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否则，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形象工程。1970年代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匆匆上马，然后匆匆废止，可谓前车之鉴。

作者：王晓渔

　　我当年报考博士，从文学转向历史。监考老师认识我，非常关心地问，为何报考这么一种冷门专业？我笑称，反正文学已经足够没有前途，“弃暗投暗”，没啥损失。正式读了博士，每当别人问及出身，回答历史专业，对方常常会说：“律师专业？很好，很有前途。”于是，我只能很认真地纠正，为了避免误会，后来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表达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为“中国近现代律师”了。没几年，突然兴起历史热，经常遇到学生，来自各种很有前途的专业，告诉我想改学历史。对于这种“弃明投暗”的行为，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历史已经不必跟着“律师”狐假虎威，忧的是历史研究不像历史热那样魅力四射，这些本来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学生，一旦误入历史研究，可能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当下的历史热使得一些历史研究著作获得关注，对此我乐观其成。但是历史热的背后，主要是故事热、厚黑热、应试热，这是不能忽视的迹象。

　　历史中间有很多故事，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历史要求言之有据，故事则以生动见长，遇到这种情况，读者多半放弃历史，选择故事。在历史读物中，情节越是详细越是受到欢迎。双方对话你来我往，面目表情栩栩如生，心理动作也是惟妙惟肖，史书会记载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但是一本书通篇都是这些细节，往往值得存疑。尤其是心理动作，除非当事人夫子自道，否则纵使有脑电图、心电图，作者又何从得知？在史学界，亦有“叙事史学”的潮流，但是并未获得充分关注。史景迁以讲故事而著称，几乎每个细节都有出处。他的中国历史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可能还不如在美国，不知这是否应该归咎于他详尽的注释？注释本来可以充分证明他的史学功力，在很多中国读者那里却成了阅读障碍。很多读者不买有注释的书，一个是没有耐心阅读，另一个是嫌弃注释太占篇幅。由于历史被简化为故事，一些难以被故事化的历史就遭到冷遇，诸如制度史、思想史，对于理解历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却遭到习惯性忽视。我不反对历史演义，也不反对大话历史，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明确这是演义或大话，不是将它们混同为实录。

　　历史热中的故事热主要是满足读者的休闲需求，像纯净水一样无益也无害。在历史热中盛行的厚黑热，则像三鹿奶粉一样有害无益。历史本来可以帮助人们反思，可是我接触到不少读者，熟知各种历史事件，最后却得出“成王败寇”的结论。很多企业家对于员工的职业培训是历史故事（胡萝卜）加厚黑学（大棒），贯穿始终的是权力至上和不择手段的原则。在历史热中，明史热是一大特色。我看过一些著作，非但没有对明朝的各种制度进行检讨，反而把它当做学习对象。在一档以文化为名的电视节目里，我还看到主持人和嘉宾学者互相唱和，嘲笑宋襄公作战太讲规则。宋襄公赋予战争仁义和礼制的原则，这并非个人发明，而是受到春秋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代诸多名将，更为尊崇《春秋》而非《孙子兵法》，也是出于对战争的反思。可惜，这些都在当下的历史热中被忽略，厚黑学成为垄断性历史观。

　　在历史热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满足应试需求。百家讲坛的观众，中学师生及学生父母是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大学生都曾表示，百家讲坛是老师和父母特批允许观看的电视节目。最近受到关注的主讲人袁腾飞先生，我在他登上百家讲坛之前曾经看过他在网上的上课视频。当时因为要了解中学历史教育现状，浏览了一些中学历史教学网站，发现他的名字，于是看了几段视频，内容几乎都是围绕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而展开，只是采取了插科打诨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们第一个又大又美丽的国家就叫夏朝。周围是什么玩意？蛮夷戎狄。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这是理想的应试读物，可以让考生在紧张之余放松一下，谈不上什么历史见解，更经不起仔细推敲，犬戎得名与犬图腾有关，如果犬意味着蔑称，那么犬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应视热就像人参蜂皇浆，对未成年学生有一些帮助，但成人不宜。

　　故事热说明对历史考据的忽略，厚黑热证明了历史哲学的缺失，应试热损害了历史趣味的培养。这种历史热，已经基本跟历史无关。

作者：王晓渔

　　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网站“中国作家网”日前公示2009年度拟发展会员名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庸先生。有消息人士声称，金庸很有可能出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之职，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否认了这种说法，称“目前暂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天天新报》2009年6月22日）“目前暂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不等于将来一定不会做出决定；不出任名誉副主席，不等于不出任其他职务。更何况，此次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作协首次吸纳港澳地区成员，以后是否要成立港澳作家协会？金庸是否要发挥一下余热，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这些都是未知数。不过，这些问题属于中国作协的势力范围，不是我所关心的。

　　在作协已经逐渐退出公众视野的当下，公众先后三次对中国作协新科会员产生浓厚兴趣，每次都有特别原因：一次是“80后”，一次是郭敬明，一次就是金庸。宣扬个性的80后纷纷要求加入作协，曾经引起一片哗然，叛逆的一代怎么如此迅速地认同了体制？然而，只要对这些“80后”的作品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们的叛逆基本停留在身体叛逆的阶段，即把纹身或者鼻钉等身体装饰当做特立独行的标志，甚至连身体叛逆都难以做到，只是处在服装叛逆阶段，让自己或者小说中的人物穿上算不上奇装异服的奇装异服，诸如露脐装、吊带衫、低腰裤。与思想叛逆基本绝缘的一代，迅速认同作协体制，并不奇怪，所以，此次与金庸一起加入中国作协的还有一些“80后”漏网分子，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

　　郭敬明也是“80后”，他和其他“80后”同龄作家一起加入中国作协，但是他被单独提起，是因为除了青春作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即文坛剽客。中国作协“本着爱惜人才的原则”，对郭敬明“破格通过了申请”。这句话语焉不详，不太清楚此处所指“人才”是指“写作人才”还是“抄袭人才”，“破格”原因是写作突出还是剽窃显著？从具体细节来看，很有可能是后者，因为在推荐表上，被法院判定为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赫然在目。此次中国作协的公示主要针对抄袭者，表示：“如上述名单中有涉嫌抄袭他人作品者，请在公示期间举报。”这不禁让我对后来的抄袭者抱有同情，为何作协不能对他们抱以对郭敬明一样的“爱惜人才”和“破格”呢？

　　金庸出生于1924年，如今85高龄，也可以称作“80后”。金庸入会让我想起王朔十年前的言论，1999年，他把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称作“四大俗”。当时我对他把金庸小说列入“四大俗”有些非议，认为用余秋雨散文取而代之更为妥当。后来年岁渐长，再回头看他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招招致命，比如：“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世俗不是坏事，但是一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汲汲于世俗功名，这就具有喜剧效果了。正如一群力比多过剩的青少年打架斗殴、寻花问柳、拉帮结派，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不小心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联系在一起，不但不够悲壮，还有些秀逗。

　　金庸传记大都把金庸描写得如同他笔下的大侠一样高大全，傅国涌先生撰写的《金庸传》与众不同，对金庸虽有肯定，但亦有批评。对傅国涌和这本《金庸传》，金庸失去了他笔下大侠们虚怀若谷、闻过则喜的胸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授权傅国涌撰写传记，并且表示：“《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撰写传记无须传主授权，撰写传记者未必要认识传主，这都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规则，可惜金庸对此似乎一无所知。至于要把“传记作者”看作小说里的负面人物，更是孩子式的赌气，与大侠风范相隔万里。

　　在中国大陆文学界，一度流行“忍看朋辈成主席”的说法：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同样可以称作“80后”）在二十一世纪陆续成为地方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曾经的人文理想逐渐被体制思维取而代之，这种变化让同辈朋友感慨万分，将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改为“忍看朋辈成主席”。如今，三种“80后”济济一堂，汇聚于中国作协。与此同时，香港同胞争先恐后，不仅金庸有望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以饰演大侠而著称的成龙先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并且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而语惊四座，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也已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作为旁观者，面对这种盛世下的文化奇观，我一点也不惊讶，愿意“喜看大侠成主席”。有网友评论，金庸如同他笔下的岳不群，这需要认真严谨的考证索隐，此处不再赘述。

作者：王晓渔

　　高考恢复三十余年，作文逐渐从“社论体”过渡到“抒情体”，以北京为例，1977年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2009年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与“社论体”相比，“抒情体”可以更多表达考生的个性，但是在杨朔和余秋雨两位抒情劳模的谆谆教导之下，抒情也成为一种固定程序，与个性无关。即使考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抒情体”也不适合成为高考作文的模版，因为人才选拔应该容纳各种个性，不应等同为个性选拔。

　　在我看来，2009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常识”，堪称30余年最具价值的高考作文，它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作文也可以是“公民体”。这种“公民体”不是首创，远的不去追溯，1985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就是让考生以一所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中学附近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可惜这种题目惊鸿一现，直至这次姗姗来迟的“常识”，雪泥鸿爪才算再现。

　　我们经常说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常识（common sense）通常指公民常识。177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在很多政治家还没有明确提出“美独”主张的时候，一个来自英国的“叛徒”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发表了《常识》，他就是托马斯·潘恩。《常识》开篇就对社会和政府作出区别，提醒读者注意政府之恶，最后提出惊世骇俗的“美独”主张，这个主张随后被《独立宣言》吸纳。在只有250万人的北美，《常识》销售了50万册，这个比例在今日中国，大概只有《新华字典》可以望其项背。潘恩的常识，与其说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之上，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因为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来看，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国家的叛徒”。可是他对君主政体和世袭制的批判，对共和政体和代议制的张扬，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共产党宣言》称“潘恩的名字是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象征之一”。常识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专指公民常识，具体而言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个公民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

　　但是，常识在中国特色里具有很多互不相干的涵义，非常容易互相混淆。小学教育曾经设置“常识”课程，这种课程主要指自然常识，常识被等同于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常识主要指生活常识，什么菜和什么菜不能放在一起烧，什么食物有利于治疗什么病症。生活常识对国民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因为人们习惯于从生理而非精神层面观照生命。最可怕的不是自然常识和生活常识代替了常识，而是“潜规则”成为常识。“潜规则”愈演愈烈，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成为“明规则”，进而成为“反常识的常识”；另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从成人蔓延到未成年人，从“成长仪式”转变为“童子功”。“潜规则”变成“明规则”，非但没有见光死，还更加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直至蔓延到未成年人。在张以庆先生的纪录片《幼儿园》里，当一个小朋友被问到为什么长那么高的时候，小朋友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老师的帮助下长这么高的！”这个小朋友天生就知道潜规则么？显然不是，潜规则之所以成为童子功，正是因为潜规则成为常识。

　　在公民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高考作文转向“公民体”成为一种必要的纠正，属于亡羊补牢之举。由于“常识”一词在中国具有太多的歧义，如果此次作文能够将题目明确为“公民常识”，对于中学教育的示范作用将会更加明晰。高考作文承担养育公民常识的功能，是否会伤害写作的肌理？以写作而言，作文似乎更应该表达考生的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从本科教育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拥有公民常识却缺乏想象力和美学趣味的考生和一个拥有想象力和美学趣味却缺乏公民常识的考生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有的专业、有的职业可以不需要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不管何种专业、何种职业，哪怕你没有专业、没有职业，都需要具备公民常识，尤其在这个潜规则成为常识的时代，重建常识是一切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起点。唯一值得忧虑的是，批卷教师是否具备常识，如果他们用潜规则的标准批改常识作文，那就南辕北辙了。

作者：王晓渔

　　一位央视女记者为了办理北京户口，交给一位自称“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的男士2万余元，还交上了自己的肉体，因为对方表示要聘用她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即“特工”，并要求她写下保证书，保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这个部门工作，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5月24日《新京报》）看到这个比电视剧还要曲折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又是户籍惹的祸”。不久前，一起倒卖户口案引发一批违规户口被冻结，著名导演王小帅名列其中，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王小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是朋友帮忙，他没有直接出钱购买。如果说王小帅面对的是“盛情难却”，这位女记者遇到的则是不折不扣的骗局，以至于新闻标题是《央视女记为落户被骗财色》。

　　一位公民期待拥有自己居住城市的户口，这种愿望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因为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一位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依然未能享有权利的公民，应该抱有深切同情。但在google时代，只要稍微搜索一下，就可以判断有没有“国情局”。如果一个记者无法辨认这种骗局，不管她是否拥有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都很难称得上一名合格的记者。这名女记者如何获得从业资格、如何进行职业训练，这不是我能够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这个事件折射出的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否可以将所有责任推给户籍制度？这位女记者为何面对一个非常简陋的骗局如此轻易地“失身”？她本人需要承担何种责任？

　　30年前，上海发生一起真实事件，一位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到处狐假虎威，最后案发。沙叶新先生根据这个案件，在《假如我是真的》里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假如这个青年的身份属实，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就不成为问题了？在去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中，《假如我是真的》反复被提起，很多媒体做过回顾，“假如我是真的”也成为类似事件案发之后经常被重提的一种带有反思性的假设。遗憾的是，这位女记者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如果说这是因为女记者太年轻，没有亲身经历《假如我是真的》的年代，作为一个新闻人，她至少应该对此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略知一二。大概在十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与几个朋友正在聊天，突然冲进一个相识的中文系女大学生，她坚定地向我们提出需要临时借一些钱，坚定得不容拒绝，她同时坚定地表示不要询问借钱的理由，并且保证很快就会归还。一位朋友把钱借给了她。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她找到我，让我转告朋友要再过几天才能还钱。我看到她眼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她犹豫再三，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她遇到几个“北大学生”，跟着导师参与一个涉及国家机密的项目，但是在上海走散，由于项目涉及国家机密，不能与当地政府联系，只能向她求救。她还没有说完，我就说你上当了，我已经在报纸上不止一次地读到这种故事。即使如此，她依然难以置信，直到几天后“北大学生”杳无音讯，她才确信我说的是真的，并且遵守承诺地把自己的钱还给了我的朋友。事实上，哪怕没有读过相关报道，按照叙事学的知识，也可以判断“北大学生”是子虚乌有的，如果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使得他们无法相信地方政府，他们又怎么会向一个路上的陌生人求救呢？

　　两位都是在“国家”的名义下被欺骗，一个理由是“不能泄露国家机密”，一个理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个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女大学生如此反应，可以用天真、善良和理想来解释。她在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中，突然看到超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轻而易举地被吸附过去。一名央视女记者同样反应，只能说明她缺乏基本的思考能力。“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利益奉献肉体”，这是我们熟悉的“献身真理”，却不是不容置疑的。哪些时候是“必要的时候”？什么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权利处于何种关系？肉体是不是个人应该让渡给国家利益的？如果这些问题未经思考，“献身”的结果就是这名女记者的结果，直接导致“失身”。这名女记者还表示，自己做特工时，心情激动，因为老家有很多贪官，她作为特工，可帮助家乡人民。这种“记者不如特工”的思维，不仅说明她对于记者这一职业的作用处于一种蒙昧状态，“用特工惩治贪官”的想法也说明她认同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贪官需要以法律而非特工的方式来应对，这是一个常识，可惜这位女记者依然那么天真，天真得一点也不适合做特工。

　　女记者的“失身”，首先归咎于户籍制度，其次归咎于那位“国情局局长”兼“国情内参总编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归咎于她未能反思的“献身真理”——为了一个光明的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自己的肉体。思考有什么作用？它值几个钱，能当饭吃么？确实，思考没法直接兑换成货币和粮食，但是它可以避免你心情激动地把“失身”当作“献身”。

作者：王晓渔

　　在“2009中国影视编剧塘栖雅集”论坛上，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指出，亲情伦理剧进入了“三破一苦”(指：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以及家庭苦难题材)的怪圈，“继母，继父，丑娘”等题材流行，这是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针对“广电总局禁止古装戏‘六·一’后上卫视”一事，他回应道：“大家一定不要相信这种消息，如果我们有相关规定，一定采取文件的形式，绝对不会用内部告知。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总局的文件从来没有用过‘禁’这个字。一般只是向电视台提倡播什么。”（参见“浙江在线”）事实上，不管广电总局出台何种消息，都不会让人吃惊。就在2009年前后，国家广电总局发布整改令要求制止情感类节目低俗化倾向。我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上没有找到相关文件，但是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2009年1月3日）采访时表示，情感类节目过于集中反映社会边缘题材是此次严格管理的重要原因之一，情感类节目在今后的选题上也应该多增加积极、向上的题材。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城管开始检讨自己的执法方式，从2009年1月1日起浙江省正式施行《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不仅为执法部门制定规范，还规定要确定相应的经营场所，供农产品、日用小商品等经营者从事经营。遗憾的是，当城管开始思考人性化的时候，广电总局在文化领域沿袭城管的昔日作风，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不是疏通、而是堵截，不是服务、而是整治，不注重自我规范、只强调规范他人。广电总局不用担心舆论压力，至少广播和电视这些重要的媒介不会做出任何批评。

　　我对情感类节目没有什么兴趣，甚至持批判态度，但是国家广电总局的说法更加无法让人认同。据报道，情感类节目有三大罪状：第一，题材多是社会边缘题材；第二，内容多是虚构；第三，主题比较低俗。这三大罪状都很难成立，即使它们成立，也不构成以行政命令进行整改的理由，行政命令也无助于纠正这些“罪状”。毋庸讳言，情感类节目经常以节外生枝、红杏出墙、瓜田李下为题材，国家广电总局似乎希望多讲一些举案齐眉、白头偕老、相濡以沫的故事。可是，如果情感没有问题，恐怕也就不需要情感类节目了。现实生活的常态是鸡毛蒜皮的争吵，那些完美的情感故事，如果从发生比例上说，同样也是个案，不是普遍现象。

　　虚构还是真实，对新闻来说至关重要，对情感类节目却不是最重要的。此前，国家广电总局对情感类电视剧已有相应的批评，诸如“有些表现婚姻关系、家庭伦理、情感生活的剧目情节设置不可信、人物塑造边缘化，甚至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电视剧往往注明情节纯属虚构，“情节设置不可信”很难成为罪状。对于情感类电视剧来说，是否可信也不应成为绝对的标准，不可信不等于是虚构，我们打开每天的报纸，很多新闻都荒诞得不可信，但它们确实发生过。

　　国家广电总局的重点主要在于低俗而非虚构上，但是在这里，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文艺常识，沿用已经在文艺领域被弃用的“题材决定论”，把一部电视剧或者一档节目的价值直接与它们的题材等同起来。是不是一档节目表现了与通行的价值观相悖的内容，这档节目就是低俗的，就不是积极向上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世界上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在劫难逃，不管是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会涉嫌“刻意描写人物内心的仇恨、猜疑、报复、偏执等阴暗心理和情结”。

　　情感类节目不是思想品德课，不必“天天向上”。国家广电总局应该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分析情感类节目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不能认定法制报道诲淫诲盗，虽然法制报道的题材往往“非淫即盗”；同样，情感类节目的属性与它的题材没有直接关系。在一个充满焦虑感的时代，情感类节目恰如心灵鸡汤，它们的作用和于丹的节目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心理按摩。这种心理按摩很难说有什么文化价值，但是，它对于缓解观众的心理焦虑又起到重要的作用。国家广电总局的整改令，可以整改情感类节目，却不可能整改观众的心理问题，就像城管对商贩的严厉管制，只能适得其反。

　　近年来，撰写命题作文占用了大量时间，使得我的读书生活丧失很多乐趣。写作必须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阅读时间至少应该是写作时间的三到五倍，否则就会生产三鹿奶粉。为了避免成为三鹿奶牛，在此公布约稿和采访标准，期待媒体的朋友“关爱作者，减少约稿”。　
　　1，2000字以上命题作文，一概谢绝。
　　2，2000字以下命题作文，可以“双规”（规定时间、规定主题），但是请勿规定观点和风格，稿费请勿低于千字500元。
　　3，只接受专访，不接受点缀式采访，即访谈内容需要独立刊发、以保证清晰的个人立场。　　
　　4，“三无约稿”（无字数限制，无时间限制，无主题限制），稿费不论，随时欢迎，非常感谢，我同时保留无限期打白条的权利。　　　　　　
　　5，我的非常用信箱：wangxiaoyu1978@sina.com，可能三到五天回复。

作者：王晓渔

　　1980年代是文学青年的一代。现在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在回首当年的大学生活时，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表示自己的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不管最终在哪个系就读，他们都会写点“抽屉文学”。这段历史，经过这一代人的怀旧，已经众所周知，后来文学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同样是我们熟悉的历史，此处不再赘述。

　　到了1990年代，文艺青年逐渐取代文学青年。这首先要感谢技术的进步，尤其是VCD、DVD、电脑和网络的出现。此前的录音机和录像机时代，文艺青年最多在先锋文学之外听些摇滚音乐，在电视和电影院里只能看到武侠片和言情片。由于录像机是奢侈品、录像带又是稀缺品，按照自己的兴趣观看电影完全是不可能的。大概在1995年前后，情况发生变化，贾樟柯多次在文章里描述这一过程，此前只有有限的群体可以观看“内部参考片”，此后公众开始“坐在家里吃着炸酱面研究诗意蒙太奇或者景深镜头了”。一夜之间，VCD生产商仿佛呼啦圈一样遍布全国，VCD价格迅速下降，接着是DVD的更新换代，再接下来是网络下载。电影诞生一百年来的主要成果，在十年的时间里被全面引进，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在这个方面与中国相比。从法律上说，盗版缺乏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从文化上说，盗版又对影像传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不能同意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盗版优势的说法，因为忽视知识产权就等于阻止文化创新；但是我又认为网络精神是一种共享精神，全面封杀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如何建立一套既具有共享精神又能保障知识产权的制度，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影像的兴起与文学的没落是同步的，可是文学的没落不等于文字的没落，更不等同于思想的没落，影像更多地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虽然文学经典和影像经典一样，都会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但是一部文学经典的印数最多不过在几万册到几十万册之间，一部影像经典的观众却在几十万到几千万之间。从时间上来说，阅读一本文学经典通常需要三五天时间，甚至更长；看一部影像经典，一般是两三个小时。文学越来越多地成为专业领域的事情，影像更具公共性，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以《朗读者》为例，在豆瓣上，看过这部电影的有5万5千多人，看过同名小说的是5千多人，相差10倍。与这部电影有着相似讨论主题的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至今尚未全文翻译，节译部分在豆瓣上的阅读者是80多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在人文著作的地位肯定超过《朗读者》在百年电影中的地位，但是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朗读者》更具影响。我不赞同以影响力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精英教育完全可以不考虑发行量，《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肯定要比《朗读者》更永恒；但是在公民教育层面，影响力又是无法忽略的。中国年轻一代电影导演和许多纪录片导演，尝试在影响力和价值观之间寻求平衡，不为了影响力放弃价值观，也不因为坚持价值观不去考虑影响力，这对于文艺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闻名的胡戈，就是文艺青年的象征性人物，这个广受欢迎的被描述为“恶作剧”者的顽童，对现有文化秩序具有深入的反思。

　　进入21世纪，网络在信息传播上的优势，论坛和博客的兴起，网络自身的作用以及网络促成的时评时代（写作者在网上看到当天的新闻，即时写出评论，报纸第二天刊发，这种流程在前网络时代没有可能），推动了青年一代开始关注公共问题，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开始转型为思想青年。韩寒的“起死回生”就是转型示范，这位以“新概念作文”而闻名的文学青年，写作长期停留在优秀作文的阶段，2006年撰写的《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处在“弑父”的青春期，仿佛走向写作的终结，可是在随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迅速“蝶变”为思想青年，在博客上对诸多问题的评论获得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已经成为青年一代的意见领袖。不仅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出现这种变化，文艺中年也加入思想青年的行列，艺术家艾未未和志愿者们一同进行了对地震遇难学生名单的公民调查，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1980年代自己选择做艺术，是对体制的逃避，在美国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认为80后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力量，他们是转向网络的一代，艾未未认为自己现在是20岁，是80后。

　　思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历史上，作为反面典型的思想青年不是少数。被控反人类罪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正在接受审判，已经死去的始作俑者波尔布特就是留学法国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和思想青年，他“三位一体”，热爱19世纪的法国诗歌，频繁地出入电影院，还经常阅读卢梭的作品。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的这一代思想青年在影像和网络的双重影响下，开始养成公民权利和公民责任意识——拥有公民常识，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王晓渔

　　贾樟柯的电影，我几乎一部也没落下，三个小时的《站台》，看过三、四遍。贾樟柯生于七十年代初，我生于七十年代末，《站台》是兄长们的青春，当时代之潮来到一个小城，那种死水微澜的景象我也曾领略过，可惜我印象最深的是微澜之后更大的寂寞，贾樟柯却记录了微澜之前的暗流涌动。后来《三峡好人》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竞技影院，贾樟柯批评张艺谋利用行政资源垄断电影院线，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并且一直期待艺术院线的出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无条件地支持艺术电影，《二十四城记》让我发现艺术电影也可以那么面目可憎。不过，《二十四城记》是艺术电影，还是房产宣传，还是一个争议。

　　观看《二十四城记》之前，我读完了贾樟柯的《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4月）。这本书让我有一点失望，贾樟柯似乎没有做好对话的准备，他对历史的陌生超出我的想象。在关凤久的访谈记录之前，贾樟柯写道：“让我惊诧的是，关书记能够熟练地运用各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讲述。”这句话让我也很惊诧，“熟练地运用各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进行讲述”，不正是延绵了几十年的话语习惯么？这有什么可以惊诧的呢？政治术语就是我们的空气和盐，不要说是政工干部，即使是一个群众，也对那些耳熟能详。接下来关书记讲到文革中屈打成招的“劳动革命党”，贾樟柯一片迷惘：“我还是没有听明白，当时是什么事情？”再接下来的一个细节让我再次惊诧了一下，关书记提到罗瑞卿的时候，贾樟柯说“是元帅啊”，对方纠正说“是大将”。我没有想到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的知识男性，弄不清楚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贾樟柯的误会。贾樟柯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导演，在他那里，现实具有虚构性、现实具有想象力，现实具有一种美学。一般来说，现实感和历史感相关，所以我也认为贾樟柯具有历史感。可是，贾樟柯的现实感来自他诗人般的体验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保证他具有历史感，甚至会有所妨碍。在高翔的访谈记录之前，贾樟柯写道：“青春时代的峨眉山之行，是迄今为止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彻夜不眠，看日出，大家在一起就是集体生活。”可惜这只是一句空洞的感慨，因为高翔明确说到：“1985年我也到深圳去了，就当旅游结婚了。”对于成都来说，是峨眉山更远，还是深圳更远，这不需要特别的地理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我想贾樟柯不会缺乏这些地理知识，但是他对“集体生活”的诗情追忆，使得他对高翔的深圳之行视而不见。

　　考虑到这本书只是电影的脚本，接着又看了《二十四城记》。我从一点失望变成更加失望，贾樟柯谈到《二十四城记》：“我们为什么不拍一部回到语言、回到文字的电影呢？”《二十四城记》做到了这一点，可是它回归得太彻底，除了侯丽君的那一段，几乎可以被《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替代。

　　贾樟柯似乎无法走出“站台”，他一旦走出“站台”就手足无措。《站台》包含着一位30岁导演的巨大野心，他竭泽而渔，把自己乃至那一代小城青年的现实体验一网打尽。看过《站台》，我暗暗叫好，也暗暗担心。竭泽而渔使得《站台》饱满以至于绽开，可是贾樟柯难道准备就此金盆洗手？很多作家在写完成名作之后就难以为继，那是因为他在成名作里耗尽了自己的精神资源，贾樟柯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相比之下，顾长卫更知道节省，拍完《孔雀》之后拍摄《立春》，围绕小城的梦想一点一点开掘。

　　《站台》给贾樟柯带来两个难题：一个是如何走出八十年代，一个是如何走出山西。他后来拍的《任逍遥》试图走出八十年代，来到二十一世纪；《世界》不仅试图走出八十年代，还试图走出山西，走向世界。可是，这两部电影并不成功，不是没有自我突破，就是突破得没有了自我。直到《三峡好人》，贾樟柯才算初步解决这两个难题，但是解决得还不够彻底，拖泥带水，虽然男女主角都来到了三峡，可是煤矿工人韩三明来自汾阳，女护士沈红来自太原，其中韩三明是寻找十六年未见的前妻，险些又回到了八十年代。这两个问题仅仅是表面的难题，深层难题是如何叙事，即如何讲故事。电影和小说一样，虽然有种种先锋实验，可是归根结底，叙事还是基本技能。《三峡好人》开始尝试叙事，虽然不够流畅，需要用烟酒茶糖四个元素可以串联，但毕竟在讲故事了。

　　在《二十四城记》里，贾樟柯几乎放弃了自己讲故事的努力，而是找到九位代言人。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观众要听这些故事，直接到工厂或者弄堂即可，为什么要去电影院？贾樟柯通过追溯1958年以来的历史试图走出八十年代，通过重走从沈阳到成都之路试图走出山西，可是这次出走再次说明他无法招架“外面的世界”。或许“外面的世界”正如电影中提到的齐秦的那首同名歌曲，在贾樟柯那里更多的是一种想象。其实，贾樟柯也可以永远不走出“站台”，如果他能把“站台”的故事讲好，“站台”的故事足以讲述一生。

作者：王晓渔

　　刚刚看到一则消息，由于“读书无用论”，重庆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重庆晚报》2009年3月28日）又看到另一则消息，有关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做好全民阅读活动的通知》：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统一开展优惠售书活动，并延长书店营业时间等。

　　“读书无用论”为何会再次产生，根源恰恰在于“读书有用论”，读书以是否实用为标准，进而产生“读书有禁区”、“卖书有禁区”的现象。整整30年前，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刊登的《读书无禁区》影响了一代国人，那时所说的“禁区”主要指外在禁忌。现在的“读书有禁区”，主要是自我设禁，比如只看英语、计算机或者考试、考级类的书籍，其它没有实用价值的书籍一律视而不见。毋庸讳言，新华书店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仅靠垄断教材发行就足以很好的生存，新华书店的图书更新率很低。等到新华书店意识到读者的重要性，又开始“卖书有禁区”，把具有实用价值、销售较快的书籍当做主打，少卖或者不卖那些没有实用价值却有精神含量的书籍。于是，“读书无用论”和“读书有用论”、“读书有禁区”和“卖书有禁区”产生恶性循环。

　　有关部门用心良苦，推出各种活动，可是它能否起到推动全民阅读的作用，值得讨论。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作为一种活动出现，通常只是临时性的，活动结束，阅读也就结束。我不太清楚各地新华书店的优惠活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目前的几大购书网站都有折扣，折扣之低几乎到了图书销售的底线，而且是24小时全年无休，这些都是新华书店无法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华书店的活动并无实质意义。不能否认，还有很多读者没有上网或者在网上购书的习惯，他们可以享受新华书店的优惠活动。但是，网络购书不普及的地区，往往也是书店的薄弱地区。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新华书店，已经成为“教辅专卖店”，除了对中小学生的父母来说有一些参考价值，其他读者并无兴趣。

　　“读书有用论”，导致阅读失去乐趣，读者一旦考试或者考级完毕，就再也不会踏进书店一步，甚至会把书籍当做敌人。试图打破恶性循环的是一些坚持人文立场的民营书店，北京的万圣、上海的季风、广州的学而优，在很多读书人眼中，已经成为城市的地标甚至灵魂。可是，这些民营书店的生存状况却不容乐观。因为它们的成本很高，不像新华书店没有租金之忧，利润空间又很小，出售的书籍大都没有实用价值，销量很少。一般而言，政府的文化机构应该更多地承担文化责任，民间的文化机构更多地考虑商业利益，可是在书店行业，似乎两者颠倒过来。如果想切实营造阅读氛围，有关部门不仅要让新华书店开展优惠活动，延长营业时间，还需要为民营书店提供更多支持而非限制——后者才是更重要的。

作者：王晓渔

　　因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倒了胃口，差点错过其他奥斯卡获奖影片，比如《朗读者》。《朗读者》开场40多分钟都是在讲一个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一个15岁的男孩的忘年“交”。这种情节并不新鲜，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1997年的《教室别恋》、2001年的《钢琴教师》、2007年的贵州，主角都是女教师和男学生，最后一件在国内最为轰动：一个男生刚刚过完18岁生日，就刺死了另一个男生，这起校园凶杀案的起因是“情杀”，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是44岁的女班主任，最后女班主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朗读者》的特色在于调情方式是“朗读”，男孩给少妇朗读《奥德赛》、《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孩来到汉娜的房间，发现人去楼空。汉娜很符合文艺男青年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轻轻的走，正如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朗读者》的“前戏”，虽然我对这种前戏并不反感，也很有兴趣欣赏女主演凯特·温斯莱特的身体，可是相对整部影片来说，“前戏”显得太长了。

　　电影的重点是后半段，两人再次重逢的时候，情感故事升华为思想事故。男孩成为法学院学生，观摩一场审判，却发现汉娜是审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经是个党员，纳粹的党员，在一起犹太人死亡事件中担任看守。整部影片最让我震惊的不是男孩与少妇的忘年“交”，不是少妇隐瞒的党员身份和文盲秘密，也不是少妇在已经成长为男人的男孩帮助下成功扫盲的“小团圆”，性、大屠杀和监狱里的童话都是过于熟悉了的情节。整部电影，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位打毛线的屠杀者。诗人多多曾经写过一句诗：“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在《朗读者》里，“两行新打的毛线衣，刺痛了我的心。”与汉娜一起坐在审判席上的当年的女看守们，表情仿佛她们穿过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包括这场审判，包括那场屠杀，其中有一个还在忙着打毛线，她们只有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会激动起来。

　　打毛线的屠杀者，这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毛线象征着温情，打毛线者多半是贤妻良母，屠杀是恶中之恶，屠杀者通常被视为魔鬼。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两者永远不可能发生关联。贤妻良母和屠杀者必然是冲突的么？它们会融为一体么？这不仅是电影，也是整个二战给人类提出的难题。在男孩给汉娜朗读的书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许会被忽视，就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形而上罪过。《朗读者》显然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但是导演似乎故意隐瞒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以工作为由，表示自己仅仅是遵从命令，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像打毛线一样，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1960年，曾经在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隐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归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20世纪最重要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应《纽约客》杂志之约抵达审判现场，她发现简单地把屠杀者称作无恶不作的魔鬼，对于反思大屠杀并无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魔鬼，都觉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醒，会从魔鬼身边走开或者拒绝成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个模范父亲、温柔的丈夫、称职的公务员，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屠杀者。

　　阿伦特发现“平常的恶”，这种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它可能是个美德，可是在一个非常年代，它可能是恶的使者。一个售票员，认真地售票，不放过任何一个逃票者；一个看守，认真地把犹太人关押起来——这都是认真，可是结局迥异。无所事事的时候打毛线，这是一种温情，像打毛线一样按下屠杀的按钮，这是一种冷漠。正是因为屠杀像打毛线一样简单，甚至像打毛线一样具有服从的美德，所以屠杀会畅通无阻。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拒绝透露文盲的秘密，承担责任，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在别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她却表现出打毛线式的冷漠。汉娜并不缺乏勇气，可是因为缺乏思考和判断，勇气没有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她或许可以免于刑法罪过，或者从轻处理，但是在道德罪过上，她难辞其咎，尽管她拥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恶”，“平常的恶”的结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朗读者》当然无法和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反思被性和童话包裹，这也是电影的无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的药。有人爱吃糖衣，有人会被思想的药吸引，各取所取，这不是坏事。只是爱吃糖衣的观众，要小心自己成为打毛线的屠杀者。《朗读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生死朗读》，朗读或者阅读，有时确实事关生死。

按：章诒和女士连续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黄苗子和冯亦代的“卧底”生涯。这里转载一篇黄苗子夫人郁风谈冯亦代的文章，仅供参考，黑体系笔者所加。

听风楼上七重天
作者：郁风
原载：《读书》2005年第6期
 
　　他终于在久已不能工作的病榻上以九十二岁高龄于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彻底离开了人世。
　　《读书》的读者永远不会忘记冯亦代二十多年来在《读书》中为我们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户。正如《读书》的一位编辑在一篇悼文中所说：
　　他以自己的本名和笔名写了数百篇文章，最早介绍了海明威、奥登、罗思、厄普代克、贝娄、冯·尼格、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菲兹杰拉德、亨利·米勒、伍尔夫、劳伦斯、马尔克斯，以至谭恩美等一大批西方作家，推开了被文化专制主义多年锁禁的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以后中国文学的飞速发展，为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的来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为《读书》写了二十年的“西书拾锦”成为一代读者喜爱的栏目。他不仅自己写和译，还以他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为《读书》建立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作者群体，建立了“纽约航讯”、“英伦航讯”、“巴黎航讯”等“文革”后第一批由久居海外的作者撰写的专栏。
　　然而在我和他相识六十多年的记忆中，他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散文作家；不仅是编辑家，还是出版家；不仅是一代文艺家的好朋友，还是先后两位出色女性的好伴侣。
　　听风楼是他大半生漂泊之后第一次与郑安娜安居了二十多年的家，那是北京三不老胡同的一间居民楼，在二楼角上有东窗和北窗的十五平方米的房间，由于不论冬夏都有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被他命名为“听风楼”。他曾写道：
　　我已为跑龙套生涯，花去了六十岁以前的时日，而今后应该蛰居寒斋，读我那些喜爱的书籍。（《辞听风楼》）
　　就在这听风楼里，除写出每期给《读书》的稿件之外，他还组织了几位青年成立“翻译研究小组”，在安娜的指导下核校名作家译文，其成果就是由冯亦代主编的欧美现当代小说选集：《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在流放地》和惊险小说《七分钟的夜》、《黄狗》等。他说：“书里篇篇译文都有安娜的心血在内。”
　　此外他还说：“在这楼里头，也经历了我的人生大事，如孙儿辈的出世，五十年的金婚纪念，八十岁的生辰庆祝，以及安娜的谢世。二十年短短的听风楼生活，也不能不算是熠熠生辉的了。”
　　安娜去后他独居了两年，搬到了小西天一座居民楼的七层，靠近儿女的住处。他说:“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的群星，仙境也。”因此新居被他命名为“七重天”。
　　在这“七重天”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二年。而且又意外地遇到了和黄宗英小妹的黄昏恋。当时我旅居澳大利亚，也听到了传闻，虽然意外，但我能理解，我为他俩庆幸。是失去安娜和赵丹的同样刻骨铭心的痛苦促成了他俩的结合。宗英和二哥相伴“归隐书林”，十二年来，二嫂和阿丹仍然活在他们的爱情之中。
　　宗英果然做到了她对二哥所期许的“临终关怀”。虽然她不幸因坐椅不慎摔倒而骨折，正在上海住院治疗，但在电话中她告诉我，她正在筹划将二哥和她的藏书全部捐赠现代文学馆。　　
　　人老了，在自我感觉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记忆力衰退，甚至昨天的事都会记不起来。然而有时候，早已忘却的人、久未尝到的好吃的东西、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却会十分清晰地浮上记忆。有一首歌是我十六七岁时在北平艺术学院时学会唱的，到现在我还会唱：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当我年老无梦时）,
　　I have you to remember（我有你在记忆中）……
　　没想到不久前当我翻阅冯二哥的散文集时，却读到他回忆当年在沪江大学时，也喜欢和郑安娜一起唱这首歌！可见三十年代初，无论在北平或上海，这是一首在校园中流行的歌。
　　安娜从中学就在教会学校读英文，到了沪江大学有一次在校园礼堂用原文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安娜扮演一个主要的小精灵，英语说得流利而清纯，冯二哥听得着了迷，以后又在图书馆经常遇见，于是他们的恋情便从共同阅读英文小说名著开始了。
　　冯二哥在大学里读的是工商管理系，他后来在一篇《忆香港》的散文中说：“那不是我的本愿。那时我除了多选英美文学的学分外，还选了新闻学。虽然我酷爱文艺，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块成大器的料子，所以我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也不错。”
　　不知为什么，冯亦代从年轻时就被称作“二哥”。我认识他时，是他刚从沪江大学毕业不久到了香港。那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吧，一群从上海陆续来港的文化人都住在西环半山上的学士台，有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张光宇、丁聪、张正宇、叶浅予等，还有住在附近的戴望舒。我是从粤北第四战区由于反共逆流而撤退到香港的，经常去学士台，也经常遇到冯二哥。在我的印象中他和这些文化人略有不同，总是西装笔挺，待人彬彬有礼，可又没有绅士般的高傲。
　　他也暂住在学士台他的朋友、漫画家陈宪琦家里。这群人聚在一起闲聊，就发现既然我们之中有作家、画家、编辑家……便筹划出版艺术综合杂志，定名为《耕耘》。由于当时多数人已有固定职业，如戴望舒、张光宇都在《星岛日报》编副刊“星座”和画刊，叶浅予和丁聪在编《今日中国》画报，袁水拍、徐迟在什么银行工作，……于是就决定由我这个只在广州《救亡日报》当过半年记者的新手、在老编辑家张光宇的指导下任执行主编。
　　当时原想拉冯二哥这个新手与我合作，因为他对于办这样的文艺刊物很有兴趣。可不久他就找到了职业，先是在中国保险公司，后来又由于他的沪江同学凌宪扬的介绍入了中央信托局购料处，但条件是要每天给副经理兼报社社长的《星报》翻译英文电讯，于是每天只能利用中午一小时很紧张的译出要采用的电讯。即使如此他也情愿，因为报纸是文学写作的媒介，从此他开始了写专访、写影评，以至后来每天都写日记，给安娜写情书、写散文……
　　冯亦代后半生的英文翻译工作便是从译枯燥的新闻电讯开始的。虽然他为了报纸连载的需要也译过小说《国际间谍范斯伯》。他后来在《忆香港》那篇散文里说：“真正使我得到磨炼的，是《星报》的翻译电讯工作。没有这些练习，我也不会对翻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而终生从事的。”
　　他原以为拣一条搞文学翻译的路会比创作容易些，谁知不然。他在后来写的《漫谈翻译》中说：翻译是苦事，“往往为了把一个字、一组词、一句话译得既适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同时又不损原作的色调，便须冥思苦想，连做梦也在中英两国文字中打转转”。
　　有了职业不久，和他早已热恋的沪江同学郑安娜从上海来港，结了婚。他俩在英皇道的家，更成为朋友们聚首聊天吃饭的好去处，安娜成为热情待客的好二嫂。后来，他们家又成为一群进步青年“读书会”的会址，读马、恩的书，乔冠华是每次必去的“导师”。
　　乔冠华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当时是在香港《时事晚报》任主笔，每天写一篇社论。他就住在冯二哥附近《时事晚报》楼上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桌一床一书架，中午除了买饭盒之外，多数就是到二哥二嫂家蹭一顿饭，再去报馆看电稿。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日寇进犯的惨烈战争中，武汉已经失守，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而欧洲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有国际纵队参加的内战已持续三年，希特勒也开始侵犯欧洲各国，英法在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下出卖了西班牙人民。我记得从卢沟桥和“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在上海针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救亡运动中，就普遍流行唱一支歌：《保卫马德里》，而这时马德里陷落了，那一天乔冠华的社论标题是：《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
　　乔冠华的社论风行一时，为当时世界大局、抗战形势指点迷津。文章除了他的敏锐思考以外更得力于在德国读博士学位时，除熟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之外，为了当时已开始的战争，还艰难地读过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时在他那小房间里，满床满桌椅堆的是书报和欧洲地图，其中就有这两本书。
　　一九八五年，乔冠华当年社论结集为五百多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再版时，冯亦代写的序文中说：
　　这本书可以表现即使在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在抗击侵略者的戎马声中，同时我们也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大势，把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局势衔接起来，从而判断我国的与世界的似锦前途。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冯亦代二哥也就是从这时起走上一条追随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年秋，中央信托局受孔祥熙的指令，要在重庆防空洞内建立印钞票的工厂，要找人设计和购置机器，恰巧冯亦代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专家糜文溶，介绍后做成功了，除调凌宪扬、糜文溶去当经理襄理外，也调冯亦代当业务科主任。他本不想去，经乔冠华传达廖承志的意见劝他去，以便有色彩不太浓重的人占领一个位置。这样他便撇下安娜单身去了。
　　那时正赶上重庆遭日寇大轰炸，除躲防空洞外，有一次他正好有事到李子坝，赶上空袭，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总算没有受伤。又有一次一枚五百磅炸弹落在离他住处五十米的地方，幸而没有爆炸。但他刚进家门，室内吊灯和天花板就打在他头上！朋友们说他是杭州人有“杭铁头”之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虽没被炸死，但后来却得了黄疸病，被朋友们送到南岸黄桷桠去养病。随身带着和徐迟一起在重庆旧书店买到的牛津英译袖珍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三册，竟然读了三遍！回城以后便译了海明威著名的剧本《第五纵队》。
　　这也是为了中华剧艺社导演陈鲤庭要上演此剧的需要。他别了安娜，独自住在这山城，非常寂寞，于是几乎每晚都往话剧剧场和后台跑。当时重庆上演话剧盛况空前，比上海还厉害。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吴祖光的《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等等。
　　他应陈鲤庭要求译出的《第五纵队》是否上演了，我不记得了，但他在日记中却透露：他译此剧也是为了他所需要的那点上演税。
　　后来他任了副厂长，总算有了两间房子的住宅，于是又成为流浪到重庆的朋友们歇脚的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打响太平洋战争后占领香港，大批文化人在廖承志和夏衍的组织安排下，陆续由陆路得东江纵队帮助或由海路撤离香港，乔冠华经韶关辗转到了重庆，首先落脚就住在冯二哥家，由于后来被特务跟踪才搬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去住。我于一九四三年由桂林到重庆，也是先在二哥二嫂家住下。
　　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实行灯火管制，一片黑暗，时有日本兵骚扰，电话电讯不通。在重庆人的想像中就更恐怖。冯二哥对安娜的思念本来就已炽烈，这时更成为焦虑和痛苦。他当时写的日记已由李辉编成小册子，题为《期待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年六月出版），其中记述安娜为减轻他的负担在香港找到一份职业，因此本来已定了行期到重庆的计划便推迟了。他后来一再提到对夏衍的感激，就因为在黑暗的香港，我们一天之内都换了住处，一切转入地下，每人只有单线联系，是夏衍叫我秘密通知了安娜，并化了装带她去一个小码头集合，乘手摇的渔船逃离香港，海陆行程将近一个月，历经艰险。同行的夏公之外有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余人。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冯二哥收到安娜“安抵台山”的电报，才“开心得跳起来”。
　　当时我们从台山先到了桂林。不久夏衍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工作。安娜因体弱需要休息，便到了柳州她的妹妹和妹夫所办的农场去住了一个时期，冯二哥迫不及待请了假去看过她。
　　安娜到了重庆，副厂长的两间房就渐渐像个家了，又成为朋友们相聚喝茶吃饭、高谈阔论的好去处。然而他们并不是很有钱，只靠那点薪金，二嫂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还要接济上海的父母，还有寄养在上海的他们的孩子。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又为办报纸筹措经费，生活开销也大，二哥和二嫂两人私下里总是东挪西借盘算着过日子。他在悼安娜的文章里说过，他当时和安娜的共同愿望就是献给好朋友一切帮助。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大家亲热地称为二哥二嫂了。
　　抗战胜利他们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冯二哥和姚苏凤合作找到一位老板出钱，在租界地带办起了《世界晨报》。按照夏衍的指示，以“中间偏左”为方针，不用中央社的新闻稿，只用外电和自组特约稿。夏公化名每日写“蚯蚓眠”专栏。我当时在南京《新民报》编副刊，也化名每周写《南京人语》通讯，如对当时轰动上海的摊贩事件，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上海请愿代表团到了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毒打事件，在《世界晨报》都有不同于中央社新闻的真实报道，一时销路大增。但仍然不够开销，大约一年后因投资的老板去了香港而停刊。
　　全国解放以后，他随乔冠华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又转去外文出版社，大家都兴奋而专注地干各自的工作，倒很少见面了。后来他被划为右派，苗子也是右派并去了北大荒。“文革”期间，我和苗子被囚入半步桥和秦城监狱七年，冯二哥和二嫂分别下放劳动。数十年隔绝之后，直到最近二十年左右吧，才恢复了来往。
　　然而读了他的《悔余日录》以后，才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不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并热情无所顾忌地对党直言，如说：“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则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这本书是冯亦代二哥在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里的独白。
　　我的二妹隽民（曾在外文局工作）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忘记“文革”后有一次她去二哥二嫂家，是在听风楼吧，赶上吃中饭，就在饭桌上二哥二嫂和孩子们对她突然都说起英语来了。后来二哥向她解释：在“文革”期间由于他挨批斗的身份也使孩子受委屈，对不起他们。以致如今面临要考大学，他和二嫂用平时英语对话的方法为他们恶补英文。
　　除了《悔余日录》以外，他的散文集《绿的痴迷》和更早期写给安娜的信《期待的日子》却如听他内心的倾诉，如他本人一样的坦率、亲切、清纯……他的日记和情书，他的幸福和苦难，都是那么如实的诉说，展现了时代转换的沧桑：可怕的战争或平淡的书生生活，为真理而激动的心情或在“反右”、“文革”中所经历的难忍而又只能忍受的折磨……他的朴素的文风更显得真实可信。
　　最近两天，看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始发表冯亦代与黄宗英的情书，那是一九九三年，冯二哥已是八十岁的人，但那种直白的坦率，那种和年轻人一样缠绵的情思，仍反映出他的性格。正如年轻的朋友李辉对他的印象：
　　他是个很和善的老头。他的和善在于朴实和平淡。他聊天时，时而会用幽默的插曲来让人感到愉快，但他没有别的人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妙语连珠的本领。这样的平淡，却另有一种魅力，就是因平淡而产生的亲切。亲切，于是可爱，于是给人以快乐。（见《期待的日子·山居杂记》一书序文）
　　二○○五年四月八日

——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

作者：王晓渔

　　我大概有三四年没有看春节联欢晚会了，这在十五年前，我自己都无法想象。那时候，春节等同于春晚。拒绝了春晚，不仅等于拒绝春节，还等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你与朋友失去了重要的共同语言，因为春晚相当于年度流行时装发布会、年度流行歌曲发布会、年度流行词语发布会……的总和，新年见面第一句话是“新年好”，第二句话就是“看春晚了么”，第三句以后都是围绕春晚评头论足。后来春晚逐渐丧失了这些功能，就我个人而言，坚持观看春晚，主要出于职业道德，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需要把春晚作为一个研究样本。三四年前，我确信春晚在短期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心与它分手。事先以为分手要冒着自绝于朋友的危险，谁知道与朋友见面聊天依旧热烈，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有一年，突然听到大家都在说“你太有才了”，我猜想这大概是春晚的发明，于是聊天的时候鹦鹉学舌地说上一句，很轻松地就填补了没看春晚的空白。

　　根据艾杰比尼尔森媒介研究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春晚播出期间，收看电视节目的观众中有68.16%选择收看春晚，广东的收视率在所有的监测市场中最低，仅为4.59%，其中东莞更是低到了0.1%，位列东莞地区收视率前三甲的节目均是香港翡翠台播出的电视剧，其中冠军《秀才爱上兵》的收视率高达11.01%。可以看出，春晚虽然尚未成为历史，但已经不再拥有绝对优势，一个后春晚时代正在来临。

　　从电视时代到网络时代的媒介转型，促成了从春晚时代到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转型。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达到2.98亿。可以预见的是，这个数字接下来会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日新月异。网络的优势在于它不是全盘否定电视，而是充分包容但是又不限于电视的功能，电视所能提供的网络都可以提供，网络可以提供的电视却未必能够提供。这种不对称的竞争，几乎注定网络的胜出。

　　山寨春晚的出现，标志着春晚时代开始向后春晚时代过渡。山寨文化的前身是1990年代末的大话文化（以《大话西游》为代表）、2001年的大史记文化（以《粮食》、《分家在十月》、《大史记》三部曲为代表）、2002年的酷索文化（以小胖为代表）、2005年的“善”搞文化（鉴于恶搞文化有歧义，改用此名，以胡戈为代表），经过将近十年的发酵，随着视频技术的提高，戏仿和反讽不仅通过文字还大规模地通过影像进行传播。

　　事实上，山寨春晚的创始并不是2009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2年。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内部春晚《东方红时空》在网上流传，敬一丹等主持人一反坐而论道的风格，未卜先知地使用了几年后风靡的“善”搞风格，白岩松模仿韩乔生的解说：“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们，也许您刚刚打开电梯，现在为您转播的是一场足球比赛，中秋节刚过，赶紧给大家拜个晚年。”遗憾的是，由于这一节目流传成“外部春晚”，此后内部春晚取消。2008年，中央电视台在进行机构调整时，新闻评论部取消。《东方红时空》可以归到大史记文化的范畴，如果说大史记文化来自体制内，“善”搞文化来自体制外，体制内外并不是截然的两分，两种文化完全可能握手言欢。如果敬一丹、白岩松和胡戈合作，春晚可能会迎来“第二春”，但是这一景象在短期内显然不太可能出现，大史记文化在体制内始终不是主流。

　　山寨春晚的出现，说明后春晚时代的公众对春晚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不满足于春晚的既有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抛弃春晚记忆。山寨春晚如果获得成功，首先要与春晚保持一定距离，不能只是复制春晚，失去山寨的气息。山寨文化的精神内涵依然是戏仿和反讽，从这一点来说，如果2009年的山寨春晚能够接续2002年的《东方红时空》，就值得期待，可是我对此并不乐观。但不管山寨春晚是否让人失望，这种形式都值得充分重视，网民从此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参与到春节文化的生产。戏仿和反讽不是惟一出路，但是复制春晚肯定是死路一条，相信山寨春晚在未来肯定不会限于一个版本、一种风格。

　　后春晚时代的春节文化并不限于山寨春晚，于我而言，可能会打开体育频道，可能会看碟片、在网上潜水，读书或者出门周游。春节文化，本来就不必限于某一种形式，可以是电视文化、可以是网络文化，也可以是纸质文化或者行走文化。还是罗素那句老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作者：王晓渔

　　年关将近，人民群众终于等来一年之中最为悠闲的日子，从上门拜年到贺年卡拜年到电子邮件拜年再到短信拜年，拜年的仪式更加便捷，年也越来越不像年。但一小撮为人民币服务的公仆，迎来了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日子，在拜年和被拜年之中奔波，把节日的气氛煽动得红红火火。

　　官宦人家的年关，我们大都从《红楼梦》中有所耳闻。中学政治教科书上曾经选取过其中精彩片断，宁府黑山村送上的年货清单几乎可以开一个动物园，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还有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等等等等。需要解释的是，这份年货不能单纯理解为年礼，它是地租，宁府的收入不能代表清代官员的普遍水准。杨国强先生曾经研究过清代官员的经济状况，当时的京官常常面临官不聊生的境遇，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里感慨：“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此时曾国藩年届而立，尚未像后来那样风云一时，但是京官的生存状态大抵与他类似。清代以薄俸养官，高官离开灰色收入，异常清贫，需要依靠地方官奉献的炭资之类才能过年。地方官向上奉献的炭资也不可能来自俸禄，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薄俸养官促使官不聊生，进而促使无官不贪，再进而促使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然而，高薪养廉就可以打破这个循环么？如果高薪增加了公民纳税负担，又无法阻止官员贪腐，同样会促使民不聊生。薄俸养官导致曾国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不得不笑纳炭资，高薪养廉则有可能使得官员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变成高薪养贪。无论薄俸养官还是高薪养廉，没有多少官员在突破心理防线之后，仅仅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像曾国藩一样大节不亏者，需要具有坚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修养，不是常人所为。

　　时过境迁，现在的公仆如何过年呢？公仆一般对此保密，我们只能在小说里领教其中风采。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此处钩沉一二，权当午后红茶、饭后甜点。

　　现著名编剧、前著名作家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1949年的马村。腊月二十九，东北南下干部、工作员老范离开村里到区里和老婆团聚，村里工作由贫农团团团长赵刺猬和贫农团副团长赖和尚临时主持。腊月三十晚上，赵刺猬和赖和尚想着范工作员搂着老婆快乐，寂寞难耐，把两个地主家属喊来幸福了一下。多年以后，赖和尚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娘那×，过去的地主是会享福，那娘儿们，一身子白细的嫩肉。我的娘，可舒坦死我了。”赵刺猬和赖和尚当时还是积极分子，不算正式工作人员，但是狐假虎威，在索贿而且索取性贿赂上先行了一步。其中有武力胁迫的成分，当对方试图反抗，赖和尚摸出手榴弹进行恐吓。可见地主家属的觉悟还不够高，已经沦为贱民，不但没有主动投怀送抱，被叫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半推半就，如此不解风情自然只能招来手榴弹伺候。

　　以写官场小说而闻名的王跃文，在《国画》里对过年一笔带过：“很快就是春节了。领导们就格外忙起来，又是春节团拜会，又是军政座谈会，又是慰问困难企业职工，又是看望离退休老同志。雷老总和玉琴却很着急，只想早定下来就早动手上这个项目。朱怀镜就安慰他们，这么几年都等过来了，干脆就等过了这个春节吧。”但在《国画》续篇《梅次故事》里，春节成为重点，中秋也没放过，统称为拜节，这时朱怀镜已经升任梅次地委书记：“很快就是春节了。照说这个时候每天都会有人登门拜访的，但朱怀镜的门庭还算清寂。他的谢客启事家喻户晓，有些人想上门也不敢了。”但是，朱怀镜却在这个时候反复接到神秘的恐吓电话，即使更改电话号码也照样会有电话打来，公安部门也没有办法，据说是磁卡电话。朱怀镜心神不宁地回到荆都过年，一个旧时相识的老板请他到荆山寺烧头香，头香需要四十万的功德，最后以十五万成交，但朱怀镜没有亲自前去，而是妻子代替，小说到此结束。这几年的新闻已经反复报道，哪怕一个县委书记，只要听说有涉嫌诽谤的短信在传播，专政机关都会雷厉风行，严惩那些别有用心的落后分子，看来小说里的专政机关素质不够过硬。头香这种“无形资产”算不算贿赂？恐怕要由有关部门认定。需要说明的是，朱怀镜并不是小说中的反面角色，他具有着内在的冲突，又无法幸免于通行的规则，所以心理素质还不太好，听到恐吓电话就心神不宁。反面角色下起手来，可是半夜不怕鬼敲门的。

　　在近年来的官场小说里，过年几乎都是浓墨重彩的华章。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以过年结束，梁晓声的小说《欲说》开篇就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整部小说发生在旧历年底的二十四小时里：除夕之夜，北方某省省委书记飞回南方过年，几个小时后，该省风云突变，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和一位女省委常务副书记同时失踪，某市爆发群体性事件……小说里写到一位副市长给这位女省委常务副书记电话拜年，虽然两人下午已经拜过年，副市长晚上还是再次打来电话，表示给她在国外的儿子寄了一些美金，开始以为对方反感，后来“从她的话中听出了很饱满的感动成分和感情成分，觉得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厚重的春节礼物”。

　　我对官场小说（或者是反腐小说）一直没有什么兴趣，它们还没有案件聚焦或者法治报道过瘾。但是，分析一下公仆如何在小说里过年，很有意思。送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就是送礼千万不能像送礼。从这一点来说，《欲说》里的送礼还是业余水准，《梅次故事》更显专业功力，去寺庙烧头香，满足了精神需求，又看不到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何乐而不为？至于《故乡天下黄花》里的现象，出现的几率很小，美色用不着手榴弹胁迫，自然会有投怀送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