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露锋的博客

苏露锋的博客 http://sulufeng.blog.tianya.cn/ E-mail:sulufeng@hotmail.com <![CDATA[刘洪波：民众越忍耐成品油涨价空间越大(转载)]]> 苏露锋 2009-7-6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7986480&idWriter=0&Key=0 　　 (注:垄断行业涨价视百姓如无物,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刘洪波先生已一针见血 :中国人与发达国家国民工资收入不接轨，生活水平不接轨，油品质量不接轨，但价格却是接轨的，这个接轨是通过垄断企业而实现的。所谓接轨就是一种榨取，而且包装了“同步化”的幻象和谎言。)
　　
　　
　　民众越忍耐成品油涨价空间越大
　　
　　2009年07月05日 <华商报>作者:刘洪波
　　
　　
　　“近年来，水、电、气、油等等，每当一种垄断产品要涨价时，‘有涨价空间’的说法就会应运而出。‘涨价空间’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不是这样的空间一旦出现就必须要用价格去填满，而且一旦填满就不肯退出呢？”
　　
　　几天前，成品油价格涨了。
　　
　　涨了就涨了，不必先打招呼，也不必事后解释，“安民告示”已经不需要了。以前涨价，有的要先辟个谣，有的还开听证会，虽然刚辟了就涨也不嫌尴尬，开了听证会也情于无，毕竟还要做足姿态，说说为什么要涨。现在好了，嘎嘣脆，直接涨上去。
　　
　　为什么不要“安民告示”了呢？是因为没有道理，所以干脆不说，还是因为道理明白，无须费舌？垄断行业所经营的就不是纯粹的商品，涨价不给理由，说什么就是什么，岂不可以变成打抢！
　　
　　我知道，油品有所谓“定价机制”，但未知涨价是否与“机制”吻合。现在的机制是，国际油价连涨22天，且涨幅超过4%，可以涨价。我还没有计算6月初涨价以来，国际市场是否连涨22天，但至少这段时间国际市场涨幅不到3%，却带动国内成品油超过8%的涨幅。
　　
　　国控商品，垄断企业，却一天到晚闹着要“接轨国际市场价格”，本身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既是价格都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市场为何又不向国际开放？现在，又有专家拿数据说话:扣除税收后，国内油价高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一个垄断行业，两大国有巨头，到底要把油价弄到什么地步，才算休止？
　　
　　有些人认为油价与自己无关，说自己不买车，油价无关自己的事。真是天真何极！你没有买车，但你要供养公车，你要坐车出行，你要消费商品，油品作为消费品也好，作为有定价作用的基础物资也好，其价格都将影响到你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涨价的内在依据何在，也决定了你面对同样属于垄断的商品时将怎样被动地接受被宰割的命运。
　　
　　近年来，水、电、气、油等等，每当一种垄断产品要涨价时，“有涨价空间”的说法就会应运而出；而涨价发生以后，我们还要听到“仍有涨价空间”的告示，“没有涨到位”，既像是安慰人们有关行业进行了让步，又像是在预告下一次涨价还要进行。在本次油品涨价之后，人们同样见到了“仍有涨价空间”的分析。
　　
　　我从来没有弄清楚“涨价空间”到底指的是什么。“涨价空间”是由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行为、供应水平所构成的空间，还是由利润目标所决定的空间，或者指垄断行业对它所控制的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呢？是不是这样的空间一旦出现就必须要用价格去填满，而且一旦填满就不肯退出呢？
　　
　　如果“涨价空间”是由供求所决定，那么请取消垄断，让供求建立在市场之上。如果“涨价空间”是由垄断企业的既定利润目标所决定，那么垄断企业就是全民祸患。如果“涨价空间”指的是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那么价格就是一种“耐受力试验”，不管你是否有支付能力，也不管垄断企业是否已经维持了很高的利润水平，而只要你在一个数字面前不反抗，能够忍受下来，这个数字就将成为垄断商品的价格。
　　
　　从油价的情况看，我感到“涨价空间”已经变成了一种心理测试。垄断企业掌握了原油资源，也掌握了成品油市场，石油从头到尾都在他们手中，而石油价格却要接轨国际市场，并且比国外油品经营企业价格更高。中国人与发达国家国民工资收入不接轨，生活水平不接轨，油品质量不接轨，但价格却是接轨的，这个接轨是通过垄断企业而实现的。所谓接轨就是一种榨取，而且包装了“同步化”的幻象和谎言。
　　
　　然而，有什么呢？涨价，大家都接受了，以至于轻蔑到无须说一个哪怕似是而非的理由。但天下仍然太平，这就证明“还有涨价空间”。江西南康前不久有家具城加重税赋的决定，因为抗议，马上收回了，这就是“没有涨价空间”。
　　]]> 2009-7-11 13:51:00(1) <![CDATA[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转载）]]> 苏露锋 2009-6-14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7740051&idWriter=0&Key=0 　　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
　　
　　长风
　　
　　
　　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一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一九六一年一月，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着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着作”。该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我手头的这本是重印本（准确地说我手上的是复印之后再复印的复印稿）,“译文照旧，只是改排大字”，“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这个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这样一本反共书籍为何成了中央领导必读书目呢？在“重印说明”写的很明白：
　　
　　“（《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
　　
　　今天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要看下吉拉斯在几十年前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此书在一段时间不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将尽量不予评论，只是尽可能的把吉拉斯的精彩评论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党和国家、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对思想的专制统治、目的与手段、本质、民族共产主义、今日世界。以下我就各个章节进行介绍。
　　
　　第一章起源
　　
　　这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是如何来的，又如何发展的，最后怎么僵化教条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两个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辩证的，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吉拉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而言，他却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并没想建造一个“包含一切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马克思说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将马克思的学说奉为神明经典，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全世界，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着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然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那就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脱离了其原始的意味。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我们大致知道了马克思学说的走向，也清楚了最后共产主义者无非认为革命万能，思想排他，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作者最后说：“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那么，在信息时代，共产主义怎么发展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革命的性质
　　
　　长时间以来，我们总就革命谈论很多，革命是不是还在继续，或者只是个激情革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如何胜利的？他又与以往的革命有何不同？吉拉斯的分析或许对我们有些启示。
　　
　　在一个“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的政党都不满现状”，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最后能取得政权那？“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在这些国家（如中国）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历史的确这样，在国内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的一面。并最终与改良派分道扬镳。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所以在以往的革命中，更主要的是为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即便是武力与暴力，无非是一个暂时的工具。“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民主告终”。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这样，“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渡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吉拉斯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
　　
　　问题在于这个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最合乎他们的计划。”在肩负工业化的责任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来执行，因为它本身并无此经济力量的存在，那么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就是新政权，革命政党来担当。
　　
　　革命之后，胜利了。以往的革命都是把“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作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他不是简单的一种手段，“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尽管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在东方国家则不然，“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当然吉拉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因此它虽然带来了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路依旧漫长。
　　
　　在本章中，吉拉斯充分的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大量的对比看出他想穷究共产主义革命的与众不同。这里，我将把这些比较梳理如下：
　　
　　1、革命的条件：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条件外，每次革命都有特殊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战争。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一个基本条件”。一战送来了苏俄，二战送来中共。然而只有战争未必就能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政党才能取得政权，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吉拉斯说：“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对于共产党如何的组织完善的证明，我不想在此重复，大家都看得到，终究最后无非是“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一元化就是专制独裁。
　　2、革命不死：上面的文字我们已经谈到这点，就是革命胜利后，暴力还在持续的问题，并且“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所以，当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吉拉斯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吉拉斯认为“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我们曾经追问，共产党不也说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达到给予公民的自由，尽管共产党是靠工人与农民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的果实并为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
　　
　　关于这个命题，吉拉斯显然觉得还没有说透，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儿女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毕竟吉拉斯本人也曾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吉拉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而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明白这种所有权形式，就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抢走农民的土地，企业进行改造。最后向世人告知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根本不能摆脱人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这样“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那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真的在欺骗人民那？不是的。“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但是作为执政党总要去做事情，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即使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承认。“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这样，“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好了，这章我介绍的不少了，还是让吉拉斯来总结这章，“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总结得不错，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新阶级是怎么一回事？
　　
　　应该说吉拉斯本身就受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影响，而作为营垒中的一员，当他逃离之后，却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有别以往的阶级出现了。吉拉斯称其为新阶级。“像过去的其他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会认为其权力的建立将使所有的人幸福和自由，他们作如此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新阶级与其他阶级的唯一差别是：它对它的幻想的迟迟不能实现用更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它肯定了它的权力比历史上以前的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安全，它的阶级幻想和偏见因而也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大。”，“虽然从本质上来说，它与其他阶级开始的时候情况相似，但它的起源仍有其特殊的性质。”为什么这样说那？
　　
　　其他的阶级虽然也通过暴力的方式摧毁前进中的障碍，但是，“这些阶级都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在旧社会中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则不然，“它取得政权并不是为了去完成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它自己的经济秩序。因此，它必须建立其控制社会的权力。”
　　
　　“在以往，某一阶级或某一阶级的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政党的取得政权，都是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最后一件事。苏联的情况恰恰相反。新阶级是在它取得政权后才形成的。它的阶级意识不得不在它取得经济的和物质的权力之前发展，因为这个阶级并未在国家生活中生根。这个阶级是从一个理想的观点去看它自己在世界舞台上作扮演的角色的。它的各种实际可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尽管他有种种幻想，它却代表走向工业化的客观趋势。它的实际的倾向是从这个趋势产生的。理想世界的语言增加了新阶级分子的信心，而且在群众中散播了幻想。同时，它还激励人们去担任庞大的物质建设任务。”这样这个新阶级“只能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中产生，它因具有成员的意识形态与哲学观点一致的一种特殊的纪律而与众不同。为了克服弱点，就必须信念一致和有铁的纪律。”
　　
　　那么这个新阶级难道就是布尔什维克，是共产党？答案是否定的。“这个新阶级植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说的更精确一点，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维克式色党内，而是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这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所以要明确新阶级的范围，在吉拉斯看来是很难的，但他还是给了一个说法：“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共产党人也并不是每个都是这个新阶级的成员”。
　　
　　新阶级与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消长？吉拉斯认为“粗略的说，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这样下去的结果是“组织严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如允许资本家入党就是这样。吉拉斯不无感慨地说：“党制造了这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靠党成长并利用党为基础。这个阶级愈来愈强，而党却愈来愈弱。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
　　
　　地球人现在都知道这个新阶级的社会根源出自无产阶级，准确地说“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级兴起的原料”。那么为什么“这个新阶级总是以工人阶级的保护者姿态出现”那？一方面，“新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因此，它当然得依靠工人阶级。新阶级是靠无产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将无残酷剥削的传统信仰来支撑的。”“重要的是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它就不能完成工业化和巩固它的权力”。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知道在工业的发展中，他们将从贫困与失望中被解救出来。”然而随着政权的获得，权力的牢固掌握，“这个新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兴趣只限于利用他们去发展生产和控制这些最勇敢和最难驾驭的社会力量”。
　　
　　“这个新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所建立的对整个社会的垄断，主要就是对工人本身的垄断。首先是知识上的垄断，先对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跟着对整个无产阶级。这是这个阶级所必须完成的最大的骗局”。当然“没有工业，这个新阶级就不能巩固其地位或权威。”事实上“旧日工人阶级的儿女是这个新阶级最靠得住的成员。为主人供应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代表本身是奴隶不可避免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就从被剥削的阶级中产生了。”
　　
　　吉拉斯认为“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做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特色在于官僚政治”。但是，“构成这个进行统治的官僚集团核心的只是官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是行政官员。实际上，那是一群党的官僚，或者说政治官僚。其他的官员实际上只是受这个新阶级控制的机件”。这里简单的区分一下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与共产主义国家官僚的区别，表面上看两者都是一个“特殊阶层”，但是，他们（非共产主义国家） “并没有共产党人那样的权力”：“在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的上面通常有选任的政治主人或公司老板，而在共产党人之上却既无主人也无老板”：“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官员，而共产党人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一个阶级。”
　　
　　“要证实某一个阶级是否是一个特殊的阶级，就在于它的所有权以及它与其他阶级的特殊关系”，“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储存收归国有的财产”。具体说来，“这个新阶级的所有权这一特权表现为由政治官僚分配国民收入、规定工资、指导经济发展方向、支配收归国有的及其他方面的财产的一种专门的权利和党的垄断权。所以在一般人看来，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很富有，而且是不用做工的人。”既然“这个新阶级是从集体所有权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形式取得其权力、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的”，那么，“他们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特权就是“行政特权”，“这类特权从国家行政和经济企业的行政一直延伸到体育、慈善机构的行政。政治的、党的或所谓'总的领导’。是由这个阶级的核心执行的。领导地位就包含着特权。”这里还要简单区分下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客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客，“（前者）中的政客利用政府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僚区的特权，或者照顾某一个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后者“权力和政府同国家的几乎一切财务的使用、享受和支配是一回事。掌握权力的人就握有特权、并间接地掌握着财产。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那些想牺牲别人而让自己过寄生虫生活的人，就是以权力或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说来说去就是一个财产所有权的集体形式掩盖了新阶级的本质，而“所谓社会主义所有权不过是真正的政客官僚所有权的假面具。”
　　
　　新阶级是怎么发展的？吉拉斯认为“现代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个新阶级的出现，从那些推动这两件事的人的性格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来看，是很明显的。”吉拉斯整本书的例子都是以苏联和南斯拉夫为主，这个也不例外。他说：“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以及他们所用的方法都各不相同，而且在不断更易。”具体说，“马克思从未阻止别人发表他自己的观念”，“列宁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斯大林则废止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并且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说他自己，有权就意识形态发表意见”。进一步的再阐述，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他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当我们深入到阶级这个作用的时候，三人又有不同。马克思创造了一套关于阶级作用的学说，他认为“人类大多数是由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构成的”；列宁认为“人们都各有其观点，而不把人看做阶级身份分明的成员”；斯大林则是“人不是听命的臣仆，就是敌人”。这一切从社会的影响看，马克思多少是个值得尊重的学者；列宁是个伟大的领袖，但也是一个“独裁者”，“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把他捧成偶像”；斯大林当然就是神了。
　　
　　“这个新阶级真正的直接创始人就是斯大林”，作者简单介绍了斯大林的性格，这里我就不重复了，但是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争斗中，之所以最后胜利，吉拉斯认为“斯大林既不看太前也不看太后。他把自己放在这个正在诞生的新权力——新阶级、政治官僚和官僚主义的顶峰，变成它的领袖和组织者。他并不传道，他只作决定。他也许诺光明的未来，不过，他所许诺的只是官僚们认为眼光能见的真实可靠的前途，因为他们的生活在天天改善，他们的地位在日益巩固。他的话既不热烈也不渲染”，其实，“这个新阶级比较了解这种现实的语言”，“托洛茨基是旧日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则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吉拉斯认为约瑟夫？斯大林是“新阶级以艰难、残暴和不顾道德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象征”。然而“新阶级本身已厌倦于教条式的清洗和训练性的会议。大家都想活的平静点。这个新阶级已十足巩固了，它现在必须设法保护自身，甚至防范其所拥戴的领袖，当这个阶级还是很弱的时候，当残酷的手段还必须用来对付阶级内部的异议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高踞其领袖宝座。”但现在不需要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拉下了神坛，表面看起来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其实不然，“它并不是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对的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党员’的”。
　　
　　吉拉斯说：“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共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谓集体领导或一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这是新阶级在苏联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或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伟大的中国亦然。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共产主义的英雄的时代过去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和财富方面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无论对对阶级怎样的定义，吉拉斯认为“这个新阶级的最大特色是它的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共产党人发明的，不过，他们却发明了这一制度的包罗万象的特性，比以前时期的一切集体所有制都包罗得多，甚至连法老的埃及都赶不上。共产党人的发明仅此而已。”通过对企业的国有化，“物质逐渐被收归国有，但事实上由于他们有权使用、享受和支配这些物资，于是所有的国家财产就成了党内某一明显的阶层以及环绕这一阶层的官僚的财产。”“由于它（新阶级）所持的是政治极权主义与经济垄断主义，这个新阶级不免觉得凡在它控制和管理以外的东西都是作战的对象，因此一定要把它们摧毁或征服”，这样，即使是小企业也不得生存，全部国有化。
　　
　　至于为什么要农业也集体化，大致有两点，其一，“只要国内尚有其他的有产者存在，这个新阶级就会感到惴惴不安”；其二，“在不稳定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危害这个阶级”。尽管国家因此而受到了损失。“农业集体化是一场骇人的毁灭性战争，简直象一件疯狂的举动，唯一的好处是从此这个新阶级的权威有了保障”。
　　
　　这一切的工作，最终使新阶级享受到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只有当新阶级无法维持它所篡夺的所有权时，或者中所有权的代价太大，或者有政治性危害时，新阶级才不得不将所有权转让给其他阶层，或者制造出其他所有权形式”，但不意味着放弃实行集体化的权力，“如果它放弃了这种权力，它就不再具有极权主义和垄断主义的性质了。”
　　
　　这个新阶级的表现如何那？“这个新阶级是贪婪的而不能满足的，象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象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当然新阶级也有优点，如牺牲精神，个人服从整体，有足够的力量去冒险做大事情。尽管“这个新的所有权并不是政府，但它是由那个政府创造并得到那个政府的帮助的”，“党员们觉得，他们的特权是与权威和控制财产权一起来的。于是，野心勃勃，口是心非，奉承和嫉妒必然日见增加。追求地位和官僚集团的膨胀是共产主义的不治之症”。他们想要获得足够的资源，只有进入官僚的统治集团就够了。吉拉斯认为在私人所有权下，个人财产留给子孙，“在这个新阶级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传不下去”。这个说法好像过时了，现在好像可以留下私产了，而且保护私产也入宪了。至于该怎样向权力的顶峰爬，吉拉斯说：“走向上进的路唯一条件是对党和新阶级的忠诚和绝对效忠。新阶级的底层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愈往上去则愈狭窄。想向上爬的人不只要有欲望，还需要了解和发扬教条的能力，在对敌斗争中坚定不移，在党内斗争中要有无比的机灵与聪明，而且还得有巩固阶级的才能。”这就显示了新阶级的双重性，“一方面，共产主义显得宽大仁厚；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则甚至对自己的党徒也会排斥和不容忍”。
　　
　　新阶级并不是一切都固定不变的，也是有所变化的。吉拉斯所举的例子是关于苏联的集体农庄，“通过集体农庄和强迫收购粮食的制度，新阶级已使农民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抢走了农民的收入大部分，不过，新阶级还未能全权控制土地”，于是赫鲁晓夫完成了斯大林未完成的任务，“就象斯大林统治下的政权一样，赫鲁晓夫新政权在执行所谓自由化政策时，实际上就是在扩张这个新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所有权”。经济权利的分散不意味着所有权的改变，只是给下面的低层官僚更多的权利，这样下去的政治意义就是“至少有一部分人民可以对物资的处理发生一些作用；至少，人民将有权批评寡头政权的专断”，那么自然会引起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出现，虽然它不过是“一种忠贞的反对派”。
　　
　　这样雄健的阶级如果稍微发生一些变动，都会产生重要的意义。当然它并不想做一点的改动。“这个阶级本能地觉得，国家的物资事实上本是它的财产，甚至也觉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国家的’财产这些名词不过是一般法律上的空洞字眼而已。这个阶级还认为，其极权权威任何一方面的肢解都可能危机它的所有权。所以这个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自由的任何真正要求，任何一种击中共产主义本质的要求，归根结蒂就在于要求物质和财产的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问题在于，新阶级自己都不尊重那部法，“这个阶级运用权威和行政特权而创造出来的所有权和剥削方式，是一种连这个阶级自己也不敢承认的体制”。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是新阶级最烦恼的事情，自然也暴露出新阶级的言行不符：“它一方面许诺废弃社会差别，一方面却又必须不断地夺取国家工厂的产品并赐予其他党徒以种种特权，来增加社会的差别。”
　　
　　所有权地位与法律的冲突必然引起新阶级被批评，而且会引起“该阶级内部的不满，因为实际上真正享有特权的只是极少数的几个人”，于是新阶级进行了一些让步与改革，甚至包括民主的色彩，不过是“共产主义制度已把民主措施转变为巩固统治地位的积极手段”罢了。吉拉斯举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管理和自治，但是作者还是笔锋一转写到：“显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自由地决定任何事。当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当作礼物送给工人时，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施予者自己。”
　　
　　“为了维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到是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级正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统治阶级不得不从事改革。他们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说成'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这在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看到的事情，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是为其权威服务。吉拉斯说：“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的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它的观点是假的，靠不住的。”
　　
　　吉拉斯带着感情讲到：“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后人将赞叹这个阶级所完成的宏伟的冒险，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险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羞耻。”
　　
　　本章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所以我是尽力的详细介绍，至于新阶级是如何在这个国家中折腾的，我们以下几个章节会介绍。
　　
　　第四章党的国家
　　
　　由“家天下”到“党天下”，无非证明所谓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个彻底的谎言。而党的国家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真义，“整个国家的公共活动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在共产党的国家里，人们生存状况是非常奇特而又艰难的，正如吉拉斯所说的一样，“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人民可以迅速地领悟到，他们许可做什么，不许可做什么。法律和条例对他们并没有根本的重要性。有关政府和人民间的实际和不成文的规则反而重要”，法律说法律的，警察抓警察的，“没有一条法律曾规定警察有权控制人民，但却掌握有一切大权。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司法官和检察官应该接受秘密警察和党委会的控制，但他们事实上是受控制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习惯了这种乱法与恶法，“任何人都知道，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以及某些事由谁决定，另一些事又由谁决定。人民只是适应环境和实际情况，一切重要事务唯党会议或由党控制下的机构马首是瞻。”
　　
　　那么，共产党是怎么样的指挥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呢？很简单：“共产党员构成一个党组，这个党组在一切问题上都听命于授权的政治会议”。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当管理社会机构或社会组织的人在党内也有地位时，在许多较小事务处理上，它可以独断独行。共产党人已熟悉党的制度以及党所创造出来的关系；他们已习惯于裁夺事务的重要与不重要，只有在特别重要的事务上他们才诉诸党的会议。党组的存在只是备而不用，重要的事由党决定；选出政府或某些组织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人的意见完全不重要。”
　　
　　共产党人用以控制社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组，这是原则和理论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许由党员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我们都知道这些职务都是要害部门。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只有共产主义国家中才把若干专门和非专门的职位保留给党员。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虽然是一个阶级机构，实质上就是党的政府；共产主义国家的军队就是党的军队，而国家也就是党的国家。更确切地说：共产党人有意把军队和国家当作他们的专用工具。”在要害的部门任职的必须是党员，只有党员能行使权威，“于是一种特殊的享有特权的官僚集团被制造出来了，政府和行政机构也因此而单纯化了。”那么，党组自然扩大了，结果，“这些工作已成为党的活动的主要领域，党组也就消失了。”但是，这些只能说明一点,“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政府机构和党组织之间并没有基本的差别”，只是“分配的工作不同”而已。
　　
　　共产党之所以有别其他党派的特色就在于“意识形态的统一”，“这只限于有资格出席高级会议的党员。至于低级干部，则只需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时对统一的意识观点尽口头传达的义务。然而，趋势却是要下级干部调整理论水平，以符合领导人的思想。”事实上，共产党的意识独裁也是在创新发展，“列宁并不认为党员都应该持完全相同的观点”，但他驳斥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他与斯大林不同，“列宁并不杀害他的下属，而'仅仅’压服他们。在他当权时，党内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是存在的。”斯大林不一样，“划一性是所有共产党的不成文的必要条件”，不然的话，死路一条。
　　
　　那么，这种强迫意识的高度一致的意义何在？它将导向哪里？
　　
　　1、“强迫一致的政治后果是严重的”。共产党把“意识形态的一致既作为是一种必须条件，特别是在中央集权和党纪严如军纪的共产党中，就必然会以党中央的权力控制党员的思想。”持续下去的结果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一种专由党的领导人来解释的理论”，所谓共产党人，想吹就吹。
　　
　　2、“意识形态统一的社会影响是悲惨的”。“列宁的独裁是严峻的，而斯大林的独裁却形成极权。取消党内一切意识形态的斗争，无异是社会上一切自由的终结，因为只有通过党，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才得以表达。不容其他思想的存在并且武断地假定马克思主义独有的科学性，就是党的领导垄断意识形态的开始，并终于发展为对整个社会思想的垄断。”
　　
　　马克思，列宁都认为国家将来要消失，“这个社会将消灭降级和阶级斗争，没有人压迫别人和剥削别人”。在国家消灭之前，最民主的国家自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道理很简单，因为阶级既然消灭了，国家的存在自然是多余的了。因此，“凡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或导致阶级'消灭’的一切都是正当的，进步的，合理的。在共产党人控制不到的地区，他们是为最民主的措施辩护的人，因为这对他们的斗争有利，在那些他们打算取得政权的地区，他们就变为一切民主制度的敌人，指责那些民主措施属'资产阶级’类型。他们一般把民主荒唐地划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区分民主的唯一正当而公平的标准应当视自由分量的多寡或自由的普遍性如何而定。”
　　
　　一切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消亡，而是还在茁壮成长。“实际上，共产党人极权权威的建立以及旧社会各阶级的消灭是让人看来好像所有的阶级都消灭了。然而，国家权力的增长，或者说更准确一些，即用以推行暴政的官僚政治的成长并未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停止。相反，它的权力是增加了。这个理论得设法予以补救。”补救的方法在斯大林看来无非是“在苏维埃国家'消亡’以前，它还得担当更高的'教育’任务。”说白了，就是警察制度长期存在，武力暴力长期存在，棍子总要打不听话的人。所谓的教育，无非是暴虐。所以，所谓的理论与所谓的补救都是玩弄文字的把戏，愚民之道罢了。
　　
　　国家理论存在的巨大矛盾，造成了共产党国家许多奇妙的怪现象：
　　
　　1、“共产主义政权是政府和人民间的一种潜在的内战形式。”“国家不只是一种暴政的工具；社会和国家机器的执行部门一直不断地、积极地反对党的寡头政治，而寡头政府总想用赤裸裸的实力压服这些反对。”共产党人只有控制住警察和党，再用他们控制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一旦反对存在，“实际上就是进入了国家机器的社会的反对”。吉拉斯说“这是由于社会的客观愿望和需要受到了压抑和损害而显示出来的一种不满。”
　　
　　2、司法不独立。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并非压迫机构，而是国家必须屈从压迫机构。原因是“由于共产主义本身的集权专制性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不同的和相反的社会趋向冲突，那些趋向甚至通过国家的社会职能表现出来。”“由于这一矛盾，以及共产党人经常而不可避免地需要把国家主要当作一种武力的工具，所以共产主义国家就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即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的干预，法律能有实际效力。整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反对这样的法治国家的。即使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他们也不可能在不损及他们的极权权威下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司法独立和法治必将导致一个反对派的出现”。吉拉斯接着说“例如，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并没有一条关于反对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的法律。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是保障公民的一切权利的，并且也是以司法独立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同样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自由权也是正式被承认的,但自由权的运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它必须是在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时，或在支持他们统治时，才能使用，而代表社会主义的利益时，是共产党的领袖。”很显然“这种违反法律规定的措施必须会造成警察和党的机构使用异常严厉和残酷的手段。共产党人一方面要保护法律的形式，而同时又得确保他们的极权权威。”
　　
　　3、立法权、行政权、警察权不分开。道理很简单了，一党独裁就这样。“捕人者也就是审判并执行处罚者”。既然这样“为什么共产党人的专政不得不如此地尽量利用法律？为什么他们得躲在法律的背后？”原因有两点：“对外作政治宣传是原因之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政权必须保障并确定它所依存的新阶级的权利，以便维护自身的存在。”“法律总是根据这个新阶级或党的需要和利益制定的。表面上，法律是为全体公民制定的，但是，实际上，公民享受法定权利是有条件的。”这样新阶级不得不考虑在制定法律的时候留下漏洞，“以便他们能够逃避他们的法律”。
　　
　　4、荒谬的政治审判。这里介绍下政治性审判的处理，看看与今天相似否。
　　
　　“首先，根据党的工作人员的意见，党的警察便确定某人是当前的'敌人’；如果没有其他理由，他的见解以及和密友的谈话就算是罪证，至少地方当局认为如此。
　　
　　第二步是准备对敌人作合法的清除。通常这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其一是派挑拨分子敌意煽动受害人'发牢骚’，参加不合法的组织或者作类似性的行动；其二是利用'密探’出面作证，依据警方的希望，提出控告受害人的证据。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绝大多数非法组织是秘密警察为了诱惑反对分子加入而建立的，以便将反对者置于一种警察可以向其实行清算的地位。共产党政府并不阻止'令人厌恶的’公民违法犯罪；而且事实上诱惑他们这样做。”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共产党清算他们的反对者，并不是因为那些人犯了罪，而因为他们是反对者”。所以，共产党处理反对者“根本不管宪法和法律的条规”。吉拉斯说道：“共产党政权对于群众的反对所采用的残暴，不人道与不合法的行动，是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在当代史也是空前的。
　　
　　5、“只有一只马出场的赛马”的选举。同样我们要问既然选举就是个假招牌，为什么还要比划比划？原因有三：第一，“宣传和外交政策的需要”；第二，“如果一切不通过合法程序建立起来，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共产党政府也不例外”；第三，“共产党政府能够不管一般舆论，但不能不理党的舆论和共产主义的舆论。因此，尽管选举对共产党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党的最高集团对于议员的选举是慎重其事的。”我们也看到这点，所谓选出的议员，因为都是预定的，“这样的当选使他们深有受宠之感，所以，即令他们想有所争议，他们也没有权力或勇气去做”。
　　
　　6、黩武。“共产主义国家是靠武力和暴力建成的，并且经常和人民发生矛盾，所以，纵或没有外在的理由，它也必然是黩武的。”黩武就是暴力，上面的文字已经零散的介绍过了。就不展开说明了，过去不久的事例是最好的诠释。
　　
　　7、活的不安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安全便是个人的生活方式。政府给他一个生活的机会，但有一个条件，即他必须顺服。一个人的个性在他所想要的和他实际所有的这两者之间被撕破了。”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什么都反对，是不是都是吃饱撑的？吉拉斯说：“就像在其他的制度下一样，人们易于承认集体利益和服从集体利益；不过他也会反对集体中的那些篡位的代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是不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只反对达到社会主义的方法，这就证明共产党人并没有在发展任何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个人所反对的是那些为寡头政治的利益而设的各种限制，但他们并不反对为整个社会而设的限制。”
　　
　　8、反抗无效。说得直白就是因为“暴政的残酷性和全面性”，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一，“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在经济变革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被迫忍受自由的丧失的”二，“知识和道德方面的，由于工业化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死关头的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既作为工业化的理想代表，就变成了理想与希望，而在共产党人及一部分人民当中，共产主义几乎被视为神圣。在那些不属于旧社会阶级的人民心目中，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政府的行动，不啻是犯了背叛祖国和最高理想的罪行。”这样自由没有了，当发现这样的问题并为寻求自由而反抗的时候，反抗则是无效的，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包揽一切和极权主义。它的权力已渗入社会和个人的所有毛孔，它深入了科学家的视界，诗人的灵魂，甚至情人的梦境。如果起而反抗，就不仅会以一名绝望的个人而死，而且会被社会辱骂和遗弃。在共产党政府铁腕下是既没有空气也没有阳光的。”
　　
　　那么反抗者都是哪些人呢？“一是来自旧阶级，一是来自原来的共产主义自身”。结果是“两者都找不到抗击的途径和手段”，前者“在后退”；后者“进行着无目标、无思想的革命活动，并与当权者作教条上的诡辩。”这样自然是没有新道路，没有成熟的条件。今天看来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毕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了。
　　
　　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言论者是无用的空发议论，因为“良知被压缩的愈紧，建立一个组织的机会愈少，不满也就愈大”。
　　
　　9、脱离母语，八股话语。这点吉拉斯的主要讲的是民族、地方的问题。但是此问题会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介绍，我抽取总结的是他毫无民族语言性，去年国民党来大陆，我们会发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说话不一样。吉拉斯说：“共产党人所操作的语言与其本国人民所用的语言不同。尽管字句相同，但表达方式、意义及涵义等完全有他们自己的一套。
　　
　　以上我总结了九点，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就此停笔，请看下章。
　　
　　第五章经济上的教条主义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的教条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大家也都基本了解，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我们现在开始持否定的态度了，不管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是有所进步的。这章，我将不作为重点的介绍，但是我依然会把吉拉斯一些精彩评论展现出来，毕竟一党独裁的国家经济政策中还有无法去掉的劣根。
　　
　　1、共产党人本身并不懂经济，其实，“他们唯一所能懂得，只是如何攫取对经济的控制权”。
　　
　　2、共产党人相信马克思理论的正确，“因此共产党必将一项措施说成与马克思的某一观念相符合，然后才付诸实行，这真是大笑话。”
　　
　　3、对经济的周密性计划，“表现出共产党经济政策的强制性及自私性，否则，坚持这种周密的计划性有什么必要呢？”
　　
　　4、废除其他一切经济所有权形式。“除了他们本身的所有权外，废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所有权则是他们不变的目标。”
　　
　　5、“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强迫劳动是垄断全部或几乎全部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结果。工人发觉自己处于不仅要出卖劳动力的境地，而且必须在其不能控制的条件下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无法找寻另一较好的雇主。全国只有一个雇主即国家。工人除接受这一雇主的条件外，已无选择的余地。”
　　
　　6、“在一个一切财物均被一集团垄断的社会中，劳动力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7、“共产党对于罢工运动的解释是：'工人阶级’已经当家作主，并通过国家掌握生产资料，因此，如果工人举行罢工，那就等于对自己罢工。”这种荒谬的解释基于这样的事实：“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财产已不为个人所有，而是如大家所知道的，被巧妙地曲解为财产所有者是集体的与表面上无法单独辨认的。”理论上说，既然一切财物都归一个所有者，罢工发生又何必那，当真的发生，离间又开始起作用。
　　
　　8、工会组织。“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或增加生产。此外，它们的其他作用是在工人中传播种种错觉及培养使工人驯服的情绪。”
　　
　　9、工人失业。“一旦经济的各个部门能获得较自由的活动，或共产党政权不必为维持和加强某一工业部门而牺牲另一部门时，失业现象便会重现。而且和世界市场维持更为广泛的联系也会引起这种趋势。”吉拉斯预测得很准。接着他又说“充分就业并非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结果，而是以命令推行经济政策的结果；归根结底，充分就业是不协调与生产无效率的结果。它并不能表现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力量，而只能暴露其弱点。”如果我们注意会看到这点“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充分就业掩饰了失业现象。普遍的贫困掩饰着部分的失业，正如其若干经济部门的长足进步掩饰了其它部门的落后一样。”
　　
　　10、“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中，计划的重点往往集中于那些对维持政权的稳定有决定性的重要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也就是那些能提高官僚集团的地位、权势及特权的部门。”哪些部门值得如此重视？显然“大多是重工业及军事工业”。从理论上探讨就是“共产党以政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计划经济，与其极权的独裁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为着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共产党人对某些经济部门进行大量的投资。”
　　
　　11、“在一个唯一的集团的完全垄断下，经济上的计划与政治上的计划都以扩大其国内及全世界的权势与利益为目的，因而继续阻碍生活水平的改善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自由的缺乏，无疑地是这种停滞现象之所以发生的最后及最重要的原因。”
　　
　　12、浪费集团。“共产党的计划经济掩盖着其本身内在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共产党的经济是计划的，它可能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最浪费的经济制度。”这种浪费正如吉拉斯所问的一样“将资金投放在无效率的工业要付出多少代价？一个迟滞的运输系统所付出的代价又如何？因工资过低而致工人'偷懒’与怠工，其代价又是多少？产品质量低劣又付出多少代价？所有这些代价均无人计算，也无法计算。”吉拉斯看得非常明白，他直接指到问题核心，那就是“经济是最不容忍武断行事的一个领域”。
　　
　　那么，要是共产党真地发现自己在具体的经济工作中出现错误怎么办？不要紧，“纠正”一下，从头再来。很显然“从未看到哪些共产党领袖，因非生产性的耗费或惊人的浪费而受到处分。但许多领袖却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偏差’而遭免职。”追问的是共产主义国家是怎么培养起这样的浪费风气？吉拉斯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中，盗窃与侵吞公款是不可避免的。驱使人们盗窃'国家财产’的原因并不只是由于穷困；而事实上是由于这些财产似乎不属于任何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无价值，因而创造一种有利于盗窃与浪费的气氛。”“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处理国家的财产时，就象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而同时他们在浪费这些财产时又象是属于别人的。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权与政府的性质。”
　　
　　然而以上的物质浪费显然不是最大的浪费，“最大的浪费还是那些无形的浪费，这就是人力的浪费”不需要过多地解释。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第六章对思想的专制统治
　　
　　对思想的严厉控制，是共产主义恶劣性中最显着的特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吉拉斯的分析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知道思想专制就是只允许一种思想传播，而其他思想都是他排斥的对象。为什么一定要排他？吉拉斯用一个普遍性的说法答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意见都企图把它自己说为唯一正确而完美的理论。人类思想的本性就是这样。”在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时候，发现的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决不是“理论的本身”，而是“由于他们运用这些理论时所用的方法”“他们不承认同时代人们思想里的任何科学及进步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常常一古脑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这样一来，一切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都被他们预先阻止了。”
　　
　　马克思与恩格斯这种特别狭隘及排他的观点，被后来的共产主义者抽出这样的观点：
　　
　　“一位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与他们作为思想家或艺术家的真实的或科学的政治观点，与他们作为思想家或艺术家的真实的或科学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性。所以，假如一个人被发现属于政治上的一个敌对阵营的话，那么，他的一切其他方面的目标或工作就都应该加以反对或抹杀。”
　　
　　上面的只是就表象上来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具有排他性，如果我们深入到学识中就会发现“他们自信已探研了各种哲学的奥秘，因此他们以为假定有谁要达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而不以他们的世界观为基础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样凡是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发生关系的东西一律不重要。结果，“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进行本身的工作，并不了解同时代的许多最重要的思想，也轻视他们同一个运动内部所有与他们相反的意见。”尽管马克思忽略了如尼采这样的大人物，但不等于说他拒绝所有同时代的伟大东西，而且从学理的角度说近代思想中的人没有谁的思想是凭空而来，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马克思理论的来源，我们都知道，一个是达尔文的学说；一个是英国政治经济学派理论；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一个是法国社会主义或法国大革命的潮流。这些显示了马克思要比他的徒子徒孙要科学一点，客观一点。与此相比作为革命家的列宁同志则不然。
　　
　　列宁直接对人说教“就全部历史说来，唯物主义是一贯进步的，而唯心主义则是反动的。这样说不仅是片面的与错误的，而且它又把马克思的排他性加强了。”缺乏历史哲学锻炼的列宁“把形式和方法同内容以及科学发现都混为一谈”事实上“只要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者，就已经足够使列宁把他的真价值以及他的发现的价值完全抹杀。”显然，列宁“把他政治上的不容异说实际上扩展到全部人类思想史的范围了。”
　　
　　很明显，斯大林“发展”了列宁的理论，“可是他缺乏列宁的学识，也没有列宁深刻”。这个被赫鲁晓夫认为当代“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同志，竟然“没有念过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着作《资本论》。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再加上他持有极端的教条主义，他甚至于不需要再看一看马克思的经济研究着作，就可以建筑起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了。斯大林也不深知任何哲学家。他对于黑格尔的态度，好像对付一个'废物’一样，硬说'普鲁士专制主义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的说法是黑格尔提倡的。”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斯大林同志不学无术，他“熟读列宁的着作”且侧重在政治史方面，尤其是俄国的政治史，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这就是整个斯大林的知识结构，但是对于斯大林而言，他并不需要过多的知识，“凡与他的需要及观点不合的，他可以一律宣布为'敌对的’，而且加以禁止。”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三人在性格方面与表达方式上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除了是一个革命家之外，马克思还有几分纯科学家的味道。他的作风是动人的，奇异的，豪放的，而且具有一种胜人一筹的机智。列宁呢，就简直好像是革命的化身，他的作风是热情奔放的，锋利的，而且前后一贯。斯大林则以为他的力量来自对于人类一切欲望的满足，而且以为他的思想就是人类思想的最高表现。他的作风平淡，单调，不过他那过分简单化的逻辑以及教条主义，对于尊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以及普通人，却具有说服力。它里面也含有教会神父们着作中的简单明了的风格；但斯大林这种作风并不是他青年时代宗教生活的结果，而实在是在原始情况下，或是教条化的共产主义者的环境所产生的表现方法。”
　　
　　相对于斯大林相比，斯大林的信徒们“缺乏斯大林本人那种粗鲁的内在凝聚力，而且也缺乏他那种武断的权力与信心。”这些人为官僚政治的现实所束缚，不会产生什么创新的制度与观点，“那么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窒息任何新事物的创造，或使之变为不可能。”
　　
　　以上就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其教条性及排他性方面的发展经过，“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导致一个新阶级及其控制权的巩固，这一控制权不只受制于一个意识形态，甚而还受制于某一个人或寡头集团的思想。”这样下去的结果无非是“一般知识衰落，以及该意识形态本身的贫乏。”同时“对于其他观念，甚至对于人类思想本身的不能容忍的程度，也已增加。”片面的排他，使得共产主义制造出许多片面的想法，为了自圆其说，只能扯谎欺骗，“谎言的口气愈肯定、愈动人，它也就愈能加强它的领袖们对于社会的垄断，因而也就是加强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理论本身的垄断。”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这个基本论点是所有共产党人都不得不采取的立场，这就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的专制。”照这样下去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们必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科学家们也就只好采取了机会主义及妥协的办法。”自然科学家尚且如此，其他各种知识分子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吉拉斯引述了杜契奇《忧患与安详》的文字：“当他（马丁路德）宣布着他在解放人们精神人格的时候，实际上，他却在把人的世俗人格降低到最黑暗的奴役状态。他使人迷乱，而且也没有以任何方式为生活带来光明。他改变了很多东西，但一无所成，毫无贡献。”考察历史的因素，吉拉斯发现当代共产主义具有“英国克伦威尔统治下的那些清教徒们的教条式的排它因素，以及法国雅各宾党人所表现的政治上不容异说的因素。”但不等于说他们是完全一致的，“清教徒绝对相信圣经，而共产党人则相信科学。”科学要打一个问号，在有就是其他宗教没有共产党的这样全面的，绝对的权力。共产党人理想建设的所谓共产主义到头来“只为了他们自己”。
　　
　　共产党人多次许诺给人民民主，也说将来一定给人民民主。事实是怎样的呢？他们以为这一切会随着工业化的途径自动到达，在没有到达之前，“这些主张把民主一点一滴分批施舍给人民的理论家，其实际上所行的却是和民主相反”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主张，为了未来幸福和自由着想，他们有权去阻止任何与他们不相同的其他观念或意识的存在，即使是最轻微的表现也不可。”然而将来的说法实在太模糊，共产党人自己也感觉有些尴尬，于是他们干干脆脆的说，这种自由已经建立了。但这只是说辞，实际上他要求人民对他们要效忠，要相信他们不会错——跟着党走肯定没错。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公民，经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压迫，唯恐自己违反了什么禁律。他总是战战兢兢，因而他必须处处表示他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敌人，就好像在中世纪，一个人必须时时表示出他对于教会的忠诚一样。”为了促成这些类型行为，教育及其他社会与知识的活动都要围绕其展开。正象我们了解到的一样“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一直在执政党关怀之下，关怀他的意识，也关怀他的良知”，这样的关怀无所不在，这样的“帮助”也无所不在。种种手段，种种机构铺天盖地的运作，“不过，这一切手段所收获的效果并不大。在任何情况下，效果与花费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称，只有新阶级算是例外，不管怎样，他们总是信以为有效的。它们已使一切与官方不同的意识都不可能表现出来，且在与相反意见斗争方面也收获相当的效果。”“纵使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人们也还在思想，因为任何人无法停止不想。而且他们所想的与官方所规定的想法不相同。它们的想法有两面——一面是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另一方面是对公众的，对官方的。”人们尽管在深度上无法全面了解共产主义，但是面对“贪污、腐化的现象多”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思考，或表达不满。这必然引起共产党人的强烈回击，新阶级于是靠国家的机器，机构等给人民“洗脑”，“根绝人的意识”，当他们在挥刀削掉人民的智慧的时候，他自己也面临着挥刀自宫的命运。好比“一个戏院没有观众：那些演员就只好自演自唱，自己狂欢。”“他们的思想如同他们吃饭一样机械：他们脑子所以思想是应付最基本的需要。”这样看来，“他们是警察，同时也是一切传达人类思想工具——如报纸，电影，无线电，电视，书籍，以及其他同类的东西——的所有人，而且他们又是一切维持人类生活物质——如食物，以及避风雨的屋子——的所有人。”
　　
　　无论是二战，二战之后，苏联在技术方面并不落后于美国，技术的发展是共产主义工业化必要的，相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技术上的知识分子并没有那么可怕，也“不再过多注意他们的'资产阶级’观点”，然而技术的进步的事实下，需要看到的是苏联“并没有获得任何伟大的现代科学发明，仅就这点而论，苏联还可能不及沙皇时代的俄国，那时候，虽然在技术上极为落后，但确有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发现。”造成这样是因为“使发明工作变得更为困难的是迫使人们相信官方的见解，即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知识及其他活动的领域里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在苏联，从来没有一个着名的科学家没有碰到过政治上的麻烦。这有很多的原因，但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与官方的路线相对立。”
　　
　　吉拉斯认为“虽然共产主义制度相对地阻碍科学的发展，但它们却绝对地阻碍任何知识的进步及发现。这个制度以一个派别哲学的排他性为根据，显然是反哲学的。在这个制度里面，从来没有产生过，也不可能产生出一个思想家，特别是一个社会思想家——这里不把那些专权的人物算在思想家内，虽则他们一般来说也是'主要的哲学家’和'提高’人的意识大师。”明显，相对于自然科学，在人文领域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与专制，这主要表现在：
　　
　　1、“在所有科学部门和所有思想中，社会科学以及对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考虑往往遭到最坏的命运；它们很难生存下去。只要它是社会问题，它的每一部分都必须依照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或依照领袖们所垄断的理论来解说。”
　　
　　2、“历史，特别是关于它自己——即共产主义的——这个时期的历史，是不实在的。史实的随意删略与假造，不独是被允许的，而且也是普遍的现象。”
　　
　　3、“人民的知识被没收了。”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们用“一个划一的尺度”衡量过去与现在，并分为“进步的”与“反动的”两大类。
　　
　　4、“窒息艺术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对于艺术的知识与理想主义方面的反对，一是阻止艺术形式的改革”这点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表现的很突出（当然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相比逊色不少），“就是除了斯大林自己所喜欢的以外，其他的一切艺术形式都被禁止。”尽管在1925年，苏联曾经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其中这样说：“在文学的形式的领域内，以整个党来说，决不只致力于一种目标”。但是党并不因此放弃所谓“意识形态的帮助”。“这就是在艺术领域里，共产主义所达到的最大限度的民主了。”
　　
　　5、“任何新的思想或观念，都要先在内容方面检查一番，批准或不批准，然后再装到一个无害的框子里去。”中国的宣传部就是干这事情的，吉拉斯认为“一件艺术品，在它本质上，通常就是对于某一特种情势或对某一特种关系的批评。因此，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任何艺术的创作，如想以实际题材为基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只有对于某一特种情势的称颂，或对现制度反对者的批评，是被允许的。在这些条件下，艺术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我们知道在文学中有“现实主义”一说，如杜甫就归为此类，作者用现实的手法表达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在社会主义中又有这个名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尔基是首先用这个名词的人。然而这一理论并非完整的，实际上的意义“不过是共产党人对于意识形态的垄断而已。它所要求的不过是以艺术的形式把领袖们的狭隘与落后的许多思想加上一层外衣，并且把他们的工作用浪漫、歌功颂德的笔调加以描写而已。这就被利用来作为官方对于思想控制和有必要对艺术本身进行审查借口。”正如我们知道的一样，共产党用一些抽象的，模糊的名次愚弄大家，如“人民”，“劳动人民”。“那些半文盲的官僚们所加于天才们的学究式权威，这一切都是在代表人民或为人民的名义下进行着的。”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希特勒的国家主义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共产党一党独裁，必然导致对思想的专制，但毕竟哪里有专制，哪里就有反抗。对一个国家民族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毒害不仅仅是打击坐牢，而是使得知识分子的“心灵腐化”。正如吉拉斯所说得那样，“作为一个以科学名义仇视思想的敌人，作为一个以民主名义反对自由的敌人，共产党的寡头集团所能完成的，不过是人类心灵之完全腐化而已。”在其他制度下，无论资本家还是贵族都要供养科学家与艺术家，“因而既帮助了他们，却也腐化了他们。”但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腐化是国家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门。”这种腐化，在吉拉斯看来“共产主义制度就是窒息并压制任何它自己不同意的求知活动；那就是说，窒息并压制一切深刻的及富于创造性的西。而在另一方面，凡是它以为有利于'社会主义’也即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东西，它都要加以奖励，而实际上也就是以收买的方法去腐化。”很显然，共产党的压制精神一直都在，“这种精神，是由党官僚垄断物质及心灵所建立和刺激起来的。知识分子们走投无路，不管为了思想或为了利益，他们都只有向当权者靠拢。纵使这个权力并不直接掌握在政府手里，它也还是渗透到所有的机关和组织的。说到最后，一切决定都是由它作的。”
　　
　　吉拉斯分析到“一个遭受压迫的心灵不得不被迫腐化”，他打了个比方就行说明，“假如一个人要想知道，为什么二十五年来，在苏联并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作品，特别是文学方面，那么，他将发现，比起政府的压制来，腐化及收买政策对于作品稀少的影响，还要更大一点。”这一切就表现在“共产主义制度迫害，猜疑，以及刺激那些真有创造性的人们，使他们不得不从事自我批评。它给那些阿谀的人们以各种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与滥用的荣誉或头衔，奖金，别墅，休假中心，购物优待，汽车，大使级地位，宣传鼓动的保护，以及'宽宏大量的干预’。因此，在原则上，它是偏爱那些无才的，寄生的以及缺乏发明能力的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已失去了他们的方向，信心以及力量。自杀，失望，纵酒，淫荡以及内心力量与人格完整之丧失等等都是因为艺术家被迫不得不对自己以及对他人说谎的缘故——所有这一切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最常见的现象。”
　　
　　如果认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野蛮的阶级歧视那就错了，“从历史进程来看，当革命松懈的时候，阶级歧视随之衰退，而意识形态的歧视却反而增加”。这点我们是清楚地，凡是投降了的旧式阶级都得到共产党的宽恕，然而“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于那些与统治的寡头集团不同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迫害，比起对于以前旧政权最反动的信徒迫害，却要严厉，更完全得多。这是可以了解的：因为后者具有的危险性较小，他们只向往于过去，而过去则很少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表面上，我们看到共产党打击私有制维护工人利益，但后来“许多事件证明他们的各种措施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所有权。”
　　
　　既然共产党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歧视而压制其他思想，显然他就是个不是宗教的宗教。如果以为其他的各种歧视——如种族，等级，以及民族——都比意识形态的歧视还要坏，吉拉斯说：“那就看错了”。“这些歧视在表面上看似乎更野蛮一点，它们却并没有那么细致，那么完全。它们的目标只是在于各种社会活动，而意识形态歧视则以整个社会为目标，而且以每一个人为目标。其他类型的歧视可以在物质上粉碎人类，而意识形态则对准人类的命根加以打击，这个命根或许是为人类所特有的。对思想之专制统治，是最完全与最残酷的专制统治形式。任何其他种类的专制统治则以思想专制始，以思想专制统治终。”
　　
　　这种意识形态的歧视造成两种形式，一个是“禁止”其他思想；一个是“武断”加强自己的思想。在吉拉斯看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极权专制形式”。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思想对于人这么重要吗？吉拉斯认为“思想本来是一个最富创造性的力量。它揭开了新的事务。人们如果不思想或不考虑，他们就既不能生活下去，也不能生产。虽然共产党人口头上可能否认这个真理，但他们却不得不被迫在实际上接受它。这样一来，他们就使得除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之外，其他的任何思想都不可能得势。”对于个人而言，“一个人可以放弃很多的东西。但他却必须思想，而且具有把他的思想表示出来的深切需要。当有表现需要的时候而被迫保持缄默，这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专制统治最恶劣的表现就是在于它强迫人们不要象平常那样去思想，强迫人们表达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结果是，几十年，几代人的受愚弄，自己也感觉不出自己被愚弄了，说出的话都是昏话。
　　
　　如果统治者以为这样就可以压制所有思想，那就错了，“人类对于思想自由不可磨灭的愿望永远是可以在具体形式下表示出来的。假使这些愿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没有明显表示出来的话，那些绝非说它们就不存在。今天它们存在于那些暗中的消极抵抗中，存在于人民还没有形成的希望中。看上去好像是由于压制的全面性，它已把全国各阶层之间的差别都抹去了，它把所有要求思想自由和一般性自由的人们都团结起来了。”
　　
　　吉拉斯最后总结说：“历史也许可以原谅共产党所犯的许多罪过，并承认他们有时确是被迫采取许多残暴的行为的，由于环境的关系或是由于保卫他们本身存在的关系。不过，共产党对于各种不同思想的窒息，以及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私人利益对思想所采取的专横的垄断，这些罪行，将把共产党人钉在历史上耻辱的十字架上。”
　　
　　第七章目的与手段
　　
　　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在本章内，我们只谈当代共产主义所使用的手段，这些手段可以依情况的不同，有时温和，有时严峻，有时合乎人道，有时不人道；但和别的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所用的手段是有差别的。共产主义所运用的手段并使共产主义和其他运动——无论是革命的或是非革命的运动——迥然不同。”这就是本章所要强调的东西，下面我慢慢介绍。
　　
　　吉拉斯引用圣鞠斯特（Saint—Just）的话来表达共产党人对目的与手段的看法，“对付运动中的敌人，你可以不择手段。……你不但要惩治叛逆，也要惩治那些冷淡的人；你必须处罚一切在共和国里不积极的人，一切不替共和国效力的人。”这是圣鞠斯特在法国大革命激烈时候讲的这番话，显然吉拉斯以此来表明这番话完全可以出于现在某些共产党领袖之口。也道出了共产党人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本质。
　　
　　那么，与以往相比共产党的手段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共产党人虽然手段在“应用范围”、“持续时间”、“严酷成都”上都超过以往，但在革命期间共产党人“通常并不使用敌方所用的一切方法”，这样吉拉斯得出：“纵使共产党人在革命期间使用的方法或许不太残忍，可是，他们离革命越远，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就越不人道。”
　　
　　2、共产党的手段或许是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手段。“残暴固然是共产党的手段的最显着的特征，但还不是最根本的特征。一场运动既抱定目的要用专制手段来变革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自然非靠残暴方法不可。但其他一切革命运动也不得不使用或打算使用同样的方法。可是，这些革命运动中的专制时期比较短，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它们不可能使用共产党所使用的全部残暴手段。”
　　
　　3、如果因为共产党不择手段就得出共产党缺乏伦理与道德。在吉拉斯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无论在原则上或言词上都赞成伦理观念与人道方法。他们相信自己是'暂时’被迫采用一些违背自己伦理见解的手段。他们也想到：如果自己不曾被迫采取违背自己伦理见解的行动，一定要好得多。除了他们以更长久而丑恶的方式背离人道外，在伦理观点上他们和别的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并无很大的差别。”
　　
　　以上的几个特别之处只是简单的概括以下，说到底这些特征主要地表现在“数量上的，或由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共产党人的目的作造成的。”那么，更为显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的手段与某些教会的特征相仿佛。“它溯源于共产主义者要用一切手段以求促进其理想主义的目的。等到目的变为无法实现时，手段也就越来越粗暴。即使是为了达到理想主义的目的，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也是不能用任何道德原则来辩解的。”这段话用更为简单的话讲就是“这个新的剥削阶级爬上政权的宝座后，打算抬出它的理想主义的目的来替非理想主义的手段作辩护。”新阶级的代言人喊叫道：“目的才是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了社会主义。共产党人就这么替专制，卑鄙与罪恶作了辩解。”
　　
　　上面我们曾说共产党的手段与教会相仿，但是教会可没有共产党那么大的权力和那么广的权力。共产党无非是接受了教会的“每一项圣职都是为了全社会的目的而存在的，个人必须为总善而牺牲”的道理。这点也无非是为了树立国家权威，迫害思想而作的辅助性的举动。共产党不同于教会根本上是“它不是制度的支持者，它是制度的化身。”它身兼二职，“既是有权者又是暴君，且必须为他们的目的而运用许多手段。”“他们（共产党人）总是以道德的及智识的维护者自居，同时又是用尽一切可用之手段的实际家”。
　　
　　这种道德文字的宣传表现就是模糊的概念，如“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新人”。但我们知道这些概念在学理上是异常模糊的，于是共产党人就用等级以区别道德的高低，如“黑五类”等等，这种等级显示的就是“居高者可以任意做一切事情，但同样的事若是下级人员做了，就要受到处罚”，这样在经过时间的发展，自然就形成了“各自特有的一套道德标准”，但是这些道德标准“都服从于寡头政治的实际需要”。
　　
　　但我们不要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曾经影响了一代人，在为实现最高的道德——共产主义——道路上，曾“吸引全国最有智慧的、最勇敢的人，甚至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也的确这样，他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奉献自己的青春，不怕牺牲，一切都以集体的利益为重，忠诚，互助，纯洁，坦诚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但吉拉斯说：“只有当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果实时才真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看到未必竟然，共产党初期也搞内部清洗，当然与后来比自然是不足道了。既然初期的时候保持了这种道德的理想，那么通向目的的道路显然就是曲折的，这就需要政治阴谋，需要派系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使得最后的胜利者保持一个团结的教条，然而这种教条却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历史的总结，对于共产党而言，“内部的德与智的融合，是为意识形态与行动统一而作的长期斗争的结果。没有这种融合，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简直想都不敢想。”反之亦然。“但这种心理与道德的统一——从来不曾有什么法令规章对此作过规定，但它却自动发生，成为一种风气与自觉的习惯——其功劳比什么因素都更大，它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无法摧毁的大家庭，使外人既无法理解又无法渗入这个党，使党的团结牢不可破，使全党的反应、思想与感情归于一致。”简单说就是“把党融为一人、一心、一体”。这一切我们看来都的确美好的东西，终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共产党人一步步取得全部权力与所有权的过程中，慢慢地消失了，解体了，浸没了。剩下来的只是空无所有的形式与毫无实质的仪节。”“到了今天，他们也变成了抱着自我中心念头的懦夫，既无理想又无同志，甘愿抛弃一切——道义、名誉、真理与道德——以求苟全他在统治阶级与官僚集团里的地位”。
　　
　　在谈到如何理解所谓的莫斯科大审判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清党大屠杀中遭殃者所作的'坦白认罪’与自我谴责，主要是靠逼供得来。他又宣称没有对这些人使用迷魂药，事实上却有证据证明用过此药。但逼使犯人'坦白认罪’的最有效的迷魂药，却含蕴在犯人自己构成的性格中。”这点在中国的反右、文革中表现异常的突出。为什么会这样？吉拉斯认为“一般的犯人，也即非共产党人，决不会进入神志昏迷状态，做发狂式的他坦白认罪，祈求死刑作为自己有'罪’的报应。只有那些'盖着特殊印记的人’——共产党人——才会这么做。”尽管开始的时候，这些所谓特殊印记的犯人对最高领导秘密打击表示震惊，但是当他自己的阶级要把他们连根拔起的时候，他们才感到特别的孤立，在他们的信念中，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个党，这个阶级，他们与这个党的理想融为一体，自己被连根拔起，才“发觉自己完全一无所有”。那么自己道德上所依赖供奉的一切都遭到灭顶式的打击，受到残暴的拷问，“他除了用'坦白认罪’来帮忙他原属的阶级与那些'同志’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相信他的'坦白认罪’是那个阶级所必须的，借以抵抗'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与'帝国主义者’。这种'坦白认罪’是被赶出党外的身败名裂的牺牲者唯一可能作的'伟大’的'革命性’贡献。”是的，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接受教育就是“相信结成派系并从事派系斗争，是对党以及党的目的所犯的绝大罪恶之一”，党永远是对的，过程的曲折是暂时的，只有目的才是根本。这帮可怜的共产党人就是抱着这样幼稚的信念，在党的屠刀下结束自己的一生。
　　
　　其实，政治上的独裁必然与道德不相容的，因为在独裁者看来“政治思想的统一是最大的爱国品德与最神圣的公民义务”，但是当独裁者不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时候，并不意味着它的统治就会削弱，反而会增强。很显然道德等东西只能算是次要的东西。道德危机无论怎样，很快就会结束的。“当然，共产党人若是想要达到他们梦寐以求的真实目的——隐藏在理想目的下面的目的——那就只好不择手段了。”
　　
　　上面我们谈到了即使在道德沦丧的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在“踏着共产主义信徒的鲜血前进”中增强。当然这是他们自己阶级的人看到的情况，在别人看来，共产主义道德的确沦丧了。那么，要使得共产主义被自己的阶级所鄙视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呢？吉拉斯认为“必须这革命不但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而且可以说是吞噬了它本身。必须参与革命的最有头脑的人们领会到它是一个剥削阶级，它的统治是不合理的。”说得明白点就是理想是荒谬的，手段是不人道的，违背了他们的初衷。在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斗争之后，即使在最高层也会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萌芽”——“未来的大风暴已在酝酿中”。当后辈的共产党人看到手段是有问题的时候，自然就会对他们的目的产生怀疑，很简单，因为过去一切不人道的手段都是打着目的进行的，这个目的就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具体细节大家都知道（什么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国家消亡了的怪论）。
　　
　　吉拉斯认为“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个理想的目的是用非理想的、不人道的手段达成的，正如历史上没有一个自由社会是由奴隶造成的一样。最能表现目的实质及其伟大者莫过于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假如必须要用目的来替手段开脱罪恶，那么一定是这目的在实质上有卑鄙的地方”：“（如果）用目的来替手段辩护，目的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了，而手段上可怕的现实则变得越来越明显且令人无法忍受。”
　　
　　第八章本质
　　
　　在关于当代共产主义的本质探讨方面，有如下两种基本理论。
　　
　　“第一种理论认为当代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宗教。”吉拉斯认为共产主义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教会，不过是“兼而有之”。
　　
　　“第二种理论认为共产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为现代工业或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与其需要的产物。”当然这只是部分正确，共产主义产生于不发达地区，得势后就完全变质了“成为一个违反无产阶级大部分利益的剥削制度”。
　　
　　吉拉斯自己也认为说出共产主义本质是个很困难的问题，“共产主义及其本质不断地由一形态转变为另一形态”只有去研究这些转变，才能对本质做出结论。
　　
　　吉拉斯很赞同“当代共产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类型”的说法，他在此基础上分析“当代共产主义是具有三种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种极权主义。第一种是权力，第二是所有权，第三是意识形态”。对三者都能成功同时并用，只有共产主义是个例外。三者当中唯有权力是最重要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因为没有权力就没有目的，就没有手段，就没有了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其他两点都会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转变或者衰弱，明显的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不会像以往那样的自我陶醉（北朝鲜是个例外，还没开化）。
　　
　　在共产主义形态的发展上一般是三个阶段：革命的，教条的，非教条的。第一阶段是夺权；第二阶段是制度建立；第三阶段是“法治”的集体领导。按照这个分析中国目前是第三阶段。吉拉斯是以苏联的完备形态来做的理论概括，但苏联短命完蛋了，有没有第四阶段，第五阶段那就不晓得了。当然无论从学理还是逻辑上讲，三个阶段不是那么明显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非是哪个更突出一些。
　　
　　无论怎么转型，无论怎么变化，“权力是当代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化身”。权力无所不在，“正因为权力是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分，因而共产主义必须是极权的，排它的与孤立的。”
　　
　　总之，共产主义有自己的本质，不能与其他制度混淆，这方面在以往的章节中都有区分。他只能说是吸收了以往制度中恶劣的地方，但它本身却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新的社会制度”。
　　
　　（完）
　　
　　注释：第九章的“民族共产主义”与第十章的“今日世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
　　
　　民族共产主义说白了就是各个国家自己的共产主义，都打着马列旗号，喊着自己的理论，所谓的国际共产主义早就消亡了，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家忙着怎么剥削自己的国民。
　　
　　第十章的“今日世界”讲的是二战到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有兴趣的话自己找本“世界历史”翻翻。
　　
　　
　　
　　]]> 2009-10-13 13:17:00(1) <![CDATA[预装绿坝违反6项法律（转载）]]> 苏露锋 2009-6-12星期五(Friday)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7717221&idWriter=0&Key=0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06月12日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刚准备推出，热议不断，昨天有律师向工业与信息化部（下称“工信部”）申请信息公开和听证，而今天CBN获悉，又有两名教授致函国务院和国家反垄断委员会，认为工信部6月9日发布的《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违反《反垄断法》等法律，特建议予以撤销。
　　
　　CBN记者了解到，两名教授分别为著名媒介法专家魏永征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知名律师周泽。
　　
　　五大法律障碍
　　
　　在建议书中，两名教授首先对工信部的行为在法律上遇到的五点障碍进行了分析。其一，涉嫌变相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而工业与信息化部发布通知要求计算机厂家在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由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虽然无需计算机厂家支付软件使用费，但因软件使用费系由国家支付，而且只能使用一年（“通知”不提一年之后继续使用，用户是否还得交钱），实际上是变相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
　　
　　其二，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违反了《反垄断法》的规定。因为《反垄断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分别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
　　
　　开发、生产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类似的软件产品的企业之间，相互享有公平竞争的权利。目前金山等安全软件都可以提供类似功能，甚至微软vista系统也预置了相关功能。要求计算机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可能限制和排除其他同类软件经营者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经营者的竞争。这涉嫌违背《反垄断法》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其三，涉嫌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规定。计算机作为一类产品，对其产品质量，国家有着具体的标准。在计算机产品质量标准中，并无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规定。要求计算机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实际上是在计算机质量国家标准之外，另行提出了新的标准，对生产者强加了《产品质量法》之外的产品责任和义务，没有法律依据。
　　
　　其四，涉嫌违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作为商品，是否使用，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要求计算机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行为涉嫌剥夺消费者（包括直接的消费者计算机厂家及间接的消费者计算机用户）对类似软件商品的选择权。
　　
　　其五，涉嫌违背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原则。《民法通则》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分别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提供者与计算机厂家及电脑用户之间，完全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彼此之间有交易的自由，相互缔结合同应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要求计算机厂家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由郑州金惠计算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和北京大正语言知识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绿坝-花季护航”，实际上是工业与信息化部强行为计算机厂家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设定权利义务，违背了订立合同的自愿原则。同时，也使作为合同当事人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提供者与计算机厂家之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不良信息”不明确
　　
　　除了在法律问题要求国务院和反垄断委员会对之予以审查外，两名教授还分析了“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的使用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工信部发布通知称，要求计算机厂家在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目的是“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然而，在两教授看来，对什么信息是“不良信息”，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目前法律均无明确界定，相应软件的推广使用是否会将计算机用户真正需要的非“不良消息”一并过滤掉，令人忧虑。
　　
　　而且，“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只需要在青少年使用或可能使用的电脑上安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对所有计算机上安装“过滤不良信息”的软件。需知，青少年都是有监护人的，他们如果有可以过滤“不良信息”的软件就可以不考虑使用。
　　
　　另据媒体报道，一些杀毒软件也有工业与信息化部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类似功能。其中目前国内杀毒软件市场上前两名金山毒霸和瑞星杀毒软件都在其个人防火墙软件中内置了“家长保护”的操作模块除杀毒软件之外，类似天网等防火墙软件也提供类似功能。与绿坝提供类似保护功能的第三方软件从2007年已开始在互联网上出现，通过各软件下载平台均能下载到以共享或免费形式出现的类似软件。比较知名的有网络爸爸、紫电无忧家长等。上述软件的功能与“绿坝”和法国的“家长监督器”大同小异。
　　
　　除上述共享或免费软件之外，来自国内外三大PC厂商联想、戴尔和惠普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自有品牌的家用电脑中，之前也有大部分预装了类似功能的软件。
　　
　　基于上述报道的信息，两名教授认为，如果有关计算机厂商生产的计算机已经安装了其他功能与“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类似的软件，不应该再要求这些厂家删除原来的软件，重新安装“绿坝-花季护航”。
　　
　　担忧绿坝成垄断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生产商之一的金惠公司总经理张晨民说，“电脑厂商必须提供这一软件，但用户完全可以随意卸载。”如果每一台电脑上都安装上“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然后却一一被最终用户卸载了，或者大量地被卸载了，或者每个最终用户都关闭不用，那意味着国家购买软件使用权的大量资金打水漂了。
　　
　　另外，媒体还报道称，“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虽然是由计算机厂家免费安装，但免费使用的期限是一年。两名教授继续担忧，一年后如果继续收费，将由谁来交费？无论是由国家继续买单还是由消费者自己买单，软件提供者都是坐地收银，而且使后来者更无法与之竞争，终而形成垄断。
　　
　　当然，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陈英也已经通过媒体表示，工信部正计划以后每年都以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绿色上网软件，凡是技术先进、过滤不良网站效果好的软件都可以参与竞争。不过，两名教授还是认为，在“绿坝-花季护航”软件已经先行一年在所有计算机中装载，其他软件要与之竞争并确保得以使用，几乎是不可能的。
　　]]> 2009-6-12 17:09:00(0) <![CDATA[胡星斗网站被封告赢服务商（转载）]]> 苏露锋 2009-5-30星期六(Saturday)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7552576&idWriter=0&Key=0 　　
　　
　　（2009-05-30）联合早报
　　
　　●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政情观察者胡星斗受访时，一贯表情严峻的脸上难得的几次露出笑容。
　　
　　　　他刚取得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连他本人都没预料到的胜利。
　　
　　　　胡星斗今年3月起诉北京新网公司非法封闭他的网站，案子5月12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5月20日他领到正式判决书：原告胜诉。
　　
　　这是中国第一起用户为网站被封而告赢网络服务商的案例，有人形容这是国内网络审查的做法第一次遭遇有效抵抗。在过去，尽管也有网络用户为言论被审查而试图状告服务商，法院或是根本不受理，或受理了判用户败诉。
　　
　　通过这次胜诉，胡星斗索回了付给新网公司的1300元（人民币，约289新元）年服务费，此外没要求其他赔偿。
　　
　　这是与律师商量后制定的策略，不告侵权、不要求恢复网站、不要求服务商道歉，不涉及政治问题。将案子保留在纯司法，民事诉讼的层面，胡星斗表示打这场官司的目标很明确。
　　
　　　　他说：“我们的目的就要胜诉。我这次是开了一个头，以后他们关闭网站，删除文章可能要有所忌惮。这是网络法制化的开端，象征意义是很大的。”
　　
　　　　胡星斗还提醒说，虽然他们刻意地避开了政治问题，法院的判决书反而涉及政治问题。
　　
　　　　判决书上写，新网公司以非法信息为由关闭胡星斗的网站，但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哪些是非法信息，也没有证据表示新网公司履行了事先告知的责任，因此判处新网公司败诉。
　　胡星斗说：“这个判据书指明，说非法信息要拿出法律依据，但是中国是没有这样的法律，什么是非法现在都是凭中宣部、网管部门任意解释，我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来促进网络的法制化，最好是人大立法，如果不能网络立法，至少要有一个行政规则。”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就是黑箱作业，审查部门打电话，而且不留文字，口头说某某文章删除，出现了某某词给他屏蔽。”
　　
　　
　　告服务商
　　
　　目的是告网监
　　
　　　　法院判决前，新网公司曾寻求与胡星斗庭外和解，表示公司也是按苏州网监要求行事，请胡星斗体谅，但胡星斗没有接受。
　　
　　　　他对本报说：“服务商背后是网监，告服务商等于是告网监。”
　　
　　他下一步准备起诉网监，不过他预计这次要胜诉就难了，也许连法院受理的这一关都过不了。
　　
　　　　在中国，网民发表批评时政的言论，在初级敏感区域时，言论帖子被删除、屏蔽，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下达“禁令”的可能是中央部门、也可能是地方单位。这套审查方式最为人所批评的地方，其一是剥夺了民众言论自由；其次是它存在明显的任意性，缺乏法律依据。在“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删除的网络言论，实际上可能是为某个政府部门、某个地方政府遮丑，或者是庇护个别贪官污吏或权贵人士。
　　
　　胡星斗案子里所谓的“网监”，一般理解的是苏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处。新网公司3月封其网站时表明，三篇含有“非法信息”的网站文章是：胡星斗呼吁政府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书，胡星斗在一次新闻与舆论监督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一篇对官员跨国受贿却平安无事的质问。
　　新网公司也曾对境外媒体称，它是奉苏州网络监察处的通知而关闭了胡星斗的网站，并形容那是相当于一个公安局的部门。不过，苏州网监在受访时，否认与此案有关联。
　　　　目前，胡星斗的胜诉对中国网络法制化进程的意义，国内舆论界解读不一。《南方周末》日前刊登一篇评论认为他的胜诉标志中国网络法制化的开端，但是该报高级编辑鄢烈山则认为，这起案子固然令人高兴，但只是个案，不一定带有全局性意义。
　　
　　　　另一方面，曾经状告搜狐删其博客文章但不被法院受理的北京律师刘晓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则说，胡星斗因网站被封而告服务商，作为网站拥有人，他与服务商的服务关系很明确。反之，博客作者使用服务商的免费服务，他们的言论自由依然没有保障，也很难维权。
　　
　　　　刘晓原在搜狐、新浪、凤凰等多个网站都开设个人博客，去年，他的博客文章基本被删除了三分之一。
　　
　　　　谈到胡星斗案，刘晓原说：“这个案件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以后用户网站遭到无理关闭时，能够提起诉讼维权。但是说到底，拥有网站的人在网民的比例中，还是非常少数。”]]> 2009-5-30 18:19:00(0) <![CDATA[媒体人与独裁者的角力]]> 苏露锋 2009-4-19星期日(Sunday)小雨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7116774&idWriter=0&Key=0 　　媒体人与独裁者的角力
　　 ---《自由中国》的首次文祸
　　
　　苏露锋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社会，坚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媒体人是异常艰难的。局中人自然深得其味，圈外人往往不明就里。半个多世纪前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所遭遇的首次文祸，不是它与当局冲突最剧烈的一次，也不失为一个解读媒体人生存处境的好范本。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为了给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制造言论自由的假象，准许“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正式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法人代表），雷震任社长，毛水平任总编辑，殷海光等文化名人成为编委和主笔。胡适、雷震、殷海光等人素来秉持自由民主理念，他们要呼吁的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这与蒋介石维护专制统治的初衷背道而驰。《自由中国》不断突破言论禁区，越来越不为当局所容。1951年6月，它遭致了创刊以来的第一次文祸。这次只是《自由中国》和雷震们的坎坷命运的序曲，自由媒体与专制政权、独立媒体人与独裁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则显露无遗。
　　台北市区接连发生几起离奇案件，案情惊人地相似：银行非法向社会发放高利贷，民众与银行正在成交时，被特务机构“保安司令部”的特务抓住，进行严厉处罚。民众对此意见很大，普遍认为是特务机关搞的鬼。《自由中国》编委、主笔夏道平经详细调查发现了其中黑幕：“保安司令部”的特务们为了搞奖金，与银行内部的不法分子勾结而设下圈套。这是典型的“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刊发了夏道平撰写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对特务机关为非作歹的行为进行了揭露，要求政府“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此期杂志一上市，引起民众抢购。
　　这篇社论惹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特务头目彭孟缉，他下令特务将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其他人员监控起来，并派人收缴市面上的杂志。与此同时，彭向“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桢递交了批捕《自由中国》编辑人员的报告。只要吴国桢一批，他们就动手抓人。吴国桢终究没有同意。彭孟缉窝了一肚子火，仍然没有撤走布控在杂志社门口的特务，搅得职员们不得安宁。后经“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协调，彭才悻悻地撤回了监视的特务。
　　随后，彭孟缉去找蒋介石。其实，蒋介石早已看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一文，他为此事大怒，并将《自由中国》视为“敌人”。但杂志发行人是大名鼎鼎的胡适，蒋不愿为此事得罪他，需要他继续当“政治花瓶”。彭孟缉告状时，蒋一直不表态。彭从蒋的暧昧态度中认定他并不反对整《自由中国》。于是，彭委托主管宣传的国民党要人陶希圣给雷震传话，扬言如果《自由中国》不作检讨，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彭还给雷震的妻子打来威胁电话，说他要与雷震和《自由中国》算账。
　　 “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了平息此事，建议雷震在《自由中国》上登一篇道歉的文章，缓和一下矛盾，并就此事征求黄少谷的意见。黄少谷把握不准，便请示陶希圣。陶希圣说：“《自由中国》应再作一篇文章。不然，‘保安司令部’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在这一天，雷震接到了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的“警告函”，函中说，《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已引起“保安司令部”的公愤，并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自由中国》今后不得再发此类文章，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如果没有蒋介石授意，它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在各方的压力下，雷震不得已叫夏道平又写了一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文章，只是对上期社论作了些说明，并没有道歉之词，坚守《自由中国》的办刊理念。陶希圣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强辩，全无认错的意思，如果这样登出来，是在火上加油。雷震只好硬着皮头请陶亲自修改一下。当雷震取回经陶修改过的文章时，题目已改成《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原稿被砍去了三分之一，并加上了不少语句，对“保安司令部”的行为进行了辩解。
　　这篇由《自由中国》、“保安司令部”和国民党要人“合作”出来的畸胎社论，刊于《自由中国》第4卷12期。如果说这在台湾新闻史上留下了可耻的纪录，随后胡适的抗争则为媒体人增添了一抹亮色。
　　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看到寄来的最近几期《自由中国》和一些新闻报道后，非常不满，于8月11日给雷震写了一封信。一向以温和、稳健著称的胡适，这次以罕见的激烈言辞，谴责了当局迫使《自由中国》赔罪道歉的行为，他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人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他表示“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他还特别强调要将此信公开登在《自由中国》上。
　　雷震看到这封信后，深受鼓舞。9月1日，胡适的抗议信在《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登出，这给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引发了更大的政治震荡，使得《自由中国》与当局的冲突急剧升级。蒋经国、彭孟缉下令通知各书店、书摊不准销售此期刊物，并抽调大批特务上街收购《自由中国》杂志。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压制《自由中国》，国民党与特务机关精心策划了的一场批判会。9月4日，卧病在床的雷震被强行通知参加会议。会上，陶希圣、彭孟缉等人轮番对雷震进行批判。雷震这才真切地体会到，当局整天对外鼓吹台湾是“自由、民主”之地，不过是喊喊口号来欺骗世人罢了。
　　蒋介石镇压《自由中国》，引起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6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胡适对蒋抗议》，导致《自由中国》事件对国民党当局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蒋介石对此极为恼怒，但也无可奈何。他不敢让打压行动升级，否则会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危及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政权。
　　通过这次风波，雷震感到，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对胡适的言论颇为畏惧。由胡适任发行人，对《自由中国》的生存至关重要。9月7日，《自由中国》编委联名给胡适寄了一封信，将最近发生的风波详细透露给胡适，并恳请他留任发行人。胡适接受了请求。
　　后来，王世杰看到雷震与当局的关系越搞越僵，就请“行政院院长”陈诚出面协调。王与陈商议的结果是：不开除雷震的党籍，由陈诚写一封信给胡适，向胡适解释、说明台湾近年来的管制措施，《自由中国》在第5卷第6期上公开刊登此信，以化解各界对胡适抗议信的“误解”。雷震觉得这个意见对《自由中国》没有大害，事态也可平息，便同意了。
　　胡适收到陈诚的信后，相信实际情况绝不是信中说的那样，为了把情况弄清，9月11日，胡适又给《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等人写了一封信，特意询问“《自由中国》（刊登胡适抗议信的第5卷第5期）是否真有被禁发售的事”。雷震觉得胡适是杂志的发行人，应该将实情告诉他。为防国民党及特务机关的报复，雷震托香港友人给胡适发了电报，告知《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胡适收到这封没有署名的电报，心里明白了一切。胡适后来虽再未提及此事，却通过这件事深深感受到，雷震、毛水平、夏道平他们今后还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麻烦，台湾争取自由民主任重而道远。
　　胡适曾在《自由中国》创刊号《〈自由中国〉的宗旨》中写道：“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且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中国》与雷震们没有因横遭文祸而改变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理念。一方面，他们仍然不断揭露、批判蒋介石的专制统治，继续宣传自由民主思想。另一方面，他们从“坐而言”升华到“起而行”，积极投入现实政治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准备以组织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这无疑触犯了独裁者的大忌。
　　 1960年10月，蒋介石撕下民主的伪装，捏造罪名将雷震等人抓捕入狱，《自由中国》也连带被封杀。蒋介石虽不敢对胡适有什么实际行动，但此事对胡适打击很大，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1962年2月，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自由中国》和雷震等人当时虽不得善终，倒成了台湾思想启蒙的文化源泉和日后民主运动的精神宝塔。
　　
　　（2009年3月4日）
　　
　　
　　
　　]]> 2009-4-19 8:17:00(0) <![CDATA[近期购书]]> 苏露锋 2009-4-11星期六(Saturday)小雨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7035524&idWriter=0&Key=0 　　　　
　　近段时间购书不少，有折扣多的旧书，也有折扣少、让人割肉的新书：
　　《周扬与冯雪峰》，徐庆全著，湖北人民2005年版，原价28元，四折购入；
　　《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杜正文著，上海人民2007年版，原价36元，四折购入。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李金铨主编，广西师大2008年版，原价36元，八折购入。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美）拉铁摩尔著，江苏人民2008年版，原价34元，八折购入。
　　《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美）彼得-卡赞斯坦著，八折购入。
　　《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美)柯瑞-罗宾著，复旦大学2007年版，八折购入。
　　《国际冷战史研究》第一辑，李丹慧主编，华东师大2004年版，原价34.8元，五折购入。
　　《“高陶事件”始末》，陶恒生著，湖北人民2003年版，原价35元，四折购入。
　　《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美）曼库尔-奥尔森著，商务2001年版，原价15元，五折购入。
　　《战略领导论》，（俄）安-阿-科科申著，军事科学2007年版，原价40元，八五折购入。
　　《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著，大众文艺2009年版，原价78元，五折购入。
　　《史学通论》，（日）浮田和民著，华东师大2007年版，原价35元，五折购入。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美）李丹著，江苏人民2008年版，原价37元，八折购入。
　　《熊希龄传》，周秋光著，百花文艺2006年版，原价30元，五折购入。
　　《中共与国民党地方势力关系史》，唐纯亮主编，人民1995年版，原价19元，五折购入。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楠著，中国社科2005年版，原价18元，八五折购入。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吴冰冰著，中国社科2004年版，原价30元，五折购入。
　　《中国方术考》，李零著，东方2001年版，原价38元，五折购入。
　　《中国方术续考》，李零著，东方2001年版，原价38元，五折购入。
　　《杜威五大演讲》，（美）杜威著，安徽教育2005年版，原价28元，四折购入。
　　《明代书论》，潘运告编著，湖南美术2002年版，原价26元，五折购入。
　　《书法美学》，陈振廉著，山东人民2007年版，原价36元，五折购入。
　　《唐诗与政治》，孙琴安著，上海人民2003年版，原价21元，五折购入。
　　《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邱振中著，中国人大2006年版，原价24元，五折购入。
　　《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王晓渔著，上海人民2007年版，原价20元，五折购入。
　　《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方平著，上海人民2007年版，原价29元，五折购入。
　　《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李世众著，上海人民2006年版，原价29.6元，五折购入。
　　《果壳里的帝国——洲际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吴家祥著，华东师大2005年版，原价22元，八折购入。
　　《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鞠海涛著，九州2004年版，原价25元，八五折购入。
　　《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冯贤亮著，上海人民2002年版，原价36元，五折购入。
　　《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英）克里斯托弗-希尔著，上海世纪2007年版，原价36元，八五折购入。
　　《大国政治的悲剧》，（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上海世纪2008年版，原价46元，八五折购入。
　　
　　
　　
　　]]> 2009-4-17 9:16:00(1) <![CDATA[从“臣民”到“公民”的距离]]> 苏露锋 2009-3-28星期六(Saturday)小雨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6894564&idWriter=0&Key=0 　　
　　
　　（此文发于《公民社会评论》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标题改为《瑕瑜并存的湖南公民社会》）
　　
　　从“臣民”到“公民”的距离
　　　 ------湖南公民社会成长点滴
　　
　　　　苏露锋
　　
　　　　 1978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几乎是体制内外人士的共识。从此，中国这艘承载着荣光和苦难的古老大船，被市场化的潮流所挟裹，一路颠簸向前。在为近现代中国的发轫和奠基贡献了先知先觉者的三湘热土上，公民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嫩芽，也沐浴着市场化的春风在潜滋暗长。
　　　作为湘北古城岳阳，曾因范仲淹《岳阳楼记》一文而名动天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起了历代许多仁人志士的忧国爱民情怀。进入21世纪，2003年那场“重选市长”风波再次让岳阳名闻遐迩。
　　　　2003年元旦那天下午，在岳阳市委中心礼堂内举行的市长选举中，唯一候选人、上届市长罗碧升竟因票数未过半而落选。这个意外几乎超出了现场所有人的经验。难怪结果公布后长达十五分钟，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根据以往惯例和当下政治生态，罗碧升当选应该没有悬念。然而，省委推荐的市长唯一候选人竟然落选了。这不仅在岳阳、湖南乃至全国的政治生活中都绝无仅有。在新年第一天，岳阳人大代表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罗碧升成了新闻人物，也在不经意间创造了历史。民众参与政治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衡量公民社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笔者无法考证岳阳人大代表当时的动机。但从他们对政治“显规则”说“不”，变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的自觉中，我看到了公民精神的一线烛光。
　　如果说岳阳人大代表用选票说“不”是公民意识的一次集体觉醒，长沙“刁民”陈洪则是试图突围霸权话语、进行网络维权的个人典型。
　　陈洪本来是个默默无闻的下岗工人，因上书市长而一夜成名。2003年长沙市开始禁止摩托车上路。靠摩托车载客营生的陈洪一下子断了生路。他给长沙市长谭仲池写了一封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登在当地政府部门主办的红网上，落款是“长沙刁民陈洪”。在信中，陈洪批评了政府部门的不合理政策和一些社会不平现象，文字合情入理有节。长沙市长谭仲池一次在会上公开对这封信的内容给予了肯定，并表示“这封信在我从政生涯中，将是我的良师益友”。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后，一时风靡网络。
　　成名后，陈洪仍以网络为平台，发表了许多与政府决策有关的建议。他还开设了“长沙刁民陈洪”的专用博客，就一些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发出声音。博客点击率以几何级数字攀升，目前已高达220多万人次。从2006年开始，他的影响力开始蔓延到传统媒体。《半月谈》、《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关于他的专题报道，被转载得铺天盖地。不仅如此。陈洪先后多次参与就“禁摩”问题的行政诉讼。据笔者对陈洪的接触和了解，他对中国社会法治环境不乏清醒认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他在每次诉讼之前都料到败诉的结果，但他还是要坚持。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间接的效果还是有的，至少在其它方面政府再制定有关规定时会引起注意。” 从个人维权到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陈洪开始了从“市民”到“公民”的重要转变。
　　当然，这种变化不只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一些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越来越公民化和民主化。陈洪虽自称“刁民”，但长沙市长谭仲池没有把他当“刁民”。他没有居高临下地训斥，或干脆不理不睬，而是进行正面回应，平等地展开对话。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但普通民众要有公民意识，也需要管理者有宽容、平和的公民心态。官与民的良性互动是建构公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民众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社会运动开始勃兴。进入21世纪以来，湖南的社会运动呈燎原之势。近5年，具有影响力的规模性社会运动，即官方所称的“群体性事件”就有10多起。这还只是媒介已经披露的，实际上可能更多。
　　归纳起来，湖南社会运动具有六个特征。一是运动形式多样化。有罢运、罢课、上访、堵路、示威、静坐等多种形式。二是波及面广。2004年以来，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相继在长沙市、邵东县、耒阳市、永州市、湘阴县、洪江市等地轮番上演。发生地既有繁荣的都市，也有偏僻的乡镇。三是运动规模大。参加人数多的在万人以上，一般也有几千人。如2004年9月长沙市城区有1万余台出租车、2万余名司机参加了罢运。2008年12月在邵阳县爆发的罢课运动中，有1万多名老师参加。四是有各地相互协调、跨区域统一行动的趋势。2008年6月，岳阳、常德、长沙、湘潭、邵阳和娄底六个地区十个县市的民办教师代表联合行动，齐聚省会长沙上访，要求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五是各地运动爆发的时间较为集中。在2008年最后两个月，就有新化县、新宁县、隆回县、邵阳县、新田县等多地发生教师罢课事件。六是运动的起因虽是经济利益，但矛头多指向政府部门。2008年12月邵阳县罢课的主因，是老师们没有领到每年一万多元的津贴。他们认为政府财政不透明，津贴是被官员侵占了。在2008年9月吉首市集资户围堵铁路事件中，有人认为当地百余官员参与了非法集资。政府税费过重、市场管理混乱是大多数出租车司机罢运的主因。通过集体行动施压后，有些政府部门不得不作出让步，惩治失职者和腐败行为，出台利民政策，补偿利益受损者。
　　公民意识是消解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有效力量，而社会运动则是解构全能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公民意识推进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强化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和社会运动的并行发展，为湖南建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但不容乐观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把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当成“刁民”来压制。岳阳“重选市长”事件被外地媒体炒得如火如荼，而当地媒体却避而不谈。陈洪成名后，关于他的报道铺天盖地，而在当地媒体上却销声匿迹。特别是本地的“群体性事件”，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基本上是报道禁区。有媒体人戏言：“地球人都知道，只有湖南人民不知道！”不仅如此。一些社会运动的领头者纷纷遭到打压。这是某些官员仍有“臣民意识”在作祟，他们对所谓的“刁民”仍然持有戒心。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或因贪图小利而甘愿作“臣民”，或因担心风险而惮于做“公民”。即使一些敢于对官员和政策说“不”的民众，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陈洪把“只谈民生，不谈民主”作为话语底线，就是这种心理的曲折反映。在岳阳人大代表用选票否定市长候选人罗碧升后，省委再次“推荐”了他。人大代表最终只得选罗碧升当市长。有人大代表事后无可奈何地说：“对是否确定罗碧升为正式候选人再次进行了表决时，采取的是现场举手的方式。”岳阳人大代表这次没能坚持说“不”，错失了再次创造历史的良机。
　　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管理者，要彻底去掉“臣民意识”，真正地树立起“公民意识”，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先行者们披荆斩棘，已为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行。在三湘乃至神州大地上，公民精神花开遍地、公民社会大树参天已不只是一个梦想。
　　
　　 (2009年2月5日)
　　]]> 2009-3-28 9:56:00(0) <![CDATA[中国的反封建远未完成]]> 苏露锋 2009-3-2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6632386&idWriter=0&Key=0 　　（在网上偶然看到评论拙作的的文章，现贴于此。）
　　
　　
　　中国的反封建远未完成
　　---- 读苏露锋先生《“隐形世袭”——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作者：韋臻出处：敏思博客
　　
　　中国反封建远未完成。这个论题很早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有价值的论题永远是基于事实提出的。关于这个论题，至少有两种不可否定的事实。第一种事实是：封建意识形态中的病态的隐形细胞还在遗传，并形成恶性的肿瘤，它普遍的保留在社会的肌体中；第二种事实是：矫枉过正，反封建反过了头，需要返身就正。对于这两种事实，人们已经渐渐觉察，社会有识之士更是对之深感不安。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苏露锋先生的《“隐形世袭”——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说的是第一种事实。他发现了封建世袭制度的残余在当代潜于暗处疯狂滋长的事实，权力荫庇的裙带关系的普遍泛滥，并取名于实，创造了 “隐形世袭” 这个让人不安的名词，并断言：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隐形世袭”所造成，这个论断是否完全正确，暂且可以保留，但是他绝对是揭示了社会隐忍的大痛楚。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理性思考，出于博大的政治和人文关怀。这种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的然可贵，他怀着深切的忧患呼吁：
　　 “历史经验无数次地证明，要避免秩序危机的发生，根本在于促进社会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就目前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要改革产生目前这种权力（或利益）获取途径的“潜规则”的制度，拆掉孕育“隐形世袭”的温床，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职务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开放，让每个公民都有公平竞争、实现自身价值的宽阔舞台，也把一些有能力、有公心的人推到管理者岗位上来。这样才能形成选择和淘汰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的良性机制，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他力图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普遍民主和正义的价值取向，寻求实现社会平等的有效途径——制度改革，当然，这种方法论不是新的发明，因为制度改革一直就是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甚至越讨论越成为流于形式的空洞。但是这种直指政治的腰眼的道德勇气，是很难能可贵的。
　　苏露锋先生有敏锐的当代法制意识，从法制的绝对制高点，循《宪法》中“社会主义”的名责“隐形世袭”的实，断言“隐形世袭”之非法：
　　 “在传统的专制和等级社会，帝位、王位、爵位等世代相传具有合法性，称作世袭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既然国家根本大法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世袭在当今中国就没有合法性。
　　他肯定： “隐形世袭”的权力，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裙带关系的有权人所赐。这不合于宪法的精神。
　　他同时也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指出“隐形世袭”的非正义。他赞同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的观念。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引起全球社会的共鸣，代表着当代非常普遍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价值的取向和追求。
　　罗尔斯的公平的正义的要义——“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基于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苏露锋先生对“隐形世袭”的非正义做出毫不含糊的判断：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的涵义具体体现在机会对每个社会成员平等，包括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隐形世袭’是对这两个平等原则的严重背离。”
　　苏露锋先生还断言：“隐形世袭”泛滥会直接造成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对立，从而带来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严重危机。我以为这绝对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因为危机就潜伏在那里，人们缄默，但人们心里明白，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大都是对非正义政治司空见惯以后保持一种无奈的沉默和忍让乃至于麻木。
　　受苏露锋先生的启发，我重复开篇的话：中国反封建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隐形世袭”是社会文明的倒退，是对民主和正义政治的反动。哪一天完成了，那一天就是社会正义和民主的开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2009-3-2 11:50:00(0) <![CDATA[罢工权的回归]]> 苏露锋 2008-11-23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5848678&idWriter=0&Key=0 　　罢工权的回归
　　
　　苏露锋
　　
　　以前发生罢工事件，主要是从网络上传播开来的。对官方媒体来说，此类事件基本上是报道禁区。即使是先在网上传播，官方媒体为了引导舆论刊登相关报道，也是语焉不详。而且，罢工的结果大多是为头者被抓，罢工诉求泡汤。引人注目的是，近日在重庆等地发生的罢运事件，其传播方式和处理结果有了显著的变化。
　　从11月3日5时30分开始，重庆市主城区8000余辆出租车出现集体停工罢运。《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11月4日8:36转发了新华社通稿，而此时罢运仍如火如荼。罢运的消息一时风靡网络。这也自然成了第二天报纸的主打内容。受此影响，罢运事件相继在海南三亚、甘肃永登、云南大理、广东汕头等地轮番上演。中央官方媒体均及时作了报道。迫于舆论等各方面压力，一些地方政府迅速出台措施，纷纷弥补劳动者损失，罢免失职的管理者，以平息罢运事件。
　　不管是出于主动引导舆论的宣传需要，还是中央希望通过媒体加压督促地方政府改善治理，中央媒体对地方罢运事件的史无前例的报道，实际上间接地肯定了罢工这种维权方式的合法性。对罢工的间接肯定，是罢工权回归劳动者的开始。
　　罢工权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权罢工”。我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通过了这个国际公约。这一国际法规定从此在我国生效。
　　　　罢工权在我国宪法中的遭遇也是一波三折。1949年后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没有规定罢工自由。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而1982年宪法却开了历史倒车，取消了罢工权。此后至今，我国宪法中没有罢工权的规定，这从宪法上剥夺了劳动者的罢工权。这一立法缺陷已明显不能适应时代需要。
　　 1982年宪法取消了罢工权的理由是：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都是公有制的，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是一致的，不需要通过罢工来解决问题；二是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劳动争议不可能存在，或者不存在劳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罢工这种对抗性的斗争方式解决。当时的企业与职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姑且不论。但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已今非昔比。现如今，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并存。在民营、外资企业，劳、资双方常常是利益冲突的主体，资方侵害劳动者权益而引发剧烈冲突之事时有发生。即使是在国有企业，管理者侵害劳动者权益之事也屡见不鲜。因此，取消罢工权的理由已不复存在。
　　而且，相对企业和资方来说，劳动者个体明显处于弱势。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相关法律不健全，资本与权力勾结严重，劳动者的权益往往难以通过行政和司法途径得到保障。罢工权的行使，是劳动者维护权益的有效救济手段。重庆出租车司机个体对层层盘剥无可奈何，通过集体罢运，出租汽车公司最终降低了“份儿钱”。通过同样的途径，海南三亚出租车司机也获得“退还承包金”的承诺。集体罢工的效应远不在此，它还能对其它地区的同行构成鼓励，而对管理者和资方构成预期压力。就在全国多个城市罢运的关头，广州也在酝酿一场罢运。当地政府吸取外地教训，在有关部门密切关注下，以公司3个月累计发放1500元补贴的措施化解，原定11月15日的罢运行动没有发生。集体罢工的蝴蝶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也许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1992年制定的《工会法》第27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对于职工的合理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予以解决。工会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做好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秩序。”其中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可以理解为罢工，因此，这一法律规定被认为默认了罢工权。而且，在法律责任中也没有禁止罢工或者罢工要承担否定性法律后果的规定。这些是在法律上对工人罢工权的间接性肯定。但这远远不够，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劳动者罢工权的行使。
　　罢运事件发生后，有学者提出“罢工权可否合法化值得研究”。现在应该研究的不是罢工权合法化的“可否”，而是“如何”合法化，怎样让罢工权落到实处。从目前来看，关键是要将罢工权这一劳动者神圣的权力写进宪法，并配以相应的制度保障，让罢工权真正回归劳动者。
　　
　　（2008年11月23日于长沙）
　　　
　　
　　
　　
　　]]> 2009-6-9 21:34:00(1) <![CDATA[大陆民主化与台湾问题]]> 苏露锋 2008-10-12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5477241&idWriter=0&Key=0 　　大陆民主化与台湾问题
　　 ——关于“民主化与中国崛起”系列之二
　　
　　苏露锋
　　
　　因地缘战略、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影响，大陆与台湾统一是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用战略学者张文木的话说，“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事物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以大中华民族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工具的大陆执政党，不仅把统一台湾的口号时刻挂在嘴边，而且用《反分裂国家法》和导弹部署给台独势力划出最后的底线。
　　像李光耀使新加坡独立而成为“新加坡之父”一样，梦想从“台湾之子”升格为“台湾之父”的陈水扁，上台后分裂动作不断，导致海峡局势警报频频。马英九上台后，台湾局势暂趋平缓。马英九祖籍湖南，此地素有“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湖湘文化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一脉。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马英九，认同大中华的价值观，中国统一同样是他的文化情结和民族情结。因为有“大中华”这个公约数，不仅两岸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日益深广，而且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官方交流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但不可忽视的是，马英九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西方价值观已融入了他的血液。而且，作为台湾民主化进程的亲历者，民主自由已成为他的生活习惯和身体力行的准则。因此可以说，马英九在精神和气质上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混血儿。在他的身上同时包含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价值。他一方面认同中国统一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却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划定前提，即大陆民主化。
　　这并不是马英九个人的一厢情愿。他是被民众推上历史主席台的。59%的得票率说明了马英九在台湾的广泛民意基础。但这不是台湾民众不满意陈水扁的腐败和无能，而因马英九素有“不粘锅”美誉那么简单。马英九甫任国民党主席，就提出了“民主统一”的口号；在台湾大选过程中，他多次强调对自由和民主价值的认同。这既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也是出于拉选票的策略选择。
　　历经蒋介石的专制统治、蒋经国的威权统治，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主化，当前台湾主流社会已认同自由和民主的普世价值。与自由和民主拉开距离，就是自绝于台湾民众。而且，陈水扁等民进党一帮人就是在反对蒋经国的威权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中积累政治资本的，从而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赢得大选。而马英九的强劲对手谢长廷，就是当年民进党“美丽岛政团”的主将之一。马英九对自由民主价值的强调，是为了弱化专制国民党在历史上带给他的政治负资产，从而迎合台湾民众的民主意识。即使是在当选后的就职演说中，他也不忘强调“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
　　在民进党人身上，既有自由主义的西方价值观，也有族群主义的台独意识。通过8年的治理，陈水扁当局的腐败与无能，渐渐消解了民进党在威权时代积累的政治声望。他们不断制造台海危机的台独政策，尤其让渴望和平的台湾民众深感不安。当年，台湾人抛弃国民党，是抛弃它的专制和腐败；选择民进党，是选择它的民主预期。现在，台湾人抛弃民进党，是抛弃它的台独意识；选择国民党，除了选择和平的两岸政策外，还有它的民主理念。国民党经过多次改革和人事上的更新换代，昔日的专制政党已经蝶变为民主政党。台湾人要的是和平与民主二者兼得。因此，马英九为两岸统一划定的前提——大陆民主化，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台湾人接受统一的底线。
　　国土统一的方式无非就是武力与和平两种。对海峡两岸而言，武力统一台湾是最得不偿失的下下策。一方面，战争不仅使两岸近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化为灰烬，双方在物质上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会加深两岸同胞的心理隔阂，甚至是制造新的仇恨，为台独意识培育温床，只会使台湾离大陆愈来愈远。而且，美国在台湾地区存在重大地缘战略利益，如果台海燃起战火，它很可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使台海纷争增加更多变数。台海战争也因美国的参与导致中美两个大国直接对阵而变得错综复杂。这将从根本上影响到今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战略格局的重新调整。这对还处在韬光养晦时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参与世界事务的中国来说，是最忌讳和最不愿看到的。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考量，大陆执政党的两岸政策选择了和平统一。这无疑是明智之举。像男女恋爱一样，既然不能强拉硬扯，就只能靠自身的吸引力。政治实体最大的吸引力无疑是政治制度优势。或者说在同等先进的政治制度条件下，在文化和经济上保持强大的吸引力。但在政治制度层面，大陆远远落后于台湾：台湾已与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接轨，实现了政党轮换和民选领导人；而大陆仍然没有走出“打江山、坐江山”和“指定接班人”的传统政治窠臼。已经接受民主洗礼的台湾人，一方面对大陆的经济潜力有极大兴趣，另一方面却对大陆在政治上保持相当高的警惕，他们担心两岸统一会消解来之不易的民主福利。
　　其实胸怀中国统一情结的马英九，不仅争分夺秒地加强与大陆的交流与合作，也在带领台湾与大陆争分夺秒地竞赛。他一方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又为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动作不断，如最近的谋求“温和入联”。但这与陈水扁谋求台独有本质区别。马英九是在谋求加大台湾与大陆谈判的权重和筹码，也是在为中国统一后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作准备。他是在为当选民主大中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而未雨绸缪。马英九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施政重点，是要让台湾人看到他的能力和政绩，从而顺利实现连任。倘若马英九连任如愿以偿，他在第二任期内必将加强与大陆的政治对话，甚至是推动进行实质性的政治谈判。
　　和平统一中国不仅是大陆执政党和广大民众的政治诉求，也是以马英九为代表的部分台湾人的共同心愿。在今后八年时间里，台海局势很可能保持相对平稳，正是大陆执政党排除干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缩小与台湾体制差距，增强软实力和向心力的黄金时期。如果能好好把握这个契机，台湾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统一了台湾，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就有了“第一张资格认证书”。
　　
　　（2008年9月20日于长沙）
　　
　　
　　]]> 2008-10-12 9:51:00(0) <![CDATA[民主合法性与国家稳定发展]]> 苏露锋 2008-9-26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5334065&idWriter=0&Key=0 　　民主合法性与国家稳定发展
　　　 ——关于“民主化与中国崛起”系列之一
　　
　　苏露锋
　　
　　　北京举办奥运会声势空前，让国人好好炫耀了一把，也引起西方的紧张和疑惧。于是，关于中国崛起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或“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其实，如果中国不变革现有的政治制度，扬言或担心中国之崛起，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杞人忧天。
　　　从根本上而言，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著名国际战略学者、娴熟大国崛起历史的时殷弘先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他说，建立起民主和法治制度，甚至逐渐形成民主和法治传统，是中国在成为伟大强国过程中必须的基本创新。[1]　
　　中国要成为伟大强国有三个绕不过的“坎”：一是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二是台湾问题；三是国际环境。可以说，民主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一把总钥匙。本文探讨民主与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问题。
　　　近30年来，中国大陆取得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一些学者将这些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权威主义统治。这有一定的道理。权威主义的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用强权控制稳定。像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大陆（以下“中国”即“中国大陆”）也经历了严酷的集权统治，但换来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安定环境。其二是推进经济发展。国家权威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导作用的角色。
　　　但是，权威主义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在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权威政治的积极作用大于负面效应，而在此后，威权政治的危害和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主要表现是权力损害市场制度原则。政府介入经济生活过于深广，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化在客观上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加上集中而强大的权力，因而比一般的政治体制更容易滋生腐败。而制度性腐败则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有人认为腐败是传统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推进改革的润滑剂，但这更是损害执政党统治合法性的腐蚀剂。
　　　古往今来，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合法性大体可分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政绩合法性、民主合法性三种形式。苏联东欧剧变以前，中国执政党主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维护统治，倚重的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真理的依据。此后中国执政党虽不断修改意识形态以适应新形势，但更倾向政绩合法性，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谋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弥补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不足。但这种政绩合法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权威主义统治前期，即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改善社会状况。如200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高达8%，但在这一年里，贫富和就业状况都没有明显的改善。[2]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据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大陆0.4%的家庭（150万个)占有全国财富的70%。【3】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情况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显然中国已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近段时间来，贫富两极分化仍在加剧，用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话说，已经形成了“断裂社会”。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大多数暴富者并不清白，他们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利用自己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腐蚀政府官员，获得特权攫取暴利才得以致富。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时地将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担心的权贵资本主义。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由权贵主导而肥己的改革。甚至有人认为，194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打下江山的新权贵先将私有财产国有化，再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历史。这让普通老百姓觉得改革离他们愈来愈远。特别是对改革“基本不成功”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老百姓尤有切肤之感。
　　腐败滋生、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等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原来我们推了半天，都是为别人作了嫁衣。这不仅使民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也引起他们与执政者在心理上的对立，降低了社会认同感，从而为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酝酿心理基础。官民之间尤其是警民之间的矛盾在加剧，冲突不断涌现。上访、集会、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从１９９３年的0.87万起增加到２００6年的６万多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4]特别是近段时间来，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群体事件不断爆发，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事因从个人利益受损上升到对体制的不满。贵州瓮安事件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这不仅使生产力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民众对统治权威的不断挑战也使执政者的政绩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是国家维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政绩合法性的相继流失，使建立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出来。根据现代政治理论，民主合法性是国家获取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威的最终来源，公众、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政治组织对民主合法性的认同是民主巩固的重要因素。
　　中国执政党也意识到了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和民主合法性的重要性，这从最近官方的一些动作和声音可以看出，如今年5月深圳出台了“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声称将差额选举市长；今年7月贵阳开始对4县区党委书记实行公推公选；今年9月初湖南省委书记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说要“还权于民”。但这主要还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说仅仅是民主进程的起始。
　　民主化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民主不仅使国家政权获得各个阶层的高度认同，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使国家真正具有全面的发展效率，大大有助于保证社会真正可持续地稳定和富有活力。时不待我。执政党若能从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崛起的历史高度，加大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则是民族之幸，国家之福！
　　（200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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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时殷弘：《战略问题三十篇——中国对外战略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142页
　　[2]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12月版，第3页
　　[3]《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
　　[4]《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０8年9月8日
　　
　　
　　
　　
　　]]> 2008-9-26 9:50:00(0) <![CDATA[666]]> 苏露锋 2008-9-21星期日(Su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5236518&idWriter=0&Key=0 　　]]> 2008-9-21 20:23:00(0) <![CDATA[前苏联高官叛逃：只因不愿继续做伪君子（转载）]]> 苏露锋 2008-9-10星期三(Wednes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5109887&idWriter=0&Key=0 　　（转载，资料保存）
　　
　　原载中国经济网 2008年09月10日
　　
　　前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1978年在联合国副秘书长任内，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国定居。这在当时一下子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女人、酗酒、金钱等等。6年以后，舍甫琴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愿继续做一个伪君子。
　　
　　确实，单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给舍甫琴科的“决裂”行动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他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入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
　　
　　舍氏描述说，苏联的高干阶层“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当我成为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之后，对给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优惠感到又惊又喜。” 这个阶层“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和大多数群众之间，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女儿伊米莉亚有一次对他说:“我的父亲住在天上，二十五年来，他从来没有到莫斯科街上去过。他看到的只是车窗外的景色。”还有一点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刚刚43岁，是葛罗米柯的红人，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既然生活优裕，前程远大，有什么必要玩这种“危险的俄罗斯轮盘赌”呢？舍氏写到，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是，正是他的晋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特权在驱使他变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1970年，他在刚满40岁时，被葛罗米柯任命为自己的私人政治顾问，开始介入苏联最高层的政治生活，“看到了苏联领导人的真面目，而不是他们希望别人看到的形象”。他惊讶的发现，“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
　　苏联的特权阶层“虽然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舍氏这样描述这个阶层:“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舍氏认为，这种言行分裂状况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对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
　　
　　舍甫琴科在书中写道:“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他的同事中有的因酗酒丧命，有的发疯，更多的日益变的麻木和玩世不恭，甚至习惯了这种两面派的生活，而他自己在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叛逃毕竟是不光彩的。我相信，舍甫琴科用这样的理由解释自己叛逃的原因，无疑有为自己辩解的考虑，但他对前苏联特权阶层精神状态的描述，应该说还是准确的——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和舍甫琴科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他还是过低估计了“这种普遍的精神分裂”对苏联的危害。他在这本书的最后断言:苏联并不会很快解体。但仅仅过了7年，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国家”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 2008-12-2 14:26:00(1) <![CDATA[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博弈]]> 苏露锋 2008-8-29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4903507&idWriter=0&Key=0 　　　　　　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博弈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矛盾探因
　　　　
　　　　　　苏露锋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在南奥塞梯的军事冲突，虽以双方签署停火协议而暂告一个段落，但双方的政治格斗才刚刚开始。在签署停火协议的前一天，格鲁吉亚议会就全票通过了退出独联体的决议。如果说以前俄、格的矛盾因各种因素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南奥塞梯战火则烧掉了这层面纱。从历史和地缘来看，格俄之间的矛盾，实质是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矛盾。
　　　　　　
　　　　　　一、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的历史积怨
　　　　　　
　　　　　　格、俄的矛盾由来已久，这主要源于历史上俄罗斯一直觊觎和蹂躏着格鲁吉亚的领土和主权。格鲁吉亚是外高加索的古老民族之一。早在8至9世纪初，格鲁吉亚人建立的封建公国就被沙皇俄国兼并。沙皇政府长期对少数民族实行殖民统治，在俄罗斯民族中间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大俄罗斯人极端蔑视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认为他们都是落后的“异族人”，称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人为“蛮子”，表现出了大俄罗斯民族的极端傲慢态度。
　　　　　　十月革命之后，格鲁吉亚一度宣布独立，但不久就被苏俄红军占领，1922年底被并入苏联。苏联继承了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和帝国意识。当时，格鲁吉亚在联盟组建时就要求民族平等和自主，带头抵制和反对斯大林的所谓“自治化”方案。据此方案，格鲁吉亚将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苏联。这意味着其不再同俄罗斯联邦处于平等地位，所享有的独立权也将被取消。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初，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就极力阻扰苏维埃的建立。斯大林的错误政策，虽然后来由于列宁的干预而纠正了过来，但斯大林主持制订的新方案却仍然粗暴地规定外高加索联邦整体加入苏联，而不是外高加索各共和国分别加入。这样，格鲁吉亚被降了一级，不能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等处于同等地位。虽然格鲁吉亚后来作为独立的共和国加入苏联，但这却给格鲁吉亚人带来了厄运。
　　　　　　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的矛盾，不仅地体现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在斯大林个人身上也有生动的表现。
　　　　　　一方面，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难免在民族情感上偏向格鲁吉亚。他在当政期间大力提拔其格鲁吉亚同胞，贝利亚是其典型。即使赫鲁晓夫时代之后，格鲁吉亚人仍然在苏联上层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为其代表。这种在苏联上层重要的影响力，使得格鲁吉亚一直沾光，它是苏联瓦解之前最富庶的加盟共和国之一。1925年斯大林还曾计划将南、北奥塞梯合并，将其划归格鲁吉亚。但由于俄共中央东南局领导人米高扬（亚美尼亚人）等人的反对，这一计划才没有实现。
　　　　　　另一方面，斯大林以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导师自居，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起以苏联为主导的全球“红色乌托邦”。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斯大林身上已经膨胀为“世界共产沙文主义”。胸有“宏图大志”的斯大林自然不会为民族情感所囿，当格鲁吉亚人挑战苏联的权威时，他便露出冷酷、残暴的一面。1924年，他下令处死了格鲁吉亚争取民族独立的5000个武装叛乱者。在俄共（布）十二大会议上，主张入盟平等的格鲁吉亚人穆吉万尼等领导人被打成“民族主义集团”，他们中的大多数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枪决。斯大林的残暴做法，在格鲁吉亚人的心灵烙下深刻的民族创伤，格与俄的积怨不断加深。
　　　　　　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仍然喋喋不休地歌颂沙俄帝国的历史，宣扬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民族和领导民族”，一味夸大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功绩，将俄罗斯联邦凌驾在格鲁吉亚等其它加盟共和国之上，赋予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主导地位，把其它众多少数民族置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地伤害了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的感情，激起他们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强烈不满，从而在民族关系中埋下了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错误地估计苏联民族关系状况，对潜伏的民族矛盾认识不足，特别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危害性缺乏清醒认识，因此，他推行的错误民族政策引发了民族矛盾大爆发。
　　　　　　1985年以后，由于多年积累的民族矛盾激化，格鲁吉亚独立运动加剧，1991年4月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成了苏联最早宣布独立的共和国之一，随后其他共和国也纷纷效仿。从一定程度上说，俄苏因推行大国沙文主义而与格鲁吉亚等少数民族结下的历史积怨，引发了苏联崩溃的多米诺骨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原苏联范围内重建实力范围，积极谋求经济和军事上的利益。经济上，俄罗斯是格鲁吉亚的主要能源供应者和市场。格鲁吉亚在经济上有求于俄罗斯，而后者常常利用手中的能源，对格鲁吉亚施加压力。在军事上，俄罗斯派遣几千军人进驻格鲁吉亚。但这并没有阻挡格鲁吉亚摆脱俄罗斯控制的步伐。为了抹去往日的阴影，格鲁吉亚1995年8月通过新宪法将国名定为“格鲁吉亚”。至此，格鲁吉亚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格鲁吉亚“疏俄亲美”的战略考量
　　　　　　
　　　　　　独立后的格鲁吉亚积极靠近美欧。美欧也因格鲁吉亚对俄罗斯实施战略包抄有重要地缘价值，而对其极尽拉拢之能事。然而，格鲁吉亚因与俄罗斯有割不断的历史、地理因缘，以及在经济上依赖俄罗斯，尤其在电力、石油、天然气等基本能源的供应方面离不开俄罗斯，独立后的格鲁吉亚仍然加入了由俄主导的独联体。一直以来，俄罗斯为了维持“精神上的帝国版图”，也为了防止格鲁吉亚倒入美欧怀抱，它凭借独联体这个统战工具，利用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等民族问题，把大国沙文主义的触须频频伸入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的第二年即1994年，俄罗斯便以受独联体委派的名义，派军队进驻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并在格鲁吉亚保留四处军事基地。在最近南奥塞梯战火燃起之前，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仍各有约1500至2000人的驻军。用斯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负责人科尔奈的话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是把这些领土（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格鲁吉亚人对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有挥之不去的恐惧。俄罗斯与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两地方当局关系密切，格鲁吉亚经常指责俄驻军暗中支持它们搞独立，将其视为对格领土的占领。谢瓦尔德纳泽担任格鲁吉亚领导人期间，一直奉行亲美欧远俄罗斯的政策，要求俄撤走在格的军事基地。
　　　　　　格鲁吉亚在疏远俄罗斯的同时，加快了倒向美欧的步伐。格鲁吉亚一度是美国除以色列之外的第二大受援国。“9•１1”之后，美国以反恐合作为名成功地在格鲁吉亚派驻了军事人员。美国同格鲁吉亚于2003年便签订了军事领域合作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可以在格领土上部署任何武器。而在2003年格鲁吉亚“颜色革命”浪潮中，也有美国的影子。此次上台的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曾在美国受过教育，他更积极奉行“亲美疏俄”政策，极力想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并执意加入北约。而美国表示坚决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目前正在努力尽快实施该计划。
　　　　　　格鲁吉亚之所以“疏俄亲美”，除了历史积怨外，也有制衡威胁的战略考量。一个国家面临的威胁主要源于敌国的实力、地缘的毗邻性和侵略意图。虽然美国与俄罗斯企图结盟（或控制）格鲁吉亚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谋求己国的国家利益，但在一些格鲁吉亚人看来，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俄罗斯和美国无疑都有对格鲁吉亚构成威胁的实力。但美国与格鲁吉亚相隔万里，谋求的很可能只是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最坏的情况就是战后扶持亲美政权，像在二战后的日本和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一样，而不大可能有直接侵占领土的欲望。领土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的根本，这比什么都重要。正如犹太人不惜几代浴血奋战也要建立以色列国，并极力维护其领土的完整一样。
　　　　　　一个国家如果企图扩张，首当其冲的往往是其周围领土。从莫斯科公国开始，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不断兼并周围领土的历史。它经过300多年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征服周边100多个弱小民族，到20世纪初已发展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的殖民帝国。苏联时期更是变本加厉，除了强行并入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外，还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格鲁吉亚与俄罗斯近在咫尺，对它的兼并历史和大国沙文主义心有余悸。特别是近段时间来，普京及其继承人推行的大俄罗斯强国方略，让格鲁吉亚如芒在背，强烈地感觉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弱国制衡威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与强敌的强敌结盟。目前美国无疑是俄罗斯最强有力的对手。与美国结盟就成了格鲁吉亚用来制衡俄罗斯威胁的最佳选择。以前格鲁吉亚因与俄罗斯藕断丝连，而在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态度模糊，俄罗斯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则很可能把格鲁吉亚推入北约的怀抱，格加入北约只是时间问题。从今后较长时期看，格鲁吉亚彻底决裂俄罗斯，倒向美欧西方阵营已不可避免。
　　　　　　
　　　　　　（2008年8月20日于长沙）
　　　　　　
　　　　　　
　　　　　　
　　　　　　
　　　　　　
　　　　　　
　　　　　　]]> 2008-8-19 14:51:00(0) <![CDATA[姗姗来迟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苏露锋 2008-7-19星期六(Satur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4610778&idWriter=0&Key=0 　　
　　
　　
　　又到周末，终于可以读《极权主义的起源》（2008年6月三联出版）了。此书已买了一周，且盼望已久，但因手头《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没读完，就一直忍着。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她的名字在中国思想界耳熟能详，但其代表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文版却一直没能在内地问世，虽然听说有不少学者作了翻译。它的出版，对无缘于外文版和台湾版的内地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大好事。还没来得及细看，不知是不是作了删减。不过关于斯大林主义的部分还在。
　　虽然对汉娜、阿伦特仰慕已久，但因见不着《极权主义的起源》，只能从已在内地出版的她的其他著作，和关于她的研究著述中了解她的思想。她的著作《论革命》（凤凰出版2007年3月）是作者基于在美国的生活经历的产物，主题是政治自由和追求人的尊严的勇气。阿伦特的老师、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极权主义的起源》。听说此书在原本基础上作了删减，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我没见过完整本，不知真假。但此书确实没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她所生活时代的重要现象，汉娜、阿伦特在此类著作中是应该论及的。就像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不能回避斯大林主义一样。
　　台湾学者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新星2006年3月）是华文世界中第一本系统诠释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专著，而加拿大学者菲利普、汉森《历史、政治与公民权》（江苏人民2004年5月）对阿伦特在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了公允、适时的重新评价。这两本虽是学术著作，但文字好读，不像阿伦特有的著作那样艰涩，这可能与翻译有关。
　　作为极权主义的顽强反抗者哈维尔的异域知音------崔卫平，对阿伦特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建立在她对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实验基地-----东欧政治社会的深刻研究之上。她在文集《积极生活》（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10月版）中关于阿伦特的文字，虽只是几篇短短的随笔，但她以优美的文笔，展现了阿伦特思想和心灵的独特魅力。
　　
　　
　　
　　
　　]]> 2008-7-19 23:26:00(0) <![CDATA[近日读书]]> 苏露锋 2008-7-18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14597633&idWriter=0&Key=0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同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格局。近段因集中精力读些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理论书，有些时日没写博了，有点文章也懒得贴上去。
　　《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权力与相互依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大旗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里到核时代》、《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核战略的演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冲突的战略》、《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国家间政治》、《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等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著,不得不一一细读,花去大量业余时间。
　　中饭后逛附近旧书店，花30元购书三本:《武士道-----日本民族精神的哲学阐释》（[日]新渡户稻造著，群言出版社2006年5月）、《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郑欣著，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4月）、《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马珩、马大正著，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9月）
　　原来有本《武士道》，商务版的，搬家时弄没了。这次虽不太满意出版社，但书中有中英文对照，可用来学习英语，就买了。以前读过一些关于日本的书，印象深的有：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政治思想史家松本三之介的《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蒋介石时代的理论权威戴季陶的《日本论》。
　　《飘落异域的民族》可以帮助了解蒙古族的历史。近来国内民族问题上有些热闹，西藏、新疆……前不久买了《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直云边吉/著，海南出版社1997年），写得一般，价值不大，随便翻翻就放入了书架。民族问题乃国之大事，事关“国家性”,一直以来比较关注。《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浙江人民,2008年1月)重点论述了民族问题对民主转型的作用(主要是消极方面的),观点深刻而独到。
　　　　]]> 2008-7-18 14:44:00(0) <![CDATA[苏联的"三垄断"制度]]> 苏露锋 2006-10-26星期四(Thursday)多云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7195525&idWriter=0&Key=0 　　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一次谈话中坦诚地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
　　
　　斯大林主义的最危险的表现之一恰恰在于经过长达几十年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企图使人民丧失思想能力,依靠无情的镇压和无所不在的宣传把人民变成极权主义的国家机器上的没有思想的螺丝钉.
　　库西宁曾在苏共中央1964年2月全会上说:"(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是在个人迷信的阴影下没有开放的花朵".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 2006-10-26 13:35:00(0) <![CDATA[关于”历史周期律”]]> 苏露锋 2006-10-23星期一(Mon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7162147&idWriter=0&Key=0 　　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封信
　　xs:
　　大作已经拜读.你将中国历史的兴衰和命运提纲挈领为两大”历史周期律”,可谓举重若轻,深得历史真义.以前所言”历史周期律”,多指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政权更替和朝代兴亡问题,,即你指的第二种”历史周期律”.我们虽然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提出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耳熟能详,但将涉及国家的统一和分裂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即你指的第二种”历史周期律”),正式与黄炎培先生所提出的”历史周期律”并列为两大”历史周期律”则是你的洞见.
　　在大作中,你详细论述了第二种”历史周期律”的主要特点,发生的内因和外因, 尤其是”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选择---建立民主执政模式”,莫不给人以深刻启示.
　　大作虽然正式提出两大”历史周期律”,但只对第二种”历史周期律”进行了论述,而对第一个”历史周期律”即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没有详谈,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如果能在详细论述两大”历史周期律”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这样或许会使文章内容更厚重,更具创见性?
　　窃以为它们应该是有内在联系的.如国家的统一和分裂问题关系到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政权更替和朝代兴亡问题则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统治者与民众的权力分配;,归根到底都是权力的分配和制衡问题.解决第一种”历史周期律”的有联邦制\邦联制等模式,而这些模式是与民主制度紧密相连的. 解决第二种”历史周期律”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民主制度,关于这点你已作论述.当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不止这些, 我没作深入研究,这只是我粗浅的看法.
　　文章第三部分提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跳出了’历史周期律’”也颇有新意,但论述不够充分,显得单薄. 另外,<<新华文摘>>2006年第18期有篇<<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对第二种”历史周期律”有较详细的论述,可参考.
　　
　　]]> 2006-10-23 16:52:00(0) <![CDATA[日本政治文化之独特]]> 苏露锋 2006-10-16星期一(Monday)多云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7095861&idWriter=0&Key=0 　　日本政治文化之独特
　　
　　日本政治文化之独特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近日读<<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才豁然开朗.此书作者松本三之介是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专家.在书中,作者对近代日本实现民主国家的思想及其构成,进行了具体分析.
　　在日本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变革,一是”大化改新”,是对中国唐朝文化的吸收,谓之”唐化”;二是”明治维新”,谓之”欧化”,是与西方文化冲突,融合;三是”战后民主改革”,可以称之为”民主化”.,是”欧化”的深入,是日本的现代化. 作者认为,明治时代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它承上启下,使得这一代的精神结构,几乎蕴涵了现代日本人精神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并非战胜国强制推行的舶来品,而是明治精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也持这种观点:”美国所做不到的----没有一个外国能够做到----是用命令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
　　明治精神结构,可以说是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日本近代化过程的轨迹是一椭圆,它围绕国家主义和欧化主义这两个中心做向心运动.国家主义根柢于儒家精神,欧化主义则与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但它却启迪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明治维时期的思想家们将这些对立的主义融为一体,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统一的精神结构,并推动它们向极端发展.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主义导致军国化,欧化主义导致全盘西化.作者站在当代市民社会的立场,对此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反思,为我们今天认识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提供了一面历史的镜子.
　　]]> 2006-10-16 23:38:00(0) <![CDATA[戈尔巴乔夫为何反悔改革？]]> 苏露锋 2006-6-30星期五(Friday)晴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209237&PostID=5873896&idWriter=0&Key=0 　　戈尔巴乔夫为何反悔改革？
　　
　　苏露锋
　　
　　75岁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再次成为国际热点人物，是因为他近日断然否定了自己亲手推动的苏联政治改革。他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戈尔巴乔夫强调，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戈尔巴乔夫在此番言论中所表现出来的短视，与他当年推动苏联政改的胆识和勇气一样令人震惊。
　　戈尔巴乔夫刚上任苏共总书记时，面对的是一片被极权主义的暴虐专政烧焦了的土地：长期的经济凋敝和社会萧条，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知识界万马齐喑，整个国家暮气沉沉，完全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戈尔巴乔夫目光如烛，深刻地洞察到体制上的弊端，他主政后，石破天惊，对苏联旧政体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惊人胆识和巨大勇气令几个碌碌无为的前任暗然失色。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改革者，为何今日竟说出了“不要搞民主化”这一有悖世界文明主流的谬论？其实，我们只要将审视的触须深延到戈尔巴乔夫当年推动政改的真正动机和目的，答案就会昭然若揭。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作用问题，除了他自己前后矛盾的自我定位，不论政治界还是学术界也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走向文明社会的引路人；另一种则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颠覆社会主义、葬送苏共和苏联的叛徒。持后一种观点的以前苏联高官及其利益代言人为代表。如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认为，改革已成为大大小小背叛行为的历史。克留奇科夫更是在《个人档案》中指出，是戈尔巴乔夫从内部瓦解了党。事实上，改革就是“党的领导人在反对党，苏联总统要搞跨苏联”。
　　一些人否定苏联改革的主要根据是，改革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失去了政权，社会主义实践遭到失败。对改革的褒贬往往是基于不同的政治逻辑和价值立场。从苏共失去了政权而得出苏联改革失败的结论，依凭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这一套传统政治逻辑。认为苏联是苏共打下的“江山”，理应由苏共坐享万年。任何改革只要危及苏共的政治垄断，便是十足的背叛。但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某一个人、某一个集团、某一个政党、某一个阶层的利害得失，而是要看改革是否有利于增进全民的福祉。在“江山理论”这一与现代民主政治完全背离的强权逻辑的背后，往往是既得利益者赤裸裸的利害计算。事实上，当时的苏联共产党，已经丧失了革命时代所具有的先进性和民众利益的广泛代表性，堕落成了唯利是图的特权阶层。所谓苏共的“江山”-----苏联，不过是这些特权阶层享受腐化生活的“自由王国”。苏共失去“江山”，一些人失去了享受特权的制度保障，骂戈尔巴乔夫是叛徒也就不足为奇了。
　　戈尔巴乔夫本人反悔改革的主要理论根据也是所谓的“江山理论”，这与他当年推动改革的真正动机和目的是一脉相承的。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强调改革应遵循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而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说穿了就是为了维护苏共的一党专制。虽然他的改革最后导致苏共失去了政权，与他挽救苏共的初衷背道而驰，但这是他推行政治公开化的必然的逻辑结果，而不是他的主观意愿。除政治公开化是戈尔巴乔夫主动推行的外，后来的放开言论和放开党禁等，大多是迫于政治公开化而形成的各方压力特别是民间压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一步步推行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国家的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贫富悬殊，官员腐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也自然成了一些人责难改革和戈尔巴乔夫反悔的最“有力”的现实依据。然而，国家的根本是政治制度，衡量改革是否成功，不是看一时之得失，而是要看改革是否对国家建立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具有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历经改革的阵痛，目前俄罗斯等大多数原苏联加盟国家已经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些人对改革带来的暂时困难紧咬不放，而对民主制度的建设成就却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言，这要么是出于对世界文明主流和历史大势的无知和短视，要么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别有用心。
　　
　　（2006年5月16日）
　　
　　
　　
　　]]> 2006-6-30 15:48:00(0)