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忏悔》
　 1979年唐亚平考上四川大学哲学系，17岁的她写下自己至今都很喜爱的一首诗《忏悔》：“向小草忏悔/我失去了它的冥顽与天真/向小路忏悔/我失去了它的幽远与柔韧/向大海忏悔/我失去了它的坦荡和深沉/向高山忏悔/我失去了它的崇高和险峻/忏悔，忏悔/但我绝不向人忏悔/因为啊，正是人/给了我无尽的忏悔”。

    唐亚平说“那个时候，我们刚好赶上了文化开始解放的年代。当时的《外国文艺》已开始刊发萨特、狄兰·托马斯等的作品，西方哲学思潮开始涌入。而之前漫长的文革年代，我们都是被教育‘批林批孔’，是集体主义下简单的非友即敌的敌对关系，诗歌都是假大空的大话语，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无关，那些所谓的诗歌作品里面只有非常简单、非常粗暴的东西。而古典诗又是那么高远，对比的强烈，常常会让人无所适从；而刚刚萌发对文学的热爱又使我们在真实和探索的道路上犹疑……这时候，以顾城、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人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和对世界的个体感受、看法甚至批判，把世界观个人化，他们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涌入我的眼帘，这着实让我感到非常地震惊。不光是我，很多大学生、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甚至连成都的工人，大家都常常聚会、朗诵他们的诗歌，渴望着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在信息那样不发达的年代，每一天里，都有让我们震惊和感动的东西。”
     《忏悔》就成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唐亚平的代表作。“现在看来这首小诗是那么稚嫩和简单，而当时它发表在四川大学的黑板报上，没想到反响非常强烈，很多同学喜爱它、传抄它。当然，也有人不喜欢，比如我们当时系领导就不喜欢。所以我就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心灵史——对于那些从政治文化专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备受压抑年代走过来的人，如果他的内心和过去的时代一样不够从容和宽容，他就会曲解、歪曲甚至继续压抑别人。      
         1980年代：《田园曲》和《黑色沙漠》
　　 唐亚平谈到，进入80年代以后，文化和思想的解放更加地彻底，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黄金时期、是一个以诗人为荣、一呼百应的年代，民间诗歌报刊空前繁荣，诗歌写作者的民间交流频繁，诸多官方刊物也非常包容和接纳这些“新兴诗人”。“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相对于阶段性的体制的包容与社会的包容，人性和文化的包容更加本质，因为文化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前进方向。”。
    大学毕业时一件事情再次震动了唐亚平：一位男同学因为老家的爱人而毅然放弃城市里很好的工作回到乡下。唐亚平和几位同学专门去“采访他”。“我觉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已经开始加速、人才稀缺，作为社会栋梁的大学毕业生更是为社会建设大展宏图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还乡！可是当我们到了农村，看到他在昏暗灯光下烧柴煮饭的村姑女友，被火光映红的朴实脸庞；我们连夜在灯下剥豌豆、第二天煮在饭里面吃得特别香，才深切地体会到，那些人间最为质朴的东西是特别能打动人的，所以回来后我写了很长的组诗《田园曲》并寄给《诗刊》，被一次性地选发了其中的7首。
    完成于1985年的组诗《黑色沙漠》即是唐亚平作为女性诗歌的代表作，也是她自己喜欢的作品。
    她在《黑色子夜》中这样写道：
        点一只香烟穿夜而行
        女人发情的步履浪荡黑夜
        只有欲望猩红
        因寻寻觅觅而忽闪忽亮
        一无所有的烟圈浮动天空
        星星失色于无情的漠视
         绕着七层公寓巨大的黑影
        所有的窗口传来漆黑的呻吟
        于是只有一个愿望-----
        想杀人放火　想破门而入
                1990年代：《爱是一场细雨》
　　“进入90年代之后，我的写作业越来越自由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书写获得享乐存在的状态获得生命的无穷意义。自身的书写渗透了自身的享乐和解放,而写作和想象所触发的性灵对写作又是一种神秘的验证。写作犹如情感和想象的舞蹈，人在如醉如痴的舞蹈中对身体的限制浑然不知，从而使自身在阅读和书写状态中获得自如和圆融，持续人与世间万物的交流，把无知无觉的自然纳入自身生活，自身又消融在万物之中。”唐亚平说。
    1990年代，自己比较喜欢的诗歌有《爱是一场细雨》、《斜依雨季》、《301·月亮即景》等等。“当然，那是一个文化变得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的好处是可以把一切玩笑化、‘消解’掉，使心灵不容易受到伤害。同时自然地，也就缺少了1970、80年代的那种特别真诚、单纯、认真的东西”。
        2000年代：从诗歌进入每个神秘的民族
　　唐亚平说：“一个人有机会干自己喜欢又能胜任的工作是一种福份，我喜欢电视这一行，也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并且能从拍片编片的具体过程中获得乐趣和成就感，尤其是做纪录片，保护和纪录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自然生态资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唐亚平在电视纪录片这个领域展示了她的才华与坚持的精神。《唐亚平工作室》是贵州电视台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从事电视工作工作25年来，她把主要精力用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研究与纪录上，自觉地边缘化，做自己喜欢的事，让自己获得自在和从容的幸福感。
      谈到获得“全国电视文艺金鹰奖”优秀作品奖的纪录片《苗族舞蹈》“背后的故事”，唐亚平说，自己在黔东南郎德苗寨跟踪拍摄一位“鬼师”(即相当于巫师、寨老，掌握一个苗族部落政教大权，是部落的“精神领袖”）一拍就是7年。“2001年的时候我去郎德苗寨拍片，正好赶上当地苗族过鼓藏节，这个传统苗族节日13年才过一次，一次过3年，于是我想到第二年又去拍，到了第三年再去……就这样坚持了7年，最后和鬼师一家人成了亲人般的朋友，我认他的女儿做干女儿，供她读书直到现在。最长的一次拍摄在当地住了一个多月。”
       唐亚平认为，正如人类学家所说：“只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活着，这个民族才活着。”贵州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依然保持着如此古老而又鲜活的文化、记忆和梦想，这是属于贵州各族人民的传奇，是属于贵州高原的传奇。现代都市人高度追求物质化的生活、永无止境的贪欲，其结果是如今中原地区土地河流污染、传统的文化衰落——曾盛行的蜡染刺绣文化在中原已经消失，而在贵州的深山里保存下来了。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获得质朴的快乐和感受：他们唱歌、跳舞，那种安详、欢乐、温暖纯净的眼神和微笑，在城市人中很少看到。“以现代社会的衡量标准，他们可能创造的物质财富很少，但是消费得少、破坏的也少，他们保住了青山绿水、保留了人间最后的净土……难道这些，不足以让我们感动？”
       “我庆幸我是一个诗人，因为很多少数民族的古歌都是以诗歌的方式传承的，那么要了解每个族的历史，先要去读它的古歌，你才可能走进这个民族最核心最本质的文化之中，如果说我在贵州少数民族原始文化生态纪录片领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是因为我是一个诗人，是诗歌使我走了‘捷径’”。
       苗族古歌、侗族大歌等歌词的翻译，在以前都是类似文言文的四言八句式，唐亚平觉得，那么美妙的音乐和舞蹈，仅用四言八句是无法表达其中细腻、高贵、微妙、生动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精髓的东西，而用现代语言、用现代诗歌的语言翻译它，才可能丰富的传达出来。
       唐亚平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敏感性，懂得怎么用现代方式翻译它、传播它，并得到观众的认可——
天啊? 你每天看着我们过日子
月亮看着我们生儿育女
太阳看着我们烧茶做饭
稻谷和包谷一年一熟
男人和女人有一生一世
十二层天啊十二个月
天啊? 你看见了我们
我们的心就安祥了
[节选唐亚平翻译的丙怀古歌（开天辟地）]
      唐亚平，女，出生于1962年生于四川。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现为贵州电视台高级编辑、“唐亚平工作室”负责人。任贵州省作协副主席、贵州电视艺术协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视协纪学副秘书长。曾获“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贵州省十佳电视艺术家”、“贵州省十佳新闻工作者”、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省管专家等荣誉。电视作品《刻刀下的黑与白》获首届全国电视文艺政府奖“星光杯”一等奖、《侗族大歌》获第十五届全国电视文艺政府奖“星光杯”一等奖；《苗族舞蹈》获“全国优秀文艺音像制品奖”一等奖，《苗族舞蹈》获“全国电视文艺金鹰奖”优秀作品奖，最佳照明奖；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庄重文文学奖”；获国家级省部级奖五十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