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x_xuetang.blog.tianya.cn/ 我是一个民歌手/我的歌 我的歌/敷在多少伤口上/||| 博客文章欢迎朋友们转载；未经本人许可，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用稿烦请联系：电邮：gyf_official@163.com QQ：49285585 MSN：gyf_tisco@hotmail.com 山西雪堂 2009-11-2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20301724&idWriter=0&Key=0 ——读梭罗的《野果》

亨利•大卫•梭罗在一八五九年开始写作新书，五年前，那本今天我们奉为自然人文随笔圭臬的《瓦尔登湖》刚刚出版，但是销路并不好，他还得为别人做些田野调查以补贴生活，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对自然科学尤其是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这种习惯早在一八五零年就开始形成，他的日记本上开始出现了各种植物学资料、观测结果和标本，开始读一些自然史的著作，他的想法逐渐开始成熟，——虽然他本人还无法具体描述出那是什么。这样的观察记录一直继续了近十年，为后来《野果》成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造化弄人，尽管梭罗花了很多时间，但临终前仍未能完成这本现在叫做《野果》的书，去世之前，梭罗像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样，有条不紊地把所有关于《野果》的手稿用一张厚厚的纸包起来，仔细捆好，和其他别的手稿一起收存起来。

后来，这些手稿有了多次辗转的故事，有些是通过私人继承，有时又是出于商业收购。这期间，手稿的前后顺序被弄乱过，再加上梭罗当年那出了名的笔迹凌乱潦草，难以辨认，给后来的整理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即便是那些梭罗研究专家那时也很难逐一解读整理。所以，这本最后的杰作直到一九九九年才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今天的中译本中，译者已经先为我们这些未来的读者拿本书同《瓦尔登湖》做了一番比较，他说，这本书里面的梭罗与那个《瓦尔登湖》中的哲人相比，“更像个可亲可爱的游伴和植物学老师，听他娓娓道来，觉得身边一切草木这样可爱和谐宝贵，原来生命就是这样相互依赖、相互扶持。”

我的野外生存和处理事务的经验和梭罗不同，我是小家子出身，遇到野生的浆果不会独吞，也不会马上吃掉，会把它们小心的收存好，带回家去——虽然并不总是会和别人分享。这样的收获后来往往因为稀缺而被从战利品升级为收藏品。我的野外经历严重不足，和周围的所谓“现代人”一样，很少尝试独自一个人与自然环境亲近，除了由于我们已经离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相去甚远，而且长期困在水泥森林里打拼，苦熬岁月，还出于长期缺乏对自然界的信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我提示人们注意的一点是，梭罗这本“最后之书”遗留的年代离今天很久远了，我们和当代很多美国读者对乡村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除了隔膜还是隔膜。人们在这样的时代里，谈论梭罗的身世，谈论他这本最后的手稿，本身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这种情况，东方的老祖宗把它称之为：人心不古，世道浇漓。这样的“古”不是对美德高古的崇拜，而是古朴。
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有机会谈论梭罗，我总是想起苇岸。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里或者说我们过去的时代里，只有苇岸当年的气质和境界有可能比肩美国古人梭罗。我知道苇岸，开始疯狂找寻他的书的时候，他刚刚离世。他本来可以写下更多，但是后来没有时间了，包括那组专门写中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的作品，你读了就一定会为它没有最后完成而久久怅憾。有些文字，你只有机会去读它们，而无法想象这样的文字写作时候的情景，想要去模仿就更无从谈起。苇岸虽然曾经活在现代世界，看起来似乎比梭罗要幸运一些，但其实他一点也不幸运，可以这样说，他度过了普通中国读书人一定会遭遇的惨淡，梭罗的“瓦尔登湖”那样的故事注定不会发生在他身上，首先从个人的经济生活上就无法保证。这就是我们这片大地上所特有的情景——把一个不平凡的人研磨成一个最平凡的人。时间没有过去多久，很多人就已经准备将这个人遗忘，不管他曾经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
梭罗因为开始对“野果”这个特别抽象的概念发生浓厚的兴趣，并且特地研修了很多植物学的书籍和材料，还请教到了很多如何判别野生植物的个人经验，所以这时在书中也毫不掩饰地全盘交代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期对自然的态度，尤其是对人和自然如何相处的态度。即，遇到美丽的野果，就在第一时间采摘，当场一口吞下。貌似贪婪，但其实态度明确。就是一不辜负自然对人的惠赐，二对生长在不同地方的各种植物的可食果实给予“国民待遇”，也即对自然对人的惠赐给予“国民待遇”。这种粗粝而自觉“天赋人权”的态度仿佛带着大森林里雨后的土腥，又仿佛是无尽田野上被风略起的草根，和自然环境的天生简朴一脉相承。

现在我在这里妄自猜度，梭罗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经验是，要想稍微对某个人有一些了解，不妨偷偷懒，去看看他对学习的态度或者如何去学习。梭罗显然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包括对待“学习”这件事。他说：“所有的文化都必然通往自由和发展，我顿悟到的远胜过我在书中学到的。那里对我就像一间教室，所有值得听取、值得见习的我都能听到、见到，而且我无法不好好上课，因为身边一切都在给我上课。正是这种经历（通常能不断体验到），最鼓舞人奋进，终于促使人去深造，好生研究。”（参见本书85页）这句话暴露了梭罗，首先，他是那种在自己的认知体系之下确认价值的人，信赖从“人和自然界摩擦”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别人硬塞过来的东西他不认可。其次，他敏感于自然对人的赋予，并且一一鉴别。

梭罗的一生，最后都要归结到一个命题，即现代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在《野果》这本书中，他对人类与自然已经形成的紧张做了关乎道德层面的审判：

“如果长了越橘的地都被划为私人所有了，那个国家会是什么模样？走在大陆上，看到路旁有这样私人化的越橘地时，心好沉重。我看到这样的土地上草木没有了生机，大自然也垂下了面纱遮住自己。于是我加快步子，急着要赶紧离开这该死的地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践踏大自然的了。……这样做的最大坏处是：它使我们看到了所有的恶，它使我们看到了这个文明和劳动的分工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哪里？”

但是这似乎还不能清楚的说明白梭罗本人的具体态度，他紧接着讲了一个例子：

“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甲是职业的采摘越橘人，他租了乙的地。……丙是手艺高明的厨师，管理用某些果子做的布丁事宜。丁，教授，坐在书房著书立说，而布丁正是为他做的。当然，教授写的书就是关于越橘的。在他的著作里将记录下上述所有这些工作。可是读起来又有什么意思？其实不过始于也止于越橘地以内而已。越橘的活力荡然无存，读这种书才叫受罪。我更愿意另一种形式的分工：丁（也就是教授先生）应该能进得到书房写作，也能走到越橘地里采摘。”（参见本书86-87页）

这就说的很清楚了。我感觉梭罗的观点就是去工业化，去商业分工，批判无休止的私有化，批判“自然人”的角色化和符号化，因为这几种东西都意味着对自然的人为改变，而且是革命性的。当然也就会带来任何革命性改变所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不知道这是不是误读。

再也没有梭罗了，这是谈论起来多么奢侈的名字。多少年后我们都还记得，他对人类的批判曾经是多么温和，又或许他不得不温和，因为他面对的，是多么强大而不可遏抑的所谓的“人类的发展”。

2009-11-10
]]> 2009-11-22 15:50:00(3) 山西雪堂 2009-11-13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20130772&idWriter=0&Key=0 118、野果 新星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
119、彼德伯格俱乐部 新星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
120、同学少年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
121、碎锦零笺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4月版

122、郑振铎日记全编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
123、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年07月版

124、茶店说书 中华书局 2009年9月版

125、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版

126、我们怎样阅读中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年9月版

127、读者 法律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
128、李健吾传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
129、尊严无价——野菊文丛 青岛出版社 1997年10月版

130、康熙大帝（1-4册） 河南文艺出版社 1999年8月版

131、译余偶拾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 2009-11-15 9:58:00(1) 山西雪堂 2009-10-19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534486&idWriter=0&Key=0 112、瞧！这些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3年10月版

113、我第三个愿望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年10月版

114、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
115、大地上的悲悯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2003年12月版

116、我的诺曼底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
117、静听回声 文汇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以上是在中图网，有点地摊价的旧书。
]]> 2009-11-1 21:17:00(2) 山西雪堂 2009-10-10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380371&idWriter=0&Key=0 ——读《七十年代》


我觉得自己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却有表达出来的冲动。这种感觉是从《八十年代访谈录》而来。那是因为，那本书的立场太直接，目的太明确，就是要挖掘一个年代的思想文化成绩。但是，八十年代并不是几个人的，那些也曾经生活在八十年代，从一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读了那本书，虽然有很多是懵懂的，但还是免不了有这样的意气的偏执——八十年代到底是谁的。会有这样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与《八十年代访谈录》编著者的初衷大相径庭，或者说这是一个失败。一个年代到底是谁的？ 这是代表性之争，正是我上述难以说明白的一件事。

于是我一直抱持这样一个复杂、矛盾的心态，因为我既应当承认普通人其实没有因缘参与大多数历史现场，也没有那种书写历史和书写一个年代的思想文化的能力，也即必须承认《八十年代访谈录》中接受访谈的那些人物确实以自己的劳动和经历书写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特征；但是一方面内心深处又深知，一个时代的特征应当从那些最朴素最平凡的普通大众身上去寻找，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以个人身份独自面对社会波澜起伏时无助与反激，他们对时代的感慨与怀念，他们对国家的意见，他们与亲人的离散与重聚……正如“今日菜价”要比那些出自研究所的各种经济指数更能说明问题一样，这一切，才仿佛更能见证和代表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寻求文化的保守和超越、寻求思想的解放和突破所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往往与大时代、大社会的主流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意义来，同时又明确地显示出精英文化思想方面对整个时代和社会特征的书写力度的不足。我极其矛盾的认为，精英或者说先驱式的文化思想时时刻刻在吸引着自己和很多人的目光，但是谈起时代特征，又总是使人看到他们的影响力之不足。

《七十年代》这本书，或许可以看作是上述这种代表性之争的一种消解。起码在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而言如此。又或许可以这样说，《七十年代》收复了《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失地。之所以和解，是因为《七十年代》这部书中所讲述的，不再是那些大而无当的精英、先锋、浪漫主义、上层建筑叙事，而是那些容易被理解，很多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都遇到的故事。之所以说到收复，是因为《七十年代》的作者群体同《八十年代访谈录》中的受访者多有交集，基本上是同一群人，或者是这群人的同一代人。《七十年代》的独抒胸臆，丰富、完满了这些人在读者眼中的形象，使人知道，正是有这般经历、有的甚至是炼狱般的经历，才独独构成了一个年代精英文化思想实绩的宏大又琐碎的背景。经历才是这些文化思想成就的不二出的襁褓。

比如陈丹青。像陈丹青这样的人，我以为接受访谈时或者通过方式形成文字时也不乏精彩，但都不如把整个题目交给他，把所有空间和余地都交给他。因为他本身就有驾驭题材的能力，也有把握行文之中时间和空间逻辑顺序的能力。访谈往往是被动的，因为提问者突然抛出一个题目或者一个观点出来，话语中往往还有一些“诱供”的因素在里面，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这个人。或许陈丹青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你看他在很多场合接受访问或者是采访，往往对发问者很警惕，回答也往往有一定的反激，不是把问题拆碎了，直接批判的体无完肤，就是直接把那些不怀好意的问题抛回去。思想表达的自由，在这样的人而言其重要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别人则误以为这就是所谓的个性。回忆文章，往往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交给陈丹青这样的人使他自己完成，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收录在《七十年代》之中的这篇回忆性的文章，长篇大论，虽然在其他地方和陈的专著中都已经读到，但是放在书中再读之下，在一代人的整体回忆之下，还是颇能体会到些特别的感觉。陈丹青在文章中写他在“七十年代”的某一天听到一个消息后想笑不敢笑，顺应着众人作出那些和自己真实感受截然相反的举动出来，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情绪；他和那个时候的多数普通人一样，知道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但是对即将到来的是什么、自己即将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的材料。我们说，这种复杂的心情，或许才是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历史特征吧。

再比如，阿城。他这次在书中只讲了一个篇幅很短的小故事，仿佛要以此来告别《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受访时的纷乱，那次访谈的访问者太想收集到一些关于宏大题目和叙事的内容了，虽然阿城始终侃侃而谈，最后结构性的东西反而很少。阿城这样经历丰富的人是一座宝库，但是需要你去正确挖掘。他是小说家，本身的叙事能力就很强，其实根本不需要干扰。这次的故事叫做《听敌台》，或者叫做《偷听敌台》。因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绵延到八十年代末期，你去商店里买那种波段很多、带有长长的天线的调谐式收音机，还是一件内心有点惶恐的事情，因为你这个东西的原因似乎一目了然，——就是要收听一些平时听不到的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堂而皇之地给别人解释说，我要学外语。但真实的逻辑顺序其实是：你先学好外语，才能用那个收音机。那个年代，国内外一切反动派时时刻刻都不忘记对祖国内地人民进行反动宣传，不像现在《美国之音》的原声录音带每天摆在音像店中无人问津。但是吊诡的是，那个年代据说还能收听到这些东西，正如阿城所说，当时他在边陲之地，还能收听到多家海外的广播；而现在你用收音机在波段上反复寻找，只能收到一片嘈杂的电子干扰声。 我们这代人虽然赶上了频繁使用收音机的年代，但是却不到偷听“敌台”年纪，耳朵每日只能和“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者“白眉大侠徐良”为伴。“听敌台”是一个小故事，但却是一个很重要、很有代表性的点，通过这一个点，你可以想象阿城当年的所有经历，因为这并不陌生，身边就有许多当年曾经在云南的长辈的口述。故事很小，却能应验一个时代。提到阿城，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王小波，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都在建设兵团、领略过祖国大好河山的相同经历。看到眼前这本《七十年代》，就更使人想起王小波，想起那个曾经对以贫困为美德、以苦难为价值、经过透支身体的劳动来净化灵魂，最终使人们洗心革面的时代做出过肆意嘲弄的人。因为突然想到，他们应该是同一代人，这本书里少了一个人。

张郎郎对恐惧的反应令人印象极为深刻。我承认，首先是书中收存的那副他的照片给人很强烈的感觉，人们看到了一个很典型的那个时代的青年。这个人是真正等待过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伙伴从身边走出去再也没有回来，变成时代的思想先驱者。每个时代都不是娱乐场，有它狰狞的一面。可贵的是，多少年后张郎郎回忆自己那段极为特殊的年月，并不把自己描绘的有多么坚定和崇高，而是一任它本来的面目；而且在事隔多年之后，还能写出当年自己那种青年的坦诚、热情、单纯和不知道害怕的感觉来，那是活生生的青年，那是活生生的为了自己的某一种追逐而付出代价的青年。北岛回忆《今天》草创的时期，几个有相同志向的年轻人，被自己的表达欲望折磨的无法自己，终于决定要通过办一个刊物来释放自己的情怀，主意从一诞生起就被赋予无限的美好和无限放大。他们自己组稿，自己撰稿，自己画刊头和插图，写诗，朗读，自己刻板，找熟人联系招揽私活的印厂，将自己刊物创刊的消息贴满街头巷尾。等到灯火阑珊，大家终于把刊物像孩子一样做出来后，骑着自行车慢慢回家去的时候，这才想起可能会降临自己身上的灾难来。思想锐利的刊物划破夜空，变成了自己身边的一颗可能会引爆的炸弹。大家先是有点害怕，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后来一横心索性该干什么干什么，回家去！怕什么！？这真是青年啊。

现在还有这样的青年吗？

李零先生说：“我们的感觉是，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 这拨人在对七十年代这样的一个时期，有着惊人的一致判定，他们纷纷说，七十年代其实在1976年到1978年左右就已经宣告结束。在这个年份里，吵闹、凶险的红色年代一瞬间突然结束了，他们有的人从边陲建设兵团回城，考上了大学；有的人从囹圄中刚刚重新获得呼吸自由空气的权利，他们都度过了自己的苦闷困顿、无依无靠，得到了新生。时代杂耍了他们，他们也将在潜意识里对时代做出最残酷的休止符式的标记。

2009-10-7改定
]]> 2009-10-12 15:24:00(3) 山西雪堂 2009-10-6星期二(Tu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318186&idWriter=0&Key=0 最近因为章诒和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两篇文章，引起了一些史学界人士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

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即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 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
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当看到一些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史料公布，可能与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判断不同时，就想用一种纯粹的学理来要求本已尽了极大努力的学术工作，求全责备，缺乏了解之同情，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研究历史的人应当反省的，已经相当不容易了，还能走得更远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学术也无完美的学术，只要大方向和史料线索有利于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它们的学术贡献就应当得到承认和理解。

发现一种档案和公布一种档案的基本规则，是任何史学研究者都清楚和明白的简单道理，但当我们面对具体一种档案情况时，却又不能这样简单。中国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档案解密要给出保存地、档案基本情况、档案的卷宗及详细号码、影像保存状态，甚至必须给出可以公开使用的平等条件等等，没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懂这些基本常识，但我们在真实的中国现实中，确实不可能做到，这样能说所有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没有意义吗？如果按现在有些人的苛刻标准，可以说一切关于中国当代历史的研究都不合规范，比如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在严格的学术规范中，我们只有完整查阅某一研究对象的档案史料后，才可以全面展开研究工作，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是在这样现实条件下开展自己研究工作的，那他们的学术工作就都没有意义吗？显然不是。

简单超越中国现实，把本来极富进步意义且已尽了最大努力才寻找到的史料方向，简单用抽象的理想档案公布标准来要求，不但幼稚，甚至是苛刻了。对任何有利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努力，我们都应当抱一种善意和理解的胸怀，而不是求全责备。在严格的史学研究中，我们不能轻易怀疑别人的身份和动机，而只评价他们研究工作的意义。

让我们牢记梁启超在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的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恪守的一条规则：“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
]]> 2009-10-6 15:26:00(0) 山西雪堂 2009-10-5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304841&idWriter=0&Key=0 ——读刘世定的《寻常往事》

尽管传统中国人讲求“抱孙不抱子”，对隔代的小辈人有超乎寻常的喜爱，但是对祖父一辈人和他们的时代，后人往往有着强烈的隔膜。这个顺序看起来似乎要倒过来，人们总是对父执一辈人有着强烈的认同和理解，有大量的材料可供映证；而对于再上一代人的事情，记忆来的虽然是那么深刻，但是这片段的记忆却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使我们得以解析老辈人的精神世界。

我读了《寻常往事》这本书之后，完全没有头绪，很难将有限而零碎的材料交织成一个成型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出来，我想这可能部分来自于上述原因。平心而论，这不是一部传记作品，作者看起来只是打捞了一些属于自己的记忆，缺乏专业的史学训练，具备一切家庭甚或家族内部传阅的回忆性文字的特征。直观来看，作者写作时的难度一目了然。他无法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他没有机会能这样做。毕竟是隔了两代人在收集和自我体会、归纳传主的生平故事。现在有很多“五四”黄金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哲嗣，都在很早时候就开始对其父辈进行研究，并且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很优秀的传记作品作者和对历史人物有专研的专业学者。这一方面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因素，一方面也得自家学渊源，还有就是他们手边比较容易得到父辈们留下来的大量的手书、文献、手稿等资料。我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对于这种情况来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大师、学者的后人，——这些现在也成了文史学者的先生们，他们如何看待“作为历史人物的父辈”和“作为血亲的父辈”这样两种关系的，这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互相的。那么，他们在著作中有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这样两种关系集中于一点？是材料先行，还是观点先行？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到的，属于这种情况的研究著作，多半对这种关系处理的很恰当，当然也有事先将传主放在道德制高点上，然后开始写作的例子，这并不稀奇。——推心置腹地想想看，如果是我本人来处理这种关系，来处理这种情况的写作，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
有人说，带有感情色彩来研究人物和历史，特别是研究人物，这是做学问者的大忌。在理性逐步丧失让位于深情的过程中，对人对事的判断难免不会受到影响。带着这种感情来写作，特别是著作还冠以“纪实随笔”的字样，难免使读者众人疑云丛生。奇怪的是，我却并不忌讳这种写作。相反，在很多时候，竟然还比较认同这种写法。理由是，如果一个后世的研究者，先自没有对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有先天的感情和价值认同，那么这种研究的动力就更值得怀疑。举例来说，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花费几年时间着力研究一个五四时代的前辈知识分子，而这个历史人物在今天早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被今天一些所谓成功的知名企业家们那种众星捧月的光环所替代。这样一过几年，最后的研究成果是该学者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历史人物的传记或者思想随笔，而且还得不到书市的认可，甚至可能还遇到读者的冷遇，这个研究的价值前途渺茫。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先不说这种研究有没有经济效益，是不是可以说这种研究没有功利性的价值回报？而且这种结果或许已经是早就知道的，那么，这个现代的学者，他的研究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我很想弄清楚的一件事。我想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伪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里，这种事情可能只能用感情来解释。就上面所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就是后世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父辈一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感情涌动。我要说，这种带着强烈感情的研究，可能在技术上会出现硬伤，却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历史能够发展传代的基本原因。

《寻常往事》给我的触动，其实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作者在书中艰难地希望通过很少一点的材料——而且很少有其它渠道来的材料互相佐证，来判断和推测他的祖父的生平细节，并企图走进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作者的这种努力，他文章中这种零散的材料和写作风格，常常使人想起自己与父辈在一起的曾经往事，点滴钩沉，以小见大。更重要的是，作者那种对自己家世和祖父生平细节上的体察，也是我们很多寻常人天生的心理。这种体察似乎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也不要什么结果，而只是出于对历史的追求之心。也即，这虽然不是专业的传记或是历史人物研究的材料，却能使人感觉到私人叙事在历史价值上有可能超过专业历史研究之处。另外，作者本人的社会学专业背景也对作品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可以利用这种专业的视角来翻捡手头史料的社会学意义。

这本书的传主刘文辉先生，我读了全书，感觉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老辈人。他对自己的历史责任很清楚，对于如何写自己的历史、以及这样的历史将会留给后人些什么似乎也早就有所预料。刘文辉先生1962年1月写成回忆性长篇《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这篇长文也收录在本书之中，文章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现代转折时期的特殊经历，最后以一方大员在解放前起事，49年后加入新政府，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等。老人在文中对自己特殊的生平襟怀坦荡，视野开阔，文笔流利，具有那一代人叙事明白晓畅的典型特点，对于了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读后使人感慨：老人留下这样的回忆文字惜乎太少。书中引述了不少刘文辉先生1943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建设新西康十讲》，使人看到了老人的另一方面。我觉得他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极少的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用现代眼光来管理边疆地区、处理民族事务的人。特别是他当年以军伍起山而能在和平时期认识到武力、“威服”的局限性；以及从研究佛学入手了解和学习处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事务的故事，尤其使人印象深刻。这一切都表明，当年这样一个人物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历史选择并不是偶然的。

2009-9-15
]]> 2009-10-5 13:44:00(0) 山西雪堂 2009-9-30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263372&idWriter=0&Key=0 ——读宗璞的《西征记》

很早的时候就想为“野葫芦引”这部长篇小说写下一点文字了。这是一部要把一个时代的人在乱世中的跌宕起伏、身如浮萍一一写出来的大书，不论是殷实人家，还是寻常百姓。这四本书看起来曾经是一个宏愿，分别是“南渡”、“东藏”、“西征”和“北归”，而现在这个梦即将全部变成文字，呈现于读者面前。手头的《南渡记》和《东藏记》是同一个版本，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版本，是《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纪念版本。但这其实并不是最好的版本，用纸较劣，但是我喜欢它的整体装帧，封面有石鼓、瓦当，有斗拱檐角，有卢沟桥的石狮子，这种偏爱针对于《南渡记》来说尤其强烈，因为这一部里小说的人物基本上都停留在旧时北平，而北平就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许多这样的记忆碎片和历史符号。记得读《南渡记》的时候，那真叫人失魂落魄。古城里的人起初为了自己国家敢于御敌于家门之外而欢呼雀跃，气氛和过节一样。一夜之间，古城空防，一溃而不可收，人心窒息，友朋呼号。特别是那种只有中国人才能表现出来的特有的表达悲痛的方式，和对悲痛刻意的压抑方式，读之使人心潮翻涌。我至今还记得那一部书讲到中国军队在一夜之间弃守北平之后，“咱们的兵撤了！北平丢了！”之后，描写事发当天的北平地安门，“三个门洞，如同大张着嘴，但它们什么也说不出”，惨痛的无以复加，书中的声音仿佛真的是响在耳畔。那种巨大的空洞感和透露出的惶惶的人心，似乎直到今天也没有平息。

“野葫芦引”这部长篇系列小说，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前因后果及其生活为背景，讲述了以孟弗之为代表的当年一班爱国知识分子在战时辗转河山，在坚守人格和爱国情操的同时坚持办学，子弟参加远征军在边境与敌血战，最后完满返回北平的故事。小说中人物各有其原型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我们很多都耳熟能详，反映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感情世界的波澜。小说中的人物多有其原型，像《南渡记》中后来的那个“凌先生”不但使人想起当年一些“留平不出”的教授，而且也深刻地揭示出“留平不出”的根源所在，使人叹息不已。小说以“春秋笔法”对其做了温和批评；《东藏记》中那位因为爱好“云土”而丢了教职的教授，其原型人物显而易见就是刘文典先生。其它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有原型，有事迹，只是限于笔者本身的学养，不能一一指出罢了。这其中有作者本人的家世渊源和个人经历的原因，但是依据年龄推算，这些细节并不可能完全来自于记忆，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西南联大”相关材料研究的深入程度。

2001年《东藏记》出版后，作为“野葫芦引”的后作一直渺无音讯，喜欢这部书的读者也一直在惦记着它，惦记着作者。现在，这部《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在作者宗璞女士经历过人生之大悲苦后款款而来。八年，又是一个特殊的期间。作者的坚持，她的信念，一个普通的读者也不难读的出来。

簌呼八年过去，《西征记》里的人物都有了新的命运。孩子们长大了，出征了，牺牲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们看到这句话在这本书里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相对于其它两部，这本《西征记》着重引人思考的地方还在于以下两处：首先，在关乎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知识分子何以报国？这个问题我想不独今天的读者，即令当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位校长，在他们按照各自的原则决定如何面对“西南联大”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早就开始了，——或许更早，在战争刚刚有些苗头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思考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明确，就是学者和教授的战场在课堂，青年学生的战场似乎也最应该在课堂。在今天看来，西南联大的出现，也许正是这种理路的集中体现，这是成年人的世界。这种理路其实没有改变过，正像当年胡适他们极力劝阻学生参加过激的所谓的爱国运动、投身学业以报国是一样的。其次，对于小说中这些从军的学生，对于当年选择弃笔从戎或者根据学校安排走上战场的真实存在过的那些书生们，他们的牺牲是否体现时代对其的历史要求？有这样一个悬问，是因为无论哪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青年人的大面积的牺牲都是最令人痛惜、损失最惨重的事情。以西南联大当年一届的外文系学生服务于美军，一些专业的学生直接参与了缅北的战役为例说，在当时确实有战争和国家的需要，学校也做了一些理性的控制（如限制低年级学生出去等），这些学生在战场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付出了很多牺牲。但是这种牺牲的意义在今天看来我觉得仍然值得讨论。而且，在《西征记》的一开头，就出现了有高年级学生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效命疆场而更适合从事文艺创作或是继续学业，应该说这种事情在小说里出现并不是凭空而来，这样真实的例子从常识上来说是很有可能有的，那么这就更使人对前述这种在“道德底线”制约下的牺牲在人性的立场上产生疑问。

个人以为，这部小说前后最有价值的地方，一是语言，这需要你去读它才能体会得到，完全是文人书和对中国古典小说结构起承转合的继承。小说中的那些人物的登场离台，他们那些感情的表露和隐匿，不止一次叫人想起《红楼》，可见受其影响之深。现在还有人愿意这样来写小说，并且一以贯之，不由得叫人肃然。现今能不沾染世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浮躁奢华之气的小说，使人有弥足珍贵之感。二是对小说中几对年轻人的成长和感情描写。这些小儿女，性格往往相似而不雷同，长的飞快；感情的内敛仿佛是娘胎里带来的，关键时刻却有大坚毅和大决定；不缺乏柔情，也不避危险和紧急，有大的担当和无法降服的本质的善，这种作者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审美类型恰巧也是我所极为欣赏的人格特质。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宗璞女士这种写作本身的意义。在很多时候，宗璞女士更像是隔绝了时代在写作，而写给的也并不是今天这个时代，她的精神世界似乎仍然停留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她更要写给未来。这就是以史为鉴。而其中又尤其是要人们注意对民族性格的鉴和证。

因了这种不涉今日烟火的语言和气质，不独青年人，小说中的其它人物也跟着可爱起来。他们虽然年轻但是坚毅，虽然悲苦但也乐观，把书房和实验室当战场，对敌坚决但是有人类的悲悯，他们都有自己内心丰富的感情世界，并不显而易见、明火执仗地表达出来；他们忍受屈辱但不放弃，他们有知识而不霸道，他们有坚定的道德底线，但并不彻底摧毁背叛者的精神，这才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性格，不是吗？所以，今天的人们读这样的小说，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消磨时光，而是在找寻我们民族的神性。我想，这应该是作者的大心愿了吧。

那么，对待这样一部“野葫芦引”，当作何解呢？——虽然它还没有最终写完。平心而论，现在“西南联大”研究题材在书市或者学界高热不退，关于抗战的书籍资料则向来都不缺乏，变化的是人们关注的角度和程度。两者对人的视野的占据都已经很多了。但是奇怪的是，如果不是遇到这样一部文学色彩很浓重的小说，作为一个后人，我仿佛觉得自己毕竟有些隔膜，——只有它，只有小说，把人的日常和命运的细节展现的如此真切，才叫人意识到几十年前的那场与民族生死攸关的战争是多么剧烈地影响过当时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小说所超乎其他文体的、给予人的。那种历史大事件对最平常的人的直观冲击和潜移默化，那些人们曾经的悲喜，都被无数倍强化，逼真地侵入今天读者的精神世界。时光于是倒流。

我有一个卑微的愿望，希望宗璞女士能写完它，写完这部《野葫芦引》。

2009-9-5
]]> 2009-10-6 15:18:00(4) 山西雪堂 2009-9-28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218080&idWriter=0&Key=0 雪堂按：小柳读了《从渺小到被绊倒》，写了很大一篇文字。虽然有些过头的鼓励，行文也一看就是熟人写的书评，但这毕竟是这本书目前唯一的一篇书评，故照录于下。其中部分对人的评论，请朋友们不必在意。

坚定的温和者的足迹——雪堂和他的《从渺小到被绊倒》
作者：亦园

在我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完全可以做我的老师的，其中之一，就是雪堂。我与雪堂相识，大约有六年之久了。这六年，我从一个初入大学的毛头小子，变成即将毕业的研究生，一些想法包括性格都发生了变化，而雪堂，自然也经历了很多，改变了很多，他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文章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他的生活、工作中可能也渐渐充满琐碎的不如意，但是他透过文章传达给我的印象，却始终是当初那个温和而坚定的雪堂。
雪堂和我的网络写作历程，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都是在红袖添香原创文学网起步（但我们也许都不清楚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格调、圈子完全不适合自己的地方作为开始），都曾经在红袖做过杂文组的编辑（但我们都不喜欢“杂文”这个概念）。就个人读书兴趣而言，雪堂偏好胡适，我偏好知堂，其中亦多交叉，比如，我们都喜欢史料尤其是口述历史类的书籍。就思想倾向而言，我们服膺的都是自由主义。
从在红袖注册用户名，到天涯开博直至今天，雪堂一直未曾停止他的脚步，他一本一本地读书，一篇一篇地写文，努力地思考和理解，他的足迹乍看起来似乎步伐不大，但却踏实稳定，积六年之岁月而回望，实让人有一日千里之感，我浏览雪堂的博客，常感叹于他的努力，也惶愧于自己的疏懒，如今他的书能够在台湾出版，是意料之中的事，于我，只是既多了几分朋友被认可的喜悦，又多了一层自己太懒惰的惭愧。
雪堂把自己的书起名叫作《从渺小到被绊倒》，其中或许有他自己特别的感触在。书中的文章，多数都来自他的博客。作为朋友，也作为雪堂博客的一个长期读者，我认为，雪堂这本书中所收文章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似温和而实严谨。这里面没有任何故作的惊人之言，没有任何轻浮、随意、俏皮的断语，没有任何所谓的“片面的深刻”，没有任何不负责任的情绪化，也没有任何套话和敷衍。我想我能够理解雪堂在行文中所追求的是怎样一种原则——贴近事实，贴近真正的事实，如果我们有可能改变一些什么，那么这种改变绝不在于我们使用了多么堂皇的理想、严密的逻辑、宏大的体系、客观的规律、滔滔的雄辩，而在于我们拨开迷雾看清了真正的事实。
这一方面，我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司徒雷登这个人物，看得出来，这是雪堂予以很多关注的一个人物，在《找不到未经删节的闻一多》这篇文章里，雪堂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我们所熟悉并且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是经过了删节的，那么，被删节掉的是什么内容呢？雪堂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中找到了被删的一段：“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中国的一个留美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找到这段材料，原因就很明显了，一篇文章的被删节不过是因为有另一篇文章的存在，只是这样一种事实让人感叹，所以雪堂在文末写道：“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最初的删改，而是一代代对这样的删改的默契和继承。我们如果可以选择，可以对一时一地的政治曾经带来的荒谬和暴行来作理性反思，但绝不能容忍它的幽灵击败时光，飘荡在今天和未来。”雪堂的感叹，也正是我的感叹，但是若不知道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就无从感叹，一切也就等于没有发生。
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雪堂的文章只有严谨的态度和事实的罗列，除此之外，严肃的道德关怀和深沉的思考固然是一方面，这一点我想从上述引文中即可窥见一斑；另一方面，我准备着重提出来的是，雪堂的文章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对复杂的人性的“同情之理解”，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即以我所熟悉的周作人为例，雪堂文章中也常提到他，但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却是一篇有关许纪霖的《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的书评，许的这本书我也曾读过，佩服其决心与魄力之余，也深感其研究范围太大，或许是精力不足，对于有些人物，写得颇为草草，这些“草草”的人物中，就有周作人。雪堂恰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文章里写：“书中关于知堂性格的进一步探求时，过度地强调和提升了知堂对‘老庄’思想的归属即‘游世’的特点……用‘游世’滑向沉沦来解释他的落水，这是在深入体察历史人物的时候‘隔’的表现。从思想开始出现倾向，留京不走到接任伪职这之间有一个时间跨度，在这期间，各方的舆论关注其实给了周作人极大的道德压力，从而引起了他的反激。如果不结合浙东人的执拗和反激性格来思考，就简化了他遇到的思想困境，简化了历史，丢掉了他战斗性的一面和思想历程的价值。这是知堂研究的挫折。”试问，有几个专业的研究者能够像雪堂这样注意到“浙东人的执拗和反激性格”？又有谁敢于用此性格来解释周作人的困境？作为一个久读周作人的人，我读到这里，既是感佩，又是惭愧——感动于雪堂对幽暗曲折的人性之隐秘处的温润的理解，佩服于雪堂的敢言，惭愧于自己的麻木和无所作为。
雪堂推重胡适，我想他身上也正带有胡适先生的某些气质，在写文章时，他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说半句不负责任的话；对于不同类型、不同主张的人物，他都能尽量尊重事实并予以理解，而这些，都是我一直以来没能做到的，与雪堂相比，我不仅崖岸分明，而且易于愤激，说出的话，写出的文字，也往往有夸张和情绪化之处，这些无疑都意味着不够负责。雪堂坚信“自由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同样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我想雪堂比我更具备一个自由主义者所应有的素养，我相信在雪堂的心目中，自由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是宽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另一方面是责任，勇于对自己说的话、做的事负责。前一方面是温和，后一方面是坚定，而雪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温和者。
]]> 2009-9-28 8:32:00(0) 山西雪堂 2009-9-26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198407&idWriter=0&Key=0 　　雪堂按：有些平媒也太瞧不起读书写字的人了。现将近来新写的几个陆续发出来，不再遵守什么游戏规则了。以后，也还是回归本心，不再苦巴巴攒什么稿子给人拼版了。我发现自己快丢失掉写字的初衷了，在这里检讨一下。
　　
　　
　　科学既然管不了价值界的东西……
　　
　　——读陈之藩的《在春风里 剑河倒影》
　　
　　谢泳先生曾经就“职业的读书和业余的读书”对比来谈，以为职业的读书多半是工作的需要，选择和自主受限，有功利色彩；比较来说，业余的读书就容易获得更大的乐趣。我也曾经长久地观察朋友中间那些“职业的”和“爱好的”对书籍甚或绵延到书市的看法之异同。虽然这样两种人对书界的了解程度不同，有时关于“自己和书”这种命题的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有多有少；但是，也有不少是共同的苦处，比如说读不到自己想读的书。不止一位朋友和我谈到陈之藩先生的书，有职业读书分子，也有纯粹的爱书人。他们和我谈起陈之藩先生在海外早年出版的那些散文，那些牛津出版的单行本，后来又告诉我说出了文集，整合在一起，还说海外版本种种的好，听了叫人徒增艳羡。问题是仍然在海外出版，国内现有的一些选本，读了叫人不解渴。这样看来不言自明，朋友们显然是换了个方式和我说：你真应该读一读陈之藩先生的书。现在这个问题有了归宿，大概是一件喜事吧。
　　
　　对在大陆重新出版早年的散文著作，而且是“拆散重编”，陈之藩先生有些担心，觉得是“冒险之事”，而出版方赔钱是小，“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销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即便如此，“陈之藩作品系列”还是如期出来了，收录了先生八本常见的散文著作。虽然在书中也见到“此处删去……字”这样国内出版常见的劣处，但还是一解很多人的“燃眉之急”。
　　
　　陈之藩先生之所以如此在意年轻人早期的挫折，或许可以从我收的“陈之藩作品系列”中的这本《在春风里 剑河倒影》中寻找到一些渊源。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本，是因为原先的两本的单行本，一本有很多和胡适有关的文字，另一本据说最能体现陈之藩先生的文字风格。《在春风里》所辑录的文字从一九五七年十月起，至一九六二年三月止。在这文字写成的时间里，作者去国怀乡，人地两生，确如陈先生所言，“在寂寞的环境里，寂寞地写成”。我们从那些字里行间里很明显地看出一个青年学子的纷乱心绪。早年独自求学海外的记忆之深，不但有这些当年写就的文字为证，由己及人，时时注意体察年轻人的努力和奋斗历程这样一个本能的习惯似乎也保留了下来。
　　
　　陈之藩的寂寞还有一大出处，即他所尤为崇敬的胡适之先生的逝世。胡适当年的言行确曾影响过一个时代有文化、有思想追求的青年，现下大量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只要和“胡适之”三个字发生过关系的事迹，大多数都会出现在他们写的回忆录和其他叙旧文章中。但老实说，我仍然没有见过像陈之藩对老胡适寄托如此深厚感情的这样极端的例子。《在春风里》收录了很多篇纪念和回忆胡适的文字。仅在胡适先生谢世后以信的形式写的纪念文章，就有九封之多，这些似信非信的文章从写作的时间来看，多集中在一九六二年三月间，是故作者的怀念和怅惘之情短时间内无法排解，才有了这许多寄托之作。陈之藩在撰文时曾经仿佛无意间这样解释道：“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参见本书98页）文章中还收录了胡适当年给作者的回信原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胡适写私信，有他独特的风格，那是一看字就能知道作者的。在陈之藩先生的文章里见到这些当年远涉重洋的胡适之的信，使人有说不出的滋味。
　　
　　《在春风里》中陈之藩致胡适先生的第九信居然是冥信。在一个传统中国人而言，我们都能了解那种与生俱来的感情含蓄和态度内敛是日常状态，——即便他是一个青年学子，——除非是到浓情完全化不开的时候，才能破天荒地写这样的信。并且在这封信中仍然像一个学生似的报告自己论文发表的情况，并报告说是在这篇论文仍然秉承着胡适先生在“东厂胡同”教他的行文风度：开门见山，水清见底。老实说，我观陈之藩先生并不喜欢“水清见底”的行文方式，这是因为他特别注重文字的意境，直白如白开水的一样的文字，考虑到论文说明问题的需要，可能会出现；而在他自己自主写成的散文这些文体中就不可能出现。但是在这时候，我们看到的陈先生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所有自己的坚持都妥协化作对老师的纪念。此信写毕，这一组连续多天写成的纪念文字终于在很悲伤的调子中煞尾，于是整本书也告一段落。
　　
　　谈及文字风格，特别是散文创作，陈之藩的文字确实有如很多人所说，有他不二出的特点，没有读过可算是一个遗憾。这个特点在《在春风里》和《剑河倒影》都很显著的表现了出来。就是一旦他开始自由的写作，文字总是要在哲学和科学间徘徊，文字明白晓畅，但不沦落为文化快餐类杂志里的文章，那些杂志的文字总是一再铺垫，最后留下一个确凿无疑的结果性的东西来励志。陈之藩的文字则并不着力于叙事和诉说，你看他的叙事总是用最简练的语言把例子和故事讲完，然后留一个空洞一样的思考引信在那里，迂回曲折不大，但是直接到达问题的深处；它们并不指望说明一件事情，也不想说服读者，留下的那些疑惑都横亘在那里，，使人无法回避。文章整篇都是那么清利，但是留下的可咀嚼的东西和它们要表达内容的深度，绝对值得玩味再三。怪不得朋友们个个向我推荐起来苦口婆心。
　　
　　陈先生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因超越而奇怪的人，非但从自己本来的电机工程专业跨越到哲学领域，而且还有着独特的审美，总是将科学与诗放在一起说话，并且企图以一个从事技术科学专业的人的身份来消解上个世纪以来直到今天所谓的科学在道德观上的蛮横，书中举了“方舟和鱼”那个美国著名的案例，他说，那是科学的浮躁期，“二十世纪初叶所谓的科学，对宗教、神话、寓言与历史所采取的态度，多是这种有失公平的态度。……有些东西，不是以真伪来定价值的。存在的理由可能是由于想像，可能是由于遗憾；可能是一种工具，可能是一种希望。科学既然管不了价值界的东西，又何必在这些梦境里伸进一只不伦不类的脚！”（参见本书44页）我想这说的是对今天的科学在道德上自居审判者地位的一种批判。陈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和年龄上对这一点看的如此清晰，实在使人印象深刻。有趣的是，当时他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胡适应该是一个诗人，胡没有留下更多诗作，是因为“一个性情最柔的诗人，受了严酷的考证训练，把一个最配做诗人的胡先生给扼杀了”（参见本书72页）从书中看来，虽然陈先生对老师胡适的感情深厚的可叹，其实胡、陈二人私下交流分歧较多。胡适是从事人文学科研究，他追求的正是人文学科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来保证学术的严谨，即他的考据癖；陈之藩先生是技术科学专业出身，他反而是要在严谨但刻板的科学判断过程中寻找历史、艺术和哲学与科学的相通融融之处，即他文章中诗化和哲学表达，两个人其实都是在寻找着另一方学科的支点。于是两个人之间那种可爱的分歧是躲也躲不掉的。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陈先生是否还这样认为胡适应该是一个抒情诗人。
　　
　　2009-9-8
　　]]> 2009-9-27 0:11:00(1) 山西雪堂 2009-9-19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080462&idWriter=0&Key=0 ——读陶希圣先生的《潮流与点滴》之一
　　
注意到陶希圣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最初是因为这个名字频频在胡适日记中出现，我把他当做一个“胡适之的朋友”是很自然的。对这个人的进一步了解，接触到他较为详细的相关资料，是从范泓先生的陶希圣研究著作开始的。陶希圣先生的回忆性文章结集《潮流与点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1月版），因为其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先期发表在台湾史料性的杂志《传记文学》上面，所以很多材料被国内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多次引述过，读者都很熟悉。既便如此，当这样一部厚重的回忆作品整束地集中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令人不免有很多复杂难言的情绪。一般人读传记或是传主本人回忆自己早年或者儿时生涯的部分，总是一带而过，而急着跳跃到那些书写了历史的大事件上面去。而当我细细读了书中这些为人忽略的诸多回忆早年的文字后，内心中却也涌荡着与目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同样的激情。我叹人生，叹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平之曲折，但更多是叹人生。人的一生虽然短暂，每个人的经历却无不复杂而绵长。在个人面临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大动荡、大波及之时，那种随波逐浪和固执反抗的一念，以及最终的无望与无奈，虽然是早已经过去的不足道的历史，或许就真切地同今天的人们有着某些联系，或是重复，或是逆反，又或是两不相关却有着精神联系。

我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生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的生涯特别是北大毕业之后参加工作，执教席之后，每每与社会的/风/潮不期相遇，有时是奋身前赴，有时是无辜被裹，有时竟是无妄之灾。/风/潮，是今天人们接触五四时代各种社会“/反/动”事件的总体称谓，不独今天的人们这样称呼，当时人们也这样来讲，因为这个词也出现在当时的文字记录中。/风/潮者，有时是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有时是当时的某一阶层的独立行为，同社会其它大众无关，但也波及影响广泛；有时也竟然是直截了当的/武/力和/暴/力事件，那是为了某一种一时一地的政治、道德诉求而最终不惜擅用了/暴/力，造成了/流/血和牺牲。有的干脆就是民间的学术思想派别，代表各自的政治力量和学术观点而互相动武，两败俱伤的。这些/风/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与/官/方、当时的社会管理者发生冲突。这个“/官/方”指向，也是纷乱无常，有时是指学校当局，有时又成了旧军阀，有时是割据的安福系政府，还有租界，行会，还有两种派别互相指斥对方为某种“阀”、据说占据某种公众资源的。遭遇此等社会之复杂变幻，是那一代人的命运。

陶希圣北大法科毕业，抱着“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的观念，受了安徽法政专门学校的聘书，只身到了安庆。那年二十四岁，同今天大学应届生毕业的年龄相仿。当时，安庆/学/生/运/动领袖人物，在法专四年级班占了不少，法专学生是安庆/学/生/运/动的中心，四年级更是/学/生/运/动的老大哥。陶希圣教书生涯的第一课，不期就是这四年级的《亲属法》。陶希圣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他遭遇了和当年傅斯年被同事奚落同样的尴尬，以“前/学/生/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和现今“法专四年级年轻教师”的身份，企图维持学堂的正常教学，劝止自己学生的各种运动。从此和学生/罢/课、同仁/罢/工等各种各样的风潮、学术派别互相攻击以及被工友驱逐，被租界起诉的命运紧紧走在一起。

陶希圣的自述文章，平淡而生动，对自己的生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在平常的叙事下其实有着大量的人间辛酸。他自述早年生平，往往用大量篇幅叙述自己在某一段时期工作的收入几何，并且有很多横向比较，对其经济生活状况如何可见一斑。这些文章中有一篇《桌子的故事》通过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充分表现了世态炎凉和人生遭遇。《桌子的故事》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待遇”谈起，以职员海外留学背景殊异来分配办公桌椅：欧美名校留学经历的职员，日本留学生，依次分得较舒适的办公条件；有海外留学背景且有在国内大学从教经历的职员，则办公条件又优裕之；陶先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在这种潜在的规则和分级之下，办公条件较劣。在这种体制之下，使人无形中和别人有了比较，难免心生愧意，自尊亦受到伤害，这是这种体制的极有害处。后来陶先生做到王云五先生的总经理秘书，后来又掌北大教席，条件慢慢改善了很多。陶先生回忆起来，自不免有隔世之感。此种人情，读者看了也不免感慨万端。再如陶先生在上海时，一度居所空间所能承受，将妻子从大家族院门里接往上海，这一举动其实已经触怒整个家族，其原因文中没有详述，但细观先生文中所写后来在上海生活之境况，其实是遭遇了家庭的经济封锁，往后只能多写论文和编辑书籍赖稿费贴补家用；及至病重时发家信，内中有“与其等我死后，搬棺材回乡，不如寄些钱给我治病”之语。后面还说，偶尔母亲从老家来上海看过他们夫妇生活之后，知道他们并未在上海独自享福，家中人等“大为欣慰”。这些家庭生活的事情写出来，我十足钦佩陶希圣先生那种直面世态炎凉的态度。

纵观陶希圣先生的早年奋斗生涯，上面所说的经济生活，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般生活状况，颇值得注意：首先是稿费水平。据陶先生文中多处所述，比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普通编辑月薪在旧币一百元左右，而发表一篇学术性较强的论文稿费在五十元上下，以此比较来说，在同一购买力的前提下，稿费水平可见是很高的，稿费亦构成了当年学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以陶先生的经历来说，如果当时，——特别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稿费收入，他们的生活状况不知道要恶化多少。稿费水平可以证明一个时代和一个社会对学术和文艺的尊重程度，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我们不妨妄自想象一下，假设今天发表正经文章的稿费水平如是这般，那么，那数不清的对学术有兴趣、有擅长、对文艺有追求、有创造力的青年们何至于长期困顿萎靡于那些奄奄一息的官僚机构和充满腐尸气的行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命运把金子变成了石头”的人间悲剧呢？

另外一个地方是教授的自由流动。教授（包括各级教员）能自由流动，被谢泳先生评价为“中国高等教育起步晚但起点很高”的重要的体制性因素之一。教授、教员得以自由流动，虽然往往也是风潮和局势、派别倾轧等原因所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一代知识分子可以做出的自由选择之一。以陶希圣先生自述早年生平为例，我大略地统计了一下，抛开几进几出商务印书馆不提，在当年的高等学府的范畴内，陶先生辗转的城市和执教、兼教过的高等学府就有：安庆（法专）、上海（上海大学、复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武汉（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大学等）、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期间，陶先生还在军方机构工作过，做过编辑，兼任过很多专门和民间委员会的委员。在自由流动之外，还有兼职、兼教等等。可以说，从陶先生的经历中，使人真正看到了“教授自由流动”对知识分子、学人经济生活和思想生涯提供的莫大便利。自己的教学思想甚至是政治主张受到压迫，便可转投他处，别人也不以违忤。离开，可能意味着极为优厚的收入顷刻化为乌有，像陶先生因为同仁声讨，毅然从总经理秘书职位上离开，从中也可以见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气魄。今天的人倘若谋求到大学教授这样的职业，往往固守，以此终老，荣养天年，别人也不以其没有追求。这可能即是时代的高下了。

虽然前述不同的海外留学经历对归国留学生的从业带来各种优劣，但是从陶希圣先生的回忆中，往往也看出那个年代学历在就业时的作用，似乎证书不如经历有效，经历，又往往不如真才实学更能获得各方尊重。陶希圣先生在回忆中讲：他民国二十一年夏季从北大毕业，直到九年之后重返母校执教，才到教务处领到自己的毕业文凭。他说：“也许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一件事。那九年的长时间里，我未曾用过文凭。……此刻我回到北大，那张文凭在档案库里搁置了九年，白纸都变黄了，才由我领出。”（参见本书123页）九年里，陶先生做过多所大专院校的讲师、教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在军方做培训工作，却一直没有被要求出示文凭以证明学历，没有那样的必要。仅此一例，或许就足以说明当时的情况了。我们可知，就是那样的时代。

2009-9-17
　　]]> 2009-9-20 21:20:00(1) 山西雪堂 2009-9-18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9072206&idWriter=0&Key=0 　　92、读库0902 新星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93、现代化的本质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版
　　
　　94、在春风里·剑河倒影 黄山书社 2009年6月版
　　
　　95、上来透口气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版
　　这书可真难买，一出来就缺货，一直到现在才好一点。
　　
　　96、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年7月版
　　社里小许送的，虽然据说已经过了新书书评的时效性。
　　
　　97、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 新星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98、回望庄士敦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7月版
　　
　　99、傅雷书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5年11月版
　　在国风淘到的，现在国风也被拆掉了。
　　
　　100、非著名相声演员 江苏美术 2006年12月版
　　
　　101、在语词的密林里 三联书店 1991老版
　　还是签名本，有杭州三联的确认章，惜乎签名是“尘元”。
　　
　　102、非常病人：病夫治国续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6月版
　　
　　103、病夫治国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7月版
　　看着苏版的这两本著作，我禁不住心花怒放。
　　
　　104、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06月版
　　余英时
　　
　　105、涨潮日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年06月版
　　
　　106、乱来 文汇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107、一星如月·散步——陈之藩作品系列) 黄山书社 2009年06月版
　　
　　108、蔚蓝的天·旅美小简——陈之藩作品系列) 黄山书社 2009年06月版
　　
　　109、时空之海·看云听雨——陈之藩作品系列) 黄山书社 2009年06月版
　　
　　110、最美的决定：E.B.怀特书信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年8月版
　　(The Letters of E.B.White)
　　
　　111、自由备忘录——苏晓康全景报告文学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12月版
　　这个书可是好，等我到手读了再汇报。
　　]]> 2009-9-18 22:31:00(2) 山西雪堂 2009-8-27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720527&idWriter=0&Key=0 如果真的可以把读书这件事分成职业和业余，虽然这样两种人对书界的了解程度不同，有时关于“自己和书市”这种命题的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有多有少；但是，也有很多共同的苦处，比如说读不到自己想读的书。不止一位朋友和我谈到陈之藩先生的书，有职业读书分子，也有纯粹的爱书人。他们和我谈起陈之藩先生在海外早年出版的那些散文，那些牛津出版的单行本，后来又告诉我说出了文集，整合在一起，还说海外版本种种的好，听了叫人徒增艳羡。问题是仍然在海外出版，国内现有的一些选本，读了叫人不解渴。今年这个问题有了归宿。“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由曾经推出过“齐如山先生著作重印系列”、“王云五先生文集”的“花生万象”策划；2009年6月份由黄山书社出版。一解很多人的“燃眉之急”。因为细节尚不明晰，我先收了这个系列其中一本，即《在春风里•剑河倒影》，小三十二开本，封面装帧具有“花生文库”系列书一贯的色系和风格。将先前的这两种单行本收在一书中也契合我意，《剑河倒影》是作者早年在海外的一些思考和见闻札记，是书名气很大，具有鲜明的陈之藩散文的特点。你稍微一读就很有感慨：人们写文章，真的是在一生中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风格和归属的，这和毕生写文章数量多寡是无关的。在这书写成的时间里，作者去国怀乡，人地两生，确如陈先生所言，“在寂寞的环境里，寂寞地写成”。陈之藩的寂寞还有一大出处，即他所尤为崇敬的胡适之先生的逝世。胡适当年的言行确曾影响过一个时代有文化、有思想追求的青年，现下大量的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只要和“胡适之”三个字发生过关系的事迹，大多数会出现在他们写的回忆录中。然而至今，我仍然没有见过像陈之藩这样对老胡适寄托如此深厚感情的例子。《在春风里》收录了很多篇纪念和回忆胡适的文字。仅在胡适先生谢世后以信的形式写的纪念文章，就有九封之多，这些似信非信的文章从写作的时间来看，多集中在1962年3月间，是故作者的怀念和怅惘之情短时间内无法排解，才有了这许多寄托之作。陈之藩在撰文时写道：“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文章中还收录了胡适当年给作者的回信原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胡适写私信，有他独特的风格，那是不会变的。在陈之藩先生的文章里见到这些当年远隔重洋的胡适之的信，使人有说不出的滋味。如果说我们今天能理解陈之藩先生当年这样挥霍情愫的文章，大概就缘于此吧。

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的《上来透口气》出来之前，印象中只有译林出版社2002年的版本，而且还是和《1984》合在一起出的。这次新版本沿用了译林社本子的原译，翻译很好地反映出原著作者的语言风格。这是一本小说，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英国新闻记者、社会评论家和著名的左翼作家，这些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也没有人再会把《1984》当做科幻小说来谈论。08年底出版，现在才收到这本书，原因是这本书进入书市很少，网络书店也一度缺货，不易得。这本《上来透口气》起初最吸引我之处并不是慕奥威尔的大名及其作品长年以来在我心中的位置，而是对书名有种说不出来的同感。现下暂且不论我个人的此间经历是如何与作者的拟题形成默契的，单说这本书。小说的背景是世界大战的前夜，主人公是一个小人物，并不出奇，没有大的人生理想甚至没有什么理想。他是一个卖保险的中年人，住在位于伦敦郊区的一座普通房子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有一天，他拿到了新做的假牙后，突然感到需要“上来透口气”……有些评论说，这本书写的其实是很大的主题，即战争前夕已经显现出来的国家、社会甚或是当时的世界文明的衰败，表现出一种毁灭前独有的紧张气氛。奥威尔的小说，从很早开始，就善于表现一种预言式的影像感，这是我一入手就感到的。他似乎会把未来，而且是离现在不远的未来大着胆子写出来，又像是比较合理的推理试题，推理的前提就是你看得到的社会形态，然后一步步推理，——当然这些推理过程是在幕后的，最后，那些被预言和想象出来的结果就成了留给人们的深刻的警告。今天的读者会说，奥威尔是怎么找到小说这种表现形式的？这简直就是给他要表现的东西度身定做的嘛，他们还会说，幸亏这是小说。不幸的是，部分已被当代所证实。

八月我投入阅读精力最多的，当然是《七十年代》（三联书店2009年7月版）。这本书讲述的是三十个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纠缠在人生夹缝中的青春故事，这些故事和人物，集中地出现在一起，变成了“集体性的历史回顾”。这些年我们有了好的契机，就是开始重视历史记忆和着手去抢救历史记忆。谈到抢救记忆，往往是和长者有关的事情，但是从本质上是不应该这样来划分的，而是应该注重历史经历。这本书包括前面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要证明的也有这一点。其实这种书名对于青年人来说，有时更像是一场争论的发端。《八十年代访谈录》当年出现在书市的时候，因为它那种刻意强化的对时代的代表性，曾经遭到过严肃的批评。因为八十年代不可能是某些人的，尽管他们曾经出现在历史现场，做了当时的人们看起来特立独行的事情，或许也会被永远记录在时代的留言簿上，但是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外而又曾经感同身受地度过整个年代、体验过一个年代思想文化的风起云涌的书中作者们的同代人甚至是后生们，他们当然会有“八十年代是谁的”这样的悬问。尽管先后两本书很多撰稿人是相同的，但是就这本《七十年代》的内容来说，个人认为在价值上要超越先前限定题目的“访谈”。这本书里有什么？其实就有两个字：苦难。年轻人过早遭遇的苦难。但是，这些人物曾经付出的代价确可以消除前面的疑问。因为苦难，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以及对当事之人的历史回馈，更是对时代最好的说明和表现。也即，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年代，却能足以反映整个年代，能牵扯出时代的种种蛛丝马迹。钟阿城，北岛，陈丹青，朱伟，朱正琳，张郎郎，阎连科……《七十年代》里的人物有很多都说，七十年代在1976年到1978年间就结束了。大家的境遇和人生发生了巨变，而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交割，那时候，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新的生机，也就在那时，出现了。

2009-8-26草
]]> 2009-9-10 17:48:00(7) 山西雪堂 2009-8-15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529989&idWriter=0&Key=0 ——读《走进司徒雷登》
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影视剧《狼烟北平》，有一幕看了叫人恍若隔世。就是在反映陷落之初的北平时，在今天实地的北大西门那匾额上赫然写着“燕京大学”四个大字。这是老燕京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拥有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内的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期间风流无数。在这个校名被改几十年之后，一位燕京的老教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燕京末日》，一时间多少荣辱兴衰，命运沉浮……

燕京大学的创校校长是一位美国人。他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人，也是人们“别了”很多年却又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在几代国人的记忆之中，他的名字可能会使人联想到另外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外籍纸老虎代言人的身份穿过时光、度尽劫波却挥之不去。即令我们这代人就学时的中学语文教材，仍然收录有那篇经典而寓意深刻的向司徒先生告别的文章。而当我偶然在网络上搜索时，发现关于这个人的研究资料现今已经蓬蓬勃勃。他曾经是教士，后来做了外交官。他说自己是杭州人，还学着中国人叶落归根地归骨于这个人间天堂。在特殊的年代里他曾经为自己代表的一个国家而背负骂名，历史的迷雾散尽之后，他还是不曾隐没于人们的视野，史学界对这个人的研究反而有方兴未艾的迹象。……这林林总总最后都归集到一个名字：司徒雷登。

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里出生的人，对这样一位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内心中可能隐隐地会有奇异的恻隐。按理说，这毫无道理可言，这些人们并没有机缘赶上司徒先生同时代的那个历史现场，他们或者偶然翻阅的一些资料，产生了对这个人的了解，但这根本不足以抵消对其的隔膜。大家会说，那是个走末路的人，最后黯然收场。结果真的是这样吗？人们长期处于一个一面倒的舆论覆盖的世界里，对大的历史事件在今天如何重新定义尚在模棱之间，将全部精力投注在一个极易产生不确定感的人物身上，这值得吗？

别人的行动告诉我，值得。因为他们正在浩瀚的史料、手稿和回忆录中翻检关于这个人的记忆，——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现在很多关于司徒雷登的研究文献和书籍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可能将这些材料一一解读，但是，通过这样的研究行为，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们不难获悉：在今天，走进这样一个人物，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和接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历史。《走进司徒雷登》就是这样的研究成果之一。它或许来晚了，但是对我来说，还不晚。

司徒雷登先生的新教传教士家族渊源，使人有奇怪的亲切感。我想起了在那个洪荒的中国北方，那些个闭塞的山区和平原，那些今天似乎仍然维持着属于上世纪之初生活场景的乡村里，——我的家乡，竟然散落着大量的新教世家，而且他们的信仰和行为特征何其纯正也。直到今天我都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想来想去，大概也只能把答案着落在传教士身上。江南地区新教传播的历史是足够研究者著作等身的了。从书中史料来看，司徒先生的家世同中国相关联之处，俨然就是教会向当地传教的历史，而新教的传教历史，正与美国向世界输出他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是重合的。司徒成为家族忠实的继承者和完成者。这构成了他对中国产生归属感的主要原因。他自述“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原因可谓其来有自。

司徒雷登和胡适之间有一个客观的关联，即他们都在非常时刻担任了祖国驻对方国家的大使。这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胡适之面对的是抗战军兴，民族大限，他要穷一个书生的力量寻找一条出路。尽管殷海光等人后来嗤之以鼻，胡适之对美国曾经创造出来的高度的以“机器文明”为载体的体制文明的高调态度却一以贯之。在中华民族生死危亡之际，胡适最超越的判断即：抗战胜利的契机在于美国的参战。这是可想而知的。他终于不惮沾湿羽毛，入了政坛，做了大使，在大西洋彼岸日夜兼程，不停地演讲，宣传中美在这场战争中的利益一致种种。苍天最后不吝，回馈了这个老天真，宏观的史实映证了他的全局性的判断。而司徒雷登这样一位做了外交家的传教士，他面对的情形更加复杂，是不幸的民国35年（1946年）的美国驻华大使。相对照而言，司徒先生倒是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在这方面，他可能是那种美国人的典型代表，拿出了传教士绵里藏针、经久不衰的信念。你翻看关于司徒的史料就会发现：凡是符合美国精神和涉及到当时美方主要普世价值诉求的事情，司徒大使在任上是绝对会出现在现场的。他正如当时的多数美国人一样，执着地输出和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给别人，以此为天然，并不会有疲劳的时候，一俟有机遇便要作为。所以在“司徒在中国”的时代里，当世之人对其考语中不绝之“代表”两个字，其实是摆脱不掉的。

回顾司徒雷登的一生，给人感觉印象最深就是他的“留下”：抗战初期北平陷落，他把偌大的一座美丽的燕京留下；49年南京解放时他又选择留下，没有去广州。特别是他的前一次留下，现在还颇多争议。多少爱国学生曾经要求他率领学校离平南下，当时在学生和教员间也曾经有过反复的论战。但是这个老先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下。是为了教学的延续性，还是为了避免学校中人像其他南下的学校一样遭受奔波和离散？我手边没有充分的材料，不敢臆度。但是肯定的是，当年燕京虽然是教会身份的大学，但是它毕竟是在中国办学，生源甚至皆是当时国中的人杰。在抗战危亡的时刻选择留平，等于说将来要在刀笔吏手下赢得一个“伪”字。当年这种口碑的代价在国人看来是过于沉重了，无过于当时很多燕大学生都弃学离开，有的投奔根据地，有的负笈海外。这其中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救国热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可能就源于此。或许司徒雷登为首的燕大管理层，早早就有了办学的世界性的观念，并不避战争的威胁和干扰。又或许他们对母国在世界的地位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侵略者必然不会殃及美国教会学校。世事风云，红尘滚滚，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决定的人，往往遗赠给后人一堆不解之谜。

2009-7-29
]]> 2009-8-23 22:20:00(2) 山西雪堂 2009-8-3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357951&idWriter=0&Key=0 79、滨海读思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
80、留恋之矢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版

薛原兄寄赠的签本。书话。

81、光与影 东方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
82、龙卷风——“小人物”沉浮自述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5年3月版
蓝翎

83、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3月版

84、没有名字的城市 学林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

85、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年9月版
2005年10月“网络与书”系列海外出版之一。

86、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初版

87、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年01月版

88、天上大风——海上风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04月版

89、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年05月

90、民主的细节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06月

91、小麦的小人书——雅趣文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06月
]]> 2009-8-3 21:36:00(0) 山西雪堂 2009-8-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332244&idWriter=0&Key=0 止庵读知堂，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也不是研究者的赏玩，而是那种只能体会无法言说的深入骨髓的读，这一点毋需看他如何理解自己和知堂这种隔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只要看他写的书话，读他的语言和想象他写作时的神气就能知道。在当代，不恭一点说，仿知堂写作语言特点仿的最像的，恐怕非止庵莫属。我相信很多读者现在读止庵的书，很多时候也是认同他这种语言上的模仿和继承。这并无不妥，在任何时候，能消化得下知堂的叙事和说理风格绝非易事。现在止庵来作这样一部《周作人传》，不从作者下的关于传主的苦功说，也不从他掌握和陆续整理出版的相关材料有多少来说，单单从他在写作语言以及气质的养成同传主的传承上来说，也是很有意思的。

读这本《周作人传》大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尽管止庵事先称这部传记作品是要把那些“未完成”诉诸笔墨留以纪念，“说到底还是‘读后感’”，但其实是在集多年的研究力量和材料写一部知堂老人的思想评传。我们知道传记作品从些微的形式上来说也有高下之分，那些以时间和历史时间做经纬，中规中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传记，充其量不过是年谱的扩充，而在缺乏确实历史材料基础上写出来的作品又像极了传记小说或者历史小说，真正成了为人揶揄的“传记文学”；真正有勇气而又有担当的，莫过于一部思想评传，因为思想评传着眼的是传主的生平价值，关照的其实是传主一生的精神生活，他既容易陷入传记作者本人的主观推理的泥沼，又容易在相同的材料中得出引起争议的结论。说到底，评传勒令传记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结论和审美摊开来给读者看，而不再可能隐藏在硬邦邦的史料背后，这就是思想评传的超越和艰巨。

同样使人不时地想到“超越与艰巨”的，当然还是知堂先生本人。无论他的因为耳闻目睹当年日本新村之后产生的社会空想主义认同，还是他的以“贞节”大限为核心的妇女观，还是他的以儿童审美和身份确认为核心的儿童观，更有他的以“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人的文学”观，以及走向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老路的“闭户读书”、独享“艺术和生活自身”的晚年精神追求。走过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一路上无时不在超越着当时之世，也独自饱尝了多方打击的艰巨。多少年过去了，这个人的背影还浸淫在“叛逆”的阴霾之中，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特别是，当所能见到的关于知堂这个人的材料都已经浮出水面之后，我们今天如何读知堂？这恐怕是对知堂文字和思想有所涉及的人经常在思考的问题吧。

而且，了解知堂老人生平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面对这样一个人物的传记，难免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因为纵观知堂老人的一生，有两个地方不容忽略，即二周兄弟失和事件与知堂在北平沦陷之时的“留平不出”。在鲁迅研究史料浩如烟海和周作人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再写一部知堂传记而且是以“评”为主的传记，如何处理这两段史实，这是最直接反映作传人写作思路的。我们看到，止庵在这里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甚至有些苛刻，在正常引述材料的同时，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那样做丝毫的进一步的发挥，没有任何根据史料间的蛛丝马迹进行推理的文字。以二周兄弟失和这一段的叙事举例来说，并没有出现用感情色彩表现作者本人道德判断的语句出现，甚至，在这一段落的附注和引注中也未加入他人业已发表的对“失和真相”进一步挖掘的内容和结论，而这种情况在一般学术性评传中是司空见惯的。止庵似乎将对知堂的挚爱深藏于胸，然后决绝地执行材料的组织，而且并不用心要让这些用到的“材料来说话”，不要被人视为这是知堂拥趸的杰作。但是，他越发克制自己发表观点或者“使这材料来说话”，越发使人感到一种在纸面上极难寻觅的对传主的感情。发现这一点，不是因为了解作者本人，乃是出于同样对知堂的持久关注，而这样的知堂迷之间心灵应该是相通的吧。

这部传记在写知堂的1939年及后来事伪“留平不出”有它的特点，并未像其他知堂传记一样，要着力在周作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变化和遭遇事件对其最后决定的影响，在主要事件交代一过，作者立即将主要笔墨投诸于传主在这一时期发表作品的思想解读之上，解读所涉及到的文章时，也并不出于为解释“事伪”而取舍。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作传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知堂编年的文章的解读上——虽然也有个别的对历史事件波及传主的结论性的语句，也并不替传主讳言其言行最后所决定的性质，但是却使人感觉并不要从历史事件来写这个人，而是着重对其留下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思想探寻和价值挖掘。对于见过多种知堂传记的读者来说，不得不说这种写传的理路是高明的。很多传记作家写作时，往往对于传主思想价值的探寻尚未成型之时，受到历史事件材料的干扰，就迫不及待地以历史事件替代了思想历程，做出了草率的结论。这是无法驾驭材料的表现。对于为什么要作传，止庵是想清楚了的，而且坚决一以贯之。

我深信，每一个喜爱知堂文字和文艺审美的读者，在他们内心深处，都隐隐地有着这样一念头，这年头隐藏之深，恐怕竟然连他们自己也没有发觉，那就是希望能用“宽容”的价值理念来替当年被人定性为民族叛徒的人翻案，至少是在思想价值上的。我本人即曾经有着强烈的类似于此的念头。“宽容”曾经是知堂老人在世之时长期提倡的一种社会承受，知堂的时代里人们多不能理解他、谅解他，今天人们谈什么都要扯到“现代性”上来，现代人能否抉择知堂的时代和自己的时代更好地来理解知堂呢，这真是对“现代中国”最残酷的评判标准和考量。

这部知堂传记的尾声，妄图用时间之沉重来结束一个终身思考者的最终命运：

“周作人死后三年，《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死后十七年，第一本署‘周作人著’的散文选本在国内公开发行。生前未能付梓的《如梦记》、《老虎桥杂诗》、《希腊神话》、《浮世理发馆》、《枕草子》、《木片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平家物语》等，陆续面世。他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均已重新出版。”（本书302页）

好像是一种结果，也好像是一种结局，似乎是时代先前所辜负的吧，在这样的记述里，知堂晚年写文追慕的那种淡薄宁静一仍如前，稀见译作和最后作品、散佚作品的整理出版和再版，有告慰传主的意思在里面，也有后人对其的追念在里面。止庵确曾长期致力于知堂作品的挖掘、译介和出版事业，他这样来说是恰当的。就因为知堂是时代的先觉者，这个人曾经独自品尝过人世间不该遭遇的太多东西，就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是能理解他似的。

2009-7-16
]]> 2009-8-5 10:03:00(5) 山西雪堂 2009-7-30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302796&idWriter=0&Key=0 几年之前，在一个极其小众的圈子里诞生了一部“杂志书”，即张立宪先生编辑出版的《读库》系列，在度过了初创时期事必躬亲的痛苦和艰巨之后，这本像编者孩子一般的读书杂志逐渐走上正规，在书市中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由于《读库》系列自张立宪以下，严格而执着地坚守着他们的用稿原则和审美趣味，因为人们关于《读库》的讨论，从一开始就围绕在其收录文章题材和这本书本身在书界的立场、形制两方面。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本辑《读库0902》（新星出版社2009年5月版）刊发的《穿越“五四”》一文，可以看作是《读库》对这一显著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种态度反映。按照一位学者的说法，“五四”研究应该“删简就繁”，不适合再按照简单的历史评价考虑问题，而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还原其更为丰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细节。“删简就繁”，从力度上来说，正是反映出这些年人们希望对混淆视听的一贯历史判断予以修正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这组文章的作者以中学教师或曾经在中学执过教席的学人为主体，显示出这一群体抢先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的理路。长久以来，《读库》杂志以其“过瘾”、“有趣”受到一般读者的认可。它的“过瘾”在于不惮原文的篇幅，文章动辄逾万言，力求将原文所要表现的题材和内容展示地淋漓尽致；“有趣”则充满了浓郁的怀旧色彩，例如它连篇累牍地对八十年代人的记忆碎片收录在书中，大肆地表现老连环画和老画师、老动画片、老电影等题目，对于走过一个年代的人来说，这些文章具有温情的一面；对新时代的读者来说，又显示出这本杂志书独特的审美趣味来。

阎连科的自传体作品《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告别了他小说作品中一贯的凄绝，换用一种淡白的语言，平静地讲述自己父辈这一代人曾经做过的事情。他们平凡而朴实，手里长久经营过的，却往往是子女和后辈人的千秋大业。父辈与我们这两代人，各有自己的追求和时代使命，他们的追求和时代使命在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一致的，他们躬耕在一个蛮荒的时代，并把这种蛮荒的理路顽强地执行下去，他们并没有刻意地要求后辈要继承，他们只是要拼命做完自己的那一份。后辈人的追求和时代使命往往是分裂的，这构成后辈的痛苦，这是没有方向的痛苦，因为他们并没有像父辈们那样有那么强劲的理由和明确的目标。后辈人要追求他们自己的理想，要逃离父辈们留下的人身枷锁和人生桎梏，他们有可能会走失。《我与父辈》仿佛就有针对性的这两种目的：一是要对父辈们的一生做出最大的精神价值方面的诠释，另一个是要在讲述父辈们曾经的故事的过程中，使后辈人不至于太过走失，甚至要探求使人们有皈依父辈的精神追求的可能。

2001年《东藏记》出版后，作为“野葫芦引”的后作一直渺无音讯，喜欢这部书的读者也一直在惦记着它，惦记着作者。现在，这部《西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在作者宗璞女士经历过人生之大悲苦后款款而来。“野葫芦引”这部长篇系列小说，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前因后果及其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当年一班爱国知识分子在战时辗转河山，在坚守人格和爱国情操的同时坚持办学，子弟参加远征军在边境与敌血战，最后完满返回北平的故事。小说中人物各有其原型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我们很多都耳熟能详，反映了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感情世界的波澜。坦白地说，“野葫芦引”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是它的语言。现今能不沾染世间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浮躁奢华之气的小说，是比较少见的。在很多时候，宗璞女士更像是隔绝了时代在写作，而写给的也并不是今天这个时代，她的精神似乎仍然停留在那个战火硝烟的年代，她更要写给未来。因了这种不涉今日烟火的语言和气质，小说中的人物也跟着可爱起来。他们虽然年轻但是坚毅，虽然悲苦但也乐观，他们都有自己内心丰富的感情世界，并不显而易见、明火执仗地表达出来；他们忍受屈辱但不放弃，他们有知识而不霸道，他们有坚定的道德底线，但并不彻底摧毁背叛者的精神，这才是中国人曾经有过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性格，不是吗？所以，今天的人们读这样的小说，很多时候并不是在消磨时光，而是在找寻我们民族的神性。我想，这应该是作者的大心愿了吧。

2009-7-25
]]> 2009-8-3 22:24:00(6) 山西雪堂 2009-7-25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235234&idWriter=0&Key=0 　　——读《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有人说这本《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较那本前作《国破山河在》逊色远矣，我没有读过那本前作，在网络书店的图书资料上浏览了一些。确实，如果说从那种故事性、叙事风格上以及那种对泣血抗战荡气回肠的气度上来说，这本续作并不出彩。因为这本书材料上面的东西相对更多一些，而且对材料的运用比较严谨，不知道是不是要吸取前番叙事“过于精彩”抵消历史厚重的教训？但是我比较喜欢这本更多一点，原因首先是我也是一个有些“考据癖”的书呆，看见结构严正推理清楚的文章和材料就觉得很过瘾；另外一个原因，恐怕是感觉面对抗战这样的题材，太过于叙事精彩也真就破坏了历史的质感。现代的读者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是不管你是讲述几千年前的东西，还是刚刚过去的历史，只要是动用史料的著作，倘若不写得妙趣横生是不行的，这样的话，读者的眼睛是种是冷漠的，你除非是使他们有参与感和现场感才好。我并不认同这种读历史题材特别是现代中国史料题材书籍的态度，我们不能什么都拿来娱乐。
　　
　　萨苏写这样题材的书，比别人多的一点优势是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关于抗战的史料，特别是今天日本国内关于中日那场战争的史料，人们读他的书，仿佛觉得他长年都在日本游历，于是得以亲身接触和感悟到日人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反思，那些珍贵的日本老照片和史料记载，无形之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述着我们和他们的战争。的确，战争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战争，甚或一场普通的战事，也曾经属于我们，属于他们。人们面对战争的那种复杂难言的感觉，那些兵种中似乎性命最廉价的——步兵们在面对战争，在战争中的遭遇，也正是这样的正面和反面。萨苏的研究方法是，尽可能地寻找可以找得到的日方现存关于抗战的史料，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来证明战争中某些真实事件的本来面目，他本人有着很深厚的战事和军事基本常识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日方史料无法确凿地证明一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时，他就开始在国内寻找相映证的中方一手资料，寄予美好的希望，要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而在叙事当中，适当运用了现代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概念。这有可能是没有接触过太多战争史料和对战争类书籍的读者，也可以一直将这本书和前一本书读完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他感觉没有被阻挡在陌生的专业和越来越陌生的历史之外，而且也感觉自己并没有被时代抛弃，没有话语权的争夺和抽离。
　　
　　上文已述，相对来说，这样的讲史料的书，这样来对比两厢史料、互相佐证的书确实是使有考据癖的人大呼过瘾。书中很多篇章都很有意思，比如说涉及到曾经带领“八国联军”去缅甸作战的孙立人将军，第一时间抗击日军并组织、实施了西安事变的关键人物黄显声将军，还有东北军在战争初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战事，使人看到战争内在的一些具有莫大影响力的人和事；人们本来以为战争中日军的空中优势明显，却不知道他们从欧洲买来的轰炸机曾经遭到国军的奚落，日军停在停机坪上战机也有过那种尚未起飞便被轰炸掉的历史。我们当年那些条件简陋被迫开过各种各样已经被淘汰或者良莠不齐的战机的飞行员，也曾经令敌闻风丧胆。总之，这些史料的披露，本身就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工作。而萨苏本人给全书定的调子，大概是不要永远陷入在那样一种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最后损失惨重的调子上，他选用材料和叙事结论，多有一种积极的因素要表现出来，这从他在书中选用了很多以弱胜强的案例能很好地表现出这种思路来。
　　
　　全书有一处尤其令人感慨，作者萨苏对此的感慨也不比读者小。那就是关于“中国无名战士墓”的史料。萨苏曾经在日本从不同渠道得到两张主题为“中国无名战士之墓”的照片，照片中，一片木制的墓碑上，赫然写着“中国无名战士之墓”，从两张照片墓碑上字体和字间结构可以判断，这是同一座无名战士的墓碑。而这墓碑则是当时日军在河北衡水同中国军人殊死鏖战、中国军人全部阵亡，日军感于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勇气特地设立的，以为军人榜样。作者虽然后来终于考证出这是牺牲的中国战士为当年冀中军区警备旅之一部，吾人都应该铭记这种为国人赢得尊严的牺牲精神和勇气，但是他禁不住也悲哀之极，因为在这两张照片的其中一张之上，画面里有一些当地的百姓正好似浑然不觉地在无名烈士墓碑旁边闲坐。作者哀叹：“可以由此想见那个时代普通人民对于国家、民族观念的淡薄和愚昧，也更能感受那次卫国战争的艰难。将士们可以打得让敌人敬佩，但也要面对若干民众的冷漠，而他们的牺牲，正是为了这样的人民。”（参见本书117页）还引用了林微因女士的《哭三弟恒》：“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记，你死是为了谁！”读之令人神伤，我觉得这是我接触到关于抗战的最浓的悲哀的表述，历史已经远去，有谁知道，抗战这件事，在当时也需要和人民去宣传，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也需要有人向民众去解释。
　　
　　这本《尊严不是无代价的》包括前作，这样两本以史料为主的著作，我觉得最有益当然在于展示为我们赢得尊严的中国军人的牺牲和敢于战斗，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示给我们的那种视角。我注意到，和以往讲述或者直接说是宣传抗战的书不同的是，它着重以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对敌战争为主要对象。而且从材料上来看，在这些题目中“国军”的战斗和牺牲根本不容回避，如若不然就是对那些牺牲和勇气的亵渎；也无法回避，因为史料就那样硬生生地摆在那里。我们从前总是刻意隐去和回避国军对敌的浴血奋战，这是对历史的轻慢，把历史当成玩物。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中，中国抗战力量、中国军人总是站在一个主战场上，履行了自己的天职。在这样的战场上纵然有各种力量的互相消极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但是他们在对敌之时基本上都做到了极大的牺牲和斗争。即如，谁能想到黄显声和吕正操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抗日将军竟然曾经也是战友呢？中国军人当年的抗战力量和历史贡献，岂是随意便可割裂开的呢？
　　
　　2009-7-19
　　]]> 2009-7-26 18:50:00(2) 山西雪堂 2009-7-16星期四(Thur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120708&idWriter=0&Key=0 阎连科的身上似乎有一种对“城乡差别”刻骨铭心的领悟，他对某一些“知青文学”中作者所谓下乡之后吃尽种种人间苦难的痛苦回忆不大认同。因为那是他的家庭恰恰被安排来接待一些来到自己村庄的“知识青年”。我们现存的知青文学，包括那些真正有时代反思价值的知青文学，也无非就是两种情节，一是在乡下受尽农村的苦，受尽当地农民老乡的鄙视、村干部的欺凌，然后想尽办法逃离农村，回城去；另外就是知青同志之间或者“城乡”居民之间经历了感情生活，留下正常的或者孽缘。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们所共同遭遇的事实吧，无法再被过度挖掘。阎连科的回忆恰在知青们的对立面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述知青下乡这件事，直截了当并无讳言这种历史事件也曾经给当地乡人带来的苦难，他总是站在一种自我意识很强烈的身份来审视甚或有些鄙视那另一种相对优越的身份。

回城，这意味着很多。我对知青这段历史有感受来自于回城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国家一度的政策，它执行起来要好多年。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即已经在原先落户的地区或者城市的当年知青，尽管他们已经生儿育女，他们的儿女也已经长大成人，假如当年他们没有享受回城的落实政策，现在仍旧可以把子女在适当的时候送回原先来的那“城”去，算是一种补偿，对罪过的补偿。我对回城这件事是有些愤怒的，原因是在当年万人齐聚高考的独木桥之时，同班的头名，那样考试成绩一流的学生，到临考前突然要回城参加考试，也就是说，他要在一个招生政策无比优裕的地方，用他那无以伦比的学习成绩和考试技能，尽情地享受一下地域高招歧视这种不平之事带来的成果，把别人远远地挤出迈入理想学校的行列。我得知这件事之后心里极不舒服，因为本来在几门功课决定一个青年人未来的沙场上本来就存在着系统上的不公正，而现在这些人还要在这样的不公正之下享受地域招考体制的不公正；也因为它很容易使人想到和命运有关的事情，就像现在仍然忿忿不平的成熟作家阎连科一样，我们都感到了一种被歧视和被区别对待的不适。

知青的到来这件事并不足以一直影响到村庄的人们。真正有那种力量的，是父辈们的一生，甚至是透支过的一生，它留给你的不仅仅是漫无边际的洪荒岁月的记忆，也是一种无形上对未来的安排。读这本《我与父辈》时我经常想起“父辈的旗帜”这几个字，它来自于一部拍摄于现代的美国二战片的译名。父辈的旗帜，这种感觉这里是很能体察得到的，因为父辈们就那么样做了，一辈辈也就那么样活过去，无声地在你心头插这样一柄旗帜，告诉你，你可能的人生就是这样来度过而没有别的选择。

但是，父辈们似乎原本并不希望给你留下什么既定的安排，有时候，甚至他们绝不想你今后走着和他们相仿佛的路。这种感觉的来历绝不仅仅是读一本像《我与父辈》这样的书，而是这书的读者们成年之后在他们的世界里都已经领略到的，——自己的父辈，他们是怎么样做的。父辈们似乎只是在拼命完成自己的工作，一生已经被安排好的工作，他们只是在完成自己那辈人的使命而已，这没有什么错吧？

比如这使命之一：耕种。而且是找到一块有潜质且风水好的地，开垦它，耕耘它，把它的潜力发掘出来，然后播种在那地里的作物就会喷薄而出，放肆地生长，大面积地回馈你，叫邻人乡亲们看到了都夸奖它，——夸奖它，也就间接赞颂了你的眼光和勤劳，你收获，收获很多。这就是像阎连科所说的“作为农民的父亲”这样中国几亿的父辈对于土地的恒久价值体系，它穿越时光，且击败时光，传承下来，成为天然。书中的父辈们就是这样，找到一块山边谁也不想开垦的荒地，在这片小小的地面上努力很久，采石且耕种，听凭祖传的常识引导，日积月累，把这块地面出落的有声有色，惹人夸奖。但是，就在即将收获的时候，土地和上面的作物被集体拿走了！以很落落大方的名义，用那种自然剥夺的方式，个人又一次被集体所吞没。地里种的是红薯，老人最后一次去那地里，带回来两颗又大又红的红薯。我知道，这是纪念，这是念想，这就是中国老辈人如何对待“失去”这件事经常有的行为方式，他们往往留不住要是去的东西，于是留下一点作为纪念，或者那时嘴里还淡淡的谈论它几句，此种情形，异常真实，读之使人心碎。

地里刨出来的石头后来都做了盖房和盖山墙的材料。盖房，这更是一种中国人传统而神圣的使命，这里不存在什么城乡差别，一律如此。曾几何时，为子女留下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子，就像是一代代的中国父辈的天职一般。这件事做成了以后，大家于是才可以说，我这辈子最大一桩事业就做完了。最大的事业其实是子女的婚事，但是在老大中国，有了房子，婚事也就变成正在完成时，有了底气。于是穷根究底，父辈们要盖房子！这是终极目标。没有完成之前决不能倒下。你可以说，看那个中国，多么现代化啊！可是在这件事情上来说，说这样话的人同样有透着古典气息的天职，现代化的中国里，盖房这件事还没有现代化，不知道有没有被“现代化”的一天。在阎连科这本部分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书里，父辈几人同样为了盖房而穷尽了心血，就和我们自己的父辈一样，就和老鸟一般，泣血营造属于子女、属于未来的巢穴，不惜葬送自己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生命。你可以说这种回忆情节没什么新意。但是我想说：过日子要什么新意？真实生活要什么新意呢？父辈们就这样透支了生命，在很多患有同样疾病的人还有几十年寿命的时候，疲惫至极地做完自己一生的工作和使命，透支了自己，早早地到了另一个世界里休息去了。这种情况作为子女，你无法阻拦，你无法改变，即便你参与其中。这便是我们的父辈。

虽然父辈的旗帜在前，那种已经天然地安排好的人生在前，有些桀骜的人往往会坚持自己的路，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理想，他们还要为自己这种种卑微的理想而挣扎下去，甚至有可能走出父辈留下的长长的背影；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和他们自以为是的使命，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父辈们曾经的生命和他们曾有的劳作、他们的坚持、他们的目标，即便是那些最混蛋最特立独行的人，也忍不住要脱帽致敬的。

2009-7-15
]]> 2009-7-16 17:09:00(0) 山西雪堂 2009-7-1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054552&idWriter=0&Key=0 ——读《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

艾：中国现在有没有复印的机器？
梁：有。
艾：不太普遍吧？
梁：不太普遍。

几十年前，西方世界对我们作如是观。但是，他们对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球另一端，也有很多好奇之处，比如说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出来的本土知识分子。

1980年，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获得机会，亲自来华访问他学术传记著作中的主人公——梁漱溟，期间长谈多次，并收集了录音。突然和自己为之写学术评传的传主见了面，我们可以想见艾氏那时的心情，或多或少有一点恐慌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想订正一下自己在世界的另一头对人的判断和材料的正误。用学术的推断和有限的材料，来判断一个大洋彼岸从未曾谋面的人物的身世，后来居然还有机会亲身去验证自己的判断，这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在我们看来，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吗？

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梁漱溟当年是一个醒目的公共知识分子。有自成体系的学术专研，同时从事大量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且能坚守之，在重大历史交替的时刻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倡导乡村建设，搞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北大从事过教学，在香港办报，又做新闻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亲身参与了时代，也书写了时代。这个“匹夫不可夺志”的书生，在浩劫年代里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没有受太大的磨难，没有举发和被逼多写交代材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也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在经历过五四那种惊涛骇浪的熏陶洗礼之后，那一代知识分子中还有如此纯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情。不但如此，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有更加笃定的判断，当艾氏问他：在现在的情况来看，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威胁，您认为是什么？梁先生说：近来尽管有点对旧的风俗习惯有些个破坏，但是前途并不悲观。……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所以我刚好不悲观。

一个人能在文化比较、文明互相打压、甚至出现利益冲突直至战争盛行于世的时代里走过来，特别是要面对一个曾经有长久弱势历史的民族，要他对自己的文化不失望，除非他是坚刚不可夺志的人，老年的梁漱溟，仍然是这样。这恐怕是很多人关注梁漱溟行述和著作的原因所在。这个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自己的理解，他说：

“中国文化的特色在这个地方，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去，比如说他管老师叫师父，管同学叫师兄弟，（笑）如此之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远的人也要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头来，这个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一句话说，它跟那个“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跟“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相反，那么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互以对方为重，互相以对方为重。”（见本书相关篇目，下引均见本书）

由此出发，理解梁先生推崇中国已经越过资本主义而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的态度就不是很难，因为这样一种“社会的人”的观念正与他的观念相吻合。而且他的“社会的人”是要社会中之人互相尊重、自成体系，无需政府或者别的管理部门来干涉、教育民众，这和某些人对梁先生的误解有本质的区别。他说：“资本主义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以我为中心。社会本位就不能够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就变成要互相尊重了。”

艾氏不愧是个极有心之人，梁先生这段话说完不久，他马上问：“那您和胡适的关系怎么样？您觉得胡适这个人怎样？”天下皆知，胡适的核心社会思想是纯英美式的“个人主义”，他在世之年，不断地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启蒙，他的自由主义核心理路中，健全的“个人主义”是要义之一。两个人的观念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对立的。但是看了前面梁先生的话，对个人人格的互相尊重，其实又恰恰是胡适先生对他的“个人主义”最典型的解释之一，所以两人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殊途同归的地方，因为胡适其实也是一个有深厚中国中古知识分子传统和道德传统的新知识人。两人有共同点是不可避免的。

梁先生就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胡适这个人很聪明。这个回答曾经被援引到很多和胡适相关的地方。这个回答很含蓄，意味深长，这里我们后世人也不便多做主观臆断。有的人会把历史写成小说，把传记写成“传记作品”，这都是不解历史、不尊重历史人物的表现。

另外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是梁先生对美国的看法。他甚至是这样来评价中美关系：

“可以说是就世界各国来看，中美的感情恐怕是最好的。中国对其他的都没有跟美国这样好，恐怕没有，而当初我们称为老大哥的，好像最好的，拿他当我们的老师那么样看待的，现在感情弄得最不好。”

对照后来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这种判断的准确。有人说梁漱溟的特点就是执拗，错的观念和观点他也坚守。作为后人，今天再这样来理解梁先生是不对的。因为作为后人来说，很多当年事的结果，最后究竟如何我们已经看到了，梁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判断，事后来看才可以了解它的价值和那种先知般的力量。

《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的封面，选用的是梁漱溟很有代表性的一张照片，它出现在很多能代表梁先生个人形象的地方：皴黑的背景之下，梁漱溟带黑色圆帽，佩古典的黑边圆形“石头”眼镜，下颌缀满白色的短胡须，一副桀骜、坚毅且笃定的神情。我相信任何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会在心里想：这真是那个时代里走过来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啊。在刘克敌的《梁漱溟的最后39年》中，晚年的梁漱溟在度尽劫波之后生活的一直很平静，这和他后期对世界的认识很有关系。在这本访谈录中也能看出来，梁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很乐观。从谈话中可以得知，这种乐观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但使人感觉最深的，是梁先生在晚年看待这个世界、看待这个世界是否应该走到现在这个情形时的态度。

梁漱溟：我很乐观。

改定于2009-7-11
]]> 2009-7-13 15:24:00(1) 山西雪堂 2009-7-11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69529&PostID=18053945&idWriter=0&Key=0 丁东先生近来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批引进台湾口述史学著作（已经出版的有《蒋纬国口述自传》、《郭廷以口述自传》、《白崇禧口述自传》，此外还有《陶希圣口述自传》、《黄通口述自传》、《万耀煌口述自传》、《杭立武口述自传》、《齐世英口述自传》等多种待出）这件事，对于出版社启用了本来已经属于历史遗迹的“内部发行”形式来解决目前出版检查现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一种“次优选择”。

丁东先生是长期致力于“口述历史”的整理和发掘的学人，他似乎是大陆目前继承胡适当年抢救、打捞历史亲历者口述史料传统最显著的人，故此，在短期内由一家出版社出版如此规模庞大的口述历史著作和传记作品，而且口述者或是传主多是在49年之后隐没于人们视野的历史人物，其口述和传记的价值自然可想而知，人们的兴奋之情自然难以压抑。我不是从事专门研究的学人，只是对“内部发行”是一种“次优选择”这种在现状之下无奈的态度心生感慨，感慨之余，也在内心里支持并盼望着，如果这种迂回出版的方式得以效仿和流行，而且又能使一般读者不很费力便能买到，也算是书业的功德一件。

现在回想起来，鼓噪一时的大陆简体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当时由三联书店出版时，封底也显赫地标明了 “内部发行”。起先人们遵循历史上的惯例，以为一但“内发”，必定有两个限制：一是限量印刷，二是限制范围出售，于是乎涌上街头，挤进书店，希望尽早拿下这本书以了心病。但是事后看来，这本书并未存在以上两个限制，读者买到还是非常方便的。

与此相对照的，不由得使人想起东方出版社再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俗称黑皮书），很多人从知道有这套书开始搜寻，到现在都没有配齐，书店门市几无出现过的痕迹，只有在一些私人的网店或者“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书店偶尔会翻捡到，得到之人自然是揣着狂喜且狂跳的心飘然而去。目前网络书店中这套书散本的价格也已经被炒到奇高。从炒作规律来看，内容偏僻，发行量少，面世量少，流入市场稀少，这都符合被哄抬书价的情形。从这些情况来看，这套黑皮书看起来确实是遵循了“内发”的精神。

“内发”的前提是，原著的原汁原味，因为已经“内发”，就不应该再被删节。否则就是浪费时间。现在市场上节本弥漫，变成了读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现在的读者不再甘心读一点皮毛，不再愿意浸淫在快餐杂志的包围之中。读者的进步比出版业的进步快。

那么从以上两种“内发”的情况来看，以后如果“内发”成风，一般读者想要买自己感兴趣的说，无疑会有两种境遇：一种就是敞开供应，抬高书价，迂回曲折地把本来应该很正常出版的书推介到读者面前；一种就是人们可以在书业界的报纸上看到出版消息，在很专业的图书出版杂志的封底看到有出版消息，但是这种书仍然未进入主流发行渠道，神龙见首不见尾。然后在事隔多年，突然从某出版社的库存里流出，出现在市场上，然后被先知先觉的买家抢光。专家学者们那里也只是朋友间传递一些，互相推荐一下。一般读者和专业研究者都比较困难读到这样的书。不普及，书籍的价值不会被普遍认定，而只会被虚高翻炒。

于是，我们宁可要遇到上面的第一种情况。而“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内发在前；《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内发在后，我们或者可以用心良好地希望，现在的开明程度，已经将“内发”衍变成为一种迂回出版的形式，读者可以买到任何他们想买到的“内发”的书籍。那么，我们并不奢望能粘一点特权阶级多年享有的种种“内部供应”，只盼望那些“内发”的书快点来到身边，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

2009-7-11
]]> 2009-7-11 12: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